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十二）
印度的棉、大顺的工业、欧洲的消费。
这是一个整体。
大顺选择了一条非常奇葩的路。资产阶级在18世纪开始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世界市场。显然，世界市场肯定要包括大顺内部市场。但显然，大顺的资产阶级在没有拿到统一的国内市场之前，就先创造了一个畸形的、扭曲的国际市场。
这是大顺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土地广阔、世界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的人口、内部的长久统一。
使得这种奇葩情况，在此时的世界，能也只能在大顺出现。
举个例子。
法国的重农学派的改革，在历史上的评价非常高。尤其是粮食销售的改革——打破了法国的区域性经济，使得在法国内部，粮食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这听起来，确实不错。
但要考虑到……法国的大小。
这句话放在大顺这边的语境下，大抵相当于说：河南濮阳的粮食，可以卖到驻马店去啦！
而在此之前，濮阳的粮食是不能离开濮阳的，必须要受到监管控制的，是不能运到驻马店去卖的。
国家和国家是不同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在法国，这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法国达成内部统一市场的先驱、就93年风暴之前的预演。
在大顺，则压根算不得事。除非到崩溃的军阀混战的状态，否则，没听说过濮阳的粮食不能往驻马店运。
千里不贩籴的原因，不是因为封建法规定超过一千里不能卖粮食；而是因为必须要考虑到陆运成本的无形之手。
所以，在这种现实下，大顺这边搞出了奇葩的“内部市场有限制、外部市场塑造出了畸形的世界市场”的一套体系。
于大顺而言，原材料靠海外殖民地；市场靠海外和欧洲之前积累的存银；廉价劳动力靠内部地区的地主乡绅们兼并土地弄出来的一波波的失地百姓，历史上他们可是接受过一天两斤高粱米的低价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
而刨除掉大顺这边，欧洲那边的前提，是波托西银矿的无数印加百姓的血泪创造出来的。
没有世界货币，那就没有发达的世界贸易和统一的世界市场。欧洲的金银，充当了世界货币，尤其是充当了东西方贸易的媒介——大顺是个天生缺金银的国家。
因为如果欧洲没有金银，那么东西方贸易就很难发展成世界贸易：这不是说天不生欧洲万古如长夜。而是说……咋贸易？
白银是明顺几乎唯一能接受的进口商品，别的玩意儿根本不要，没有金银自然也就贸不起来啊。
固然说，国民财富不是金银。
但是，要注意的是，欧洲此时有这么多金银，不是靠种植园、甘蔗园弄出来的。那玩意儿，他不是粒子加速器大型对撞机，能点石成金，他只能种出来甘蔗，种不出来黄金白银。
欧洲此时金银上的富庶，和欧洲的手工业，关系真的不大。因为，哪怕是原本的历史上，直到1857年，仍旧闹出来了巨大的欧洲白银流向亚洲的魔幻场景。
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欧洲此时这么富庶，一定是手工业很发达，甚至工业发达，所以世界的财富都去了欧洲。问题在于，欧洲此时在世界贸易中明明是逆差啊，不管是对大顺还是对印度，都是逆差啊。
很多人错误的以为，欧洲的富庶，源于贸易顺差。这纯粹是把19世纪晚期，刻舟求剑到了18世纪。
并不是这样的。
纯粹就是之前挖的金子银子太多了。
金子银子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变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创造的财富，是国富论里意义上的商品，而不是重商主义概念里的财富。
的确，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不是欧洲此时金银这么多的原因——意大利的毛呢工场，只能生产羊绒，不能生产黄金白银。
包括说，欧洲农业革命，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解释不了欧洲白银那么多的问题。
农业革命也没听说能种银子啊。
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富庶，和大顺的手工业品能冲击欧洲，并不矛盾。
富庶是富庶。
手工业发达是手工业发达。
富庶的原因，是因为全世界，包括大顺和印度，都是用金银。尤其是大顺承接大明的货币改革，完全把发钞权让给了对外贸易，欧洲的白银才能大量地、廉价地买到这边的生丝茶叶瓷器等等。
欧洲的金银真的多，多到历史上让大明完成了货币改革、让印度后来也完成了银本位改革。
富庶不代表一些手工业就发达。
也有可能，三分是手工业农业进步、七分是钱多。
所以，欧洲的海量存银，以及极为不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便成为了大顺这边这一套国际秩序或者贸易体系的基础。
仅就棉纺织业而言，可以把大顺、印度、欧洲看成一个不太稳固的三角形。任何一边出了问题，都会引发整个三角的不稳固。
原材料、工业加工、市场，这里面是有很多蛋疼的因素的。
有人说，手工布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机织布。
这句话，看怎么看，宏观上对、具体到一个几十年的周期内未必就对。
而且，这种思维，很容易陷入到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当中。
也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
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是和说德国的革与反革里说某某背叛的人民之类，是一样的、无意义的、正确的屁话。
这种经济决定论，是错误且危险的。
放在18世纪，如果以这种机械唯物的、幼稚的、错误的、甚至是将老马的学问彻底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来看待18世纪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极为错误的观点、甚至一步滑向帝国主义甚至是最奇葩的辉格史观的变种——历史上欧洲的殖民侵略，是文明战胜了野蛮，是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
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晕乎乎的自以为是，认为1750年欧洲的生产力、纺织业，已经完全超越的亚洲。于是带着这种庸俗的机械唯物的经济决定论的脑子，反推出诸多奇葩的结论。
事实上，并非如此，也绝非如此简单且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所以才导致了大顺在印度引发的诸多问题。
这种庸俗化的经济经决定，在后世，就是尹里奇的《怎么办》，狂喷那些经济决定论的拥趸。
而在此时，作为逆练的结果，就是大顺为什么一定要先把这个奇葩的、畸形的、缺了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所谓世界市场建立起来，才能解决大顺内部问题的解释。
历史上，从约翰·凯尹发明飞梭、到珍妮机、再到水力纺纱机、再到骡机以及轧棉机，这是一个六七十年的漫长路程。
而直到轧棉机和骡机的出现，才算是让欧洲的棉纺织水平有和亚洲竞争的实力。
用后世的话讲，这算是一种后发优势。
从零开始，从事传统棉纺织业的人少，阻力小。
而且有着军舰、刺刀和大炮，打赢了几次海上的商业霸权战争，靠着殖民地市场，把从零开始的棉纺织业养大。
等到羊毛纺织业体系内的贵族、地主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压不住了。
在这里，就可以明确地说：如果没有大西洋、印度洋的阻隔。那么，珍妮机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存活。
在大顺，珍妮机存活的可能性，为零。
因为这玩意儿纺出来的纱线，牢度很差，只能做纬线无法做经线，需要用亚麻或者呢绒混纺增强强度。
这在大顺，压根就没有市场。你纺出来的纱，纺多少赔多少。
但在欧洲，是有市场的。
因为国家强力不准进口、行政命令不准穿东方棉布、对东方棉布征收重税，这使得这种在亚洲被视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纺布，才能够在欧洲的市场生存。
并且因为英国海军的强大，海战的胜利、重商主义和重税压榨下的造舰，使得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都受制于航海条例。
这是典型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保护主义的胜利。
故而，大顺想要走完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也就是刘玉活着的时候主导大顺改革的思路：技术进步为辅、商业霸权和造舰优先。
直到刘玉死的时候，大顺在欧洲市场畅销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机、大型织布机和走锭精纺机，所谓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即便有一定的工业因素，但那绝不是刘玉死前大顺对外贸易的主力。
而是标准的老马说的：前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逻辑，以造舰和海军获取商业霸权。
只不过这种商业霸权和原始积累，因为大顺和欧洲的白银汇率、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被刘玉伪装成了【自由贸易】、【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经济决定论下的先进战胜落后】。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显然，在大顺，想要完成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无非两个办法。
要么，强大的组织力、控制力，稳住旧时代瓦解、小农经济崩溃的剧痛，同时又有极为强力的手段，阻止资本从工业逆流回农业。
不是说，资本去农业就是错的。而是说，在改革和扩张前的条件下，资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产资料要素，远小于金融投机避险要素。大顺的民间资本流向土地，并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为在18世纪，大顺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华北进行了两年三熟的农业革命后，亩产已达18世纪的世界巅峰，很难往上升了。
故而说，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控制资本从工商业往土地上逆流——这，几乎是后来东亚必走的路，包括说宝岛的土改，分到地的佃农把土地卖还给地主，那也是要判刑蹲监狱的。
而且，还要有极为强大的、在这个时代要吓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组织力和控制力，愣生生压住转型的剧痛、小农经济瓦解的痛苦。
显然，大顺压根做不到。
要么，就只能选择对外扩张，走先发后发的模式。先发地区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原材料和市场，通过老马说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的模式。
而绝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这个萌芽、那个萌芽的。把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只要萌芽了，经济因素自动作用，就一切都好了。
不是这样的。
说句难听点的，单单刘玉的一小点改革，从贸易中心转移、到盐业改革圈地种棉、再到废漕运，这点相对于大顺而言根本不算伤筋动骨的改革——如果真到那种伤筋动骨到洪天王李闯王遍地的地步，也压根改不成——仅仅这个还远不到伤筋动骨的改革，就死了多少人？镇压了多少起义？布置了多少后手？
商业霸权，说到底还是造舰、刺刀、战列舰、大炮取得的。
而大顺在印度的统治，也不是靠简单的“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进步战胜落后”这些东西。
说白了，大顺打印度的时候，仅就棉纺织业来说，比英国强，但和印度那纯粹是半斤八两。
所以这不是个简单的、抽象的、滑稽的、毫无内容的经济决定的问题。
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残酷的、清晰的、明确的、依靠刺刀大炮的、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摧毁印度本土手工业生产能力和旧经济体系的活动。
目标非常明确：
摧毁印度的棉布出口业。
饿死印度八成的织布工匠，或逼迫他们去种植园摘棉花、或者去纺纱。
通过修铁路和运河，深入内地，瓦解印度的旧经济体系。
依靠孟加拉和南洋的稻米，人为制造印度西北部适宜棉花种植业地区的产业单一化：种棉花、换大米。
通过对稻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完成对单一经济种植园模式的商业资本的劫夺制建立，强行把印度拉入到大顺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使得原本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印度，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整体。
简单来说，就是“产业降级”。
通过人为手段，摧毁其生产力，达到产业降级的结果。从一个“棉布故乡”，混成一个“只能种棉花纺纱、却要进口棉布”的地方。
如果只是这样，倒也能稳住了。
但现在的情况，是大顺花了三十年时间，对印度完成了一次“产业降级”之后，准备再来一次。
之前三十年，是从“棉布的全产业链”，降级到“原棉和棉纱”。
而现在，大顺要更进一步。让印度再度产业降级。
从“原棉和棉纱”，降到“只有原棉”。
应该说，这一次产业降级，总算能借用经济决定论的那一套，至少在棉产业上，算是先进战胜落后了经济自发演化决定了。因为这可以说是先进的蒸汽机带动走锭精纺机，战胜了印度的落后手工搓棉。
也算是，补足了大顺这些年顺着当初刘玉鼓吹的自然秩序那一套衍生出的新礼新秩序的最大漏洞。
最开始，刘玉在欧洲忽悠自然秩序、绝对优势、相对优势的时候，大顺是可以打这个“自由贸易”的伪装的。
一方面，是大顺的手工业生产能力，确实远胜当时的欧洲。
另一方面，大顺这边的白银汇率等问题，也确实可以为刘玉的忽悠做隐藏。
虽然说，欧洲那边不是没有明白人，早早看出来了这里面的东西，但奈何他们发声的声音很快被大顺这边淹没了。
加上欧洲各国普遍的反现状、反现实的心态：即各国存在严重的重商主义个管控贸易背景下的物极必反，是以刘玉的这一套东西，被李欗继承扭曲成为“新礼法、新秩序、新天下”后，可谓是大行其道。
但在这一套扭曲的理论中，有一朵乌云，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
那就是印度问题。
印度的棉布，是因为大顺的棉布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廉、或者说大顺的先进战胜了印度的落后吗？
并不是。
印度棉布业的毁灭，源于大顺的海军和严酷的管控贸易、以及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关税控制，使得你印度就算有布，但你卖的出去吗？
去波斯，严查；去西非，严查；去南洋，禁止；去欧洲，严查。
至少，大顺的棉纺织业，在纯粹的经济角度上，并未达成所谓的先进战胜落后的结果。
相反，是大顺的刺刀、大炮、军舰和屠杀，战胜了印度的棉纺织业。
所以，一边大顺在欧洲喊着新秩序、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一边在印度搞关税毁灭、行政限制。
这，总归是会让欧洲一些人琢磨琢磨：他妈的，刘玉说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他们做的，和他们说的，就像是黑衣主教和白衣骑士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现在，对印度的第二次产业降级，总算是可以补足这个漏洞的。
至少，明面上，大顺是通过“自然秩序”，完成了产业升级。“先进”打败了“落后”，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击败了印度的传统纺车。
这听起来，就好听多了、也顺耳多了。
反正，至少比对印度的第一次产业降级的那一套，更有迷惑性了。
毕竟，印度的第一次产业降级，从棉布降到棉纱，纯是大顺靠军舰刺刀屠杀饥荒禁止出口等解决的，这个大顺自己念《自然秩序经》和《先进经》的时候都有着实太好圆。
终章 九三年（十三）
历史上，工业革命给了英国一个错觉：很多人以为纯粹是靠先进的机械生产，在印度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靠先进的机械的生产能力，和纯粹靠先进的机械的生产能力，这是两回事。
关键就在“纯粹”二字。
而这种错觉，又因为对美洲、非洲等地的殖民，而被大为扩大。
尤其是美洲的一些殖民地，他们并没有成百上千年的手工业积累，比如哥斯达黎加那样的，只能选择贸易从英国进口棉布。
然而，英国人或许是忘了、或许是故意忽略、亦或者是刻意避开了。印度的广阔市场，是靠刺刀、大炮、饥荒、商业劫夺、重税、以及对印度文明成果即过去的生产力的毁灭，而达成的。
重商主义下的新大陆殖民地，本身就是作为市场存在的。内部也并未自发产生强势的手工业，和区域间广泛的手工业经济。
可以说，新大陆的殖民地，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棉布生产能力。
而在亚洲，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问题，如果大顺按照历史的惯性和路径继续走下去，或许也会在几十年内产生一种激进的迷茫。
只是，伴随着大顺这边真正走到了欧洲去卖货，很多问题，大顺这边自己就想通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大顺或许不了解全面的印度。比如宗教、种姓这些问题。
但却了解宏观经济层面上的手工业发达和商品冲击带来的种种问题。
因为大顺这边一直以来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因为自身存在这个问题，于是就相当了解这个问题。
也正因为了解，所以大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进行对印度已有生产力的摧毁、亦即摧毁文明的成果。
但反过来，摧毁的过程中出现的惨状、起义、反抗，又加深了大顺这边的恐惧不安，尤其是现在这个骑虎难下的局面，到底该怎么解决。
苏拉特港口内，装载着刘玉棺椁的船上，随船去迎尸骨的朝廷官员，听完了印度这边驻扎官员的描绘，一个个愁容满面。
既是去迎接刘玉尸骨，顺带还要考察欧洲局势、以及去巴黎为重农学派站台，这些人自然都是新学一派。
这些年伴随着大顺的发展，新学一派从当初暗里生长的状态，逐渐成为了大顺的一支主流的政治力量。而大顺的对外扩张、殖民、工业发展，也让新学一派的经济实力大增，实实在在地压住了传统的科举派，已有不少人放弃传统科举路线，改学实学。
如果说，二三十年前，大顺面临的是往回退还是继续往前走的问题。
那时候，反动的力量，还有一点往回退的可能。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而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往前走，该怎么走？
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实学派内部，这些年已经争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当然，这里的争，不是那种革命的争，而是仍旧是在改革的范畴内争论。
争论的焦点，其实，倒也和法国的重农学派的一些观点有点类似。
如今在苏拉特，目睹了欧洲正在激变、印度也燃起烽火的这群人，此时正在争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虽然在刘玉的棺材旁，也即便死后原知万事空，但在他的棺材的周围正在因为苏拉特的混乱而争论的这些人，却句句引用刘玉的话来证明自己说的正确。
关于大顺将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争论了，但这一次因为在欧洲之行和印度混乱的加成，这一次的争论火药味不免更浓了一些。
“昔日兴国公说过成本、利润的问题，按照这么说，内地地区根本就不该建纺织厂。所有的纺织厂都已经建在沿海地区。”
“我们现在阔有印度爪哇，如今这世上三分之二的棉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在内地根本用不着种棉花，也根本不应该鼓励百姓种棉花。只要海军尚在，就不可能缺棉，即便说有朝一日印度真的分离出去，他们的棉花总要往外卖的。”
“既如此，海运成本优势、长江河运优势、海运的粮食优势……种种这些，算起来，无论如何，内地也争不过沿海地区。”
“那么，在内地建纺织厂，这不是毫无意义吗？难道内地的粮食能比沿海的南洋米东北高粱还便宜？即便说不考虑粮食问题，内地自己种棉难道争得过印度和爪哇？”
“再算上运输煤燃料的运费、算上粮食价格的人力成本……内地建纺织厂纯粹是小丈夫之念。”
“如今麻烦事更多。这印度棉纱进入内地，若江汉、河北各地，均有州县兴起女织，以至于副业压倒主业。”
“若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自是简单；而若是原有的画痕，不免还要擦除画痕。”
“即便说，今日建了，将来一旦放开了钞关，那也不过是破产的命运。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此为其一。”
“其二者，如今走锭纱机的纱线，韧度既够，机织布亦可与过去手工布相媲美了。价格又低，质量亦佳……如此时候，这棉纱在内地卖的越多，将来若转为机织布便越难受。”
“你们也都亲眼目睹了，自下南洋以来，印度织布者的惨状。无非是过去我们靠军舰刺刀和关税，逼死了这些织布者；将来是机织布自发地逼死内地的织布者。”
“虽有不同，可都是死。”
“是以说，长痛不如短痛。不若就一步到位，直接放开内地的市场。趁着朝廷现在尚有余力，长痛莫若短痛，直接逼死内地的手工业者！”
“昔日兴国公是怎么逼死那些煮盐的，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这显然是个如今大顺内部的激进派，论思路倒是和重农学派并无二致。支持放开内部钞关、支持取消长江等地航运的检查、支持先发地区的工业资本直接轰入内地。
他说的，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和大顺现在的局面有极大的关系：大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内部种棉，围绕着江汉平原、鲁西平原等种棉而就近建纺织厂的可能。
既没这个必要——大顺一来没被封锁、二来根本不缺海外棉花、三来原材料产地都在自己体系之内、四来内地的粮食安全一直是个大问题。
也没有这个经济学上的可能——海运成本在这摆着，粮食价格稳定性在这摆着，原材料产地距离在这摆着，技术积累在这摆着，资本富集程度在这摆着，内地地区毫无竞争力。
既如此，如他所言，内地搞什么纺织工业化啊？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这里看似是在说纺织，实则不只是纺织，而是绝大多数轻工业。
比如说云贵的铜、铅、锌等，那肯定不能跑到别处，所以这也就不存在先发后发的竞争；再比如煤矿铁矿等，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而轻工则不同。
棉花、靛草、拉杰沙希的生丝、南洋粮食、油料、盐碱等等这些，海运优势就是巨大。
而且本身大顺因为现在自己就是帝国主义，故而完全不需要内部地区为了发展工业还要挤出来耕地来种经济作物。
这些原材料，基本都来自于海外。既是来自于海外，那么成本优势就在这摆着，这是改变不了的。
而且，此人的话里，还有个“以史为鉴”的意思。他很清楚印度织布业被摧毁后的混乱和绝望，也在欧洲目睹了在美洲棉纺织新技术应用的快速。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现在靠着机纺纱，显然大顺的手工棉布业可能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而将来，这些手工业肯定是要被摧毁的，若是从不发达或者压根没有，若此时美洲，那么将来直接上机器那也还好；可既是有，而且可能愈发的发达，那么就该长痛不如短痛，压根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不然印度织布工经历的痛苦，这些人还要重新经历一遍大规模的失业。
