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天*天使诞生，我坠入冰河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第一天
多年以后，当我和保罗去若缺的学校观看他们的圣诞演出时，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他出生时那个天崩地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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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的时候，我微微睁眼，朦胧中看见左右两边悬挂着花色布帘，从天花板垂到地面，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间。床边是落地金属架，三四个砖头大的电子仪器竖直并列固定在架上，有软管从仪器下端吊出，伸进我的被单里。这些仪器都有液晶显示屏，数字在走动，联想以前中国仅有挂钩的立式输液铁架，它们像是远程*对比小米加步枪。
那么，我是在手术后的恢复室了。
我看见了血袋，那么我是在输血。我顿时感到了难受，全身难受，但又说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具体部位怎样难受。头晕沉沉，身体虚弱得像一团撕碎的烂棉絮，而烂棉絮上好像压了一座山。我闭上眼。
脚那头有热风呼呼吹着，我仍觉得冷。
“滴——哒——滴——哒——”“嘟嘟——嘟嘟——”各种监控仪的警报此起彼伏，刺耳极了。有人在布帘隔壁的小间交谈；门开门关，不断有人进出房间。
再睁开眼，头偏向右边，看到了妈和保罗。妈坐在床头，离我很近，似乎在随时观察我；保罗腰板挺直地靠在椅背，两手插在外套兜里，一副岿然不动的姿态。
“几点了？”我声音微弱地问，我疑心他们会听不见。
妈凑过来回答了我，我立刻忘记了她的回答。
“你的情况很好，医生说了没问题，好好休息。”妈在我耳边说。她的语气让我以为我只是发了个烧，输了一点生理盐水而已。
麻醉的药效一点点减退，我的意识渐渐恢复，我醒过来了，我活着，而且必须长久地活下去。
护士陈小姐掀开帘子进来。我没有问过她是哪里人，但她的粤式普通话已表明了她的籍贯。她不是我的护士，只是在手术前以防我需要翻译临时找来的。她很职业化地看看液滴走速，又看看我，点头：“不错，脸色比刚才好多了。”转脸对着妈说：“医生说贝比很不错，在这个孕周能这样很不错了。”
妈满面笑容：“谢谢，谢谢。好象是900克吧？”
“不到900克。”陈小姐淡定地说。
“是900克。”保罗突然插话，语气里有一种坚持。
“那我去帮你们查查。”陈小姐掀开帘子出去了。
问得真多余，到不到900克有什么区别？我根本不想知道答案。
陈小姐很快回来：“是897克。”保罗没说话，妈点头道谢。
“没事的，我家亲戚有个孩子也是早产，在保温箱住了三个月回家。”陈小姐安慰地说。
“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回身对我说，“听见了吧，在保温箱住三个月就好了。”
有这么轻松吗？我想都不愿意想。
我闭上眼又躺了一会儿，嘴里又干又苦，护士是不会给我水喝的。
睁眼又看见他们俩默然坐着，保持着刚才一样的姿势。我说：“你们不用两个人都待在这里，保罗你先回家睡一觉，吃完晚饭再来换我妈。”从我住院的那一天起，他跟我一样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我以为他会像平时一样，对我的建议、要求充耳不闻，但他“嗯”了一声，突然冒出一句：“贝比很漂亮。”说完觉得不过瘾，又用英文说了一遍，“babybeautiful.”
很漂亮？很漂亮？我连苦笑都笑不出来，默认、赞同、揶揄、悲哀我都表示不出。我感觉，他一直在等机会要跟我说这句话。
保罗走了，我想起来问妈：“你们都还没有吃午饭吧？”肯定没有，他们哪有时间吃饭？
我让妈出去吃饭，她不肯。附近没有中餐馆，她不说英文没法去其他餐馆吃饭，更何况她也吃不惯外国饭。
我想起早上她给我带了鸡蛋酸奶以及其他一些食物，我还没来得及吃，医生就来给我上了麻醉针，不能吃也不能喝。
“我在病房的东西都带过来了吗？”
妈从床头拿出我的背包给我看：“都在这里，你一走，清洁工就进来打扫房间，所有东西都装在医院给的大塑料袋给我，我放你包里了。”
“那就把你带来的东西当午饭吃吧，省得出去了。”
“在这里？行吗？”妈小心向门帘缝张望了一下。
“没事，悄悄在这里吃没人知道。”我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在恢复室吃东西，只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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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我的是个微胖的黑人 护士，圆圆的脑袋卷卷的黑短发，时不时过来检查一下输液的仪器、换药水、量体温血压。妈见输血的导管堵住，里面的血液不再滴落，比划着叫她过来看。她笑眯眯地拔下导管，挤捏一番，重新插上。
妈容不得出一点状况，老想找护士，跟我说：“怎么搞得，高压和低压一样低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血压？这上面这么多数字，要让你都知道哪个是什么意思，还得上四年护士大学。”她自己不会说英文，鸡毛蒜皮都要我转述给护士，我烦。
那黑人护士倒没有烦，总是慢悠悠笑眯眯，下次再来疏通导管，还跟别的护士赞道——妈妈帮助我呢。
两三个小时后，麻醉药效几乎没有了，下腹部开始疼痛，一条横线的疼痛。我记得最后时刻阿塔拉医生冲进来：“原，你贝比的心率下降了，现在我们要做手术。”
我的背上已经上了麻醉针，针刺进脊柱，一条条胶布从腰、背贴到脖子固定针头和软管。我说“好”，话音刚落马上有几个医护人员涌进来，动作迅速地将我的病床放平，疾步推出门，左拐进了一条走廊，没几步就进了手术室。我住的是高危病房，应该离手术室很近。
我以为会把我抬到手术床上，我的记忆力里没有挪到另一张床的过程，难道在推我进来的高危病房的病床做了手术？只记得很多人在旁边忙碌，我的左右两臂被拉开绑在床边伸出的支架上，布条一道一道地缠上来，把我的两臂牢牢捆住。脚呢？脚好像也被绑了。一张布帘从脚那头移过来，停在下巴处，我像一个仰面朝天的乌龟，完全处于一种听天由命的姿势。
每年的复活节，电视里都会播放关于耶稣的节目。今年的仿真纪录片以拍电影的手法还原历史场景，耶稣受难时就是这样被放倒在地上的十字架上，双臂打开，绳索一道一道缠上来，捆住两腕，捆住脚脖子，然后在手掌和脚背钉钉子。
耶稣受难是为了信仰，我的受难是为什么？
病床的床头是抬起来的，从高危病房转移到手术室的这一分钟里，我猛地从直坐状态变成平躺状态，一下感觉呼吸不畅，鼻子骤然堵塞了。我叫道：“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一个氧气罩扣在我脸上。
我感到肚皮上尖锐的划痛，右下腹被剌开了，我大叫一声——不是因为疼，是我不想在清醒的状态下感受肚子被一刀一刀地切开，我想让医生知道我还有知觉。第二刀接着第一刀的位置从右向左纵深前进，在喊出第二声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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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告诉我之前，我一点都没有想过，一大群医生护士把我推进手术室后，她一个只会几句英文的老太太独自留在病房，会是什么感受。
她永远不会说忐忑、慌张之类的话，当她能明确意识到恐慌、担忧时，恐慌已经远远过去了。妈对陌生环境、陌生人物、突发事件的反应总是慢、粗、浅、短，她的感觉粗放反应滞后虽然经常让我恼火，但有时候也让我羡慕。
现在，妈在床头小心翼翼地告诉我，我被推走后，她想给保罗打电话——医生进来说了些什么一句也听不懂，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推走，怎么能不慌张？怎么能不害怕？女婿是除了女儿外，在纽约这个庞大城市里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却又不见踪影。她当然要给他打电话。
她拿起我的手机，总算按出了contact（联系人）键，在一长串英文姓名中认出了lee，以为是保罗的手机号，电话一通她就急不可待地说：“桑原进手术室了。”那边的人却用僵硬的中文问她：“你是谁？”
她打到保罗的弟弟家里，准确地说是保罗母亲和弟弟的家。结果，不知道我怀孕的婆婆和小叔子被劈头告知：“桑原进手术室了。”
我埋怨她：“他的英文名字你还能不认识吗？再说是不是他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
她分辩道：“电话已经通了，我该说什么？我只能告诉他们了。”
“什么也不用说，不是保罗你就挂掉电话。”
两个人都不高兴，她气我挑三拣四吹毛求疵，我气她粗枝大叶唏哩马哈。
我很快消了气，她这把年纪还要在美国探病陪护，已经是我欠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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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来了。他是一个瘦削、和蔼的东欧人，四十岁左右，有一头黑色卷发。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国家，因他长得像某部罗马尼亚电影里的某个角色，就在心里叫他罗马尼亚人。
他是第一个手术后来看我的医生，我理所当然地把他当成手术医生。
我向他抱怨口渴，他说可以给你些冰块嚼嚼。这一次我没有拒绝，如果拒绝，很可能到明天都没有任何东西解渴了。
上一次他说要给我冰块是在两天前的星期二。星期二夜里，我刚从高危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四五个小时，就从普通病房又转回到高危病房。第一个进来的医生也是罗马尼亚人，和他一起来的是相貌古典、带有东方神韵的美国女孩，她直直的长发扎了一束，顺溜地垂在脑后，我立刻在心里给她起了个中国名字“春桃”。春桃利索地戴上白色胶皮手套，温柔体贴地说，我的名字叫xxx，我是xxx方面的医生，现在我要给你做检查。
检查完了春桃不动声色地说，只剩两指。手套的指尖上沾染了鲜红的血迹。
不同的医生们来来去去，忽而又没人来了，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好像没人管我了。进来一个年轻黑人护士给我换吊瓶。听到春桃说“两指”，我从如履薄冰“咕咚”一下坠入冰河，看见护士还在不紧不慢地量血压、量体温、换药水，而医生们不再露面，我生气地问：“什么时候做手术？”
正巧罗马尼亚人进来，这个黑人女孩误解了我的话，一边忙着手头的事，一边用匪夷所思的语气对罗马尼亚人说：“她想让贝比出来。”
罗马尼亚人看看我，说：“才二十五周多，相当早啊。”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几乎愤怒了，转而绝望，眼泪涌了上来，悲哀地对罗马尼亚人说，“我觉得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次药起作用，我觉得这次药没起作用，我的背和腰都疼。”
上次也不过是五天前我刚入院时，输液打了安胎药我又感觉到了胎动。
“你现在休息一下，好好睡一觉。”罗马尼亚人安慰我，“还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我可以喝水吗？”自从住进高危病房，每一项行动都要呼叫护士，包括喝水，我只好让妈从家里拿了两个水杯，一个装冷水，一个装热水保温，放在床头餐桌。
“从现在起，你不能喝水吃东西，以防有紧急情况需要做手术。如果你吃东西喝水，手术时你可能会呕吐，呕吐物进到气管就危险了。”
我不吃饭贝比的营养哪里来？“明天早上也不能吃不能喝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笑笑。每次他被问到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和蔼地笑笑。他从来没有“这是愚蠢病人之愚蠢问题”的表情。
“可是我很渴啊。”我坚持着问，他总不能不解决饥渴问题吧。
他通融地说：“我可以给你一些冰块嚼嚼。”
“可是我不吃冰块。”这个时候可以吃冰块吗？我的中国身体中国胃中国*里的中国贝比，能经受起冰块的寒凉吗？
他爱莫能助地笑笑。
拒绝了冰块，一直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后医生解除禁食令，我才喝上水。
那一晚，我以为我会像前几晚一样睡不着，不一会却迷迷糊糊睡去，罗阿尼亚人的劝慰像安眠药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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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按照罗马尼亚人的吩咐拿来了冰块，妈在旁边一块一块塞进我嘴里，融化的冰又凉又甜，有如甘露。一会就吃完一小杯，又找护士要了一杯。
妈在美国的口头禅是：“国内如何如何……”“国内哪儿会是这样，哪儿会是那样……”凡此种种，都是声讨美国的不通人情不合道理，现在她亲手拿冰块给我吃，我等着她说“在国内，生完孩子哪有吃冰块的”，她说的却是：“你入乡随俗了嘛。”
她也入乡随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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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将至，日头渐长，八点半以后天仍是大亮。
晚上八点多，我让妈趁着天还亮回家去。路虽然不太远，但要坐两趟公车，赶得巧车马上来的话，不到半小时就能到家；要是每趟车等十几二十分钟，那就一个小时也到不了。步行回家也不过四十分钟。
