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三章 通幽之法 第四节 转移开始
道清看了看着急的裴级三，裴级三会了意，蹑手蹑脚地过来和道清法师说，看不能和阎王爷那通融下，把三日的死期呢延长几日，别死在保定这行不行？
道清就按着裴级三的意思把话告诉了鬼卒，鬼卒也答应回去和阎王爷说下，道清也说了有施主呢许了修缮关帝庙和城隍庙的愿。
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看门人嘴唇动了动，鬼卒回来了，说阎王爷说了，此叫小岛的东洋人所杀中国人同意延长该犯死亡的时间，定到七日后的午时三刻，依然要受三十一刀的肢解法。
但是延长这几日的时间，必须同样救下三十一人才可以，都是被东洋鬼关押的人，鬼卒还把要救下的人的名字说了一遍，杨法师一一记下了。另外还要为被东洋人所杀的人在阳间做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
这两件事必须做，否则这个东洋人三日内必死，因为用了通幽法，如果不答应这个条件呢，那么死后东洋人的魂魄也将永远囚禁在地狱，不得回故土，也不能轮回转世。
这个鬼卒刚刚说完，突然又换了一个人的声音，很严厉地斥责说，关圣正好在阎王爷那里，听说法师因为东洋鬼子的事情，用通幽法来麻烦地府，很是生气，但是有阎王爷相劝，加上有施主答应的修缮事，也就气消了。
但是关圣说法师因为管鬼子的事情，打扰阴间的正常审案，要罚大二十大板。以后不许再因为鬼子的事情派人来地府求情。如果违抗。将要受到重罚！
这时候就见那看门人直挺挺地站在那，突然身子就弯了下去，口里还喊着“一，二”
一直喊道二十才停下。
突然又直起身子，还是硬挺挺地站着。
这些问话呢，都是法师发问，看门人回答，问到谁。谁出声回答。道清法师好像在审状子一样，问完了，看门人突然说了一句：“本府的门神不让我进来！”
原来道清做法事之前，忘了烧一张提醒门神的符了，这个看门人的魂回来进不了门，被门神挡住了。
又现烧的符咒，这个硬挺挺站着的看门人突然就好像全身的骨头都断了一样，瘫软了下来，法师才喊人进来，把看门人身上的符咒揭了。给穿上衣服，又喂了两丸药丸。让抬下去休息。
穿衣服的时候，裴级三可看清了，那看门人的屁股上颜色青黑，就像被木板子打过以后的印记，一模一样的，还肿起了老高的。
杨法师把写着人名的名单呢交给了裴级三，笑着说，这上面写着的人，一定都是祖上积德的人，放不放人的让裴级三自己看着办，阎王爷也求完情了，延长到七天后。
裴级三还想问早川太君的事情，道清先说了，既然派去的人回来传话里没提早川这个名字，而且看到的只有一个穿着军服的东洋鬼，那说明只有小岛会死，早川还没到死期呢，应该死不了。
这下裴级三大喜过望啊，如果早川死不了，小岛七天后死，他完全可以在这个期限内想办法把人转移到北平去，那样的话，死在北平的医院里，自己起码能轻了责任的。
千恩万谢地就告辞回去，准备去办放人的事了，道清和杨法师瞅着裴级三走出了院门，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关上房门商量事情了。
这会已经是午夜了，白天鬼子们这么一折腾呢，连城外的驻军都调进来搜查了，这可无形中帮了我党的保定交通站的大忙了！
原定初八这天的大转移行动，最开始是由安捷负责的，她为送第二批同志而去蛮子营和张书记联系时，王洛宝向安捷传达了行动计划，叮嘱她：“这次要接董鲁安教授来，对于他的安全要特别注意。” 安捷返回北平后，即着手安排。原计划第二批共一百多人于2月上旬启程来根据地，安捷安排董鲁安教授与这一批同行。
由于这一批不仅人数多，而且有天津的和家住天津的朱学昆、关淑勤，安捷和金英爱分头去蛮子营找王洛宝、杨森联系，联系妥当后，安捷通知北平的同志，金英爱通知天津的同志。
安捷是学生，利用寒假送人，由于工作环节多，以及秘密工作的限制，时间非常紧张。第二批送人，安捷同饶毓菩、王秀山分头商量，多准备了交通员。其中有陆孝华、张象耆、杨孝兴、王萱等。
1942年,安捷多次去蛮子营,往返乘车、行路，通过敌人岗哨确实有困难、有危险。但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自己的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
旧社会城乡衣着十分悬殊。安捷从北平到保定去蛮子营就很不方便，换衣服不好，不换衣服也不好。因为即使她穿上农村姑娘的服装，也改变不了她“居住证”上的身份、北平的口音和学生气，她只好穿上最朴素的学生装。
尽管如此，多次出入游击区也有点扎眼。有一次，为送一批同志她提前到蛮子营联络，时值下午，密密层层的青纱帐使她看不到村边有敌人。本打算沿村往西去王洛宝家，没走多远就发现大槐树下有十几个伪军在乘凉，看见时已经躲闪不及，更不能后退，只能接着往前走。
敌人呼啦一下站起来，端起枪凶狠地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的？”安捷随机应变回答:“我是基督教徒，来看望村里的教友。”她随手从书包中取出一本精装烫金的书籍。伪军问：“这是什么？”安捷答道：“这不写着，《新旧约全书》！”伪军一看真带着圣经，态度变了。安捷道声谢，抬脚走了。
安捷为送第二批同志去蛮子营联络时，王洛宝转给她一个小纸条，是黄泛为接董鲁安先生而写给饶毓菩的。别看是寒冬天，心里紧张也是汗流浃背的，到保定上火车，女检查员纠缠不休，打开包袱一件一件翻。
眼看要翻到藏纸条的衣裳了，安捷急中生智，抓起包袱中一只精致的口琴扔到女检查员的手里。女检查员放下卫生带拿起口琴，说：“这口琴真不错！”安捷顺水推舟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吧！”这样转移了女检查员的注意力，躲过了检查。
在1942年这个不平凡的寒假，经安捷安排送到根据地的共计125人。当时组织决定，完成输送计划后，安捷随最后一批同志撤回根据地。为此，安捷对自己联系的同志作了安排：有的等上级来接关系，如董葆和等；有的转交饶毓菩联系。
安捷、陆孝华、张象耆、杨孝兴、王萱等五人离开北平安全抵达蛮子营。初八这天当夜色降临，安捷等五人由武装交通员陈德夫、韩德全、王杰、王洛宝、王瑶负责护送，悄悄出发了。
武装交通员替他们背上行囊，一夜急行军，中途与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会合，还有从几个村集合来的要转移的同志们。过封锁沟时，战士们用一条条空干粮袋连接成布带，系在他们的腰上，把他们像吊水桶那样吊过封锁沟，到达易县东赵庄。
在以后的旅途中，他们穿越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阜平等县境，最后抵达目的地——平山县北方分局驻地老坟沟（现名老峰沟）。几天的经历，都是这些北平学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总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扑面而来，也让他们终生难忘。(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四章 斗争是残酷的！ 第一节 绝对不是潇洒事！
做地下工作的，那可绝不是和邦德一样的，在电影里那么潇洒地就把活干漂亮了，那可是在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呢。
杨棒子跟着道清师傅，在城里忽悠鬼子糊弄汉奸的，这都是没太大危险的事，说白了鬼子汉奸也是心虚，才疑神疑鬼地寻个精神上的寄托的，而我党那些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们，那可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鬼子斗法的！
初八这天，保定的秘密交通站头一批送过封锁沟一百多人，张书记他们从根据地回保定。计划好的是先到宋家屯，等晚上王洛宝来接一起过封锁沟后，再回蛮子营。
走到宋家屯一带呢就碰上了区小队，张书记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蛮子营去。联系好后，护送队就驻扎在宋家屯。傍晚队员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刚端起碗，忽然枪响了，日伪军突然就杀进村了。
区小队已经在村头那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护送队怎么办呢？张书记先把北平来的交通员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叮嘱他千万别出声。随后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听着外面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张书记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
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护送队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幸亏这一带的路张书记还比较熟悉。加上宋家屯的村干部给带路，就带着护送队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把北平来的交通员送上回去的火车。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过不少误会。
比如保定的地下党组织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张书记呢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
这次他穿着北平来的交通员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制服，戴着黑色制服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他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是干什么的。
张书记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就捆上他，押着他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张书记，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这些是小误会啥的，和在敌人的扫荡中遇到的危险比，那都是毛毛雨。
在咱八路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没能突出来，很多人就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41年秘密交通站还在筹建的时候，张书记和另外一位同志呢，正好在根据地，敌情紧急，他们就商量，应该从鬼子的包围圈呢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
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也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转了好几天才从鬼子的包围圈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算是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
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大家传达斗争形势。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没办法，只能活动的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张书记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
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两人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就商量，俩人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当晚那位同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张书记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这个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我党党员。
杨森家救过张书记的命。1941年秋天，张书记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
张书记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他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着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张书记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住在杨森家，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张书记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张书记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张书记就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他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张书记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都挺爱吃这饭菜，今天却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两人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陌生人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门口的人，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能看出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张书记就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两人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张书记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这是个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张书记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那位和张书记一起来的同志就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咱得同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这山西口音的同志也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就这样的惊心动魄的遭遇还有许多次，一直到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张书记他们才返回根据地的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地下工作绝不是什么电影里那样散着步的就把事情办了，那都是糊弄人的，每时每刻那都是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呢！(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四章 斗争是残酷的！ 第二节 黑云压冀中