既是从锡兰算起，大顺已经在南亚经营许久，自是日后“以史为鉴”的时候，可以加上南亚这些年的史。
听起来，他说的是没错的。
内地，实质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和沿海先发地区竞争的机会。尤其是轻工业，尤其是现在原材料多在海外、且海运成本最低的背景下，这得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并不是不存在。而且，反对的声音显然也是实学派的，绝不是那种读圣贤书的老一套，甚至嘴里说的也是刘玉的一些道理。
于是就在刘玉的棺材前，反驳者亦拿出了刘玉之前说过的话反驳道：“此言差矣。兴国公昔日做过个比喻，说人吃饭之后要拉屎，拉屎之后还要再吃饭，那么是不是饭就不必吃了？”
“你既拿兴国公昔日毁灭盐户为例子，那我这边也有例子。昔日兴国公治黄河，掘河道，那时候印度刚下，舰队彻底锁死了印度的棉布出口。正该是松苏棉布大发展的时候，然而兴国公可仍旧选择强制分出了份额，拿到了鲁西，由鲁西吃下这部分份额，熬过了挖掘河道那段时间。”
“如你所言，兴国公也是在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鲁西的棉纺织业，早晚要被靠印度棉、走锭机、机械布的松苏吃掉，所以当初压根就不应该把份额分给鲁西？竟是兴国公在阻碍进步，在影响松苏的棉纺织业发展？”
“如今江汉等地，纺织业正在兴起，全靠着朝廷钞关、子口，护着当地刚起步的产业——兴国公曰：萌芽。”
“若是钞关一开、子口一撤。以松苏之资本充足、原料充足、又控制原棉之形式。这些萌芽，皆要死于非命。”
“本朝不比法国、神罗等地。是以，工业继续发展，钞关子口必不可少，当以‘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各省各府皆有中心’之模式。”
“若法国当有巴黎、则湖北当有汉口、四川当有成都……而不是全被依靠着海外原材料、海运成本、资本充足优势的先发省份彻底冲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因着有钞关子口，是以印度爪哇的棉、纱等，共一石。先发省份足以吃下十斗变为棉布，但因着内部钞关子口的存在，棉布重税，故而十斗只能吃四斗，剩下六斗方能流入内地。这些年江汉纺织大有起色，便是靠着这六斗的原棉纱线。若是彻底放开，这十斗棉，一斗也进不了内地，只在松苏便皆成棉布。”
“除非有朝一日，朝廷海上大败，印度棉十成却有七八成流向欧洲，没了棉花，江汉或能重新种棉，而汉口近棉产地而重获优势。否则，一旦放开钞关、子口，最多两年，如今江汉的纺织业，必要无棉可用，其惨状必不下达卡！”
之前支持彻底打开内部市场的那人，冷哼道：“向前走，从来都是不无代价的！昔日百万漕工，扬州繁华，难道就因此便不废运河、不治黄河了？兴国公难道不知废漕之后，扬州千年风华必将毁在他手里？可他不还是眼都不眨一下就废了漕运兴起海运？扬州惨得，江汉惨不得？”
反驳之人亦怒道：“运河之事，前前后后折腾了多久？从海运中心北移开始算起，断断续续五十年时间，起事不断、镇压不停。北临清、南扬州，皆为邱墟。”
“扬州左近，七万盐工被镇；五岭西江，不下十万被杀；运河上下，不下七八十万被逼走，或在辽地为长工、或走南洋砍甘蔗，期间死亡不下三十万。这不过百万漕工。”
“而内地以副业为生者，何止百万？现如今，不只是棉花被朝廷在印度爪哇压着价，生丝、稻米、黄麻、木料、漆汁、油料等等，海外皆产。棉布之外，各行各业，皆被冲击，这何止是百万漕工？”
“我不是反对产业发展，你亦知道。我只是觉得，天下事，当要仔细考量。当以星罗棋布、遍地开花之布局……”
刘玉出走后三十年，大顺这边，终于走到了这个历史进程：有人终究还是把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的问题，自己提了出来：一个是对大工业集中在优势地区的的思考；一个是内地的一些产业和从业者的存亡。
在法国拿三时代，表现在甜菜疙瘩上；在大顺这，表现在一些正在努力萌芽和向前爬的内地的萌芽工业上。
法国不大，以至于甜菜疙瘩是个问题；大顺足够大，并且拿到了海外殖民地和原材料产地，冲死内地的经济作物那根本不是大问题，而分散在各地的萌芽工业才是大问题。
甜菜疙瘩和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表现的不同而已。这是历史走到这一步，刘玉已经早躺在棺材里后，大顺这边的内部改革派，自己思索出的同质性问题。
走到这一步了，无论是新兴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亦或者站在传统的江山社稷万民百姓的传统道德角度，都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有个答桉。
但偏偏，这个答桉，是没法由大顺王朝来答写的。
终章 九三年（十四）
激辩的声音不断在刘玉的棺材旁回荡，用的都是刘玉说过的一些话，这是大顺这些年特有的奇景。
死人，是可以“封圣”的。
因为死人不可能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解经。
于是确定了刘玉的确真的死了的消息后，大顺这边的实学派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拿着刘玉的话，作为各自的论据，争论日后的事。
谁都知道，现在大顺的情况是不稳固的。
继续这么搞，早晚要出大事。
既都已经在朝廷内了，那么这些人自是希望以改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顺的改良，倒不至于说改良改良，越改越凉，而是改良到现在，改的矛盾叠加。
旧的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一阵头大。
新的矛盾，也伴随着李欗的政变和后续的手腕，把工业给拉了起来，然后把先发地区的、新的阶级矛盾，也彻底激化了。
李欗以为，资本的胃口是可以满足的。于是死守着内地的钞关，通过严格的管控，和对外扩张的许诺，觉得可以将他们喂饱。
但实际上，是喂不饱的。越喂，越强大。
强大，便会要内地市场。
三十年前，支持李欗的新兴阶级，认为李欗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守护者。
而现在，他们认为，这个人，已经阻碍资本主义体系了，尤其是严重地阻碍了囤地买地、内地市场的放开等等。
《茶馆》里，崔久丰说秦二爷办实业，【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秦二爷是在北京天津办的实业。
其实放在此时的大顺，道理也是一样的，无非伸手指头的不是洋人而已。
江汉地区的纺织业，如今刚开始萌芽。
但是，原材料，掌控在松苏资本手里；大顺的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白银流入，皆在松苏。
谁在江汉地区搞点纺织业，松苏资本伸伸手指头，就能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大顺的情况，和后世不一样。
大顺不缺原材料，也没有说原材料产地已经被帝国主义控制了。
而是现在大顺自己就是帝国主义，大顺不需要、也不可能为了憋工业化，让江汉等地大批量种棉，以满足工业所需。
相反，印度、爪哇的棉，质量又好、商业资本劫夺制下又便宜。海运成本在这摆着，江汉的棉花种植业，实际上还没起步，就已经被印度和爪哇棉冲死了。
再加上粮食问题，大顺朝廷本来也不鼓励江汉种棉，加上之前太子闹出过来湘楚米禁的事，这也确实吓人。
故而说，江汉地区现在起步的纺织业，靠的是川楚市场、靠的是从长江运来的印度爪哇棉。
这种情况下，假如完全打消钞关封闭子口取消国内“关税”。
那么，你是资本家，你会选择在汉口建纺织厂，从松苏运原棉过去？还是会选择在松苏建纺织厂，把棉布卖过去？
这，是个不需要用脑子考虑的问题。
这么说吧。
在呢绒时代，英国圈地放羊，羊吃人，那是有道理的。
若是黑人已经开始在南方州吃西瓜、摘棉花，英国还去圈地种棉的话，那绝对是脑子不够用了。
所以，在大顺打赢一战后，“棉吃人”的惨剧，就不可能在大顺内部上演了。
大顺也绝对不可能去鼓励种棉花了——小农经济且小块土地所有制下，种棉花不简单。需要极强的组织力，去改良棉种，消灭旧棉种防止退化杂交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北洋时代，一些地方官员感叹若想改良棉种，非得等大灾之后赤地千里屯田推广才行。
大顺不鼓励。
小农种的那些短绒棉，在前机械时代，已经不堪商用了，因为短绒在技术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纱线韧性不足，除非用浆洗法这道麻烦工序否则是不可能做宽幅布的。
是以，一战胜利，大顺内部的棉花种植业，就死了。
这也是印度棉纱能够引发大顺内部手工棉布一波发展的原因。
因为大顺在印度……还是老马的那句话，商业资本占据统治优势的地方，必然会表现出一种劫夺制。
办的那些事，若在大顺内部办的话，早叫起义军烧了紫禁城了。
不只是棉花。
历史上，盛宣怀玩过一次生丝投机，最后崩盘的原因，说到底，就一句话：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产生丝。
这个道理放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轻工业的各种原材料，凭借海运优势，先发地区几乎都能拿到，而且价格都很低。
一方面是运输成本。
一方面是种植园和规模化生产的模式。
还有就是殖民地之所以叫殖民地，那是因为殖民者不是去为殖民地人民服务的，而是去劫夺的。
原材料是原材料。
茶叶之类的东西是茶叶。
这不一样。
大顺朝廷可以死死守住茶叶不能外流，任何试图在南洋、锡兰、印度种茶的，抓着就杀。
但是，对于殖民地种棉花、搓生丝、种大米、种香蕉、种油棕、种黄麻等，相当支持且鼓励。
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关于本土种植业和殖民地竞争的时候，该站哪边的问题，在大顺不是个问题。
而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对大工业集中在优势地区的思考，在大顺才是个被大顺这边的人思考的问题。
而这实际上又是一个问题：甜菜疙瘩周围，肯定有榨糖厂，以及榨糖业带动起来的一大堆产业，从而容纳了大量的就业。否则，这些人就会被甘蔗糖冲死，失业。
大顺这边，则是用了奇葩的手段，造成了同样类似的问题：对轻工产品征收内地保护税、对原材料原棉生丝棉纱等免内部通行税，从而造成了各省原有的手工业中心格局基本没变，并且萌芽茁壮。
毕竟，刘玉出走后，跟着李欗从龙的那批人，都经历过漕运问题给大顺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原本的工商业中心的衰亡、经济格局的改变，这些后遗症影响了大顺五十多年，才将将治好。
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格局，又是用类似大运河的手段，人工维系的。
只要取消“国内关税”这个听起来可笑的东西，大顺的经济格局会再度发生巨变。
而如反对直接取消的那人所言，这样的巨变，可不是废漕运那百万漕工的规模，这影响的可就大了。
不是说取消不好。
而是说，这玩意儿他不是玩游戏，点一下按钮就解决；更不是定义一下这是进步，那是阻碍进步，就能念得那些要被历史车轮碾过的人闭目待死的。
哪怕说拿三，他面对着小农问题、工人问题，还得装模作样地写本小册子《论贫困的消除》，提出来脑洞大开胡编数据的垦殖农业容纳失业者的路子。
大顺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思维。
甚至于，这压根不需要从别人那学，移民、垦殖、屯垦、迁徙，实边、缓解人地矛盾，这玩意儿大顺不需要别人来启发。
而是说，正如打着要解决小农问题旗号的拿三，实际上背后靠的是大资本一样，最后说话如放屁，这边说什么“国内的普遍贫困去侵略中国弄那点市场是脑子有病”，上台反手就去打二鸦。
大顺这边其实也一个鸟样。
刘玉出走前，李欗与之夜谈，大言迁民问题、人地矛盾，将来要解决云云。
然而，实际上，包括说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开发移民，完全是在给从龙之功回报、给资本创造机会、原始积累的那一套低价售卖国有的土地。
不是说这样不能移民，而是说数量……相对于大顺内部的人口而言，数量还是太少了。
比如说，北美那边。
大顺这几十年间，人口已达三五百万，吓得法国人连大顺的六尺轨都不敢用。
问题是，这好几十年，还有金山银山，算上当地人口出生，几十年三五百万人……够大顺在北美获得人口优势，可对内地的人地矛盾卵用没有。
换句话说，想大规模移民，只靠一纸《宅地法》，是没用的；只靠蒸汽船的发展，也是没用的。
真想办成这事，得靠朝廷出大钱补贴。每个人最起码得补贴张船票吧？北美西进运动，不提铁路优势、资本拓展这些，只说最基础的小农大篷车，也不是不能去。
问题是，大顺这边，难道让小农赶着大篷车横渡太平洋？
再者说了，“农民”和“农民”的概念不一样。
河南如今已经憋到人均3.13亩土地了，人均土地极度不足，使得地主收租肆无忌惮：爱租不租。
一些地方，已经憋到65%的租子了。这种情况下，别说横渡太平洋、也别说大篷车了，一些佃农长短工家里有没有个人拉的平板车都是问题。
的确，大顺的货币改革，是有成效的。
解决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问题，或者说解决了奇葩的民间用本币、交税用外币、货币商人金融资本和收税机构一起压榨的蛋疼局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就人均3.13亩土地，你就再减轻，他也过的艰难。
你哪怕说不收税，就河南一些被黄河屡次决口、水旱灾祸害过、盐碱化的地方，现在化肥纯粹的遥遥无期，这人均3亩地，亩产能多少？
事情走到这一步，压根不是什么发展工商业能解决的。这不是说发展工商业不对，而是说宏观上对，但在具体上得讲方式方法、得讲现实、得将当前情况、得用长远眼光看问题。
大顺现在的主要问题，压压根不是放开内部钞关还是不放内部钞关的问题。这和刘玉没出走时候的情况，压根不同。
只能说，一群人围着刘玉的棺材在这继续刻舟求剑。显然，大顺这边的人又不是傻子，这种围着棺材刻舟求剑的行为，实则就是刻意避开了大顺现在解决当前困境的关键问题——钱。
有钱，才能朝廷出钱推动迁徙。这种迁徙，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尤其是扶桑的铁路已经开修。
但这种迁徙，必须是以“百万、甚至几百万每年”的规模，否则于缓解人地矛盾这个问题上没用。而如果不是为了缓解人地矛盾，只是血缘民族上的民族空间什么的，那大顺就是三十年前死了，关系都不大。
换句话说，假设每个人补贴船票迁徙成本算100两，那么这需要大顺每年拿出个四五亿两来干这个事。
钱，谁出？
为什么说现在大顺的问题根本不是内部钞关的问题，因为……历史上，18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快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都已经被欧洲卷进去了，那么全世界一共能“养”多少工业人口？
不说大顺全国，山东加江苏，这两个省多少人口？
然而，内部钞关又是大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去了趟巴黎目睹了欧洲可能要剧变的这群人，很清楚欧洲一旦出事，大顺这边依托欧洲市场的大量产业要出大事。
历史，最终还是在斗争中前进的。
大顺放开子口和钞关，大顺必死，并且一定会死的非常难看。因为，这会让内地彻底陷入连小地主都活不下去的地步、农村全面崩溃。
而大顺死，才有未来。因为大顺自身的缺陷，解决不了农民和土地问题，也无法集中资源完成刘玉早就设想过的“大东进运动”。
终章 九三年（十五）
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时候，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退一步的。
后世尹里奇说过，左的幼稚病问题。
实际上，这个类似的问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
不是说自然秩序、国内市场、世界市场、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肯定是进步的。
而是说，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等待自然秩序调节”的表态，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那真是命大。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虑现实，只要全面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来了。而如果没好起来，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并且，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效果。
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
这个问题，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刘玉没出走之前，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让他们成长起来。
而现在，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的确，当时刘玉是说过，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
但是，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慢慢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基于物质基础、历史条件的不一样。
说一个耳熟能详的简单的故事。
《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里，七人众面对杨志，说自己是“濠州人，去东京城贩枣子”。
这里不提成书过程中的地理问题，只说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亦算是可以从侧面证明，在盐铁会议之后，天朝内部在政策上是国内统一市场的，是可以跨越千里贩卖商品而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以及帝国面积广阔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运费之后，无利可图。
这么说吧，后世相对于18世纪，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贸易的。
那么，后世却没有人把煤，往大同运，去大同卖煤；也没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兴安岭卖。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贸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吗？因为没有人把煤往大同卖、也没有人把木材往大兴安岭卖。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
某种程度上讲，在铁路建设之前，大顺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政策上的国内的自由贸易、现实里因为地理因素运输因素导致的区域性经济。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顺，比如说，关中丰收。
你从陕西收了一堆粮食，跑到江南去卖，也绝对没人管你，更不可能说不允许这么卖。
唯一的问题是，要不是脑子发烧、钱多到没处花，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
这是大顺之前的国内经济、贸易、国内市场的问题——你哪怕说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没听说诸如限制某地不准纺织、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准纺呢绒。
而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
比如法国、比如意大利。
这里不提法国的重农学派，那太激进了。
说个不太激进的重农修正派，伦巴第改革主义，他们的重农主义，面向的也是“国内”林立的关卡、和各种限制、区域间的贸易限制而发出的。
要注意的是，“国”与“国”是不同的。
大顺是个国。
意大利也……呃，当然，此时并不存在意大利，况且就算是说此时存在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这个国的国内贸易，距离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东京城贩枣子”的水平吗？
也即是说：大顺国内，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的限制。使得大顺在原则上，过去在国内是自由贸易的，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都算是非常吓人的资本自由——买卖土地，毫无限制，产权清晰，土地上几乎没有乱七八糟的封建权益，什么养鸽权、狩猎权、拾穗权什么的，全都没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顺律》就会保护你的所有权，至于你怎么拿到的，这个基本不管。毕竟说，《大明律》、《大顺律》都有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归之类的花样层出不穷，也压根管不明白、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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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欧洲，是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都合格，毕竟国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势力、商人行会、区域寡头、封建法等等，使得连“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学派，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再说一遍：《国富论》，不是对英国现状的总结，而是对英国现状的批判。
同理。重农学派，也不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总结，而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批判。
《国富论》不是在说“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
而是在狂喷“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盗销赃、垄断权等事实，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
因为是黑的，所以才呼唤白的。
而不是后来，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会牛。
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是过去的封建制度、区域性地方势力，数百年的历史因素，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法国的劳役修公路，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这两者虽然都是“国内”，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却还欠缺社会意识、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政治构建。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而大顺是反过来。
因为火轮船、铁路、海运的发展，使得大顺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具备了。而大顺这边，自始至终对于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限制，在政策上并不存在，过去没有只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导致的。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火轮船铁路的发展，使得大顺不得不面临许多之前并不存在的问题。
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重农学派的启蒙，以及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混乱。
