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孝惠皇后张嫣
注：本文针对史上的孝惠皇后，与小说无关。
****************
在《古今宫闱秘记孝惠张皇后外传》中，记载着汉孝惠张皇后的一诗，全文如下：
系余童稚兮入椒房，默默待年兮远先皇。
命不辰兮先皇逝，抱完璞兮守空床。
徂良宵兮华烛，羡飞鸿兮双翔。
嗟富贵兮奚足娱，不如氓庶之糟糠。
长夜漫漫兮何时旦，照弱影兮明月凉。
聊支颐兮念往昔，若吾舅之在旁。
飘风回而惊觉兮，意忽忽若有亡。
搴罗帐兮拭泪，踪履起兮彷徨。
群鸡杂唱而报曙兮，思吾舅兮裂肝肠。
冀死后之同穴兮，傥觐地下之清光。
公元前163年，她默默地死去，年仅36岁。她没有葬礼，没有墓志碑文，连封号也没有，只是被习惯性地称为孝惠皇后，就连她的坟墓也是简陋而粗鄙的。
诗歌有很大可能是后人托张嫣名所作，但在感性程度上我愿意相信它所描写的那段感情是真正存在过的。透过遥远的时空，想象那个十五岁守寡的少女皇后，是如何在华丽而空洞的椒房殿中，支颐不睡，思念安陵里沉睡着的夫君。
汉做未央，为帝宫。殿椒房，为后殿。
她是这座华丽宫殿的第一个主人。
而这座宫殿，没有迎来真正的男主人。
野史记载，汉文皇帝后元年春三月，张嫣于北宫安静的死去，年三十余，死后，宫女们殓装她的躯体，惊讶的现，做了四年皇后的张嫣，居然还是一个处*女。
中国史上有数个“处*女皇后”，孝惠皇后张嫣，是可信度最高的一个。
想起这个女孩，我经常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一句诗：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绰堕渠沟。
她曾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
她的父亲是赵王张敖，母亲是高祖嫡长女鲁元公主，外婆是中国史上大名赫赫的女主吕后。
多么高贵的身世。
皇帝做外公，皇帝做舅舅，皇帝做夫君。西汉往后唯一可以和她匹敌的便是孝武皇后阿娇，张嫣可能要更好一些，毕竟，她的父亲，曾经是真正的诸侯王。
偏偏，这两个女孩，最后的结局都是幽禁至死，那么的不幸。
阿娇的不幸，在于，她遭逢的是那么一个狠心绝情的男子。
张嫣呢，她的不幸，在于，她的舅舅，和她的夫君，竟是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吕后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思，撮合了这样一段婚姻。世人眼中不可颠覆的伦常，她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堂而皇之，在天下人耳目之前，导演了这样一场闹剧，以骏马十二匹，黄金两万斤的聘征，让自己的儿子迎娶了自己的外孙女。
她是否真的笃信，这样的婚姻，能结缡出幸福之花？
在政治上，吕后无疑是心如铁石的，但是在面对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她无疑是慈爱的。我想，不会有人怀疑，她爱她的儿子，爱她的外孙女吧。
可是，她偏偏这么做了，导致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相互折磨了一生，都不幸福。
刘盈其实是一个好人。对曾经直接威胁过自己的储位的异母弟弟赵王如意，他都曾经贴身相护数月之久，其情真挚。他与鲁元同胞姐弟，共同走过微末患难生死，走到繁华巅峰的未央，姐弟之情深厚，他也曾真心喜爱过这个乖巧可爱的外甥女。
可是，对外甥女的喜爱，和对妻子的喜爱，是不一样的。
刘盈的痛苦在于，他无法把他的这个外甥女，当作他的妻子。
这样的痛苦，缠绕了他最后的四年生命。
十二岁的时候，张嫣嫁入未央，入主椒房，成为大汉的第二任皇后。
独守一生空房的皇后。
她嫁给他的时候，她还太小。不识情爱，也不懂得，他们之间，是怎样一条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鸿沟。
她长成的时候他已死去，留她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在这座大的无边无际的未央宫。
长夜漫漫兮何时旦，照弱影兮明月凉。
她想好好的找一个人爱一场的时候，那个可以爱的人已经不在她的身边了。
聊支颐兮念往昔，若吾舅之在旁。
只好一遍一遍的思念，思念他的眉眼，他的气息，仿若，他还在她的身边。
我想，张嫣其实分不清，那个人，究竟是她的舅舅，还是她的夫君。
女孩子对这些东西在心中的分量，没有男人心中壁垒分明。
不是说伦常这东西对女孩的约束力没有对男子那么大，而是女孩子更看重相处时候的细节，时光的力量滴水穿石，思念可以折磨疯一个人。
她始终都是柔弱的接受着，接受着这段荒唐的婚姻，接受着刘盈消极的抗拒，接受着夫君的逝去，接受着义子的背叛，接受着外祖母的擅权，接受着代王的复辟，接受着……
北宫幽禁的命运。
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那隔绝在记忆之外的，五光十色，语笑嫣然的未央生活，豁然映在心头。
刘盈逝去的往后数十年里，她一遍一遍思念着的，是他们共存的那四年，每一丝欢声，每一道笑语。纵然底色是灰的，但是在生命中占的分量那么重，重到，想忘都忘不掉。他逝去之后，皇后的身份于她就是枷锁，绑着她轻盈的步子，强做出端庄贵重来，十里未央，繁华如斯，是她的囚笼。
回想那共同生活的四年，他固然不曾拿她当妻子看，却对她殷殷关怀。
只是当时的她不知道，这关怀，几分是他给妻子的，几分是她给甥女的。
他荒淫放浪于后宫，只是独独不碰她。
他是她名义上的夫君，是她事实上的舅舅。
但是，当她懂了世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她的夫君的。
这个事实的力量，比所有的伦常都更为有力。
张嫣其实是恨的。
你们都说，他和我的婚姻，是不对的。是泯**常的。可是，当吕后诏告天下的时候，当曹参下聘的时候，当惠帝迎亲的时候，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一声，这是不对的，这场婚姻，不要继续下去了。
你们都不敢站出来，只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心中腹诽。
百姓的接受能力有时候出人的想象。所有人都觉得不对的东西，看着看着很多年，竟也渐渐习惯，觉得正常了。
可是，这个槛，在他的心中，过不去。
于是他放荡于后宫之中，于是她独守椒房。
于是，这个天下人眼睁睁看着生的天大的错误，苦果，最后，只由她一个人吞。
刘盈去世的时候，张嫣一定是哭了。
纵然他们一生都不亲近，只要他还在未央，还在那里，她就是安心的。
但是他悄悄的死去了，于是她四顾茫然，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他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
当一个男人把你生命中舅舅和夫君两个最重要的男性角色占尽了，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他更重要？
更何况，他是那么好，那么好的一个人。
她知道她不该爱他，依赖他，因为他不仅是她的夫君，还是她的舅舅，这样的关系太尴尬。可是在繁华空洞的未央，她唯一熟悉的男子只有他。他总是温柔的笑，眉眼间却藏着忧郁，清俊的容颜皱着眉，好看的像一阵风。
可她总是怀念，梦中的那个朗声大笑的，将她抛起在空中，在接住的舅舅。
那时候，她还很小很小。
他还不是她夫君，他只是她舅舅。
年岁渐长，他们却再也回不去了。
没关系，我们还有未来。她安慰自己。
等我长的足够大了，……舅舅，你肯不肯回过头来看我。
人们总是抱怨，和九重宫阙里的贵人太遥远，不熟悉。我却抱怨，我和你太熟悉，走不出一条新的路。
她将长成未长成的时候，外祖母为了她能产下有吕氏血脉的嫡皇子，逼着惠帝于她同房，那时候，他总是让她先睡下，然后独自一人坐在帐中，清醒着坐到天亮。
但那已经是他们最接近的时候了。
心的亲近其实有时候不一定非要肌肤相接。有时候一直守在身边就好。
那时候，她心中一定是宁静安心的了。
她十六岁的时候，惠帝逝世，时年二十四。
那实在是一个太年轻的年纪。
知道什么叫万念俱灰么？
这便叫万念俱灰了。
无论之前他们是多么的为难，幸福是多么渺茫，只要他还活着，未来就有无限可能。可是，他不在了，一切就都苍白无力了。
她爱刘盈么？
自然是爱的。
只是这爱里，掺杂了太多成分。多年之后，她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的爱着他。
幼年的时候，她仰望着他，觉得舅舅是天底下除了父亲之外最伟大的人。
十二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他，困惑着不了解这样身份的改变。
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是这天底下，距离最近又最远的人。
是天下最温馨又最无望的夫妻。
最繁华又最贫瘠的两个人。
她甚至不能真正去恨他，虽然他放浪形骸。因为伦常是一座彼此都无力面对的山。
谁都越不过去。
她十六岁的时候，他死了。
山崩了，以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形式。
于是，在心里某个旁人看不见的角落，有一部分的她，也跟着死去。
从此后，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寡妇。
再尊贵，也是可怜人。
他死后，她默默无闻，依照外祖母的意思，做椒房殿里傀儡的皇后。
八年里，她一次又一次的救下了刘姓诸人。八年后，刘姓诸人都或有或无的忘记了她。
她眼睁睁看着他的孩子被屠戮，却无法相救。她救遍了亲近的不亲近的刘姓诸子，却无法救他的子孙，她想，不如你们把我也给杀了吧。可是偏偏没有，她被迁往北宫，不再是太后，连皇后名分都不被承认。
她一次次中夜惊醒，辗转难免，思念着从前的时光，和那段时光里陪着她的人，她的夫君，她的……舅舅。
他死后，舅舅或者夫君的意义都已经被淡化，这才能无所顾忌的回忆。
回忆欢畅淋漓的幼年，以及华美困惑的少女时光，孤寂而无望的青年，以及冷落忧郁的北宫生涯。
未央宫中，此起彼伏，那关我什么事情呢？
她只想静静的思念他，思考，他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北宫之中，树木森森。她死去的时候她的眼角一定是有泪的了。那时候，她可想起了她的舅舅？她在心里唤的，是她的舅舅，还是她的夫君？
泪下嫣然。
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後，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馀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恆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徵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酖，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齐内史士说王曰：「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馀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於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尊公主为王太后。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封齐悼惠王子章为硃虚侯，以吕禄女妻之。齐丞相寿为平定侯。少府延为梧侯。乃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张买为南宫侯。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後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续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十一月，吕王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为王。三年，无事。四年，封吕嬃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轵侯朝为常山王。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夏，赦天下。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受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於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後，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讬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太后女弟吕嬃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後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敖赐谥为鲁元王。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原守代边。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後，国除。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
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
硃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居长安。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硃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兵西，诛诸吕而立。硃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中。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汉闻之，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吕禄、吕产欲乱关中，内惮绛侯、硃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
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籓，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
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襢，为刘氏左襢。」军中皆左衤亶为刘氏。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
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硃虚侯佐太尉。太尉令硃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硃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硃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馀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餔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
硃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硃虚侯。硃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硃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硃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硃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後，及诸王，以彊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後乘六乘传。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後听。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泽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於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高祖犹微，吕氏作妃。及正轩掖，潜用福威。志怀安忍，性挟猜疑。置鸩齐悼，残彘戚姬。孝惠崩殒，其哭不悲。诸吕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祸盈斯验，苍狗为菑。
前汉书：高后纪第三
高皇后吕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吕后为太后。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语在《外戚传》。
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二月，赐民爵，户一级。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秋，桃李华。
