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何必当初
是勋问曹丕,说你“得无首鼠两端,密觇形势耶”,曹子桓不禁觉得自己两腿有点儿发软……
人生在世,某些事情可以选择,某些事情无可选择,某些事情可以犹豫,某些事情无可犹豫,而更重要的是,世事瞬息万变,上天往往不会给你足够的犹豫和选择时间。即以曹丕论,他虽然不如乃父一般杀伐决断,原本也不是一个犹犹豫豫,首鼠两端之人,只是此前痛失储位给他造成了太沉重的心理打击,这人差点儿就彻底废了。初至安丰,每日唯纵情声色、酣饮求醉而已,就跟原本历史上在立嗣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曹植差相仿佛。还是朱铄、王昶等人反复劝谏,再加新纳妾郭氏日夕抚慰,好不容易才算是基本上疗治好了他的心灵创伤。
然而因应环境的不同,人生的变迁,心情和秉赋自然会有所扭曲,原本文采斐然、意气飞扬的曹子桓,或者原本历史上刚愎自断的魏文帝,终究是找不回来啦。即以今事论,他若真想上曹冲的贼船,就该速下决断,以免盟主之位终为更有准备的曹冲所横夺;若不想上贼船,那就得赶紧撇清啦,急归洛阳,或可免也。结果他犹犹豫豫的,观望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最终确定方略,如此一来,归洛便迟,首鼠之疑,乃无可免矣。
好在曹丕这人还没有彻底废掉,心志不再清明、脑筋不再灵活,倒也还没沦落到彻底傻X的地步,早在离开安丰之前,他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于是去向王昶问计——朱铄没用,那人满肚子的阴谋诡计,但碰上需要堂堂正正直面的问题,却往往束手无策。
王文舒不禁叹息道:“大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捻须沉吟半晌,奉劝曹丕说:“如今之计。唯诚而已。”曹丕道你让我跟朝廷说实话?不能啊,那我脑袋非搬家不可!王昶微微摇头,说:“所诚者,意也。非实也……”我是要你端正态度,诚恳地表现出认罪的姿态来,还真没让你只说大实话。
“大王此赴洛阳,若即觐见,无从缓颊。则天子必怒,只恐往而不反矣。请先拜是公,哀告全生,是公素忠厚,亦无恶大王也,或可为大王进言——是公名满天下,百僚俱从,所言必有呼应,则大王或可受小惩而掩大过矣。”
所以今天曹丕听得是勋的反问,赶紧双膝一曲。又跪下了,哀声道:“丕少不知事,又当先帝薨逝,方寸俱乱,以是错想……今知过矣,姑婿救我!”
是勋心说那天曹髦也拿曹操挡箭,说因为祖父死了,自己悲伤过度,这才办错事啦,不该下诏贬斥于你……如今曹丕也是差不多的说法。你们曹家人还真是惯于撇清啊,果然是一条根上长出来的果子。也不再去扶曹丕起来,却质问他:“何谓错想?乃欲党同子盈耶?”
曹丕长叹一声:“人皆惜生畏死,此亦无可奈何之事。昔子盈来煽惑丕。丕本不愿从,忽闻朝廷诏斥姑婿,罢太尉衔……”
其实曹冲遣使约同曹丕起事的时候,那会儿灭蜀的消息才刚传到洛阳,曹髦还没有下诏削是勋太尉衔呢,而即便使邢颙赴蜀宣诏。一开始也是密藏消息,要大概十多天以后,这事儿才终于暴露出来,就此引发朝野的轩然大波。所以曹丕这回赴洛途中方才听闻此事,当初做选择的时候,压根儿就不可能知道啊。
当然啦,这种细节问题,若不深究,一般人也不会注意得到。
曹丕说了,正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所以我才犹豫啦——“姑婿为国家柱石,先帝倚为股肱,今又率师伐蜀,以姑婿之能,必可奏凯。而天子幼冲,为小人所惑,竟罪姑婿,天下人闻之,孰不谓天子乱命、朝政将堕,则子盈趁时而起,谁可敌也?是子盈得讯迟,未能以援救姑婿为辞也,一旦宣告,即青、登、海、徐,士人莫不欲反,便吾不从,亦可望胜——侯彼胜日,吾辈岂有噍类耶?”
因为朝廷莫名其妙地责罚于你,所以我才担心大厦将倾,不敢立刻跑到洛阳来奔丧、请罪啊——“待闻天子命姑婿为尚书令,实掌朝政,则子盈必败也,丕乃悚惧,急来请罪。还望姑婿活我!”
说白了曹丕就是在拍马屁,说姑婿您的能量太大啦,您一人之荣辱,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兴亡,所以我才根据您在朝还是在野,来决定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儿。老实说这话漏洞很多,可是勋也不是天生圣人,在对方态度摆得貌似极其端正,口中敬仰之辞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的前提下,还能够心如止水,不起波澜的。他脸上仍然没啥表情,其实心里面早已经乐开了花。
于是终于伸手,又把曹丕给扽了起来:“子桓误矣,国家乃万民之国家,社稷乃先帝之社稷,勋何德能,自身荣辱乃可系朝廷安危耶?既处嫌疑之地,乃当自谋,何必望我?”
曹丕直抹眼泪:“丕实误矣,然不悔也。姑婿在,吾魏在,姑婿去,天下必乱矣。丕素敬仰姑婿,亦步亦趋,尚不可及,乃敢背道而驰耶?故今入洛,亦求姑婿相救也——姑婿仁慈,望念昔日承欢之情,救危拔难。”
听到这几句话,是勋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往日情景。他投曹之际,曹昂就接近成年了,加上少年老成,自己从来没把他当孩子看待过;曹丕兄弟则不同,是勋还记得初入曹府,曹操因为姻戚关系而使妻儿出见,那会儿曹植还抱在娘怀里,曹丕、曹彰两个追逐打闹,一刻也不得停,是真正的“熊孩子”。即便有原本历史的先入为主,接触得多了,是勋也彻底把曹丕当孩子看待了,没怎么往“魏文帝”上去联想。
再说卞氏三子,曹彰跟自己相性不合(跟自家儿子倒似乎颇为投契),曹植接近成年的时候,曹氏便起争嗣之风,自己也不便过于亲近;只有曹丕,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跟自己关系不错,惯常姑婿长姑婿短的围着自己转。人莫不有情,如今见这孩子立在自己面前,缩着身子直抹眼泪,是宏辅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不禁心生怜悯之意。
于是他就教导曹丕:“吾终外姓,何以救汝?既归洛阳,胡不往谒叔父?”你与其求我,不如去求曹德。
曹丕说了:“叔父虽亲,素不与政事,求之何益耶?”是勋正色道:“不然,太傅天家元老,又受先帝辅政之命,但有所请,天子焉敢不听?且骨肉之亲,安可弃耶?速往求之可也。”
曹丕心说我当然要再去哀告曹德啦,可是二叔能量有限,光他一个帮我说话,恐怕管不了什么用,所以我才来求你。如今看你的态度,是愿意伸出援手来啦,那好,我再去找叔父帮忙关说,好做一个引子……
于是辞了是勋,再访曹德。翌日,曹德上奏,说安丰王曹丕实不反也,因谣言四布,人语汹汹,皆云首谋,故不敢请谒,如今在我府上席藁待罪——还望天子法外开恩,宽赦于他。
曹髦一皱眉头:“若安丰叔父果不欲反,何得不早归洛,而乃迁延至今?”别看曹髦年纪小,这点机灵劲儿终归还是有的。
曹德朝是勋使了个眼色,是勋出列奏道:“诸王反乱,大伤朝廷颜面,今若闻安丰王不背,是可定人心,励正义也。且国家法度,当论其行而不论其心,若究于心,苟非圣人,其谁可免?今若罪安丰王,是迫诸王死斗矣;若宽赦之,或可分化敌心,使冰消瓦解。陛下三思。”
群臣一瞧是勋是这种态度,当下纷纷附和。曹髦皱着眉头一转脸,问桓阶道:“御史以为如何?”桓伯绪一脸严肃地说道:“国不可无法,而法不可宽纵。今安丰王得诏而归迟,论罪当申斥之,并罚铜也。”
朝命召还,以这年月的交通状况来说,迟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既然迟到就不能不受惩罚,一般情况下都得下诏申斥,并且罚款或者降官、削爵。但是叫你三天回来,你拖延到五天,跟你整整拖延了三个月,那事情的性质都根本不同啊,怎可能仅仅罚铜那么简单呢?御史台掌控司法权和监察权,是勋早就料到曹髦会征询桓阶的意见,所以预先跟桓伯绪打过招呼啦。
桓阶跟是勋那也是老交情了,初次相见,他还在长沙太守张羡麾下为吏,是勋往说张羡北上以牵制刘表,为此没少跟桓阶打交道,还刻意笼络之,希望他能够影响到张羡的决断。所以是勋既有所请,桓阶不能不从——再说了,本天家事也,我干嘛偏要跳出来唱黑脸?
曹髦年幼,按规矩朝廷皆由辅政大臣掌控,他还不能真正“亲政”,就算摆在龙案后必须做出表态,那也不好违逆群臣之言。所以既然曹德、是勋领头,大家伙儿都是把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度,曹髦乃最终决断:“中书即可为朕拟诏,斥责安丰王,罚钱万。且命其暂在太傅府上自思己过可也。”
曹丕就这么着躲过了一场大难。曹髦让他面壁思过,其实也不过几天时间而已,等到曹昂进京,既而到了曹操落葬的时候,自然要把曹丕给放出来——老头子发丧,不可能不让他亲儿子跟着去嘛。(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从情从礼
榆中王曹昂将至洛阳,朝廷难免为此又起波澜——关键在于礼仪问题,曹髦应该用什么礼节来对待曹昂呢?一方面,曹髦为君,曹昂为臣,当行君臣之礼;另方面,曹昂为父,曹髦为子,当行父子之礼。两者本想龃龉,你若从了君臣之礼,哪有亲父拜子的道理呢?若从父子之礼,君臣分际便要混乱……
这类事情,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传位孙辈之事确有,但一般情况下都得孩子老爹已经死啦。后世倒是也有父在以子为继的事例,但前提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如今曹髦是直接继了祖父之位,大宗在曹操和曹髦之间那一辈儿算是断的,曹髦上无所承,你就不好把曹昂给彻底撇开啊。
比如说后来的宋英宗赵曙,本名赵宗实,为濮王赵允让第三子,后为仁宗赵祯收为养子,传于帝位,他登基的时候,亲爹赵宗实还没有死。群臣奏议,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所以他名义上的老爹该是从叔父仁宗,而不该再为濮王。
王珪等且奏:“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濮王还活着呀,若从旧例尊为天子,那天下就有两个皇帝啦——“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老话就要破产。
现在的情况比那还要糟,曹昂不但还活着,而且曹髦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父亲可以尊奉,那么他应该怎样对待曹昂呢?诏下群臣商议,是勋乃奏:“郗鸿豫国之大儒,当垂问之。”
郗虑这会儿挂着乡侯的爵位,正在都中吃闲饭呢,年近古稀,已经远离了朝廷中枢。因为崔琰见用。所以是勋又把这位大师兄给想起来了,打算请他燃烧最后的光热,为自己掌控郑门再出一把力——我让你多风光一把,你还不投桃报李。到时候把郑学掌门的位子传给我吗?
而且象这种和稀泥的事情,郗鸿豫从来最拿手啦。果然曹髦召之顾问,郗虑就说了:“陛下既承大统,与榆中君臣分际明矣。然而何谓君臣?昔文王访太公,待如尊长;汉高得留侯。目之师友;至于周公摄政,成王安敢而臣之?君臣之义,以昭示天下,明秩序也;君臣之礼,以统合国家,明尊卑也……”
臣子不一定见了皇帝就要磕头,某些特殊情况下,皇帝先向臣子行礼,那也并不为过。关键是父子之亲,人之大伦。没有让老爹朝儿子磕头的道理啊——“可目榆中为元老之最尊者,行主客之礼,宜矣。”
所以最终决定,诏命榆中王曹昂赞拜不名、入殿不趋,等真见面的时候,曹髦先避席长揖,口称:“阿父。”曹昂再还礼——也止长揖而已——口称:“陛下。”
其实郗虑这种和稀泥的意见,事先也征求过是勋的同意。他问是勋:“今天子问榆中王事,当从礼耶,从情耶?”是勋回答他说:“先有人伦。而后有礼,礼为人设,非天造也。人先孝亲,然后忠君。若天子不孝,何期臣子之忠耶?”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宁可哄抬父子之孝爱,也不去继续涂抹君臣之忠敬——虽说在封建时代,这两者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郗虑得到了是勋的支持以后,就在朝廷礼制方面上窜下跳,又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出来。比方说按照古礼。逢丧则废乐三年,以表哀悼,但是郗虑说了:“礼乐为行政之基,岂可久废?七月可也。”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曹操以正月丧,曹丕七月即复礼乐,也是有时代基础在的——逮至晋朝,世家用事,儒礼逐渐僵化,才恢复了传说中的三年之期。
郗虑的意思:你们都说我没本事,可我终究是郑门大师兄,本代掌门人,要没有两把刷子,那师兄弟们能服吗(崔琰之流少数派可以忽略)?如今我就偏要搞出点儿新花样来,只要天子恩准,便传为百世之法,后人行此礼仪,都会想到我的名字——叫你们还敢瞧不起我!
崔琰得着机会就劝说曹髦,说郗鸿豫搞那一套不对,“实媚俗乱礼也”,曹髦总是拍拍他的肩膀:“暂用之可也。”因为郑门尤其是郗虑一派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啊,郗鸿豫一开口,是宏辅再附和,遂至士林纷纷响应,那我也不敢贸然跟他们对着干哪。咱就先这样吧,以后再想办法,等我地位稳固了,自可拨乱反正。
曹髦本年虚岁十五,搁后世就是所谓的“中二年龄”,这岁数的孩子正当反传统、求创新、喜热闹、厌冷清之时,所以他在理智上认同崔琰所说,其实在感情方面,还是比较倾向于郗虑的建议的。若废乐整整三年,那还不得把自己给闷死?再说了,就与曹昂相见之礼,郗鸿豫貌似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孝亲之心,而又能使群臣认同,果当代之大家也。
要不是郗虑反复谦辞,不愿再为官做宰,曹髦几乎想命之为宰执了。
曹操的葬仪简朴但是风光地完成了。对于陵寝、墓道乃至棺椁的形质和大小,事关国礼,不可轻忽,但陪葬品的数量则比历代帝王都要少,以遵从曹操俭葬的遗训,而且所封者都是旧时的服装、器皿,未制新物。是勋、郗虑等上奏,请以此为子孙葬礼之法,使节俭之风蔚为时流,并流传万世,曹髦准奏。
等到葬礼顺利完成,转过头来,曹髦召见是勋,说:“朕欲细其勋以加赏群臣,是公以为若何?”
