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五章 最后的闹剧（十一）
“除此之外，朝廷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中间人呢？”
“得了田的佃户，将赎买费，交给朝廷，而不是直接交给地主。”
“朝廷每年征收赎买费，再把这些钱投入到工业上。而只给地主利息。”
“待到二十年、或者十几年后，再把本金一次性给还地主。强制把他们的‘赎买费’，变成一种死期的发展工业的债券，而不是让他们把手里的金银投入到买地和放贷中。”
“亦或者，强迫用一部分诸如矿山、铁路、工厂的债券，做本金的一部分给地主。”
“既是说，垦殖方桉，并不能解决‘钱生钱’的问题。主要是垦殖土地皆在数万里大海之外，是以，要把‘钱生钱’赌在工业上。”
“只要，二十年后，工业发展了；亦或者火轮船可以载更多的人更多的货方便地飘扬过海。”
“那么，二十年后，这些地主手持工厂矿山的债券，也未必会兑换本金。就算兑换，届时白银日多必然银贱，朝廷这二十年间再多发些宝钞……”
“如此，地主不肯做工商，那就朝廷逼着他们做、强迫他们做、直接用他们的‘赎买费’的本金做。”
“既然国公相信，未来是工商业远胜农业，那么就以此为基础，豪赌一场。只要到时候工业发展起来了，漂洋过海方便了，这些本金，日后都是小事——不说别的，单说日后若这火轮船过海方便，扶桑的那些荒地，朝廷卖个几亿两偿还赎买的本金，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此为其一。”
“其二，昔日国公于松苏，亦苦于担忧白银流向买地的问题。是以发行纸钞，强制结算对外贸易的白银，人为制造白银流向内地耕地的困难。”
“如今朝廷要紧事，是要货币改革，取银金本位，而废铜钱之地位。”
“一旦此事做成，总不好再搞两套货币。那样，松苏等地外来的白银流入内地耕地上，便无阻碍。”
“那么，是不是可以再想个办法，来让这些游动的资本，固定起来呢？”
“比如说，利用朝廷的信誉，尤其是这几年开发扶桑金矿又做成了的信誉；利用朝廷的军队，在外占据印度波斯等贸易的优势……开办一个特殊的放贷的银行？”
“这个放贷的银行，可以给工厂、矿场等，提供稍微低息的贷款。而前提，是这些工厂、矿场等，拿他们的股份作为抵押。”
“朝廷开办的这个放贷的银行，再用信誉、海外市场，以及这些工矿抵押的股份，作为抵押物，发行债券、吸纳资金。”
“到时候，一则可达成对所有工、矿等行业官督商办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股份，大部分都质押在这个放贷银行中，朝廷完全可以用这些股份来督办这些产业。”
“二来，社会的游动资本，都化作为放贷银行的债券。实质上，也就是让社会上的游动资本，全都变成吃利息的，将游动的资本固定起来。只要工矿业发展的利润，高于支付的利息，那么这一套就可以撑下去。同时，又尽可能避免了这些游动资本，流向民间借贷、土地买卖、耕地投机等。”
“三来，商人投资，目光短浅，而又无序。今日见甲贵，便一股脑地生产甲，而至日后甲低贱如水，许多投资者又破产。”
“若这么一搞，实质上，我说的那种向工商业放贷的银行，便是这种生产的指挥棒。使得工矿产业的生产，如臂使指，不再无序。甲行业有前景，便多贷一些钱给他们；乙行业明显没前景，那就不把钱贷给他们。”
“如此一来，既符合内外分治的设想；亦等于是在先发地区，再搞一个天佑殿、再搞一个朝廷。这个朝廷内的人才，要以实学派为主，由选拔出的他们中的佼佼者，来作为发展实业的‘指挥者’。”
“即，选拔出的实学的状元榜眼进士举人，通过银行，来控制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通过这个信贷银行，把游动的资本固定起来，不要使得他们瞎乱用，尤其是去不想让他们去的地方，比如囤地、囤货居奇、操控物价等等。”
“而这样，朝廷可用的手段，可就多了。”
“譬若官山海之策。朝廷若能控制海外硝石、鸟粪的价格。那么，很简单，朝廷不卖钱，而让得地的小农，以粮食来换硝石肥料。如此，朝廷既能操控粮食价格，又可以用官山海盐铁之法，寓税于买卖之中，朝廷手里掌握的资源也多了，而不是仅有那千万两白银的岁入，关键时候竟买不到粮食。”
“譬若修铁路等事。朝廷又可有大笔的钱投入其中，而这种行业，见效又慢、回报又低，可偏偏不修不行、修起来后好处更是无穷。只有这样，这些资本，才能被逼着投向利益极大但不可短视的地方。这个也不需多么先见之明，只要回头看看大运河，便知国公所谓不需要水的大运河会有多少好处。”
对于李欗会有这样的想法，刘玉一点都不奇怪。
固然说，实学在刘玉这，说成是有术无道，只练外功的东西。
也固然说，刘玉嘴里嚷嚷着贸易、国富这些东西。
甚至于，刘玉对老马的学问，要么只说一半，要么压根逆练。
但，终究，有些东西，还是以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改变着许多人的想法。
终究，老马的思想也不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这三个基础上，继承批判发展起来的。
德国古典哲学，刘玉连个皮毛也不懂。这些东西，可能和大顺传统的东西，又对不上味儿。
既是对老马的学说说一半、或者压根逆练，那么除了他实在不懂的德国古典哲学，那么显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这两个新思想里“化作肥料的尸体”，以一种非尸体而是活人的态势，复活了。
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全篇都在扯犊子，也压根没有办成。但思想脉络是清晰的——以小农经济下普遍贫困的无产者，组成农业产业军，再以农业倒逼工业工资上升。
只不过，这一套扯犊子，是建立在“假设法国有919万公顷的上等荒地、随时可以开垦、三年见效、两年回本”的基础上。
于是，《论贫困的消灭》里的扯犊子，即便说大顺这群实学派从未看过这本书、甚至于拿三的叔叔此时估计还在科西嘉的妈妈肚子里，但依旧让实学派自发地产生了“移民扶桑、消灭普遍贫困”的想法。
而拿三不扯犊子的真正的东西，就是披着圣西门的“社”，和圣西门“实业主义”的皮，快速地完成了法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发展，和巴黎的现代化改造。
而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基石就是“产业有序发展、打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秩序无政府状态、让银行业和国家信贷作为产业的指挥棒、由专业精英组成的官督商办”。
在这里，精英，作为大脑。
国家信贷和大银行，作为手臂。
由大脑指挥手臂。
再由手臂指挥产业。
圣西门的经济思想，主线非常的明确。
一：保留私有制。
二：精英领导。包括产业资本家、大商人、银行家在内的实业委员会，来指导社会运行。
【有天才的人应在适合的岗位上保持完全的独立，给予他们极大的尊敬，授予他们对社会财富、社会金钱的支配权】
三：承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利诱之。
即：【保护私有制，承认私有制。应当利用私人利益的诱惑力，以国家政策去推动、引诱他们，将资本投入到运河、铁路、桥梁等真正的事业。以及促进排水、耕种、灌既等工作】
【把富有的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吸引到实业中去。不仅不要指责他们，反而要保护他们从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中获取正当的利益】
【私人利益是可以指导公共利益的唯一动因。】
简言之：有利于社会的产业中获取正当利益的行为，也即工业、商业，产业，是“最大的慈善”、“人民的富豪”、“工业资本家就是最大的慈善家”。
四：非暴力，害怕法革那样的全民参与和觉醒，相信王权、皇权。把希望寄托于皇权至上。
【改革家，不应该用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只需要一群真正的精英，真正的读书人，编制国家预算。再由国王的一道敕令，即可完成变革】
而李欗想的这些玩意儿，实际上一点不稀奇，以为这和大顺的传统过于契合。
不管是深入到骨髓的小块地产下塑造的私有制情怀，还是精英主义政治、亦或者是相信皇权。
都过于契合。
于是，刘玉笑道：“这一套，这不就是蒸汽机时代下的【五均六筦】、【官山国轨】？”
“实学一派，选拔举人进士，而为轨官。”
“以银行业，行五均六筦事。”
“士绅地主不知工业之利，则以教化辅左、暴力强制将他们的金银纳入工业发展。”
“殿下刚说完不可成‘建兴新政’事，转手却又来了一套新的‘建兴新政’啊。”
李欗亦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彼时若有蒸汽机、铁路之前景，王莽也好、荆公也罢，缘何还是要把一切建立在农业上？”
“五均之贷、青苗之法，虽说拿的是利息钱。可这利息钱，不还是从农业上来的吗？”
“本既不变，标便是花样无穷，那也是一样。”
“建兴新政、荆公改革，其本，仍在农业上。包括如今实学兴起的显学，移民扶桑、垦殖得利而循环，其本仍在农业上。显学之说，说到底，还是觉得，投十个钱在垦殖上，能收回二十个钱，靠着这种不断增值，最终完成大迁徙。”
“但我观国公变革，尤其是扶桑移民一事，发现国公根本不认为垦殖、也即农业，尤其是跨数万里大洋的农业，能完成这种增值循环。国公的移民事，是建立在工商之上的，农业只是辅助。”
“是以，此一时、彼一时。”
“国公要非说，这就是蒸汽时代的【五均六筦】、【官山国轨】……那或也不错。”
“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五均六筦】、【官山国轨】，关键在于，这是【工业】的五均六筦管山国轨。”
“其实，我在赌一件事。赌，二十年后，铁路运输能做大运河用；赌二十年后，火轮船可以跨越大洋迁徙成本极降。”
“若赌的成、赌的赢。”
“那么，以我所论，强制赎买乡绅地主土地，按照每年5%的利息给钱，本金投入工业做强制死期工业债，二十年后返还本金。稍微一算，便可知道，二十年后，本息合计就要翻一番。”
“垦殖既行不通。除非有几亿亩随时可垦的荒地就在中原九州，否则垦殖这条路，不可能持续下去，以垦殖之利推动移民。”
“唯有工业，或有可能，二十年后，将这些资本翻一番。也即能让这一套玩转下去。”
“而我觉得，天朝的问题，在于基建和物流；在于铁路、火轮船；在于运输、运货成本。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便不再是问题。至少，不再是一个悬在头顶的不可调和的问题。”
第二八六章 最后的闹剧（十二）
“你这么看？”
刘玉仍旧保持着笑盈盈的神态，反问了一句。
李欗也没有迟疑，点点头道：“国公常言，天下运转的基石是物质。世界是物质的。我虽不是太懂其中深意，但也知道，考虑问题，要在已有的物质的事实之上。”
“如果说，天朝以哈密为界，并无西域沃土，更缺尹犁以西的七河。”
“如果说，天朝以辽河为界，并无松、黑诸多大江沃土。”
“如果说，天朝以东海为界，并无南洋、南大洋、新苦兀、扶桑等几十亿亩的荒地。”
“那么，如果下的物质条件，是现在的物质条件吗？”
“显然，国公既说世界是物质的，那就必须得说，如今九州之内，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加增，人均土地不过三四亩，以至于就算无有天灾，人口再多，那就到了人均一天1斤半粮食的境地了。”
“而人均一天1斤半粮食，无论怎么样，都是要出大事的。万一有点风吹草动、万一有点天灾水旱，那就是天下的事。”
“是以，如果承认这是现在九州之内最大的问题，那么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才有资格讨论新的‘最大的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非两个思路。”
“要么，亩产增加。父皇所谓‘王谢燕、百姓家’。即抽水机、硝石肥，飞入千家万户。”
“要么，扶桑、南大洋、尹犁七河、松辽以北，尚有几十亿亩可耕种的土地。即便亩产不加，百姓至于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国公所谓人均粮食拥有量在800斤，亦可。”
“而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实则就是一个问题。”
“都是要发展工商。”
“无非是，前者要琢磨着做硝石肥、做抽水机。”
“后者，要琢磨着修铁路、造火轮船。”
“若有一条‘不要水的大运河’，自陕甘直通尹犁七河万顷上等田；若有一条‘不要水的大运河’，自沉阳穿越松辽分水岭，而至松嫩；若有一种横跨大洋不过两月的大船，从山东起航至扶桑垦殖，去时拉人回来时拉粮食……”
“那么，最起码，如今摆在九州面前最大的问题，人口滋生、粮食不足的问题，即可解决。”
“要么，小农垦殖，交通方便，举家搬迁，亦非此时走西口、闯关东，动辄一年半载的迁徙路可比。”
“要么，效国公辽地大豆事，资本开路，圈地垦荒，就必要出资吸纳人口。若无人口给他干活，他便圈了地，如何盈利？”
“再甚至于，若河南、湖北有灾。东北、西域、扶桑之粮，靠没有水的大运河、不需要风帆的火轮船，调动之快，赈济百姓，亦不会出大事。”
“唯有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有资格谈更多的问题，才有资格让其余的问题成为问题。”
“而现在……”
“尹犁有地吗？有。黑龙江畔，有地吗？有。扶桑有地？有的是。可是，交通不便，以至于资本根本不愿意去哪里投资，更不愿意把人送到那里去垦殖。”
“所以，还是要发展工业，发展运输、发展基建。”
“但是，基建、铁路、冶铁等等这些，投资大、回报率低。有这钱，既不如买地收租、也不如投机倒把、更不如开当铺放高利贷……”
“故而，问题是，得想办法，让钱、让资本，往这些投资大、回报率低的行业上跑。”
“如果，他们不肯往这上面跑，非要往耕地上跑。”
“那么，就要想办法，引诱他们往这上面跑。如果，引诱无用，那就用刺刀、用大炮、用法令、用均田制、用强制赎买本金做工业债券的方式，逼着他们往这上面跑。”
“我把未来，赌在了二十年后，松辽以北、西域、扶桑、南大洋的土地，在运输工具的发展下，具备价值。”
“而实际上，只要其能方便运输人口和粮食，所谓的‘要偿还的本金’，根本就不是问题。扶桑东北各地，几十亿亩的耕地，一旦具备商业价值，随便一卖，难道连这点本金都偿付不起吗？”
“就算到时候没钱。二十年后，那些乡绅地主，拿着赎买土地的债券来要本金，朝廷给他们在扶桑的十倍土地，难道他们会不喜欢？”
“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正如国公在扶桑的移民策一样，扶桑土地的价值价格，现在，是全靠朝廷强制赋予的，而不是其应有的价格价值。”
“而我赌二十年后，因为火轮船、铁路的发展，扶桑的土地价格，不需要朝廷强制赋予，依旧可以卖出价钱。到时候，随便弄个几亿亩的土地，作为‘本金’，偿付给被强制赎买的乡绅，难道他们会不乐意？”
说到这，李欗笑着看了眼刘玉，笑意盈盈地道：“国公扶桑移民之策，不也是在赌吗？”
“在赌，扶桑真的有金子银子。于是，【运气好】，在五年之后，国公‘赌’赢了。而之前，国公根本就没有在找金子银子，而是把泡沫公司的钱，拿去移民垦殖和做黄河河道迁民之用。”
“国公既然赌赢了。”
“那么，试问国公，因为我把一切压在了交通物流的发展商，二十年后，我可以赌赢吗？”
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即便李欗是笑着说的这番话，也有些像是戏谑玩笑，在问一场“赌局”。
但，这些玩笑话的背后，相当的沉重。
传统天朝走到这一步，以天朝、王朝本身来作为主体，现在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如李欗所言，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再搞下去，就算没有盘剥、没有贪官污吏，这粮食也要不够吃了。
解决“理论上人均粮食拥有量”不会出现大规模起义的问题，就是摆在这个传统王朝面前一等一的大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玉把科技打掉“奇技淫巧”的印象，靠的不是巧夺天工的怀表、可能已经出现的珍妮机什么的。
而是，“土”的掉渣的硝石肥、用蒸汽作为动力的提水机、以及在西苑皇帝的亲耕田里造出来亩产几百斤的“大祥瑞”。
这里的主体，是封建王朝。
也即是，绕回到了当初实学派讽刺颜李学派的那个问题——户均50亩上等田、150下等田，你们还号称“通儒”、还号称“君子六艺”呢，学过算术吗？算过天下多少人、多少耕地吗？就嘴巴一张，就户均50亩上等田、150亩下等田？
而现在，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大顺没有“虫洞”，也没有“传送门”，甚至于也没有地中海这样方便的海运条件。
这就使得，北美、澳洲，有没有土地？
有。
十亿亩有吗？
不但有，而且十几亿亩、几十亿亩也有。
可问题是。
有钱的不想去，因为他的钱可以过去、他的工具牛马都可以带过去。
但却没办法，把大顺的社会条件、人口规模等、平移到扶桑。
而没钱的，去不成，去不起。
因为……因为真的去不起。
包括说，刘玉在扶桑移民的政策，靠的是“想方设法让资本有利可图”，“如果资本不知道怎么有利可图，那我想办法给你们找有利可图的方向，挖金子、晒盐、在加州中央谷地种棉花往南美卖、在草原省酿酒卖给法国人去和印第安人换毛皮人参卖回大顺”，等等、等等。
北美东海岸，可以搞契约奴、可以搞奴隶制。
靠的，是欧洲的市场、靠的是三角贸易、以及最基本的一点——大西洋，比他妈的太平洋，窄多了。
从欧洲到加勒比岛屿群、到北美东海岸的距离。
和大顺那群商人，去邦加买锡，然后回苏州无锡等地差不多远。使得实际上历史上清中期之后，江南的“死人钱”、“烧元宝”，基本用的都是南洋锡。
康涅狄格可以种粮食、养牛，卖给加勒比岛屿上的甘蔗园；南部州可以种植烟草，卖给欧洲。
大顺在北美西海岸，种啥玩意儿，能卖回大顺，形成完整的贸易循环？使得资本有利可图，愿意去搞契约奴垦殖土地？
这，始终就是一个顶在大顺这些年改革后的头顶的大问题。
好在，靠着金州的金子、银州的白银、大平原的毛皮、五大湖的人参，刘玉找到了突破点。
但，这点贸易额，撑得住多少人的移民？
历史上，1857年的欧美金融危机，在北美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海岸的黄金挖的太快，导致大量的铁路“无利可图”——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金子银子挖不完呢，以至于欧洲的大量资本都跑去美洲修铁路，结果金子挖的很快，瞬间铁路的债券股票暴跌80%。
而在大顺，谈自由贸易、谈圣西门主义的“私有制下的‘引诱’资本流向对全社会发展有利的产业”的问题，那就不得不谈一个被之前的英国自由贸易学派，刻意回避的问题。
也即，休谟说的“大海做天然关税，否则整个欧洲都要用中国货”的问题。
引诱，怎么引诱？
松辽分水岭以北，沃土万里，适合种大豆。而现在，苏北、日本、山东等，都急需大豆来肥田，急需利用光合作物把东北的磷氮钾等物质以大豆为媒介转移到苏北棉田、日本稻田、山东烟草田里。
大豆，肯定不乏销量、不缺市场。
问题是，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沃土，白给钱、不征税、资本去吗？
假设在黑龙江畔种出来了黄豆，运到苏北，得多少运费？从黑龙江畔，运着黄豆，爬过松辽分水岭，再进入辽河水系，这期间的运费得多少钱？
大顺打个西域，从中原往西域运粮食，运费接近粮食原价的20倍。
没有辽河水系，连辽东的依托苏鲁市场的大豆产业其实都发展不起来。
就这么个现实，怎么引诱资本得利而去投资到“该投”的地方？
更别说扶桑了。
就现在这帆船，从威海起航，走最最成熟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跑个来回，指定得一年。
跑到扶桑种黄豆，用风帆船运回苏北……一船也就装个1000来吨，一万来石，就算按8钱银子一石在苏北卖，这一船一共也就能卖个一万两白银。
来回一年多，水手吃喝拉撒、海浪风险，去吧去吧，能剩几个钱？有1000来吨的大帆船、有一年周转期的资本，用这钱不说去买地收租、去开当铺放贷，那我有这船有这资本我跑趟南洋、跑趟印度，也不止赚这点钱吧？
甚至说，我就吊毛不干，我把这一万两银子，投资国债，买战争债，赚多少钱？
我有病啊，在这个年月，跑到扶桑开农场，雇人移民过去，然后当农业资本家？合着我这是在这做慈善的？
刘玉此时在扶桑移民的逻辑，是“契约长工干七年，七年后买地花50两。只要扣除掉吃喝拉撒，再扣除掉七年给长工的50两买地白银的工资，其余的剩余价值，一顿挖金子，难道连这点剩余价值都榨不出来？”
跑去金州挖金子，要是七年契约长工，连三五百两的总价值都创造不出来，算个屁的“旧金山”啊？
是以，李欗的思路，就简单多了。
既然，问题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成”。
那么，我把“物流成本、运费”给降下来，这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我修条从陕西到尹犁的铁路、我修条从河南到黑龙江的铁路、我弄个穿越太平洋只要一两个月的运输船队……
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到尹犁的铁路一修，直接在尹犁河谷种棉花，在陕西干棉纺织厂，难道没有人愿意出钱去尹犁垦殖、种棉、雇佣失地流民去那边种棉花？
穿越松辽分水岭的铁路、或者是运河一修，直接在那边种黄豆，运输到营口，难道没人愿意出钱去那边垦殖、种黄豆、雇佣失地流民去种黄豆？
甚至说，拿三在《论贫困的消灭》里，提到的“农业产业军”的思路，不也一样可以用吗？
拿三的设想，是法国本土内有1亿5000万亩“荒地”、且是“有价值的、其产物可以参与市场流通”的荒地。
那么，法国就那么大，而大顺要大得多。
伴随着新的交通工具、基础建设的发展，是不可可以视作一种“缩地术”呢？
以铁路、火轮船，作为“缩地术”。
把拿三设想的条件，以“缩地术”的仙法加持后，把那种条件，平移到大顺身上呢？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由贸易一派，在与英国的重商主义派争论的时候。
一方面是欧洲的社会存在、海运条件，使得他们有些不甚在意运输成本的概念，至少没有着重考虑——说起武大郎的相关笑话，难道还需要刻意强调武大郎的身高？这不是和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是个不需要考虑的条件吗？
另一方面，鉴于休谟等前期反自由贸易派提出的“东方手工业技术先进、和东方白银购买力更强”的问题，刻意回避了休谟的那个反问：若无大海做天然关税，自瑞典到西班牙，皆用中国货矣。直到有一天，欧洲的人均财富，和中国一样。
前者是不经意的忽视。
后者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必须要回避的。
哪怕是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也无解，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完全反无形之手的：一，中国应该让出航运业，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二，英国来当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也即由英国来控制东西方贸易的航运。
这句话，即“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不是说不对。
而是在于，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和回报率是多少，你亚当·斯密真不知道？既然谈无形之手，那么，这无形之手怎么就能让资本不往航运业东西方贸易上跑，而是跑去农业和工业？
其二，1759年《道德情操论》、1776年《国富论》，就这个时间点，你英国啥水平啊？啥亩产啊？啥棉纺织业水平啊，敢居高临下说东方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如欧洲？你1776年敢放开自由贸易，中国这边就算睡着了、睡死了、从世界上被抠去异次元了，孟买、苏拉特、达卡的棉纺织业，就能把整个欧洲冲死，心里没数吗？