二年春，诏曰：「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弟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谨与绛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颍阴侯臣婴、安国侯臣陵等议：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请臧高庙。」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蚀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铢钱。
三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秋，星昼见。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诏曰：「凡有天下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守祭祀，不可属天下。其议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为天下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顿奉诏。」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为皇帝。
五年春，南粤王尉佗自称南武帝。秋八月，淮阳王强薨。九月，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六年春，星昼见。夏四月，赦天下。秩长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长陵。匈奴寇狄道，攻阿阳。行五分钱。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春正月丁丑，赵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蚀之，既。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诏曰：「昭灵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号谥不称，其议尊号。」丞相臣平等请尊昭灵夫人曰昭灵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赵王恢自杀。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盗长沙，遣隆虑侯灶将兵击之。
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
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时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在京师，以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告兄齐王，令兵西。章欲与太尉勃、丞相平为内应，以诛诸吕。齐王遂兵，又诈琅邪王泽其国兵，并将而西。产、禄等遣大将军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使人谕齐王与连和，待吕氏变而共诛之。
太尉勃与丞相平谋，以曲周侯郦商子寄与禄善，使人劫商令寄绐说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王，诸侯王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国守籓，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何不归将军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亦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禄然其计，使人报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禄信寄，与俱出游，过其姑吕嬃。嬃怒曰：「汝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无为它人守也！」
八月庚申，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平阳侯窋闻其语，驰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勃复令郦寄、典客刘揭说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禄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勃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丞相平召硃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内相国产殿门。产不知禄已去北军，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内，徘徊往来。平阳侯驰语太尉勃，勃尚恐不胜，未敢诵言诛之，乃谓硃虚侯章曰：「急入宫卫帝。」章从勃请卒千人，入未央宫掖门，见产廷中。餔时，遂击产，产走。天大风，从官乱，莫敢斗者。逐产，杀之郎中府吏舍厕中。
章已杀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载，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入北军，复报太尉勃。勃起拜贺章，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辛酉，斩吕禄，笞杀吕嬃。分部悉捕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语在周勃、高五王《传》。
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前汉书：文帝纪第四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硃虚侯刘章等共诛之，谋立代王。语在《高后纪》、《高五王传》。
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皆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袒左，为刘氏，畔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已下皆迎。昌还报，代王乃进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
闰月己酉，入代邸。群臣从至，上议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硃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议，大王高皇帝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弗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群臣以次侍。使太仆婴、东牟侯兴居先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见于高庙。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诏曰：「前昌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遣将军灌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平与太尉勃等谋夺产等军。硃虚侯章先捕斩产。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揭夺吕禄印。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请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也。诏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体。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且千岁，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楚元王交薨。
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
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诏曰：「方大臣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已得保宗庙。以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颖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驷钧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薨。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Bo4F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Bo5o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曰：「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辟强为河间王，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因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蚀之。
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十二月，太尉颖阴侯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杀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乃反，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居，去来者，亦赦之。」八月，虏济北王兴居，自杀。赦诸与兴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婴薨。
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
秋九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
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
作顾成庙。
五月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
六年冬十月，桃、李华。
十一月，淮南王长谋反，废迁蜀严重，死雍。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
有长星出于东方。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
将军薄昭死。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还。
夏六月，梁王揖薨。
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
春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
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
三月，除关，无用传。
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夏，除秘祝，语在《郊祀志》。
五月，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卯。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建成侯董赫、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匈奴走。
春，诏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公孙臣明服色，新垣平设五庙，语在《郊祀志》。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
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语在《晁错传》。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
五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
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后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
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
二年夏，行幸雍棫阳宫。
六月，代王参薨。匈奴和亲。诏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彻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蚀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
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人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仓庚以振民，民得卖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皆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士将军，近县卒万六千人，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乙巳，葬霸陵。
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浅析古代帝后服饰发展
《司服》载: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这里提到的公与天子,虽可同服衮冕,侯伯可同服鷩冕,但它们仍有诸多明显的区别。如王所戴冕冠：前后共24旒,每旒12玉,计288颗；而公则前后用18旒,每旒9玉,计162颗。侯、伯则依次递减。而章纹在冕服等级的区分上,大抵与冕旒数目相配；其中,尤以十二章为贵。所谓十二章,是指古代帝王服饰上的12种图像、纹样。它依次分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各章均有各自特定的含意和文化意蕴。例如,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光明之意；山,取其人的仰望和其稳重之义；龙,取其应变之意；华虫(一种雉鸟),取其文丽之义；宗彝(一种祭礼器皿、画有一虎一蜼),取其忠孝之意；藻(水草),取其洁净之义；火,取其光明之意；粉米（白米）,取其滋养之义;黼(斧形),取其决断之意；黻？,两弓相背),取其明辨之义。
由此可见,这十二纹章的图案,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意识。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符号,它们既是天地万物之间主宰一切、凌驾其上的最高权力的象征,亦是帝王们特定的服饰文化心态(赏用性)和价值取向（追求政治上的"威慑效应"、"轰动效应",政治需求高于生理需求）的形象化反映。周代冕服除十二章以外,下分九章、七章、五章、三章等不同规制和格式。具体而言,天子在最隆重的场合,可服用有十二章图案的冕服（周代以前用十二章,周代因日、月、星三章图形被画于旌旗上,所以不再施于衣服之上）。公可服用自上而下的九章图案冕33服;侯可服用由华虫以下的七章图案冕服；卿、大夫可服用由粉米以下的三章图案冕服。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纱。这六种服饰(其中,素纱为六服的衬里)的形制大致相同,均为上衣下裳相连属的袍式,其本意喻杳王后妇人对帝王忠贞专一不二之义。广袖、领、袖加缘；穿服时再配以大带、蔽膝和舄(还有玉饰),而局(扇,即绸缎面鞋,鞋底加术,以防泥湿（古以此鞋为最尊贵)，颜色随衣色。就图案与颜色而论,六种服饰互有区别。