张书记他们回到蛮子营后，还没等喘口气呢，就接到在火车站上递送过来的情报，说自打初五以后，鬼子的军列比平时增多了，不是运兵，是拉来许多的物资，卸完货都用卡车运到城东的军营去了。
这个情况很重要，一般鬼子在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呢，都是先囤积物资的，和以往的扫荡一样，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尤其是运到城东的军营去这个细节，那更是说明鬼子要有大的军事行动。
保定城的城东南是清苑县，就是前文说过的冀中组织抗大的二分校编成的转移纵队路过的地方，这里是卡着冀中根据地和路西的山区联系的重要通道，鬼子向这里运送大批的物资，那就是为即将来的扫荡做物资储备呢。
刚刚过了五一小长假，咱们就费点篇幅说说华北抗战史上最惨烈的冀中五一反扫荡，看看一些资料里是怎么回忆这个“五一”的。
1942年5月1日，日本鬼子对华北冀中平原展开大扫荡，结果造成晋察冀最富庶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丢失。1942年以前，在冀西山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搞得虎虎有生气，全有赖冀中平原根据地的粮食、布匹及其它丰富物产对冀西山区的支援。
1942年，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丢失，以后的几年间，冀西山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直在极度饥饿、贫困中度过的。肚子都吃不饱，有什么力气打日本鬼子？所以1942、1943、1944这三年，处在饥饿中的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在战略上也处于一个被动的守势。只能在局部上个别方面对日伪展开攻击。在整体上已经丧失了进攻打大仗的能力。
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前的晋察冀，拥有十三个军分区，十二万军队，仅冀中就有五个最富裕的军分区、六万军队。最主要的，是冀中的这六万军队都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不像冀西山区的那六万八路军，常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
每年冀西山区的主力部队都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打仗。而是长途跋涉越过平汉线铁路，到富裕的冀中产粮区来背粮。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各分区上至司令员、下至马夫，人人都要参加，没有例外。如果没有冀中的粮食支援，冀西山区的八路军就只能靠吃黑豆、玉米核、树叶度日。
1942年的3-4月间，原来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因为晋察冀精兵简政，奉命返回。抗大二分校与冀中军区合办的培养干部的“抗三团”，由在狼牙山一分区驻地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接管。一大队挑选出去冀中接管抗三团的干部，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欢呼之声，马上就能吃到白面馍、烙饼和面条了。不再吃带有霉味的黑豆糊糊了，有谁能不高兴呢？
当时。一直和杨浩同住在一老乡家的李振军，也是奉命去冀中接管的干部之一。他奉命担任抗三团一大队代理教导员、总支书记。临走时向准备跟李青川一起下部队的杨浩许诺，再回到狼牙山时，背包再沉，也一定要背一堆冀中的白面馍和烙饼回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同样在1942年的3-4月间，日军开始从武汉、太原向华北集结兵力。驻冀中各据点的日军也开始集中，用伪军来接管守备任务。华北方面军组织了有关师团的主任参谋对冀中的现场考察，已经在准备进行对冀中的大扫荡了。4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有末精三在保定偏东南的清苑县召开会议，研究即将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
事后分析，实际上，1942年2月初，抗大二分校撤离冀中，已经看到了冀中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2月7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紧急指示：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内对冀中发动大扫荡，命令各军分区部署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分散、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
抗三团中，原属于冀中各部队的连排干部提前回去，冀中的部队取消营以上干部的乘马，一律步行。军械库的子弹、手榴弹也发到各人手里，被服库将储存的布鞋提前下发，每人两双。一些非战斗人员，能回家的发给证明回家；不能回家的，托付给地方可靠的人家分散隐藏。
冀中，有两位不便随战斗部队转移的同志，他们两人一起被托付给了一家老乡，说好由他们家照顾，度过1942年的大扫荡。后来这家人在五一大扫荡中一看形势不好，中途把他们给扔掉了，自己一家人跑到敌占区去避难。
李振军他们所去的抗三团，形势同样严峻。抗三团的团长陈文彪、政委李中权、政治部主任陈宜贵。抗三团1940年百团大战以前成立于平汉铁路以西的河北省行唐县，百团大战时期越过平汉铁路，来到冀中。
到冀中后发展很快，抗三团除了团部和一直属大队，另有三个大队在其他军分区。李振军他们去的时候，抗三团刚从河北省博野县转移到安平县羽林村一带。
明知形势紧张，不提前转移到外线，进入冀西山区，该走的时候没走，这应该算是个决策失误吧？因为早在五一大扫荡的一个月前，1942年的4月，冀中区党委开会，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七八位最高领导人都在场，讨论形势，已经看出在冀中是“待不住”了。
据说，当时延安和晋察冀都来过电报，说不能硬拼，不行就先撤到冀西山区。其他几个领导主张撤，但吕正操不想撤，还讲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几条经验。黄敬就不好再说撤了。最后会议决定是在冀中再待上一段时间看看。
这一拖，就拖出大事来了。因为转移不及时，根据八路军自己的战报，冀中根据地六万多人部队，折损了一万六，牺牲的高级将领就有三个：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一直都认为他被捕后背叛了，根据萨苏的文章，他的确没有背叛，是在押解中逃跑了）。冀中的五个军分区，有四个军分区遭受到重大损失。
也就在冀中区党委开会的那个时候，一分区三团组成的武工队到保定西关一带活动，看见了火车站堆满了军用物资和成群才下火车运来的士兵，一看就知道要大扫荡了。武工队长王栋，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紧急赶回易县周庄的一分区司令部，向杨成武当面汇报。后来王栋说：杨司令打了几个电话后，对王栋说：放宽心吧，不怕。鬼子即使扫荡，也不是来对付我们的。
后来得知，鬼子如果对一分区扫荡，必然提前将军用物资、增兵的鬼子群运抵满城、易县县城及各大据点。同时从伪军、特务队中找带路的，尤其向易县、满城周边的村子中征集大量民夫，以便在扫荡中背运物资。但这一切往日的大扫荡举动当时在易县都没有出现，所以杨成武判断，1942年的这一次大扫荡对象不是一分区。
1942年4月29日，日军开始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前后历时半个月，时间也不长。冀南根据地不隶属晋察冀，属于刘邓“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
随后，1942年5月1日，就是抗战史上闻名的“冀中五一大扫荡”。(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四章 斗争是残酷的！ 第三节 该走的时候没走
实际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鬼子要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如果冀中的抗日武装提早做了准备，怎么还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呢？这就得从事后的分析中去找原因了。
日本鬼子进行五一大扫荡，冀中、或者晋察冀军区事先知道不知道？据说是知道的。据说，冀中的五个军分区，只有十分区没有建情报网点，只建了个情报站，其余各军分区都有消息灵通的情报网点。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冀中军区七分区驻石家庄的情报站已经发现了日军第八混成旅团要与一一〇师团换防，以便一一〇师团集中兵力近期对冀中进行扫荡。甚至情报明确到敌人在平汉铁路线一带大量增兵，表面上要“声西击东”，打着扫荡冀西的幌子，真正的目的是对冀中进行“拉网式”大扫荡。七分区领导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给了冀中军区领导。
五一大扫荡前在冀中八地委工作的罗玉川，回忆说时任冀中区公安部长的张国坚，扫荡前两次向冀中党最高领导黄敬说敌人要扫荡了，但黄敬注意不够，没有及时研究布置。
五一大扫荡以后，日军一一〇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曾回忆说：“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
既然知道了鬼子的扫荡计划或企图，冀中领导为什么不预先将干部和部队转移到外线，以致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反扫荡以后。冀中的干部自己总结。最大的失误在于“该走的时候没走。该回的时候没回。”
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动用的军队是日军五万名、伪军四万名。如果按照当时日本军对八路军1比6的战斗力来计算，如果想与这五万日军打成平手，需要集结三十万八路军才行。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计算，不是实际力量的对比。
实际力量你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日军控制着铁路、公路交通，有完善的后勤保障，武器弹药、粮食物资都非常充足，此外还有空军的支持和伪军的协助。八路军没有实力与日军面对面对抗。
对抗不行。你可以走。但没有走，还想看一看是否能在鬼子的扫荡中坚持下去。这就是“该走的时候没走”。
李振军当时所在的抗三团经常活动在冀中的定南、深南、无极、安国、安平、饶阳等地区。这里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六分区和七分区。
1942年5月11日，日寇的“分进合击”和“铁壁合围”达到**，抗三团配属各分区的三个大队随分区机关相继突围，转到了外线。但团部和直属大队都未能及早跳出合集圈，在深县南部两次被鬼子重兵合围，损失惨重。当时，团部立即作出决定：队伍分散，各自隐蔽……。抗三团的同志们立即被冲散。夹在哭天喊地的群众中各自为战。
事后看回忆，被打散的抗三团收容了500多名自己团的同志。也有冀中的干部和群众，其中妇女就占一半以上。大家推选齐平做了营长。部队中的两百多人编成两个连，有机枪11挺，每人都有步枪。地方干部和群众也编成了两个连，男女都拿手榴弹自卫。在宋庄，他们夜袭了那里的一个敌人伪军连， 并把伪军的服装换上。
五一大扫荡，抗三团遭到极大损失，仅被捕的同志就达上百。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被捕后叛变。遵照上级指示，抗三团就此解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五一大扫荡前，冀中领导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北的东西长岗村一带。吕正操后来回忆，经过大力缩减，冀中党政领导机关由原来的四千多人减到不足千人，而警卫部队二十七团已不足两千人。
就在五一大扫荡即将开始的那一天，机关大队转移到饶阳县东张保村一带。5月1日当晚，在村外一片枣树林里，召开了冀中领导机关直属干部参加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冀中军区剧社演出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话剧《日出》。演出结束，天接近拂晓，冀中领导机关立即开始大转移行动。
有意思的是，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鬼子对冀中的滹沱河北先开始大扫荡，鸡飞狗跳，百姓逃难。但滹沱河南却异常的平静，仿佛另一个世界。当地的党政军及老百姓对河北发生的一切麻木不仁，似乎无一点忧患意识，每个村的村口照例有儿童、老人、妇女在站岗查路条，要每个过往行人回答路边识字牌上的问话。