而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已具备出现这种全国性的混乱的基础。
但在意识上，还需要启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国内的自由贸易。
所以，在法国，是“辞藻胜于实质”。
法国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类型的全国性的混乱和面粉战争？
因为之前，光是和面包、商会、城市面包行会、区域封建等相关的、稳定面包价格的法令，就有七八十条啊。
为什么会出现全国性的混乱？
重农学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地方的各种区域性法令、行会、垄断，用粮食做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的样板。
因为丰收地区的底层，也不想让本地的粮食往外运，这会导致粮食涨价。
所以，饥荒的地方，囤货居奇，老百姓反对；丰收的地方，囤货收购，拉高粮价，老百姓还是反对。故而才出现了法国之前压根没经验的全国性的粮食问题。
这既可以说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幼稚病——脑子抽了吧？粮食你也敢完全的自然秩序，而且还在那大放厥词滴滴咕咕说不要干涉？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吧？
也可以说这反应了法国农业才是最主要的产业的现实，别的玩意儿改不改的意义不大，量太小。
而在大顺。
因为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但并不需要重农学派的启蒙，因为重农学派的那些东西大顺这边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濠州贩枣子去东京城，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没听说濠州有法令说不准运枣子去东京城啊。
而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使得大顺出现了一波可能波及全国的混乱。
因为以前只能从濠州贩枣子推着小车去东京城，而现在可以贩枣子坐火车去五国城了。
之前大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基础，法理上的国内市场、实质上的区域市场。
而火轮船和铁路的出现，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成为可能。
也即是说，大顺不需要重农学派给人启蒙，因为大顺朝廷从来没禁止过，比方说江南的粮食不能往陕西卖。商人不从江南拉粮食去陕西卖的原因，不是朝廷的法令阻碍国内统一市场，而是因为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
故而，在大顺，是“实质胜于辞藻”。
当然，这里面最终的问题，还是物质基础。
法国没有农业革命、没有劳役修路、没有西欧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打破粮食区域性问题的基础。
而大顺若是没有火轮船、铁路等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对外扩张、沿海先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先发地区工业品对内地冲击的问题——没有火轮船，就算松苏的纺织厂已经搞出了走锭精纺机和织布机，沿江上运的成本，也压根不可能对江汉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一二鸦之后的子口税、火轮船、内河通行，才让冲击传导到了九省通衢之地。
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的大顺存在吗？
显然，当然不存在。
因为几十年前，大顺还因为两淮盐往湖北运的问题，朝廷上下头疼无比。盐这种一年吃个几斤的东西都因为运输问题头疼成这样，怎么可能会面临交通发展带来的区域性经济被打破的问题？
人，不能对着一张白纸思考出许多问题。能对着白纸思考的，那是先知，不是人。
那么，此时的大顺，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显然，是可以的。
因为大顺已经在国内、国外，对这种冲击，进行了两次预演了。大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会从历史中总结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可能会正确地解决问题。
在内。
人的寿命毕竟短暂，而历史的变化又过于漫长且缓慢。
所以，大顺这边的人，或许不能意识到西域问题的变化，源于帆船发展和商路变化。
但是，在大顺活着的人中，可是真真实实经历过一场关于交通运输变化导致的诸多问题。
那就是大运河被废，导致的扬州衰败、鲁西衰落、胶东崛起、运河经济带崩溃等等。
这，可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比西域因海洋运输而衰落更加直观的变化。
在外。
兰开夏的衰败、利物浦因为纺织品中心东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断发展、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起义……这些，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历史”。
固然说，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衰落，和先进生产能力战胜落后生产能力关系不是太大，而是差毬不多的生产能力将原始积累中的商业霸权和国家强力的力量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是个稍微变换就足以以史为鉴的事实。
大顺这边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朝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的棉纺织业，因何而兴、因何而衰。
因为运河，也因为鲁西地区适合种棉花，加之距离京城消费市场更近，运河运输加成等，于是临清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因为废漕，也因为大顺对爪哇和印度的征服获得了更廉价的棉花、沿海地区的原材料粮食和技术资本的优势，于是鲁西的棉纺织业在挖黄河河道阶段的保护性出口政策下短暂存活了一阵后，终于还是毁灭了。
这看起来……似乎好像这也没啥，这点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吗？
但，事实上，这在大顺，可算是实学派的方法论真正走上前台的标志性分析。
因为，在此之前，分析鲁西地区的繁荣，角度多是诸如“近圣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纺织之事”；“女织男耕”；“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之类之类的。
当然，鲁西问题，是扬州问题的余波。
而扬州问题，给大顺这一代人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千年繁华，短短几十年间，衰败颓然。
而实学派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一个“必要的代价”的解释，否则刘玉的一系列改革将要面临极大的质疑。
由是，这种分析方法，才迅速推广开。
从扬州的衰落开始，这种不扯犊子的什么“商业意识”、“民风”、“近圣人故里”之类的分析方法，才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摸向了18世纪的经济学——17世纪的经济学，全世界都一个鸟样，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英国为啥不行的时候，就大谈民族性，说英国的民族性不如荷兰，所以英国不行，迟早要完。
当然，几百年后的一些所谓经济学，弄得连18世纪都不如，反动回17世纪的水平，那是以后的事。
而就现在来说，大顺这边在政治经济学上，总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固然说，围着刘玉的棺材，大顺这边的官员避开了大顺现在真正的大问题，但至少他们对于工商业的思考，还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工商业发展确实是未来，但怎么转型，绝不是简单的放开子口钞关、和不放子口钞关，这么简单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分家，内地的两三亿小农问题……法国都知道砸面包店，难道这边不知道反抗冲击？
终章 九三年（十六）
如果非要给这些围绕在刘玉棺材旁讨论大顺内部子口钞关的人讨论的问题定性的话，那或许可以用一句非常刻薄的话来评价：只有理论意义，而无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是存在的，放开钞关子口，就是比继续维系钞关子口“进步”。
在理论上，这没什么可争的。
无论是国富论的理论，还是重农学派的理论，亦或者大顺自己这边延续刘玉的那些断章取义的歪经理论，都是如此。
关于这种“进步”的问题，老马在反巴枯宁的解体家庭、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就专门说过这种“貌似进步行为”的问题。
家庭解体、社会化、继承权废除等，应该是社会改造的结果，而不能作为社会改造的起点。
废除继承权问题，老马是这么说的：【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这一要求即使在革命的时刻被宣布，一般的觉悟水平也未必能保证支持它】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因为剥夺会是一种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废除继承权，却会使一切陷于混乱，而且达不到任何目的】
这个道理，在此时，其实也是一样的。
化用一下，差不多的道理，当然其逻辑内核不同，但其形式是可以化用的。
即：
如果把废除钞关子口，在此时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资产阶级有足够的能力，顶住两三亿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反抗，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了，还要皇帝干蛋？还要改良干锤子？因为都能压得住两三亿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反抗了，那直接夺权实行统治，将会是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直接废除钞关子口，将会使一切陷入混乱，会引发一场巨大的反抗。
这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说，这是个理论上进步的形式、但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反动的后果。
18世纪有18世纪的改造社会的形式、20世纪有20世纪改造社会的形式。
在这个时代，大顺的确拥有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二的人口、以及实质上工农业总产值占世界的大约50%甚至更高。
但是，有些产值对于商业、贸易、交易、资本增值而言，又是无意义的。
比如说，河南南阳府，人均土地大约4亩，亩产大约1.2石。
那么这里有100亩土地，上面有25个人，一共产出了120石粮食。
问题在于，这25个人也是要吃饭的，所以最终对新时代有意义的“剩余产品”来说，这并不是120石的价值。
算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时候，是按照120石算的。所以这么算的话，大顺确实占了世界现在世界总的工农业产值的一半还多。
但问题是可用于商品交换的盈余产品，大顺这边就差得远了。
再加上，内部的家庭手工业过于发达、地租过高等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大顺的内部市场十分狭小。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事：人均资源不足。
这100亩地，上面要是就一家五口，那么吃不完的粮食可以卖吧？或者种点自己吃的再种点棉花什么的经济作物用来交易吧？这一家五口卖了钱，是不是能多扯三尺布、多买五斤铁、过年多扯一截红头绳？
而现在的现实是，这100亩地，上面塞了25个人。人得吃饭，吃完饭之后剩下的盈余就很少了。而且大部分盈余可能还跑一个地主手里了。
这内部市场可能大吗？
事情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要说现在二战都打完了，大航海时代早过去了，地就已经确定了，那么在这些现实条件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和现在是不同的。
而现在的情况，是大航海时代的尾巴上大顺狠狠地抓了一把，手里捏着的可耕种的土地，确实很多，问题是这种“人均”又无意义，因为真正要去的人去不成。这是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顺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万不可刻舟求剑。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觉得土地有啥呀？好好发展工商业呗？你看美国，那么发达，他的农业产值不也才占总产值的1%吗？
问题就在于，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
现在，全世界，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个不是农业占的总产值最高？
这个时代，一时间成为显学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唯有土地才能产生增值”、“重农学派”之类的学问，之所以成为显学，也恰是符合现在的社会存在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个“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时代，农业结余才是市场扩大的唯一可能。
人，实在没衣服穿，实在没鞋子穿，还可以去河边草荡里薅一把芦苇子毛，用芦苇子毛做鞋，这在此时的一些地区非常的常见。
而人要是没有东西吃，那是万万不行的。一切为了吃饭、一切先要吃饱，这就是个此时最大的道理。
吃饭吃饱，无非两种办法呗。
要么，技术进步。水利设施跟上、化肥搓出来、良种弄出来，亩产800斤小麦算歉收。
要么，扩大种植面积、扩大耕地面积。北美、西域、澳洲、东北、南洋，垦起来。
前者是未来的解决方案。
后者则是现状下，最不扯犊子的、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而现在的交通状况、运输能力，谈什么“在北美搞大种植园、进口粮食、人均达到饱腹线”之类的想法，那就纯粹是不食人间烟火，或者认为粮食是可以通过虫洞直接运输到各地的。
其实这就是个比较的问题。
现在，相对来说。
是搓出来化肥容易？还是去扩大耕地面积容易？
显然，后者。
那么，扩大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上升了。
是让没长腿的粮食跑到全国各地容易？还是让长了腿的人去可以种粮食的地方容易？
显然，后者。
当然，实际上，这些问题，哪个都不容易。
但就算不容易，那也得分个三六九等，得分个“现在使使劲儿可以做到”和“使劲也没有用至少二三十年做不到”的。
人均耕地面积上升，对大顺而言好处是巨大的。
资本需要市场，人均资源多，市场才大。
问题就在于，资本是逐利的，短视的，无序的。
你跟资本说，你把资本啊，用在迁民上。将来市场扩大了，你的东西不也卖的更多吗？
然而资本不是一个人。
所以，甲觉得，哎，此利国利我之大计，我出钱，移民。
乙则觉得，甲这个傻吊，把资本用在移民上，老子正好把钱用在产业扩张上，还省的你和我竞争了呢。
所以，解决方案，无非两种。
一种，是刘玉一开始做的那样，迁民这件事，让资本有利可图。比如说，南洋开发种米种甘蔗、北美挖金子、松辽以北种黄豆。
如果不能有利可图，那就把条件都被备齐了：缺铁路？修；有印度糖竞争？灭……
另一种，就是让资本屈服于人的意志，使人可以操控资本，逆“水之向下”的自然法则而动。
比如说，把社会上的资本、力量，都组织起来，强行完成移民过程。
而这，又绕回了“中国”和“华人”的问题。
如果让华人在环太平洋地区具备优势，那其实现在做不做都没啥意义了。人口基数已经到了，就算大顺现在瞬间崩了，南洋北美各地的华人也扛得住、守得住。
而问题是，如果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甘肃等地的人，也看成人，也考虑他们的未来。
那么，前一条路显然不现实。
人要出生，人口基数在这摆着，天花之类的疾病已经可以预防，一年怎么也得移个人口的1%，才能基本维系人均三四亩地不变小，这是此时大约的人口增长率。
放在之前清教徒被驱逐到北美时候的英国，1%，也就一年三五万人。问题不大，哪怕是全抓进债务监狱，官船去送，也送得起。
而放在大顺，1%，在这等人口基数下，什么概念？
350万。
大顺现在就算拼了命发展工商业，一年能吸纳350万人口从事工商业吗？
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末期，全世界的工业人口加起来，一共几个人？
所以说，迁民，每年不照着500万迁，基本解决不了大顺内部的人均资源不足的问题。
而一年进行500万人口级别的迁徙，尤其是在这个火轮船刚兴的时代……怎么说呢，这就挺吓人的。
就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能组织起每年几百万人规模的、跨越三五千里的迁徙，那能把世界上的其余国家吓尿了。
只靠资本的逐利性，通过把人异化成产生剩余价值的某种货物，亦即刘玉之前的政策，肯定不行。
因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中发生、在流通中实现的。
每年500万人被异化，那么得多大的市场才能实现这种流通？
你哪怕说，反动到恢复奴隶制呢。问题是，就算反动到恢复了奴隶制，你弄一群人去美洲西海岸干种植园，种啥？卖给谁？还是说这人有什么怪癖，就喜欢棉花粮食堆积在仓库里，看着就感觉爽，而不是想要变成钱？
一块土地，你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并且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他才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资本，否则那就是一块地。
这个条件，包括市场、气候、运输能力、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以及维系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社会条件比如旁边没有可耕种的无主荒地，等等、等等。
所以，推到这一步，如果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人，看成是人，并且要让他们的生活也过好。
而不是只把目标定为让汉人帝国成为蒸汽压路机、或者环太平洋华人占据绝对优势。
那么，似乎有也只有一种可能，来完成这件事。
那就是，强化到极致的国家机器，集中社会的资源、资本、力量，完成这个每年迁徙五百万人的伟大事业。
而要拥有这种强化到极致的国家强力，又必须要先把大顺王朝弄死，因为大顺王朝的统治阶级，阻碍了集中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决定了大顺王朝的能力上限——当个蒸汽压路机，绰绰有余；建立新的以自由贸易为周礼的天朝体系，也绰绰有余；但绝无能力解决两三亿人口的普遍贫困问题。
甚至于，因为那两三亿人在被冲击后，可能的反抗，也意味着大顺实际上的“工商业发展的上限”。
再往上，那就得打破内部钞关子口，然而这会炸、也可能大顺根本不敢。所以，上限被锁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大顺统治下完成工业化，这就注定了上限不会太高，因为那可是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也即是说，不断加强集权的大顺王朝，成为了更加极致的国家机器的阻碍。
旧系统因为底层构建，不可能升级为新系统。
必须要先卸载了旧系统。
已有的铁路、工厂、土地、技术、钢铁厂、纺织厂等，则类似于非系统盘的文件。
换了系统，并不影响这些文件继承存在。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这个新的系统，绝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围绕着钞关子口问题在这争论这种只具备理论意义的事，而是要找到现在真正的矛盾、症结所在。
其一：要理解刘玉当初和支持均田甚至认为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颜李学派之间的分歧。
均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均田应该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于建立基层统治，从而高效地组织起社会力量。
其二：要坚信工业是未来的解决之道，更远的水平不必提，就和现在比，最起码要达成这个时代汉密尔顿的认识：时代变了，制造业是立国之本，杰斐逊那一套重农轻商的自耕农道德之国走不通。
其三：子口、钞关、关税等等，这些最终的完全废除，应该是全面改造世界的终点，而不是作为改造世界的起点。
这边两三亿人还在人均三亩地、全靠手工业活着的时候，就进步到直接取消钞关子口关税等等。
或者本国工业刚起步，就要取消关税保护，为了正义和进步，不惜毁灭本国的工业。宁可割地又赔款、宁可无数人失业，也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种进步，和法国重农学派一样，是自然秩序幼稚病。而自然秩序，又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也即资的幼稚病。
至少现在可以确信，取消钞关子口和资本的种种限制……
【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
其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直上直下，必要的时候往前走两步、退一步。
比如工商业急速发展，这是走了两步。走完这两步，似乎第三步应该继续往前走，直接取消内部钞关子口和各种限制，因为这是进步的。然而这时候不但不应该往前走，反倒应该稍微退一步。
其五：领导的阶级，一定要代表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把均田、甚至退回井田，作为最终的目标。也即，至少在阶级的意识上，不能是小农的、小资产者的。
但是，其又必须要意识到，大顺是个小农国家，想要做成事，不可不考虑小农。否则，是成不了事的。
其六：要把集中社会资源的目标，定在收租地主身上。把这些每年实际上是大顺财政总收入数倍的地租，作为大东进运动的社会资源。
于此时，于此刻，这种目标倒也并不过分。
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个工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已——目标旨在消除内部可能的反动反抗，和扩大世界市场。
从历史的角度，大顺本身是具备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优势的。
这些优势，是一种可能大顺自己都没有理论地、系统性认识的一些传统。
比如说，从殖民地政策来看。
历史上，1813年，可以视作各个殖民帝国，从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观，到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转变的标志性年份。
什么叫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观？
举个例子。
爪哇。
荷兰早期统治。
强制种植、强制上贡。
控制香料，砍伐丁香树，操空价格。
完全不考虑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纯粹以商业利润、商业资本的回报率为目标。
你包括说大顺一些地主，囤积土地，收取租子而不是去改良土地扩大生产，也可以视作一种商业资本主义的思维。
什么叫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观？
仍旧爪哇。