这个恢复室跟我住了一周的14号高危病房一样，一扇窗户都没有，永远不见天日，总觉得时间还停留在午饭前我进手术室之时。
布帘左右两边各有一位产妇。左边广东人，右边俄国人，都是剖腹手术后被推来此处观察的。广东人对来探望的人说，孩子有八磅，怕生不下来，所以剖了。俄国人问值班护士，孩子六磅，够份量吗，护士答，正常范围内。
几个小时后，广东人俄国人先后转移到病房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去病房。
妈走以后，麻醉彻底失效，疼痛像不断生长的海藻，把我全身缠裹起来，海藻里有一只狰狞的八爪鱼爬上了我的头，触手恶狠狠地伸下来，几百个吸盘强力吸在我身体上，那是难以忍受的揪扯抓挠。闭眼躺着也感到头晕目眩，好像乘着一艘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忽上忽下颠簸。即使妈还在这里，我也没法跟她说话了。
病床应该是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比正常的病床窄小，左边的护栏竖起，一些管子从护栏间穿过，带按钮的镇痛棒绑在上面，护士告诉我，疼的时候按一下。我忍了很长时间才第一次按了镇痛棒。疼痛是暂时减缓了，头却更晕了，伴随着恶心的感觉，在惊涛骇浪的颠簸间我晕船想要呕吐。
我就在八爪鱼与惊涛骇浪之间来回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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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第二次来时，我的精神状态比第一次还差，有气无力眼睛都不想睁，但我提了一口气问他：“我什么时候能去病房？”
他说：“你失血太多，晚上抽血检查一次，如果情况好转就可以去病房了。”他关切地问：“还是很疼吗？疼就按一下镇痛棒，会给你输入少量的止疼药，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可是镇痛棒让我想吐，我宁肯忍着疼了。”
他又是无奈地笑笑。
麻醉醒来之后情绪总是不稳定，遇到好脾气的医生护士，说话就有些怒气冲冲，顾不上礼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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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在地上，手机在包里，我用能自由活动的右手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还是不让保罗来了吧，他来了也是在这里干坐着，真有事要帮忙，他还可能越帮越忙。
家里电话没人接，妈还没到家，保罗已经出门了。
九点了，他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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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恢复室清静了，只有我一个病人。护士进来，出去时忘了拉上帘子，我看到对面沿墙紧密地排列着柜子和桌子，房间中央几张桌子对拼起来，桌子上几台电脑，左边有一个洗手池。这里也许兼作护士办公室。
我的胖黑人护士七点钟下班，然后我好像没有固定护士照管了。有一个叫弗吉尼亚的护士在房间值班，其他护士进来一下就出去了，只有她总呆在这里。
一个年轻的黑人护士来抽血，扎了四针都没扎进血管，第五针找了另一个护士来扎才成功。抽了三四管血，拔出针头后黑女孩发现，少抽了一管！于是我又挨了一针。
九点半以后，保罗来了，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表情，说他去看贝比了。
“你看到了？”我诧异，放保温箱那种病房可以进去吗？
“早上他刚出来我就看到了，大概几秒钟，然后他们马上送他去尼克由 。”
“他很漂亮！”保罗意犹未尽地说，带着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遗憾。
漂亮？足月胎儿刚生下都红紫皱巴，早产三个半月的胎儿生下来会很漂亮？
我凄楚地一笑：“今天白天，旁边这个广东人说，她的贝比有八磅，她嫌太大了才做的剖腹产。我想到我的贝比连两磅都不到，我真难过……”
“别管别的人，我们照顾好我们的贝比就行了。”
照顾？怎么照顾？他甚至不能自己呼吸，我怎么照顾他？他现在应该躺在暖暖和和的*里舒舒服服地睡觉玩耍，他在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来了，他没有准备好，我也没有准备好。
“手术以后，我碰到阿塔拉医生。他跟我说，你是胎盘提前剥落，这个很危险，如果你那时不在医院，会非常危险的。”
“会非常危险”的意思就是会死。
我听了无动于衷，死吓不了我，比死更可怕的事多的是。
我看他在这里也是磨时间，让他早点回家，晚了连出租车都不好叫。这些天，他基本上都是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
“不，我要去看贝比。”他早就盘算好了，翘首以待，“尼克由二十四小时开放，父母亲随时可以去看。”
“你每天从外面进来，身上有很多细菌，会传染给他的。”
“我洗手，每次进去时我都洗手。”保罗立刻正色声明，“医生希望父母亲去看，这个对贝比有好处。他们虽然很小，但是他们知道，父母在旁边他们会知道。”
我真不忍心打扰他的好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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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走后，我又疼又累又沮丧。抽血化验后没有了下文，今夜是不可能转入病房了。想起围城里的一句话——“今夜的睡眠像唐晓芙一样不可得”，对我而言，今夜的睡眠像病房一样不可得。
晕啊，身体更加飘忽，好像一粒无依无靠的宇宙尘埃在漫漫太空游荡，只盼望赶快遇见一颗小行星让我附着上去。
夜里，天花板的日光灯还是通明的，时不时有人进来，或者取个东西，或者跟弗吉尼亚交谈几句。一个应该值班的护士要外出，说三点回来。三点她没回来，有电话找她，可能是上级。她回来后，弗吉尼亚转告她电话内容，并说：“她知道你不在。”
整个晚上，弗吉尼亚只照顾我一个人，查看液滴速度和药水余量，一小时检查一次排尿量，倒空小便袋。输液监视器因为流速变化，不停地发出各种刺耳警报。
一个电话打来，应该是印度医生阿塔拉，弗吉尼亚详细地向医生汇报我的排尿量，清晰准确，如数家珍。
罗马尼亚人第三次来，看见小便袋里排出的尿量，称赞：“她的肾功能不错。”
不知几点，弗吉尼亚来抽血。我只感觉有东西轻轻地搭在手背上，针头就扎进了血管，丝毫没觉得疼痛。可见，黑人护士三四针也扎不进血管，并非由于我的血管太细或太滑。
我微微睁眼，第一次看见弗吉尼亚：一张清瘦不起眼的脸，穿着长袖连帽套头衫，大概是夜里有点冷，帽兜拉上来戴在头上，帽子下是削得薄薄的短发。
我有点不敢相信。弗吉尼亚的言语和工作都无可挑剔，让我在众多护士中轻易地把她记住。她的声音让我以为她有英国王妃凯特那样的脸型和眉眼，留着过肩长发，发梢还打着卷；她的声音是电视台那些胸怀天下、政治正确、思维敏锐、教养良好的时事节目主持人的“标准美国”声音；她的声音散发着继承了美国文化中优秀部分、让美国具有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标准美国”魅力；她的声音体现着各行各业都有的人品端正、业务精干、举止大方、谈吐得体的“标准美国”精神……而眼前，弗吉尼亚这个人看起来像一个青春期大男孩。
不会是同性恋吧……
看起来像男人的女人，看起来像女人的男人，都可能是同性恋。同性恋又怎么样？我在同性恋身上所见过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尚未在异性恋身上看到。
我还真八卦啊。
自从住院以来，我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就交在医生和护士手里，我情愿交在阿塔拉、罗马尼亚人和弗吉尼亚这样的医生护士手里，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还是其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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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又来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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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凌晨五点，一个女人带着一身寒气进来，竟然穿着羽绒服。前两天保罗曾说天气一下子变得很热，像夏天一样。看来是下雨降温了。
大约六点，上早班的护士陆陆续续进来，又出去了。
我终于支持不住，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2天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预料（上）
五月三十日星期五，第二天
迷迷糊糊中听见护士问我感觉如何，我只说了一个字——“疼”。
哪里像功德圆满的产妇，分明是一个在死亡线上徘徊自身难保的危重病人，“母子平安”这经常听闻的四个字如此金贵，与我无缘。
中年拉美裔护士把床头摇起来，拿了纸杯给我刷牙漱口。她是在尽她的本职，我却深深感激“帮病人刷牙”这一项工作的设置。这是一周以来我第一次正经地刷牙。住院以后，为了对抗地球引力，尽最大可能平卧在床，只有上厕所时才下地，每天早晚花几分钟刷牙洗脸都成了不可得的奢侈。只有一次上厕所之后洗手时，我用纸巾蘸水擦了擦脸，此外就是用医院的免冲洗洗发水把头发抹过一遍。后来终于想到，让保罗买了口香糖，以嚼口香糖代替刷牙。
14号高危病房没有窗户，像一间囚室，卧床，是比监狱囚室还让人窒息的生活：氧气面罩挂在脸上，肚子上系着两个传感器，随时监听我的脉搏和胎儿的心跳，胳膊上在输液，两脚各绑了一个防淤血的气囊，时不时通电充气。尽管如此，哪怕要我在这里住三个月，我也心甘情愿。
我的祈祷不够吗？上帝只让我在14号住了一周。
早上又抽血检查，看结果决定是否让我转入病房。我给家里打电话，保罗说，他要去单位把工作交接一下，晚一点才能过来。我跟他说，让妈不要来医院，如果她来了我转到病房，她找不到我，又没法问人。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住院一个礼拜他仍每天上班，下了班来医院，晚上很晚才回家。周二，我下午转入普通病房，半夜又从普通病房转回高危病房，我当时没有告诉他。他过后跟我说，不管几点，这样的事要告诉我，我要来医院。我想，如果他一夜之间失去孩子，或者失去妻子，却不在现场，这一夜的安眠会变成以后多少夜的无眠呢？所以，有两个晚上，我感到熟悉的可怕的背疼、腰疼，我告诉医生后，也电话告知他，他刚回到家又跟妈一起赶回医院……
他积攒了不少假期，但是我的状况是一会儿险情频发，一会儿安然无事，如果这种状态维持三、四个月，他请假在医院陪我，把假期用掉，以后的事他就不能再帮忙了。
我只能一再说：“对不起。”
我第二次出血时，随时可能进手术室，已经上了麻醉针。我进去也许就出不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一定要把心里话告诉保罗。我从来没预料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从没预想过上一次的重大失败会给我们那么沉重的打击。我坚持要再看钟医生，坚持要再做一次，否则我会长久地走不出那一片巨大的阴影。我小心翼翼避免第一次的失误，确保每走一步都稳妥踏实，以为这次不会重蹈覆辙，然而命中注定的劫数是躲不过去了。二十五周出生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孩子？这个孩子带给保罗的会是什么？
“真想死啊！”随时都会进手术室，孩子随时都会出生，我颓丧地靠在床上对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我只是太爱你，只是想要你有自己贝比。”
他垂着头坐在床头的沙发椅上，沉默不语。
“对不起！”现在，孩子出生了，让我不敢去想、不敢去看的孩子，我已经没有勇气当面跟他说对不起，只能在电话里说了。
他在电话那端停顿片刻，叫了我的名字，带着哭腔说：“不要说对不起，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的贝比需要我们。”
我一滴泪也流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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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恢复室捱时间。右边来了一位东南亚或广东女人，也许是手术后疼痛，也许是其他原因，突然大喊大叫吵吵嚷嚷发起癫来。护士没办法，把医生来请来，万幸她还能用英语跟医生对话。稍后，她安静了。
左边送进来一位待产的孕妇，丈夫和大姑子作陪，一家子轻松愉快地闲聊，我始终不能辨别那个中气十足嗓音却有点沙哑的女声是孕妇还是大姑子，直到其中一人被推进手术室。丈夫跟去了，房间里的护士问大姑子要不要去手术室门口等，大姑子客气地谢绝了。
上午十一点左右，中年护士终于跟我说，可以转去病房了。
她又四处忙了好一阵，才回来张罗我。很多的管线要整理，吊瓶挂在我睡的推车床的架子上，右边放下的护栏升起来，我的背包和医院大塑料袋放在脚那头，她一个人推我上楼。我原以为至少有个护工帮她。
出门，左拐，右拐，右拐，左拐，进电梯，出电梯，左拐，右拐，右拐，左拐。纽约的医院大楼都像迷宫，有一次我的朋友“爱神”做一个小手术，我去医院看她，走廊的路标看漏一个箭头，坐错了电梯，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她。
