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零零章 临别告诫（五）
刘玉说李欗终究还是不相信未来是属于工商业的，看似是在谈未来，其实也是在暗戳戳地提醒李欗：新兴阶层，已经成为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了。将来你真想要干点什么，就得拉到财阀、金融家、资本家的支持。
至于说什么工业债券优先买土地什么的，说白了，就是把优质的、有潜力增值的国有土地，低价卖掉，筹集资金，完成基建和重工业基础。
顺带解决一下华北地区的“土地赎买”，强制地主转型。
按这个套路，强制转型的地主，手里捏着的，与其说是铁路的股票，不如叫强制储蓄工业国债。
到时候，地主无非两个选择。
要么，每年领点利息，等着将来铁路修好了，迁徙到松花江畔买地垦殖经营、卖大豆，融入贸易体系。
要么，把手里的国债券低价卖掉，谁有钱卖谁，拿着现金，但不可能从朝廷这里拿现金——想从朝廷手里拿现金，到期之后才能兑。
为了防止工商业资本往华北的土地上回流，肯定还是要加一些土地买卖的限制条件的。
简单来说，就是依靠这些年朝廷积攒下的“信誉”、“跟我走能发财”的惯性，筹到钱。用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此时的荒地”，作为投资的回报。
实际上，仍旧是高额的收益率。一方面有固定的股息，另一方面还有将来的土地，算起来收益率绝对不低，只不过是个比较长的周期。
经济嘛，开玩笑地说，有时候就是透支未来。
透支未来，赌技术革新、新的爆发点。
如此时刘玉说李欗不要首鼠两端一样，等于是低价出售将来铁路附近的可耕种、可种经济作物黄豆的土地，那就是透支未来。
这事，真要论起来，和前朝万历末年的袁世振盐法改革，差毬不多。都是把将来的潜力透支掉，先把钱弄出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刘玉对未来当然是有信心的，而且并不反对这种透支未来的做法。
毕竟，他又不是站在李家王朝的角度去考虑“未来”的。
拿三都知道，土地这玩意儿，无所谓，逼急眼了就革命，革命完了分地。而大工业、基建、铁路什么的，搞出来的就没法拆，你总不能一人扛一个铁轨回家吧？
大顺将来死了，地还在那，无非就是地归谁的问题。铁路、基建、运河、还有将来要修完的黄河新河道，总不至于说将来再出个反人类的，把黄河扒了吧。
是透支未来吗？
可以算是。将来可能能值3亿两的土地，现在筹钱修路也就卖个几千万两。
或者说，大顺王朝最保守的军事力量，可能的边疆良家子、血税自耕农，也即将来镇压的锋利的刀，地被资产阶级占了，那肯定这样的血税自耕农就少了。
但透支的，是大顺朝廷的、哪怕是李欗将来搞点事之后的新新顺朝廷的未来。
对于抽象的民族、未来、总体、将来的国家，等等而言，则是生产力的提升，和一笔巨大的遗产。
因为像是刘玉，不站在李家王朝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就不是透支未来。
相反，会给未来，带来大约2亿亩商品粮大农场化的耕地和与之相关的土地概念水利建设等；会给松辽分水岭以北带来至少几百万的快速迁入的人口，即可实边，又可缓解华北地区转型的小农痛楚；会留下一个基本成型的关外铁路网；会留下一个和大顺经济更加绑定的南洋蔗糖经济；会留下为铁路修建而增产的冶铁厂煤矿。
以及，会带来数百万的农业雇工、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等。
不过，换另一种视角看这个事，其实更明白。
简单来说，就是“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利益分配。
快速变现，朝廷拿小头。
土地售卖，资本拿大头。
大顺朝廷拿到对外扩张的小头利益，去修路、基建等。从而使得原本不值一文的一些地方的土地变得值钱，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需的条件，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修这条路是为了方便资本赚取利润。
让资产阶级拿到对外扩张、边疆战争和殖民掠夺的大头。
如果这么看，那就很清楚了。
至少在这个体系之内，谁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国家机器是为谁服务的、以及资产阶级认为自己还无力统治转而将统治权暂时交到旧贵族中萌生出的新一代，由他们暂时代理统治。
从这个角度看的意义是什么？
显然，意义非常大。
李欗若是能明白这一点，能理解阶级间的利益分析，那他才能知道自己该怎么搞事、搞事要依靠谁的力量、搞成之后怎么回报、以及之后的政策该为谁制定。
土地，本来就是这个大航海时代的尾巴期扩张的最大成果。也是最容易变现的。
李欗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只要交通工具变革了，那么原本一文不值的很多土地，就可以迅速升值。比如北美的土地、澳洲的土地，当然也包括说松花江黑龙江畔的土地。
刘玉的意思也说的很明白了。
你可以打着帮助小农解困、增加人均土地面积、移民以解人地矛盾的幌子。哪怕说你打着诸如什么《论贫困的消灭》里面那样的幌子，也无所谓。
关键是，你得清楚。
幌子是幌子。
尸骨是尸骨。
李自成是李自成。
你是你。
你可以打这样的幌子，但你得明白，幌子之下，你是要为资产阶级更好的获取利润而服务的。
老马说：【欺诈让渡国有地、盗掠共有地等等，将其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给资本主义农业以活动的领域，使得土地并合于资本……】
这种模式，在英国表现为圈地运动，在北美则表现为大块土地售卖制和土地赠送制。
区别就是，圈地是因为地上有人；而北美模式则是因为……把原本上面的人，杀光了。
在这里，大顺采取的方式，类似后者，而尽量避免在核心区搞兼并。
更准确点说，就是刘玉在告戒李欗，不要在那些无人的边疆地区，仍旧试图用“青春版的土地思路”去解决问题。
既然说，承认私有制、认可土地买卖，那么小块土地所有制最终还是会玩成兼并，亦即尹里奇说的“美利坚模式”——国有土地、宅地法、小农、贫富分化、兼并、最终资本主义性质农业的农场。
那大顺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情况，那就干脆别脱裤子放屁走完这个过程。直接搞大块土地所有制。包括以欺诈让渡国有土地、低价售卖国有土地、赠与土地、优先购买等等任何可以的方式。
以史为鉴。
早期北美这么搞，确实出现了土地投机风。那纯粹是因为汉密尔顿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运输水平，多迈了一步，扯着蛋了。等着铁路等修好之后，使得土地经营有利可图，最终还是完成了兼并和大块农场。
而大顺这边恰恰不同。
一旦铁路修好，松辽以北的黄豆若能运出来，那么这里就完全可以套用南方州的种植园模式，依靠市场、经营土地。
确实如刘玉所言。
大顺有些地方的基建，资本是愿意出钱的。因为资本是“单对单”的。
比如说，武夷山到闽江的运河，资本出钱修运河，资本收的是运河的通行税，这是有利可图的，而且长久看都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对外茶叶出口依旧把持在大顺手里、只要欧洲人没有偷走茶苗，无论将来大顺的政策怎么变，是继续松苏出口、还是广东通商、亦或者直接福州通商，那么从武夷山到闽江的运河都是有利可图的。
包括说，修建的从胶州到济南府的铁路，也是如此。
这即是“单对单”，资本只看自己投资的单个事物的效益，而不可能去统筹全局。
而如从京城、亦或者旅顺，修过沉阳、过六百里松辽分水岭直到松花江、黑龙江的铁路。
只看铁路，短期内效益和回报，基本是看不见的。
所以。
要么，朝廷出资来修，从全局的视角来看问题。这里包括传统的全局视角：实边、迁民、解决华北的人地矛盾。
要么，就得出台相应的政策，使得铁路本身被抽象掉，而把利润放在别的地方，从而让资本愿意出这个钱。
这里面的区别，对于统治者而言，那可大了去了。
简单来说，第一种，朝廷出资来修。
比如说，搞“三饷”模式，且学崇祯，【暂累吾民数年】。
结果修成了，老百姓也不满意，地主跑那边种地也不记朝廷的好处、资产阶级说不定还得被“助捐”啥的心里也得骂。
完后吧，事后移民、屯田、戍边、实边啥的，迁徙人口，大家不肯迁徙，又得骂一顿。
但是，换刘玉说的这种模式，那就大为不同。
资产阶级美滋滋地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原始积累、以后还会返还“本金和利息”，完后还能通过剥夺那些农业雇工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
小农这，又觉得不伤自己、不曾征饷、家里过不下去又可以去那边打工种豆子，说不定还能得块农场周围的份地。
而劳动力，本身又不缺：地主兼并、放贷、或者破产导致自己失地，“自愿且主动”地爬上开往松花江的四等车厢，去给人种豆子，那至少不是统治者征三饷导致的。
而且若是李欗办的，那资产阶级不得给李欗立牌位啊？
所以说，事，都是一个事。
修路。
地，最终发展下去，只要不出现革命，那肯定也是一样的结局：最终兼并。
但是，过程就完全不同。
前者全是骂名。
后者则至少还有资产阶级给烧高香、立长生牌、认为这是个可以依靠的资产阶级的“好皇帝”。亦即老马说的，走到最扭曲的程度，唯有皇帝才能维护资本主义、唯有小偷才能保护私有财产、唯有道德低下者才能当教皇的版本。
所以，这就是刘玉说李欗还是没有把未来放在工商业上的真正意思：你需要，换一个阶级来当你野心的助力了，要用工商业时代的情况来思考问题了，要知道拉资产阶级了。
打着小农的皇帝的拿三，背后真正的依仗是金融家、资产阶级，最终干成的事也是工业的高速发展。
李欗也是一样。
戴眼罩可以。戴上毡帽也行。
但不要真把自己当李自成，因为你当不成，你得心里有数，你就是个时代大潮下的野心家，而不是要救万民于水火、解天下之倒悬的英豪。
所以要戴着眼罩，去拉拢松苏的金融家、大资产阶级、以及拉拢那些心里实际上觉得自己应该是人上人的实学派“过剩”的识字人口。
因为，这些人怕的，是真李自成、张献忠。
而且如今还又多出来了实学激进派和儒家复古派的一个融合怪。
你戴上眼罩，别人就戴不成，这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安全感、能缓和矛盾、能压住场面、能防止出现真的李自成张献忠。
简单来说，你可以搞强制赎买，你去祸祸地主。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暂时就安全了。底层想要东西，如果不从地主那给，那么底层就会从地主和资产阶级这里拿，到时候哪分得清是地主还是资产阶级？不若主动祸祸地主，反正华北地区的地主势力不强，而且先发地区内新兴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了，足以压得住。
给小农以小惠，缓和矛盾。
给资产阶级以大利，使之认定你才是“私有制的救世主”。
既是野心要当天子，万民之恩人、庶民之父，那么就得知道你得从哪个阶级身上拿点什么，才能给另一个阶级。从先发地区的地主身上拿，给小农，这是最安全的、也是风险最小的。
当然，对外扩张、边疆战争、殖民掠夺这一步，刘玉已经帮你走完了。而这一步，又没有搞成法革之后动员全法兰西的程度。
老马说：【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
拿破仑和法革时代，那几乎是法兰西的总动员了，所以连本带利偿还的对象，是整个法兰西的人群，尤其是大量的农民。
而大顺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对海外的掠夺、殖民占地等等，并没有、也不可能动员整个大顺三亿人的力量。
当然，征税是全国都征的，造的船里，肯定有陕西甘肃等地交的税，但好处可以忽视，也不给他们。而西北边疆的戍边、稳定等，才是下南洋、打一战的基础，但也可以忽略他们。
故而，这里利益，你可以直接给一部分人即可。
也即是说。
在原有的范围内，尤其是先发地区、亦或者说就是山东、京畿。你要当天子，就得从一个阶级身上拿点什么给另一个阶级。这里，最好是选割地主的肉，给小农，获取支持和稳定，同时让资产阶级看到你有稳定局面的能力。
在非原有的范围内，亦即三十年前非大顺的统治核心区外，如松辽以北、南洋、扶桑等地，刘玉已经用刺刀开辟了新市场、开启了掠夺，那么这些好处不需要割内部的肉。你直接给资产阶级、给军功新贵、给从龙之臣、给那些依旧还是读书人人上人心态的实学派自嘲为不是读书人的读书人，就不必、至少不必明面上，割一个阶级的肉给他们。
这便是刘玉说的，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但要折腾，那就不要无意义地折腾。
反正折腾的目的是早死早托生。那折腾到临死之前，多留点遗产是好的。
刘玉也不是把宝全压在李欗身上，只是说事已至此，新兴阶层早晚要琢磨事、总会找个代理人。折腾的方向有很多，但要是往这个方向折腾，那最好是找个会折腾、能折腾明白的人。
万一这个方向折腾失败了，自然会有别的方向的折腾。或者说，这个阶级的折腾失败了，自会有另一个阶级的人站出来寻路，新兴阶级是“双生子”，可不是说只有资产阶级。
这才是刘玉提醒李欗“工商”二字的真意。
过去的那一套，过时啦。
你得换个新思路、在新的时代浪潮中踏潮了，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传统靖难清君侧玄武门？
这次要带上新阶级玩了，不能老一套不动，只是燕王府的人代替了南京城的人，但交租子的人还是那些个，只是换个人交而已啦。
只不过，此时李欗既不可能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野心，而且这玩意儿，得等机会。提前谋划有用，但不能机会不到就上，在大顺搞这些事有、且只有一次机会。不可能在酒馆或者军营里扇动兵变，结果就去蹲两年监狱就给放了，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大顺不是这样的，这个倒也不必提醒，李欗比刘玉更清楚。
但虽然如此，待刘玉把工业债券和农业土地绑定的思路一说，李欗心里也就回过味来了。
再联想一下刘玉之前的诸多政策，李欗之前有些看不太透彻的地方，隐隐竟有一些醍醐灌顶的感觉。
“欗闻公言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果真如此，当真一箭双凋。资本不肯修路，却必垦买地，那何不修路绑定买地？”
“松辽分水岭以北，皆大平原，适合种豆，土地肥沃。算起来，不下二三百万顷。若取其中五分之一为诱饵，这修路之资，唾手可得。”
随后，李欗恍然道：“如今再想，这不就是国公的对日贸易垄断权，绑定军事义务的手段吗？”
“只是彼时直接以日本金银为饵，垄断权为信，绑定他们操练水手、造大船、养实习军官。”
“此时是朝廷既有信誉，可如扶桑金矿事，先画饼，而后兑现。这铁路债券优先买地，不就是当初国公对日贸易垄断绑定海军义务的换个模样？”
刘玉笑道：“岳爷爷昔日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兵法如此，这些事亦如此。”
“古人之言，殿下还是要善取其义、而舍其形。”
“譬若昔日，桓公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事，问管子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再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
“其中道理，便是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
“想要促进生产，那就想办法提升生产的价格，使得有利可图。而如何提升生产的价格，这又要想办法增加消费。”
“彼时制度，自与此时不同。于是管子谏齐桓，命大夫等官员收藏粮食，做储备之用。调动粮价提升，促进农业生产。”
“其实殿下不也已得其中之味了吗？”
“想着要摧毁印度的制糖业、传授日本水稻施豆肥法、以及苏鲁转型扩大对日出口换日本稻米的思路，本质上不也是扩大黄豆的消费市场吗？”
“古时的办法，自不可刻舟求剑拿来便用。因为此时并无大夫、卿、诸侯，他们也不再是最大的消费者。但思路还是一致的。”
“这土地问题也是一样。”
“想要资本乐于投资土地，除了售卖土地之外，更要给他们一个盈利的机会。否则，若不盈利，他们也不肯买，更别提还要加上诸多义务。到头来，只怕他们多半选择将土地分成小块，转卖小农。”
“所以，殿下不妨想想，对日贸易，朝廷对商贾授予垄断权，又给他们强加了海军义务。前提是什么？”
李欗略略思考，点头道：“前提是，之前跑日本已经很赚钱了。所以赚钱在前，然后朝廷保证垄断权、他们才会乐于接受海军义务。”
刘玉又笑道：“所以，修路在土地；土地在豆价；豆价在殿下说的三个方向。先创市场，而后豆价升、之后修路至松辽以北才会踊跃。”
“若如治黄河，先废漕；废漕运，先要伐倭、下南洋；下南洋，先要平西北。”
“是以，事不可急，亦不可缓。需得心中明白，至少有个大致的计划，而不是想当然地便去做，把前面的事做完、做好。后面的事，方可水到渠成。”
“你若有本事效管子，朝廷直接收豆提价，自是简单。可若是朝廷都有这本事收豆提价，那还愁什么修路没钱呢？是以，这事不简单。”
“殿下既有三策而昂豆价、扩大市场。那么，不妨……写书明论，使天下知。这事，便明着来，也无妨。印度日本，皆不能反抗，便知道也无用。”检测到你的最新阅读进度为“第一四九章有格调的小圈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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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零一章 临别告诫（六）
提到着书立说，李欗内心咯噔一下，极是不安。
他是读过书的，也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王莽传》自是读过的。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
就此时的大顺来看，以史为鉴，不免还是要读先秦到两汉的史书。按照刘玉的说法，那叫生产力飞速进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时代。
而以李欗来看，虽然未必能完全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但他也隐约感觉到大顺的情况，如今着实有些诡异。
王莽成事，靠的是谁？
靠的是……当时实际上政治地位有些边缘的儒生。当时真正的政治上的主角，是军功贵族、宗室。
也即，王莽用的是当时的“边缘人”。
为当时的学者，建造了上万间的房屋，善待那些学者。
而伴随着大顺这边由于考据学的发展，不免很多人提出，说逸《礼》，多半是当时刘歆这厮伪造的，是为了为王莽上台和改革造合法性。
是以说，王莽改制，是个非常特殊的“篡位”，和之前之后的都有不同。
真要类比起来，倒是真的像欧洲如今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军功贵族把控政治、读书人处在边缘地位、提出了政治理想，以此政治理想为凝聚力推人上去。
这和后来的纯粹的军事政变、造反什么的，是很不同的——王莽算是“民”选的皇帝，只不过“民”的范围有点小而已，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话语权、舆论权的阶层。
味儿，更类似于颜、革，或者别的什么。但肯定和什么曹魏代汉、玄武之变什么的，味儿完全不一样。
王莽改制，是反动。是完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反动，也是儒家复古思潮在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法、亩产百斤左右的生产力之后的唯一一次政治实践，证明其思想在道德上和永恒正义什么的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上过于反动。
而现在，大顺的情况和过去也很不一样。
一群读书的“边缘人”，在大顺内部的政治中是边缘角色。
一群新的“周礼”、“古书”之类的有社会思想、政治理想的学说不断传播。
一群有力量的阶级，渴望一个更适合他们的制度。
一群人秉持着歪经自然演化出了的“圣西门主义”里的精英思想，把此时的“阶层”分为真正的引路人、既得利益者、其余人，并且破有不少实学派以这种精英主义思维认为自己这些真正的读书人，取代既得利益者，才能引领大顺向前走。
是以，这时候“着书立说”，不免有点刘子俊播古文经学，传《逸礼》《尚书》、定《周官》为经，为改制造势的意思。
如今，人上人心态的实学识字人口，想要政治上的地位；资产阶级想要利益和更加保障他们的利益；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琢磨着要解决普遍贫困和小农之难。
对外扩张、扶桑南大洋数以十亿计的土地的事实、小农贫困人地矛盾到无以复加的现状、以及先发地区的一些改革已经崭露成果的乐观，一股暗流实际上正在大顺内部涌动。
而这种暗流，在大顺又是以一种什么奇妙的角度切入的。
人地问题。
人地问题，可以是兼并问题，也可以故意避开兼并问题，甚至还可以直接上人均粮食拥有量就是不够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此时的大顺，只是个幌子。
当土地不可加增的时候，视角只能投向兼并。比如被旧党视作王安石未发迹之前野心就以显现的《兼并》诗。再一个，宋朝那情况，对外扩张什么的，也不怎么现实，打不过，扩张个锤子？
时间走到大顺这。
人地矛盾已经十分吓人了。
玉米等作物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使得西南山区的人口都已暴增；地瓜土豆之类的作物，即便作为救灾之用，也是“神物”，原本大灾之后照着三成的人死，现在可能也就死个一成。
是以，土地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这边最容易引起重视的大问题。换句话说，土地、农业，是此时这边生产力、总产值最高的产业。
原本讨论的空间，无非也就是限田、均田。
但伴随着大顺对外扩张，以及扶桑土地垦殖的初步成功，由土地为楔子引出的问题就复杂了。
总的来说，仍旧在讨论土地问题。
但是，现在人地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幌子。
移民增地，那么移民的钱从哪来？
基建方便移民，那么基建的钱从哪来？
开发扶桑，泄压垦殖，那么船票问题怎么解决？
移民来解决人地矛盾，出生人口在这摆着，一年得往外“送”多少人？这么大的规模，钱从何来？
既是最后核心问题变成了钱的问题。
那么土地问题作为引子，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经济问题。
到了经济问题，那就不可避免要谈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这些东西。这玩意儿和万有引力一样，牛顿不是“发明”了万有引力，是发现了万有引力，意思是说万有引力在牛顿之前是存在的。同理，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这些东西，不是说现在大顺这边不谈，那就根本不存在。
放在此时的大顺，这不是个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是哪个阶级要唱主角的问题。
比如说，皇帝彻底疯了，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那么，就北美那样的情况，你不可能去搞国野之别，就算说你要搞国野之别，那你也得有国人吧？
“国人”从陕西，到齐鲁，那倒好说。
“国人”从威海，到金山，这就不好说。
这不是靠两条腿就能跑过去的，得造船、得准备食物和水、得有造船业和伐木焦油帆布等相关产业、得训练水手船长等等。
说到底，还是个经济问题。
也即是说，你玩哪一套，在这个时代，问题由土地问题、人地矛盾引出，最终也只是个引子、楔子，还是要走到“哪个阶级唱主角”、“东进运动”由哪个阶级主导的问题。
很多东西，不是说，一个政策一出，刷的一下就解决了。
这里拿后世北美的《宅地法》举个例子。宅地法，是“将国有土地出售给个人”。可问题是，在这之前，好地，已经被铁路公司、伐木场、金融资本等圈的差不多了。在宅地法之前，资本已经在那里到处圈地占地了。并不是说，天降勐人，林肯在线点击了宅地法法令，刷的一下就西进运动了，而之前没有搞成就是因为之前的人都是傻子，没有点宅地法。
大顺倒是没有明确的《宅地法》，但是可是有非常明确的鼓励西域垦殖，不但免税数年还给籽种，那么有人去吗？有多少人去？有多少人能去？有多少人去的起？甚至于说，大顺之前对于实边问题，是给政策的，包括说自内地移民多少过去、垦荒多少亩，是给虚职官位的，但实际上仍旧聊聊，因为无利可图。
迁徙成本、运输成本，在大顺就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到底谁来唱主角、那个阶级“主导”大顺的东进运动、主导大顺的迁民垦殖计划，这就是个不可不谈的头等大事。