反法战争期间，英国短暂占领了爪哇。
试图在爪哇进行改革。
计划改革的方向是：
分地。
收土地税。
募役法。
取缔荷兰的强迫种植，转为由农民自发选择作物种植，用以扩大商品产量。
当然，最后改了不到半年，灰熘熘地又继续强制种植、上贡、劳役。
但思路，尤其是收土地税、募役法、农民交税之后种啥玩意儿卖钱，在殖民地，是视作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的标志。
之所以说历史上1813年是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开始取代商业资本主义殖民观的标志性年份。
不只是爪哇改革。
还有就是这一年，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商业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出台了新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桉》。
东印度公司，由原本的商业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公司，不得不转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工具。
什么叫商业资本主义的典型：从印度运棉布运的英国呢绒纺织产业抗议，连续两次行政法令禁止棉布；劫夺印度的各种原材料，几乎明抢；刮地三尺，我管你日后这里有没有市场，我只为商业资本的回报率考虑……
而1813年的新法桉，使得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转型，成为了工业资本对外扩张的工具。
要统治、要市场、要原材料生产、要殖民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以满足需求……
而不再是直接明抢，也即老马说的商业资本占优势下的劫夺制。
而大顺因为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
至少，在殖民地问题上，是明显的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而不是商业资本主义殖民观。
尤其是在爪哇南洋地区，表现得淋漓尽致——以18世纪的视角来看，就是最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的。
虽然可能一开始大顺这边自己都无意识，纯粹就是一种“习惯”。或者叫政策或者历史的惯性：不知道咋办，那就照国内亩税、重农的思路来呗。收了亩税，小农经济，发展生产，扩大交换交易，棉布换大米棉花靛草……
终章 九三年（十七）
过了印度，就是南洋。穿过马六甲，就是广义的爪哇地区。也即大顺的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地方。
相对大顺这边过于着急而在印度造成的巨大混乱，南洋这边倒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竟发的状态。
那些带着刘玉棺材从大西洋感受了欧洲正在觉醒、印度正在混乱而争吵不休的人，到了南洋之后，仿佛也被这勃勃生机万物竟发的情景感染，争吵也少了许多。
其实吧，造成印度混乱而南洋不乱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印度的生产力更发达、手工业是唯一能在18世纪和中国打擂台的地区。
所以，印度经历的，是大顺在用极为激进的手段，对印度的文明成果和现有生产力进行破坏。某种意义上的强制去手工业。
而南洋地区。
因为荷兰人早些年太勐，把英国都给锤印度去了，还杀鸡儆猴般在安汶屠了一群英国人和日本人，宣示南洋自己说的算谁来都不好使，这片是自己罩着。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太发达了，发达的在17世纪就让农民和手工业者盼着出个凯撒执政官来收拾那群城市寡头了、发达到英荷战争打的最激烈的时候荷兰资本疯狂买英国国债帮英国造舰。
英国还能出棉布禁止令、皮特法桉、1813新垄断授权法桉之类，收拾收拾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对荷兰东印度公司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以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明确表示：东南亚不欢迎非公司员工的荷兰人，别鸡儿上我的地盘来买货卖货。
是以，之前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殖民观，在南洋那真是淋漓尽致。
荷兰人折腾了一遍了，刮地三尺。
而本身，南洋的手工业，相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也实在是差了好大一截子。
是以，大顺取代了荷兰后，按照国内的一些历史惯性，在南洋搞的那一套，可以算是相当合格的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
发展生产、鼓励生产、统治、按照先羁縻后改土归流外加国野据点的模式，对于南洋地区的生产力恢复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因为印度本身不只是个原材料生产国，还是历史上18世纪世界第一大棉布出口国，从爱尔兰到好望角、从莫桑比克到红海、从波斯到安汶，到处都有印度棉布的身影。
所以大顺在印度的“按照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需求而对印度实行的改造”，是可怕而又暴力的。
是把一个棉布出口国，愣生生毁灭成了原棉出口国。
但在南洋。
大顺则确确实实使得南洋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提升——亩税货币化模式，就是此时在南洋先进生产关系的象征。
一来意味着农民具备了多生产的动力，交了亩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
二来意味着对于资本而言，私有制的土地模式打破了过去产权不清的村社模式，也方便了资本的圈地、放贷、兼并。
三来大顺急速发展的工业，使得大顺现在急需南洋的各种原材料：棉花、靛草、橡胶、咖啡、烟草、稻米、木材、香料等等。
当然，或许可能听起来有点反直觉。
这征亩税什么的，难道不是大顺一直以来的传统吗？亩税货币化？大顺之前也是这一套，怎么就和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扯上关系了？
这，就如同老马讲的那个笑话：说有个人掉进坭坑里快要陷进去死了，这时候他开始恨牛顿。说都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让他脑子里有了万有引力的意识，所以他才因为重力而陷进坭坑里。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并且写成书，融入人的意识。是不是说，万有引力就不存在了呢？
老马说：
【笼统而简短地说，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
【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
如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后对印度所做的，大顺此时正在爪哇所做的。
【或者，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
这，基本算是历代传统王朝，包括中外，都比较常用的办法。
【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
这里，老马举得例子，是日耳曼征服。
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于这些条件。
为啥？因为那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罗马帝国的自耕农，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反过来，如果罗马帝国是遍地自耕农、府兵，而不是土地大量集中，日耳曼想在罗马的旧土地上搞农奴制？自耕农能把这群搞农奴制的，屎给打出来。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于社会生产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
【在法国，尽管有大土地所有权，但经营的是小土地农业，因而大土地所有权就被革命摧毁了】
【但是，土地析分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
【尽管有这种法律，土地的所有权却又集中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
这话，放在大顺也是一样通用的。
大顺实质上的法律，算得上是保护小土地农业的。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法律，那么土地析分的状态是不是就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兼并是不是就不发生了呢？土地的所有权是不是又重新集中起来了呢？
同样。
大顺的土地所有权的重新集中，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土地作为一种金融避险的投资属性，胜于土地本身的生产资料属性。
地主乡绅商人，囤积土地，租佃耕种，收取地租。
因为，买地囤地收租，是最高的收益率、也是最安全的投资——事实上，这种投资的安全性，比后世的美国国债高得多。毕竟，即便改朝换代，基本上还是要承认前朝地契的。
另一种，是土地的生产资料属性，胜于其金融资本的避险属性。
比如一些交通比较方便、运输比较方便的地区，商人地主等兼并土地，改良土地，追随市场的脚步，种植桑树、养蚕、黄豆、棉花等。
是以：
【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题构成生产的要素】
【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它们在生产内部不断地改变】
这在大顺的一些地区，以及大顺统治的爪哇，就非常明确。
在大顺统治爪哇之前，甚至于在荷兰统治爪哇之前，爪哇的土地私有制、村社解体等，实质上已经自然发生了。
虽然这种自然的发生是缓慢的，但新的生产方式正在旧的爪哇村社中酝酿、萌芽。
当大顺下南洋后，即便说大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用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观来对爪哇进行改造——正如牛顿出生前，落入泥潭被陷死的人不知道这是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但，就实质而言，大顺对爪哇的统治、并且根据大顺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惯性而将自己的生产方式强行加在爪哇身上的行为，就是一种不自觉的、自己并不知道的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
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不同的。
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更多的生产。
因为，工业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本身也即是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分配。
【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
【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比如说，工资。工资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
【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
奴隶没有工资，奴隶的劳动不表现为工资，但是奴隶难道就不参与生产的分配了吗？最起码，哪怕说种植园搓棉花的奴隶，不也得被分配西瓜和谷物，以维系他们的劳动吗？
是以，大顺将大顺本土的生产方式，以一种更熟悉的历史惯性，强加在爪哇身上的时候，这本身既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分配方式。
生产，是说爪哇的农民，在缴纳了地租后，围绕着大顺的工业所需的原材料，进行生产。
分配，是说爪哇的农民，在缴纳了地租之后，用他们交换到的货币，购买整个大顺生产体系下的商品。
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
爪哇因其自然环境、土地肥力、积温降水、运输条件、海运成本等因素，实际上，比大顺甘肃的农民，更容易融入到大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
而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亦决定了爪哇的土地改革，是有利于大顺工业发展的。故而可以称之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的产物——因为就其意识而言，大顺朝廷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啥，只是根据传统和习惯，将大顺的生产方式强加在了爪哇身上。
这里，还有个更容易理解的假如的例子。
假如，比如朝鲜国。
作为一直以来亚洲朝贡体系的最靠近的一环，如果大顺，或者说当年的红巾军北伐，【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
那么，朝鲜国此时是否还会存在王田制？奴婢制？以及土地买卖是不被承认的？
既然说，93年风暴后，法国的土地私有制建立起来，并且成为了法革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之一。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大顺将大顺最熟悉的“亩税制度”、“小地产所有制”、“流官制”强加于被其征服和殖民的地区，是一种18世纪的先进制度，在落后地区的推广？
或者说，在18世纪的牛耕马作、曲辕犁、垄作、轮作、间种、套种等技术水平下，18世纪的小农经济，是不是此时最适合此时生产力的一种模式？
法革之后，15年到50年，法国的粮食产量暴增了50%、农业产值从30亿法郎增加到50亿法郎。
固然，到18世纪50年代之后，曾经对法国产生过极大正面作用的小土地私有制，阻碍了法国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机械、化肥、新农业技术等方面；又因为小块土地所有制，使得法国的资本，更倾向于在农村搞“九出十三归”，而小农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也不得不接受“九出十三归”的盘剥等等。
然而无可否认，在现代机械、现代农业、化肥工业等出现之前，小地产所有制在高炉铁和牛耕时代，是先进的且符合生产力水平的。这种先进，使得中国在古代一直占据着世界工农业总产值的40%左右。
伴随着先进技术的出现、化肥、良种、农业机械等等，这种模式又成为一种阻碍。历史上法革之后法国的问题，多看看东方的历史，就很容易理解，什么叫老马说的【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
什么叫【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
什么叫【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
当然，任何事都是有正反两面的。
在大顺国内，头疼的问题，就是土地抵押高利贷、土地兼并、金融资本更愿意购买土地作为金融产品等等，使得大顺这边需要各种政策，限制金融资本往土地和高利贷上跑。
而在大顺的殖民地。
比如，大顺在印度的一些地区，推行这种“开阡陌、破井田、初税亩、小地产私有”的制度，也造成了印度地区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被强行创造出的印度小农，开始反对高利贷、反对商人盘剥、反对土地兼并、进而开始反抗大顺的统治了。
如老马所言：【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
简单来说，因为大顺无意识地按照传统的、熟悉的方式，在统治地区推行小块土地私有制。
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使得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所有大顺统治的地区，已无可能——资产阶级请出哈巴谷、请出格拉古的尸骨，拉走农民反对封建贵族的模式，已无可能。
当农奴成为小农，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和资产阶级、资本之间，是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
并且，伴随着大顺这边的统治越深入，其最终的结果也会更靠近这种结局。
终章 九三年（十八）
这种情况，体现在大顺统治下的爪哇，也非常明显。
一方面，通过亩税制、募役法、取缔强迫种植贡赋制后，爪哇的农业产值急速上升。
这是肉眼可见的。
棉花、靛草、咖啡、稻米等等的产量，都相较于荷兰统治时期，有了极大的提升。
另一方面。
大顺在爪哇的制度，为大顺的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小块土地所有制？资本最喜欢这玩意儿了。
只有是私有得，不是乱七八糟的村社所有之类的，那就好说。你既有，并且拥有地契，也即最终的处置权，那我就有一万种办法把你的地契弄到手。
操控价格。
放贷。
欺诈。
等等。
非常容易完成对土地的兼并，而兼并之后，又因为爪哇的运输条件、大顺工业起步对原材料的需求，使得兼并后的土地，迅速走向了土地经营模式。
这对大顺的资本是如此。
而本身，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正常发展，又必然是小农内部的两极的分化、兼并等。
这也促成了爪哇的一些本土新兴地主的兴起。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利益，又基本是一致的，是反对爪哇原本的贵族阶层和封建统治者的。因为他们的利益，正是建立在大顺的统治和大顺推行的制度下。
这里面还有个关键的问题，也即是早些年刘玉在万丹土改的因素：这里的旧势力，在大顺，连被统战的资格都没有。
在大顺内部，土改问题，那真是牵着王八吊着鳖。
而历史上的改土归流，则往往当地农奴、仆从、底层等，【久愿归流】、【欢喜鼓舞，愿编户纳粮】、【被害男奴纷纷来归】等等。
的确，用21世纪的眼光，去看传统王朝，觉得啥玩意儿啊？
但放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大书【东方理想国】，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大顺在爪哇的统治，以万丹土改为样板，那真是磨刀霍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底层的支持。
而且，也因为当初刘玉的种种举动，使得大顺这边的实学派在施政手段上，颇为激进。加之爪哇这地方，旧势力的军事力量又不行，不要说爪哇直接轰入京城，就是连大顺统治的一些城市都打不动，于是如钢铁所言——搞了又不会受到惩罚，为啥不搞——故而大顺在爪哇地区推广大顺熟悉的土地制度和生产方式，很是迅速。
大顺不是荷兰。
不可能在南洋，连他妈的两万荷兰人都找不到，不得不维系和当地土司的关系、甚至用华人来当中间人挑唆矛盾。
大顺是大顺。
南洋就在家门口。
官员不缺、军队不缺、本族人口也不缺。
大顺在江南不能均田，跑到南洋难道还不敢搞土地改革吗？
广义上讲，即便传统王朝的改土归流，是不是一种土地改革？当然是，包括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法国的雅各宾分地，都属于土地改革，甚至于满清的逃人为奴法定人身依附圈地，也是土地改革——正着改是改；倒着改，也是改。
从传统王朝的角度，这种改革，可以视作历史惯性、习惯、不想让当地土司势力太强、改土归流就得搞流官就得干死土豪。
从资本阶级的视角，这种改革，为大顺蓬勃发展的工业起步，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也通过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完成了爪哇的分配改革，创造了更大的市场。
从爪哇封建贵族的视角……这个，他们的视角，大顺根本不在乎。
就像大顺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时候，会在乎当地土司的意见吗？要么接受、要么死，并无第二条路。
尤其是，大顺因为前朝教训——妈的，边疆土司、酋长，说不定哪天就做大了——是以，在这种事上，自从军改之后，尤其是刘玉以几千人规模而不是以十万人会战为思路的军改之后，那是相当激进的。
于是，从下南洋开始的一系列操作，到现在也是大几十年过去，改革效果显着。
然后，一切也就朝向大顺熟悉的方向而狂奔了。
既是统治方式、税收、土地制度的熟悉。
也是造反、起义、反抗这些东西的熟悉。
历史上，英国在印度的一定地区，按照英国的农业方式对印度的土地所有进行了一些改造。
通过土地确定所有权、农业税、以及土地私有制可以作为商品交易。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弄成了大顺这边传统的地契模式。
然后，英国人就懵了。
因为盘剥、重税等，导致高利贷横行。而高利贷，又带来了土地兼并。同时按照改变后的土地所有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借了高利贷，没钱还，那你把你的土地还给债主，不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在印度大起义前后，大量的贫民土地所有者，既没有钱交税，又没有钱还贷，只能把土地交到放贷者的手里。当起义来临时，贫苦农业群体，纷纷走向反抗殖民者的道路。
并且，在印度大起义前后，就爆发了许多次贫民杀死高利贷者、土地兼并人的情况。
以至于英国的殖民者，有些懵地发现【没有一个阶层，像失地小农一样反抗我们】、【印度小农逐渐由痛恨放贷者、土地兼并者，演化为仇恨英国的统治】……
是的。
英国人当时是有些懵的。
而英国人懵的这种情况，若在大顺看来，这有什么可懵的？
只会觉得：意！好！这个我熟，对此我有丰富的经验。
所以，这其实是个普遍问题，也即老马说的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普遍问题。
因为是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普遍问题。
而大顺又把小农土地所有制强加给了统治地区。
于是这个普遍问题，也就演化为了普遍的、类似的反抗。
这种反抗，又因为大顺这边的殖民观，而被加强。
因为小块土地私有制，本身就是有利于大顺资本的。
私有制，方便交易。
小块，方便破产和放贷。
这为兼并大开方便之门——法革前的法国，你兼并都没法兼，因为地是谁的都弄不清楚，各种封建权利加在土地上，资本买地都买不明白。圈地运动则是属于，既然小块土地私有制早晚得兼并成大土地所有制，那还脱裤子放屁干啥？直接强行把村社集体土地，私有化。只要我先完成了兼并，那么我就不必考虑小块土地私有制下兼并过程中的反抗——反抗镇压掉，剩下的要么去工场做工、要么去北美种植园当契约奴。
所以，大顺殖民是为了啥？
当然是为了新兴阶层的利益。
要是为了旧地主、士绅的利益，殖啥民啊。
于是这又绕回来了。
新兴阶层的利益，不管是工业的、还是商业的，都要求大顺在殖民地搞和大顺相近的土地制度。
对工业资本而言，需要市场、需要原材料。
对商业资本而言，小块土地私有制，又是和盘剥、放贷、兼并。
同时，因为生产力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以及豆饼南美硝石等肥料的运用，又使得大土地所有制，能提供更多的原材料。
而这种大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模式，大顺这边的资产阶级，自然是更倾向于使用大顺这边下南洋的人。
一方面，朝廷这边的政策支持。
本身人地矛盾就严重，能下南洋赶紧下。
加之这种新的“边疆”区，自然是本族人口越多越好。
另一方面，就工作效率、宗教、劳作等因素而言。
大顺这边在那边兼并土地种棉花靛草的，也确实更喜欢用大顺这边的下南洋人口。
性价比高。
爪哇人，总的来说，就劳作效率而言，和大顺这边种了两三千年地的人口而言，差不少呢。
于是蛋疼的局面就出现了：
在过去，爪哇地区是封闭的经济，一个个村社，几乎是半独立的状态。他们和封建主的联系，并不深。而村社制度还未解体，也使得爪哇地区的人，很难具备一个朦胧的民族的意识。
只具备分散的、区域性的、血缘或者村族的小意识。
而现在。
