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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收藏

    更新时间：2009-11-17

    南唐学术盛行，士人们为学，兼览释道书，通禅寂虚无之理。他们讲经能够肆口成言，而不敷衍注疏，读书则博览古今。一时人才之盛，甲于天下。与文化发展相并行的是南唐的雕版印刷技术也发展较快，刻印了《史通》、《玉台新咏》等书，这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南唐的藏书丰富。宋初国家藏书才万余卷，南唐藏书达到了十余万卷，而且经过了精心的校对，史家以“鲁之存周礼”来称誉南唐。

    南唐国主都喜爱图书文献、古玩雅好的收藏，李煜是一位身体力行于文献收藏的君主，在图书文献的收藏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大书。特重点探讨。

    （一）南唐所在时代的出版环境

    五代在中国图书印刷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时代虽短，但中原五朝继唐遗制，对文化事业非但没有重大破坏，相反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冯道刻《九经》。据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宋]《五代会要》卷8，中华书局1985年版。冯道，五代景威(今河北沧州相国庄)人，冯道刻《九经》，为中国监本之始，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功不可没。由国子监任其事“官刻”由此滥筋，版本学上的“监本”一语，也缘此产生。

    在江南一带，搜求文献、刻印书籍也蔚然成风。

    吴越崇佛，国主钱弘俶不惜人力物力，刻印了《宝箧印经》。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干德三年(965)。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实为珍贵。仅见的三次记载，就逾

    25万卷。

    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夕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小国，聚藏图书，十分盈富。这一切都为李煜读书、求书、藏书创造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用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代时期私人刻书最著名的人是毋昭裔，毋青年时，社会上书籍的流传，主要是抄写，由于手写费时费工，一部书复本少，成本高，要得到一部书很不容易。毋曾向朋友借《文选》，遭到拒绝。后来做了后蜀宰相，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雕版印刷。毋昭裔因为刻书而“家累千金，子孙禄食”，[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1，《总论刻书之益》，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是中国历史上靠出版“致富”的第一人。

    （二）南唐的收藏之路

    施沁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载文《李煜与南唐文献》，对李煜的收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兹引部分于后：《金华子杂编》云：高皇（李昪）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之人，虽系贫寒人家必以好言借抄；有献书者，虽所献书籍平常，亦予以丰厚答谢。是时有仿王羲之书一轴来献者，因偿缯帛十余万。李昪确以极大的热忱广泛收集文献、图籍、书画、古玩，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早在节度金陵时就创立建业书房，藏书三千多卷，由此六籍臻备，诸史条集。李煜藏书的主要范围：

    1、文字文献。马氏《南唐书》载：“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宋]马令：《南唐书》卷6，中华书局1985年版，墨海金壶本。

    南朝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一书，不少篇是在收集先奏诸子、六朝名家的思想上的基础上加上萧绎本人的解释而撰成，弥足珍贵，被李煜搜求到并珍藏于建业文房。为此，他还百感交集，写下了《题金楼子后并序》，序曰：梁元帝谓：王仲宣昔在荆州，着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慨之：“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于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全唐诗》卷8，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诗》在篇后补：“枫窗小牍云，此诗同书藏内库，今朝误作金朝，徽庙恶而抹之，后竟如谶入金。”

    该诗对梁元帝在西魏兵临城下之际，将江陵宫中所藏之图籍付之一炬之事，表示了极大的痛惜和悲慨。

    说起李煜对文献的收藏，离不开自幼熟读诗书，酷好文辞，多所述作。马令《南唐书》说他“着杂说百篇，时人以为可继典论。”《徐公文集》称他在国步中艰以后，有御制杂说演乐记、论享国延促、论古今淳薄、论儒术等作，“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义既广，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宋]《徐公文集》，清影宋刻本。可惜他的这些煜煜大札连同他的无数藏书，都散佚殆尽了。他还“有诗一卷”，也失落无数。《全唐诗》中仅存十八首及断句十六件。

    2、书画艺术。除了收藏书籍，李煜还致力于收藏书画真品，每闻知有这类墨宝的所在，他总是不惜重金，千方百计地悬赏、寻求。他特别欣赏的钟繇、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南唐宫中所收藏的历代墨迹中，就数钟繇、王羲之的最多。陈彭年就称:“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他十分珍惜书画真迹。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赏鉴。今内府所有图轴暨人家所得书画，多有印篆，曰“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御书印”；或亲题画人姓名，或有押字，或为歌诗杂言。又有织成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墨锦褾饰，提头多用织成绦带，签贴多用黄经纸，背后多书监装背人姓名及所较品第。”最后交给后宫保仪、一位妙于书札的才女黄氏来统一收藏和保管。

    李煜还令翰林学士徐铉将内府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名家的墨迹编次摹勒精拓，所有拓本命名为《升元法帖》。从南唐独创并盛名于世的廷珪墨、澄心堂纸看，此拓本必定极为精美，无论淡拓、浓拓、蝉翼拓诸法，都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惜，这些拓本早已不传于世了。

    宋人邵博说，他曾搜求到南唐建业文房藏书《阁中集》，见该书第九十一卷的《画目》中，记有上品99种，中品33种，下品139种。其中有贵重名画《江乡春夏景山水》、《山行摘瓜图》、《蕃王放簇帐》、《卢思道朔方行》、《月令风俗图》、《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猫》等。仅据《邵氏闻见后录》即可见一斑，亦可想见其当初广求之不易。[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阁中集》究竟有几卷，已无可寻，已知的九十一卷中，其余各卷的上、中、下品品目究竟怎样，也不可知。但从这仅存的一卷中，却可知当年建业文房收藏图籍文献的盛况。怪不得人们要称李煜“收藏之富、笔砚之精，冠绝一时”。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李煜对书画名作收藏的兴趣，得益于对书画的钟爱。徐弦在《骑省集》二十九《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中说。他“洞晓音律，精别雅郑”，他工书、善画，尤精鉴赏。他对书法创作及鉴赏有很深的造诣。《清异录》云:“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又云:“后主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他不仅独创“金错刀”及“撮襟书”体，书学柳公权体也颇见功力。他曾传授发韧于卫铄、成就于钟繇、王羲之的“拨镫法”，并续羊欣的《笔陈图》。李煜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作有两篇专论书法的文章传世，一篇是《书述》，另一篇是《书评》。这两篇阐述书法和品评历代书法家书艺的作品，持论精当，文笔流畅，实为一代大才的佳作，堪称我国书法宝库的珍品。

    在《书述》中，他对累世相传的书法基本要领的归纳和披露，特别是关于书法风格因人的壮老而不同以及功用殊异的论述，更是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为历代书家所不企及。这对于弘扬我国的书法艺术，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在《书评》中，李煜又以一代书法大家高超的鉴赏力，对王羲之以后的几位书法名家逐一作了自视公允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唐代诸家当时均师“书圣”王羲之，且各有取舍地继承了王氏书法艺术某一方面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种溯源分流、切中肯萦的评析，表明李煜对书法一道功力深厚，书法理论造诣颇深，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书法评论家。

    李煜善画。沈括《梦溪笔谈》云:“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惟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言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米芾《画史》称李重光“花清丽可爱”:《太平清话》云“后主善墨竹”。《黄山谷集》云:“世传江南后主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钩勒，谓之铁钩锁。”[宋]黄庭坚.：《黄山谷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后主才识清赠，书画兼精夕尝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于花鸟、人物、山水均能精擅，于墨竹尤有独创。据《宣和画谱》载，当时御府就藏有李煜的九幅画，如“自在观音象”、“云龙风虎图”、“柘竹霜禽图”、“柘枝寒禽图”、“秋枝披霜图”、“写生鹤鹑图”及竹禽、棘雀、色竹图各一。对书画的独钟和较高的造诣，使他的收藏品味也更“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了。

    3、搜求曲谱。书画而外，李煜还着意搜求古今各类名家曲谱。盛唐时名噪天下的《霓裳羽衣曲》，“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来残谱流到南唐。马令《南唐书》记载:“唐之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催乱师旷，其音遂绝。后主独得其谱。”陆游的《南唐书·:后妃诸王列传》也记载了此事:“故盛唐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宋]）陆游：《南唐书》第16，《后妃诸王第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霓裳羽衣曲》世无谱，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载周后独能接谱求之。《霓裳羽衣曲》是礼赞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的太平法曲。自盛唐开始，流行于宫中。后来此曲步出京师帝室，流布四方，各地节镇也可排演。不幸“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的踏踏马蹄中，这支宫廷乐舞从此湮没。事实上，自文宗宣宗以后，晚唐时曾经演奏《霓裳羽衣曲》的记载，己然极少见了。在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诗句中，虽可发现“霓裳”一语，但多是对开元盛世之回忆时言及，或是单纯地以乐曲之名作比喻而已。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此曲几近绝响，乐谱也飘散损毁几无可寻。但李煜却“独得其谱”，足见其搜求之功。

    4、修整、校勘、编秩。李煜不仅搜寻珍藏裱装书籍曲谱等文献资料，而且还着力于修整、校勘、编秩，注重所藏文献的精到完备，与同时代的一些政权仅只注重收藏大不相同，这也使他高出了当时的文献收藏象之列，独具特色。更值得一书的是，他还曾努力补缀残缺曲谱，再现原曲完美的魅力。他并不以收藏珍贵的《霓裳羽衣曲》残谱为满足，而是致力于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怎得几回闻”的大曲进行再度补缀、重现。他曾将残谱交给善弹琵琶的乐工曹生，令其补缺，可惜曹生按谱粗得其声，而未尽善。对艺术，一向要求颇严的李煜，遂又将残谱交给了他那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的昭惠国后周氏。周氏按谱寻声，变易讹谬，去繁定缺，“新音清越可听”，终于使残谱得到了较完关的重现。李煜的《玉楼春》词，便记载了他当时在宫中“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歌舞宴乐生活。

    5、刻书印书。不仅求书藏书，南唐自己也刻书印书。当时付梓印行的就有刘知几的《史通》、徐陵的《玉台新咏》等，且上面都盖有“建业文房”之大印。南唐成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印书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史称“文献之地”。“独以典籍自娱，未曾干预时政”的李煜，身体力行，为南唐文献的收藏、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北宋开宝七年（975），当宋兵兵临城下之时，李煜竟学梁元帝，令黄氏放火焚毁了内府图籍，使得所藏文籍及钟王字迹几乎全部化为灰烬。《江南别录》曾有记载:“城将陷，谓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黄氏皆焚，时乙亥岁十一月也。”李煜在《题:序》中所发的激愤语夕竟成了对白己绝妙的讽刺。

    施沁认为，《江南别录》所称之“皆焚”图籍，恐不足信。北宋平江南后，大将曹彬舟载船装，掠走了南唐的许多藏书。李煜幽囚汴京时，宋太宗赵光义曾幸崇文院观书，并召李煜及南汉后主一同观书。太宗曾对后主说:“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7，《李煜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主顿首谢之。可见图籍并未毁尽，但焚后所剩的，都被北宋掳略一空。

    南唐所藏的文献图籍究竟有多少?史载:太祖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王应麟《玉海》称:“宋初凡得蜀书二万三千卷，江南书三万余卷”。马令《南唐书》则有宋初“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之说。这三万、十万之说，都是焚后所得，足见南唐藏书颇为丰厚，称为“文献之地”，当之无愧色也。而李煜以自己优秀的鉴赏力、独特的审美只眼、对文史、书法、绘画、音乐的造诣和创获，身体力行，着意提高了文献收藏的品味，又以帝王身份，召集和提携了一大批能工巧匠、艺术才人，功不可没。然而，当他在文献收藏上殊多建树时，却最终走上了国破家亡之路，令人可叹可悲。参见施沁：《李煜与南唐文献》，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第47-50页。

21章 中藤甲的创意来源—唐代的复合盔甲

    更新时间：2009-11-17

    唐玄宗天宝七年即公元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军队来到了西域，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tazik）展开了著名的怛逻斯战役。据《通鉴》卷216丞天宝十载条所记载，唐军“与大食相遇，相持五日……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将士相失……”这次战争的细节不会在本笔记中被提及，但战役却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间接影响了两个大国的历史。

    这个人的名字叫杜环（也作杜还），杜陵（今陕西西安、延安）人；牢记这个地名，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还将提到这里。杜环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在唐军中任辎重官，中校署丞，这是个从八品的小官儿；但大食军队却将他及其他几十个汉人拣选出来安置在康国，并安排懂得汉语的大食人跟随他们，原因很简单：这些人有的是造纸工、有的是金银匠，都掌握着大食人乃至欧洲人所不懂的技术。

    众所周知，世界上最先用植物纤维等造纸的人就是中国人，古代埃及人的纸草纸没有经过化学变化，质地脆弱，不能算做真正的纸；“造纸工业为中国之专利，自此（怛逻斯）役以後……此物一兴，遂使埃及之草纸及皮纸一概消灭……大地一切国家之人，昔利赖之。”（《西突厥史料》中译本页274）。我们后面提到的技术，也与造纸有关。

    杜环虽然不懂得造纸，也不会冶金，但他却懂得一项大食人梦寐以求的技术——同时也是他们的噩梦——希腊火。

    黑衣大食多次以占优的兵力进攻拜占庭人；然而却在最后关头被希腊火打得一败涂地。718年，拜占庭人使用希腊火对阿拉伯海军进行火攻，阿拉伯军队一共使用了2560艘船只，回到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却只剩下5艘。大食人从此对希腊火闻风丧胆，同时一直在想办法破解这种兵器。

    据当时受希腊火所伤的人所记述：“每当敌人用希腊火攻击我们，所做的事只有屈膝下跪，祈求上天的拯救。”希腊火的特点是：液态、易燃、一旦着火无法用水扑灭，越用水来浇火焰就会越大。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是因为里面含有石油的缘故。

    要说清楚杜环为什么懂希腊火，就得先从杜环的家乡说起。

    早在东汉时代，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就在《汉书地理志》里写道：“高奴县有洧水可燃。”汉高奴县在今陕西省延安东北，此处说的大约是水上有外溢石油漂浮，这说明杜环的家乡左近就有天然的石油。石油在宋朝沈括命名之前，也曾叫“石脂水”，因为有“遇水不灭”的特点，很早就被用于军事。

    在北周宣政元年，突厥军队进攻这里，当地军民使用“石脂水”烧毁了敌人的攻城器具，“以此油燃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敌人大骇，只好退兵。从这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石脂水和希腊火从原理上是差不多的。这种火浇水不仅不能熄灭，反而会使火势变得更大；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而且值得恐惧的。

    这一攻防战发生578年，到杜环的年代不过相差四代，在古老相传中杜环掌握了石脂水的配制技术，这是完全合理的。

    二、

    大食在偶然间发现杜环懂得火攻技术之后，如获至宝，马上将杜环带至报达，还派出当时阿拔斯王朝最好的化学家来跟他合作，研究如何对付希腊火。这个人就是被认为是阿拉伯“化学之父”的哈扬（jabiribnhayyan）。

    作为一个炼金术士，哈扬对炼制贵重金属似乎并不大热衷，却对化学机理非常有兴趣。我们今天在使用的一些化学术语比如“碱”，就是哈扬发明的。在一开始的语言不通问题渐渐解决之后，哈扬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中国人对希腊火原理的描述是正确的，他将是仿制乃至对抗希腊火的重要资源。

    制造船只的木料、士兵们穿着的布料都易燃，在中东干燥的天气下尤其如此；要想对抗希腊火，得先有防火、阻燃的材料才行，哈扬在这方面一筹莫展时，杜环给他谈起了唐朝家乡古老相传的一种偏方防火阻燃剂：以淀粉为原料，通过氧化制成淀粉胶粘剂之后，加入天然树脂。经试验，确实能够起到阻燃、防火的作用，哈扬大喜过望，将这一发现原原本本地收录在了自己的著作《王国之书》，此书后来被译为拉丁语、英语，在欧洲广为流传，至今仍有残本。

    形成的胶糊状流体拿来涂抹在布料上，可是干凝之后就浆硬了，一动就会产生大量裂缝。这时聪明的哈扬想到了刚刚在大食推广的中国人的另外一项技术：造纸。中国纸比布料更轻薄，如果用纸做成防火阻燃的甲胄，效果会怎么样呢？

    公元757年，也就是杜环在大食的第六个年头，哈扬对这种用中国技术制造的防火纸甲进行了真人试验，结果很不理想；虽然穿着纸甲的士兵短时间内确实并没有被灼伤，可是纸甲无法隔绝高温，600～700摄氏度的高温很快让大食士兵身上严重烫伤，惨不忍睹。

    哈扬和杜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防火之后的隔热，怎么完成？杜环等中国人无意中提到的一种东西，却让哈扬茅塞顿开，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因为杜环等中国工匠所说的是唐朝非常罕见的“火浣布”，而这种东西在西域，却轻易就可以得到。

    火浣布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神奇布料，《列子汤问》说“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说洗其他的布要用水，洗它却要用火，火浣布从火里出来之后一抖，洁白得像雪一样。这种布料产于西域，中土人所见甚少，大食人却知道，这种东西叫石棉，在中亚以及阿拉伯地区都有天然出产，只是以前却不知道它能够用来隔热而已。

    哈扬马上命人开始收集石棉，这种东西防火性一般且笨重；但隔热性能却很出众。在哈扬和杜环的监督下，石棉被制成薄层，并被安装在防火纸甲的内里。再次进行的试验表明，这种纸甲确实不仅能短期防火，而且可以良好隔热；在攻城或海战中，它能够争取到的短短几分种时间已经足够扭转败局，况且对士气的鼓舞也非常大。

    杜环详细记录了这种复合甲胄的制造办法，并起了个中国名字，叫“辟火版”。

    辟火版既然已经研制成功，唯一需要做的似乎就是简化工艺，并大批量生产装备给大食的士兵们；然而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

大唐逸闻

    更新时间：2009-11-17

    （一）奇幻的安禄山

    大唐的辉煌，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各位蕃将，《新唐书》特立“诸夷蕃将列传”一卷记载这些将士的军功战绩。怎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唐辉煌的终结，很大程度上也归结于一个叫安禄山的蕃将身上。

    安禄山小名叫“轧辇山”，据说突厥语的意思是“战神”。这位安禄山早年时是一员勇将，《新唐书.逆臣列传》将他列为头号“功臣”，记载他曾经以五骑擒捉契丹数十人，当时的安禄山还称得起“伟而皙”，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考虑到他的混血，（父亲是目前中亚地区的人，母亲是突厥人）这也不足为奇，中年以后安禄山日渐发福，中年发胖，这本是寻常的身体变化，但安禄山却胖得有些出奇。

    《新唐书》记载他的腹部庞大得快要挨上自己的膝盖，每次入朝时途中都必须要换马，而且马匹都是要能负重奔驰的好马，否则马匹就要承载不起，仆倒在地。

    这一切都还算情理之中，毕竟每个人都有胖的权力，但《新唐书》描述胖成这样的安禄山居然能跳“胡旋舞”，这就有些奇幻色彩了。《乐府杂录》记载这种舞蹈的范围限于一条小圆毯上，舞蹈者纵横腾跃，两足终不离开圆毯之上，《新唐书礼乐志十七》记载这种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皮肤白皙，肚子垂到膝盖上方，能压死马的大胖子在一个仅能容足的小圆毯上，面对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爱妃杨玉环，飞快地旋转他的胖肚子……

    大唐的皇帝还喜欢拿这个肚子打趣，问他：“肚子这么大，里面装了些什么呀？”

    白白胖胖的安禄山回答：“里面什么也没有，就是装了一颗赤心。”

    于是皇上大悦。

    历史上不少人借此来批判这家伙面憨心奸，见风使舵，包藏祸心。

    平心而论，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绝大部分人肚子里装的都是赤心，五颜六色的心脏怎么说也是稀罕物，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任人不明的板子无论如何要先打在李隆基自己身上。

    当时虽然没有专业的绯闻炒作，但对于宫廷见的风流韵事，坊间却也是十分关心的，也不知怎么着便把安禄山和杨贵妃编派到了一起，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有人钻到安禄山的胖肚子里亲眼看到了他的那颗赤心上刻着“亲爱的杨玉环，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似的。甚至于有些唐传奇将安禄山起兵造反的缘由归结于杨玉环，颇有“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架势，想想杨贵妃真是不容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虽然做女人难，做漂亮女人更难，做漂亮的名女人难上加难，不过六宫和六军的责任居然都要一个女人来承担，除了说明男人推卸责任和历史本身就是个奇幻故事外，似乎也再难说些别的了。

    宋代秦醇着传奇《骊山记》，载这位奇幻的安禄山一日喝高了，醉卧在明霞阁下，突然变身了，（或者基因突变了？）反正头上出角、身上长麟，宫人急急忙忙报告皇帝：“安禄山变龙了！”估计唐明皇当时捉摸着：“我都还没变呢怎么就轮到他了呢?”于是急急忙忙来看，看完后作为一个古代的奇幻生物专家（事实上聪明莫过天子，他就是说煤是黑的也一定有人说对），明皇立刻下了专家鉴定结论：“不用怕，这是条猪龙。”

    事后贵妃问起此事，唐明皇从“生物学”的角度很好地给予了解释：真龙角长鬃密、腹紧尾倍（尾巴长度超过身体一倍或数倍）、目深鼻高、麟厚爪长、朱目血舌（别误会，这一定不是色素沉淀）……而安禄山这条龙腹大尾赤、麟薄爪秃、鬃疏角短……总之，属于伪劣产品，估计拿不到真龙文凭，自然是坐不了江山的。

    当然这个故事是传奇家语，不能当真，但杜甫的一首诗倒是可以当作诗史来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一个会跳舞的奇幻胖子，带给大唐的变乱，却一点都不奇幻。

    （二）奇幻的“昆仑奴”

    大唐国力强盛，便有许多外籍仆人来唐朝充当劳力，当然，其中既有自愿的，又有被迫的。在这些外籍劳力中，“昆仑奴”的奇幻色彩最浓。

    关于昆仑奴的身份、由来，史学家多有考证，史书也颇多记载，宋朝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卷三》记载得颇为详尽，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高耳。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热铜铁与之食。土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

    在这篇记叙中，不论作者是道听途说、还是信口开河、或者是因袭古人，我们都看到了字里行间汪洋恣肆的想象力：遮天蔽日的大鹏，一截羽毛的翎管竟然可以当作水桶；食火吞铁的骆驼鹤、黑肤拳发的昆仑奴——这些文字即便与想象奇幻著称于世的《天方夜谭》相较，也毫不逊色。

    唐代传奇大家裴铏在《昆仑奴》中塑造了一个杰出的昆仑奴形象：昆仑奴磨勒的主人，一个姓崔的小子看中了一个一品大官家的歌姬，得了相思病，有色心没色胆，天天窝在家里郁闷，昆仑奴得知了他的心事，自高奋勇替主分忧。大官宅前有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面对这样奇幻的犬，昆仑奴毫不畏惧，用链锥挝杀，当然杀狗的时候肯定没唱“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

    杀了狗后，昆仑奴驼着崔生翻入高墙，一对有情人互诉衷肠后“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

    这位昆仑奴背着歌姬的妆奁往复多次，随后又背着两个人跃出高墙十余重，阖府卫兵竟然没有一个察觉，他不是轻功盖世，就是精通法术，骑扫帚的可能性不大。

    谁知后来东窗事发，姓崔的那小子太不仗义，在大官面前将前因后果全招了，于是这位一品老爷气势汹汹地调来了五十个甲士捉拿磨勒。昆仑奴“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大意是昆仑奴拿着匕首，身形象雄鹰一样飞出高墙，任凭箭雨如注，难伤他分毫，十余年后崔家还有人看见他在洛阳卖药，容貌如旧——可见他非但身负绝技，而且驻颜有数，可能要天长地久地活下去了。

    文中的这位“一品”据史学家考证，便是剿灭前文那位奇幻胖子的兴唐名将：郭子仪。

    《新唐书.郭子仪列传》载郭子仪曾在万马军中，脱铠免胄，帅数十骑入敌阵，面见回纥首领，侃侃而谈，将一场刀兵，消弭于无行，他一生戎马，高寿善终，本身便是一个传奇人物，传奇家以他为原型塑造大官的形象，反衬出昆仑奴的心智胆略，相形之下，昆仑奴的主人崔生更显得胆小怕事，毫无风骨，在昆仑奴这个外邦的“奴仆”面前，相形见绌。

    另一个著名的昆仑奴形象来自于唐代袁郊所著的传奇，《陶岘》：

    陶岘是陶渊明的孙子，闻名朝廷，也算是一个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名士，酷爱山水，身边常带着一柄二尺古剑、直径四寸的玉环与一个善水勇捷的昆仑奴摩诃，陶先生将这三样东西称为自己的三宝。每游历到水色秀美之处时就将玉环和古剑投入水中，让昆仑奴下水去取，作为一种娱乐。谁知一次过巢湖的时候，摩诃下水去取环、剑，结果被水中毒蛇咬伤，削去了一指。

    这位陶先生还不吸取教训，在经过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时发觉江水发黑不流，他明知水下有怪物，依旧将玉环和古剑投入水中，让昆仑奴去取，谁知水下竟然是一条两丈长龙，摩诃不敌，上船来禀告，这位名士尽然对昆仑奴说：“三宝已失其二，留着你一个也没什么用，还是勉力下去帮我把玉环和古剑捞上来。”

    结果昆仑奴被逼无奈，“被发大呼，目眦流血”复入黑江，在与巨龙的搏斗中不幸身亡。

    陶岘所为，大失先祖“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气度，与“仁者爱人”的标准更是差之千里，而这个善水勇猛的昆仑奴，却是勇捷非常，忠心耿耿，令人扼腕。踱走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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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奇幻的胡商

    说过了唐代的外籍仆人，来说说唐代的外籍商人。

    安禄山是个胡人，由于大唐疆域辽阔，中西文化交流频繁，长安城更是五方杂处，“胡人”这一概念便也显得比较宽泛，甚至远至大秦（东罗马）等处来的人，也可称之为胡人。胡人的身份也多种多样，有蕃将、画家、伶人、僧侣、商人、译语人（翻译）、文官、医官、乐人、术人（不是法师……玄奘大师出长安时有一个术士何仲达，占卜告诉大师，西去的坐骑要是匹“瘦老赤马、漆鞍桥前有铁”，后果应其言，此类人颇似预言家和占卜师。）

    这些胡人中，胡商的故事，也多与奇珍异宝有关，其中一些胡商与珍珠的故事颇富有奇幻色彩，《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许多胡商的故事，试举几例：

    “武则天时，西蕃某国献给她毗娄博义天王的下颔骨和辟支佛的舌头，并有青泥珠一枚。武则天将下颔骨和舌头悬挂起来让百姓看。下颔骨很大，像一把小交椅；舌头是青色的，大如牛舌头；珠子像拇指那么大，微微发青。武则天不知青泥珠的珍贵，把它送给了西明寺的和尚。和尚把这颗珠子装在金刚的脑门儿上。后来和尚讲经，有一个前来听讲的胡人见了这颗珠子就目不转睛地看。十几天里，他总在珠下凝视，心并不用在听讲上。和尚心里明白，于是向胡人问道：“施主想要买这颗宝珠吗？”胡人说：“如果一定能卖，我保证出重价。”和尚最初的要价是一千贯，渐渐涨到一万贯，胡人全都答允。于是以十万贯成交。胡人买到此珠后剖开腿上的肉，把珠子纳入其中，然后回国。和尚不久就把这事向武则天禀奏了。武则天下令寻找这个胡人。几天之后，使者找到了那胡人，问他宝珠在什么地方，他说已经把宝珠吞到肚子里了。使者要剖开他的肚子检验，他没办法，只好从腿肉中取出宝珠来。（这属于一个比一个狠……）武则天召见那胡人，问道：“你花重价买这珠子，要用它干什么呢？”胡人说：“西蕃某国有个青泥泊，泊中有许多珍珠宝贝。但是淤泥很深，无法将珍宝弄上来。如果把这颗青泥珠投到泊中，淤泥就会变成水，那些宝贝便可以得到了。”武则天于是拿青泥珠当宝贝。直到唐玄宗时，这珠还在。”（《太平广记卷四百零二宝三》出自《广异记》）

    从这个故事中一方面可以说明则天朝释教兴盛，一方面也可以见识到胡商识宝重宝，当然那颗神奇的青泥珠子到底有没有净化淤泥的环保作用，那就不得而知了，当时若是有科幻小说这一门类，这个故事倒是可以算是一个，不过估计只能算是软科幻、轻小说一类。

    另一个有关胡人与珍珠的故事是这样的：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注：相当于客栈），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其大*，捧珠而去。”（出处同上）

    这两个胡人运气都不太好，好不容易都把宝珠藏在肉里了，结果一个被人皇重新要了回去，一个被海神夺了回去，白白地受了些皮肉之苦，空欢喜一场。但唐朝的胡商中藏龙卧虎，可不光是这些时运不济之人，唐代的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张读曾写过一篇《陆颙》（出自《宣室志》），梗概如下：

    话说长安城东有个叫陆颙的，从小就喜欢吃面，越吃还越瘦。这位结实了一群胡人，其中一个倒是懂医学，告诉陆颙：“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耳。”当时虽然没有“生化危机”、“异形”这种说法，但肚子里有虫自然也是要吃药的。陆先生吃了胡商给的药丸，“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大喜，告诉陆先生这青蛙虫是天下至宝，“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结，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大意是这虫子是由天地元气凝结而成的，之所以爱吃面，是因为制作面食的麦子秋天播种，夏天结穗收获，（那些改良品种不在其内……）一年四季的天地之气全都经历过了，（大概就像花果山那块石头受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突然就变猴子了；补天石经历了人间风月突然间就开口说《红楼梦》是一个道理……）所以很符合这虫子的胃口。天地间所有的宝物都是天地元气凝结而成的，而这虫子是宝中之宝，有了这个总根，就不怕得不到别的宝物——所以说世上什么最难得？人才啊，消面虫固然罕有，但能透过肚子看到虫子的胡商那更是罕有。

    胡商得了这虫子后来到海上，“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用银鼎连烧了这虫子七天，这宝物的大老板消面虫有难，下面的雇员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先是来了个童子，捧了一盘径寸珠出来（瞧瞧……人家一送就是一盘，上面那个老兄好不容易得了一颗，还被海神抢去了），结果胡人看不上眼，把送宝的童子骂出去了。随后来了一个漂亮的玉女妹妹，送的珠子也不合胡商意，最后来了个仙人，送来了一颗直径三寸的宝珠，商人这才作罢，收下了宝珠，停止烤虫。

    等歇了火以后那条烧了七天的虫子依旧活蹦乱跳，毫发无伤，看来胡商以后如果没钱，只要招呼一声：“来人，烤青蛙。”就万事大吉了。

    故事到此还没完，那个胡人“吞其珠，谓颙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颙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十步，鳞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龙宫，入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获甚多。”

    原来仙人这颗宝珠竟然是避水珠，胡商吞下去以后（他也不怕胃结石）带着陆先生直奔龙宫、蛟人宫室，拿了无数金银财宝，陆先生从中分了一杯羹后做起了国际贸易，在南越贩卖，“货于南越，获金千镒”，不再出仕，一生荣华富贵，逍遥自在。

    以上这些神奇瑰丽的大唐故事或见于正史、或见于笔记，或见于唐宋传奇集，如大唐一般兼收并蓄，异国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胡商，无不想象奇幻，汪洋恣肆，神、龙、仙、人，俱现笔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不过我们继承得太少，遗忘得却太快。

李煜和南唐社会的命运

    更新时间：2009-11-17

    李煜与南唐社会命运

    李煜是李璟的第六子，出生南唐皇宫，自小心灵聪颖，体态俊美，深得皇宫亲眷、宫人爱宠。青少年时代度过一段靡华豪奢的享乐生活，且看其宫中摆设：“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玳瑁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佚名：《五国故事》卷上，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日锦泪天。”〔宋〕陶榖：《清异录》，《说郛》卷61，中国书店1986版。后代在对李煜的记录时也多讲其“性骄侈、好声色”。李煜本与王位无缘，但李璟晚年南唐宫廷内部的一场变故，却将这个“生于宫廷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王国维：《人间词话》，引自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版，第4242页。

    这位生长于帝王之家、过着钟鸣鼎食生活的后主，书、画、诗、文、词、音乐、佛学样样精通，尤以灿烂的词章彪炳词坛。他购藏锺王真迹至多，得笔于柳公权，特为遒劲。所为“书评”，称欧虞褚薛、李、颜诸家，各得右军之一体，尤称特识。他善写墨竹，尤工翎毛，凡署“锺隐笔”者，皆其自画。锺隐即其别唬“锺峰隐居”之省称。其诗颇饶情韵，全唐诗录十八首。文笃好文学。末嗣位时，开崇文馆。即位后，置澄心堂，多引能文之士。所为文集凡三十卷，惜今不传。词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据有江南，寄情声色，笔意自成馨逸，能于花间集外，自立一格，亦时有放逸之致。后期则为归宋二三年间，名虽封侯，实为俘虏，题材加广，感慨益深，喜用赋体，工于白描，而文外曲致，翫之弥远。谭复堂称其“雄奇幽怨，妙兼二难”，遂为百世不眺之祖。对于音乐，徐铉称其洞晓音律，精别雅郑，穷先王制作之意，审风俗淳薄之原，为文谕之，以续乐记。喜研佛学内典，崇修佛寺，尝改宝公院为开喜道场，围城之时为近臣所蔽，犹听沙门德明讲楞严经。另著杂说百篇，多所称引，时人以为可继曹丕典论，今皆一传。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道：“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我国文学史尊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而称赞李煜为词魂，应为中肯之论。

    对李煜评论，长期以贬居多，有人认为他虽承统即位却拙于治国，荒淫酒色自亡其国。清代袁牧《随园诗话补遗》则引郭麐《南唐杂咏》云:“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几乎一直左右着史界的评论。在某网站博客上，一则短文里的评价文字写得昪常绚丽精彩：

    本以为你会走进百姓，仁政惠民，谁想你停留在征歌逐舞：“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本以为你会走进士兵，患难同共，谁想你停留在幽欢密会：“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本以为你会走进文武，殚精国事，谁想你停留在相思别离：“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终于兵临城下，四面悲歌，举手间君王阶下囚。只剩下让人心惊的“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只剩下让人痛楚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只剩下让人沉郁的“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只剩下让人肠断的“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李煜走出励精图治的江山，停留在纸醉金迷的深宫，于是绣口一吐，就是一个亡唐。（[url]/u/49d689ce010003zi[/url]）

    像此等认为李煜是荒淫酒色、懦弱无能、只懂屈辱伏降的昏君的文字，比比皆是。李煜作为一国之君，虽然没能逃脱亡国的命运，但这并不代表其昏庸无能，其在国家管理上的作为只是常常被其在文学上的辉煌所掩盖而已。此前，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对李煜做出了相反而中肯的评论，关立勋：《论李煜其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35-39页；许春在：《为李后主一辩》，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8卷第1期，第58-63页；赵梦昭：《文德君王—李后主新评》，载《湖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i1卷第4期，第54-58页；等等。因此给李煜一个全新评价的时机已经成熟。本节权引学者们已经刊出的有关文字并结合个人看法，对李煜作一番评述。鉴于其文献词章成就将在文化篇里专门叙述，这里仅涉及其治国方面的绩效评价。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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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一、道义层面：具仁信之德