还是那句话：华人和中国人，似乎一样，但其实又不一样。如果站在血缘民族的“生存空间”、“未来空间”之类的角度，那么现在做的一切都是脱裤子放屁。
啥也不用做、啥也不用管，刘玉已经通过战争和划线，拿到了大几十年的缓冲期。慢悠悠地“自发”迁徙，华人依旧可以环太平洋占据种族上的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解决不了中国内部西南、中原、西北、华北等等不靠海的地区的老百姓的贫困问题、人地矛盾等等。
是以，这才是大顺内部这股“暗流”涌动的原因——这些人，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是要解决大顺这个政治实体内的那些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的，而不是站在一个有些抽象的华夏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这个东西上。
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有了有人地矛盾、土地问题等，引发经济上思考和讨论的契机，才有了刘玉说的“这个时代让哪个阶级来唱主角”的问题。
也即是，刘玉和李欗说的“把未来赌在工商业上”的问题。
现在，需要有个人站出来，用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风格——【重农主义体系就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的方式，“继承”实学派。
大顺有大顺的特点，这里说的还是取其精髓，在大顺的现状下，用类似重农学派那一套披着符合本国传统认知的皮的东西，在旧框子里开辟道路。
旧框子就这么大，总会走到头。但现在，大顺距离这个旧框子的边缘，还早着呢。至少在边疆区、殖民地，还早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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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零二章 临别告诫（七）
所谓的旧框子，指的是大顺的私有制早已确立。
也指的大顺已有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之前为了实边迁民，鼓励商贾地主“带人”过去，带的人足够多、开垦的地足够多，是可以给类似助捐一样的官职的。
当然，也包括传统的均田、小农、人地、限田等等思想。
这些旧框架下，在内部，实际上已经到头了；但是在边疆区、新的殖民地，是可以做许多事的。
要注意，在此时，小农经济，尤其是在新大陆，小农经济并不落后、也并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恰恰是【垦殖殖民地繁荣的根本】。
这种繁荣要变成【垦殖殖民地的痼疾】，是另一个问题。
问题不在于小农经济在新大陆、边疆区是否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而在于，小农自身是无法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迁徙的。
说的再明白点：
若是迁徙有虫洞，无成本。
那么，小农过去种地，也挺好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搞大土地所有制，反而会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北美就是例子，早期的大土地售卖制，使得金融资本囤地买地，切成小块再赚差价，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现实是，迁徙不是无成本的。
于是，这才需要引诱资本，作为一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在这里，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可以是朝廷这个实体的国家机器。
但是，大顺的底子在这摆着、框架在这摆着，朝廷是无能的、废物的。一个之前这么大的统治范围、一年收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中央的政府，这中央的税收效率几乎可以认定就是此时各集权国家的“下限”了——南边的暹罗，集权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岁入达到480万英镑，折合大约1600万两库平银；日本倒幕之后，工业还没影的时候，也收出来了8000万两库平银的岁入。
超低效的税收效率、几乎无管控的地方乡绅、士绅土地的占据等等这些，使得大顺朝廷自身，无力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因为如果大顺朝廷自己想要做这个工具，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对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包括说，用上实学激进派的“均田仁政”，国家完全踢开地主、士绅等进行征税，这样才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大顺谁也没胆子在内部搞大动作，这是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本质所决定的。
故而在大顺自身无法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的时候，新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唱主角。
只不过，唱法需要技巧，也即是说要以一种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方式，“名义上站在旧贵族、旧制度的身上，唱新时代的歌”。
在之前，刘玉大谈的“自由贸易”，是假自由贸易。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刘玉只是站在大顺自身的手工业优势和白银购买力优势上，用标准的重商主义和垄断本质，披上自由贸易的外衣。
所以，刘玉谈自由贸易，在大顺内部没啥影响。因为这压根就只“说了一半”，只说了国际贸易的部分，最终还是靠逆练老马的“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的路子——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真正懂的，都明白，这玩意儿再怎么圆，也圆不成自由贸易，这分明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重商主义。
只不过，这是重商主义在大顺手工业发达和白银购买力这个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欧洲的表现形式。
同样的，如果有人想要“继承”实学派，并且至少安全地、隐秘地继承下实学派。
那么也一样也得学类似的东西：披皮、包装、打扮。
而绝不是说，要直接开喷：封建贵族都是垃圾、地主都是废物、地主完全是实业资产阶级眼里的累赘等等。
做事，得有技巧。
虽然说，实际上，地主就是产业资本家眼里的累赘，这一点亚当·斯密已经毫不掩饰地指了出来。
但是，在大顺，或许民间可以这么说，但李欗这么说是不行的。因为他要这么说，那就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这明显是准备搞事情了嘛。
故而，在李欗流露出错愕之后，刘玉笑道：“殿下可知，如今天下舆论，所论最多者，是什么事？”
这个不是难题。
“如今天下所论最多的事，还是人地问题。”
刘玉又问：“如今比之三十年前，人地问题的讨论，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当然也不难。
“三四十年前，显学皆言：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如今显学，多言迁民、迁徙、垦殖。均田当为手段，迁民方为目的。尤其是一些从南大洋、扶桑等地垦殖的人回来之后，更是如此。”
刘玉又道：“那么殿下以为，殿下之前想的那些，天下竟无聪明人士，皆想不到吗？亦或者，殿下以为，才智过人，乃至于唯独殿下一人想得出这些办法。乃至于藏着掖着，以为日后若有一展拳脚的时候，一鸣惊人？”
说罢，刘玉大笑道：“殿下读书比我多，经典更是比我懂。但今日，我不谈经济、贸易、海军诸事，倒是想建议殿下读一读文忠公的《朋党论》。”
“啊？这……”
听到刘玉鉴于他读一读《朋党论》，这更是让李欗直接哑口无言。倒不是说他没读过，不说倒背，但张口就来肯定是没问题的。
见他憋了半天，刘玉又道：“既要写文章，自是要针砭时弊。针砭时弊，无非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好说。”
“分析问题……那就看怎么分析了。”
“怎么分析，又决定了该如何解决。”
“那么在发现问题上，殿下想想如今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和三四十年前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避开一些不要去谈的东西，那么这问题是啥，其实也是可以操控的。”
“江山社稷现在的问题在哪？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殿下之道，若不说出，谁又知道同还是不同呢？”
这些道理，李欗听得出，这都是场面话。
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这。
既不在大顺以后该怎么走。
也不在道不同不相为谋、寻找志同道合等等问题上。
这些场面话，说说也就罢了，类似的话，李欗也能说一堆。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在李欗听来，刘玉这到底是在逼他死，还是逼他做大事？还是说，觉得太子之前在湖北闹出来了点乐子，这意思是还要争一争？
更关键的，是刘玉为什么要让自己来着书立说？
如果真的是为了江山社稷，不计个人，似乎无疑刘玉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既为臣子，若是正常死了那也必是死后备极哀荣，而且本身他才是这些年变革真正的领头者。
之前李欗彻底死了心，源于他觉得，以刘玉为代表的“老保守派”们，肯定会尽可能支持朝政稳定，按部就班，而且还要把黄河修完、把印度消化、把扶桑垦殖等基础打好等等。
这些所谓的“老保守派”，指的是和刘玉同一批、并且在对外扩张中立下大功、封妻荫子、成为实学派风口期爬起来的、搁在三四十年前算激进派的那批人。
亦即指的是，差不多得了、该办的都办的差不多了、之后稳定为主，把该消化的消化了、该修的黄河修了的那批人。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刘玉选择去修黄河、但现在又放弃最终完成最终的河道挖掘这个事，在李欗看来，则像是一种表态：给皇帝留下布置交接的空间，安稳过渡。
黄河的事，已然是水到渠成。
谁来主持完工，这些便可以给交接班提前安排人选，作为资历。
至少，李欗是这么认为的。
可现在听来，只怕并不是。
显然，对于修路问题、移民问题、垦殖问题等等，刘玉的态度显然不是“慢慢来、随它去”。
相反，之前的对话，足以看出，刘玉实际上对于修路、基建的事，极为激进。
很多想法，固然是李欗提出的。
但是，刘玉既没有在大方向上反对。
而且还在细节上，给出了激进无比的土地换资金、透支将来筹钱完成基建的思路。
甚至于还批了李欗，说他实际上仍旧没有把未来放在工商业上，而是依旧还是老一套想法。
等到刘玉建议让他着书立说、阐明扼要后，李欗几乎全程都是愕然震惊的心理状态。
这……这分明是说，要有人来当工商业的“总后台”，并且显然刘玉在为日后考虑，在选择一个他之后的工商业的总后台、司令部。
刘玉当然不是皇帝，所以不可能指定谁为太子，继承后来事。
刘玉当然也不是开府丞相，可以从下属中选一个，接替相权。他压根就没有相权，也根本不是，他只是皇权的附庸，他变法改革的权力不源于他，从始至终都是名不正言不顺，而是作为皇权的延伸来完成的。
皇帝以太子的方式，继承后来事，靠的是血缘。
刘玉此时却谈《朋党论》，那么似乎，他的继承方式，是要靠“理论”、“道”、“志”。
或者说，用此时比较接近的词汇，亦即实学派的“道统”。
谁来接实学派的“道统”？
错愕中，刘玉澹澹一笑，起身竟要作别，只道：“与殿下今日一论，所得颇多，心有所悟。回去之后，正好将这些之前并未谈及的道理，整理出来，不日将送来府上。”
李欗急忙相送，心知肚明。
既是之前并未谈及，那自然无人知是刘玉说的。
比之实学理论，李欗自知自己和刘玉相差颇多。
既是无人知晓这是刘玉说的，那么最后公之于众署谁的名，决定权便在自己手中。
什么时候发表，那另说。
但只要署下自己的名字，那便意味着，他把实学派的“道统”接了过去。
这东西不好接。
要么死。
要么将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三零三章 临别告诫（八）
自李欗的王府出来，刘玉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围绕着京城随便转了转。
倒并不是留恋什么，亦或者是什么反把他乡作故乡的情愫，只是想要看看或者说猜测，大顺的将来到底会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一切如常，京城里依旧是车水马龙，奔流不息。
只是现在的一切如常，和三四十年前比起来，终究是不一样的。
大顺的变革，是自发且缓慢的，并不是那种剧烈的。
更不是当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外面的河面上跑着理解不了的冒着黑烟的蒸汽船；天空中已经快要飞起了铁鸟；港湾里的巨舰可以逆风而行……
不是的。
而更像是，大顺吃下了一枚包含着未来的“缓释胶囊”，是缓释的，并不那么剧烈的。
每一个年轻人，对于玻璃、蒸汽、黑烟、宽幅的棉布、南洋的蔗糖、隆隆的西城的运煤的火车，都已经习以为常。
若是再年轻些，可能会觉得，从出生就是如此，那么世界本该如此。
即便说，这些年变革中，遭受了时代车轮碾过的那些人，如今也没有太多的恨了。
要么，死了。
而若是没死的，既然能活到现在，显然是“转型”了。
譬如当初从西山摇晃到京城的驼铃；比如南苑里卖南苑柴的海柴人。
或是死了，或是做了别的事，亦或者“犯了罪”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边疆——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活着，而刘玉的改革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给消灭了，又不给他们补偿，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京城此时是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也是围绕着官僚、贵族、军队、禁军、皇家、衙门等等的需求为主要经济内核的城市。
这种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在这场变革中，暂时来说，体会到了好处是大于坏处的。
粮价稳住了。
棉布降价了。
煤块降价了。
铁器降价了。
白糖降价了。
茶叶降价了。
每年帝国从各地征收来的赋税，在这里作为军饷、赏赐、俸禄、贵族年薪、资本利润等等，流入千家万户。
从天津运来的粮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这里换成了白银。而这些粮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飞到千家万户，于是又有许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
这些年，大顺的改革，是要分开看的。
对于过去的、旧的生产体系、旧的运输体系来说，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说，从这一点来看，京城不可能类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为京城，并不是大顺的生产核心区。
但也一样，这也意味着，将来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种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稳度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的特性，使得刘玉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着”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要维护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亚当·斯密说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对于消费的人而言，无疑，更完善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更完善的物流、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税钞关取消、各个地区的货物按照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交流，无疑是好事。
大顺太大了。
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有人起义、有人发财。
即便说，京城内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
但仅就京城而言，终究是受益的多、受损的少。
至于谁受损。
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后来鲁西北地区的老人，是这样回忆那一年的：
旱灾，粮价飞涨。
黄河决口后，运河淤积，粮食又运不进来。
海运兴起，沿河失业。
资本跑路，原本运河时代的陕西山西资本全部撤资。
洋布挤压，鲁西土布为生者，无以维持。
实业萧条，运输业萧条，大量人口根本无以为生。泥瓦匠这样的技术工，一天只能换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旧社会，是标准的技术工，而不是力工。
而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自大运河修通以来【整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粮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扬州】的临清。
也即，义和团运动最先爆发的地区，以及后来百年之后依旧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临清。
某种程度上讲，刘玉把这件事给提前了。并且并没有继续积累矛盾，而是选择了分批引爆矛盾、分批镇压的方式，把这里的反抗运动给提前压住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动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通过对外扩张，将印度棉布的份额，分了一部分，强行分给了这里，缓解矛盾。
京城的人，尤其是马尔萨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包括官僚、贵族、军队，他们真的无法理解，变革对于旧时代的“毁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意义。
启蒙运动，能解决反封建的“社会意识”问题。
那么，启蒙运动，能解决工业对小农经济、传统家庭手工业冲击的问题吗？
启蒙，能把小农、手工业者，启蒙到觉得“自己阻碍了历史车轮的转动”，于是欣然闭目待死吗？
世界是物质的。
而私有制这个意识，因为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术曲辕犁等因素，很早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塑造成型了。
现在大顺需要的，是一场“实质大于辞藻”的变革。
而这场变革，其实至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在大顺出现。
刘玉已经老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做什么了。
基础已经打下，重要的是，真正变革中的剧痛，怎么样才能压得住、并且完成变革转型？
他对未来的想法，建立在海外、边疆的几十亿亩土地上，希望用这些土地，减轻转型的剧痛。
而这，需要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手腕。
更需要理解事物的正反两面。
比如火轮船。
这，是扶桑移民、垦殖土地、减轻痛苦的关键。
同样，这也是长江沿岸手工业瓦解、小农经济崩溃、传统手工业活不下去起义的关键。
同样的。
铁路。
是解决大顺内部运输成本、迁徙成本、使得边疆土地具备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条件。
但同样的，这也意味着资本、工业品，会以原本百倍、千倍的速度，从先发地区涌入内地，摧毁旧的一切。
这不是个简单的“进步”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忽视了的问题——其实，人活不下去，是会反抗的。
斗争、斗争，有输有赢、有死有活。小农、手工业者，宁可跟着皇帝、甚至宁可跟着洪秀全这种外来宗教的人走，都绝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谁死、谁活，还真说不准。
在大顺，不理解什么是小农、什么是发达的手工业，也就根本不具备在这个时代成大事的能力。
刘玉把真正的未来，赌在了欧洲革命、印度觉醒，从而导致大顺爆发危机上。而这场危机想要真正为未来创造契机，前提又得是大顺这边围绕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一旦动荡起来就要动摇整个帝国的程度。
现在，还远远不够。
李欗其实并不是刘玉认可的最佳人选。实质上实学派里，刘玉是有自己真正认可的人的。
只不过，现在这情况，诸多皇子中，能稍微把握住一点资本主义的思路，去解决人地矛盾的人，就这么一个。
但他对于逆练老马的学问，还是差了一些，还是不能理解原始积累时候的手段、还是缺乏对于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认知。
应该说，这就是血缘继承的最大问题。
放在芸芸实学派人群中，李欗也就是个中人之姿，对于很多事的理解差不少。
但放在有可能搞政变、兵变的寥寥无几的人中，这就是那几块货中水平最高的了。
过去，刘玉可以依靠皇权，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披着为了贵族和皇家利益的封建外衣，搞变革。
但现在，走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必须要踏上政治舞台了。
也即是说，在这场迁徙、解决内部人地矛盾的今后变革中，资产阶级是要唱主角了。
刘玉确定，依靠小农的自发迁徙、或者破产农闯关东、走西口的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刘玉也很清楚，走到这一步，李欗真的要是成功了。军功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绑定、联姻，已是不可避免了。
其实，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实验。
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的大门，管控了关税、取消了子口税，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打开市场，倾销商品。
那么。