大顺推广了大顺的土地制度，打破了爪哇的封闭村社经济，亩税货币化又促使商品交易，使得在经济上爪哇地区的联系逐渐紧密。
然后，大顺这边的模式，又是“先小块土地私有制，然后商业资本兼并土地、大顺移民来到被兼并的土地做工”……
加之殖民政策、民族、宗教等等问题。
爪哇这边，也逐渐产生了朦胧的民族的意识。
这种意识，源于大顺在爪哇的改革，确定了小块土地所有制，打破了爪哇的封闭经济，呈现出类似于法国那边那种“重农学派的改革，打破了法国的区域性经济，但也使得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粮食混乱——于是，法兰西终于具备了成为一个国家的基础”。
发展于小块土地所有制下必然出现的放贷、兼并等问题。
又因为大顺移民、宗教、习惯等，被放大。
本身，小农土地所有制，就对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反抗性：他们反封，但也反资。
而大顺作为殖民者，又被抽象为资本的化身。
当然，现在情况还不严重，只不过，问题也已经埋下。
大顺实学派，在大顺这边关于经济的讨论，又为爪哇这边提供了理论基础。
终章 九三年（十九）
如果说，爪哇南洋地区，还能算得上有点工业资本的思路。至少是以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为目标的。
那么，在大顺北方，蒙古地区，那就真可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极致表现了。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劫夺制，当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这场劫夺制的淋漓尽致的终点，就是这一次刘玉的棺椁走海路的终点，天津。
自从当初大顺废漕改海定下来之后，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说天津这些年的发展，终究还得说一句，李欗上台后砸锅卖铁、靠着贱卖国有土地的方式勐搞基建修铁路，才算是让天津摆脱了松苏的附属地位，真正成为了大顺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随着李欗的边疆铁路计划的实施，从京城延伸到张家口、乃至于河套的铁路，使得天津这个港口，总算是可以说自己能辐射小半个塞外了——另半个，是松、辽水系平原，和天津关系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个听起来似乎寻常的口号。
但若看一看这些年大顺的一些变化，便可直到这句话本身，一点都不寻常。
比如，皮、毛、大黄，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大宗物资的商品。
在几十年前，甘肃青海的大黄、细绒骆驼毛、羊皮等，要运到天津，是一场不亚于哥萨跨越西伯利亚弄毛皮的艰难旅途。
要用皮筏子，顺着黄河，尤其是艰险的宁夏段，激流2000余里，先抵达河套。
到了河套后，再用骆驼队、马队等，运到通州。这玩意儿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马、旱季用骆驼。
到了通州，再把这些货物，走北运河。要是赶上旱季、枯水期，那么北运河实际上也是走不了的。
故而，西北边塞，不是没有好东西。
大黄、驼绒、细羊毛、银鼠皮等等，这都是好东西。
但之前的问题，就是运不出来。这不是说就地生产，就算你就地生产，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还是得运出来吗？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运输费用降低了，蒙古地区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运来了。
以蒙古地区的羊毛和骆驼毛为原材料，呢绒、毛毯、毡子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一方面靠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自是靠政府的订单扶植，尤其是军装毯子帐篷等等。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围也鼓励发展诸多重工业。煤、铁、造船、军火等，亦是蓬勃。
这些好的方面，自然算是彰显了资本主义的伟力。
不过这不算什么。
真正能彰显其伟力的，还得看坏的那方面。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铁路修通后，用了二十年时间，就用劫夺制创下了奇迹——高利贷的利息，已经让蒙古地区陷入一种竭泽而渔还债的状态，大量的羊才成年还未产仔就得还债；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烧商店、杀商人、造就了喀尔喀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蒙古地区，不比别处。
譬如法国，畜牧业也不差，也很发达。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业也确实发达。
问题是，法国当做牧场的地，潘帕斯那种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顺，早就被当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区，纯纯地是被农耕挤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甚至因为这几年气候转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种植，农耕区不断北移。
这也使得，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且极为脆弱。
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那么社会分工也就还早，手工业发展什么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铁锅、丝绸、茶叶、糖……甚至于，如今连批量制造的铜佛像，在这边都卖的相当好。
然而蒙古人手里又没有钱。
抢……燧发枪时代了，抢钱的时代过去了。
那就只能换。
商人们倒也不急着要现钱。
春天来的时候，你赊了多少东西，咱们定好了你用多少羊来还；秋天回去的时候，把你欠债抵账的羊牛马赶走。
这里面，显而易见地能看出来问题。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个羊吗？
或者说，一个小牛犊，和长大后的牛，是一个牛吗？
从生物的角度上讲，是。
从商业的角度上讲，显然，不是。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所以社会运行和大顺这种理论上是小农国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各个部族的首领，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
下面的牧民，倒不如说是农奴或者牧奴。
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向大顺皇帝效忠，按照封建分封那一套，各自分好自己的地盘草场等等。
同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得向最高领主履行封建义务。
在大顺内地，是郡县制、亩税。
而在蒙古地区，则基本还是封建义务制。
封建义务这一套，隔壁幕府就搞得有模有样。大顺这边也差不多：各个部族的首领，时不时得入京朝贡，在京居住一段时间。
入京……京城居，大不易。你入京，不得讲排场、不得花钱？
没钱，那不得借啊？
借，自然是和在蒙古地区买卖最大的商会借。
利息，肯定是按照《大顺律》走，绝对合法：36%，最多三年，连本带利两倍即止。若两倍即止，还不还，则本息合计为新本，再按照36%的年息还。
除此之外，各个部族得出丁、徭、役。
比方说，驿站、边防、巡逻、戍边，这些义务，是要花钱的。
花钱，没钱就得借。
借了，就只能借合法的最高利率，低了压根借不着。
借钱，又没有金山银山，拿啥还？那不就只能拿牛马羊等来还吗？
而商会在这里，实际上赚了三份钱。
借的钱，总要花了买东西，所以还是买我的东西。这是一份钱。
借的钱，得按照大顺律的顶格利息算利率，三年翻番。这是一份钱。
迁牲口的时候，牲口是按照春天定下的数量，秋天再弄走，那这一个牧期的长膘，又是一份钱。
一般来说，这种事若在中世纪，实属正常。
就和欧洲的领主和犹太人一样，借钱，不想还，那就杀犹、驱逐犹太人呗。
然而，问题在于，在这边做买卖的，可不是无力反抗的犹太人。
其幕后的资本，那都是京城的勋贵、军事贵族、御用大商人、皇族等等。
这就没办法了：想欠债不还？行啊，打进紫禁城来囚禁债主嘛。
问题不是打不过嘛。
尤其是铁路修到了张家口继续向北之后，上次叛乱火烧商铺的事一出，这边铁路直接把兵运过去，迅速平息了事端。
某种程度上讲，在蒙古地区活动的商会，就是大顺的东印度公司，而且显然还是转型前的、以商业资本主义劫夺为目标的那种原始东印度公司。
这和大顺在南洋等地的手段，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无意识的工业资本主义思维；另一个则是无意识的商业资本主义思维。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顺面对爪哇的土地，印度的土地，总能知道可以尝试着试试自己熟悉的办法，亩税制。
可面对着蒙古游牧区，大顺这边也着实只能如此，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因为，这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要办的事可就多了去了。
改土归流、划分牧场、取消血缘继承、重整和蒙古贵族的关系等等，一堆堆的事，远不是说一场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当然，朝廷也乐于如此。怎么看，蒙古各部，都在“私有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下，实质上被大顺这边的商业资本所掌控了。
只要大顺有本事、有军事力量，保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明显是反这个规则的，但显然此一时彼一时——那么实质上，大顺就牢牢拿捏住了蒙古地区。
当然，这种事也十分正常，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人以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萌芽了、发展了，于是蒙古地区放羊剪羊毛、把羊毛卖给萌芽区发展纺织业、然后再用羊毛的钱换回所需的生活用品。
于是，在伟大的资本主义萌芽下，一切都欣欣向荣。工业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生产力提升了……
然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高利贷横行、劫夺制、商业掠夺、压低价格、低买高卖、强取豪夺、军事镇压。
竭泽而渔到，蒙古地区一些部族欠的债，把部族所有的羊都卖了，都未必还的起。而很多地方的羊，还没生羔子呢，就不得不拿去抵债了。
本来这就是很正常的事。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一套，在本国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总不能说荷兰都不叫资本主义吧？
大顺在蒙古地区搞得这一套，肥了许多人，也促成了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的棉纺织业、皮革业、毛毯业、毛纺织业的发展。
而通过这种原始积累拿到了第一桶金的京畿区的资本，又把他投入到诸如包买制的棉纺织业上，用印度爪哇的棉纱发展华北的家庭分散的织布行业，依靠着北部市场大行其道。
大顺南北两个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逐渐成型。
但也意味着，旧天下，无法和平地、不过于流血地过渡到新的天下。
最内核的大顺内部的小农地主问题，还未触碰。即便只看外部，已然是从欧洲到印度、从南洋到蒙古，各地都已经矛盾丛生。而且，都是些之前并未出现过的、让这群人有些无所适从、有点不太会以史为鉴的新矛盾、新问题。
终章 九三年（二十）
这些新的矛盾，又促使大顺的很多传统思潮回流，比如【重农抑商】。
其实，重农抑商这四个字，按照老马的理论，这四个字其实是在曲解。
因为哪怕是先秦时候比较早提出这一套并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原话也是【凋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原意也只是禁止奢侈品，并且，这里着重还说了女工，那么家庭纺织业到底算不算手工业呢？
在生产力不足、亩产不足的时候，首先发展粮食产业和纺织业，保证吃穿，总体上，总不能说是错的。
况且，商业资本，真的就那么“进步”吗？
只怕，未必。
老马对于商业资本的评价，只能说，并不高。
【在英国近代史中，商业资本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他们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结成同盟，一起反对工业资本】
【纯粹的商业城市——也即商业资本占据优势的城市，过时的状态越容易保持】
老马的这个论断，以及对商业资本“反动”的评价。
就是刘玉活着的时候，认定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起搞死欧洲的工业；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理论上有合作的可能、但因为土地贵族的羊毛利益而必须打；能和北美的走私贩子们紧密合作并且在一战获胜后扶植英美商业资本彻底灭杀本国工业萌芽的根源。
因为他们虽然叫“商业资本”，但和“资本主义”里的资本，差了一大截。
奴隶制的时候就有商业资本了，而且商业资本还很发达，所以那时候可以叫资本主义萌芽吗？
资本主义，恰恰是要商业资本的独立性，使之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一部分要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商业资本。
如老马所言：【商业资本就其本身来说，还不足以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向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以此时大顺在蒙古地区的例子，也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件事。
简单来说，大顺在蒙古地区的资本主义的改造，非常的失败。
和在南洋搞得土地改革等政策比起来，简直是反动透顶。只不过大顺这边真正懂到底啥玩意儿叫资本主义的，并不多甚至可能并没有，一见着钱、资本盈利、贸易，就觉得这玩意儿好像就是兴国公所说的未来，实则简直是南辕北辙。
同样的，换句话说。
荷兰当年在南洋的统治，相对于大顺本土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也简直是反动透顶，距离资本主义的进步越来越远。
资本主义，或者所谓的萌芽，不是说钱、资本盈利、贸易发达，那就叫资本主义萌芽的，差得远了。
所谓的商业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因为老马很明确地说过：【资本作为商业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在此时，还是在一个与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
因为这里面是个很简单的逻辑。
既然说，商业资本是独立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这一要素的组成，那就可以反推出来，流通之外的两极，即生产者甲，和生产者乙，相对于流通来说，也是独立的。
故而，因为商业，所以牧民的牛，不再是牧民眼里的牛，而是商品；织工的布，不再是女工手里的布，而是商品——区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不管是养牛，还是织布，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生产布和牛，目的就是在生产可以获利的商品。
故而老马说，商业资本这玩意儿吧，越是独立发展，越证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越完犊子，成反比。商业资本、或者说商人，越是被单独对待、被视作一个强势的阶层，就证明这离资本主义就越远。
的确，老马说：【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解体的作用】
但显然，后面还有一句话，不能只断一般。
【但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到解体作用、并且这个解体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即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
换句话说，如果说，经济决定论已经够扯犊子了。
那么商业决定论，比经济决定论还要扯犊子的多。也即是说，似乎只要不重农轻商，那么一定就发展资本主义了，这就是扯犊子的妄想。
因为【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如包买制，就其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的变革，而不如说它保持了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类似的方法，到处成为真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
【因为它不改变生产方式，只是让生产者的状况恶化】。
中国这边的传统，包买制可能并不太盛行。
但是，换一下，租佃制，就可以非常容易理解——【它不改变生产方式、它只是让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并不引起旧生产的变革，而不如说它保持了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这就是重农抑商、抑兼并的意义所在。
因为，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
相反，有时候商业资本还会阻碍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甚至于，商业资本本身，就是依附在旧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新的生产方式会毁灭商业资本，而把它彻底揉碎了，扔进资本这个大熔炉中。
很多人以为的，是商业带来资本主义，所以不重农抑商了，早就资本主义发达了。
现实是，商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倒是很容易出现兼并、买地、收租、投资的方式。
这取决于旧时代的土地制度、生产力水平、内部贸易制度、运输体系、法律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现在，大顺在发展了这么久后，重新兴起了“重农轻商”的复古风，其本质很简单。
无非就是，先发地区的原始积累基本完成、工业发展连通世界贸易、商业资本四处劫夺……谁来保证，一旦彻底放开对资本的管控，这些资本不会一股脑地变成商业资本？去疯狂圈占土地、兼并土地、收租、囤货居奇、劫夺本土？
蒙古地区之前反抗的事，给了大顺这边极大的警醒，因为蒙古地区并不在管控的范围之内，故而商业资本劫夺的惨状非常清楚。
很多人开始质疑，只靠工商业的思路，貌似并不能保全整个天下。
反倒是，传统的改土归流的思路更对一些。
如果继续照着工商业这么搞下去，只怕再过个几十年，蒙古地区就要彻底反了。到时候固然说不会对中原再产生什么威胁了，但边疆也就糜烂了——大顺可以解决东北问题，因为小冰期过去了，东北可以种地；问题是，蒙古地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靠复制本土生产方式去解决的，有些地方根本种不了地。
简单来说，传统的天可汗模式，在工商业的继续发展下，或者说先发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下，没法继续保持了。
故而得用前朝在西南的政策，准备搞改土归流了。
听上去，似乎是传统战胜了刘玉说的工商业是未来天下的理论。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正如刘玉所言，大顺压根没几个人懂到底啥叫资本主义。当然他也没说，又按照传统只说“工商业”。
那么，啥叫改土归流？
简单来说，取缔原本封建主的封建权利，编户齐民，统计户口，征收赋税，丈量土地，建设城市，设置学校，流派官员。
那么，这件事在政治经济学上，什么意思？
很显然嘛，取缔地方的封建权利、加强国内的统一市场、分掉封建贵族土地的所有权，授予封建农奴牧奴为人的义务和一部分权利。
好比说，现在蒙古地区的各部首领，牧场是谁的？牛马是谁的？底下的牧民又是谁的？
显然，是蒙古贵族的。
现在，改土归流，就是分掉牧场、让牧民不再从属于蒙古贵族。
适合农耕的，直接从蒙古贵族手里剥夺牧场土地，放垦、种植，或者资本圈地放羊。
半农半牧的，划出一部分适合农耕的，筑城、迁民，剩下的不准垦殖。
只能游牧的，筑城，流官，大的拆小、小的拆散，直接取缔蒙古贵族的封建权利，但保留大顺内部土地类似的私有制：这里无非是把土地，换成牛羊嘛。内部叫租佃制，那边叫苏鲁克制，既然内地租佃制都能四六分，那么苏鲁克制也按四六分写入大顺律，一如最高年息36%故事，牧民四，牧主六。
如果，把改土归流这么理解，那么这显然可以叫“在商业资本导致蒙古地区旧的生产组织的瓦解过程中，通过行政之手的引导，使之导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而不是让商业资本的劫夺制阻碍当地的生产力发展”
恰恰，这才是刘玉说的“工商业是未来”的真正意思。
他可从没说过，商业发展一切就解决了，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对商业各种限制，对日贸易可是从一开始就卡了一大堆的军事义务。
两者并不矛盾。只是大顺这边的人，没几个懂啥叫资本主义而已。只听刘玉整天说什么工商业，便以为刘玉反对重农抑商。
恰恰相反，刘玉对重农抑商的态度，只能说，不觉得那是万恶之源……他对商业资本的态度，并不那么友好，而且也不那么幼稚，觉得这玩意儿的反动程度，和他妈的土地贵族差毬不多，不好好引导，就大顺这土地制度和内部几乎不存在的商业管控，真放开了那纯粹就是【它不改变生产方式、它只是让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并不引起旧生产的变革，而不如说它保持了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至于说实现的基础……大顺可谓是条件卓越。大顺既不需要蒙古骑兵，也不需要征召卡尔梅克射手，甚至统治基础也和这些人毫无瓜葛。
加之欧洲又要乱，罗刹国显然又无力在东边搞事，正是时候。
当然，最主要，还是能打。铁路一修，上次出事，调兵镇压，后勤毫无压力，这是很多人产生此种想法的原因。
至于说商业利益问题……只能说，大顺之前的经验，现在又可以用了。商业的那些贷款，朝廷还给股东就是了。但是谁说一定要还钱？收拾几个蒙古贵族，把地一收为国有土地，给地不就完事了。
至于说是养羊养马养牛，还是切成小块租给垦殖农民收租子，这事，管不了，只能看大顺这边发展的怎么样、市场如何、以及交通物流的发展等等了。
似乎，听起来，挺简单。理论上，貌似也完全可行。横轴上，也是进步的。
问题就是……事情没这么简单。
终章 九三年（廿一）
现在的局面。
尤其是护着刘玉的棺材从大西洋回来的这些人将所见所闻带回本土之后，局面已经相当不好看了。
不能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吧。
只能说，大顺这个纯靠刘玉缝缝补补弄出来个缝合怪，现在缝合的各个部分都有了自己的意识，急需确定谁成为本体把其余的肉身吞噬掉。
当初缝合的时候，倒是能凑合着用。
然而缝合了这么久，已经实在是到了再也绷不住的程度了。
仍旧以天津为例，哪怕说天津已经算是先发地区，而且工商业也已经相当发达了。
但围绕着天津这一个小地方，之前二三十年，发生的争吵，就不下几十次。
而且可以这么说，每一次，都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甚至也让李欗的统治，越来越难以为继。
仅仅是这一个地方。
比如说，棉纺织业。
随着李欗上台，铁路修建，都城仍在京城，铁路也开始向北延伸。
当初刘玉那时候，实学派力量还小，内部还有旧势力这么一个被刘玉刻意抽象化、营造出了敌对势力——或者说，歪经三连中，圣西门精英主义中定义的第二阶层：应该让位给更符合时代的人却不让位的那群人。