自满清后期，日本人开始侵略中国，日本人侵略的理由之一，是中国人长期甘心被异族人统治，已成为劣等民族。劣等民族的表现是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民族和国家，对身边自己同胞的受虐、被屠杀，对自己国家的灭亡置若罔闻，麻木不仁，照样过自己的小日子。全然想不到自己也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想不到起来抱团反抗才有出路。
想想那位原本学医的鲁迅先生，不就是日本求学的时候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的同胞被侵略军杀头，周围一圈同胞麻木不仁的观看，他才奋起弃医学文，要靠写文章唤醒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
一直转战到5月29日，转移到河北景县（再走几步就是山东）的冀中领导机关，接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电报，“同意冀中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移到外线的意见。”
5月30日急行军，6月1日夜，冀中领导机关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以后经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达晋西北。也就是说，冀中领导机关先于下属各机构，最早离开了冀中转移到了外线。以后许多冀中干部叛变，这成为最主要的理由之一：领导扔下我们不管，自己先跑了。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有争议的事情。5月中下旬以后，鬼子的大扫荡相对减弱，好像有收兵的趋势。当时的冀中领导人向各军分区发出了两份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份命令是要各分区机关及部队转移到外线，保存实力；另一份命令要各分区将分散的部队集结起来，及时返回，领导当地的反扫荡斗争。
在抗三团的团史中就记载：“当时冀中军区误认为参加扫荡的敌人大部撤走，逐于5月20、21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分散部队相对集中，反敌‘清剿’，恢复地区。抗三团分布在深南地区的大部分人员接通知后，逐渐在护驾池附近集结起来，随即通知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教育，不料又遭到敌人更大的扫荡。”
也许有人会问：冀中大扫荡这么惨烈，冀西山区的晋察冀根据地也有赖于冀中的粮食和物产，晋察冀军区有十三个军分区，冀中这五个军分区独自苦战，那八个冀西的军分区和主力部队为什么不过来帮一把？此外，还有晋冀鲁豫和山东的八路军呢？他们就在一边看着？不过来帮上一把？
日军的全盘统筹规划性特别强。日本华北方面军搞冀中大扫荡，自己没有那么多军队，所以从武汉、太原调军队来，最后集中了五万日军、四万伪军。你八路军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军区的部队就在身边，为什么不能在鬼子的背后狠狠的打一下，帮冀中军民一把？(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四章 斗争是残酷的！ 第四节 该回的时候没回
后来的事实证明，冀中军区转移到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西及平西地区的部队、还有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虽然都对鬼子展开了进攻，但似乎并没有全力以赴，对鬼子的打击十分有限，所以鬼子并没有因此减弱对冀中的压力。
日军自己的史料中也记载：“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地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由此看来，聂老总并非看不到这点，只是各军分区不给力而已。各分区刚刚结束历史规模最大的日军大扫荡，部队严重减员，根据地被破坏的残破不堪，战士们肚中饥饿、弹药匮乏打不动攻坚战，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冀中沦陷后，失去了晋察冀的粮仓，从此，再没有冀中的粮食运到冀西，加上冀中沦陷后撤退到冀西的几万军队，每日处在饥饿之中，那真是一幅悲惨的景象。
1942年6月，冀中十分区所在的大清河北被鬼子占领，夹在平津之间的十分区，第一个全部沦陷为敌占区。十分区机关和部队只能退到冀中腹地，以后又退到文安洼的皇甫村一带。六月下旬，十分区警卫连和教导大队在司令员周彪、参谋长刘秉彦指挥下，在任邱县边家堡全歼日军“剔抉队”八十余人，俘虏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
1942年7月5日。冀中军区命令十分区主力部队转移至北岳区。十分区机关干部的大部分和二十九团由十分区政委帅荣带领。向冀西山区转移。他们从白洋淀南岸的大树刘庄出发。乘船到白洋淀北岸，休息一天。夜行军至拒马河北岸的韩村。
敌人发觉后对十分区进行合围，苦战一天，夜间突围，在北河店越过平汉铁路，驻在易水河畔的小牛村。敌追击部队赶到，又苦战一天，天黑突围。当越过山边封锁沟时。又遭敌伏击。就这样边打边走，四天行程三百余里，胜利地到达了北岳区根据地易县独乐村。
从易县，走徐水，一路上昼伏夜行。沿途鬼子、伪军的炮楼林立，都是新建的，每隔四五百米（约一里地）就有一个，炮楼之间用步枪就可以封锁道路。部队在秘密联络点的引导下，过两丈宽一丈高的封锁沟，接着是平汉铁路线。进容城县境内。最后进入白洋淀，找到了十分区留守处的负责人后勤部邱部长。
从地图上看。从易县南独乐村到容城县白洋淀，不过百多里路，走大路，不过两天的路程。但白天这段路是日伪军的天下，不能走，八路军只能走夜路。
实际上，“日伪军”这个部分中，日军很少，主要是伪军。这就是冀中的有知之士最不满意的另一个地方：“该回的时候没回”。如果冀中主力部队此时回去，鬼子早已撤走，伪军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冀中根据地会很快得到恢复。为什么可以回，而没有回呢？
据说这也是在延安七大晋察冀代表团会议上大家对聂老总责难的地方。
伪军多，是中国的一个国情。不容否认。日本研究抗战的学者曾经质疑：抗战中大量伪军的出现，是不是与中国的民族性有关？这就是被称为中国人劣根性的又一个地方。
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年的独裁统治，吏治**，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国民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社会道德的极端低下，一些中国人极为自私，思想意识里只有自己的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他们或者上台贪污捞钱，或者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捞取个人的好处。
卖国卖身甘当汉奸，这同每个人的思想品德有关，特别与某个政党的素质有密切关系，汉奸绝不是单独的个体现象，而往往是从一个利益集团中冒出来的最多。比如，八年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集团出自于**的国民党集团。
再回到五一大扫荡以后。此时十分区留在冀中的同志，隐蔽在白洋淀芦苇丛中的要好一些，那些寄存在当地老乡家的，遭遇各不相同。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十分区烽火剧社将这两个人（一个19岁、另一个14岁）一起放在一户老乡家里。托付的这户老乡当然是基本群众，八路军的积极拥护者。大扫荡开始后，他们同这户老乡全家人一起逃难。
老乡给了他们一人拿张狗皮褥子、另一个抱床被子的任务，总之都不是空手。但是在一条河边跑的时候，河两边都是鬼子兵，追赶着抵抗的八路军，逃难的老乡只能下河床跑。跑着跑着，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的东西都跑丢了。
老乡一看，大怒，喝斥他们一顿，将他们丢下不管，自己一家人走了。此时，大雨如注，他们饥寒交迫，幸好青纱帐起来了，他们一路穿行在庄稼地里，躲避着扫荡的鬼子和伪军。
幸运的是，他们活了下来，有幸能跟着带他们的人一起来到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从徐水进满城县便是山地，当他们听见山头上八路军哨兵的一声喝问，高兴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可到家了。再往前走，接近独乐村的时候，远远听见了一分区战线剧社和十分区烽火剧社在一起练声的歌声。
每每看八路军冀中大扫荡的回忆录，发现不光是清苦的农民支持八路军，绝大多数的那些地主富户人家，在八路军居于弱势时也始终坚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不离不弃。
究其原因，抗战期间，富家子弟以爱国大义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相反，贫困子弟参加伪军的，也不在少数。因为参加伪军有军饷，可以养家糊口，参加八路军就没有军饷。所以参加伪军是穷人当时谋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他们本质上肯当汉奸。
五一大扫荡中，十分区白洋淀东四十八村一带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就坚决支持**，土改后依然如此；雄县小河岗地主士绅王新，在十分区地区变质后仍支持抗日，1943年曾断指一节写血书给十分区抗联主任马健民（杨沫丈夫、老鬼父亲），表示坚决抗日到底。
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在地区变质后还一直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地主老财门对寄养在他家的八路军干部格外尽心，绝没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
看冀中根据地老干部的回忆录，他们说以前十分区的打仗很死板，总是老一套打法，据村死守，结果损失很大。以后就有了多种打法，比如放进来，打“挑帘战”，走出去，主动拔据点等等。
1942年五一大扫荡，最终造成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丢失达两年多，直到1944年12月杨成武被派到冀中，重新恢复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的丢失，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聂老总谈得很全面：“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冀中沦陷后，据说朱老总专门听取了冀中沦陷的整个经过，最后朱老总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我们应该做的比这更好……(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五章 苦字言不尽 第二节 肚子的问题
上文说的是行军和吃饭，这节重点说说这吃饭的问题，嘴里不进食，肚子里老是空的，这饥火难耐啊！
老兵们回忆比较多的除了行军打仗，再就是个吃的故事了。记得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争论哪种野菜好吃呢？时常争的脸红脖子粗的。
在一分区的老兵中，很长时间，杨浩慢条斯理的吃饭样子，还是大口吃饭的北方汉子嘲笑的对象。
39年初，杨浩刚到八路军，当文化教员，吃大灶。那时经常吃的是苞米、小米混合的大茬子焖饭。他最初还是从小家里养成的吃饭习惯，手端饭碗四平八稳，细嚼慢咽不能抢先。结果，一碗饭没吃到一半，人家已抹着嘴巴走人了。再看饭锅空、菜盆净，已无任何可吃之食留下。
很长时间，他都是在半饥中度过来的。没办法，只能抛弃家教的斯文，吃起饭来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但这还是不行，你一个新兵，哪里赶得上那些老兵的吃饭速度？一个个苞米茬子小米粒嚼都不嚼，生咽下去。每每当他吃完一碗，准备再添饭的时候，已经是锅光盆净，粒米全无。他个子大，食量大，这样长久下去可不行。
据说，那些老陕老西的老兵们对他说：“杨教员，当兵的，吃饭如上战场，也要速战速决才行。你这个文绉绉的吃法不行，餐餐要挨饿的。你第一碗，要盛上半碗，当你吃完之后。赶在别人前面将第二碗盛得满满的。这样。起码你每餐能吃一碗半饭。比以前能多吃半碗饭。”
杨浩后来说：可静下来的时候我一想：饭锅里的饭并没有多，我多吃了半碗，别人就要少吃半碗，我吃的是别人的那份呀。
幸好这样的时间不长，他到了三团，当上教育干事，又分到三营，每餐在营部吃饭。结果他自幼养成的老毛病又犯了。吃东西又慢了下来。看他吃得慢，三营长肖应棠一笑，放在了心上。那一年的5月打大龙华鬼子据点，缴获品不少，肖应棠让人取来一个鬼子的铝制饭盒，给了杨浩。
很长时间以后杨浩才得知，老陕们是很抱团的，私下里老陕籍的老兵们没少向老陕籍的营长肖应棠说杨浩的好话，所以才有了肖应棠的特地关照。以后有了这个鬼子饭盒，吃饭时炊事兵直接将饭菜（如果有菜的话。许多时候是几乎没有菜的，只有咸菜或菜汤）盛在饭盒里留给他。让他可以从容不迫的吃一餐饭。
其实，抗战年间，日军士兵配备的铝质饭盒并非八路军餐具首选。日军的铝饭盒看似科学，下层放饭，上层的一格可以放菜。但八路军常常无菜可吃，放饭的地方又偏小，饼子窝头根本放不进去。所以人们常把上层的一格抛弃不用，只用下层。现在所能见到的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日军饭盒，大都是没有上层一格的。
抗战时期八路军餐具首选，是一种搪瓷大茶缸，东洋过来的民用舶来品。直径四五寸见方，盛食物、煮水、装粥汤均属一流。比日军饭盒轻上许多，为许多首长、知识分子干部所青睐。杨司令就是喜欢这种大茶缸的。
再以后，调到了一分区司令部当参谋，发现了司令部食堂的分饭是绝对公平的。一分区司政机关食堂的两个班长，一个叫郝运，一个叫贾三。这名字可不是胡诌瞎编出来的，看一分区老兵们的回忆文章，对这几个炊事兵没少给文字。
郝姓、贾姓、都源自山西最常见的姓氏。这几个人是红军东征时的老兵还是八路军到山西后就地招的老兵？俺猜应该是前者。因为那时候能在一分区司政机关做饭的老兵，大都有个红军的身份。没在饥饿年代出生的现代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把炊事员记这么牢的苦衷的！
司令部、政治部吃饭，不比在基层部队的一窝蜂吃法，由炊事班长贾三分饭。每个人两平碗，司政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平等。碗是易县农家常用的粗瓷碗，不用饭铲，用瓷碗直接在锅里或木饭桶里舀饭，然后一根竹筷子一刮，抹平了，再倒进你的盛饭家伙。所以每人两平碗，绝对公平。