新帝登基,一般情况下都要厚赏群臣,以安人心,以定朝廷,后世最常见的就是“加官三级”。然而魏承汉制,职禄与品禄基本上合一,也就是说,你当什么差、办什么事儿,就领某官职的俸禄。只有岗位工资,没有级别工资,那就不可能随便“加官”了,所以常见的酬赏之法。就是赐金和拜爵。然而爵位不可滥封,赐金固得实惠,却不显尊荣,曹髦觉得不大满意,就跟是勋商量。要不然重新制定并且细密化勋职之法,给大家伙儿都多加个荣誉头衔吧。
禄因职定,这是汉制的一大特色,其根源在于周制,贵族层层封建,为王官者都只是临时差遣,拿临时工的工资——基本工资则算你封地上的产出。这对于官僚体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即便贵为宰相、三公,一朝去职,除了少数特例外。那都再拿不到一分钱了,官员们老无所依,自然横起聚敛之心。所以自魏晋以后,逐渐把官员品级和实际差遣区分开来,新创并且提高等级工资的比例——这种品级即名为散官,后来又加勋官等。
是勋本人是赞成这一转变的,那有助于官僚队伍的稳定化,然而后世叠床架屋,等级工资加各种补贴越搞越多,既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他前世为了搞明白历朝官制。就费了老鼻子牛劲儿了——又不方便管理,还增加财政负担。所以早就向曹操提起过相关想法,曹操拿出的对应策略,是创建了“勋职”又名“散官”制度。
不过曹操时代的勋职制度还只是一个雏形。只设十二阶,分文武,用以酬答功臣——其实就是让功臣们挂个空头衔靠边儿站去,尊荣不失,但权柄交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爵位的一种变体而已。曹髦说我打算把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化、复杂化,用来广赐臣僚,以定人心。搞这种花样是公你最拿手了,你来谋划一下吧。
是勋领命而行,心说这事儿简单啊。散官肇始于魏、晋,而完善于隋、唐,到了明、清两代乃成为官员的实际品级——我在旧有的架构上增补,基本上照抄隋唐制度不就成了嘛。
于是设文武散官各十八阶。文散官首为太宰、次太傅、三太尉,等于上公;再下少师、少傅、司寇,等于公;光禄大夫、资政大夫、太中大夫,比公;正议大夫、通议大夫、朝议大夫,中二千石——这些是曹操时代就旧有的。其下增设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儒林郎六级,以应二千石和比二千石。而且规定,除最初六等只授一人外,其余十二等皆可命多人也——也就是说,朝臣比二千石以上,可以人手一份儿,不用抢啦。
至于武官,在旧有的柱国、辅国、护国、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羽林将军、冠军将军外,增设忠武、壮武、云麾、翊军、宣威、定远六级,略同文职。
是勋奏上,曹髦准奏,于是便即大赏群臣。因为原太宰荀公达已殁,乃进曹德为太宰,以是勋为太傅——只是是勋坚不肯受,最终还是推辞掉了。一则他觉得加授散官对自己的好处并不大,反易树大招风;二则你前几个月才刚抹了我太尉衔,如今又加太傅,以为这么一来,事儿就算彻底揭过去了吗?哪有如此便宜;三则,他如今的爵位已经出于异姓群臣之上啦,实不便再受勋职。
是勋现在是揭阳郡公,这个爵位例封同姓——按照他为曹魏制定的爵位制度,异姓最高才是县公。当初攻下汉中后,曹操即破格以郡公相酬,当时对群臣的解释是:“宏辅我家姻戚,有若同姓,今又立此大功,乃不可不超拔也——诸夏侯亦可同此例。”其实曹操是想先给颗大红枣,然后再抽嘴巴……
是勋心说爵已超拔,当时我正风光得意,忘记了辞让,野下已有异言,如今若再加个太傅头衔,那就真的人臣之极啦,就怕忌妒的眼光伴随着明枪暗箭,将会层出不穷啊。反正我已经是“前太尉”了,又为中书令,是实际上的首相,爵为郡公,再加个太傅衔还能有多大意义?莫若辞去,反示人以谦逊也。(未完待续。)
第十四章、倭使入觐
曹操在世时,即为先祖曹参立庙,称“始祖”,上其父曹嵩庙号为“太祖”,谥称“简皇帝”——谥法云:“一德不懈为简。”曹髦继位,安葬曹操,群臣奏上,请立“高祖庙”,谥号为“武”——谥法云:“克定祸乱为武。”又云:“刚强直理为武。”听上去比曹嵩的谥号要靠谱多了。
至于曹操的祖父曹腾,因为是宦官的缘故,乃未建庙立谥。
是勋在曹操的葬礼上,遇见了柱国夏侯惇,面色蜡黄,病恹恹的,被搀扶着列于群臣队中。其实夏侯元让有一半儿是装的,他确实宿疾难瘳,但根本到不了无法理事,连走路都要人扶的地步。故此葬礼毕,二人并车而行,是勋就凑过去低声问他:“元让何所虑耶?”你装病不出来管事儿,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
夏侯惇淡淡地回答道:“近日读马伏波传,因惜台上无名也。”
马伏波就是马援,自西州起家,后归汉光武,功勋卓著。不过这家伙的结局不是很好,二征岭南,中疫而死,但在他死前就受到耿舒等人诬陷,导致光武帝收其新息侯印绶,家人竟不敢厚葬。后来明帝继位,造云台,张挂二十八功臣画像,偏偏就缺了马援,东平王刘苍问之,明帝笑而不语。
后人揣测,那是因为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为避椒房之嫌,故不得列位“云台二十八将”耳。要说夏侯元让也是只多产兔子,共生九子四女,曹操在世时即指定其幼女为皇孙曹髦之妻——虽然差着辈分呢,但当时人还真不在乎这个。虽说曹髦未冠,还不到大婚的时候,但这桩婚姻就理论上而言,终究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夏侯惇的意思,我将来要做皇帝的老丈人,为恐外戚用权的嫌疑,干脆还是借病早早退休为好。
是勋不禁叹道:“何必如此。”夏侯惇笑道:“若天子不召宏辅归。吾或鞭打朽骨,以柱朝廷。今宏辅既归,吾尚何忧耶?”是勋代表了以诸曹夏侯为首的开国功臣的利益,有他掌控朝政。功臣们自可无虞,所以夏侯惇也就放心地回家安享晚年啦。
曹操下葬半月有几,天子颁诏,大命勋职,朝中比二千石以上。七成都授予了散官称号。辅政五大臣当中,曹德进位太宰,王郎为太傅,华歆为太尉;曹仁、曹洪旧即位列至高武勋,且柱国夏侯惇还没有挂,也不好顶了他的位子,故此未升。
随即以辅政事冗为名,罢华歆尚书令,易之以老臣钟繇。然而既为辅政大臣,便命曹德等三日一至中书。参与群相会议——等于把宰相从六人增加到了九人。桓范提醒是勋:“此天子欲分主公之权也。”是勋不以为意地笑一笑:“即王景兴、华子鱼辈,安能制吾?”至于“小透明”曹德,那就更加没往心里去啦。
邢颙尚在蜀地未归,亦得朝议大夫衔。曹髦下旨,以邢秘书淹迟故,乃拔崔琰为秘书监。桓范又去警告是勋:“天子重崔季珪,以制主公明矣。”是勋说若因此就能使天子对朝局彻底放心,以为我不足以动摇他的权柄,那也没啥不可以啊。便即引用孔子的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就理论上而言。曹髦这些决策都需经中书审核、颁诏,是勋若是不同意,小皇帝啥都干不了。但是勋觉得事情不大,没必要跟皇帝顶牛——权力这东西。有如利刃,常揣怀中,才能震慑肖小,要是见天儿拿在手里比划,人反倒不怕了。而且若是凡天子之旨皆驳,大有擅权之嫌。未免罹人之讥——好钢用在刀刃上,同理,否决权要用在大事上。
又数日,秦朗领着倭使进了京。
魏延率领水师探索和沟通了从北九州直航广陵的海道,秦朗一行是在盐渎附近登的岸,本来早就应当抵达洛阳了。然而才走到半道上,便遭逢关东乱起,朝命使其暂时止步,以避贼锋。一直等到曹洪进抵梁、沛,这才派了一支兵马护送他们继续上路,直取洛阳。
倭地二十三国的使者,七成来自九州岛,其余的来自本州岛——据秦朗说,四国岛上都是些野蛮落后的小部落,难以称国。倭使进京,觐见天子,曹髦大喜,甚觉荣耀,于是诏下群臣,使议召见之礼,以及酬赏事宜。
崔琰先为曹髦制礼,拉拉杂杂一大套,搞得无比繁复,当然也就因此无比热闹。天子以问百僚,绝大多数人直接就给否了:“礼为安政服远,重实而忌虚,昔武皇帝即削汉礼,以简为要,陛下而以背道而行?”礼部尚书刘廙拿出一套简化版本,重点就在省钱,曹髦无奈之下,只得应允。
至于酬赏事,刘廙出班奏道:“可从西域诸国例,封以王号。”是勋忙道:“不可。”他说了,西域诸国旧有王号,汉代也是那么封的,所以咱们不能去给他们挫一级,改封公侯,然而事实上——“吕奉先王于西域,统合各国,则车师、焉耆、鄯善等名为王,实非王也……”这些国家虽然户口不蕃,但地方广大,起码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中等郡,可是小小的倭地就有二十三国——“即大者如邪马台,亦不过大县耳,安可为王?爵不可轻颁,轻颁则贱。”
刘廙说那这样,可封邪马台女王为王,余者皆侯。然而是勋还是反对,说:“邪马台雄于筑紫(九州岛),俨然有并吞诸邦之心,若使王之,乃更跋扈,非中国之福也。若侯俱侯,不可有异。”
刘廙说偏远海岛上一个小蛮邦,就算把整个倭地都统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么就“非中国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是勋时为中书令,这个职位肇设于西汉武帝朝,原本以士大夫掌内廷事务,称尚书令,以宦官掌内廷事务,则称为中书令。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权势竟在丞相之上。对于尚书令、中书令这种职务,因其权重。向来朝臣多尊称为“令君”——比方说著名的荀令君荀彧。可是当初荀彧虽然等同于汉相,就算在曹操集团中也位列第二,终究尚书令论品秩并不怎么高;如今的是勋可不同,那是名正言顺的首相啊。且又受封郡公,所以大家伙儿干脆就生造出一个新词儿来,尊称他为“令公”。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担任中书令。执掌机要,权势日重,逮南北朝时,竟成为朝臣中最清华贵重者,比方说谢安即在东晋为中书令。再如高允在北魏为中书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称为“令公”——也就是说二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称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当然是郭子仪郭令公啦——不过这个时候多以尚书、中书两省次官同平章事为宰相,令则多授藩镇,其实不预政事。
到了晚唐以后,中书令越封越滥。简直成了武将专有的加衔,所以在民间传说中,就连杨业都被称为“杨老令公”了——其实他官止云州观察使、判代州而已,距离中书令还有十万八千里远。
故此在是勋的印象里,一提“令公”,多为武夫也,如今这称呼加在了自己身上,怎么听着怎么别扭啊……可是又不好禁绝,只能忍着……
当下刘廙说是令公你未免太小题大做、危言耸听了吧?是勋心说日本将来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我这会儿说出来。肯定没人信——“今二十三国来朝,异服之使,并列阶前,何其荣耀。可彰中华之盛也。若异日止二三国来朝,知者晓其兼并,不知者以为中国将衰,是以外邦贡使寡也,奈何?”
刘廙一皱眉头,说你这话虽然挺没溜的。但我喜欢……好吧,那就如你所言吧。于是诏拜二十三国倭王……倭地酋长皆为侯爵,各赐名号、金印。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因此也做不成“亲魏倭王”,他的使者光得了一颗“亲魏侯”的印信回去。
倭使贡献方物甚多,但价值却不高,也就毛皮、倭锦、男女生口(奴隶)之类罢了,曹髦将贡物班赐群臣,奴隶则发皇家工坊劳作。崔琰帮他列了长长的一份赏赐品单出来,包括黄金、美玉、铜钱、铁刀、蜀锦、珍珠、铅丹,等等,足足四十多款,论价值不下贡品的百倍。可是度部尚书司马朗当场就给否了,说关东还在打仗呢,蜀地也没有彻底平定,我没这份儿计划外开销。公库动不得,那就动私库吧,然而又遭到门下监刘放的谏阻:“前陛下践极,赐群臣金帛,以国用未足,取诸内帑,今若重赐,乃将罄尽矣。”
曹髦一皱眉头,说我真就那么穷吗?是勋奏道:“所谓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今若重赐,后再有贡者,必从此例,是贫中国而富四夷也……”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最终就酿成了这种恶果,导致到了明朝,要明确规定藩属的进贡次数——你要是年年过来,那我非破产不可呀。
“且蕞尔小邦,得金玉无所用,得绢帛不能织,唯炫其华彩而已。是中国之赏厚,而彼邦之德薄也。”
他说我跟秦朗仔细打问过了,倭地没有好铁,部队基本上还在使用铜兵,而且他们就连铜的冶炼技术也很落后,不能制镜——“胡不赐以镜、剑,既不劳中国,而又能得远人爱也。”日本列岛这时候,大概处于弥生时代晚期或者古坟时代早期,后世考古发掘出最常见的礼仪用品,就是从中国输入的铁剑和铜镜,甚至其中贵重者,还成为了日后大和王朝政权的象征——所谓“剑、镜、玺”(玺指本土勾玉)是也。
那么既然倭人喜欢这些玩意儿,咱就送他们这些玩意儿吧,比送黄金、白玉要惠而不费多啦。
曹髦准奏,即赐各倭使铜镜、铁制刀剑,以及价值千金的铅丹和铜钱——就这论时价都已经是贡品的将近十倍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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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烽烟四起
黄初元年春季,恍惚之中,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即汉末乱世又复见于中华大地——各地兵燹纷起,烽烟滚滚,除曹魏最为核心的司隶校尉部外,几乎各州都出现了规模、程度不等的动乱。
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事。中原初定,旧日沉渣尚未涤尽,难免泛起,而且一代强人曹操的去世,在政权交替过程中,也燃起了无数野心家或者只是博徒的冒险**。是勋常谓“二代瓶颈”,正是这个意思。
西域方面,吕布与疏勒、大宛联军在温宿、尉头附近连番恶战,遂因钱粮不足,特遣郭满东归凉州,向凉州刺史张既索要贡物。张既一口回绝,说:“吕王既为我朝之臣,当进贡天子,岂有反求贡之理?”正巧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曹操驾崩的消息,于是吕布留守伊吾的大将侯成便即挥师敦煌,大肆抢掠。
时凉州兵多随苏则等南下蜀中,尚未尽归本土,侯成遂屠敦煌而去。张既奏至洛阳,是勋批复,可速使凉州军归州,改任苏则为敦煌刺史,以御吕军。同时命杨岳出使西域,责问吕布。
并州、朔州、幽州方面,鲜卑大人步度根、柯比能等前番战败遁去,今乃联兵一处,南下骚扰五原、云中等边郡。是魏、郭淮分道而出,颇杀伤之,但尚未能够摧破敌军主力。
平州北部,高句丽王位宫数年积聚,又亲将兵来扰玄菟郡,邓艾、石苞请以所部屯田吏卒御之,战于郡治西南方向的候城。位宫见不能胜,主动撤兵归国,邓艾通过平州刺史夏侯兰上奏,请再伐高句丽,以惩戒之。奏至洛阳,群臣皆以为四方动乱,暂不宜对外用兵。诏命夏侯兰等耀兵境上以威吓之可也,不得擅起边衅。
然而不外战的政策约束不了乐浪太守柳毅,从去岁秋末开始,柳毅便挥师南下。直取三韩,两军激战数月,迭有胜负。柳毅乃请辽东等郡相助,并奏请东海水师策应,可惜他赶的时间不好。曹操新崩,关东乱起,高句丽也来掺和,牵制了辽东兵马无法应援,而魏延所率水师则奉命南下吴会去了。
蜀地新平,尚有不少蜀汉旧臣和地方豪强据坞顽抗,曹仁自入成都后,即分派诸将,各方征讨,无形中减缓了对赵云等人的追击速度。赵云乃得在郡丞王伉等人的迎接下。安然进入永昌城,复立刘禅为帝,重打汉室旗号。
鲁肃、牛金等仍围甘宁于江州,马谡两次入城去劝说甘兴霸弃戈而降,却都遭到了严辞拒绝。朝命使鲁肃率水师主力暂退,顺江而下,回归彭蠡,以准备切断曹冲一旦败退后渡江南下之途。
步骘、黄忠挥师直入南中,却为雍闿、朱褒等所阻,两军尚无大战。但是小摩擦、小冲突层出不穷。曹仁奏请洛阳,说我暂且容忍这些南中豪酋,但也绝不让步、黄退兵,只待稳定了益州北部之后。便当南北对进,彻底解决南中问题。朝命割南中地区为夷州,以徐庶为夷州刺史,加曹仁都督梁、益、夷三州军事衔。
步骘、黄忠入夷之后,交州似亦有不稳动向,颇有豪酋闹事。骚扰粮运,其幕后黑手,在在指向士燮。广州刺史陆议乃书付士氏,为陈祸福,劝其自律,同时文聘率湘、沅之卒入交,以镇定之。
当然最大的乱子还在东方,二月未晦,辅国曹洪进入东都谯城,调动兵马,以讨三王之乱。要说曹子廉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群臣皆以为可比兴汉之舞阳侯樊哙也。樊哙的特点,一是忠诚,且为姻戚,二是勇猛,临阵常先登破敌,但他终究只是大将之才,还说不上合格的统帅。樊哙多随刘邦作战,只有很少几次独当一面,而且所应对的,还多是陈豨、卢绾之类二流角色——曹洪也一样,统合数州之力以定祸乱,他此前还并没有机会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来。
而且就是勋对原本历史的了解,曹子廉除了曾经镇守汉中之外,就没有独当一面过。镇守汉中那会儿,他倒是顺利击败吴兰,逼退过张飞,问题那基本上应该算是曹休的功劳——曹操使曹休参曹洪军,关照说:“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曹洪也干脆就把兵马全都委托给曹文烈调度了。
然而不论在哪条时间线上,曹洪的名望都远非曹休所可比拟,所以曹洪一主动请战,是勋便即应允,但同时也派曹休、夏侯尚为其副将,派诸葛亮做他的参军,以辅佐之。当然啦,是勋是不敢,曹髦是想不到,不会照抄曹操的原话,讽曹洪将大权拱手让给曹休——且在是勋觉得,曹文烈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要是真想使人替代曹洪,还不如直接把兵权交给诸葛亮哪。
好在曹子廉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曹休虽然比自己矮一辈儿,却曾被曹操誉为“此吾家千里驹也”,还统领过虎豹骑,曹操几乎把他当自己亲儿子一般看待,所以曹休若有所请,从来是不敢不听的。至于诸葛亮,彼乃是勋之高足,曹洪做生意还得仰仗是勋呢,再加上孔明风仪翩翩,言谈间便可笼络人心,曹子廉对他也是颇为器重的。
于是便在曹休和诸葛亮的谋划下,曹洪下令,使乐进率军直取鄄城,迫使正尝试南下与曹冲会师的曹植回援。同时命于禁进讨汝南的吕据,夏侯尚进讨九江的蒋钦,欲图先削其羽翼,再合围曹冲主力。
消息传至吴、会,东吴旧臣们也不禁蠢蠢欲动,纷纷写密信给孙权,请他寻机起事,利用呼应曹冲的机会,再谋割据江东。孙权颇为意动,但是他的长子孙登,时年仅八岁耳,却说:“天下大势已定,阿爹若强逆天而行,恐吾家族矣!”孙权一甩袖子:“小儿辈何所知耶?”孙登就说了:“张子布见在彭城,常有书来问候阿爹起居,阿爹若不能决,何不相问耶?”