如果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大顺自己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掌权了的话。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如果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对于内地市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省了掌控海关、强迫取消子口税、内河通行权等等这一系列步骤呢？
是不是可以认为，用印度棉纱、爪哇靛青、苏鲁失地廉价劳动力、松苏大型蒸汽纺织厂里生产的棉布，比历史上曼彻斯特生产出来运到这里的棉布，更容易冲死小农经济呢？
面对庞大的国内市场，能让欧洲的帝国主义资本，不远万里跑过来炮舰开关。
那么，大顺本土的资本，是什么特殊材料铸成的吗？他们会根本不眼馋这个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大市场？
民族资本被帝国主义压制、打压、摧毁，是一回事。
小农经济瓦解，旧时代经济秩序全面崩溃、从而导致旧的上层建筑全面瓦解，又是另一回事。
旧的上层建筑全面瓦解，并不是说立刻就会日月换新天，而是更有可能，导致农村的全面劣绅化、基层彻底崩溃。
历史上，满清搞了个虚头巴脑的预备立宪，而仅仅是这套虚头巴脑的东西，立刻导致了“绅权前所未有的膨胀”；“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乡绅之治”；“绅权太重，官吏久置于绅士之下”……
很多人以为的“绅权”、“绅士”、“压制官吏的绅权”，是地方上的优秀人物，站出来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
而现实中，往往是一群黄老爷。
好在，现在大顺在边疆、海外，确实拥有广袤的土地、几十亿亩的可耕种的荒地。
那么，谁能在这个冲击过程中，人为推动迁徙、推动移民、推动垦殖？
又如何保证在完成“地球范围意义上的‘均田’缓解压力”之前，不会出现激烈地自立情绪？
如澳洲、北美这些地方。既有矿、地又多，当地的豪强如果成长起来，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会不会觉得，这么好的地方应该是他们的，凭什么要以国有土地的形式，卖给后来的移民？
还有那些矿产，如果只有个千八百万人，坐拥那么大的矿山，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凭什么要把这些矿产的好处，分给世界上那三分之一多的人口，大家一起富庶？
于是，便不免得出一个诡异的结论：
大顺要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不得不让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可能需要他们来在这场大迁徙的经济力中唱主角。
但是，大顺又万万不能让资产阶级真正的掌权，或者说，真正地成为最纯粹的完全逐利的统治者，需要一股力量压制他们。而这个道理，往往被称作“重农抑商”。
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保证移民的最终完成，而不是在还未完成之前，那些移民区先闹出来西班牙二代、英国二代、法国二代的移民故事。
这股力量的真正核心，是小农经济瓦解过程中的激烈反抗。
这种激烈反抗，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选择稍微缓和的方式。
当然，也未必一定要出现过于激烈的反抗，才能明白。
因为，前人已经做过，以史为鉴，若是脑子清醒，就应该知道做出限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接受这一切，需要再重新“发现”一遍。
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好处，有足够可以“以史为鉴”的故事，只要别刻舟求剑就行。
小农经济的瓦解，基本上可以视作“男耕女织”模式的瓦解。
今后，瓦解的重点是“女织”。
可之前，也不是没发生过“男耕”的瓦解，有个词，叫兼并。
所以，可以视作，类似的事情，在之前是发生过的。是可以以史为鉴的，若是真的懂以史为鉴而不是搞成刻舟求剑的统治者，应该明白重点是控制这一切的过程，使之基本可控。
于是，又可以推出：大顺继续往前走，多半会出一个打着“小农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决小农困境的方案，但实际上真正的力量源泉和统治依仗是军队、金融资本、工业资本的人。
这里的主体，是大顺。
大顺要是继续往前走，大致如此。
而不是中国继续往前走，大致如此。
大顺若能继续往前走的最大的前提，是大顺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顺往前走这个事儿。因为大顺都没了，大顺怎么往前走？中国往前走，关大顺王朝鸟事？
而反过来。
如果这个皇帝不依靠金融资本、工业资本，那么大顺就没办法往前走，至少在修路、迁民的问题上。
如果这个皇帝不能打出“小农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决小农困境的方案，以及对资本进行适当的限制。那么，也就基本没有大顺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于是，这时候，如果想要继续逆练，那么逆练的三篇，前两篇是《雾月十八日》、《法国不动产抵押银行》，另一篇就该是《德国的革与反革》。
前两篇，逆练是学习召唤英灵、如何召唤、小农问题、小农国家农民宁可相信皇帝也绝不可能跟着资产阶级再来一次法革。以及如何用圣西门主义的实业思潮和银行做指挥棒的构想，将游资固定起来进行产业开发和快速工业发展。
而后一篇。
恩格斯说：
【……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
【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但当你问到反革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简言之，这就是句正确的屁话，没什么卵用的屁话。
【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而老马则在另一篇里说：
【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钝，说这些vilemultitude（可鄙的群氓），仿佛这些群众、群氓、愚钝的小农，把它出卖给皇帝了】
【然而，正是他们自己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
总之，逆练还是正练，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没有区别。
都要以阶级的视角、以恩格斯说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无非是，正练、逆练的区别，在于最后的【解决问题】。
好比说，烧水。
经过分析问题，你得出了一个结论，想把水烧开，你得加火。
于是，解决问题，正练、逆练的区别，就在于“你是想把水烧开呢”，还是“你不想让水烧开”呢？
你不想把水烧开，经过之前的分析问题，于是你选择把柴火撤了。
你想把水烧开，经过之前的分析问题，于是你选择继续加柴。
所以，在刘玉看来，李欗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小册基于现在现实的、此时大顺情况的、以大顺已经获得了一战胜利为背景的、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爆发式增长的、大顺是先发国家且没有帝国主义来侵略大顺的现实背景下的《大顺的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个首要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是谁。
写给李欗，那当然是逆练的。
要分析小农的心态、小农的困境源于什么。
要分析先发地区资产阶级的诉求，以及他们对于私有制和小地产私有制的态度。
要分析军功贵族们的心态，以及他们的利益。
要分析京城这样的消费城市、先发地区那样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城市、内地地区小农经济可能被冲击的旧生产者手工业区面对技术进步、变革、发展的不同心态。
由此，根据目的不同，区分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必须安抚的、谁是“我们”必须压制的……
最终，才能你阶级的视角，通过逆练，让李欗做好刘玉“安排”给他的任务：双重使命。
完成工业的快速发展，减轻转型之剧痛。
打破人民对于过去一切旧事物的迷信——这种对过去一切旧事物的迷信的打破，当然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发的、主动的、引导的，一场对旧事物的破除。
而第二种，则类似于拿三彻底破除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幻想；满清的扯犊子皇族内阁打破对帝制改良的最后幻想；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打破了那些封闭村落的农民对于无非换个统治者该交税交税该纳粮纳粮的幻想。
显然，李欗是第二种。
逆练的前提，是得会方法论，然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李欗显然又不具备这个本事。
在临行前，刘玉还需要送李欗一册《本朝现阶段各阶层之分析》。
当然，这本小册子需要在刘玉离开大顺朝廷且“从赤松子游”之后，并且确定李欗把之前说的刘玉要送他的一些“关于未来和工商业、以及解决人地问题、小农贫困”的小册子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才会有人把这本小册子送过去。
于是，后来，大顺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终章 九三年（一）
西历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一支穿着蓝衣戴着毡帽的军队，来到了密西西比河上的唯一一座瀑布的附近，他们是大顺皇帝身边的精锐孩儿军的一个营。
原本的历史上，这里会有一座城市，名为“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是当地土着语言里“水”的意思。波利斯，是希腊语中“城市”、“城邦”的意思。
不过，此时，瀑布两侧，分别伫立着两座不同的城市。
东边的那座，是法国人的城市，音译的话，很是诡异。
最开始的音译名，应该是“哈哈穆兰”。哈哈，是当地土着对“瀑布”的发音；穆兰，是法语里磨坊的意思。
但一些尴尬的原因，法国人显然对于“哈哈”这样的发音过敏，于是按照当地人对水的发音，称之为“明尼穆兰”，意思是水边的磨坊城。
河西边的那座城市，则是一座标准的大顺城邑。城市的名字，也充满了大顺的特色，直接叫新孟门。
孟门者，龙门之上口也，实为黄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有人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衡，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季魂。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最怒，鼓山若腾，濬波颓垒，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意译成简单的粗浅的白话，新孟门，意思就是靠近瀑布的一座城。
大顺是比较喜欢用“新”某某来命名城市的，这源于汉代遗留下的传统。史记载：太上皇崩栎阳宫。赦栎阳囚。更命丽邑曰新丰……新丰者，有别于沛丰邑之旧丰也。
总之，不管是大顺这边，还是法国这边，在河岸两侧的城市命名上，不约而同地都和瀑布扯上了关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此时正在世界各地展开。
只不过，蒸汽机只是一种动力，而既然是动力，那么水力、风力，都可以作为动力。
比起需要花钱烧煤的蒸汽机，这座密西西比河上唯一的瀑布带来的丰沛的水力势能和动能，是免费的。
于是，围绕着这座瀑布，河两岸的城市拔地而起。
水力的磨坊、锯木厂、以及上游优势的造船厂，使得这里迅速成为一座工业城市。
某种意义上讲，这里已经是大顺最遥远的东部边境。
如此的遥远，以至于如果即便真的爆发了战争，按说驻扎在京城的皇帝直属的孩儿军，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况且，虽然这里被称作城市，但是人口规模终究还是太小。一个营规模的士兵，对这里偏远的边境小城，终究还是太多了。
显然，他们并不是来打仗的。
准确来说，他们是来完成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奉皇帝之命，来此迎大顺兴国景武公刘玉的灵柩归国安葬。
既是连谥号都带了，那朝廷自是早就知道人死了。
纵然说，二十多年前，如今天子还是皇子的时候，兴国公挂印捐产，寄情山水，再不闻政事，或曰从赤松子游故事，似乎一下子消失在了朝堂。
但终究，皇帝要找的人，总能找到。不但找得到，而且连什么时候死的、每年都去了哪里，实际上皇帝都清清楚楚。
正因为找得到，或者说明知道身边就有皇帝的人，才能效从赤松子游故事。若是找不到……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
人一死，有时候便是好事。
比如此时的大顺，恰恰便需要这么把这么一个特殊的死人的尸骨迎回去，借逝去的人的口，说一些话，或是表达一些态度。
至于怎么死的、为什么死在这里，就是个很简单的故事：岁数大的老人，熘达到这来看瀑布，地上湿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人就没了。夫妻两人，老太太岁数大了，也经不起折腾，不可能带着丈夫尸骨叶落归根，便在这里住下，然后直到老去，合葬。
就这么简单，倒是真的既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戏剧化的故事。
至于说为什么要迎回尸骨，除了死人比活人有用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风水”的原因。
这里，要修铁路了。
纵然说，朝中很多大臣、昔日那场政变的从龙之臣中不少都是实学派出身，曾经多和兴国公打交道，颇知兴国公昔日的怪癖：好煤烟、好机器之震动，乃至于松苏地区的一些人为图结交，楚王好细腰之故事不断上演，弄得上等的传统园林非要特意弄个蒸汽提水机不伦不类。
众人心知，国公生前便有此癖，既已薨落，只怕葬在高处观铁路、水力工厂，亦是得偿所愿。
只不过，如今天子为行新政，托古改制而得大义。
既是托古，那么事死如事生这样的大事，总还是要按照古时传统来的好，多多少少讲点风水，以彰法古革新之义。
比起迁葬防火车震动墓穴这样似乎有些“奇葩”的事之外。
天子的托古之名改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比如眼下，已经开始利用密西西比河的这座瀑布切割木料、准备枕木、开始修筑的直达枫林湾的铁路。
因着托古事，大顺这边的路轨，取古意，车同轨之六尺轨，天下通用。
从扶桑，到日本，到朝鲜，到南洋，到印度，皆用此标准。
始皇帝之同轨，轨六尺。
而此尺用复古夏尺，经考据学考证，夏尺当为24.69公厘，是以大顺标准轨，六尺轨，为1481毫米。
公厘，倒不是舶来词，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大顺在一战之后主导的一次“方便国际贸易的度量衡会议”中，和各战胜国、战败国，一起商量的。
既不好用大顺的尺、也不好用法国的尺、自更不好用英国的尺。大顺当时又没能力做真正的世界天子。
于是最后一商量，那就用地球吧。
取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为一公尺。
确定了公尺，然后便以公尺为单位、以水为准绳，又定下了重量等等世界公用的度量衡单位。
以便于世界各国之沟通、贸易、交易、金银兑换、货币汇率等一系列业务。
只不过，此时在河的对面，法国人的领土上，法国人也正在修铁路，但他们拒绝使用大顺的六尺轨。
名义上的理由，是大顺作为国家公制单位的主导国、发起国之一，自己却不使用公制单位，而是采取复古政策用了六尺轨。
那么，法国拒绝采用六尺轨，因为这涉及到法兰西的荣誉、国家尊严、和历史传承，以及东方的文化入侵等等。
于是，法国用的是非常奇葩的“公尺轨”。
即，1000毫米的窄轨。
当然，明面上，理由是大顺用本国历史的古尺单位，如果法国用了，那就意味着法国在文化上受到了大顺的入侵。如果用大家都商量好的、以“中立”的地球的子午线长度确定的公制单位，那么才不算文化入侵云云。
实则，是大顺在扶桑这些年恐怖至极的移民速度，使得法国心知肚明：修夏六尺标准轨，以后可是为大顺夺地大开方便之门；可他妈的不修还不行，不修的话，人更少，更守不住。
于是，打着抵御大顺文化入侵的旗号，法国选择用了公尺轨，以避免将来大顺运兵的火车，连车头车厢都不用换，一路开到蒙特列尔和魁北克。
两边为这件事，打了不少的嘴炮，也动用了不少的外交途径，最后也就这样了。
这事儿一定下来，欧洲和大顺这边的资本，蜂拥而至，冲到这座因为瀑布水力势能动能而兴起的城市，开始大量投资。
傻子都知道，这座需要换轨、仓储、卸运的城市，会发展起来。日后怕不是要寸土寸金。
人一多，地就要被圈占囤积。
这，也是个迁灵柩的理由：随着城市即将到来的发展，那墓总不能平了吧？
平了的话，人们难免滴咕，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兴国公远走？如今天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干大事的？
不平的话，更不好看。倒不是说朝廷出不起这钱，按照配享太庙的规格给修个大墓。而是说，修起来后，滴咕的声音只怕更多：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兴国公的墓会在这？皇帝怎么不给迁回去？是不是当初有什么事啊？
再一个，便是这些年，扶桑这边的自立意识，越发明显。
大顺依旧采取严格的国有土地售卖制度，确保方便移民，而不得私人随意圈占土地，这使得扶桑这边的第一代移民、逐渐成长起来的地方豪强，对朝廷管控非常不满。
既要自立，就不免也需要召唤英灵。到时候，万一这边的豪强什么的，说刘玉是开扶桑第一人云云，以此为名头直接搞一些烂七八糟的事，也着实恶心。
是以，诸多因素的叠加下，这件事终究要办。
只不过，因着铁路还并未修通，所以，回去的路线，并不是往西走，翻越西海岸的山脉，乘船从太平洋回去。
而是往东走，经五大湖，走毛皮海湾，停欧洲，经好望角，过印度，穿南洋，走这条经典海运路线。
终章 九三年（二）
当然，对于大顺的这个很重大的官方活动来说，山川险阻不方便运输，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最多只是一个加上去的理由。
事实上，这一次要从大西洋走经典东西方贸易航线回国，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借助刘玉的尸骨和附着在这些尸骨上的理论，开展和欧洲的外交活动。
对大顺而言，至关重要的欧洲市场正处在一场激烈的变革前夕。
一场对大顺的贸易体系而言的巨大阴云，正在欧洲弥漫。
而这场弥漫的阴云，又和这一具即将启出来送归大顺的灵柩，息息相关。
瀑布的另一侧，在这边迎接的法国军队中，年轻的、二十岁出头的法兰西少校拿破仑·波拿巴，遥望着河对岸正在缓缓拉出的棺材，脱下了帽子。
只不过，致敬是短暂的。
短暂的致敬后，拿破仑戴好了自己的帽子，和身边的副官道：“中国人送来了重农主义、道法自然，和由此引出的自然秩序、自由贸易。但同样，他们也带来了面粉战争、暴动，和我们从未见过的、全国性的因为饥荒和粮食而导致的暴动——或者，革命。”
副官并没有对这种特别宏大的话题做出评判，或者说，并未考虑这些历史的进程，而是只谈到了拿破仑的自我奋斗。
“您不正是因为镇压了八十九年的面粉战争，才脱颖而出的吗？”
副官很准确地用了脱颖而出这个成语的法语正式翻译，88年的旱灾，直接导致了第二年的面粉战争。
他眼前这位年轻的、已经崭露头角的科西嘉人，正是因为在面粉战争中，果断地采取了谁也没想到的镇压方式，一举成名。
拿破仑点了点头，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污点。
“是的。但是，中国人在传播重农主义的时候，却故意忽视了‘重农轻商’、‘囤货居奇’这两个词汇。”
“同样的，他们在传播自由贸易的时候，有意地忽视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大运河，和漕米——中央政府所掌握的、非金银货币的、真正的物资。”
“杜尔哥，完全忽视了商人的利欲熏心。他以为，自由贸易，会带来一切美好。但也正是因为他的自由贸易政策，直接导致了76年和88年的两次粮食大混乱。”
“他忽视了一件事。在法国，国家应该是市场发展的工具。对于粮食，在搞自由贸易之前，政府一定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和运输能力。”
“杜尔哥从中国人那里学来了国内统一市场，却没有学到他们的大运河、常平仓，以及我们还缺乏一场‘盐铁之议’。”
当然，这，是这个时空的故事。
另一个时空里，或者说原本的历史里，88年的事，以及杜尔哥之前的自由贸易改革，到这一年，已经到了不得不把国王脑袋剁了的地步了。
历史上，这位被老马盛赞是“在封建的法国，披着封建主义的皮，实行了法革后的激进制度”的杜尔哥，在古典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他的代表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反思》，是《国富论》的萌芽。
而后世，很少有人知道，他这篇文章，源于两个“中国留学生”的问答：高雷思、杨德旺。
杜尔哥的这篇代表作，历史上是以【问答】的形式。
或者说，用中国人更为容易明白的词汇，使用【问对】的形式，实际上是以一种……怎么说呢，翻译问题带来的挺别扭的【彷古】的形式，写的这篇文章。
问对，是一种非常【彷古】的文体形式。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晏子》、《管子》、《墨子》、甚至《论语》中，很多都有这种【问对文体】。
啥叫问对文体？
某问：XXXX。
对曰：XXXX。
这，就是问对体。
简单来说，杜尔哥的这篇代表作，是以高雷思、杨德旺这两个“耶稣会的公派中国留法学生”问问题、他来回答的形式，写成的。
即：
高雷思第一问：均田可乎？
杜尔哥对曰：【不可。如果把土地这样平均地分给一个国家所有的居民，使他们每一个人恰好拥有维持他们自己生活所必须的土地，而毫无多余】
【那么，显然，既然大家都处在同等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愿意为别人工作。同时，任何人手里也不会保有可以用来偿付别人劳动的东西……】
杨德旺第二问：均田古有之乎？
杜尔哥对曰：【这种假定情况，从来也不会存在。因为土地在没有被分配之前，早已经被人耕种了】
【这种耕种，即垦殖劳作，其本身就是分配土地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法律基础……】
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形式，一共101个问对，详细阐述了重农主义、道法自然、自然秩序这些东西。
或者说，用老马的话讲，是【重农主义中更激进的头脑，尤其是杜尔哥，完全蔑视了这个外观（即连封建主义的皮都不披了），杜尔哥把重农主义体系，当做渗透入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论述】
历史上，杜尔哥75年成为法国财政大臣，以重农主义为思路，进行改革。
然而，第二年，就出事了。
重农主义的精髓，是道法自然，亦即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
然后，显然，法国的历史太短了，杜尔哥只是理解了什么叫自由贸易，却如此时的拿破仑所言，完全不理解什么叫重农轻商、囤货居奇、平粜平籴、盐铁之论这些争了快两千的东西。
第二年，玩崩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在杜尔哥改革之前，存在一个真正的法国吗？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经济层面，哪有法国？法国在哪？
实际上，当时的法国，是一个个分散的、区域的市场——这和中国不一样，大运河废掉之前，再怎么样，漕米得征，用来保证华北地区的粮价。
历史上，杜尔哥的改革非常“激进”——这是相对于法国来说了。
取消了各个地区的区域性的市场、取消了各地的交易限制，试图构建国内统一市场。