如果是菜粥或者最艰苦时期的棒子核糊糊，直接盛，不用筷子刮了。吃饼子、窝头就更简单了，每人两个，大小都一样。有咸菜，每日人一块；没有咸菜，饼子窝头一定有咸味，放了盐的。
1942年春节，一分区破天荒第一次吃上饺子，每人一斤面、一斤半菜肉馅，各科干部自己领回去，包好后拿到炊事班来煮。杨、彭、周三个湖北佬不会包饺子，乐得吃个现成。宣传科饺子包好，蔺柳杞自告奋勇，要参加一起去炊事班送包好的饺子。路过井台时，因结冰路滑，一下子跌倒，手中的饺子全扣在地上。
1942年那天冬天，因为冀中全部沦陷，冀中十分区干部战士先是撤退到平西根据地，又转移到一分区。时临43年春节到来，杨成武前去慰问，发现十分区干部战士有抹眼泪的。问起来，春节没吃上饺子，这在富裕的冀中地区是不可想象的。再穷的人家，一顿春节饺子也是能吃到的。
于是，杨成武特批从一分区库存粮中拿出全部白面，给十分区干部战士包顿饺子。白面送来，十分区干部战士一片欢呼，但很快欢呼声消失了。一问，方知道冀中吃的白面，是真正去掉麸子的白面。冀西山区因为麦子的来之不易，是和麸子一起吃的，今天的名称叫“全麦面”，属健康食品。当年可不这么看。也许是白面的数量不够，一分区管粮食的部门又在白面中掺了少许玉米面。难怪人家的欢呼声很快就消失了。
还有两件小事，也跟“吃”有关，值得一提。
在1942年挺进军被撤销之前，挺进报那些同仁绝对是够朋友的。回到一分区的杨浩继续用“桐古”这个笔名为挺进报写稿，这回又多了笔名“红杨树”的魏巍和笔名“柳杞”的写稿，托往来一分区到平西的交通员带过去。时不时，一个平西的通讯员来到一分区，给他们带来一个旧纸糊的信封，里面是充抵稿费的晋察冀边区邮票。那年月，邮票也可作晋察冀货币的代用品，于是，他们几个人聚到南管头那间既卖生肉也卖熟肉的店铺，为缺乏油水的肚肠改善一次。
那年月，一般人为报社写稿，是没有稿费一说的。报社也穷得没有几个钱的。但他们有邮票，这就是变相的钱。编辑们又只有这点权限，于是关照了“自己人”。为那些经常给报社写稿的人多少补充一点营养。不算是**吧？
有一个负责小灶的干部讲：分区最主要的几位领导干部小灶的早餐，当时只比中灶多一个鸡蛋。几个有资格吃小灶的领导干部，就着稀粥、馒头、咸菜吃完之后，小心翼翼的将鸡蛋放进自己的衣兜，为的是回去带给自己的孩子。当时的家属大都随军。
当时不光是整个部队，就连几个部门集合在一起的食堂系统，难免会出现“关照自己人”的情况出现。以致干部们之间有意见，“谁吃得多”、“谁吃得好”等等。政治部副主任还要奉命下食堂帮厨，就是为了消除食堂炊事员中的山头主义，对所有干部、不管来自哪个部队，都要一视同仁。(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五章 苦字言不尽 第一节 再谈吃饭问题
在这里先和大家道个歉，整部小说从4月底开始出现了一些段落上的落差，造成了朋友阅读起来的不连贯性，特此郑重地向大家深表歉意。
本来是要一些俺和朋友们多年来研究和搜集的晋察冀军区的抗战往事，在写小说的时候陆续地添加进去的，以便大家能够了解比较真实的抗战时期的我党和我八路军艰苦卓绝的历程，可惜俺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人，没料到风雨突来的变故，被警告了不能把一些真相放上来。
但是俺写些抗战小说的由衷呢，就是因为俺的祖父、外祖父当年都是在冀西北这片热土上，和鬼子伪军汉奸们浴血奋战了八年的，俺自小就听他们讲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如今，他们都已作古了，不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讲给后人们听，真的怕再过个多少年，抗战是怎么个情况就没几个人知晓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就是明天一睁眼，就丧失了再讲故事的权利了，所以俺决定把手头的这些资料，夹在小说的段落中，尽快地输送出来，剩的一旦被风雨打趴下俺瘦弱的身躯了，这些资料就白费了心血了。
在这里第一次对yx哥们表达俺最诚挚的感谢，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老兵们的后代，即使所有人都能遗忘了这段悲壮的往事，咱们也要一代代地把先人们的故事传颂下去！
好了，说正文，今天这一章，还是用事实说话。说说八路军的行军、吃饭、伤员和41到42年的一分区。
问过那些抗战老兵：八年抗战。最多的时间在干些什么？
老兵低头仔细想了想。最后回答说：就是走路吧？几乎经常就是在走路。虽然不是每天都走路，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走路过来的。
这话没错。很多老兵能活到解放，靠的就是个“走”。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叫“戡乱救国”，实际上就是国共内战）三年，晋察冀的土八路穷得很，基本上靠两条腿走。打不过敌人，为躲开敌人。靠走；为打敌人，上级寻找战机，也要靠走。
这个“走”不是像今天旅游这样的空手走，而是背着背包武器负重行军。而且走平整大路的机会很少，大都是走崎岖的山路、小路，甚至跋山涉水。所以，战争年代留下的印象大都是走路。
当然，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就不必走路。抗战期间晋察冀规定，凡带兵的营长、营教导员一级，就配备马匹。另配备勤务员、马夫各一名。其余的待遇，比如发军装时配发给“马裤”。吃饭时可吃中灶等等。但军分区的参谋干事们，虽享受有营级干部生活待遇，但没有马匹、马夫、勤务兵。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规定得更细了：最低的排级干部自己扛背包，连级干部配一个挑夫，营级干部有勤务兵，团级干部享受抗战时期的营级干部待遇。
这是指的一般情况，不包括战时状态。战时反扫荡急行军，所有领导和战士一律步行。因为钻山沟、走山路，爬山越岭没有条件用马。
老兵们的讲述里给俺印象最深的行军有几次。
1939年11月底，黄土岭战斗尚未结束，杨成武指挥无力再战下去的一分区部队迅速脱离战场，返回狼牙山根据地。途经易县干河净时，一分区政治部将支援平西挺进军的十来名干部集中起来，由蔡铁根带往平西。这十来名干部大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半数人没有枪，有枪的也是短枪。
由于保定、易县、涞水一带的鬼子兵分别经涞易公路救援黄土岭被围的鬼子兵，为避免跟巡逻的鬼子和汉奸队相遇，他们只能连夜行军，趁夜色出狼牙山，过涞易公路，进云蒙山。夜深寂静，星光闪烁，只有一声声小孩啼哭般的狼嚎声，在山间回响。这一夜打尖时，他们以老乡家蒸馍的蒸锅水解渴，以后在平西，才知道平西缺水，老乡家的蒸锅水就是待客的“茶”。
1941年10月初，杨成武带领的一分区机关及掩护部队，从梯子沟钻出来，脱离鬼子的包围圈，进入到易县的大平地。此时，天色大明。按照八路军夜间行军白天休息的规律，现在应该是埋锅造饭躺下睡觉的时间。但身经百战的杨成武深知还没有彻底摆脱开鬼子的追击，于是命令部队，不得停下休息，在大白天继续向易县境内急行军。
这一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他们这七百多人又饿又累的队伍在山路上排成一线，挣扎着前进。比别人少吃一餐饭的杨成武以身作则，空着肚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天空上，偶尔一架日军的小侦察机在徘徊，根本不在意地面上的这一小支行军的部队。
也许以为敢于在大白天公开行军的只有他们日本人的军队。这支行军的队伍不知道的，在他们身后，跟他们一起突围出来、此时停下脚步休息的白求恩医校学员们正在遭受追上来的鬼子的屠杀。
几十年后回顾这段经历，刘伯承的名言“慈不掌兵”与杨成武当时的果断惊人的一致。所以，有时候一支部队的生死，往往决定于当时带兵领导的一念之差。
1942年的5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一分区的饥饿达到了顶点。因为肚中的油水少，一天到晚都觉得没吃饱，实际上也真的吃不饱。在周庄的司令部食堂开饭，几乎顿顿是黑豆玉米核糊糊，吃下去顶不了时候，一会儿就饿了。
因为部队实行“客饭”制度，吃得好了许多，所以新来的参谋长徐德操喜欢经常下部队去。只要他去，李青川、杨浩就要陪着，一来是徐德操也支不动司令部的其他科室，二来是哪有让首长自己单身下部队的？这一次下部队，杨浩因为刚跑了其它地方回来，没有休息又跟着走了。
因为长期吃的差、营养不良，加上这一天又空着肚子，杨浩一个眼花，脚底发虚，踉跄了一下，让紧跟在身后的徐德操看到了。徐德操当即说，先停一下，不往前走了。于是找了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子里一户看起来最富裕的人家，徐参谋长指挥战士敲开门，对这户人家说：搞点吃的，要好一点，我们这位同志饿的不行了。
在这里说一句：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体质下降，这已是寻常之事。一分区司政机关干部中因此而病倒的不在少数。以前每逢有干部病倒，送到卫生部休养所，只要有黄豆花生鸡蛋肉一吃，十天半个月时间，准能恢复。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病倒的干部战士越来越多，一分区卫生部应接不暇。以后杨成武与卫生部领导商量，就在一分区司政机关就地办休养所，给病倒的干部增加营养。
还有，擅自到老百姓家要吃的，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敢的。这明摆着是明目张胆的违反军纪，老百姓告上去，即使不被枪毙也是要记处分的。但领导干部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比如徐德操，红军身份的领导干部，他就敢住进富裕的地主家几天，每天好吃好喝招待着，管你一分区干部有什么看法。以后徐德操在一分区挨批，杨浩宁可被打成“徐德操一党”，也拒绝揭发批判。我猜，曾“受人滴水之恩”，所以“必当图报”的老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同样在这个时间，不过年代变了。1944年的10月初，一分区教导大队护送着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四分区政委刘道生等一批干部赴平西新成立的冀察军区上任。他们从易县小兰村出发，经紫荆关脚下进云蒙山、过拒马河，到李各庄。
这一路沿途的鬼子据点大都是汉奸在把守，他们知道自己是秋后的蚂蚱，长久不了了。于是，对这支一千五六百人的行军队伍不闻不问，更不敢阻拦。他们大白天过了涞易公路，向平西挺进。一路上秋收的庄稼、树上成熟的果实，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经过门城司马辉的二区队——龙华支队时，这个区队的原区队长马辉奉调一分区副司令，政委黄连秋奉调冀察军区，任察南军分区副政委，所以尽力招待了这支路过的部队。吃的那叫好：小米焖饭管够、羊肉炖萝卜，这顿饭吃过之后的一两个月都念念不忘。
一年之后的1945年8月中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了过来，大家一片欢欣鼓舞。此时，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奉命跟随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以及冀察区党委负责人杨春圃、白文治等领导干部，到张家口、宣化一带建立北线指挥部，指挥在平北的冀察部队解放张家口和宣化。
郭天民亲自带领冀察军区主力两个团，一分区三团和平西七团，进入到房山、大兴一带，寻机解放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几十年后回想：当时的郭司令真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以为靠这两个团的土八路就能解放北平。
易耀彩带领下的教导大队从李各庄走向张家口，从南向北横穿过蔚县、宣化县，沿途这两个县的老百姓在地方抗日政权的组织下为部队送茶水、送西瓜、送吃的，有如大过年一般的热闹。(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五章 苦字言不尽 第三节 精锐尽失
为啥41年和42年一分区的八路军们要天天行军，饿着肚子打仗呢？除了鬼子扫荡的规模前所未有外，战斗力直线下降是最大的原因！
1941年，经过37—38，38—39，39—40年三年苦战的杨成武，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你的老兵打掉了，没有人会给你补兵；你的弹药消耗了，没有人会给你补充；你的根据地被鬼子占领，没有人会另择一块地域给你，你只能干忍受着。
于是，1941年以后的一分区，无力再主动攻击鬼子兵，只能采取守势。这绝不像国民党所说的“保存实力”，而是兵员紧张、弹药困难、粮棉匮乏，不得已而为之。
总结一分区历史，一分区地盘最大的时候，是在1937年底。而一分区兵员实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时候，是在1940年5月，百团大战、或者“石太铁路破袭战”之前的那段时间。那时的一分区经过1938、1939连续两年接连不断的伏击战、偷袭战的胜仗积累，部队的集训整合，兵员齐整、弹药充足，军装、粮食等物资储备也达到相当地步。
百团大战的最大特点，是八路军一改自己原来一贯战术所采用的伏击战、偷袭战的原则，开始对鬼子坚守的据点搞攻坚战。要一群心眼实诚的山里人走出自己熟悉的大山，放弃自己打伏击的长项，顶着鬼子的机枪冲锋。
鬼子躲在暗处。训练有素。枪法准确；而进攻的八路军在明处。事先并没有进行过任何进攻鬼子据点的训练。进攻鬼子据点的部队怎样配合？怎样躲避？如何组织火力进行掩护？对八路军来说都陌生的课题。其结果，只看见进攻的八路军战士在鬼子的枪口下面一片片倒地，再起不来。这是不是以己之短，攻敌所长？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铁路破袭战，一分区主力一团因为支援太行八路军“打顽”，此时还在从太行地区返回晋察冀的半路上。所以破袭战阶段，一分区仅出动了一个三团攻打井陉煤矿。因为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出其不意。所以三团仅一个主攻营损失很大，其余的部队元气未伤。
但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涞灵战役阶段就不同了，小鬼子已经有了防备，将几个分散的据点放弃回缩，鬼子兵积少成多，聚集在一起。八路军出其不意的优势没有了。
八年抗战期间，不仅是晋察冀八路军，凡有八路军的地方，在主动打鬼子方面，最上策的战斗还是打伏击战。以自己绝对优势的兵力。在自己熟悉的山区根据地伏击毫无防备的鬼子行进队伍，为八路军战术首选。而且以伏击战斗力最弱、缴获最丰富的鬼子运输队为最佳目标。伏击的八路军收获最大。
39年底，一分区集中全部家底的所有主力部队打雁宿崖、黄土岭，与鬼子主力面对面交锋还在其次。因为这样的两场战斗，影响虽大，但自己损失也大，缴获却很少，所以显得得不偿失。只能被称作“中策的战斗”。