从上述冕服制度所规定的界限和严格的等级差别中,可以看出周礼对服饰制度、服饰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之巨。此外还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望其章而知其势位"这一古代政治文化生活的特殊含义。冕服制度始于周,不仅为周代统治者广泛采用,而且对后世的帝王服饰和服饰文化亦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周代以后,随着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时代的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展和进步,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各朝代冕服的规制、服用制度,用料、着色、质地等,亦因时而异。为了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这一特定的服饰文化展变化的轮廓,下面分时期予以论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诸侯迭起,七雄相争,周王室衰微至极,早已名存实亡。七国各自为政,礼乐多有减损。由于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争战不停、战乱不止,故这时的史籍所载,多为谋士集策和各国战乱不休之事。至于礼冕之服,却很少记叙流传,迄今只见有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保持冕礼形制的零星点滴记载。
秦汉时期
到了秦代,历史生了巨大的变革。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随之,秦王朝统治者制定了一整套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法制－－即秦人从生产到生活、从行动到思想"皆有法式"的一套封建集权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有关规定,秦代先取消了礼乐;在服制上,废止了"六冕制度",即废弃了如前所述的大裘、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等六种冕服服制。
传说只保留了在冕服典礼上用于最轻的小祀所用的、又在群臣中也是最低一级服用的元冕(即玄冕),但在何种场合怎样使用,却没有具体的记载。另外,据说秦代帝王在行郊礼时皆服袀玄之衣。《后汉书·舆服志》有这样的记叙：秦以战国接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所谓袀衣,即上下衣裳皆为玄色。又据《独断》载："袀,绀缯。"班固也说:"袀,皂也。"并称上下都为黑色。表明秦代帝王在行祀郊礼时,所服用的袀服,有别于前代冕服的"上玄下纁"的形制和制度的规定。
自秦灭礼乐,废六冕始,到东汉孝明帝以前,2oo多年的时间里,秦以前帝王、百官凡遇祭祀、登基、婚礼、朝会、册封、巡幸等庄重场合,服用的冕服,究竟如何,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述。虽传说秦代曾保留过玄冕之服,但怎样使用,以什么规制出现,没有更多的文献和史料以为佐证。另据东汉早期东平苍议南北郊冕服所说:"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但由此可见当时汉高祖刘邦在祀祖时,戴的是长冠而不是冕冠。到了汉明帝时,甚至连冕服的各项规章制度也不十分清晰了。晋代挚虞的《诀疑要注》云："明帝案古文,依图书复制衮冕,火、龙、黼黻之服以奉郊庙。"说明在这一时期,冕服并未作为一种法定的服饰。
冕服的真正恢复和正式使用,是东汉孝明帝永平二年的事。据蔡邕《独断》云：汉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诏有司采《尚书·皋陶谟》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襄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於其端是为十二旒,组缨如其绶之色。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五珠；卿、大夫七旒,黑五珠；皆有前无后；组缨各视其绶之色,旁垂黄纩当当耳。郊天地、祠宗庙、祀35明堂则冠之。
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冕板的规格较《周官》、《礼记》中所载的广八寸、长尺六寸小了一些。但有些文献也有不同记载,例如《汉礼器制度》和阮谌的《三礼图》便云:"皆做冕板广八寸,长尺六寸。"可见此与周制相符。但是,记叙的不同却是冕旒有前无后。而
《汉礼器制度》说:冕旒还是前后都有,此又与《独断》之说相悖。好在这个问题在山东出土的画像石中得到了解决,画像石中有二人戴冕旒者,其形制均作前后冕旒之状,这就证明《汉礼器制度》的记述,是正确可信的,并与实际情况相符。然而,汉代文献中记载的冕服与前代所述冕服的明显不同,在于冕旒前后的长短上。按周代之制,冕旒前后的长短一致,而汉制冕旒是前长而后短。究其原因,则与汉代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和服饰文化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秦汉时期，秦汉皇帝为表示受命于天,在建立新王朝后,便依据五德终始说改定正朔,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服色制度。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自以为获水德,于是服色尚黑。西汉初年沿袭秦制,但服色却崇尚赤色。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时,曾采纳司马迁等人的建议,颁行"太初历",于是服色又尚黄。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式定为火德,服色则改为尚赤。如果按阴阳五行之说,南方主火,南为"朱雀",故尚赤;又,皇帝登极,天子皆面南而坐的原因,故冕旒前面甚长(朝南之向)而后短(北向)。这正与东汉统治者自以为获火德的心态相吻合。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时期,冕服的样式、规制,大致沿袭汉代的制度,所不同的是：在冕服的章纹方面,按魏制,天子的衣裳章纹,皆用刺绣制作,群臣用织成的章纹图案。
到了晋代,冕服较汉魏小有改动,主36要是将冕綖加于通天冠上,上衣下裳的颜色则分别采用皂色和绛色。
又据《晋书》记载,"冕饰以翡翠珊瑚柔杂珠",而"冕旒用白玉珠"。这些记述表明,当时垂旒所用的珠饰甚杂。在冕旒的使用上,其具体规定为：王公八旒,卿七旒。而冕服的其它规制却与前代并无多大区别。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政权交相更迭,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融合的局面,南北对峙,国号朝立夕改。在这种政治局面甚为混乱的状况下,其服制的变化也颇多、颇繁:宋齐时,冕服制度仍袭魏晋之制；梁陈时,对冕服的规制作了更易和改动,具体而言,按梁制仍用介帻通天冠,上覆冕綖,前垂四寸,后垂三寸,垂门玉珠十二旒,其长齐肩,衣裳十二章,其它黄广纩珫铒以玉瑱及素带等同,赤皮为韠(此时改韧韍为韠),赤舄,佩白玉,垂朱黄大绶,革带,带剑。陈依梁制,略有增减。
皇太子衮衣九章,诸侯等助祭时,皆用平冕九旒,青玉珠,有前无后,画山、龙以下九章,五彩大佩,赤舄绚履。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562年)时,制为天子平冕黑介帻,垂白珠十二旒,用五彩玉,衮服皂衣绛裳,十二章，绲带,朱韍,佩白玉,带鹿卢剑,黄赤大小绶,赤舄。皇太子的平冕则是黑介帻,垂九旒白珠。这时冕服种类最多的要算是北周。当时,冕制繁多,仅天子就有十二种冕服,有苍冕、青冕、朱冕、黄冕、素冕、元冕、象冕、鷩冕、衮冕等主要冕服服式。其使用的仪礼与规制,据《通典》记载：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冕。祀昊天则苍冕,五帝各随其方色朝日用青冕,夕月用素冕,地祗用黄冕,神州社稷用元冕,享先王加元服笄用象冕,享先帝食三老耕籍等以衮冕,视朝大射等以山冕,视朝临法门适宴等以鷩冕。冕服均服十二章,六章在衣,六章在裳,衮冕九章,山冕八章,鷩冕七章,通用十二疏。除天子十二种冕服外,公、诸侯、伯、子、男、37上大夫、下大夫、士服用方方冕、衮冕、山冕、鷩冕、火冕、毳冕；三公又有祀冕、火冕、毳冕、藻冕、绣冕。还以冕及章数分别其差降,细分为九章、八章、七章、六章、五章、四章、三章等,以示区别。
公元579年,北周宣帝传位于太子后,自称天元皇帝,冕旒之数,加至二十四旒,前后共计四十八旒。据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冕服样式与规制,因大改古制而变得杂乱无章,几乎到了无制可循的程度。隋唐时期隋朝统一全国之后,其服制又有修订、更改；冕制的标准则"窃见后周制冕"。据《隋书·仪礼志》记载:隋文帝制定舆服之制,令衮冕为垂白玉珠十二旒,以组为缨,其颜色与所佩之绶一致,用？纩充耳,并配以玉笄,玄衣,纁裳。衣的章纹依次用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常用藻、粉、米、黼黻四章。革带,大带,素带朱里，外面上朱下绿缘于带边。韍则随裳色,用龙、火、山三章。鹿卢玉具剑,火珠镖盲。垂白玉双佩,六采双大绶和与大绶颜色相同的双小绶之间施三玉环。
资治通监：汉记 卷013 节选
起阏逢摄提格，尽昭阳大渊献，凡十年。
高皇后元年（甲寅，公元前一八七年）
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绦侯曰；「始与高帝□疌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於地下乎？」陈平、降侯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决事。太后怨赵尧为赵隐王谋，乃抵尧罪。上党守任敖尝为沛狱吏，有德於太后，乃以为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兄周吕令武侯泽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夏，四月，鲁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张偃为鲁王，谥公主曰鲁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
太后欲王吕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使大谒者张释风大臣。大臣乃请立悼武王长子郦侯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国。
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
秋，桃、李华。
高皇后二年（乙卯，公元前一八六年）
冬，十一月，吕肃王台薨。
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为上邳侯，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令入宿卫，又以吕禄女妻章。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
行八铢钱。
癸丑，立襄成侯山为恒山王，更名义。
高皇后三年（丙辰，公元前一八五年）
夏，江水、汉水溢，流四千余家。
秋，星昼见。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溢，流八百余家。
高皇后四年（丁巳，公元前一八四年）
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为昌平侯。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为临光侯。
少帝浸长，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後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太后闻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见。太后语群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乱，不能继嗣治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奉诏。」遂废帝，幽杀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轵侯朝为恒山王。
是岁，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
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後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高皇后五年（戊午，公元前一八三年）
春，佗自称南越武帝，兵攻长沙，败数县而去。
秋，八月，淮阳怀王强薨，以壶关侯武为淮阳王。
九月，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初令戍卒岁更。
高皇后六年（己未，公元前一八二年）
冬，十月，太后以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十一月，立肃王弟产为吕王。
春，星昼见。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虚侯章弟兴居为东牟侯，亦入宿卫。
匈奴寇狄道，攻阿阳。
行五分钱。
宣平侯张敖卒，赐谥曰鲁元王。
高皇后七年（庚申，公元前一八一年）
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春，正月，太后召赵幽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後，弗爱，爱他姬。诸吕女怒，去，谗之於太后曰：「王言『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後，吾必击之。』」太后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得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丁丑，赵王饿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塚次。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为济川王。
吕嬃女为将军、营陵侯刘泽妻。泽者，高祖从祖昆弟也。齐人田生为之说大谒者张卿曰：「诸吕之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最长；今卿言太后王之，吕氏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齐之琅邪郡封泽为琅邪王。
赵王恢之徙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六月，王不胜悲愤，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是时，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太后燕饮，太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请为《耕田歌》，太后许之。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後，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6贾往，直入坐，而陈丞相不见。6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6生曰：「足下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6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绦侯，绦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因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绦侯寿，厚具乐饮；太尉报亦如之。两人深相结，吕氏诸益衰。陈平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6生为饮食费。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之，愿守代边。太后乃立兄子吕禄为赵王，追尊禄父建成康侯释之为赵昭王。
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国除。
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击南越。
高皇后八年（辛酉，公元前一八零年）
冬，十月，辛丑，立吕肃王子东平侯通为燕王，封通弟庄为东平侯。