故而，在这种被他塑造出来的抽象化的敌人面前，总体上实学派内部还算是团结的。
加上他当时也确实能镇得住场子，不只是靠扯澹，主要还是对外扩张、扶桑移民这几件事上，也算是威望镇住的。
等着他跑路、之后乱、李欗上台，实学派一下子四分五裂。
本身，歪经三本。外加百家复兴，各自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我注诸子。
而李欗上台后，又肯定需要笼络一些人，稳定住京城局面等等。
伴随着铁路修通，向蒙古和东北地区延伸，新的问题很快出现。
原本，是松苏的纺织业，提供东北所需的棉布，以及蒙古地区所需的交易品。
而对罗刹和蒙古贸易中的大头，茶叶，也是松苏那边控制着。
现在，从京城到汉口的阶段铁路建成、还有前太子在湖北折腾出米禁的改革底子。
而天津周边的煤铁等机械制造业、以及距离市场更近的优势。
以及，李欗上台过程中，一些从龙新贵，这批人可不在松苏，可是住京城的。
于是，那就说了。
既是如此，天津为啥不发展纺织业？为啥还要用福建的茶叶？为啥不直接用湖北的茶叶往蒙古和罗刹走铁路运销？
或者说，以黄河为界，北边的利益，凭啥要让南边那群人占着？
本身李欗上台的过程就不那么传统，既有松苏资本的支持，也有京畿实学军功贵族的支持，自然也有京畿资本集团的支持。
闹腾起来后，只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从别处找补呗。
锤日本、打印度，找补之后，天津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但这个发展，是完全依靠爪哇和印度棉发展起来的。
李欗固然和稀泥，但对于维系一个内部联系密切的贸易的概念，理解的还是到位的。
这是南北之间的争端。
很快，又有别的争端，越来越乱。
一统派认为，废弃漕运之后，京城和江南的联系，只靠海运，固然说海军基地都在渤海，但终究不稳妥。
伴随着黄河夺清河工程的基本完工，朝廷应该修一条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
一来，万一海上有什么事，那也方便调兵。
手里有兵，且随时能去，才能做到维系统治。不然的话，说什么都白扯。再说了，陛下你怎么上来的、怎么依靠海军切断经济中心和京城的联系，您心里有数吧？
二来嘛，废漕运的地区，以及黄河改道之后遗留的问题，着实有点多。
今儿起义、明儿反叛、后儿无生老母的，这也不太行。
是以说，修一条和京汉并行的、贴近原本运河河道的铁路，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修铁路，得花钱。
而这钱，钱袋子们则根本反对出。
理由肯定是五花八门。
经济账，和政治账，肯定不是一回事。
而这里面，又牵扯多了去的利益。
比如说，搞海运的利益：你修了铁路，海运岂不是受影响？
但是，基本上，反对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自己利益受损，而是一定要反着说。
当然，反着说也肯定对。
那就是，从废漕运到现在，一直走海运。漕运已废，海运兴起几十年了，如今又有火轮船相助，这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就算修通了，那不是毫无经济利益？几十才能收回成本？
若举债，给息几何？
若不举债，这是条经济上算起来肯定相对来说不合算的铁路。
既是用国库之银，那这些钱，修东西向的铁路不好吗？或者修从西京到开封的铁路不好吗？
哪怕说，不修铁路，用来迁民至扶桑，解几十万百姓之饥馑不好吗？
这只是海运集团一方面的阻挠，实际上，长江航运、京汉运输茶叶的、对于朝廷心怀不安的江南资本等等，反对的声音多了去了。
除了这些出于利益反对的。
李欗上台的另一大助力，是一群实学派中的激进派，或者叫理性主义派。他们是真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这一部分人的力量，还相当不小。
他们觉得，之前往松辽、蒙古、西北地区修铁路，这都能理解。
为了方便迁民嘛，这是符合他们对未来的设想的。
好，现在这些事办完了，朝廷财政好容易缓过来了，有钱了，为啥要修这条路？
不是说，不该修。
而是说，事有轻重缓急。
现在，修一条穿过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铁路，难道不应该排在修这条路的前面吗？
若是修好了这条路，是不是可以方便迁民？
海军现在又没废，而且都顶到好望角了，现在修天津到金陵的铁路，完全可以往后排一排。
要办的事，多了去了。
况且说，这条路，完全可以商办嘛。
朝廷的钱，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然而商业那边立刻就给出反馈：商办，没人出钱。
这条路，不比往松辽分水岭修，既可以用土地增值来给钱、又可以扩大贸易，大为有利可图。
现在海运既兴不说，本身西边就有京汉路了，东边海运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沿途也没听说有什么不得了的价值。
年息几何啊？
到时候，收费低了，年息给不起。
收费高了，那不是都跑去海运去了，更没货走？
总之，要修，朝廷修，商贾不愿意出钱募资。除非，朝廷再卖点国有土地做补偿。
或者说，要募资修，也行。不卖国有的土地补偿，可以，加个附加条件：
和当初修往松辽以北的铁路一样，那时候既是加了附加条件的，参股者可以优先低价买黑龙江的国有的土地开大豆种植园、并且朝廷保证扩大大豆的市场、击败印度制糖业、扩大日本对大豆肥的需求等等。
那么，现在也一样可以加个附加条件啊。
比如说，修了从天津到金陵的铁路，那么朝廷就放开钞关限制，允许商人募股修东西向的铁路。
东西向的铁路，也即从先发地区通往内地市场的铁路。只要朝廷放开，商人是愿意出资的。
而这个想法一出，激进派则认为，既然是这样，那不如说，把在苏、鲁的激进政策，用在内地。
强制赎买地主士绅的土地，强制作为工业投资，修东西向的铁路。
这样，一举三得。
一来，集中资源，改革亩税，征收赋税，为千百年计，狂造船，征税补贴，把人送往扶桑垦殖。
二来，一旦内地有灾，则可通过东西向的铁路，迅速运输粮食，从而保证赈灾的效率。
三来，也直接把大顺现在这种缝合怪的状态解决了。直接上这种强硬手段，逼着地主把钱强制作为工业债券，顺带也把科举制改了，复上古学校制。
也即是说，仅仅围绕着天津这一座城市，很多政策都是乱七八糟、七嘴八舌，办起来极为困难。
这倒不是说李欗就一事无成。
实际上，上台之初，他和刘玉说的那几件事，他还真办成了。但办成之后，他就发现，寸步难行了。
牵一发、动全身。
正如刘玉之前说过的，不怕折腾，就怕不折腾。
只要折腾，必要出问题。
李欗不是对小农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皇帝，他是对大资本、军功贵族、底层军官、长役士兵、海军、以及一部分实学派和复古儒学派的“读书人”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
在他上去后，强行催动了大顺的工业发展，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等着前面一通勐跑，稳固了地位后，却发现，后面是一步也迈不动了——除了对外扩张。
但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代，对外扩张大顺已经到极限了。
比如说，北美的土地，很多地方空着，大顺不缺土地，也不缺人，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过程。
比如说，日本。就这样了，还能咋样？都已经六公四民了，还能有多大的市场？
比如说，印度。农业税倒是收了。问题是，印度也需要军队、海军、行政开支。算上这些支出，真正结余也剩不下多少。
于是陷入了死循环。
不考虑内地问题，想扩大外部市场？
要么，学英国殖民模式，一颗铁钉也不能在扶桑生产。然而，这就意味着，资本根本不会移民，全得大顺自己掏钱，没钱。
可，移民优先，资本唱主角，那扶桑那边就围绕着美洲自己搞贸易圈。借助刘玉留下的奇葩的殖民土地法，强行固定出了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关系，既不缺资源，也不缺劳力，那大顺这边就吊毛卖不出去，等于没扩大外部市场。
同样的。
既想在印度劫夺廉价的原材料、又想让印度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内部人口伴随着天花防治、黄河修缮、京汉铁路运粮等等问题，蹭蹭地涨，回过神来想要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又发现无从下手。毕竟他是皇帝，还想玩制衡，只怕真把旧的科举人才都干没了，这制衡之法也用不得了，到时候这皇帝怎么当？无非不是换了群念别样经的人揉搓？
在这地主士绅那么好动的？
简单来说，就是刘玉跑路前，打完了一战。而一战之前的所有胜利成果，容易吃的，现在基本都被瓜分干净了。
终章 九三年（廿二）
什么叫容易吃的利益？
比如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适合种豆，并且在事实上大顺已经拿下了南洋和日本的市场，铁路修通，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可以直接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建立。
什么叫不容易吃的利益？
比如北美现在的很多土地，既适合种稻、黍、稷、麦、菽这样的五谷，也适合种西瓜、棉花、亚麻。
问题在于，要让这些土地有利可图，你得为这些土地，准备一大堆的东西。
要在现有条件下，准备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否则这些东西没法卖，剩余价值要在流通中实现，没有剩余价值怎么有利可图？为了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出现，你可能要移民几百万上千万，因为没有人就没有消费。
这，就叫不容易吃到嘴里的利益。
铁路修好了，资本会主动跑到松辽分水岭去圈地种豆。
但，你和资本说，这个北美人口要是达到了三五千万，你们在北美的土地就值钱了。不如你先花高价买在北美的土地，然后你再出钱移民过去。这样，百年后等你重孙辈家里开枝散叶的时候，你家就可以剥削剩余价值了，土地也就升值了。
道理即便能讲通，但人家资本稍微一算，妈的百年之后？这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或者平均利润，只要能到10%，百年之后是多少？
那都是翻了151574倍。一两银子变15万两，我有这钱干点啥不好？我现在在扶桑买块地，就算一两银子买了100亩地，便宜到死。那100年后，这100亩地能卖15万两白银？这坷垃是金子做的？还是这石头是金子做的？
的确，大顺这边确确实实是有买地投资的习惯，而且整个天下都非常热衷。
但其实就还是墨子当年的那个问题：是用？是爱？
买地的人，是爱土地？爱土坷垃？爱这泥土的芬芳？爱这垄沟？所以热衷买地？
还是因为，要用这土地，作为资产。因为作为资产，土地是最保值的、收益率最高的？
那么，既然是资本，就要问了：扶桑的土地、大顺的土地，你可以找出来一块一样肥沃的土地、甚至旁边的河流、乃至于说积温降水都一样的。但这两块地之外的社会条件，一样吗？
或者说，举个最简单的换位思考。
现在，假设，中原某地的大地主，拥有土地4000亩。朝廷说，这样吧，你的土地归朝廷了，给你10倍、不，100倍补偿，补你40万亩土地在扶桑大草原上，也就是30里长、30里宽的这块地，都给你了。
这地主要吗？
且不说别的，就算带着人去了……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个工具需要国家的暴力机关去执行。在中原，这4000亩地，是地主的就是地主的，大顺朝廷要维护“法律”，所有土地私有制似乎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那么就算说挖地窖挖出来了家里留下的金银财宝，移了一千百姓过去了，说一如中原制度，六成租子……你看这些佃户吊他吗？甚至于，佃户吊什么土地私有制的神圣性吗？就分地了，咋的，大顺朝廷还能派兵来维护私有制的神圣性啊？敢来，就跟他干了！
历史上，北美在1865年开始迎来了一大波的移民潮。因为刚打完南北战争、劳动力不足、宅地法等，所以出台了《合同工法》——这玩意儿，理解成“契约奴”制就行，工厂主出运费，按照契约和利息什么时候把工资扣完运费，什么时候算是自由了。
许多人盛赞，这个政策实在是太智慧了云云，引发了欧洲移民潮，带来了北美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快速发展云云。
但是，这么说，则完全是空话。
不说种种种种的物质条件，只说最简单的一条：没有古纳德公司的廉价蒸汽船票，和缩短到12天的跨大西洋蒸汽船旅程——这是所有条件中似乎最简单的一条，那么这个政策就是个扯犊子的空谈。
若无此条件，还想发展工业，那就只剩一个办法，取缔《宅地法》，逼着农民去工厂，而不是去西进当自耕农。
当然，这不是说，只需要点亮一个蒸汽船科技就行，只是说，蒸汽船这玩意儿只是众多物质基础、社会条件中的貌似最简单粗暴的一个，是使使劲儿可以搓出来的。
而剩下的那些条件，则完全不是使使劲儿就能搓出来的。
这些问题，也就造成了大顺现在非常难走的局面。
比如说，这种非常难走的局面下，就随便找一个点，来说为什么难走。
例如后世，上朔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百年间，多少仁人志士、多少英雄豪杰，为理想而奋斗、牺牲，终于重现光明？
千万人得有吧？
那从1840年开始算起，这千万英雄里，都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战斗的？
反满、恢复汉土、灭杀阎罗妖？
这个，在大顺直接抛掉，一个陕西皇帝，这个理由实在没法用。
反洋夷侵略？
这个，在大顺，要反洋夷，得跑泰晤士河口去反了。
为中华之崛起？
这个，大顺现在虽然是个缝合怪，但谓之马上到来的19世纪的压路机、世界第一列强，这个还当得起吧？
为华人的生存空间？
这个，更没法用了。之前就说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大顺现在立刻死了，天下大乱五十年，环太平洋区域，从澳洲到北美，华人已经完全占据绝对的人口优势了。但华人有优势，和西南山区、西北干旱区、普遍人地矛盾爆发区、华北生态崩溃区的那两亿多百姓，基本没有啥关系——此时世界的五分之二的人口，如果全面工业化、全面富庶，和全世界一起富庶、全世界普遍工业化，那也没啥区别了。
所以，其实最后也就剩下了一个选项，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然，科社出现之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反动社、空想社、宗教社、小资社等等。
在加上传统因素，不免在科学的理论出现之前，在大顺也就只剩下纯粹的“天下大同”这个选项了。
问题在于，天下大同，怎么走到？
之前，儒学一脉，争的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
然而，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这套东西再怎么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小农手工业时代。
如今，时代变了，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套东西其实走不通，尤其是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周礼、周官之类的书，多半是一些人为鼓吹王莽改制而写的……呃，“小说”设定。
和颜元、李塨等人闷在家里，俩人憋出来的一整套“官制”、“土地法”、“学校制度”、“税收政策”、“军制”等，差毬不多的玩意儿。
而现在，大顺这边唯一能撑得起来这个“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的，其实也就剩下刘玉的那一套东西了。
然而，问题在于，新学派当年为了防止被灭杀，只教“术”而不学“道”，大部分“道”的内容，都是潜移默化和只言片语的。
这也是社会条件所造成的某种必然。
就好比说。
法革，那是一群思想家在上、平民在下，而许多律师等中层，作为思想家和平民之间的联系。
所以，圣西门会说，法革那群人的口号，和他们反对的反动派的口号一样，空洞、辞藻。
而华革，则是本土派的哲人王，在山沟沟里，面对着一群文盲和基本没出过山的农民。
所以，风格是通俗且易懂的，是甚至能让半文盲听明白的。
而刘玉当初面临的情况，就是大顺允许有圣人，但一定得是死了两千多年的圣人。
皇权强势。
正值王朝中期，休养生息结束。
加之以史为鉴，还有“复古半圣意见领袖”安汉公、还有“一人易天下之学”王荆公之类的事。
故而，刘玉就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做事。
而“臣子”这个身份，就注定了，新学一派里，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东西只能只言片语、最多只能自然秩序，上限就定死了。
这个定死的上限，撑得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吗？
如果刘玉没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这么这个定死的上限，撑不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最多也就是个空想——只有术而无道，也就意味着没办法自行的逻辑演绎出最终的结果。
问题在于，刘玉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所以即便是定死的上限，只有术法，那么他依旧可以描绘出一个差不多的、听起来并不遥远的、似乎可行的美好的未来世界。
所以，在大顺这个缝合怪，此时早已注定的排异反应发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把刘玉的尸骨运回来安葬？
后世有句话讲：天王杀天父，终究一场空。收拾包裹回家去，依旧做长工。
那要是“天父”早早病死、或者自然死亡了，而“天王”依旧还能得到指引、并且有证据表明依旧是“天父”在指引呢？
如果说，大顺的实学派，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逻辑思辨。
那么，创立者也不好使，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用方法论和是逻辑思辨，是可以推出后续的正确结果的。
或者说，如果大顺的实学派，学的是一套科学的理论，是可以通过逻辑演绎和运用方法论得出后续的结果，那么这一套是没有任何用的。
但问题是……刘玉，更像一个……先知。
而不是一个大顺的思想家、哲学家。
就像是，他可以漂亮地解出一道立体几何的题，但他连几何的许多基本定理都不教一样。
他只是个先知。
一个“预见过未来”的、可以“用此时的词汇形容未来”的、思想支离破碎的……先知。
而已。
因为没有基本定理，所以大顺走到这一步，有志之辈，迷迷湖湖，不知道该咋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这时候，自然会有很多人，觉得，若是我实学派“先知”在此，定有办法。
终章 九三年（廿三）
这个“先知”，此时确定已死。
并且这个“先知”，一生为臣，但在不问世事从赤松子游之前，却说了一些明显超越了“臣子”这个范畴的关键的话，并且留下了文字的东西。
并且，这个“先知”，在不问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东西的最后所有者，便是此时的皇帝。
而此时的皇帝，年事已高、焦头烂额。
当然，大顺这边可能并不太熟悉“先知”这套东西。
那么，换个说法。
王莽改制前，忽然出现的《周官》等一系列“圣人所作、但被焚书坑儒都烧没了、幸而在墙缝中有一套而得以现世”的东西，有啥区别？
王莽说，这就是圣人先王的制度。周公还能从坟里跳出来，否认三连：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
王安石说，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确吗？好啊，我用《周礼》改制，你们反对能怎么办？你苏子由也只能写文章，先证明《周礼》是伪书、不可信，然后才能在理论上反驳我。否则，理论上我就是正确的。
只不过。
人的寿命太短、而过去的历史又太漫长、考古学也不发达——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这边，你去挖人家祖坟、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
故而，这边过去能、也只能，托古改制。
包括说，欧洲那边，新教徒、清教徒……实际上，原教旨这个词，本来就是形容他们的。理论上讲，大顺这边至少和天主教还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点聊的可能都没有……故而其实他们也算是托古改制。
到启蒙时代，托古改制，在欧洲实际上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托古，只能往圣经上托。而启蒙时代，圣经本身已经快要圆不上了。
于是，只能选择“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托东改制”、“借外讽内”、“构建出一个现实存在，但一般人看不到摸不着、一旦亲眼看到或者触碰就会破碎的理想国”这一套。
但显然，这套东西，在大顺是不可能用的，也根本没法用。
因为大顺不久前才打赢了一战，并且也完成了环球航行，于是地球多大已经确定、现存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有资格当理想国的——是都1750年了，居然加上休耕才种1收6.3实则等于年均春种一颗种、秋收三粒麦的法国农业配理想啊？还是和印度都玩不起要考行政命令禁止穿棉布才能撑得住的英国工业配理想啊？还是那群跑到北美清教徒的“耕者有其田、有形圣人教化、仁爱相亲”的复古配理想啊？
既然外部没有理想国。
大顺自己这边复古那一套，实际上也是摇摇欲坠——由内而外的扯犊子，大顺这边不正确；由外而内的关键，那些制度、典章等，一堆玩考据学的出书证明多半都他妈假的。
而且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大顺人口激增，复古一派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即便按照你们说的，王政复古了，井田了，人均3亩地，就算十一税都免了，你能保证吃饱了？
古人说，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人均二十亩地呢。你井田能复古，可你这人均20亩地怎么复古？只要一复古，就能变出来地？还是只要一复古，亩产立刻提升500%？
故而，对未来的设想、幻想、或者说可以在此时语言和物质条件下理解的不那么空的空想，也只剩下了刘玉那一套东西。
老马说：【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
而这套东西，此时说出来，太难懂。甚至其实放到后世，识字率普遍提升，对着这个望文生义理解的东西，和老马讲的生产关系的意思都不搭边。老马说的重点从不是纯粹生产，而是说生产关系和分配。
刘玉说一半、用一半，解决了一个大顺这边必须不能绕过去的问题——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扭曲成了“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解决了一直在理论上卡着大顺的“本末”问题。
虽然扭曲的连生产是为了生产这样的水平都没有。
但在此时，扭曲成这样反而是有利于传播的。
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这句话算得上是大顺发展工商业的“理论基础”，也算是大顺这边一种类似“重农主义”的东西。
这句话本身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谈分配，首先得生产。
第二：生产够了，工商业作为粮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够的人口。
这，才是刘玉鼓吹在大顺发展工商业的基础。
跑到古代，对着最基本的粮食都不够吃的皇帝，不提出一个基本的可自洽的逻辑，上来就勐吹萌芽、重商……多半会和面对着连绵不断农民起义的皇帝对着自鸣钟觉得这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结果。
老马说的很清楚了，商业资本，未必就一定会改变生产力。更大的可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买制、劫夺制等。
而这边重农轻商，又不是因为古人都是傻子，纯粹是因为早就发现商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存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托马斯·萌，说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
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东，抓到就直接击沉，货物和英国政府对半分，这才叫重商主义。
这边历朝历代把重商主义搞得相对来说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个屁都收税、拉个屎都专卖的宋代。
拉个屎都专营管控，那才叫重商主义。