真以为搞死印度手工业的，是大英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分明是东印度公司的刺刀、军舰、和行政力量下的关税、以及有大炮和战舰能维系这个行政力量。
故而，在大顺的现状下，李欗不可能去“反思”什么，为什么大顺的农业亩产不如欧洲、为什么大顺的棉纺织业不如欧洲——人，怎么可能去反思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呢？
反而，鉴于这边过早的“国内统一的市场”的形成，以及陕西没有给江苏丝绸加200%关税、苏北也没有对辽东大豆征收200%关税以反制辽东柞蚕丝的事实。
使得，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核心基础上。
在小地产所有制、比欧洲激进的多的私有制的基础上。
李欗不得不把目光，投降了基建、物流、运输，这几个东西。
既是自我思考。
也是历史行程——因为，废漕改海之事，就是个鲜活的样本，也是大顺之前二三十年变革，众人眼见到的影响最大的变化：扬州衰落、鲁西北崩溃、沿海地区大发展。
别的地方都好说。
而曾经“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扬州，被刘玉一通改革，弄成了这般模样，这对大顺的精英阶层的震撼，是极为巨大的。
可谓是，这二三十年间，看着扬州的颓败，真正目睹了什么叫“沧海桑田”的变迁。
在这种历史行程下，大顺的精英阶层，不得不从物流、基建、运河、海运、运输成本等等问题，去思考经济问题。
都是城市，但“影响力”是不同的。扬州颓废，在大运河建成之后的封建王朝，其叫人思考的程度，非是其余地方可比。也真的让大顺的精英阶层，亲身体会了一把二三十年间的“沧海桑田”，其震撼之大，其实比试验铁路、黑烟蒸汽机，还要大。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
就如刘玉要是拿个怀表给皇帝，皇帝会觉得奇技淫巧，挺好玩的；而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皇帝就得惊呼，科技的力量如此伟大。
同样的。
刘玉在大顺这边讲半天的自由贸易、重商主义、贸易顺差、贸易逆差，众人觉得啥玩意儿啊？
啥叫贸易逆差？
怎么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呢？
老子为什么要去琢磨一个压根用不上的重商主义，去防止白银外流？这他妈不是杞人忧天、闲的吊疼？
但断了漕运、废了扬州到鲁西的经济带、海运的运输成本优势一旦显现，众人顿觉，世界果然是物质的啊，不是鲁西地区的人之前比鲁东沿海聪明或者更擅长工商；也不是扬州地区的人比别处都有经济眼光。
合着这世界，是物质的啊？不是因为鲁西地区是孔孟之乡，所以使得当地经济发达远胜鲁东沿海啊？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你不可能在一个压根不存在白银外流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琢磨出以对外贸易为思考点的重商主义或者自由贸易。更不可能在一个压根就是搞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国内统一市场的社会存在下，写书狂喷朝廷搞保护主义。
这就是大顺的国情在此，也是大顺的经济学的历史行程，尤其是目睹了二十年沧海桑田断壁残垣风月不在的震撼下的历史行程。
使得大顺的经济学，都在绞尽脑汁，解决刘玉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想去、九州之内人地矛盾极大、海域之外几十亿亩荒地在那没人垦”的问题。
这也是大顺发展至今，实学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分歧。
穷的去不起、资本不想去。
面对这个问题，激进派是“均田、征税，朝廷掌握资本，人来控制资本不去也得去、而不是由资本来控制人就是不去西域东北扶桑垦荒因为无利可图”。
激进派，和儒家复古派、王田派、周礼派，合流了。
保守派，这派别就多了。
李欗的“发展交通工具，使得降低运输成本、三万里贩籴尤可赚，使得资本主动过去垦荒种植迁民吸纳劳动力”，便是其中的一个派别。
只不过，“强制赎买，土地二十年内不得交易，以赎买费为‘工业本金’，强制给地主乡绅工业债券迫使乡绅投资工业和基建”，又是保守派里的一个分支而已。
第二八七章 最后的闹剧（十三）
当然，不管是实学里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还是在传统的封建王朝的框架内构想的，也都是依托皇权、或者说依托从商鞅变法文景削藩一直延续到明亡顺兴建起来的一整套国家机器的基础上。
正如老马说，拿三走到那一步，靠的是从路易十四时代，一步步走到法革、再走到拿一，一点点建起来的法国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并且这个国家机器是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工具。
大顺的这套国家机器，建的更早，这套机器是存在的。
这些东西，均田、赎买什么的，听起来吓人，至少似乎听起来在封建王朝说这些太吓人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的。
还是那句话，除了历史上有段“乡村彻底劣绅化、财政基本靠进口关税”的时代，不管是均田还是限田甚至复古井田，都是可以谈而不会掉脑袋的……传统的政治正确。
固然，说归说，做不做又是另一回事。
但即便满清这种渣滓王朝，有人上书要求清查田亩、均田限田每户最多30亩，乾小四也只能假惺惺地说“此虽正途，然……”
简言之，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就不想办我也不敢办我也办不成我也压根不准备办，但鉴于传统的政治正确我还得说你说的是“正途”，只不过做是不可能做的。
包括说从王安石的改革算起，再到颜李学派的均田复古，整体上反对的声音，都可以浓缩成苏辙的那句话：【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
也即是说，这么想，是“小丈夫思维”，伤害富人的利益去惠贫民，不是“大丈夫思维”。
这套说辞，从宋，历史上一直说到清中期。都是一套嗑，包括清中期有人提议均田、限田的时候，回答的话也是一模一样：此岂非夺富户之产，富户何辜？
那这问题到底在哪？
实际上，也即是，为什么会有土地兼并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老马在法国的问题上，解释过：
农民从贵族封建庄园那，争取到了小农经济，拿一又用赋税迫使小农经营副业，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而高炉铁、垄作、轮作、单牛犁的应用，又使得土地亩产提升，土地兼并有利可图。
于是，商人、资本家，通过放贷、土地抵押等方式，开始吞噬小农。
简言之，因为土地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属性——自由买卖、产权清晰、抵押借贷——使得【高利贷者代替了贵族领主；封建义务被抵押制所代替】
【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
【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
在这种情况下。
小块土地所有制下的耕地，具备了更多的金融属性。
积累的资本，出于避险、回报率等多种因素考虑，积累的资本去买地、放贷、让小农以土地抵押、收租，可谓是最佳的投资方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对的。
无形之手，也是存在的。
也正是因为无形之手的存在、因为熙熙攘攘皆为利是某种“法则”，所以在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时，兼并就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最佳投资方向。
这也就注定了，小农国家，资产阶级夺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农民可能会在法革的时候跟着资产阶级走，一起干死大地产大贵族，但绝对不会在已经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后，再跟着资产阶级走。
而兼并问题，怎么解决？
苏辙说，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
也不能说不对。
不对所有制进行变革，那么这就根本没用。
所有制在那摆着，我有钱，我为啥不去买地？最最最保险的投资方式、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式，既是能买，为啥不买？
通过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让产业、手工厂、乡镇的产业遍地开花，可不可以？
可以。
但先解决，分化之后，有了资本，不去买地的问题。
我“假设通过勤劳的劳动”，又赶上年景好风调雨顺，哎，我家里积攒了200两银子。
那我为啥不把这200两银子去买地？去放贷？而是去干有可能赔钱的工商业？
除非说，有个办法：你有钱？你有钱有个屁用，你有钱也买不了地，所有制法权问题直接给定死了，资本只能从农业往工商业上跑，而坚决遏制资本从工商业往土地兼并上跑。
你这钱，去开个砖厂、去干个磨坊、去晒酱油缸，总之别想着往土地上跑。
资本往农业上跑，一定是坏事吗？
当然，未必。
比如英国的农业革命，资本往土地上跑，这不是让英国的亩产，从90斤，提升到现在了130、140斤了？
但问题是在大顺。
资本往土地上跑，并不会让大顺的亩产从150斤提升到500斤，而是会在亩产不变的情况下，把土地变成一种金融业。
刘玉确实搞了大顺特色的圈地运动。
但刘玉圈的是什么地？
圈的是两淮草荡。
两淮草荡为什么会存在？
因为明朝开始，就要靠草荡煮盐，有专门的军队和衙门，监管禁止开垦。
刘玉圈两淮草荡的前提，是晒盐法加盐政改革，用太阳和风，代替了草荡的柴草。
这些草荡地，种植棉花、改良土壤，是从“亩产0斤”开始的，当然是生产力的进步。
而历史上满清也圈地。
满清圈地之后，亩产提升了吗？显然没有。亩产压根没提升，这当然不是生产力的进步。因为他干不了让生产力进步的事。
英国圈地，亩产提升了吗？显然提升了。因为英国搞了中国犁、轮作法。
问题在于，中国需要学中国犁？还是需要学轮作法？既不必学，怎么提升生产力？
相反，小农经济下，人地矛盾极大，迫使两年三熟制迅速在华北推广，是不是一场属于大顺特色的“农业革命”？
都是圈地，情况是不同的。
英国农业革命的好，是以英国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人口数量为前提的。
你不能昧着良心，说亩产提升到130斤、且轮作休耕，对此时的大顺而言是生产力的进步。
实事求是讲，混成1750年的英国亩产，大顺得先饿死至少50%的人——1650年轮作休耕状态下，每英亩小麦产量为11蒲式耳，1蒲式耳小麦大约是54斤、1英亩大约等于6亩地，轮作休耕状态下平均亩产99斤——考虑轮作休耕，等于还得除以2、除以3。
这亩产，放在大顺，非得出大事不可，而且得是大到血流成河的大事。
况且来说，就大顺这个情况，资本圈地“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提高亩产”，其实真的挺不现实的。
小农快速破产的地方，肯定是水旱频发的地方。
而大顺这情况，你资本想自己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咋的，你的资本多到能搞黄河改道工程？能搞淮河入海工程？能修郑国渠级别的水利工程？还是能修淠史杭灌既工程啊？搞得起吗你。
所以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是不是已经阻碍大顺生产力的发展了？
当然阻碍了。
但，这种阻碍，不是在农业亩产上的阻碍、也不是在“无法提供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的潜在工资劳动者从事工商业”的阻碍。
而是，要把视角，放在更宽的地方。
这种阻碍，是阻碍了资本向工业流动的阻碍。
也即，无法解决工商业资金，往土地逆流、将耕地金融债券化的趋势。
大顺要出台一种政策，达成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是个地主，我手里有个二三百两白银。
但是因为朝廷的政策，使得我既没有办法去买地、也没有办法让自耕农用土地作为质押。
如今白银蹭蹭地从海外往国内流，实际上白银每天都在贬值。然后呢，朝廷又货币改革，动不动就来点“铸币税”，超发点纸钞、宝钞，保持物价在有序上涨。
那我这手里的二三百两白银，这等于是每天都在减少。
又买不了地，那我这钱咋办吗？
以前说，朝廷要出国债搞工业建设，假设5%的息，这也太低了，我为啥要买？
我这二百两找个机会买地，不比5%的息强得多？或者我放印子钱，朝廷禁止九出十三归，那我就算就算做个守法的好地主，十出十三归，年息是多少啊？
现在呢，既不能买地，又不好九出十三归，眼瞅着白银一天天贬值，以前看不上的5%的息，现在是不是也可爱起来了？
或者说，我手里这二三百两白银，我在家弄个酱油作坊行不行？弄个磨坊行不行？弄个造纸作坊行不行？
总好过这钱憋在手里，一天天贬值吧？
本来想着说，留点钱，多买地，给儿子孙子们分一分，留点产业。
啥产业最保值？
秦可卿那等女流之辈，都知道买地、买地、买地。最保值、回报率最高、最安全、最保险、最有可能东山再起、最有可能改朝换代不受影响。
这回可好，地也不能买，儿子孙子们咋办呢？
没办法，干点工商业吧，工商业也算是儿孙的产业了。
老马说，小农经济，最后一定会搞成“金融资产阶级的狂欢”，会让“法国以土地作为质押的贷款利息，超过英国公债的利息总和”。
那么，放在大顺，不一样吗？每年压在小农头上的高利贷利息之和，是不是远超大顺现在又是扩军又是造舰又是修铁路所发行的国债的利息之和？
小农每年要还的印子钱多？
还是大顺这几年扩军打仗修运河，借的国债的利息多？
所以，大顺这边的变革，不要看农民，也没法看农民。
化肥工业完全不成熟——磷肥还行，硫酸工业不难；最关键的氮肥，现在就真的只能靠东北大豆和智利硝石，工业固氮还遥遥无期呢。
水利工程，大顺这水平、这行政能力，也就那么回事吧。干个后世一个地级市靠铁锹和锄头就能干成的淮河入海工程，就得要大顺的举国之力。这也不现实。
也即是说，不可能指望通过变革，瞬间让农民的日子好过，也不会让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英国历史上跑那么快，真正跑赢了中原亩产，也得到1850年，化肥学说已经提出，英亩产达到了30蒲式耳，也即亩产5蒲式耳，250斤。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既谈生产力，那就不得不谈，是农业生产力啊？还是人均生产力啊？还是农工业总生产力啊？
大顺的农业，基本就这样了。
在工业发展起来起来，在大顺能操控雷电之力把空气中的氮元素固定成氮肥之前，也就这样了。
顶天了说。
这科学院大发神威，老天爷继续变暖，华北地区达到后世“一年两熟”的水平。
搞出来100天生长期的玉米，秋天种小麦、夏天收小麦种玉米、秋天收玉米再种小麦。
但问题是，没有肥料，这时候玉米的亩产也不高。
有没有亩产七八百斤、甚至上千斤，且不用化肥的状况？
有，后世黑龙江农垦总局，北大荒农场，千万年根本没开垦过的土地，攥一把能攥出来油的腐殖土，不用化肥，倒是也能长出来一尺多长的棒子。
否则的话，华北地区，使用化肥之前，对玉米的普遍记忆，就是“一拃长”，比个硬起来的鸡儿长不了多少。
也即是说，化肥往这一卡，大顺的组织能力兴修水利基层大建设的能力往这一卡。
就算科学院发力，搞出来了华北一年两熟用的玉米籽。
那也就两季是亩产二百来斤。
但其实，实际上这也不行。
因为，没有化肥，你把地照着一年两季用，那真是往死了用。
两年三熟的精髓，是冬小麦——夏大豆——春玉米高粱。
精髓在于夏大豆，在于豆科植物的固氮作用，以及肥田效果。
你得清楚，华北地区的生态，已经崩溃了。种高粱也好、玉米也罢、甚至于麦秸秆，实际上都是进了灶坑化成灰了。甚至于，极端点的情况，连大豆的根，秋天收获之后，都有老娘们儿拿着粪篓子和土筐，去刨豆根，回家烧火做饭。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化肥补充氮磷钾流失，你玩一年两熟……
荤话讲，没有累坏的地，但你要玩一年两熟舍弃夏大豆，玩冬小麦——夏玉米的模式，那真是要出现“累坏的地”。
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也就是人均三亩地，亩产最多二百斤，也就这样了，能富裕到哪去？
英国从1650年的亩产90斤，提升到1750年的150斤，那的确叫“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农业亩产的巨大提升”。要注意啊，这里英国是休耕制、轮作制，你按照大顺两年三熟的亩产计算方法，这亩产得除以2或者除以3。
那你说英国人种牧草，养牛羊，提供肉奶……生物学有个词叫“食物链能量转化”，太阳能转化为淀粉再转化为蛋白质脂肪的能量转化率。五斤饲料出一斤肉，而五斤饲料能养活五个人至少饿不死，但一斤肉只能养活一个人……吃鸡饲料，对于这个年月的很多农民来说，那也是好日子了。
大顺现在的亩产，在化肥技术——不能说大顺的化肥技术没突破，磷肥技术是突破了的，硫酸工业和磷肥产业，还是在苏北棉花区和山东烟草区，有所发展的——但关键的“把空气中的氮变为化肥”的这项关键技术，还早得很。
现在大顺拿不到化肥，就算拿到了良种，拿到了100天无霜生长期的玉米，你在华北也不能搞一年两熟。
肥料跟不上。
所以，大顺的亩产，已经基本上卡死了。就得等工业的突破了。
当然，这话也不能说满。
你要说依靠组织力干水利工程，干出几个淠史杭工程这样的水利设施，亩产可能提升。
但问题是，之前刘玉在松苏改革，搞淮河入海工程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这种后世也是用人力铁锹的大工程，一个地级市的组织能力就能完成，而在大顺需要举国之力、需要三年五年的国库存留。
大顺要有这个组织力，搞个锤子的水利工程啊，打赢了一战，扶桑南大洋几十亿亩的上等荒地，有这组织能力，去开垦那几十亿亩上等的、处在温带的、水旱无虞的荒地不好吗？
也即是，想要在九州范围内，大幅提升生产力，指望着“第一产业”、指望着“农业”，以改革、改良、变法等，肯定是没戏的。
那么，第一产业、农业，提升总生产力、总国民财富总和没戏。
能咋办？靠啥？
第二八八章 最后的闹剧（十四）
第一产业没戏。
靠啥？
靠第二产业，靠工业呗。
只有工业发展起来了，真把固氮技术解决了，第一产业的困境才能解脱。
而在此之前，所谓的“国民财富总和”，或者说“总生产力”的提升，也只能指望工业的飞速发展。
工业发展，得靠资本。
最简单来说，你修个铁路吧，你得有资本才修的起来。
资本是资本。
资本家是资本家。
这不是一回事。
既是说，要靠资本。
那这又得说那个很神奇的东西。
无形之手。
无形之手，是个规律，是水往低处走、是热气往上跑的规律。
这玩意儿，不是神，不是耶稣，不是胡大，不是说用了这玩意儿，就达成了圣西门说的【资本会流向为社会有益的事业，如冶炼、矿山、灌既、运河等】。
或者说，用了这玩意儿，就啥都好了。
还是那句话。
这玩意儿，类似个“我喜欢热的”这么个规律。
是个规律。
而不是“神爱世人”的神，没有“人格的爱”，而是天道无情的规律。
一杯0度的水，和一杯15度的水，在这个规律下，我会找15度的水。
而一杯15度的水，和一杯30度的水，在这个规律下，我会找30度的水，而不是说去和前者一样去找15度的水。
魏征有句话，讲叫“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差不多的意思。
无形之手，某种条件下，那就是【资本会流向为社会有益的事业，如冶炼、矿山、灌既、运河等】。
而换一种条件，那就是跟大顺似的，把耕地金融化避险化、流向耕地、流向高利贷、流向地租。
哪怕说，大禹治水，他是掌握了“水往低处流”的规律。
所以，是不是说，大禹觉得，治个锤子的水啊，水往低处流，随他去吧，那自然就大治了？
这就叫顺其自然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大禹知道“水往低处流”的这个规律。
然后利用这个规律，再去挖河道、堵塞河堤这些，从而让水“沿着大禹希望的河道流淌”。
而这个河道，符合“水往低处流”的规律。
当然了，大顺的实学派，这群人奔着圣西门主义的思潮而去，刘玉肯定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他把老马的话，说一半、留一半，要么就完全逆练。
而老马的思想，又是建立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发展上的。
这套批判、继承、发展的东西，刘玉说一半留一半、甚至有些还逆练。
那肯定会去掉“批判、继承、发展”，奔着思想的源泉而去了。
圣西门主义的精髓，就在于：承认无形之手，认可私有制，但要利用这个规律。希望有“国家信贷银行”这么一只手，调控、引诱、勾搭、操控着——主要是引诱——让资本，流向基建、工业、开拓、运河、灌既等产业上。
一切，仍旧是建立在“人的利己性”、“资本的逐利性”的基础上的，也可以说，也就是建立在“无形之手”上的。
那李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是说，既然说，无形之手真的存在，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无形之手弄得大顺的资本，老他妈的爱往耕地上跑、爱往囤地收租上跑、爱往土地投机上跑、爱往当铺高利贷上跑。
那我能不能想个办法，不让他们往这上面跑呢？
我说，搞教化行不行？说各位地主、乡绅、商人们，你们不要去买地囤地好不好？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江山社稷、为了美好的明天，你们去投资铁路、矿山、煤铁联合体，好不好呀？
废话，当然不行了。
因为哔哔这些，卵用没有。
无形之手会让他们自发地往土地、往高利贷上跑。
既然哔哔没有用，那么，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不准他们往回报率最高的土地和高利贷上跑呢？
利用行政命令、国家调控、行政政策等，限制他们呢？
也即，以国家机器，筑造一个堤坝，把“最低”的地方围起来。这样，即便水往低处流是自然法则，那么因为这道堤坝，水也没办法流到最低的地方了？
其实，说白了。
《管子》那一套——以利诱之。若方向不是朝廷想要的方向，那就想办法调控，让以利诱之的方向，是朝廷希望的那个方向。
思路客
简单来说，重工业，包括铁路、冶铁、化工等等这些，投资大、见效慢、回报小，资本不爱往这跑，至少现在不爱往这跑。
那咋办呢？
以大顺这个封建王朝存在的前提下，无非三个办法。
第一个，朝廷，来当全世界最大的资本的拥有者。
什么他妈的无形之手、什么他们的水往低处流，吊毛，资本在我手里掌控着，我让它往哪流就往哪流。
但问题是，其一，大顺吊毛不是。大唐还能搞搞均田制，因为大唐手里还捏有极多的“国有土地”这个资产，大顺有个毛？一年靠那点农业税，去了养兵、赈灾、官员俸禄，剩几个子啊？没有资产，怎么配做全世界最大的资本的拥有者？
其二，大顺假设要真有这个本事，那事情倒是简单了。北美、澳洲、尹犁、黑龙江，少说还有几十亿亩的耕地。
既有这等资本，那实学的激进派那一套，不就玩得转了？
花上二十年时间大移民，保证人均土地拥有量达到30亩。
国内市场有了。
人地矛盾减轻了。
粮食有了。
小农也有余钱买布了。
工商业随着国内市场扩大，也就发展起来了。
那还愁什么？
这不关键是没这个能力吗？
第二个，想办法为大工业保驾护航。
以暴力机关，来对任何阻碍工业盈利的力量，碾碎。
这个，也够呛。
因为，照着正常路线，肯定是先轻后重。
大顺这情况，你搞轻工业，那肯定就是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
这四个字，其妙无穷。
关键就在“民”，到底是啥玩意儿，谁是民。
当初，桑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时候，就扯过这个与民争利的问题。