先开刀的，就是粮食。
把区域性市场打破，拿粮食开刀——理论上啊，理论上，统一市场一形成，国内谷物自由贸易、取缔区域性的管控，那么粮食肯定会趋于平缓。这里粮价高了，自然会有商人往这边运粮食平抑粮价，无形之手嘛。
但现实……是残酷的。
75年改革。
76年就直接让杜尔哥傻眼了。
商人们选择囤货居奇，抬高粮价，资本入场操控粮价，而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道法自然，无形之手一调控，粮价趋于平稳，贵的地方立刻就会有低价粮进来……
不是的。
而是法国全国彻底乱套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大概是这么回事，经济学这玩意儿别弄那个玄妙的词汇，其实挺好理解的。
大概是这么回事。
原本吧，并不存在一个名为“法兰西”的全国统一市场，尤其是粮食。
而是在法国这个地理概念上，存在着甲、乙、丙、丁等等几个区域性的市场。
甲地饥荒了……用中国这边的话讲，叫：河西荒，则移其粮于河西。
甲地的饥荒，不会影响到乙地；丙地的缺粮和粮价上涨，也不会影响到丁地。
而随着杜尔哥的改革，过分地相信、或者说，连粮食这种东西，都敢相信无形之手、自由放任，那真是嫌命长了。
【在杜尔哥的法令之前，每个地区都面临着自己的短缺，因此一些地区会遭受真正的饥荒，而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幸免于难，并通过国家保证的稳定价格供应（王室或者叫中央政府的干预本来是被要求的，毫无疑问是可以获得的，以确保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供应，从而减轻饥荒最严重的影响）】
【然而，随着杜尔哥的自由贸易改革，谷物所有者开始通过储存谷物进行投机】
【而且，在努力垄断市场时，还倾向于在收成良好的地区集体购买，以便在利润可能更大的歉收地区出售，导致全国范围内的价格大幅上涨和短缺（丰收地区的粮食减少导致那里的价格上涨）】
简言之，这导致了一个法国之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即：不再是区域性的粮食危机，而是因为各种管控的取消，粮食短缺很快造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危机。然后，这种全国性的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危机。
这是法国从未经历过的：卧槽，这什么情况？没见过啊。这怎么甲地缺粮，会导致全国性的混乱？
再比如说。
丁地，其实不缺粮。
但是，资本集体去丁地购买粮食囤积，导致丁地粮价上涨。
那么，丁地的人，尤其是需要买粮食吃的人，会干什么？显然，会去砸粮店、砸商铺、砸仓库啊：我们这的粮价，都让你们这群人给弄高了！
应该说，历史上，到这一刻，杜尔哥才清醒过来。
但是，晚了。
法国有没有粮食？
有。
海外粮食不缺。
但是，中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运力？
没有。
这么说吧，可以说，杜尔哥的改革，有点类似于大顺太子在湖北的改革闹出的“米禁”闹剧：大顺有没有粮食？有，南洋、东北、虾夷、扶桑，粮食有的是。大顺有没有足够的运力，能在一个月内把粮食运到湖北，暴草那些粮食投机商？
没能力。
杜尔哥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第一年改革。
第二年就明白过来了：卧槽，不能全搞道法自然那一套啊，还是得国家管控一些生活必需品啊，粮食这玩意儿不是别的，要出大事啊。
当时吧，路易十六刚上台。
谁刚上台就彻底摆烂？谁还不刚上台，就琢磨着干点事？
所以，路易十六当时还给杜尔哥写了封信：【先生，朕收到了你的信件。很高兴，物流问题解决了，桥修好了：其实，我们应该预料到，改革会让乡村出现种种不良现象，但仍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信，是5月6号写的。
5月8号，就立刻出台了国家调控政策：【把廉价谷物，运送到不同地方，会给运送者提供不同的奖金。尤其是阿尔萨斯、洛林和三主教辖区，这些谷物价格飞昂的地方，将支付补助金：每担小麦15苏的补助金、每担黑麦12苏的补助金……】
想法，是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你可知道，大明为了解决边疆战争的粮食问题，给的是什么补助？
盐啊！开中法啊！
你他妈的每担小麦就给15苏的补助金，哪个商人会去干？
等着杜尔哥反应过来后，发现这么搞不行，得靠中央政府直接调控物价的时候，已经晚了！
简言之，孩子死了，来奶了。
杜尔哥考虑到要解决物流问题、要解决运输问题、要解决公路问题，把这些都解决了之后，才能搞自由贸易。可问题是，路、桥、物流、地方保护、贵族势力，这些东西，是你出个政策一点就能完成的？
再者，你法兰西有常平仓吗？有平籴库吗？有漕米吗？有漕运总督衙门吗？中央政府手里捏着多少运输能力？
吊毛没有，你凭什么平抑物价？
就凭你受儒家影响的【道德经济主义】？
当然，从政治上来看这件事，杜尔哥失败也是必然的。
简单来说，杜尔哥，想当李悝、吴起、商鞅、桑弘羊、姚崇、王安石、张居正……
你谁呀？
你能把这些人花了两千年走完的路，在几年之内走完？
再一个，这些人的背后，站着的都是谁？皇权已经强化到什么程度了？
路易十六是那块料吗？
构建国内的统一市场，不只是个经济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你法兰西当然是有这个本事的，历史上93年不是演示过了吗？巴黎征服整个法兰西。
但是，你路易十六，有这个本事吗？凡尔赛宫，征服整个法兰西？你谁呀？你的权力从哪来的？你有科举制吗？你搞死贵族了吗？你开阡陌破井田了吗？你有黄巢帮你天街一踏吗？你有钱吗？你有真正完全吃皇粮的军队吗？
你吊毛没有，你就是个各地大贵族、旧势力的玩偶，你凭什么改革？
你有科举制的选拔体系、一整套的文官官僚系统、郡县制度吗？连这个都没有，还想以加强君权的方式动贵族势力？疯了吧你。你知道大顺走到今天，从郑庄公射周天子开始，到商鞅变法，再到后续种种，走了多少年？除了皇权、贵族，世家，寒门，小农之外，还有多少百姓出身的真正英豪用最暴力的手段，把很多东西扫进了垃圾堆？
终章 九三年（三）
用中国这边更容易理解的话，历史上杜尔哥的改革到底是啥玩意？
一：募役法。法国倒是没有黄河要修，但是之前说过了，法国要修公路，靠的是徭役，杜尔哥要出募役法，以钱代役。
二：取消士绅优待。法国当然有士绅优待，只不过人家不叫百万生员，叫十万贵族。
三：取消商税，一切税赋自土地出，清查田亩。
四：废除行会。法国的行会，和中国这边是不同的，是有封建法支持的，是有法理的，也是行会能直接给财政大臣抗议要求告戒东印度公司，别他妈再从东方进口漆器丝绸了。
只能说，历史上的杜尔哥，就是在作死。
因为，想做这一切，得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帝制存在的情况下，也即可以意味着，加强君权。
这一切改革，都是寄托在君权上的。
但是，法国和中国有个极大的不同。
从商鞅开始，两千年，才有了把改革寄托在中央政府之上的基础。
即便如此，刘玉之前还是花了三十多年，搞出来一个新的政治势力；而这之前，还有连续两千多年的各种变法、改革、科举、官制，一直到大顺开国之初留下的制衡体系。
法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加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就得先死。
敢这么干，贵族能把国王的屎，打出来。之前路易十五搞的财政议论，巴黎高等法院极力反对清查田亩，用的理由，是违反了法国的宪正、自由——国王清查田亩，是对贵族的自由的侵犯，是违犯法兰西传统宪正的。
杜尔哥的改革，造就了一个法兰西之前从未遇到的情况：全国性的危机、混乱。
不再是原本的区域性的危机、混乱、饥荒等等。
要注意，在此时，尤其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中央集权，有时候是通过加强君权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加强中央集权、打破区域分割，意味着对贵族势力的挑战。
杜尔哥的谷物改革，对不对？
对。
打破了过去的封建区域，为法国的全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经济意义上为法兰西这个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问题在于，你这么搞，你得准备好啊。
啥也没准备，你就敢这么搞？
你粮库准备了吗？
漕米准备了吗？
常平仓准备了吗？
平籴库准备了吗？
漕运总督准备了吗？
配套政策准备了吗？
新的官员选拔方法准备了吗？
啥都没准备，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要粮没粮，你就敢搞谷物全国自由贸易……
你这哪是改革？
你这是作死啊。
自由贸易不是不对，长久看，囤积居奇也不可能囤好几年，总会降价。
可问题是，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人，而不是人成为经济学的要素。
人不吃饭，是要死的；人在无形之手的调控期，是要造反的，你得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啊。
经济学是经济学。
现实是现实啊。现实里，你得考虑人吃饭拉屎睡觉穿衣服的事，有些事，比如吃饭，不能等个三五年等到自行调节，等不起。
杜尔哥，或者说，法国重农学派，其学说的精髓，就三点：
无为而治。
另一种翻译方法，叫自然秩序，亦即理想化的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小康盛世。
另一种翻译方法，叫幸福主义。
平均主义……这个倒是不必另一种翻译方法了。
老马说，杜尔哥是在为法革探路。
的确如此。
93年的风暴，7月的土地法令，以及后续的直到拿三以小农皇帝的身份上位，就是这一切的演化必然。
当然，这是原本的历史。
而现在，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了。
杜尔哥的改革，在这个时空，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的。
伏尔泰历史上因杜尔哥被免职而发出的【我的内心永远也不能平静】的感叹，只是叹息了一半。
终究，是部分的成功，仍旧没有触动法国真正的土地问题。
一方面，因为当年大顺的参战，使得法国打赢了一战，财政问题没有那么大。
二来，大顺逼着英国取缔了保护主义，使得北美的农业发展大为加速，在75年灾荒的时候，法国手里既有钱，也有海外的廉价粮食。
三来，大顺这边给予了法国一定的支持。
治国理念、以史为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商人的逐利性等等这些问题。
因为大顺和法国的密切交流，使得杜尔哥并不是从高雷思、杨德旺这俩半吊子水平的留学生嘴里得到了大顺的政治运行情况。
这些东西，说真的，读书人、书生，真的未必能理解，或者说理解的过于理想了。
但是，杜尔哥的改革，扛过了75年，终究还是没有扛过88年的那场大旱灾。
可谓是“昨日重现”了。
粮食奇缺、囤积居奇、底层暴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很快演化成了法国之前几乎没法理解的“全国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国终究还是欠缺了一段漫长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也确实很难理解，什么叫全国性的问题，而不再是地方的、教区的、某块封地的区域性问题。
某种程度上讲，法国的运气“挺差”的，刚搞了点国内统一市场、自由贸易的改革，就经历了一场“小冰期”气候——1783年的冰岛拉基火山喷发，持续性地影响了欧洲持续十年的气候、粮食收获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伴随着法国对于“国家”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长久的真正的内部市场统一的经验，使得在应对囤积居奇、垄断投机、必需品操控物价等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应对手段。
而另一重因素，则是因为东西方的交流、哥伦布美洲物种交换、大顺这边刘玉搞了牛痘天花、东方农业技术传入欧洲等等因素。
使得法国人口从1700年的2000万不到，暴增到此时的2900万。
这也使得法国出现了非常着名的【饥荒阴谋】：
人口暴增。
火山喷发导致气温变冷。
再加上杜尔哥在这个时候，出台了自由贸易政策，并且胆肥到上来就敢拿粮食搞自由贸易。
于是，整个法国，全都懵了。
封建，是有封建道德的，是有一整套体系的。
资本主义，是有资本主义的道德的。
封建道德下，这个地区的粮食不够吃，是不准运走的。
而资本主义道德下，或者自由贸易的道德下，市场的自由使投机者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将以更多价格出售粮食的国家出口粮食，即使这意味着该国没有足够的粮食。
【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美德，取代了旧国家的道德义务】
在旧制度时期，谷物是农民饮食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王与其人民之间关系的核心。因此，国王及其政府有责任规范粮食贸易，确保国家和地方的供需平衡。
法国之前，有一整套复杂的、具备管控的、强制的，面包商法令细则。用来维系基本的面包价格。
然而，十八世纪见证了自由的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将国家的经济角色掌握在市场手中的愿望。重农主义者在取消价格管制和取消贸易特权方面的理论希望是激活竞争，降低谷物价格并改善其分配。
但是，这种转换如此之快，使得很多人不适应。
不是说，自由贸易不好、资本主义不好。
而是说，封建社会上千年、几百年，以史为鉴，一点点把各种遇到的问题给修补了。
可以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但是，上千年、数百年的修修补补，最起码在面包价格问题上，是有一整套应对方式的。虽然不怎么强，甚至治标不治本，但是最起码有这个玩意儿。
而杜尔哥搞这种改革，对可能发生的事，毫无经验，完全没法“以史为鉴”，更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修修补补、使之完善运行。
历史，是阶级的斗争的历史。
封建社会的斗争，造就了封建社会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缓和矛盾。
新时代的斗争，也自然会造就新时代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缓和矛盾。
历史，本来就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不是说，念了个经，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有问题，斗争。
能解决，证明还没到死的时候。
有问题，斗争。
解决不了，旧框架解决不了，那也证明旧时代完犊子了。
但是，新时代，并不是说，一个政策一点，刷的一下，旧的问题都解决了、什么都好了。
不是的。
而是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
于是，面对改革，尤其是粮食可以自由售卖、跨省交易不再受限制后。
【饥荒阴谋】也就应运而生：什么他妈的改革。社会各阶层，包括穷人、警察和政府成员，都认为，对谷物和面粉的新贸易自由法，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满足利益集团的议程，希望赚更多的钱。
这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只不过，处在新旧时代之交，很多人把问题理解成为了简单的、方便理解的、画出来好人坏人的“阴谋论”而已。
不了解这一点，也就不会明白，为什么93年风暴来临的时候，对于“打击投机商、限定最高价格”这件事，激进派如此的热衷，如此的激进，甚至被称作“疯人派”。因为，他们真的被投机商、囤货居奇的商人，祸害过。
不经人苦，莫劝人善。
甚至于，阴谋论说，奥尔良公爵，都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在88年，进行过小麦的投机性购买，因为他要制造混乱，搞死路易十六，他是顺位继承人。
而刨除阴谋论，在88年大灾的背景下，英国银行和小皮特首相，确确实实直接出手，买了一大堆的法国粮食。
这种大灾下，居然还能继续投机，那只能说，之后的事，死得其所、求仁得仁。
当然，这也是在这个时空，【重农轻商】这个成语，迅速流入法国，并且很快有了规范翻译的一个原因。
大顺对法国提出过建议。
要改革，可以。
但是，要有配套的东西，取代原本复杂而又向西的面包商细则。
最起码，你得把粮价稳定住——法国人问大顺的人，你们怎么知道这些的？大顺这边的人告诉法国人，他妈的我们原来就是造反出身的，我们是建立在明末大灾基础上的帝国，你问我们怎么知道的？
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了平抑粮价，地方官连江南出现灾荒，吃不惯小麦告诉朝廷要征集大米而不能征调小麦平抑粮价这种事，都考虑过？
于是，在这个时空，88年的灾荒，爆发了一场波及了全法国的混乱。但是，改革派迅速给镇压下去了，一些年轻的军官也通过对面粉战争的镇压，脱颖而出。
再加上，北美被大顺逼着搞自由贸易，大顺蒸汽机和铁路技术的发展造就的法国的早期铁路运输途径的改善等等，使得法国的风波暂时被压下去了。
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因为，在这里，还有个特别的因素，那就是大顺对法国的资助。
不是为了帮助法国。
而是为了捍卫“自由贸易”体系。
现在，整个欧洲都在觉醒，都在思考自由贸易这件事，对本国工业产业的压制，以及整个欧洲的白银外流情况的惊人。
而法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恰恰又是建立在“重农学派”上的，又恰恰是和大顺这边关系最大的一个理论。
如果说，这套理论，连粮食问题都不能解决。
那么，在大顺的自由贸易体系疯狂压制欧洲产业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的背景下，对大顺而言至关重要的欧洲市场，就要及及可危。
于是，才有了88年的面粉战争爆发后，大顺这边立刻帮助法国运去了不少北美的粮食，帮助稳定物价。
不是因为所谓的“君主制”同盟，而是为了维护大顺至关重要的欧洲市场，以及欧洲市场背后的“自由贸易”、“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支持者。
大顺，现在是喜欢欧洲的那些买办、投机商、金融家的。而对小农、手工业者、欧洲本土的工业资本，那是相当膈应的。
但现在，“阴云”正在整个欧洲弥漫。各国的农民、手工业者、民族工业资本，正在试图挣脱这个“枷锁”。
而大顺，并没有力量，直接入侵欧洲、维护这套贸易体系。
因为，在印度打，大顺能把欧洲打出屎来；但去欧洲打，欧洲能把大顺这点投送能力打出屎来。
所以，作为“重农学派”、“东学西渐”的样板，法国，才能扛到今天。
大顺实学派，其实不认重农学派，他们其实否认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而是认可劳动价值的。两边其实是有根本分歧的，但在这个新旧时代之交、农业还是法国主要产业的时候，这种分歧倒是可以蒙混忽略的。
关键是，大顺要欧洲的市场，又不可能暴力解决直接入侵，那就必须要扶个样板，抗住愈演愈烈的欧洲民族资本的觉醒。要是连粮食都出问题，刘玉之前在欧洲鼓吹的自由贸易，就会大打折扣。
而法国的重农学派，本身就和大顺这边理不清的关系。你说没关系，那是没用的，大家都觉得有关系，那就真有关系。真要是出事了，那就直接可以被扣一个“收了中国人的钱”的大帽子了。
终章 九三年（四）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启蒙运动里的重农学派，你要搞自由贸易，你就搞自由贸易。结果偏偏打着“中国的经验”的旗号来说事，弄出来一大堆的麻烦。当然，这里面也有大顺这边推波助澜的结果，事物总是两面的嘛，哪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
其实原本历史上，当初67年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出过一次粮食危机了，那时候好像还是舒瓦瑟尔执政的时候，他是倾向启蒙运动和重农主义的。
结果，出饥荒的时候，重农学派的普遍态度，是“不管”、“无为”，要依靠自然秩序来恢复，不要任何的国家干涉。
所谓：
【1768年，当法国在近乎饥荒中崩溃时，重农主义者仍然呼吁“不采取行动”，喃喃自语他们的自然秩序，和魁奈的东方智慧】
出了事之后，很多启蒙派里，包括说国外的，甚至于意大利那边的启蒙运动领袖人物加利亚尼，迅速和他们做了切割。
这也太吓人了。
别的玩意儿，自然秩序自发调节也就罢了，粮食你居然也敢这么说，确实过于吓人了。
别的玩意儿，比方说棉布，搞不搞自由贸易，法国还有麻布和呢绒穿、搞得话呢最多也就是麻纺织和呢绒纺织失业。最后调节调节，也不是不行。
粮食这玩意儿不一样啊。历史上，68年的那场粮食危机，和重农学派的态度，真的直接助长了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复兴。
重农学派不是说种地的学派，不是后来的农学院、育种专业、农业专业……不是的。
而是说，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工业什么的都只是把土地里的东西加工一下换个模样根本不产生价值。所以，税收就从土地里出，工商业根本别收税，最后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秩序”，靠无形之手来调节一切。
既然说，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那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在无私地提高土地拥有者的财富和利润，所以工商业资本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土地所有者，也即地主贵族的。
所以说，管他们干什么呀？压根不用管他们，让他们自发无序成长就是了。
说的再明白点。
重农学派，推出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推出无形之手，无形之手推出自由贸易。
所以，历史上，68年、75年，两次粮食危机的时候，重农学派主流的态度都是“不管”，“不干涉”、“不采取行动”，靠自然秩序自己调节。
杜尔哥实质上终究受法国传统的影响，在76年上了25000多军队镇压面粉混乱、打击投机商、国家调拨粮食调控、给缺粮地区以运粮补贴的时候，是“背叛”或者“修正”了重农主义的。
当然，其实，大顺这边也挺崩溃的。
谁谁他妈的跟你说的，无为而治，无为是这么个意思？谁跟你说，道法自然，就是要全靠自然秩序，等着粮价自己恢复毫不干涉？
可能，后世很多人想象不到。
历史上，在18世纪中后期，也即法革之前法国“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之间疯狂左右横跳的时候，法国人嘴里的“中国经验”，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依靠自然秩序、和没有工商税只收土地税。
而67年的事，也确实让重农学派很丢分。
到了75年，杜尔哥改革，历史上直接搞出来了面粉战争、囤货居奇、粮价暴涨的时候，已然注定了如果不法革，则法国肯定要在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之间来回横跳了。
重农学派带着中国经验的名号，在那推自然秩序和无形之手、自由贸易，弄得大顺这边相当的被动。
再加上法国这边盛传的【饥荒阴谋】的阴谋论，配上大顺这边鼓吹的自由贸易，以及大顺作为“异教徒”以及强烈的反基督倾向和政策……
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猜到，会产生什么样的阴谋论，以及会激发如何强大的遍布整个欧洲的反大顺的情绪。
这很正常。
本来嘛，历史上【饥荒阴谋】就是个法国着名的大屎盆子。是转型期旧时代的农民和底层，无法适应资本主义道德的反动——这里的反动，和剥削一样，不具备任何道德色彩，只是描绘社会意识或者生产关系。