三月，太后示犮，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撠太后掖，忽不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太后遂病掖伤。太后为外孙鲁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王。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以其劝王诸吕，赏之也。
江、汉水溢，流万余家。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太后诫产、禄曰：「吕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遗诏：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高後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
诸吕欲为乱，畏大臣绦、灌等，未敢。朱虚侯以吕禄女为妇，故知其谋，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立齐王为帝。齐王乃与其舅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兵。齐相召平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闻之，乃卒卫王宫。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之。勃既将兵，遂围相府，召平自杀。於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琅邪王信之，西驰见齐王。齐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琅邪国兵，并将之。琅邪王说齐王曰：「大王，高皇帝适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於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济南。遗诸侯王书，陈诸吕之罪，欲举兵诛之。相国吕产等闻之，乃遣颖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至荥阳，谋曰：「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内惮绦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及鲁王张偃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也。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太尉绦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绦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後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籓，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
九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且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驰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况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军，吕禄已去。太尉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太尉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丞相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至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公言诛之，乃谓朱虚侯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见产廷中。日食甫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朱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其节，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张偃。戊辰，徙济川王王梁。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举兵，使使召魏勃至，责问之。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灌婴兵亦罢荥阳归。
班固赞曰：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後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後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王，高帝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况以仁孝闻天下乎！」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疌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阳、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绦侯，绦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从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
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长安，舍代邸，群臣从至邸。丞相陈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帝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子，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释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於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还坐前殿，夜，下诏书赦天下。
《史记》张偃为鲁王谬误
《史记》以“鲁元王”称张偃者有三：
一、《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
二、《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张敖，高后六年薨。子偃为鲁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为鲁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诸吕无道，大臣诛之，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信诸侯。孝文帝即位，复封故鲁元王偃为南宫侯，续张氏。
三、《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汉惠帝）七年初置鲁国，（高后元年）四月，元王张偃元年。梁玉绳云：“‘元王’当作‘初王’”。
《史记》数称张偃为鲁元王，然其子何敢用其父其母之谥号耶？大惑读书人之智，故不敢轻从“鲁元公主”谥号之说。
然汉孝文帝即位，张偃废为南宫侯，乃以此爵终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张偃薨后谥“共”，是为“南宫共侯”，何以称“鲁元王”？
《汉书·张耳陈馀传第二》：后六年，宣平侯敖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鲁王，以母为太后故也。又怜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妇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废鲁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复封故鲁王偃为南宫侯。
《史记》作“鲁元王”之处《汉书》皆作“鲁王”，且不记张敖赐谥为鲁元王之事。何故？班固依《史记》擅行删改乎？余不敢妄断。梁玉绳每见《史记》中言张偃为“鲁元王”之处，辄曰“衍文”，不足以服人也。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云：
廿二、丞相上鲁御史书言，鲁侯居长安，请得买马关中。·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52o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521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522
二年律令之年，学者多论，然其下限在吕后二年，当属不易也。
汉初尚有别家称“鲁侯”，奚涓也。涓随刘邦起事，侯四千八百户，死事，高祖六年封其母疵代为鲁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疵”作“底”，且改封重平侯，故治在山东陵县东北。高后五年疵薨、国除。母疵何年改封重平侯，不知。盖因鲁元公主得汤沐而改封。其地，据《地理志》即春秋鲁国、秦时薛郡之地。然高祖时薛郡之地属楚国，鲁元公主之汤沐邑乃为薛郡之鲁县，今之曲阜，当夺之于母疵之旧领。吕后未尝夺楚国之薛郡以封张偃，张偃之鲁国当以齐王所献城阳郡为本，全祖望以为城阳郡，古莒国之地。
《二年律令》所称之鲁侯，居于长安，可享买马关中之特权，母疵贵不及于此也。且《吕太后本纪》云：“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故《二年律令》所称之鲁侯，必为张偃无疑。《津关令》中不称“鲁王”而称“鲁侯”，可知吕后二年张偃未得封王也。《史记》（高后元年）“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至于“张买为南宫侯。”段，梁玉绳云：“博城侯下忽插入公主之薨，张偃之王，刘章之侯。更觉不伦。史公叙事，何若是之倒乱哉？余谓‘鲁元公主薨’二十六字当在‘南宫侯’句下，盖偃与孝惠子同王也。”梁玉绳察张偃封王语次之失，甚是，然其未见《二年律令》，张偃当与高祖功臣同列为侯也。
传本《史记》未记张偃于母薨之时仅为鲁侯，其父死时尚升为鲁王之事实，径称张偃为“鲁元王”，此大谬，绝不可信。
《张耳陈余传》说张敖死在高后六年，《吕后本纪》言张敖死在高后七年，此又有异论也。《史记》注集解云，张敖谥武侯。先谥宣平武侯，后追谥鲁元王乎？
愚以为张敖死当在高后六年，《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张敖）九年封（宣平侯），十七年薨”在公元前182年，亦为高后六年。时其子尚为鲁侯，故张敖以己爵享“武”谥。高后七年，张偃升鲁王，其父追赠“鲁元王”则可解之。
《吕太后本纪》盖误张敖追赠“鲁元王”之年为其薨年，其误一；《张耳陈馀列传》以张敖薨后张偃方立为鲁王，其误二；数称张偃为鲁元王，则误三矣，《史记》之言可弃之。
以是观之，其事本末如下：
高祖六年，鲁侯奚涓薨，封其母疵代为鲁侯。其后鲁元公主得汤沐邑于鲁。盖因此而转封母疵为重平侯。
惠帝二年，齐悼惠王献城阳郡，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以媚吕后。鲁元公主称太后之始。
惠帝四年冬十月壬寅，惠帝立鲁元公主与张敖之女张氏为皇后。
高后元年四月，鲁元公主薨，谥为“元”，是为“鲁元太后”。其子张偃承母之汤沐邑，建鲁国，称鲁侯。高后五年，重平侯母疵薨，国除。
高后六年，宣平侯张敖卒，以其侯爵乃谥“武”，是为“宣平武侯”。
高后七年，鲁侯张偃升为鲁王，且立乐昌侯张寿、信都侯张侈辅之，其父张敖以妻以子之故，追赠谥为“鲁元王”。
文帝元年，张偃废为南宫侯，以是爵终老，谥“共”，是为“南宫共侯”。生前死后断不得称“鲁元王”。
《史记》以张偃为“鲁元王”，或为《史记》传抄之误，或为司马迁本人之误，不可从。
“安刘必勃”的谎言
[摘要]:本文通过对“安刘必勃”这个遗言真实性的质疑，重新研究汉朝“诛吕安刘”这段历史，得出吕氏欲危刘氏纯粹是周勃等人的诬陷，“诛吕安刘”实则就是功臣集团为权利，利用诸刘争位动的一场夺权政变。“安刘必勃”的遗言也是汉文帝为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伪造出来的。另外本文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得出周勃实际并不厚重，“诛吕”也是因人成事而已。
[关键词]:周勃诛吕安刘厚重
周勃作为大汉再世功臣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其“厚重少文”的个人品质更是名扬万里，横贯古今。这一切无不是缘于刘邦临死前的一段评价，汉十二年刘邦平英布，被流矢所中，病危，吕后问计曰：“‘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1）。
这段材料不但被汉书作者班固在其《高帝纪》上照搬，而且在《张陈王周传》赞中大肆宣扬，鼓吹刘邦的高瞻远扬，知人善用。
但是今分析之却现这段材料有多种可疑之处，联系汉初历史现不但周勃并不“厚重”，并且“安刘必勃”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一：“安刘必勃”的疑问
对刘邦“安刘必勃”这段遗言，早就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学者嘉泉，碧波在其《“安刘必勃”辩》一文中从刘邦为人以及“安刘”的确切含义，提出三疑：疑一，刘邦明知道吕后是“安刘”的潜在敌人，还叫她重用周勃“安刘”；疑二，吕后怎么会容忍一个“安刘危吕”的周勃当太尉，致使后来的史实与刘邦遗言完全合拍；疑三，周勃是刘邦点出安刘大将，吕后为什么没有丝毫触动（2）。嘉泉先生等已经理出“安刘必勃”可疑之处，但是却纠缠于刘邦的主观意图以及怎么样才算安刘，过于主观臆断，以致遭到其他学者的反驳（3）。
这里我们从几个客观事实来分析遗言的可疑之处。
一：根据史记记载，刘邦死后一年，萧何病重，孝惠帝看望萧何，“因问曰：‘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4）。
从这里看孝惠帝在萧何病的时候对继承丞相的人选，提都没有提过刘邦的遗言，反而去问萧何意见。而当时离刘邦死不足一年，刘邦的遗言连参考价值都没有，令人不解！
二：关于刘邦遗言最大的漏洞就是年龄的问题。
根据史料我们知道刘邦死的时候六十三岁，而王陵“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5），也就是说当时王陵的年纪大于刘邦，早就老矣。曹参虽不知道其确定年龄，但亦不会大过刘邦。从曹参指挥作战中，常有身先士卒，斩敌大将的记录，推测应该以壮年居多。
这里就有疑问了，吕后问丞相继承人选，明显是指萧何死后，曹参继承，曹参死后，王陵继承这样一个顺序。既然王陵的年纪远大于曹参，刘邦怎么可以肯定曹参比王陵早死？如果说萧何因为在刘邦死前就表现出身体不好，刘邦可以推测他死于曹参，王陵前。但是曹参却死于孝惠帝六年，而王陵未死，这似乎不是刘邦可以预测的。
有人认为这个排名的顺序是能力的排名，恰好又是去世的顺序，所以才显得这么不可想象。但是此说并不正确，王陵从一贯表现并看不出是仅次于萧何，曹参的能力。实际上汉初的丞相的担当主要是功劳的大小资历的排名以及各个势力的妥协。如果说这个顺序是能力的排名，明显王陵能力不足，而陈平却资历不够。关于陈平当上丞相更非刘邦遗言，而是吕后妥协各个势力的缘故，这些不可能是刘邦事前可以预料的。
而这一切像预言一样全部实现，只能是后世的编造，刘邦不是神仙，故不可能这么料事如神。这个遗言实质上就是马后炮，只能是后人根据即定事实伪造的。
三：从事实上看只要吕后活着，不论是周勃还是其他功臣都不能“诛吕安刘”。而“诛吕安刘”都是生在吕后死后，刘邦又怎么能肯定周勃死在吕后之后而提出“安刘必勃”呢？
由上所述，我们现不论是主观情理上还是客观事实上，刘邦都不可能说这样的遗言。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断定这个遗言出自后人伪造。
二：周勃的人品论述
既然刘邦评价周勃“厚重少文”出自伪造，那么究竟周勃是否“厚重少文”呢？关于周勃“少文”史记有生动的描写“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6），但是厚重却无实质描写，我们从史料几则事例来看周勃是否厚重！
汉二年，陈平投靠刘邦，刘邦知其才能，复以原职，众将对此不以为然，纷纷劝鉴，但是刘邦依然任用之。这时史记记载：“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原王察之。’”（7）。绛侯即周勃。此事经学者孙玉太考证“陈平受金之事有之，而盗嫂之名，纯属他人诬陷”（8）。这诬陷之人正是是周勃和灌婴，他们这无中生有的诬陷不但差点使刘邦痛失英才，还使得陈平背上千年恶名（9）。
汉文帝时期，文帝任贾谊公卿。“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1o）。
翻遍史书我们看不到周勃有进忠言，良言的记录，偏偏有史可查的两次进言都是诬陷和打击异己，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厚重吗？