    徐铉《徐骑省集》是了解南唐评析李煜的重要史书。

    徐铉曾挥洒如椽之笔，奉命撰写李煜《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对李后主一生功过事迹秉笔直书、盖棺论定:

    “……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驭民，钦若彝伦，率循先志。奉蒸尝、恭色养，必以孝；事耇老、宾大臣，必以礼。居处服御必以节，言动施舍必以时。至于荷全济之恩，谨藩国之度，勤修九贡，府无虚月，祗奉百役，知无不为。十五年间，天眷弥渥。然而果于自信，怠于周防。西邻起衅，南箕构祸。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里妇之辞。始劳因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

    “惟王天骨秀昪，神气清粹，言动有则，容止可观。精究六经，旁综百氏。常以周孔之道不可暂离，经国化民，发号施令，造次于是，始终不渝。酷好文辞，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颂宣。载笑载言，不忘经义。洞晓音律，精别雅郑；穷先王制作之意，审风俗淳薄之原，为文论之，以续《乐记》。所著文集三十卷，杂说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于弧矢之善，笔札之工，天纵多能，必造精绝。本以恻隐之性，仍好竺干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遂。赏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过，惟恐其闻。以至法不胜奸，威不克爱。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道有所在，复何愧欤！……”（徐铉：《骑省集》，卷29，四部丛刊本。）

    徐铉丫丫电子书的李后主施周公仁政，以王道治国，以孔子纲常道德处世，始终如一从不背离。徐铉另附“序文”赞扬李煜精心研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旁通先秦诸子百家:撰着文史华章，必造精惊。煞尾收结—称誉后主如日月光辉普照，功德名垂青史。这篇流传千古的墓志铭文，即使阴施“牵机药”毒杀李烃的太宗赵光义，读后也深为感叹，告诫臣下，赞赏徐铉是不忘旧主的骨耿忠臣。

    作为据有“三千里地山河”的南唐国主，李煜的仁信在是突出的。他对臣下的“宽宏”，对百姓的“仁爱”，应该说难能可贵。他“以民为本”，“施善政”，则应当受到公正的品评。

    李煜继位为第三代国主时，南唐已经国土被蚕食，北面称臣于宋，随时可能被吞并而亡国。面对江山残破、国库日空、朝不虑夕的国家形势，李煜没有穷极搜刮、转嫁于民；国危民乱则多滥施酷刑，其结果反而加速政权灭亡，这已成一种规律。李煜对此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对刑狱相当慎重，每每亲自过问，极力反对酷刑。这恐怕不能仅仅以李煜尊崇佛门、乐行善事来做解释的。史称:“后主天性喜学问，……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史虚白：《钓矶立谈》，中华书局1991年版。）陆游《南唐书》亦载:“论决死刑,多从末减,有司固争,乃得少正,犹垂泣而后许之。常猎于青山,还如大理寺亲录系囚,多所原释。”这种以皇帝国君身分直接问刑狱，甚至亲自去监狱释放在押囚犯的做法，招来大臣非议，中书侍郎韩熙载即面奏:“中书侍郎韩熙载奏,狱讼有司之事,囚圄非车驾所宜临幸,请罚内库钱三百万以资国用。”[宋]陆游：《南唐书》卷3，《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大臣敢于提出给皇帝处以罚款，这本身也说明了李煜运刑宽松。

    正因为李煜力挽国势、实施“善政”，所以南唐国才在宋朝已经建立之后，仍能以金陵(南京)为都城，维持十五年之久。对此，历代学者儿有定论。距李煜仅三十年的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称赞李煜“天资纯孝”。清代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也称赞李璟父子“无殃兆民，绝彝伦*之巨惹。……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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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李煜对待臣下宽宏平和，“南唐主颇留情乐府，监察御史张宪上疏曰：‘道路皆言以户部侍郎孟拱宸宅与教坊使袁承进。昔高祖欲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举朝皆笑。今虽不拜承进为侍郎，而赐以侍郎居宅，事亦相类矣。’南唐主赐帛旌其敢言。”李煜立小周后时，“燕群臣，韩熙载等皆赋诗以风，南唐主亦不之谴也。”[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五，《宋纪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还称赞韩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史料载，李煜为杀潘佑之事，曾多次自责。李煜怒杀了潘佑并监禁了附议潘佑的李平后，很快查明潘佑忠心，即刻痛恨不已，于是不但厚抚其家，而且语及潘佑之事往往停食投馈，并作感伤之文。

    李璟曾几次更换继承人，并未打算立李煜。但依次递补而继位的李煜却能“事元宗尽子道,居丧哀毁,杖而后起”。继位后没有出现宫廷斗争，与他能努力团结兄弟、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宽怀仁厚”有关。七弟李从善曾与大臣钟漠在李璟面前诬李煜“器轻志放,无人君之度”。“元宗殂,未御梓宫,从善辄从徐游求遗诏,游厉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闻,后主素友爱,略不以介意.愈加辑睦,进封韩王”。[宋]陆游：《南唐书》卷3，《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后李从善出使宋朝，被宋太祖扣为人质，“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而“后主愈悲思，每凭高远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后主愈悲思,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并作《却登高文》,内有“怆家难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冈兮跂予足,望复关兮睇予目”之句。马令的《南唐书》及《新五代史》等都有记载。此后，他又写《谢新恩》等词怀念从善。李煜身为帝王而有着某些普通人的“善良”品德，这是很多人所未能理解的，其实，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善”字，李煜词作达到辉煌的程度，恰恰有他的善的一面深深打动着读者。

    这里要说到一个问题，人们多指责李煜大肆理佛，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是南唐灭亡的原因之一，还以“宫中造佛有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悉取给县官”[宋]陆游：《南唐书》卷18，《浮图、契丹、高丽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为例，举出劳民伤财之处。然而凡是都有双面，正是由于他大力崇尚佛教，重纲常伦理，才使得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唐家人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之称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南唐成了例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李煜获得了民众一定的支持，南唐老臣而后退隐的名士史虚白，在《钓矶立谈》中谓后主：“好生戒杀，本其天性”。温和的执政方式正适合了五代十国时期人民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以致在金陵被围之时，军民上下一心，誓死保卫。军校马承信、马承俊兄弟坚守东西二城门，奋战三昼夜，英勇壮烈牺牲。而坚守南城门的将士也是力战抗敌，直到最后一人一马，全身血污不成人形，倒卧血泊，壮烈殉国。除黄甫继勋外其它无一人叛国投敌。如果李煜只是一个只顾大肆崇佛的无能昏庸之辈，那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军民为其誓死效忠呢？

    二、政治层面：有御臣之能

    如果说能力的话，李煜无论政治外交，可能无法与其祖李昪相比，然而却绝不是昏庸之辈。李煜继承南唐国主之位时，只是一个经济财政匮乏而又正面对着一代雄才赵匡胤统一全国之际，而正是他李煜在这种宋太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言论下，仍安稳地做了15年的君主，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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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刚刚即位之初，由于淮南战败和中主的去世，南唐朝野充斥着一种悲观颓丧的气氛，而李煜希望借助这些老臣的威望来重振人心，另一方面也是欲得到他们的支持，以确立自己的威信，因而礼下老臣，稳定了高层重心。

    何敬洙军功累累，被授予“右卫上将军”之衔，封芮国公。“致仕,给全俸,第门列戟”。他去世时，“废朝三日，命枢密使中书侍郎朱巩持节，册赠鄂州大都督左卫上将军，谥威烈。”[宋]陆游：《南唐书》卷6，《列传第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李煜下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而对于在淮南战事中弃扬州化装逃跑的冯延鲁，李煜也重新给予礼遇，“尝宴内殿，后主亲酌酒赐之，饮固不尽，咏诗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宋]陆游：《南唐书》卷11，《冯延鲁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在南唐朝臣新旧交替之际，给予老臣足够的尊重，稳定了统治，安定了人心。

    李煜启用在杨吴时代就投奔江南的韩熙载，是一大妙笔。在李煜即位后，其担任了吏部侍郎之职，后任中书侍郎，百胜军节度使。闽将林仁肇，也历任南唐镇南军节度使，宁国军节度使，南都留守及南昌尹等职。还重用皇甫赟之子皇甫继勋，官至神武统军都指挥使，担负了守护金陵的重任。

    李煜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许多流落到南唐的人才纷纷发挥各自的才干，积极参与国政，对南唐的发展壮大无疑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李煜又注重当时土著势力的发展，臣中相当部分都是饱读经书的土著人。

    潘佑“生而狷洁,闭门苦学,不交人事,文章议论,见推流辈,陈乔辈荐于元宗,起家秘书省正字,后主在东宫,开崇文馆以招贤,佑预其间。及嗣位,迁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宋]陆游：《南唐书》卷13，《潘佑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洎，在中主时代就引起李璟的注意，而任清晖殿学士。徐铉、徐锴兄弟学识广博，在南唐久负盛名。

    在革除党争方面，李煜为政时一手扶北一手扶南，相互牵制，并以善纳谏稳定朝纲，其在位时还将为抑制相权设立澄心堂。到后主后期，澄心堂已经成为南唐统治中枢。

    三、经济层面：显济世之愿

    李煜即位后，经济压力十分沉重。由于李璟时期多次战争连绵，，南唐经济遭到破坏。李煜即位后首先抓经济，主要措施有：

    （一）打击贪官、减免赋税他“大赦境内”，“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宋]马令：《南唐书》卷5，中华书局1985年版，墨海金壶本。“郡屯田归州县,委所属宰簿与常赋俱征.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廪,诸朱胶牙税亦然.由是公无遗利,而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挠刻,获安业焉”。这种打击贪官、减免赋税的政策，使南唐“公无遗利，而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扰，刻获安业焉”。[宋]龙衮：《江南野史》卷3，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二）“李平改制”为了改变经济窘境，一个叫李平的人出现在南唐的史册上。“李平，本姓名曰杨讷，少为嵩山道士”，他“请复井田法，造民籍，复造牛籍，课民种桑”，后主本好古务农，“甚悦其言，使判司农寺”，但是，李平在新法实行中急于成功，“施设无渐，人不以为便，后主亦中悔，罢之”。（[宋]陆游：《南唐书》卷13，《列传第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改制，在复井田之法过程中，出现了强行买田者归还土地、制止土地买卖等一系列现象，在土地私有制业已深化和稳固、土地买卖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早已成为一种正常现象的情况下，这种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做法，体现了封建政权与地主之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斗争。潘佑抑制兼并，令买者归还土地，首先是触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以“大臣与握兵者”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的激烈*与反对，“为众所排”。[元]脱脱：《宋史》卷478，《南唐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版。在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中获得最大利益和起着主导作用的正是这些官僚地主。“由是群情纷纷，以为坏法殃民者皆由平使。乃先取平下大理，使收（潘）佑。佑自刭，平缢于狱。”[宋]陆游：《南唐书》卷13，《列传第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这一事件反映出，南唐时期土地买卖十分频繁，以致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到后主时已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理解的是，这件事本质上仍然反映了李煜的改革愿望，李煜是想通过重新调整土地、户口关系以扩大赋税来源，只是南唐的经济已经江河日下，企图重组经济关系以缓解国难，再高明的经济学家恐怕也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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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货币政策南唐后期通货膨胀，钱荒严重，原因除了铜荒，大户人家大量窖藏铜钱也是重要因素。为使货币流通良性循环，李煜铸铁钱，民间就纷纷藏匿铜钱，商人们用十枚铢钱换一铜钱，出现劣币驱逐好币的现象。此事记载在陆游的《南唐书》中：“干德二年春三月，行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其后铜钱遂废，民间止用铁钱。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宋]陆游：《南唐书》卷3，《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在有关南唐的史料中，正面记载李煜经济上成就的内容不多，但很多侧面却也反映了李煜的治绩。

    譬如在手工业方面，南唐的纺织业、印染业、制茶、造纸、晒盐、金银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如：澄心堂纸，龙尾砚，李廷珪墨等等，各具特色，为世人所喜爱。大都在李煜时期形成品牌效应。

    虽然战争还存在，但经济来往却始终还是存在的，其它国如此，南唐更如此，南唐出产茶叶、丝绸、瓷器这些都是我国传统的出国商品，对海外商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李煜次子仲宣年仅四岁时，“一日戏佛像前，有大琉璃为猫触坠地，划然作声，仲宣因惊得疾，竟卒”。[宋]陆游：《南唐书》卷16，《后妃诸王传·:仲宣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这种大宝珠，或称琉璃灯，就有可能是来自海外的玻璃制品。由此可见，南唐人日常生活，特别是宫廷显贵的生活与正常的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宋发兵进攻时，南唐能够抵抗一年多，就说明南唐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国家还是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如果李煜不是励精图治，尽量发展南唐经济，南唐就不会只抵抗一年就落个国亡君被俘的惨痛结局。此外，宋初江淮漕运额骤增至每年400万石，比唐代最高年额增加近一倍，比唐代后期增加近十倍。说明李煜管理下的江淮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南唐农业丰收而兵食有余，对宋代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当指出，李煜处于南唐最困难的时期，许多历史记载反映了赋税加重、社会凋敝的事实，过分拔高李煜在经济上的所为，显然是不客观也是不正确的。

    （四）拒宋层面：行抵抗之实

    说到李煜面对北宋的军事进攻时，几乎是众口一辞地说他困守金陵束手无策，兵临城下还全然不知，城破之时尚在听僧人讲经，终至肉袒出降，其情景与隋灭陈之日陈后主坐以待毙惊人相似。

    对此，我们赞同许春在先生在《为李后主一辩》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8卷，第1期，第58-63页。一文中从两个方面所作的反驳：

    首先，从战略上看。《续资治通鉴》说:“初,陈乔、张洎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这表明李煜是以坚壁固守城池来拖垮长途奔袭的宋军作为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的。这从当时宋与南唐的兵力强弱悬殊来看，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因为对宋军来说利在速决，对南唐来说则是利在持久。既然无法阻止宋军渡江南下，.又无实力全而防御与之捉对抗衡，因而采取“坚壁以老宋师”的谋略是正确的也是取得了一定实效的。正是李煜有了这样的总体谋划并有所布置，所以宋军入境时他并不惊慌失措，这与“事先全不知道”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更不能因为南唐未曾大规模出击就论定它一点抵抗也没有。应该承认，固守也是抵抗，而且是弱者的有效抵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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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战争过程看。宋军于开宝七年(974)冬十月正式出兵，直到开宝八年(975)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金陵迫李煜投降，前后历时一年有余。这与当年隋军仅用三个月就攻破建康俘获陈后主的灭陈之战相去甚远，而且宋军初期进展甚速，曹彬等于开宝七年十月乙亥“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过江，破峡口寨”,[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34天后的闰十月己酉就攻入池州，接着下当涂，占采石，到十二月就己进兵到金陵的近郊白鹭洲。然而，宋军屯兵金陵城下达一年之久，这表明战场形势曾有过逆转，至少是有过相持不下反复拉锯的情形。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开宝七年十二月，“己酉，曹彬败江南军于白鹭洲。”开宝八年二月“癸丑，曹彬等败江南兵于白鹭洲”。[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从十二月的己酉到次年二月的癸丑，中间相隔64天，曹彬等在白鹭洲先后两次击败南唐兵，这表明即使不是白鹭洲曾经易手，至少也是南唐兵曾经发动过反攻。类似的情形还有池州之战和武昌之战。关于两次池州之战的记载:开宝七年闰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到相隔86天的开宝“八年春正月丙子，权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兵四千人于州界”。两次武昌(今湖北鄂城)之战的记载:开宝八年正月“辛己，(黄州刺史王)明遣兵马都监武守谦等渡江，败江南兵于武昌，拔樊山寨”；[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到相隔四个月的五月“丁酉，王明破江南兵于武昌”。[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史书里之所以看不到宋军所占之地被南唐夺回的记载，是因为记述北宋灭南唐的原始史料大多出自宋人之手，不管作者的真实想法如何，都难免要为北宋统治者夸胜讳败，因而史料呈现的便是同一地点的重复占领。为了避免后人误解，作者不仅把年月日排比得清清楚楚，而且行文用词也尽量予以区别来提醒读者。至于明确记载南唐反攻的则是采石矶浮桥争夺战:开宝八年正月，“江南兵水陆十余万，背城而阵。时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济，大兵随之，江南兵大败。江南复出兵将沂(溯)流夺采石浮梁，美旋击破之。”[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此外，南唐方而还在鄂州(今湖北武汉)、溧水(今南京溧水)、袁州(今江西宜春)、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以及长江中与宋军作战。正是这些地方的反复争战，牵制了宋军的力量，导致久围金陵而不能下，甚至使赵匡胤产生动摇打算撤军休整。《续资治通鉴》卷八开宝八年秋七月辛未朔条说:“时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湿，秋暑军多疫，议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体士马，为后图。(卢)多逊争不能得。”后来此议未行，则是因为当时任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的侯涉因受贿不法为部下所讼，他向参加政事卢多逊求助，卢多逊也就利用他“教令上急变，言江南事，陟时被病，帝令皇城李掖入见，即大言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罢兵?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愿夷三族。帝屏左右，召升殿问状，遽寝前议。赦陟罪不治”。[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另外，南唐曾于宋军攻占金陵关城的开宝八年二月举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张确等三十人。这表明南唐方面有可能一度收复了关城，至少当时战局曾有缓和，否则哪有闲功夫来举行科举考试呢?

    今天，关于李煜亲自过问战事的史料，读来仍栩栩如生，兹举数例：

    李煜曾亲自致书吴越王钱俶，离间吴越与北宋的关系。《续资治通鉴》记述道:“戊子，吴越王俶遣使修贡，谢招抚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国主所遗书，其略云‘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李煜不仅派兵西去应战，并且还采取措施以图瓦解宋与吴越的联盟!这一措施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话也说到了要害处，结果是钱俶出卖了他，把他的信交给了越匡胤，未能摆脱遭受东西夹击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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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十二月，金陵始戒严，下令去开宝之号，公私记籍但称甲戌岁，益募民为兵，民以财及粟献者官爵之。”[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这条史料虽未直接提及李煜,但下令不用北宋的开宝年号，这是何等大事，定是李煜无疑。可知此令是李煜得知宋军渡江进攻并占领池州后所采取的措施。时间早在金陵城陷落的一年以前，这怎么能说象后主自己事前全然不知道呢?《续资治通鉴》开宝八年五月记载道:“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列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然而这“惊惧”的是被围的严重程度，而不是于战事一无所知，况且他随即追究责任杀了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等，并作了一系列部署。从这时到十一月城破.时间长达半年这又怎么能说李煜到城破前夕尚全然不知呢?

    的确，在强宋面前，李煜一直表现的不卑不亢。《宋史》说，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备战”。[元]脱脱：《宋史》卷478，列传第237，中华书局1977年版。

    宋太祖对此也有察觉和防范，两次派人召李煜入宋，李煜深知其阴谋，以病推辞，坚决不去。直至南唐国灭被俘，他始终未离南唐一步。

    在其与宋兵戎相见的时候，他也与宋朝断绝邦交而交战，他一方面命大将朱令赟率15万军队沿长江布防，迎战宋军。一方面也展开积极的外交，向邻邦斥之以唇亡齿寒之理希望可以得到它国的援兵。在朱令赟战死后，李煜又一方面急命张洎作蜡丸帛书求救于契丹，张洎“因出帛书示之,乃围城日洎所草诏,召上江救兵蜡丸书也。”[元]脱脱：《宋史》卷267，《张洎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一方面积柴宫中，准备一旦都城失守，则与宫殿俱焚，作最后的战争总动员，而作战时也亲自处置了叛国的皇甫继勋以鼓舞军心，正是因为这些措施才使得金陵在重重围困之下坚持了那么久。即使在他被俘之后，李煜也没有像刘阿斗那样乐不思蜀，而是时时知耻守至志，以词抒怀。被俘之后的李煜时时追求觉醒，悔恨自己的过失，无奈时世变化，现在的李煜只能借助其非凡的诗词才华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和悔恨。然上天也是公平的，现实中的李煜虽做了*，但却促使其成了词中之帝王，流传千古。

    历史上建都金陵的*，多遭到后世非议。三国吴后主孙皓，“一片降幡出石头”，白棺素服，自缚出降；南朝梁武帝崇信佛，终起侯景之乱，被囚饿死于景阳楼；陈朝后主陈叔宝，金陵城破时，同宠妃张丽华藏于胭脂井中，后被隋将吊出处死。这三位末代君王，亡国起因各不相同，但却都亡于虎踞龙盘的金陵石头城。李煜也是亡于金陵的末代君王，难免要遭到后世的斥责非议。

    但是，就其南唐亡国的原因应该具体分析，就南唐国来讲，其不亡是不可能的。理论上，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和历史发展趋势要求南唐灭亡，北宋统一；事实上，南唐国势已败，李煜虽有能力但已经无力回天了，更何况国策早有失误，在李煜继位的前一年，其父李璟已经因国势衰危而称臣于宋，减制纳贡了。宋朝灭南唐的形势已定，李煜继位，也只能采取消极守业的政策了。但是，尽管李煜时的南唐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其毕竟维持政权达15年之久，而且在他被俘的日子中始终时时不忘故国，心系故土，从未心归宋朝，以致于其最后被毒杀。正所谓：词中之帝难为君王，有心振国，无力回天！

五代十国的军队制度

    

    唐朝灭亡后的50余年间[907--960)，中原地区出现相继更替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中原以外尚有并立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在这“兴亡以兵”的时期，军队举足轻重。藩镇皆握兵权，“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新唐书·:兵志》)，致使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剧据分裂严重．王朝更迭频繁，其军事制度也混乱多变。

    军事领导体制五代之初，如后梁，中央尚无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唐以降，才逐渐建立统--的禁军指挥系统，以枢密使为长的枢密院形成为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枢密位一职；来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以宦官掌管枢密，承受表奏、出纳王言。后置为专官，入则参预军国大政，出则典领禁军，直接揽权干政。唐亡前夕废枢密使。后梁时，革宦官掌枢密十政之弊，改置祟改院，由文士任祟政使，预闻机要。后唐复称枢密院，有关内外军政长官与将帅任命，军队调发、屯戍，粮食征调，马政控制及甲仗发放等军国要政全由其掌领，但不直接掌管军队的指挥。枢密使地位实际高于宰相，并以诸卫将军充任都承旨、副承旨等属官。后晋始以武将任枢密使，主征伐。到后周，枢密院专掌全国军务，成为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五代各朝帝王多出自藩帅。全以亲军(牙兵)拥立攫取皇位，故非常注重亲自控制亲军，强化对中央禁军的统御。后梁沿袭所末旧制，以六军诸卫为中央禁军，并始置侍卫马步军为皇帝亲军。六军诸卫内统军和将军统领，侍卫亲军则由皇帝自统。后唐初，以蓄、汉马步诸军总管统治诸部骑兵及汉兵，后用唐制，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判(兼)六军诸卫事，成为中央直辖各军的统帅。后晋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升为最高统兵官，统领全部禁军，六军诸卫制遂废，侍卫飞步军成为中央禁军的总称。后汉沿后晋之制。后周另增殿前部点俭、统领殴前诸班马步诸车，与侍卫马步军平列，形成殿前与侍卫两司分享中央禁军的体制。五代时，地方自镇以上置使掌管军事，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且冠以地域名称。州镇军、郡主将以上军职，由朝廷任免。战时，各级所辖军队奉诏出征，分设招讨使、都统、都部署、行营都指挥使等率领作战。将帅之职则由受命征伐的蕃帅充任，战毕及免。

    五代武装力量可分为中央禁军、地方军和乡兵。中央禁车，为军队主力，包括禁卫六军与侍卫亲军两部分，皆由皂帝直接控制。六军备分左、右，实为12军。军队名号繁多，如后梁，六军有龙虎、羽林、神武、天武、英武天威等l贷上系军直立骏、天兴、神捷、广胜等。后唐将禁卫六军的左右羽林改为左右严卫，左右龙虎、神武改为左右捧圣，纳入侍卫亲军系统，最为亲要。后又改严卫为宁卫、捧圣为彰圣。后晋则改宁卫、彰圣为奉国、护圣。至后周，将奉因改名虎捷步军，护圣改名龙捷马军，隶属侍卫司，与殿前司之控鹤步军、铁骑马军共为后周中央禁军中四大主力。

    地方军，分隶于州镇。多袭唐末蒲镇旧制，主要由牙军(或称衙军、元从兵、厅直军)编成，属藩帅自置亲军，实为藩镇军。它既是五代军队的基于，也是私人武装的核心。此外，还有义儿军，即由藩帅选骁勇善战者结为义子组成的亲军，并以有显著战绩者任军使，与藩帅形成密切的人生依附关系。地方军主要驻守牙城(藩帅治所)，兼有征伐与戊边守备之责，并随藩帅迁留。

    乡兵，是守卫乡土的民兵。亦偶补正兵不足，应调参战。乡兵的组成，多从在乡丁壮中征集。后唐剑南东川节度使征集民兵，于剑门北防守水定关。后晋规定每7家税户出----兵，共备兵械、改装，组成义军，并将诸州所集乡兵7万余，通以“武定军”为号。后周在秦州一带编点税户充保毅军，教习武技，征役时官发口粮。此外．吴、南唐、后蜀、楚等国亦有乡兵。吴有“团结民兵”，南庸、后蜀、楚有乡军或乡兵，均用以自卫乡里。

    军队编制五代中央军编制，各朝不甚一致。至后周，待卫亲军和殿前军逐渐形成厢、军、指挥(营)、都4级编制序列。厢分左、右，每厢辖10军，设厢都指挥使1人，每军辖五指挥(营)，设都指挥使、都虞候各1人；每指挥辖5都，约500人，设指挥使、副指挥使各1人；每都100人，步军设正副都头(或军使)、马军设正副兵马使各1人。后周殿前军置正副都点俭、正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1人，统领散员、散指挥、散都头、内殿直、散抵候、东西斑承旨、大剑直等诸班直。诸班直皆选拔骁健的武士编成。地方军编制，由于各镇辖境大小不同，所设牙兵人数不等，少则几百．多则几干，有的上万。基本建制单位为指挥(营)，每营约500--1000人。后唐孟知祥镇蜀时，有牙兵16营，共1.6万人，每营即为1000人。

    五代以步兵为主，马军(骑兵)居次，水军亦有一定比例。水军南方多于北方，江南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和蜀等国皆置；中原五朝的后唐置水军5都，后周亦建有水军。水军多以指挥使统领，常冠飞掉、楼船、战悼等名称 ，！

性格鲜明的南唐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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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乔，字子乔，庐陵玉笥人，父濬，事吴为翰林学士，烈祖时，以兵部尚书卒，乔幼敏悟，文辞清丽，事亲以孝，闻濬死，抚恤族党，均财给之，亲疏无间，起家为太常寺奉礼郎。历屯田员外郎，中书舍人，淮南兵兴，元宗忧蹙，不知所为，陈觉李征古请以宋齐丘摄政，元宗怒，度群臣必持不可，乃促召乔草诏，如觉征古言，乔请对，未报，排宫门入，顿首曰：陛下既署此，则百官请朝，皆归齐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纵脱履万乘，独不念先帝中兴大业之艰难乎，让皇幽囚丹阳宫，陛下所亲见也，他日垂涕求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乔入见后及诸子曰：“此忠臣也，及齐丘党与皆斥，乔与齐丘尤亲厚，独得不坐，迁都豫章，以乔辅太子留金陵，后主嗣位，历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枢密副使，遂以门下侍郎兼枢密使，贬制度改右内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辅政，乔风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于才略，吏胥多交通权幸，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使召后主入朝，后主欲往，以乔为介，乔曰：往必见留，知社稷何，后主惧见讨，乔曰：陛下不得已，当以臣为解，及兵围金陵，太祖又遣进奉使江国公从镒论指，欲后主自归，且命曹彬缓攻以俟之，而乔坚持不可，刘澄以润州降，后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问，乔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开门迎敌，此岂客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斩之，于是人皆知乔必死国事矣，及城将陷，后主自为降款，命乔与清源郡公仲寓诣曹彬，乔持款归府，投承●中，复入见云，自古无不亡之国，降亦无由得全，徒取辱耳。请背城一战而死，后主握乔手涕泣，不能从，乔曰：如此则不如诛臣，归臣以拒命之罪，后主又不从，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亲吏，解所服金带与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缢，二吏彻榻瘗之，金陵平，家人谋改葬，求尸不获，或见一丈夫衣黄半臂，举手障面，及发瘗，如所见云

    周惟简，鄱阳仁，隐居明易，后主闻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为集贤殿侍讲，以虞部郎中致仕，还山，金陵受围，间道召还，入后苑讲否卦，后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间者，张洎荐惟简可以谭笑何解，乃授给事中，副使徐铉使京师，后主手疏言惟简托志妙门，存心道典，伴臣修养。不预公途，盖为之声价，冀动朝听，比至，太祖召见诘责，铉恳奏不已，惟简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尝仕宦，李煜强遣来，未尝预闻使指，伏闻终南山多灵药，愿得楼隐，太祖许之，金陵平，命为国子周易博士，判监事，或谓曰：“终南之言不（言州）。且得罪，惟简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缮京兆（hu）县主簿，使就养，太平兴国中，复表求仕，授太常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卒，缮后举进士中第，仕亦至尚书郎

    郑彦华，福闽仁，祖父世为福建诸州刺史，彦华少隶节度使李弘义帐下，常射杀乳虎，以勇闻，元宗出师攻福州，大将王崇文遣卒李兴，登楼车骂弘义，弘义不胜愤，募生得兴者，彦华请行，夜缒出城外，伏濠傍，兴犹嫚骂不已，彦华操长钩钩得兴，挟以登城，城上皆鼓噪，弘义得兴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遁去，岁余，剑州刺史陈诲，以水军来攻，彦华适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诲，诲与语，奇之，署军校，南唐与周师相拒淮南，彦华大小百余战，身被五十余创，累迁至镇海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后主见讨，王师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后主命彦华督舟师万人，又遣别将杜贞率步兵万人，同逆战，后主亲遣行，戒之曰：水陆两军相表裹，则吾事济矣，比与王师遇，贞以所部力战，彦华拥兵不救，贞败而溃，金陵闻之丧气，遂闭垒自守，以至国破，亦不能正彦华之罪矣，彦华从后主入朝，为右千牛卫将军，太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彦华为将，无功，犹历诸卫将军，至左千牛卫大将军，卒年七十三，子文宝，初仕后主，以文学选为清源公仲寓掌书记，迁校书郎，归朝，南唐故臣皆许录用，文宝独不自言，后主以环卫奉朝请，不纳客谒，文宝乃被蓑荷笠，作渔者以见，宽譬久之。后主叹其忠，后中进士第，仕至兵部员外郎，国史有传。

    萧俨，庐陵人，幼举童子，中其科，稍长，为秘书省正字，烈祖初，历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乎怒称，烈祖晚服金石药，多暴怒，近臣数被谴罚，宣徽副使陈觉不自安，称疾在告者数月，及闻遗诏，即以其日造朝，俨劾奏觉倾耳私室，以幸祸变，宜重置于法，不报，烈祖辅吴，设法，禁以良人为贱，至是冯延巳、延鲁欲广置姬妾，辄矫遗制，托称民贫许卖子女，俨驳曰：昔延鲁为东都判官，已有此请，大行以访臣，臣对曰：陛下纳丽之初，出库金赎民，孰不归心，今宝运中兴，人仰德泽，奈何欲使鬻子，资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访臣言为然，将罪延鲁。臣曰：此但智识浅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对其奏，抹三笔，持入宫，愿求之宫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余，皆斜对，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鲁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于广声色，因共谓遗制已宣行，不当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国饷景遂，群下持不可，乃以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景达副之，宣告国中，以兄弟相传之意，俨极谏，谓夏殷以来，天下为家，父子相传，不易之典也，景遂景达亦固让不敢当，然元宗意愈确，不之听，江文蔚韩熙载典太常礼仪。议烈祖称宗，俨独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谓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复之，谓之中兴，中兴之君，庙宜称祖，先帝兴己堕之业，不应曲而称宗，文蔚以俨议为当，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终欲传位景遂，下诏命总庶政，惟枢密使魏岑、查文徽许奏事，余非特召不得对，俨上疏力争，会宋齐丘贾崇皆以为不可，遂收所下诏，其后元宗于宫中作大楼，召近臣入观，皆叹其宏丽，俨独曰：比景阳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贬舒州副使，孙忌为观察使，遣州兵给俨，实防卫之，俨谓忌曰：仆以言获罪耳，顾命之日，君持异议，几危社稷，君之罪，岂不重于仆乎，反见防何也，忌惭，即撤去，俄召还，后主初嗣位，数与嬖幸弈棋，俨入见，作色，投局于地，后主大骇，诘之曰：汝欲效魏征耶？俨曰：臣非魏征，则陛下亦非太宗矣，后主为罢弈，南唐亡，俨以老病归乡里，杜门数年，卒七十余。

    刘承勋，失其乡里，以善心计，事烈祖为粮料判官，迁德昌宫使，德昌宫者，盖南唐内帑别藏也，自吴建国，有江淮之地，比他国最为富饶，山泽之利，岁入不赀，烈祖励以节俭，一金不妄用，其积如山，太子尝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闻，烈祖书奏后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战舰，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宫簿，烦委无由勾校，承勋独任其事，盗用无算，保大后，贡奉事兴，仓猝取辩，愈得以为奸利，畜妓乐数十百人，每置一妓，价数十万，教以艺，又费数十万，而服饰珠犀金翠称之，又厚以宝货赂权要，故终无发其罪之，太祖平荆湖，诏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师，承勋狡黠，计后主终不能有其国，欲自结中朝，为异时计，乃请行，督巨舰，自长沙抵迎銮，千柁相衔，太祖觉其意而恶之，及国亡，承勋归京师，首自陈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劳，叱出，特命勿叙用，久客无资，裸袒乞食，不胜冻馁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趋健善走，能及奔马，常步入梁宋刺事。开宝中，后主以吉州，永新与湖南临，命元清为永新制置使，每数月，一托疾，不坐衙，辄微服入湖南境，人无知者，以故敌人动息，皆知之，累年，边障晏然，国亡，归京师，元清心不欲仕二国，伪称失明，召验之，挥刃将及颈，而目不瞬，乃放归濠州，卒。

    卢郢，金陵人，工属文，有勇力，好吹铁笛，乾德中，后主命韩德霸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权暴横，国人望其前驱，莫不奔避，郢尝遇之，调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执，郢奋臂击，十余人皆颠跌，乃直前捽德霸堕马殴之，败而伤目，德霸入诉，后主叱之出，顾近侍笑曰：我帅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诉耶，遂罢其职，从郢举进士，试王度如金玉赋，擢第一，徐铉娶郢姊，尝受后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尝试为君杼思，适庭下有石，千夫不得举，郢戏取弄之，有顷，索酒，顿饮数升，复弄如初，忽顾笔吏，口占使书，不●易一字，铉伏其工，后主亦以为●俊可爱，国亡，归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举明经第一，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卢绛蒯鳌诸葛涛，饮博不逞，患苦诸生，学官依违，无收问者，及弼至，一切绳以礼法，每升堂讲说，座下肃然，绛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来者，数倍平时，国亡，补衡山县主簿，秩满，求为南狱庙令，卒。