孙权心说张昭内政无双,可在明见大势方面,却似略有不足啊——想当年他还劝我早早依附曹操呢,虽说自己听了周瑜之言,与荆州联合,共拒曹兵,结果失败了,但直到今天,也并不为此事而后悔,不认为张昭当初说得就对。
思来想去,便召虞翻前来商议。虞仲翔是会稽余姚人,其父虞歆曾任日南太守,所以他也算是宦门之后,并且在王郎镇守会稽时仕为功曹,在郡中颇有影响力。后来孙策南下,虞翻劝说王朗躲避孙策,王朗不听,终于丧败,虞翻从之而逃,直到侯官。王朗对虞翻说:“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乃辞归,孙策亲自登门,复命其为功曹。
孙策横死后,虞翻辅佐孙权,颇受信用。等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顾雍等带路党摇身一变成了曹魏治下官吏,那些没上贼船的南方旧臣则大多归家闲居——或者更准确点儿来说,是被监视居住。只有虞仲翔,因为是《易》学大家,被朝廷征为全椒令,但是他固辞不就,仍愿白衣而为孙权门下宾客。后来王朗也几次三番召他入朝,却都被虞翻给婉拒了。
所以孙权觉得,吴人都不可靠,越人略好一些,而要说能够寄托腹心的,也就只有虞仲翔啦,便即密召其来商议。虞翻就说了:“令兄在时,趁中原乱起,以袁术为倚靠,兵入江南,多所杀戮,吴会士人恨之深矣,乃至主公恨败,委命于人。今主公再图大计,惜乎堪用者十不存一,乃欲成霸,难矣哉。且曹魏水师纵横海上,昔即骚扰吴、会,使我捉襟见肘,疲于奔命,若彼再来,如何当之?”
孙权悚然一惊,说我倒差点儿把魏延的东海水师给忘记了——“然今得此良机而不用,惜哉。且公奕(蒋钦)、子烈(陈武)等皆有书来,请吾复起,若无动作,是陷彼等死也,吾岂忍之?”
虞翻劝说道:“令兄之逝,孙嵩乱于内而黄祖觊于外,而主公终能绍继其业者,为民心思安,百僚护佐耳。今天下初定,民心、士心,何其相似?先帝虽薨,诸曹夏侯见在,闻嗣天子亦召是宏辅归,则历阳之乱,癣疥耳,何云良机?公奕、子烈,求仁得仁,死亦无憾,然若竟陷主公于难,恐即死乃不得瞑目矣!”
孙权说了:“曹冲亦有信来,云若得洛阳,即封我吴会……”虞翻说曹冲这话你也信?他要是真得了天下,还能容得下你?孙权摆摆手,说我的话还没完呢——“朝廷本忌我也,今得此机,必断吾首。则起事虽死,隐忍亦死也,奈何?”
虞翻说:“人处死地,乃求一搏,然翻以为,主公大不必惊乱也。朝廷固疑主公,若非昔日是宏辅南北之语,必召之洛阳,而不使主公在会稽。今盍藉此机而请内迁?则朝廷释疑,必可保全首级;孙氏仍以会稽为根,姻戚子孙亦可繁盛。”
孙权说我要是过江北去,那就好比伏在案板上,等着人来宰啊,你敢保证朝廷不会杀我?
虞翻笑道:“主公以渡江为伏锧,乃以为会稽非锧耶?”你现在就跟人案板上哪,还以为有跟朝廷讨价还价的余地吗?“翻请主公北,正可离此锧也。若先帝在,或谋主公,今嗣天子尚幼,是宏辅素宽厚,必不加害。闻王景兴受遗诏辅政,臣可为款通之,使护佑主公。”
孙权还在犹豫,突然门上来报:“彭城张君书至……”(未完待续。)
第十六章、为人难哉
张昭自归老家彭城以后,便即闭门谢客,日以诗酒自娱,朝廷多次征召,皆不从命。但他只是关上大门而已,并没有闭塞耳目,因为在前汉时即声望颇隆,故旧相识遍于天下,所以时常关注各方局势,并且写信给孙权,为之谋划。这回他又有信来了,开篇就说:
“关东乱起,诚恐旧人煽惑,仲谋生不臣之心也……”接着分析,说天下大势已定,人心亦思安稳,你这会儿要是跳将出来,结果必然是死路一条——“昭受令兄之嘱,辅仲谋以安东南,原意为中国守土,并广大孙氏也,乃无分裂之意。今孙氏局促会稽一郡,昭乃惶愧,不敢就死,因无颜见令兄于地下也。若仲谋妄动,更使孙氏族,昭宁化飞灰而已!”
倘若仅仅这些话还则罢了,张昭会做哪般表态,孙权猜也猜得到。可是书信末尾,张昭又说啦:“昭有故人在舟师中,昨致书来,云朝命舟师南下,未知向海徐耶,向吴会耶?仲谋慎思……”
孙权一瞧,哎呦,虞仲翔说得没错,朝廷果然把东海水师给派过来了——“得无是宏辅之谋耶?彼见势竟如此之速,则我无机会矣。”
于是只得听从虞翻之教,即命虞仲翔前赴洛阳,通过王朗上奏,请求赴洛谒见天子。王朗受了虞翻所托,感念昔日不离不弃的主从之谊,就大大地为孙权说了一番好话:“此前权受其兄托付,守护江东,因其年轻识浅,致受周瑜所惑,西联刘表,以拒先帝。今既降顺,已痛悔前日之过也。关东乱起,蒋钦、陈武等孙氏旧臣亦叛,权因惶惑,欲请罪阙下。伏唯圣裁。”
曹髦询问是勋的意见。是勋笑道:“孙仲谋一世枭雄,因力不侔,而为先帝所并,吾未见其有痛悔之意也。然大势既定。彼非愚昧,因请入觐,是恐朝廷疑而伐之也。若迫之反,以应历阳,于中国大不利;盍即召之来。善抚慰之,授之显爵,以彰朝廷宽仁、陛下智慧?使权离会,东南可安矣。”
其实请求入觐的非止孙权一个,还有驻军琅邪的臧霸臧宣高。孙权是因虞翻之劝,看清楚了形势,知道造反没有好果子吃,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也为了保证孙氏家族不彻底覆灭,这才捏着鼻子走出了最后一步;臧霸则不同。他压根儿就没有造反之意。
臧宣高这人没有什么野心,只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舍不得放弃而已。关东乱起,曹冲派人来联络,孙康、孙观兄弟和尹礼等劝说臧霸不听,竟私自率部西去,以合曹植等。臧霸这下子可真吓着了,整天跟衙署里转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朝廷派扶风太守王雄族侄、琅邪人王祥前往莒城,游说臧霸,原意王氏乃琅邪郡内数一数二的地头蛇。设或臧霸不从,便利用宗族势力尝试驱逐之。谁料王祥才见臧霸,堂堂臧宣高便放声大哭,说:“霸实无二心也。孙康等叛。本欲自缚阙下请罪,又虑霸去而卒伍乱,若使海、徐动荡,则百死莫赎此罪矣!霸当何如?休徵教我。”
王祥说:“将军功高,先帝命之以镇海、徐,合当悬图云台矣。若不即入都请罪。诚恐晚节不保,为万世所笑。今当从祥归——卒伍果无人可托付耶?”
臧霸说我想不到什么合适的人——我手下兵马,跟孙康他们带走的本为一体,就怕我这一走,别人未必镇得住,他们全都会受孙康等人的蛊惑而从贼啊。王祥筹思少顷,试探道:“若将军不以祥驽钝,请为镇军。”
臧霸大喜——其实他才不在乎海、徐是不是动乱呢,在乎的是海、徐之乱会不会加重自己的罪愆,如今既然有人愿意顶锅,那还是赶紧溜走为妙啊——便即将兵权交于王祥,自己携带家眷北上,从青州绕个圈儿,直奔洛阳而去。
王祥得获兵权后第一件事,便是把王氏族人勇健者安插为校,随即将各部分离,散布于东安、东莞、阳都、海曲等县。其中自然难免有人作乱,好在规模都不甚大,王休徵领着王氏族人逐一征讨,很快就把局势给稳定了下来——不过王氏之霸于琅邪,进而为关东第一显姓,亦由此为发端。
臧霸、孙权先后入京,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关东乱事的进一步扩大。是勋即请圣旨,赦免二人之罪,并加臧霸前将军衔,加孙权太中大夫衔,同拜为乡侯——属于曹魏异姓爵位的第二级——至于实权,当然不能再给他们留下啦。
臧霸途近,而且一见着王祥就立刻启程了,孙权路远,还先让虞翻去打了一回前站,来去耽搁,等进入洛阳城,已经是仲夏五月间事了。这时候关东乱事也临近了彻底镇定之时。
乐进攻鄄城,曹植等挥师来救,旋被团团围困于城中。曹子建困坐愁城,整日饮酒大醉,然后戟指痛骂:“子桓杀我!”最终为其门客、廩丘人王观所杀,并缚曹楷,开城以纳王师。
至于南线,于禁、夏侯尚先后摧破蒋钦、陈武、朱据等,并王昶所率安丰藩兵,合围曹冲于历阳。其实仗打得不甚漂亮,夏侯尚甚至一度遭到蒋钦的突袭,差点儿连小命都搭进去了。好在反乱各部兵力都极薄弱,多不过数千人而已,又为诸葛亮设谋,使分割包围,遂被逐一剿灭——蒋钦、陈武奋战而死,朱据被俘,押赴洛阳斩首。
曹冲见事不协,一度想要突出历阳城,从牛渚渡江逃往丹扬,然而鲁子敬受命还师,先使丁奉率快舟二十条直下芜湖,正好拦住了曹冲。曹冲渡江不利,被迫退返历阳,眼瞧着被剿灭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再说曹植既死,鄄城克复,曹植二子——曹苗、曹志——尚在冲龄,即为王观所缚,与曹楷一起送到乐进军中。乐进早就得着了曹洪的关照,说:“彼皆天家骨血,死生唯天子可断,慎勿折辱,使先帝于地下亦不得安寝也。”所以乐文谦好生接待——反正就三个孩子嘛,只要彻底隔离,也不怕他们闹出什么事儿来——也不戴枷,也不上桎,直接推上安车,就派人押送去了洛阳。
曹髦以问群臣,该当如何处置?群臣皆以为谋逆大罪,本当车裂,且夷三族,因为天家骨血,乃可降一等裁断:曹楷就应大辟,曹苗、曹志应当瘐死——横死狱中,其实是赐其自尽——二王妻妾等,并当入官为奴。
曹髦颔首,便待下旨,突然间是勋在班列中长叹一声,凄然道:“哀哉,人之为人,难矣哉!”曹髦不禁皱眉,就问:“令公何所思而叹耶?”是勋起身拱手,沉着应答:“臣因思人生在世,抉择实多,未识当从圣人之教耶,当从律法所限耶?故此而叹。”
曹髦说这还用想吗?“圣人传天道于君,君乃制国法于时,法若不合圣人之言,乃当权也。若法刻细,不通情理,则与秦政何异?”
是勋说那就是喽——“三族之诛,周礼所无,肇始于秦,为商鞅设连坐之法,一人触律,家族亲戚不告者,同罪。是以苗、志之罪,在未能发其亲过,并出告也。然且不论彼尚年幼,未识善恶,即成年矣,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若即刑之,是违圣人之言,且示天下,孝乃当死,不孝或可全身也,不亦谬欤?”
《论语》中有记载,叶公曾经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的家乡有个人很正直,他老爹偷了羊,他出面指证了老爹。然而孔子却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家乡的所谓正直,与你们不同,要父亲帮助儿子遮掩过错,儿子帮助父亲遮掩过错,这才叫做正直哪。
所以是勋说了,如今曹苗、曹志之罪,是因为没有告发老爹曹植,所以按照夷三族之罪,他们也都逃不了。可是先不说这俩孩子年纪都小,压根儿不懂得好赖,就算他们已经成年了,若从圣人之言,就该为父亲隐瞒罪过啊。那么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听从圣人的教诲呢?还是应该遵从法律的约束?当法律和孝道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何去何从?
其实是勋挺不赞成孔子那番话的,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法律精神,都是由儒家这种“情大于法”的思想泛滥所造成的。当然不能否认,孔子有其时代局限性,他那会儿一心恢复周代贵族社会,用礼来约束贵族,用法来制约“小人”,当然不愿意法制渗透入社会各阶层,进而判断所有案件。法家就当这种话是放屁,可是冷冰冰的秦法完全不考虑案件实情,只知道机械执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令人齿冷。
汉因秦法,只是删其繁琐罢了,基本上还是秦朝那一套。其后儒家上台,把更多的人情带入了司法过程,但并没有据此彻底修订法律法规,所以董仲舒才有“春秋断狱”——以儒家礼教为指导思想,在具体案例上乃可以推翻机械的法律条文。
是勋的灵魂来自后世,法律观念比这年月绝大多数儒生都要鲜明,本不愿以情坏法——即便那是恶法,也应当先尝试修改,而不是直接加以破坏——但他更受不了一人犯罪、亲戚连坐那一套。活生生的人命就摆在面前,几个孩子有多大罪过,竟要受连累而死?
正因如此,他才捏着鼻子白扯一段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话,刻意要为曹苗等人脱罪……(未完待续。)
第十七章、延年按剑
是勋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谈,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大违儒家“亲亲相隐”的孝道原则,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连坐”原则,但请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不当诛杀。
其二,曹楷年纪还小,曹苗、曹志亦然,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汉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谥,每加‘孝’字也。然孝本为仁之体,以仁心待亲,是谓孝矣;仁为孝之延,斯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当以仁治天下,推爱心,广恕道,自然黎庶安乐,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闻言不禁点头,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贬为庶民,暂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从子而居,无子者没为官奴,罚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谋逆,其人虽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国。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出继为彰子,仍守任城国。
是勋随即请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设,汉因陈之,本不合乎当世,先帝在时,即每欲删改之,以成《魏律》……”曹髦点点头:“此中书之事也,令公可自为之,奏朕颁行。”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
是勋闻言,略略一愣,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事烦人少,请求陛下允准,扩大办事机构,增添办事人员。
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名为中书令,其实并不怎么管中书台的细务,基本上大撒把,全都交给中书左仆射刘先、右仆射郑浑处理;实际上,是勋应该算是宰执联席会议的常务主席。只负首相之责。
可是中书台确实是事情多,衙门小,总共才一百来号人——不象尚书台,分管十二部,直接指挥各州、郡政事,不算外派机构就拉拉杂杂九百多官吏——刘先、郑浑他们往往忙不过来,还得经常跑来请示是勋。如今若再组个班子制定《魏律》,是勋想起来就觉头大,所以才请求增添人力。
曹髦闻言,双眉微蹙。沉吟不语。
为什么沉吟不语呢?原来他想起了崔琰的话。崔季珪与是宏辅非止有旧仇而已,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根本性的对立:首先是经学方面,崔琰一直觉得是勋歪解了老师郑玄的理论,想要把原本纯洁无垢、万世不易的儒家学说庸俗化、功利化;其次在施政方面,崔琰是传统士大夫,尚清谈超过实务,总觉得按照东汉初建时的法度略加修改,即可施于当今,对于是勋对国家体制、政府架构大动手脚异常不满。所以见天儿就在曹髦面前说是勋的坏话。
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为国,先帝亦尝赞叹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乃为国事,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岂不忠欤?而放太甲桐宫;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岂不忠欤?乃废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见是令公,独无此憾耶?”