另外一则材料“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11）。当时军情十万火急，周勃作为太尉，却因为主上的好恶而不敢汇报军情，以致十馀日后，忠心耿耿的樊哙冲进纳言。史记独独提周勃和灌婴不敢入，可见其人之滑头，为小家不顾大局是一向本色，根本就和厚重的品质丝毫不沾边！
淮阴侯韩信软禁在长安时，也是看不起周勃的，“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12）。虽然不知道韩信看不起周勃和灌婴的缘故，但是史书又是仅仅提两人，可见在韩信心里对周勃和灌婴是最看不上眼的，很可能就是两人小人本色，才让韩信如此不齿！
周勃在当上丞相时，立刻就露出得意忘形，气高趾扬的小人嘴脸，“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13），以致遭到袁盎的非议，而周勃的表现是“已而绛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兒廷毁我！’盎遂不谢”（14）。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上曾经介绍过袁盎此人，袁盎是当时公认很正直，很正派的人，当然不存在毁周勃。而周勃却把个人得失看的重于一切，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却怨恨袁盎向皇帝进忠言！亦可见其人非厚重。
周勃入狱的材料也显示其人屈于权势的本性。汉文帝四年，周勃被人告谋反而入狱，“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15），出狱后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16）。相比同时期人士，可以说风骨全无。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周勃实际并不厚重，不过一个圆滑，咸谗，避害趋利，屈于权势的小人矣！
三：从周勃的能力看刘邦对其的安排
周勃因为刘邦的评价（伪造），不但个人品质受到后世的赞誉，连个人能力也被无限拔高。后世称其为大将之才，甚至认为是可以独当一面仅次于韩信的汉初名将。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相比较和他经常列在一起的灌婴，周勃作战能力亦不如也。
周勃是最早跟从刘邦起兵的亲信之一，颇受刘邦信任。在起兵之初不久就被赐爵五大夫，在刘邦进入关中后，周勃是先封侯的五人之一，可见其地位之尊。考察周勃这段时间的战绩，基本都是以冲锋陷阵为主，如破城先登；如得单父令。都是以勇武著称，并未有什么指挥才能和特别功绩。这点比起曹参等亲自指挥作战的将领是有一定差距的。
刘邦入汉中，升周勃为将军。周勃开始自己的指挥生涯，东征西战。从刘邦定三秦到楚汉战争。周勃的战绩比着同时期的曹参，灌婴，郦商，樊哙，靳歙，丁复等将军似乎很不显眼，几乎楚汉战争中的几次大战，除了最后垓下之战，周勃指挥后军接应外，其他大战几乎都没有其踪影。功臣表中对周勃的功绩简述如下：“定陇西,击项羽,守峣关,定泗水，东海”（17）。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周勃在楚汉时期的作为如下：
一：围章邯于废丘
汉二年三月，刘邦带领五十六万大军东伐楚，几乎倾巢而出。而关中只留下萧何管理，郦商转战关中各部，而周勃则负责最重要的围章邯于废丘。一直到六月刘邦灌水淹废丘。
二：东守峣关，还守敖仓
峣关是关中南大门武关西边的一个最要关口，史记索隐引太康地理志“武关当冠军县西，峣关在武关西也”（18）。敖仓则位于荥阳附近的秦朝最要的粮食囤积处。显然周勃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防守。
三：垓下之战指挥后军以及定楚地泗水、东海郡
从上面周勃的作战安排以及功绩，我们可以推测出刘邦对其能力的评估。恐怕刘邦并不看好周勃的能力，而信任其人，故安排周勃处于重要的位置，但都是防守，属于不需要多大能力，但是一定要忠心性的任务。
从战绩上看，周勃围章邯于废丘近一年的时间，却未能拿下。而刘邦回师立刻拿下（刘邦彭城残败，还从关中拉走大量兵力到前线，回关中对付章邯的兵力想必不多），可见周勃作战能力的平庸。另外周勃定楚地泗、东海郡是在项羽死后，此事好比刘邦派卢绾进攻临江王，明显属于为其亲信捞战功，既轻松又积累战功。周勃在汉朝建立后，封侯户数八千一百户。仅次于刘泽，曹参，张良，其中刘泽纯粹因为是刘邦亲戚，曹参，张良当之无愧。而周勃无这么高的功绩却占据第四，明显有刘邦偏心的成分。
汉朝建立后，周勃以太尉（最高军事总长）的身份参与平韩王信，击陈豨，平卢绾。此三战，前两战都是刘邦亲自指挥大局，后一战也是由樊哙破，后来才由周勃接任。从这三战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刘邦对周勃的信任而非其有什么优秀的能力。而后来周勃为文帝丞相与陈平那段答对更是体现其不文不武，不学无术的特点。
为什么周勃并不具备什么能力，而刘邦屡屡负以大任呢？想必如史记所说“勃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也就是周勃是个粗鲁人，没有多少心计能力者，没有多少人格魅力，又是最早跟随刘邦起兵的老乡，故刘邦感到放心。从上面谈到周勃人品并不怎么样，更谈不上梗直忠心，刘邦不会不知道，再加上刘邦对其能力心里也有谱，唯一看中就是能力一般，威胁性小的好处，才屡以重任。
如上所言，周勃能力不足，人品不好，刘邦怎么会把“安刘”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他呢？
四：吕氏作乱真相辩
历史上周勃“安刘”成了定论，那么吕氏作反，欲危刘氏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定论。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关于吕氏作反，欲危刘氏的依据向来有如下三条：
一：杀三赵王和废少帝，残害刘氏
二：封吕氏为王，破坏白马之盟
三：诸吕擅权，把持宫廷欲为乱
关于这三点，我们一一分析之，第一，杀三赵王指刘如意，刘友、刘恢三人。刘如意被杀是因为他威胁了孝惠帝的地位。刘友、刘恢之死清朝史学家赵翼早就指出“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19），也就是说刘友、刘恢是潜在反对吕氏势力，当然被吕后所忌而遭到迫害。废除少帝更是因为其对吕氏报有怨恨之心“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2o），吕后知道后，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卷中，最后废除。所以吕后杀三赵王和废少帝既是作反，欲危刘氏并不能成立，吕后如此作为也是为维护权利，安孝惠帝一系，谈不上欲危刘氏。就好比后世皇帝杀自己宗室，也不能称为欲危自己一族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最让人诟病的无过于吕后的封王。汉高帝十二年三月，刘邦曾经招功臣歃血为盟，作“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也就是后世的白马之盟（21）。吕后的封自己家族人为王，一致被认为是破坏刘邦盟约，欲用吕氏取代刘氏的阴谋。
我们来看吕后封王的背景，“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22），而后吕后才开始大封自己家族人为王。从上面来看，吕后封自己家族为王更非欲危刘氏。不过是因为皇帝年幼，怕功臣集团作乱，而引家族势力为后盾做挟制功臣集团。究其目的还是为了安孝惠帝一脉，而非是取代刘氏。
有人认为吕后的封自己家族人为王，不遵守了刘邦的白马之盟，破坏规矩，故该杀。这里有必要商讨，规矩都是人定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刘邦当政说非刘不得为王。吕后为政为何就不能改呢？实际上“白马之盟则为非公开的皇帝与功臣间的个人约信白马之盟的信守与否则系于关系者的个人意志，约束力远为弱小，事实上往往被违反。”（23），也就是白马之盟不过是刘邦和臣子的私人约定，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考察盟约的内容除了“非刘氏不得而王”还有“非功不得封侯”，关于后者连刘邦自己也没有遵守，还不是亲封了不少刘家子弟。而后世皇帝更是屡屡破坏“非功不得封侯”的盟约，但是却没有人站出来诛之。说穿了，不过是吕氏败亡，强加于身的罪名而已。
另外根据史记《荆燕世家》记载，吕氏封王是刘泽欲为王，用计策使吕后的大谒者张子卿游说群臣，并达成默锲，为之请立，才得以吕氏封王。这么说吕氏封王当时不但是合法的，也是得到大臣肯的。
第三，吕后死后，诸吕把持宫廷也是吕氏作反，欲危刘氏的一大例证。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诸吕并没有作乱的迹象。史记记载吕太后死前“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24）。也就是吕后死后，因为少帝年少，怕功臣集团作乱而所做的防备工作，跟作乱欲危刘氏根本不沾边。
关于诸吕有否擅权，学者吴仰湘考证根本是可疑的，“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吕禄、吕产欲兵乱关中”等等，显系政变后的诬辞（25）。吕思勉先生也认为“诸吕之败，正由其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26）。
由上可知，吕氏作反，欲危刘氏的说法显然是不存在的，那么同样周勃的“安刘”也是子虚乌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安刘必勃”的真相。
五：周勃“诛吕”之真相
周勃“诛吕氏安刘氏”的典故传誉千古，但是吕氏作反，欲危刘氏并不存在，那么周勃为什么要诛灭吕氏？我们来细细分析。
汉十二年，刘邦死后，由太子刘盈当政，由于刘盈幼弱，实际上朝政控制在吕后手中，当时天下的形式是内有功臣集团把持朝政，外有刘氏宗亲犬牙相制。面对这样的局势，吕后一面拉拢功臣集团，如追封刘邦时期打天下所遗漏功臣，并使陈平做功臣表，“今欲差次列侯功臣，以定朝位，藏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27）。另一方面拉拢刘氏宗室，如封刘章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牟侯，抚养淮南王刘长，并大封惠帝诸子。
当然在拉拢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的基础上，吕后也严厉打击不服从的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周勃以及陈平审时度势，立刻倒向了吕后。这种风向实际上在刘邦病危中就已经确立了，刘邦死前听人说樊哙欲以后杀掉戚夫人，便命周勃代樊哙领兵，陈平在军中杀掉樊哙。路上陈平与周勃商量：“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後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28）。便不杀樊哙，使之囚回长安。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勃亦是明则保身，并无“安刘诛吕”的念头。
正是因为刘邦死后，陈平立刻转变风向，投靠吕后，得以任为郎中令，孝惠六年迁为左丞相。同年孝惠帝重新设立太尉官，命周勃为太尉。由于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周勃怎么做上的太尉的，但是可以肯定其必然是不反对吕后，甚至是倒向吕后的。
但是后世皆以为周勃以及陈平身在“吕营”，心在汉。主要依据为吕后称制后，欲立诸吕为王，问大臣意见，“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29），其实从这段就可以看出两人是墙头草，陈平向来以滑头著称，周勃也跟着随声附和，亦可见之滑头。偏偏后世都相信了周勃陈平的另一段表白，罢朝后王陵指责两人，陈平、周勃对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3o）。关于此对白学者汪文风提出四点疑问“一，周勃，陈平以白马盟廷争尚且不敢为，片刻却向王陵吐露心迹，难道不怕传到吕后耳中，被视为暗藏阴险而遭杀身诛族之祸么？二，诛吕安刘是若干年后之事，周勃，陈平竟在此夸下海口，焉能置信？三，史载，即使在此次迎捧争廷七年之后，6贾去见陈平，陈平也还是忐忐忑忑不敢相见，及至6贾‘直入坐’，给他挑明了‘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才接受6贾倡议，以五百金为周勃做大寿，此后方互相拉拢，何来七年的廷前迎捧即理直气壮的回答王陵的质询？四，所谓诛吕安刘，是吕后死了以后才出现变故，而且是在周勃，陈平谋，劫曲周侯郦商，胁其子郦寄，骗得吕禄以‘兵属太尉’。这才有吕嬃的‘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才有左襢右襢之别。而在此七八年之前，焉知事物之展如是？焉知吕家会出现一个十足混蛋的吕禄？焉知兵符会轻而易举地就落到周勃之手？鉴之，何来‘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之说？！”（31）。由此可见，周勃陈平的对白要么是心口不一的狡辩，要么是事后篡改历史，为自己无耻的行为添上一块遮羞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此时周勃还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诛吕安刘。
由上可知，周勃诛吕并不是一早就打算完成的，自然也不是因为要安刘才诛吕。
事实上周勃诛吕完全是自身利益所决定的，“吕氏权势的剧增，必然要侵削，分割其他政治集团的权益。”（32）。吕后当政时期，周勃等人不过因为“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33）而不敢异动。等吕后死后，刘章兄弟“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34），并且“欲与太尉勃丞相平为内应”（35）。由此看来，所谓诛吕不过是齐王一系欲夺取皇位，而周勃等功臣集团趁机联合夺权的一场血腥政变而已。
六：周勃在“诛吕”事件中的作用
后世都称“安刘必勃”，但是实际上在“诛吕”的过程中周勃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后人所赞誉的这么大,甚至可以说因人成事。
汉高后八年七月，诸吕怕为功臣集团所诛，依照吕后的遗言，把持都城南北二军，并占据宫殿，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周勃与陈平早就由6贾联络，暗中联合反吕，但是这个时候周勃陈平并未有任何行动。先难的是齐王一系，齐王弟弟硃虚侯刘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兵西，硃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36），齐王得到消息后立刻率领大军西进，相国吕产派大将军灌婴东击之，灌婴到达荥阳后，立刻和齐王达成协议，罢兵以观其变。
这样的局势下，周勃先做的是抓军权，因为此时周勃虽然任职太尉，但是不能入军中，北军由吕禄控制。周勃与陈平合谋劫持郦寄老爸，令其欺骗吕禄把军权交给周勃，由于郦寄是吕禄的好友，吕禄毫不怀疑的把兵符交给周勃。周勃持兵符闯入北军，巧妙的把夺权行为说成“刘吕之争”，得到军队支持控制北军。
但是周勃在掌握北军后依然不敢有所举动，仅仅通过平阳侯曹窋不让相国吕产进入未央宫。这时候周勃依然畏手畏脚，“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硃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37）。由此可见周勃根本无安刘奋身而起的行为，一直是明则保身，见机行事而已。
硃虚侯刘章二十多岁，血气方刚，敢做敢为，立刻带周勃的一千多兵卒入宫，杀相国吕产，斩长乐卫尉吕更始。刘章报与周勃后，周勃才开始动手，“太尉起，拜贺硃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38）。至此，吕氏一族的势力被全部铲除。
综观“诛吕”事件的全部过程，完全是刘章主谋，齐王带兵义，最后也是刘章先行诛杀诸吕之吕产，瓦解了吕氏势力。而周勃虽然早有和陈平合谋反吕，但是却不敢有丝毫行动，齐王义后，周勃也不过用欺诈的方式获得军权。但是对“诛吕”却始终畏手畏脚，不敢正面对抗吕氏势力。刘章诛杀吕产，解决最大障碍后，周勃才开始收拾残局。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诛吕”事件中周勃是因人成事，而绝非“安刘必勃”。这就在当时也是为人承认的，袁盎就曾言：“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適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39）。
而周勃在“诛吕”中，更是用残酷的手段虐杀樊哙的老婆，吕后的妹妹吕嬃（笞杀吕嬃，也就是用竹仗一鞭一鞭的抽，直到抽死。可想而知，完全是故意折磨），可见周勃本性亦残忍，而不是所谓的厚重。
七：周勃“安刘”之真相
吕氏势力铲除后，摆在功臣集团的是如何获得最大利益。功臣集团第一步为：废掉吕后所立的少帝，铲除孝惠帝一脉。“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後，及诸王，以彊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4o）。