终于到了病房，双人间靠门的床位是我的，跟恢复室一样的花布帘子隔出一个安静隐蔽的空间。
一到楼上，就感觉松快了，住了一周不见天日的高危病房，又在逼仄的恢复室呆了一天一夜，现在好像一个关禁闭的犯人终于从小号回到普通牢房。
进房间不久，午饭就送来了，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一拨儿一拨儿人就川流不息进来。
“我是社会工作者，你的贝比还没有办出生证，请你们尽快地办出生证。”
“我是财务部门的，我来问问你的贝比有没有办理医疗保险？没办的话请尽快跟你们的保险公司联系。”
“我是病人代表，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去跟医生护士沟通吗？”
“我是xxx专科医生xxx，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是xxx护士，我是你今天的护士……”
“我是哺乳专家，我来教你使用奶泵……”
我应接不暇，半靠在床头只能以最简单的回答把来人打发走，心里倒是佩服医院的办事效率，各个部门工作衔接得很紧密。
保罗怎么还不来？
该来的不来，不让来的反而来了。我在医生、护士、社工等人的身影背后看见我妈冒了个头，旁边是一张熟悉的脸。“阿塔拉医生！”我喊了一声，阿塔拉医生点头示意，看床前挤了三四个人，没多说话挥挥手走了。
别人的走了，社工正跟我说话，妈突然插话：“小便袋满了，快让她倒一下。”我说：“人家是社工，不管这事。”社工的话被无礼地打断，又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愣住了，诧异地看着我，我赶紧说一声“对不起”。妈还不依不饶：“那让她去找一下护士嘛。”我也急了：“找护士有呼叫器！——谁知道护士在哪个病房，你叫人家到哪里去找？”妈一贯勇于发声，却分不清状况和缘由。
社工尴尬地看着我们，不知道继续说下去还是停止，我一把抓过呼叫器按了一下，头大……
社工走了，俄国护士来清理小便袋，决定把导尿管拔了。在高危病房第二次出血后，医生护士如临大敌鱼贯而入，决定给我上麻醉，有护士先进来给我插导尿管。是一个年轻苗条的白人女孩，草黄色的头发都是细碎的小卷，散在额前，披在背后，奶白的脸上有星星点点雀斑。我在国内做手术时曾插过导尿管，同屋病友告诉我不疼，轮到我却疼得要命，感觉硬生生从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插进。卷发女孩告诉我：“现在我给你插尿管，听我的指令——吸气。”我长吸一口气，顺利地插进去了，一点不疼。
我手上还留着预置针，俄国护士也一并拔了。
房间安静下来。妈告诉我，在家等我电话告诉她转到哪个房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干脆过来了。到恢复室一看，人已经不知去向，幸好遇见了那个印度医生。
“他怎么知道你在找我？”
“那还不简单，你不要以为老妈什么都不行，”妈不忿地说，“我跟他摊开手，摇摇头，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一直承认妈的社交能力比我强得多。我在海洋大道住了几年，除了认识几个同楼的邻居，基本没结识什么朋友，她来这里不到一年，每天出去散步两次，不但认识几家中国人，还跟不少白人、犹太人、俄国人、黑人混了个脸熟，有一次竟在路上帮一个身体不适的美国老太太拖着购物车送回家（她自己同样是个上年纪的老太太）。更有甚者，在街上偶遇王老先生的护理员李阿姨，很快变成熟人，给我揽了一份帮王老先生打字的零工。
然而，就像她当面从不夸奖我一样，我也没当面赞赏过她。
“那是你运气好，你要是碰见麻醉师那个德国小鬼子，你看他会不会带你来？他压根不记得你。”我说。
第2天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预料（中）
记不清是第一次出血还是第二次出血，医生们蜂拥进来，跟我说要做好剖腹产的准备，我艰难地在手术单上胡乱划着签了字。刚签完字，一个黄头发蓝眼睛、非常日耳曼的年轻医生进来，照本宣科地一条条向我和保罗声明手术中会出现的种种意外和风险。那时我以为他是手术医生。他简直带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兴冲冲劲头，活像个杀人不眨眼的纳粹；他倒也有科学家冷血的理性冷静，要真是他做手术，可能不会因手软出什么差错吧。
后来才知道他是麻醉医生，或麻醉医生助手。
谁是我的手术医生，阿塔拉还是罗马尼亚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总算各路人马都离去，我终于能吃饭了。午饭像飞机餐一样，摆在床头的可移动餐桌上：一个煮鸡蛋，一只烤鸡大腿，一小盒扁豆汤，一盒果汁，一小碗蔬菜沙拉，一小袋饼干，清淡无味，卡路里是够了。我不禁想用妈的口气说，在国内，哪能给产妇吃这样的饭？
幸好妈带来了酸奶。
吃完饭，我让妈把托盘放到门口的地上，等人来收走。她出去一下回来说，走廊墙上有个柜台，上面有微波炉，她看见别人的托盘放在那里，她也就放在那儿了。
刚想喘口气，又进来一个栗色头发的哈希德犹太大妈，小圆脸，个子不高，弥勒佛一样笑嘻嘻的，自我介绍说她是哺乳专家。
美国的犹太人分为三类：改革派、保守派、正统派，辨别他们很简单，看脑袋即可，不戴帽子的是改革派，戴小帽子的是保守派，戴大帽子的是正统派。哈希德人是超正统派，不但戴大礼帽，有时还带皮毛帽，男人都穿黑色长大衣、长风衣，即使夏天也如此；女人一年四季从头到脚一身黑，连小姑娘都是黑衣黑裙、黑袜黑鞋。如果在街上碰到他们，无论男女老少，绝对不会对你笑，不会跟你打招呼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安”之类。
哈希德大妈的笑脸让我看见铁树开花。
“可是刚才已经来过一位哺乳专家。”
“哦，那一定是索菲。这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吗？祝贺你成为新妈妈。”她开始滔滔不绝，“我们女性的身体是神奇的，它自己知道孩子离开了身体，就开始生产乳汁，如果不及时泵奶，给它以刺激，那么渐渐地身体就不会再产出乳汁。要知道，母乳是贝比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药，母亲能给孩子最初、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母乳……”
她大谈了一通母乳经，煞有其事地说，“既然你的贝比不在这里，从现在起你要开始使用奶泵吸奶。”
她变戏法般拿出一堆用具：“现在我要教你怎么使用奶泵，这是罩杯，这是泵奶的大瓶子，这几个小瓶子是存奶的。”
她又像变戏法一样把一堆工具组装在一起，从床头柜边推过一个有落地袈的绿色小机器，把橡皮管的一端插进机器，连着大瓶子、罩杯的另一端递给我：“初乳富含营养，越多越好。现在开始泵奶，两三个小时一次，一天六到八次。看这两个旋钮，这个是调整速度的，这个是调整力度的。最初的三分钟，把速度开到最大，力度放到比较小的位置；三分钟后，慢慢降低速度，加大力度。”
“要泵多久？”
“每侧十五到二十分钟，你可以两侧同时泵。如果分开泵，注意要把另一个气孔关起来。”
一堆小用具，一串新名词，一步又一步的操作程序，一头雾水的我茫然地看着她。
“泵完奶之后，你要清洗所有的用具。”她娴熟地将工具取下拆开，环顾一下病房，找到床头柜上给病人专用的两个蓝灰色花生壳形塑料盒，走到靠窗的洗手池边，“现在我向你演示怎样清洗工具。”
我赶快叫妈站在她旁边，我坐在床上根本看不见她在干什么。
“清洗工具的洗涤液必须专用，不要跟洗碗的洗涤液混合起来。喏，这一小瓶洗涤液是给你的，在医院你可以用这个，回家以后去超市买一般品牌的洗涤液就行。”
“用手指蘸上洗涤液，清洗罩杯、小阀门、小帽子，还有瓶子，里里外外都要清洗干净，如果有乳汁残留在上面，乳汁里有蛋白质，容易滋生细菌，下次泵奶混进乳汁里，贝比吃了就会生病。你不希望你的贝比生病吧？”她特别强调地盯着我问，似乎想判断我是不是个尽责的母亲。
“不希望。”我想起来美国二十年的徐晶姐说过，孩子首先是他们美国的人，美国生怕他们的人受一点委屈。
“洗完以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这个盒子里，让它们晾干。当然了，这是医院，人来人往，灰尘和病菌到处飞，你可以用纸巾盖上它们。”她从墙上的纸卷筒撕下一大张卫生纸，盖住塑料盒。
“怎么样，你明白了吗？”她一付“打完收工”的架势。
“嗯——”她一天要给产妇们演示几遍，这一套工作早就驾轻就熟，我听得锣鼓喧天，看得眼花缭乱，虽然点了头，其实根本没闹清那一套东西是怎么组装起来的，“你有没有说明书之类的东西让我读一下？”
“当然，这些是给你的。”她递过来一个文件夹，里面一摞资料。
我松一口气，有说明书就不怕。当年上学时，第一学期不知深浅地选了难度很大的《经济法》，教授劝我放弃，那时我还不知道以前在国内的学分哪些可以被美国学校接受，哪些不能，不敢贸然选课，除了三门我从未学过的课，只有这门《经济法》可以考虑。我能肯定，法律方面的学分不会被接受，各国法律不一样，如果不选这门课，这个学期只能上三门课，白浪费时间。我硬着头皮不放弃，整个学期在课堂上没听懂几句话，全凭能生吞活剥的阅读理解能力考了a。
※※※※※※※※※※※※※※
中午，我让妈回家吃饭休息，下午再来。
我的病房护士是一个清丽的俄国淑女，一头整齐的亚麻色短发别在耳后。刚到病房时，她进来送了药。等所有人都走了，她推进一把高靠背椅子，要求我挪到椅子上。
“现在？”我吃了一惊。
“是的。”她坚定地说，“你要尽快活动，这对你有好处。”
“可是我的肚子很疼，我根本不能动。”
“如果你不活动，你会更疼，你的身体会恢复得更慢。”
“我动不了，伤口疼，我连坐都坐不起来！”我几乎要抗议了。
“你要努力！试一试，我来帮你。”她美丽的脸庞带着职业化的冷漠，不由分说按了床上的按钮，床头立了起来，我的身体也由平躺变为坐起。
“起来！”她命令道。
我的腹肌稍一用力，下腹便一阵疼痛，好像正在拉开我肚子上的一道拉链，两排链齿分开时撕扯的疼。
“站起来！”严厉得像鞭子抽的声音。
我右手拉住扶栏，咬着牙想从右边站起来。站立——这个简单到如同呼吸的动作，平时我从没想到它需要调动这么多肌肉，特别是二十四小时以前被医生一刀切开的腹肌，一动一撕扯，一动一疼痛，我真担心医生的缝线不结实，肚子重新开裂，只想一缩身体倒回床上。但俄国淑女绝不会善罢甘休，与其让她多抽我几次，不如死一次罢了。
我上身前倾，拼了命想离开床，右臂拉住床边扶栏使劲，俄国淑女就在跟前，我本能向她伸出左手，只要她轻轻拉我一下，我就能站起来。
她带着掩饰的嫌弃闪开了：“你要靠你自己。”
我冒死一踩油门，疼得头皮发麻，咬牙切齿脸变了型，终于，站起来扑到椅子上坐下，人已经要虚脱，只觉得天旋地转。
“看，怎么样，我说你能做到吧。”俄国淑女满意地说。
是的，万分感谢。我心说道。
保罗怎么还不来，是不是又去看孩子了？！一点有用的事都不干！我大喘着气，忍不住想发作。想昨天自己肚子上刚开了一刀，今天就要被拽起来，一大堆人追着我干这个干那个，妈在这里帮不上忙，能干点事的保罗又不来。把手机掏出来，要给保罗打电话。
还没打，又有两个医生进来，老头戴着犹太小圆帽，姑娘是印度人。两个人来问我手臂上的紫斑是怎么回事。我两个胳膊和手背上东一处西一处遍布大片的青紫色。
“这个，住院第一天输液之后就开始有了。”
“输液？输的什么液？”老头问。
“是帮助贝比肺部成熟的药，还有抑制宫缩的药。”
老头沉吟，姑娘向他解释了一句，大概是在猜药名。老头又问：“你以前有过什么血液病吗？”
“没有，偶尔有点贫血。”
“以前还做过什么手术吗？”
“做过腹腔镜。”
“有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我有点不耐烦了，明摆着是那两种药之一导致的青紫斑，难道他们是第一次见吗？美国医生就是宁可多问一千遍，不可放过一个疑点，看一次病祖宗八代病史都要问到。“你们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谁。”
印度姑娘说：“我们是xxx方面（听不懂的医学术语）的医生，我们是根据xxx（听不懂的医院某部门）的要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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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预料（下）
总算所有人都走了，我在椅子上坐不住了，挣扎着扑回床上躺着。
保罗接到我电话来了。我没好气地让他赶快去办理出生证和医疗保险，这个“小时候是少爷现在是大爷”的人，一声没吭去办事了。
正想着可以好好歇歇，泵奶时间又到了。读了一遍说明书，按图组装好用具，开始泵奶。同时泵两边，吸力小，泵半小时滴奶未有；两边分开泵，吸力大些，一边二十分钟，共四十分钟，加上前面的组装后面的清洗十分钟，泵一次奶要四五十分钟。
哺乳专家要求，每个瓶子都要贴上标签，写上泵奶的日期和时间，而且还要编号。她给我的资料有一叠纸，每张纸上几十个带条形码和贝比姓名、id号的不干胶标签，她已经用彩笔编到20号。
两边分开各泵了二十分钟，两个小瓶子空空如也，我倒不觉得意外。可这两个空瓶子怎么办？留着证明我已经泵过奶？或者护士需要做记录？我把空瓶子贴上标签，俄国淑女来时我指给她看，她瞟了一眼，轻蔑地说：“垃圾，扔了吧。”
第二次泵奶，聊胜于无，像钟乳石上滴落的几滴水，连瓶底都没覆盖全，在瓶壁溅了些小奶珠。怎么办？哺乳专家说再少的奶都有用，是贴上标签给护士，再让她说一句“垃圾”，还是直接扔了？我在专家的郑重其事和护士的漫不经心之间左右为难。
泵一次奶，令人精疲力尽。
还是不能休息，奶泵还没有落实。几天后回家如果没有奶泵，孩子的口粮就没指望了。我拿过哺乳专家留下的文件夹，找到满满一页纸的医疗器械公司信息。但是，且慢，先要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否则有可能保险不付费。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我头又大了，要熬过无数分钟才能等到真人来对话——如果你是长者计划，请按一，公司与私人保险，请按二……问题是有时候我不知自己是哪一种情况。好容易闯过重重关卡，进到终端，又被告知，“……下一位客服将在四十分钟后为你服务。”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一位女客服出现了：“你的保险政策支付奶泵的费用，但只限于指定的医疗器械公司……”幸好，专家留下的名单里有指定的公司。