曹髦闻言,不禁沉吟不语,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古来贤君处上,群臣各安其职,国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执一辞,党同伐异,社稷陵替。齐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亚卿尔,高、国世臣,不能侔桓公;晋文统群贤而治,至晋襄乃命六卿,彼此倾轧,晋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壮而枝叶繁茂,历秋冬而可不死;若强枝弱干,必败无疑……”
倘若是勋在此,当场就会啐将过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这儿胡沁哪,还是成心歪曲事实?哦,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自然国家安泰,一旦颠倒,国家必亡?那伊尹辅殷、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即以齐桓事论,管仲名为亚卿,其实相也,上卿高、国能压制得住他吗?再说晋事,公室衰颓、卿大夫掌控国柄,在当时本为常态,乃分封之过,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
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也并非扯谎,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勋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才能够稳定国家,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
崔季珪以史为证,一步步说到了汉初:“汉之肇建,萧、张、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与之共治。逮之汉武,初设内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权,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汉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显爵、高位、实权以酬功臣,然不可为万世法也,陛下当渐收权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混乱社稷以媚功臣,臣窃以为不可。人心无可测也,君子但见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然其所行实有亏也,乃斗胆以谏陛下。若使外朝势盛,则汉惠受制诸吕,汉文委政周、陈,汉武恚怒窦、田,其事或当见于吾魏,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成辉宏大志,为万世所尊慕者,难矣哉!”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贤臣实理国家,其实所谓的“虚君”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传,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若是君权过大,一旦出个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惨,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只要机构稳定,运转正常,自然能够涤浊扬清,把贤人拱上高位,如此国家便可安泰。
当然啦。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而是请君主仲裁,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虚君”那一套。
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故而新定制度,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大方向上并无异言。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内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类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内廷权重,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会骤登高位,东汉朝因此而败,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崔琰同样是士大夫,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也便顺理成章。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同理。若君主无权,移之于下,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各说各话,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
再说了,崔琰如今身在内廷,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秘书监掌握实权,而不仅仅只是君主和中书台之间的传声筒啦。
所以才长篇大论地劝谏曹髦,说是勋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误,长期运行,对国家绝无好处。陛下您如今年纪还轻,只能放任臣子们掌控国家,可你终究是要成年的啊,一旦亲政,结果发现自己手头权力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到时候你能够忍么?
我不敢说是勋不忠心,但我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确,希望陛下您能够明见我的忠诚,睁大眼睛瞧瞧是勋究竟做了些什么,好寻找机会“拨乱反正”,使国家体制真正走上康庄大道。
曹髦沉吟良久,微微点头:“卿所言亦似有理,然则当如何做耶?即收外朝之权归之内廷耶?”崔琰说您绝不可心急,急必生变——“昔霍光之废昌邑,昌邑果失道耶?其世即多有疑霍光专权陷主者。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唯昌邑性急,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光恐政乱,故乃放之。‘治大国若烹小鲜’,若骤更制度,人心必乱,人心乱则新政不行,新政不行则群臣疑主,国焉得治?当觅良机,徐徐侵削外朝之权,以归政陛下,自然群臣不怨——则是令公便欲为霍光,安可得耶?”
说到这里,匆忙又补上一句:“霍光非敢妄行,实受田延年怂恿也。即是令公无擅权心,群僚中得无一二田延年乎?”
史书记载,昌邑王刘贺乱政,霍光也拿他没招,只是满腔忧愤而已。大司农田延年却站出来挑唆霍光,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前例来说事儿。霍光这才召集百僚商议,提出废黜刘贺,大家伙儿全都惊了,还没人表态呢,田延年又跳出来了,而且“离席按剑”,故意责难霍光,说你受先帝重托,难道就眼睁睁地瞧着皇帝胡作非为吗?“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并且威胁道:“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崔琰补充这一句,是为了表明自己绝非猜忌是勋之用心,没暗示他跟霍光似的,既有废主之力,也有废主之意。但若陛下您真的因为操之过急,夺权不成反而乱政,到时候群臣尽皆离心,说不定就会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跳出来啦,到时候是勋欲不为霍光而不可得矣!
崔季珪确实聪明,他知道必须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要是让曹髦疑心自己是因为私怨而特意诽谤是勋,那此前的种种说辞都将化为流水,皇帝再也不会相信自己啦。
果然曹髦因此深信崔琰之语,所以今天是勋一提要再扩大中书台的规模,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儿了——曹髦心说我还想逐步削弱外朝权柄呢,你倒好,还打算扩充自家班子……这可不成,朕坚决不能答应!(未完待续。)
、第十八章、二事不朽
天才壹秒記住『shuyaya qu 】崔季珪固然欲长君主之权,但他终究是传统士大夫,对于特务组织存在着天生的恶感,于是劝告曹髦:“天子以臣为耳,以吏为目,何须校事?校事之设,初为行军令也,唯小人而可治小人,今施于朝,是以小人监士大夫矣。若罢废之,无害君权,反使百僚归心,皆颂陛下圣明……”
崔琰在内廷的权势日盛,就连门下监刘放都要瞠乎其后——刘子弃论学识、论名声、论出身,也全都差崔季珪远矣——这当然瞒不过卢慈范去,所以一听说崔琰都开始说自己部门的坏话,当即明白,大势去矣。
就理论上而言,只是裁撤一个内廷部门而已,象卢洪这种有正式编制的官员,没有直接下岗的道理,总得给安排一个别的差使吧。问题百僚皆恨校事久矣,自己一旦去位,还可能在官僚体系里继续混下去吗?不定谁找个错处,就要自己人头落地哪。
这时候的刺奸头子名叫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很早就跟随了曹操,为司空军谋掾。后来曹操曾经一度颁发了禁酒令,徐邈却一刻也离不得杯中之物,私饮至醉,正赶上校事赵达来找他,徐邈随口就说:“中圣人。”赵达禀报曹操,曹操大怒,欲严惩之,幸亏度辽将军鲜于辅帮忙说情,才仅仅贬官一级而已。所以丁仪遇刺后,曹操就用徐邈为刺奸——你差点儿被校事给害了,如今我让你也管这一摊事儿,你行事应该谨慎一些吧,也方便跟外朝诸臣沟通。
徐邈担任刺奸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恶行,士大夫仍然引为同侪,所以他换个饭碗不会有事儿,可卢慈范就必然没那么好运啦。因此卢洪就找机会联络是复,恳请是令公给指点一条明路——可别逼我把你们那点事儿全都给兜出来!
是复先找桓范商量,桓范沉吟道:“此人颇知主公阴私,不可留也。”是复说若是能使他离开洛阳,我自有办法收拾他,问题是——“若不先安其心,事恐不协。”先得让他瞧见脱身的希望,放松了警惕,那才不至于急着跟咱们拼个鱼死网破。
桓范说了:“须先与主公商议。”咱们跟这儿琢磨得再好,没有是勋点头,那也是不能胡作妄为的。是复点头,说因为老爹还没回来,所以我才先跟您透透风儿,您好预谋对策。说到这里,不禁一蹙双眉:“阿爷近制新律,竟不见睫瞬之祸,吾所不解者也……”
是勋在朝堂上提出建议,要新修《魏律》,曹髦直接就把这活儿交给中书台办理了。然而是勋请求扩大中书台的编制,却被曹髦一口回绝,曹髦说了:“外朝事烦,内廷则简,秘书、门下,及顾问侍从辈多悠游而已,令公可择能者暂署中书也。”
你们外朝把大权都给揽过去了,内廷那么多人只能吃闲饭,你倒不如挑点儿人先去中书台帮忙,助你制律吧。
桓范听闻此事后,便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天子欲广内廷之权也。”内廷这票人得以插手外朝政事,通过制定律法可以大刷经验和声望,等事儿完以后返归内廷,必然加大天子的权柄啊。是勋说我也明白这一点,问题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硬要跟天子对着干哪——“且若制律立功,则可命之外朝也。”这又不跟东汉似的,内廷多为宦官,只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等制定完了律法,我把他们全都召来外朝,那不就结了吗?
是复认为:“此必崔季珪之谋也!”其实这倒真是冤枉崔琰了,是勋临时提出制律的动议,曹髦当殿允准,还真没机会去征求崔琰的意见。是复总觉得再小的脓包都应当立刻挤破,老爹投鼠忌器,不愿直接跟皇帝产生冲突,所以暂放崔琰一马,只怕将来后患无穷啊!其实那小皇帝有啥可怕的?
再者说了,你即便要摆出宽仁忠厚的样子——估计能看透是勋并不宽仁的明眼人还真不多,是复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暂时不跟他崔季珪计较,那也得随时睁大双眼,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啊。老爹倒好,一摊上这制律的事儿,就真的********扑在了工作上,你瞧,竟然那么晚还不着家——他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呢?
桓范说了:“主公尝言:‘人之死也,非止身灭,言多漫漶。然吾得立经、制律二事,足可不朽矣。’范亦然之。”
是复说制律为国之大事,他要真是专心制律也就罢了,问题是还召集人手,摆弄种种奇巧小道……我真不知道他是中了什么邪了,是不是赵爽、马钧他们给老爹下了蛊啦?(未完待续。)
第十九章魏、编定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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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认为自己只要做好了两件事,便可千古不朽,一是主持树立“建安石经”,二是主持制定《魏律》,对此桓范深以为然,是复对此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是勋最近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魏律》的编定上面——正好可以更名正言顺地把台中事务都推给刘先和郑浑,反正若真有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要务,那俩也不敢自作妄断,总须是勋拍板,但这类事儿终究凤毛麟角——目前编撰小组已经组建完成,正在做前期的梳理和协调工作。
他本来想扩大编制、自组班底,结果被曹髦给否决了,让他从秘书、门下二省挑人帮忙。当然啦,秘书、门下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起码崔琰、刘放等主要负责官员是不可能撂下手头的活儿跑中书来帮忙的——再说了,是勋也不愿意跟磪季珪共事——那么可供选择的余地就并不太多啦。是勋主要行文崔、刘,讨要了十几名下级官吏来做文书保管、文字编排等杂务,真正参与律令编定的,则是门下分管的那些文学侍从之臣。
汉代的侍臣班底是非常庞大的,是勋本人就曾经做过侍郎,并没有实际职权,不过备皇帝顾问,并且贡献诗文以粉饰太平而已。魏朝因为外朝官僚班子的扩大,很多人才都从内廷流向外朝,侍臣数量也因此大为减少,品级有所下降——如贾诩、刘晔之类重臣元老虽然也无实际统属,也备皇帝顾问,却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侍臣。
是勋调了六、七名侍臣过来,其中就包括了老朋友王粲王仲宣。此外,他还请求让刘晔担任编纂小组的第一副组长,第二小组长则以朝命请征正在陈留老家等死的毛玠毛孝先。
毛玠原亦为曹魏的开国功臣,但后来遭到曹操的厌恶——据说为丁仪进谗所致——竟被免官。是勋觉得此人颇为可惜,再加上毛玠耿介忠直,有治国干才,故此特意说动了曹髦。加毛玠资政大夫的荣誉头衔,请他出山相助。
是勋制律,主要指导原则有三:一,《汉律》除《秦律》之烦冗。但难免有删错的章节,再加上时代在进步、情况在变化,历代被迫添加了很多“令”、“科”,也就是临时规条进去,体例因此混乱、体系因此松散;今制《魏律》。就是要加以重新整理、分类,使其规范化,并且因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增添很多新的条文——比方说近年来商业活动日益繁盛,为此制定了相对细密、明确的商法诸条。
二,是勋认为法律若不细密,就会有漏洞,有刁民会钻空子,可是制定法律又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漏洞,故此编定新法的时候。言辞力求简洁而准确,同时保留随时可以扩充的接口。同时法律条文若过于严密,又易堕入《秦法》之故辙,故此明确区分公诉和自诉,对于自诉类型的案件,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放给民间以更大的自主权。
终究宗族势力之庞大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是勋要真想把地方宗族之权都收归官方的话,会给自己和政府都造就很多潜在的反对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他可不会去做——就算要做,也必须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地一步步来。
三,本着儒家“仁”的原则。大幅度缩减连坐的范围,减轻其刑罚——要彻底废除连坐,就目前政治环境来说,应该还做不到。同时删掉了很多不人道的肉刑,以及侮辱性刑罚——比方说废除宫刑。最终将刑罚确定为死、耐、作、流、赎、罚金六种。
耐刑比旧有的髡刑为轻——废除了髡刑——也就是剔去犯人的胡须,但保留头发。是勋虽然挺喜欢自己目前长须飘飘的形象。但终究基于来自未来的魂魄,对于男人是不是一定要留胡子,抱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其实有没有头发也无所谓,但终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弃”的传统观念仍然很牢固——其实这里说的“发”是指毛发而非头发,也包括了胡子——士大夫皆以受髡为仅次于被宫的奇耻大辱,是勋废掉髡刑,是可以得到众人礼赞的,同时保留耐刑,也不会对保守派造成太大的观念冲击。
作刑就是徒刑,流刑就是流放。赎刑是指用财物来抵偿一定的罪过(与按律罚金不同),小组成员有人提出了“杂抵”,即官僚、贵族可以用夺爵、除名、免官等方式来抵罪而不受刑罚,是勋将之归入赎刑,并且规定了可抵之罪的上限。原本历史上的杂抵和赎刑,上自死刑,下到杖、笞,皆可抵偿,等于使贵族、官僚、豪门犯罪享有减免刑罚的法定特权,对此是勋是坚决反对的。他限定了,唯耐刑和一年以下作、流可以抵赎,死刑及一年以上的作、流,就算你交个王爵出来也照样不可免受。
当然啦,终究是封建社会,真要是天子一纸赦令,对于贵族、官僚们来说,再大的罪过也可消化于无形,碰到这种情况是勋也禁止不了。
基于是勋当日在朝堂上请求制定《魏律》之时对曹髦所说过的话,小组有成员提出正式把儒家礼仪作为制律和执法的指导原则,甚至把“春秋决狱”精神写进《魏律》里去。是勋舌战群儒,再加小组长的强力压制,好不容易才把这股歪风给煞下去了。
是勋说了:“法以摄众,不可苟且。若可委曲,必有小人趁隙取利也。《春秋》之义,知之者众而深明者寡,若非董子,谁能实得儒礼之精要而施之于法耶?”至于他当年就搞过“春秋决狱”那一套,当然自动无视啦——“若执法之官无董子之识,而擅为董子之事,则有法亦如无法,吾等尚制之何益?”
不是每个执法官员都能秉持公心,并且象董仲舒那样深通经学要义的,你要是开了这个口子,是个人都敢“春秋决狱”一把,那法律条文不就形同虚设了吗?则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何存?