在诛灭吕氏时，功臣集团曾经用“矫诏”的形式,以少帝的名义诛杀吕氏，但是后来担心“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所以决定废除少帝。功臣集团的借口是少帝等诸子非孝惠帝的血脉。关于少帝等诸子是不是孝惠帝的血脉一案，古今学者都有研究和论述，一致认为是功臣集团的污蔑。梁玉绳说:“(史记)上文一则曰‘孝惠后宫子’,再则曰‘孝惠皇后无子,取美人子名之’,则但非张后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诈名他人子以为子’,后又云‘足下非刘氏’,何欤?《史记考要》谓诸大臣阴谋而假之词,以绝吕氏之党,不容不诛,其信然已。史公于纪两书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诛’，皆有微意存焉”（41）；郭嵩焘认为：“案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孝惠子，乃出诸大臣口中，意在废少帝而择诸王之贤者立之，假为之词以行诛耳”（42）。此外明人徐孚远《史记侧义》，柯维骐《史记考要》，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都有论述。今有学者谭浩（43），陈玉屏（44）皆持此论。
也就是说少帝非孝惠帝的血脉完全是功臣集团的阴谋，不过是因为少帝等诸子和吕氏利益息息相关，功臣集团怕“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而已。这个时候功臣集团就把“入宫卫帝”的口号丢在一边，开始另谋出路。
经过功臣集团的协商，最后决定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为帝。关于这点是后世认定周勃安刘的证据，事实呢？史书中给出了迎立刘恒的缘故。本来对谁为帝有三种选择，一是平阳侯曹窋提出立齐王（45），还有人提出立淮南王刘长。但是这两个决议遭到功臣集团的否决，因为“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46），“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47）。无非是代王势力最小，没有强大的外戚集团，代王生性又宽厚，适合功臣集团专权。也就是说功臣集团纯粹是从自身的利益才立代王，谈不上什么安刘。关于这点再当时也是公论，代王郎中令张武认为功臣迎立代王事不可信：“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代王为名，实不可信。”（48），中尉宋昌认为可信，理由是“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彊。”（49），也就是功臣集团虽然没有安好心，但是客观形势使他们不得不立代王。但是代王还是不敢相信周勃这些功臣集团，通过占卦，得到吉利卦象。才派舅舅薄昭去见周勃，而后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可见政变后由功臣势力控制的京师被人视为不测之地。刘恒还曾自述其在功臣集团控制下获取皇位的心情说：“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5o）。功臣集团在立代王的当晚就“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51）。
由上所述，所谓安刘不过是功臣集团为自己利益，所实行的一场流血政变。“‘安刘’的实质是，是灭掉了吕氏，惠帝之‘刘’，而将文帝支系变为汉之正宗。”（52）。事实上周勃等功臣集团的这种作法受到忠于皇室人士的坚决抵制，如功臣集团赶少帝出宫时，“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53）。应立代王入未央宫时，“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54）。可见功臣集团的所谓“安刘”不过是一场政变阴谋，甚至并未被大多数皇室人士所认同。
八：周勃“安刘”的来龙去脉
由以上论述可知，“诛吕”事件中的起着主要因素的是硃虚侯刘章，而非周勃，为什么后世都把功劳记在周勃的头上了呢？这就要联系到迎立代王后对齐王一系的处理。
功臣集团在确立立代王时，立刻把义以及诛吕的主要功臣齐王一系丢之一边。先，他们把硃虚侯刘章调离京师，“而遣硃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55）。再把倾向于齐王的平阳侯曹窋免去御史大夫，换上曾经为代王相的张苍。这样在朝中没有外援的齐王只能罢兵而还，次年就郁郁而终。学者吕思勉曾言“（齐王）不得不俯罢兵，虽硃虚侯，亦不料其徒为汉大臣驱除也。”（56）。
硃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则因为之前欲立齐王而受到汉文帝的猜疑，“始诛诸吕时，硃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57）。一年后硃虚侯刘章也郁郁而终，东牟侯刘兴则兵造反，兵败自杀！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诛吕”事件中起主要因素的硃虚侯刘章等一系，在文帝即位后遭到汉文帝以及功臣集团的清洗和严厉打击，为了消除其影响，故淡化其功劳。功臣集团正好顺水推舟成了“诛吕安刘”的大功臣。
另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吕氏覆灭后曾有严重的删档篡改历史行为。学者周聘先生从功臣表中考证吕氏实际在开国中有大功劳，因为政治斗争，在吕氏覆灭后，功绩被有计划的删除（58）。关于这方面朱东润教授通过对史记功臣表和汉书功臣表的研究，早有其结论：史记功臣表是吕后时期的原始档案，而汉书的功臣表则是经过汉政府篡改过的。而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些开国功臣的事迹不详，反而在功臣表中有记载，可见司马迁时期的史料都是篡改过的，功臣表则是吕后时期被刻在高庙上的原始档案，司马迁将其照抄到史记中（59）。
通过上面所叙述，我们知道汉文帝的即位，完全可以说是功臣集团的一次政变和篡权，可以说汉文帝得国不正。为了给自己继承法统披上合理的外衣，篡改历史成了必然的手段。先汉政府先抹杀吕氏在开国中的功绩，把吕氏的掌权定义成完全是因为裙带关系，给吕氏摸黑。另外吹嘘功臣集团，把功臣集团的流血篡权政变，树立成维护汉家正统的正义行为。当时作为功臣集团的代表周勃自然就被无限拔高。最能证明汉文帝即位之正统之合法的无过于刘邦的遗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即出现了吕后和刘邦问答这一幕。这一幕不但抬高了刘邦，抬高了周勃，更是反证汉文帝的正统地位来自刘邦，故皆大欢喜。而后的汉帝皆出自文帝一脉，自然更是百般维护其遗言，维护周勃“安刘”的“正义”行为，以致于这个伪造的遗言竟被当成正史流传下来，贻害千古！
九：周勃入狱实则因为“安刘”
汉文帝即位后，虽然极力维护周勃等人行为，但是内心对功臣集团动政变，生杀废立的行为深深忌讳之。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平急流勇退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而周勃自以为大功，居功自傲，得意无比！
汉文帝位置做稳后，先做的就是解决这些功臣集团的威胁，虽然文帝忌讳的是周勃的政变行为，但是这些却关系文帝的正统问题。文帝自然只能另找名目下手，先文帝把周勃免相就国,虽然此名义是诏列侯就国，但是实情是有职务在身的只要儿子归国就够了。但是文帝却让周勃做表率，无疑此等行为是消弱，打击周勃而为。周勃自己也意识到文帝要对付自己，所以“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6o）。
果然不久，有人告周勃，周勃被下廷尉查办，幸好有薄太后为其说话：“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61），其实薄太后说的话文帝何尝不明白，本身就是找借口整治周勃，何谓其真反假反呢？
关于周勃入狱的原因，学者陈玉屏评论：“由于吕后和吕氏集团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时的极度失策,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功臣集团动政变彻底翦灭吕氏集团;但功臣对吕氏集团斩尽杀绝之举,使他们很快意识到此举已种下灭门之祸,极有可能遭到吕后嫡派子孙少帝的追究;为了自身的安全,功臣集团不得不将惠帝子尽数诛除,将帝座转到刘邦的其他支系子孙手中。此事的因与果一环紧扣一环,功臣集团是箭在弦,不得不。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不在意人臣行生杀立废之事,故周勃作为行生杀立废这种非常之事的主要责任人,受到汉文帝有计划、有步骤的打击,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勃得以善终,是万幸；周勃子周亚夫终遭厄运,很难说与乃父作主弑少帝这一过节毫无联系。”（62）。
虽然皇帝为了维护政权的正统性不得不维护其“安刘必勃”的“厚重”形象，但是对于其小人本质还是深深了解的，内心是不会信任的，而且还会深深猜疑之，周勃的下场正是“安刘”的一大讽刺！
－－－－－－－－－－－－－－－－－－－－－－－－－－－－－－－－－－－－－－－
参考文献：
（1）史记《高祖本纪》
（2）嘉泉，碧波《“安刘必勃”辨》，《晋阳学刊》第4期
（3）参见张义忱《“安刘必勃”辨质疑》以及嘉泉，碧波《安刘必勃”再辨》
（4）史记《萧相国世》
（5）（7）（28）史记《陈丞相世家》
（6）（15）（16）（6o）（61）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8）孙玉太《陈平‘盗嫂受金’问题辨析》，《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9）曹操《求贤令》曰“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1o）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1）（33）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12）史记《淮阴侯列传》
（13）（14）（39）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17）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
（18）史记《高祖本纪》之《史记索隐》
（19）清赵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之《呂武不當並稱》
（2o）（22）（24）（29）（3o）（34）（37）（38）（4o）（47）（51）（53）（54）史记《吕太后本纪》
（21）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考证：白马之盟应该在汉高帝十二年二月与四月之间，原文既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的“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23）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引“日人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三篇第五章，创文社，1983年”
（25）吴仰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o1期
（26）（56）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7）（35）汉书《高后纪》
（31）汪文风《周勃‘厚重少文’之谬兼及金口玉言之不足信》，《益阳师专学报》第1期
（32）秦学颀《汉初政治格局与诸吕之乱》，《重庆师范学报哲社版》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36）（46）（55）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41）梁玉绳《史记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2）郭嵩焘《史记札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43）（45）（52）谭浩《“安刘”与汉文帝即位的历史真相》，《柳州师专学报》第3期
（44）陈玉屏《西汉史上的一桩疑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9o期）
（48）（49）史记《孝文本纪》
（5o）史记《律书》
（57）汉书《高五王传》
（58）周聘《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绩考证》
（59）朱东润《史记考索（外二种）》之《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62）陈玉屏《“绛侯系狱”的真正原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汉初豪门：吕氏家族在汉朝建国中的作用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现根据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一、吕氏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史无明文，而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东武侯郭蒙"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吕泽肯定是带兵将领。值得一提的是，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而这正说明吕泽是一支独立部队，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只是在考虑到吕氏有一支独立部队，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那么，其在反秦战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现只能从刘邦及其核心武将的战绩之外寻求被历史遗漏的蛛丝马迹。
根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具体来说有傅宽、靳歙、陈？、丁复、郭蒙、雍齿、蛊逢、王陵、高邑、靳？、冯？诸人的早年事迹不符合刘邦反秦的作战轨迹。
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可见，亦不可能。而阳夏侯陈？是此年从起宛朐，信武侯靳歙亦从起宛朐，只是靳歙起宛朐之时间不详，估计与陈？同时的可能性较大。既然刘邦此年（甚至在秦灭之前）没有在宛朐作战，那么陈、靳二人在宛朐追随吕泽的可能性就相当大。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且其从属时间不详，估计也存在从吕氏起事的可能性。其时间或者是秦二世二年、三年刘邦部定魏地时的事情。至于东武侯郭蒙则明显为从吕氏起事者，则吕泽的作战路线与刘邦时有吻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刘邦功臣汾阳侯靳？"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阳夏又不在刘邦部的作战轨迹之中。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估计刘邦与项羽战李由于雍丘时，吕泽在阳夏作战。很显然，靳？只是追随了刘邦势力的支流，亦可能即吕泽部。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起事地点为柘，此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基本上可以断定，吕泽在反秦时期是一支与刘邦部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一定独立成分的武装。而到了楚怀王命令刘邦西进击秦时，吕泽所部也相机配合刘邦部的行动。并且其作战范围出了西进的限制，甚至于可以考虑其是否参与了过河救赵的战斗。
刘邦功臣中还有一些人的出身和职衔颇能令人想象其非刘邦核心部队成员。如阿陵侯郭亭、菌侯张平均为秦二世元年从起单父，厌次侯元顷于秦二世元年从起留，而如前所述，此年刘邦的作战半径还没有波及上述地点，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功臣表中有一个称呼曰"连敖"屡屡出现，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前面提到的郭亭也是连敖身份，而且极可能为吕氏部属。《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河陵侯郭亭"定三秦，属周吕侯"，透露出郭亭的早期归属或就是吕泽部下。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隆虑侯周灶，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当然，刘邦部也有可明确指认的连敖，即入汉后的连敖韩信。但入汉之后，刘、吕两部应该合为一体了。