接下来给医疗器械公司打电话，太远的、非本区的都不考虑。一圈电话打下来，很多公司都没人接。我突然想起已是星期五下午三四点，下周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这是个长周末，很多人都会外出度假。通常周五下午都不太容易找到人，长周末的周五下午更是人心涣散，休假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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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保罗从尼可由回来，向我报告：出生证已经着手办理了；跟保险公司联系过，保险公司说贝比出生的第一个月，保险公司自动支付一切费用。他用抱歉的口气说：“来不及问你，我给贝比起名杰姆斯（james），我想起有一首歌叫《甜蜜的贝比杰姆斯》，我看到他就想起这首歌，所以就叫杰姆斯了。”
我不置可否，心里却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以前在教堂英文班。有个刚从国内来的二十来岁的男孩，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英文名就叫james。他总把肉麻当有趣，把无耻当个性，经常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放厥词，说广东话是“bird language（鸟语）”，说性骚扰和*是“happy experience（快乐经验）”；平时表现得像土豪，学期结束同学凑钱给老师买礼物，不过是三两元的小钱，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没给，至于每人带菜的毕业聚餐，也没见他的份。
但这是英文名字，我喜欢的大卫、摩根、欧文这样的名字，被美国人认为老土过时，而奥利佛、杰克逊、杰姆斯我以为的大俗名却高居最受欢迎男孩名榜单。算了吧，我本来就把起英文名的权力交给了保罗，何况现在已经写在出生证上了，我再否定也来不及了。
不管怎么样，至少跟007同名。只好这么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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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出去吃饭的时候，高危病区的护士简妮来了，我很意外。
她是护士中爱与人交流的那一类。在14号病房，她第一次见到保罗时说：噢，原来你们两是一家的，我在走廊见过你几次。
在14号高危病房，我肚子上一条宽宽的紧身腰带，上面固定着两个圆盘状传感器，两条小腿各包裹一个定时启动的气囊，胳膊上一直都在输液。所有这些东西都有线连接到旁边的设备上，我要上厕所，必须呼叫护士来帮我把线临时断开，只带着输液瓶去洗手间。
在这样被束缚的生活里，简妮是少数几个跟我闲聊过的护士之一。
睡觉本是最放松最舒服的事，因病卧床却不然，二十四小时卧床简直是折磨。尽管我有一百个心想仰面躺着，把床尾的脚抬高，不想给*一丁点压力，但是长时间的躺卧之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想要侧卧，减少一下腰背的酸痛。
房间里永远有“吭哧吭哧”从机器设备里传出的两重心率声，像火车在铁轨上奔驰，昼夜不息。
在听着火车“吭哧”声的日子里，简妮进来除了例行公事的工作，会跟我说几句题外话。我问她有时我翻个身，就没有胎儿的心率声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把不断从仪器里吐出的心率图给我看，说：“护士站有监控电脑，我在那边可以看见这里的心率变化，如果看见这条心率线突然上升，然后又落下去，我知道是你的身体动了，而不是有什么意外状况。”
她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护士的工作是连续工作四天，每天十二小时，然后休息三天。连续几天见到简妮，她陆陆续续跟我说了她的一些情况：三十八岁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护士专业，跟妹妹在佛蒙特州合买了房子，四天工作完后，开车几个小时回到佛蒙特住三天。
她问我们这是不是第一个孩子，保罗说是的，反问她有几个孩子。她平静地忙着手上的活说：“我还没找到一个人来生孩子呢。”
我说连续工作四天十二个小时很辛苦。她说，有的人，你知道，她们不一样，她们把这里当旅馆……
现在，简妮端坐在高背沙发椅上，我见到她百感交集，在14号跟她聊天时，我都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以为还要在14号煎熬很长一段时间。我长叹一口气：“唉！要是当初做了宫颈缝合就好了！怀孕前，我去看了西奈山医院的妊娠高危医生，我要求一怀孕就做宫颈缝合，可是那个医生说，她不做没必要的事。我真后悔，如果当初我坚持就好了。”
“嗯，人类的大脑不会停止思考的。”她戴了平时不戴的眼镜，样子有点不一样，“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她怀孕以后办了订婚仪式，可能太累了，仪式之后流产了。她总是在懊悔、自责，要是我当初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
“是的，你不知道我有多内疚，我真恨我自己。”昨天到今天，见过这么多人，我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没有错，你不能怪你自己，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料的。”她说话时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病人，而是当成了一个亲近的人。
我心一凛，是的，没有什么是可以百分百预料的，某些情境下怎么做都是错，除非不去做。
我知道她已经交了班，该回去休息了，她肯定早上六点多就从家里出来。她说明天再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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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班护士是一个头发短短卷卷贴着头皮的小个子拉美非裔，来送了几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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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从尼克由回来，喜滋滋的。他们李家是祖传的乐天派，大难临头也会面无惧色，嘻笑自若。
保罗说：我看了护士给贝比换尿布，护士问我要不要试试，我说这次不了，我看你换。
保罗说：贝比满头都是头发，他的头发比我多十倍。
保罗说：我给他唱歌，唱《甜蜜的宝贝杰姆斯》，还唱《拔萝卜》。
保罗说：我把我的手指伸给他，他就抓住我的食指不放……
我沉默着，不想妨碍他的好心情，勉强问道：“他的手指头、脚趾头对不对？你有没有数数？”
他点点头，冷丁想起来，掏出手机：“我拍了照片，你看一看。”
“可以拍照吗？”
“可以，但是不可以用闪光灯。”
他从他那老恐龙手机里调出照片，在低像素、昏暗的底色上我看见一个小婴儿的半身像，他躺在保温箱中红白蓝条布单做成的小床窝窝里，他身体*，肤色暗红，下身穿着小尿布。一个蓝色塑料管连接着透明接头插进他的鼻子里，两条白色胶布粘在鼻子上和人中处，帮助固定着鼻子上的管子，在两边脸颊交叉成两个x；另一条细细的橙色导管插进他的嘴里，一块透明的小胶布贴在下巴上，固定着导管；胸口和肚子上各贴了一个传感器，连接着两根白线；胳膊上埋着留置针。
让我惊讶的是，他并不像我想象的皱巴成一团，虽然很瘦，胸上的皮肤隐约显露出肋骨的起伏，但是他的头脸是光滑顺溜的蛋圆形，而表情竟是一派祥和淡定，对自己所处的困境有一种安之若素的超然。
这表情让我心动，让我羞愧。
第3天 你是母亲，必须面对必须坚强（上）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第三天
同屋的是一个黑人姑娘，大多数时候帘子那边的她悄无声息，只有当一些探视者到来，那边才有了欢声笑语。尽管听不清说什么，凭他们的腔调也能猜想到无非跟中国人探视产妇说的差不多，贝比像谁啦，新妈妈如何保重啦，需要采买些什么用品……全世界的人感情大抵一样。
夜里，她也没怎么睡，低低的音乐响了一夜。
早上，我从帘子的缝隙看到她走往卫生间，步履缓慢。她的脸型身材并没有因怀孕而走样，但小腹仍是鼓起的，好像还有一个在肚里没生。特别是她换下医院的罩袍，穿上自己的衣服——黑色的掐腰套头衫——更显得肚子像一个篮球。
我听见她给家里打电话，说早上十点出院。
她应该是母女平安（她提到贝比用了女性第三人称的she），贝比就放在她旁边的小摇篮，即使家人都在身边时，她也没有显得十分快乐，没有迎接新生命的欢喜。
我和她都没有跟对方交谈的**，我们甚至尽力避免互相打照面。
她用完卫生间后，我把床头按起，准备去卫生间。病床设计得太复杂太周到，每次一按“床头起”，床尾也拱起来将膝盖顶高，如果不下床，这个姿势还不错，但如果要下床，腿拱起来是下不去的，又要把床尾按下去。我跟过分周到的病床斗争了一个多礼拜了。
腿放平了还是下不了床，需要使用腹肌起身，而我下腹开刀的那一条线像是撒了一层玻璃渣，在试图站起来的一刹那，要先将肚子在玻璃渣上狠命摩擦一番。
我必须站起来，导尿管已经拔了，我得自己上厕所。
我死命地拉着床扶栏，拼尽全力站起来，忍住疼痛，一把扶住椅背，站稳了，背上沁出一层冷汗。
迈出第一步，好，只要不用到腹肌，仅在同一平面上运动，就不疼。
在医院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晚上六点钟吃完晚饭得熬到十二点，困意袭来才能入睡；早上五、六点醒来，到八点吃早饭还有两三个小时。
小卷发非裔护士交班前，来问我愿不愿意去走廊上走走。
“如果疼痛不那么剧烈，应该走走路。”她说，“按规定，自然生产第三天就得出院，保险公司只支付三天的费用，剖腹产第四天就得出院。早点走路，早点恢复正常行动能力，回家后的生活会容易些。”
我说好。她扶着我，我拉着走廊墙上的扶栏，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跟我以为的相反，左边隔了两个房间就是走廊的尽头，右边则是一溜病房长长地延伸下去。我刚从恢复室转移到病房时，在大批人马到来之前的短暂安宁中，我听着俄国淑女在走廊的说话声，依稀感觉走廊右边就是尽头，有大玻璃窗，窗外有高大的绿树，我甚至听到树上的鸟儿在鸣叫。
都是我在封闭无窗的高危病房住久了的美好想象，是我手术后从恢复室上来的错觉：把在国内读书时所住女生宿舍的走廊，安在了病房外。
左边的走廊尽头通往另一排病房，呈n字形，摆了大大小小的沙发，是一个开阔的休息区。我徐徐走到窗前，看见街道，看见街对面罗马复兴式的连栋别墅，三、四层的楼房仍低于我的视线，我所在的楼层大概是五、六层吧？
这是上个星期五住院以后，第一次看见阳光，明艳的初夏阳光。五月初，我跟保罗和妈一起去犹太商店买蜂蜜，路很近，他们两人走着去，我非常谨慎地坐了公交车。等车时，第一次沐浴到寒冬之后温暖、和煦的阳光，带有热烘烘、懒洋洋初夏的味道。我在阳光的笼罩下，憧憬着胜利的那一天。小牛，只要顺利地度过这个夏天，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相见！
然而，现在夏天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离九月他的预产期还有三个多月！
“你今天要不要去看看贝比？”小卷发非裔护士问我。
我去看他？我有什么脸去看他？我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连最起码的健康都不能给他，我会带给他什么样的人生？
我的眼泪呼啦一下涌了出来。
小卷发护士一下慌了，急急地安慰我：“别难过，别难过，妈咪，上帝既然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安排。”
“可是他连两磅都不到……”我哽咽得只说出这一句。他连两磅都不到，他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即使活下来，他又能怎么样地活着？
“你不要这么悲观，如果你悲观，当你看贝比时，你的悲观会传递给他。你必须积极对待，他才能感受到你的积极。”护士像是跟我辩论一样，语气认真迫切，唯恐我不相信她的话，生出妄念。
“我能做什么？他都不能自己呼吸……”我颓废地说，眼泪一串串砸落。
“你可以爱他，医生做医生的工作，护士做护士的工作，他们可以治疗他，护理他，但他们代替不了父母来爱他，这只有你们父母能做到。”
就是因为爱，我才无法面对，这么早把他生下来，我有罪，我无法面对我的罪孽。
“要有信心，要相信他会好，相信上帝的安排。”我看着她，看着这个昨晚才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她在真心实意地劝慰我。昨晚，她告诉我，她是三十年前从中美洲来美国的，好象是厄瓜多尔之类的小国，我没听清名字。布鲁克林是美国的加勒比首都，布鲁克林区乃至整个纽约市，很多非裔是从加勒比海国家来的，我所认识的几个从非洲来的黑人，基本上是富家子弟。
“从今天起，我每天祈祷的时候会为你的贝比祈祷，祈祷他的健康，祈祷他有美好的将来。”加勒比海的非裔多是虔诚的基督徒。比我还矮小的护士扶着我，边说边低下头，嘴唇翕动开始祈祷，我看见她贴着头皮的小卷发，已经有了一些灰白色。
“上帝啊，万能的主，以你的慈悲保佑妈咪桑的贝比吧，请你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时期……”这个中年的拉美非裔小个头护士，她并非纯正发音的美语，好像折射了太阳的光辉，让我一时肃然。
※※※※※※※※※※※※※※
白班护士是一位粤语口音的中国人，让我叫她“吴姐姐”，只有教徒或修女才称某姐姐（sister），我猜她是香港人。我感到她对说普通话的人有轻微偏见，我稍微多问了几句，她便有隐忍之色。
她也是极力督促我下床走路。
“为什么不吃药呢？既然肚子疼，为什么要忍受呢？”她对我不吃止疼药也有看法。