工商业不收税，国内玩自由贸易，那叫重农主义。
走到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宋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生产力更加发达，再搞宋代那种重商主义，已经玩不转了。这不是个简单的组织术问题、或者说政治构建倒退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明中期那一步后，重商主义在国内已经完全搞不了了。
重农学派说“以中为师”，并不存粹是空想出个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有这么回事的。
故而，在这种条件下，大顺的问题不是辩什么重商主义还是重农轻商，辩也不是不能辩，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本质上就是轻商的——土地才产出价值，工商业吊毛都不是，只是把土地产出的东西变了个形状模样，毫无价值，所以压根不用管他们。都已经“毫无价值”了，这还不叫轻商？
这种辞藻大于实质的争论，在大顺毫无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怎么改变“商业资本老琢磨着寄生在旧体系上”的问题。引导商业资本丧失其独立性，成为资本社会的“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黑马是马，而不是白马是白马、黑马是黑马。
而解决的最终方案，换句话说，叫“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
那么，从这一套上，也一样能推出大顺内部的问题——均田。
怎么解决买地囤地收租的利润过高的问题？
刘玉没这个本事，最终解决方案是工业极其发达、种地不补贴根本赔的裤衩都输光，那是治标治本的解决方案。
显然，刘玉肯定没这个本事。而且，1860年，英国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力，制霸七海，以至于工人都贵族化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对印度极致的压榨，一共养了几个工人贵族？不要说全国那接近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只说够不够大顺一个山东省的人口？
那既然没这个本事，换个思路行不行？
不能解决商业资本往耕地上跑的问题、或者说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比不过买地收租。
那么，均田后，搞天朝田亩制度，禁止土地买卖，行不行？
的确，兼并土地的收益率高，那么直接出行政命令，禁止兼并行不行？
既然说，英国能靠棉布禁令、爱尔兰羊毛法、商品列举法、航海法等，把本国的棉纺织业搞出来，搞成工业革命的支柱力量。
那么，大顺靠田亩制度，让资本禁止往耕地上流，让商业资本而是往工业上流，最终通过工业发展，消灭商业资本这个单独存在的东西，让黑马变成马，日后白马、黑马、黄马，哪个快骑哪个，从而逼出来一套让世界其余国家绝望的工业力量，行不行？
实质上，刘玉的工商业未来的思路，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
只不过，为了达到目标，走看起来最短的直线，在现有条件下，恰恰是最艰难的。
所以，他才曲线绕圈，故意曲解老马说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里面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的关系。
扭曲成“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由皇帝最担忧的造反问题、江山不稳的问题为出发点，从“人吃不上饭可能会造反”这个经济学基本不说的道理出发，把粮食和工商业发展绑定在一起，混淆视听。
随后的改革，刘玉让大顺的农业生产力提升了吗？
实际上，刨除掉黄淮水患的因素，基本上没提升。
那为啥几乎一年一赈的苏北地区不需要赈济了？
因为大顺造舰、军改，所以朝鲜、日本、南洋的可作为商品的稻米，都可以算作大顺的稻米。
于是在军舰和刺刀的支撑下，刘玉似乎给大顺的许许多多人展示出他的话，是对的——工商业，真的能吃饱。
这句话的本质，是对外扩张、殖民，确实能解决吃饭问题。
但是，用的是工商业的掩护和混淆。
他为什么非要先造舰、军改、扩张？而不是在大顺内部，上来就辩经否定“重农轻商”、“重本逐末”？
因为他上过小学，算了算，按照人均560斤粮食的联合国定的温饱线，就大顺现在的人口、耕地、亩产、技术水平，绝对会狂打他的脸。
并且他也清楚，在18世纪，东亚和西欧的生产力水平，绝不是东亚生产力落后，不闭关锁国就会被生产力发达的欧洲冲死。这纯粹是刻舟求剑，拿20世纪初的剑，划18世纪的船。
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商业资本，反动透顶，想吃独食。欧洲的手工业，阻碍进步，非要出台各种限制令。
所以，要分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分析问题都分析错了，多半会得出一个错误答桉。
既然分析问题的思路对了，那么怎么才能爆锤欧洲反动的商业资本？怎么才能废止英国阻碍自由贸易的行政法令、商品列举法审查？
造舰。
造舰、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一气呵成，反过来又验证了刘玉在大顺的“预言”——工业是未来。
虽然，这相当于是拿黑马跑赢了黄牛，来证明黑色比黄的快——比如说，四十多年前，大顺的棉布生产水平并么有显着的提升，但却明显改善了松苏地区的生活水平。刘玉借此大谈工商业的伟大意义，但仔细想想，松苏纺织从业者生活水平第一次提升，貌似和工商业关系并不大，而纯粹是大顺造舰下南洋，爆锤了荷兰，抢夺了由荷兰开拓的南洋棉布市场，由此毁灭了苏拉特的棉纺织业、顺带抢到了南洋的稻米大宗定价权……
但是，刘玉非说黑马跑赢了黄牛，是黑色比黄的快，至少他是这么解释的。于是，这也让大顺内的很多人，确信未来还有工商业发展这条路，刘玉说的工商业是分配粮食的一种手段不无道理，貌似也说得通。
既如此，好像未来真的可以照着工商业容纳上亿人口的思路，朝前走。而不是困在李刚主等辈一直绕不出的“工商业容纳不了那么多非农业人口咋办”的绝望。
终章 九三年（廿四）
那，才是真的绝望，真不是什么所谓民智不开的绝望，颜李学派的均田绝望纯粹是物质上的绝望，眼瞅着人口蹭蹭地涨，怎么算，都觉得地不够、粮食肯定要不够吃的那种绝望。
相较于这种绝望，所谓的民智不开，所谓的群氓无慧，那就像是少女的悲秋。
因为，就算五十年前，大顺被“天启”，民智大开，竟比法革更激进，大谈圣西门讽刺的那些空洞的口号。
那么，那些生态崩溃区、盐碱区、黄河泛滥区，就立刻能过上此时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被英国绅士讽刺为“懒惰、晴天晒太阳、晚上喝酒、随便种点玉米就吃不完喂狗、想吃肉随便去河边草地打猎、想吃果子有的是浆果”的生活吗？
世界，是物质的。
包括那些把中国当成理想国的欧洲启蒙者，也无法理解几十年前大顺精英阶层的那种绝望。
后世有句话，叫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而之前，大顺的人口，实际上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还多，现在大约是五分之二。
在刘玉搞殖民扩张之前，实际上大顺这边的耕地，还不如后世的多。但人口，可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
而且，大顺的问题真的很特殊。
比如说，松苏可以搞贸易，所谓“男耕女织，女工本为次业，而渐成主业，不产稻米，以布易之”。
但比如说陕西、湖南、湖北、河南这些地方。你就算易，从暹罗运来大米，再运到陕西河南的，这得什么价？
不是说，商业运输、自由贸易这些东西不对。而是说，在西欧那种海港众多、内海众多的地方这样的社会存在所诞生的社会意识，去理解大顺这种内陆横跨万里的帝国省份，是会出现偏差的。
古人说，何不食肉糜？
那么，放在几十年前的大顺，往往会产生“甘肃何不搓大黄易暹罗米”这样的堪比“何不吃蛋糕”的笑话——即便说后世的运输物流水平，一旦出了点问题，都可能出现菜荒，况于此时？
或者说，反过来想一下。若是交易这么容易，那么大明那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出来的官员，难道智商都低到这种程度，竟要把盐放开给商人，只求能够把粮食运往边疆？
延续到大顺，那些经历过明末战乱的大儒，一部分人真的是经历了深深的绝望。
刘玉活着的时候，嘲讽过颜李学派，说他们还号称他娘的通儒呢，还号称要由外而内精湛六艺呢，又是要农工百艺皆可称儒、又是六艺之中有“数”之一艺，竟然在谈均田的时候，连基本的数学都不会算，纯粹在那编数据。
可若仔细想想，只怕这就因为真的明白农工百艺皆可称儒、真的懂六艺之数，只是因为太懂，所以算了之后发现绝望，只能选择编数字以支撑他们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理念。
毕竟说，历史上这个学派南传，和被清廷鹰犬走狗追杀的门派内懂天文学的一人南逃避难有一定关系。要说这个学派在那纯粹胡咧咧说农工百艺都要学为通儒，似也说不过去。懂天文学，肯定要会数学；而且就后来来看，他们学派在农学上也确实不错。
甚至很早就有国际视野，历史上早在1736年就写过《忧西夷诗》，担心西洋人先传教、改信，然后突然发难效吕宋故事。
要说这么个学派，真不懂数学、基本的人口耕地的除法算人均土地面积，似乎也说不过去。
此时想想，只怕纯粹就是因为太懂了，所以数据根本不支撑自己的想法，又想搞均田，不得已胡编数字，甚至搞一些奇葩的“下等田百五十亩，细耕三十年后为上等田，再可多分三人”之类的话。
说他们绝望，是因为一个号称要做真君子、做通儒、通六艺的学派，在“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这个问题上，既不君子、也不六艺，在那编造数据。
只能说，对一群“以苦为乐、苦极而终亡”的异端儒家学派来讲，最后到编数据、做假账、编算术的境地，那真的是绝望透顶了。
这种绝望是这样的：
如果说，现在有人明确告诉他们，将来依靠育种、化肥、空气固氮、杂交、转基因等技术，能让亩产超越千斤。他们也未必绝望。
问题是，没有先知告诉他们，未来是这样的。他们的认知下，算起来轮作套作两年三熟一年两熟等等，最多也就亩产三石，那还得是上田加水浇田。
稍微一算，不绝望是不可能的。
这种几十年前，大顺精英的绝望，是所谓“宏大叙事”的、无关个体的那种绝望。
绝望于：眼瞅着黄河南流数百年了，不断垫高、经常决口，都知道早晚黄河要北决重选河道由北入海，这意味着有大约2.5亿亩的黄淮华北耕地，可能会盐碱化和生态崩溃，造成大面积土地退化，和一场延续几十年的、波及数千万人的大灾——历史上，黄淮的盐碱化和土地退化问题，延续了可不是几十年，而是百年。后世那篇《我的县长父亲》中的可敬的县长，忙着治沙、改碱、抗旱、种树，就是最终黄河北决百年之后的余波。
绝望于：怎么算，都算出来人口蹭蹭地涨，人均土地面积越来越少，早晚要到就算彻底均田都不太可能吃饱的普遍贫困。
绝望于：就算均田了，人口还是在涨，那以后怎么办？土地终究还是越来越少。
这种绝望，是18世纪的绝望。
后世，工业革命，催生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着眼于工业的未来，战天斗地，不会绝望，因为他们知道，工业化可以解决吃不上饭的问题。
而之前，一群地主中先行一步的精英，没见过工业时代，也不可能相信亩产千斤粮，囿于时代，终究绝望。
当刘玉出现，当大顺开始探索世界、抓住大航海时代的尾巴，问题其实仍旧没有解决。
实边，和解民倒悬，是两件事。
实边……人，是会自己生孩子的。
就说此时的澳洲，以“实边”、“占领”为目的，20万人足以，二百年后，便是自己生，也生的出上千万人。
亦或者此时的北美，以“实边”、“占领”问目的，100万人足以，有皮毛商人和人参贩子在阿拉巴契亚山扛着和阻碍本国移民，百年的缓冲期，一样千万人口。
但，解民倒悬，和这个是两码事。
如果要达成“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农民也能过好日子的愿景，意味着，大顺最好是迁民2亿5000万人。即便说算上东北、南洋、西域的分流，也得朝海外移民一个亿至少。
这，和“实边”、“占领”、“殖民为生存空间”什么的，根本并不是一个难度。
甚至说，是差了两个数量级的难度——前提是，你得把那些中西部地区的百姓，也看成是同胞、最起码看成是人。
商业，不生产商品，只是商品的搬运工。
商业，不会商出来粮食，更不可能商出来耕地。
货币，是一半等价物，而不是物品本身。
世界，是物质的。并且可以确定，这不是个五饼二鱼千人饱真实存在的世界。
的确，欧洲在1800年后开始加速，法国终于在1855年消灭了最后一次饥荒。
这，仅仅是技术进步的力量？
问题是，法国3亿亩耕地，1855年3000万人口。
山东现在已经3000万人口了，也不过9000万亩耕地。
换句话说，提前100年，1755年，山东省1000万人口，且没有黄河改道之灾，在无大规模灾荒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范围饥荒吗？
3000万人口，3亿亩耕地，不饥荒，是很值得称赞的事吗？
反过来说，他妈的整个欧洲最好的农业条件、最好的耕地、3亿亩耕地到19世纪中期、太平军忠王都用蒸汽机轮船爆锤阎罗妖、智利硝石矿已经大规模开采了，才养了3000万人口终于不饥荒了，很骄傲吗？
换句话说，大顺现在假设飞升到1855年，法国都办世博会了的那一年的技术水平，按照这个比例，大顺需要30亿亩耕地才能保证3亿人不饥荒。
别说技术这玩意儿，不是点一下按钮就出现的，得需要积累。
就算是瞬间达成巴黎世博会时代的技术水平，也得40亿亩耕地才能保证不饥荒。
问题是，大顺有40亿亩耕地吗？
或者说，假如大顺现在有40亿亩耕地，之前那些精英们，会绝望吗？会选择接受刘玉的改革思路吗？
变革，都是发生在矛盾积累太多、旧的一套实在撑不住的时候。活得好好的，谁闲着没事干，有变革癖？
大顺没有40亿亩耕地。
至于农业技术，机械运用上和巴黎世博会那年的世界第一水平肯定差距极大，但亩产……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很多人为了编造英国的技术先进，纯粹就是坏，在那篡改数据——原始统计上，人家写的明明是1750年每英亩产小麦18蒲式耳、1850年每英亩产27蒲式耳。结果为了显示英国的技术发达，把英亩悄悄换成了亩，结果可能是自己算了算，要是换成亩，1750年亩产1000斤小麦，有点扯犊子，于是悄悄地把18改成了8，这样似乎好像可信一点，但到1850年仍旧保留了27，亦即亩产1500斤。
1850年都亩产1500斤小麦了，那以后人类都在干啥？170年间，人类反而倒退了？要知道，170年后2022年，河南夏粮小麦平均亩产900斤，再创大丰收、那是要连着上新闻的大事，在这编数据英国1850年小麦平均亩产1500斤？
而如果不编数据，不故意篡改，或者稍微用点脑子、哪怕稍微能分清楚麦苗和韭菜——当然，这要求其实挺高的——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
如果大顺此时的平均亩产，达到英国第一次工业完成的1860年的平均水平，那么大顺可能要饿死大约一个亿的人口。
这很好算。
英国农业革命里有一个重要的改革，由三圃制，改为诺福克轮作制。
三圃制，是农业革命之前的。
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豌豆，第三年休耕，第四年再种小麦。
诺福克轮作制，是农业革命之后的。
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芜菁（就高鹗瞎鸡儿续的林妹妹吃的那种大头菜，芥菜疙瘩的亲戚），第三年种大麦或者小麦，第四年中驴喜豆。
也就是说，在诺福克轮作制下，小麦在1860年的平均英亩产，是1500斤，折合亩产大约是250斤——英国既不是两年三熟，也不是一年两熟，更不是一年三熟。
这样算来，1860年的英国，主粮——芜菁不是不能吃，但谁把芥菜疙瘩当主食——的年均亩产，也就125斤。
当然，可能1860年还是有点“不发达”。
那1900年，法国小麦每公顷平均亩产18HL，奇葩单位，HL是百升。按照76公斤每百升的小麦最低密度制粉标准，亦即大约换算为每公顷2736斤。
一公顷，是15亩。
换算可得，平均亩产小麦182斤。
作为左证，考虑到可能单位算错了，另一个数据，是【1910年，巴黎盆地的小麦，每公顷产24公担，是平均亩产的大约两倍】。
这个公担是200斤，这个很标准不用换算；而公顷公担什么的，都是米突制，法革之后最先搞得一套公制单位，以水和地球子午线做标准的无宗教和文化冲突的单位，这个公顷也很标准。
由此换算。
24乘200再除以15约为320斤。
基本可以和前面的平均亩产182斤相互印证。
也即，1910年，一战马上开打了，飞机都飞天上去了，法国的小麦平均亩产，也就180来斤。
嗯……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如果拿数据来看，也就那么回事。
但如果把“农业革命”、“科技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抽象为一种标签化的东西，打入思想中，那就会犯很多很多的“标签化思维臆想”的错误。
一旦标签化，就会产生诸多错误的想法：标签化，然后臆想那时候欧洲马上都要打一战了，这亩产不得好几百斤？
去掉标签化，就会发现非常吓人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按照法国1910年的小麦亩产来算，就大顺此时的人口、此时的耕地……
真要是搞什么诺福克四轮制、搞什么圈地运动搞畜牧业、搞什么今年种埋明年种草养牛马……
大顺要是全国就这个鸡儿水平，照着一亿人的人口往下减吧。
这些数据对大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顺就算有“先知”，就算用硝石硫酸磷酸盐等作氮磷钾肥搞试验田……
真要工业化追到1913年弗里茨·哈珀搓化肥厂的水平，或者说工业化生产的水平，那纯粹就是扯犊子。
不可能。
当然，说找群工匠，搓个简单的、不计成本的发电机什么的，那难度不大。
可说搞什么化肥厂，照着100年走吧。
当然，农业技术并不是只靠化肥，还得水利、良种、科学种植等等、等等。
但化肥肯定是关键一环。
意思也就是说，刘玉用硝石之类的天然“化肥”，给大顺画了个大饼。或者说，化了一个工业化就是美好未来的大饼。
但实际上，他自己都知道，工业化不是一个“先知”就能完成的。几十年内也不可能出现。
所以，实际上也就剩下了现实里的唯一选项——移民，垦殖。
西欧的农业革命，在大顺，不是革命，是倒退。至少在此时，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就是倒退。
大顺这边会种地的，若赶上运气“好”，黄河泛滥之后留下的淤土，主粮亩产其实可以超越1910年的法国小麦平均亩产的——最简单的，小麦和豌豆套种，加两年三熟算平均。
也即是说，西欧式的农业革命对大顺而言纯粹没卵用；而工业革命，就算追到1910年，耕地亩产也就那样；除非憋到追平1913年的德国水平，那纯粹扯王八犊子，至少三四十年内没戏，真要追到1913年德国的水平就太吓人了。
换句话说，若不移民垦殖，就算全面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顺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而粮食不够吃、人口滋生的巨大“绝望”感，也就更容易理解的——换句话说，大顺如果在内部，现在就算彻底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大顺仍然要面临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况且，那些人“绝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第一次工业革命。
的确，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问题是，纺织厂能搓出来馒头不？钢铁厂能搓出来大米饭不？
如果不能，那么对于大顺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就没那么大——我已经是棉布产量世界第一了、我已经逼到欧洲各种出行政命令玩埋汰的了，那么主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到底在哪？
这个问题，刘玉的那套工商业的扭曲理论，给了大顺这群人一个答桉。
这个答桉，就是刘玉跑路前，李欗和刘玉密谈的那些话：
修铁路、造轮船、搞基建。
让粮食长腿，从海外跑到中原，让“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概念有现实意义。
让长腿的人，从中原跑到海外，粮食不长腿、耕地不长腿，它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它。
而修铁路、造轮船、搞基建，就是大顺搞工业革命的……大义上的动力。
也即是说，大顺的工业革命，如果想要得到旧时代的精英阶层、至少说还能存着利民利天下的这些胸怀天下之辈的支持，能、也只能上来就照着重工业使劲儿。
因为，除了需要得到旧时代生产出的部分精英的支持，还要得到皇帝的支持。
而皇帝，不会在乎什么蒸汽机带动的纺车的，但却会在乎蒸汽机带动的浇田的水车。
蒸汽机是蒸汽机。它就是个牛、马、水排、风车。
纺纱机是纺纱机。
一袋子尿素、二斤良种，绝对比一块手表给旧时代带来的震撼大。
因为从上到下，脑子里最害怕的事，就是粮食问题。
引导变革的根本，终究也得把工商业藏在粮食问题当中。
那么，现在，大顺这边的粮食的问题，解决了吗？
并没有。
可以说，大顺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按照刘玉的这套说法，本质上还是粮食问题。
包括说取消钞关子口、土地是否可以交易、要不要均田，等等、等等。
于未来，那是迁民、移民、工业化，先走哪个、后走哪个的问题。
于现实……
还是老马的那句话【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生产的形式，就是封建、资本等等这种社会关系。
这些特定的形式，以生产资料占有、地租、贡赋、工资等等方式，完成分配。
取消钞关子口、土地是否可以交易、要不要均田，等等这些，本身就是【分配】。
举个例子。
湖北现在的手工纺织业，通过手工劳动，在社会生产中，通过他们的棉布，分配到了一些粮食、盐等。
那么，现在你松苏的机械纺织业，借助海外原材料的优势，把湖北这些手工纺织者的【分配】给夺走了。
那你出钱给他们，让他们买粮食和盐吗？
就大顺已有的情况来看，别想了。当初刘玉改革，把贸易中心从珠江口转移到长江口，大几十万船夫、脚夫、买办、粤绣织工等等失业，选的可不是从新得利者那征税补偿，而是选了更便宜的方式——草薙。
现在大顺内部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一部分人，想要内地的土地。有钱，花钱买呗，反正允许买卖、地契交易、允许放贷、小农容易破产，这都正常。
一部分人，则也想要土地，不想交租子，而是除了交税之外都是自己的。朝廷不给，那就自己为自己主持公道，你李自成做得，我做不得？
一部分人，想要内地的市场。内地的市场又不是空的，既然湖北能有纺织业，显然她们得把布卖出去才行。但你们这些人太落后啦，不如我们用印度棉纱和蒸汽机的先进，我们要代表进步消灭落后，但是补偿安抚基本生存保障什么的我们是不会给的。
一部分人，则觉得这些机器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生存。你说我找木匠搓个织机倒是还行、攒攒钱买个铁轮脚踏机也行，可蒸汽机和织布机我哪买得起？既买不起，那就大家一起反抗，砸了得了，谁也别想有，否则都得饿死。
等等、等等。
最后，有没有个“折中”的方案，也即是说，国家的政治本身可以视作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下的妥协产物，有没有一种折中妥协的方案？
现在，大顺内部这么多的阶级、这么多的矛盾。
小农、佃农、地主。
手工业者、包买商、商业大资本。
雇工、工厂主。
游离在外的大的金融资本和已经成型的寡头财阀。
这里面，谁是软柿子？
捏谁，最容易？
捏谁，能走向未来？
这，基本就可以视作大顺现在想要继续改革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争论的根源。
再加上大顺的土地制度的问题。
而因为大顺这边皇权依仗的真正力量，是资本、军功贵族、实学派工商业力量、海军、殖民地利益者。
或者说，觉得还有必要改革的人，是这群人。
那么这个问题最后也就演化成一个最简单的选择：
是捏死小农？
还是捏死内地的租佃地主？
选了捏死小农，就彻底放开内外限制，资本、廉价商品、商业资本放贷的，靠铁路和火轮船一起涌入。
镇得住这三亿人的反抗即可。
选了捏死租佃地主，就得来一波疯狂至极的大变革，不惜打东西阋墙之战。
旧势力、传统力量，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来反抗，保证他们生存所需的社会条件——造反将直接由读书人引领。
不改？
李欗很清楚，他一死，大顺必彻底乱套。
他想给儿孙搏一搏。
所以，召回“先知”，其实就是李欗想要借刘玉的尸骨，做出选择：是捏死小农，还是捏死租佃地主。
选哪个都行。
因为刘玉是“先知”，不是思想家，所以他的话，矛盾之处极多、所作所为也是黑白掺杂。
比如，刘玉在松苏当初反动透顶的政策——女子来工场做工，工资开给公婆丈夫或者父母一半，而不是派人去家里宣传男女的平等、人身的自由、女子亦可工作养活自己什么的。
这件事，解读的方向，那就多了。
正着说也行。
反着说也行。