功臣官职或出身中还有"二队将"、"越户将"、"越队将""慎将"人等若干，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因为除了二队将，，还有上队将之称，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部队看作为刘邦的二队，此问题向来无解，但也应该存在这个可能性。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所谓"客"也好，"兵佐高祖定天下"也好，均表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还是事实原来如此。今不妨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二队将，东茅侯刘钊二队将，柳丘侯戎赐二队将、海阳侯摇毋馀越队将，博阳侯陈濞刺客将，东武侯郭蒙越将军，贳侯吕元越户将，曲成侯蛊逢二队将，绛阳侯华无害越将，等等。如果吕泽所部并非天然是刘邦的部属，则其称二队亦甚相宜。
在刘邦功臣中还有两人为不愿属刘邦者，他们的早年经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为王陵，其二为雍齿。在《陈丞相世家》中，王陵被描述为独立起兵于南阳，一直到汉攻楚时才加入到刘邦阵营。事实上，他也是追随刘邦起事于丰者。《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记载表明了这一点，"王陵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与《陈丞相世家》不符。那么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王陵与吕泽在一起作战。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王陵过去的地位当在刘邦之上，起义后不愿属刘邦，亦在情理之中。王陵事迹的歧记，或都有一部分真实，非可视任何一种为凭空捏造。因为其既不愿意属刘邦，却又是从起于丰者，这就存在追随吕氏起义或始终与吕氏在一起的可能性。如果从《高祖本纪》及其他人的专门传记中，看不出刘邦部在反秦战事中有分开作战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郦商在刘部攻克南阳后别将定汉中。但根据王陵的事迹，刘邦部或曰刘邦系列的部队肯定有分兵作战的事实。刘邦所部也曾于西进途中与秦朝的东郡尉部生激战，但最乐观的记载也只是大破东郡尉军于成阳或成武南。比之王陵的"定东郡"尚有一定的差距。当时刘邦部众多核心将领尚未能独当一面，估计王陵亦不得有此殊荣。尤其是其别定东郡之说，表明其与刘邦部的战东郡尉并非一事，那么，王陵当属于一支独立部队。如果王陵部队不是吕氏之外的部队的话，那么极可能与吕氏是同一支部队。于是，吕氏也应有定东郡的功绩。笔者曾作《刘邦西行入关的战争线路与历史功绩辨析》，指出刘邦在正式出击前曾为援赵楚军作过开辟前进线路的贡献。其中的主要战斗即为击东郡与王离军，刘邦部的主要将领曹参、樊哙等均参加了此行动。但其后，刘邦就移师昌邑一带，而不及定东郡。如果王陵是与吕氏协同作战的话，那么，吕氏在西进时与刘邦部配合作战的意图就相当明显了。在刘邦不及定东郡的情况下，或因为其有更重要的战略使命要完成，由吕泽部接手继续在东郡的战斗，亦甚合情理。只是，王陵与吕氏的关系也不是如此轻易能定的。吕后称制时期，王陵坚决反对王诸吕，就不支持其曾为吕氏旧部。但其从起于丰，又不愿意属刘邦一事，终究要有可协调之人之地使之可以容身。不仅如此，吕泽、王陵部还有可能继续为援赵楚军扫清道路，甚至于跟随过河击秦。从地理上说，这样做也非常合理。因为项羽率军北上的同时，刘邦率军南下，两军似应有一个交会时机。还应指出，项羽过河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有过战斗，那么其道路的开辟却必须有人完成。也许吕氏就是在这一时刻协助项羽渡河攻秦，项羽当时是楚国上将军，他有权征用刘邦的部队或其盟军。刘邦在西进前曾击秦于白马，此地为今河南滑县，就在黄河南岸，此举的意图是否有迎接吕部回归的作用，已不得而知。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存在。因为刘击白马为秦二世三年二三月间的事，此时距项羽破秦于钜鹿已过了三月，吕氏从河北前线撤下亦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日后的刘邦定南阳之战，吕氏也会参加。
雍齿为刘邦部的叛徒，在秦二世二年时，他背叛刘邦，以刘邦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丰投降了魏国。刘邦得项梁人力支援后，收复了丰，雍齿就逃到魏国去了。但到了秦二世三年，他又重新加入了刘邦部。刘邦对雍齿恨之入骨，甚至于到了已对雍齿论功行赏后，还不肯宽恕当年曾追随雍齿叛变的丰地百姓。如此看来，雍齿再度加入刘邦部一事，极可能是加入到由吕泽统率的刘部支脉，其时间正是刘邦西进之时。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雍齿是以赵将的身份加入刘部的，而刘邦在西进途中并未能行进到赵地。据刘邦在鸿门宴对项羽的解释，刘与项的战略分工为，刘战于黄河以南，项战于黄河以北。刘邦及其主力肯定没有北渡黄河，但刘邦的势力又肯定有机会北渡黄河，并在赵地扩大了队伍。雍齿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的。除雍齿外，还有阳都侯丁复亦为在秦二世三年加入刘部的赵将。丁复的加入地点是邺（今河北省邯郸与河南安阳之间），地点在黄河以北。而刘邦部活动的最北区域也只是白马（今河南滑县），且在黄河以南。如此看来，刘部到了白马便折回南方，而刘的盟军吕氏军，则极有可能渡河击秦。尽管此问题的提出实在匪夷所思，但不作此解释，则无法面对丁复加入刘邦部的问题。《汉书》以丁复加入刘邦部的地点为薛，其身份为越将，但未给出加入的时间。很明显，如果丁复是如《汉书》所称以越将于薛加入，则时间肯定是前元年或前二年，之所以不提时间，是因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以前三年从于邺而非从于薛。班固以意改《史记》处甚多，《功臣表》尤其明显。而《汉书》对雍齿的赵将身份就没有改，既然雍齿可以是以赵将身份加入刘邦军，则丁复亦可。甚至于丁复就是由雍齿的关系加入到刘邦阵营中来的。丁复事颇不简单，《史记》、《汉书》均标示其受封七千八百户，此人的功劳当在樊、郦、滕、灌之上，居然除《功臣表》外，再不见其有何功绩。可以肯定其或在反秦战事中很有作为，或是因为由赵将转入刘邦阵营，起始地位就相当高，否则无法解释其最后的功劳。总之，由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出入，丁复是否肯定于薛加入，无法确定。那么，只要刘邦阵营中有赵地的部队加入，其渡河救赵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对于丁复，顾炎武曾经提及，其曰："楼烦即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兵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其实刘邦部即使渡河击秦也不违背楚怀王的命令。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楚上将军，诸别将皆属。表明宋义有权调动楚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刘邦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刘邦受命后最初的军事行动，正是帮助援赵楚军打通前进道路。那么刘邦部或者其协同部队过河击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刘邦军救赵至栗的记载。只不过刘部至栗本身却与救赵无涉。但其早期行动是救赵行动的组成部分，则毫无疑问。在雍齿与王陵的归属问题上，吕泽为其主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些人的功劳薄上并没有记什么具体的战功，只有与吕氏有牵连的关系。《张耳陈馀列传》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及代地之兵。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还有与田安、田都一样，因不满田荣龟缩政策而擅自出兵的齐军。楚字前人以为有误，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或几支部队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破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总之，吕泽部过河救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王陵确实是吕泽部属的话，吕泽部则又参加了攻击南阳的战斗。至于雍齿，虽然其受汉封有策略的考虑，但刘邦亲口说其功多。以刘邦早先的分封原则，击秦之功居先，雍齿的功多是否包括了击秦之功，则不得而知。只是从道理上来说，应该如此。
总括吕泽部的作战轨迹，大致为前元年曾在丰、沛、薛、留、亢父、单父、宛朐作战，或也参加了刘邦击胡陵方与之战。前二年，于柘、阳夏（可能还有横阳）作战，或也参加了刘邦军的击东阿、濮阳、雍丘、陈留之战。前三年，参加了攻击东郡战斗（此前或有在横阳及安阳附近的战斗）、平定南阳战斗，或许还参加了救赵于钜鹿之战，攻击武关及秦关内之战。
二、吕氏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在楚汉战争的作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倒是有记载，其曰："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兵佐高祖定天下。"另外，《项羽本纪》补充提到"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在日后的记载中的吕泽"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说皆源于此。此言亦是吕泽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重要依据。可以肯定，吕泽在秦灭后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带兵打仗。
那么，吕泽的军事生涯又是如何呢。先，他肯定参加了汉定三秦的战争。汉元年八月，刘邦汉中军击三秦，吕泽参与其事。证据是，位次于汉初十八功臣的蛊逢（又作虫达）当时为吕泽部将，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蛊逢入汉时仅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即吕泽）入汉定三秦。则吕泽在定三秦时出力甚多当无可疑。《高祖本纪》等均以三秦王中的塞王、翟王为投降汉王，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明确记载，旧赵将丁复俘虏了翟王董翳。参加了三秦之战的吕泽旧部可指认者尚有东武侯郭蒙。丁复的部下朱轸。三秦之战在《史记》中着墨甚少，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实际上，三秦之战亦相当不容易。刘邦军事集团的所有重要将领基本上都参与了三秦之战。汉军出陈仓时，遇三秦兵阻挡，刘邦甚至于准备退兵，因寻到另外的出路，才重新动进攻的。三秦军队相当顽固，章邯之弟章平兵败后又卷土重来，嚣张的很。章邯被围于废丘长达**个月，就是顽抗到底。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战三秦死事者就有纪成。尽管史料中没有吕泽的事迹，但从其部将的功绩中可以窥出他对克服三秦的贡献。
汉二年，刘邦率五诸侯兵东击彭城时，吕泽先将兵攻下砀。砀为梁楚交会地，楚国在此的势力或相当可观。曹参等击定陶，攻砀、彭城、萧，不知是否与吕泽有协同之功。砀为刘邦早年起兵之地，刘邦任吕泽攻下砀并经营于彼，显然是非常看重那块旧根据地的。幸亏吕泽在砀有所经营，后刘邦彭城败退至下邑，得吕氏助乃能再度振兴。刘邦收拢残部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之初，吕泽或仍在砀地。日后，项羽攻下邑，估计吕泽不能当其锋，便退至荥阳与刘邦会合。只是不详项羽攻克下邑的具体时间。据《黥布列传》，项羽击下邑的时间是黥布反时，时间或在汉二年及汉三年之交。果然如此，则其后，吕泽当与刘邦一同在荥阳作战。此年之中，刘邦回关中灭章邯，而此役似有吕泽部队参加。章邯就是受擒于丁复部下朱轸。经此一役，关中获得彻底安定。此前，汉军击楚全力出击，曹参、周勃、樊郦滕灌都出关了，而章邯仍然盘踞在废丘，成为关中的心腹之患。很难想象，刘邦会置章邯于不顾，其一定安排了足以制约章邯的人选，这个人选为谁，已没有任何材料可借鉴，只能从功臣表分析推测。时有陈？者，为入关封侯的为数不多之人，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语，其素为刘邦所重，且没有材料证明其曾随刘邦出关击楚，当是镇守关中的最佳人选。其次是丁复，丁复入汉并未封侯，甚至连封君都没有，但其有虏塞王之功，可能受提拔。而且日后章邯就是由其部下朱轸擒获，则可能是在得到刘邦等人的增援后取得的战绩。陈、丁二人都可能是吕泽的部下，因此，吕泽部队参加关内最后之战的可能性甚大。
汉三年，楚围荥阳急，刘邦在纪信的掩护下跳出楚之包围。而吕氏肯定没有随同刘邦潜逃，而是与魏豹周苛等人留守荥阳。关于这一点，只有《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博成侯冯无择的功劳条下透露了一丝信息，其曰"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那么，吕泽的最后突围，当是在刘邦出逃以后、荥阳陷落之前的事。其时的情形当是间不容的危机，故需要力战才能脱身。此年靳歙战功累累，而靳歙原本或为吕泽所辖（其归刘邦阵营地点为宛朐，亦为刘邦部重要武将所未到之地），只不过到此开始独立作战，成为刘邦阵营的重要机动力量。只是靳歙的战功前常有一从字，其所从何人，史无明证。以司马迁的笔法，所谓从击某，往往是从刘邦。而刘邦于当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其脱身击赵的可能性不存在。则靳歙所从何人，就成为一大悬案。根据其未参加击魏与击齐战斗，基本上可以排除其从韩信的可能。靳歙的作战呈独立性质，似与有案可稽的任何人都不相干，其所从之人必是一地位高于他的人。靳歙也是入汉前就受封侯之人，与陈？同。而恰好他又是与陈？同为起于宛朐者，很可能在其击赵地一带时，受辖于陈？。果然如此，则陈？之功劳又要写上重重一笔。而吕氏体系的功劳也要写上重重一笔。
汉四年，吕泽在楚汉战争中之功劳最大者，或当属不见于史的歼灭龙且之战。《史记》将歼灭龙且之功完全划到韩信与灌婴等名下，但实际上，参与战斗者远不止韩信所部。依《汉书*陈胜项籍传》，楚军援齐之主帅为项羽之从兄子项它，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此说当有所据。只是到了《史记》中，消灭龙且部的全部功劳都归了韩信。但就《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来看，击破龙且则远不是韩信一人之功。阳都侯丁复就"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此为非韩信部击龙且的旁证。而韩信部击破龙且的证明也不少，除曹参、灌婴传外，《功臣表》明确记载，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看来，击破龙且之战要成悬案。有一种可能性，即歼灭龙且是两支以上军队合力的结果。汉五年，击灭临江王共尉事，就分属于刘贾、卢绾和靳歙两个部分，且无隶属关系。尤其是共尉之擒及献俘均为靳歙，则刘贾在此役的从属地位及配合作用显而易见。龙且的覆灭或与此情况相类，为韩信与吕泽部合作的结果。此年，汉已肃清了楚的周边势力，与楚决战的时机接近成熟。而与楚决战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楚军主力。及龙且以脱离项羽掌握且兵员众多，刘邦集团认为一举聚歼该部，将极大地打击楚军。于是，刘邦部的重要部队都加入到灭齐及灭龙且之战，就不足为奇了。此年，丁复以大司马击项羽军于叶，刘邦部以大司马署官者仅见于此，说明吕泽部队系列即便在楚汉战争中也具相当的独立性。曲成侯蛊逢（《汉书》作虫达）此年击项羽军于陈。以上丁、蛊二年的事迹也可能是汉五年事。
汉五年垓下之战，不详吕泽本人参加否。但从刘邦因败于项羽，而召集所有方面的武装参与会战的情况来看，吕泽参加的可能性不小。
总而言之，吕泽部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不小，且随着刘邦阵营的扩大，吕泽部也分化成几支独立部队。陈？部主要在北方作战，参与了定代、魏、赵、燕之战；靳歙部成为刘邦阵营中最重要的机动部队，战功累累；丁复可能参与了镇守关中及击龙且的会战；傅宽于汉四年前后补充到韩信的部队之中；吕泽自己也应该有一支部队。吕泽在汉定天下后被封为周吕侯，死后谥为令武，表明其作战方面的特长。
三、汉初政治与吕氏的结局