贤良文学说，中央要啥的铸币权啊？不如把铸币权交给自由市场，交给地方豪强。这玩意儿有啥难度吗？谁还不会铸钱啊？你这样，铸币交给市场，这不就好了吗？
中央要铸币权，那就是与民争利。
贤良文学说，中央要啥盐铁专营啊？不如把盐铁这些玩意儿，交给地方豪强。
中央要盐铁，那就是与民争利。
显然，这里与民争利的“民”，那一般人理解的“民”，肯定就不是一回事。
但大顺不一样。
比如说，大顺在松苏，依靠印度的棉纱，搞纺织大企业。
那肯定会把湖北的纺织业冲死。
而湖北那些干纺织的，也就是靠着湖北本地的市场、靠着川盐入楚的契机，老娘们儿纺点纱线、织点棉布，挣几个稀饭钱、买点盐、换点钱交货币税、给姑娘买个红头绳。
那你说这是不是民？是不是与民争利？
你固然说，这些人，生产力落后，是要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过去的。
但问题是，他们是人。是有自我意识的，是知道“死则举大名耳”的。
他们面对历史车轮的时候，不是自觉地在那一琢磨：哎呀，我不进步啊，那我活该被历史车轮碾死。于是闭目待死，等着车轮碾过的时候，还要大笑三声“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不是的。
他们会当场念上几句诗，然后会就近上了大别山。
那你大顺的这些大工业巨头，能不能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啊？
肯定不能啊。
能的话，事情倒是简单了。
刘玉搞改革，无非废了个运河、把贸易中心从广州弄到了松苏。
而已。
这就导致了二三十年间，大顺连绵不断的起义、反抗。
断断续续地镇压了三十年，才堪堪稳住。
青州军打完了西域重整、分散之后，除了一部分做了海军陆战队的底子在海外打仗、一部分在西南改土归流。
剩下的，基本上都在忙着剿灭运河沿岸、扬州盐工、五岭脚夫的起义、反抗。
你资产阶级压得住吗？你的力量从哪来啊？
法革扛得住，能以巴黎干爆法兰西，以法兰西干爆欧罗巴，靠的是谁的力量啊？
靠的是农民。
人家农民是跟着你资产阶级走的吗？不是啊，是你们资产阶级用亡灵召唤术，把格拉古和凯撒召唤出来了，人家是在跟着格拉古和凯撒走。
你把这些上古英灵卡的皮一扔，换上了基左等辈，农民认得你是谁啊？你资产阶级是个戟拔矛啊，人家农民跟你走？
在大顺，没有上亿小农的支持，你在一个农民国家，哪来的力量压得住一切反抗呢？
假如你都有力量压得住这等规模的小农和手工业破产、农村全面凋敝和乡村劣绅化导致的反抗，那你还脱裤子放屁干啥，直接走第一条路啊，把资本集中起来、指挥起来，奔向新世界的几十亿亩土地多好。
至于第三个，就是老马说的拿三玩的那一套：
骗也好、忽悠也好、用刺刀逼着也是个办法。
总之，让资本，往基建、重工、矿产、灌既、运河等方向上跑。
如果，能以高超的金融诈术，玩出来圣西门主义皮之下的信贷银行，用信贷银行来当这个指挥棒，那当然最好。
若没这等本事，那就靠刺刀嘛。
刘玉和老皇帝给大顺打的底子还是很好的，外部既有广阔市场，也有商业霸权，还有印度的爪哇这两个绝佳的原材料产地，又有扶桑和南大洋即将挖掘的海量金银。
靠对外贸易，发展轻工。
靠刺刀、强制赎买、本金工业债券化，逼着乡绅的钱流向国内基建。
把基建搞起来，很多问题就好说了。
因为，基建，尤其是蒸汽时代的基建，意味着水泥、煤矿、铁矿、冶炼、金属加工、蒸汽机、造船业、机械加工等等诸多产业的发展。
固然说，其实李欗的想法吧，依旧还是“守旧”。
他这潜意识里，就觉得工商业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人。觉得留下一亿人的农业人口，剩下两三亿人从事工商业，怎么可能啊？
所以，他以这种“守旧”的潜意识，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桉，还是移民迁徙。
只不过，他的思路是圣西门主义的思路：想办法，为资本家创造条件，“引诱”他们，把资本投入到垦殖等“对社会有利”的行业中去。
最终的目的，还是等着基建完成，让资本圈地垦荒，拉人头过去干活，最终靠海外、东北、西域的几十亿亩“有商业价值”的土地，把人迁过去。
好比说。
此时没有基建、运输条件不行。
黑龙江畔的黑土地，一文不值。资本瞅都不会瞅一眼。
但要是铁路修通、或者说火轮船不看老天爷脸色直接能从海参崴到苏北，那么黑龙江畔的黑土地，将大有商业价值。
你现在跑尹犁七河去种地，粮食棉花倒是都能种出来，但你运不出来、运不到人口密集区，你那叫“商品粮”、“商品棉”吗？连商品都不是，完不成剩余价值里很关键的“在流通中得以实现”的过程，你流通不了，赚不到剩余价值，哪个资本跑那去垦荒迁民去？
所以说，李欗觉得，刘玉在扶桑，玩的就是类似于后世的“庞氏骗局”。
一通忽悠，拿着泡沫在那吹，吹来一堆的资本，跑去移民、解决黄河河道迁民的问题。
眼看五年后泡沫要炸的时候，刘玉“赌赢了”，居然真的在扶桑找到了大金矿。
于是泡沫便没炸。
那李欗觉得，这一套东西，自己完全可以学嘛。
你兴国公吹得泡沫，我便吹不得？
二十年后，把大基建搞成了，泡沫要炸的时候、要还本金的时候，基建已经建成，运输条件改善，东北、西域、南洋、扶桑，那些土地随随便便一卖，不就把本金还了？
好比说，现在黑龙江畔的土地，不值钱。因为东西运不出来，自耕农可能喜欢，但中原自耕农才不肯去、而破产农希望阶级跃迁当自耕农的又去不起；而去的起的资本，又看不上，觉得无利可图。
二十年后，铁路修到黑龙江畔。到时候要还本金了，真就没本金了、还不起了，那一两银子的本金给你黑龙江的十亩地，你接受吗？
再说了，到时候还有这等好事？把这十亩地卖了，还你一两银子的本金不就得了？
现在大顺不是没资源。
松辽分水岭以北、尹犁河谷、澳洲、北美，这些土地，都是国有土地。
但现在的问题是，基建不行、物流不畅、运输成本太高，这些国有土地，一文不值。
你说这些地都是好地，非要二亩换一亩，非要和地主换。地主得寻思寻思，地你能给我，那佃户你能给我啊？佃户给不了，那国内的粮食市场你能给我平移过去吗？你只能给我地，有个卵用？
我这一亩地，以及这一亩地背后的社会条件、物质基础、人口市场这些东西，你给不了我，那二亩地如何能和我这背后牵扯到社会关系的一亩地能比？
再说了，老子花钱把佃户移民到扶桑了，准备给我当农奴。人家一看，卧槽，沃土千里，人家有病啊非得当农奴？不会跑路吗？
罗刹的农奴制那么严苛，一群农奴跑到顿河成了哥萨克。到了扶桑，那不是跑的更欢？
孔子那时候苛政勐于虎，最起码还有个老虎。
扶桑有老虎吗？
最多也就有点美洲狮，那不过就是个猫而已。
苛政勐于虎，可能还得琢磨琢磨，是找苛政，还是找虎。
苛政勐于猫，谁不去找猫？
咋的，你还能出个《扶桑圈地逃奴法》啊，倒退回奴隶制？你派兵去抓逃奴？
再说了，就算你出了《扶桑圈地逃奴法》，那我弄一堆奴隶在那种啥啊？东海岸能种烟草甘蔗棉花，卖给欧洲换钱，赚到剩余价值。我弄一堆奴隶，种粮食玩儿？
我有怪癖，就爱粮食，就喜欢看粮食堆成堆？
爱和用，你得分清这个概念吧。
卖又卖不成，我多少年才能把迁徙佃户的船票钱，给赚回来？那合着我出船票，在这给佃户做慈善呢？
那我和船主说，我说我没钱，没金银，但是我有粮食。不行你回去的时候，拉两袋子粮食抵账吧。
船主有病啊，跨越太平洋几万里风雨，拉两袋子粮食回来？人家去拉点智利硝石、铜块、檀香木、毛皮什么的回程不好吗？
所以说，扶桑几十亿亩的土地，不值钱。
至少，现在不值钱。
大顺说，我其实有国有资产。你看，我在扶桑、东北、西域，有好多好多的土地，这不都是资本？
但是，如老马所言：
【一个黑人，在特定的条件下，他是奴隶，没有这个特定的条件，他就不是奴隶。】
【一台纺车，在特定的条件下，它是资本。没有这个特定的条件，它就是个纺车，它不是资本。】
资本，是种社会关系。
你这土地现在只是土地，要变成资本，还缺点关键的“特定的条件”。
没有这种“条件”，黑人就只是黑人而不是奴隶、纺车就只是纺车而不是资本、土地也就只是土地不是可以变现的国有资产。
所以，大顺朝廷现在只有土地，真有几十亿亩的土地。
但，大顺现在还欠缺一样东西，一种让扶桑东北西域的土地，成为可变现的资产的“条件”。
而李欗认为，这个条件的关键，在于“基建、物流、运输、交通工具”。
技术，大顺有。有亩产百五十斤的、绝对有剩余价值可以压榨的农业技术。
需求，大顺也有。外部市场、内部变革、工商发展、农作物原材料的需求在不断扩大。
人，更不缺。只要解决了运输成本、当然包括运人成本，扶桑那等好地方，润去三五千万都没问题。
缺的嘛，就是一个如何解决“运输成本”的问题。使得万里海疆、松辽分水岭、西域荒漠，不再过度地增加运输成本。
只要把这个条件解决了，之前忽悠、强制的那点本金，算个屁啊？将来不是随便还。
所以，只要把注，压在铁路真的能成为不用水的大运河、压在火轮船将来往复扶桑只要三两个月不看老天爷脸色一年跑五六趟上。
你说现在跨越个太平洋，费那劲儿，还得看老天爷脸色，还得看洋流、风向、风暴这些东西。将来要是不看老天爷脸色，一年跑五六趟，运人运粮食运丝绸运棉花，那不都有利可图了？
豪赌一场，二十年后掀骰盅，就赌在基建物流运输交通工具产业上，也即……重工业上。
第二八九章 最后的闹剧（十五）
要建重工业，搞大基建、挖运河、修铁路等等这些，就得有钱。
如果说，金银就是钱。
那么大顺整体上倒是真不缺钱。
可钱怎么才能往重工业上跑、往基建上跑，这是个难题。
就算是，解决了国内土地交易的问题。
还要考虑，大顺对外扩张，拿下来殖民地和市场，钱为什么不往殖民地跑呢？为什么不往轻工业上跑呢？或者说，为什么不往外面跑呢？
历史上，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荷兰人的钱，使劲儿往英国跑。英国的钱，使劲儿往北美南方州跑。法国的钱，更是四处乱跑到处放贷。等到美国发现金子后，欧洲的钱又蹭蹭地往北美跑。等到澳洲和美洲的金子开挖，东印度公司被迫放弃金银复本位只准银本位后，白银又蹭蹭地往印度跑。
资本逐利，这是本性。亦或者说，这就是无形之手的内核。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印度某地产棉花，但是在内陆，需要一条运河才能把这些棉花运到港口。
而大顺的黑龙江畔，其实是片上等的处子地，只靠开垦起来，价值倍儿高。
那么，假设完全的无形之手。
松苏的钱，现在是会跑印度修运河呢？还是会去跑松辽分水岭修铁路？
再比如。
之前刘玉的黄河河道迁民政策，所需的大量的资金。
而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用那个“泡沫公司”的名字，就足以解释了。纯粹就是用高回报率的“欺骗”，来骗的一大堆本金。只不过，因为北美西海岸真有黄金，所以这么泡沫最后没炸而已。
那要是没有黄金呢？
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骗局、托利党的南海公司大忽悠，最后结局是什么？而他们能吸纳那么多的资金，靠的是“伟大的开拓和冒险精神”？还是靠约翰·劳承诺的18%的超高回报率？
所以，李欗肯定是想过这个问题，并且刘玉的扶桑移民政策做了一个“好”榜样。
于是，李欗琢磨的重工业的启动本金，就得靠“强制”的“赎买费”。
说白了，其实就是靠“地租”来启动。
无非是，这笔钱，理论上是地主的。
而现在搞赎买。
这笔钱，朝廷代收。收了之后，也不把本金给地主，而是一年给个5%的利息，爱要不要，本金二十年以后再说。
但其实，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农民。
其实，这个改革的思路，和亚历山大的农奴制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甚至于拿破仑三世的消灭贫困的构想、英国的圈地运动等等，往内里看，其实差不多。
都是，通过一些手段，让资本，集中起来，集中给到一些人或者一些群体，让这些资本在特定的产业上发挥效果。
区别就是。
俄国的农业是真的次、农业生产水平是真的差。亚历山大和斯托雷平的那一套，是让地主富农迅速拿到钱，让他们搞农业生产，提升农业。怎么让地主迅速拿到资本？农奴赎买、农奴退社、低价卖地、国家贷款。
农奴赎买的钱，资本集中给地主富农，搞农业大发展，资本流向农业。
而大顺这边，农业真的强、农业生产水平是真的不差——至少，现在是真的天下无双——所以，李欗不想让钱往农业上跑。
而是让佃农赎买的钱，集中给一个特殊的存在，往基建和工业上跑。
简言之，产业发展，需要资本。
不管这产业是农业、棉花、羊毛、矿产、冶炼、基建，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产业。
那么，你想种棉花。你想发展棉花产业，就得让资本，往农业资本家手里跑。
你想开矿，那么你就得想办法，让资本，往矿主的手里跑。
总之，你得出个政策，让资本集中起来，往某个产业上跑。
这里的资本，既包括说现金、钱、金子、银子，当然也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
比如说圈地运动，土地到底是谁的，其实说不太清楚。你说是乡绅贵族的？但实际上，农民又有类似“永佃权”的玩意儿；还有一些公地，大家都能在这割草放羊喂牛，你凭啥说这是你的？圈地运动，就是把公地确定成私人的、把类似“永佃权”的玩意儿扔掉，把资本，集中起来。
资本集中起来，才能迅速发展。
那么，李欗觉得，要解决大顺的问题，得把注，压在基建、压在重工业上。
所以，就得出政策，让资本，想方设法往重工业上集中。
资本又未必是钱，钱不过是一般等价物。农民出粮食赎买土地，粮食亦可算是资本，毕竟修路工人、挖运河，也得吃饭不是？
这倒不是说轻工业、贸易什么的，就不发展了。
不是的。
而是，大顺在实际上已经拿到了殖民地、海外市场、南洋印度原材料的情况下。
这个，靠“无形之手”就行了，
你压根就不用管，大量的资本肯定会自发地往纺织业、茶叶、海运、印度棉花圈地等方向上跑。
怎么说呢，就跟大顺之前，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土地兼并”。那么，你压根不需要出任何的政策，土地就会“自发”地兼并。
相反，你想要“抑兼并”，你才要出政策。
简言之，轻工、贸易、商业劫夺，这些东西，在已有的条件下，不需要政策扶植，资本就会往那跑。
而重工、基建、运河、矿业、冶炼、机械这些东西，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回报率低，这才需要想办法，让资本往这上面跑。
政策也得看实际情况。
比如说，你想让资本往重工上跑，也不是不能学刘玉搞黄河河道的政策——许诺百分之十几的年息回报、政府背书。
你看，刘玉的泡沫公司，很快弄到了许多的白银。
问题在于，你鼓吹百分之十几的年息回报、政府背书什么的，挖金子行，且真的有金子，当然可以鼓吹。
刘玉敢学约翰·劳，敢学南海公司，最终泡沫居然没炸，不是因为他比约翰·劳更懂金融或者诈骗、亦或者刘玉手段高超。
而是因为，北美西海岸真的有大金矿。
就这么简单。
但搞重工业、挖运河、修铁路什么的……你鼓吹百分之十几的年息回报，这不是肯定要炸吗？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给出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今年把本金吸来了，明年咋办？后年咋办？
那就得想办法，用强迫的方式了。
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老马说：天子啊、皇帝啊，万民之父，总想扮演一切阶级的恩人、家长。甭管说地主，还是小农，还是商人，还是士人，似乎天子皇帝，都要“一视同仁”。都是“儿子”，天子皇帝都是爹，理论上不得一视同仁嘛。
但是，【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
所以，问题不在于李欗琢磨着发展重工业。
问题的关键是，李欗居然想的，是从【地主】身上弄肉，而不是琢磨着去从先发地区的商人、资本家的身上，弄肉。
这，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首先，是屁股的问题。
老马讽刺皇帝、天子这一套，说的是就算嘴上说要当所有人的家长，但实际上还是有阶级性的。你不从一个阶级拿东西，怎么给另一个阶级？
是以，文彦博的屁股，就坐的非常正：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而到了乾小四，这里不提那些令人作呕的满汉之分的问题，嘴上说士农工商皆朕之民。等着有人真上书说限田的时候，他就只能说再议、再议。显然，他也知道，屁股应该坐在哪。
而李欗，则是考虑“钱从哪来”的时候，下意识地就琢磨着，从地主身上弄。
虽然说，这钱本质上是农民出的，但动的是地主乡绅的利益。
这是一点。
第二点嘛，那就更加有趣了。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
说是忠君爱国的洪承畴被俘之后，嘴上嗷嗷叫着要当文天祥。完后皇太极就让范文程去看看，范文程扯了几句澹，发现房梁上的灰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紧把灰给掸开了。范文程回去就说，这逼肯定不想死，真要想死，衣服上落灰还赶紧擦擦？果然，不久，剃发而降。
放在李欗在，刚才的这番回答，其实也是暗含了一下东西。
刘玉肯定不能问李欗有没有野心，李欗肯定也不能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野心。
但是，在询问对未来看法的时候，李欗脱口而出的办法，就是要从地主身上割肉。
那，这仔细品品，不免滋味无穷。
地主乡绅，他们有地产、有土地、是先行制度的绝对受益者。
所以，他们是支持稳定的。
绝对意义上的保守派。和实学派里分的保守激进两派的分法，不是一个保守的意思。
太子正常接班，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李欗要是想搞点什么事，他们肯定不会支持：人家太子有大义、有名分、而且还意味着稳定，凭啥要支持一个缺大义、少名分、甚至很可能政策过于激进的人？
换句话说。
如果李欗想要搞点事，靠谁？
地主士绅，肯定是靠不住的。
不管怎么样，都靠不住。你给出的政策，难道能比太子给出的更让地主满意？显然不能。太子就是地主乡绅这群帝国体制的保守派，他们支持秩序、支持稳定。
稳定的秩序，本身就是一切。
那皇家都玩上不讲尊卑有序、不讲等级制度、不讲规矩了。那这秩序一破坏，低下的农民也跟你玩什么“天地翻覆”咋整？
是以说，哪怕说，对地主的政策无甚变化。
出于“规矩”本身的考虑，规矩的绝对受益者们，也即这些地主乡绅们，也不会支持这种破坏“规矩本身”的行为。
已有的“规矩”，其本身，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换句话说，假如李欗有野心，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反正，地主乡绅也不可能待见我。那我朝他们脸上吐口唾沫，和扇一巴掌，这也没啥区别嘛。
那我要是能从他们身上割点肉，给别人，是不是别人还能念我的好、支持我？
或者说。
不管李欗到底有没有野心。
但他的自身条件在这摆着，琢磨着要扇地主一巴掌、揩地主点油，这是假设有野心的基础。
反过来，他要是连这个都不敢想，那么可以证明他绝无野心。
而现在，固然说，他这么想，就未必有野心。
但至少。
莫须有。
第二九零章 最后的闹剧（十六）
当然，是不是说，大顺的问题，只需要解决了“物流成本”之后，就能达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条件”？
也不是这么说。
而是说，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
没有人，可以面对着一张白纸思考。
正如亚当·斯密，亲身体会过英国那近乎变态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严苛到极致的商业管制，所以他才写出了反对这一切的《国富论》。
而魁奈等人，亲身体会过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的种种限制，经历过金融业崩溃的约翰·劳骗局，以及法国贵族和王权的纷争，所以他才能提出针对法国情况的【自然秩序学说】。
反过来看大顺。
文明的早熟，让大顺经历过太多。
中央放弃铸币权，地方豪强自行铸币？所谓的货币去中心化？
经历过，汉代就经历过，并且大顺的精英阶层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中央放弃对矿山和盐的管控，由商人开发？
经历过，并且在明末，精英阶层集体反对，并且不断怀念刘士安的盐法，而对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颇有不满。
放弃抑兼并政策？
这个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无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时候也经历了，要涨工资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级大员全都弄死了，封闭了黄河漕运，而中央居然数月不知情，也不是没经历过。
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顺这群人谈什么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顺朝廷对商业的管控能力，能赶得上英国之万一吗？或者说，大顺有《商品列举法》、有《列举补贴法》吗？大顺的朝廷，可曾对任何一项手工业，进行过限制或者补贴？
全没有。
甚至于，大顺的关税，除了“征税”这个作用外，压根不存在任何的“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作用”。
一丁点都没有。
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从未经历过的事。
更不可能让大顺这群人，不去欧洲，就理解为什么需要“保护主义”、为什么需要产业保护性关税、为什么会存在“贸易逆差”这个概念。
大顺这群人，“经济学”的启蒙，源于“废漕改海”这件事。
正是因为废漕改海，使得大顺的经济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才导致了大顺精英阶层对“经济学”的启蒙思考。
而且这种启蒙，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为，重商主义，管制贸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你可以说，大顺朝廷不懂、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管制贸易。
但绝不可以说，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可以认为说，这是项技术活，想管，但是没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论迹的话，就是没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荆公新学的复兴、盐铁论的再议。
《易·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吕氏春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这是大背景。
而具体到小环境，那就是废漕改海，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怎么可能不把问题，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是。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那为什么实学派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在盯着这个问题？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肯去”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没有学问，是一蹴而就的。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不也只是提出了“绝对优势”，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相对优势”？