中策的战斗中，也有缴获很大、损失很小的战斗，比如，在经过充分的战斗准备和侦察之后，攻其不备，拔除鬼子防守的据点，1939年5月打大龙华，1940年8月打井陉煤矿就是这样。
下策的战斗，才是像涞灵战役那样，集中了自己的优势兵力，攻打鬼子防备森严的据点涞源县城、三甲村，特别是东团堡。因为你完全可以耐心等待战机的出现，在鬼子行进的山路上，埋伏起来打他的伏击。那时你可以不必要付出这样的人力和弹药的损耗，也能够取得同样的战绩。
涞灵战役，二团打三甲村据点，三团打东团堡据点，都是两千余人的一个主力团，包围了攻打鬼子一百多人、不足两百人的一支孤立部队。八路军的兵员数量均在鬼子兵的十倍以上，十几个人打他一个。此战不胜，咋说也说不过去。
鬼子人虽少，却躲在坚固的隐蔽处，训练有素、弹药充足，反观当年攻打鬼子据点的八路军，既无炮、也无炸药，更主要的是没有攻坚的经验。敌在暗处，有隐蔽物，进攻的八路军一方则没有。因此几倍于敌的伤亡是不能抹杀的。根据一分区进攻涞源县城、三甲村和东团堡据点的情况来看，一分区部队的损失一定是非常惊人的。
一分区主力一团打涞源县城、不知道鬼子已经增兵，从原来的一百多人增加到四百多人。此时虽然一团的两千余人五倍于敌，但战斗力不行，打一整天也打不动，自己的损失反倒很大。
个别部队有攻进城的，但后续部队的配合及战斗意志都不行，大部队没跟进去，最后功亏一篑，只能撤下来。甚至个别部队干部扔下攻进城的战士，自己只身逃出城来，被杨成武下令执行军法。
注意，这可不是什么一般的主力部队，是一分区政治素质最高的一团。几个月前，一团随晋察冀军区参加太行地区的“反顽”战斗，缴获了不少麻将牌。一团当时的领导人从此染上了打麻将的恶习。
当时聂老总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但碍于不是自己直接管的部队，所以只是通知杨成武要注意。一向管理宽松的杨成武还要自己再看看。结果一团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没有赶上，在涞灵战役攻打涞源县城的战斗中，杨成武亲眼看到了一团上下斗志涣散，战斗力下降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
权衡再三，杨成武做出迫不得已的决定，放弃要一团打涞源县城的原计划。一团改为担任警戒任务，一团拨出一个营的部队和二团一起打三甲村据点的百多名鬼子，最惨重的损失来自三团。
三团打鬼子教导大队把守的东团堡据点，斗志旺盛，但不得章法。因为鬼子大都是老兵、士官，训练有素，所以三团的损失最大。据守东团堡的鬼子教导队只有170多人，三团的损失几倍于鬼子，打了三天才打下来。打下东团堡之后，三团所余还有战斗力的兵力凑不满一个营。
攻打东团堡，三团中担任主攻的三营损失最大。因为再无兵可派，直到团长邱蔚也手里空空，于是三营长陈宗坤通过电话直接向杨成武要兵。说着说着，陈宗坤居然急眼了，向杨成武大发脾气。杨成武手里哪里有兵？只能对陈宗坤许愿：“打完仗，再给你补充兵员。”
具体东团堡战斗歼敌170多人，我军的损失多大？《杨成武回忆录》中不见答案。杨成武说，涞灵战役历时十八天，歼灭日伪军共1100余人，“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较能得到世界公认的《维基百科》的记载中：“此次战斗八路军共歼日军170余人，而自身伤亡212人，占领了东团堡据点，策应一团对涞源的进攻。”这一记载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与事实不符。不符，主要表现在数字上和时间上。
数字上。一个十倍于鬼子兵人数的三团，战后的存余战斗力人数不足战前的三分之一。三团是一分区主力团中人数最多的，百团大战前达到2600人左右。即使井陉煤矿战斗中受到损失，余者2200人还是有的。用2200人乘以三分之二，再减去《维基百科》上提到的伤亡212人，那其余至少有上千人都到哪里去了？
时间上。一团撤出攻打涞源县城的战斗在先，三团打下东团堡在后。而且是在一天之后。《维基百科》上，三团打下东团堡后，“策应一团对涞源的进攻”，怎么可能呢？这二者的先后次序都给弄颠倒了。所以，这一时间上的错误是对当年涞源战场状况的无知所造成的。(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五章 苦字言不尽 第四节 缺医少药
看过《亮剑》电视剧的朋友们都该对八路军的后方医院有印象，一是日军大队发现八路军的后方医院，二是政委赵刚负伤住进医院。
但是事实上，当年的晋察冀八路军的后方医疗条件远远没有电视剧里那么好，要真有那样的好医院，一分区也就不可能在百团大战后，主力部队的老兵和精锐大量地减员了！
拥有抵近前线的野战医院，是最大限度的挽救一支部队伤亡人员生命的首要条件。当日本侵华部队普遍实现成立野战医院条件的时候，晋察冀八路军的第一支野战医院来自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在1939年，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在距前线很近的地方实行“野战手术救护”以前，八路军战场上的重伤员死亡率是很高的。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后方医院的重伤员，常常在半路上就断气了。
白求恩根据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救护经验，实行“野战手术救护”，使得许多重伤员活了下来。可惜白求恩1939年底以身殉职，晋察冀后方医院能像白求恩一样承担战地手术的外科医生凤毛麟角。
1940年9月涞灵战役，在涞源县承担战地救护的，是印度外科医生柯棣华。以后的1941年、1942年、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一度全部沦陷，后方医院也需要不断转移才能生存，“后方”的概念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缺医少药的一分区医院。能有盐水来清洗伤口就已经很不错了。在一分区各休养所。伤病员（因为营养状况很差。病员急剧增加）的治愈率只能减少，死亡率不断增加。
在战争年代，战场上的牺牲经常被统计在内，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标记。但是在被称作“休养所”的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的大量死亡是缓慢进行的，常常被忽略不计。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八路军医院收治伤病员的能力有限，大量的伤病员常常被分散寄养在老乡的家里。狼牙山五壮士殉难的那一天中午。在狼牙山上遇见的本地农村民兵冉元同，就是因为冉元同将分散在他家的伤病员背上山去，隐蔽在一处山洞之后而与边打边撤的五壮士相遇的。
还有一个故事细节，不知道人们注意到没有。1941年夏秋季反扫荡，杨成武率一分区机关及掩护部队误入完县靠近唐县后方医院所在的花塔山地区，与白求恩医校学员一起突围。走出梯子沟后，疲惫不堪的白求恩医校学员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实在走不动了，又误认为已经摆脱了鬼子兵的追击，于是停下来就地休息。
休息的后果。是这些学员们最后在道士观一带遭到鬼子的屠杀。白求恩医校学员为什么体力不支？是因为在突围之前，这些学员将后方医院自己走不动的重伤员抬出去。与大批能走动的伤员一起隐蔽在道士观，体力消耗太大了。
鬼子兵迂回梯子沟，占领了道士观，屠杀白求恩医校学员的时候，那些伤员们怎么样了？没有任何历史资料提及得到。鬼子兵会放过他们吗？显然不能。
当年，晋察冀缺乏详尽的统计资料，你不知道这一次反扫荡与白求恩医校学员一起牺牲的，究竟有多少伤员？我们也不知道，晋察冀后方医院的伤员救治率如何？多少人痊愈出院？多少人回到原部队？多少人伤残回乡？多少人在医院死亡？即使伤残者能痊愈有幸回到家乡，生存下来的几率也非常艰难。谁养活他？鬼子扫荡，谁帮助他转移？留在村里，一看就知道是因战伤致残，鬼子伪军汉奸能放过他吗？
一分区最大的烈士墓地其实并不是北娄山墓地，而是一分区卫生部医院旧址周边。而且，一分区卫生部医院迁徙到哪里，也就把墓地带到哪里。这些墓地从来是只有坟头而无墓碑的，掩埋的是谁都不知道。
抗战八年，鬼子兵得势的时候，汉奸特务横行，常常混入到抗日根据地内搞下毒、暗杀等破坏活动。当年特务混入根据地找八路军的伤兵医院，最明显的一个标记就是在伤兵医院的附近，常常有野狗群出没。因为在伤兵医院里不幸去世的八路军战士，就埋在医院的附近。不管你埋的多深（当时也不可能埋很深），都会被跟随医院的野狗扒出来吃掉。
1941年9月接近月底的一个日子，刚接任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钱丹辉，奉命去采访住进一分区卫生部医院的葛振林、宋学义二人。从苑岗村、南杜岗村沿一条河沟出山的时候，他看见远处有几只不怕人的野狗在沟边徘徊。他马上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前面就是一分区卫生部医院所在的桑岗村。
迄今为止，只有涞水县出来的一位老先生大润讲过这一内容的历史故事。他讲房东有一条大狗，因为粮食的匮乏，人都没得吃，哪能喂狗，所以狗瘦得皮包骨。
自八路军野战医院搬来之后，这条大黑狗一天比一天肥。后来找到了它变肥的原因，原来它在扒坟，吃死人肉。于是赶快将这条大狗杀了吃肉。但当年八路军的粮食再紧张，也不会打野狗吃，他们知道野狗是吃八路军人肉长起来的。当地的老百姓不管这套，他们对狗肉是照吃不误的。
八年抗战，一分区没有建立起详细的兵役档案，在一个很原始状态的农业国征兵，常常连名字都没记下就征进来了。所以万一你不幸遇难，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医院、老乡家的炕头上不幸离世，你都不会有名字和档案留下。一个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国家，是不会有完善的兵役记录的。这一点，中国也远远落在了对手日本国的后面。
抗战年间八路军严重减员、死亡率高，救治不能及时，医疗水平不高、医药供给艰难是主要的原因；其次在于鬼子的扫荡、粮食的紧张等等原因。
由于从后方医院归队的老兵不多，也限制了晋察冀八路军中的负伤老兵数量不多。抗战年间往往是一次负伤，终生残疾。不少晋察冀抗战干部一谈起抗战年间的艰难斗争，至今还心有余悸，纷纷说能活下来可真不容易。
1946年9月，在保卫张家口战斗中，三纵七旅的团参谋长周自为身负重伤，炮弹的碎片钻入腹部。在抗战年间，这绝对是不治之伤。
但在1946年的9月，战场背靠张家口大城市，当年的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院接收了大批日本军医、护士及医疗设备，而且最重要的，是有着丰富的手术治疗经验。那一次，周自为化险为夷，治愈出院，全靠了日本军医和护士的精心治疗。这可是八路军时期不敢想的。
一个部队之所以能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于它拥有“精兵强将”。“精兵”指的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强将”指的是有丰富战斗指挥经验的干部。这二者缺一不可。
40年百团大战，损失的主要是“精兵”，那些已经有了好几年实战经验的老兵们。所以1941年夏秋季反扫荡，主力一团许多班排连营都不满员，尤其七连六班，去掉因伤病减员者，剩下的只有五名在岗的战士，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不光主力一团是这样，主力三团的损失更大，部队缺员的数量更多。杨成武将有限的兵源优先照顾到损失最大的三团，所以，一团各连队不满员，是由一分区兵源不足所决定的。从百团大战结束到1941年夏秋季反扫荡，这中间虽然有**个月的时间进行部队休整。从地方部队补充进新战士。但由于一分区根据地兵源的匮乏，新战士并不能一下子就补充齐全。(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六章 上槽子去！ 第一节 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是咱八路军惯用的战术，经常还和围点打援啊杀回马枪啊这类的战术结合在一起，打过很多的漂亮仗，但是这东西不是谁家独有的秘技，小鬼子也会！
俺的祖父当年一提起冀中的五一反扫荡，就总说冀中的这场恶仗，那是从冀西北先打起来的。
1942年春，日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首先确保平原”的作战方针，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冀中区进行全面蚕食。鬼子先一步切断了冀中地区与北岳、平西、冀东各根据地地区的联系，使山区的根据地更加困难，也使冀中地区陷于孤立的境地，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
但最初，人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小鬼子在1942年的真正目标是人口密集、经济富裕的冀中，而不是平汉路以西的山区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对晋察冀历史上来说，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华北方面军鬼子的最终目标是晋察冀最富饶的冀中根据地，整个西部山区晋察冀根据地的吃、穿、用都要由冀中供给。但鬼子“五一大扫荡”的开局，却是从路西——平汉铁路西边的山区各个根据地开始的。
41年底、42年初，一分区主力三团奉命移驻满城县。在此之前，三团经常的驻地是易县塘湖。位置在一分区司令部经常的驻地管头、西北娄山、周庄的东面，面对鬼子伪军驻守的河北易县的县城。
要三团从易县移驻到满城县，说明杨司令将一分区的活动范围开始向易县狼牙山的南部山区转移。因为1941年一整年的状况。都说明鬼子今后大扫荡的重点是在狼牙山区。而过去。满城地区因为靠近鬼子的保定这个大据点而不被看好。现在，靠近鬼子大据点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
满城地区是一分区的老根据，在凡八路军控制的地区，无论是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内，均设有暗地里埋藏的电话线，当年叫“飞线”。所以只要满城地区一得到的消息，易县的周庄一分区司令部马上就会跟着知晓。一点都不耽误。
但满城的情况与平西根据地相似，因为是山区。粮食和物资出产贫瘠，三团为了解决自己这个团两千来人的吃饭问题，不得不经常派出部队，越过平汉铁路到冀中去背粮。
三团的侦察连是三团最活跃的一个连队。当时驻满城的一分区三团侦察连两百来人，连长魏来成带大队坚守，指导员王栋组织了一个二十来人的便衣武工队。从42年初开始，王栋经常带着这支新成立的武工队去保定城内侦察。三四月间，天气转暖了，王栋为搞一些布匹给部队换装，几次去保定。
“搞一些布匹”。是杨司令的指示。眼看着天气转暖了，可一分区部队的夏季军装还没有着落呢。三团从冀中背回了一些布匹。冀中农民自己织的土布，当时叫“紫花布”。可数量远远不够，还差得很多。所以杨司令指示三团侦察连：“你们在保定火车站的仓库那边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搞到一些布匹。”