笔者以为吕泽在秦楚之际功劳甚大，但吕氏之功有几处不可解。若依笔者所论，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因此在笔者所论中，如同《史记》将一些不完全属于韩信、曹参的功劳收归二人所有那样，肯定将一些不属于吕氏之功归到了他的名下。这是因为史料阙如，而无可奈何的事。考虑到其部下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作为主将的吕泽则有低封的遭遇。据有关记载，刘邦建国后有废太子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的打算，压低吕氏功劳或与此有关联。而最终刘邦未能如愿以偿改立太子，也与吕泽的战功及其属下众多有关。
尽管汉初改换太子事件中传闻甚多，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为虑，欲以戚姬所生子如意替代之，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广泛的反对声中，是否有吕氏的影响在内，值得考虑。《留侯世家》记张良闭关修练以避免为此事表态，因遭吕后兄吕建成的劫持而开关主持其事。因此，吕氏家族肯定动用了一切手段，力图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而刘邦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吕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的打算彻底落空。而吕泽的薄封或是刘邦在立嗣之争时出于权宜考虑的结果。应该看到，由于共同参加了反秦及楚汉战争，吕泽与刘邦阵营的众多武将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大家也愿意为老战友抗颜犯上。但事成之后，尤其是吕太后执政时期，吕氏家庭的势力骤然膨胀，则使得原本不错的同僚关系终于恶化，最终造成吕氏灭族。
吕后称制时期，以吕代刘的用心已毫不掩饰，而刘邦给众部下的恩情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以拥吕还是拥刘的两大政治集团。吕后大封吕氏子弟，其家族称王者达三人之多，而且又有多人功未有，得以封侯。此等行径肯定要触怒为汉家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已封功臣和未及封侯的战将（汉文帝时，又对参加战争的武官论功行封）。据说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动了诛杀大臣的念头，这使得众大臣对吕后离心离德。吕后害死三个赵王的罪行，无疑给刘邦的老部下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待吕后本人去世，朝廷大权落到了吕氏子侄手中，众功臣肯定担心三赵王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生，于是，众人合力灭了吕氏。灭吕氏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汉朝廷上下或开始将吕氏的战功从史册中有计划地删除。最终造成了史料的残缺。即使在史料明显残缺，又认定是受政治斗争牵连，但仍然解释不了为何同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韩信的功绩并未受到削弱，甚至于还可能将吕氏之功合并到他的名下的事实。其中原因是否是韩信之死罪原本有冤屈的成分，故朝野上下默认了他的功绩，从而使其战功得以在功劳薄上体现出来。究竟如何，则已无法得其详。有关汉初谋反事件与史料的关系，似能理出一个大致脉络，即凡是可以有确凿事实的反叛，其人之功多从史料中略去，而只是怀疑其叛者，则多保留了他们的功劳。可以确认的反叛有韩王信、黥布及陈？，这三个人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就不见了。可以肯定，此三人能得到重用，乃至封王，如无大功是不可能的。从其反叛后，刘邦亲自挂帅出征一事来看，这三人的作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以致于刘邦不敢掉以轻心。反观韩信与彭越，其是否反，则难说的很，其罪名多半是莫须有，不足为凭。故官方档案中没有削删他们的功绩。至于卢绾之反，亦属真实，也不见其有什么具体功劳被记载下来，其情况与前述三人又有区别。其传记资料中已明确说是因为与刘邦关系好，而封王。则其原本就功劳甚小，不得与前三人类比。之所以要说这些关联不大的人和事，只是为了说明汉代因政治斗争的关系，存在削删档案的事实。
由于史料的缺乏，今天欲弄清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功已无可能。但作为一种疑问提出，有助于对当时具体史实之理解。可以肯定的是，秦楚之际的战争绝非如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那么简单。刘邦军事集团的整个战事，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被弄得模糊不清了。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提高对实际情况的估价。
“坊市封闭”与“街市分离”
汉代沿用周秦以来的“街市分离制”来修建长安城。长安城内，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居民住在一个个由坊墙包围的“坊”里，居民户不得向大街开门，坊门由专职人员把守，按时开闭。全长安16o个坊，“屋室栉比，门巷修直”，堵塞隔断所有坊里间的邪径偏道，不准翻越墙头，坊里不得进行任何商贸活动，入夜实行宵禁，也不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动用火烛。商贸市场集中在指定的几个坊里。市坊设坊墙，中设当市楼，有市长等管理人员主管市场的行政与治安。全城坊市配置匀称，街衢巷陌，四通八达。全城八条主要街道，平坦宽阔，两头与城门相连。城外护城河上的大桥桥面与街道等宽、齐平，行人几乎觉察不出它是“桥”。中心大街幅宽5o米，全长5公里，称为驰道。驰道中间7米为皇帝专用御道，任何人不得妄自逾越。一般官人通行，走两边各5米的车马道。驰道两旁，开挖排水沟，遍植榆树、槐树和青松，形成绿色林阴。其外侧又有各宽13米的人行道，作为公众用路。6机《洛阳记》写道：东汉洛阳“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作土墙，高四丈。唯公卿尚。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城中，皇宫、宗庙、政府机关与达官府邸均为高墙深院，层层套设，戒备森严。这样的城建体制，有利于社会层面控制，有利于城市治安管理。
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为列卿之一，由他直接领导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的业务活动。另，皇帝出巡时，其威严盛大的仪仗队，即由中尉所率领之“骑”组成。骑，穿丹黄色衣，出行时尤为引人注目。其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狱)令等，分别负责京城门的守卫启闭稽查任务，分头管领在交通要道口、官府门外的约禁任务、国家兵器库的守卫禁察任务及水牢的管理任务。中尉的属官还有京辅都尉、京县县尉之类，分片巡察地方治安，缉捕盗贼，戒备非常，纠察嫌疑，梳理街道交通、执行宵禁，晚六时至次日晨六时之间，禁止居民无“符传”的通行，禁止未经申报的用火。逢节日或皇帝恩准的特殊日期，开放夜禁，允许百姓上街游乐，称做“金吾不禁”，那是老百姓稍稍开心的日子，平时是被禁锢在坊里内不许任意活动的。执金吾威风，执金之吾好弄权，执金吾的工作也难做。自古京师难治，汉代的长安与洛阳尤称难治，因此人选颇费思量。西汉时，郅都、宁成、减宣、王温舒等有名的酷吏差不多即由此起家的。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转载此篇论文，仅为说明司马迁颂扬文帝实乃报复武帝之故，所谓的文帝如何如何完美，其实正如武帝如何如何不堪一样。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其中一段————————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
《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漏*点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马迁37岁至38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
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大文学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淮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
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
汉代皇帝的玺和诏书
按《大学衍义补》所载：
蔡邕《独断》云：玺，印也，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纽。臣按：此汉天子玺之制也。
《汉旧仪》曰：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封赐、诸侯王书，信玺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汉朝六玺之制，后世率遵而用之。《说文》曰：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从土。籀文从玉。臣按：玺古上下通用，至秦始专以为天子印章之称。
《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昌邑王受皇帝信玺、行玺，就次玺不封。
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臣按：汉之符节台，即今尚宝司，此设官之始。
汉制，符节令一人，六百石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则在前汉已有符玺郎矣。说者谓符玺令总符玺郎，又赵尧为符玺御史，则符玺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诏书是皇帝下文书的统称，具体包括四种：
第一、策书：
形制：长二尺的简札和长一尺的简札间次编联，编绳两道。
书体多用篆书，只有策免三公才用隶书。
程式是起为年月日，称“皇帝曰”，所以有些三国小说诏书开头是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不对，那是明朝以后的事情。
主要用于除封，免罢，使用对象仅仅限于诸侯王和三公。
第二、制书：
用途主要是两个方面：下达给三公，并通过三公下达全国的赦令和赎令；对象为郡太守以上，将军、公卿在内的职官。
程式是起用“制诏某官”内容事项包括赦令、任免令，以及有关指示。
第三、诏书：
三种情况：一是“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是群臣有所奏请，下有司曰“制”，天子签署曰“可”三是“已奏，如书”
主要用于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或者批示文书。
第四、戒敕：
又名戒书，施用对象是刺史、太守和三边营官。
起用“有诏敕某官”
主要用途是督责、敦促官员遵纪守法、勤于职事业。
大约汉武帝时代，废止了御史草诏的制度，而改由尚书官负责。诏书一般由尚书郎起草，尚书令史缮写。然后由尚书仆射、尚书令联合审核，然后再一起校对一遍，确保文字无误，才递交皇帝审核批准。批准后，重新缮写一份，用皇帝玺印和尚书令印共同封印下。
马鞍和马镫是什么时期发明的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ooo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1、“……（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2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3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6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12“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2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2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2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
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掘。……幸运的是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o)而云南石寨山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6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艺术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
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图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写在前面的话
我喜欢历史，也喜欢看别人改变历史。网络上各种穿越小说的泛滥，使得我也想写一本关于穿越，关于改变悲剧命运的书。
以前看史，太过相信书上的评价。
后来，我才慢慢的知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后又看到作者柳寄江的一篇文章，深有同感之余又开始想写点什么。
于是在千挑万选之后，我选定了前少帝刘恭这个角色。
刘恭应该是个聪明的孩子。
在第一次读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这一句时，我就认定了他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常常惋惜他的冲动，想象着如果他隐忍下去，吕后就不会杀了他，他就真的能“壮即为变”了。
他是一个悲剧。
应该说，惠帝这一支都是悲剧！
好皇帝而绝嗣的，我只记得汉惠帝和明孝宗。
明孝宗绝嗣，是因为独子武宗确实荒唐无后。而汉惠帝，却是被他亲信的大臣，疼爱的弟弟杀死了所有的儿子污蔑为无嗣。
因为无后而得不到历史公正评价的，我也只记得隋文帝和汉惠帝。
隋文帝积累的财富的一部分，创造了初唐的灿烂，可是我们却不知道隋朝曾经的辉煌。汉惠帝比汉文帝更孝顺，比汉景帝更英明，却就因为早夭和‘被绝嗣’而背上了懦弱昏庸的恶名。
当我看到史书上几乎完美的文帝，总是忍不住心中暗恨。
惠帝对待兄弟是那么的友爱，以宽仁著称的汉文帝在杀尽侄儿们的时侯，是否想起过儿时哥哥带着他玩耍的时光？
杀光侄子还污蔑兄长无子、昏庸，他的心中可曾有过一点愧疚。
即使英武如唐太宗，也在玄武门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而汉文帝，根本没人在意他杀侄篡位，死后还被奉为贤明帝王的典范，庙号太宗，谥号孝文。
而这，全部都是从疼爱他的哥哥惠帝身上抢来的！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觉得要为自己的想法做些什么，于是便有了本文！
前世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彊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适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适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
－－－《史记·吕太后本纪》
每当读到这段，刘晨心中就是一片悲愤。
这是史上最成功的废立阴谋了吧！
因为害怕小皇帝长大为奶奶，舅舅们报仇，就需要废掉皇帝。可是毕竟年幼的皇帝毫无过错，不好直接废掉。
于是，他肯定不是真正的惠帝之子。
先帝还有好几个儿子已经封王，他们也有可能长大报复。
于是，先帝的那些儿子就全都不是亲生的了。
先帝既然已经无子，兄弟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
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既无嫡，就需立长。
高祖现存三脉，长孙齐王母族太过强大，立他为帝外戚必然分权，拥立之功不能尽享。
那么，淮南王母族势力也太大，自动排除。
只剩下一个代王，母族不显，没有外援，本人又很低调乖觉，会做人，好说话，还大方，真是完美的皇帝人选。肯定会乖乖听我们的话，这拥立之功是坐定了！
这样短短几句话，新皇帝就出炉了。
可见，大凡是阴谋家，总是会给自己戴上为国为民的假面具。
废掉皇帝，那肯定是皇帝的错。
也许太史公写史的时候，是因为无奈而选择了春秋笔法，又不甘于真相被掩盖而故意留下了许多线索。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一口喝完桌子上的茶，刘晨的思绪回到现实。
仰头叹息一声，合上书本，刘晨就躺到床上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