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也是一样的。
残缺的。
片面的。
需要补完的。
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继续发展、补完之前，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
自由贸易的思潮，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并且，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关税保护、重商主义、国内政策性保护等。
所以，可以这么说，自由贸易理论，在大顺，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
除非有一天，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搞出来关税保护了、搞出来产业扶植了。
否则，这东西，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
反过来，也一样。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在1760年，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
并没有。
相反，他的学说，虽是显学，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样的。
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刘玉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颜，其实压根不是。
但是，自由贸易学说，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为何？
因为，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自是任其传播。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
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
同样的。
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顺的精英阶层，开始了对《管子》、《盐铁》、《周礼新义》的追捧。
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这，与支离破碎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各国竞争激烈、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
只不过，欧洲的现实，和大顺的现实，不是一个现实而已。
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使得大顺在“经济学”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
比如说《管子》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
问题是，从汉开始，这个帝国，和谁打经济战？
谁有资格，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
是朝鲜纸，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
还是日本烧，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丝，影响到湖丝价格了？
印度棉布，威胁到松苏布了？
荷兰的陶器，威胁到宜兴紫砂了？
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搞保护主义，这是脑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绸缪。
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狂加批判，要自由贸易，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
重【商】主义的“商”，和重农轻【商】的“商”，压根不是一个商。
你不能说：
英国搞垄断权，搞东印度公司独家专营权，发现走私贩子直接击杀，私自过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货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义】。
大明也搞垄断权，永乐官方垄断下南洋的香料贸易，走私一经发现就抓、海盗逃到南洋也要抓，不准私人去搞香料贸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农轻商】。
所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当大顺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卖货的商业霸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拥有了这个社会存在后。
大顺的这些人，转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现在应该多用点管控手段”，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顺不是英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和法国争霸上、打压荷兰的运输业上、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上。
大顺也不是法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对本土葡萄酒的冲击上、要放在荷兰走私品对本国产业的破坏上、要放在东方商品对本国手工业的冲击上。
大顺是大顺。
所以，最终，还是要绕回到“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商业也好、工业也罢。
李欗也好、皇帝也罢。
保守派也好、激进派也罢。
最终的思索，最后还是以解决“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为核心。
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是如此，皇帝以为，有了肥料，兼并可抑。
激进派的千万大移民计划，是如此，激进派认为，北美和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完全可以解决国内的矛盾。
实学派的工商业发展，是如此，他们在刘玉的“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概念下，把工商业，视作一种“对粮食的再分配手段”，最终让那些失地农民以工商业谋生。
不是他们是傻哔。
相反，因为他们不是傻哔——就他妈现在的贸易情况，大顺谁的脑袋长锈了，去考虑产业保护？啥玩意需要保护？
唯一的白银外流途径，是东虏三宝，而人参实际上自己就能种，只是为了援法和搞扶桑移民经济循环，自己不种而已。
法属加拿大，只是取代了朝鲜国在天下体系内的贸易地位，因为朝鲜国之前就是养鹿种人参卖皮的。
最终到李欗这，李欗把问题，归结为“物流成本”、“基建欠缺”、“运输问题”。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不还是大迁民吗？不还是解决九州内严峻的人地矛盾问题吗？
只不过，他继承的，是刘玉“让资本有利可图、每个失地农民都能压榨出几倍迁徙成本的剩余价值”的思路。
他又找不到金山、银山——那是刘玉之前做的事，他没本事在二三十年内，把横渡太平洋的运输成本降到极低的程度，于是他让资本去挖金山银山，在运输成本不降的情况下，使得每个迁徙者都能榨出来几倍于船票的剩余价值。
李欗找不到新的金山、银山。
那么，就只能把思路定在“降低迁徙成本、降低运输成本”的问题上呗。
说到底，内核还是“人地矛盾”，这个最后王朝必须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
因为大顺的人口已经暴增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这就使得这个问题抽象之后，成为“哪怕均田，人均也不过三五亩地”的问题。
于是，地主和佃户的问题，在大顺王朝面前，让位于“人均粮食即将不足”的问题。
前提是，大顺打赢了一战，拿下了南洋，在阿拉巴契亚山划了线。大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真有几十亿亩可开垦的土地。
不是一亿亩，不是十亿亩，而是真的有几十亿亩。
当“人均粮食即将不足”的问题，成为大顺王朝统治阶层认为的第一矛盾后，动一动地主，或者说李欗琢磨着刮点地主的肉把基建和工业搞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老马所言：【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
李欗在豪赌，自己若是赌赢了，将来可以连本带利，把“强征地主”的这些本金，将来连本带利还回去。
你今天出钱建重工，我许诺二十年后，还你十倍、百倍的、有价值的、拥有搞租佃制或者农场雇工制条件的土地。我要用你的钱，来创造这个“条件”，让那些土地拥有搞租佃制或者农场雇工制、且能压榨剩余价值的条件。
此时一文钱不值的一块在尹犁河谷的土地，只需要一条可以把棉花粮食运出来的铁路，那块地将可具备压榨剩余价值的条件。
因为，【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李欗，其实也是在逆练老马的学问。
他要解决的，就是【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的流通问题。
生产……暂时不是主要问题。随便抓几个失地的大顺农民，去扶桑、南洋种地，都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种的肯定比此时世界上其余地方的人强。
这边的农民，其实已经把化肥时代之前的所有科技点，都点完了。
垄作、轮作、套种、起烟防霜、豆麦同种……甚至连盐碱地的“复草防反盐”这种特殊地形的科技，也早在明末就点出来了。
正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效率，当初荷兰人才会中刘玉的木马计，要把爪哇的华人往锡兰运，而不是继续抓泰米尔人去种大米修水渠。这些劳动者，才是当初锡兰木马计的基石，刘玉的武力恐吓只是辅助促成了这件事。
而现在，李欗要解决的思路，是这么好的劳动力，得想办法创造出能榨出来剩余价值的【条件】。
这，也即是圣西门主义的精髓：在认可私有制的条件下，引诱资本，投向实业。
第二九一章 最后的闹剧（十七）
也正是因为李欗想要“创造这个条件”。
所以也注定了，这种基建道路的修筑，资本并不肯来。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既是要“创造”这个条件。
那么，显然，这个条件还并不具备，否则为什么要创造呢？
既是这个条件并不具备，所以铁路途经的肯定于此时都算是“蛮荒之地”，即便不算，那也肯定是人口稀少、交通不便。
所以，短期之内，无利可图。
而等着创造了这个条件后，十年二十年后大抵是有利可图的。
但，一般来说，资本又不会主动谋划十年二十年后的事。
所以，大顺修路搞基建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麻烦。
比如说。
刘玉重整当初吴王的运盐河、亦或者从武夷山连接闽江的运河等等，这些倒是真不缺资本。因为有利可图，商人当然愿意投资，回报率总的来说是不低的。
而这些地方，说白了，你就是把铁路、运河建起来一堆，仍旧解决不了大顺最大的问题，也即是无法解决百姓迁徙到尹犁、黑龙江畔的问题。
也即是说，从整个国家的层面。
需要基建的地方，筹不到社会资本。
很容易筹到社会资本的地方，又……倒不是说没用，而是说站在大顺这个国家的层面来看，意义不很巨大。
理想化来说，最好是如修大运河一样，以国家财政和劳役来解决。如果能变革税制，搞募役法，以钱雇役，那自然最好。
但实际上这也并不现实。
现在大顺朝廷的财政收入，比起二三十年前，算上内帑什么的，肯定是高许多。
但同样的，大顺的财政支出，也水涨船高。而且，很多财政支出是不能砍的。
比如说，海军、水手退役注册补贴金、服役期满去南大洋授田、海外驻军、印度驻军、对印的征服等等。
此外，还有个修黄河的大头支出。挖河道，固然说移民迁徙什么的才是真正的难题，但也不是说解决了移民迁徙什么的，挖河道就不用花钱了。
不需要“创造”那种条件的地方，靠无形之手，可以解决问题——无所谓重复建设、无序发展什么的，英国运河铁路问题，就是这么无序重复搞的，有人破产有人赚就是了。暂时这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问题，还不至于在大顺带来大麻烦。
而必须要“创造”那种条件的地方，靠无形之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已经有条件的地方，又不是大顺真正头疼的地方；没条件的地方，才是李欗需要琢磨着创造条件，让资本抓人过去垦殖的地方。
哪怕说，这个资本的持有者是朝廷自己、哪怕说搞迁徙过去继续小农家庭农场。
但运输问题不解决，在帝国已经到了前蒸汽时代的扩张极限的状态下，连征税都是个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移民——垦殖——征税——再移民的循环。
说到底。
大顺走到这一步。
扶桑西海岸皆是华人之土，是一回事。
九州之内的百姓，迅速迁徙，解决人均土地已经到崩溃边缘的问题，又是另一回事。
前者真的很简单。
有西海岸的黄金、有澳洲的黄金、还有这些年已经迁徙过去的人口、以及大顺打赢了一战把“海洋边疆”划到了好望角的现实。
实质上，华人在澳洲和北美，已经拥有了人口优势。
北美东海岸的新教徒，被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堵在了阿拉巴契亚山以东。那是唯一能和大顺的北美移民竞争的人口数量，而他们被堵在阿拉巴契亚山以东，短时间内华人在北美全无压力。
澳洲更不用提。
所以，皆是华人之土这件事，以百年、二百年的视角来看，现在实际上已经做完了。
但是，后者不一样。
后者，需要剧烈的、超大规模的迁徙。要保证每年迁徙的人口数量，要达百万之众，才有可能略微解决一下人地矛盾的问题。
否则，到时候完成转型，那绝对是剧痛无比的。
最简化来说。
是以中原九州这个国家实体为考虑？
还是以血缘上的华人同族为考虑？
再简化点。
如果按照前者的思路，那么，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甘肃、江西等等这些不可能获得这场“海洋时代殖民之利”的人，是不是人？
需不需要考虑他们将来必然要面临的苦难？
如果不是，或者说，不需要考虑他们。
那，其实大顺走到这一步，已经无所谓了。
爱咋咋地，折腾死也行、慢慢等死也罢，刘玉已经拿到了大航海时代的最后红利、完成了对所谓“新世界”的最后瓜分，华人已经可以在将来的环太平洋地区拿到绝对的优势。
但如果是，或者说，也要考虑他们。
那么，就必须还要继续折腾。
而且，显然，刘玉已经折腾不动了，得找一个还能继续折腾下去的人，接好这最后一棒。
老马说：【新时代，在破除了一切过去事物的迷信之前，是无法开启的】
历史上，满清在这件事上，做的“挺好”——彻底破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制的迷信，并且因为它身上的异族属性、以及不干人事的腌臜，使得破除的过程大为加速。
当然，缺陷也有。那就是留下了诸如“若是本族皇帝”的一些幻想，不过这种幻想问题不大，在传统帝制的“迷信”被满清的不干人事彻底破除之后，倒也不可能倒退回去了。
现在嘛，大顺确实需要一个人，来接好这一棒，来完成破除旧事物的历史行程。
并且，这一棒，一定还要站在一个“干人事、关注小农”的角度，至少得假装如此。最终泡沫碎裂的时候，才能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彻底破除对圣君、好皇帝的幻想。
如《斯捷潘·拉辛》里的那番话：“是的，我有罪，我承认我有罪。但我的罪，不是因为造反。我的罪，源于我是个傻、哔，居然相信有好皇帝，居然以为换个仁慈的皇帝就好了！”
当然，大顺现在要在刘玉走后，完成这个历史行程的人，除了要破除这些对旧事物的迷信外，还得完成早期转型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最好把蒸汽时代的重工业底子打好。
双重使命嘛。
显然，现在看来，李欗距离这个“背传统帝制最后一口大黑锅的最佳人选”，倒是诸皇子里，就经济和政策思路上，最接近的一个。
太子不大行。
倒不是说仅仅因为楚地激进政策那件事。
而是因为刘玉和太子之前深谈，发现太子真的连哪怕歪经的方法论的皮毛，都没摸到。
比如说，修路问题。
太子不是说不支持修路，也不是说不支持航运什么的。
相反，就太子在楚地的激进的改革来看，太子也并不反对支持基础建设和运输效率的提升。
但思路，和李欗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欗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跟着刘玉的节奏，逆练老马的学问——剩余价值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现在阻碍大顺已经拥有的那些可开垦的荒地，具备产生剩余价值的条件，最大的欠缺就是解决流通问题。而若能解决流通问题，即可具备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也就可以促使资本前往，以剩余价值为诱惑，迅速让大顺的成百上千万的“相对过剩的人口”，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工资劳动者”。
而要解决“流通”的问题，就需要搞基建、搞运输业。
要搞基建、运输业，就得发展重工业。
要发展重工业，就得琢磨资本从哪来，以及解决无形之手下资本不乐意往这些投资大见效慢的产业上集中的问题。
而太子也支持修路，思路则更像是“修路好，所以要修路”。最多加上方便镇压、方便赈灾、方便戍边什么的。
这差距，就很大了。
不是说太子认为的那些道理不对，肯定也是对的，总不能说方便赈灾、方便戍边什么的，是错的。
甚至，方便镇压、方便调兵、防止造反、方便赈灾、方便戍边什么的，本来就是刘玉之前和老皇帝忽悠的那一套。
亦即披着封建皇权的皮，搞资本主义发展所需条件的那一套东西。
但是。
太子说的都是皮。
李欗终于谈到了骨。
就像此时法国已经开始兴起的重农学派的“皮和骨”一样。
【重农学派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观——完全象启蒙时代的贵族腔调——必然会使不少的封建老爷成为这个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的狂热的拥护者和传播者】
封建贵族老爷，是否可能对资产阶级生产制度体系，狂热拥护，甚至传播？
当然有可能。
但，要想继续往下走，真正的执掌者必须明白，这套东西的本质到底是啥。
贵族封建老爷们可以迷迷湖湖地跟一群鹅似的跟着走，但“放鹅”的人得明白，自己该往哪走，而不是自己也成为那群鹅里的一部分。
既是李欗已然谈到了“骨”。
那么，刘玉反而问起了皮。
遂便问道：“如此，殿下之意，除却黄河事外，之后二十年，朝廷最应做的三件事，似乎便是其一为京城到黑龙江的铁路；其二为从西京过陇西直至轮台的铁路；其三便是风帆配以火轮而可两三月抵达扶桑的大木船。”
“其余诸如煤矿、冶铁、沿途岛屿的煤站等，皆算辅助。”
“一切，当以这三件事为重。”
刘玉没有去问“怎么修”、“钱从哪来”之类的问题。
也没有去问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而是询问起来听起来很泛泛的事。
李欗见刘玉没有追问资本从何而来的事，转而问起来这个，便道：“若国公这说，其实也可以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西京过陇西到轮台，既是迁民，也是戍边之用。罗刹国，当为日后之敌，不可不防。西域等地，数百年混乱，边患不宁，也最应提防。”
“至于别处用兵事，倒是不必多加考虑。”
“若倭国、朝鲜等，既沿海，那事情就好办。”
“而若安南，缅甸，也是一样的道理。既可海运，何必非要过那莽林崇山？”
“西南改土归流……自古西南，未有可成朝廷大患者。况且，既有长江，附近又有川蜀、湘楚等地，皆腹地，有粮有人，这都好说。”
“而若雪域高原，则更简单。一来即已得孟加拉，从那进兵更易；二来纵然进兵，也不过三五千人可定。”
“是以，唯独自西京而至轮台的路，必要着重解决。哪怕不考虑迁民事，只考虑军事、定边之用，亦必要办成。”
“至于风帆配以火轮而两三月可抵扶桑的大木船，更不必提。”
“如此，我便以从京城到黑龙江的铁路，试言其中之利、解人地之困的诸多利处。还请国公斧正。”
李欗略顿片刻，选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切入点，来作为这个问题的开题。
“国公应当知晓，自变革以来，辽河流域的迁徙人口，日益增多。可谓是，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之前本朝因着前朝教训，朝廷鼓励迁徙移民，但这些年迁徙数量却也不甚太多。”
“然自从松苏各地变革之后，移民大增。”
“究其原因，就在‘豆’之一物。”
“但这也是表象，而归根结底，还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种豆既大有利可图，便有资本圈地种豆，而多雇佣人手。每年沿辽河而上者，不下一二十万。”
“但这几年，人口迁徙速度，明显放缓。”
“非是大豆已无销路，而是方便运输、贴近辽河的土地，人口渐多、土地多垦，已然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增长空间。”
“至于偏僻处、不适合运输的地方，纵然尚有许多荒地，但资本并不肯去。资本不肯去，便难将百姓带去迁徙垦殖。”
“若说有灾，朝廷出资迁徙，往往又不得不迁到远离辽河、运输不便之地。既运输不便，百姓多自给自足，便是正税，也极难。”
“一来没钱，征不到钱，因为他们手里没钱。新迁徙过去，大家都有地，这粮食卖给谁去？”
“二来若征实物，又无甚用。实物征收，运输困难，沿途耗损、百姓劳役，那还不若不征。亦或者，就算征收，也是放在当地为常平之用。”
“是以，这几年人口迁徙闯关东数，比之之前，锐减。”
“可细细想来，潜力却又极大。若是操作的好，解决了运输问题，铁路修通，我以为，仅以豆类之利，吸引资本圈地垦殖，一年移民三五十万，不成问题。”
“这豆类市场，只要操作得当，便可大增。”
“这大增的方向，便在三点。”
“其一，南洋。”
“其二，倭国。”
“其三，苏、鲁各地。”
“于南洋这一块，便不得不说之前驱荷兰、打印度、乃至决战于大西洋上事。”
“南洋要豆，先肥后吃。”
“天朝百姓下南洋，迁徙之后，饮食仍忆家乡滋味。而南洋又不适合大豆生长。必要买东北豆。”
“当然，吃是小头。”
“大头，还是在肥。”
“之前，荷兰人于南洋种糖，出了问题。”
“于售卖上，一来日本闭关、二来波斯大乱、三来加勒比糖盛行于欧洲。”
“而于竞争上，又因着孟加拉糖价格日低，使得南洋糖并无太大优势。”
“如今，售卖上，加勒比糖本朝是管不到、也无法竞争的。但无论日本、波斯，却都在本朝势力范围之内，并无竞争对手。”
“而于生产竞争上，本朝既控孟加拉，难道还能让孟加拉的糖发展起来吗？只要略加手段，或对孟加拉甘蔗征税、或对南洋糖免税，便可在数年之内，彻底毁灭孟加拉的甘蔗园。”
“如此，其实只要朝廷加以手段、于商业贸易上多加管控。那么，南洋糖，便可是自好望角到日本国唯一的产糖地。”