制定《魏律》是个大工程,不是一个小组十几二十人凑一起闭门造车就能搞出来的,还必须倾听各方面意见,吸纳各部门经验,才能尽量做到完善和公正。是勋作为小组长,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所以说,若非此事真能使他万世不朽,以他疏懒的个性,才不会********都扑上去哪。
后世有句话叫“理解万岁”,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往往缺乏相互的理解,所以才特意要喊句口号出来,并加“万岁”二字以作赞叹——即便亲生父子之间亦然如此。在某些方面,是复是绝对理解老爹的,但凡老爹抓官、揽权、搂钱,以及刷声望的举动,他向来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这些资源和成果很大可能性将来会遗留给自己——但对于是勋另外某些行为,他却彻底难以理解了。
制定《魏律》是刷声望的妙计,倘若是勋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这件事上,从而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对政敌的防范,是复顶多也就发几句牢骚而已,他会与桓范一起拾遗补阙,帮忙父亲堵上种种漏洞。然而是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班批示某些不得不由他决断的公文,以及开会制定《魏律》外,却偏偏还匀出将近五分之一的精力,在关注另外一件事情——一件是复觉得毫无意义,仅仅出于个人兴趣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说白了,是勋在“搞科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此为万世不易之箴言也,是勋早在篡改经学要义的时候,就尝试着向士人阐述和灌输这一理念,并最终编纂完成了《物理初言》。然而思想改造工作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况且人的思想总是跟随着时代而进步的,当生产力还达不到某种规模,社会模式尚未上升到某一阶段的时候,愿意和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而就算是勋利用自己的名望,再用儒家学说来包装,真能把新观念灌输进部分人的思想中去的话,那也大多是些年轻人,要等他们成长起来,并为此而付出一定努力,还不知道得是猴年马月哪。
是勋有点儿等不及了,身旁亲朋故旧的陆续辞世,终于使他体味到了时光流逝之速,在这个医学落后的年代,估计自己也没有足够长的寿命可以期待。所以很多事情,倘若不先亲手搭建起雏形来,恐怕将最终沉埋于历史的尘埃当中,未来的人们只能从故纸堆中发现:原来中国早就有了超前的科学思想了啊,只是从未被人重视过……
尤其在这一方面,是勋几乎无人可用。汉魏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统治阶级对于技术的进步还不象后世那般排斥,那么故步自封,甚至直接斥之为“奇技淫巧”;但对于士大夫来说,技术虽然重要,终非本业,只是额外的兴趣罢了。就好比后世的孩子,若有文学、美术、棋类、体育方面的兴趣,家长不会当面斥责,但——学生的本业是升学啊,考试不考的玩意儿你那么上心干嘛?就算逼着孩子去上各种兴趣班,甚至参加奥数竞赛,那也是为了考试加分而已,而不是真想让孩子将来当艺术家、运动员或者数学家……
所以若让诸葛亮、赵爽、马钧他们放弃得来不易的官位,********搞科学研究,那是相当不现实的。可是别处又哪儿去找在野的科技人才呢?无奈之下,是勋只好卷起袖子来亲历亲为……(未完待续。)
第二十章、大科学院
是勋前一世只是个普通文科生而已,数理化程度不说一榻糊涂,也都将将及格的水平,具体科技树该怎么攀,他也就勉强记得《文明》里的模式了……可是终究曾经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别说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就连小时候读过的《十万个未什么》,就能秒杀这年月的所有博物学者。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其后两千年历史发展尤其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轨迹,他明白自己和时代的局限性究竟何在,从何处可以尝试去打破一个缺口,从而给中国埋下重视科学技术的种子。前世也读过不少穿越小说,主角仗着自己的理工功底,穿到古代就打铁炼钢、造枪造炮,其实那都是扯淡的事情。想想《临高启明》吧,五百人筹谋经年,积攒了大批物资,然后一起穿到已经产生了工业时代萌芽的十七世纪,这五百人里起码有四成是纯技术人员,就这样还折腾了六七年才把科技树攀到二十世纪初……再说了,这书发展过程中也不是纯然不开金手指啊。如今就想靠他是某一个把中国引领进新的时代,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是勋知道,要想播撒科学的种子,吸引更多有志发展者相助,两个前提必不可少:一,就是农业生产先有了很大进步,在食粮方面有了一定富裕——倘若连肚子都还吃不饱,谁还有心思去发展工业?工业技术又不一定能够快速反哺农业啊。二,初期科研要具备直观的功利性——科研是吞金巨兽,先不说没收益就拉不住投资伙伴,光说研究无法尽快转化为金钱的话,连他本人都未必撑得下来。
故此先从农业为其发端。这时代本就是一个重农的社会,推进农业发展自属政治正确,不会招致任何反对的声音,是勋在主掌中书之后,也方便调动全国的力量来提高生产水平。
汉代即曾设大司农为负责农业生产的最高行政长官,举凡搜粟都尉、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掾等等。围着农业打转的官吏一抓一大把。但问题是这些官员的主业往往只是收税,助农、劝农是附加在税收上的次等职能——比方说当郑玄做大司农的时候,他的职务就更接近于后世的财政部长而非农业部长。是勋在制定魏国官制的时候,就特意在户部新设了候农司。各地分置助农令,主要工作是提高所辖区域的农桑业亩产量。
提高农业生产的途径有很多,传统主要是开垦荒田和兴修水利,只有极少数地方官员会另辟蹊径,发明和推广农业机械甚至新的农业技术——比方说西汉著名的农学家赵过。是勋首先派人搜捡和整理《汉书·食货志》、《盐铁论》、崔寔《政论》等文献上对赵过功绩的描述。编纂成册,作为候农司的指导性文件;然后要求各地助农令每年都要把地方上的先进经验总结后呈递中央,一方面作为考课的依据,另方面也统筹安排、尝试推广。
当然光这样还远远不够,即便农业技术水平直接跟助农令甚至候农司中郎的考绩挂钩,终究这是官家的事儿,官员们未必就能有多上心。是勋本人也在自家几处庄院里进行农业方面的各种试验——反正他如今主要的财富来源也不是土地,就算年年失败,也不至于破产——老丈人管亥在这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最重要的试验,就是引进殊方物种。尝试在中原植育。是家商队常跑西域,除了牲畜、珍货外,是勋总让他们搜集各地物种,就连秦朗远渡倭地,是勋也命他把倭人的作物都搞几份儿回来。秦朗当时就问啊,那地方贫穷荒僻,能有什么好东西了?是勋笑道:“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焉知彼方稗草,不可入中原为膏粱耶?若不试之,何由得知?”
其实他还有些话窝在心里没有向秦朗透露。因为怕那小子听不懂,说了也白说——“孩子,你知道啥叫杂交吗?”
是勋明白,田中得来终究少。想发大财是不能够光靠种地的,所以他在发家的道路上,并没有花大力气购置甚至兼并土地,所谓是家庄院,也不过洛阳、许昌、谯、郯等城郊外的总共六七处而已,想要尝试新物种。所涵盖的区域未免太狭窄了一些。好在他与很多地方家族关系都不错,在把对方扯上工商业航船的同时,也诱其试种新植。
都有哪些家族呢?中原地区既包括了河内司马氏,琅邪王氏,河东裴氏、董氏等旧族,也包括了诸曹夏侯、关中杜氏、东海陶氏、赵国沮氏等新贵;此外,扬州有以顾雍为首的“吴四姓”,荆州有黄祖、黄射父子代表的安陆黄氏,湘州有张仲景的张氏,大大小小,将近百余家。此前伐蜀成功,他使司马懿统司蜀地内政,还派女婿夏侯威、弟子田彭祖等相助,也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就是在益、夷二州给我找到合适的农业和工商业合伙人。入掌中书以后,他还特意写信给陆议、步骘,请他们帮忙联络士燮……
当然啦,表面上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士氏久牧化外,自生割据之心,若能使与中国士大夫交通,以工商及农术诱之,则自然归心矣。”
那么试种新物种都有什么好处呢?例子也是明摆着的,是令公当初遣人入蜀取茶饮,遂至风靡天下,扬、闽之人试种之成,如今天台、武夷之茶遍行中原,那钱财还不是滚滚而来吗?再说了,即便新物种无法大范围推广,你只要在自家庄院里种成了,不仅能够尝鲜,还可馈赠亲友,以资炫耀——这对于士大夫(不是土地主)来说,那也是颇有吸引力的。
只可惜,这年月没处掏摸玉米、土豆和蕃薯去……哪怕东海水师再强大,并且持续发展,没有个一二百年,估计也不可能航行到美洲去……
农业的革新和发展,是个长期工程,新物种在中原站住脚跟,也不是三五年立办之事。是勋同时还搜集各种人才,在自家庄院里划出实验区来。进行机械、冶金、燃料、材料等各方面的研究。这方面扔出去的钱就海了去啦,而且未必能够很快见到成效,所以也是儿子是复最不理解的地方——在是复看来,老头子只是满足个人兴趣爱好而已。其实跟别人好蓄美妓、藏珍宝,或者日夕弋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况且老爹你要是只喜欢玩儿也就罢了,若是玩物丧志,被政敌趁虚而入。那就太糟糕了呀!你以为已经可以安享晚年了吗?你总得为儿子我考虑考虑,可别留一个烂摊子给我呀。
是勋曾经“发明”过火药,对于曹操的统一战争起过相当大的辅助作用,不过如今西蜀已灭,关东乱事亦近尾声,群臣都以为当马放南山、铸剑为犁——新武器咱就别再搞了吧。工部和户部已经多次向马钧抛出了橄榄枝,也跟诸葛亮打过招呼,想把马德衡弄他们部门去,专心研究生产器械,户部甚至开出了候农司中郎的高位——马钧此前为兵部下辖屯所设计过水车、复原过赵过的耦犁。若以之助农,必见成效。
就连诸葛亮本人,都打算把火药的研发暂且停顿下来,幸亏这一摊事儿的原主是自家老师,他随从东征前特意跑来跟是勋请示过一回,是勋说了:“汝以为火药只可施之战阵耶?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昔吾以火药裹以纸,乃可炸响,若精研之,焉知异日不可裂石耶?则以之开山、平道、作渠。可事半而功倍也。”
诸葛亮当即就问:“火药可助燃,可推物,亦可炸裂,然物有其用。亦有其极,先生果以为精研之必可裂石乎?”是勋点头:“然。”他心说黑火药爆炸力到顶点也就那么回事儿,跟黄火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可在这个时代,那就已经挺吓人的啦,如今火药的研究才刚起步。怎么可以就此停顿呢?
孔明是个尊师重道之人,再加上是勋在这年月多少也有点儿“多智而近妖”了,所以既然是勋发了话,诸葛亮不敢不听,也不好不听,于是这才保留下了火药研发部门。
然而火药终究是军国重器,当年因为泄密风波,曹操直接把谢徵逮起来砍了,这技术只能由朝廷掌握,甚至暂时只能由兵部掌握,是勋本人是再也插不进手去啦——不过就算他想插手,估计就那点儿学识,也起不到更多推进作用了。是勋只好去搞点儿别的,最主要的就是对燃料的精取,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温度,好推进炼铁技术。
他真是后悔啊,就理论上来说,后世中华大地上曾经遍地都是小高炉,就算炼出来的大多是废钢,放到这年月就够做神兵了……自己怎么对这方面就一点儿知识都没有呢?
他希望可以在自己手上多产出几种新技术,并且顺利运用到生产上去,并使士大夫皆对从中生发出来的经济效益垂涎三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尝试将私人科研机构推向各地,甚至推向朝廷,成立个什么“大科学院”啥的……
这些事情必然牵扯了是勋相当大的精力,故此是复心生不满,跟老爹提过几次,老爹既当耳旁风,又不肯明确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搞这些“没用”的花样。
且说这一日是复与桓范相谈了一顿饭的时间,终于等到了是勋返家,于是前往谒见,是复就把卢洪的请求和自己筹谋的对策向老爹和盘托出。是勋略一沉吟,不禁黯然而叹:“吾与慈范相识微末,相交亦久,汝等乃劝我杀之……吾实不忍也。”
是复说了,那家伙知道咱们的事儿太多,而且他又是臭名昭彰的特务头子,咱也不可能收入家中为客——这用不能用,留又不可留,除了干掉他以外,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阿爷勿为妇人之仁也。”
是勋一抖袖子:“是何言欤?吾不愿闻此恶言!”(未完待续。)
第二十一章、虑胜虑败
是勋说不愿闻是复之“恶言”,表面上是制止了是复胡作妄为,然而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如子,他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是复聪明绝顶,哪有看不破的?老头子的意思:这种事儿你自己瞧着办吧,我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听到过,毫不知情……
于是翌日是勋便依照桓范所建言,主动上奏曹髦,请求罢废刺奸、校事:“监察之权,本在御史,不当别设——令出多门则乱,事分多司则殆。请即废罢,并于御史可也。”
曹魏的这个特务机构从曹操时代就名声烂大街了,士大夫无不切齿痛恨,每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桓范提醒是勋:“今内、外朝皆欲罢校事,以卢慈范所见,天子心动,事将成矣。主公为相,此事当成于主公,可收士人之心,若不即言,恐将归功于崔季珪矣。”
是勋一听啥?我再不发话这桩大功德要被算在崔琰头上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赶紧连夜草就奏疏,第二日便递入宫中,随即放出风去,群臣纷纷附和。曹髦在犹豫了几天以后,终于准奏,即将刺奸、校事从门下省分离出去,并入外朝的御史台。
诏自中书而下御史,御史大夫桓阶大喜,当即拍案道:“不想彼等竟落吾手!”当即下令全官署都要行动起来,深挖那些特务的不法情事——想我等把他们当同僚?门儿也没有啊!往日殿前恶犬常暴起伤人,如今这狗落我手里了,我会继续拿它来守门?扯淡呢嘛,还是赶紧烹而食之吧!
消息才传出去,最遭人恨,还曾经促使丁仪诽谤曹丕的刘慈、刘肇兄弟,当即就饮药自尽了,其余刺奸、校事等是人人自危啊。只有卢洪不着急,他等着是勋救他一命。
早在是勋奏上的同时,就已经派儿子是复去跟卢洪打过招呼了。说我一定会救你的,计划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卢慈范为此才肯隐忍。没有立刻暴起,反咬一口。果然,诏书下达的当晚,是复就去拜见桓阶,问他:“公欲族诸刺奸、校事耶?或得活乎?”
桓阶说了。那些坐公案后面的刺奸,自徐邈以下,多有为恶不著的,我会按实审断,给他们网开一面,至于校事——“皆不可活!”
是复拱手道:“自赵达死,卢慈范虽掌校事,然刘慈等上则蛊惑圣心,下则跋扈自为,即慈范亦无可约束也。是诸人之罪,未必慈范教唆。且彼初为程仲德门下客,家父尝受太宰(曹德)征为督邮,亦仰其力。今闻公欲诛尽校事,家父乃垂泣而叹,曰:‘慈范终不可免矣,然吾与之相识微末,相交亦久,能不惨然?’复不忍见家父伤悲,以是求肯桓公。放之可也,望免死耳。”
桓阶跟是勋那也是老交情了,说不上同党,也算友朋。虽然是复口称是自己不愿意看到老爹伤悲,所以才主动跑来求情,但背后必然有是勋的指使啊,桓阶也不好一口回绝。沉吟一会儿,才算勉强松口:“卿言是也,天子始放校事归吾。若并杀之,恐圣心不怿……然不可使掌法,亦不可为长吏。”
我可以饶过卢洪一命,只把他赶出京城去,但以这人过往的恶行来看,他不适合当司法、监查部门的官员,也不适合当主官——要不然,扔外地去做个闲职吧。“无咎可自往讽吏部也。”
吏部那就更好说话啦,新任吏部尚书董昭,本来就跟是勋穿一条裤子,两人打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就勾搭在一起了,是复跑过去一说,董公仁当即应允,还问:“放之何处为宜?”你想给卢洪个什么官儿,自己提吧。
于是卢慈范的组织关系才刚转到御史台,吏部一纸文书,就把他轰出都城了,外放到偏远的洪州庐陵郡去当功曹。这时候的郡功曹跟州别驾相同,都是可设可不设的闲职而已,名义上为郡守佐官,其实也就只能每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干领俸禄而已。
公文行至御史台,卢洪不惊反喜,赶紧收拾行装,只带了两名从人,一大早便乘车离开洛阳,飘然而去。就在卢洪出城的前一天,是复先回了趟城外别院,召来几名心腹健仆——那都是当年管亥手下黄巾徒众的子弟,对管巳、是复的忠诚心,更要超过了对他们实际的主子是勋——细细叮嘱一番。
第二日一早,他还特意躲藏在洛阳南门外,一直等亲眼瞧见卢洪的马车出了城门,沿大道而行,这才返回城内。才到自家府前,便见一人牵马从门内出来,见了是复赶紧拱手为礼。
是复见此人年方弱冠,面如淡金,中等身材,手脚皆长,乃是不久前才刚通过诸葛瑾的介绍投入父亲门下之客、子瑜族弟诸葛诞是也。他急忙下马还礼,随口问道:“公休何处去?”