什么叫理想状态下的资本主义道德？巴黎缺粮，但是阿姆斯特丹粮价更贵，那我一个法国省的粮食，谁出钱多就给谁，凭啥因为我是法国人就得先卖给巴黎？当地的百姓觉得粮食都往外运，导致本地粮价高了，去砸仓库、砸马车、砸面包店，你们这群vilemultitude，可鄙的群氓，懂不懂什么叫自由贸易啊？什么叫私有制啊？什么叫市场啊？
什么叫【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美德，取代了旧国家的道德义务】啊？
如今，这个大屎盆子，更是和大顺这边绑的这么紧密，那真是黄泥巴掉裤裆，是屎不是屎你都说不清楚了。
法国重农学派、意大利伦巴第改革派、英国自由贸易派，这几个启蒙运动中的经济派别，他们整体上都倾向于自然秩序。
即：作为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的，自然的秩序。
亦即，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型。
这种模型，很快就在法国、意大利等，遭到了反对、修正，激发了极大的反弹。
包括说，历史上支持自然秩序的意大利的那几个启蒙运动旗手，加利亚尼、博德罗·维利等人，历史上都在这场思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一个国家不能在没有另一个国家失败的情况下受益】。
后世，把这个说法，叫零和博弈。
意大利的自然秩序派，很快就对原教旨的重农主义做出了修正，因为加利亚尼发现：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是他妈的现在世界连成一片了，意大利边境产粮区更喜欢把粮食运到国外，也导致了意大利的饥荒。
历史上，加利亚尼率先对重农学派的理论做出了修正：国家应该适当干涉，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应该禁止出口。而且，应该先完成国内的粮食贸易自由流通，然后再琢磨出口。
然而，很显然，这种修正后的“半吊子”的理论，按照欧洲这边的信仰魔怔程度，很快就遭到了攻击——自然秩序不彻底，就是彻底不自然秩序。
正统重农学派，先开始喷意大利启蒙派，你们懂什么叫自然秩序吗？懂什么叫人不应该设计秩序，而应该让秩序成为人行为的结果吗？
法国内部的科尔贝尔派，自然大喜过望。他们喷完了本国的重农学派，立刻向意大利的启蒙派开炮，雅克·内克尔，喷完了杜尔哥后，又冲着加利亚尼一通喷。
这里面，有点像是盐铁之论时候的争论：国家到底要不要干涉经济？干涉的话，哪些要干涉、哪些不干涉、哪些应该完全放任？钱是否可以由私人铸？盐是否可以私人搞？粮食之类的东西，是否应该调控，亦或者依靠自然秩序自发调节？
而法国的政治格局，有是和大顺这边不同的。
理论上说，大顺这边，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朝廷通过漕米、赈灾等手段，要控制粮食价格的；而且，至少在刘玉改革之前，大顺按照传统的路子走，对外出口管制也很严格：大米、战马、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出口的。
问题在于，法国没有一个科举制的官僚集团，也没有郡县制，更没有一个真正的朝廷。
这就使得，法国其实很难学大顺。至少现在学不了，法革之后搞一搞，还有可能，但现在肯定不行。
要么，自由贸易。
要么，重商主义。
就真的没办法全靠自己搞成一个混合态。
法国有君主，但无政府官僚体系；有内朝，但无外朝；有官员，但无考试制度。
政治构建上，缺了点东西。
缺的这点东西，非常关键。
缺的这点东西，就是大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到拿三那一步的经济改革；而法国旧制度下，只能在重农主义和科尔贝尔主义之间，左右横跳，无法弄出稳定的中间态。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事也很好理解。
重农学派的改革，依仗的是君权，或者叫中央集权以君权的形式表现。
是以，想要改革成功，就要加强集权。
而法国的君权，和大顺这边的皇权，还不一样。
法国的君权，是依托于贵族旧制度的。
而要改革，就要损害贵族利益。
这事，或者通过激进的革命，大西王附体，杀杀杀杀杀杀杀，把旧贵族杀个干净顺带把国王也弄死，搞个不需要君主这个形式的中央集权，塑造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的法兰西。
要退回旧制度？杀。
要搞最高限价？杀。
反对最高限价？杀。
不分地？杀。
分地？杀。
重农主义自然秩序？杀。
科尔贝尔国家管控？杀。
保王党？杀。
立宪派？杀。
温和共和？杀。
激进共和？杀。
空想社？杀。
杀到最后，把两边极端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都杀没了，只剩下老葛朗台那样的了，也就稳定了。
地的原主基本都被杀没了，除了小农分到了点地，大部分土地是被拍卖的。既是卖，总得有人买不是。
上面是一大群老葛朗台；下面是一群迷迷湖湖的只能寄希望于凯撒的小农。
要么，就和大顺这边一样，有先人的遗产：有商鞅变法、有法家集权郡县、有黄巢屠世族、有科举、有印刷术和纸张打破文化垄断……
当然，这两件事，也基本可以看成一件事。
只不过，大顺这边花了千百年，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抗争、改革、政变等等，最终走完了。
而法国这边，在短短几十年内，把这一切走完，注定了只能是杀杀杀杀杀。
大顺这边的葛朗台，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是和土地私有制绑定的——我不管谁当皇帝，谁保护私有制、谁承认地契、谁能带来秩序，我就支持谁。
所以，复古者、死；均田者、死；王田者、死；井田者，死；退回分封者，死；天朝田亩者，死……
而法国这边，不过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一切还不稳定，还需要有个人来守护这一切新的东西、守护葛朗台们从旧贵族手里拿到的地产、守护私有制、守护新秩序。
谁来守护？拿破仑。拿破仑没了怎么办？找个像拿破仑的。
拿破仑守护的是什么？守护的，是私有制，也即在法革中拿到了利益的那群人的利益，他们需要用把这些东西，变成“神圣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否则的话，贵族复辟，往回要咋办？
比如说，老葛朗台的葡萄园，低价买的，属于被抄没的贵族产业。那万一贵族回来要咋办？
经书要念私有制神圣。花钱买的，就是我的，你甭管我买的时候是不是贿赂了、是不是用阴暗手段了，那没有用。因为这是道德问题，不涉及到私有制最高神圣权。
但念经也念不死贵族。
葛朗台虽然发财了，但是钱多人少啊。
没人，那这不得找小农帮忙？
一方面，靠念经，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
一方面，念经是念不死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需要一个战神：来要地的贵族，干死；外国干涉，干死；教会要地产，干死；国王的亲戚，干死。
毕竟，念经是需要时间的。
吟唱时间比较长，施法前摇得个二三十年吧，容易被打断。
所以，念经的时候，得有个人在外面挡住可能的打断，直到吟唱完成。这个人得贼能打。
等把私有制的神性已经念出来后，这不反手就变成老马说的【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了嘛。
所以，这也注定了，法国要出大事。
因为走到这一步了、生产力到了这一步了。
大顺这边，用数百上千年的例子告诉了欧洲和北美：到了亩产一百来斤、高炉铁技术、印刷术已定、土地有利可图的时候，明确的、土地排他性的、土地可交易的、私有制必须要确定下来了。
谁反对、谁就得死。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于你是先依靠第一种私有制拉人，先把私有制定下来，然后再用第二种私有制谋杀掉第一种私有制。
还是说跟英国似的，圈地运动的时候，既确定了私有制，又确定了第二种私有制，省略私有制下合法合理的慢慢兼并的过程。
那就各看本事了。
而旧秩序下的法国改革，肯定会搞成左右横跳的形式，要么激进到粮食贸易完全自由闹出全国性的饥荒；饥荒之后，重农学派肯定下去，换上科尔贝尔主义，反着再退回去。
毕竟，重农主义这一套，太激进了。
在法国，真行不通。英国那边，是靠杀、屠、宗教的迫害、润北美、对外扩张、贸易、重商主义、保护主义，顶过去了圈地的疼。
法国重农学派这套东西，激进的无以复加，以至于老马都感叹这套东西简直是在封建法国走当时最激进的资本主义。
你这么搞，别说贵族，先问问各地的贫民、小农、庞大的永佃权法理非自耕农、佃农、城市无套裤汉、买不起面包的、手工业者们，他们同意不同意。
大顺是可以承认重农主义这套东西的，但问题是大顺有之前的历代王朝、历代起义者，给解决了很多东西，使之达成了一个“基本完善的、符合亩产百十来斤和高炉铁生产力水平的、小地产私有制下”的稳态结构。
而且，大顺这边也确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国际粮食市场”。
法国的粮食能卖到阿姆斯特丹、卖到柏林，这都是国外；大顺的粮食，往国外哪里卖？卖粮价比大顺低得多的暹罗？还是卖还谷制下指望着卖粮食维系的朝鲜国？还是卖给有红河三角洲的安南？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大顺这边的“重农主义”，更倾向于意大利启蒙派嘴里的“重农主义”，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并且，因为运输的因素，和内陆条件的“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使得大顺以一种“不管控而管控”的状态，事实上保持了一个个“区域性的市场”——也即之前在松苏发展之后，之前太子在湖北的经济作物改革搞出来“米禁”的原因，他没有考虑到粮食的区域性市场，和大顺因为物流条件而导致的“假”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问题。
终章 九三年（五）
此外，还有个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大顺之前的改革、征伐等，实质上获取了从东北到日本再到南洋的粮食。
这就使得，大顺在先发地区的改革，遇到的情况，是“米贱伤农”，倒逼着地主转型。
而不是法国重农学派，搞出的“米贵大乱”，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全国性的混乱。
这俩，是自由贸易的一体两面。
本质上是一回事。
但区别挺大的。
前者，能压住。
刘玉就生生压住，米贱伤农就伤农，愣生生压死了粮价，极大地促进了松苏地区的工商业发展。
后者，压不住。
粮价低，最多不满。
粮价高，高到压根吃不起，那是要出大事的。
即便说，这两件事，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贸易。
但区别之大，只要理解“人不吃饭会死”这个道理，就能跳出纯粹的经济学，理解这两者的区别。
而且，还有一点。
法国周围……这么说吧，法国在周边，没有拿到工业，或者手工业的全面优势。
欧洲各国的手工业发展、城市化发展，促使粮价不断升高，也造就了法国的投机商不断折腾粮价的现状。
而大顺周围……手工业，或者说，工业，没一个能打的。
朝鲜不提，日本不提。南洋……南洋连针头线脑，在明末之后基本都是华人依靠本土生产垄断的。
唯一一个能和大顺掰掰手腕子的印度，奈何只是个地理概念。奥朗则布一死，大顺一战获胜，用老马说的【商业资本获得统治权后的劫夺制】，直接把印度的手工业搞废了。
这么说吧。
大顺内地的手工业，其实已经真的很强了，强到即便说改革之前鲁西北的纺织业，拿到1700年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水平。
而沿海先发地区的手工业和工业，因为原材料、运输、相对优势、粮价、人力成本等等因素，比内地的更强。
这就使得，大顺在改革后，在先发地区，当然是赞同自由贸易的，反正只要粮食不缺、粮价稳定、海军在手、南洋日本暹罗等皆在控制范围之内，能出啥事？并且，本身大顺之前就有非常传统的、悠久的、国家调控米价的经验。无非是原本靠运河，现在靠海运，这个区别倒是真不大。
如果说。
原本历史上，法国重农学派的那群人的改革，纯粹是“立个理想国”。
那么，此时，法国重农学派的这群人的改革，鉴于交流日深，理想国不那么好立了，纯就是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这些年，法国这边的启蒙学者、重农学派，在学大顺。
然而，他们压根不理解现在的大顺的君主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事实上，大顺现在皇帝，头顶上顶着两个皇冠。
一个，是内地地区的、传统的、小农经济科举制的圣天子。
这边的人口，大约3亿。
另一个，是先发两省、东北、南洋、日本、扶桑、朝鲜、印度等等这么大的疆域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守护者；新天朝体系的维系者；各国买办集团的圣天子；新的天下秩序内的“素封”者利益的守护人包括日本人、朝鲜人、爪哇人、印度人他们中的在新秩序中的得益者……
这边的人口，大约也是3亿。
这两顶皇冠合二为一的原因，就是妥协。
外面那顶皇冠，害怕内地把他们武力爆锤；而内里的那顶皇冠，害怕外部把他们金钱爆锤。
没错，全阶级的恩人、君父，必然需要从一个阶级的手里拿走什么，才能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外部那顶皇冠，靠的是朝鲜还谷制的凄惨；日本贡赋制的压榨；印度手工业的血泪；南洋种植园的鞭痕。
从刺刀和军舰，从外面拿到了东西，给了一群之前不存在、但现在已经成为一股强大力量的新阶层，喂饱了他们，稳住了他们想要把内地市场也吃掉的暂时性的饥饿感。
在李欗所谓的“新礼法”、“新天下体系”下。
他的民，可不只是大顺这边的人。
还包括这个新礼法、新天下体系、假自由贸易下的其余国家的底层。
他的臣，可不只是大顺这边的人。
还包括朝鲜国那些卖粮食的、日本那些开铜矿的、印度那些口岸城市买办的、荷兰这边压死欧洲制造业的、北美那边干死本国纺织业的……他们，都是所谓新的国际秩序下的“素封”之臣。
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的重农学派，其实也算。
毕竟，得靠他们，打败法国本土的科尔贝尔工业替代主义和工业保护主义。
奈何，他们搞的太激进了。
几次三番的法国“面粉战争”，太吓人了。
搞来搞去，愣是把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名声，在法国给搞臭了。
连带着【饥荒阴谋】，以及法国本土民族资本的生存被日益压缩，直接搞出来了欧洲的反大顺情绪。
这对大顺当然不是好事。
大顺对法国重农学派，那是寄予厚望的。
一方面，重农学派本身有很深的中国这边的文化印记。
不管是魁奈，还是杜尔哥，你说他们是“编造理想国”来“托东改制”也好，那本身也所为，因为就算是理想国加“托东改制”，这毕竟还有个理想国，毕竟还得托东。
这一点，又和法国启蒙运动中浓厚的“遥远的理想国，来促成本国政治上改革”的思路，融合在一起。
可以说，这是大顺这些年来在欧洲，最成功的一次文化入侵。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的这一套东西，也确确实实是大顺所需要的。并且，他们也是用“道法自然”、“自然秩序”这些东西，来构建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型的。
历史上，是英国打赢了七年战争、而杜尔哥的改革又失败，这才导致了《国富论》拿到了“自然秩序”或者说“无形之手”的圣经权。
强者，才配拿经。
而现在，显然，大顺这边是要抢无形之手、自由贸易的圣经权的。
这里，自然是要靠自然秩序、道法自然、无为这些东西来抢。
自由贸易，是需要技巧的。
现状就是，天兵到人家的地盘，去抢人家的关税，得被人打出屎来，投送能力不足。
那就只能靠扶植样板。
而且，这个样板，而不能是小国，必须得是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荷兰没用。因为人家荷兰原本就有黄金时代，富庶过，而且又小，本身就是个金融中心，这玩意儿也没说服力。
若是法国能够成功，那么大顺的新天下体系，就真的建起来了。
你看，人家法国搞了重农主义后，蒸蒸日上……这是什么样的样板？什么样的吸引力？
但问题，也就在这。
大顺这个天朝吧，怎么说呢，他知道一个道理。
那就是，人没饭吃，是要造反的。
这个道理，并不是哪个天朝都能理解的。
月满必亏、物极必反。
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相当的矛盾。
支持重农学派吗？
支持。
而且，非常希望他们成功——重农学派认为，关税毫无意义，只是在增加本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而土地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关税问题并不影响本国财富的积累。
这里面，是有逻辑理性推断的。
重农学派的基石，是纯产品学说。
即：【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
【而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
【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
好比说，棉花，这是土地产出的。
而棉布呢？你只是把棉花搓成了布。棉花已经存在了，你只是改变了棉花的形态，你这能叫创造财富了吗？明显不是嘛，你搓棉花压根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嘛——这就是大顺这边实学派，和法国重农学派的根本分歧，土地价值还是劳动价值。
所以，由此推出什么？
由此可推出，关税毫无意义，因为工业不创造财富，只是把物质财富的形态改变了。财富都是从土地里创造的。
那既然工业不创造财富，要关税干啥？
没意义嘛。
还凭空增加了国民的成本，比如说，地主要花更多的工资雇人，因为这份工资里包含了棉布的关税，等等。
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
大顺对这套学说，当然喜欢了，而且喜欢的不得了。
但是，重农学派要是再折腾一次改革，再弄出来一波面粉战争，那大顺这一套东西可就彻底臭市了。
还是那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大顺自己在内部都搞出来个内外分治。
加上大顺这两千年来已死的先辈英灵们的经验，大顺太清楚了，真搞成“囤货居奇”、“商人完全自由操控物价”、“土地完全自由买卖”、“手工业普遍失业”，会有啥后果。
到时候，别说大顺想在欧洲树一个“重农主义”、“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的样板了。
只怕，彻底反过来了。
法国这边，要给欧洲树立一个“工业替代”、“民族资本”、“保护主义”、“国民产业”的样板了。
真搞到那一步，只怕会搞成多米诺骨牌，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整个欧洲急转保护主义和科尔贝尔主义，大顺就他妈欲哭无泪了——技术已经到门槛了，各国真要是搞保护主义和本国工业替代主义，一通勐追很容易，大顺就要彻底失去大西洋市场，缩回好望角以东了。
按照大顺的经验，开国之兵，都特别能打。搞军事投送，大顺这边也真投送不起，再说就算能投送三五万人，去和一群开国之兵打，那不是去送菜？
而且，如今大顺内部也出问题了，印度那边也是乱成一团。
这节骨眼上，要是欧洲再出了事，那大顺王朝真的出大麻烦。
大顺战略收缩不容易，你往回收，那些在欧洲贸易中绑定的这些人，咋办。
这可涉及到数百万人，难道要放开内地市场，允许先发地区货物免税、资本无管制，进入内地？那要是敢这么干，乐子可就大了。
所以，刘玉当初下的这个套，是个死局，缩都没法往回缩，只能逼着大顺张牙舞爪。
是以，这才需要抬着刘玉的棺材，搞死人外交，大造声势，从大西洋这边回国安葬——通过华丽的仪式，唤醒整个欧洲的记忆，那个传说中用重农主义和自然秩序的帝国，是如此富庶和强大，你们也该用啊。转型当然阵痛，当然会出现面粉战争、饥荒什么的，疼过去，就好了，你们可不应因噎废食啊。
终章 九三年（六）
其实，大顺朝廷内真的有不少人，有点“真心诚意”地想要帮帮法国。
因为，当初跟着刘玉搞扶桑移民、黄河改道，以及参与刘玉跑路后李欗的边疆铁路、基建工业和政变的一些“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老人，还没完全死绝。
这批人心里很清楚，这法兰西啊，要出大事。
他们未必能够想到激进的共和这种“在旧欧洲看来像是瘟疫”一样的东西，或者说也未必担心这个。
而就是很纯粹地从地缘政治、经济上解读。法国要是真出大事了，欧洲也要彻底乱套；而欧洲一旦乱套，会因为经济因素，把问题传导到大顺身上。
当然，这里的“出大事”，并不是只有“重农学派”或者“自然秩序”来背锅。
而是说，他们的对立面，科尔贝尔主义，实际上也是在打着“托中改制”的旗号。
并且，他们的改革，埋的雷，可比重农学派大多了。
怎么理解这个“托中改制”呢？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所以大顺是对的。
问题是，大顺的制度，到底是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还是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是世界头号帝国。
所以要改制，肯定要托中。而本身，法国又是欧洲科尔贝尔主义的策源地，法国又有浓厚的科尔贝尔主义的传统，这也使得反重农学派的这批人，举着大顺和科尔贝尔的双重旗号。
简单来说，大顺这边对法国的新国王，相当不看好。
当初刘玉评价上一代法王，这事很多实学派的老人都知道。说路易十五纯纯的机会主义的头子，你看着吧，这机会主义的毛病，改也难。
不管是当初脑子一热就要把胜利都压在夺取汉诺威逼英国和谈上、还是后来汉诺威方向失败又要孤掷一注造船登陆英国上，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
而到后来，大顺下场，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路易十五的威望提升，准备改革，更是把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展现的淋漓尽致。
要改革，就得先动巴黎高等法院——怎么理解这个巴黎高等法院？用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些故事里，类似满清的八王议政。不要以为顶着个高等法院的名头，就是啥好玩意儿，这和《大宪章》之类的玩意儿类似。
然后，果然就机会主义了。还没准备好呢，直接就把巴黎高等法院给掀了。啥啥没准备、没有提前布局，脑袋一热觉得有机会，卡就给掀了。
总的来说，在大顺这边，对路易十五的评价，因着刘玉带的头，不高。
但是，高不高的，相对来说的。
等到了这一代，大顺这边，对路易十六的评价，就两字：崇祯。
爱好改革。
但是跟他妈的翻烧饼似的。
今天重农学派上，闹出事来，撸掉，全部推倒；换上重农学派的对面，科尔贝尔主义，闹出事来，再撸掉，全部推倒；再换上重农学派……
改革这玩意儿，哪能跟翻烧饼似的？政策三年一换，而且一换就是直接倒过来？
这么改，还有个不出事？
而且，这两派，全都打着“托中改制”的旗号，弄得大顺现在浑身都是屎。
如果说，重农学派的改革，用大顺这边的成语，叫“托古改制”。
那么，科尔贝尔派打着大顺旗号的改革，那纯粹就是“东施效颦”。
重农学派的问题，这里不必提了。
而科尔贝尔派的改革，则和刘玉当初临行之前，和李欗的那番对话，有着直接关系。
具体到更具体的东西上，铁路。
再具体点，也和李欗当初面临的问题有点相似：改税制、改土地所有制、搞均田，不敢。
而铁路，大顺这边做了个榜样，确实带动了大顺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
所以，法国这边也要修铁路。
技术倒不是问题。
问题还是钱。
重农学派的改革，是要直接触动旧势力的利益的。
杜尔哥的改革，无论是士绅一体纳粮、募役法、打消法国内部的区域性经济、取缔行会等等，无一不是触动旧势力的利益。而且，因为过于激进，尤其是粮食出口不限制的政策，直接导致了面粉战争，是以把底层也得罪了。
翻烧饼之后。
科尔贝尔派如何才能上位？难道要继续重农学派的改革，触动旧势力？
显然不是。
上位的雅克·内克尔，看着大顺的经济发展、铁路基建拉动的快速工业化，觉得这是一条路啊。
科尔贝尔主义，本身就是要求国家管控，或者叫官办经济。
同时又不想触动旧势力。
那么，内克尔就提出了口号，叫“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里的民，显然指代的是贵族阶层，因为要把重农学派的改革翻烧饼嘛。