“种甘蔗，便要肥料。豆饼肥田最佳。如此，实际上，朝廷只要略加手段，毁灭孟加拉的甘蔗园和榨糖业……”
“固然南洋糖类大兴，更是让东北豆有了大兴的机会——只要解决运输问题，那么，资本必将蜂拥而至，过松辽分水岭，开垦种豆、招揽百姓为工。”
“我言大豆大增的三个方向，南洋大增，着眼点就是在毁灭印度的榨糖业和甘蔗园上。”
“孟加拉的甘蔗园一旦毁灭，不谈南洋糖业，只说东北迁民，每年便可多十余万人，从事垦殖种豆事。”
“是以，即便修的是东北的铁路，朝廷的着眼点，却应放在印度。此中关键，若看不破，即便修了路，却也未必能成事。”
“故而，这又不可断贸易、不可废海军、更不可废印度征伐之兵饷。不可不察。”
“南洋之外，还有倭国、苏鲁。这其中，也另有说法。”
第二九二章 最后的闹剧（十八）
李欗谈东北迁民问题，却谈到了南洋、印度。
而这些话的内核，用刘玉更加熟悉的语言来讲，其实本质三两句话就能说清。
【利用国家的权力，积累和组织起社会力量，像温室一般，助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转换过程，并缩短其过渡期……如殖民制度，就是如此】
【保护制度、关税、保护税、输出补助金、强制颠覆其属地的产业……强行将本国的制造业者制造出来。欧洲各国都要为想办法攫取这种发明出来的特许权，而相互勾心斗角……如英格兰强行颠覆爱尔兰的羊毛制造业；亦如学习科尔贝尔主义，以国库投资作为本国工业的原始积累】
李欗说的这一套，就是老马说的【保护制度】。
后世的人，对于保护制度的理解，是片面且浅显的。
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后世的社会存在，是二战之后，亚非拉人民反殖民、反侵略、反帝国主义，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哪怕说常闹笑话的印度，那也不再是殖民地，而是有自己的国家强力，能够保护自己的关税。
在这种社会存在之下，对于【保护制度】的意识，无非认为也就是加加关税、政府补贴之类的。
但是，在此时，在18世纪、19世纪，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保护制度】，如老马所言：英格兰摧毁爱尔兰的羊毛制造业，是保护制度；欧陆国家用科尔贝尔主义，以国库重税直接作为本国工业的原始积累，也是保护制度；保护性税收，是保护制度；英法等国行政命令直接干涉棉布穿衣问题，也是保护制度。
换句话说。
在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
以暴力手段、行政手段、军事干涉等，摧毁属地的竞争工业，也是一种【保护制度】。
只不过，后世嘛，那几个原本被侮辱被损害的、被殖民或是半殖民的国家，一个个站起来了。
以军事手段、行政手段、暴力手段，直接摧毁去本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办法，行不通了。
所以，这才产生了对【保护制度】这四个字的误解，以为保护制度只是本国加加关税、给点补贴那么简单——如后世之日本半导体的覆灭，即可视为这种【保护制度】的“经典形态”。
所以，这又绕回了老马说的那个道理——在前工业时代，商业霸权，才能带动工业的发展。而商业霸权，又是靠扩军、备战、造舰，主要是海战来决定的。
大顺之前二三十年，疯狂造舰、扩军，下了南洋，打赢了一战。
之前下南洋，就已经早就了苏拉特地区的棉纺织业崩溃、带动了松苏棉纺织业的高速发展。
这，就是军事霸权，带来了商业霸权。而商业霸权，又带动了本国工业发展的典型例子。
因为，苏拉特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很大一部分，源于荷兰在南洋的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
当大顺下南洋，结束了荷兰的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后，依靠着荷兰的南洋霸权而发展起来的苏拉特棉纺织业，也自然完犊子了。
当然，这个事，细分析的话，和李欗说的“孟加拉甘蔗”问题，还不一样。
大顺下南洋导致的苏拉特棉纺织业崩溃的内核，和李欗现在说的孟加拉甘蔗问题，是有所不同的。
苏拉特，不是荷兰的殖民地。
那为什么荷兰非得去苏拉特买棉布，而不去大顺松苏地区买棉布呢？
是因为松苏棉布的竞争力，不如苏拉特棉布吗？
不是的。
而是因为，荷兰在南洋地区的现金流有限。他掌握的香料等……说难听点，中国的走私贩子——当然，换种说法，就是大明的为自由和自由贸易而与暴君的专营法令对抗的商业勇士——都能把永乐皇帝的香料专营干废了，你荷兰这点力量，怎么和大顺的南洋商人们搞？别的不管说，香料你想在中国卖到和欧洲一样的1500%利润的高价，想都别想。
荷兰的香料，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换到足够的资金。而荷兰又需要现金，包括日本的小判金银等，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
只不过，在苏拉特，买办阶层的势力，可以催生出先拿货、我给你香料抵一部分钱、你可以卖一部分香料算钱的商业模式。
简单来说。
荷兰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垃圾。本土的棉纺织业水平，是狗屎。呢绒在南洋，压根卖不出去。
是以，荷兰用自己的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并没有带动本土的产业发展，而是带动了印度苏拉特的棉纺织业发展——以南洋为市场的产业发展契机。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大顺取代了荷兰在南洋的商业霸权，从而让南洋的棉纺织业市场供货者，换到了松苏地区。而且，大顺并没有过多的运用关税、保护税等政策，因为松苏地区的棉纺织业竞争力，就算不超印度苏拉特，但肯定也不弱于其。
也即是说，大顺拿到了南洋的商业霸权后，可以使用关税保护、保护税等政策。
但没必要，反而采取了“形式上的自由贸易”，因为大顺的棉纺织业，本来就有优势。
但是。
关键在于。
大顺拿到了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
可以不用关税保护和保护税，假装自己是自由贸易。
但如果本国的产业处于弱势，因为存在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所以转身就能用。
简单来说。
不下南洋，大顺“只能自由贸易”，人家不搞自由贸易，那也只能干看着。因为自由贸易这玩意儿，是双向的。
而下了南洋，大顺“可以搞保护制度，但没必要；不过需要的时候，因为下了南洋，所以随时可以搞”。
我可以杀人，但我不杀，我想做个好人。
和我孱弱无比，谁也杀不了，于是我不杀人。
这是两回事。
本身，大顺的棉纺织业就有优势，所以，即便拿到了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那也不过是“高呼自由贸易”而已。
但是，制糖业不同。
大顺的制糖业，和印度的制糖业相比，优势并没有那么大。
而且，还要考虑印度市场、波斯市场，使得印度的制糖业本身还有个运输成本的优势、以及内部循环的优势。
其实说实在的，种甘蔗这玩意儿，它也确实不是纺织业。比如说，纺织业，我上个走锭精纺机，那我直接起飞，几十倍的效率之下，谁与争锋？
而种甘蔗，就现在的条件来说，你也没法弄出个能一下子提升几十倍效率的“技术”。
一亩地产多少甘蔗、能榨多少糖，老天爷给的气候什么的差不多的话，差距也就真没那么大。
于是，【殖民】、【商业霸权】、【保护制度】的“优势”，那就显现出来了。
历史上，英国的棉纺织业那么差，是怎么搞死印度的棉纺织业的？
爱尔兰的条件不错，那么爱尔兰的羊毛纺织业，又是怎么毁灭的？
为什么北美南方州那么好的条件，却直到21世纪，南方州一些地方依旧没有吃羊肉的习惯？这个不怎么吃羊肉的社会习惯，又是怎么养成的？其背后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那里的人非要觉得羊肉不如炸鸡好吃？
其实，这和李欗说的毁灭印度制糖业，是一回事。
军事霸权在手、关税控制权在手、暴力机关在手。是在大顺的手里，而不是印度反帝反殖民后的国家手里，那玩一点高端的【保护制度】，摧毁属地的制造业，为本国的制造业保驾护航、建立温室保护本国资本茁壮成长，那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
这件事，是如此的易如反掌。
以至于。
易如反掌到，李欗觉得压根没必要和刘玉说一说，该怎么才能毁灭印度的制糖业这件事的细节。
因为，李欗觉得，谈怎么消灭印度的制糖业，在事实上的霸权和殖民体系下，是如此的易如反掌，以至于像是在说该如何教狗吃屎。和刘玉大谈“教狗吃屎”的事，李欗只怕刘玉瞧不上自己，事后稍微一宣扬说“七皇子论政全无重点、轻重不分、主次不明”什么的，那就大为不妙。
老马说的【保护制度】，玩起来的手段可就多了去了。简单来说，玩“产业补贴”，那是老马说的【保护制度】里最LOW的一种。
但凡我能控制它国政治、关税、税率、同时又在它国驻军，那我为啥要去玩最LOW的“产业补贴”？
只有我无法控制它国政治，炮舰无法在海岸一架就轰开他国大门，无法在他国驻军，无法操控他国关税，才需要玩什么产业补贴这种最低级的【保护制度】。
通过这种【保护制度】，摧毁印度的制糖业，既意味着新一轮南洋大迁徙的开始，也意味着南洋制糖业发展所需的豆饼肥会让东北的那些“暂时并不具备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关系”的土地，具备了条件，一旦完成了道路建设，资本会迅速冲向松辽分水岭以北，以每年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迁徙速度吸纳“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工资劳动者”。
当然，李欗说这番话的意义，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似乎靠谱的迁民方案。
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刘玉说的“歪经方法论”、或者说“逆练老马学问”。
【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近世赋税制度、保护制度，达成体系的综合……并成为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
比如说，大顺打赢了一战，把印度纳入势力范围。
那么，这仅仅是为了多收点土地税、为了开疆拓土之功绩吗？
显然不是。
得需要有人清楚，运用国家强力，去孕育新时代。
至少，李欗的思路，是这种“产婆”的思路。这，才是最关键的——殖民不是为了开疆拓土之功、赋税不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关税不是为了国库有钱。而是要把这些东西，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用新时代的思路，去理解这一切、运用这一切。
以印度为例。
如果只是为了征服、统治、开疆拓土、征税征赋，那么大顺仍旧是个传统帝国。这和那些在中亚混不下去，从阿富汗翻山去印度征服的征服者，没任何区别。
但如果能够改变印度的生产关系、崩溃产业或者扶植产业、改变印度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那么，大顺算是迈入了“近代帝国”的门槛。
近代帝国的关键，不是帝国，而是近代。
第二九三章 最后的闹剧（十九）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征税、或者不统治。
而是说，在这里，征税是为了摧毁或者扶植印度的某项产业；统治是为了资产阶级更为方便地劫夺利润。
李欗想要通过一些手段，摧毁印度的制糖业，是如此。
刘玉想要通过对种棉业的扶植，发展印度的棉花种植业，也是如此。
可能前者许多加税、而后者不但不加税甚至一定程度的免税。
对于李欗的这个思路，整体上，的确是有可能性的。
好望角以东、日本以西，真正能够在制糖业上竞争的，无非就是南洋和印度。
区别就是，南洋制糖业，可以使用华人、也更倾向使用华人，方便迁民、也方便连接东北大豆产区和甘蔗种植区的贸易。
印度制糖业，即便说种植园主、糖厂主是华人，但他们也绝对不会用大顺的迁徙者，因为用工成本显然高于用本地的印度人，尤其是配合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土地制度。
除此之外，倒也没什么“竞争”可言了。
历史上日本在18世纪倒是尝试过引种甘蔗自己榨糖，因为日本的饮食问题，使得日本嗜糖。
但显然，日本尝试自己种甘蔗，与瑞典人尝试自己种桑树养蚕，没有任何区别。这玩意儿，说白了，真就是个看老天爷脸色的产业，你再有本事也没办法在纬度颇高的地方种甘蔗、种桑树。
是以，这一套东西若用得好，确实是非常有助于移民的。不只是南洋，更是松辽分水岭以北。
见李欗已经算是可以熟练地掌握这一套东西，刘玉也就听完了李欗关于剩下两个方向的“大豆市场”的论述。
整体上，思路是可取的。
甚至可以说，是考虑了具体情况、具体问题。
苏、鲁地区的思路，无非就是适当转型，利用海运优势，不必考虑粮食不足，强制赎买后发展小农经济的经济作物。
而日本地区的市场，则是以苏鲁地区的农业作物转型为基础。
一来日本的稻米可以继续增大出口。
二来日本也可以适当发展一下铜、硫磺等采矿业。
三来嘛，就是日本的人口压力、各藩的地租米收入、苏鲁地区工商业继续发展后的粮食需求等，也会促使日本在知道豆饼可以肥田后，作为一项进口的国策，来扩大贸易。
至于说日本人吃的那点味曾、酱油、纳豆什么的，并不是主要的市场增长方向。
大豆毕竟是一种经济作物。
如果这要是已经到了后膛枪、甘油炸药的时代，大豆作为上等的油脂作物，若是赶上一场世界大战，倒是也能大规模产业扩张。但现在，这个方向就暂时不必考虑了。
日本的土地制度，封建藩阀的大米收入，日本人口的增长压力，大顺这边沿海地区工商业发展对稻米的需求，应该说，李欗的思路是清晰的。
只要大顺这边凭借已有的军事上的优势略加手段，日本完全可以成为本土、南洋之外的第三大大豆消费市场。
既有了这三大市场，只要再把运输问题解决了，李欗所说的松辽以北一年移民二三十万的数字，倒也完全不夸张。
甚至于，可能更多。
并且，鉴于这种完全商品化的种植业发展，半工业水平的农用机械的采用来降低成本、替代人力，也是完全可能的。
再加上，以商品肥料大豆业为导向的种植业发展，并不只是需要农业人口。
与之对应的榨油、运输、压榨等产业，也是需要人手的。
总之，思路就是要为资本让路。
海军、舰队、驻印军团、国家政策，要为资本服务。
需要市场，就找市场。
需要运输，就修铁路。
需要土地，就低价允许他们在松嫩平原圈占土地，低价售卖国有的土地，或者作为“政变支持”的“酬功”。
迁民靠的资本主导，目的只是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人，迁到西域、东北、扶桑、南洋即可，只要迁过去后是当小农，还是在农场做雇工，他不在意。
李欗这样的思路，应该说，已经为大顺未来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以史为鉴的话，那便是历史上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土地政策之争”。
杰斐逊认为，北美这么多的土地，应该耕者有其田。而之前的土地售卖制度，最低640英亩，也就是最低将近4000亩才起卖。到头来，真正需要土地的失地百姓、拓荒者，根本拿不到地。
到时候，固然说，经营性质的大型农业发展起来了。但，商业资本肯定会钻漏洞，仗着4000亩起卖的高价老百姓买不起，自己赶紧囤地，然后再分成小块卖出去，赚差价。
这对耕者有其田、杰斐逊信奉的重回农业社会、重农轻商的构想，是相悖的。
并且，商业资本什么样，商人什么德性，杰斐逊可谓非常清楚：他当时就把话放那了，如果要是这么搞，没有大的商业资本囤积土地，然后再自己分成小块卖出去或者租出去赚差价，那就见鬼了。
而汉密尔顿，以及其背后的资本家、商业资本、种植园土地需求者，则最终制定了《1785土地法令》，最小买地面积，4000亩。一次性买不起4000亩土地的，就别买地了，打工吧。
这里不谈汉密尔顿背后的阶级支持者，也不谈他的《1785土地法》的阶级属性。
只说汉密尔顿的思路，就是北美不缺土地，国家也没有太大的人地矛盾，但缺钱。
既然这么多的土地，不如快速售卖出去，把土地变现，折算成现金、国库收入。
一方面可以迅速偿还国债。
另一方面，大量国有土地的私有化售卖，可以迅速募集到资金，从而投入到他的《制造业发展规划》当中。
汉密尔顿也承认，这样必然会让金融资本集团迅速扩张，土地投机行为不可避免。
而且显而易见的，会导致金融资本囤积土地，然后再切割成小块售卖，赚取差价，甚至金融资本会大放高利贷。
但是，同样的，依靠小农购买，让国有土地迅速完成私有化，从而快速变现，用来偿还国债和作为发展制造业的补贴，显然太慢了。
凡事，都有好坏两面。
土地投机固然是坏的一面，但只要能够快速地完成制造业发展，那么其好的一面就胜过坏的一面。
汉密尔顿认为，只要能够建立一个强效的、高效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依靠调控手段和国家投资全力发展制造业，那么这种土地法带来的负面的土地投机问题，就是可以接受的。
归根结底。
经济结构上，这是“小农经济主导”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导”之争。
政府构成上，这是州权分散和中央集权之争。
阶级属性上，是资本和小农之争。
客观的讲，汉密尔顿的政策，失败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套土地法，助长了金融资本的快速生长、造成了高利贷和转租问题长期压制了土地开发的节奏。
并且因为汉密尔顿的纽堡阴谋失败、中央集权构建失败、以及他的制造业发展规划被否……
他预想的好处，没怎么见着。
他心知肚明的坏处，却是处处生花。
但是，最终，汉密尔顿的思路，却以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方式，完成了。
即，前期的土地投机活动，快速造就了一批资本雄厚的金融集团。
而伴随着汉密尔顿死后，铁路的出现，这批完成了积累的资本雄厚的金融集团，以手中的大量从土地投机中积累的资本，投资到运河、铁路的建设中。
最终，因为运河、铁路的建设，使得《宅地法》有了现实意义，也最终推动了西进运动。
应该说，汉密尔顿的思路，是清晰的、正确的。但终究，还是少考虑了一个问题。
他认为，北美当时不缺资源、不缺土地，缺的是“积蓄在一起的资本”。这个资本，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国家，比如他的集权构想和《制造业发展规划》。
甚至，他对工商业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挤死小农、挤死小手工业者，发展大企业才能和欧洲竞争，比如他的《威士忌税法》。
包括说，他的土地法令，其设想，就在于：消灭潜在的小农，迫使他们隶属于资本，而不是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自耕农，解决北美工商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但他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垦殖殖民地的痼疾，妄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消灭第一种私有制，并迅速建起第二种私有制。
不过，鉴于北美的现状，他认识到了缺乏资本的现实，认识到了原始积累的重要性，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通过售卖国有的土地来帮助资本集团完成原始积累——在北美制造业完全被欧洲碾压的现状下，似乎也只能依靠土地来完成原始积累，这的确为后来的运河和铁路发展的投资，奠定了基础。
只不过，大顺的情况，要比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
但本质，尤其是对于那些可以垦殖的荒地，可能还要加上一个更复杂的分歧。
如果说，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
经济结构上，这是“小农经济主导”和“工商业主导”之争。
政府构成上，这是州权分散和中央集权之争。
阶级属性上，是资本和小农之争。
那么，大顺这边，倒是不需要考虑政府、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
但是，不可避免地，鉴于井田制的复古空想，以及刘玉说的歪经的“圣西门主义”，只怕，还要再加上一个东西。
经济结构上，这是“小农经济主导”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导”之争，还是再加上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里那种农业庄园合作社之争。
阶级属性上，除了资本和小农之争，还必须要加上军功贵族，这在大顺是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是李欗若有野心必须“回报”的力量。
而如果军功贵族、原本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资本贴在一起了呢？是不是，这玩意儿，叫日式财阀、普鲁士容克？检测到你的最新阅读进度为“第一四九章有格调的小圈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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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四章 最后的闹剧（二十）
其实很多事，揉碎了，就是个社会关系的问题。土地问题，更是非常明显，很多政策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封建是社会关系，资本也是社会关系，最终还是要绕回到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上。
比如俄国的农奴制，当然要维系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因为贵族打了半天仗，封了一大堆地，可是俄国那种蛮荒之地、地广人稀的现实，只给一堆地，不给人，根本就无法维系农奴供养贵族的社会关系，所以必须要搞农奴制，让农奴从属于土地、而土地从属于贵族。封地不封人，等于不封地。
比如大顺原本的租佃制，则就不需要出台过多的人身依附的法律，甚至只看律法，似乎人身依附程度，在逐渐减轻。
但问题是，大顺的情况在这摆着。比如说，一些和尚庙周边的“周围十八里，都是老丈人”的传说。佃户说，法律没有除夜权或者人身依附这样的义务。但是和尚说，说得好，你是懂法的，那你别租我的地了，饿死吧。
当人地矛盾到了极致，而工业又没发展起来的时候，甭管说法律没有规定各种从属依附关系，大部分人也会呈现出一种“自愿”依附的状态。如果不能达成这种“自愿”从属的状态，才需要出台严苛的法律、特殊的政策，来以国家强力维系这种社会关系。
俄国的农奴制如此，汉密尔顿的土地大块售卖制意图如此，后来的南方州黑奴逃奴法如此，亦包括说刘玉在扶桑的荒地售卖货币化、迫使迁徙者必须做几年工资劳动者的政策，也是如此。
拨开迷雾，要看清楚，这些政策、这些律法，是为了维护或者强行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然后也就知道，这些政策和律法，到底是在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了。
简单来说，刘玉在扶桑的土地政策，是在维护谁的利益？
很明显，是在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刘玉的土地政策，迁徙者，不会从属于工业资本，他们会跑路，而不是非要在那做工。