杨司令说“搞”，而不是“买”，那意思就很明确了，是要你不是偷就是抢，哪有“花钱”的意思。
不花钱搞东西，那绝对是王栋当年的特长。他在保定火车站里里外外转了几圈，看到日军的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储备，弹药、粮食、帐篷、医药什么的，鬼子岗哨的防守很严。王栋仔细琢磨不是个事，他赶忙回来，向杨司令报告：“杨司令，小鬼子又囤积了不少东西，是不是又要对咱们一分区进行大扫荡？”
杨司令沉思片刻，对王栋说：“不像，我看不大像。如果目标是针对咱们一分区的，那些小特务们，还有围绕着咱们的那些日伪军的炮楼子早就会有所动作了。咱们的内线一定会及早得到消息，报告给咱们。看来小鬼子另有大的目标，搞不好，小鬼子是要用来准备对其他根据地也一起进行大扫荡的。”
果不其然，时间不长，四月中旬到四月底，大批从山西、河南过来的鬼子兵，乘坐一列列闷罐式运兵车，分别在保定、石家庄、邯郸下了火车，马上拉开一条直线，先是向西虚晃一枪，造成好像要对一分区及平汉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样子。最初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杨成武和许多晋察冀八路军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鬼子的目标是从西向东，对冀中展开拉网式大扫荡的。
42年开始的五一大扫荡，是从对平汉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大扫荡开始的。可惜，当年的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都没有看出这是个假像，还指挥着自己的部队向相对平稳的冀中地区转移呢。
当时，跟杨浩住在一起的李振军，是抗大二分校学员大队代理教导员。39年在一分区三团，他们两人同为三团的教育干事。以后，杨浩被调往平西挺进报，李振军则到了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但是抗大二分校一大队，虽然上下级的领导体制不一样，但与一分区的驻地却是相互重合的。所以一分区司令部的干部与二分校一大队的干部同住在一起是很正常的。
1942年春天，原在冀中地区帮助冀中军区培训干部建立了抗三团的二分校，奉命撤回。所留下的“抗三团”由二分校一大队接管。当时，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吃黑豆的时候，冀中地区却可以吃饱饭。
每次三团或一分区特务营的部队从冀中地区背粮食回来，对冀中粮食富裕的赞美声总是不绝于耳。尤其白面葱油饼的诱惑力，可以将许多处于半饥半饱中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引诱叛变投敌，可见饥饿这个敌人有多么厉害。
一听说到冀中去接管抗三团，于是李振军一大批人高高兴兴的打起背包连夜到冀中去了。临走前还向杨浩开玩笑似的许愿：再回来，一定不空着手，不是带白面饼回来，就是带白面馍回来。
他们哪里知道，马上，他们去到的冀中地区就要大难将至了。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一分区的狼牙山一带大规模进行扫荡。杨成武其实在1941年的秋季反扫荡中就已经发现：每逢日军进山扫荡，狼牙山地区的老百姓就习惯于沿着每条山沟沟向山上走。
日本人是很精细的民族，41年也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41年秋季大扫荡，鬼子先沿着狼牙山下周边动作，大批的老百姓沿着山沟最后都汇集到狼牙山上，鬼子再包围狼牙山，以便很容易就将狼牙山地区跑到山上的数万军民一网打尽。
当时，1941年9-10月间杨成武就总结出：不能按照鬼子的意愿被鬼子驱赶着跑，最后一定会跑到鬼子布下的大网里去。而应该迎着鬼子，在鬼子的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从鬼子合围的缝隙中钻出去。
1942年“五一大扫荡”，鬼子仍按照这个方式进行。可惜，并不是所有的狼牙山地区的老百姓都能有杨成武这样的分析水平。
5月2日上午9时许，日军将山北、娄山、于家庄等村的男女老幼1000多人围堵到狼牙山棋盘坨下的花草峪。被围的人群中，有菜园村党支部书记、区民兵大队长许连生的妻子魏彩珍和徐水县县长的儿子唐小树。
日军开始从人群中拉人，逼问：“八路军的伤员在哪儿?”“军粮藏在哪里?”人们将魏彩珍和小树围在中间，没有一个人吭声。敌人达不到目的，就用刺刀挨个挑，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
魏彩珍被拉出来，宁死不屈，被敌人连刺7刀，壮烈牺牲。小树也被刺成重伤。这次惨案，仅菜园一个村在花草峪一地就有30多人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100多人被刺成重伤，村子被烧成一片焦土。这就是被载入日本侵略者暴行册的河北易县菜园惨案。(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六章 上槽子去！ 第二节 精兵简政
1942年5月在平汉铁路以西山区的扫荡，比起1941年来，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一次鬼子扫荡，分区机关在杨司令带领下，没有走远，也没有像往年那样向西转移，而是顺着漕河往东面的下游走，从周庄到裴庄，再向南钻进山里，这里是满城县的境内，地名是“黄仙洞”，驻有一分区主力三团的一个连。
从黄仙洞再向西走，就是三团的团部刚转移的慈家台。随着一分区司令部悄悄转移到慈家台，跟随一分区司令部一起到满城的掩护部队从裴庄继续东行，经南独乐，到康家庄，在牛虎峪山口驻扎，警戒北面的松山、东北面的白龙、东南面的神星可能出现的鬼子队伍对黄仙洞的威胁。
眼看着鬼子在狼牙山区的扫荡攻势，杨司令在黄仙洞说：“这一次鬼子对狼牙山和平汉路以西山区的大扫荡，看来是雷声大，雨点小。怕是鬼子的扫荡重点并不在这里，也不在西部山区，而是另有地方吧？”
杨司令的话没有说错，抗战年间，一分区与平西涞水县的交界处，那时并不叫“易县”，而是一分区的抗日根据地“龙华县”。龙华县县长赵鹏飞，解放后的北京市副市长。
1942年以来，当鬼子拉开一个大架势扫荡狼牙山东南地区，制造大屠杀血案的时候，冀中根据地开始遭受鬼子的大扫荡摧残，而与此同时，狼牙山北的龙华县却丝毫没有受到鬼子扫荡的威胁。他们的大生产搞得红红火火。正在推行一分区提出的“一户一猪。一人一鸡”的小农户经济发展目标。
幸好，晋察冀八路军领导人很快就醒悟了过来：鬼子这一次用兵的真正打击重点是在整个华北的粮棉产地冀中地区。
那一年的5月至6月，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军区意外迎来了日伪军对冀中平原最大规模的扫荡。到了1942年5月1日开始，大批从山西、河南运来的鬼子集结完毕。
在鬼子对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同时，日伪军从石家庄至定县、保定至大城、沧县至德州一线出动，向冀中中心地区合围。那时还不知道日伪军的企图，是将冀中区**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在一起，最后至沿滹沱河、滏阳河、德州至石家庄铁路线构成的“铁环阵”之中进行歼灭。
莫堤是华北联院的学生。她的同班同学之一，就是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徐光耀。当年在冀中军区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间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
以后得知，大敌当前。冀中军区以一部兵力采用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钳制进攻之日伪军，掩护机关转移，在深泽县白庄、无极县赵户村、肃宁县窝北镇、深县护驾池等地歼日伪军1000余人。
经十数日辗转激战，**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封锁圈，机关转移至阳河以东地区，部队分散在内线坚持斗争。
到了1942年6月上旬，日伪军占据冀中根据地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村庄，共建立1700多个据点，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00余块。冀中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除留少数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在冀中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大部陆续向冀南、太行、北岳根据地转移。
到了6月底，日寇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冀中八路军主力被迫撤离冀中地区，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再以后，陆陆续续有从冀中逃回来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的干部，历经磨难逃回到狼牙山区的一分区。他们不断带来不好的消息：一大队组成的抗三团在向南突围时被打散了，冀中军区的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接着是抗三团大队代教导员李振军几个一大队干部在无极县被捕的消息。
李振军这些干部被捕没有马上牺牲，沾光在这是1942年，日本鬼子也在“大生产”的一年。由于一年前的日美开战，日本国内的资源极度匮乏，不得不加紧掠夺中国大陆的各种资源。这中间，就包括农副产品资源、矿产资源、以及人力资源。这一年在晋察冀大扫荡中被捕的八路军人员，不再被当场杀掉了，而是送到在石家庄、张家口设立的集中营，“甄别”之后，一批批或者送到日本本土，或者送到东北煤矿，充当下井挖煤的劳动力。
在一分区，一山之隔，狼牙山南，是一分区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狼牙山北，是日寇的统治区。日本人不知是怎么想的，战争年代，就想着挖一条两千米长的地下隧道，引拒马河水发电，在紫荆关修一座水电站。日本鬼子在紫荆关驻有一个大队，不过一个营的规模；还驻有一个伪军中队，不过一个连的规模，又抓了两三千民工，开始动工。杨司令命令当地的游击队进行不停的骚扰，绝不让鬼子建起水电站。
正是1942年的大扫荡，使晋察冀军区进一步下定决心，深入进行精兵简政、机构调整。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初，一分区两大变化，一分区副司令高鹏、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奉命到雁北指挥所任司令员和政委。三团政委王建中被提拔任分区政治部主任。已经担任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成武，现在又兼任地委书记。
接着，战斗部队也进行了机构调整，各团中的营一级、各连中的排一级组织编制都没有了。一个团被精简成五六个连，一个连被精简成五六个班，结果变成了团长直接领导几个连队，连长直接领导几个班。李青川、杨浩到了三团，发现侦察连指导员王栋也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头上戴着一顶旧毡帽，以掩饰长年戴军帽所留下来的印记，亲自带着一个二十多人的“大班”频频外出活动。
42年鬼子扫荡，分区机关转移，来到了三团的满城县地盘上。这一次不是主动来的，是被动来的。狼牙山脚下已经成了鬼子的天下。看见杨浩到来，王栋笑着说：“怎么样，想不想换上便衣，跟我到满城去转一转？我请你到翠华楼吃馆子，任你随意点菜。”
翠华楼是当年满城县城里一家很有名的菜馆，王栋又是有名的敢说敢做，李青川急忙阻拦：“不行，他可不行。他那口湖北佬口音，一张嘴就暴露了。”
杨浩笑着说：“老李，你当真了，人家是在开玩笑呢。”
王栋立刻一本正经：“我可没开玩笑，别说满城，咱进保定也是跟玩似的，说去就去，没有含糊。不过这次咱频繁出动是另有任务。跟你们也有关。你们发现了吗？以前，1941年以前的历次反扫荡，杨司令都是领着分区机关先往北跑，以后往西跑。
为什么不往东南跑？因为那些地方都是鬼子伪军的据点，是敌人防守最强的地方。可这一次反扫荡杨司令发现，越是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就越安全。所以今年，也许还有以后，小鬼子再到山区扫荡，我们就到鬼子在满城的据点跟前。一个村子藏百来个人，纹丝不动。
我现在带领的这个小队，对外就叫武工队，我是队长，副队长是我们侦察连的一排长刘贵。全队二十多个人都是尖顶尖的好手，我从侦察连特意挑出来的。跟我们一起活动，无论在游击区还是在敌占区，都是最安全不过。李科长可别把我们给看低了，不信就来试试。”(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六章 上槽子去！ 第三节 唇亡齿寒
1942年的夏季军装，因为五一大扫荡的缘故，王栋到底也没有能从保定搞到手。这使得他多少有点懊悔。但这一年的军装问题还是解决了。
一分区司令部直属队，有一个民运股长胡敬一。1941年，日本人在涞源县雁东地区开办的石棉矿需要人，一分区把胡敬一派去了。胡敬一在这个石棉矿里，为一分区部队搞到不少质量非常好的黄色炸药。还搞到了不少石棉矿为运送石棉的口袋布。这批口袋布不知产自何方，数量不少，而且质量非常好，远远好过冀中生产的紫花布。
1942年，一分区发下的夏季单军装是有史以来质量最好的军装，平整、挺括，不像土布军装那样越穿越大。
1942年，对一分区八路军来说的一件大事，就是鬼子沿着平汉铁路线两侧各挖了一条深沟。这条看似不起眼的深沟，对平汉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来说却影响重大。日本鬼子挖这条深沟的目的，是断绝平汉铁路以东的冀中地区与平汉铁路以西的山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这条沿铁路并行的深沟在铁路线两边各有一条，深有两丈多，将近十米；宽有两三仗，也约有十米，将平汉铁路线西部的山区和东部的冀中平原分隔开来。
截断平汉路以西山区和富饶冀东之间的联系，给晋察冀八路军带来的最大损害就是饥饿。
1942年，河北、河南及周边几个省都面临史上少见的大旱灾。据河南省籍参政员和参加救灾的美国人白修德分别统计，河南一省因旱灾被饿死的人数达500万。
河南大旱。河北也是如此。即使在正常的年景。平汉路西山区的自产粮勉强够维持大半年的食用。余者不足的部分要靠从丰饶的冀中平原买粮食充饥。
遇上水旱灾年，路西山区大半年的用粮都要靠买粮来维持生计。何况在战争年代，贫瘠的路西山区驻扎了大批的八路军部队和抗日政府机关，这些脱产干部战士的吃粮穿衣，都要靠从冀中平原大数量买进来维持生存。