“还没有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只要不动、不站起来就不疼。”我不想说我不吃药是怕影响母乳，她一定会说没有影响。就算没影响我也不吃，以前我曾在一个小手术后吃过医生开的止疼药，吃完后头晕恶心，副作用明显。
后来她教徒的慈悲心占了上风，特别是晚上她进来送维生素和补血药，看见我在流泪，保罗坐在床尾抚摸我的背安慰我，她说话的口气和软多了。
没人时她对我说：“以前我们病房住过一个中国人，她的两个小孩都是早产儿。第一个是世贸大厦地下室发生爆炸那年，她从曼哈顿下城医院转到这里就早产了。她是五十二岁生的。过了两年又生一个，也是早产儿。后来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医院来看我们，你说巧不巧，她们来的那天正好是911，她们在这里时，世贸大厦倒塌了。”
这一番话，她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瞠目结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两次恐怖袭击都跟她有缘，还有，五十二岁妈妈生的早产儿！
“她的孩子多少孕周生的？”
“两个都是二十五周。”
“他们回到医院时多大？”
“一个七八岁，一个五六岁。”
“那他们看起来怎么样？”我盯着吴姐姐问。
“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
我将信将疑，她可是像《悲惨世界》里从不撒谎的修女嬷嬷一样，长了一张朴素而诚实的脸，由不得人不相信她。
“她是什么原因早产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是什么原因呢？”
“宫颈突然缩短了。我曾经要求医生提早缝合，可是医生说缝合没有用，第二个医生根本不考虑缝合。是不是医生都不愿意做缝合手术？我听说缝合手术本身也会导致流产。”
“没有啊，我护理过的一些病人，有做缝合术的，医生给她们做啊。”
“她们没有早产？”
“没有，都坚持到最后。”
我简直无语了，我找的可是西奈山医院口碑很好的高危妊娠医生！
正说着，来了一位探视者，牧笛一样悠扬的声音先进来：“嗨，妈咪，你还记得我吗？”
“伊琳娜，我当然记得你。”伊琳娜是很常见的俄国名字，她是短短一周内我碰到的第二位伊琳娜，高危病房有一位强势的俄国护士伊琳娜，她则是我从高危转到楼上普通病房后的护士，我只跟她相处了半天。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间普通病房跟产科病房是不是在一层楼，我是被护士推轮椅送去的，只记得那里的走廊比较短。
第3天 你是母亲，必须面对必须坚强（下）
一切发生得太快，暴风骤雨一样，我都来不及反应：
上周二，去西奈山医院例行两周一次的b超检查。朋克头医生发现宫颈加剧变短，让我立刻到妇科医生诊所去。光头妇产科医生马考夫用仪器监视了一两个小时，未发现宫缩；
周三，保罗陪我再去西奈山，做ffn检查（fetal fibrinectin test，胎盘绒毛蛋白质测试）。昨天做了b超，必须要等24小时才能做这个测试。结果是阴性的，那意味着两周内不会分娩。我开始卧床休息，但朋克头说卧床不会有什么用处；
周五，感觉不到胎动，我有不祥之感，特意早早洗了个澡（恐要住院）。晚饭后，当保罗一如既往笑眯眯地问我今天小牛怎么样时，我说可能要打911。救护车送我到医院，阿塔拉医生在妇产科的急诊室接待了我，决定打促进胎儿肺部成熟和抑制宫缩的药；
周末两天，在医院几次b超，根据b超技师的计算，宫颈只剩1.5公分，胎儿体重900克；
周一，没有新的突发状况，除了护士进进出出，医生没怎么露面。马考夫医生来电话问询，认为状况稳定了；
周二下午，转到普通病房，午夜转回到高危病房；
周三凌晨，第一次出血，只剩两指，我感到了背疼和腰疼；
周五早上，第二次出血，被送进手术室……
由高危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时，我并没有松一口气。医生告诉我，明天再做b超，如果宫颈没继续缩短，你就可以出院。
出院？！宫颈只剩1.5公分了，让我出院？在这种情形下要我回家保胎，如履薄冰地度过后面漫长的三个月？
医生的说法是，如果你稳定下来，在医疗上再没什么可做的了，唯一的办法是卧床休息。而卧床，在家里比在医院更合适。
什么更合适！你不如直接说，保险公司不允许。
上楼之前，我问护士楼上普通病房有没有窗户，她们就给我留了一个靠窗的床位。保罗是后来自己找来的。他来以后，我让他把餐桌移过来横在床上，我平躺着，两只腿搁在餐桌上。
当这个和颜悦色、声音柔美、五十多岁的伊琳娜进来送饭时，保罗说：“对不起，希望你不要介意她的姿势。”我没有解释，只说：“我必须这么做。”她体谅地摇摇头：“你一定比我更知道该怎么做。”
另一张病床没人，她把午餐托盘放在另一张餐桌上推过来停在窗口，让我想吃的时候再吃。然后，她打开壁柜的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枕头，垫在我的腿下：“这样你会舒服点。”她客气地要我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下班之前她又专门来一次，告诉保罗，明天她不当班，也许她下次上班时我已经不在这儿了。她说，她主要负责产后护理，希望在我生产后能够照顾我。
“噢，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到我也许要战战兢兢地卧床三个多月。
“我们希望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保罗补充道。
在美国，经常会听到客气话，不必当真，但这个伊琳娜，她不是在说客气话，而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自然而然地散发真诚、善良的光亮与热情。
晚上七点交班以后，她还是没走。
转到普通病房，肚子上两个监视器都拿掉了，但隔几个小时要做一次腹部b超，敦厚的黑人女护士找了半天都没发现胎音，放下机器去找别人。这时伊琳娜拿起探头在肚子上试探：“嗨，贝比，你在哪里？不要跟我捉迷藏了，嗨，贝比，出来吧……”
她要是幼儿园老师，定是最温柔最慈爱的一位。
我很遗憾只能与她相处半天。
那晚，定于九点做的b超，到十一点才由一位年轻男技师来做。做完以后，我昏昏欲睡，最初那位黑人女孩回来了：“现在，要把你送回到楼下。”
“楼下？哪里？高危病房？为什么？”
“因为贝比的心率不是很好。”
刹时，从悬崖坠入冰洋。
现在，又见伊琳娜，真可惜啊，要是她满面笑容地抱着足月的贝比来给我看，该是多么美好的画面！
※※※※※※※※※※※※※※
下午没人的空档，阿塔拉医生来了。他已经下班，换上了西装，双肩包随意地挎在一侧肩膀上。他的气质像学生似地清新谦和，但处理解决问题时却像老医生那么干练沉着。
他的外形是典型的印度知识分子模样，身材匀称，五官鲜明，言谈举止有让病人一看就会信任的气场。
我想起在河岸教堂学校认识的朋友小余。小余说她美国长大的小姑子爱上了一个印度人，非他不嫁，她婆婆坚决不同意，为此整天以泪洗面。那时小余和我都不理解，印度人和我们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相去甚远，那得是什么样的印度人、什么样的才干魅力能让心高气傲的小姑子以身相许？一次次接触阿塔拉医生后，我豁然明白了。
“阿塔拉医生，谢谢你昨天把我妈妈带来，要是没有你，她肯定找不到我。”
他微笑着点头，问我伤口还疼不疼。“你看起来好多了。你不知道，做手术的时候，整个手术台上全是血。”
难道是他给我做的手术？他不是负责接待外来病人的吗？
“按理你应该在术后第四天出院，但是，你失血太多，我已经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五天出院，应该会批准的。当然，如果你想第四天出院也行。”
他问病房的医生护士有没有帮我取掉肚子上的纱布。我说还没有。他问：“你想让我现在帮你取掉吗？”我说好的。他放下背包，转身接了墙上的消毒液，搓着手消了毒，小心翼翼揭下我肚子上的一根根胶布，最后把一条一掌宽、两指厚的纱布拆下来。纱布上一点血迹都没有。
他一边揭胶布条，一边问：“你去看过贝比吗？”今天，凡是来病房公干的医生护士都在问我看没看过贝比，看没看过？看没看过？她们万众一心绝不放过一个不正常的新妈妈。我一律回答她们，刀口很疼，不能动。现在，对阿塔拉医生同样的问话，我长叹一声，终于能说出心里话：“我都不敢面对他。”
他抬起低着的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一向彬彬有礼的他严厉但仍不失和蔼地说：“你必须面对！你是母亲，你必须坚强！”
我默然。阿塔拉医生，我会记住你的话。
※※※※※※※※※※※※※※
晚上，简妮交班以后又来了。“我去尼克由看了你的儿子，他真袖珍。”
儿子？这个词跟我如此陌生。我有资格有吗？
她没有说他“真小”，而是说“袖珍”，更让我觉得刺心。
“他的手指很长。”她继续说，“尼克由的护士见过你的丈夫，说他是个很好的人。她们问，贝比的妈妈是什么样人，是不是也像爸爸一样好？我说那是当然啦。”
我只有叹气：“你不知道，我现在都觉得不应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他是试管婴儿，我有内膜异位症，做几次手术才能做试管。为做试管打了无数次针，隔两天要去医院抽血检查荷尔蒙，哪怕有暴风雪，也要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去验血；贴了三个月荷尔蒙胶布，把皮肤都烧烂了……不是他自己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强迫他来的，却不能让他正常降生……”
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你不爱他吗？你会因为他是早产儿不爱他吗？”
“不会。”
“那就够了，没有一个贝比是自己愿意来这个世界的，你也是，我也是，但我们都感谢父母生了我们，不是吗？”她笑了笑，“也许杰姆斯本来是宇宙中一颗孤独的小星星，现在他有了生命，有家，有父母，有这么多人爱他，有未来美妙的生活在等着他，他不是幸运的吗？”
她停顿下来，扭头看帘子那边的黑暗处：“这里没有别的病人了吗？”
“另一个病人已经出院了。”我说。她本打算早上十点出院，结果家里晚上七点才来接她走，我几次听见她在电话里责备她丈夫。
“——嗯，”简妮好像思考着什么，“有孩子多好，孩子父母双全多好。”
“你还年轻，你会有机会的。”我想起她的话——“我还没找到人生孩子。”
“我结过婚。”她说，“——等一下，这里真的没有别人吗？”她起身转到帘子那边去看了一眼，才放心地回来坐下，“我前夫是南美洲来的医学院学生，很帅，很聪明。我跟他结婚一年就离婚了。”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她会跟我说这些，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但是，我不是也跟她说了没跟别人说的秘密吗？
“他欺骗了我，利用了我。一拿到绿卡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疏远我，敷衍我，做事遮遮掩掩，打电话偷偷摸摸。后来他回他的国家，带了一个女人回来，给她租了一间公寓，就在我们家附近。用他的话说，那才是他真心爱的女人。”
“当时我气疯了，立刻跟他离了婚。离婚时已经发现自己怀了孕，我没有告诉他。我想，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他不配知道。”
“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拖到五六个月才去做的流产。那时我太恨他，他那些甜言蜜语都是假的，他只是把我当成获取绿卡的工具！”
“我真蠢啊，手术以后我才感觉到我做了什么，我杀了自己的孩子！不管孩子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首先是我的孩子！”
“我后悔极了，我没有孩子了。我可能以后都不会再结婚，也不会再有孩子了。”她表情平静，但面容突然间好像老了十岁。
“啊，天哪！我的天哪！”面对电视剧里狗血剧情一般的真实故事，我只说得出这一句。
“所以，不要难过，你至少有了他。今天我看着你的贝比，想到，要是我那时冷静一下，理智一点，再晚一点去引产，如果他生下来会有呼吸有心跳，我也许会改变想法。现在，上帝不会再给我机会了。”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尽力去爱他，把他养大，有孩子，没有孩子，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简妮恢复了正常神色，站了起来，“明天是我第四天班，晚上交了班我就直接开车回佛蒙特，不过走之前我会再来看你。出院后，当你回到尼克由看贝比，有机会别忘了来产科看我。”
“好的，我想我会有几个月要跑医院。”
是什么触动了简妮，让她能对我推心置腹地倾诉？
第4天 贝比听得懂，他们什么都知道（上）
六月一日星期日，第四天
早上，小卷发非裔护士交了班来告别。“几天后才会轮到我的班，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她给我一块白色的厚纸巾，一定是临时找不到纸才写到纸巾上，“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会尽我的力量帮你。别忘了我的话，不要传递任何负面情绪给贝比。”
在我眼里，她并不高大的身体、并不抢眼的面庞有了圣徒一样的光环。我知道我不会打电话，但还是郑重其事收藏起来：“谢谢你，谢谢。”
※※※※※※※※※※※※※※
住院以后就开始便秘，在医院吃得不够多是原因之一。
早上泵奶完毕，几瓶奶一直放在床头柜上。俄国胖老太护士进来，我请她把奶送到冰箱保存，她冷淡地叫我自己送去。
“我不知道冰箱在哪里。”
“你出来，我告诉你。”
我用劲拉着床扶手站起来，拿了两瓶奶走到门口。
“前面向左拐，再向右拐，看见那个房间了吗？进去就是了。”她摆明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立场。
我什么都没看见，扶着墙上的横栏一步一蹭，左拐右拐，看见一扇门，里面还套着一个房间，右侧墙壁一米以上都是玻璃，隔墙是大大的婴儿房，能看见里面成排的小摇篮和一个个打了蜡烛包的新生儿。
这个房间是外人可以进的吗？
不进去，我手里的奶怎么办？
正不知所措，有人过来轻轻给我披上一件布袍子。一大早毫无防备地被俄国胖老太支使到这里，我衣衫不整外加披头散发。