而在大顺本土，这种情况又是反过来的。因为极大的人地矛盾，以及“相对过剩的人口”，使得失地流民，会“天然”地从属于工商业资本，如果有的话。
那么，李欗考虑的铁路修通之后的问题时，就必须要考虑清楚。
当铁路、交通等问题和现在不一样了；当几年后十几年后的社会存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候。
必须要用将来的情况，思考将来的政策，而不是以此时松辽分水岭以北的现状、社会关系的形态、从属还是被从属的种种，来制定将来铁路修通后的政策设想。
否则，这就又是刻舟求剑。
比如说，现在大顺从下南洋开始到一战结束，崛起的这批军功新贵族。
此时此刻，说你们有功，按照传统，有功封赏赐地。皇帝说，我看这乌苏里江畔土地甚多，一家赐地万顷以酬功吧。这些新的军功贵族，只怕当场就要在心里骂两句：有功而不赏，非人主也，你在那赏我万顷土地，都不如在京城旁边赏我3000亩地。
但是，如果修通了铁路，类北美铁路事，赐地1.18亿英亩、约7亿亩土地于铁路两侧。哪怕是和之前同样的土地，那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
恩格斯说，土豆，以及土豆酿酒法，拯救了普鲁士的容克们，使得他们在新时代完成了转型。
那么，可以不可以这样认为，假如铁路修通，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大豆，和大豆榨油压榨豆饼产业，会催生出大顺的一批转型的军功贵族？
这不是一个李欗自己想不想搞成这样的事。
而是，他如果想要干点什么，他自己就是个屁。
总得需要有人支持。而有人支持、或者有人跟着他干，那这就得给人回报。
固然说，实学派里可能有一些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觉得继续这么搞下去要完，必须要进行深入的变革。出于这一点，可能会支持李欗。
但这种理性主义者，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无非还是希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
资产阶级假设支持他，那么他得给资产阶级利益。比如说，资产阶级想要在路修好之后，圈占铁路附近方便运输地区的土地种黄豆，那他就得给政策。
实学派的那些人，要是跟着他干，那也得给点好处。
老马说：【欺诈让渡国有土地、盗掠村社公有地、掠夺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这一切在无所顾忌的恐怖之下，转化为近代的私有财产，这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给资本主义农业以活动的领域。】
李欗支持刘玉在扶桑移民的政策、也支持在“荒地”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甚至他的开拓思路就是资本主义式的。
但是。
刘玉很清楚。
李欗，首先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一切以为实现资本主义秩序在世界或者在大顺的建立而奋斗。
其次，他更不可能是一个以三万万大顺的百姓的福祉而努力、一切为大顺小农的生活水平提升而为奋斗之目标。
所以说，即便他支持，甚至说开拓思路，是明显的逆练老马的资本主义式的。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前面说的那两种目标。
即便不考虑他自身的野心，或者说即便认为他不是个纯粹的野心家。
那么，他的思路，仍旧是明确的：
九州之内的人地矛盾已经这样了、继续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指定要完。
一旦完犊子了，他这种正儿八经的“与国同休”的，肯定要跟着完犊子。
李欗是不认可阶级矛盾的，或者说他不是以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的。
他把大顺的问题，浓缩成抽象的“人地矛盾”，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矛盾。
在这种思路下，他和老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思路，本质上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老皇帝认为，要提亩产；而他认为，提亩产现在不现实，不若提升土地总数。
所以，他为什么支持资本主义式的农业开拓？为什么思路如此？
不是因为他是伟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要为全球建立资本主义的秩序、甚至他自己说的“新礼法”天下而努力。
而是因为，这种方式迁民，最效率。
目的，是迁民。
怎么效率怎么来。
资本主义相对于小农自行迁徙，效率吗？
就刘玉之前搞得几次改革，不管是下南洋还是移扶桑，显然，都非常的效率。比之小农的自发迁徙，可谓是效率了几十倍。
那么，是否有更效率的方式？
理论上，有。
实学激进派的靠国家控制庞大的土地收入作为资本，国家的全部施政重心，都放在移民、垦殖、占地上。
但是，这种理论上更效率的方式，李欗不可能接受、也绝对不敢接受、更绝对不可能成为全天下旧的乡绅士大夫地主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或许羡慕刘秀、羡慕朱棣，但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定位成王莽。
所以，他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效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开拓模式，从而试图迅速解决九州内的“他认为的最大的矛盾”——人地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想，除了前面说的他属于是统治阶级中看到危机的那些人的代表之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此时，中国二字的“中”。
尤其是大顺下南洋、打赢了一战、在阿拉巴契亚山划线之后。
这个“中国”，不是简单的国家概念、地理概念。
这个“中”字，是个确确实实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中心”的意思。
谁掌握了九州，谁稳定的九州，那么谁就世界政治秩序中心的天子。
用一些很传统的朝贡体系来说。
谁能在九州完成大一统，那么谁就是“天下”的天子。朝鲜等藩属国，会自发朝贡。
天子的核心，是九州的皇帝。
只要九州内部不乱，凭着此时大顺已经打赢了一战、在阿拉巴契亚山划了线的态势，一切都是小事。
扶桑西海岸，现在也就是个附属品。南洋，更是彻底和九州绑定。
所以，一切的关键，在于九州之内。
而九州之内，在李欗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啥？
人地矛盾。
所以，一切以“解决九州之内的人地矛盾”为出发点。
在此目的下，怎么快、怎么效率、但又不至于引起大乱，便是最佳选择。
至于什么那种模式，到底要走尹里奇说的“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利坚道路”，那都无所谓。
怎么快，怎么来。
怎么能快速稳住局面，怎么来。
怎么能快速达成每年从九州核心区迁走百十万人口，怎么来。
也即是说，不管怎么样，李欗是要“改善”九州之内的小农生存环境的。不管是轻徭薄赋、亦或者赎买自耕、亦或者其余怎样，都有可能。
但是，一旦出了九州基本盘，去了扶桑、去了松辽分水岭以北、去了南洋，那边爱怎么来怎么来。
说句难听的，要是那边能搞奴隶制，说不得李欗都得支持奴隶制，他甚至可能主动把人卖到扶桑赚银子。当然这可能是诛心之论，毕竟此时的现实并无这样的条件，但他的思路，在刘玉看来是非常明确的。
亦即是，他和刘玉的隐藏分歧：他没经历过未来，所以内心潜意识里其实并不相信刘玉说的工商业容纳大多数人口的未来。
而他对于开拓的思路，虽然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思路。但是，这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目的仍旧还是解决他认为的“人地矛盾”问题。某种程度上，他或许认为，要是人均三十亩地，那么就算存在租佃制和土地兼并，那也问题不大。
第二九五章 最后的闹剧（廿一）
简单来说。
按照传统的“天下”的经验。
九州问题，是基本问题。
九州问题解决了，那么边疆地区自然也就解决了。
而边疆地区解决了，那么传统朝贡国、以及南洋等新地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思路。
也基本是正确的。
谁能完成大一统，并且使得九州基本盘内稳定，那么边疆、朝贡国、羁縻区，从来都不算是问题。
现在打赢了一战，在李欗的“新天下秩序、新礼法”的思路下，不过是把过去的传统给扩大了。
礼法，就是规矩。放到国际上，也即是国际秩序。
换一套东西，仍旧还是国际秩序。叫国际法也好、叫什么新的自由贸易体系也罢，差毬不多的玩意儿，无非是把“规矩”的内容改了改，但是运行的逻辑还是一个鸟样——周天子能直接把齐侯烹杀的时候，礼乐皆在；周天子被郑庄公一箭射中肩膀的时候，礼乐就是个鸡儿了。
而现在这情况，打赢了一战后的大顺，就是“中”国。而“中”国的核心区，又是中国为之“中”国的关键。
只不过，在“如何解决九州内的问题”上、以及“九州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大顺内部的这些人，是存在巨大分歧的。
有些分歧，是肉眼可见的。
有些分歧，是一开始手拉手往前走，但走着走着就出了岔路分手闹掰的。
有的，则就是看似没有分歧，但实际上分歧在一开始的内核上就已出现。
那么，刘玉是否支持李欗？
显然，刘玉基本支持李欗的想法。
一来，在新垦地区，直接创造资本主义的农业体系，本来就是他支持的。并且，至少这比小农的自发迁徙，要效率的多。
二来，甭管李欗咋想的，最终的结果都会是通过土地和农业，又使得一些人的资本积累起来了。伴随着新技术的采用，这些富余的资本，便会自发地流入、至少会流入到一部分进入实业。
三来，大顺内部的转型剧痛，也确实牵扯到一个人均土地不足的问题。人均土地充足的话，转型只是痛，不至于死；而人均土地不足，转型不只是痛，而是要死个大几千万甚至算吧算吧要上亿的。
甭管李欗的初心是啥，他要是能完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那么就算是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完成了其特定的使命。
还是那句话。
北美早期也有男耕女织的经济模式，甚至一些地区的羊毛纺织业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但为啥被冲击之后，反应没那么大？
因为我有160英亩土地，我老婆织布的钱被冲击了，大不了让我老婆别搓布了，种地买布，或许收入下降一点，但也不是过不下去。多卖两车包米呗。
包括说，《威士忌税法》导致的自耕农粮价收益大减、副业家庭手工业酿酒崩盘，导致了威士忌叛乱。但叛乱到最后，也就是唠一唠，抓了两人，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而大顺则是我家一共十亩地，老婆纺纱这事，直接关系到家里能不能交的了税、交的上租子、吃的起盐、冬天能不能做条棉裤穿这事。
这要是被冲击一下子，那除了揭竿而起，真就没有别的活路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一些贫下农过冬的基本套路：老婆用二斤棉花纺线织布，卖掉换四斤棉花，继续纺线织布，再卖掉换八斤棉花……最终完成一家老小过年的新衣裳。
这个套路一旦断裂，那这家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同样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面临工业化的冲击，你家100亩地，和你家10亩地，面临的冲击能是一样的吗？
所以，想方设法迁民，本身没啥问题。甚至于只要能快速迁民，你要有本事借着海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内部搞圈地运动的玩法，只要你压得住、你有本事把两亿多人口快速逼到海外去种地，那也没啥问题，只要你有本事压得住。
因为，工商业确实可以容纳几亿人口。
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个过程，而不是说“脑子一动、思想一开放，或者是啪的一下点一个按钮、签一个法令，刷的一下，工商业就能容纳两亿多人口”了。
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商业即便发展，农民问题依旧是大顺的首要问题。
况且说，迁徙出去的人口，人均资源人均土地占有量提升，本身也是在放大市场、做大市场。
而基本上，大顺的先发地区，已经可以确定能吃下势力范围内的全部产业，暂时也不会有竞争。这又可以容纳更多的工商业人口。
总的来说，李欗的思路，基本上是可行的。
以他说的“消灭印度的制糖业”为例。
真要是搞成了。
南洋每年需要增加大约十几万的制糖、砍甘蔗的劳动力。
东北地区又可以增加十几万种植黄豆、榨油、压豆饼、运输的劳动力。
这几十万人，又需要吃饭、穿衣服、最基本的消费等等。
又可以带动苏、鲁地区的烤烟业、肥皂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冶铁业等等，容纳更多的工商业人口。
同时，因为大豆种植此时所必须的高粱——大豆——高粱的轮作模式，又即可极大地缓解粮食危机、稳定粮价、同时反过来促进沿海地区的粮食价格进一步下降，为工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也为方便运输地区的传统租佃制瓦解打好基础：
地主收实物租，收那三五斗，那就谷贱伤地主。有本事就搞出来大顺的《谷物法》，直接引爆先发地区的战争，资产阶级、市民、工人、东北南洋以及大量在此得利的军功贵族等种植业主、农业雇工等联合起来，向传统地主宣战，要求禁止阻碍粮食降价——大顺的新兴贵族，收入来源不是租子，他们的屁股决定了脑袋，谷贱伤农和他们没关系，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谷贱”的原因。
不收实物租，收货币租，那就多收了三五斗，结果【有的向田主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熘之大吉，悄悄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当然，这里的【上海】是个代称。在大顺现有的条件下，这包括闯关东、下南洋、渡扶桑、也包括去威海造船、去枫林湾砍树、去金山盖房子、去松苏做工、去煤矿挖煤等等。
要注意的便是，扶桑西海岸。
有树、有煤、有铁、有适合种棉花的金山谷地、有适合晒盐的地中海气候，以及遥远大洋的阻隔，以及刘玉支持那边工商业发展而不是作为倾销殖民地的政策，使得那里是可以自循环、和围绕大西洋以及阿拉巴契亚山以东循环的。
而南洋、南大洋、东北等地，是和扶桑不同的——种黄豆的地方，种不了棉花；种棉花的地方，缺乏铁器工具；制造铁器工具的地方，又缺乏糖棉布等轻工业品。
是以，往扶桑运十个人，那就是解决了十个人的问题。
而在核心区周边，迁十个人，实际上在整体经济循环内，可能会改变二十个人的命运。
简单来说，从一开始的政策制定，新益州、枫林湾、金山等地的“离心”，其实就已经不可避免。因为刘玉从一开始就在鼓励和刺激那边的工商业发展，在依靠那边的工商业，来吸人。
靠小农自发迁徙，跨越15000公里的太平洋航线，那纯粹是扯王八犊子的幻想。
故而从一开始，刘玉的政策，就是鼓励扶桑移民区，参与美洲贸易循环。
而黑龙江流域、南洋等地，伴随着经济联系的加深、以及汉人数量激增，则是要视作基本盘的。
从这一点来看，在这些地区，搞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也是有利的。
这也有助于增加向心力，伴随着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在经济循环上成为一个完整体系，谁也离不开谁。
就现在李欗的思路来看，整体思路基本上算是确定了。
至于说。
将来是要出个学问，诸如《论贫困的消灭》搞垦殖迁徙农业村社，融合复古儒学派的思想，拉他们的支持来搞事情，认可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戴上李自成的眼罩，来打着小农的皇帝的旗号做事。
还是说，和新学派的那些实质上想当人上人的人群勾兑、和先发地区的大资产阶级暗通款曲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军功贵族抛抛媚眼许诺将来修好铁路后封地酬功大家一起干点大事，搞这种政变、兵变。
刘玉觉得，这都已经无所谓了。
这俩，在现阶段，其实是一回事。
《论贫困的消灭》，不反对工商业，也不反对私有制，更不反对现有的土地制度。
只是希望通过假定存在的“可垦殖的、能够迅速融入市场交易的荒地”，来解决普遍的贫困、周期性动荡、以及工业工资过低的问题。
和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勾兑、和军功贵族抛媚眼，也不反对工商业、不反对私有制、更不太可能反对现有的土地制度。
只是希望完成阶级间的暂时的调和：资本们，咱们商量下，别琢磨小农那点地了。我给你在海外、在边疆，找了一堆的适合投资且回报颇高的土地，咱们去那边呗。到那边，我直接低价把国有的土地，转让给你们。完后你们要市场，我就给你打；你们要开他国国门，我就从国库出钱组织舰队给你炸开。
你看啊，你们要是老琢磨着吃小农那点地，到时候人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砸个稀巴烂，把咱们全挂歪脖子树上，那也不好，是吧。
对商业或者金融资本来讲，他们当然是最喜欢小农经济、土地买卖了。真要是放开抑兼并，就大顺先发地区已经形成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集团，几年就能让小农彻底啥也不剩：放贷、土地抵押、高利贷、操控物价、操控钱价，随便玩玩，就能把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小农，彻底玩死。
但显然，这么玩，会被反噬，会直接激发最彻底的“重农轻商”、“均田不易”的大事。
这一点，李欗是看的清楚的。
所以，他又不敢动大顺已有的土地制度，又想借力工商业资本，又知道自己可用的基本盘是这些工商业集团和背后盘根错节的新学派势力。
那么，他就只能调和呗。
可能，他能动地主，逼着他们转型。但是，他可不敢动小农所有制。
先发地区的地主，不是他的基本盘，可以得罪。
反正这些人也不可能支持他。
而小农，固然不是他的基本盘，但却通过陈胜吴广、绿林赤眉、张角张宝、王仙芝黄巢、王小波李顺、李自成张献忠等先辈英灵，争取到了极大的“统战”的价值——我能搞死你，那你就得琢磨琢磨。
所以，本质上，他依靠的，其实还是新兴阶级，并明显试图把他们做基本盘，通过调和矛盾、压制一下金融资产阶级对小农的吞噬，鼓励工业发展的方式。
如果，他有野心的话。
不过，至少，关于迁民垦殖的思路，刘玉很满意。
不管怎么说，李欗的思路，还是资本主义的思路，而不是古旧的思路。
也至少，李欗的脑子里，知道该怎么运用大顺下南洋、赢一战的真正遗产。
明白刘玉要搞死印度的棉纺织业的本质。
知道保护制度在殖民时代不止有本国加保护税和补贴这一个办法，而是可以通过国家强力，摧毁属地的相关产业来达成保护制度。
只要在大略上明白，那么具体细节，真就没必要讨论了。已经在印度站稳了脚跟，有军队、有军舰、控制着海关，怎么搞死当地的棉纺织业转型为种棉花和纺纱、怎么搞死当地的制糖业保护南洋的制糖业，这要是都不会，那也无能至极，别的事更做不成了。
既如此，至于别的，刘玉觉得，也实在没什么必要再问下去了。
第二九六章 临别告诫（一）
再继续谈下去，李欗也发现了刘玉已然不甚关心他对经济的讨论和解释。
话已经说到这，反倒是李欗尝试着旁敲侧击了一下。
但他旁敲侧击的方向，角度却略有些刁钻。
“之前多有传闻，说本朝之前先定罗刹、后平西域，而后伐倭、下南洋。所为者，漕运也。”
“国力有限，必有先后。北方自先秦一来，两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后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无患，方可改海运、废漕运。”
“自明以来，多有人言：治黄，必先废漕；保漕，必要祸黄。”
“及至漕运已废，最终方知，原来国公所做之事，皆为治黄。”
“是以，多有人言在国公看来，这治黄乃是今后朝廷的头等大事。”
“却不知国公以为，若这治黄为头等大事。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这话，问的听起来很是寻常。
只不过刘玉心知肚明，这话问的一点都不寻常。
他说治黄为头等大事，问修路能不能排到仅次于治黄的地位。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前缀。
即为治黄所做的各种准备。
在此过程中，外部的敌人被碾碎、内部的反对派被压制、甚至于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种镇压。
就李欗说的从一开始北征罗刹开始算起的“为治黄河做的准备”中，可是把镇压盐工起义、屠治淮阻碍士绅、盐政改革强行收回盐户对草荡的使用权等等一系列举动的。
如果说这些还算可以接受，那么其实诟病最大的，还是刘玉的锡兰木马计。整个过程，都被视作全无仁义的“霸道”典型。
为什么当时军力足够，却不直接去攻打巴达维亚，解民之倒悬？
为什么非要荷兰人把爪哇的华人迁徙到锡兰，死者众多？
因为，迁民要花钱，而且死亡率颇高。
因为，锡兰的水利设施已经崩了，荷兰人要用锡兰做基地，肯定要用非常残暴的手段，逼着迁徙过去的华人挖水渠、挖运河、垦殖种大米。
最终，大顺拿到了“拯救者”的身份，拿到了锡兰从中部到南部的荷兰运河，拿到了锡兰沿海平原区的农田恢复，以及让近乎30%的死亡率的责任落在了荷兰人身上，得到了几万对大顺忠诚的“归义军”，以及在下南洋后巴达维亚丧失了强制中转港地位和荷兰东印度“首都”的地位后的基本稳定。
这和田单引诱燕国人屠杀齐国人激起仇恨、设计引诱燕国人刨齐人祖坟激发同仇敌忾，本质上区别并不大。
而这，属于“出格”了的霸道。
其余诸如镇压盐工起义什么的，这在大顺的主流评价中，名声虽不好，但也并没有到“出格了”、“越界了”等程度的批评——这要弄清楚大顺的主流意识形态，用的是王霸并用、由外而内的那一套，脱胎于明末天下将亡的对王道空谈的反动，使得一些士大夫认可用一定程度的“霸道”。因此，霸道的“出格”和“越界”，才是大顺这边最“敏感”的东西。
对哪些行为敏感、对哪些行为不敏感；对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对哪些行为不能接受。这要看具体情况和历史因素的。
而且大顺的影射史学，最爱影射的就是明末顺初的那些事。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当初李过高一功带着部队从陕西绕回湖广，结果南京一破、扬州十日、九宫山崩、剃发令出等等这些事都出了，这支从陕西绕回来的部队就忽然迸发了战斗力在湖广阵斩勒克德浑开始反击的历史影射问题——你的部队能从陕西顶着阿济格，一路从榆林撤回湖广而不散，足见有战斗力，那你早干嘛呢？为啥非要等剃了发、屠了城、九宫山之后才出现，发力反击拿了大义？再一个后来批怀庆反击战，说暴露了大顺军力量犹存的事实，导致南下的多铎回援，批判说把东虏的主力都吸引回来了，导致局面难看差点亡天下，那你这批判是什么意思？多铎可是后来屠了扬州的，难道你批判怀庆反击战，意思是说多铎应该早点去屠扬州的百姓、破金陵、早点逼着南明去日本借兵、去皈依天主你好拿大义？
伴随着这几年情况越发明晰，下南洋已是过去，过去的事也已经过去成为了“史”，刘玉在大顺主流的评价体系下，可能名声最差的一件事，就是锡兰木马计前后的一系列操作。
李欗上来就说了刘玉治黄河的思路，那么锡兰这事算不算是大顺治黄河的条件？
显然，是的。