以前的买进粮棉布，由于沿途鬼子汉奸武装的阻截，要靠八路军派出部队，武装贩运。现在沿平汉铁路线的两侧一挖上深沟。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西部山区与东部平原的联系彻底截断，西部山区的抗日根据地陷入到最艰难困苦的地步。
1942年，不仅一分区、平西抗日根据地，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都陷入到抗战以来最艰难、最贫瘠、也是最黑暗的历史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几乎所有人力、财力、物力都被连续几年的战争榨取干净，消耗一空。
这种最黑暗的局面支撑了整整两年，1942年、1943年。直到1944年，形势才逐渐好转，可以明显感觉到小鬼子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兵力、财力也开始匮乏。再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进山扫荡了。
在这里暂且打住一下。近几年，坊间有一种说法：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本鬼子对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当时称“一号作战计划”，是抽调了原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师团来进行的。于是有人据此推测：一定是**同日本人之间有什么协议，执行了某种互不攻击的政策，才可以使日本人从容不迫的调集原进攻晋察冀的部队，用于进攻国民党军队。
查了一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出处。比如，日本华北方面军下属的第110师团是晋察冀军区的老对手，成立于1938年，师团长饭沼守中将。
直到1944年春天日军开展豫中战役以前，110师团一直都驻守在河北石门（石家庄）地区。下辖：步兵第108旅团：步兵第139、140联队。步兵第133旅团：步兵第110、第163联队。骑兵第110大队、野炮兵第110联队、工兵第110联队、轻重兵第110联队、通信队、兵器勤务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病马厂。
1944年春，110师团被调往豫北，日军将刚刚成立的63师团接替110师团防区，成为晋察冀军区新的对手。
但是日军的这一调动，跟晋察冀八路军在那两年的战斗力有所下降有很大关系。由于原本就非常贫瘠的抗日根据地人力和物产的进一步枯竭，农村的青壮男人已征召殆尽，42年以后的根据地春耕，都是些妇女老人们在干，看不见青壮男人的身影。
因为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导致了根据地农业进一步减产。加上与富饶冀中地区的隔绝，粮食运不进山区，半饥状态的八路军一个个瘦弱不堪，营养不良，不仅无法长期空着肚子作战，也因产生出的大量夜盲症而失去夜间行动的能力。
原本缴获很多、物资储备雄厚的一分区，因为供应紧张、衣食艰难，在两年前那种衣装整齐兵强马壮的景象看不见了。供给部连一分区干部战士每年一个人一身军装的供给也保证不了了。因为一分区所在的山区出产棉花的地方极少，所以民间的纺纱织布也极为罕见。
为了优先保证战斗部队，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的许多干部都穿上了老百姓的便衣。当时供给部为解决部队的军装问题，只能远去冀中搞布，而在冀中的乡间能搞到的最多的也只有本色的紫花粗布和黑色的粗布衣裤。
供给部的采买人员在本地的老乡那里看见什么布匹衣物就买进什么，还管它什么颜色呢？政治部的干部们因为要频繁走动，到基层和地方政府、百姓中去，所以许多干部平时也不扎绑腿了，衣装打扮得像老乡一样，只有一顶八路军帽子、一条腰上扎的皮带，以及腿上扎的绑腿还可以表明他们的八路军身份。
司令部系统的干部的着装要严格一些。因为在杨司令身边，还要跟着常下到各部队检查工作，所以司令部各职能科室的干部们还时刻保持着军人的严格风纪。迄今从当年的老照片上最常见到的，补丁摞补丁的二尺半灰布军装被皮带扎得紧贴在身上，绑腿扎得笔挺整齐，军帽戴得方方正正。只有那个黑瘦的身子板和面黄肌瘦而显得蜡黄的脸色，揭示出现在一分区的供粮也到了最紧要的艰难关头。
晋察冀山区八路军的冬季服装基本上是黑灰二色。夏季多了槐树豆染的黄绿色军装。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级干部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
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晋察冀一分区的狼牙山区找不到别的布，能找到老百姓家织的黑布已经很不错了。鬼子扫荡“跑反”的时候，与部队走散了，混到老百姓的人群中去，帽子一摘，你能看出他是个八路军的干部吗？不能，都一样黑黑的，面黄肌瘦，头上、脸上、身上满是灰土。
还有八路军的灰布军装，俗称“二尺半”。看抗战的老照片，一个个八路军干部战士，灰军装快拖到膝盖上面了，你不禁要问：“穿这么大号的军装，就不能领小一号的吗？”
后来得知，这种农村自家织的土布，布质粗厚且疏织。初穿上身很合身。但时间不长，一伸展，特别在下水洗过之后，很容易被下垂拉长。所以穿在身上之后，一个个军装都显得肥大，上面的肩膀处却很容易被磨破，尤其扛枪的人，要先打上补丁。(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六章 上槽子去！ 第四节 一斤鸡蛋
前不久，俺在新浪的军事论坛上看到一篇研究报告，研究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体能对比。报告中，排列出了许多中日士兵的躯体照片，中国士兵显得干瘦，皮包骨，皮肤下面看得出没有多少肌肉；日本士兵的躯体则丰满的多，皮肤下肌肉的痕迹清晰可见。
肌肉，是战争环境下一个士兵所能忍受饥饿、疾病、战伤、寒冷并进行长时间行动的最好武器。正是由于肌肉的缺乏，使得中国士兵每临恶劣的突发状况或环境的恶化，因身体上无力抗衡，以致大批病倒死去。
这个研究是很客观准确的。1942年初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赶上了整个华北地区特大的旱灾。往回翻过去三年，1939年全华北大涝，史前未有；40年是大灾年，41年老天怜悯，算是缓了一缓，老百姓勉强有点收成。
现在42年入年即大旱，春季播种，滴雨不下，眼看着今年夏秋的收成不妙。从开春起，狼牙山区根据地的老百姓，只能靠挖野菜和嫩树叶为生，勉强度日。再往后，实在活不下去的农家，干脆就拖儿带女全家人都离开了根据地，到比较富饶的冀中平原去逃荒讨饭。
当年，真的是为理想而坚持奋斗。一心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那些没有了坚定信念坚持不下来的人，一个个打了退堂鼓，悄悄跑了。有的人跑回了家里，起码还能有三顿饭吃。还有人干脆跑到了鬼子那边去作汉奸。晋察冀。一分区。这样的人都不在少数。
在整个抗战期间。当伪军能吃饱饭，还发军饷，可以养家。当八路军生活很艰苦，不仅不能吃饱饭，连衣都穿不暖。当年的日本鬼子不是仅有枪杆子，他们也讲究笔杆子，搞政治宣传。什么“新国运动万岁！新东亚建设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东亚解放万岁！”等等，大标语刷写的到处都是。村头巷尾都可以看见。
所以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头脑搞糊涂了，不懂得什么叫民族气节，只看生活得好坏，有没有钱？在他们自愿选择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了当伪军，躲避当八路军。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并不是所有老百姓都欢迎八路军的。其中，拥护鬼子和伪军、伪政权的不在少数，还有拥护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拥护八路军的人们只是百姓中的一部分人。
几十年后，当年冀中八路军的一个团长55年的大校说：“当年的老百姓。许多人是以自己能获得的实际利益来区分是不是要拥护谁的。老百姓将这个实用的原则编成了顺口溜，什么‘要发财，跟着谁谁谁；要想富，跟着谁谁谁；要受穷，跟着土八路’，因为我是穷八路么。那时的许多老百姓也势力得很。只有看到**快得了势，这才转过来表示拥护**。”
老八路所说的这个顺口溜，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的真实处境。因为42年实在太艰苦了，吃穿不行，一些八路军中的干部战士都受不了这个苦，悄悄溜走了，更不要说在八路军之外的老百姓了。“趋利避害”，是人的生物本能。只有高度掌握精神力量，讲道德、讲理想的人才能自觉克服这个每个人生来具有的生物本能的诱惑。
其实际上抗战最艰苦的42年，由于根据地食物的匮乏，使得八路军的干部战士体力大降，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减弱。
抗战以来的晋察冀，没有那么多后方医院，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是寄养在老乡家的。凡家里寄养着八路军伤员的老乡家，也都纷纷出去讨饭。讨来的食物，稠一点的给伤员吃，自己吃稀的和野菜。
据说易县的老百姓靠讨饭来养活伤员，还是从更贫瘠的涞水县学来的。平西根据地的老百姓，早就靠讨饭来养活寄养在自己家里的伤员了。
杨成武知道了这种情形，与一分区领导们商量之后，由一分区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军分区所属各部队不得在驻地附近挖野菜，把方便让给群众；同时，号召一分区的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用来支援群众。
很快，晋察冀军区也发出《训令》，要求八路军各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不得就近采摘野菜、杨树叶和榆树叶，留给老百姓采摘，自己到很远的山上去挖野菜采树叶。
一分区机关干部两个食堂，司令部这边一个，政治部那边一个，各有一个炊事班负责做饭。41年以前，还正经叫“开饭”。42年，很难再叫“开饭”了，到了每天两餐饭的开饭时间，只见上至司令员、副司令、参谋长，下至司令部的司号员、通讯员、警卫员，一个个手拿吃饭的茶缸、饭盒，鱼贯向炊事班的房子走去。训练科的两人还招呼一声：“走，上槽子吃黑豆去。”这个只有一官一兵的训练科，像两条驴子走向喂料的槽子。
“上槽子”这个词，最先就是从司令部炊事班传出来的。炊事班一个老兵叫贾三，河北冀中人，独立团从山西过来时就有他了。所以，他的资历比一分区成立的时间都要老。
资格老的老兵，都有个毛病，就是不大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喜欢讲点怪话。据说有一次他做饭，看到几乎顿顿都吃黑豆，他不由得说：“老子一个炊事员，应该是每天做饭才对，怎么做起马料来了？又不是上槽子喂牲口？”
贾三的话传了出来，那时的政治空气轻松，只要说的是事实。没有人像后来那样习惯于抓住他人的话上纲上线。从此。每逢开饭就“上槽子”这句话流传开来。连杨司令也曾跟着大家说：“走，上槽子去。”既是自嘲，也是个玩笑。
当年在炊事班当炊事员，首要的一条是政治上可靠。道理很简单：可能是这个位置最容易放毒，也最容易多吃多占的缘故吧？俗话说：三年饥荒，饿不死厨子。
当年好像不仅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就是在一分区各团，那些凡在炊事班工作的老兵们。一个个资历都够老的。部队打仗，永远都把炊事班放在最后面，找个隐蔽的地方把炊事班和伙食挑子都集中在一起。当年能享受到这个特殊照顾的，除了炊事班，就是那些有文化的人，比如文化教员、眼睛高度近视的教育干事、宣传干事等等。
这样的安排，大多数的时候都平安无事，只有一次是例外。发生在42年的一次。一团在一次攻打鬼子据点的战斗中，被鬼子抄了后路，炊事班。还有不能打仗的一个文化干事——瞿秋白的侄子，被一下子抓走。最后牺牲在鬼子的牢房。
当年从一分区那段艰苦生活中过来的人，文革后期吃“忆苦饭”，老人大呼：“如果当年在一分区能吃到这样好的忆苦饭，我们都要高兴得跳起来。”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上到处开始讲究个“健康食品”，野菜、粗粮和黑豆都在其中，成为首选。老人自嘲地说：“想不到，我们当初在山里受苦，可吃的倒都是健康食品。”
一分区司令部的机关食堂，这是今天好听的说法，当年就是炊事班。从粮站取来的黑豆大都是陈年的，有的满是虫眼，都发霉了。为了“好吃”，炊事班将黑豆用石磨磨碎，与麦麸、磨碎的棒核掺在一起，加上野菜、树叶，蒸成菜团子或熬成菜糊糊，午吃干，晚吃稀，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没有例外。
一分区八路军的情况也不例外。1942年春节前后，因无力改善生活，一分区八路军长期以棒子核、黑豆磨成糊糊为食，从而使大批干部战士因营养不良病倒。即使没有病倒的，也因夜盲症、疥疮的大量出现而无法正常执行任务。
一分区卫生部的所属几个病院都住满了，再无力接纳新的病号。住进病院的干部战士，最好的医药就是玉米、豆粉熬成的糊糊，几餐稀粥糊糊吃下去，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又能回到部队执行任务去了。
饥饿的时间长了，营养严重缺乏，随着人们身体抵抗力的减弱，疾病也就增多起来。不仅是部队的干部战士病倒得多，连机关干部也纷纷倒下，不得不住进医院。一分区司令部也病倒了几个干部，接着是政治部，病倒的更多，有十来个。
杨司令的老秘书陈子端也病倒下了，但死撑着不肯去十几里地外的分区医院，因为舍不得由他一直负责的全分区唯一的那台电池收音机。全一分区知道的外面国内外的消息，都是凭陈子端每天收听新闻，然后写成简报给大家传播的。否则，大家对狼牙山以外的事情将一无所知。
杨司令看到这种情形，说：“这样不行，都送到卫生部去，他们也招架不住。再说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照顾伤员呢。”问起来，卫生部能有什么良药？无非是供给部优先供应粮食，伤病员能吃上点玉米黄豆罢了。
于是，杨司令吩咐，一分区机关成立了自己的干部休养所，分区卫生所由大学生医生王磊任所长，王磊的夫人秀气的陈贻任主治医生，休养所的粮食供应适当从宽。杨成武还命令：凡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所获到的食物，以及鸡蛋、黄豆一类的营养品，一律拿出来交给休养所，给病号食用。
一天中午，训练科的两位神人向“槽子”走去的时候，看见参谋周自为，手捧着一个小篮子，里面十来个鸡蛋，向司令部自己办的休养所走去。问了一声，才知道是去年一起突围的那个译电员苏国柱病了，病得很重。
机要科和电台从来是一分区最重要的部门，一刻也缺少不得。去年，1941年秋季突围，分区机关各非战斗部门的干部都被精减下来，唯独机要科和电台，不仅一个人都不精简，突围时还时刻被杨司令留在身边，享受“首长待遇”。