    后主昭惠国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歳来归。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尝为寿元宗前，元宗叹其工，以烧槽琵琶赐之。至于采戏奕棋，靡不妙绝，后主嗣位，立为后，宠嬖专房，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朶之妆，人皆效之。尝雪夜酣燕，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又有恨来迟破，亦后所制。故唐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内史舍人徐铉闻之于国工曹生，铉亦知音，问曰：“法曲终则缓，此声乃反急，何也？”曹生曰：“旧谱实缓，宫中有人易之，非吉征也。”后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躭嗜,废政事。监察御史张宪切谏，赐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为辍也。未几，后卧疾，已革，犹不乱，亲取元宗所赐烧槽琵琶，及平时约臂玉环，为后主别。乃沐浴妆泽，自内含玉，卒于瑶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后主哀甚，自制诛刻之石，与后所爱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书燔之与诀，自称鳏夫煜，其辞数千言，皆极酸楚。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褰幔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后主过哀，以揜其迹云。

    后主国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几，后主居圣尊后丧，故中宫久虚，开宝元年，始议立后为继室，命太常博士陈致雍，考古今沿革，草具婚礼，又命学士徐铉，史官潘佑参定，文安郡公徐游评其异同，游多是佑议，遂施用之，逾月，游病疽，铉怼其不主已议，戏语人曰：周孔亦能为厉乎，后少以戚里，间入宫掖，圣尊后甚爱之，故立焉，被宠过于昭惠，时后主于群花间作亭，雕镂华丽，而极迫小，仅容二人，每与后酣饮其中，国亡，从后主北迁，封郑国夫人，太平兴国二年，后主殂，后悲哀不自胜，亦卒。

    后主保仪黄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马氏为偏裨，边镐入长沙，得黄氏，纳后宫，后主见其美，选为保仪，以工书札，使专掌宫中书籍，而周后相继专房燕●，故保仪虽见赏识，终不得数御幸也，元宗后主俱善书法，元宗学羊欣，后主学柳公权，皆得十九，购藏钟王以来墨贴至多，保仪实掌之，城将陷，后主谓之曰：此皆先帝所●，城若不破守，汝即焚之，无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无遗者，保仪亦从北迁，卒于大梁，又有宫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后主演念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来迟二破，久而忘之，后主追念昭惠，问左右无知者，流珠独能追忆，无所忘失，后主大喜，后不知所终。

    卷十七杂艺方士节义列传第十四

    吴廷绍为太医令，烈祖因食饴，喉中噎，国医皆莫能愈，廷绍尚未知名，独谓当进楮实汤，一服，疾失去，冯延巳苦脑中痛，累日不减，廷绍密诘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对曰：“多食山鸡鹧鸪。”廷绍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汤，亦愈。群医默识之，他日取用，皆不验，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实汤治之，山鸡鹧鸪，皆食乌头半夏，故以甘都汤解其毒耳，闻者大服。

    潘辰，往来江淮间，自称野客，尝依海州刺史郑匡国，不甚见礼，馆之马厩旁，一日，从匡国猎近郊，匡国妻行至厩，因视辰所居，四壁萧然，草席竹笥而已，发笥，睹二锡丸，亦颇怪之，辰归大惊曰：何物妇人，触吾剑，赖吾摄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国，匡国竦然曰：殆剑客也，求学其术，辰曰：姑一试之，乃俱至静院，探怀出二锡丸置掌中，俄而气出指端，如二白虹，旋饶匡国颈，有声铮然，匡国汗下如雨，曰：先生之术神矣，观止矣，辰笑引手收之。复为锡丸，匡国表荐于烈祖，召居紫极宫，数年卒。

    李冠，善吹洞箫，悲壮入云，元宗将召之，会军旅事兴，不暇，司徒李建勋亦知音，绝叹赏之，冠辄不遇，周显德中，北游梁宋，每醉，辄登市楼长啸，后不知所终。

    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长安旧人也，从中师至江表，未还，闻崔胤诛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吴，及烈祖受禅，御膳宴设赖之，略有中朝承平遗风，其食味有鹭莺饼，天书饼，●啼●，春分●，密云饼，铛糟炙，珑璁●，红头签，五色混沌，子母馒头，旧法俱存。

    申渐高，优人，升元中，为教坊部长，时关征苛急，属畿内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顾侍臣曰：近郊皆得雨，独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狱有冤乎，渐高遽进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税，故不敢入京尔。烈祖大笑，明日，下诏弛税额。信宿大雨沾洽，周本自吴时有威望，烈祖虑其难制，因内宴，引鸩酒赐本，本觉之，辄取御杯均酒之半以进曰：愿以此上千万寿，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为，渐高托俳戏，舞袂升殿曰：敕赐臣，渐高并饮之，纳杯怀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药解之，不及，脑裂而卒，至元宗时，又有李家明，亦优人，宋齐丘止一子，辄死，悲哭跃月，齐王景达勉之，不从，家明曰：是易喻尔，作纸鸢，大书其上曰：一子不能舍，如让皇百口何，纵之，堕其第中，齐丘取观，为抆泪而止，

    元宗失江北，迁豫章，龙舟至赵屯，举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数峰，不知何名，家明对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献诗曰：皖公山纵好，不落御觞中，元宗太息，罢酒去。

    谭紫●，泉州人，幼为道士，初，有陈守元者，亦道士，●地得木札数十。贮铜盎中，皆汗张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尽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闽王王昶尊事之，号金门羽客，正一先生，闽亡，遁居庐山楼隐洞，学者百余人，武昌节度使何敬洙尝杀女奴，投尸井中，人无知者，遇疾，召紫●。中夜披发仗剑考治，见女厉自诉，屏人以语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庐山僧关路，有大石，坚不可鑱，紫●往视曰：此固易尔，索杯水●之，命工施●，应手如粉，后主闻其名，召见，赐官阶，辞不受，俄无疾卒，年百余岁，今言天心法者祖紫●。

    史守冲，潘●，皆不知何许人，烈祖尝梦得神丹，既觉，语左右,欲物色访求，而守冲适诣宫门献丹方，●亦以方继进，烈祖皆神之，以为仙人，使炼金石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厉声色诘让，尝以其药赐李建勋，建勋乘间言曰：臣服甫数日，已觉炎躁，岂可常进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宁有是事？谏者皆不从，俄而疽发，遂至大渐，临终，谓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长年，今反若此，汝宜以为戒也。

    耿先生者，父云，军大校，耿少为道士，玉貌马爪，常著碧霞帔，自称比丘先生，始因宋齐丘进，尝见宫婢持冀扫，谓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弃之，取置铛中，烹炼长久，皆成白金，尝遇学拥●。索金盆贮雪，令宫人握雪成锭，投火中，徐举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犹在，又能●麦粒成圆珠，光彩粲然夺真，大食国进龙脑油，元宗秘爱，耿视之曰：此未为佳者，以夹谦囊贮白龙脑数斤，悬之，有顷，沥液如注，香味逾于所进，遂得幸于元宗，有娠，将产之夕，雷雨震电，及●。娠已失矣，久之，宫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隐去，几月余，中外大骇，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宝华宫，元宗亟命齐王景遂往迎太后，见与数道士方酣饮，乃迎还宫，道士皆诛死，耿亦不复得入宫中，犹然往来江淮，后不知所终，金陵好事家，至金犹有耿先生写真云。

    作者：李俊风2006-2-1918:33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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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卷十七杂艺方士节义列传第十四

    古史官书忠义孝行列女各为传，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尽见，●其仅可书者，合为节义传。

    段处常,失其乡里家世,保大中，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处常浮海使契丹乞陈利害，甚辩。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药珠贝而已，至是，无出师意，而留处常不遣，处常怨其无信，誓死国事，数面（言肖）虏主，虏主亦愧其言，优容之，以病卒于虏。

    赵仁泽，失其乡里家世，保大中，为常州团练使，周人来侵，吴越乘间出兵攻常州，仁泽战败，被执，归之钱唐。仁泽见吴越王不拜，责之曰，我烈祖皇帝中兴，首与先王结好，质诸天地，王今见利忘义，将何面目入先王庙乎，吴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泽之忠，以良药敷疮，获愈，后不知所终。

    张雄，失其乡里家世，周人来侵淮南，民自相结为部伍以拒周师，谓之义军。而雄所将最有功，元宗命为义军首领，及割地，徙之江南，历袁汀州刺史，后主见讨，保大中书将无在者，乃擢雄统军使。雄谓诸子曰：吾必死国难，尔辈不从吾死，非忠孝也，诸子泣受命，与田钦祚战于溧水，败绩，他将皆遁，士卒死者万余人，雄与其子力战，俱死。不同行者，亦死于他陈。父子八人，无生存者。时金陵已危蹙，不复议赠恤，国人哀之。

    陈褒，江州德安人，唐元和中给事中京之后，十世同居，长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会食堂上，男女异席，未冠笄者。别又为一席，畜犬百余，共以一船贮食饲之，一犬不至，则群犬皆不食，筑书楼，延四方学者，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哀息，升元初，州以闻，诏复徭役，表门闾，同时见旌者尚数家，皆五世同居云。

    永兴公主，烈祖女也，嫁吴睿帝太子琏，及禅代，宋齐丘请离婚，烈祖不听，公主以为吴室冢妇，而国亡，中怀愤悒，闻之呼之为公主，辄悲伤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琏为中书令，池州节度使，琏卒，公主哭之过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郑氏，洪为闽将，唐师下建州，裨将王建封得郑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坚贞不挠，不敢犯，献之大将查文徽，文徽欲纳之，郑大骂曰：王师吊伐，当褒录节义，以表励风节，建封出行伍，尚知见惮，君，元帅也，乃欲为祸首耶？文徽大惭，亟访其夫归之。

    吴媛，浚仪人，唐史官兢之后，父志野，义不仕梁，南游吴，遂家庐陵。媛适段甲，生子未●。段卒，父母以媛少，议嫁之，媛●面自誓，事舅姑极备瑾，教所生子为善士，韩熙载使江南，表其节云。

    毛炳，

    洪州丰城人，隐居庐山，时为诸生江，得钱即沽酒，尝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扰予睡，后徙居南台山，书年，忽书齐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载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与炳同时，又有酒秃者焉，酒秃姓高氏，骈族子，弃家祝发，博极群书，善讲说，而脱略跌宕，无日不醉，后主召讲华严，梵行一品。赉金帛甚厚，玄寂，即日尽送酒家，日夜剧饮，醉则从小儿数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秃酒秃，何荣何辱，但见衣冠成古丘，不见江河变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冈。

    朱令贇，

    大将军业从子，少从军，椎额鹰目，趋捷善射，积迁至镇南节度使，开宝中，后主见讨王师，兵以围金陵，召令贇赴难，军至湖口，与诸将谋曰：今为前进，则北军据我后，上江阻隔，进未破敌，退绝餽饢。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贞赴军，欲俟其至，使代据湖口，及发，而后主危急，飞书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议，乃与战棹都虞侯王浑乘流而前，自浔阳湖编木为大筏，长百余丈，大舰至容千人。将突下断采石浮梁，会江水涸，舟筏艰阻，王师得设备，比至虎蹲洲，合战，令贇所乘舰尤大，建大将旗鼓，王师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纵烧，王师不能支，会北风，反焰自焚，水陆诸军十五万，不战皆溃，令贇惶骇，赴火死。粮米戈甲俱焚，无孑遗，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绝。以至于亡，是时王师上露布称生获令贇。则非也。

    论曰：金陵之被围也，以守备任皇甫继勋，以外援付朱令贇，继勋既怀贰心，而令贇孺子。复非大将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间死，卢绛得当攻守之任，胡则、申屠令坚辈，宣力围城中，虽天威临之，岂易遽亡哉，然则江南虽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独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国之难也。

    朱匡业，庐州舒城人，父延寿，以（女市）为吴武王夫人。故自少得幸，从征讨，摧坚陷阵，功冠诸将，好以寡击众，不胜而返者必尽戮之，尝与梁战，遣二百人持大剑斫阵，将行，指一卒留之，卒请行，延寿以违命，立斩之，其令出必行，皆类此，然每得赏赐，悉分赍其下。无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闻其名，遣使间道授延寿蔡州节度使，武王疑其难制，诱杀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犹以旧功贷其妻子，时匡业尚幼，稍长，授以官，烈祖辅吴，拔为军校，积功至诸军都虞侯，嗜酒使气，烈祖优容之，出为歙州刺史，有政绩，改建州留后，还朝，授神卫统军，周侵淮南，中外震骇，盗投罅多窃发。以匡业为内外巡检使，严而无私，犯令无所贷。中外肃然，夜户不闭，正阳丧师，朱元叛，元宗议亲征。召匡业及统军刘存中，问以方略，匡业辄对曰：运数之兴，天地皆助，大事若去，虽英雄亦无如之何。存中从旁赞之，元宗怒，贬匡业抚州团练使，存中饶州，后主袭位，召拜神武统军，加中书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于骑击，驰突若神，早卒。

    胡则，

    不知其世家，后主末，为江州指挥使，金陵陷，曹彬喻后主以手书命郡县悉以诚降，书至江州，刺史谢彦宝集将佐视之，谋纳款，则愤形于色，亟蒋出谓其下曰：吾历世受李氏恩，安可负之，且都城久受围，此书真伪不可知，刺史不忠，欲污吾州，尔辈能从我死忠义乎，众皆曰善，乃帅同列宋德明等大哗，入攻彦宝，彦宝惧，逃檐●中，执而杀之，众推则为刺史，号令肃然，莫敢不听，则尝为寿州裨将，从刘仁赡城守累年，尽得其方略，乃日夜阅丁壮勒部伍，为坚壁死守计，太祖命南面行营招安巡检使曹翰攻之，城带江负山，楼橹高险，坚不可破，屡遣使论降，则誓死不从，翰军死伤者众，诏书切责督战，会则疾革不能起，城始陷，众犹巷斗，●涕奋击，不少退，翰军尤多死，则卧床上，翰执之，数其违命之罪，对曰：犬吠非其主，尔何怪也，置木驴上，将磔之，俄死，腰斩其尸以狥。并杀宋德明，而堕其城七尺，使后不可守，时右补阙张霁，被命知江州，与翰偕行，既入城，翰军士掠民家，民诉苦于霁，霁按诛军士。翰因发怒屠城，死者数万人，取其尸投井，坎皆满溢，余悉投江流，因诬奏霁，太祖薄霁罪，徙知饶州，民家赀货钜万，翰悉取之，初，太祖闻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诏赐翰，使勿多杀，使者至独树浦，大风断渡，比至，已无噍类矣。

    申屠令坚，刘茂忠

    山东人，少无赖，勇敢绝人，晋汉间，尝为盗，被获，以计脱来归，保大末，御周师于寿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侯，刘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彻。或谓之曰：刘彻乃汉武帝也，非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为群盗，会赦书募盗为兵，茂忠出应募，且应擒盗自洗（氵前），乃诈亡命入盗中，自言工风云占，盗信之，乃密约吏为内应，悉擒。戮无遗者，惟庐陵鹧鸪洞贼帅吴先，狡有谋，且据严险。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为得罪，奔先，示以鞭创，先乃纳之，月余，斩先，其党皆溃，积功为吉州兵马都押衙。开宝中，令坚为吉州刺史，茂忠为袁州刺史，金陵破，后主归京师，两人者相约，一以主存亡易节，誓死报国，前二年，令坚寐，则梦人斗，大呼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达旦，始能寐，至是若与人搏击于帐中者，逾时而卒，茂忠度不能独奋，遂降，将行，悉燔州县军兴科敛文籍，所留田税簿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谒关吏，称袁州刺史，吏刺于地曰：此亡国之俘，何刺史也，叱令执杖庭参，至京师，授登州刺史。关吏抵罪，适编管登州，茂忠见之曰：乃汝耶，日责拜谒两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惭愤死，茂忠还朝，病金痍卒。

    睦昭符，

    金陵人，不知所以进，保大中，为常州县刺史，当吴越之冲，屡交兵，城邑荒残，昭符为政宽简，招纳逋亡，未几遂富宝，一日坐厅事，雷雨暴至，电光如金蛇，绕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慑，抚案叱之，雷电遽散，及举案，惟得铁索重百斤，昭符亦不变色，徐命举纳库中，显德五年。元宗既称藩于周，秋八月。命昭符为进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禅，昭符乃更名，后主嗣位，御宫门，立金鸡竿，降赦，如天子礼，太祖闻而怒，召昭符诘之，色甚厉，昭符徐以鄙语对，太祖为笑，因置不问，然昭符常往来金陵，时后主数贡奉，帑藏空竭，昭符市于富民石守信家，得绢十万，后主大悦，太祖已遣李穆召后主入朝，因问昭符曰：汝度汝主来否，对曰：君命召，不俟驾，安有不来，及后主称疾，王师致讨，昭符又言于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后主降，罢奏邸，不得调，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刘彦贞，

    兖州中都人，父信，初为群盗，战败奔吴，事武王数有功，王遇之厚，尝召信计，醉不能言，王嫚骂之，信即仗一剑弃去，左右请追之，王曰：信醉耳，醒当复来，明日果至，积功至镇南军节度使，宜王建国，加征南大将军，唐庄宗灭梁，遣谏议大夫薛昭文使闽，假道洪州，信燕劳之，谓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汉有韩信，吴有刘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银首，举酒属昭文曰：幸而中此，愿为我饮，一发中之。烈祖受禅，以旧故赠太师，彦贞，信第四子，以父任为大理评事。迁屯田员外郎，父丧，起复将军，刺海楚二州，善骑射，矢而收其嬴，州有安丰塘，溉田万顷，以故无凶岁，彦贞托以浚城濠，决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赋益急，皆卖田去，彦贞择尤膏腴者，以下价售之，乃复潴塘水如初，岁入不可胜计，时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贪墨。彦贞广赂遗以致声誉，于是魏岑等亲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为一面长城，在镇久，疑当受代，辄妄造边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为神武统军，及周师侵淮南，拜北面行营都部署，帅三万人援寿州，次来远镇，兵车旗帜亘数百里。战舰衔尾，蔽淮而上，周将李谷，虑我师断浮桥，腹背受敌，烧营退保正阳,彦贞虽名将家子,生长富贵,初不练兵事,裨将武彦晖张延翰成师朗皆●将,无筹略,见周师退以为快,惟恐不得速战,士未及朝食,即督以进,遇周将李重进于正阳东,彦贞置阵,横布拒马,联贯利刃,以铁绳维之,刻木为猛兽攫弩状.饰以丹碧,立阵前，号揵马脾,又以革囊贮铁蒺藜布于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锐气以增,一战,我师大败,师朗等皆被擒,彦贞死于阵,南唐丧地千里，国几亡，其败自彦贞始，虽死王事，议者不与也，后数年，赠中书令，谥曰壮，亦不复录其孤云。

    李金全，

    其先吐谷浑人，事唐明宗为厮养，以战功贵，事具五代史，晋高祖时，为安州节度使，任中门使胡汉荣，汉荣贪戾专政，失军民心，高祖遣贾仁沼代，归京师，金全奏汉荣病不任行，仁沼至，鸩杀之，事闻，高祖乃以马全节代金全镇安州，汉荣惧，给告日邸吏刘珂，密遣人驰报，朝廷召公有异处分，金全惧，使其从事张纬奉表诣金陵请降，烈祖命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帅兵三千人，逆金全，陈于城外，俟金全出，殿之而东，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帅数百人来奔，而承裕违命，辄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计数，乃还，晋将安审辉追败于马黄谷，处恭死于阵。承裕帅余兵扼云蒙桥，复为审辉所败，执而杀之，金全至，拜天威统军，出为润州节度使，汉隐帝时，李守贞以河中叛，来乞师，魏岑查文徽议。宜为出师，刘彦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将威望，以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救河中，彦贞副之，文徽为监军使，岑为沿淮巡检使，师出沐阳，次沂州，金全曰：诸军以河中在何处，而欲自此转战以前耶，势必不相及，徒为国生事尔，尝会食帐中，候骑告北兵数百并涧，皆羸弱，诸将欲掩击之，金全下令曰：敢言过涧者斩，及暮，伏兵四起，旗帜蔽日，金鼓声闻数十余里。诸将乃服金全善料敌，逾月，退保海州，遂引归，金全曰：吾全军而还，不得为无功矣，拜右卫圣统军，领义成军节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内宠，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监王仲连持节册赠中书令，谥曰顺，金全卒后，闽楚之役兴，用事者皆少年，不更军旅，覆败相踵，周人乘我罢弊，攻取淮南，国遂衰削，不复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晖，

    魏州人，事唐晋，事具五代史，契丹人入中原，晖时为密州刺史，与棣州刺史王建俱来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将至，晖念本起盗贼，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历歙州刺史，神卫军都虞侯，江州节度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周师攻淮南，为北面行营应援使，会刘彦贞，姚凤兵以行。彦贞举动躁挠，人测其必败，晖独持重，部分甚整，士亦乐为用。周人颇惮之，及彦贞败死，晖、凤退保济流关。周世宗亲帅众精锐攻寿州，而分兵袭济流，晖陈山下，周兵出山后要击，晖大败，犹收兵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绍颜已委城遁，晖无所归，方断桥自守，周兵涉水窬城而入，执晖凤送寿州行在，见世宗曰：臣力惫，欲暂坐，及坐，曰：欲暂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曰：臣非不尽力国事，南北勇怯不敌，臣在晋屡与契丹战，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军攀堞，如飞而入，臣智力俱殚，故被擒耳。世宗赐之马及衣带，数日创甚，晖不肯治而死，子继勋。

    继勋，

    少从晖兵间，为军校，以父死难，擢将军，历池饶二府刺史，颇以吏事称，入为神卫统军都指挥使，诸老将继死，继勋虽尚少，且无战功，徒以家世，遂为大将。资产优赡，名园甲第，冠于金陵，多蓄声妓，厚自奉养。及开宝中，大兵传城，继勋保惜富贵，无效死之意，第欲后主亟降，闻诸军败绩，则幸灾见于词色，偏裨有募死士，谋夜出奋击者，辄鞭而囚之，自度罪恶日闻，稀复朝请，后主召议事亦辞以军务不至，内结传诏使，一切蔽塞，及后主登城，见王师旌旗垒栅，弥遍四郊，始大骇失色，继勋从还至宫，乃以属吏始出宫门，军士云集脔之，斯须皆尽。

    冯延鲁，

    字叔文，一名谧，少负才名，烈祖时，与兄延巳俱事元帅府，元宗立，自礼部员外郎为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有江州观察使杜昌业者，闻之叹曰：封疆多难，驾御贤才，必以爵禄，延鲁一言合指，遽宾高位，后有立大功者，当以何官赏之，然元宗爱其才，不以为躐进。尝内宴，出宾器，贮龙脑数斤，赐群臣，延鲁曰：“臣请效陈平均分之。”比遍赐，犹余其半，辄曰：敕赐录事冯延鲁，拜舞怀之。元宗为欢笑而罢，保大中，师出平福州，以延鲁为监军使，诸将欲乘胜遂取福州，枢密使陈觉欲自为功，乃请衔命宣慰，召李弘义入朝，既见弘义，不敢发，还至剑州，矫诏起边兵，命延鲁将之，元宗虽怒觉之专，兵业以行，因命延鲁为南面监军使，陈觉及王崇文魏岑会攻福州，取其外郛。会吴越将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虫遐）浦，将舍舟，而泞淖不可行，方布竹筚登岸，我军曹射之，筚不得施。延鲁曰：“弘义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军稍退，使吴越兵至半地，尽剿之，城立降矣，裨将孟坚争曰：援兵已陷死地，将尽力与我战，胜负殆未可知，延鲁不听，顷之，吴越兵至岸，鼓噪奋跃而前，与城中夹击我，延鲁败走，俘馘五千人，孟坚战死，诸军遂大溃，死者万计，委军实戎器数十万。国帑为之虚耗。延鲁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议即军中斩延鲁及觉，既有命矣，会宋齐丘以尝荐觉使福州自效，乃诏械延鲁还金陵，属吏皆止流窜。延鲁流舒州。会赦，复少府监。元宗择延臣为巡抚使。分按诸州，延鲁在焉，右拾遗徐锴上疏，论其多罪无才，不足辱临遣。不听，使还，迁中书舍人，以工部侍郎出为东都副留守，周师南侵，分兵下东都。延鲁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执，世宗释之，赐衣冠，授给事中，问江南事，占奏详华，赐予加厚，留大梁累年。迁刑部侍郎，得还，拜户部尚书，宋兴，扬州节度使李重进叛，伏诛，元宗遣延鲁朝于行在，太祖将乘兵锋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厉色诘延鲁曰：“尔国何为敢通吾叛臣。”延鲁色不变，徐曰：“陛下徙知其通谋。未知其事之详也，重进之使。

    馆于臣家，国主令臣语之曰：大丈夫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时不可耳，方宋受禅之初，人心未定，上党作乱，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时反，今内外无事，乃欲以数千乌合之众，抗天下精兵，吾宁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鲁必恐惧失次，及闻其言，乃大喜，因复问曰：诸将力请渡江。卿以为何如，延鲁曰：“重进自谓雄杰无与敌者，神武一临，敢不旋踵，况小国，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虑者，本国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死生，固无降理，大国亦损数万人乃可，况大江天堑，风涛无常，若攻城未下，饷道不继，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与卿戏耳，岂听卿游说哉，会捕重进叛卒，日戮数十人，延鲁因奏事言曰：叛者独一重进乎，亦众人乎，谓众人，则陛下应天顺人，乌有此理，独一重进，则胁从者何罪，太祖感悟，后获者皆贷不诛。厚赐遣延鲁归，南渡之师，由是亦辍，后主嗣位，延鲁颇自伐奉使之功，尝宴内殿，后主亲酌酒赐之，饮固不尽，诵诗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鲁犹自若，后主优容不责也。楚国公从善入朝，太祖授旄节。留之阙下，后主复遣延鲁入谢，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怜之，遣使挟太医护视。诏放还金陵，卒于家，子僎。韩熙载知贡举，放及第，覆试被黜，后与其弟侃、仪、价、伉入宋。继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平间，历典藩郡，以政绩闻，延鲁锐于仕进，然喜言高退事，尝早朝集漏舍，叹曰：元宗赐贺监三百里镜湖，非仆所敢望。得赐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铉笑答曰：上于近臣，岂惜一玄武湖，恨无知章尔，延鲁不能对。

    孙忌，

    高密人，一名凤，又名晟，少举进士。始济阳为进士者。例修边幅，尚名检，忌豪举跌宕，不能蹈绳墨，遂亡去，渡河，客赵魏间，唐庄宗建号，以豆卢革为相，革雅知忌，辟为判官，迁著作郎，明宗天成中，与高辇同事秦王从荣，从荣败，忌亡命至正阳，未及渡，追骑奄至，亦疑其状伟异，睨之，忌不顾，坐淮岸，扪弊衣齿虱。追者乃舍去，渡淮，至寿春，节度使刘金得之，延与语，忌阳喑不对，授馆累日，忽谒汉淮南王安庙。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闻其所祷，乃送诣金陵，时烈祖辅吴，四方豪杰多至，忌口吃，初与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辞辩锋起，人多憎疾之，而烈祖独喜其文辞，使出教令，辄合指，遂预禅代密计，每入见，必移时乃出，尤务谨密，人莫窥其际，烈祖受禅，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元宗立，齐王景遂排之出，为舒州节度使，治军严，有归化卒二人，正书挺白刃入府，求忌杀之，入自西门，吏士仓卒莫能御，适忌间行在东门，闻乱，得民家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杀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贬光禄卿，元宗素重之，不以为罪，累迁右仆射，与冯延巳并相，每鄙延巳，侮诮之，卒先罢，保大十四年，周师侵淮南，围寿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晖，江左大震，以忌为司空，使周奉表，请为外臣，忌见延巳曰：此行当属公，然忌若辞，则是负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叹息，语其副礼部尚书王崇质曰：吾思之熟矣，终不忍负永陵一抔土。周世宗以楼车载忌于寿州城下，使招仁赡，仁赡望见忌，戎服拜城下，忌遥语之曰：君受国恩，不可开门纳寇，世宗诘之，忌谢曰：臣为唐大臣，岂可教节度使外叛，于是遣王崇质归，而留忌，会暑雨班师，忌亦从至大梁，馆都亭驿。遇入阁，使班东省宫后，履召见，饮以醇酒。问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实北面无二心，周将张永德。与李重进不相能。倡言重进且反。唐人闻之，以为有间可乘，遣蜡丸书招重进，重进表其书于世宗，皆斥渎反间之言。世宗遂发怒，时钟谟亦奉使在馆，俱召见责让，忌正色请死，无挠辞。又问江左虚实，终不肯对，比出，命都承旨曹翰护至右军巡院。犹饮之酒，数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赐自尽，忌怡然，整衣索笏，东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谨以死谢，从者二百人，皆诛死于东相国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闻之流涕，赠太傅。追封鲁国公，谥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为祠部郎中，赐名鲁嗣。

    论曰：南唐之衰，刘仁赡死于封疆，孙忌死于奉使，皆天下伟丈夫事，虽敌雠不敢议也，区区江淮之地，有国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后世追考，犹为国有人焉，盖自烈祖以来，倾心下士，士之避乱失职者，以唐为归，烈祖于宋齐丘，字之而不敢名，齐丘一语不合，则挈衣笥，望秦淮门欲去，追谢之乃已，元宗接群臣如布衣交，间御小殿，以燕服见学士，必先遣中使谢曰：小疾不能着帻，欲冠帽，可乎，于虖。是诚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气名人类者，乌得不以死报之耶。传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讵不信夫。

    刘仁赡，

    字守惠，淮阴洪泽人，父金。事吴武王，有战功，至濠州团练使。长子仁规，娶武王女，贵于其国，尝为清淮军节度使，任赡略通儒术。好兵书。有名于国中，事烈祖，历黄袁二州刺史，入为龙卫军都虞侯。拜鄂州节度使，元宗伐楚。仁赡帅州师克巴陵。抚纳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溃归，复失故楚地，上书者多谓周人有南侵之谋，淮上石偶人言，元宗闻而恶之，断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长淮可涉。民流入周边城。遮杀之。不能禁。唐亦兴屯田，修边备，以寿州最为要地，十三年。徙仁赡为清淮军节度使，自杨氏有吴，岁暮淮涸。辄增戍以备侵轶。惟之把线。监军吴延绍。以为无事，徙费粮糗罢之。仁赡表陈不可罢，未及行，周已遣将李毂，王彦超，韩令坤等，帅师大入。诏书暴我纳李金全，援李守贞，慕容彦超，结契丹太原之罪，报至，上下失色。仁赡独部分号令。宴劳吏士。间瑕如平时，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栅。杀周兵数千人。元宗遣神武统军刘彦贞将三万人救寿州。十四年正月，彦贞至来远镇，距寿州二百里。军容甚盛，李毂烧营夜遁，保正阳。彦贞率战舰数百艘，溯淮而上，仁赡曰：敌已畏君矣，当持重养盛以俟间。若遽求战而不能胜，则大事去矣，彦贞不从，仁赡曰：周人遁，必设伏，遇之，将败绩，乃率励其下。益兵固守。彦贞果大败，没于阵，伏尸三十余里，亡戈甲三十万，周世宗自将攻城，屯于城西北淝水之阳。徵宋亳陈颖许秦徐宿州丁夫数十万。备攻城云梯洞屋。下临城中，数道同时进攻，填堑陷壁。昼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发，声震墙壁皆动，我援兵在外者，见利辄进。常陷伏中，以故屡败而终不悟。仁赡虽知外援之败，意气益壮，觇世宗在城下据胡床督攻城，仁赡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床数步堕，世宗命进胡床于简堕处，后箭复远数步而堕。仁赡知之，投弓于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于城下耳，终不失节。”于是世宗遣中使来谕曰：“知卿忠义，然士民何罪？”又亲驾临城招之，皆不从。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还京师，杨、泰、滁、和、舒、蕲诸州，皆复为唐守，涡口定远周兵戍守者，亦皆为我师袭破，江左几复振，而寿州之围独不解，元宗遣元帅齐王景达，以兵数万来援。分重兵据紫金山。列寨十余处，与城中传烽相应。筑甬道抵城，通粮饷，六月，仁赡出兵，杀周兵数百焚攻城洞屋甚众，周将李重进等兵力颇屈，仁赡因请乘世宗之归，以边镐守城，自出决战，景达畏懦，又方任陈觉，固不许。仁赡愤郁得疾，少子崇谏，夜泛小舟渡淮，谋纾家祸。为军校所执。仁赡命腰斩之，监军使文德殿使周廷构哭于中门，又求救于仁赡妻薛氏，薛氏曰：崇谏幼子，固所不忍，然贷其死，则刘氏为不忠之门，促命斩之，然后成丧，闻者皆为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复亲征，屡战皆克，唐军被俘馘者四万人，余众不能复整。朱元，朱仁裕、孙lin皆降周，仁赡闻之，扼吭愤叹，世宗知寿州且下，心独嘉仁赡之忠，恐城破杀之，乃下诏谕使自择祸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赡已困笃，不知人，监军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为仁赡表请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舁仁赡至幄前，抚劳嘉叹，拜天平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命还城养疾，辛亥，昼晦，两●沙如●，世宗在下蔡，疑有变，驰骑觇之，乃仁赡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尽以殉者数十人，世宗遣使吊祭，追封彭城郡王，录其子崇（言赞）为怀州刺史，赐庄宅各一区，元宗闻仁赡死，哭之痛，赠太师中书令，谥忠肃，叹曰：仁赡有知，其肯舍我而受周耶，是夕，梦仁赡若拜谢庭中，加封卫王，后主立，进封越王，开宝中，仁赡子崇谅为进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后，特命为都官郎中，仁赡至今庙食寿春不绝。

    论曰：政和中，先君会稽公为淮西常平使者，实请于朝，例仁赡于典祀，且名其庙曰忠显，后又尝寓家寿春,方世宗攻下寿州,废为寿春县,而徙寿州于下蔡,故寿春父老,喜言仁赡死时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传记所不载.庙在邑中,岁时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间,予游蜀,在成都见梓潼令金军所藏周世宗除仁赡天平军节度使告身,白纸书,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赡独一裔孙,卖药新安市,客死无后,故得之,其词与王溥所修周世宗实录皆合,若欧阳五代史所称,,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各臣.几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为多,盖摘取制中语载之,本不相联属,又颇有润色也.以仁赡之忠,天报之宜如何，而其后于今遂绝，天理之难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