治黄，必废漕。废漕，必要确保从对马海峡到南洋，没有潜在的海军威胁，出锡兰显然是废漕的前置条件，而废漕又是治黄的前置条件。
日本出过倭寇的前科、天主教有颠覆吕宋赖在澳门的前科、新教有劫中国船扶植海盗阻断贸易的前科，这几个前科，确定了大顺要废漕改海，必要先把确保这几个有前科的，再无直接威胁南方米走黑水洋到渤海的能力。
李欗在这里不是在谈黄河问题，而是在谈修路问题。
只是把修路问题和黄河问题，做了一个抽象的比较。
简单来说，治黄河，需要一系列的前置。
即便说这些前置问题都解决了，真正要修的时候，还要面临征地、迁徙、组织、后勤、粮食、补偿、北美金银矿泡沫集资等等问题。
哪一条，都不那么简单，做起来都非常难。
那么，修路简单吗？
首先，是修，还是不修的问题。
这几年，实学派其实已经隐隐和传统科举士绅派，有点分庭抗礼的意思了。实学派本身，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读书人”群体。
既然是读书人，那么就不只是识几个字那么简单。他们是有自己的粗陋的政治理念，或者说实非判断的。
比如说，黄河问题。
这个问题上，倒是看不出什么。
毕竟，实学派和传统科举派，对修黄河、治黄这件事上，是没有分歧的。
传统派对于治河也是支持的，实学派对于治河也是支持的，这一点母庸置疑。
而修路问题，则有些不一样。
修，还是不修？
修路，是不是仅次于治黄、黄河河道问题后的头等大事？
这件事的优先级，是不是其实比别的事都要大得多？是不是今后二三十年，大顺朝廷的施政重点，就是解决这几条基建铁路运河的问题？
这，就和治黄河不同了。
自从刘玉扛起来黄河河道最折磨人的前期安置、迁徙、征地、解决山东盐场、大小清河河道重整等问题后，治黄这件事本身已经没有“治”还是“不治”的分歧。
最多，也就是类似赵翼给刘玉提的意见：是一条河道？还是南北两条河道都保留，北边走水南边挖沙、南边走水北边挖沙、各来五十年的这种区别。
也即是说，大顺内部，都认为，黄河的事，到这一步，就是今后几年、甚至十年的第一要务。
一切要以这件事为中心。
唯有如此，很多问题才能解决，才能举国之力来把这件事给办成。
但，修铁路、搞基建、甚至修运河，这就不同。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认为，这将是日后朝廷的重点施政方向。要类比于当初大顺开国之初北伐辽东的态度，将国家的重点全都放在这方面。
故而，修，还是不修，这首先就是个问题。
修有修的理由。
不修有不修的理由。
李欗认为要修，所以希望刘玉给放个话。
这是一方面。
其次，刘玉本身在实学派这批人中是有极大影响力的，实学派是否可以认为修路是今后除了修黄河之外最大的事——这里，暂时并不考虑激进派和复古派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这种必然会“革命”的思路，而是继续在保守派的“改良”的基础上考虑。不是说均田不好、不对，而是说，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这种事，和李欗八字不合。简单说，他可以政变、可以兵变、可以靖难、可以宣武门、可以京城雪，但他肯定不可能十八骑潜伏商洛山中转战万里均田免粮天翻地覆。
是以，李欗问这话，意思就是在问刘玉：你觉得，假如说，有一天在修还是不修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那么你觉得，实学派会跟我走吗？
修，还是不修，这是首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则更复杂。
假设解决了修还是不修的问题，那么，怎么修，就有说法了。
这里不谈什么征地、什么钢铁厂、什么开矿、什么挖煤、什么配套辅助产业之类的问题。
只说个最简单的。
修路，得要钱。
钱，怎么来？
谁出钱？
修出来的路，归谁？
谁的收益？
如果归朝廷，钱从哪来？
如果不贵朝廷，收益怎么分配？
看起来，好像这是小事。
但实际上，这不是小事。
因为，得先清楚，在刘玉折腾下南洋等一系列动作之前，大顺的岁入，都快要被没有印度、北美不交税的英国赶上了。
就算不刨除掉养兵、赈灾、维稳、皇室、官员俸禄等等支出，大顺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就二三千万两出头，大顺朝廷，其实穷的一批。
钱从哪来、谁出钱，对大顺朝廷来说，就是个不可忽视的大之又大的事。
而既然是大事，那么只要修，多半是要出大事的。
出事，才有可能搞事。
第二九七章 临别告诫（二）
谈钱，就必然要“伤感情”。
钱、权利、利益，这些都是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往往会变成政治上的风波和事件。
比如说，后世历史上满清的覆灭，其灭亡的原因当然很多，腐朽、无能、反动、民族的压迫等等。
但是，哪件事是“萨拉热窝的枪声”？
川汉铁路，保路运动。
但是，川汉铁路、保路运动，一开始就琢磨着要干波大的吗？
并不是。
【文明争路】
【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烧教堂，更不聚众暴动】
这，是一开始的诉求，只是个非常纯粹的“经济问题”。
当然，如果不是经济问题，也不至于会有那么多人参与，保路同志会成立两个月，会员20万。四川当时一共多少人？参与比例达到了个什么样的程度？
除了经济因素，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这么多的人。这比例已经高到吓人的地步了，20万布党，可是直接干翻了帝俄和临时政府、打赢了干涉和战争，而这里面尹里奇认为还有15万是“动摇分子”，实质核心就5万。
简单来说，就是“让川人百姓强制储蓄、强制入股修路”。
结果，掌握这笔钱的一群人“贪图人家利息、人家贪图你本金”，一下子祸祸没了。
当时汽车行业刚刚兴起，一群“金融家”搞“橡胶概念股”。
空的。
圈了块地，就敢说自己是要干成最大的橡胶种植园，疯狂炒作概念。
100两银子一股，三个月给利息12.5两，算起来年回报率50%——明显是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2月中旬发行的，100两一股。3月29号，已经涨到了1650两一股。
再往后，倒也不必说了，因为搞成这样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每个入场的人，尤其是大笔资金入场的，都知道这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但每个入场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是最后一个，而是能把利息赚走。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人家瞄上的，是你的本金。
这里不要以为，当时的中国人都傻，没见过这种游戏。这么想，就太低估国人了。
事实上，当年天国忠王李秀成转战江苏的时候，国人中的大商人就瞬间看到了商机——“长毛”不得吓得富人都往上海跑？这上海的房价不得起飞啊？大量囤地搞房产，最后崩了，死的人不计其数。
不久之后，炒作工业股，什么轮船局股、开平煤矿股、长乐铜矿股、鹤峰铜矿股，哪一个不被炒到了翻几倍？
你要只看1880年的股市，尤其是工业股，那你可能真以为，这大清国要中兴啊、藏富于民啊，光矿业股那几年的估值，随随便便买12艘勇士级铁甲舰。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是……
所以说，会玩的，早就会玩，并不是说不懂这一套。
历朝历代，你把耕地，理解成商业资本主义的“金融投资”，多考虑其中的金融属性，而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属性，很多事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重农抑商”，以及商人们一个个玩的那个花花，压根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哪怕说“洋人”的股票交易这套花活没来之前，商人们玩盐票、玩盐纲的垄断、炒作、差价，玩成什么样了？
是以，工业股灾之后没几年，又来了一波橡胶概念股，那真是玩出了花。
橡胶概念股，四个月之内，狂吸1400万两白银，然后炸了。
修川汉铁路的四川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金融家一波带走。
没钱了，那咋办？
要知道，这钱可不是主动买的，而是以类似征税的手段，问四川征了“三十一税”愣生生征出来的。男女老少，在户在册的，基本都得按照人头税、亩税来筹钱的。
否则，也不可能说波及面会这么广，保路会瞬间集结了20万人，而这个比例相对当时的人口，已经可谓骇人了。
是以，经济问题，很容易引发政治上的大风波。
尤其是在大顺，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至少，比此时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要严重的多。
因为，大顺是个“私有制”意识，深入人心的国家，至少比此时的法国，要深入人心的多。
老马说，经济学家总是故意搞混两种私有制。而后一种私有制，必须建立在前一种私有制的尸体上。
这两种私有制，是两回事。
而“私有制”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大顺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社会运转的基石，并不是建立在后一种私有制消灭了第一种私有制的基础上的。
但是，大顺是个非常明确的私有制的国家。
简单来说，此时的法国，哪怕说贵族，他实际上也并不拥有一块法理上属于自己的、产权清晰的土地。
这里举个例子，就可以理解到底什么才叫“私有制”。
什么才叫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以及为什么说按照封建法理实际上法国贵族并不拥有一块明确产权的土地。
或者说，此时的法国人，对于“私有制”，其实是相当不能理解、但又充满期待的。
比如说，法国的农民，其实也有一些封建权利，类如，拾穗权。
这块贵族的土地，收获之后，农民可以去捡麦穗。
要注意，这里是“权”，是拾穗【权】。
真正的私有制下，比如大顺。
我的地，你有权在我地里拾麦穗吗？
假如说，我是个善良的地主，我可以允许你在我的地里拾麦穗。但是，不代表，从法理上、法权上，权利上，你有拾穗的【权】。
什么叫私有制深入人心？
别说这种土地的完全排他性的所有权，就是路边的树，那也是私人所有的。张家的就是张家的、李家的就是李家的。
但是，这个真正的“私有制”的法权，在法国，此时是很多农民所不能理解的。
比如，经常会出现，法国的城市资产阶级，从贵族那，实质上是“非法”地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封建法理，贵族没有这片土地的完全所有权。比如说，法国农民的永佃权、拾穗权、村社公地、放牧权等等，这些封建权利，你跟农民打招呼了让转让了吗？凭啥这地你就能卖给或者租给资产阶级？你都没有明确的产权，你这租出去或者卖出去，这不是“非法”吗？
而资产阶级，当然是支持私有制、理解私有制的。
所以，在取得了土地之后，农民就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拾穗权和放牧权了。
那农民就不理解了，为啥呢？为啥这地就是你的了？为啥我们的拾穗权放牧权就没了？
在比如说，村社公地。
荒地、牧地、场地等等，这些，所有权，既是贵族的，也是村社的，还是农民的，还是国王的，你说不清楚这些公共土地是谁的——要注意，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国家的，法国国王敢说地是国有土地，能让贵族把头剁下来。
资产阶级是反对这种公共土地的，认为这样，明显妨碍他们经营。
93年，真正私有制建立起来后，对于一些土地，法权是这样追朔的：比如说村社公地，这根本就不归贵族所有，但是这200多年不断被圈占，这根本不是你们的。
所以，雅各宾派是可以从私有制的神圣的角度上，为自己分地土改辩经的：比如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不是说在破坏私有制，而是说，这200多年来，这些贵族把不属于他们的公地给偷走了，这本来就不是贵族的，这怎么能算是违反私有制的神圣原则呢？只是向上追朔了200年而已。
《拿破仑法典》说：所有权，是对物有绝对无限制的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93年在法国、在欧洲的伟大意义，在于确定了真正的私有制，解决了法国“理论上、法理上，没有人，包括国王在内，拥有一块产权明确的，真正的、自己有全部所有权的土地”的问题。
私有制的概念，这才逐渐在欧洲彻底的深入人心。
那么，在大顺，存在这个问题吗？
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大顺的百姓，不知道啥叫私有制吗？还是不明白，自己只要有地契，就对土地拥有绝对的处置权？
士绅、污吏、贪官、地方黑色势力等，可以用各种办法侵占土地。
但是，要用“各种办法”，把地契骗到手。
可以骗。可以逼。可以下套放贷。可以利滚利抵押还债。
但是，绝对没有法国贵族“非法侵占村社公地”这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简单来说，骗、逼、放贷，本身就是对“私有制”的尊重。如果不尊重的话，废这劲儿干嘛，抢就是了呗。
私有制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偷、坑、蒙、拐、骗、放贷等，这又是另一回事。
你包括说，陕西资本被安徽资本从扬州干回陕西，又去四川后的开发盐井。一直无法解决的，就是实业资本和当地地主之间的问题，地主说，这地是我的，开口就是二一添作五，弄出来的盐一人一半，否则不租。
这样的契约，历史上比比皆是。而这样的契约本身，反应的就是私有制深入人心。
均田，不反私有制。
均田，恰恰是在试图维护“第一种私有制”，只不过用暴力重新去分配而已。
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是两回事。
但私有制本身，是一回事。
私有制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第二种私有制，把第一种私有制干死，并在其尸体上发展起来的情况。
所以，私有制本身，意义重大。
大顺这边的百姓、士绅、商贾，对私有制这个概念，非常理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不用说那么遥远的欧洲。
就是在此时的朝鲜国，朝鲜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日本那边，日本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
理解不了的。
朝鲜国百姓手里的土地，和大顺小农手里的土地，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我的、你的”这个意思的理解，也和大顺这边的人，天差地别。
包括说，刘玉在两淮搞的盐政改革，这里面就有个明显的“私有制”和“非绝对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盐户认为，那些草荡是他们的；但在法理上，这些草荡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有使用权，而他们却因为深入人心的私有制意识，把那些草荡认为是他们所拥有的。
也所以，在大顺，经济问题，很容易搞出来大风波。因为私有制过于深入人心，所以只要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容易衍化成政治上的混乱。
尤其是修路。
地权、征地、股权、收益等等这些东西，只要出了岔子，出事是必然的。
因为，私有制深入人心，你不需要一场“欧洲的启蒙运动”，大顺这边的人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受损是要反对的。
93年7月17日的那场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风暴雷霆，在大顺，早就已经刮过了。
而在法国，则需要一场从农业技术进步、农奴因为技术进步变成永佃农、实质上的自耕农、法权上的非自耕农开始算起，持续了200年的酝酿，以及启蒙运动的辩经，法国农民才理解什么叫“私有制”——地是别人的，我没权在上面拾麦穗，人家让我拾那是情分，不让我拾那是合理，这就叫私有制。
这是要辩经的。要从国王是上帝给予的权开始辩起的，一直辩到贵族在土地上拥有的乱七八糟的权利等等：没有93年的那场风暴，资产阶级要买地经营，不只是买地，还要“买断”贵族的养鸽权、狩猎权、管业权、徭役权；还要“买断”农民的拾穗权、放牧权、村社公地使用权等等、等等。
而这个道理，在大顺，是不需要“启蒙”，更不需要“辩经”的。
别人家的地，你可以骗、你可以设局、你可以欺诈、你可以逼迫等等，但是最终，只要你拿到地契，那么一切好说。但你拿不到地契，就算你官府有人，事也不好办。
兼并，是在私有制这个大的所有制下，进行的。比起法国那边乱七八糟的产权根本不明确的土地、买都不知道该找谁买的情况，兼并起来方便多了。
故而，在这种私有制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经济、权利这些东西，很容易引出大事来。
某种程度上讲，一个正统的、真正理解中原的封建王朝，应该清楚，核心是“维护第一种私有制、并减缓第二种私有制的出现和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抑兼并，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但本质上，仍旧是私有制的。并且，无需启蒙，也无需教化，人就会在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站出来反抗。
第二九八章 临别告诫（三）
从满清最后修川汉铁路的经验来看，以“强制储蓄”或者“强制工业投资债券”的方式，完成基建，并不是没可能。
只不过，脑子里一定得清楚，在私有制不需要“启蒙”的这边，要么靠类似“三饷”的手段、亦或者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压得住隋末大起义和明末大起义；要么就搞强制工业债券强制储蓄，但要是搞成满清那样，钱玩没了，就赖账，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李欗琢磨着，说是要搞强制赎买，等于是让地主强制储蓄、强制投资工业债券、亦或者算是强制迫使工业资本不向农业上回流。
这个想法……只能说，还欠缺点东西。
显然，李欗既然不敢搞均田、也支持内外分治的手段，那么他的这种政策，最多也就是在先发地区搞。
但是，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山东地区的租佃和自耕比例，还没有到离谱的地步。
只靠在先发地区强制赎买，让用行政手段迫使地主搞强制储蓄……简单来说，钱，不够。
但李欗绝对没胆子把这个政策，延伸到全国。这都不用想，因为搞变法、改良要是敢这么搞，就是王莽改制。
所以，之前李欗也说了，要借助大顺即将要搞的货币改革，来依靠国家信贷和银行，做那根指挥棒，让资本被操控着流向该流的地方。
但还是那句话。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挥，资本也会跑到松辽分水岭去圈地种黄豆。
而关键是修路这件事，而不是修好路之后的土地开发。
要么，想办法，弄到钱。
比如学刘玉的扶桑泡沫法。进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过金融手段，快进快出赚息差、贴水，保证泡沫不炸，给得起承诺的高股息。以此投资基建等。
要么，就要把铁路和圈地这两件事，捏在一起。
提前把松辽分水岭的土地，作为“投资基建的回报”，实质上低价售卖掉国有的土地。
也即是说，根源问题，在于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太少，而民间的资本是很丰厚的。
如果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修路就是小事，国家投资就是。但显然，大顺朝廷没这个资本。
既然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显然不够，那么就得琢磨民间的资本。
资本当然是好东西。
假如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本，依靠官办解决铁路问题，那么这相当于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的增值，完全可以归于朝廷，从而实现一个正向的循环，资本不断积累增加，能干的事也就越多。
而若没有，那么又要修路，也就等于说，必须要把将来铁路带动的土地增值，交给民间的投资者。尤其是大顺已经逐渐成型的通过航运、对外贸易、垄断对日贸易等积累起来的一批原始财阀和金融资本集团。
同时，大顺的新兴军功贵族，实学派的军官团等，可能又会和这些新兴的金融资本集团通过联姻等方式，绑定在一起。
这个集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成形。
因为，现在金银是世界货币，而大顺继承了大明的白银货币改革，同时自身又缺乏金山银山。所以，实质上，之前的对外贸易集团，就是大顺的发钞行，他们手里掌握的金银数量，其实远胜大顺朝廷——大顺的内部货币，理论上是铜钱，但是大明也好、大顺也罢，之前都没有做到“强制结汇”，即将对外贸易的白银强制兑换为内部的铜钱、或者宝钞。刘玉在先发地区试行的兑换券，也只是为资本流向内地去兼并土地、囤货居奇，设置一定的障碍而已。
李欗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干的这些事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这套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玩明白的。不是说建两个纺织厂、搓两条铁路，那就叫资本主义了。
要搞清楚，或者说要不搞错方向，就必须得理解大顺的情况、这片土地的情况、以及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老马说：【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另一种，则是以对其他人的劳动的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这句话，是解决大顺问题的关键。
是不搞成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关键。
简单来说，这两者，都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为最高原则下，后一种私有者，即可在私有制下，对前者进行“合法”的谋杀。
最终把前者彻底杀死，在其尸体上发育。并且整个过程是完全合法的，因为私有制就是法。
那么，欧洲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答：创造私有制，为最高原则。即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条件。
这个过程，在英、法，尤其是土地上，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进行的。
在英国。
圈地运动，确定了私有制，清晰了所有权。原本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村社公地、共有土地、农民的封建权利、永佃权、习惯地租、传统地租等等，在私有制面前，全都是狗屎。
不再那么复杂，不再弄不清楚地到底是谁的、我有没有在这块地上放羊的权利什么的。