诸葛诞说了:“诞受主公所遣,追赠一绨袍于卢慈范也。”是复嘴角轻轻一撇,伸手朝城门方向一指:“吾才见卢慈范出南门而去,公休速追可也。”心里却说,老爹怎么突然想起来给卢洪送饯别礼啦?难道要用来裹尸不成吗?
于是别了诸葛诞,进入府中,就见是勋穿戴齐整,正要登车出门去上工。是复问候了起居,随即压低声音:“门外见诸葛公休,云为阿爷赠袍于卢慈范,未审何意耶?”你应该能够猜得到我要对卢洪动手吧,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是勋淡淡而笑,然后说了六个字:“未虑胜,先虑败。”伸手在驭者肩膀上一拍,驭者一抖缰绳,马车便即辚辚启动,在烜赫仪仗的簇拥下,离府而去。
是复还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便来找桓范相问。桓元则正在自家小院当中摆开席、案,一边读书一边晒太阳,见是复来了,即命仆役:“斟茶。”
这年月本没有茶,即便士大夫日常的饮料,除了薄酒也只有白水,所以是勋一开始饮茶,很快便蔚然成风——这玩意儿又有滋味,又能养生,外加还不跟酒似的容易喝醉了误事,而且额外新添一种炫耀的功能(茶价仍贵,平民是喝不起的),真乃佳物也。尤其桓范所饮,全为是勋日常相赠,那都是“吴四姓”从天台山茶园里采集的精品,遣快马贡入是府的,质量绝对上乘。
可是儿子未必处处都象他爹,是复只好杯中之物,平素不怎么喜欢饮茶,所以摆摆手,说元则你给我倒杯白水来就成——大白天的在自家府邸他可不敢喝酒,就算老爹不责备,曹淼抛过来的白眼那也受不了。随即便将自己的布置,以及父亲莫名的举动低声对桓范说了,桓范略一沉吟,已知是勋之意,不禁捻须笑道:“主公果深谋者也。”
是复还是不大明白,追问缘由,桓范却不肯说,只道:“且候消息。”
约摸中午时分,突然有快马驰入是复的偏院,正乃城外别业中健仆前来,密报是复:“吾等于大道旁守候,终劫其车,然车上人却非卢洪!于路再探,或已变装别去矣!”
是复闻言大惊,赶紧又跑去找桓范。桓元则远远瞧见他的脸色,便知端底,微微而笑:“事不协乎?”是复咬牙切齿地说道:“叵耐此贼如此警醒!”桓范说:“彼毕生谋人阴私,欲杀彼者,何止公子,安得不小心从事?”是复说你猜他还会不会去庐陵上任?我再派人去那儿蹲守吧。
桓范摇头:“一击不中,便当远飏,是谓刺客;日踵其迹,必断其首,乃死士也——公子麾下便有豫让,又何必为小人而丧。主公自有筹谋,公子且拭目以待。”
此事暂且按下不表,且说十数日后即有捷报传来,关东乱平。
且说当日于禁、夏侯尚围曹冲于历阳,不久后曹洪亦率大军来到,把小小的历阳城围困得如同铁桶一般。曹冲向伊籍问计:“孤前云时机未熟,乃卿劝孤先发也,今将覆亡,奈何?”
伊籍心说我当初是想你赶紧惹点儿乱子出来,好试着拯救蜀汉,如今汉已亡矣——赵云保着刘禅退守永昌之事,倒还并没有传至关东——我终究还是慢了一步啊……嘴里却说:“臣前日亦尝云,机不可纵,时不再来,大王或起而一博,或即此永为藩臣矣。大王宁博,博必有输赢,岂臣之失耶?”
我当初话也说得很明白了,你要想谋夺天下,只有这一个时机,等到西蜀灭亡,曹髦也坐稳了帝位,那就只好一辈子窝在历阳当藩王啦——要么赌一把,要么彻底死心。结果你非要赌,既然是赌博,必有输赢啊,你早就该有这种心理准备啦!
曹冲不禁慨叹道:“悔不当初!”伊籍不禁心中冷笑:你死到临头,才感觉生命的可贵吗?当初起事的时候可是梗着脖子说,若不能成就帝业,还不如死了算哪——“孤岂甘久居于孺子之下耶?!”
不过终究是有过几年的主从之谊,伊籍当下给出主意:“臣为大王守城,以牵绊之,大王可易服而遁,或可得生。”曹冲思来想去,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于是撇下妻妾,只带了几名亲信,改换平民服色,于夜间用绳索缀下北城,潜行而遁。
历阳被围日久,常有平民扶老携幼逃出城去,以免将来城破后玉石俱焚,曹兵也不怎么拦阻,所以曹冲觉得自己要走那也不难吧。谁料正待潜过曹军营垒,却被一哨人马拦住,当先之将远远地就喝问:“得无历阳王欲遁耶?!”(未完待续。)
第二十二章、天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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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截住曹冲,曹冲一见身份败露,虑不可免——我手边儿才带了多少人啊,就算个个以一当十,能够杀败这支巡哨兵马,可一旦鼓噪起来,大军合围,就算插翅也难飞遁——干脆,横过佩剑来在脖子上一抹……
“孤安能归洛为孺子所辱耶?!”
他手下亲信一见主公已死,也纷纷拔刀自尽,最终官军扛回来七具尸体,禀报曹洪等人。曹洪又感哀恸,又不禁暗生一丝喜意——这仗可算是打完啦——当即吩咐:“历阳既殁,明日便即宣示城中,命其自降可也。”转过头来称赞诸葛亮:“孔明云彼或宵遁,必可擒获,所料无虚。”
诸葛亮轻叹一声:“可惜不能生致。”
出得帐外,曹休、夏侯尚围着诸葛亮,向他请问:“孔明何以料得彼必宵遁?”诸葛亮淡淡一笑:“亦侥幸耳。今大势已定,历阳将破,彼或死、或降、或遁,岂有他哉?”
曹休又问,说那你怎么能够料到他会不带家眷,只率从人而逃?特命巡哨兵马,但见全都是青壮男子的队伍,便即拦截——要还跟咱们前些天似的,并不拦阻逃亡的百姓,恐怕就被曹冲跑出去啦。
诸葛亮回答说:“自古谋逆者,多不顾其亲。历阳王违父命而背其侄,岂爱人者耶,何惜其亲?”曹冲又没生儿子,只有一票妻妾,他要是真为家人考虑,也就不敢犯上作乱啦。如今大位上坐着的是他亲侄子,他连侄子都不宝爱,还会宝爱女人吗?
其实有些事他从师父是勋口中听说过一二,只是不敢宣之于众而已——当初曹彰暴死,九成九就是曹冲派人下的毒,这种冷血的政治动物,怎么会把妻妾挂在心上?
夏侯尚还是有点儿不明白:“若彼藏身于百姓中而遁,奈何?”诸葛亮轻轻摇头:“历阳王自归藩后,常抚慰百姓。奖励耕织,国中以为贤君也。则识其面貌者必多,彼焉敢从之而出,不虑乡愚出首耶?乃至昼不敢行。而必宵遁,亦可明矣。”
这么着一分析,曹休、夏侯尚真是心服口服。照理说诸曹夏侯皆与是勋交好,而诸葛亮又为是勋的弟子,本该引为同道;问题诸葛亮多年在兵部为官。就算再怎么足食足兵,终究亲冒矢石在前线打仗的武夫,跟后方坐办公室的后勤文官,天生就看不对眼,再如何谨慎都易生龃龉,所以曹休等人对这位诸葛先生只是表面上客气而已。今受此教,始觉孔明多智,深通韬略,从此才真的心悦诚服,乐与相交了。
翌日一早。官军即用长戟挑着曹冲的衣物,在城下劝降。城上兵将听闻曹冲已死,无不肝胆俱丧,人心混乱,伊籍无论如何也勒束不住。最终只得长叹一声,独自登城,凭堞下顾,高叫道:“吾今报名,非尹耒也,乃汉臣伊籍。本欲乱关东而救汉室。奈何天不佑汉,终至倾覆,则吾生亦何益耶?!”身子往前一倾,一脑袋就扎到城底下。自尽而死。
守军就此打开城门,自缚请降。曹洪命各部暂歇,先派自家部曲入城,控扼王府与四门,然后才大摇大摆地策马而入。借着这个机会,曹子廉就把历阳王府大搜了一遍。捡好东西先装车,秘密运回老家谯县,剩下那些粗物,并曹冲妻妾、仆役等,才计入公帐,押回洛阳。
这种事儿当然不可能彻底瞒过旁人,随着捷报进京,很快就有御史上奏弹劾曹洪。曹髦询问重臣们的意见,是勋说:“辅国戎马倥偬,立此大功,朝廷便当奖掖,岂可因细过而罪之耶?”曹髦闻言不禁微微一皱眉头,心说你这还是在为自己当初被贬的事儿抱怨吧……
王朗、华歆等也都相劝,说不必要为了这么点儿财货去责罚宗室大将,再说曹洪这么做也不能算违法,基本算是游走在法律边缘,搞了点儿灰色收入……后世常有人脑洞大开,说曹子廉贪污,其实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他顶多也就好敛财外加吝啬而已,不能一口咬定就犯过禁。比方说此前设关卡以重收税,那时候各路兵马都这么干,也就他曹子廉干得最过分一点儿而已,后来曹操用是勋言,下令罢了关津哨卡,曹洪虽然满心不乐意,也还是乖乖从命了。
就说这回掠夺历阳王府的财货吧,他大可以分辩说按照用兵的惯例,攻下一城来就该放士卒们抢掠一番,作为犒劳啊,这都是我家部曲抢到的,只是感我素来的恩遇,进献给我而已。旧律没说这么做违法啊,而新律尚未编成……朝廷又能拿他怎么办?
曹髦无奈之下,只得隐忍,反而下诏嘉奖曹洪,并下赐三千金为赏。曹洪一回到洛阳,就兴冲冲地跑虞部去领这三千金,可是经办的官吏们却全都摇头,说部里没给这方面的支出哪。最终找到虞部尚书袁涣,袁耀卿转述曹髦的话:“前辅国于历阳所得,何止三千金耶?乃仍不知餍足乎?”曹洪大惭而退。
再说是勋的弟子周不疑为历阳王属吏,曾经多次劝说曹冲服从中央,曹冲听得烦了,终在起事时将他囚禁起来。待得历阳被围,城中粮窘,没人再照管牢中的犯人,周元直竟被活活饿死。诸葛亮入城后才得其遗骨,遣人送往其乡零陵重安下葬。消息传来,是勋悲恸不已——那么多年了,要说真正能够听明白自己来自后世理念二三分的,也就周元直而已,不想竟然如此惨死。于是命人搜集周不疑文稿,打算结集出版。
可是等到文稿集全,是勋先要过来自己读了一遍,不禁背后冷汗涔涔——我靠这小家伙的思路太超前了,思想太愤世嫉俗了,这要是散播出去,他的墓穴都得被唾沫淹没……这不是爱他,反倒是害他。算了,不出版了,暂且先藏入内室,以待后日吧。
等到历阳克复的半个月以后,又有来自西南的捷报传至洛阳。
原来当日甘宁、王平退守江州,被牛金等团团围住。几番欲图突围,终究败残之下,士气已堕,无法奏功。马谡先后两次入城劝说甘宁投降。说你们国家都灭亡啦,你如今是为谁守护这座孤城呢?并且按照是勋和曹仁的吩咐,许下了高官显爵。
关键在于,是勋前世读史,便颇为敬慕甘宁。不忍见其就死,所以跟曹仁求情:“甘兴霸忠勇,蜀中无人可比,若能生致,善莫大焉。”而且牛金反复攻城,死伤颇众,却总被甘宁、王平苦战而退,他逐渐地也不敢强攻了,只是团团围困,等其自灭。
可是马谡入城劝降。甘宁却只是不听,提要求说:“主在,臣唯死耳。今太子(刘封)虽故,嗣君(刘禅)仍生,若得嗣君书来,宁乃可降。”
——要说这称呼也够混乱的,刘封是太子,刘禅倒是皇帝。主要甘宁一直没掺和蜀汉朝廷的内部纷争,也没明确倾向,所以只能按着那俩货曾经达到过的最高地位来称呼。
甘宁守江州。这一守就是四个多月,眼瞧着城中粮秣将尽,兵士们多有叛意,知道再固执下去也只有死路一条啦。王平亦婉言相劝。说大势如此,非人力所可挽回也。如今听闻嗣君已经被赵子龙保着逃到永昌去了,相隔数千里,就算能够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也不知道得到猴年马月。则咱们再守江州,于国无益,只是平白地损伤人命,那又何苦来哉?
正赶在这个时候,马幼常又三顾而来。甘宁仍然难下决断,恨声道:“吾受先主厚恩,耻食魏粟!”马谡说既然如此,我给将军你指一条明路吧——
“将军不愿受禄,乃可从谡白衣归洛,以全一城性命。今吾魏于东海建舟师,东循三韩、倭国,南下林邑、扶南,汪洋之中,自有无穷岛屿,中国人所未尝涉足者也。闻将军少年时纵横江上,为能行舟者也,可授大舟一二,放将军远去,乃可生而不食魏粟。”
要说这还是是勋的主意,写信给马谡的时候,略略提过一句。是勋觉得,甘兴霸曾为江盗,可惜了的,不如纵其为海盗吧,说不定能够提前几百年去开拓了东南亚……
甘宁无奈之下,最终只得率王平等开城而降。王平等皆受曹魏军职,甘兴霸却主动卸甲而登囚车,说你们把我押洛阳去献俘吧。
与此同时,曹仁亦将益州全境平定,旋即挥师南下夷州,与黄忠等南北夹击,终于伐灭了朱褒、雍闿等豪酋势力。雍闿逃亡途中为夷人所杀,朱褒倒是投了降,被送往中原闲住。
接着大军浩浩荡荡便欲挺进永昌。可是这时候已经入夏了,南中地区气候炎热,再加瘴疠四伏,别说中国兵了,就连蜀地降卒也陆续病倒。曹仁无奈之下,只得暂返成都,上奏天子,打算等秋后天气凉爽了,再继续进兵。
再说诸葛诞奉了是勋之命,去给卢洪送饯行之礼——一件绨袍,可是这一去就不见踪影了,足足一个多月方才返回。说来也巧,是复又在府门前撞见了他,便问:“公休因何归迟?”诸葛诞老实回答:“于途不见卢慈范影踪,直抵庐陵,始得如命。”
这下是复来兴趣了——那家伙还真敢去庐陵郡上任哪——“得见卢慈范否?”诸葛诞说当然见着了,东西也送了,要不然我哪儿敢回来啊。
“慈范有何言?”
“卢慈范受主公之礼,但云:‘小儿辈无礼,是公恩厚。’”
“小儿辈无礼”,表面上是在说自己有错,让你派人送礼送得这么远,然而是复岂能听不出言外之意?卢洪比是勋还大着好几岁呢,就算再拍上官的马屁,大可以用“区区”、“牛马走”等谦词,不会自居“小儿辈”啊——其实这是在骂我呢吧!
忍不住就跟着诸葛诞一起来向是勋复命,等诸葛诞退下之后,就问是勋:“大人独不惧卢慈范扬我阴私耶?”是勋笑着摇一摇头:“彼名自恶,安能动我?况吾已慰抚之矣。”(未完待续。)
第二十三章、铸戈为犁
是勋跟卢洪那么多年的交情了,那家伙究竟有多大能量,体会得比是复要深得多。想当年赵达嚣张跋扈,竟敢踩到是勋头上来,结果被是勋玩了个首身分离。杀鸡骇猴,卢洪是真给吓着了,从此与是勋暗通款曲,私底下给他传递了不少情报。你说这人如此敏锐、谨慎,他就想不到自己有可能起意杀人灭口吗?