    幽州人，祖贵，事刘仁恭为将，守光杀之，父处常，脱身南奔，烈祖为散骑常侍，佑生而狷洁，闭门苦学，不交人事，文章议论，见推流辈，陈乔辈荐于元宗，起家秘书省正字，后主在东宫，开崇文馆以招贤，佑预其间。及嗣位，迁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议纳后礼，援据精博，迁知制诰，召草劝南汉书，文不加点，迁中书舍人，后主以潘卿称之，酷喜老庄之言，尝作文曰：庄周有言，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仆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岁至百岁，自少得壮，自壮得老，岁运之来，不可却也，此所谓得之者时也，失之者亦如一岁至百岁，暮则失早，今则失昔，壮则失少，老则失壮，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谓失之者顺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达者知我无奈物何。物亦无奈我何也，其视天下之事，如奔车之历蚁蛭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为中国，其间含齿戴发，食粟衣帛者，是为人。刚柔动植，林林而无穷者，是为物，以声相命是为名，倍物相聚是为利，●首而芸芸是为事，事往而记于心。为喜为悲为怨为恩。其名虽众，实一心之变也。始则无物。终复何有，而于是强分彼我。彼谓我为彼，我亦谓彼为彼。彼自谓为我，我亦自谓为我，终不知孰为彼耶，孰为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系心于物。局促若辕下驹，安得如列御寇庄周者，焚天下之辕，释天下之驹，浩浩乎复归于无物叹。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书以赠别，开宝五年，更官名，改内史舍人，初与张洎亲厚，及俱在西省，所趋既异，情好顿衰，每叹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时南唐日衰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主虽数赐手札嘉叹，终无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请归田庐，乃命佑专修国史，悉罢他职，而佑复上疏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yinyin），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词既过切，张洎从而挤之，后主遂发怒，以潘佑素与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为所排。乃先手平属吏，并使收佑，佑闻命自刭，年三十六，徙其家饶州，处士刘洞赋诗吊之，国中人人传诵，为泣下，及王师南征，下诏数后主杀忠臣，盖谓佑也。子华，仕宋，至屯田员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怜佑之忠，起华于家，授故官。

    论曰：佑学老庄，齐死生，轻富贵，故其上疏，纵言诋讦，若惟恐不得死者，虽激于一时忠愤，亦少过矣，后主非强愎雄猜之君，而陷之于杀谏臣，使佑学圣人之道，知事君之义，岂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时诸臣，默默为降虏矣，犹丑正嫉言，视之如仇，诬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为人妖，虽后之良吏，有不能尽察其说者，于戏悲夫。

    龚慎仪，

    后主时为给事中，开宝三年，高祖欲封南汉，未决，诏后主谕刘（金长）。令奉正朔，后主乃遣慎仪持书使南汉。书曰：仆与足下，叨累世之盟，虽疆畿阻隔，休戚实同，敢奉尺书，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隰，初为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贡，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图，单车之使造廷，则百万之师不复出矣。不然，将有不得已者，仆料大朝之心，非贪土地之，怒人不宾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计强弱小大，而必战者有四，父母宗庙之雠，一也，彼此乌合，民无定心，二也，敌人进不舍我，退无守路，战亦亡，三也，彼有败亡之势，我乘进取之机，四也，今足下与大朝，无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决一旦之命，有国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强则南面而王，弱则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违天不祥，好战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争，而况今日之事耶，地莫险于剑阁，而蜀亡矣，兵莫强于上党，而李筠失守矣，●意足下国中，必有矜智好谋之臣，献尊主强国之策，以谓五岭之险，非可遽前，坚壁清野，绝其饷道，依山阻水，射以强弩，彼虽百万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败，则轻舟浮海，犹足自全，岂能以万乘之主，而屈于人哉，此说士之常谈，可言而不可用，异时王师南伐，水陆并举，百道俱进，岂暇俱绝其饷道，尽保其壁垒，或用吴越舟师，自泉州航海，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人情汹汹，则舟中皆为敌国，忠义效死之士，未易可见，虽有巨海，孰与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与大臣熟计之，史馆修撰潘佑之辞也，（金长）得书怒，囚慎仪不遣，后主表闻，太祖遂决兴师，南汉平，乃得归，后主之亡也，慎仪为徽州刺史，会昭武留后卢绛闻国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过歙，慎仪闭城拒守，绛怒曰：慎仪吾故人。何为见拒，遣裨将马雄攻之，慎仪朝服而出，为雄所害。

    张彦卿，

    史失其乡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彦卿为楚州防御使，周师锐甚，旬日间，海泰州静海军皆破，元宗亦命焚东都官寺民庐，徙其民渡江，世宗亲御旗鼓攻楚州，自城外皆已下，发州民濬老鹳河。遣齐云战舰数百。自淮入江，势如震霆烈焰，彦卿独不为动。及梯冲临城，凿城为窟室，实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彦卿犹列阵城内，誓死奋击。谓之巷斗。日暮，转至州廨。长短兵皆尽，彦卿取绳床搏战，及兵马都监郑昭业等千余人皆死之。无一人生降者，周兵死伤亦甚众，世宗怒。尽屠城中诸民，焚其室庐，然得彦卿子光佑，不杀也，元宗下诏，赠彦卿侍中，天长县时升为雄州刺史建武军使易文赟亦固守，闻楚州陷，遂降，彦卿，马元康书以彦能，亦莫知孰是也。

    论曰：彦卿守楚州，孤垒无援，当百倍之师，身可碎，志不可窬，虽刘仁赡殆不能竭，而史家传裁独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乎。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

    建阳仁，事闽味裨将，沉毅果敢，文身为虎，军中惟之林虎子，闽亡，久不见用。会州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陈德诚，郑元华，皆拔为将，仁肇率偏师援寿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栅。推淮南屯营应援使，时周人正阳浮桥初城，扼援师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实薪●，乘风举火焚桥，周将张永德来争，会风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噪乘之，遂败，仁肇独骑一马为殿，永德引弓射之，屡将中，仁肇辄格去，永德惊曰：“此壮士，不可逼也。”遂舍之而还，及割地，元宗以为润州节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开宝中，密言于后主曰：“宋淮南诸州，戍守单弱，而连年出兵，灭蜀，平荆湖，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弊，此在兵家为有可乘之势，请假臣兵数万，出寿春，渡淮，据正阳，因思旧之民以复故境，彼纵来援，吾形势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事成，国家衅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预谋，后主惧不敢从，时皇甫继勋朱全赟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谋有以中之，会朝贡使自京师回，●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见其画像于禁中，且已为筑大第，以待其至。后主方任继勋灯惑其言使仁持鸩。往毒之，仁肇少病风，口气常臭，医运肺掩不正，及遇鸩，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味陈乔所知，至时，乔叹曰：国势如此，而杀忠臣，吾不知所税驾也，然不能白其诬，仁肇卒，逾年，后主遂见讨，又逾年，国为墟矣。

    卢绛，字晋卿，宜春人，自言唐中书舍人、歙州刺史肇之后，初名兖，慕晋魏绛，更焉，读淑略通大指，喜论当世利病，然脱略●检，每以博弈角抵为事，举进士，不中，为吉州回运务计吏，盗库金，事觉，当伏危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于土豪陈氏，与其子弟共学，绛好纵横兵书，日夜读之，陈氏察其非士流，谓曰：朝廷方求贤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装遣行，绛将还宜春，中途饮博，尽费其装，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诮之，绛乃入庐山白鹿洞书院。犹亡赖，以屠贩为事，多胁取同舍生金，又持摧货诬山中浮屠，以邀贿谢，人皆患苦之。与诸葛涛，蒯鳌，号庐山三害，朱弼为国子助教，将捕治其罪，复亡去，往来金陵丹阳间，遇大寒，平地跃起，折檐桷味薪以自济，守仓吏召归，使跃仓檐，自气楼入仓中盗米，一夕往返数十，久之，乃上书论事，未报，诣枢密使陈乔，口陈所上书，词辩纵横，乔悚然异之，用为本院承旨，授讼江巡检，募亡命习水战，使马雄王川军等分将之，要吴越兵于海门，屡获舟舰，以善战闻，开宝中，密说后主曰：吴越仇雠，腹心之疾也，他日必为北兵向导以攻我，臣屡与之角，知其易与，不如先事不不意灭之，后主曰，然则大朝且见讨奈何。绛曰：臣请诈以宣歙叛，陛下声言伐叛，且赂吴越乞兵，吴越之兵，势不得不出，俟其来，拒击之，而臣蹑其后，国可覆也。灭吴越，则国威大振，北兵不敢动矣，后主不听，及王师来讨，以绛为凌波都虞侯讼江都郡署，守秦淮水栅，战屡胜，诸将忌其能，共说后主，遣绛出援润州，乃授昭武军节度留后，帅八千仁阵于润州城下，北军不敢逼，入城拒守，而节度使刘澄，谋因计事斩绛，以城降，绛觉之，澄乃谓绛曰：都城危甚，万一不守，此何为，绛曰：君为守不可弃城，宜赴难者绛也，是夕，澄遣裨将出送降款，绛帅部下驰出，欲冒围入金陵，围坚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诸郡皆霞，绛独不降，谋南据闽中，过歙州，怒刺史龚慎仪不出迎，杀之而行，太祖使绛弟袭招绛，初欲杀袭，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师，授冀州团练使，遇龚慎仪兄子赞善大夫颖于朝，诟绛曰：时杀我叔父者，执至殿陛诉冤，诏属吏，枢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愿宥其死，使自效。太祖曰：是貌类侯霸荣，何客留也，斩于西市，绛临刑大呼曰：“陛下不记以铁券誓书招臣乎！”霸荣河东将，尝来降，已而复叛归，弑其主刘继恩者，故太祖深恶之。

    柳家

    柳永的祖父为柳崇（？-980），有子六人----先夫人丁氏生宜、宣，继夫人虞氏生寘、宏，举进士，又生寀、察，并以词学自立。宜、宣、寘、宏、寀、察都有官职:

    柳宜(939-？):仕南唐，官监察御史（郑文宝《江表志》卷下，载柳宣官监察御史），入宋自太平兴国元年（976）至淳化元年（990）先后为濮州雷泽、沂州费县、济州任城令。淳化元年（990）起通判全州，后为赞善大夫，至工部侍郎。登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梁灏榜进士，

    柳永其实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没有辉煌的事迹和高超的理想，所以词史上根本没

    有他的记载。然而他的词由于为大众所传颂，所以词话中有许多对他毁多于誉的批评，

    话本小说中也渲染了他的故事，使柳永成为一个既平凡却又奇特的人物。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人，北宋景元年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

    。他的身世，除了北宋王禹□的＾小畜集〉，和＾小畜外集〉有过记述外，只能从＾福

    建通志〉、＾建宁府志〉、＾崇安县志〉以及某些词话中寻得片段的记载。他的先世自

    山西河东迁来福建崇安五夫里，从此变成为五夫里人（注三）。

    柳永算是书香门第之后，其家室背景如下：

    柳三复

    柳崇----柳宜----------柳三接----柳淇

    柳三变----柳兑----柳辅彦

    他的祖父柳崇少时以「儒学」著名，五代时闽王王延政（注四）赏识他，要给他「

    沙县丞」的官做，他因不满王延政的苛政虐民拒绝了！而且自誓终身不仕。他以儒家之

    道修身训子，在五代、南唐时代始终不移志节，致死奉守不渝。他的父亲柳宜，在南唐

    时曾上疏言时政得失，很受国君重视，并以耿直纯孝著名。他的二个兄长也都成为进士

    ，和后来也当上进士的柳永，时称三绝（注五）。由此，可以知道柳永生于书香门第，

    成长在仕宦家族之中，可知其家学渊源的影响。然而，他个人的个性却是天纵浪漫，由

    于出身书香世家，使得他个人在音乐文学上的才华，更加发挥的淋漓尽致。不幸的是，

    这样天纵浪漫的表现，一方面成就了柳永千古不朽之盛名，一方面也使得他的仕途倍加

    坎坷。

    张佖

    五代南唐文臣，常州人，祖籍淮南，约生于932－937年间，不是《花间集》中的词人张泌，《花间集》结集时（公元940年）张佖还是个几岁的小顽童；南唐中主保大十二年春（954）因徐铉向中主举荐而及第，释褐为句容尉，与徐铉有诗歌往还；建隆二年（961）上书后主陈治国十策而擢监察御史，随后主入宋后屡有升迁，官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淳化五年（994）尚在任上，此后事迹失载，约卒于此后数年；张佖的诗赋没有一篇流传下来。前人多将张佖生平与唐末作家张泌相混，由于南唐张佖的“佖”和唐末张泌的“泌”均读作bì:，为同音而形近字，因此才有将“佖”误书作“泌”者。《全宋诗》不仅将张佖和张泌混为一人，还将唐末张泌的诗作全部收入。参李定广《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一书之附录《千年张泌疑案断是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煜以藏中黄金，分遗近臣办装，张佖得金二百两，诣彬自陈不受，请奏其事。彬以金输官，而不以闻。

    荆南

    又称南平、北楚，高季兴所建，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都荆州，辖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

    高季兴原名高季昌，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因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的名讳，改为季兴。他幼年为汴州商人李七郎家奴，后李七郎被朱全忠收为义子，是为朱友让，而高季兴又被朱友让收为义子。季兴初为亲兵，后为牙将，因破凤翔有功，迁为颍州防御使。及公元九○七年朱全忠称帝，以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这时，所谓荆南只存荆州一州，其它如归、峡、夔、忠、万、澧等州，都已为其它割据势力所夺。由是高季兴遂招集流散兵民，网罗士人，加上唐末进士梁震等人的辅佐，积畜力量，准备割据。公元九一四年，后梁封高季兴为渤海王。及后唐灭梁，高季兴又向后唐称臣，九二四年，被后唐封为南平王。后唐灭前蜀以后，高季兴得到了归、峡二州。他本欲夺取夔、忠、万等州，终不敌后唐而作罢。荆南虽地狭兵弱，但却是南北的交通要冲。其时南汉、闽、楚皆须向梁称臣，而每年贡奉均假道于荆南；因此高季兴便邀留使者，劫其财物。至南汉、闽、楚各称帝后，高氏又贪其赐与，亦所向称臣，由是被诸国视为“高赖子”。公元九二九年，高季兴死，后唐明宗追封他为楚王，故南平又称“北楚”。其子高从诲继立，后经高保融、高保勗，直到第五主高继冲，于九六三年亡国。由高季兴担任节度使至荆南亡国，前后历五十七年。

    皇甫继勋

    江州节度使晖之子。幼以父荫为军校，父死难于滁州，累迁将军、池饶二州刺史，勤于吏事。入为诸军都虞候，迁神卫统军都指挥使。诸老将相次皆死，而继勋尚少，遂为大将。赀产优赡，营第舍、车服，畜妓乐，洁饮食，极游宴之好。

    及宋师至，诸军多败衄，继勋欲煜之速降，每众中流言，颇道国中蹙弱。侄绍杰亦以继勋故，为巡检。常令绍杰入见煜，陈归命之计。会有风雹，继勋又密陈灭亡之兆。偏裨或有募勇士欲夜出营邀宋师者，辄鞭而拘之。又因请出煜亲兵千余守阙城，为宋师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见宋师列栅城外，旌旗遍野，始惊惧，知为左右所蔽。及巡城还，继勋从至宫。煜乃责其流言惑众及不用命之状，收付大理。始出，军士悉集，脔割其肉，顷刻都尽。绍杰亦被诛。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简

    ，饶州鄱阳人。隐居，好学问，明《易》义。煜召为国子博士、集贤侍讲。顷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师围金陵，煜求能使交兵者，张洎荐惟简有远略，可以谈笑和解之。召为给事中，与徐铉奉使至京师。太祖召见诘责，惟简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无仕进之意，李煜强遣来耳。臣素闻终南山多灵药，事宁后，愿得栖隐。”太祖许之。江南平，以惟简为国子《周易》博士、判监事。开宝九年，上书述前志，求解官，盖不得已，非其心也。改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缮为京兆府贸阝县主簿，俾就养。

    太平兴国初，惟简自终南至阙下，求入见。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诏召无求对之制，乃还。岁余，复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卒。缮后举进士，至都官员外郎。

    冯谧

    五代南唐文学家。一名谧，字叔文，广陵(今扬州)人，一说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南唐吏部尚书冯令愿之子，词人冯延巳异母弟。幼居歙州。吴让帝末为江都判官。南唐元宗保大初，为中书舍人。南唐出师攻建州时，为监军使。兵败后流放舒州，后赦免。累官工部侍郎，出为东都副留守。保大十四年(956)，被后周所俘，留居汴京三年。显德五年(958)归南唐，为户部尚书，数次使宋。后改任常州观察使而卒。撰有《冯延鲁文集》，南唐亡时散逸。宋初存诗一卷、一百余首，今亦不存。《小畜集》录存其诗一首，《全唐诗续拾》据此亦收录之。

    本名延鲁，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安。李誧僭号，立子景为太子，谧与兄延己俱以文学得幸。及景嗣位，累迁至中书舍人。

    晋开运末，闽越大乱，景遣谧与谏议大夫陈觉乘传安抚，谧遂矫诏发数郡兵攻福州。及败，引佩刀自刺，亲吏制之，不死，长流舒州。会赦叙用，复为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江南以扬州为东都，命谧副留守。周世宗下扬州，谧髡发为僧，匿于佛寺，为官军所获。世宗释之，授太常卿，赐与甚厚。数年，拜刑部侍郎，放还，为户部尚书。建隆三年，煜遣来贡，因表求舒州田宅，诏赐之。后改常州观察使而卒。

    子伉归中朝，与兄仪、价并登进士第。伉文辞清丽，尝著《平晋颂》，时人称之。累迁殿中侍御史，历典藩郡，皆有治迹。咸平三年，知福州，卒。特赐钱十万，录其子玄应同学究出身。，冯谧跟诸阁老在一起闲读，扯及唐玄宗赐封贺知章镜湖（今

    浙江绍兴境内）一事，冯谧说：“今后告老，我能够得到后湖就已很心满

    意足的了。”在坐的徐铉说：“我主尊贤下士，难道会吝惜一湖吗？只是缺少可与贺知章相提并美的贤才罢了。”

    冯谧羞愧不堪。

    锺蒨,

    勤政殿学士朝冠朝服,坐在堂上,闻兵已及门,召集家属,服毒俱尽。张洎初与乔约,同死社稷,至乔死后,仍旧扬扬自得,并无死志。

    徐锴

    字楚金，会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风度淹雅，古唐乾符中进士。昭宗狩石门，无学士草诏，延休来调●。适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词，即召见，命视草。昭宗善之，及还长安，不得用。梁蒋玄晖辟为其佐。延修弃去。依钟傅于洪州。吴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禄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铉锴遂家广陵，锴四岁而孤，母方教铉就学，未暇及锴。锴自能知书。稍长，文词与铉齐名。升元中，议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经义法律取士。锴耻之，杜门不求仕进。铉与常梦锡同直门下省。出锴文示之。梦锡赏爱不已，荐于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书郎，齐王景达奏授记室。时殷崇义为学士。草军书，用事谬误，锴窃议之，崇义方得君。诬奏锴泄禁省语。贬乌江尉，岁余召还，授右拾遗，集贤殿直学士，论冯延鲁有罪为才，人望至浅，不当为巡抚使，重忤权要，以秘书郎分司东都，然元宗爱其才。复召为虞部员外郎。后主立，迁屯田郎中，知制诰。集贤殿学士，改官名。拜右内史舍人，赐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选事。与兄铉俱在近侍。号二徐。初锴久次当迁中书舍人。游简言当国，每抑之，锴乃诣简言。简言从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书舍人，然伯仲并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迟之。锴颇怏怏，简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词皆锴所为，锴大喜，乃起谢曰：丞相所言，乃锴意也，归以告铉，铉叹息曰：汝痴绝，乃为数阕歌，换中书舍人乎。锴凡四知贡举，号得人，后主●所制文，命为之序，士以为荣，锴酷嗜读书，隆寒烈暑，未尝少辍，后主尝得周载齐职仪，江东初无此书，人无知者，以访锴，一一条对，无所遗忘，其博记如此，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谛。每指之家语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后主尝叹曰：群臣劝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李穆来使，见锴及铉叹曰：二陆之流也，尝夜直，召对，论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后主曰：多难当先才，锴曰：有人才如韩彭而无行，陛下敢以兵十万付之乎，后主称善。时国势日削，锴优愤郁郁，得疾，谓家人曰：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开宝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赠礼部侍郎。谥曰文，著说文通释，方与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及他文章，凡数百卷，锴卒逾年，江南见讨，比国破，其遗文多散逸者。

    查元方

    事后主为水部员外郎，吉王从谦掌书记，从谦朝京师，太祖命知制诰，庐多？燕从谦于馆，多逊弈棋次，●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余年，极君臣之礼，不知其他，多逊推枰愧谢曰：勿谓江南无人，使还，通判建州，卢纬据歙州，傅檄至建元方立斩其使，及绛平。太祖闻元方所为，大悦，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龙图阁待制，始徙家海陵。纯厚长者，以文行称于时，道从兄陶，及事后主，国亡入朝。仕至秘书少监，知审刑院，与道尤极友爱，自金陵坡，士祖流离，多贫困失职，惟道兄弟尽力收恤，聚食常数十百人，得任予恩，皆以与族人，以少长为先后，无亲疏之间，异姓亦分俸给之，时其婚姻，由是常苦贫。而查氏至今为海陵望族，许国●皆其后也。

    高审思，

    失其家世乡里，少以骁勇事吴武王，从刘信平虔州有功，为人重厚沉没，烈祖爱之，用为神武统军，出镇寿州，兼侍中，在镇治守备，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坚城，何大惧邪，审思曰：事变无常，不可不过为之卑，及保大末，周人来侵，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寿州能坚守，以世宗英武，将士皆精练，然逾年极兵力，不可取，虽刘仁赡善守，亦审思之遗续也。卒于镇，年七十五，废朝三日，赠太师，谥曰忠，初术者悉言审思位不至刺史，尝受命刺常州，固辞不敢行，而其后位兼将相，终始富贵，术之不足信有如此。

    史虚白，

    字畏名，世家齐鲁，虚白隐居嵩，少者书，中原丧乱，与北海韩熙载来归，时烈祖辅吴，方任用宋齐丘，虚白诵言曰：吾可代彼，齐丘不平，欲穷其技能，召与宴饮，设倡乐亦綦博戏，酒数行，使制书檄诗赋碑颂，虚白方半醉，命数人执纸，口占，笔不停缀，俄而众篇悉就，词采磊落，坐客惊服，虚白数为烈祖言，中原方横流，独江淮阜。兵食俱足，当长驱以定大业，毋失事机，为他日悔，烈祖不能从，虚白乃谢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湾，因家焉，常乘双犊版辕，挂酒壶车上，山童总角，负一琴一酒瓢以从，往来庐山，绝意世事，保大初，熙载为史馆修撰，荐虚白可用，元宗召见，访以国事，对曰：草野之人，渔钓而已，安知国家大计，赐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隐者也，赐田五倾，放还山，及元宗南迁豫章，次蠡泽，虚白鹤裘藜杖，迎谒道旁，元宗驻跸劳问曰：处士居山，亦尝有所赋乎，曰：近得鸡居诗一联，使诵之，曰：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元宗变色，厚赐粟帛，上樽酒。徐铉高越谓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虚白曰：野人有子，贤则立功业，以道事明主，愚则负薪捕麋，以养其母，仆未尝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铉越媿叹，年六十八，将终，谓其子曰：宫赐吾美酒，饮之略尽，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于棺中。四时勿用祭享，无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从之，孙温，天圣中仕为虞部员外郎，献虚白文集，仁宗皇帝爱之，号虚白冲靖先生。

    陈陶，

    岭南人，少学长安，升元中南奔，将求见烈祖，自度不合，乃隐洪州西山，叹曰：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保大末，有星孛于参芒，指东南，陶语人曰：国其几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迁豫章，至落星湾，将访以天象，恐陶不肯尽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伪言卖鮓。至门，陶果出，咯鮓。喜甚，卖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处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还，元宗闻之不怿，遂不复间，是岁果晏驾。西山产灵药，陶与妻日斸二饵之，不知所终，开宝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丫结被褐，与老妪卖药，得钱则沽酒市鮓。相对饮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蓝采和，处世纷纷事更多，何如卖药沽美酒，归去青崖拍手歌，或疑为陶夫妇云。 ，！

古代的爆炸性武器，爆破城墙

    

    爆炸性火器

    爆炸性火器起源于北宋时期。它是在火药不断改进的基础上产生的。与燃烧性火器相比，爆炸性火器有更大的杀伤力。可将火药装入纸制、竹制、陶制、铁制的弹体内，点燃引信，引爆炸药，炸伤炸死敌军人马及摧毁敌人防御设施。其使用范围从地面扩展到地下和水下。爆炸性火器依其性能和应用范围，可分为炸弹、地雷、水雷三类。

    炸弹

    这类火器是在燃烧性的“霹雳火球”和“霹雳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时，人们用竹蔑编制成球形，外糊泥纸，内装火药和瓷片，施放时发出霹雳般的震响。这便是处于萌芽时期的爆炸性火器“霹雳火球”。它主要起燃烧作用，但同时可崩射出碎瓷片以击伤敌人。后来进一步制成“霹雳炮”，是用纸筒做炮管，内装石灰和硫磺等物，燃放时，弹体*向空中，再降落水中，硫磺和石灰见水便膨胀发火，跳出水面，纸筒随即炸裂，石灰烟雾四散，可迷障改人，伤及双目。1126年，金人围攻汽京时，宋将李纲下令施放肆雳炮，击退了敌军。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矾大破金兵时也曾用过霹雳炮。据史料记载，金属炸弹是出自全人之手。全世宗时，阳曲（今山西太原川l郑村有个名叫铁李的猎手，专门以捕捉狐狸为业。他制造了一种陶质的“火罐炮”，下粗上细，罐内装入火药，在细口上装引信。捕狐时点燃弓；信，火罐爆炸，所发出的猛烈响声，惊得狐狸慌忙乱跑，都逃进预先设置的阿里。这种陶火罐就是金属炸弹的雏形。

    大约在13世纪初，金人学会了制造火器，并发明了铁制炸弹，金人称为“震天雷”，宋人叫它“铁火炮”。这种炸弹用抛石机发射，弹壳用生铁铸成，有罐子形、葫芦形、圆体形、合碗形四种。其中罐子式的震天雷，口小身子粗，壳厚2寸，内装火药，上安引信。投或发射出去，爆炸声如雷灌耳，弹片炸起，可钻透铁甲，杀伤力相当大。1221年，金兵攻新州时，曾用震天雷轰击，给宋军以重创。1232年，蒙古兵进攻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在攻城器械“牛皮洞”的掩护下，挖掘城墙，城＿l守军开始用矢石反击，毫无作用。金兵遂用一只“震天雷”沿城墙用铁索吊下，发火后，“其声如雷，闻百里外”。城下攻城掘墙的蒙古兵连同防护用的“牛皮洞”皆被炸成碎片。在当时“震天雷”的爆炸威力是十分惊人的。1277年，蒙古人阿里海牙攻广西，宋将马暨率兵守卫静江（今广西桂林），三个月后静江陷落，马暨的部将娄铃辖率领250人退守月城，蒙古兵合围月城十余日，娄死守不降。这时城内因缺少食物，200多士兵难以继续坚持。娄铃辖便站在城墙上大喊：“我们太饿了，不能出城投降，如果给我们～些吃的东西，我们可以听命。”蒙古人信以为真，派人送去几头牛和一些米，娄的部下接过食物，又关紧城门。蒙古人登高涂望，只见宋兵忙着煮米、宰牛，各司其事。吃过饭后，宋兵气力鼓足，便吹起号角，擂响军鼓，蒙古兵以为他们要出战，整甲以待。只见宋兵拥出一门大．火炮，点燃引信后，立即爆炸，声如雷霆，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城壁崩塌，蒙古兵近前看去，宋兵200余人皆被炸死，连守在城外的蒙古兵也被震死许多。足见这种铁火炮的威力之大。古代人所称的“铁火炮”，与现代军队装备的大炮截然不同，那时的火炮，在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大型地雷，形体笨重，其爆破性强，但不具备发射机能。那时借助抛石机或人手抛，所距离有限，而且目标难以准确，多用于炸毁敌方的城防设施，在攻守城的战役中使用最多。

    元代铁火炮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都使用过铁火炮。第一次是在12744f，无军在忽敦等率领下，同日军交战于博多。据日利八幡愚童训》记载，元军登岸后，指挥者居高临下，命万人发射短而毒的箭，一时前如雨下，毒焰弥障。退兵时发“铁火炮”，声如雷霆。日本兵被这炮声惊得目瞪耳聋，不知所措。这～仗打得日军惨败，而元军也因弓矢用尽，不得不退兵。第二次是在1281年，元军在范文虎等人率领下再度东侵日本，进攻壹读、激流时，曾发“铁火炮”击败日军，并杀死日将少贰资师。但此时无军遇到飓风，兵士各自逃生，天灾使士卒陷没10万人。曾参加过这两次战役的日本画家“竹崎季长”，战后将亲眼目睹的战斗场面描绘出来，并于1292年汇集成画册，题名为《蒙古袭来给调》。其中有一幅是画元军施放“铁火炮”的真实场景，画的左边是无兵，右面是日本兵，中间地上有一只呈炸裂状态的“铁火炮”。这只铁火炮下半部还完整，上半部已炸碎，碎片飞起，火焰四射。从画面上可以看出，这只铁火炮里两半合成的，就是金人的“震大雷”4种形式之一的“合碗式”。我国劳动人民在13世纪初创制的两个半完合铸雷壳的方法，在过了4个世纪之后，欧洲各国才使用它来制造炮弹。

    明代的炸弹种类增多，燃放方法也大有改进。依炸弹的质料不同可分为铁弹、木弹、石弹、泥弹等。铁弹有“击贼神机石榴炮”，它类似现代的手榴弹。用生铁铸造，形状像成熟的大石俄。上端留～孔，内装火药和毒药，将药装满大半，再放击败神批石榴炮火一个酒杯，杯内燃火种，用铁盖将石榴炮口塞紧。炮外壳涂成白色，上面绘成五彩花草。临敌时，可用手投，以炸敌兵，也可放置路旁，待敌人拾取后，动摇火种，立即引爆弹炸，炸死敌人。

    石弹有“威远石炮”，是一种类似地雷的炸弹，用石凿成，内装火药2斤，小石千二00枚，用大石弹塞炮口，外观呈椭圆形，弹壁较厚。另外凿一火眼安装引线和发火装置，并用蜡封口固定，外接长绳以各拉发。守城时可置于城下敌人易接近处，野战时放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稍施遮掩，乘敌不备时，拉绳引爆。

    泥弹有“万人敌荔枝炮”等。“万人故”又称“火罐”，用生铁铸成，每罐装火药1斤，再装入铁禁黎、碎石、碎铁等物，罐口安装引信，罐外四周有耳，系以粗麻绳，使用时，点燃引线便可随时击敌人，爆炸力强，弹片飞及数百步，伤敌甚众。此外还有木质弹“木炮”等等。

    慢炮是一种定时爆发的炸弹，是明朝嘉靖中曾铁镇守陕西三边时发明的，类似现代的定时炸弹。这种炮的形状像个圆斗，外面涂五彩花纹，就像一个美丽的玩具，内装火药和发火装置，点燃后，三四小时自动爆炸。当敌人经过时，将慢炮放置路旁，待敌人拾取后，相与观赏时，突然爆炸。这种慢炮，在晚清时也有人制造，名叫“手捧雷”。清胡咸丰初年，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与镇压太平军，听说捉到了胡以肠，便让他回去招降其兄胡以盼。赛尚阿让当时的兵工专家厂守存特制了一个装有炸弹的木区，假称有一封信放在匣子内，让胡以脱转交太平军首领。这种炸弹便是“手捧雷”，一启区立即爆炸，十分灵便。

    在明代除了使用各种炸弹以外，还有许多爆破器材。通常用管状、桶状物装入烈性炸药，引爆，用于攻城炸船等战斗中。爆破器材直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仍是攻克敌人碉堡、坦克、防御工事及桥梁、铁路等的重要武器。也许，今天的青少年们还记得战斗英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他手中托举的炸药包就是～种爆炸力极大的爆破器材，还有《英雄儿女》电影中王成手握的爆破筒。这些爆破器材的前身，可推溯到明代的火药筒和火药桶。尽管那时的爆破用器还很笨拙，火药成份也不够精纯，往往需用很大的药量才能发挥巨大的爆破力，但在当时战场上也曾大显神威。

    164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统帅数十万将士挺进四川，先后用爆破城墙的攻势攻克电庆和成都。张献忠在攻重庆时，以他的足智多谋，命令部队“多寒地道，四面攻城”，待地道掘至敌城墙下时，“灌以火药”，然后点火引爆，一声巨响，轰开了坚固的重庆城墙，大军从炸开的缺口攻入城中，活捉了瑞王。紧接着起义军进逼成都，成部防守严密，城墙高大坚厚，城上守军3万。起义军几次强攻，均被击退。张献忠决定用炸药爆破城墙。他命令部队砍伐数丈高的大树，剖开村干，掏空村心，装满炸药，然后两半村干合拢～体，用绸布缠紧，外糊泥浆，制成巨大的爆破简。当这种高与城楼平齐的爆破简位立在城外时，明军个个吓得目瞪口呆，魂不守舍。张献忠又令部众从城北掘通穴道，埋上炸药。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城墙炸裂，声如雷霆。成都城大爆破可以说是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元。

    明末另一位著名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也是位爆破能手。几犯年，起义军第二次攻打开封则，大顺军在开封城东北角挖掘了长10丈宽1丈多的大穴道，里面装满火药，放入三四条4丈多长的引信，然后引火爆破，崩塌城墙。据明代兵书《武备志》、《火龙经｝）记载，有一种专门用于炸敌船的火药桶。即在木桶中放粗缓火药5斤，上面覆盖一层薄沙土。贴用时，取无焰火炭二三块放在粗碗内，覆以薄灰，平放在桶内的沙土上，轻轻将桶加盖加闩，投时，须双手平举，轻抛出去，落到敌船l顷刻爆炸。这种火药桶不装引信，只要桶碰及目标，碗内火炭打翻，便可引爆桶内炸药，使敌人没有时间拾起来回。另外明朝还使用～种水＿l爆破艇，名叫“子母舟”。在母舟的后部只有两边帮板，腹内空虚，后藏一小舟，通连一处，亦有盖板，用来掩蔽人。母舟舱内贮满火药、纵火器具，船头两掖订满狼牙钉，当与敌船靠帮时，用约担措住敌船，挂上缆索，将母船发火，与敌船共焚，爆破手乘号船返回。后来又经改进，创制了更为灵活的联环舟。舟长约4丈，外面看像一只船，分开则为二只舟，中间以环联结。前半部船舱盛火器，船首钉满“大倒须钉”，遇敌时，*故船，大钉钩佳故船，然后点火，解俄联环，乘后半截返回。

    地雷

    地雷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一种古代火器。在电影《地雷战》中，我们看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游击区的军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铁雷不够用，就自己动手制造各种石雷。村中的老人还记得配制火药的方法，“一硝二磺三木炭”，传授给年轻人。在日寇扫荡时，村村户户，河沟路岔都摆下了地雷阵，炸得敌兵人仰马翻，失魂落魄。使得这一古老的火器重显威力。