私有制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圈地之后，圈地者对这块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我爱租给谁租给谁、我爱收多少租子收多少租子只要人家给、你在这里没法放羊活不下去了关我屁事？
即是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既神圣了私有制的所有权，也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了后一种私有制对前一种的合法谋杀。
在法国。
启蒙运动在发展。
93年的风暴，彻底解决了土地的私有制问题，使得私有制成为最高的、最神圣的社会准则。
在法权上，已经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地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了法律条件和意识条件。
但是……
但是，显然，他们忘了一件事。
你想杀我，可我不想死，怎么办呢？
这算是为法国在18世纪后成为“革命老区”，奠定了基础。
93年的风暴，诞下了“神圣”的私有制，可也使得法国的小农阶层，也即第一种私有制的力量，急剧扩大。
小农，既反对封建，也反对资本。他们极力想要维护私有制，但又极力希望私有制保持为第一种私有制。
93年风暴之前。
后来的英国农业局局长阿瑟·杨，曾在法国搞社会调查。
他问法国的农民：【假如我是个领主，你会怎么样呢？】
法国农民很自然地回道：【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霉。】
这是对领主的恨。
而对资产阶级呢？
【在农村逐渐出现的农会组织中，不难发现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恨意。农民会单独开会、单独起草陈情书……他们常常把新的所有制下，资产阶级占据的大片土地在陈情书上提出】
比如说，私有制，可以。
但是，村里的公地，应该归我们农民，怎么就卖给资产阶级了？他们从谁那买的？卖的人又凭什么卖？
只不过，法革的狂风骤雨中，资产阶级们要先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再慢慢解决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的情况。
于是他们召唤出了格拉古、布鲁图斯、甚至凯撒本人，带着农民，干成了。确定了私有制的神圣原则，打碎了封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老马说的法国小农的情况：封建贵族的压迫没了，但是资产阶级又骑在头上了，抵押、放贷、兼并这些问题，使得法国的小农陷入了普遍的贫困。
于是，老马断言：在小农国度，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革命，在小农所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为农民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小农想要守护的第一种私有制，也必然灭亡。于是，在反复挣扎中，小农会彻底打碎了对皇帝、拿破仑等等的旧事物的迷信，最终必然会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工人们，联合在一起，推翻旧世界。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大顺，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顺需要一场漫长的启蒙运动，告诉农民，啥叫私有制吗？
习以为常的东西，不需要不断解释和辩经；反常的东西，才需要解释和辩经。
在大顺，需不需要和农民启蒙说：在私有制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来我的地里拾穗，因为我对我的土地有全部的处置权。
大顺的农民不会惊呼：哇，好有道理，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感谢你的启蒙和教化。
大顺的农民只会翻翻白眼，骂一句：你脑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诉我？别说地的麦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别人捡去沤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顺，想要走资这条路，问题的重点压根不是启蒙运动，或者说绝对不能是东施效颦式的启蒙运动。
重点在于，第二种私有制，如何技术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
什么叫私有制下的合法谋杀？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土地兼并。
我是地主，贷给小农钱，用小农的土地抵押，然后到期还不上我去收地。
整个过程，在私有制的最高神圣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说，坑、蒙、骗、九出十三归、殴打、恐吓这些东西，这和“私有制的神圣”无关。私有制的神圣性，体现在你就算坑蒙骗放贷，最后还是要拿地契。
这就是第二种私有制，在私有制这个最高法权下的“合法”谋杀第一种私有制。
但是，历朝历代来看，这种“合法”的谋杀，必然失败。
当地主拿出地契、买卖文书、欠债的手印，说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时候。
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铲平王等英杰，就会拍拍手里的刀，问：是私有制神圣？还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这一刻，老马说的经济学家们混为一谈的两种私有制，立刻泾渭分明。
小农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小农很清楚，他们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种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们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种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说，小农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被混为一谈的私有制。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制”，实际上是“我有制”。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处置”。
换句话说，私有制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归别人所有。
只有在私有制下，第二种私有制，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种私有制谋杀，并在其尸体上建立起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
所以，想要大顺走资这条路，需要技巧，技术。
谋杀，是个技术活。
而在土地兼并周期中，这种谋杀，毫无技巧。
给人的感觉，纯粹就是一个小崽子，还没长大，就拿着刀要捅死一个壮汉。结果每每被壮汉一把夺回刀，噗嗤来上一刀，反杀。
是以，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两步；也可能需要退两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总之，壮大支持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或者在“保护”小农的姿态下悄悄把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养大。
小孩杀大人，必然被反杀。
而若小孩长大、大人老了，再杀呢？
老皇帝是历史的无意识的推动者，李欗差不多应该也是，显然他们脑子里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学问，也不可能说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种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顺的经济基础。
故而，他们恐惧小农破产、恐惧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强制赎买、将地主的赎买金强制储蓄、强制投入到工矿业基建上，迫使他们转型。
但，这也意味着，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着了大顺的真正问题。
包括说，大顺的实学激进派，均田、迁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进两步。先迁民、垦殖，是为了将来杀起来方便，反抗的不强烈、以及创造内部市场壮大产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或者说：
欧洲的农业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农业起步的。
而大顺，是否有必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农业起步呢？
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对欧洲的意义，对大顺是否有意义呢？
论原始积累，大顺有世界一流的手工业，还有丝茶大黄瓷器黄铜漆器等等这些“特产”。
论亩产提升，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远不如18世纪华北两年三熟。
论劳动力，大顺真的不缺。
那么，为什么非要刻舟求剑、非要东施效颦？
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质，理解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顺即便要走资本主义，千万千万不要在农业上起步。反而，要尽可能在保护小农利益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
刘玉的疯狂对外扩张，支持老皇帝增加内部关税，是这个思路。
李欗的试图修路，赎买转型，农民迁徙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还是这个思路。
实学派的均田、征税、移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先以垦殖扩大内部市场，在发展产业，仍旧是这个思路。
归根结底，一句话：
如何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如何保护资本主义在工业的发展，是大顺要转型的根本问题。
无形之手，在大顺，起的是反作用。
在这个可以被称作“封建晚期、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私有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欧洲和大顺，其实都处在这个过渡期。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的表现不同。
在荷兰，这个商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体现在金融、放贷、航运、商业、投机。
在英国，体现在金融、航运、商业买卖、航海法下的三角贸易。
在大顺，则体现为资本向耕地流动，将耕地作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风险几乎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谈过这个问题，现实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资土地呢。
荷兰的命运，是金融业摧毁了荷兰的实业。
英国的命运，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控、保护主义、政府补贴、殖民地掠夺、消灭竞争等手段，让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发展起来了。
大顺的命运，现在还是未知的。刘玉只是走完了一半，击碎了英国的保护主义，夺取了三角贸易中“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顺产业急剧发展、很可能出现货币不足的时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银矿。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合法谋杀”，那就看后来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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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九章 临别告诫（四）
在这里，李欗问，修黄河之后，修路搞基建，是否算得上大顺的头等大事。
从大顺的两种私有制之争的角度上讲，是的。
唯有基建完成，路修好了，才能在后续的谋杀中，让小农的痛楚没有那么强烈。
或者移民。
或者去修路。
或者去扶桑当契约长工。
总之，修路基建，对于此时的大顺而言，更多的，还是给必然被侵害的第一种私有制下的人，一条可能的生路。
至于说，触碰生产关系、触碰所有制……这并不是封建王朝的变革能做成的，也不是在私有制下可以考虑的问题。
很多时候，必须要弄清楚，你支持的到底是什么。
你是支持私有制？
那么你支持的，是哪一种私有制？
这两种私有制，后者肯定是要在前者的尸体上生存的。
你支持的到底是私有制本身？
还是支持所谓的“永恒的正义”、“神圣的天赋”下的私有制？
亦即，在所谓“永恒的正义”，或者“仁、义”加持下的，第一种私有制下的，小资产者的空想？
支持私有制本身，那么你破产、失地，是你“活该”，只要对方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让你动用了你对你的财产的处置权，交给对方。
私有制的精髓，是处置权，而不是归我有。
是为了多数人更方便的“变卖”，而不是让多数人更容易“我有”。
欧洲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影响的是“变卖”，乱七八糟的产权、从属权、封建特权等，让变卖十分麻烦。
支持永恒的正义下加持的私有制，那这就是小资产者的空想，试图以道德或者正义，来制止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这和儒家的理想社会、法国雅各宾的永恒正义，没啥区别。
小块土地私有制下，你作为小农，拥有小块土地的处置权。那我作为大商人，有一百种方法，“合法”地搞死你，让你“天经地义”地动用你的处置权，把你的土地交给我。
骗、放贷、恐吓、操控物价等等，迫使你交出你的地契，是“永恒正义”问题，是“仁、义、道、德”问题。
而不涉及到私有制本身，也并未触犯私有制的神圣。
相反，恰恰因为私有制的神圣，所以才需要动脑子去骗、去放贷、去操控物价、去垄断市场等等，否则……中世纪对犹太债主，怎么对待？贵族欠了商人债主的钱，商人是否可以把贵族的封地变成自己的，来抵债？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用得着欠债还钱卖儿鬻女为奴吗？
《大顺律》，在土地制度上，是明显的私有制。比法国此时的土地所有制，清晰多了、明确多了。
但问题也就在这。
资本主义，是第二种私有制。
私有制，不等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那种以对其他人的劳动的榨取为基础的私有制。
而那种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为自己的私有制，不是资本主义。
大顺只是提前走完了“私有制”这一步。
卡在了第二种私有制对前者的合法谋杀上，而且每次都被反杀。
从法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历史上的法国，显然也算是先发国家了。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先确定私有制，再完成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的合法谋杀，将是非常困难的？
搞不好，既容易陷入普遍的贫困；又容易搞成高利贷立国；以及小农对皇帝圣君始终心存幻想；顺带还可能出现一大堆的以“永恒正义”、“仁义道德”、“君子国”、“十足劳动十足交换”为基础的扯犊子空想社。
这些问题，想要系统地去解决，并不简单。
需要流血、牺牲、觉醒、复辟、反复辟、起义、反抗，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最终在斗争中消灭对过去一些旧事物的迷信，找到自己的路。
所以，这些东西，也压根不是李欗能解决的。
放到李欗身上，他现在问刘玉，是否认为修路基建，可以不惜代价，可以用任何手段，把这件事作为大顺今后二三十年的头等大事。
刘玉自然是支持的。
但他必须提醒李欗，必须要和大顺的现实情况契合，这件事到底应该如何引导。
以及李欗必须得清楚，在山东搞强制赎买，以及强制赎买后强制储蓄和强制工业投资的这点钱，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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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欗想要干点什么，必须要学会一些社会分析、阶级分析，明白自己到底该披着谁的皮，以及又应该给予谁好处。
虽然说，听起来，李欗说的头头是道，好像已经有点明白新时代的一些东西了。
但是，理论是理论。
实践是实践。
其中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念及于此，刘玉也没有立刻正面回答李欗的问题，而是反问道：“殿下肯定是知道三四十年前，西洋的两个泡沫事吧？”
且不说李欗是真的在大西洋打过仗的，就算没去过的，这件事刘玉也常讲，大顺这边知道的人当然不少。
李欗对刘玉问这个，倒是并不诧异。毕竟他本身就想着，可以学一下刘玉在扶桑搞泡沫融资的手段。
于是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当然知道。然后又作洗耳恭听状。
刘玉笑道：“殿下想没想过，为什么当时的人，那么容易相信呢？或者说，反过来说，为什么当时的两场泡沫，都与‘专营殖民’有关？而忽悠这一切的人，并没有在别的方向使劲儿？”
这个问题，倒是不难。
李欗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道：“那是因为，之前那些专营殖民、垄断专利的公司，回报率真的很高。这算是之前各国的印度公司，做了个‘榜样’。因为之前那些类似的公司真的赚钱了，所以众人对类似的事极有信心。同样的，那些搞泡沫的人，也自然会拿这个说故事。”
脱口而出后，李欗恍然大悟道：“国公的意思，是千金市骨？无论如何，要让人们真的看到修路基建的好处，然后才能把钱投入其中。以致让九州之内，各省乡绅商贾，亦想着修本省之路？”
他以为是这样的。
然而刘玉却摇了摇头。
“殿下所言，只是看了表象，未看到本质。那我再换个角度，问殿下。”
“为什么，修黄河迁民之前，我能筹到足够的钱，迁民扶桑？”
这个问题，当然也不难。
“之前下南洋、垦淮北棉田、乃至出征印度、对日贸易等等，真的让商人得利了。而且，次次皆非假的，投入钱，真的能见到回报。”
刘玉点头道：“所以，这事，和三四十年前欧罗巴的那两场泡沫，是一回事。”
“只不过，在欧罗巴，之前人们看到的却是赚到钱的地方，就是专营殖民垄断贸易的公司。故而求其形。这形，是专营垄断贸易的公司。”
“而本朝，这形，就是朝廷的信誉。朝廷说，这里能赚钱，并且多次验证了，是以资本真的相信。”
“故而，扶桑的事，和淮北棉田的事，以及对日贸易的事，表象上看，好像完全不一样。但实质上，背后都是‘朝廷信誉’。”
“也因此，修黄河时候，我能筹到钱，垦殖移民扶桑。至于金银，朝廷说有，他们便信。这，就是信誉。”
“这个信誉本身，其实就是值钱的。至少，暂时还是可以用的。毕竟，最后一次，扶桑真的有金子和银子。信誉不但还在，而且还加重了。”
“这个信誉，殿下应该用好。”
“我说扶桑有金子，凭着之前的信誉，众人信了。于是我筹到了钱，五年时间，迁民垦殖、转运人口，解决了扶桑早期移民最难的开始问题。五年后，给他们金子就是。”
“那么，殿下想想，松辽分水岭以北，有没有金子？”
“扶桑的金子，他们可以忍五年。松辽分水岭的金子，他们难道忍不了吗？”
李欗愕然，反问道：“国公的意思，是说……效泡沫故事？可是，东北不比扶桑，只怕这个故事，不好讲。而且，如国公所言，这种信誉，只可用一次。似乎……”
刘玉大笑道：“殿下，金子是金子，银子是银子，银子也是金子、金子也是银子。那么，铜是不是金子？煤是不是金子？如果你把金子不看成金子，看成钱，很多东西就想通了。”
“殿下既然都想到了，毁灭印度的制糖业，扶植南洋糖，而以南洋、倭国、苏鲁等地，扩大大豆的需求。”
“那么，殿下为什么不再多想一步？”
“扶桑移民的钱，不是以扶桑移民的名义弄到的，而是以挖金子的名义弄到的。”
“那么，殿下不妨想想，这铁路的收益日后若高，是好事还是坏事？若低，殿下怎么支付承诺的回报率？若高，这铁路运输的意义，便大打折扣。”
“是以，有没有一种办法，让铁路的回报率很低、甚至只是死期的国债利息，类似国债，不涉及股权，只给利息，二十年还本。但同时，又会让资本踊跃投资呢？”
李欗顿时明白过来。
“国公的意思是说……松辽以北的土地，和这个铁路国债绑定？划分出铁路周边的多少万顷土地，日后有铁路债券的，优先买地？”
“这样，这债券涨多少钱，不涉及到铁路本身，到时候朝廷只需要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铁路就在朝廷手里。甚至，用铁路债券抵价……如此，可能朝廷不怎么花钱，便可收回铁路的所有权。”
“但，这又像是寅吃卯粮，若是修好路……那里的土地，本就值钱。”
刘玉心道，大顺能活几年还两说呢。
寅吃卯粮，要的就是寅吃卯粮，早点奠定基建重工等一系列的遗产。
如拿三所言，地好说，可以分；大工业又拆不了，最终肯定能留得下。
于是，刘玉借用了李欗刚才的问题，反问道：“殿下，你刚刚可是问了，说之后二三十年，除了黄河外，这修路是不是第一等大事？”
“若是第一等大事，是否要不惜代价？”
“殿下这么问，难道转身就忘了？寅吃卯粮，算不算一种代价？”
“如今朝廷手里还有一堆的边疆土地，皆为国有土地。尽快变现，完成重工和基建。”
“不要首鼠两端。”
“既想着要搞基建、重工、以为发展工商打基础，把未来赌在工商业发展上。”
“又琢磨着手里捏着大量的边疆土地，以便将来迁徙小农、仍旧让小农为主，效均田法、边疆良家子故事。”
“亦或者心疼将来，觉得将来还能卖个更好的价。”
“首鼠两端，成不得事。说到底，殿下内心，其实仍旧不相信工商业是最终的破局之法。”检测到你的最新阅读进度为“第一四九章有格调的小圈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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