是勋知道,卢洪暂时还动不了自己,因为他名声太臭,而自家声誉太好,就算拿出实打实的证据来,也不会有人相信。再说了,他已被驱出内廷,还能通过什么渠道上达天听?跟御史台或者什么别的部门就会给堵回来。
可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只要卢洪手捏这些证据来要挟自己,终归是悬在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定哪天形势有变,他就要跳出来跟自己为难啦。所以是复提议刺杀卢洪,是勋表面上反对,其实倒也乐观其成——你要真杀得了,那是最好,省我多少的事儿。
只是“未虑胜,先虑败”,卢洪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就算再怎么要挟是勋,也终究不可能再返回洛阳来,他现在只想保住残生,于愿足矣。你要是去刺杀他,却又失败了,说不定他就会铤而走险,要跟你拼个鱼死网破哪。
知道自己肯定活不下去了才会拼,若还存有一线生机,卢洪不会特意要跟是勋为难,怕的是是氏一次谋杀不成,再来第二次。所以是勋才特意派诸葛诞去送饯别礼,还特意让诸葛公休迟了一步——要是出得城去,卢洪已经挂了,那你正好回来报信,若是卢洪不死,你就一直追到庐陵去,瞧他肯不肯还去赴任。
卢洪要是真的去往了庐陵。说明他还抱有最后一线的希望,那么是勋就趁机让诸葛诞把希望给他呈上——就是那一袭绨袍。
是勋在袍子里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八个字:“衣莫若新,人莫若故。”语出《晏子春秋》。意思是:“衣服的新的好,朋友还是旧的亲。”
话说这一手还是跟《三国演义》学的,关羽挂印封金去寻刘备,曹操特意灞桥赠袍,以留日后相见的余地。是勋的意思。我还是顾念往日交情的,我不会把你往死里逼,你就老老实实地跟庐陵呆着好了。
卢洪得袍见字,当即明白了其中含义,于是就笑对诸葛诞说:“小儿辈无礼,是公恩厚。”我知道你未必真想杀我,估计是你那混蛋儿子出的主意,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让我得好死,我就不会来骚扰你。
是勋这些天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也一直悬着心呢,一直等到诸葛诞回报,描述了卢洪当日的表现,复述了那一句话,这才终于心中大石头落地。他警告是复,这事儿到此为止,你别再出什么妖蛾子了。是复喏喏而退——他倒是真想把卢洪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终究山高水远,派人跑那么老远去执行暗杀任务,失败的可能性实在太大啦。一旦失败,就怕事情会彻底无可收拾。算了,再等机会好了。
待到甘宁被槛送洛阳,朝中早有决断。当场释放,命其着袍服谒见曹髦。然而甘兴霸就是那么犟,梗着脖子一口回绝:“吾君见在永昌,安有他君可拜?”消息传到曹髦耳朵里,小皇帝勃然大怒,便命人将甘宁斩首弃市。
是勋站出来为甘宁求情。说:“昔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不以周武为君,而武王独能宽宥之。今虽以夷、齐为忠厚君子,然谁不言首阳之事为非,而目周武为篡僭者耶?前已有诏,开城者赦,逮其归洛而杀之,无可显陛下之宽仁也。甘宁之语,若视为忠,则忠臣安可显戮?若视为狂,则圣天子何必怒一狂夫?”
曹髦本来就不是一个杀戮心很强的君主,闻听此言亦颇有理——是勋嘴里的话还有没理的吗?没理也给得你搅成有理啊——于是便命将甘宁暂且拘押、囚禁起来。
是勋还特意跑去见了一趟甘宁,相相这位著名的“锦帆贼”究竟是何等容貌。等见了面一瞧,嘿,果然好一条壮汉啊。二人略略相谈,甘宁就问了:“前马幼常来,吾云耻食魏粟,彼乃曰赠吾一二海舟,可使自去。无得食言乎?”
是勋笑道:“若拜天子,自可纵放;今不肯拜,只为囚耳。”甘宁连连摇头:“不拜。任凭囚禁。”
是勋说那你就安心在牢里呆一段时间,等天子气消了,你就有机会出海去啦。甘宁斜眼瞟着是勋:“闻天子欲杀宁,是公谏阻。吾与是公初识,何厚之甚也?”是勋笑道:“虽然初识,闻名已久。天下壮士正不多矣,安可擅杀?”甘宁皱眉道:“是公恩厚,宁愧受矣。然终不降魏室。”是勋心说随便你,打个哈哈就告辞了。
局势随着历阳和江州的克陷,终于驱向了稳定,重臣们商议,该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民政问题上来啦,刘先、卫觊等更建议既然“四方无事”,乃可大量裁军,放兵为农。是勋说了:“中国虽定,四夷犹在,何得云无事耶?吕布见在西域,虽受王封,心颇难测;赵云、刘禅仍拒永昌;鲜卑、句丽亦曾入寇。若即削兵,恐有事时难以遽集也。”
经过反复磋商,最终决定,把伐蜀的兵马陆续召回,将来进攻永昌郡,就让曹仁招募蜀地兵马为之。中原地区驻军料其老弱,裁减总数的五分之二,凉、朔、并、幽、平等北边各州兵马则暂且不动,还要寻机出击,争取彻底解决鲜卑和高句丽的问题。
众臣还想裁减水师,是勋答应把长江水师裁撤其半,但是东海水师——别着急,我给他们找仗打:“柳子刚前取三韩,不克而退;高句丽亦来侵扰。可命舟师相辅,灭此二獠,以定东北。”
刘先说令公你胃口未免太大了吧,打仗打上瘾了?“三韩素恭顺,唯柳子刚以私欲而开边衅耳。句丽虽不服王化,临兵吓之可也。何必劳师动众,欲灭其国耶?”
是勋回答说:“句丽自新莽时即不时入寇,其祸辽东,甚于乌丸、鲜卑。后汉屡屡吓阻之,皆不能使其安靖也。如人在卧榻,鼠啮榻足,即无大害,亦足烦心也。盍捕而绝患?况辽东至乐浪,止通一道,若为句丽所阻,乐浪不得为中国所有矣。至于三韩,亦尝侵削中国田土,前汉四郡之失,覆辙可鉴。今中国安定,以辽东一郡可灭句丽,乐浪一郡可平三韩,若不即取之。逮承平日久,兵不习战,再取难矣。”
众人说那好吧,你总有理……不对,是令公对天下大势的把握,我们都是钦服的。那就如你所言,以辽东当高句丽,乐浪当三韩,只遣舟师相佐,中央不再调派别的兵马援助——你答应这条底线。我们就首肯你的计划。
是勋下班回来就给邓艾、石苞和柳毅各自写信,向他们询问东北地区的局势,问他们有没有取胜的把握。柳毅回信,先大表了一番忠心。再苦苦哀求,一定要给我派援兵啊,有了援兵一切都好说,否则光我一家,还真的很难在十年内彻底平灭三韩。邓艾回信却是厚厚一摞,但没有废话。从山川形势到士卒勇懦,以及辽东郡内的屯粮数目,他们数年间屯田的成果,事无巨细,逐一禀明,光其中开列的数字,就让是勋瞧着头大,特命门客仔细核算,结果纤毫无差。书信的结尾,邓艾代表小哥儿俩向是勋保证:“今秋吾等即可率五千句丽卒,并辽东郡兵五千,必灭句丽,奏捷洛阳!”
时光如梭,眨眼间就到了秋收之期,成都的曹仁,辽东的邓艾、石苞,还有乐浪的柳毅,都各自点起兵马,开始了新一轮的征战。战斗结果尚且不得而知,临近曹操驾崩一周年之期,按道理曹髦就应该带着宗室、重臣并宫中女眷前往祭扫,可是曹髦偏偏病倒了,病得只能跟榻上躺着,连地都下不去。
曹髦便召是勋入觐,先问他《魏律》编撰得怎么样啦?是勋拱手回答:“将成矣,明岁正月即可呈上,陛下恩准,乃可颁行天下。”曹髦说那就剩点儿收尾工作啦,估计令公你也能够抽出点儿空来了——“乃可代朕祭扫高陵。”
是勋皱眉道:“太宰可代天子往。”曹髦说叔父当然也要去,可是就他那点儿才能,你知我知,恐怕无法主持大局,还需令公同往才好——台中事,付之刘始宗(刘先)、郑文公(郑浑)可也。
是勋心说你是觉得我这甩手掌柜好当是吧,平常没什么事儿要处理,所以合适离京是吧?满心的不乐意,但既然曹髦执意点将,那也无可推诿。
于是是勋父子(是复算亡人的女婿,陪着山阳公主一起去)、曹德等,拱卫着太皇太后卞氏等人,即日离开都城洛阳,启程往北邙山而去,祭扫曹操的高陵。宰执等亦大多相随,各部门仅留次官主政——反正加上奠仪的准备工作,前后也不过五六天的时间,逢有要务亦可随时请示,不至于混乱国政也。
到得曹操陵前,是勋亦不禁感慨万千——自己穿来此事后,这大半辈子辅佐曹操,原本史书上的姓名化之为人,活生生存在于自己面前,曹操的深谋远虑、雄图大略,以及猜疑忌刻、酷烈好杀,种种特性从此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了。自己欲图改变历史进程,或者仅仅是想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亦多得曹操之助也。但他终于故去了,貌似比原本历史上还要早死了好几年……是不是人的寿命亦有定数,自己使很多人得以延寿,就必然会使另一些人减寿呢?
一切祭祀准备工作准备完成,明天就是正日子,便当率百官祭扫高陵,突然这天晚上,是勋接到了一封密信,乃桓范遣人传来,信中只写了四个字:
“调虎离山。”(未完待续。)
PS: 抱歉,最后别的事儿比较忙,加上本书临近收尾,必须仔细斟酌,估计明天可能要暂停一次更新了,还请读者朋友们原谅。
第二十四章、高陵之变
是勋等人离京的翌日,三名副相正聚会中书议事,突然门外喧嚷,有个尖细的嗓音高叫道:“陛下驾至!”
中书左仆射刘先、尚书左仆射卫觊、御史中丞辛毗闻言,无不面面相觑——皇帝不是病倒了起不得身吗?他连祭扫高陵都去不了,怎么突然间会跑中书台来?赶紧整顿衣冠,出门相迎。
就见曹髦车驾驰来,小皇帝纵跃而下——面色还有点儿泛黄,可是瞧那敏捷劲儿,却好象并没有什么毛病似的。进入中书台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询问了一番国事,随即说道:“诸相出京,中书唯卿等三人计议,恐事不易协也。当增补相位,使共执政。”以后再开会,秘书、门下的主官也一起来吧。
三人尽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台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书、门下事,且三相虽去,离京不远,数日即归,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国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违抗耶?!”当即下令,罢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职,命召陈群陈长文以接替之。
根据是勋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国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书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决权;同时若皇帝有所诏旨,则由秘书草拟,诏下中书,中书台也可以封驳——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在封建时代那是理论上至高无上、无可制约的存在,是勋现在还搞不出真正“虚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职权,中书台或者群相也是无从制约的。
其一就是宫中之事,包括宗正、秘书、门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体事务,需要在中书和尚书备案,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比方说任用囚人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儿,外朝无可封驳。其二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人事权掌握在吏部,但三台正副主官的人事权却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则吏部终究只是尚书台所属的二级部门,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则若皇帝连宰相都更换不了。那不是彻底的臣权压倒了君权吗?
尤其是中书台的主、次官员,他们本身就拥有对天子诏令的封驳权,倘若天子想要更换这三名官员,但是三人把着大印。你来一封诏我驳一封诏,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还说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说要扩大宰相班底,事关制度,这事儿中书是可以封驳的,但若直接替换执政——比方说以陈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说了算。宰相无可拒绝。再说了,陈长文曾经当过吏部尚书,距离宰执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资格也足够为相啊,此非违反制度,越级提拔,宰相们其实没理由反驳。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实这也算是杀鸡儆猴——谁让你先跳出来反对我的意见——然后他再转过头来重提前议,让秘书、门下二监也参政为相。问刘先:“中书其准乎?”刘始宗脑门上冷汗涔涔而下,嗫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请秘书为陛下拟诏,行文中书……”
曹髦一摆手,便有侍从将一卷文书递给刘先——“诏在此,可即批复。”
刘先心说原来你早有准备啊,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蓄谋已久,要夺我外朝之权归于内廷啊!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
皇帝若缺乏足够的威势和权柄,宰相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来掣肘。但前提必须在制度、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否则垂涎你这位子的官僚们一抓一大把,随时逮着个错处就能够联名弹劾,逼你下台。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个冷不防——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谋,外加性格相对软弱的,仓促之间,你们也拦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实。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办啦。
果然刘先最终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实在不敢跟皇帝放对啊——被曹髦逼着当堂批复。这边中书印章才一落纸,那边门下监刘放和秘书监崔琰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扫:辛佐治滚蛋了,如今四相议事。崔琰是彻底的自己人;刘放虽然意志不够坚决,终究屁股坐在内廷;刘先、卫觊那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还远未够班!于是莞尔一笑:“可矣。朕即与卿等共商国事。”
使门下、秘书入相,这只是崔季珪为曹髦谋划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扩大内廷的职权范围,趁热打铁,把很多原属中书和御史的权柄都转交给秘书、门下二省。虽说中书做制,但也不是中书台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关变更制度等事,还得宰执共商,如今四相会议,皇帝在旁边儿监督,对于权归内廷的条款,崔琰、刘放直接举手赞成,卫觊投了两回反对票,剩下几回也跟刘先似的,一路弃权,于是皆得顺利通过。
曹髦也不用中书做制了,直接秘书拟诏,当场写就,请中书用印。
他们倒是暂时还没敢把手往尚书台伸。一则尚书机构庞大,骤然变更制度牵扯过多,而且人员越多,受到的反弹也会愈加强烈;二则无论曹髦还是崔琰,都对实际事务毫无兴趣——为人君者只抓大政,细务自有吏员处理。
于是短短数日之间,曹魏原本的官僚体制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中书领班、群相负责,而实际上相权虽然未被削弱,却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书也从实际上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与代表皇权的秘书省合掌立法权。门下省的权力同样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计划,门下将逐渐侵夺一部分御史之权和尚书之权,如同后汉时内廷的尚书台一般,实掌国家政务。
事变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扫高陵了,刘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软,根本无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缩兵力,遂使曹髦旗开得胜。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勋等人祭陵完毕,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想当日是勋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书,上写“调虎离山”四字。便即悚然而惊。崔琰怂恿曹髦夺外朝之权以归内廷,这事儿是勋倒是早有所察觉,只是并未做实际的防备。尤其自从刺奸、校事机构被废,卢洪出京以后,是勋对内廷的监探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误判。在是勋看来,小皇帝尚未亲政,还不可能实际有所动作——就算有动作,以自家的权势和威望,也能将祸患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是真没有想到,曹髦竟然有这份胆量和魄力,搞出这么一场几乎可以名之为“政变”的花活儿来。
初见“调虎离山”四个字,是勋脑海中当即冒出一个名词来——“高平陵之变”。在原本历史上,魏明帝曹叡驾崩后,邵陵厉公曹芳继位。任命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政,随即曹爽即架空司马懿,专执朝纲,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寝)的机会,悍然发动政变,夺取洛阳,随即处死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司马氏篡夺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变”为其发端。
对照此事,如今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这里。是勋不禁觉得双膝有些微微打颤。倘若真与曹爽异地而处,估计当场就会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辅终究不是纨绔子弟曹昭伯,膝盖只是一哆嗦。最终还是稳稳地站住了。
因为深入对比原本的历史和今日之事,虽有相似之处,其实差异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权妄为,不得人心,因此司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时代就遗留下来的老臣的帮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蒋济,做了司马懿的第一帮凶——也深受第二代重臣们(比如说陈泰)的拥护。其次司马懿本身地位既高。声誉也好,即便没有曹爽一党作对比,同样是朝野归心的人物。第三,司马师时为中护军,实际掌握军权。
相比起来,其实自己更接近于司马懿——当然啦,距离发动一场政变,彻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机,也没有足够动用的武装力量,所相侔者,唯声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来,固然名声没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挂着大将军的头衔,党羽遍布朝中,他秘书监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势不明,说不定崔琰尚有隐藏的党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阳的群臣都绑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历史上曹爽的势力庞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场“高陵之变”,砍自己的脑袋,或者起码把自己一抹到底吗?