    地雷在我国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代兵器制造家首次发明创制了地雷，并大量用于战争。明代兵书《武备志》中记载了周多种地雷的形制及特性，并绘有地雷的构造图。地雷多是用石、陶、铁制成的，将它埋入地下，使用踏发、绊发、拉发、点发等发火装置，杀伤敌人。早期的地雷多是用石头打制成圆形或方形，中间凿深孔，内装火药，然后作实，留有小空隙插入细竹筒或苇管，里面牵出引信，然后用纸浆泥密封药口，埋在敌人必经之处，当敌人将近时，点燃引信，引爆地雷。这种石雷又叫“石炸炮”。其构造简单，取材方便，广泛使用于战斗。但也因贮药量小，爆炸力较小，而渐被更新。后来地雷的形制，特别挂发火装置得到不断改进，扩大了地雷的有效杀伤范围。地雷的形制也多种多样，在此介绍几种代表性的器种。

    炸炮：是一种踏发式地雷，即用脚一踏便爆炸，直到现代战争中仍在要塞区域密布这种地雷群，以阻遏敌人靠近。这种地雷，用生铁铸造，如同碗口～般大小，腹内装填炸药，上面留～细口，穿出引线。临战前选择敌人必经要道或自己阵地前方敌人容易接近的地方，将几十个雷连接在“钢轮发火”装置的“火槽”上，挖坑埋设，表商施伪装物。待敌人无意中踏上钢轮机，即可同时发火，遍地开花，铁屑横飞，火焰冲天，杀伤面积相当大，非常适合阻击敌人大部队行进。

    无敌地雷炮：是用生铁铸成圆形，大的可装火药一斗，小的装药三五升不等。装药后，用硬木做成“法马”塞住四，分三极引线装入一支长竹竿内，事先选择敌人必到之处，埋于地下，将竹竿～头露于我方，等敌人进入这一地区时，依号令点火引爆。

    万弹地雷炮：是一种绊发式地雷。用一口大瓷坛，内装炸药，用土将坛回填紧，留一小眼装引信埋入地下，再在地面放一堆碎石，同时埋设钢轮发火机一个，与坛四引线连接，在地面安设绊索，或用长绳由远处拉发。当放人脚碰触绊索时，钢轮自动发火，引爆地雷，火药坛炸起，泥土碎石陶片四处迸射，杀伤感力很大。

    自犯炮：是将数个铁制的或石、陶制的地雷用药线连接起来，一个接一个分散埋设在敌人经过的地带，像布下一个地雷同。当敌人进入网内，一旦踏上发火装置，地雷便一个接一个连锁爆炸，可大范围地杀伤敌人大队人马。

    伏地冲天雷：预先将地深挖3尺，把神火火炮数个联杯埋伏地下，然后用乌盆盛火种放于炮上。药线连接乌盆并接近火种，乌盆上插各种刀枪矛敕等长兵器。当不明真相的敌人前来摇拔刀枪时，下面的乌盆倾倒，火种即刻倒在药线上，引爆地下的神火火炮，顷刻之间众火齐发，炸声如雷，可大量地杀伤改群人马。

    还有一种延时地雷是用盘香徐徐燃烧，一段时间之后盒香燃尽，续点地雷引线，在敌军正好到达时，引爆地雷。另外，明朝还创造了官亭炮和公署炮，专门埋设在官府大堂的公案下或官亭内，待敌军占领后，只要碰到发火机关，地雷立即爆炸。

    清朝前期，统治者极不重视地雷及各种爆炸器材的制造和使用。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丁守存、黄昆等人才开始积极研制各种地雷，主要是拉发雷和绊雷。丁守存曾发明一种“跳雷”，曾携赴天津试演，十分灵验。这种地雷是将一个铁铸的圆形地雷装入木柜中，木柜下部填装火药，连接地雷引信，木框内装有发火装置。使用时，先将木柜埋入地下，在木相一旁，安置翻车，与柜内发火装置连接。敌人一旦误踏翻车，牵动发火装置，则火药爆发，可将柜中地雷抛起地面七八尺高，在空中爆炸，其杀伤范围可达方圆几十丈，威力极大。

    在我国古代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地雷，如明代的“钦赏炮”，是将小型炸雷藏在印有“钦赏”二字的酒坛内；里面装有砒霜、激毒、牙皂、姜粉和用烧酒炒制的矿砂，敌人得到后，往往误以为是供饮赏的御酒，急忙打开品尝，哪知一掀坛口，立即被炸得粉身碎骨。地雷使用技巧限多，充分显示了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为我国古代兵器发展史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水雷

    水雷创制于明朝，专家认为中国军队使用水雷比欧洲要早200余年。在我国有不少古代兵书记载了军用水雷的构造、性能、形制，并绘有图形。如1549年，后顺之编写的《武编昨，记载了一种水下爆炸兵器“水底雷”，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操纵的拉索引爆水雷。它用大木箱作壳，内装火药，击发引火装置挂在一条长绳上，拉到岸边，用三个铁锚将“水底雷”维系在水中。敌舰接近水雷时，岸上守候士兵技换长绳击发引火装置，水雷即刻爆炸，摧毁敌舰。

    早期的水雷实际一b是一种具有防水性能的炸弹，如“火药桶”，将火药装入密封的木桶内，桶口点燃引信，将火药桶抛入敌船，或顺水漂近敌船，待药线燃尽发火，炸沉敌船。明代水雷种类很多，其中“水底龙王炮”采用定时发火装置，“混江龙”采用技人装置，其作用近似现代海防中用的漂雷和沉香。

    水底龙王炮，是用熟铁打制雷壳，每个重4--6斤不等，内装炸药0．5～1斗，饱口装有香头引火，香头的长短根据所要轰击的敌船距离远近而定。使用时，先点燃香头，然后将炮装入牛胖做的囊中，加以密封，以防受潮，将此地载到木排上，估计河流及改船停泊处的深度后，再用石块把木然坠入水机为了使空气透入胖中，以免火种因缺氧而熄灭，事先穿入羊肠线通过牛脾囊连接到浮在水面上的鹅雁翎筏上，趁黑夜顺流而下，接近改船，香烬火发，水底龙王炮在水下爆炸，敌船中炮即毁。这种水雷游戈于水流中，受风力、流速影响很大，所以击中目标是随机性的，但在古代水战中，战船的航行也多半靠人工摇橹划桨摆舵，很多情况下靠风帆把握航向，所以相应地能发挥较大的威力，比较容易命中目标。

    混江龙：其构造和形制与水底龙王炮基本相同，只是发火装置有所改进。它是在皮囊中安设人石、火镰，用长绳牵到岸上，将混江龙炮沉入水底，待敌船经过时，士兵在岸上拉动绳索，使人石和火镰撞击，发火爆炸，轰击敌船。

    水中炸炮

    清代中期以前，水师作战主要用火攻，极少使用水雷，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海防问题日益突出，才开始注重研究创制水雷。1843年，知县高邦哲制造了一种鸭式水雷，称为“水中炸炮”，是仿制陆．丘地雷的制造方法制成，即用生铁铸成鸭形，鸭背上有一方口，上有盖。将火药、铁砂、空心炮子等填入鸭腹，从鸭嘴内播火引线，引线的长短视敌船远近而定，通常一寸长的引信燃尽可行2里海路。雷腔装药量多少，视铁鸭大小而定，小者可装20--30斤，大者可装药80--100斤。使用时，用长6尺，宽3尺的小木筏乘载，筏上张蓬帆、高2至3尺，笺尾安小舵，使其服直前进，点燃引线后即可放之，顺风而去，药线燃尽火发爆炸，距离近的可将敌船去沉，距离二三百米左右，炸碎的铁块炮子也可以横击敌船，伤及船身或船上的敌人。这种鸭式水雷，因漂浮于水面，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多在黑夜或海雾弥漫之时，乘敌不备，出其不意，突然接近改船，将敌炸沉。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开始仿制西方先进的机械延发水雷。1842年，广东绅士潘仕成以重金聘请美国海军军官壬雷斯，在广东制成新式攻船水雷20具。这种攻船水雷以防水雷校为外壳，内装炸药50至150斤不等，用雷汞火帽发火。雷校内装有一个皮制水鼓，有水管接通读外，使用时，派人将雷潜送至改船船底，用引绳将雷系于锚链之上，以防止水雷漂动，然后将水管木塞拨出，海水顺水管灌入水鼓，鼓涨，扛动揭板，弹条击落，火帽进裂发火。这种攻船水雷本身不带火种，十分安全可靠。用水鼓做机械延发装置也相当科学。当时，水雷制成后，曾运到天津大沽海口试演，用厚8寸，长6丈的杉木4层，共厚3．6尺，扎成木筏，坠锚于海河口，然后把装有120斤炸药的水雷送到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稍等片刻，轰然一声，水浪激起半空，将木筏炸得粉碎，碎木随烟飞起。潘仕成仿制的这种“攻船水雷”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水雷，也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攻船水雷。

    爆炸性火器的主要作用在于直接依靠炸药的巨大威力杀伤敌方人马，炸毁敌人的战船或各种坚固的防御设施，其次是散布烟雾毒气，制造迷障或毒杀敌兵等。这类火器在宋元之际的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中叶以后，爆炸性火器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但清代统治者对此不予重视，很少制造和使用这类火器，遂使明末的许多兵器方面的创造发明失传。直到近代西方火器传人之后，清军面临海防吃紧，内忧外患的局势，才重新开始装备和使用爆炸性火器。 ，！

参考战史：突然的打击-闪击奥斯陆

    。org

    保持高度的空降突然性

    空降兵是一个完全依赖突然性取胜的兵种。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少击多，以奇制胜，是空降兵作战使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表明，突然性对空降作战是绝对必要的，达成了突然性，空降兵具有压倒对方的决定优势，反之，失去了突然性，空降兵在预有防范的敌人面前则脆弱无力。

    空降突然性表现在战略、战术两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特别强调战略上的空降突然性。战前，德军对空降兵的建立、训练等采取了极端保密的措施。战争爆发后，在外界对空降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然使用。由于对方对空降作战无知而产生的巨大恐惧心理，使空降兵取得超乎寻常的使用效果。德军在闪击挪威时的空降作战，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德军3000名空降兵在法内布机场降落后，以1500人列队开进奥斯陆市，由于空降兵的突然出现，使对方惊恐混乱，未能组织抵抗，从而一举占领了挪威首都。同时，强调在战争爆发时首先使用，以空降揭开战争帷幕，使对方在和平环境中突然受到空降袭击，更增加空降作战的威慑力。基于这种观点，*在对荷兰、希腊等空降突击之后，即认为空降作战的突然性因素已不复存在，哀叹伞兵时代已经过去了。

    德国海军运载陆军部队的舰队早上在奥斯陆峡湾受阻，旗舰”布吕歇尔”号重型巡洋舰有７时２３分被挪军炮弹和鱼雷击沉。此时，德军舰载部队在奥斯陆港外遭到挪威军舰和岸炮的阻击，仍不能靠岸。为了赶紧占领奥斯陆，根据上级命令，在福内布着陆的空降部队以１５００人组成数个阅兵方队，头扎彩带，在航空兵的掩护下，以古代征服者的姿态，沿着主要街道开进奥斯陆的市中心。德军估计挪威军队会被这种虚张声势所吓倒，不会有什么抵抗，因此命令中有这样的话：”可能的话，用和平方式来完成这次任务。必须以客气而坚定的姿态出现。对一切抵抗都应采取最恰当的方式予以解决。”德军空降兵这种傲慢的样子，使住在奥斯陆闹市的一位美国记者感到非常惊讶。他写道：”这是一支令人无法置信的兵力单薄的小部队，只要六七分钟队伍就可以过完，它仅仅由两个不完整的营组成。”德国人下的赌注赢了。由于空降兵突然出现在首都，挪威政府没有任何准备。同时，德军的行动得到吉斯林为首的法西斯特务组织”第五纵队”的策应，他们不仅在战前向德军提供了城市、港口、机场的防御配系、兵力部署及军事设施的资料，收买要害部门中的有关人员，扰乱军心，进行颠覆、破坏活动，而且当德军开进奥斯陆时，吉斯林分子占领了电台，颁发假命令，指令各要塞和舰只向德军投降。因此，德空降部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个有３０万人口的城市。这是世界上首次被空降兵占领的首都。紧接着，空降部队从背后进攻港口，控制了奥斯陆港湾要塞，使德军２０００余名登陆兵迅速上陆。

    ，！

宋军在江南的屠城

    

    下面的文字是从一位认为江南应该投降宋军以避免破坏的文章摘出来的，鄙人以为按照该文作者的逻辑，八年抗战不打也罢，说不定现在已经建设好了辉煌的*共荣圈，实难赞同其观点。但该文从另一方面介绍了宋国对江南造成的大破坏。顺一句，此后江南也只是宋国的奶牛而已，这个观点大家意会就可以了。

    不管是宋军还是日军，闯入的一方百姓家园，抢掠民财，*掠，甚至屠城，地方实力派和百姓就有了天然的战争权，以苟全性命和财产为理由而屈膝是我不能苟同的。

    顺便说一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波兰和捷克旅游，你会发现同时东欧国家，华沙和布拉格的风格完全不同，布拉格是很古代的，保留了很多历史遗产，而华沙则要逊色很多。但是，华沙人以此为傲，古老的城市，在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帝国面前，华沙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城市的建筑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坚持反抗所孕育出的民族自豪感，是布拉格所无法匹敌的，华沙人会在话里话外鄙视布拉格的古城风貌。不抵抗而保存下来的布拉格，和维希政权投降而保存下来的巴黎没有区别。

    李煜钱俶留下的历史启迪

    费成康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宋军先后

    攻灭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由北宋来终结五代十国战乱局面的大势已经形成。

    面对浩浩荡荡的统一潮流，南唐后主李煜以武力抗拒，而吴越国王钱俶则“自献封疆”

    ，从而形成了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的不同结果，并给后人留下

    了不少历史的启迪。

    一南唐由李煜的祖父李昇创建于937年，曾是地跨长江南北的强国。李煜的父亲南

    唐中主李璟在位期间，周世宗柴荣曾率兵讨伐南唐，南唐军屡战屡败。李璟不仅丢失、

    割让了长江以北的全部疆土，还被迫削去皇帝称号，向后周称臣纳贡。善于填词的李煜

    当时写下了“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对南唐的未来深感迷惘。

    李煜继位时，北宋已经建立。作为词人，李煜才华横溢；作为君主，他极不称职。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好高谈

    ，不恤政事”。于是，南唐的国势日趋衰落。971年，北宋攻灭割据岭南一带的南汉，形

    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南唐的态势。为了延缓宋军的进攻，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巨额财

    宝，又贬损南唐制度，把国主的旨令“诏”贬称为“教”，将诸王降为国公，将尚书省

    降称为司会府、御史台降称为司宪府等。不少南唐的大臣已预料到王国的灭亡近在眼前

    。南唐名臣徐锴于病逝时反而庆幸“吾今乃免为俘虏矣”。

    从973年起，宋太祖赵匡胤屡次要李煜到汴京朝觐，以便和平统一南唐。但李煜不肯

    放弃割据，“称疾不行”，并宣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

    974年，赵匡胤令大将曹彬率军进攻南唐，使南唐错失了和平统一的机会。宋军包围南唐

    都城金陵后，赵匡胤和曹彬都曾劝告李煜停止抵抗，以免全城生灵涂炭。李煜仍迟疑不

    决，直到城破被俘。对于李煜不识时务的行为，马令在《南唐书》中作了如下评论：宋

    朝建立后，“普天之下，莫不翘首太平”，而李煜仍“窃土*，十有六年，外示柔服

    ，内怀僭伪，岂非所谓‘逆命’者哉！”

    吴越国由钱俶的祖父钱创建于907年，其疆域包括今浙江、江苏、福建的十三州和

    一军。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钱镠一直以“善事中国”和“保境安民”为国策。临终时

    ，他又嘱咐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即在中国出现统一的形

    势时应迅速放弃割据。此后的四代吴越国王都遵循钱的遗训，始终没有称皇称帝，而

    是一直向中原的朝廷称臣纳贡。

    在北宋发动攻灭南唐的战争后，李煜曾致书钱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吴

    越国丞相沈虎子也有南唐是“国之屏蔽”之说。但钱俶认清当时形势，不仅没有援助南

    唐，反而遵照赵匡胤的命令，派出大批精锐夹击南唐。南唐灭亡后，对于是否交出吴越

    国的疆土，钱俶也曾心存侥幸。978年，钱俶第二次去汴京朝觐时，曾经依附南唐的清源

    军节度使陈洪进向宋太宗赵光义献上了漳、泉二州的土地。钱俶又一次感受到北宋统一

    的巨潮不可阻挡，“不速纳土，祸且至”，最终决定“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

    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中央政权，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强

    盛的割据王国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

    二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使南唐军民、吴越国军民因而在生命、

    财产等方面付出了截然不同的代价。

    为了抵抗宋军和吴越国军队的进攻，李煜几乎将境内所有成年男子都赶上战场。在

    形形色色的南唐军中，甚至有“以纸为甲、以农为兵”的“白甲军”。多次交锋后，暴

    骨于战场的宋军、吴越军士兵，特别是乌合的南唐军士兵不计其数。

    南唐的百姓同样苦难深重。常州、润州等地的百姓都经历了被困孤城的灾难。金陵

    的百姓身处围城长达近一年。宋军攻城时，“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由于长

    期被困，“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而更多的贫民则死于饥饿。到城破之日，尽管

    赵匡胤和曹彬都严令将士不得滥杀，但并未能制止杀戮。陆游在《南唐书》中写道，“

    王师既入建康，惟后主宫门不入。”除受到特别保护的李煜宫室外，金陵全城，不论是

    平民的蓬门，还是官宦的朱门，宋军和吴越军全都破门而入，进行肆意的抢掠直至残杀

    。南唐的勤政殿学士钱未率家人出逃，就被全家杀尽。乱兵还纵火焚烧梁朝时建造的

    高十余丈的升元寺阁，躲藏在阁中的上千名男女都在震天的哭叫声中死去。

    李煜降宋后，江州守军仍未投降。被围数月后，宋军攻入江州，杀尽全城的男女老

    幼，“死者数万人，所略金帛以亿万计”。据说赵匡胤曾下旨赦免当地的军民，可惜在

    他的旨令到达的前一天，宋军已经屠城。

    此外，李煜的顽抗还使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浩劫。东吴、东晋与南北朝时宋、齐

    、梁、陈四朝都在金陵建都，城内外的六朝古文物、古建筑不可胜数。到城破之日，不

    知有多少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在战火中化为劫灰。李煜拥有万余件书画珍藏，其中有不

    少是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晋代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城破前，李煜命令保管这批瑰宝的

    宫嫔：“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即焚之，无使散逸”。城破时，李煜并未像他扬言

    的那样去赴火自焚，这批无价之宝却已永远灰飞烟灭。

    由于和平统一，吴越国军民无一人死伤，也无丝毫的财产损失。宋太宗赵光义曾当

    面称誉钱俶：“卿能保一方以归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新五代史》的作者欧

    阳修指出：“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

    其民幸富足安乐。”北宋时曾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同样盛赞钱氏给吴越居民带来的福祉：

    “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明代的朱国祯更加明快地指出，钱氏“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在

    吴越国统治时期，时人对这个割据政权没有多少好感，并留下若干吴越国“重敛虐民”

    的记载。钱俶“纳土归宋”后，躲过一场战争浩劫的吴越居民感谢钱氏的功德，世代流

    传的都是钱王兴修钱塘江堤等利国利民的事迹，甚至有钱王射退钱塘江潮之类的传说。

    直到六百余年后的明代末年，人们仍可看到“吴越之民，追思钱氏，百年如新”的情景

    。

    三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还影响了南唐国都金陵、吴越国国都杭

    州及其周边地区数百年的盛衰。

    金陵有虎踞龙盘的形胜，是六朝古都，自三国时起一直是东南重镇。唐朝灭亡后，

    吴国与南唐先后建都金陵。经过两国近百年的经营，在五代十国的战乱岁月中，金陵及

    其附近地区仍维持了令人羡慕的繁荣。李煜便描绘过“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枝作烟

    萝”的南唐宫殿，回忆过春游上林苑时“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盛。然而，经过宋军对

    金陵城近一年的围攻，又经过城破时的烧杀，金陵及其邻近地区被战火摧残得千疮百孔

    。北宋时，欧阳修在途经金陵时便为当地的残破而悲伤：“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

    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同时期的王安石在

    词作《桂枝香》中所描的金陵也无六朝时的纸醉金迷，而只有“寒烟衰草凝绿”的肃杀

    气氛。此时，距北宋统一江南已逾半个世纪，但金陵仍未从这场兵燹中恢复元气。直到

    近四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建都，这座古城才重现生机。

    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受惠于和平统一，吴越国的都城杭州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空前

    繁荣时期。隋代之前，杭州（当时叫钱塘）只是个山中小县。在隋代，始建城垣的杭州

    城小民稀。到唐代，杭州发展为东南名郡，但其地位和名声远逊于金陵、苏州和越州（

    绍兴）等江南名城。五代时，由于吴城地区享有大约九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钱氏政权

    又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使得吴越国的都城杭州日趋繁荣。到北宋统一时，长安、

    洛阳、扬州等盛唐时最繁荣的大都市全都残破不堪，金陵也因李煜的顽抗而遭受浩劫，

    只有杭州因和平统一又一次免遭战火的劫难。于是，北宋时杭州便名副其实地上升为“

    东南第一州”。当时词人柳永在词作《望海潮》中生动地描述了杭州“市列珠玑，户盈

    罗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的繁华景象。

    元代末年，中国再次陷入战乱。可惜的是，此时的杭州已无“保境安民”的钱氏政

    权。杭州遭受明军长达三个多月的围攻，居民死亡大半，它这才摘下天下第一州的桂冠

    。即便如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早已深入人心，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

    位已不可动摇。

    四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也给他们本人及其后裔铸造了完全不同

    的命运。

    宋军攻陷金陵后，李煜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得向宋军“跪拜纳降”。李煜合族三百

    余口都成了宋军的俘虏，并被押解到汴京。虽然宋军没有向赵匡胤行“献俘”礼，李煜

    仍经历了亡国之君经典的投降仪式：“面缚衔璧，群臣舆榇”。赵匡胤赦免了他，但又

    颇为侮弄地封他为“违命侯”，将他软禁于汴京。赵匡胤死后，宋太宗赵光义改封李煜

    为陇西郡公，使他从侯升为公，而且去掉了“违命”两字，但他阶下囚的身份其实并未

    改变。

    钱俶归宋后受到空前的礼遇。赵光义“申誓于山河”，发誓永保钱氏子孙富贵。钱

    俶先被封为淮海国王，后改封为邓王等。对于抵达汴京的近三千名钱氏族人，赵光义让

    他们“文武自择其官”，被授予官职者有上千人，不少人出任或在后来升任节度使、观

    察使、将军、尚书直至当上宰相。钱俶之子钱惟演等还成了“尚公主”的驸马。北宋末

    年，在开封等地的钱王后裔已达上万人。因此，当时的人们都说，“忠孝盛大，惟钱氏

    一族，信为善之报不虚。”宋代灭亡后，后世的人们鉴于钱王的历史功绩，对其后裔仍

    很敬重。明代初年，钱王后裔、江西建昌知府钱克邦在办理税粮时有过失，可能会被朝

    廷处死。其子便带着唐昭宗李晔赐给钱俶的恕本人九死、子孙三死的金书铁券，去南京

    “诣阙自陈”。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了这个少年，对他说，“五代时天下大乱，各据偏方

    ，尔祖能保两浙之民不识兵革。到宋朝来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将土地归附。尔之祖

    先忠孝好处，可延赏也。”朱元璋法外施恩，赦免了钱克邦，并发回已经查抄的田产家

    财。在清代，乾隆皇帝在迭次下江南时多次亲临西子湖畔祭祀钱王的表忠观等处，并在

    一首御制诗中称誉钱王“端因识时务，可以号英雄”，称誉钱氏子孙“勖哉钱氏族，百

    世守家风”。

    ，！

晋阳古城的兴衰

    

    “晋阳”之名久矣。据《世本》记载，相传夏禹曾初都晋阳，后迁平阳(今山西临汾)、安邑(今山西夏县)。“晋阳”是春秋晋国赵氏家族的封地。赵氏始于周穆王时期，造父受封于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以食邑赵为氏。赵氏传到春秋时的赵夙开始仕晋，为献公之御。公元前661年，以功受封耿大夫。其子赵衰，随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19年。晋文公归国执政后，赵衰任上军佐，赵氏开始入卿之列。从此，赵盾、赵朔、赵武、赵成、赵简子、赵襄子等七世，均为晋国执政卿，历文公、襄公、灵公等十一公，前后执掌晋国政事达180多年。我们所讲的晋阳城，是指晋定公时期执政的正卿赵鞅（简子）于春秋晚期，即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97年建筑的晋阳城（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灭北汉，晋阳城被毁，历时1500多年。晋阳城是我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城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知伯后，晋公室已名存实亡，三家分晋已成定局，晋阳开始成为赵国的初都。这时，赵简子已不在世，由其次子赵毋恤（襄子）继承卿位。赵国在晋阳建都53年，后迁中牟（今河南鹤壁）、邯郸（今河北邯郸）。之后，晋阳城先后为秦太原郡（秦襄王三年置、“太原”之名始于此），西汉韩国、代国、并州刺史部（汉武帝时置，太原称“并州”始于此），三国魏与西晋太原国，后赵太原郡、并州刺史，北魏、东西魏太原郡，北齐别都，隋代太原郡，唐代北都（北京），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国（郡）的治所或发迹处。

    晋阳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如著名的韩、赵、魏灭知伯的“晋阳之战”，导致三家分晋，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汉文帝刘恒“龙潜”晋阳16年；高欢以晋阳为基地，征战四方，创建北齐政权；李渊、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建立大唐。晋阳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战略上，都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董安于筑晋阳城

    晋阳城所在的太原盆地四面环山，中间低平，汾河贯中而过，土地肥沃，人口集中，经济发达，是理想的城建之所。其北缘有一大型湖泊，方圆20余里，名叫“晋泽”。还有晋水（晋祠之水）与汾水交汇，晋阳城就位于这个交汇处。

    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命家臣董安于（时任晋阳宰）、尹铎主持，当地头人王成为总管，开始修筑晋阳城，至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竣工，历时三年。城周长4里，青石砌基，夹版夯土筑墙，墙内加荻、蒿、楚(类似芦苇、野草、荆条之类植物)，使其坚固。墙基厚丈余，高4丈。城四周各开一门，青铜龙饰城门。城四周开挖壕沟，犹如一道护城屏障。城内有宫室、家庙、粮库等。宫室建筑的柱子均为铜铸（见《史记·赵世家》《战国策·赵策》）。晋阳城墙体内为什么要加荻、蒿、楚之类的植物？宫室柱子为什么要铜铸？一方面是为了坚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备战。当时晋国规定，卿大夫不允许拥有武器，否则，要犯灭族之罪。但为了防备不测，赵简子和他的家臣就想出了上述办法，一旦有人攻打晋阳，楚等荆条之类植物，可以做箭杆，铜柱溶化后可以做箭头。晋阳城先后在董安于、尹铎多年苦心经营下，变成了赵氏稳固的根据地。

    晋阳城修筑后，在三家分晋前的40多年中，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城建成后的当年，赵简子命邯郸大夫赵午将他征伐卫国时，卫国进贡晋国的500名奴隶由邯郸迁往晋阳，赵午答应，但很快又反悔，被赵简子捕到晋阳杀害。赵午之子赵稷伙同他的舅父中行氏（寅）及中行氏的姻亲范氏（吉射）发兵围攻赵简子在国都“绛”（即“新田”，今山西侯马市）的官邸，赵简子被迫北走晋阳。于是晋卿魏、韩、知氏三家联兵抗拒范、中行氏，复请赵简子回“绛”执政。《史记·赵世家》记载这个事件时说：“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叛）”。后来把这个记载作为晋阳城创建年代的依据。

    晋阳第二次之战，发生在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这时赵简子已不在世，其次子赵襄子列为卿，晋国由知伯执政。据《战国策·赵策》记载，知伯向韩、魏两家各要“万家之邑”地，两家如数给了他。又派人向赵襄子要蔺、皋狼之地（均在今山西离石境内），襄子不给。于是知伯勾结韩康子、魏桓子攻打晋阳。知伯攻城三月不下，又从晋祠悬瓮山下开渠（今知伯渠），引晋水（一说汾水或汾、晋二水）灌晋阳，“城不浸者三版”。就是说，水淹城墙只留下上面的三版了，城墙也不倒塌，可见晋阳城的坚固。知伯攻打晋阳三年也没攻破，但也使得“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饮，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这时，赵襄子有些动摇，“欲以城下”，问他的谋士张孟谈该如何办？张孟谈说：“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他愿去见韩、魏，说服他们倒戈。于是张孟谈潜行出城，游说韩、魏，申明“唇亡齿寒”的历史教训。韩、魏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同意反戈，共灭知氏。按照约定，先杀了知伯守堤的士卒，毁堤决水反灌知伯军营地，造成知军大乱，韩、魏军从两翼包抄夹击，大败知伯军。知氏从此而亡，韩、赵、魏三家尽分其地。

    晋阳城的续建与被毁

    晋阳城经过“晋阳之战”三年的水浸，到西晋时的700余年间，城池已严重毁坏，西晋进行了建城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和扩建。《读史方舆纪要·都邑记》：“太原旧城，晋并州刺史刘琨筑，高四丈，周二十七里。”修缮和扩建工程开始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经一年的时间，工程告竣。扩建后的晋阳城，比原来“周四里”扩大了将近七倍。扩城之后，又开始“建府朝，造市狱”，在城中大兴土木。商贾得市，农人复耕，城中倒塌的衙署、寺庙、百姓住房都陆续得到修复重建，成为“鸡犬之音复相接矣”的都市。

    北齐自神武帝高欢于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年）任命大丞相，在晋阳建大丞相府开始，历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幼主高恒等七帝，共计45年的时间里，一直把晋阳作为高齐的根据地（别都）争夺天下。七位帝王，除武成帝外，有五位都即帝位于晋阳，一位崩于晋阳（高欢），可见晋阳在高齐时所处的重要地位。

    高欢经营晋阳几十年，营建了不少宫室建筑，有的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北魏太昌元年（532年），高欢在平定尔朱兆并州叛乱之后，“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这是高齐在晋阳建的第一座宫室。东魏武定三年（545年），“神武（高欢）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晋阳宫后来陆续建有宣光殿、建始殿、嘉福殿、仁寿殿、德阳堂、宣德殿、圣寿殿、修文殿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宫殿群。《新唐书·地理志二十九》记载：“晋阳宫，在都（唐代北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北齐天统三年（567年），后主高纬在晋阳建大明殿（城）。天统五年（569年），高纬“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承光元年（577年），幼主高恒“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北齐都城，今河北临漳县）。所爱不怕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资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北齐书》）

    北齐在晋阳营建的宫室、雕像及十二院，除西山大佛尚残存有遗迹外，其他均荡然无存。西山大佛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年），完成于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年），历时26年。像为坐姿，依山开凿，高约66米，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石刻大佛。大佛所在地为太原西南蒙山开化寺。隋文帝时为大佛建阁，寺改额“净明”。唐武德三年（620年），高祖李渊巡幸晋阳，仍复名“开化寺”。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巡幸晋阳时，赠一件硕大无比的袈裟。元末因战火，寺毁阁倾。之后，佛头风化脱落，从此大佛被湮没。

    晋阳是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建立大唐的策源地，他们登基后仍不忘晋阳的恩泽，不仅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等先后回晋阳“探视”，安抚晋阳起兵时的老部下或遗属，以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大规模营建晋阳城。同时，于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把晋阳定为北都，与国都西安、东都洛阳齐名。还把晋阳、太原二县列为“京六县”，提高其级别，直属京都管辖。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北京，上元二年（761年），唐肃宗复称北都。

    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由并州大都督长史李勣主持，在晋阳城的对岸，即汾河东岸建东城，南北长八里半，东西宽6里，与西岸晋阳城大小差不多。同时，因东城“赤井苦，不可饮，……李勣架汾（在汾水上筑渡漕）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新唐书·地理志二十九》）

    武则天时，命并州刺史崔神庆在汾河上架桥建中城（《新唐书·地理志二十九》“北都”注释），将西岸的晋阳城与东岸李勣建的东城联结为一座大城，东西长12里，南北宽8里多，周长40多里。有城门24座。城内外有壮丽的宫殿、仓城、苑囿、柏堂、起义堂、受瑞坛、讲武台（飞阁）、宴宾厅、山亭等。有多处寺观宝塔。城中有供商家、作坊、居民等使用居住的“坊里”。汾水从城下穿过，可行舟捕鱼，一派繁荣景象。这是晋阳城扩展规模最大、最兴盛的时代。唐代灭亡后，原晋阳城的唐北都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北汉的都城（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直至晋阳城被毁。

    宋代建立后，吸取唐五代时的历史教训，下令摧毁一部分鞭长莫及的州郡城池和小国都，以防地方割据势力凭借险固卷土重来。五代后周及宋太祖赵匡胤曾数次攻打晋阳城，均未攻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再次“议征太原”，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亲征太原，由检校太师曹彬、宣徽南院使潘美等从征。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夏州李继筠乞师所部助讨北汉。同年四月，岚州行营与北汉军交战，破之。当月，太宗赵光义到达太原，驻跸汾东行营，诏谕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刘不肯，督诸将发机石攻城。同年五月，攻打城西南，遂陷羊马城，浮获北汉宣徽使范超，斩于纛旗之下。当月又攻城西北，骑师郭万超投降。接着城被攻破，北汉平。太宗攻下晋阳城后，命祠部郎中刘保勋知太原府。将并州降为一般州，移治榆次县，改名新并州。赵光义作“平晋诗”。继而在晋阳城附近临时筑新城，将晋阳城内余民尽迁新城，然后放火烧毁了晋阳城。赵光义作“平晋记”，并将其行营改为平晋寺，将“平晋记”刻寺中。同时，谕旨《禁毁晋阳城诏》：“太原本维藩镇，盖以山川险固，城垒高深，致使奸臣贼子违天抗命，因其悖逆，诖误军民，今既荡平，议须更改，当令众庶，永保安宁。”（《宋会要辑稿》）晋阳城被火烧了，赵光义还不放心，又于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月“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堕其故城”。既火烧，又水灌，晋阳城就被彻底毁灭了。

    潘美筑太原新城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宣徽南院使、都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潘美率部驻守太原城北三交镇（今太原尖草坪区十里铺），开始在唐明镇（今太原市区西南部）扩建太原新城。在旧街四周砌筑围墙，形成城中之城，当时称“子城”。子城中建有官衙、仓库、监狱等。并将在榆次的新并州移治唐明镇（《宋史·太宗本纪》）。官衙在子城中心的唐明镇后街，此处原有一座晋文公庙（今山西省人民政府驻地，即辛亥革命后的督军府）。新城中，故晋阳城著名的北齐十二院、唐代巨刹法相寺及商号、匠户等，先后得到恢复和重建。为了便于军事上的防御，街道修成了“丁”字街。

    太原新城周长十里又二百七十步，筑四门，东门“朝曦”，西门“金肃”，南门“开远”，北门“怀德”。当时太原新城的大致范围是，东起今儿童公园(海子边)、桥头街、国师街一带，西至水西门，北起后小河，南达起凤街。即今日五一路以西、新建路以东、东西缉虎营街以南、迎泽大街以北这样一片地方。