历史上，是因为路易十六执意要卖头援美。
援美，得花钱。
钱从何来？
某种程度上讲，内克尔的这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还真不是吹牛。至少，在北美独立战争那段期间，法国是真没加税，内克尔是真把钱弄到了。
咋弄的？
法国老传统。
约翰·劳那一套：财政部直接下场搞金融诈骗，吹泡沫。虽然早晚要炸，但没炸的时候，确实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这个泡沫咋吹的呢？
养老年金。
朝廷背书、财政部出面：10%的年息，活一年给一年。你活十年，你就回本；你活二十年，你就大赚。你要活三十年，那你占大便宜了。
内克尔本身就是日内瓦的金融家，他私下里给日内瓦的金融家们的许诺，更扯犊子：年息13%！
一共借了五六个亿，问题是这玩意儿，人不死，就得还啊。
而且，年息13%，基本上，在此时的欧洲，那就可以认定，你贪图利息、人家要你本金了。
总归，要么、赖账；要么，印钱发纸币，或者还债券。
你要说，他做没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那应该说也做到了。
但问题是以后咋办？
金融这玩意儿吧，真挺神奇的。
法国人来说，约翰·劳的泡沫，也没过去多长时间吧，结果照样入局。
当然，这是个全球的普遍情况，历史上连满清统治的时候，那都是刚因为租界房地产大开发跳楼一批，不到十年，就又疯狂投机矿业股；炸了之后，最后又居然真的“相信”50%回报率的橡胶概念股，最后一波搞出来保路运动。
当然，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变动。因为一战的战后格局，北美的独立运动被压住了，这里面当然有法国卡在北美没被赶走的因素。是以，卖头援美这种事，自也不存在。
但是，大顺的飞速发展，大搞基建铁路，立起来个样板。
重农学派的改革失败，也使得科尔贝尔派想要学大顺：民不加赋，发展基建，不从旧势力那里掏钱，通过发展来解决财政问题。
于是，还得要钱。
要钱，又得“民不加赋”，不触动旧利益。
那就历史重演，养老年金，高利贷集来资本呗。要不能咋办？
这就不得不说到“东施效颦”的问题了。
的确，包括说刘玉当初的扶桑移民和黄河改道，集来资本的公司，直接取名“泡沫公司”。
看这名字，就是在致敬约翰·劳的密西西比泡沫。
许诺高息。
但是，泡沫没炸，因为扶桑真的金山银山。
那之后的李欗大基建，走的也是一样的套路。
许诺高回报。
吸纳资本。
最后也没炸。
但是，泡沫没炸，那是因为……之前说的一大堆因素。
大顺的劳动力不缺。
大顺的私有制早已确立。
大顺的对外扩张为造就了大豆市场。
大顺的松辽分水岭以北适合种大豆。
铁路一修好，就立刻具备了“资本主义”的完美条件，土地迅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要素中的生产资料，迅速增值。
所以，最后泡沫没炸，也把本息都还上了，还带动了大顺的一波快速发展。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些“条件”上了。
大顺有的，法国没有。
光看着西施捧心，大家都说，捧心好美。你东施也学，你也不想想，人家说的是捧心好美？还是西施好美？
光学捧心，不把脸弄成西施那样，是没用的。反倒惹人笑话。
刘玉那一套是啥？
等于是把北美的金山银山这些国有资产，低价卖了，保泡沫没炸。
李欗那一套是啥？
等于是把松辽分水岭以北的两亿亩可开发的国有土地，低价卖了，还了利息和本金。
那你法国卖啥来保这个泡沫不炸，还的上利息和本金？
土地？北美的土地？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土地，能够成为资本；而没有这个条件，这些土地就只是土地而已，他不是资本，也就不具备资本意义上的作价。
而且，铁路这玩意儿，这又会导致重农学派重新支棱起来——这不是解决了重农学派之前一直头疼的运输问题？既方便了自由贸易、谷物出口；又方便了万一出事，可以调控粮价稳住局面？
简单来说，就是科尔贝尔派，在看到大顺搞基建之后，东施效颦，也疯狂地搞。
搞完之后，经济没起来，欠了一屁股的债。当初承诺的那么高的利息，马上就要还不上了……
这不扯犊子吗？5.6亿的借贷，按照10%、13%的年息还，你法国有金矿啊？
而且，最蛋疼的一点，在于……内克尔拿到统计学资料，有问题。
刘玉当初在大顺推广牛痘，使得牛痘铺开，解决了天花问题。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人均寿命，提升了三岁左右——包括美洲。当时是靠一百多个孩子，搞了横渡太平洋的借力，搞的用孩子做培养皿，愣生生把牛痘越过了太平洋。
内克尔拿的统计资料，是他妈的牛痘推广之前的！
他搞养老年金的借贷融资，数据把人均寿命少算了三年。但凡稍微明白一点保险业，就知道人均寿命少算了三年，对养老的保险来说，意味着什么。
肯定要炸。
再者说了，各国的情况不同、条件不同。
别说此时的法国。
就是后世……很多国家借钱搞基建，也并不都是发展好了的，一大堆不但没发展起来而且国家破产、欠了一屁股债、甚至年年逆差的呢。
法国原本历史上标准的先发国家，最后还是搞成了高利贷帝国主义。
那么，现在，市场市场被大顺挤压、农业农业被北美碾压、北美倒是有地奈何之前百十年才移民十万，而大顺修好铁路弄完印度糖和日本之后，光是每年往松辽分水岭以北跑的人，都不下三五十万，资本主义是种社会关系，没人哪来的社会关系？
本土？本土又没有法革，私有制还没弄清楚，弄块地全是麻烦：地到底是谁的都说不清。
而且地上附带的农民的拾穗权放牧权；贵族的养鸽权狩猎权等等，这玩意儿买起来一堆的事。土地私有制，意思是说这块地就是我的，什么拾穗权放牧权养鸽权狩猎权什么的……
法兰西此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确拥有一块土地。
从法理上讲，包括国王在内，亦包括那些贵族，理论上都不从法理意义上拥有一块明确属于个人的土地。
当然了，不是个人的，那也没事。
明确是国有的，也行。收级差地租，尹里奇钦点的最激进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
问题是，国有的也不是。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
法兰西，现在没有一本《拿破仑法典》。也即没有确定私有制，所有权这些东西。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在于“买起来方便”。
私有制，不是我有制。是为了方便别人买走。
再明确点说：法国的铁路，修了。但是，法国的封建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推翻封建制度，才能让法国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土地的封建法。乱七八糟的土地上的封建权利，贵族的、农民的，全都封建。包括说，拾穗权和放牧权，也是封建权利。
私有制，就是要把这一切旧的封建权利，不管是道德上好的、坏的、通通砸碎。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资本家想买的时候，没那么麻烦。
比如说，如果现在有《拿破仑法典》。
铁路一修，农业有利可图。资本家有一万种办法弄得小农破产，到时候土地抵押，收地兼并，产权明确，兼并有保障。
你欠钱不还？这可不是封建时代喽，封建时代地不是你的资本家也没办法收你的地，因为那地根本不是你的，你多半是个永佃农，法理上压根不是自耕农。你以为你是，但实际上你不是。
现在有了《拿破仑法典》，你有对你的土地的全部的处置权，地拿来吧你。
所以，此时，是法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法国生产力的发展。
然后，那么，话说到这，也就不必说了：死胡同。
铁路，于此时的法国现状，并没有起到经济引擎的作用。
而巨大的债务，要炸了。
同时，重农学派要再度上台，推行重农主义经济政策，而铁路，更可能成为法国炸开的导火索。
凡事都有两面性。
哪怕说铁路，这种听起来好像是全是好处的技术进步，也并非如此。
在大顺，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在严格的管控下，和大运河差不多，主要作用是运兵、赈灾、平抑粮价，而根本不求盈利，只是朝廷在内部以技术加强旧秩序的工具。
而历史上的印度，铁路又被称作白骨之路、饥荒之路。这不是说因为修铁路死人导致的，修铁路死的人，和白骨之路、饥荒之路比起来，还是差一些。
而是说，因为铁路的兴建，使得铁路如同一条动脉，让商业资本和殖民统治迅速地沿着铁路传导涌动。
劫夺、强制购买、强制种棉、强制种经济作物、放贷、压价……对比下历史上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屡次印度的饥荒，就会清晰地发现这个“饥荒沿着铁路线分布”的规律。
道理是一样的。
而法国重农学派，之前已经搞出来过几次面粉战争了。
铁路的出现，对重农学派的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
是意味着，一旦国外粮食涨价，有了铁路的帮助，法国的第二次全国性的大规模面粉战争，即将爆发。
虽然听起来好像怪怪的，但事实就是，法国农民和底层的“社会意识”，还是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不具备资本主义自然秩序的社会意识。
比如说，看着本地粮食往外运，导致本地粮价上涨，他们很可能去砸粮店、砸仓库、砸资本家。
简言之，这届法国人民不行，还缺乏真正的私有制下的道德：真正的私有制下的道德，应该是觉得贵买不起粮食，就不吃呗，那也不能去砸人家囤积的粮食啊。
那是人家的粮食，你没有处置权，人家别说往外卖，烧了也和你没关系啊。
当然了，事物的两面性嘛。
往好了说，铁路也意味着，法国政府可以在灾荒出现的时候，通过国家调控手段，更好的运输能力，稳定住粮价。
但这个吧，就涉及到了辩经的问题。
比如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粮价飞涨。历史上，75年面粉战争中，法国这边是给了补贴，和财政补助的。
那么，给补贴、财政补助，每担粮食给商人一定的奖励……这，是自然秩序吗？
那么，你今天政府能给粮食补贴和奖励，是不是意味着你明天就要干涉经济，后天就要搞绝对的君主制了？
大顺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脑子有病吧？
但在欧洲，不是的。
不提东正天主的派别，只说新教：信义宗、改革宗、归正宗、圣公宗、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新公理派、老公理派、福音会、卫斯理宗、卫理公会、循道公会、福音派、布道会、宣道会、灵恩派、五旬节会、神召会、基要派、再洗礼派、门诺会、贵格会……
到底吃发面饼，还是吃死面饼，这都能打出来脑浆子。
宗教改革，愣生生打没了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加尔文眼睛都不眨一下，把朋友烧熟了。
是以，到底什么是自然秩序，那可不是小事。
故而，这才有了大顺这个“理想国”，抬着搞出自然秩序经济法则的刘玉的棺材，去当“教皇”，来定义啥才是自然秩序、国家是否可以干涉粮价。
反正，大顺又不卖粮食。这个就别自然秩序了，别的玩意儿自然就行。
别到时候东学西渐了半天，法国这边的人渐了个“何不食肉糜”，那就麻烦了。
终章 九三年（七）
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物极必反的道理，法国这边恐怕还不理解。
重农学派引申出的自然秩序，不是不对。但在具体办事的时候，过于极端，法国粮食危机中的做法……肯定会催生出一大堆的保守派、反对派。
同样的，科尔贝尔主义，也不是不对，老马说这是一种高效的、直接以国库投资作为原始积累的手段。但同样，做的过于极端……肯定也会催生出一大堆的极端激进派、反对派。
重农学派和科尔贝尔主义，两边极端地互相打擂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登场也没唱好你再上，就在在这印证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是大顺这边的传统视角。
而以不传统的视角来看。
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论，是不是进步？
是。
但是，进步，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一群重农学派的学者，坐在巴黎的沙龙里，喝着咖啡，面对着饥荒，大谈自然秩序、无需管控，自发调节……
他们有没有一个人，走出沙龙，放下咖啡杯，去农田询问询问当时的永佃农、小农、底层的雇工，他们想要什么？
哪怕说他们的敌国，后来的英国农业局局长，阿瑟·杨，当时可是花了三年时间，走向法国的田间地头，询问询问农民的诉求，还问问农民我要是领主你们会怎么办、你们农民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你们对私有制是什么看法，并写了《自87年三年间的旅行；特别是为了确定法兰西王国的种植，财富，资源和国家繁荣而进行的旅行》。
而法国这群坐在巴黎沙龙里喝咖啡的，张口就是【群氓】、闭口就是【进步】、绣口一吐就是【自然秩序】……
偏偏……
大顺又把宝压在他们身上。
或者说，他们才是大顺这边希望的法国政治力量。
你要说大顺现在朝中那些对外扩张派，对法国有什么感情，那纯粹胡扯。
因为从刘玉改革开始，一直就在坑法国。从印度坑到北美，素来对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不爽，这群人老琢磨着工业替代和关税保护，严重阻碍了大顺商品在法国的销售。
要说此时大顺这边的对外扩张派对法国的感情。
主要是对整个欧洲的钱有感情。
因为大顺这一套东西到底是啥，忽悠忽悠外人也就罢了。当年跟着刘玉干过的、跟着李欗政变的这些人，很清楚，什么叫国家强力保护下的商业霸权。
到时候，一旦刘玉之前鼓吹的“自然秩序”、“自由贸易”的皮，被戳破。
造反后的法国，开国之兵，均田免粮，精兵强将，到时候：这国家强力保证商业霸权，你大顺做得，我法兰西做不得？
是，我法兰西舰队或许不行，那我推了欧洲，把整个欧洲大陆做市场，搞科尔贝尔主义行不行？咋的，到时候你大顺还能拉来20万大军，跑滑铁卢来跟我打会战啊？
大顺这些年为了维系欧洲的稳定——稳定才能卖货——已然是有些精疲力竭。而法国又是欧洲最重要的一环，要是法国出了事欧洲必乱。欧洲一乱，大顺内部积压已久的矛盾，就彻底压不住了。
这，是大顺这边你的视角。
…………
瀑布的另一边。
年轻的法国少校拿破仑，集结了队伍，以外交礼仪迎接着对面大顺运送灵柩的队伍。
之所以派他来，因为他小时候，有几个中国的旅行者“不经意间”来到了科西嘉岛，在岛上教过他数学知识，培养了他对自然的浓厚兴趣，以及教会了他说一些汉语。
后者很关键。他出身低微，法国的外交界是一个贵族圈子，他不可能挤得进去。
之前在面粉战争中镇压有功，这一次才被调往北美，指挥一个营的队伍，鉴于他会汉语的优势来边境迎接。
他还年轻，对于政治还没有深入的了解。
但因为出身是比较尴尬的低阶贵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故而激进。
不过，即便他还年轻，却已经嗅到了时代的混乱。
这不是他嗅觉灵敏、亦或者天赋异禀、天选之人。
而是因为，实际上，很多年前，那时候他还小甚至还没有来到法国、依旧在科西嘉读书的时候时候。
路易十五强行解散了巴黎高等法院。
这件事一出。
很多人，都已经嗅到了暴力、混乱、野心、时代浪潮正在奔涌的味道。
用法国人的话来讲：
【当古老的、对旧时代而言神圣的巴黎高等法院，被废除的消息传来。旧时代的法国人震惊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暴力和冒险的时代来临了。】
【一切，将变得可能；一个过去的神圣，都已动摇；没有什么古老的事物理所当然地要被尊重；没有什么新的事物不可尝试。】
而用拿破仑偶尔听到的一些中国旅行者的交流中，那些中国的旅行者，把这件事视作【若庄公射天子。旧礼已崩、新乐未定，法兰西必乱矣】。
那时候的拿破仑，还不知道庄公射天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很久以后，当他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对于“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暴力和时代弄潮儿的时代即将来临”的判断，深信不疑。
庄公射天子，说起来，也没“多大”个事。
但，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旧时代，要完犊子了。
而新时代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在暴力和冒险的时代，今天你可能只是个税吏，或许明天你就能成为内阁大臣；今天你或许只是个军官，或许你明天就能成为将军甚至司令。
只要，乱起来。
拿破仑此时已经萌生出了简单的野心：我不知道混乱的时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临。但我知道，旧时代爬的越高，就越容易在混乱中实现自己的野心，至少，比旧时代时候籍籍无名之辈更容易。
至于，时代的大浪，要往哪边奔涌……
当初那几个中国旅行者，讲了很多的故事。
当刘玉的灵柩被运送到密西西比河的右岸时候，拿破仑看着刘玉的灵柩，内心是复杂的。
这份复杂，更多的，源于当初那几个中国的旅行家对于【若庄公射天子。旧礼已崩、新乐未定，法兰西必乱矣】的判断。
他并不知道原本的历史，也并不知道原本的历史上因为“税”，或者“钱”的问题，路易十五解散了巴黎高等法院。
但现在的历史，他是知道的。
大顺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帮助法国赢得了战争。国王威望高涨，觉得是时候实行改革了，由此才引发了巴黎高等法院的解散。
因为，改革，自然是朝着绝对君主制的终究方向演化，作为国王主动发起的改革没听说往反了改的。
要改革，废掉巴黎高等法院就是第一步。
但是，这为法国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旧时代的统治阶级，全然分裂。
统治阶级分裂吧，倒也正常。
但奇葩就奇葩在……大义上。
君主派，到处张贴大字的报纸于巴黎的街头：【坚决反对贵族寡头制！取缔巴黎高等法院是正确的，这将让法国滑向贵族寡头制的深渊！】
法院派，也到处张贴大字的报纸于巴黎的街头：【坚决反对绝对君主制，坚决反对完全不受限制的王权，世袭法官和世袭贵族才是法兰西自由的支柱力量！】
这也直接导致了，启蒙运动各派，全都下场互相站队。
两边继续撕。
到处贴报、发小册子。
两边其实就是“狗咬狗”，都是旧势力的统治阶级。
但这种狗咬狗，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那就是互相揭短、互相攻击，让本已经惊叹于“没什么是神圣的、没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巴黎人民，在狗咬狗的互相攻击中，加速了启蒙。
旧制度，无非要么绝对的君主制、要么封建贵族的宪章对抗国王。
这回可好，两边互相揭短。
大家一看，得嘞，合着这俩每一个好玩意儿？这俩都别要了。
同样，这场改革中的司法部分的改革，也造成了一个奇葩的结果：
那就是，限制高院的文本。不要从故纸堆中，甚至从他妈的1278年的故纸堆里，找“神圣的法律条文”来反对改革。
这也就导致了一个“小”问题。
原来，要精通文本、精通从1278年开始的诸多封建法条、要精通一大堆的经书。
而现在，需要的，是嘴，是雄辩，是辩才，是往那一站引发听众情绪的能力。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翻500年前的故纸堆？过时啦！
这，推动了法国律师阶层的转型。
没有一张好嘴，没有即兴演说能力，没有调动情绪的能力，你当不了改革后的律师啦。
所以……
罗伯斯庇尔，啥职业？
雅克·丹东，啥职业？
三级会议里，啥职业直接占了三分之一还多的数量？
后来，经历过法革的圣西门曾这样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权力分配。在新的时代，科学家、工业家、银行家、技术专家，才是代表新事物、新时代的，进步的力量。他们才应该作为新时代掌握权力的人，去替代腐朽的贵族】
【而律师，只是些玩弄诉讼计俩、狡狯地舞文弄墨、写小册子扇动的人才。】
【他们提出的一切口号，诸如人类的自由等等，就像他们反对的反动派的口号，一样空洞】
但还有关键的一句：【他们像白蚁一样，在旧建筑下乱钻，使之必然倒塌。但建设新时代的任务，他们无法承担，又窃取了新时代本该掌权的科学家、工业家、银行家、技术专家的地位……】
当然，圣西门是从一个“旧制度下长大的工业党”的思路来看待这件事的，毕竟他亲身经历过法革。
但那句【他们像白蚁一样，在旧建筑下乱钻，使之必然倒塌】，则是关键。
是的，不怕折腾，就怕不折腾。越折腾，腐朽的旧时代死的越快。
只看表面，似乎，一切缘起于大顺的改革、大顺参战、帮助路易十五拿到了威望，然后大顺的真正君主制又吸引着路易十五做出了集权改革的决断，废掉了巴黎高等法院，改革了司法上的律师制度，使得现在的局面无比混乱。
于是，年轻的、听说过【庄公射天子、礼崩乐坏、乱世将至】的、已生出一丝做时代弄潮儿想法的拿破仑，对于棺木里的这个人，情绪无疑是复杂的。
一方面，似乎因为他的介入，导致了混乱的开启。这为想要当时代弄潮儿的人，提供的机会。
而另一方面……终究，年轻人还是会有些别样的激情。
终章 九三年（八）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还在睡着的时候。
笛福面对着东印度公司的进口东方棉布对英国呢绒纺织业的冲击，用有些夸张的笔触，描绘着普遍萧条、无业苦难、贫困痛苦。等到两次棉布禁止令出台后，他毫不吝啬夸奖着棉布禁止令的效果，说是伦敦的纺织业一下子活了过来。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半睡半醒的时候。
荷兰的手工业者、行会、农民们，看着阿姆斯特丹繁荣的金融业和航运业、看着各个城市的寡头商人们一点点用金融吞噬着过去的一切，绝望中把奥兰治家族，看成真正的救星，希望奥兰治家族能够救救他们，限制进口和金融业，不要再让来顿纺织业崩溃的故事重演。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刚睡醒的时候。
法国的细木匠协会、漆器工人联合会、丝织协会，集体请愿陈词。希望东印度公司，不要再从东方运来那些漆器、家具、丝绸了。再运的话，大家真的活不下去了。于是财政大臣特别给东印度公司写信，告戒他们：我不是反对你们盈利，也不是反对你们的贸易，我只是提醒你们，你们继续这么干会引发极大的反弹。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大顺即便刚醒来的时候，依旧不是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仅仅是手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
然而老马说过的：在手工业工场时代，海战夺取商业霸权、商业霸权才能带来工业发展。等到工业时代，金融资本才会成为工业资本的附庸。
这句话是如此的正确。
因为，1800年之前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一个后人臆想出来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
1800年之前的世界，是如老马所言：以重税、保护制度、殖民、勐造舰。造舰打赢商业战争，获取商业霸权，以商业资本的统治逻辑，带动本国的工业发展。
东方发达的手工业，败在了欧洲更高效的集权、更强势的暴力机器、更科学训练的军队手里。
商业资本获得统治的地方，以必然的劫夺制，摧毁了旧秩序——印度不是死在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上，印度是死在了舰队、军队和商业资本的劫夺制统治下。
但是。
此时，蒸汽时代，工业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于是，当大顺先发地区一点点从手工业工场向大工业工厂的转型，比之前手工业时代更大的麻烦，也来临了。
大顺这边有工业，有人口，有商业霸权获取的市场，有需要开发的土地，也有开发土地所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于是，欧洲不只是之前手工业工场时代，大顺凭借手工业两千年优势和白银购买力汇率差导致的“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真正重商主义对欧洲重商主义的冲击。
更带来了欧洲的大量资本，涌向大顺，成为了实业的附庸。
廉价的劳动力，哪怕是投资土地种黄豆、哪怕是在扶桑金山谷地种棉花，这也比在欧洲投资回报率更高。