搞政变,光捏着一个尚未亲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当初后汉宦官们搞政变,也得以尚书之诏唤来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张奂统率五营士,才能对付得了大将军窦武。再说曹爽吧,桓范劝曹爽护驾前往许昌,召外兵以敌司马,前提就是他取来了大司农印信,方便调派物资,而曹爽手里有大将军印信,能够调动兵马。圣旨不是万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许愿,若无中央各部门担保、背书,都未必能够调得动一兵一卒。
所以说,曹髦玩这场“调虎离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直接罢免自己的相位?若无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无论自己在不在洛阳,结果那都一样——办不成。估计也就利用刘先那类货色无担当的特性,强行通过某些对内廷有利的诏书,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这么一想,心情当即放松下来。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关之大事,要么桓元则根本就递不出密信来,要么密信上就不仅仅四个字啦——他起码得提醒自己,是该逃啊还是该起而一搏啊……
不过桓范递信过来的时候,还只是曹髦动手的第一天,具体他们会玩儿出什么花活儿来,桓元则不在中书,暂时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与是勋类似,觉得此虽危机,还不到塌天翻地,必须即刻做出应对的地步。尤其是勋受命祭扫高陵,若因此而举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当的事情来,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勋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刚去位,便即单人独骑策马离了洛阳,前赴高陵来哭陵……(未完待续。)
第二十五章、初步较量
辛毗哭陵,百僚皆惊,纷纷跑来询问缘由。辛佐治却抹一把眼泪,先求见是勋,把曹髦突然间下诏使秘书、门下参掌相事,并且罢免了自己御史中丞职务的消息,合盘托出——至于其后还发生了什么事情,辛佐治并不清楚,但大面上也可以猜得着。
他见是勋,并不仅仅为了报信,同时也提醒是勋,慎勿轻举妄动。辛毗说了:“此必崔季珪为主上谋也。然季珪止书生耳……”
崔琰和曹髦都太过心急了,如此行事必然招致朝中群臣的普遍恶感。其实目前政局还算稳定,外朝势力虽然庞大,是勋威望虽然很高,但还不至于彻底拧成一个同进共退的整体,有大把的破绽可以抓。他崔季珪只要利用内廷的话语权时不时地旁敲侧击,打击和分化外朝势力,待到曹髦亲政以后,天子权威日炽,或可不耍阴谋诡计即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也。
就好比两军相争,一军势强,但缺乏威望足够的统帅,却采取联席会议制,而且还三天两头地易将;另一军势弱,但很快便会有一名虽未必有能,却众望所归,可令行禁止的统帅坐镇。倘若仓促对垒,则势强之军必然获胜,但若长期对峙,强弱之势却可能逐渐扭转。
终究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天然的权威,而是勋也未必能够终身踞于中书令的高位之上。是勋不是霍光,不是王莽,外朝的特性就注定了他除非真正军政大权一把抓,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否则为相五年、十年也就到头啦,不可能不给别人挪位子。而若是内廷掌权,则以后汉例,外戚可以长期作为皇帝的代言人以大将军而录尚书事,除非再出一个外戚集团与之相争(或者皇帝执意收权),理论上是无可撼动的。外朝的官僚集团则不同。倘若缺乏了流动性,要么死水一潭,更大可能性是分崩离析。
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就好比后来袁光头欲图称帝。结果遭到北洋上下一致反对。为什么呢?即便大总统是终身制的,终究不能传子,等老袁一死,什么段、冯、张、曹等等便都有机会,可若改成帝制。哪还有他们什么念想啊?所以即便是勋名望再高,他也休想当一辈子的首相,永远不挪窝——再说了,是勋尚在壮年,那谁能够等得起?
所以时间绝对对皇权有利,曹髦想收权入内廷,只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胜算还是相当大的。如今他们急火攻心,仓促政变,反倒会把原本散碎的外朝人心都凝聚在一起。合力与内廷相抗衡。
所以辛毗提醒是勋,这当口您可不能出昏招,慎勿轻举妄动。如今崔琰那批家伙还动不了您,可要是有什么把柄被他们给揪住了,您一旦去位,外朝就再无合适的领袖啦——“朝廷制度必因此而废,后汉之乱,行将见于今日矣——吾故来哭先帝也。”
但同时辛毗还提醒是勋,崔琰不足论,陈群却是个人物。他一旦还朝,会不会因为感念天恩而彻底被崔琰他们拉拢过去,很不好说——“若陈长文身在外朝,而心向内廷。其势危殆。”是令公你要好生防范。
是勋感念辛毗之言,表示自己会谨慎从事,绝不会在这个紧要关头自乱阵脚的。随即便约见太宰曹德、尚书令钟繇和御史大夫桓阶,透露了辛毗带来的消息。曹德怒道:“先帝之制,嗣君未亲政而敢擅易之耶?吾当上奏切谏!”钟繇苦笑道:“诏既自中书下,已成定局。恐难变易。”桓阶沉吟半晌,突然开口:“幸得令公执掌中书。”
是勋闻言一愣,但是随即也想明白了。曹操临终之际重分相位,并授五辅政大臣,其中实际掌控外朝的是华歆、王朗,无论能力还是威望都相当有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削弱外朝的实力。曹操应该是恐怕依据新的政治架构,外朝势大,一旦换上个非强力的君主,怕会被彻底架空,故而以此来作为制约和平衡。大概曹操也希望当曹髦亲政以后,可以尝试从外朝收回一部分权柄来——当然啦,曹髦下手如此之快,又如此不计后果,曹操必然是料想不到的。
但是阴差阳错,曹髦受崔琰挑唆所使的一个昏招,竟把是勋推上了首相之位,外朝之势不退反进。这或许是曹髦着急动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同时也给外朝增强了反击的力量——倘若换了仍然是华歆或者王朗坐自己这个位子,估计连反击的心思都不会有,遑论举措了。
所以桓伯绪要说:“幸得令公执掌中书。”
是勋想明白了这一点,不禁苦笑摆手:“吾亦无力回天矣……今当如何办?”其实他心里早就谋划了好几条反击的手段,就不知道会得到多少人支持。终究是勋目前只能算是功臣群、国戚群外加官僚群的重要人物而已,任何一个集团都不能算板上定钉的领袖,自家横跨三大集团,固然势不可拔,但要想成为三大集团的共主,可以使群臣跟自己共同进退,恐怕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要是自己拼命往前冲,哪怕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跟后面扯后腿,那反击就没有十足的胜算啊。
钟元常长叹一声道:“既受君命,何敢违逆?”曹去疾瞠目道:“此乱政也……”可他终究是个小透明,话才出口就被钟繇给堵回去了:“变更制度,其果未显,何得为乱?”先不说曹髦不可能真正地政归内廷,他大概只是想做个平衡而已,就算他真的彻底剥夺了外朝之权,目前也没有什么不良后果表现出来啊,你怎么敢一口咬定是“乱政”?
“若小人借势胡为,吾等始可拨乱反正。”现在就看崔琰、刘放他们下一步想做些什么啦,若只是为了增强人主的权柄,那咱们真没什么好反对的,若敢打着皇帝的旗号擅权乱政,咱们才能加以反击。
桓阶点头道:“国家初定,朝中不宜动荡,钟公所言是也。”
是勋暗中叹息,嘴上却说:“君等所言,深敷我意。吾当善辅天子,勿使妄用神器……”注目曹德:“此事尚请太宰禀明太皇太后。”
本来后宫不预政事,但小皇帝尚未亲政,卞氏终究是他亲奶奶,开国皇后,事情总须让她知道——再说了,辛佐治搞出那么大动静来,卞氏也不可能闭塞视听,完全不管缘由吧。
桓阶瞟了是勋一眼,缓缓地说道:“君其用急,吾当用缓……然当吾等归京之时,恐又有一事为难……”
什么事情为难呢?果然不出桓伯绪所料,他们才一返回洛阳,中书左仆射刘先和尚书左仆射卫觊就主动递上了辞呈。刘先与是勋共事中书,再加上外甥周不疑乃是勋的门徒,甚至亲自登门来向是勋致歉:“天子妄为,吾不能匡正之,惶愧无地……”我怎么还有脸面继续据此相位呢?
是勋等人怕的就是这点。因为天子对于宰执人选是有直接任免权的,虽然曹髦尚未亲政,在没有合适的理由的前提下,也不大可能罢黜宰相,但一旦有人辞位,再想换谁接任,那就方便他插手啦。于是竭力挽留刘先、卫觊,但二人去意甚坚,连递三回表章,曹髦乐得顺水推舟,自然应允。
随即曹髦就提名以杨修为中书左仆射、刘廙为尚书左仆射。
刘廙字恭嗣,乃西汉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南阳人,曾仕刘表,后投曹操。当年魏讽谋反,刘恭嗣时为魏国黄门侍郎,其弟刘伟受牵连被杀,若按汉律,刘廙也当连坐。但是曹操说了:“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下令赦免。
刘廙倒不能算是崔琰等人一党,他是著名的儒学之士,又通天文历法,但受宋忠、綦母闿等人影响较深,其观点每与郑门——尤其是流行的郗、是之学——相左,大概因此而曹髦、崔琰觉得此人方便拉拢吧。
诏下中书,是勋老实不客气就给驳了——你当我是刘先吗?皇帝说啥就是啥,连辛毗的气节都比不上?
当然啦,天子有任命宰执的权力,中书封驳,也必须拿出足够的理由来。是勋提出的理由是:刘廙为官资历不够,不可超拔;而至于杨修——“先帝尝使修掌机要,然终以‘前后泄露言教’下狱,若非群臣爱其才而奏请之,几不免死;后先帝虽用杨修,亦不使再预朝政也,则此人不堪为相可知矣。”
曹操当初贬谪杨修,主要的原因是杨修党同曹植,牵扯进了夺嗣之争,并且利用手中的权柄,多次泄露国家机密——这可是重罪啊,这类人怎么可能使掌国政呢?难道陛下您认为先帝当初是冤枉了他吗?
崔琰为曹髦行文找理由,双方交锋非止一日,最终只好各自退了一步。刘廙被任命为中书右仆射,郑浑晋位左仆射;原尚书右仆射鲍勋晋位左仆射,门下监刘放转右仆射。至于杨修,曹髦命其接替刘放为门下监——我直接任命内廷门下省的主官,这个不用你中书批准吧。
于是兜兜转转,杨德祖仍然得以门下监的身份,五日一入中书议事,晋升为副相执政。
接着,腊月已终,元旦来到,历史迈进了黄初二年,也就是公元217年,中原大疫……(未完待续。)
第二十六章、是郎才尽
黄初二年的春季姗姗来迟,但谁都没有想到,一场恐怖的瘟疫瞬间席卷中原地区,尤其是司隶校尉部和豫、庐、荆三州,官民人等,成千上万地感染了疫病,死亡枕藉——史称“丁酉大疫”。
其实也不能说谁都没有想到,起码是勋对这场瘟疫是一直有所心理准备的,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这场大瘟疫同时酿成了建安文学接近毁灭性的大灾难,所谓“建安七子”,除孔融、阮瑀早已去世外,其余五个——王粲、应玚、陈琳、刘桢、徐幹——均因疾疫而死。
可是他没有想到,并不仅仅这些文人墨客如同原本历史上一般,在本年陆续病逝,还另有两位故友,史书并未明确记载,竟然也因染疫而殁。
一个就是鲁肃鲁子敬,死在了彭蠡的长江水师都督任上;还有一个是司马朗司马伯达,死在度部尚书任上。
消息传来,是勋悲恸难禁——司马朗也就罢了,他与鲁肃、王粲都相交甚久、性情投契,虽然已经做好了他们按照原本历史发展,这一两年就要挂的心理准备,真等接到噩耗,怀想往日的交情,仍然忍不住哭倒在地。尤其他在很多年前,便已然用前世贫瘠的医学知识点拨过张仲景,教以瘟疫成因,以及防治之法了,其后也多次在自己的著述中尝试传播后世的卫生知识,本以为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瘟疫流行,逆转天命、人寿的,谁想仍然无法变更结果……
“此殆天意耶?天意竟不可违耶?!”
伤心之下,不禁又从天意联想到了人事。他苦心经营,为曹操构造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官僚体系,想要限制君权,尝试扭转“一治一乱”的宿命,可结果曹髦在崔琰的怂恿下,仅仅玩了一个小花样,就将外朝之权削弱。内廷涅槃重生。固然是勋在祭陵已毕,返京以后,用桓范之谋,逐步地将这些被剥夺的权柄重新收归外朝。假以时日,又可达成新的均衡态势,但他也不禁苦闷地想道:
曹髦尚未亲政,已有这般能量,一旦亲政之后。哪怕只有中人之资,亦恐难制也。想要政归内廷,还不是小皇帝一句话的事儿?身为人臣,对方随便出一招,自己就被迫要殚精竭虑地应对。君权自汉武用儒术后即逐渐神化,长时间抑压于臣权之上——即便傀儡君主,也多由外戚或阉宦代行其权,广义的君权始终不堕——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难道自己就真的无可扭转吗?
一切阻碍时代前进的渣滓,都终将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一切超越时代的思想。都终将被历史的大潮所淹没……难道自己终究不过是个王莽一般的空想家吗?那自己从前诸般努力,究竟又是为的何来?
还不如激流勇退,返回老家去当寓公算了,以自己国戚的身份、功臣的劳绩、大儒的名望,即便交卸权柄,只要不故意作死,应该也可安得善终吧。曹髦、崔琰若真想把自己往死里整,那就是与整个外戚集团、功臣集团、官僚集团为敌,换言之,将被孤立于整个统治阶级之外——除非那俩疯了。否则不会行此下策;除非那俩是天纵奇才甚至天生圣人,否则即有此心,亦无此能也。
我干嘛还辛辛苦苦地维持着这座官僚大厦,不使稍有倾斜呢?就理论上而言。天下已然一统,也不再可能有什么司马氏“八王之乱”,就算“五胡乱华”终究无可避免,时间也会大大延后吧。百年之后事,与我何干?而就算相干,也不是靠我个人的力量便可彻底阻止的呀。
诸般纷扰。日夕袭来,是勋的精神状态直堕谷底,一连数日都阴沉着脸,并且寡言少语。在中书办公的时候,小吏稍有迟延或者过错,便易遭他怒目相视——以是勋如今的身份、地位,也不必要开口骂人,但只怒目而向,对方自然遍身觳觫,差一点儿就要屁滚尿流了。
倒是新任右仆射刘廙挺会做人,每当有小吏哭丧着脸从是勋面前退下,刘恭嗣若见到了,都会上去安慰一句:“令公亲近者适故,乃致言行失常。汝等勿怨,但勤劳本事即可。”
这一日王家摆设灵堂,是勋自须前往致祭,就灵前诵念悼文,不禁嚎啕痛哭。蔡昭姬携其二子侧跪还礼,同样是泣不成声,是勋见到她这般模样,只得一咬牙关,强收满腔悲恸,反过来安慰蔡琰。蔡琰哽咽着道:“仲宣无拳无勇,一介贫儒耳,多赖令公遮护,至列卿位。惜乎福薄,中年即殁,今二子尚幼,吾但觉前路茫茫,未知何所向也……”
是勋长叹一声:“吾视仲宣如弟也,不想弟去兄先……夫人如吾姊妹,二男如勋亲侄,必然照拂成年。夫人节哀,毋使仲宣于地下亦不得安也。”
吊祭完了,出得灵堂,登上马车,突然间耳旁传来人声,斜眼一瞥,原来是两名小吏正缩在墙角私语,貌似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只听其中一人道:“令公今日悼文,也止平平,哀意甚深,而文不侔也。”另一人道:“令公之诗,本过其文多矣,有何怪哉?”
给是勋驾车的正是其子是复,听到有人编排老爹文章不佳,双眉一轩,便欲呵斥,却被是勋伸手拍拍肩膀给拦住了。只听二人又道:
“不然,《别赋》表如明霞散练,内则独茧抽丝,诵之行云流水,闻之金声玉振,较今日之诔,正如高天鸿雁与檐下鹁鸽矣。”
“令公往日著文亦曰:‘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诚哉斯言,文亦如是。令公随高祖武皇帝起兵,初不过一郡吏耳,吾意《别赋》之作,当在彼时,穷而未达,故哀甚深而辞甚美也。今为首相,宵衣旰食,所筹思者皆国事也,自情自感,岂得时而长咀嚼耶?非独文耳,即诗亦久不作矣。”
对方不禁叹道:“国家之幸而文章之不幸,惜哉!”
是勋听了这番对话,不禁暗中苦笑——《别赋》那是什么作shuyaya上查到公司正在招聘编辑,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好在不需要编辑资格证——话说一般情况下,私企都只要有一两名中级资格编辑可以糊弄官方就成,对于普通编辑人员,那真没啥门坎儿。
等到了设在居民区中,占了两套双层公寓的小公司以后,道明来意,前台小姑娘直接递过来一张表格:“先填表吧。”是勋答应一声,双手接过,铺在桌上,顺手从裤兜里抽出支签字笔来。
表格很简单,而且顺理成章,第一栏是“姓名”。他按出笔芯,才要填写,可是笔尖才刚接触到纸张,却不禁顿住了——姓名?我的姓名是啥咧?是勋是宏辅?貌似不大对啊……是勋是谁?我又是谁?
心下一片茫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