    明洪武九年（1376年），晋王朱棡（朱元璋三子）的岳父、永平侯谢成主持对太原城进行扩建，主要是在宋代城的基础上向东、南、北三面扩展。城墙夯筑，外包以砖石，环以大壕。城周长二十四里。正德、嘉靖年间，先后对城墙进行了加固修缮，将城墙加高加厚，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周长仍为二十四里。开八门，东“宜春”“迎晖”；南“迎泽”“承恩”（民国元年改首义门）；西“振武”“阜成”；北“镇远”“拱极”。城上四角建有角楼各一座、小楼九十二座、敌台三十二座，十分雄伟壮观。可惜，除“拱极”门及附近一段城墙近年复建外，其它城池建筑均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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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年谱兼府州折氏

    

    907年（后梁开平元年）

    唐大将朱温（全忠）篡唐自立为皇帝，建国曰梁，史称后梁。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拒梁，占有河东，仍奉唐天佑年号。唐西川节度使据两川，不附朱温，自称皇帝，建国曰蜀，史称前蜀。其余故唐之节镇大藩亦皆专土自雄：卢龙有刘仁恭，淮南有杨行密，浙江有钱鏐，福建有王潮，两广有刘隐，湖北有高季兴，湖南有马殷，关中有李茂贞，安南土官有丁部领等，或称帝，称王，或不称，或附彼，或附此，实皆独立国家。“五代十国”自此始。各国间混战无虚日，人民横被其祸。

    除上述中原诸国外，松花江流域尚有靺鞨人建立的渤海王国，契丹建于西辽河流域的辽国，云南有大理国，青藏高原有吐蕃诸部，新疆地区有于田国，回鹘国。甘、宁、蒙、青一带尚有分散而独立的党项、突厥、吐谷浑、河西回鹘等部落集团。其中以契丹为最强，是年其大酋长耶律阿巴坚率兵入塞，劫掠代北诸州。此后即越雁门、燕山而南，大河之北“日罹其患”。

    杨信出身于河曲地带的“土豪”，本名弘信。其人即杨家将始祖、杨业之父。

    杨业之妻折太君，祖上“世居朔方”。有折宗本者，为折太君高祖，事唐，其子折嗣伦为唐麟州刺史。麟州属河东道，故五代开始即附李克用。嗣伦有子五人，三子曰从远，时年十六。从远，即折太君祖父。

    杨端者，唐末应募击南诏（大理），唐亡不得归，遂据播州（今遵义县），形成为一支地方势力，至是附于前蜀王氏。其后人杨昭无子，纳杨延昭孙杨贵迁为己子，故播州之主杨昭以后皆杨延昭后人。

    911年（后梁开平五年）

    八月，刘仁恭之子守光称帝，据有平、营、幽、蓟、沧州诸地，建国月“燕”，与李克用父子争夺云朔诸州，后三年为李克用子李存勖所灭。

    是月，契丹军陷平州、营州（今唐山、锦州地区），旋退，越三年乘燕国之亡遂据而有之。

    杨信据河曲地区自为堡砦以御契丹。河曲古名火山，故人称之为“火山刺史”、“火山节度使”或“火山王”。

    折嗣伦死，子折从远领府州副使。此后折氏即世有府州之地。

    917年（后梁贞明三年）

    刘隐弟刘岩据两广称皇帝，建国曰“大越”，寻改称“汉”，史谓之南汉。

    上年，契丹大酋长耶律阿巴坚称皇帝，史称其国曰契丹，或曰辽。至此，乘梁将卢文进之叛，大掠幽、蓟、涿、易诸州。

    折从远廿六岁，生子德扆。德扆即折太君父。

    923年（后梁龙德三年，后唐同光元年）

    四月，李存勖称帝于太原，国号曰唐，史称后唐，改天佑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十月灭梁，迁都大梁（开封）。梁自朱温建国，凡三帝，十六年。

    契丹乘梁唐大战，进掠河北，吐谷浑部亦掠朔方。

    杨信在火山与吐谷浑部作战。

    折从远卅二岁，明年升府州刺史。子德扆七岁。

    930年（后唐长兴元年）

    契丹灭渤海国，耶律阿巴坚使太子耶律兀欲领之，称东丹国主。阿巴坚卒，次子德光夺帝位，与兀欲相战。至此，兀欲败，奔降于唐。

    杨信守火山地区，无所统属。

    折从远加检校工部尚书，子德扆十四岁。

    932年（后唐长兴三年）

    先是，公元925年唐将军郭崇韬灭前蜀，以孟知祥、董璋分任两川节度使。至是，孟氏并董氏，全有巴、蜀、汉中、秦川（渭水上游）。

    石敬瑭为后唐太原留守兼河东节度使、大同军蕃汉马步军都总管。蔚州刺史张彦超叛结契丹，契丹军乘势掠山西，党项等族也劫云中、朔方。

    杨信据火山抵御党项，生子曰崇贵，是即杨业。

    折从远四十一岁，折德扆十六岁，父子守府州与党项族作战。

    934年（后唐清泰元年）

    闰正月，孟知祥称帝于四川，国号蜀，史称“后蜀”，卒，子孟昶继。

    后唐潞王李从珂废唐帝李从厚，自为皇帝，石敬瑭据太原叛从珂，大战。

    契丹乘李、石混战，入掠云中。

    杨信在火山与契丹侵略军作战。子杨业三岁。

    折从远四十三岁。折德扆十八岁，生折太君。

    播州杨氏附后蜀孟氏，与附近苗彝诸族作战。

    936年（后唐清泰三年，后晋天福元年）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十一月护送石氏入洛阳，杀李从珂，灭唐。后唐自李存勖称帝，凡四帝，十四年。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地贿契丹，契丹乘势欲并取朔方、河北、河东诸边州，诸州皆拒守。

    杨信率部曲与契丹大战晋西北，扩地至于石州（离石）。长子杨业五岁，次子崇训约生于此时。

    折从远四十五岁，据州自立，不附后晋，与契丹侵略军作战。折德扆廿岁，女者太君三岁，生子御勋。

    937年（后晋天福二年）

    杨行密（时号吴王）部将徐温养子徐知诰（李昪），代杨行密子杨渭为吴国主，建号称皇帝，改国号曰唐，是为“南唐”。

    党项、突厥、吐谷浑诸族大酋长拓拔彦超乘石晋弃地，进据麟州等地。

    折从远与杨信结为同盟，共御拓拔彦超。杨信遂自河曲渡河西上，夺取麟州（今神木），自为州主。是年，杨业六岁，崇训二岁，折德扆廿一岁，折太君四岁，折太君同母弟折御勋一岁。

    944年（后晋开运元年）

    契丹攻晋。先是石敬瑭死，侄石重贵继位，告哀于契丹主，称孙不称臣。契丹主欲并中原自为中朝之帝，遂以此为借口，问罪兴师。晋廷下令所在抵抗。

    杨信、折从远乘势北攻契丹，取丰州。晋廷委杨信为麟州刺史，折从远检校太保，领府州团练使及契丹西南面马步军都虞侯。是年，杨业十三岁，崇训九岁，折太君十一岁，折御勋八岁。

    945年（后晋开运二年）

    契丹南侵至邺，晋大发兵反击，败之于望都。

    杨信与折从远、折德扆父子北破胜州，东破朔州。晋廷加折从远振武军（胜州）节度使、安北都护，任折德扆为府州兵马都校。是年，杨业十四岁，随父作战于朔方，崇训十岁，折太君十二岁，折御勋十岁。

    947年（后晋开运四年，后汉天福十二年）

    契丹陷洛阳，俘石重贵，废之，其帝耶律德光自为中朝皇帝，因惧为中原军民所灭，寻复北归，道死于栾城杀狐林。

    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号召所在诛杀契丹人，六月入洛阳，自为皇帝，改国号曰汉，是为后汉，仍用后晋天福年号。后晋王朝历二帝十一年亡。

    杨信四十余岁，继为后汉麟州刺史，兼领丰州。杨业十六岁，崇训十二岁。

    折从远避刘知远讳，改名从阮，汉置永安军于府州，即委之为节度使兼领振武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光禄大夫。折德扆加汾州团练使。

    949年（后汉乾佑二年）

    南唐灭闽王国，置清源军于泉州，留从效为节度使。此后未久留氏部将遂据地自立。

    契丹侵河北。

    杨信守麟州。杨业十八岁，与府州折太君结为夫妻。

    折从阮入朝，转威胜军（邓州）节度使，子折德扆以团练使主府州，年卅三。

    950年（后汉乾佑三年）

    刘知远死，刘承佑继位，为大将郭威所杀，而立刘知远弟刘崇之子赟，寻又杀子。后汉历三主四年而亡。

    是年，契丹劫内丘、饶阳。

    杨信在麟州。杨业十九岁，折太君十七。

    折从阮镇邓州，折德扆守府州

    951年（后周广顺元年，北汉乾佑四年）

    正月，郭威自称皇帝，改国号曰周，是为后周。

    刘崇时为太原留守兼河东节度使，忿郭威亡汉，遂据太原称帝，国号仍称汉，是为北汉，仍用后汉乾佑年号。

    是岁，辽皇族内乱，相杀，耶律德光子耶律璟立与北汉联兵攻周。

    十一月，南唐灭楚。楚自马殷建国，共历六主廿八年。

    杨信之麟州属汉河东，故继续附于北汉。杨业廿岁（入廿而不足廿周岁没，故曰“弱冠”）被召入太原为保卫指挥使，折太君相与偕行。杨崇训避汉主刘崇讳，改名重训。

    折从阮事周，自邓州改镇滑州，又改陕州。折德扆以父故，背刘崇归周。

    952年（后周广顺二年，北汉乾佑五年）

    正月，北汉攻府州，契丹劫冀州。

    南唐将军周保权守楚地，据地自立，建国曰武平。

    杨信卒，年约六十至七十间。先是，上年之下半年麟州为群羌所围，为求援于夏、府等州，杨信举州臣周，与杨业分属两国，故其州事不得由长子杨业袭领而由次子重训承嗣。重训是年十七岁。围解，因兄杨业在汉，又附汉而背周。

    折从阮移镇邠宁为靖难军节度使。折德扆败北汉军于城下，乘势渡河下岚州，以功升永安军节度使。子折御勋十六岁。

    953年（后周广顺三年，北汉乾佑六年）

    契丹略河北，焚乐寿。

    北汉军攻府州，折德扆击败之。

    杨业事北，刘崇赐以宗姓，是为刘继业，年廿二。

    954年（后周显德元年，北汉乾佑七年）

    后周郭威死，正月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世宗雄才大略，二月自统大军败辽汉联军于高平，歼其数万众，乘胜入北汉，下忻代，围太原，几覆汉王国。五月，以久雨，班师。

    刘崇上年十一月死，子承钧继位，仍用乾佑年号。

    辽人乘刘崇之丧，图掠汉边。杨业受命北屯代州以备。

    折德扆与柴荣会师太原城下，柴荣嘉其忠勤，再建永安军于府州，任之为节度使。时，从阮镇邠宁，父子同是节度，“时人荣之”。

    955年（后周显德二年，北汉乾佑八年）

    周军攻蜀，取秦、凤、成、阶四州。

    杨业在北汉骁勇善战，所向克捷，国人号曰杨无敌。杨重训在麟州，生子光扆。

    折从阮卒，年六十四，赠中书令。折德扆卅九岁，镇永安军，子御勋十八岁，为府州军官。

    957年（后周显德四年，北汉天会元年）

    杨重训年廿一，背汉附周，避周太子宗训讳，改名重勋。柴荣嘉其来归，升之为麟州防御使，命其世袭府州军政。子光扆三岁。

    958年（后周显德五年，北汉天会二年）

    后周败南唐，取江淮间十四州，唐主求和，去帝号，称臣。

    契丹扰河北，取束城，为周军所逐。

    周军攻北汉，取建德军（晋州）。

    杨业廿七，在代州防辽。北汉移建雄军于代州，即任业为节度使。是年，子延昭生。

    杨重勋守麟州，并有丰州，年卅三，子光扆四岁。

    折德扆入朝，以弟德愿主州事，败北汉军于沙谷砦。德愿，折太军叔父，是年生子御卿。御勋廿一岁。

    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北汉天会三年）

    柴荣北伐契丹，旬月间收复关南瀛、莫两州及乾宁军、淤口关、益津关、瓦桥关，渡易水再取易、涿两州，军抵固安，以病，回师。寻死于开封。子宗训方七岁，由符太后执政。

    杨业廿八岁，在代州防辽。延昭二岁。

    杨重勋守麟州，御党项、契丹，时年廿四，子光扆五岁。

    折德扆归镇府州，年四十三，子御勋廿三，侄御卿二岁。

    960年（北宋建隆元年，北汉天会四年）

    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自为皇帝，改国号曰宋，是为宋太祖，后周凡三世十年亡。“五代”至此结束，共历梁、唐、晋、汉、周五朝，五十三年。

    昭义军节度使例筠，据泽、潞诸州，结北汉拒宋，赵匡胤攻灭之，乘势逐汉军围太原，不克，回师。

    是年契丹宗室耶律寿运、耶律善隐谋反，以故不暇南侵。

    杨业廿九岁，在北汉，御宋军，战于太原地区。子延昭三岁。

    杨重勋扆廿五岁，事宋，仍领麟州防御使。子光扆六岁。

    折德扆败北汉军于州境，以功加检校太师。

    962年（宋建隆二年，北汉天会六年）

    北汉攻宋至上党地区，败归。

    杨业归代州，年卅一，延昭五岁。

    杨重勋败北汉军于州北，时年廿七，子光扆八岁。

    963年（宋乾德元年，北汉天会七年）

    宋将曹彬征湖北，二月降高氏，亡南平国。乘势进至湖南，灭武平国。

    宋发兵攻北汉平乐（今昔阳一带），大败辽汉联军于辽州（今左权）。

    杨业在代州备辽，卅二岁，延昭六岁。

    杨重勋、折德扆率州军策应宋兵攻略河东，取石州（今离石），擒汉将杨璘。

    964年（宋乾德二年，北汉天会八年）

    宋军败辽汉联军数万于辽州，克其城。

    折德扆卒，年四十八，追赠侍中。子永安军衙内都指挥使折御勋继领府州，为团练使，时年廿八。御勋从弟御卿七岁。

    965年（宋乾德三年，北汉天会九年）

    曹彬灭后蜀，孟昶降。宋拓境西至岷、洮、兰州、大渡河。

    杨业卅四岁，加侍卫亲军都虞侯。延昭八岁，随父，习军旅事。

    播州杨实归宋，宋仍允其世领州政。实，贵迁养父杨昭之父。

    967年（宋乾德五年，北汉天会十一年）

    宋置建宁军于麟州，以杨重勋为节度留后。重勋时年卅二岁，子光扆十三岁。

    968年（宋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

    北汉主刘钧死，养子继恩嗣位。八月，宋军乘丧伐之。九月，继恩为部下所杀，弟继元立，以宋军入境，求援于契丹。宋围太原，不克，归；辽军劫北汉。

    杨业与宋军战于榆次及太原城郊。子延昭十一岁。

    杨重勋守建宁军，统兵入河东与宋军联合作战。

    969年（宋开宝二年，北汉天会十三年）

    宋太祖亲征北汉，围太原，败辽援军于阳曲，寻退回，汉军乘势反攻，夺宋辎重。

    辽穆宗为臣下所杀，世子耶律贤立，是为景宗。景宗不任政事，由妃子肖绰专决，其将于鲁古等南下降宋。

    杨业与宋军战于祁州，部将陈廷山叛，退归太原城，建策袭击辽援军，籍地归宋，汉主不纳。时年卅八，子延昭十二岁。

    杨重勋与折御勋各率所部兵入山西作战，至太原城下。太祖嘉其忠劳，授重勋为建宁军节度使，御勋为永安军节度留后。时重勋卅四，御勋卅二。

    971年（宋开宝四年，北汉天会十五年）

    潘美总军攻南汉，俘刘鋹，南汉亡。安南土官丁部领篡代静海军节度使后，至此亦附宋，为外藩。

    杨业归屯代州备辽。

    972年（（宋开宝五年，北汉天会十六年）

    北汉攻宋边。契丹与宋修好，劫北汉，为杨业所败。时延昭已十五岁，随军作战。

    杨重勋移镇保靖军（皖北符离集），子杨光扆十八岁继主府州军政。

    折御勋败北汉军于州境，年卅五，从弟御卿十五岁。

    975年（宋开宝八年，北汉广运二年）

    宋灭南唐。吴越、闽地皆称藩，江南悉平。

    杨重勋卒于保靖军任所，年四十。子杨光扆仍领麟州，时年二十一。

    976年（宋太平兴国元年，北汉广运三年）

    八月，赵匡胤派兵伐太原，十月死。赵光义代有其国，是为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下令班师。

    杨业追击宋军于洪洞。是年，杨业四十五，折太君四十三。子延昭十九，守代州边塞。

    杨光扆在麟州，年二十二。

    折御勋徙泰宁军节度使，年三十九，从弟御卿守府州，时年十九。

    977年（宋太平兴国二年，北汉广运四年）

    杨业归屯代州建雄州，年四十六。

    杨光扆屯麟州，年二十三。

    折御勋卒于泰宁军任所，年四十，赠官侍中。御勋与折太君皆为折德扆妻路氏所生。

    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北汉广运五年）

    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死，李继筠继位。李氏之先拓跋思恭，唐末以镇压黄巢军功，受封定难军节度使，世袭夏州（今横山），受唐宗姓，故其子孙姓李氏。李彝殷时，历事梁、唐、汉、周，克睿即其子，而继筠其孙也，皆臣宋。

    折御卿二十一，生子惟昌。惟昌，折太君从侄也。

    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北汉广运六年）

    正月，宋太宗发兵北汉，三月败辽援军数万于白马岭，四月围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纳降。北汉起自刘崇，共历四主二十九年。至是宋遂削平中原。

    六月，宋太宗以灭汉之师北伐契丹，七月败于幽州城下，八月班师。

    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死，弟继捧立，另弟继迁不服，逃入地斤泽，纠集党项部落自雄。

    杨业随北汉主降宋，受领军大将军。太宗复其姓，止名业，是为杨业。随太宗伐幽州，以忠劳受郑州防御使，寻兼判代州，任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入山西屯守。时年四十八，妻折氏四十六。

    杨延昭随北汉主降宋，受供奉官，为武阳峪都巡检，副杨业守代州，时年二十二。

    折御卿二十二岁，以兵助宋攻太原，拔岚、宪（今静乐）、隆（在祁县境）三州及岢岚军，以功迁府州刺使。子惟昌二岁。

    杨光扆以伯父杨业在汉，未得出师攻太原，时年二十五。

    980年（天平兴国五年）

    契丹乘宋之败，其皇帝耶律贤自统大军十五万犯雁门，杨业以所部数百骑败之于雁门峡谷，此后，契丹望见杨业旌旗即奔遁。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代二州。时年四十九。杨延昭二十三，随父守代州。

    杨光扆守麟州，年二十六，生子杨琪。

    982年（天平兴国七年）

    契丹三道侵宋：东路攻满城，西路攻振武军，中路攻雁门。

    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献所领银（今子川）、绥（今绥德）、夏（今横山）、宥（今定边）四州于宋廷。

    辽景宗耶律贤死，子耶律隆绪立，是为圣宗，母肖绰专国政，是即中国历史上著名之肖太后。

    杨业败契丹军于雁门，乘势入代北，破垒三十六，获众万余人，时年五十一。子延昭二十五岁，随父作战。

    折御卿破辽军万余人于新泽砦，擒酋长百余。时年二十五。

    杨光扆破辽军数千于丰州，与折御卿联兵逐北至河套而还。

    986年（雍熙三年）

    宋军联高丽王国五路伐辽。

    杨业与潘美统山西宋军连拔云、应该、寰、朔、蔚、飞狐六军州。旋为潘美所卖，陷殁朔州陈家谷狼牙村。折太君上书诉，朝廷削潘美三秩，追赠杨业中书令、太尉、大同军节度使。业死时五十五岁。

    杨延昭北征时为前锋，以功及父死边事，迁崇仪副使。时年二十九。弟延玉随父战死于陈家谷，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皆补官供奉、殿直。

    杨光扆前此一年卒于任所，年三十一。子杨琪是年七岁，年幼不足任事，往依从叔父延昭。此后，杨氏遂不专麟州之土。

    折御卿录前后功迁府州团练使，年二十九。子惟昌九岁。

    987年（雍熙四年）

    契丹大举攻宋，破宋军数万于河间，西路入忻、代，潘美不敢战，辽军大掠后出境。

    李继迁策应辽军，率党项之众陷银州，自称夏王。折御卿领本州兵与战。

    杨延昭加崇仪使出知景州。杨琪八岁。

    991年（淳化二年）

    宋廷命折御卿等讨李继迁，继迁败降，改赐姓名曰赵保忠。仍令世袭夏州。御卿以功加府州防御使，时年三十二，子惟昌十三岁。

    杨延昭改知定远军以护山东，时年三十三。杨琪十一岁。

    993年（淳化四年）

    王小波以均富贵相号召，起义于四川青城，寻战死，部将李顺统众下蜀中诸州县，宋廷大震。是时江、淮、浙、陕连年凶歉，民多流亡。

    李继迁叛，劫环、庆诸州。折御卿以本州兵讨之，迁永安军观察使。时年三十六，子惟昌十六岁。

    杨延昭出任淮南路都巡检使，时年三十六，从侄杨琪十四岁。

    994年（淳化五年）

    农民军李顺克成都，称蜀王。宋发大兵攻之，顺战死，余部转战川陕，不久亦败。

    折御卿统军败李继迁，尽取其地。继迁远遁。

    高丽国王约宋夹击契丹，宋不从。高丽抗契丹不胜，此后即转臣契丹国。

    杨延昭三十七岁，在淮南。杨琪十五岁，补三班奉职。

    折御卿以征李继迁有功，迁永安军节度使，兼领麟府路兵马总管、银夏绥府四州都巡检使，总西北边事。是年三十七岁，子惟昌十七。

    995年（至道元年）

    契丹攻府州。正月，折御卿大败其大将韩威德数万众于子河岔，杀德威子及部众五千余人。十二月，韩德威复来犯，御卿抱病统军出战，德威不敢进。御卿以疾卒于军，年卅八，赠官侍中，子洛苑使折惟正掌州事。

    播州杨昭入贡宋廷。昭，杨实之子。

    997年（至道三年）

    李继迁攻灵州，败，谢罪。宋以银、夏、绥、宥、静五州地予之，许为藩国。继迁由是遂强。

    是年，宋太宗死，儿子赵恒继位，是为真宗。

    杨延昭年四十，戌淮南。

    折惟正有狂易病，解州事，以弟惟昌主军政，并领麟府路巡检使。时，惟昌廿岁。

    999年（咸平二年）

    契丹集兵于幽州，七月，宋廷增兵河北备之。九月，肖太后及契丹皇帝耶律隆绪率十万众南侵，至于深、冀、邢、洺间。

    李继迁乘势亦侵宋麟州、府州。

    杨延昭调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守遂城、梁门、保州。九月廿日大败辽军于遂城下。时年四十二。

    折惟昌与弟折惟信，从叔海超击李继迁于麟州松花砦，众寡不敌，为所败，惟昌受伤，惟信及海超阵亡。九月再与李氏战，击走之。十一月率军入河套契丹境，拔黄太耐砦。以功升富州刺使，领府州。时年廿二。 ，！

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

    

    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元吉在查找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篇讨论国朝奴隶制的文章，观点不敢妄加评论，但许多史料大家可以看看。

    战国秦汉的极权奴隶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说：“在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由于村社制还未解体，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村社成员，奴隶恐怕只起次要作用。到战国时期，村社走向瓦解，社会上贫富分化加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法贵族没落了，出现了新兴的富商和手工业者，还有数量很多的独立小农。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富者大量地利用奴隶去从事物资生产，贫者则因破产而沦落为奴。从这时起，奴隶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不但官府使用奴婢进行手工业生产，商人和作坊主也大量使用僮仆、佣工从事开矿、冶金、煮盐、制陶、丝织等等手工业生产。当时劳动力的买卖已相当频繁，出现了固定的或常设的劳务市场，即所谓“佣肆”。至于奴仆的买卖，则往往“售于闾巷”(《战国策.秦策》)。

    秦国的祖先非子，因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便由奴隶升迁为带有封土的子爵，封邑于秦。他们的命运被决定于王的喜怒爱憎之间，任免升贬以至封爵杀头，均凭王及其亲信贵族的意志决定，秦国的宰相百里奚就是五张羊皮买来的奴隶。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前361年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见《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何等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什么是“人格权”！

    尉缭在秦国就直言不讳地说：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统一后，秦始皇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秦嬴政两次坑儒，活埋了1千多儒生。嫪毐家童（奴隶）数千、舍人千余；嫪毐党一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20几个党羽被枭首，4000余人被流放；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政的2个异母弟被屠杀，27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吕不韦被赐自尽。始皇36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朝最高人口数是2000万，全国设置“县政”约1000个，平均每县2万人。秦始皇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在全国广修宫殿，宫殿数号称“关外三百，关内四百”，尤其是阿房宫，占地几里，能容万人！《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70余万人”。这就是说：他在统一之前就开始了骊山秦始皇墓的工程，征用民工70万人！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始皇28年南巡至湘山祠，遇大风，“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始皇32年，“乃使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修长城役50万人。始皇33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戊，”集解：徐广曰：“50万人守五岭”。就是说，秦始皇用50万奴隶军队，征服了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并派兵留守驻防。始皇35年，修绵延300里“阿房宫隐宫徒刑者70余万人”。“隐宫”即宫刑。另外，修驰道民夫30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能实现的。无偿服奴隶式兵役和劳役的老百姓共270多万人，为上述军事和劳役大军运送粮草和装备的人以及在内地驻防的军人、夫役，估计还有250万人，两项相加约有520多万人。当时，全国人口约2千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壮年人（包括妇女），按1/3计算，不过6百余万，在6百余万劳力中有5百万人服奴隶式的兵役和劳役。这就是大规模实行奴隶制的证据，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始皇死后，太子扶苏、将军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胡亥将自己的18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把10个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其它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的竹简中可知，秦国的赋税较之战国时的其他国家是相当重的。农民除了缴纳田租外，还有军赋等其他名目，以及动辄赀甲赀盾一类变相军赋。田租不但要收取禾稼(粮食)，还要收取刍(牧草)、稿(禾杆)。至于劳役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有所谓“傅”的制度，即男子到一定年龄就须向官府登记服役，秦国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农民除了服劳役外，还要服兵役，并且要自备行装及费用；被征发修筑某项工程，要担保一年不坏，如未满一年就坏了，则须重修，并不计算服役时间。对于工匠的剥削，则更是前所未有。如：1)“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当夏之二日”。2)“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3)“新工初事工，一岁半其工，其后岁赋功与故等”。凡此种种，莫不表明秦国对劳动力的榨取之精细严密。秦二世胡亥统治时，赋税超过农民收入的2/3；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秦代建国15年即亡国。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所算的一笔农民收支帐，农夫一家5口，耕田100亩，平均每亩收粮1.5石，共收150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税15石，余135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粮1.5石，全家共吃90石，余45石。每石卖钱30文，共得钱1350文。除去祭祀、庙会用钱300文，余钱1050文，每人穿衣用钱300文，全家共用1500文，还差450文。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两句话可证：“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叙述汉文帝在位时的农民生活状况，也算了一笔帐：农夫一家5口，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2人，一年有几个月不能在家劳动。一家种田不过100亩，收获不过100石。还有送往迎来，吊丧、疾病、养育儿女。一遇灾荒和急征暴敛，就要贱卖农产品和借高利贷，最后只好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西汉“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战国初期，负担比周朝高20倍的秦始皇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就更加低得不可思议了。

    “近几十年由于秦简出土，大家对秦的奴隶制有了新的认识，如奴隶在当时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仅是残余而已。从秦简得知，即使在百姓、士伍之类的平民家中，也拥有数量不等的臣妾；官吏、富人家中就更多。而且臣妾也并非仅从事于家务劳动，简文中明确表示，有的臣妾要从事于‘田作’，若他们骄悍不从主命，还会受到国法的制裁。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有部分奴隶和私家臣妾一样，也要从事农业劳动。秦不仅有很多奴隶，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服役的。西汉在经济上和秦有很大的连续性，所以农业中也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而且有关的史料比秦更多。《史记.季布传》说到的‘田事问此奴’，是西汉早期农业中使用奴隶的一条重要证据。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特别是1975年左右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所出的竹简，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如第八、九、一六八号等座墓中所出的竹简，其中既有奴婢的名册，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臿’，等等。有些竹简上还标明奴婢所从事的各种具体职务，有侍、养、谒者、御、牛仆、马仆、田等，田当然是指种田，即《季布传》所说的‘田事’。从事于田的奴婢还有更细的分工，简文中的这些田事奴婢，表明他（她）们和侍、御等不同，乃是一批专职的种田奴隶。古代虽有男耕女织的传统，但西汉时女奴也被驱使于田地之上，只是以往所不知的事实，因为在文献中从未提到过。尽管女奴也和男奴一样用于耕作，但男女之间似乎还有分工，如男奴一般是‘操臿’，操锄者也有，并不多见，而女奴都是操锄。凤凰山竹简中所记每家拥有生产奴婢人数不算多，这和当时社会经济某些特点有很大关系。因为每家拥有奴隶的多少，主要由占有土地多少所决定。从战国开始，虽然土地也渐渐变为一种能买卖的商品，但并不普遍，土地兼并引起人们重视始于武帝时。到西汉末东汉初，土地兼并比武帝时更严重。西汉晚期，张禹有田四百余顷，同时的庶民阴子方有田七百余顷。樊重也是平民，他广开土田三百余顷。垦殖这些田地的自然是奴隶：‘课役僮隶，各得其宜，而财利岁倍’。从王莽的‘王田’到刘秀的“度田’，对抑制土地兼并都无济于事。……《后汉书.第五伦传》说第五伦，‘免归田里，身自耕。’《东观汉记》则说：‘伦免官归田里，躬与奴共发棘田种麦。尝与奴载盐，北至太原贩卖。’东汉民间大量使用奴隶劳力与农耕，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中也可看出，如四川东汉墓常出土持臿和持锄的陶俑。东汉时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大农庄式的多种经营，由于土地更加集中，土地上的奴隶人数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从东汉起，随着私有权的进一步发展，拥有田地之家析产别居的现象日益增多，于是奴婢也和田地一样为家产的组成部分。张莹的《汉南记》中则以为‘（明帝外戚）阴庆推居第、园田、奴婢、钱悉分与（弟阴）员、（阴）丹。’东汉时关于田地和奴婢并列在一起的史料，尚有1974年四川郫县所处的一快残碑：‘（奴婢）五人，直（价值）廿万（钱）；牛一头，直万五千。’‘王岑田[数顷]，直[数]万五千，奴田、奴生、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直廿万钱]。’‘张王田三十[数]亩，质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奴利，并[七人，直廿万八千（钱）]’。”

    “记述秦代奴隶买卖较具体的材料是云梦秦墓所出的《日书》：‘收日可以入（买）人民、马牛、禾粟。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牲。’‘离日不可以嫁女、娶妻及入（买）人民、畜生’。‘毋以午（时）出入（卖买）臣妾、马牛，是谓并亡’；‘毋以申（时）出入臣妾、马牛、货财’。《日书》中所提到的‘人民’即指奴隶而言，‘臣妾’是先秦时期人对奴隶最常用的称谓。据居延汉简，西汉时小奴一名值一万五千钱，大婢一名值两万。西汉后期，王褒的《僮约》说一名奴隶值一万五千。《风俗通》及东汉早期一名男奴值两万。东汉晚期，郫县所出残碑上所记奴婢价，每名4万钱，这比从西汉到东汉早期的价格为高。”

    从战国到两汉，是古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阶段。到西汉早期，奴隶劳动在手工业、矿冶方面比农业更突出。西汉末到东汉，工商业致富者减少，大富豪多为大农庄主，密集型的奴隶劳动和大土地结合。魏晋时期，人数愈多，一家拥有僮奴往往是上千人或上万人。

    秦汉时农业中的奴隶劳动虽占很大比重，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不同身份的劳动者。范文澜叙述说：汉武帝对外用兵，财用不足，需要更多的奴隶供剥削。他对一般无市籍的地主，鼓励献出奴婢，按献出奴隶多少，给予终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前111年，汉武帝大规模地没收商贾的田宅、钱财和奴婢，获得数以万万计的钱财。被没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发到皇帝的苑囿里养狗马禽兽，并分给水衡、少府、太仆（养马、骡、骆驼）、大司农等各个官府供使用。《史记.平准书》载杨可告缗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又说“徒奴婢众，而下河漕渡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郭沫若据四百万石推算出这次被押往长安的有22万奴婢。当时的许多奴婢参加了生产，《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县官多畜奴婢，坐禀衣食……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邀游也”；这说明了奴婢比国家奴隶----农民轻松愉快！汉元帝时贡禹说，各官府有官奴婢十万余人，良民出租养活他们，每年费钱五六万万。皇帝同时也是占有十万以上奴婢的大奴隶主。皇帝占有大量公田河苑空地，使用奴隶远不能开发这些田地，有时用‘假（借）’的形式让贫民垦种，作为皇帝的佃户。有封地的贵族，收入也分公费和私费奉养两种。公费是收田租和户赋（每一民户每年纳千二百），供朝见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费用。私费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园池商市税，供贵族私用。（贵族）无限制地占有田地和奴婢到了西汉后期特别严重，迫使某些感到危险的大官员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请：王、侯、公主、官吏、人民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王二百人、侯和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孔光的主张未被实行。

    自秦后两千多年，使用奴婢和农奴的大地主庄园和小土地自耕农并存的生产方式一直是的中华诸帝国的生产方式，官方和民间的蓄奴生产方式在中国长盛不衰。各朝各代的蓄奴法律不断，如唐代的《奴法》、清代的《逃人律》，严惩逃奴和窝藏逃奴的人户。《新唐书》刑法志在论当时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时道：“三曰：‘徒’。徒者，奴也”。

    通观秦汉法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除了家庭拥有奴隶外，当一个触犯国家法律的公民所犯的罪行比罚金规定的可赎罪严重，但又不严重至被处死时，国家对罪人惩罚和对其他公民的威慑是对其施以徒刑即沦为劳作奴隶（隶臣、妾、城旦、舂）。与死刑相比，徒刑具有保存犯人生命的人道意义，同时又为国家获得了大批成本最低的奴隶劳动力。

    古代奴隶社会为了防止奴隶冒充公民或逃亡，迫使奴隶在身体上留有记号，使其在外表上很容易和公民区别开，这使抓捕逃奴变为易事。当一个公民犯了罚金不能赎而又不至于处死的较重罪行后，秦汉国家要将其沦为不同级别的奴隶作为惩罚，并根据罪行轻重附加黥（面额刺字）、劓（割鼻）、刖（斩脚）、宫（割*）等不同级别的伤残人身体的肉刑。秦汉法中在前额或脸部刺字的“黥刑”不减弱奴隶的劳动能力，它和“劓刑”的作用是为奴隶打上持久以至终身不掉的奴役记号或烙印。