因为，大顺这边的人口、劳动力价格、政策等因素，为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关系提供了更适合的条件。
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得欧洲这几年的日子……一些人真的好过，而一些人是真的很难过。
金融业在发财、航运业在发财、进口商人在发财，他们的日子当然越过越好，成为了支持大顺主导的自由贸易，或者说“国家贸易体系下的自然秩序”这个新礼法的天下的在欧洲的忠诚者。
可同样的，他们好过，却有人难过，过的越来越差。
过的越来越差的人，很多。
而启蒙运动中心区域的重农学派，又搞了几波激进的改革。
于是，反弹的力量极大。
这，也就是年轻的拿破仑内心复杂的原因。
乱世将至，若有机会，一个低阶的小贵族或许可以在时代浪潮中，荡到在旧礼乐下想都不敢想的地位。
可乱世之中，大顺虎视眈眈。
就像是一头恐怖的、饥饿的野兽，疯狂地吞噬着欧洲的一切。
棉纺织业。
金融。
白银。
木器业。
丝绸业。
陶瓷业。
咖啡产业……
说好的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呢？
除了加勒比的糖、除了法国的葡萄酒……除此之外，法国还有什么相对优势？而即便是这些东西，比如葡萄酒，面对着替代品的冲击；而糖，则纯粹是因为运输成本太高，否则真就如休谟所言，若无大洋做天然关税，整个欧洲到处都会弥漫着中国制造的商品。
几十年了。
大顺让欧洲寻找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
可是，似乎，这些，并不存在。
失业。
混乱。
绝望。
手工业者的破产。
本国的工业资本面对着倾销一点点地毁灭，根本建不起来。
大顺这边的人说，这是阵痛。
因为你们欧洲的白银黄金太多了。
而根据刘玉的国家财富的理论，白银和黄金根本不是财富。
所以，只要你们的白银黄金持续流出，再坚持坚持，坚持到欧洲的人均存银量和大顺的人均存银量一样多，那么好时代就要来了！
泡沫褪去，你们欧洲才能找到自己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
可这阵痛，太痛了。
不只是商品倾销的问题、也不知是资本疯狂往东方流动的问题。
还有白银黄金大量外流，导致欧洲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不足，到处都是混乱——这不是个印钱的时代，这是个金银贵金属的时代。
这些混乱，是否算是这个人所造成的呢？
这是宏观上的。
而更为直接的视角下，更是产生了一种让欧洲人恐惧的状况。
比如此时拿破仑所处的这个名为明尼穆兰的法国城市。
河，就是边界。
河的对岸，就是大顺的边境城市。
然而五十年前，这里并没有城市。
现在，这里却出现了上万人口的城市，利用着这里的瀑布水力，磨坊、锯木厂、造船、小麦加工、面粉、酿酒等等行业，疯狂地发展起来。
五十年前，大顺只有少量的人在北美的西海岸，甚至更多的还只是搞毛皮贸易的船队。
但现在，伴随着金银矿的开采、伴随着棉花酿酒业的发展、以及更多的人口迁徙。
已然出现了两个超过二十万人口的大型城市。
一个枫林湾，一个金山。
而二十万人口，在不及之前的欧洲，还意味着这得是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
好望角，五十年前，只有少量的中国移民，在那里种柠檬，为后来大顺参与一战做准备。
而现在，那里却已经拥有了将近三十万人口。
似乎，中国的人口是无限的。他们正在寻找每一处可以耕种的土地，并在这里扎根生存。
法国人和大顺这边，争了那么久，最终修铁路的时候，选择了攻击大顺在自己反对自己参与制定的公制单位，因此法国要修铁路必须要修公制单位的一公尺轨道……
所谓公制单位，还是反对大顺用复古六尺，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很多人都清楚，为了防止铁路连通下的大顺日后的进攻。
如今，已经有法国人开始反问：当年的一战，我们真的打赢了吗？一战真正的胜利者，到底是谁？
的确，法国人保住了北美。
因为法国保住了北美，于是十三州的反抗意愿迅速降低，面对着大顺和法国的威胁，英国得以完成了对十三州的改革和控制。
于是，法国就需要更加的和大顺绑定，因为十三州的人口数百万，而法国在这里的人口太少了，这需要大顺的帮助。
毛皮商人、人参商人，也乐于这种绑定。
然而绑定的越深，法国人终于发现：清教徒固然是个威胁，因为他们人口数百万；可大顺这个新来的，在短短三五十年内，也在北美拥有了数百万的人口。
的确，大顺敲碎了英国的《航海条例》和《商品列举法》。
自由贸易的号角，在大西洋上飘荡。
然而，法国人欣喜之后，却发现，法国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
荷兰的资本，涌向了大顺而不是法国。
北美的市场，充斥着大顺的棉布和茶叶。
法国廉价蜜糖酿造的新英格兰葡萄酒、爱尔兰移民酿造的威士忌，顶的法国的葡萄酒根本无法在北美获得市场。
大顺的工艺品、漆器、木器、扇子等轻工产品，在来茵河河道的帮助下，将法国的彷制品压的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三角贸易，大顺成为了三角贸易的工业品提供者。
的确，大顺不参与奴隶贸易，也挤不进去，但是，奴隶贩子们却会优先选择大顺的工业品，因为更便宜、利润更高。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法国人这些年，一直热衷于投机，金融，因为法国人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太好的投资方向。
被科尔贝尔主义影响深远的法国尚且如此，其余国家又将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欧洲的“所谓新启蒙”派，滴滴咕咕地开始念叨蒙古西征的故事。仿佛那些呼麦的声响，附着在了棉布、瓷器、茶叶的上面。
要使口号发挥作用，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标签化，更要历史影射。
人们很难想象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事。
人们的大脑，总会把见到的新事物，在头脑中寻找一个旧事物套上，以便于理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些东西，在法国，传播最广的地方，不只是巴黎，还有里昂，法国的丝绸业中心。
这是法国被大顺冲击最严重的地方。
被冲击的手工业者，焚烧棉布、焚烧茶叶、阻碍铁路的修建、反对公制单位。
而更多的，则看到了机会，对此推波助澜。将更容易懂得、更精辟有力、更标签化的口号和宣传，在这些手工业者中大肆传播。
画着密密麻麻的中国人从东方，四处迁徙、占满地球每一寸土地的漫画，在欧洲到处传播。
天主教，则因为大顺的禁教，更是发挥了他们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号召基督世界团结，发动对无神论者的圣战——他们甚至痛斥伏尔泰等人，是魔鬼在法国的代理人，旨在摧毁法兰西的信仰、蒙蔽天主的圣光。
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拿破仑即便因为儿时的经历，对东方有一定的好感。但更多的，还是不安、疑惑、迷惘和恐惧。
有时候，他甚至在想：欧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裂。分裂带来了混乱，也带来了各国的不理智的竞争。大顺因为国土广阔，所以他们可以在内部发挥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经济。并且庞大的人口、强大的国力，使得他对分裂的欧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或许，欧洲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位他们历史中的始皇帝。唯有如此，才能集结欧洲的力量，在美洲、非洲、大西洋，顶住中国的侵袭。
或许，要反对旧制度的不公，也要反对中国主导的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国家体系，还要反对他们在欧洲的代理人：那些进口商人、买办。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而是，很多法国人，很多欧洲人，都已经产生了这种模模湖湖的想法。
激进的法国重农主义，已然慢慢让位被折中的意大利重农主义：内部要自由贸易、外贸要适当管控、基调是自然秩序、国家干涉也不可或缺。
正如大顺嘲笑法国重农学派的激进政策，说他们不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同样的道理，大顺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重商主义，以及对欧洲的持续性吸金和工业品倾销，也催生出了欧洲的民族的觉醒——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城市市民、手工业者，他们已经被大顺的商品，逼到了反对大顺的位置上。
而帝国，却把希望，寄托在坐在巴黎沙龙里喝咖啡的那群人身上。
终章 九三年（九）
法国要乱，且大乱。“礼崩乐坏”，法国旧制度就是法国旧时代的礼乐，旧时代已经不可挽救，一定会出大事的。
这，就是抬着刘玉棺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大顺使节团，在从北美抵达欧洲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得出了结论。
法国不是整个西欧，正如，大顺不是整个东亚。
法国若乱，整个西欧必将乱成一锅粥；正如，大顺若乱，整个东亚必将乱成一锅粥。
这对大顺每年对大西洋贸易区的上亿两贸易额来说，绝对是个至暗的结论。
…………
几个月后。
印度。
苏拉特。
不久前，大顺炮舰开炮镇压古吉拉特纺纱人大起义的烟尘，还没有彻底消散。
正所谓，一座城市的命运，既要……又要……。
这座在塔皮河河口的城市，在历史进程上，走了一条和原本历史截然不同的道路。
简而言之，他旁边的孟买，因为种种历史因素和欧洲殖民因素，大顺并没有选择将孟买作为大顺在印度西北的统治中心。毕竟，大顺面对着数万在葡萄牙统治下、以及在葡萄牙把孟买作为嫁妆送出去英国仁统治下的城市，着实不好管理。
既不好管理，那大顺就选择了塔皮河另一侧的港口，苏拉特，来取代孟买的位置。
至于孟买在大顺打赢了一战之后，发生了什么，那就不太好说了。
事实上，苏拉特对于大顺并不陌生。
早在一战之前，苏拉特这里的印度人，就经历过大顺睡醒的“历史进程”了。
大顺下南洋，用军舰夺取了商业霸权，使得南洋的棉布市场不再用荷兰人倒腾的苏拉特棉布，而是用松苏棉布。
苏拉特就已经经历过一次“历史进程”了。
一战之后，大顺击败了英国的3000军队，在印度获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鉴于孟买的特殊性，大顺选择了“扬州方案”，即让孟买遭受大顺废漕运走海运一样的扬州命运，将印度西北的贸易中心和统治中心定位在了苏拉特。
正所谓，其兴因此、其衰亦因此。
在繁荣发展了二三十年后，又因为一件“小”事，苏拉特的命运再度被历史进程所影响。
这一次的历史进程，叫“走锭精纺机”。
不久前发生的起义，正因此物。或者说，这是一个几十年前从大顺决议在印度弄棉花开始，就注定的历史进程。
事实上，载着刘玉灵柩的舰队，要不是因为一场忽如其来的风暴，是决计不肯在苏拉特逗留的。
毕竟，刘玉的名声，在苏拉特和在巴黎，完全不一样。
在巴黎，固然有人骂、但也有人会来灵柩旁献上鲜花和哭泣。
而在苏拉特，只怕是……不抓两团屎扔棺材上，那都算是当地人比较有“素质”了。
刘玉倒是没亲手拉苏拉特杀过人。
但他当初下南洋重整南洋棉布供应体系、打一战、定政策、以及铺开纺纱业又忽然摧毁，这一系列举动，在古吉拉特因此而死的人，不下二三十万。
除此之外，还有个特殊的“历史遗留因素”，也即英国殖民和大顺殖民的区别。
这里的区别，不是什么道德、制度、文化、法律什么的区别。
而是最基本的东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战之前。
英国是个棉布进口国。
而大顺打赢一战，甚至说在打赢一战之前，大顺就是个棉布出口国。
这，才是这里的人、尤其是一些被英国殖民统治过的人，对刘玉如此恨的根本原因。
是的，某种程度上，大顺打赢了一战，直接导致了古吉拉特以对外出口为主的棉纺织业，彻底崩溃。
织布行业完蛋，只剩下了棉花种植业和纺纱业。
对这里的一些织布为生的手工业者而言，他们当然没经历过历史上真正统治印度后的惨状。
而大顺，或者说刘玉的政策，之前偏偏又是“倒逼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拓印度，施加压力让东印度公司如芒在背认为随时可能失去中国的货源，从而迫使英法在印度冲突加剧，进而借刀杀人让英国驱赶法国，然后大顺再以法国盟友的身份参战”的路线。
这使得一战之前，英国在古吉拉特地区的进口量，大增。
或许可以这么说。
一些织布为生的古吉拉特的织布工匠看来：这大英国不见得好啊。可到了大顺，我却挨了饿。
无需讳言，这是事实。
后世有人，为了鼓吹西方的发达，给出过这样一个数据。
说，从1794年，到1814年，英国销往印度的纺织品，暴增了696倍！
只看这个数字，不求真相的人，一定会觉得：哇，西方真的好发达的，在1800年工业就全面碾压东方了！
这个数据，没错。
可以说，非常的正确。
但是，这个数据，就是标准的“说话说一半”。
历史上，1794年到1814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纺织品，是不是暴增了696倍？
是的，一点没错。
但是，很可能，这个数据，他没告诉你，1794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纺织品的价值是多少。
那么1794年，也即是传说中马嘎尔尼访华的那几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纺织品价值是多少呢？
156英镑。500两库平银。
是的，你没看错。
156的后面，既没有【千磅】，也没有【万磅】。
就是156英镑，500两库平银。
那么，暴增了696倍，是多少呢？
107306英镑，大约35万两库平银。
所以说，数据说谎了吗？
没有。
数据没作假，确确实实是暴增了大约696倍。
只不过，基数是156英镑。既不是156千英镑，也不是156万英镑，而是156英镑。
那么，1794年，印度对英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是什么数量呢？
4500000件。
这里的件，不是一件衣服的件，而是类似于一包、一箱这样的计量单位。
按照1759年的数据，这么一件的价格，大约是2.03英镑。
换言之，1794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一共450万件，约合900万英镑。
这个数据很关键，意义很大。
不理解这个数据，也就不明白工业革命的真正伟大之处。正因为工业革命的伟大、因为老马说的商业资本统治下的劫夺制度的狠毒，才能在短短40年后，彻底摧毁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
相反。
曲解这个数据，不会得出工业革命的恐怖与伟大，反倒会产生一种“英国的生产力一直这么强大”的错觉，工业革命的伟大让位于欧洲人的一直强大了。
仿佛，英国就是这么强，远胜亚洲，于是只要来到了亚洲，瞬间就能冲击亚洲的手工业。
甚至于，很多数据都不会告诉你，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收入，是【亩税】。
亩税收了1531万7911英镑，折合库平银4500万两白银，排在公司总收入的第一位。
于是，隐瞒了这些数据，便很容易得出许多的奇葩的结论。
你以为它是个工业时代的大托拉斯，伟大的工业垄断集团，利润暴杀农业国。
实际上，它是个变种的“海上游牧包税蒙古”，靠着一年4500万两的农业税，维系着公司的运转。
理解了这个数据，也就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载着刘玉灵柩的船队，压根不想在苏拉特逗留。
因为……大顺的纺织业，正在迅速摧毁印度的纺织业。
此时是1793年，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顺拿的却是历史上1870年的英国生产力剧本，而不是1793年的英国生产力剧本。
而苏拉特的棉纺织从业者，拿的也是历史上1870年的印度人民的心态，而不是1793年的心态。
什么意思？
历史上1793年的英国纺织业，中国这边海关零关税，也是卵用没有，反而会闹出来1842年的笑话：江南买英国布当包装，包生丝。
而1869年11月17日苏尹士运河开通，以及工业革命三十年如过去三百年的生产力发展，松苏地区的棉纺织业，已经开始有点顶不住了。
这，就是老马说的：【商业霸权才能带来工业发展，而商业霸权大部分又是依靠舰队决战获得的】。
没有舰队，没有商业霸权，没有刺刀，你纵然物美价廉，但你没有霸权，你就没有市场。人家不买你的，人家反手出个棉布禁止令，你能如何？
刘玉逆练，一战获胜，从大顺到印度也不需要绕好望角。
而大顺想要棉花和棉纱，不想要印度棉布。
并且，正如李欗当初琢磨的“边疆铁路”的配套政策，是摧毁印度的制糖业。他既懂这个，也算是稍微理解了原始积累的秘密。
那么，显然，大顺在印度造成的冲击，是可怖的。
于是，也就有了孟买等地的印度原本的贸易受益者的那种情绪：这大英国不见得好，可到了大顺，我却挨了饿。
没办法的事，这就是历史进程，总不能把这些人抓着送到另一个时空，去感受下1820年以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是如何摧毁印度的棉纺织业的。
一方面，是大顺的纺织业对印度的冲击。
另一方面，是英国之前在孟买作为“购买者”；而大顺此时却作为“倾销者”的差异。
的确，历史上，印度的棉纺织业被英国摧毁了。
但，绝对不是在大顺打一战之前，英国就能摧毁；相反，这个时间点，英国还得靠行政保护和关税，哪有资格谈摧毁印度棉纺织业。
自然，在这个时间点，对照是明显的：大顺没来之前，苏拉特和孟买发展挺好，对外纺织品出口节节攀升；大顺一来，苏拉特先是棉纺织业南洋市场被崩，紧接着又是一战获胜波斯市场被大顺抢了，再然后就是这一波大的。
这种对照，过于明显。
伴随着走锭精纺机在大顺先发地区的铺开，导致了印度手工业者的反抗情绪，或者叫“觉醒”。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顺的统治下，扶植了一批印度的商人，建立了一堆纺纱工场，供应大顺棉纱。
而大顺，伴随着走锭精纺机的应用，现在把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给抛弃了。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之前贸易体系中搞纺纱业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踏上历史的舞台了。
李欗或许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也或许想说：我想做包含印度在内的天下的天子，我想要稳定，一切照旧统治下去。
但大顺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转型后的一部分和帝国主义政策利益绑定的军功贵族、实学新兴阶层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联合体，拍了拍蒸汽或者水力驱动的走锭精纺机，告诉天子：不，你不想。你不知道，我们告诉你。
终章 九三年（十）
在巴黎，刘玉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玉，“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来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那场之前所谓的“启蒙运动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各国与教廷关系等，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
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他们更激进，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
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间虽有恶，但这是一种平衡，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发现这才是BUG最少、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
一：为现状的批判。
二：对未来的展望。
不是说别的没有。
而是说，想要伟大，这两条是必须的。
那么，对未来的展望，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
于是，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配上自然秩序论，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说。
67年法国发生饥荒，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
这是不是启蒙运动？
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这就好比说，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
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
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而是说“文化”上。
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秉持的是刘玉当初定下的“把世界的，伪装成民族的”。
这是进攻手段。
但一样。
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
是以，这个“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
首先，这玩意儿，你别管这道、自然，到底是谁创的。是上帝、耶和华、盘古，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那都无所谓。你觉得是谁，那就是谁。关键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
其次，这玩意儿，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而启蒙运动中，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在别处就错。
最后，刘玉在大顺一战之前，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国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
这东西吧，在之前的大顺，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
但在支离破碎的欧洲，影响力可比在大顺这边大多了。
人，不能虚空打靶。
在大顺，具体到经济问题上，之前喷的方向，一直延续着盐铁论里的几个事：无非就是盐到底是否该彻底放开，商贾去经营；朝廷到底有没有必要铸钱，为啥不把铸钱下放给私人？
而别的事，确实没法喷。比如说，之前大顺真没有说，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也没有说，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顺内部，准确来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本身存在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
所以，这东西，在大顺的影响力，和在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再换个说法。
比如说，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长子继承。这在欧洲，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