“你需要帮助吗？”这个好心的妇人问。
“我要把奶放进冰箱里。”
“冰箱在前面。”她指给我里间的方向。
我谢了她，进了第二道门，看见了冰箱。门上有密码键，俄国胖老太不知道冰箱是有密码的吗？！
一位穿紫红色衣服的专职护理员（pct，patient care technician）过来，她也不知道密码，“我去找人来帮你。”
很快来了一位护士，开了冰箱，把奶放了进去。
我扶墙蹭着走回去，倒在床上喘气。
两眼空洞地躺着。
进来一位穿着鲜艳粉衣、波浪卷发垂肩的美丽女人：“早上好，我是护士，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你是护士？还是医生？”我有些疑惑，她没有穿制服，她的神态、气度不像一般护士。
“我是护士。”她肯定地说。
“可是我已经有护士了。”出去走一圈，很累，恹恹的，不想多说话。
“我负责这一片。”她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我明白了，她可能是护士长，或者这一区域的护士长——俄国胖老太的顶头上司，怪不得有“标准美国”的范儿。
“我想问一下，刚泵出来的母乳应该送到哪里？昨天我的先生在这里，他帮我送到尼克由了，今天他有事没来，我应该怎么办？”
“可以存在我们这里的冰箱，会有专人送到尼克由去。”
我还没来得及再问下去，俄国胖老太就闻声进来，恭敬又急切地辩解：“早上的奶已经存到我们的冰箱了，我跟她说过了。”
护士长诧异地看看她，看看我。
“我刚把奶送到冰箱了，冰箱有密码。”我说。
俄国胖老太一听作势要转身去查看冰箱，我赶紧说：“已经有人为我开门了。不过，走到冰箱不容易，我的伤口还很疼。”
“你需要止疼药吗？”护士长关切地问。
我摇摇头：“如果不动，不必站起来就不觉得疼。”
“你别担心，护士会把奶送到冰箱去的。”护士长承诺，“还有，我尽量不安排另外的病人住在这个房间，你可以好好休息。”
俄国胖老太殷勤地送走了护士长。她以前一定在前苏联吃过大锅饭，没学会好好为人民服务，却懂得见风使舵。
※※※※※※※※※※※※※※
保罗早上去办公室加班，前些天很多工作临时委托同事代理，以后他该正常上班了。
下午他来以后，椅子还没坐热，就屁颠屁颠地送奶去尼克由。这个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终于有了一件上心的事。
我只有抱着平板电脑看各种关于早产儿的资讯——竟然是哥伦比亚人发明了当代意义的“袋鼠疗法”（以下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1978年，由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新生儿儿科教授edgar rey sanabria博士介绍了一种缓解护理人员和医用资源短缺的方法——“袋鼠疗法”，即母亲与体重过低的新生宝宝保持“皮肤对皮肤”的持续接触。这个方法解决了保温箱空间与护理人员过度拥挤的问题。
……袋鼠疗法的具体操作是将出生后不久的新生儿放在其母亲或父亲的裸胸上，最常用于体重过低的早产儿。婴儿与父母（通常是他们的母亲）皮肤对皮肤的接触，有利于新生儿保持体温，并促进早期母乳喂养。
……袋鼠疗法因与某些有袋类动物携带幼崽的方式有相似性而得名，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后，已在全世界范围广泛应用。有证据表明，它有效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在医院的感染风险，提高了母乳喂养率和新生儿体重，改善了婴儿心脏的稳定性和呼吸速率。
……
※※※※※※※※※※※※※※
保罗喜滋滋地回来了。真可怜，那么个小不点都让他甘之若饴。
“他今天有大便了。”保罗向我汇报。噢？我们两个人因精神紧张，便秘好几天了，而这个小不点却大便了，他是想证明他的生命力吗？
“我下楼时在电梯看见一个很胖的印度妈妈拿着四瓶奶，她就像一个奶牛场。我们可以跟她比赛。”
“哼哼。”他的笑话一点不能让我开心，我说，“五点钟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尼克由吧。”
“好。”他说，“蒋给我打电话，说他晚上来看我们，大概七八点钟到。” 蒋是他最好的朋友犹太人蒋纳森，也是律师，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
“知道了。”我其实不希望蒋来，不希望任何人来，我还没有回到现实中——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的现实。
“尼克由有一个二十三周的贝比叫卡洛斯，他已经住院七个月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二十三周竟然可以活下来？“他生下来多重？
“不知道，他现在很大，大概六七磅。他的妈妈好像是墨西哥人，她在那里抱抱他。”保罗的中文有限，语法和时态经常不准确。
“他妈妈每天都去尼克由，医生护士全都认识她。”
二十三周都能活下来，我二十六周的小牛也应该能活下来。不管他住院多久，我愿意奉陪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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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夜晚来得早，五六点晚饭送来下午就划上了句号。我胡乱把晚饭塞下去，保罗不吃饭，等蒋来了一起出去吃。
他借了个轮椅，推我坐电梯下楼，东拐西弯，穿过一道走廊，过了几扇门，又是一条小走廊，才来到紧闭的双开门前，我们分别在门口签字登记。
进去后在走廊的水池洗手，我站起来伸手在龙头下却没有水流出来。“下面脚踩一下。”保罗提示。洗了两遍，用纸巾擦干，他推我进到门上有大大字母b的房间。
进门右手就是一个保温箱，尾端有落地金属架，左手边是一个金属抽屉柜，背靠着洗手池，后面连着一片护士工作站，房间里每个保温箱都是靠墙的，护士站在中央，像浮在水中的一个小岛。保罗停下来。一个肤色雪白、鼻子尖翘、眉眼清丽、俄国口音的年轻护士正在保温箱前忙碌，愉快地用唱歌般的声音招呼保罗：“嗨，爹地！”她戴着三角头巾，两角系在脑后的第三角下，头发遮得纹丝不漏。是俄国犹太人吧？
我以为保罗在等她挪走落地金属架以后再往里走，保罗却小声地用中文说：“这是他。”
保温箱高于我的视线，我只能看到微微抬起的床面有一个布单围起来的床窝窝，里面是一个小得让人不敢相信是人类的小生物。
目不忍视。
“嗨，杰姆斯，你看谁来了？”俄国护士依莱娜工作完毕，让位给我们，叮嘱道：“你可以伸手进保温箱，可以轻轻地抚摸他，可以跟他说话。一定要记住，不论什么时候伸手进保温箱，都要用墙上的消毒液洗手。现在，让我看看你怎么做。”
我用手掌从墙上的滴液瓶里压出消毒液，搓手，甩干，依莱娜搬来一把椅子给我坐，换走了轮椅。
打开保温箱上的两扇小圆窗，两只手伸进去，不敢触碰他，小心翼翼地一只手放在头上方，一只手放脚下方。
看着他，我的心像刚刚焙烧后的陶瓷胚胎，被迅速放进凉水中冷激了一下，炸开了千百道裂纹，但仍能撑得住，保持着应有的形态。
第4天 贝比听得懂，他们什么都知道（下）
保温箱靠墙这头伸进两根螺纹软管，分别是蓝色和白色透明的，送入不同气体，两根管子交汇在保温箱上方，连接着像三通水喉一样的白色透明接头，接头下拉出一个细管插进他的鼻子。细管上缠有胶布，延伸下来，一条横压鼻梁，另一条横贯人中，两端在脸颊交叉固定着细管。管子和接头都很轻，由一个支架悬挂在保温箱上方。一根橙黄色的细细软管插进嘴里，连着没有活塞芯的注射器，也挂在保温箱上方。
他的胸前贴了两个传感器，肚子上也有两个，右手胳膊肘抵在床窝窝边缘，手掌上缠着伸缩性胶布，里面有发出粉红光的小仪器，大概是测脉搏的；左手像一只鸡爪，抠着床窝窝的外围。
他的下身包裹着早产儿专用尿布——比超市能看到的最小号尿布都小，对他来说也显大，尿布的底部与膝盖齐平。两条腿是弯曲的，比较起他皮包骨头的躯干和上肢，他的腿还不那么触目惊心，但也细如竹竿，显露出两个膝盖窝。
左脚埋了预置针，右脚抽血后被纱布包裹起来止血，脚腕上的腕带印有身份条形码，上面没有他的名字，而是印着我的姓：“桑的男孩”（sang’s boy）。
我的男孩。这一堆管线仪器中的我的男孩，你早到了三个多月，瘦小，黯淡，没有一丝一毫正常新生儿的白白胖胖，只有比他们相差了一百倍的娇弱，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活下来？我拿什么来拯救你？
在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悲伤的我的注视下，他竟然把脸转向了我，神情安宁地看着我。
“他今天输血了，所以肤色看起来浅一些。”护士说。
我没什么反应，保罗应道：“是的，好多了。”
像是一失足跌落进矿井深处的黑暗，一错眼滑到冰山无遮无拦的陡坡，只剩下手足无措的绝望和茫然。
“我们回去吧。”我转头对保罗说，心中万念俱灰。
※※※※※※※※※※※※※※
“嘿，这不是杰姆斯的爸爸吗？”出了b房间，在走廊上，听到有人招呼保罗，是一个胖乎乎、深棕肤色的女人：“杰姆斯怎么样？”
“跟昨天一样，”保罗回答，分别向我和她介绍，“这位是卡洛斯的妈妈瓜达鲁普，这位是我的妻子。”
我一听名字，肃然起敬，像看神人一样看着她。
“你们刚刚看了杰姆斯是吧！我也看了卡洛斯，我给他唱歌，跟他说了好多话。我跟他说，我已经买好了童车和摇篮，他有爷爷、奶奶、叔叔、姨姨在家等着见他，有这么多医生护士帮助我们，我们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家。”
“你们跟杰姆斯说话了吗？相信我，贝比听得懂，他们什么都知道……要乐观，要有信心，父母不是医生，父母能做的不就是要有信念吗，要相信贝比会好起来。”
谁说这一番话，都不如眼前的她说更有说服力。
※※※※※※※※※※※※※※
保罗接到电话，蒋已经到医院了，他下楼去接蒋。
布帘一掀，保罗引领着一个人进来，蒋那张典型的犹太面孔还是那样笑容可掬亲切如故，小小的空间站了两个大男人，显得更拥挤了，幸好有个靠背椅给蒋坐。我半靠在床上，蒋没有像每一次见面那样用他那黑中夹白的络腮胡子亲我的脸。
蒋是不戴帽子的犹太人。
“嗨，桑原，祝贺祝贺！”蒋是美国人中唯一一个按照中文姓名顺序叫我的人。这一声“祝贺”如果不是他而是别人说出来，我都会以为是嘲讽。
“蒋，好久没见，海丽好吗？闪姆和艾尔米娜好吗？”
“他们很好，很快要回芬兰了。”蒋是老纽约，太太海丽是芬兰人，他们一家人每年都回芬兰过夏天，十八年来从未间断。海丽曾在天津留学六年，保罗父亲在天津讲学时，保罗去天津当了一年外教，跟海丽相识。后来海丽来到纽约，通过保罗才认识了蒋。
“我们在给闪姆申请大学，你知道，有很多书面材料要准备。”蒋说，“桑原，至少你现在不用为杰姆斯的大学学费发愁。”
大学？他能活下来吗？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小学吗，遑论大学？我的心又像被沉到井里，一下浸没在一片冰凉之中。
“别担心，会好的，你会没事的，孩子会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蒋说。他跟保罗一样是乐天派。
“至少我现在还活着。”我凄凉地一笑。
两年前，蒋做了肿瘤切除手术，那时他跟保罗交代，如果他有什么不测，要多多照顾海丽和孩子们。从那时起，他才开始蓄胡须。
蒋手术之后，安然无恙至今。在保温箱里的孩子，他的问题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场手术就可以解决吗？
保罗和蒋离开去吃饭了。这里一大片社区是哈希德犹太人聚集地，蒋住在曼哈顿，从没来过这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几乎连布鲁克林都不会来。哈希德是正统犹太人中的正统，视其他犹太人为犹太教的叛徒，哈希德对非哈希德犹太人的眼神和态度只有犹太人相互间心知肚明，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蒋顶着哈希德们的轻视甚至敌意来到这里。不过，他不在乎。虽然他从来不当我们面说，但他心里认为哈希德是保守落后的一群人。他具备一般美国人的教养，会夸奖长处但不贬低短处，对人对事罕有主观的负面评判，一旦有所涉及，就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谈。
※※※※※※※※※※※※※※
他们走后不久，卡芙塔医生来了。她那饱满端庄美丽的东南亚脸总是让我感到安心，她的美是耐看的、有厚度的，与她内心的善交相辉映。她边搓手边进来，每接触一个病人，她总是习惯性地在先接墙上的消毒液搓手。
“我要交班了，所以上来看看你。今天怎么样？”
“还可以，明天可以出院。”我的表情放松了，她是一个我希望她能是我家人的医生。
“明天一整天我不在这里，后天会在，我是每周二、四、六工作，每次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那怎么可以？！”我惊异道，一昼夜的连轴转，那要什么样的精力和体力？
她淡淡一笑，已经习以为常了。
“所以明天你出院，我就见不到你了，今天来跟你告别。”
“谢谢，卡芙塔医生，我会想你的。”我说的是真心话。她是在这里实习的住院医，我相信她以后会是个优秀医生，她的脸会跟观世音越长越像。
“我也会想你们。”她是惦记着我的，今早保罗推我去尼克由，电梯门一开，她正站在门口要进来，脱口而出叫了我的名字。
“在我走之前，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我思忖了一下，还是问她：“如果我做缝合手术，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她低下头，轻声说：“不会有很大用处，你是胎盘提前剥离，你做了正确的事，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一切。”
第5天 不知道，我不知道，别问我（上）
六月二日星期一，第五天
今早疼痛明显减轻，只在从床上站起那一刹那下腹有一根线牵扯般的撕痛。自从住院后，就没有洗过澡，今天应该有能力洗澡了。
我淋浴期间，俄国胖老太进来送药，“哈罗”、“哈罗”地在房间里叫。
“我在卫生间。”
“你的药在这里，我必须看着你吃下去。”
“我正在冲浴，请把药放在桌子上，我出来后会吃的。”难不成她想让我光着身子出来把药吃了？
昨天我跟护士长交谈过后，她就矫枉过正，转为殷勤过度，另一种让人不舒服，总之，苏俄没教会她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