    汉高祖九年12月，“（赵相）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赵）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钳为王家奴，从王就狱”（《汉书》67页，高帝纪下）。汉高帝曾购求楚将季布千金，濮阳周氏为救他，将其髡卖为奴：“乃髡钳季布，衣褐衣，之鲁朱家所卖之”（《史记》2729页，季布栾布列传）。可见在秦朝和汉初，私家奴要被剃光头发和胡须（髡）并颈戴铁环（钳），着褐色奴衣，而公家奴则分为完（髡）刑和部分剃发须的耐刑二种。男女奴隶的耐发型类似*期间为所谓“罪人”剃的“阴阳头式”。

    秦汉国家的军爵赎身法规定臣民或普通奴隶（隶臣妾）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为亲属奴隶和自己赎身。秦“军爵律”规定了二级爵（上造）以上的公民降低自己的两级爵位变为庶人（最低公民）可免去自己的亲父母中的一人的奴隶身份；以及第二等级的奴隶（隶臣）斩了足够敌首而连升两或三级成为公士（隶臣→（司寇）→庶人→公士）级公民如果降爵位一级为庶人，他可免除自己妻妾一人的隶妾身份的；同理，一个隶臣身份的工匠斩一敌首，或他的亲属或朋友为其斩敌首，他可升为自由工匠，但身体受肉刑的奴工只能成为半自由的国家工匠。

    史料证明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奴隶制度和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帝国的奴隶制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两河流域早期奴隶制城邦舒如帕克时代（前2600～前2400）的楔形文字契约表明田地和房产是可以出卖的，但没有发现奴隶买卖的文件。可见在西亚文明的城邦建立时期，公私家同样很少使用奴隶进行农牧业生产。战俘多被处死，而不是用作奴隶。随后，从拉旮什城邦时期（前2300～前2200）到亚述、巴比伦、波斯帝国时期（前330），奴隶生产制和小农经济一直并存。在两河流域奴隶社会中，由于没有国家奴隶制只有债务奴隶制，巴比伦国家不用戴罪立功赎罪的方法来减少沦为奴隶的公民数量，而是禁止私人家庭把有期限的债务奴隶变成真正的终身奴隶。所有的债务奴隶在被奴役四年后都应获得自由。当一个国王即位后往往大赦全国的债务奴隶，其事在国王的年名中被称为“在全国建立了公正（或国民的自由），使人心舒畅”。巴比伦王萨比乌姆以及汉莫拉比和他的4个后代王：叁苏伊鲁那、阿比埃舒赫和阿米迪塔那、阿米察杜卡的年名都证实了他们在其元年发布解负令释放债奴婢的重大举措。和秦汉法把被俘的公民沦为国家奴隶不同，当被俘或失踪的巴比伦士兵回到祖国后，巴比伦法律仍然把他看为公民，把公民享有的份地还给他。当一个在敌国为奴的前公民被商人作为奴隶买回国时，法律要求他的自由不用赎金就立即被恢复。

    古巴比伦国家没有发展到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奴隶制，还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法律往往把较重的罪犯处死，而不是沦为奴隶。由于国家对奴隶的数量需求不大，因而没有株连亲属的法律。前14～11世纪的《中亚述法典》比《汉莫拉比法典》晚几个世纪，其中的刑罚已包括为国王劳动20天或1个月，但是和秦汉法比照，罪犯被奴役时间非常短。

    秦汉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公有奴隶制阶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隶外，奴隶制帝国还大量使用公有奴隶。国家奴隶的来源一部分出自外国战俘，更多的是帝国通过刑法将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沦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奴隶。

    为了增加奴隶的数量，当一个男公民犯法成为完城旦和鬼薪以上的国家奴隶时，他的家属也同时沦为国家奴隶。这就是中国奴隶制刑法中特有的“连坐”和“株连”法。怠于农耕生产而致贫困者，本人及其妻子没为官府奴婢等规定，在秦律中乃为常见。由于皇帝是国家的代表，国家奴隶实质上是王朝的奴隶。这一制度的特点是，每个公民和家族都可以用货币购买或者战功分得奴隶作为自己的财产，但国家或者王朝可以不花钱仅通过法律的惩罚就可以把许多公民变成奴隶，从而成为国家奴隶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男奴娶自由女生子：巴比伦奴子为自由人，秦汉奴子为奴隶；自由男和女奴生子：巴比伦法、秦汉法均为自由人。秦汉法：主和他人的女奴有子，为他家奴婢；男奴隶娶女主或主家女，奴隶处死，女人为国家奴隶。胡伊德说：“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的太仓令(王室仓库主管)淳于公有罪，被押赴首都长安服刑。他的女儿上书，指出死刑和肉刑使死者不能复生，受过刑的人一辈子残废，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她表示自愿当官奴婢，请求为父亲赎罪。文帝深受感动，令大臣改革肉刑，最后确定将割鼻子改为打三百下，斩左脚趾改为打五百下。但是受刑人常常被打死……”这表明官奴的大量存在。

    秦汉等国家奴隶制帝国灭亡的原因正是“专任刑罚”，至于“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雠，猋起云合，果共轧之”，“赭衣（奴隶）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性。陈胜、吴广的首发起义军多是奴隶、罪徒和贫民；陈涉，罋（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移之徒。

    儒家王莽的国家奴隶制

    王莽（前45-23年），字巨君，他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自汉成帝起，王家有九人封侯，五人做大司马。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以致家境孤贫。王莽以孝顺母亲而闻名，为一时人望之所寄。他的伯父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病重，王莽侍疾尽心尽力，亲尝汤药，乱首垢面，一连几月不解衣带。王凤颇为感动，临死前将王莽托付给王政君。王莽因此做了黄门郎，跻身政坛，其后终于成为大司马大将军。

    王莽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王莽妻出去迎接，她衣不曳地，破布蔽膝。诸夫人以为是婢佣，后来知道是大司马王莽的妻子，都惊诧莫名。

    汉成帝绥和2年（公元前7年）的春天，西汉的上空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异常天象。所谓“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古称荧惑）在天球上运行到心宿（28宿之一）的位置。《汉书.天文志》说“荧惑”代表“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更可怕的是“居之三月国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国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与俱出入，国绝祀。”就是说，“荧惑”超过九个月，仍出现在天空上，就有亡国的可能！如此严重的恶果，举国上下岂能不惶遽怵惕！

    此时，翟方进的亲信议曹（丞相的幕僚）李寻受王莽指使指责翟方进说：“近年来天象异常，灾害频仍，民心浮动，盗贼四起，可为寒心。您久处高位，上无忧时济世之功，下无举能让贤之行，而望永保富贵，难矣！如今大责日甚一日，对您来说，即将降临的岂但是一般的惩罚而已。现在相府属官三百余人，有谁愿与您休戚与共，转危为安的？”王莽又指使皇帝身边一个小郎官贲丽向皇帝建议说：“现在荧惑守心，应该有一个大臣出来承担责任。”

    处于恐惧中的汉成帝听了贲丽的话，立刻召见翟方进。接着皇帝赐给他的册书云：君在相十年，天下灾害并至，民被饥饿；加之盗贼蜂起，贪官横行；朝中大臣朋比为奸，尔虞我诈，不知谁负其责？……事已至此，君却幻想久处显位，岂不难哉！今欲有所黜退，于心不忍，现命尚书令赐好酒十石，牛一条，祝君好自为之。

    就这样，这个汲汲于富贵的翟方进，读完诏书的当天，便自杀身亡了。翟方进死后，汉成帝下令封锁消息，不许透露翟方进的死因（让人知道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谁还敢跟你办事）。随后为他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葬礼，所用葬物和礼数都超过了以前任何一届丞相。汉成帝多次亲临吊祭，还派九卿追赠翟方进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谥曰“恭侯”，让其长子翟宣继承侯位。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既丑恶，又虚伪，令人作呕。翟方进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皇帝就死了，在位26年，享年45岁。

    汉成帝死，哀帝即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权，王家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职归家。他闭门自守，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被王莽逼令自杀。但王莽在士人中的声誉日增，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

    汉哀帝死后，王莽迎立中山王刘箕子为帝，是为汉平帝。平帝只有九岁，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听政。王莽位居首辅，一切政令都出自他。王莽着手清除权倾一时的丁傅外戚的势力，将皇太后赵氏贬为孝成皇后；接着再废傅太后、赵皇后为庶人，皆自杀。丁、傅两家亲属都被免去官职，流放蛮荒之地。

    有一年盛夏大旱，郡国飞蝗成灾，王莽自己带头不吃荤，并出钱一百万，献田三十顷，以赈灾黎。满朝公卿，见王莽如此，也都纷纷捐田献宅。连王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王莽派使者去民间捕蝗，又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募贫民迁居，沿路饮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都由官府供给。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因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称颂王莽的仁德。

    为笼络人心，王莽欲自比周公，买通塞外蛮夷，让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雉。远古周成王时，曾有越裳氏来朝进献白雉。群臣仰承王莽之意，上书称王莽德及四夷，早已超过了周公，以安定汉朝的缘故，应加封为安汉公。王太后在群臣蛊惑下，再三加封王莽，王莽十分做作地再三推辞，甚至托病不朝。最后才接受了安汉公的赐号，却把俸禄转成二万八千人的封赏。又有黄支国献入犀牛，廷臣都说黄支国在南海中，离京师三万里，以前从来没有朝贡，现在来献犀牛，是安汉公的威德所致，其实这些都是王莽一手安排。

    王莽私下嘱咐大臣，上奏称王太后春秋已高，不宜亲省小事，此后政事尽归王莽裁决即可。之后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汉帝。平帝年已十四岁，渐渐懂事，恨王莽的专横跋扈，宫中的侍役多是王莽安插的耳目。王莽得知后，便先下了手，他在腊日进献一杯毒酒。平帝喝了酒后，腹痛难忍。王莽假意做愁眉泪眼状，并写了一篇祝文，情愿以身代帝，然后将祝文藏在金縢里（金縢藏策本是周公因武王有病，愿甘代死的典故），群臣都称誉王莽是再世的周公。不久平帝腹痛而死，时年仅十四岁。

    王莽的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迫自杀，牵连数百人。由此他得到了大义灭亲、公而忘私的美名。王莽的妻子病而失明，王莽叫儿子临去照顾。临和王妻的侍女原碧私通，后来王莽又占有了她，临就和原碧密谋要杀王莽。不幸事泄，王莽为了保密，竟把办案的人全部杀掉，以毒酒赐临，临不肯饮，自刺身亡。王莽后立四子王临为太子。

    平帝年幼无子，群臣想在宣帝曾孙五人中推立一人，王莽借口五王都是已故平帝的兄弟，不能相继为帝，应在宣帝的玄孙中选立。宣帝玄孙有二十三人，王莽却找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为孺子。

    这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得到一块白石，上有红字：“告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王莽派王舜将此事转告王太后，太后作色说：“这纯是欺人的妄语，不宜施行！”王舜说：“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镇服天下罢了”。王太后无奈，只好下诏封王莽为“假皇帝”。从此王莽身穿天子衮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銮驾，自称为“予”，年号称为居摄元年。

    王莽摄政时的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举起反王莽的大旗。长安周围的三辅地区共23县，听说翟义在东方举起反王莽的义旗，也一哄而起。翟义兵败后，被押解到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当众碎尸万段。王莽将翟宣、刘信的两个儿子等24人在长安当众碎尸万段。王莽又把翟义的府第全部毁掉，然后用水淹没。把翟方进和翟家的祖坟全都刨开，焚棺扬尸；并将翟氏家族成员杀个精光，之后，同葬一坑，里面还埋上五种毒草。公元8年2月，陕西的叛乱被平定，23个县遭官军屠杀。王莽下令在叛乱猖獗的地区：濮阳、无盐（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北）、圉县、槐里、周至（今陕西省周至县东）凡五处，在大路通衢之侧，用被处死的人的尸体，建起长宽各5丈，高6尺的“武军”，上立高1.6丈的大标牌，书写“反虏逆贼鲸鲵”几个大字，用以警告效尤者。这就是他的“仁者爱人”。

    齐郡临淄县亭长辛当，夜里梦见天使对他说：“摄皇帝当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发现新井，便是确证。”第二天早晨辛当起来，见亭中果然有一口深百尺新井。巴郡也有石牛出现，上有红色的文字，大体都是上天命王莽为帝之类的话。王莽便改年为初始，以应天命。

    公元8年，在长安学儒学的梓潼人哀章投合王莽，私下制了一个铜匮，上刻传位王莽的谶言。哀章穿黄色衣冠，扮成一个方士，趁黄昏将铜匮交给高祖庙里的守吏，然后装神弄鬼地匆匆离去。守庙官忙报知王莽，王莽打开铜匮，上刻摄皇帝王莽应为真天子，并署佐命大臣十一人，当然少不了哀章的名字。次日王莽率群臣入太祖庙拜受金匮禅位，定国号为“新”。废孺子婴为定安公，西汉灭亡。王莽照金匮策书按名授官，只有王兴、王盛两个姓名，是哀章捏造的；王莽遣人四处寻访，不久找到一个城门令史叫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叫王盛，当即把他们封为将军。

    很多人都极力支持王莽称帝，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学者刘歆和身居要职的孔子世孙孔光。王莽上台后，就急忙任命了西汉大儒刘歆为“新朝儒家大帝国”的国师，在王莽眼看着要被推翻的节骨眼上，刘歆背着王莽前去勾结原汉朝的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后因事泄而自杀。

    王莽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王莽要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为了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一连串新政策：

    ①土地国有：恢复1200年以前的井田制度。称天下田为王田，不得私下买卖。一家不满八口，田过一井（九百亩），超过的土地，一律没收，或分给他的邻居。

    ②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③冻结私奴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违令重罚。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④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⑤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⑥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⑦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⑧征收所得税：一切行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都课征纯利1/10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百姓养生嫁娶、宫室封国、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皆遵照西周制度。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他用儒家学帕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记得住。

    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一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

    王莽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

    王莽连年挑起战事，所需入不敷出，于是只有课重税于民间：盐税、酒税、铁税、山泽采办税、赊贷税、铜冶税等等多如牛毛。贫民无法谋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处攻城略地。王莽正与匈奴作战，顾不上这些，便亲自去南郊祷天禳灾，用五彩药石烧了一个北斗形的铜斗，号为“威斗”，用来象征性地平息天下的叛乱。

    天凤四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以代粮，赤眉、绿林军相继揭竿而起。更始帝刘玄在绿林军支持下即位，派王凤、王常、刘秀进攻昆阳等地。莽军一触即溃，在昆阳之战以40余万军不敌万余兵力的刘秀，巨毋霸也掉进河里被淹死。

    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举行哭天大典，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绿林军另一支劲旅攻入长安，王莽赦免城中狱中的囚徒，授给他们兵器，并饮血盟誓说：“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更始将军史谌攻占渭桥，这些囚徒都跑得无影无踪。城中起火，王莽逃到渐台，渐台四面皆水，王莽还抱着符命、威斗等一些不管用的玩意，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千余人随他上了渐台。城中少年响应，商人杜吴在渐台杀了王莽，校尉公宾斩其首，起事军将首级悬于宛市之中，王莽时年68岁。当时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人民痛恨王莽用他那条长舌一再向人民许愿过好日子，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骗局。

    由儒生把持的正统修史者把王莽定义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贼逆，儒家人物甚至拒绝承认王莽本人就是儒门弟子。遍查正史，关于王莽出身的资料只有含糊其词的五个字：“被服如儒生”。言下之意是说“啊，这个王莽嘛，咋说呢，好象是穿了一件俺儒家的衣服。”

    三国到隋唐五代的奴隶制

    三国和晋代，奴婢制仍如秦汉，被称为“私属、私附”或“荫衣食客”。同时出现农奴，被称为“有荫佃客”或“部曲”。东汉末大乱，人口遭受极严重的损耗。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强霸占户口，胁迫贫弱户当私属。晋武帝又发官奴婢、屯田奴婢配为夫妇，每一百人成立一屯。与限田制同时颁布的有荫佃客和荫衣食客（与奴相似的仆役）制。荫佃客制规定一品二品不得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荫衣食客制规定六品官以上得荫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石崇经常大宴宾客，令美人行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就令人斩劝酒美人。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一起拜访石崇，石崇请他们喝酒。丞相平素不能饮酒，只好勉强应付，以至大醉；大将军敦故意不饮酒，看石崇咋办。这样，劝酒女郎因未“完成任务”，一连被斩了三人。旁人十分紧张、不安，劝大将军敦快饮酒吧！敦却说：“他杀他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真是无耻之尤。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啥事都不做。有凶悍的杀婢妾，没有人指责。

    东晋士族的特权之一是“私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作余桃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人。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卷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人民被迫或自断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南朝士族多有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普通士族家庭，也把奴婢当作重要财产，兄弟分家时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不会逃走。525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都印额为奴。可见，奴隶额上印着字，无法逃走。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了。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侯景作乱，奴隶成为侯景唯一的支持者。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奴婢价格比西汉时的一万伍千到四万贱了不少。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国后，奴隶制度更为发达。掠人口为北魏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掠者就是魏皇帝。东晋安帝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魏国情形，说魏国妃妾都住瓦房，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养猪羊、牧牛马、种蔬菜、贩卖牟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隶。《魏书》称奴隶为俘获，有些称男女或新民，有些称生口，前者指民户或隶户，后者指奴婢，将士私自俘获的人应是属于生口类。魏太武帝时俘获的生口数量更大，不仅颁赐给出战的将士，而且还给留台未出战的文官颁赐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魏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来供养文官和鲜卑兵。

    同时，汉族人也奴役外族俘虏。匈奴人刘宣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33卷）。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为了防止被掠为奴隶，外族人愿为私人当田客（种田农奴）。后赵王、羯人石勒曾是并州商人郭敬和地主宁驱的田客。当他逃荒时，晋官吏想缚他卖为奴，由于宁驱的保护得免。他外出求食，得到郭敬的施舍。他建议郭敬把饥寒交迫的羯人骗到冀州出卖为奴，不至于饿死。并州刺史司马腾大捉胡人，两人一枷，押到冀州出卖，石勒也被执卖给平县师欢家为耕奴。师欢怕他鼓动耕奴们反抗，把他释放。他给人家当佣工，又被乱军捉获。为了不被卖为奴，他聚八骑起义，后杀败晋新蔡王司马腾。鲜卑慕容部人皮肤洁白，晋士族多买慕容部妇女为婢妾。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士家、佃客和部曲，既是豪族地主的亲兵，又是附属于他们的农奴。北魏、北齐、隋、唐各朝的均田和租调、徭役制度，都规定了奴隶课税或不课税，这表明奴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力和财富资源。由于各家的奴隶数量多，北齐只能给一部分奴婢受田，但即使是平民也多拥有60个奴婢。京城“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而二百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60人”。“北齐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80亩，一妇40亩，奴、婢与良人同。丁牛一头受田60亩，不得多于4头。每丁受永业田20亩种桑麻，齐制和魏制不同处在于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557年，齐文宣帝时，宋世良请分牛地给贫人，说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贫人无立锥之地。周武帝遵行齐制，隋文帝也尊齐制。”581年，度支尚书苏威奏请减课役，得到隋文帝的允许。单丁和仆（部曲）隶（奴婢）半课。604年，隋炀帝即位，废除妇人、奴婢、部曲的课役。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男丁（23-58岁）和受田中男（18-22）向国家纳租和调绢并服役。

    北周武帝数次释放奴隶和杂户，但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隋末平凉一带有所谓“奴贼”，首领出身奴隶，士兵自然不少出身奴隶。唐军中有奴隶应募作战，立功后得赏，经隋末战争，奴隶和部曲的人数更为减少。唐刑部属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奴隶。奴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者称为官奴婢。免（朝廷下大赦）一次称为番户，每年服役3番，每番一个月。免两次称为“杂户”或官户，每两年服务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

    唐代奴婢数量众多。唐高祖李渊曾赐给功臣大批奴婢，如给武则天的父亲武士镬奴婢300人，别食实封500户。司农寺将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官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入。凡孳生鸡彘，以户奴隶课养。俘口则配轻使，始至给享食（《新唐书》志38，百官3）。税法即行，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载得80万缗。唐朝的登莱沿海奴婢买卖中有大量的新罗人被卖为奴。唐代佛教寺庙的奴婢也甚多，平均每个僧尼有一个多奴婢：武宗即位，毁天下寺庙4600；籍僧尼为民26万五千人，奴婢15万人，田数千万顷。……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新唐书》志42，食货2）。由于奴婢在唐代属于不课口，可从唐代的人口普查数中的不课口数估计出当年的奴婢数量。唐代户分课户和不课户两类。无课口的户称为不课户：1、贵族和外戚的亲属；2、九品以上的官员；3、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的人；4、老（60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5、有勋的百姓（非勋官的有功者）；6、新附户暂免课役。据《通典》，755年（天宝14载），天下不课户345万户，课户534万。人口总数万，其中不课口4470万，课口820.8万。”如果不课口中的女自由人和未成年人为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为万，不课口中的男人加婢的数量则为万。贵族、九品上官员、学生、义夫节妇家属、老残、寡妇、有功者和新附户的数量不会超过不课口总数的一半，因此保守地估计当时奴婢和部曲的总数有558.75万人。而普通课税的平民男子才820.8万，奴隶数量已近于平民。前一年（天宝13），不课口为万人，课口男丁为766.2万人（总人口5288万，《旧唐书》玄宗纪），奴婢和平民的比例更近似。当然，可能有些逃亡、隐藏的课户不在统计之中，可是他们只能依靠豪强生活，沦为新的奴婢、部曲或佃户，部曲和佃户的身份是不比奴婢强多少的农奴。760年（唐肃宗乾元3年），《通典》说，本年不课户117万户，课户75万户。总人口1699万，不课口万人，课口237万人。5年内，平民减了2/3，但奴婢、部曲、佃户数量减的少一些，不到一半。不课的的妇女和未成年人约占人口的3/4，则为万；这样，不课口中的男性中的自由人（贵族、官员、老残等）和奴婢为187.65万人。按一半除去不课口中的男性自由人，当年的奴婢则估计至少有93.83万人，接近平民男子237万的一半。唐代皇室、贵族和豪强的庄园遍布全国，由奴婢和佃户耕种，佃客的身份是庄主的私属。

    《唐律疏议》还把部曲和奴婢并举：“奴婢部曲，身系于主”；“部曲奴婢，是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唐律中关于部曲、奴婢卑贱身份地位的大量规定以及授予主人对贱口近乎生杀予夺的权力，反映的即是世家大族利用父家长制的宗法血缘关系，利用伦常名教，确定贱口卑贱的身份等级地位、借以强化对依附劳动人口的占有与超经济强制的意志。为什么父家长制下的奴隶命运更为悲惨？为什么唐律规定下的贱口，身份地位在许多方面比罗马法下的奴隶还要低贱？这显然是与父家长在宗族与家庭关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第6节宋代的奴隶制

    宋代至清代，中国的佃客制度盛行。佃客比奴隶的地位要好一些，但低于有田地的良民（自由人），属于半自由人。古代两河流域有一种附属于王室和贵族的半自由人叫“臣服者”，其社会和法律地位在自由人和奴婢之间，等于中国的部曲和佃客阶级。部曲和佃客制度比奴婢制度略为进步，是地主豪强奴役农民的农奴制度。

    蔡美彪等论述说：“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的田地，形成庄园。宋代地主的庄园，更加普遍地发展。所谓‘浮客’的佃户也寄住在地主的庄上。佃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几百户，两川一带的大地主可有数千户。佃农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被紧紧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高利贷剥削----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农民冬春借粮，以夏麦偿还。夏麦偿还了债，春秋再借粮，以冬禾偿还。收成还债甚至还不足，无法交租，再把欠租作为借债加利。这样，农民年年要借债，永远还不清。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高利贷剥削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束缚着佃农。而且还可以用‘换佃’的办法相威胁，加重盘剥。佃农却不能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

    “宋朝建国前，南方各割据国里，地主和佃客的剥削关系发展程度不同。佃客的人身束缚，即所谓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宋朝建国后，这种差异性仍在不同的地区显现出来。总的来说，在南宋统治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佃客的人身束缚在不断加深。仁宗时，颁布‘皇祐法’，禁止夔州路的施、黔二州的佃客逃移。1184年，南宋把《皇祐法》的通行范围扩大到忠、万、归等州，即扩大到整个夔州路；并规定：1）凡在1181年以前逃移他乡三年以上者，承认既成事实；以后逃移及逃移不到三年者，包括家属，‘一并追归旧主’。此后，严禁逃移。2）地主不得‘强搬佃客’，即不准抢夺佃户。

    1205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说：‘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世搬徙。’可见地主之间招诱抢夺佃客的现象仍在发展。范荪校定后的“新法’是：1）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得强迫佃客的家属充役；2）典卖田宅的人不得向买主租种原有的土地充当客户。买主也不得强迫典卖田宅的人充当雇工或奴仆；3）借贷钱物，只凭文约交还，债主不得强迫债户为地客；4）客户身死，妻子愿改嫁的，听其自便，客户的女儿也可‘自行聘嫁’。范荪的‘新法’，从条文上看，是对地主的权力稍加限制；但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夔州路的地主，可以强迫役使佃客家属，强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于干预佃客妻女的婚嫁。这种佃客的人身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戴建国讨论了宋代的奴婢制度，提出新出现的“雇佣奴婢”制度。在宋文献中经常出现“主仆名分”、“奴主之分”，用以指奴婢、佃客与雇主结成的关系。雇佣奴婢以契约形式与雇主结成主仆关系，成为雇主家族中的卑幼之辈。在日常生活中，雇主以家长身分对奴婢进行监管。……奴婢在雇佣期间，犹如卖身于雇主，毫无自主权。雇佣期间，雇主可以占有女使的身体，女使没有性自主权。在唐代，奴婢如同财产可以买卖。至宋代，奴婢普遍以雇佣形式依附于雇主。南宋禁止略人为奴婢，违者处死刑，似乎与宋初制定的《宋刑统》规定一样。然在民间，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略卖奴婢现象。这些人被略卖后，“终身为贱”。

    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彻底瓦解，良贱制受到强烈冲击，从而为贱口奴婢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大道。大量奴婢成为自由人，奴婢来源逐渐枯竭，导致奴婢市场萎缩。相反，雇佣市场却随之扩大。许多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困良人出卖劳动力，与雇主结成契约关系，从事原来贱民所从事的职业。但是奴婢制并没有立即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而立即消失。北宋时期，还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制，良贱制的消亡是在南宋时期。原先贱口奴婢所从事的家内服役者的职业仍然存在，由于良贱之别的观念不可能随着良贱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这一职业的后来承担者，在民间仍然被当作贱口奴婢看待。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在两宋不同的时期，因良贱制度的存亡而有所变化。宋代奴婢因主仆名分的影响，依附于雇主，没有自主权，在司法上，与雇主发生法律纠纷时，以家族同居法处置，法律上与雇主仍处于不平等地位。在北宋，奴婢实际是由贱口奴婢和良口奴婢组成的混和体。作为贱口的奴婢，依然是律比畜产，被当作家庭财产与杂畜、货物同处一列，自由买卖。在贱口奴婢之外，普遍存在良口奴婢，他们来源于生活贫困的良人。他们以缔结契约的方式，与雇主结成雇佣关系。相对于唐代的奴婢，宋代奴婢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其成分的变化所致，即良人奴婢化的结果。在良贱制受到冲击后，原来旧的针对贱口奴婢的法律无法适用于新的良口奴婢。

    《金瓶梅》中描写的人的价值很贱。譬如：甘愿为奴，人的价钱不如物，雇工2-3月的工钱相当于奴婢的身价相当于一次通风报信的价钱，特权阶级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受追究。

    第七回写甘愿为奴：妇人听见话头，明知张四是破亲之意，便佯说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欢，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欢，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你老人家不消多虑，奴过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张四道：“不独这一件。他最惯打妇煞妻，又管挑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卖了。你受得他这气么？”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汉虽利害，不打那勤谨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张四道：“不是我打听的，他家还有一个十四岁未出嫁的闺女，诚恐去到他家，三窝两块惹气怎了？”妇人道：“四舅说那里话，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儿们好，不怕男子汉不欢喜，不怕女儿们不孝顺。休说一个，便是十个也不妨事。”张四道：“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此人行止欠端，专一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欠人家债。只怕坑陷了你。”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惹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傥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

    第九回写人不如物：西门庆用16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西门庆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令他伏侍金莲，赶着叫娘。却用五两银子另买一个小丫头，名叫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排行金莲做第五房。

    而古希腊的荷马曾提到，一名女奴可与20头耕牛交换。据法国学者格罗茨所引史料，公元前410年雅典人献祭所用牛的价格为平均每头51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1.明那)的1/3；前375年牛价涨至每头77.25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的1/56。由于蓄养奴隶费用高昂(一名奴隶的年生活费相当于3--4头牛的价钱之和)，因而凡购置并使用一、二名奴隶的公民，他在理论上至少可拥有8--16头牛。因此，那种认为拥有一、二头牲畜就自然可拥有一、二名奴隶的说法，是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的。可见，西方自古人贵物贱。

    辽、金、元的奴隶制度

    辽、金、元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由原始社会刚进入到奴隶社会，他们的奴隶制非常明显，辽、金、元设置的“投下州县”是集体安置奴隶的地方。这和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希腊的斯巴达奴隶城邦迫使大批的俘虏迁移到国内作为集体奴隶的做法是一致的。

    “辽阿保机南侵汉地，俘虏大批汉族居民做奴隶。在阿保机和辽太宗时代，先后建立了许多这样的奴隶州县。如阿保机破代北掠的汉民建龙化州，燕、蓟所俘建龙化县。以燕蓟的俘虏建临潢县，以渤海俘虏建长宁县。这样的州县有时仍然沿用俘户原属州县的名称，如以檀州的俘户建檀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这些所谓县民户少则一千，多也只四五千，其实只是奴役外族的寨堡。俘户州县起初当是属于契丹最大的奴隶主阿保机，皇后另有自己的州县。契丹贵族也各自占有这样的寨堡，称‘投下’或‘头下’。辽朝境内分布着大小奴隶主所占有的大大小小的‘投下’城堡，以奴役‘团集’的俘掠奴隶。”辽朝中期，奴隶制开始变为农奴制。“圣宗时，辽朝普遍实行赋税制。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投下俘奴由此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

    按照金朝的授田制度，女真奴隶主依照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凡占有耕牛一具（3头），民口25，即授田四顷零五亩。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部落的平民，占田不能超过四十具。一个大奴隶主，有牛120头，民口以千，就可占地160多顷。金朝奴隶主在灭辽的作战中，曾经掠回大批的契丹、汉人作奴隶。对降服区的人民，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如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到上京以至浑河路，润、来、迁等4州的人民被迁徙到沈州，被迫卖身给女真人作奴隶。1180年，上京路女真人户出卖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减少，金世宗下诏禁止。1181年，又禁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将田地租佃。118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各地猛安、谋克户，每户平均占有奴婢不过2.1口。金世宗时，皇室贵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隶。1183年的统计，在京都宗室的将军司有户170，正口983，占有奴婢17880口，垦田3683顷。

    成吉思汗“札撒”规定：军将在阵前俘获人口，即为私有奴隶。元朝建立后，蒙古俘掠奴隶的惯例并没有改易。大汗可随时把农田及田上的汉人赏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50万个奴隶。阿里海牙在对宋作战中，即在湖广俘降民3800户为奴。蒙古贵族有大量的奴隶，分布在北方广大地区，成为“驱奴”。

    驱奴主要是外族，包括契丹、女真在内的北方汉人和部分征迁来的色目人。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有上百驱奴，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奴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7千多个驱奴。驱奴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奴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奴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大都有马市、牛市，也有人市，买卖奴隶。元初法律规定：奴隶有罪，主人可以专杀；以后，虽然规定要把有罪奴隶交由官府处治，但如奴隶打骂主人，主人打死奴隶无罪；主人无故杀死无罪奴婢，只是杖87；酒醉杀奴隶，减罪一等；元律还规定，私宰牛马杖100，奴隶不如牛马。主人可以对奴隶枷锁禁锢，刺面割鼻。奴隶控告主人，即由官府处死。良民打死别人的奴隶，只杖170，罚烧埋银50两。奴隶不能和良民通婚。奴婢所生子女，世代为奴，称为“怯怜口”（家生子）。奴隶逃亡，要由官府拘收，称为阑遗（不兰奚）奴婢。驱奴用以负担家内劳役，也用来从事农牧业生产或军前服役。官府或诸王役属工匠，多是奴隶。元朝一代，驱奴一直作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存在，人口众多。宋代农村，地主出租土地剥削佃户的租佃关系得到了普遍发展。金元之际约半个世纪的战乱中，北方的租佃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批佃户被俘掠做驱奴，一批佃户被迫投充豪门自保，大批农民逃往江南。武宗至大时，大批蒙古草原的贫民南逃，把子女卖作奴婢；有的被贩卖到西域或海南。奴隶制度推行于汉人地区后，北方破产的农民，往往因偿债典身或卖身为奴。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变相的奴婢买卖。

    元灭宋时，在江南维持原有的制度，因而广大佃户主要分布在江南。江南富豪，一家可有佃户数千家，多至万家；大的寺庙可有佃户数万。佃客婚娶，田主勒索财物。如无力缴纳，不能成亲。佃客的子女也要供田主役使，田主可任意打骂佃户，甚至任情生杀。1302年的一件公文中说：亡宋以前主户生杀佃户，视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事实上，佃户只有略高于驱奴的卑贱待遇。元朝法律规定：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170，征烧埋银五十两。地主打死佃户，不须偿命，和主人打死驱奴一样只受杖罚，只不过杖罚较重。在驱奴制盛行的元代，拥有良民身份的佃户，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实际上都近于驱奴。元代自耕农户大量减少，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大量地被掠为驱奴，又有大量的农户沦为权豪的部曲（农奴）。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民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往往被迫流亡。1283年，自北方内地流到江南的农民已有15万。但是，随着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的发展，江南的自耕农也越来越多地沦为佃户。

    蒙古奴隶主在对外战争中对抵抗他们的俘虏往往大批杀死，只留有手艺的工匠，大量的工匠被带回蒙古成为工奴。1217年，匠官史天倪所属土拉河上的工匠口粮断绝，十死七八，工奴的处境十分悲惨。蒙古灭金后，把各地的手工业者调集京师，分类置局，编为官匠户，属于与民户不同的匠籍。世代承袭为工匠，设官管领。1279年，籍人匠42万，立局院70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1281年又在江南拨签的匠户30万中汰选10.9万余户，其余纵令为民户。官工匠有官府直接管理，子女世袭其业，婚姻不能自主。这种制度是由工奴演变而来，官工匠由官府按月支给口粮。散处在地方州县的特别是江南地方匠局的工匠，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多数是散居农村的小手工业者，被强征入局，所得衣粮多为官吏所中饱，一家生活常无着落。官府强征抄纸、作木、杂色等行业的工人去织造局，他们无法应役，只好出资雇人代替。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

    蒙元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奴隶）。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人的农田，任凭农田生出野草，以便畜牧。杀蒙古人偿命，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初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汉人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元政府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蒙古人习惯将逃工偷懒的汉人抛入海中做为惩罚，最多的一次就将3万多汉人抛入海中。