而在大顺的民间，这玩意儿，肯定当不起“惊天创世”这样伟大的称赞，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没啥惊奇的，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是以说，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至少在经济学上，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
还有一点。
启蒙学者，基本都是脱产的。
既不种地。
也不纺织。
他们的感受，和底层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两点：
其一，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呗。
其二，欧洲的手工业、本国工业资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和大顺手工业、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觉得他们支持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乡绅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都工业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
再说了，反重商主义，得靠自由贸易。没有大义，做不成事。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
既然谈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苏纺织业，和吉吉拉特纺织业，有没有矛盾？
这矛盾，是可调和的吗？
大顺，能不能像之前的欧洲东印度公司一样，一年从吉吉拉特这买大几百万两的棉布？
这和道德无关。
大顺哪个商人脑子有虫？跑苏拉特买一堆棉布，去松苏卖？
现在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欲当买办而不得】。
这是无形之手。
而有形之手呢？
大顺当年起义，是因为啥？
因为没饭吃。
所以，大顺会认可法国重农学派的粮价无需管控、无形之手政策吗？
至少，在粮食上，是不会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尤其是，当年的太子，在湖北搞出来“米禁”风波后，对粮食问题，大顺更是相当在意。
这里面，就必须知道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粮食啊，其实是地里长出来的！
而棉花呢，其实也是地里长出来的！
多种三五斤棉花，就意味着会少收三五十斤的粮食。
缺了粮食，就大顺这物流状况，内地地区真缺粮了，就算不考虑耗损，真运过去的时候，说不定饥民都把府衙给占了。
故而，大顺这边的政策就很明确了。
工商业是好的，要发展。
棉纺织业，是大顺工商业的支柱产业，要支持。
但还要保证粮食安全。
那么怎么办呢？
印度种棉花。
那印度种棉花，岂不是意味着印度缺粮，会导致饥荒？
那就两回事了。
河南要是种棉花缺粮了，起义军越过黄河，说不定就把紫禁城扬了。
那印度缺粮了，难道印度的起义军，还能翻越喜马拉雅山一路北上直冲京城？
至于无形之手……
只能说，在粮食问题上，法国的重农学派，刚做了个“好”榜样：别的玩意儿就无形吧，粮食这玩意儿还是悠着点吧。
看来说，这人没饭吃会饿死，竟然是个在东西方都准确的道理啊。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历史上，印度棉纱，确确实实导致了本土的手工布产业发展，并且创下了大约6亿匹的土布巅峰。
这也导致了大顺现在面临的现实：
纺织业，要分开看。
织业，只能靠外部市场，靠商业霸权和舰队决战，促进织业工业化。
想靠大顺内部市场，直接织业工业化，那真是异想天开，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男耕女织”。
纺业，则大不同。
其实也很简单：就物价来说，同样的劳动量，是把棉花搓成纱的劳动量更“值钱”？还是把纱纺成布更“值钱”？
劫夺制下的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纱，自然会对大顺的原本经济产生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是可承受的、甚至有利的。前提是大顺的海军，能保证运输；大顺的刺刀，能保证原棉和棉纱的低价。
大量的印度棉纱进入大顺本土，再飞入寻常百姓家——大顺原本专业只为搓棉纱而生的劳动者，并不多。更多的，还是自己纺棉花搓线织布一条龙。
既然同样的劳动时间，织布比纺棉花赚的更多，那么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是可以推广的。
一方面，大顺解决了“改麦为棉”这个让朝廷一直头疼的问题。总有人觉得老百姓傻，不知道自己种经济作物；实际上恰恰相反，从明晚期开始，朝廷就一直头疼老百姓自发改种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也为大顺此时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之前三十年的印度殖民，让印度棉花和棉纱，取代了本土的棉花和棉纱——毕竟，有些事在印度能干，而在大顺没法干。刘玉只能在两淮盐地圈地种棉，改良棉种；而在别处，小农经济且朝廷组织力极其低能的情况下……这么说吧，要是大顺能完成全面的棉种改良，在现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那证明大顺的组织力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困难”了。想修铁路修铁路、想移民就移民。
当然，在印度，有些事就可以干……比如组织力控制力不行，那我换个思路，变种大土地种植园不就得了？
于是，这三十年间，大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
这个内部市场，是对棉纱的需求。
三十年前，大顺不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因为小农经济下，自己搓、自己纺、自己织。
三十年后，对小农副业冲击最小的纺纱业，完成了对大顺内部市场的冲击：【各地皆用印度纱】。
这个市场，是如此之大。
大到，走锭精纺机一出线，大顺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立刻明白，这玩意儿要发财！
因为这个市场，不只是先发地区那些对外贸易的织布厂需求。
更有一个超过三四亿人的广袤市场：没错，我机织布或许卖不出去，但是机纱，却能从松江一路卖到甘肃！
市场是如此之大、前景是如此之好。
纺纱，当然是有利润的。没利润，谁纺纱？
所以，为啥纺纱的利润，要让印度人拿到？为什么不直接进口印度原棉，运回来在本地机纺，且赚一笔原棉到棉纱这个过程中的剩余价值？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重意思：
印度，在这三十年的变革中，在为大顺三亿多人的经济体量，提供棉纱。换句话说，印度有多少人实际上是靠纺纱出口到大顺而生存的？
大顺和历史上的英国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其实也就将将够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英国可以允许印度纺纱业发展。因为劳动力就这么多，印度人纺一部分纱，这对英国是有利的。
英国要摧毁印度的棉布，但对棉纱，不一定非要摧毁。甚至允许印度当地建一些纺纱厂。
不是好心，而是因为人口不是太足，干这个就不能干那个，只能选最高端、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去干。
而大顺……
嗯。
什么叫人口不足，以至于若是纺纱就会缺人去织布？
这个问题，大顺这边是不可能理解的。
反倒是，大顺这边欣喜若狂，他妈的，又能容纳至少百十万的无业人口了！
毕竟，纺纱不只创造了纱工这一个就业。还有机械制造、煤矿、运输、蒸汽机、建筑材料、住房、照明、玻璃制造等等一系列的产业。
举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例子：你都上蒸汽机加走锭精纺机了，你不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你都上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了，摸黑干？那你的纺纱厂得要玻璃吧？得要照明设备吧？
终章 九三年（十一）
在工业革命来临的时代，二三十年，就可以改变很多事。尤其是大顺这边用军舰拿到了商业霸权后，对于印度，更是如此。
其实，印度、棉花、和历史上英国的故事，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思维实验来思考。
比如说，明代之前，为什么救荒的时候，不种甘薯、地瓜？
因为没有。
那么，为什么甘薯地瓜一出现，很快就在一些地方第一普及为救灾备荒的粮食作物？
因为产量大、节气要求没那么严格。
简言之，比之前别的救荒的玩意儿都好。
棉纺织品其实就是和这个有些类似的道理。
要知道，早些年，英国可是呢绒纺织业第一大国。圈地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围绕着呢绒纺织业展开的。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英国为什么早些年纺呢绒？
因为没有棉花。
那为什么棉布一出，就会发展起来？
显然，因为印度棉布打了个样儿，无论是质量、舒适程度、染色水准等，都把英国的亚麻布和羊毛呢绒打的无法还手。
所以，恰恰是因为印度的棉布质量更好、棉纺织业的生产力水平更高，一出场就惊艳欧洲，所以才会引发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否则的话，搓羊毛搓的好好的，有病啊，转型去搓棉花？历史惯性这么大，显然是足够的利益，愣生生扭转了这种历史惯性。
某种程度上讲，在二十年前，印度和中国才是棉纺织手工业的独一档、头部。剩下的，都往后——西非奴隶贸易的“哀伤之布”，历史上正是印度布。
既然如此，那么印度的问题，就复杂了。
想要摧毁一国的生产能力，无非两个办法。
一：有代差的物美价廉，倾销。
二：统治，用行政手段摧毁。
【殖民者的侵略和统治，直接导致了印度曾经繁荣的棉纺织业出口贸易的快速衰落、直至崩溃】
其实这就有绕回鸦片战争的问题了。
为啥要打鸦片战争？
因为英国贸易逆差。
那么，放开关税，不搞鸦片贸易了，英国就顺差了吗？
这个……只能说，英国自己都不信。东印度公司的人，心里明镜似的。
所以还是之前刘玉说过的那个问题，在不考虑鸦片这种反人类的罪恶的基础上，1840年的英国，要怎样才能对华达成贸易顺差？
答：只有更加的反人类。
占领都城、直接统治、复蒙古包税制基层放开绅权、拔开黄河、炸毁运河、全面摧毁中国的农田水利设施、黄淮平原全面盐碱化……
通过更加反人类的统治，彻底倒退这边的生产力。
否则的话，1840年的英国，绝对不可能达成贸易顺差。
这里有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
生产力、生产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老马语境里的生产力，是不包含生产关系的。
钢铁说：【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老马说：【最重要的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故而可以说，殖民统治的结果，就是本地生产力的倒退——英国在印度做的，就是摧毁印度的水利工程，饿死印度的上亿人口，摧毁印度的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老马曾批评过蒲鲁东，说【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所以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这话，用在此时的大顺也是一样的。
或许，会有人想，是不是可以把这段血腥的原始积累时期，美化一下？分出好坏，只要好的方面、不要坏的方面？
走一条大顺的、与众不同的、不那么黑暗血腥的殖民之路？
只怕，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实质上大顺已经不再是个传统帝国，而是个标准的近代帝国了。
如果还是个传统帝国，那么其实无所谓。
你雅利安人能统治印度、你蒙古人能统治印度，我大顺自然也可以。
不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照旧统治，收点税、修修水利、保持原本制度，那自然可以。
但现在大顺显然已经不再是个传统帝国。
的确，刘玉当初忽悠皇帝南下的时候，是用传统帝国的思路忽悠的。或者说，是披着传统帝国的外衣，做成了近代帝国主义要做的事：他当时给老皇帝说的，是印度的人头税和亩税。
但显然，现在，在印度的统治，是在为大顺的资本服务。
包括税收，是在为摧毁印度的“文明成果”，即已有的生产力而使用的一种工具。比如对印度棉布征收的出口税、内部通行税、生产印花税、内部钞关等等；而对印度的棉纱和原棉，才尽可能采取低税政策，甚至通过商业资本的劫夺手段，强取豪夺。
二三十年的时间，对于大顺和印度而言，都悄然发生着一场剧变。
大顺内部的棉花种植业，小农种植区基本不太行。大顺的大部分地区，不管是先发地区、还是内地保护地区，实质上都在用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纱。
同样的。
二三十年前，还是世界范围内棉纺织业“亚军”的印度，对外出口的棉布产业，已经彻底被大顺逼死了。
曾经的世界范围内的棉纺织业亚军，现在纺织二字，只剩下了纺，而没有织了。
残酷的转型已经经历了一次。
现在，显然要经历第二次：大顺现在连印度的棉纱都不想要了，只想要印度的原棉。
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用“先进的生产力打败了落后的生产力”这种笼统至极的解释。
相反，这种击败和强迫转型，假如一共十分的力量。
大顺的棉纺织厂的隆隆机器声，最多占两分。
剩下八分，是靠军舰、刺刀、大炮、士兵、税吏、朝廷的集权能力、社会力量的组织能力等等，得到的。
并且，整个过程，相当的残酷。
因为大顺这边着急，特别的着急。
在历史上的英国，18世纪中叶，英国的商业资本和萌芽的工业资本，在东方贸易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棉布禁止令。
而在大顺这边，大顺的商业资本和萌芽的工业资本，在对印度的问题上，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是利益一致的：这是一场更多人参与的狂欢，工业资本要廉价棉纱、要市场；商业资本要劫夺的利润；甚至于大顺内部的一些手工业者，也受益于印度的棉纱。
于是，大顺这边在印度非常的急。
应该说，大顺在二三十年间，走完了历史上英国从1757年到1857年这百年间的路——对英国来说，这百年间，意味着棉纺织业的水平，从不如印度、到追平印度、再到超越印度；而对大顺而言，并不存在一个不如印度的阶段、也不存在一个追平印度的阶段，是以大顺上来走的就是超越印度的阶段。
二三十年间。
孟加拉的达卡，曾经堪比伦敦和巴黎的、手工业为主的城市。人口从18万，锐减到3万。
《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迦尸国都城，【国大都城西临殑加河，长十八九里，广五六里。闾阎栉比，居人殷盛，家积巨万，室盈奇货。人性温恭，俗重强学，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气序和，谷稼盛，果木扶疏，茂草靃靡】，短短二三十年间，城中到处充斥着失业的手工业者。
这是手工业的背景。
而在农业上，大顺还犯了一个极大极大的错误！
那就是，大顺在一些占领地区，尤其是内地地区，试图把大顺的土地制度复制到印度。
而大顺的土地制度，是存在巨大“缺陷”的：产权明晰、可以买卖。
这个缺陷，当然会出问题。
那就是，大顺的资本、印度的高利贷放贷者，开始拼命兼并土地。
不是说这东西不好。
而是说，英国900万人口，能拉出来13万军队、五六万黑森雇佣兵、旁边还有个北美可以泄压、外加海上霸权带来的工商业，所以圈地没出事。
而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再者，大顺这边对土地私有制加可以买卖，那是已经形成了“正确”的社会意识。
以及说，大顺在印度这边的巧取豪夺，征税等问题，使得小地产所有制，飞速地走向兼并。
这，是农业问题。
还有封建部族、士兵问题。
大顺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
大顺不要印度兵。
不需要印度人当兵，最多也就当点辅助兵，但也是募兵制。
这个事，自然可以说，是大顺这边的统治术“幼稚”了。
但这也是大顺这边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人口有的是，而且印度孤悬海外，让印度总督在印度自己征兵？这不扯犊子吗？再说了，当兵有月饷，大顺那么多失地人口呢，这些人在家里活不下去要造反，不如送印度去当兵。
不是说简单的大顺这边的统治者转不过来这个弯，好说也有两千年的边疆羁縻统治术。
而是说，现实情况在这摆着，放着世界三分之一、甚至可能快要五分之二的人口，去印度招兵？这是脑子有病。
本身，历史上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英国要改兵制，一些印度土兵不乐意了：老子自古就是靠当兵吃饭的，你让那些种姓的当兵，我们怎么办？
所以，也就很容易理解，大顺在印度的统治，实质上，那真是……作死。
印度原本不存在广泛的大顺意义上的失地农民的，因为土地制度不同。
原本就没有土地，怎么失地？
大顺愣生生在一些地区，给造出来一些失地农民。
当初牛二等人在孟加拉考察，是提出过直接一步到位，批量制造一大堆中型地主的策略的。说反正要是走大顺的土地制度复刻，早晚也得兼并，那还脱裤子放屁干嘛？
但是，一方面，这种制度更适合运输方便的地区，转型种植园。
而内陆一些地区，大顺以税收为主，而且情况错综复杂，是以选择了更接近大顺的土地制度，方便征税。
当然这个事儿吧，咋说呢？
土地既能买卖，产权又明确，那么对商人、高利贷者、地方官员来说，买地囤地就是收益率最高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土地制度，虽然麻烦，但是在不断的、千百年的斗争中，达成的稳定和妥协状态。
大顺的土地制度先不先进？18世纪，你要说这玩意儿不先进，那只能说是觉得应该一步跳到理想社会的空想激进。
问题就是“太”先进了，这种先进，在法国是靠93年的风暴完成的，是需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双重的革命的。并且，如老马在雾月十八日里所言，这种东西，初始是有利的、但用不了几年就会被推进资本的血肉磨盘中。
以至于印度在大顺的统治下，居然出现了之前几乎没出现过的场景：失地小农起义，击杀放高利贷的、击杀地主。
在这种所有制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农的那点地产，被高利贷、商人、官员，随便吸一吸，就得欠一屁股的债。那不就得拿地还钱？难道还有别的玩意儿？
历史上，英国尝试着在印度搞了搞类似的土地制度，结果就是【没有一个阶层，像失地小农一样痛恨我们……最开始他们把怒火释放在高利贷者的身上，但很快就是我们的统治】
而大顺这边，则是愣生生把印度，拉到了一个大顺这边经验丰富的“放贷、兼并、起义”的套路上。
农民问题，是大问题。
手工业者，也是大问题。
那锡克教、印度教、尹斯兰等等的冲突，是小问题吗？
种姓制度，是小问题吗？
这些问题，不是说不能解决，大顺可以慢慢的来。
要做传统帝国，那就是夺了莫卧儿的皇冠，你蒙古人做得印度皇帝，我亦做得。一切不变，收点税就是了。
可既是不做传统帝国，加之大顺的生产力在这摆着，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纺织业不如印度”的阶段。
国内的工业资本嗷嗷待哺，急需印度的棉花、黄麻、稻米、染料，还有市场。
朝廷在国内大搞基建，急需印度的税收。
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急需“按照资本主义的需求，改造印度”。
急、急、急。
急的结果，就是失地小农、失业手工业者、传统封建兵、种姓士兵、宗教……还有就是大顺这二三十年间培养起来的印度的资产阶级——搞包买和手工工场搓棉纱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也跟着不满了。
而偏偏，这些不满，大顺这边都有各自对应的利益阶层。
印度失地小农的诉求，大顺没法解决。这是大顺的金融资本、土地投机商、放贷的、以及实学派的殖民地官员的利益。
难道让他们让利？
手工业者的诉求，大顺没法解决。这是大顺的工业资本、航运业、金融资本、种植园主、煤铁联合体的利益。
这个更不能动。
宗教、这个属于是文化冲突，几乎无解，自不必提。
封建兵员、当地种姓兵员的诉求，这个大顺更没法解决。
这既是大顺对印度兵员的不信任——大顺不是没有边疆的民族士兵，比如扶桑的森林轻步兵，但是绝不会让他们在老家当兵。
再一个，也是大顺这边的“潜在造反者”的压力——去印度当兵，最起码还是条活路。一有灾荒，反正也得救灾，而印度那边也得发饷银，这两件事合一起，不还省钱嘛。
这个就更不能动了。
那印度的旧封建主的诉求呢？这个更不用提。
印度刚开始起来的萌芽的工业资本家的诉求呢？这个还是无解，大顺这边的工业资本想要把棉花变成棉纱这个劳动过程中的剩余价值也拿走。而且，大顺这边也急需解决就业问题。
一个个的问题，全都无解。
亦或者说，不是无解，而是李欗此时真正的统治基础变了，在印度这边的利益要符合支撑他王座的那些人的利益。
好比说，放贷的金融资本：妈的，你不让我去内地圈地囤地，老子在印度兼并也不行？那你不让我在印度放贷、兼并，行，那你让我去河南、湖北、陕西等地兼并呗？
当初我们支持你，是因为你给我们承诺，我们不在内地兼并，也能找到赚钱的路。
而不是因为我们有脑子，理性的知道外部金银奔向内地兼并土地，会造成大起义把我们全挂树上。
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压根没这个脑子。
我们只是饕餮的、对金银的血食欲望，被你在印度、南洋、扶桑等地暂时满足了而已。
那你在印度搞小地产所有制，不就是方便我们盘剥的吗？
某种程度上讲，大顺确实做到了用三十年，完成了历史上英国从1757年到1857年这一百年的事：种植园、棉花、靛青、铁路、稻米、征税、棉纱、关税、土地制度……
但也正如老马评蒲鲁东：【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所以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这显然是扯王八犊子的空想。
于是，大顺也只用了三十年，逼出来了一场很可能规模空前的印度大起义的酝酿期。
当然，现在还早，只是零散的。
而这种零散的问题，只会慢慢茁壮。
因为，印度的棉花，也是欧洲的棉布，鉴于大顺的压制，北美南方州的棉花种植业发展的很缓慢，根本无法起步：稍微一起步，大顺就通过印度棉压死。
种植园主又不是搞福利的，更不是忧国忧民之辈：我们干种植园，是要赚钱的。种棉花不挣钱，还赔钱，那我干嘛种棉花啊？
让奴隶种点烟草、染料、甘蔗、粮食什么的，不好吗？大顺再有本事，也没本事用南洋糖压死加勒比糖；用虾夷小麦压死康涅狄格小麦吧？
而欧洲的棉纺织业，又搞不起来了。
英国兰开夏地区的棉纺织业，还在萌芽期就被大顺参与一战，直接摁死。英国把未来赌在了呢绒上，可还是那句话：
呢绒是个起步容易、精进难的纺织业，起步的时候很早就可以搞出诸如七八百人的梳毛工场什么的，更是早早就有梳毛工起义。但工业化的难点，在后面。
而棉花呢，则是个起步难、一旦打通任督二脉直接起飞的行业。早期只能手工剥棉籽、手工搓线、还得浆线。一旦棉种概念纤维长度合格、走锭精纺机出现，这个难关一过，后面一片坦途。
所以，印度原材料、大顺加工商品、欧洲靠之前数百年积累的美洲金银消费，这个体系之下，哪边出问题，那都不是小事。
没办法，金银就是世界货币，欧洲就是挖到了金山银山，这玩意儿又不是印出来的，现在这体系就是这样。在刘玉改革之前，大顺白银的基础购买力，就是欧洲的三倍左右，同样一两白银在大顺和欧洲真的存在“汇率”。
欧洲的金银存量是惊人的，所以这套体系才能撑二十来年。但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