七点以后，护士交班，俄国胖老太变成了三十多岁、黑色短发的护士，英文没有外国口音。这个俄国或东欧血统的护士温婉沉静，相貌举止与我读书时学校的一位图书管理员相似，都是工作勤恳、气质内敛的那一类。我曾暗自在心里叫那个图书管理员莫娜，因其长得像一部电视剧里的人物莫娜，现在自然而然地在心里叫这个护士莫娜。
我请莫娜帮我要了轮椅，我去尼克由送奶。
今天我换上保罗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和鞋子，穿着不再像个病人，之所以要轮椅，是因为我不认识路。送我下楼的是吴姐姐，护士们忙不过来时，相互之间会协调工作。出乎意料的是，吴姐姐带我搭乘了另一台电梯，下电梯左边就是尼克由的第一道门，简单快捷多了，路程还不及保罗路线的一半。
保温箱里的小东西歪头躺着，一动不动，眼睛上蒙了一个大眼罩，遮住他的大半个脸；两脚蜷缩着，如果拿一只鸵鸟蛋壳来，都能把他装进去。在箱外紫外灯的照射下，他的身体显得更小更黑，像一个奄奄一息的重伤病员。我顿时泪如雨下。
保罗在时，我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
依莱娜过来，本来满眼笑意的她脸色一变，严厉地说：“不要哭！不要在这里哭，贝比会知道的，你要哭就到外面哭！”
我拼命地咽下眼泪，用纸巾捂住口鼻。
“你不要传递给他负面的信息，贝比能感觉到。”
我点点头，算是对她的承诺。可是我除了哭还能做什么？
一个女主治医生带领一群住院医过来。早上九、十点是医院巡诊的时间，一般情况下要清场，让我留在这里算是对未出院的母亲网开一面。医生自我介绍说她是谁谁谁，我木然地瞟了她一眼。
“医生要向你介绍贝比的情况，转向她。”依莱娜在我身后说，我这才转过身面对着医生。
“不不，没关系。”女医生并不介意我的反应，让年轻的床位医生介绍情况。“脑出血”、“呼吸率”、“心率”、“感染”各种词在我耳边飞跳，我脑袋里嗡嗡作响。
第5天 不知道，我不知道，别问我（下）
“为什么把紫外灯关了？”医生问依莱娜。
“早上一直是开着的，妈咪来以后我才关。”依莱娜回答。
告一段落，女医生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勉强想起来问：“重多少？”
“什么？”她没听懂。我连最简单的英文都不会说了。
“她是想问贝比的体重是多少吧？”依莱娜解读了我的意思。
“今天是800多克，新生儿出生后会脱水，所以现在体重比出生时减轻了一些。”
800多克？我几乎要笑了。
※※※※※※※※※※※※※※
依莱娜打电话叫楼上的护士来接我回去，过了半个小时还没有人来。我告诉她，我自己回去，大概能记得路。
※※※※※※※※※※※※※※
今天最重要的事是落实奶泵，周末两天休息日，医疗器械公司都不营业，无法联系。
先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还去考虑英文的语法和措辞，打了中文客服，一直都是语音信箱，听了无限久的音乐，手机有了欠费提示，手忙脚乱地给手机充值。然后直接打英文客服，也是等了很久才有活人应答，姓名，生日，会员号，家庭住址，邮政编码，一切核对完毕，切入正题，却说这件事不归我们管，我帮你转接……一个中年女客服的声音，姓名，生日，会员号，家庭住址，邮政编码，完了告诉我保险的政策是不支付医院级别的奶泵。
“那么非医院级别的奶泵怎么买？”
“这个嘛，我帮你转接到相关部门……”
我焦头烂额……一个年轻的男客服，态度很好：姓名，生日，会员号，家庭住址，邮政编码，核对完毕。——我们有两家公司负责奶泵，一家在新泽西，离你比较近，你可以把处方传真给他们，他们会邮寄给你，你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需要几天送达？”
“大概四五天。”
“不行，我今天就得要，最迟明天。”最好今晚出院前拿到手，要是中断泵奶后引起回奶就糟了。
“你能开车自取吗？我给你他们的地址。”
“不能。”我们没有车，即使有今天也来不及赶过去——要出院，事乱如麻，何况不知道保罗什么时候能从单位脱身。
“或者你可以到‘目标’去取，你附近有‘目标’吗？”
“‘目标’，”我惶惑地问，“你是说超市？”
“是的，到‘目标’超市附属的药店去取，带着处方就行了。”
这倒是可以。放下电话一念又起，哺乳专家特别强调要医院级别，万一普通奶泵不好用呢？朋友姜华的南京表妹就是奶泵不好用，泵不出奶，导致乳腺炎，宝宝因此断了母乳，只能喝奶粉。
思来想去，还是把哺乳专家给我的小册子拿出来，照着上面医疗设备公司的名单看，有两家在保罗办公室附近，我给保罗打电话，让他跟他们联系，昨天已经把处方给他了。
保罗回电话，第一家说他们没有医院级别的。第二家说有，他下午过来前去一趟。
午后保罗又打电话：“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开门，有一个中国女孩是工作人员，在门口等老板来。她很友善，我把处方留给她了，她会给我回电话。”
我有点担心，处方留给她，万一他们没有合适的，我们要找别家，不是还要跑一趟把处方拿回来？
果然，保罗来电话说，他们没有医院级别的。
“那我再联系其他公司，”我无奈地说，“不过你得把处方取回来。”
“不用了，如果保险公司不付钱，我们自费，就不需要处方。”
我一下轻松了，但看见密密麻麻的公司名单，头又晕了。
先把所有曼哈顿和皇后区的公司划掉，从布鲁克林的公司里找附近的、认识街道名的公司打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没有奶泵，打了七八家公司竟没有一点头绪。
莫娜进来看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我需要租奶泵，”我把清单给她看，“打了无数电话都租不到……”
“给我看看。”她伸手拿过小册子，“我来帮你打电话。”
她可救了我，我大舒一口气，从来不知道打电话也会这么累人，让我躺会儿吧。可是，泵奶的时间又到了。
起身，刚把小奶瓶、罩杯和各种零件组装好，名叫“索菲”的哺乳专家驾到，泵奶的情况、贝比的情况、身体恢复的情况、出院准备的情况、奶泵租用的情况……各种询问，最后问道：“上一次泵奶是几点？你怎么还不泵奶呢？”
我差点脱口而出：“因为你来耽误了我！”
泵奶结束时，莫娜帮我联络到两家公司。她指着其中一家说：“这一家离医院只有几条街，是犹太人开的小公司，我知道这家。他们的租金第一个月是60元，第二个月起每月45元，你觉得怎么样？”
“价格合理，负担得起，有人告诉我医院级别的奶泵大概要1000多元，那就太贵了。”我忽然想到，1000元应该是购买价，不是租用价吧（注：后来在邮购网站发现，医院级别奶泵价格为600元左右）。
“公司就在他们家里，晚上去取也可以。”
“太谢谢你了！”俄国胖老太应该向莫娜好好学习学习。
让保罗先打电话给犹太人公司确认，如果没问题，在来医院之前先去租奶泵。
我妈在家呆不住，几次打电话要过来。我说，等保罗拿到奶泵后再来。出院的东西太多，最好带个行李箱来；如果奶泵太大，则需要大行李箱。
我不知道租来的奶泵会是什么样，医院这里的有三脚支架，支支楞楞相当占地儿。
我怕她又等不及自己跑来。
奶泵算是有了着落。我拿着两瓶还温乎的奶去尼克由，不想再麻烦莫娜叫轮椅，跟她打了招呼，自己走去了。
把奶瓶放在前台桌上正要签名登记，手机响了，是我几个月来频频去他诊所的妇产科医生马考夫，问起孩子的情况，我半晌没说话。马考夫医生一再追问体重多少，呼吸怎么样，有没有并发症？我失声痛哭：“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
前台的黑人女孩好心地把脸转向别处，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
六点多钟保罗提来了一个长方型的塑料盒，不轻。“他们的公司离这里不远，走过来十分钟。”
“就这些，架子呢？”
“就这些。”他看起来很疲惫，这一天，也够他紧张的了。
我给妈打电话，带大箱子来。
我吃了医院的晚饭，保罗没吃饭，也不想吃，要下去看孩子。
莫娜要交班了，进来告别，我不舍地拥抱了她，真心感谢她为我所做的。
我们忘了七点钟尼克由的护士也要交班，家属不得入内，在门口干等半小时才进去。保罗在，我没有眼泪，只是黯然。
九点半才回到楼上。妈已经在病房，将我的东西都装箱了。
我看见空荡荡的床，想，也许简妮已经来过了，看见过这空荡荡的床。
我把妈没查看到的床头柜下面的东西拿出来放进箱子。来时只带了一个扁扁的背包，走时一大堆垫子、盒子、瓶子、各种用具、打印资料，都是医院给的。
奶泵是便携式，不用放箱子里，保罗提着奶泵先下楼去叫出租车。
一辆轮椅放在病房门口，供我出院。我能自己走到尼克由，走到大门也不成问题，但妈一定要我坐在轮椅上。
“你一手拉箱子，一手推轮椅，怎么推啊？”我十分不耐。
夜班的华裔护士听不懂中文，看着我和妈争论，猜出了三五分，带着防范的神色说：“妈咪，轮椅推下去是要再推回来的哦。”
“知道了，我可以走路，我妈妈要强迫我坐轮椅。”她刚才看见我自己从外面走回来，肯定心里嘀咕我为什么需要轮椅。
我用中文跟妈说：“听见了吧，下去以后轮椅还得送回这里。”
“那我就送回来好了。”妈干脆地说。
“可是出租车司机不愿意等你。”
不对，医院的轮椅我坐过，也见别人坐过，都不需要送回去，留在医院大厅的出入口附近就可以了，自有人来回收。
我转而问护士：“送轮椅的人呢，她不是应该推我到楼下吗？”
“我来的时候轮椅已经在这里，没见人。”那应该是好心的莫娜帮我叫的轮椅。
“如果你要我现在叫人送，要等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不，不用了，我走下去。”
我跟妈离开了，经过护士站被前台的黑人大妈叫住了：“哪个房间的？贝比在哪儿？”
旁边一个黑人姑娘知情：“是b9房间1号床的，贝比在尼克由。”
我们被放行。
坐上出租，十分钟到家，下车时保罗问多少钱，出租车司机坐地抬价。
“这个距离，价格不都是九块、十块吗？”保罗诧异了。
“你既然知道，何必再问？”年轻微胖的司机轻慢地回答。
我也会问价，不问价怎么付钱啊？除了车钱还要计算小费。保罗总是给年龄大的、态度好的、服务周到的司机多些小费。
保罗一下被激怒，这些天积累的压力爆发了，大声吼道：“我有去他妈的理由问！”
我一下哭出来，拉着保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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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十天离家，家显得有些陌生，我还是不能相信这十天里发生的事：我的肚子平下去了，留了一个不能自主呼吸的小东西在医院的保温箱。
妈放下东西就热饭、热菜。
夜里，在床上，辗转无眠，保罗也久久没睡。终于两个人抱头痛哭，他用英文说了几遍“我太想你”。
差一点生离死别。
第6天 没有办法治疗，他的机会很少
六月三日星期二，第六天
早上起来打电话取消与妇科医生、高危妊娠医生、内分泌医生（监控甲状腺过低状况）的各种预约，取消了昂贵的保胎药的定期寄送。按原计划，保胎药要从二十周打到三十六周，现在不需要了。
两个礼拜前的那次b超检查，引发了雪崩。才两个礼拜，我已经天上地下游走了一遭，恍然、茫然、惶惶然、戚戚然。
保罗正常上班去了，他不再请假，要把假期攒到以后用。
困意袭来，睡着了。住院以来，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每迷迷糊糊将要进入梦乡，三小时一次的体温和血压检查就如期而至。
睡得真香啊。如果长眠不醒，什么都不用管了。
午饭时，妈炖了豆腐鲫鱼汤，我食之如蜡。
饭后，我找出手提冰盒（cooler），清洗几遍晾干，以后要用它往医院送奶。又把厨房的餐桌擦洗消毒，换上干净的桌布，泵奶的地方也要清洁。
妈说：“你消停一会儿吧。”
我如何消停得了？每隔两、三小时泵奶一次，泵奶本身要三四十分钟，加上之前的组装之后的清洗，要花去五十分钟，泵完两个小时又要开始下一次，一天所有的生活被泵奶分隔开，要干点什么只能在两次泵奶的间歇做。
住院期间，妹妹寄送了一个平板电脑作礼物。要是没有它，真不知每天六次泵奶的几十分钟怎么熬过去。
下午四点，我提着冰盒去医院，妈要跟我一起去，我说算了吧，去了又进不去尼克由里面，在外面等着很无聊。
她送我公车站，我仍感觉有百爪蜈蚣爬在小肚子抓挠的一丝丝痒痛。妈要帮我提冰盒，我说：“他们美国真是不管大人的死活。”他们美国的大人特别皮实吧，美国女人哪有坐月子的概念？
天空晴朗，正是夏初冷热适宜的好时候。妈陪我在车站等车，我依然有些难以置信的恍惚。也就三个礼拜前吧，我同样在这里等车，要去不远的犹太商店买蜂蜜。天气也是这样舒适，阳光也是这样怡人，我以为我们能捱过这个夏天，可是，我失败了，一败涂地。
在公车上，头靠着车窗，车摇晃着从犹太住宅区一座座小楼穿过，梧桐夹道，枝桠繁密，树叶翠绿，我潸然泪下。
今天，第一次看到尼克由大门上的字，总算知道了尼克由是什么意思——nicu，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我对nicu尚不敏感，但后面icu三个字母却立马让我寒毛耸立。他一生下来就在icu啊。
站在保温箱前，好容易止住的眼泪又汹涌而至，像拧不紧的水龙头。旁边奶牛场印度妈妈和爸爸两个人面无表情，眼里却没藏住怜悯，他们的孩子睡在敞开式小摇篮里。
护士玛拉亚。
她是个五十多岁的菲律宾人，我把带来的奶交给她时，她吩咐说：“以后你把奶分成5毫升一瓶。”
5毫升一瓶？5毫升也就半瓶风油精、眼药水那么多。早上一次泵奶就有四瓶，等于四个60毫升，如果分为5毫升一瓶，早上一次就要用4 x 12个瓶子，那我该要准备多少个瓶子？医院承诺提供瓶子，不过，住院时病房的护士每次只给一袋，一袋有四个瓶子。最后出院时的夜班护士甚至说，我们部门不负责提供瓶子，只有尼克由给瓶子。而这个要求5毫升装一瓶的玛拉亚，只给我两袋。
1980年代出品的菲律宾电影《飞蛾》中，女主角是一个想去美国当护士的菲律宾女孩，因为弟弟无故被美军基地的士兵射杀，最终拒绝了美国梦。可见，1980年代菲律宾就开始出口护士，这个玛拉亚，应该是菲律宾护士潮的早期来美国的。
我泵完奶清洗用具时，坐在“护士岛”的一个中年白人护士接了电话，捂住话筒问了玛拉亚一句什么，她正在保温箱前给小牛吸鼻子，似乎没听明白，回答得语焉不详，中年大妈不耐烦了，大声地、缓慢地又重复了一次问话。她讪笑着说：“我还忙着呢。”
我真替她难过，看她的年龄，当护士至少三十年了，言行上还是显出亚洲人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不易。
换尿布时，我看见尿布上一小团黑黑干干的大便，大便也袖珍。
一位五六十岁、杂色黄发的医生过路时停下：“你是母亲？”我默默站起来，点头。