当时一分区的规矩：如果某个干部战士患了重病，需要营养品，必须要杨司令亲自批条子才能得到几斤鸡蛋和白面。这次，杨司令特批了一斤多的鸡蛋，要周自为给苏国柱送过去。
苏国柱是河北易县人，南管头不远的南独乐、北独乐人，哥三个都参加了八路军。八十年代初的苏国柱，已经是山西省军区政委。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当年周自为给他送去的这一斤鸡蛋？(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七章 城隍庙夜审 第一节 土地、城隍、丰都
感觉就像做贼一样的，偷偷摸摸地急急忙忙地，连夜往上搬运了许多打着“绝密”二字的资料，生怕某天一上线，编辑的短信来了通知俺，你的这些章节涉及语言禁忌，这些尘封多年的好东西就此再没了见天日的时候。
果不其然，今天一上线，邮箱里就来了警告的短信，这已经是第二次提醒俺再不要贴敏感的东东了，俺还是比较郁闷的，都是老八路的回忆录整理出的资料，这算哪门子的禁忌呢？回家和老爷子一说，出生在抗日烽火中的家父就说了两个字：“慎言！”
好吧，还是回到小说里吧，好几回书前面说到，那裴级三呢得了道清师傅用通幽法给的提示呢，急急忙忙地赶往了教会医院，去探看两位特使的伤情去了。
赵府里呢，杨法师也装模做样地对四太太说呢，这付会长的冥府案子，得去城隍庙里公审，方才道清师傅做法的时候，阎王爷呢派来的鬼吏可是说了的，这件案子不能悄没声地结了，要公审昭示天下，以宣善恶之报。
这紫玉啊一提这事呢，心里头就虚，自己家这点丑事，本来保定城里就是风言风语的，这还要让自己相好的和五个冤鬼去城隍庙当面对质，这岂不是把所有见不得人的勾当都摆到明面上了吗？
可道清师傅说了，四太太本身的罪业是不重的，而且这阴阳案子还牵扯到子嗣身上，也就是连赵家的大公子和紫玉生的二公子，都要被牵连的。道清和杨法师两个人耗费了法力。才求的阎罗殿上发下帖文。说在保定本地的城隍庙会审此案的。
听得自己的罪业不重，还有自己的那孩子闹不好也要被牵连，这紫玉也就慌了，答应下来，同意去城隍庙，还和道清师傅一再说多多帮忙的话，道清只是淡淡地说，有善心起善业。全一人之命功德可达天庭了，何况是帮着救下三十一条性命呢！
算了日子，这天正好是阴历初九，是十殿阎罗议事的日子，当下就嘱咐四太太去城隍庙上香，烧符表，和守庙的道士们商量好，夜里子时要审鬼案的。
前几天就有哥们问俺了，说你写的这抓鬼啥的也太邪乎了吧，他们印象里的道士们就是念经打坐啥的。要不就是武当山那会拳脚的电影里的道士们，其实啊。道教才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实打实的本土宗教呢！
作为道教护教法师的张天师的鼻祖，张道陵，是道教的创始人，这可是历史上真有的人物，而且道教里的许多神呢也都是本土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出处的。
比如说咱们就要说的这个城隍，啥叫城隍？做啥的？咱们不妨说说。
注意，这个城隍是老百姓的叫法，其实是有很牛的官名的，叫：辅德大王威灵感应天尊 圣前 福德殿 威灵殿
城隍原是一方城池村落的保护神，产生于原始宗教时期，比道教产生的岁月还要久远，城隍信仰则始于三国时期，成为城市的守护神，地位与“土地”相当，在道教诸神中为地方的小神，宋代时被纳入到国家祀典。
明代时地位升高，都、府、州、县的城隍分别被明朝皇帝敕封为王、公、侯、伯的爵号，为最盛时期。城隍每年在春、秋、冬三季各出巡一次，春季清明节出巡，谓之“收鬼”，秋季七月十五中元节出巡，谓之“访鬼”，冬季十月初一谓之“放鬼”。
中国许多地方的风俗，如果是生前担任此地的知府或知县的城隍，清明期间，各州县均奉敕命将该地城隍庙中的神像用一乘小轿请出来，按照知府或知县的仪仗礼节，加以祭祀，知府、知县为“阳官”，治理活着的黎民百姓；城隍则为“阴官”，治理阴曹地府属下的阴魂子民。
城隍呢管着土地和一些小神，各位注意，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土地爷，那也是道教里很重要的一个权力团体呢，土地全称是：中央镇位真官土地大道神 位前 戊巳宫 福德宫
亦称：福德正神。是中国民间供奉的神，不在历代朝廷的祭祀之列。
山神、土地，是真正的地主之神，一方土地的保护神，中国古代就有奉土祭社的礼俗。土地神的前身就是社神。土地的地位虽小却缺少不得，那些农人们经过土地庙，总要诚心的拜上一拜，祈求土地“爷”的保佑，秋收之后，也来土地庙拜上一拜，表示对土地“爷”的感谢之情。中国的老百姓们怕他独自一个人寂寞，一般都给他增加了一位土地奶奶。湖北有些地区在农历的八月初二，秋收之后举行祭社活动，酬谢土地神。所以，道教宫观在日诵晚课中，特地要留下《土地咒》的位置，以示不忘古典：
经坛土地，神之最灵，升天达地，出幽入冥。为吾关奏，不得停留，有功之日，名书上清。
自东晋以后，民间以生前行善或廉正的官吏为土地神，遂有人格及姓氏。道经《道要灵衹神鬼品经》的《社神品》曾引用《老子天地鬼神目录》称，“京师社神，天之正臣，左阴右阳，姓黄名崇。本杨州九江历阳人也。秩万石，主天下名山大神，社皆臣从之”。明清以后，民间又多以名人作为各方土地。例如：清代翰林院及吏部所祀之土地，传为唐代大文人韩愈。杭州太学一带，原是岳飞归天的地方，于是太学就奉岳飞为土地神。现在的土地庙中常配祀有土地婆婆，其俗约起于南宋。
中国自古是农耕民族的社会，旧时候，湖北的几乎每个乡镇农村，普遍都建有土地庙，供奉着石雕、木刻、泥塑的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土地”神从来是各管自己的那一段，所以土地神的地位不高，土地庙一般也都不大，有的小土地庙仅半人来高。相传农历的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诞辰，有的地方是年三十敬土地神，还有的是逢年过节就祭祀，最虔诚的，每半月祭祀一次。在过去，就连武汉市内的街口、巷口大都建有一座小型的土地菩萨庙，庙内仅有土地菩萨一尊，没有太太伴随，像前有香炉一座，以接市民的香火。
城隍管着土地啥的一类小神，谁又管他们呢？老百姓说了，是阎王爷吧，这话呢只能说对了不到十分之一，为啥？因为阴间的最高官员神却不是阎王爷，而阎王爷也不是就一个！是整整十个！
丰都大帝才是阴间的最高长官！他的全称是：
北阴丰都天子地府玄卿大帝 北阴丰都宫
据传说，丰都大帝位居冥司神灵的最高位置，主管冥司阴间天下的所有鬼魂。凡生生之类，死后均被打入到地狱，其魂魄无不隶属于丰都大帝管辖，以生前所犯之罪孽，生杀鬼魂，处治鬼魂。
在四川丰都县的东北，有一座平都山，后来也叫丰都山，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在南宋以前一直都平安无事，传说是西汉王方平、东汉阴长生的得道成仙之地。南宋之后，不知怎么就阴差阳错，后人误将王方平、阴长生之首字连读成为“阴王”，并作阴间之王解释，成为了据说是阴间地狱的所在地和天下鬼神的聚集地。
当然了，此事没有经过考证，虽不能不信，但不可全信。相信人死后在阴间有恶必惩，才会活着的时候在人间积德行善。(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七章 城隍庙夜审 第二节 阎王爷和各级领导
这丰都大帝平时不怎么亲自办公，鬼魄们的案子啥的一般都是交给老百姓说的阎王爷去管，这阎王爷可不是一个人，是十个人，其中第五殿王的名号里有“阎罗”二字。
十王：
冥京十王慈仁真君金定玄通天尊 案下 冥京十王宫
一殿秦广大王泰素妙广真君 金案下 玄明宫
二殿楚江大王阴德定体真君 金案下 普明宫
三殿宋帝大王洞明善静真君 金案下 纣绝宫
四殿五官大王玄德灵真真君 金案下 太和宫
五殿阎罗天子最胜耀灵真君 金案下 纣伦宫
六殿卞成大王宝肃昭成真君 金案下 明辰宫
七殿泰山大王神变万灵真君 金案下 神化宫
八殿平等大王无上证度真君 金案下 七非宫
九殿都市大王飞魔演庆真君 金案下 碧真宫
十殿转**王武化威灵真君 金案下 肃英宫
阴间十王与丰都鬼宫同时产生，是中国传统道教与外来佛教中西合璧的共同产物，尤其老五阎罗王，阎魔，即琰摩、琰摩罗，原系梵语的译音，是从印度搬过来的地道外国人，不知怎么成为掌管中国人生死的要害领导。
中国的道教原有东岳大帝来主宰人间的生死之势，自佛教入主中原，阎王代替了东岳大帝的职能。阎王原是古印度神话中阴间的主宰，有兄妹双王之说，称兄治男魂。妹治女魂。以阎王作为阴间的主宰。掌管地狱轮回。大约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
原来阎王只有一人，由治事分现为五人，其僚佐有十八人。唐代时，就有天帝册封阎罗王，并由其统率五岳卫兵之说，同时也有地狱分为十殿，十殿均有主，称地府十王。十王各有名号。合称十殿阎王。
在人世间流传，阎罗王是个永久性的职位，由于阎罗王的公正和铁面无私，要远远强于人间的官吏，所以冥司的十殿君王从不曾更换过，“阎王注定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你可以收买人间的高官，却无法收买阴间的阎王。
各殿的详细情况如下：第一殿秦广王蒋，二月初一日诞辰(一说为二月初二日)，专司人间寿夭生死。统管吉凶。第二殿楚江王历，三月初一日诞辰。专司活大地狱，即寒冰地狱。第三殿宋帝王余，二月初八日诞辰，专司黑绳大地狱。第四殿五官王吕，二月十八日诞辰，专司合大地狱，即血池地狱。第五殿阎罗王包，正月初八日诞辰，专司叫唤大地狱。
第六殿卞城王毕，三月初八日诞辰，专司大叫唤大地狱及枉死城。第七殿泰山王董，三月二十七日诞辰，专司热闹地狱，即肉酱地狱。第八殿都市王黄，四月初一日诞辰，专司大热闹大地狱，即闷锅地狱。第九殿平等王陆，四月初八日诞辰，专司铁网阿鼻地狱。
第十殿转轮王薛，四月十七日诞辰，专司各殿解到鬼魂，区别善恶，核定等级，发往投生。投生时，开载胎卵湿化，男女寿夭，富贵贫贱，并于每月汇知第一殿秦广王处注册。凡发往投生者，均由孟婆神灌饮**汤，使其忘记前生之事。
各位别嫌俺啰嗦，其实写抗战时期里的那些党内的事情呢，也是为了正视听的，既然有机会放上去文字，就得利用好这个机会，尽量地把所学捧给大家伙，也算是普及知识不是吗？回头有机会各位和老外聊天了，人家说起这个教那个神的，人家问了你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啥啊？有啥神啊？有啥故事啊？一问三不知，那不是丢咱老祖宗的脸面吗！
其实咱中国的这道教，就主要神仙的分类和职能，就绝对傲视其他宗教的，而且这些神仙绝大多数都分管着和咱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从管灶台的灶王爷，到管人功名的文昌等等，你能发现，但凡是这世间一切能看到的听到的，都有神管了！有意思不？
道教为来自中国民间的神仙排座次，分派职位，分别作传，记录在案，这些道教的神仙也是分品级的。一般说来，学道者的最高追求是升至最高尊神元始天尊所居的大罗天成大罗金仙。依照道经《太真科》，道教的诸神共分为九品：
第一品 九天真王，第二品 三天真皇，第三品 太上真人，第四品 飞天真人，第五品 灵仙，第六品 真人，第七品 灵人，第八品 飞仙，第九品 仙人。
王重阳等内丹家常将仙分成天仙、地仙、人仙、神仙和鬼仙五个级别。
你看，从最高的天界大神，然后是宇宙星辰，山川尊神，位极人神，地方散仙，都被道教收编的各类杂神，而那些狐精鬼怪等等，还在未入品级之列。
其中，最高一个境界和等级的神仙是天神，道教的天神就是生活在天上的神仙，是道教诸神中地位最高的神仙，也是道教追求的最高境界。
道教天神的基本特征就是生活在天国一般的极乐世界当中，长生不死，而且有主宰、创造、管理整个世界的神通力量。道教中的天神就是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然后依次排列就是玉皇大帝，以及他的臣属星辰扶桑大帝、东王公、西王母、玄天上帝、东华帝君、北斗星君、南斗星君、太白金星等等。
道教历史上位居仙列的先哲有：广成子、黄帝、老子、关尹、庄子、列子、张道陵、魏伯阳、黄初平（黄大仙）、葛玄、葛洪、许逊、魏华存、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孙思邈、司马承桢、成玄英、吴筠、杜光庭、潭峭、陈抟、王文卿、张继先、陈景元、北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南五祖（张紫阳、石泰、薛式、陈楠、白玉蟾）、北七真（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张三丰、杜道坚、李道纯、张宇初、陆西星、王常月。
中国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耕社会，咱们中国的祖先崇拜神仙也至少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以至于几乎每个老百姓都是从相信神仙那里走过来的。神仙是每个农民自己，也是几乎每一个家庭的精神寄托。神仙是中国农民祖先的化身，是中国这块苍天和土地的化身，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没有神仙就无法过上正常的日子，所以在历史上，一个没有神仙的中国农家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道教是我国现有的五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中，信教人数最少的一个宗教。但中华民族从古流传至今的各种民族风俗中，却带有道教的痕迹最重，也就是说，道教的宗教色彩遗留给中国的传统风俗最强烈。
这毫不奇怪，因为只有道教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只有道教才与有着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源同宗、同一个渊源脉络。所以也许更应该说，在道教的身上，有着强烈浓厚的中华民俗的痕迹和影响。
例如，正月初一过新年、放爆竹（顺便提一句，火药也是道士的发明，是道士在炼丹时的意外发现）、春节拜年时的压岁钱（压祟钱）、正月初五“破五”接财神、元宵节（上元节，同时也是道教祭祀东皇太乙的日子）。
在有些著作中，将道教归结为因积德行善而创立的宗教，也有不少宗教学者，将道教归结为一种避世、遁世的人生观，许多的道教中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成立之初，原本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民众宗教，它有着强烈的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色彩。
你只要仔细研究一下道教的前身——五斗米教的追求目标和运作方式就明白了。道教贵生，重视生命，“我命在我不在天”是道教的最明显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道教中历代的知识分子们，将道教一步步引导到追求长生的神仙信仰，黄老学说淡化，老庄学说胜出，道教建立起了后来的形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引入和影响，道教积德行善的宗教特征才日益明显。
其实说到本质上，积德行善也是当代每一个宗教的最基本特征。没有积德行善这个本质的特征，这个宗教的存在基础也就消失了。在这个积德行善的基础上，俺本着传播老祖宗知识的本意依次介绍评价一下道教最主要和最常见的诸位尊神，以及它们的基本特点。
这个貌似不触犯禁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