    明清的奴隶制度

    明清两代继承了元代的奴隶制度，“大家僮仆，多至万指”（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人奴众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明清时代被称作“贱”的人，以奴婢为中心，还包括了娼优隶卒、世仆、堕民等贱民集团，以及雇工、轿夫、剃头匠、工、商等广泛的灰色地带。在与绅士对比时，一般良民也在贵贱之分下被归入“贱”的一群。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被纳入“对上服役、被下服侍”的等级制中，其中有专门服役于人而成为“贱民”阶层的。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修明陵的工匠都被闷杀了）。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

    明代皇帝一直把臣下当作自己的奴隶，任意侮辱。“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子刘子学言》)。太祖朝即有大臣“镣足治事”(《明史》卷139《茹太素传》)；明代皇帝对士人施之的奴役还体现于“厂卫”、“廷杖”和“诏狱”上。据《明史》刑法志，明代的廷杖之刑自太祖始；到正统时，“殿陛行杖”已“习为故事”。诏狱始于汉武帝，“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廷杖和诏狱是士人作为皇室奴隶的标记。成祖则在“巡幸”时，令“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明史》卷162《尹昌隆传》)；正德朝“杖毕”了公卿即“趣治事”(《明史》卷95)。明朝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13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5石。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明帝国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中国佃客农奴制度在明朝继续发展，明初由官家所占的官庄，其亩数已达全部民田1/7。明代皇室贵族的土地占有形式，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皇室占的土地，称为皇庄或宫庄。皇庄的收入专供某宫后妃和未就藩的亲王的日常用度。从天顺八年（1464）到正德九年（1514），北京附近的皇庄有36处，占地37595顷多。武宗即位伊始，就增设皇庄七处，随后又增设苏家口皇庄24处，前后不足六年，共增设31处皇庄。如果按弘治五处皇庄共占地12800顷，每处皇庄平均占地2560顷的标准估计，则增设的31处皇庄占地就有79300顷之多。皇庄如此急剧扩展，大批民田很快被吞没，田地上的农民不是被赶走就是沦为皇庄的佃户。

    另一类是藩属庄田，洪武时分封诸王就藩各地时就已建立。朱元璋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他有24个儿子和1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明朝的藩王都有5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供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

    明中叶以后，各地藩王除兼并民田扩大藩府庄园外，还以子孙众多，生活困难为由，向皇帝乞讨附近的官地，来扩展自己的地产。正统五年（1440）甘肃庆王家拥有土地一千顷，大部分由占夺而来。1605年，四川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代皇族亲藩大量兼并土地，而他们的土地享有免税的特权，造成全国1/2土地不纳税，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自天启年间（1621～1627）开始屡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饷”。1618～1637年，赋税竟增加了6倍。一亩农田产出只有6两银子，至少要交10多两银子的税。面对苛重税负，农地大量抛荒，农民流亡，最多时流民人数高达600万人之巨，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1/8，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

    万历帝的爱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二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崇祯年间，河南一省有八个亲王：开封的周王有良田一万余顷；南阳的唐王、汝宁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赵王、怀庆的郑王，每家有良田大约数千顷到上万顷。卫辉的潞王有良田4万顷，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广。他除在河南、湖广两省占有良田四万顷外，还有皇帝赐的盐引专利。

    第三类是勋戚中官庄田。“勋”指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大部分是所谓的武臣；“戚”指后妃公主皇亲家族；“中官”即皇帝周围的宦官。贵族利用皇帝赐田的机会，可以兼并比赐田大很多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诬指为无主荒地，借以圈占。勋戚贵族兼并农民土地较皇庄有过之无不及，勋戚庄田在北直隶和京畿分布比皇庄为多，所以其兼并的规模也比皇庄为大。景泰二年（1451），贵戚汪泉霸占官民田地共达3千余顷。一些有权势的贵族除奏请的土地外，还接受所谓“投献”来的土地。投献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苛重的赋役，自愿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而自己则充当贵族庄园的庄头或佃客，以求保护。一些人竟然把小户农民的土地强行投献给权贵豪强，自身充当管家。成化时，皇亲王源的庄园原有赐田27顷，但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1220顷有奇，可耕者366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

    除这三类庄田外，还有遍于全国的寺观庄田，占有的土地数也相当庞大。各类庄田的共同特点是，无论皇庄、藩府庄田或勋戚中官庄田乃至寺观庄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属官田性质，法律规定不得买卖。各地的官僚乡绅对民田的兼并也十分严重，如江南华亭的乡绅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大约自成化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出现一种现象：许多地区的农民，由自耕农或佃农的地位下降为一种类似农奴的佃仆。所谓‘佃仆’又称‘僮仆’，与地主不只是主佃关系，还有‘主仆名分’。他们虽然可以有妻子儿女和微薄家业，但社会地位犹如农奴。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许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这种家奴大半用在家内使役，如被遣往庄田耕种，采用古代“免奴为客”的办法，便由奴认为佃，但与主人仍保持主奴关系，成为佃仆。”

    明清两代的工商奴隶制十分发达，毕道村说：“马克思一再强调，只要工商业仍奠基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产就决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然而，中国封建工商业的主要基石恰恰是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明清两代，人们蓄奴之多令人咋舌。有名的如王锡爵、钱海山、徐阶、李钦、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宁陵的苗思顺、虞城的范良彦、无锡的大地主邹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刘、田、李等强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数千人以上。蓄奴范围之广，乃至连一些中上层农民也占有不少的奴隶。”

    明初，凉国公兰玉令家奴贩云南私盐一万余引。永乐时，各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和府州县官都收留大量的“军伴皂隶”，以“办纳钱财、买卖借贷”。宣德时，会昌伯孙忠以“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景泰时，都指挥孙继宗、孙绍宗，指挥孙显宗及其侄子孙璘“起塌房”，“邀截客商，引盐发卖”，辽东巡抚都御史李纯放债催款：所用之人，全是家奴。彭城伯张瑾封王于江西，“道南京，令家人市货帛，载马船以归”。万历时，右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在无锡、苏州、常州开设典当十余铺，“每铺不啻二三十万金”。此外，著名官吏徐阶、朱国桢、徐显卿各以织布、缫丝、养蚕而闻名乡里，如其所述，这主要出于诸女仆之功。天顺时，常熟大户钱哗靠他的十三个奴仆发家致富。著名刻书商毛于晋，“家蓄奴婢二千指”，除用于耕种宅旁的二顷地外，主要用来刻书、校书。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商业集团，徽商、晋商、福建的海商，无一不是靠奴隶支撑其商业的。其中，徽商的资本最雄厚，而徽州同时也是中国奴隶最多、所受的奴役最严酷的地区。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奴仆用于“营运”。明代各类史籍中提及的工商业劳动力，特别是官吏、地主、大工商业主在工商业中的劳动力，很少不是奴隶。类似“勋戚之家纵令家人开设店肆”，“今豪势之家用仆开店”之类的奏疏实是举不胜举。明代的各类小说，如《儒林外史》、《醉醒石》、“三言”、“二拍”等，凡是叙及行此事的，几乎都是奴隶。如《警世通言》中所讲的宋金，《醉醒石》中所讲的陈篪，都养了几个至几十个家丁专做私商勾”。

    直至清末，曲阜孔府还蓄有经营着数十种手工业的几百名农奴工匠。掌握了土地并垄断了重要工商业的地主、官吏豢养了大批充当鹰犬的奴仆，将大批农民沦为各色农奴。如东汉至隋唐的部曲、徒附，唐宋之际的地客、火佃，明清的佃仆、雇工人等等。因此，以奴隶为其生产、经营骨干的中国各类地主工商业也同时基于农奴制度之上。奴隶制和农奴制之间的相互补充、协同。付衣凌先生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商业发达的社区，奴仆也跟着盛行起来。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闽粤等省，同时也是蓄奴最多最严重的地区。”

    清代后期对蓄奴制度进行削弱。清律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实际生活中，地主拥有不同程度的超经济特权，欺压凌辱佃户的行为，极为普遍。1727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鉴于地主视佃户为奴隶，私刑拷打，淫其妇女，地方官徇私助虐，请求朝廷立法禁止。吏部和刑部议定例文：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照违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80；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清律中，低于凡人的还有雇工和贱民。雇工不是自由的人，他对雇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其劳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大批农民工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

    清代法令规定各级贵族占有的生产奴隶的最高限额为：亲王950名、郡王270名、贝勒215名、贝子170名、宗室公90名，其它各级臣僚都可合法地拥有数十名不等的壮丁奴仆。其限额远高于西汉，而这还仅是指生产奴仆，不包括家内奴婢。

    崇祯11年冬至12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46万2300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36万9千人”（《清太宗实录》）。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顺治皇帝颁布命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园中的“壮丁”。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壮丁反抗和逃亡甚多。以1745年的畿辅皇庄为例，460余名庄头所辖16800余名壮丁，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仅290余名。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交地方官“载入民籍”，共16000民壮丁拨出为民，只留290余名保留农奴身份。从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贱为民”的谕旨废除了相当众人的“贱籍”，但各地阳奉阴违，直到20世纪仍保留少部分的贱民。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奴隶制，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说：“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西方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成了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不这么看。“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汉人”。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满清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英国特使发现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大部分人全年只有一件衣服穿”，“我怀疑以前传教士（指明末传教士）的传记都是编造的”。要知道乾隆特意让英国特使去参观当时中国最富地区呢。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这些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说得很详细。

    马戛尔尼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这个国家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杀了我们没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

    自周初至清末，中国盛行家奴制。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国民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

    清代蓄奴养婢之风极盛。“仕宦之家，童仆成林”；“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乾隆时旗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僮仆以百计。司书籍之仆八人，装潢补订又另有人。湖南藩司*寿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三千名。光绪时之督抚司道灯官，买置田园，私蓄优人壮丁不下数百。州县地方官多置僮仆以逞豪华，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奴婢主要有四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得俘虏；二是入关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和当代。尤其是到市场经济时代，奴隶制似乎有复归的迹象。现在很多企业里，大都盛行“依附主义”，员工依附老板，下属依附上级，就象古代社会的奴才依附主子一样，员工们大气不敢吭一声，对老板和主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实际上这是现代版的奴隶主义。奴性已经再次成为整个民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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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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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上，古代曾经有数条以美丽的丝绸命名的交通要道，它们跨越万水千山，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大致可以分为：1、草原丝绸之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2、绿洲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沙漠之路)，指从河西走廊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3、西南丝绸之路，指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远的通道。近年来，中外学者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命题，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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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论述的，即是上述几条丝路中时代最久，对促进中外交流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古路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更广泛地说，草原丝绸之路是东起大海，横跨欧亚草原的通道，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又可南达中原地区，北与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接。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讨，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区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已同西方交往。例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厂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与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神雕像有相通之处，是原始先民们生殖崇拜的反映。在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阿拉善、呼伦贝尔和赤峰克什克腾，分布有3万余幅岩画，其内容为古代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原始崇拜及生产活动等。此类岩画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反映出古代草原民族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在内蒙古林西县锅撑子山、白音厂汗遗址，出土有许多长条形细石器，这种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在4000多年以前，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公元前20世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土尔克曼形成两个青铜文化中心，对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产生了影响。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商代羊首曲柄短剑、敖汉旗的铃首曲柄短剑，可以从米努辛斯克文化找到相似的类型。公元前10世纪，北方游牧人驯养了马，他们骑马纵横在欧亚草原上，给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西周晚期，东胡称霸草原，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东胡的游牧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一直影响至波罗的海沿岸。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的触角式刀，以及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中出土的兽形柄青铜短剑，这两种类型的刀剑，分别发现于丹麦哈尔希塔特文化墓葬和俄罗斯的塔加尔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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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以其名命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在内蒙古北部，以及陕西、宁夏、山西、河北北部，包括欧亚草原地区均有发现，但时代最早的标本，出土于早商时期(公元前15世纪)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遗址的晚期墓葬中，这说明统称为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即起源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周围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吸收了周围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草原地区不仅循草原丝路与西方往来，而且与中原地区亦有密切交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蚕，反映了养蚕业从中原向北传播的情况。而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和小型玉猪龙，则说明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习俗，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发源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内蒙古出土的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青铜礼器、丝绸残件、象牙雕尺、漆器等，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草原地区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兴旺，与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匈奴全盛时，其政治中心在漠北草原，以龙城为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部)，该城遂成为中原文明、西方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彦乌拉匈奴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汉朝的锦绣织物，用彩丝绣出流云、鸟兽、神仙骑鹿的图案；还出土有安息、大夏、小亚细亚的毛织品，上面的图案有植物纹、鸟兽纹及人物纹。另外，在丝绸上还绣有形同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人物形象，这种把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丝绸刺绣，应是匈奴人的作品。这些考古资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密林西迁南下，建立北魏王朝，初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政治中心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可以南控中原，北领草原上诸游牧民族。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突出地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中。其早期的“昙耀五窟”，佛教造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带)艺术风格，还有中亚地区服装的特点。经考证，南北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的由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在甘肃武威附近分出的道路联为一体，这条道路沿内蒙古阴山河套一线到达今呼和浩特和山西省大同市，又继续东行，经燕山、七老图山至内蒙古赤峰南部和东北各地。在这条路上，先后在银川、呼和浩特、大同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在宁夏固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还出土有产自西亚的金银器，等等。这些出土文物，证明沿阴山河套东行的草原丝路的南线曾相当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紧密联系为一体。

    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全盛时期，唐太宗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各草原民族的君长来长安朝拜，多走阴山河套一线的“参天可汗道”，中原与草原丝路的联系畅通无阻。之后，唐王朝在北部疆域建五大都护府，直接控制中亚至辽东半岛的通道。其中，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土默川上建的单于大都护府(故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政治地位最高。该城为突厥人阿思德为唐高宗的儿子李旦筹建，李旦后来做了皇帝(唐睿宗)，单于大都护府也成为通往草原丝路的商贸中心。土默川平原三面环山，一面向着黄河，有通衢大道与中原相连，在北方草原长城地带是一片形胜之地。考古工作者在土默川平原上，多次发现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出土了弯月形金冠饰片及东罗马商人的墓葬；在阴山山脉中，还发现有突厥人的石人墓，这些都是唐代北方草原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市敖汉旗，1976年曾连续出土了两批典型的波斯银器，有波斯银执壶和猞猁纹银盘等。银执壶顶端有一个鎏金胡人头像，高鼻深目，八字胡须，短发后梳，是典型的胡人形象；猞猁纹银盘则不见于中国传统工艺，也是中西交流中的输入品。因此，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这些银器都是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在东伊朗高原制作的工艺品。唐朝时期，诸多文化传入草原，对当时及后世的草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草原地区发现的聂斯托里派(又称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墓石，即是唐武宗灭佛后，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从长安逃至草原时传播来的。从唐代直至辽、金、元时期，北方草原的汪古部、乃蛮部、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

    由契丹族所创建的辽王朝(907～1125年)，其活动中心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先后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并且征服了分布在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使通往辽朝上京城(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北线，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翻越葱岭，进入疏勒(喀什)、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克里雅(且末)至沙州(敦煌)，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蒙古国土拉河西岸巴音诺尔附近)，经乌独健山(肯特山支脉)南下，经庆州(巴林右旗)到达辽上京。辽上京汉城中设有“回鹘营”，专门接待远道而来的回鹘商人。五代人胡峤所著《陷虏记》一书，还记有辽上京城外有西瓜摊贩。据瓜贩所言，西瓜是辽太祖西征回鹘时，从西域引入辽朝种植的。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敖汉旗羊山辽墓，发现绘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画。我国《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刊登了这幅壁画摹本，称之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辽朝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仍与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行至辽西京(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河北宣化)，又分为两路：一路正东行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东南行至辽南京(今北京市)。草原丝绸之路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西域诸国的商人和使团，每3年来辽上京一次，使团的人数都在400人以上，带来大批西方珍奇物品进献。辽朝每次回赠物品的金额不少于40万贯。通过交流，西方的马球、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驯狮、驯象、乐舞、猎豹、瓜果、蔬菜等，均出现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并在内蒙古东部区的辽代墓葬、壁画以及佛塔雕刻上有所体现。作为交流，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沿草原丝路万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阿拉伯诗人尤素甫在他成书于公元1069年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写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当时，北宋王朝无暇经略西域，与西方贸易主要走海上丝绸之路，北宋和阿拉伯商船以广州为起点，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运往西方。契丹则在陆路，通过草原丝路与阿拉伯国家贸易，进行各种交流。因此，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kata)。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公元1120年，金兵攻占辽上京，辽朝覆亡。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残部，沿丝绸之路从阴山土默川地区向西越葱岭到达中亚，建立西辽王朝，该王朝在中亚地区统治近百年时间，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当时，欧洲地中海沿岸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把西辽(契丹)当成中国，契丹也就成为拉丁语“中国”的称-< shuyaya >-athay)。西辽立国中亚后，与占据东欧的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建立密切关系，中国内地的丝绸通过契丹转卖基辅罗斯。居住在东欧南部的契丹人，还陆续迁到基辅罗斯居住，并且充当西辽与基辅罗斯贸易的中间商，所以，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并不知晓统治中国的南宋和金王朝，误将西辽当成中国，故而将中国称为契丹，以致于俄语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kитáй)。辽朝在与西方交往的同时，与北宋王朝也保持密切联系，通使和贸易十分活跃。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欧阳修、苏辙、包拯等，都曾出使辽国。辽中京专有汉人养蚕织绸，作为送给宋朝的礼品。

    蒙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蒙元时期，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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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仅在欧亚大陆北方，就形成了4条大道：1、从蒙古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包括天山以北路线，准噶尔盆地以北沿线，越阿来岭，经新疆北端也儿的石河的路线。2、南西伯利亚各部间的东西交通路线。3、从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4、从中原内地通往中亚的道路，包括从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驿道，从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驿道)和上都至辽阳行省的驿道。自此，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大都“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马可·波罗游记》)。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元·袁桷：《开市十咏》，《清容居士集》卷16)。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进入中亚后，转经丝绸之路的南道进入河西走廊，考察了联系河西走廊与草原丝路驿道上的名城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又折回，转经河套进入天德(今呼和浩特)，踏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马可·波罗甚得忽必烈器重，曾奉命沿西南丝路赴云南及南洋一带巡视。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后，于1291年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乘船抵波斯湾，与伊儿汗国君主完婚。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上述陆地与海上丝路的情况，尤对草原丝路记载精确，是令人信服的亲历记。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发掘的大量汉白玉建筑构件，以及在呼和浩特和阴山以北敖伦苏木元代古城发现的景教碑，证实了马可·波罗对元上都的描述和对阴山南北景教流行情况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关于蒙元时期东西方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文物，在内蒙古还有许多发现。例如：在额济纳旗黑城南墙外侧，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遗址；在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发现钧窑大香炉和一批越州窑名贵瓷器；在乌兰察布明水元墓中，出土有纳失石辫线锦袍及绣有狮身人面像的刺绣图案；在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在包头燕家梁、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其青花颜料为西方产品；在赤峰出土有元代驿站印信“富裕站印”铜印；在乌盟四子王旗发现元代驿站遗址和巨型敖包等等。草原丝绸之路在元代确已达到极盛阶段。

    历史进入14世纪下半期，明朝代元而立，与北方草原的战争不断，明朝修筑万里长城，设置边关重镇，一时隔断了草原与中原的联系。清朝时期，草原丝路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规模。但是，明清两朝中西交流以及草原与内地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明朝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徐光启译有《几何原理》，蒙古草原诸部与明朝由战转和，互通关市，内地汉族人民帮助蒙古人筑城建房，草原上出现了青色的城(即今呼和浩特)。清朝时期，对西方的丝茶贸易较为繁荣；土尔扈特蒙古部从伏尔加河流域，沿着草原丝路辗转回归；内地边民“闯关东”、“走西口”，来到草原地区垦殖谋生；从草原丝路北行再西去的山西籍旅蒙商队，往返于乌兰巴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间，那一串串艰难行进的驼队和驼铃，唱出了草原丝绸之路古老乐章的尾声和余韵。

    岁月悠悠，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道；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部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由于这种特殊性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分散，不像河西走廊的古道，在各个绿洲容易形成如敦煌莫高窟那样集中数代文化精华的艺术宝库。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这个特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此外，草原上的皮毛等畜产品，也是草原丝路上的主要贸易物，珍奇的珠宝金银在丝路贸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它为东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带来了繁荣，也使内蒙古草原地区频频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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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瓷器如何赚全世界的钱

    

    中国自30年前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融入世界。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处于世界的大背景下，人们也越来越发现，在与世界的交往联系中，坚持自主性，保持自己的特色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遭受影响的中国制造业，一个几年前便已提出的概念，又使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这就是要自主创新，要自己掌握主动。现实的事情有很多现实的条件，没有绝对化的标准。从历史上说，中国古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典型就是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瓷器曾经为中国赚了多少钱，实在不好统计。从数量上说，销往欧洲的中国产瓷器，超过几亿件是肯定的。清朝时期，据中国的官方记载，每年销往欧洲的瓷器几百万件是常态。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统计它到底值多少钱。中国瓷器在欧洲最贵的时候，与丝绸一样，与等重黄金同价。但是，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在大海上颠簸飘荡的欧洲商人或船东们，赚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瑞典17世纪创建了东印度公司，它有一条著名的商船，名叫哥德堡号。当年在到达瑞典港口时意外沉没了，前几年又被复制，重游中国。哥德堡号共载中国货物700吨，其中一部分是瓷器。据估计，这700吨中国货物等于当时瑞典全年的收入。虽然中国制造的收入只在这个最终市场价里占据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瓷器到底赚了欧洲多少钱，还不包括销往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瓷器。

    当欧洲人评定中国的“四大发明”时，居然没有将瓷器纳入其中，一方面说明评判的标准是欧洲人所需要的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培根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包括培根本人，对于中国还缺乏了解。他们容易只看到中国人的创造对他们的发展造成巨大改变的东西，例如火药、纸张、活字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而很难看清中国人的哪些创造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瓷器。欧洲人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中国的瓷器、茶叶等等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对于改变世界的意义。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人的很多创造发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绝不亚于当今世界的电脑、互联网。

    瓷器从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百姓的日常用品，虽然皇家对于瓷器的特供要求，使得官方瓷器与民间瓷器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家里，瓷器绝不是稀缺之物，而是极为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品。相反，瓷器传到欧洲后，很长时间都是王室和贵族专享的高级物品。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欧洲王室和贵族都有专门收藏、陈列中国瓷器的习惯。例如俄国沙皇、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英国国王等等。马未都先生讲过一个例子。当时欧洲贵族宴请宾客，能用中国瓷器作餐具是一件非常体面和奢侈的事情。但是，为了防止客人中有人心生贪念，顺手牵羊，主人必须加派人手，盯着每一个瓷器，某种程度上，把其他贵族客人都当成潜在的小偷了。这是因为中国瓷器当时在欧洲非常昂贵，而且，在那时的欧洲人看来，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也是无以伦比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瓷器早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极为普遍。

    那么，中国瓷器为中国人大赚全世界的钱，而且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没人能够超越的奥秘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主要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成本低廉。瓷器的前生是陶器，陶器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是，陶器在使用性能上有一定的局限，因此，陶器一般只被当作比较低层次的用品。在高级的场合，以前人们一般不使用陶器，而使用金属器。使用金属器的习惯，欧洲人远远高于中国人，尤其是欧洲的贵族，金属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金属器成本较高，很难广泛使用。以中国来说，也有不少青铜器的出土。大型青铜器是国家祭祀的用品，小型青铜器是当时贵族的用品。青铜器造价高昂，使用太多则不利于民生，因此，汉朝以后，青铜器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原先陶器的基础上正式形成。瓷器以低成本又不失高贵的方式，大规模地取代了金属器。中国瓷器的这个特征给今天的人们什么启示？只有低成本、低消耗的产品才能普及和长久。而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充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甚至认为它就是现代生活的必然。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中国瓷器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用性强。拿瓷器与玻璃器相比，瓷器比玻璃更坚固，但是，瓷器即便有小的破损，也不至于像玻璃破损后那样容易伤人。而且，玻璃在冷热变化下容易破碎，但瓷器不会。因此，自从瓷器在中国出现后，玻璃器在中国的地位便退居很次要的位置。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阿拉伯玻璃器，很多也非常精美。但由于其实用性差，只能作为摆设，因此，在产品的市场竞争性上，玻璃器远远不如瓷器。对此，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发明瓷器的祖先表示无比的尊敬，虽然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然而，他们发明瓷器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在今天依然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瓷器的第三个特征是工艺简单。除了皇家需求的特供瓷器有复杂的工艺要求外，绝大多数中国瓷器的工艺都很简单。中国瓷器的普及，除了前面提到的材料成本低廉外，工艺的简单，也是造成产品价廉物美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历史上每一波瓷器的高峰后，都会出现工艺越来越简化的明显趋势，例如瓷器表面雕刻的简化，形状的简化，色彩的简化等等。它使得瓷器在工艺繁琐和简化之间，寻找到不同的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的需求。贵者如帝王，贱者如乞丐，都能手捧瓷器。

    中国瓷器的第四个重要特征是突出本地性。钧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家族中非常著名，曾经有人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窑瓷器的特殊性来自于它的色彩，而它的色彩则来自于瓷釉中铜的成分。这种铜的成分则来自于一种叫做孔雀石的矿石。事实上，钧窑所在的地点附近就有出产孔雀石。因此，钧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本地的物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品。再比如说景德镇的瓷器能够独领风骚几百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今天的科学分析指出，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是制造瓷器最好的原材料，但是，在景德镇开始烧造瓷器之前，谁能做出这个结论？只有当景德镇的工匠们，将本地的高岭土不断通过实践后，烧造出大批精美绝伦的瓷器时，它的方法才成为了标准。几乎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窑口，都是以其地方色彩的独特性而享誉世界的。这个事实在今天讲究标准化、统一化的工业生产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换句话说，接受iso、申遗等别人的标准，永远只能受制于人，创造自己的标准，才是真正的主动。所谓大国心态，标志之一就是，我定的标准成为其他人接受的标准，而不是相反，一味去迎合别人的标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现代中国人还需要不断地努力。

    中国瓷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一些人在讲古代中国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偏见，把古代中国说成是封闭的、保守的、拒绝外来文化的等形象，实际上，造成这种偏见一是基于他们所接受的某种西方理论，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基本了解。仅从中国瓷器的发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偏见是多么无知。中国瓷器虽然是很多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也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比方说瓷器的形状。按照瓷器的加工工艺，圆形是最方便的，也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在中国瓷器中，出现了很多异型瓷器，例如扁的、方的等造型特殊的瓷器。这些特殊形状，其实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当年中国的瓷器大量出口，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必须适应进口国的文化习惯。因此，一般认为，中国瓷器中很多特殊造型的瓷器，其设计图纸都是外来的。再比如说中国瓷器中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宋朝时期虽然有名垂千古的汝官哥钧定五种著名的瓷器，但是，那时候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追求素雅。从元代开始，白胎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而形成青花瓷的蓝色颜料并不产于中国，是从国外引进的，很久以后，中国人才找到了本国的颜料替代品。正是这种中外结合的青花瓷，在全世界畅销，甚至成为外国人眼里中国的标志。此后的珐琅彩，也是引进西方的技术，结合中国的瓷器，再经国产化，创造了一个独特卓越的瓷器品种。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得出中国古代从来就是封闭、保守的结论吗？

    关于中国瓷器，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特点。我认为，中国瓷器所代表的中国古人的创造，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至今都有很强的生命力：用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益。这个特点在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有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用两种最简单的东西，赚了全世界无数的钱：一是树叶（茶叶），二是泥土（瓷器）。因此，也有人把中国的瓷器称为“变土为金”。事实上，中国瓷器的杰作，远远贵于黄金。2005年，英国拍卖了中国元代的一个青花瓷大罐，重量约20多公斤，拍卖价格折合人民币2亿3千万，按当时英国的黄金价格，约等于2吨黄金。这就是当年某几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的创造。因此，当今中国重新走向世界，开始重视自主创新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古人那里，获得很多的历史借鉴和教训。中国瓷器的成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而它在近代的衰落，则是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说过，此处不再重复。 ，！

宋代茶政

    

    汉代以前，政府收入主要依赖于租税口算，或按土地面积收取、或按人口收取，因为牵涉到千家万户，势必不能任意加派。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一批法家就想出来一个好办法，他们说盐、酒这些东西人们不能一日无之，如果实行政府专卖，既可以赚好多钱，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国家开始对盐、酒等物品实行专卖。

    最早对茶实行专卖的是唐代，不过那时候茶还是高档消费品，饮用的人不多，因此收入不多。到了宋代，茶开始步入寻常百姓家，对茶的专卖开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宋代茶叶的主要产区在秦岭、淮河以南，政府在这些地方成立了6个‘榷货务’负责对茶实行专卖。政府规定，茶农所生产的茶叶不得私自出售，一律要卖给政府。政府给茶农的收购款是预先支付的，茶农要为此付20%的利息。收购价格以品质不同差别很大，差的安徽茶15文/斤，好的杭州茶185文/斤，最好的海州茶可达850文/斤。另外，收购时每100斤茶还要扣除25%的“耗茶”，即茶叶缩水后的损耗。

    当时生产茶叶的成本是这样的，工人工资是60文/天，4个人工可以生产18斤茶。换句话说，成本是13文/斤。扣除利息和耗茶，低档茶根本无利可图，高档的就赚到了。

    政府收购到茶以后有两种销售方式，一是“官鬻”，主要是卖给老外，对金、夏的贸易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染指的。

    再就是“通商”，卖给商人。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东京去交钱，东京也有一个“榷货务”，这个机构是负责收钱的，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南方的“榷货务”提货。这么做是因为当时使用的货币是钱和帛，运输非常麻烦，政府就把这项工作转嫁给了商人。另外当时地方政府也常常挪用政府款项，此举也避免了这个弊端。

    这个称为“入中钱帛”，简称“入中”。

    宋朝建立不久就开始和金夏等国打仗，边防军队需要大量粮食，政府又想出一个主意，鼓励老百姓自己把粮食运到边境，驻军收到粮食以后给他们开具“交引”，凭借这个“交引”到东京可以领钱帛，也可以领茶叶的提货单。

    这个称“入边趋粟”，简称“入边”。

    政策实行以后，很多老百姓都踊跃往边关送粮，拿到“交引”以后他们没有实力做茶叶生意，就把它卖了。这样一来，“交引”就宛如一种有价证券，在东京和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交引’的交易所。

    凭心而论，这个政策是不错的，为国家省却了采购、运输物资的负担。但是推行既久，弊端渐生。

    当时战局吃紧，边防军的需求不断扩大，粮食的价格就被炒上去了。当时内地粮价不过十几文，在河北却高达60文，在西北更高达1000文。这样一来，大家拿着“交引”到东京去拿钱，政府没有这么多钱；到南方去取茶，也没有这么多茶。如此这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里“交引”狂跌，政府的财政也日益亏空，不得不想办法改革。

    景德年间（1005--1022），李特等人实行改革：一是规定边境地区的粮价；二是除茶叶以外，增加“香药宝货”、“东南缗钱”作为支付手段，合称“三说”。然而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一者难以从根本杜绝边关的舞弊，再者大家对于‘香药宝货’‘东南缗钱’兴趣不大，需要的还是茶。政府困境依然如故。于是又实行改革，新办法有两种，一是“贴射法”，就是政府不再收购茶，由商人和茶农自行交易，只要在交易前把政府应得的利润交纳就可以。另一个是“见钱法”，就是最初提到的办法，在东京交钱，在南方提货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茶叶专卖和军粮问题分割开来，省却了许多麻烦。

    新办法实行以后遭到了强烈抨击，因为当时靠东京证券交易所吃饭的人很多，军队没机会捞钱自然也反对。于是各派政治势力就在政治局里倾轧起来，新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见钱法”就变成“三说法”；旧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三说法”就变成了“见钱法”。最后新派获胜，茶和边防终于割断了瓜葛。

    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茶叶产量不断递减，只及过去产量的50%。倒不是说茶农不种茶了，而是他们把茶叶偷偷卖给了走私犯。我们知道，政府既然垄断，茶叶价格自然高昂，铤而走险走私的人自然就多。而且收购部门压级压价，茶农也不愿意把好茶卖给政府。这样一来，私茶既便宜又好，当然非常受欢迎，就好象现在大家喜欢d版的道理一样。

    对于走私，政府一向是很有打击力度的。当时规定，走私数额较少者“挞四十”，就是用一尺长的竹棍打pp；走私数量较多者“杖八十”，也是打pp，不过是用很粗很长的大木棍。对于走私货物，在补交税款以后并不全部没收，只没收三分之一。

    厚利之下、必有勇夫，政府防不胜防。随着茶产量的锐减，政府收入不断减少，而经常性的行政支出依然如故。于是有识之士就提出干脆取消专卖制度，对于茶就如同普通货物一样征税。

    嘉佑4年（1059年），政府下令取消专卖，实行通商。这之后，茶如同普通货物一样纳税，分为“过税”和“住税”，每斤若干文。有一点很不合理，无论高档茶还是低档茶，交纳的钱都一样。

    通商以后，政府收入还高于以往，同时又裁撤了许多机构，更节约了负担，对于老百姓来说，现在可以喝价廉物美的茶，自然更是大好事。可几十年以后，蔡京执政，又开始打茶叶的主意。

    崇宁4年（1105年），蔡京开始推行‘茶引制度’。该制度规定，商人买卖茶之前必须向政府购买“茶引”，“茶引”上注明商人的姓名、购货地方、销售区域。分‘“长引”和“短引”，前者用于长途贩运，价格是100贯/120斤；后者用于在当地销售，价格20贯/25斤。政府不再收购、销售茶，也不再对茶农发放贷款，对于价格也不再过问，一切交易由商人和茶农自行商谈。

    这个“茶引”制度纯粹是一种许可证制度，简便易行，既增加了收入，又省却了诸多机构。以后南宋、明清都沿用这种制度。

    再说一说两个特殊地区。

    一是淮南，这里不归6个“榷货务”管辖，另有13“山茶场”。“榷货务”只负责茶叶的储藏和发放，“山茶场”还负责发放贷款和茶叶收购。

    一是四川，这里的茶原先不实行专卖。四川当时茶产量占全国的40%，估计因为饮茶者甚多，政府怕引起民变，因此不专卖，只是不允许他们输出茶叶。后来，内地茶叶开禁，四川倒开始实行专卖了。因为这时候政府要在青海打仗，马匹匮乏，就准备用四川的茶和羌人换马，是为“茶马贸易”的开始。

    蔡京实行行‘茶引’制度后，四川就和内地一样了。

    总的说来，茶在宋代还是一种奢侈品。全国产量不过5000万斤，人均不过一、两斤。一斤茶可以买十几斤乃至几十斤米，所以穷人喝茶并不普遍。大家看《水浒》就可以发现，那些好汉口渴了都不喝茶，而是进酒馆喝上几角酒。

    再有，宋代茶税收入最高不超过300万贯，不及盐税的3000万贯，也比不上酒税的1400万贯，只占政府税收的3%。即便如此，政府依然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

    窥斑见豹，宋政府的黑暗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