“贝比的状况你都知道了？”我又点头。
“我是主治医生乌力破，你的贝比现在已经有脑出血四级了，这会对大脑造成损伤，而且会引起脑积水。早产儿患有智力障碍、学习障碍、身体残疾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三十，现在这个几率上升到百分之六十，而且没办法治疗。”
他舌头打卷，有浓重的法语腔调，机关枪般跟我说了一堆，我费力地分辨着他的发音，第一感觉就不信任他，也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他完全不考虑父母感受，而父母的感受、父母的精神状况、父母的态度，对于早产儿多么重要，他作为一个医生不知道吗？
“如果继续出血会怎么样？”我问。
“如果持续出血会导致死亡。每个早产儿不一样，但是你的贝比连二十六周都不到，他的机会是很少的……”
谢谢你，医生，你可以走了。我开始恨他了。
给保罗打电话，告诉他我在医院，叫他晚上不用来了。我没跟他提乌力破说的那些鬼话。
保罗还是来了，晚上6：45到，在护士换班以前。
第7天 你真漂亮，我等了一天要见你
六月四日星期三，第七天
上午又困得着不住睡了一觉。起床站起时肚子还是疼，但回家以后吃得可口，睡眠充足，体力和精神都在慢慢恢复。
护士玛拉亚。
小牛歪着头，眼睛似睁非睁，全无眼神。只有第一天他看了看我，那以后他的状况毫无起色，让人揪心，真没辜负“重症监护”几个字。
我第一次见到了罗纳尔多的妈妈。罗纳尔多是二十四周多早产，已出生五个月，在c房间靠门的床位，与卡洛斯的床位只有一扇玻璃门之隔。
卡洛斯是b8床位。说是床位，其实没有床，大多是保温箱，有的是四周竖着围栏的大摇篮，有的是浴盆形状的小摇篮。我们b10床位顶着隔开c房间的内墙，而b8顶着靠窗的外墙，垂直于b10，中间隔了一个b9。卡洛斯的妈妈瓜达鲁普像长在b8那里一样，我每次去都能看见她。
我走到b10跟瓜达鲁普寒暄了几句，卡洛斯现在看起来跟正常贝比没有什么区别，半躺在大摇篮里玩耍。真是令人欣慰、令人振奋的场景。
我问瓜达鲁普：“你存奶的小瓶子哪里来的？”
“护士给的。”她是一个肤色深棕、骨架不大却圆滚滚的女子，胖嘟嘟的脸看起来很随和。
“可是她们每次只给一两袋，我一天就要用三四袋，我得不停地找她们要。”
“家里用的瓶子，你该找黛拉要，她是母乳专科的护士。她会给你一箱瓶子，有七十二袋。”
“怎么找到黛拉？”我心想果然我资讯不到位。
“她今天已经来过了——等一下，我给她写个邮件。”她掏出手机，指头噼啪按着，打下一行字：“黛拉，妈咪桑需要一箱瓶子。”
终于找对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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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趴在保温箱上给孩子唱“甜蜜的宝贝杰姆斯”，跟他说“you arebeautiful”，跟他说：“我等了一天要见你。”
他从没说过等了一天要见我。
他一定要等护士交班后再进去。我留下跟他一起又待了一个多小时，九点才回到家。
第8天 你选择了我，我拿什么许给你（上）
六月五日星期四，第八天
保罗休假一天。
天要热了，我把两座台式电风扇拿出来组装上。纽约的夏季，除了最热的三伏天，电风扇也就够了。
下午两点多一起去医院，保罗去了医院大厅的厕所，我直接进去，一个长得像韩国人的亚裔护士在护理小牛，胸牌上的名字印着“雪莉??黄”。是中国人，但英文很地道，我不期待她会说普通话，会说广东话的可能性更高。
雪莉很认真，要检查我手腕上的id，也许我无法抑制的眼泪是更好的证明。
他真小啊，我一只手就能把他的躯体覆盖，他柔弱无助、孤苦伶仃地躺在保温箱，像迷路走失的小外星人失落在凡间。他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里空气太冷，氧气不够，在这里他只有受苦受罪。每次护士给他吸鼻子吸嘴巴，幼小的、尚未成长为人类的他都皱着眉，像是要哭，又不会哭，手脚乱摆乱踢，以他微薄的力量在反抗。
心疼死我了。
冥冥之中你选择了我来投胎，我能许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雪莉说他昨晚吐了，悬挂在保温箱上、通到胃里的软管中有绿色的呕吐物。
“你们要不要做‘袋鼠抱’？”雪莉问。我犹豫着没敢应承。今早在家里忙碌，出了汗，又坐了两趟公车，恐怕身上不干净。雪莉字斟句酌：“可能会有病菌，但是比较起袋鼠抱的好处，那是可以忽略的。父母的体温和心跳，与父母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提高贝比的免疫力，建立他们的安全感。”
保罗立刻表示愿意袋鼠抱。雪莉问：“你想做哪一种，‘蜡烛包’还是‘皮对皮’？”
我问：“哪一种对贝比更好？”
“‘皮对皮’贴身抱。”
保罗马上脱掉衬衣，裸出上身，雪莉搬来一把躺椅放在保温箱后面。保温箱其实无所谓前后，两边都有两扇小圆窗，护士通常在贝比的右手边工作，所以我们叫那边“前面”或“正面”，反之贝比的左手边则是“后面”或“反面”。
雪莉升起了保温箱的盖子，将孩子身上的管线暂时断开，最后一刻才迅速把氧气管断开。她像抱稀世古董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出来，放在保罗厚实的胸膛上，保罗一手托屁屁，一手搂着头，把小牛揽在怀里，不辱使命似地对我微微一笑。
我几乎看不见孩子，他被保罗的两只手遮挡了。
雪莉将氧气管接上，用胶布固定好，把其他断开的管线一一接上，拿来两块布单，一块可以隔热保温，一块是普通白布单，给孩子盖上。
一切停当，雪莉取来两张屏风，围在我们身后和左侧，右侧是墙和墙上伸出的平台，前面是保温箱，我们有了一个封闭的小空间。
做袋鼠抱相当麻烦，给护士增加了很多工作量。雪莉未经请求主动提出让我们袋鼠抱，我对她充满了感激。
我坐在保罗旁边，看见保罗粗大胳膊里的小手臂只有芦笋粗细，黑乎乎的小脑袋不过鳄梨那么大。
他的弱小让我心碎，更让我害怕，胆怯到连摸都不敢伸手，但我来尼克由不是为了在这里袖手旁观，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小时后，我问雪莉：“能不能让我抱？”
她痛快地答应。
保罗抱着孩子站起来，我滑进躺椅，雪莉拿掉布单，轻轻抱起孩子，保罗抽身出去让位，雪莉将孩子放进我的吊褂里，再盖上布单。
孩子软绵绵地趴在我胸前，柔若无骨，不用手扶，吊褂已经把他稳稳地兜住。他细微的鼻息让我感动莫名，眼泪婆娑，我的血，我的肉，我的心肝宝贝，我怎么拯救你？
他睁了几次眼睛，眼珠是黑色的，不像前两天那么没神。让我惊奇的是，他鼻子上带着那么大的氧气管，居然还能在我胸前扭转了头，从左脸贴着我的胸，换到右脸贴胸，找了一个他觉得舒服的位置伏下。
苍天啊，在天所有的神，我曾经夜夜向你们祈祷，你们集体失聪了吗？
大约一小时后，雪莉测量孩子的体温：“体温偏低，我们最好把他放回去。”
第8天 你选择了我，我拿什么许给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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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在休息室召开黛拉主持的家庭互助会。下午我一来就看见平台上放着彩色的家庭互助会通知单。袋鼠抱时，黛拉来问我收到通知没有。她澄清了玛拉亚说的5毫升一瓶的问题，说每个护士的要求不一样，既然孩子现在还不能吃奶，那么不必装5毫升一瓶。
黛拉说她曾去楼上病房看过我。她走以后，我才想起来，刚转入病房时，我是在一拨儿一拨儿来人中见过她的脸，我没记住她的名字和专业，只记得她那时说过一句：“你的贝比在我们那里。”
休息室的两张小圆桌上放了很多彩纸、不干胶和其他做手工的工具、材料，黛拉让我们自取所需。参加会议的除了瓜达鲁普、罗纳尔多的妈妈和小姨，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另有一位院方人士——我见过几次面却不知其身份的白人老太太。她姜黄的短发不加修饰，戴着姜黄边框的眼镜，身材不高，却宽厚敦实，相貌平凡，却面容慈祥。
大家自我介绍，我有公开谈话障碍症，在展览伤痛的场合更无法开口了。大部分情况都由保罗介绍了，我只需说出姓名、身份即可，但说出“我是杰姆斯的妈妈”时，还是有世界轰然坍塌的毁灭感，眼泪像铺天盖地的潮汐，一波一波涨上来。
黛拉起身进办公室拿了几大盒纸巾来。
不止是我，罗纳尔多的妈妈，年轻夫妇中的妈妈薇薇安，都在发言时哽咽了。只有瓜达鲁普没流泪，在这里，她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将。
没想到的是，保罗说他从贝比身上学到很多：“我从来没碰到这样的事，我现在能体会其他父母的心理，能理解父母们因为孩子产生的痛苦。”
是的，在这之前他的半辈子，都像大金刚一样活着。
老太太赞许地点头：“贝比们教会我们很多。”
“我每天在家想到的都是黑暗面，但是，一到这里，一看到贝比，我就只想让他好起来，我也相信他会好起来。”保罗的眼睛红了。
会议上散发了婴儿按摩课通知单，要求事先电话或电邮报名。我并不起劲。
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我们又进去看了孩子。保罗认真地和他说话、给他唱歌，走时正儿八经地跟他道别。
平台下是黛拉给我的一箱子小瓶子。
※※※※※※※※※※※※※※
夏令时的九点钟天仍亮着。我提着冰盒，保罗扛着纸箱回家。纸箱并不重，但体积庞大，不好携带。转车时，坐在街边犹太餐馆前的旧木椅上等车，我的肚子还疼，有一条线在腹部抽紧的感觉。
昨天、今天是犹太节日，这条街的商铺都没开门。日落之后，戴着大礼帽、穿黑色长礼服的犹太人在我们面前来来往往，像是有什么重大活动。
久等不来，我们准备步行回家。刚走百十多米，一回头看见有车来，我赶紧跑向下一站的站牌，但因为是小站，司机远远看见站牌下没人，自顾开走跳站了。
饥渴、燥热、疲惫、沮丧与暮色一起披在身上，我与保罗像患难夫妻一样踽踽而行。到了地铁桥下的车站，有候车亭和长凳，我坐下再也走不动了。
晚上十点到家，只想躺下。
第9天 一了百了，没有什么再能烦扰我们
六月六日星期五，第九天
小牛降生后的这一个多礼拜，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每天早上睁开眼，仍然迷迷糊糊恍然如梦，肚子还没有长圆怎么就平了下去？床头柜上绿色的机器和一堆小瓶子是干什么用的？我这天天跑医院又是要去看谁？
昨天上午没有睡觉，晚上累得骨头要散架。十点到家想躺一会儿，结果一觉到天亮。梦里遇见有人领着长不大的早产儿散步，我对人叹息，醒来怆然。
下午四点去街对面的药店送处方——出院时医生给开了一些药，同时取了马考夫医生以前开的维生素，医院要我继续吃孕期维生素。
保罗在我出院那天排便两次，便秘缓解。出院后，他精神稍微放松些。等医生跟我们说孩子脑出血有四级，他又紧张了。早上，他问我住院时护士给我的便秘药还有吗，我说有，他要了过去。
几分钟后他上厕所，好像成功了，但意犹未尽。
他说吃我妈做的饭会有便秘问题。怎么会？我妈做的饭有很多蔬菜，我的排便回家后完全恢复正常。他在外面吃什么汉堡、三明治最多给一片生菜叶、一片西红柿、一片酸黄瓜，披萨能有星星点点橄榄碎、蘑菇片就不错了。除了精神压力，他的问题还可能是吃太多“熊（凶）阿姨”（老干妈辣酱），哪顿饭不是一大勺两大勺舀在饭上，红呼呼油汪汪的才过瘾。
他说下班后去医院，大概六点到。
※※※※※※※※※※※※※※
护士雪莉。
五点钟到达尼克由，雪莉正在抽血，脚后跟上扎了一针，挤出一粒小血珠，刮走，再挤，再刮，短如手指、细如葱叶的试管半天都装不满。她揉揉小腿，再挤，再刮。
那么小，能有多少血啊？
保温箱盖是升起来的，常规护理时护士都双手伸进小窗户操作，但如有更复杂的工作，她们会打开箱盖。
雪莉采够血样，开始做常规护理三项，测体温血压、换尿布、吸痰。吸痰时，雪莉一手控制空气开关，一手拿着细细的软管在小牛嘴里、喉咙各处抽吸，小牛张着嘴闭着眼，表情是痛苦的，小脚徒劳地蹬着床，小手在空中比划挣扎。这么小也有痛感，我没忍住，眼泪落下来。
做完护理，雪莉摘了橡皮手套，抓起换下的尿布一起去扔掉。她这一转身，只有我一人在保温箱边，孩子伸手可得，我简直想一把将孩子抱出来，藏在怀里偷跑出医院。不要在这里受罪了，我们俩一起去死吧，死了就轻轻松松、干干净净，什么痛苦都没有了。
对，就这样，用几个布单把他包起来，瞒过走廊上的摄像头，若无其事低头走出内门，从容不迫迈出大门，穿过医院大厅，出了医院就没人管了。过几条街是地铁站，往东南方向坐几站就是康尼岛，能看见浩瀚的大西洋。沙滩上有伸到海里的长长栈桥，我们就从栈桥末端投入大洋的怀抱，一了百了，没有什么再能烦扰我们。
可是，保罗呢？我们死了他怎么办？
“今天你要不要做袋鼠抱？”雪莉打断了我的妄想，“今天要做的话只能做一个小时。”
“要的，”我说，“不过来时我在路上出了很多汗。”
“用点水擦擦干净就行了。”
我照她说的，到走廊扯下卷筒纸简单擦洗了一下。她已经做好前期准备，我一回去就把孩子放在我怀里。小牛的脸贴着我的胸，我听见他细小的鼻息，这微不足道轻柔的呼吸声无比悦耳。让我们留下吧，为了这小夜曲一样的鼻息，我们留在这里一起面对，一起承受吧。
雪莉忙完我这边，并不关闭保温箱，“我的床床脏脏了呀！”她用小孩子稚嫩娇憨的口音说着，把床窝窝拿起扔到护士岛边上的脏衣袋，取来几块干净的蓝白条布单，把三块布单对齐，紧紧地卷起来，弯成u字形放进保温箱，床框出来了；再把两块布单对折后盖在床框上，是为床单；最后把一块白布单对折几次做成枕头，一个干净的床窝窝做好了。所有动作流畅娴熟，一气呵成。
雪莉继承了广东移民的踏实勤快，又学到了美国人的细致认真。
※※※※※※※※※※※※※※
保罗在六点前来了，但已没有时间给他袋鼠抱了。
七点，我想回家，他要等交班后再进去。今天交接班持续了五十分钟，快到八点我们才再次进入。
在休息室等候的时候，已经下班离开的雪莉又返回来告诉我们：“今天那个阿塔拉医生来了两次，专门来看望你们。”
※※※※※※※※※※※※※※
爱神的邮件：“怀孕了还保密，想给你道喜还不接电话？！”
半个多月前，爱神邀我们参加她家的家庭烧烤聚会。我谢绝了。
“怎么，怀孕了？”她以狗仔队的好奇和敏锐立刻做出第一猜测。
“我感冒咳嗽，怕传染给你们。”我确实咳嗽一个多月，白天还好，每晚一躺下就干咳不止，不得不捂着肚子怕震坏了肚里的小牛，为此还去看了一次紧急护理诊所（urgent care，规格比急诊低的紧急救护）。幸好随着天气转暖，咳嗽已近尾声。
她将信将疑。后来我住院时，她打电话到家里，没心眼、不设防的保罗就说漏了嘴。
我没有回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