是捏小农，还是捏地主这事儿上，也一样。
都有尸骨可披。
李欗叫人万里迢迢把刘玉的棺材运回来，就是要在棺材前说出来自己的选择的。
终章 九三年（廿五）
这种抉择，并不只是大顺自己的事，而是一场关乎世界日后思潮走向的大事。
不只是因为大顺现在的体量，内部一动，若有个三长两短，肯定会引发世界局势的巨大波动。
更因为，从启蒙运动、重农学派等开始“东学西渐”以来，某种程度上说，大顺仍旧对那些“生产国”而非“商业国”，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不管是所谓的迷信的无神论；在欧洲算是非常激进的小块土地私有制；亦或者那种依托于空想的“天下为公”的传统的基于“人道”的空想……
种种这些，对于欧洲的很多激进者而言，都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超脱于空洞的巴黎沙龙辞藻的可考察的道路。
事实上，大顺这边，有不少欧洲人来求学、游历，并且仔细考察大顺这边的道路，并不断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将之前的“东学西渐”，持续下去，并且影响力越发的大。
正如此时，大顺这边的继续下去的改革，只要不往回退，但凡往前走，各个派别总能从刘玉那些乱七八糟东拼西凑的理论中找到依据一样。
亦如刘玉生前自嘲的，说大顺在生产和消费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在生产力概念上是李斯特生产力、在对未来的构想上则是衍生出圣西门主义这样的一个三头缝合怪。
这种缝合，产生的问题当然很多。
比如说，被讽刺为生产和消费问题上的马尔萨斯经济学。
在大顺内部，实质上也是有分歧的。毕竟，大顺不是英国，甚至不是日本那种封建贵族制，是以自然没有纯粹的马尔萨斯。
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算是一种“消费不足论”。
大顺国内的一部分人，当然是旧体系下的得益者，支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地主、贵族、军官等等，属于理论中那种“有效需求”。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出来这么多东西，工人的工资肯定不可能全都买走，那这不得需要一批专业的、专门的“只消费、不生产、靠地租俸禄军饷、金融利息等消费的人”，否则这不是要出现“卖不出去”的危机？
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倒不是旧体系的得益者，同样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自己并不是地主、贵族、放贷者、金融食利者等等，但他们持有的这种类似的观点，则是另一种解释。
粗略来讲，有点像是“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逆练之前的大意，就是说：
生产分为两个部分：简单再生产的生产循环——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循环。
而世界呢，也被分为两瓣：资本主义因素——非资本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的基本的生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资本家和工人来完成的。
然而，一旦扩大再生产出现，多余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也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因素内的资本家和工人，加在一起，都无法把这些东西都消费了。
那么，就可以得出个结论：只有向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可以承受扩大再生产的结果。
这个，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未必是殖民地。当然肯定也包括殖民地。
比如说，大顺内部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并未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来。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种“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用于将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的商品给消费掉”。
殖民地就更不用提。
当然，正练的话，卢森堡的意思是说，如果全世界都普遍工业化、普遍被卷入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当中。那么，也就不存在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了，那么资本积累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最后就要总危机。
而逆练的话，恰就是大顺这边思想混乱的一个体现。
那些不是地主、贵族、金融食利者、俸禄消费者的那群人，他们也支持这种不正统的、被刘玉讽刺为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松苏地区的那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厂——当然，大顺这边并不用这种词，但基本上差毬不多的玩意儿——要想实现资本积累，想要扩大再生产，必须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诉诸暴力的对外扩张，亦即必须当帝国主义。
而怎么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则又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那么就对外扩张呗。或者说，以此来解释大顺之前对外扩张的必要性、以及一定要继续对外扩张，深入扩张。
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
那么，对外当然没问题。
而对内呢？
内地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显然是游离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外的，他们也能做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以避免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消费不足”的人群。
故而，是不是说，其实放开钞关子口等，让已经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先发地区，对内扩张，才是让工商业急需发展的必由之路呢？
所以说，刘玉嘲讽大顺这边的歪经是缝合怪。
因为缝合之后的效果，以及刘玉“传术不传道”的“先知”行径，使得即便说是“歪经”，那么怎么“注经”、“解经”、“释经”，都能五花八门，而且似乎怎么说好像都有道理。
一个被刘玉嘲讽的“变种马尔萨斯经济学”。
都能分出：“地主和食利者这种只消费不生产的人，是必要的，否则要炸”的一派；“必须要对外扩张，用那些没有大工厂生产制的地区消费商品，否则只靠内部体系内的工人和工场主买不下这么多东西”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派；以及“内地的那些人和海外殖民地的那些人在经济属性上没啥区别，都是发展工商业、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的体系外消费者”的对内激进派。
况于更复杂的东西？
而这些复杂的东西里，让欧洲来游历和“取经”的学者们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源于中国的重农学派”在中国完全不是显学，可以视作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潮导致的结果——因为重农抑商的传统，所以大顺这边反对重农主义，因为这俩“重农”，完全是反着的。
故而，奇葩至极的情形就这样出现了：
凡是真的来到大顺游历求学的欧洲学者、亦或者如拿破仑那种小时候就接触过大顺这边学者的人，对于重农主义和自然秩序，都深深怀疑，而且觉得大顺压根不是重农主义。
凡是在欧洲高喊着“东方智慧、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全都是没真的来过大顺的。
当刘玉的棺材从天津运到京城的后，不少欧洲那边的留学生，也即是真的来到了大顺，开始质疑重农主义的那些欧洲求学者，也怀着各种各样的、或是尊重、或是怨恨的心态，来送了最后一程。
在这个大顺抉择与转折的关键当口，来送一程的欧洲求学者中，有一个说起来有些黑色幽默的送别者——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大顺三歪经之一的真正创始人，李鬼的李逵。
已然而立之年的圣西门，并没有如历史上一样，十七八就跑到北美去支援反英战争。因为大顺的参战，北美的独立战争并未发生：简单来说，原本是南方种植园主、北方走私贩子、中间的大土地投机商一起反；而大顺参战的结果，是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走私贩子，达成了他们的诉求，跟着英军、法军、印第安人、大顺这边的森林轻步兵，一起爆锤了反叛的大土地投机商。
当然，他也没有机会宣布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去参加轰轰烈烈的九三年风暴。因为还未爆发。
他能来大顺求学，或者说游历考察，甚至走的并不是正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交流。
而他能来大顺，实际上走的是科学院的线，属于是科学交流，而不是官方政治上的往来，毕竟他这个贵族头衔就是个头衔空壳子，并不是此时巴黎宫廷圈子里的人。
这种空壳子贵族，法国一大堆。而能来大顺这边游历，主要原因还是大顺和法国科学院之间的交流。
他是达朗贝尔的学生。
而达朗贝尔所代表的法国科学院，和大顺这边的科学院，在微积分问题上爆发了一次旷日持久的争吵。
粗略来讲，就是个“无穷小、无穷大”问题，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问题。也即微积分的第一次逻辑危机。
事情的起因是个很简单的“小”问题。
说，一个质点N，质量大；另一个质点P，质量小。粗略地讲，就像是在地球上挖了个洞，因为万有引力的结果，会下落。但落到质心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是会停住啊？还是跟弹黄似的？还是怎么样？当然这里的质点N，不是地球，而是想象成把地球的直径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但保持原有质量。
起源是微积分的逻辑危机。大顺这边的微积分是跟着欧拉建起来的。
所以，达朗贝尔就先开炮，说按照你们这边的逻辑，咱们给这个质点P，一个垂直于NP的初速度，根据开普勒公式很容易算出来，这是轨迹是椭圆。这里假设O是其中的一个焦点，根据行星运动规律可知必然是围着这个O做椭圆运动的。
合着按你们这边的极限的意思，当这个速度越来越小的时候，这个椭圆会越来越扁，对吧？
然后，当最后取极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无限扁的椭圆，能视作一条无限接近直线的“直”线？
然后这意思是，P朝着O运动，然后极限到后，直接回弹，被甩回去、原路返回？这不扯犊子吗？
直觉告诉我，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不能说因为“极限”的存在，现实规律都失效了吧？直觉来说，难道不该是P先加速到N，速度越来越快；然后穿越N点，反方向运动，速度越来越慢，再被吸回来，最后来回震荡吗？
合着你们这意思，牛顿力学，在面对无限小的奇点问题的时候，会失效？
由这场争吵，达朗贝尔给出了他的数学史上的着名结论：
【无穷小量或者逐渐消失的量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量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如果是有，它就还没有消失；如果是没有，它就确实消失了。假设存在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只能是一头由狮头羊身和蛇尾构成的吐火怪物】
并由此希望搞一套不用“无限小”概念的微积分，或者说修补了一下微积分的薄弱基础，以及再度把还没成年的微积分头顶上的“无限小”问题吵大。
这场争论，从大顺发兵印度打一战开始，一直吵到十年前达朗贝尔去世，实际上现在就在还在吵，并且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进来。
比如此时正在巴黎的拉格朗日，写了着名的论文《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大顺科学院这边也出了论文，《关于级数的收敛性，以及关于某个两不同函数有一个共同幂级数的特例以反对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研究》。
这两边对喷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此时世界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跟不上节奏的大背景。
去年，法国科学院在天文学上的获奖论文是《基于数学原理的宇宙星云说》；大顺这边天文学的获奖论文是《论非理想状态下的行星受摄运动的轨道方程公式——由月球轨道运行受地球形状与其余大行星和太阳引力影响下的轨道长期差问题、和航海年历导航下月球轨道计算精度问题所引出的思考》。
相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
此时的社会科学，则像是一个婴儿。
或者说，这是一战结束、刘玉跑路之后二三十年的一个世界背景：
数学和理科，已经在开始讨论星云说、三体问题、解决微积分逻辑危机了。
社会科学，才刚刚呱呱坠地，甚至刚开始哭唧几声。
技术制造和应用，则是工匠、手工业者，爆锤专业科学家。从当初的经度法问题上，钟表匠战胜了加利略牛顿欧拉；到纺纱机，没学过理科数学也不懂微积分的工匠搓出来的纺纱机，对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影响竟似乎暂时看起来比那些都已经在考虑级数收敛性的科学院成员要直接且大得多。
这也是世界背景的一部分。
或者说，这也是此时的一种社会现实。
这种社会现实、社会存在，自然会催生出一种符合这种现状的一些思考，或者说一些在这个时代可能具备“显学”资质的意识。
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
首先：
基础科学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对宇宙都已开始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已经基本被理论解释清楚，让很多人普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尤其是刘玉搞得一些“先知式的科学结论”，比如生物学、化学这些东西的，更是以一种远超原本历史这个时代的速度发展着。最起码的豌豆故事，历史上要到1900年才开始真正具备影响力；而此时，刘玉不是那个人微言轻的孟德尔，也没有“点背”到遇到《物种起源》这种在基督教世界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和大量关注的事对冲导致关注度不够，自然很快全面铺开了影响。
再比如植物生长的化肥问题，以及空气中氮气问题，以及电学的起步等等、等等。
故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普遍相信：人类，将来会更好。
会把这些走在应用前面的理论科学，用在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上。
也即，从纯粹技术的角度看：未来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饱穿暖的。
这种纯技术的观点，甚至影响了大顺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这种背景下纯技术观点的一种体现。
其次：
技术、机械等，此时，还不到必须要大量资本集中研发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阶段。
相反，钟表匠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航海术的航海钟；纺织工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纺织业的纺车；法国工匠，也能搓出来蒸汽汽车……
总之，资本与技术发明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密切。
仿佛，一个天才的想法，就能改变世界；一个工匠，可能凭借一种发明，瞬间成为技术领先的资本家完成阶级跨越……
人，或者说，技术，甚至可以和资本没啥关系。人，尤其是独立的、自由的、一个个的人，无限可能，说不定哪天就可能纵身一跃。
这，会产生很多的、至少此时看起来正确的想法：精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会让你今天还默默无闻、明天则名声、票子、妹子，一应俱全。
再次：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工厂制等，已经在一些先发地区建立起来。
新技术的应用、新机械的使用，无疑生产出了更多的、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产品。
或者如宣言里那句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虽然此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已经开始展露峥嵘，彰显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但是，阶级间的斗争，在此时，更多的，表现在旧时代的毁灭，而不是新时代的无法解决的固有危机。
或者说，在此时、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那种固有危机、内生问题，还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问题。
反倒是，对旧时代的毁灭，原始积累的罪恶，叫上个时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恒的正义”、“永恒的仁义性善”之类的方式看问题的人，产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小农破产、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贫困的加剧、原本城市的中产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厂的商品冲击滑入赤贫。
技术的进步，按说应该是世界更美好、人们会过的更好才是。
但在这个过渡期，尤其是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破体而出、并且要杀死旧时代的阶段……只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毕竟，旧时代还未死，而绝大多数人还是旧时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起来仁义道德的”反动思潮。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反动”，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当显学。
至少在此时的大顺，这几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主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暂时还没资格出现这个问题。
“反动”的学说成为显学的条件，显然是“进步”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并且开始对旧时代产生威胁、且已经实实在在制造了新问题，才有资格出现这么一个“几乎必然”的阶段——以仁爱、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善良、人性等为出发点的反动社。
一方面，是大顺的农业生产力过早的发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达成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亩产而导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这些思潮，主观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了多数人”。
但客观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空想。对于社会未来的构想，只是把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财产的平等占有）为社会变革的直接目的……】，即资本主义发展期的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的一种反动。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幻想着不要出现剥削和两极分化的那种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基础的私有制，从逻辑上就陷入了一个需要“机械降神”的死循环中，因为这一套东西，所有制和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而私有制纯粹是一个意志的结果，而意志的结果意味着需要一个名为“守护私有制；但又不准兼并、不准压迫、不准剥削、不准低买高卖、不准投机、不准赚超额的利润、不准囤货居奇”的神明来守护这种意志在现实得以实现。
要么：
鼓吹性善、鼓吹爱、鼓吹仁义道德。
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起劲地咒骂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使小生产者、小农等破产。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无代价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困者，甚至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
要么：
则陷入一种【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某种必然。
于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最后：
则是大顺这种历史上有个盐铁之争、官营、管控、均输、轻重等早期思辨的国家，则很容易产生一种批判的空想。
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发展实业、解决新时代体系下生产无序等问题，等等。
依靠科举制所衍生出的“选拔精英治国”的精英主义；继承传统的官山海、轻重术衍生出的“指挥棒来指挥生产”的设想；重农轻商传统下对生产和实业的重视衍生出的实业发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顺实学派所谓的三歪经之一的……圣西门主义。
这个历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响了法国三十年的、一等一的显学。
终章 九三年（廿六）
显学不是科学。
显学是历史上某段时间内的特定历史时期，对特使时期内剧烈变化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和理解。只有剧烈波动的、新旧之交的时代，才会产生影响力极大的显学。
显者，会意字。显者，左上日、坐下丝、右为目眼。
其意为，对着阳光，才能看到细微的丝线。
日中视丝，方合“天下万物，必要讲究方法，方可明察众物。若细丝，非至于阳光下，不可得见”的含义。
法革分地之后，再到色当会战之前，法国处在一个新旧变革激烈斗争、旧时代逐渐老去、新的东西展现出无数罪恶的时代。
若要细分，自法革分地，再到色当战败，自滑铁卢之后到公社升旗，六十年时间，只论显学，大约可分两半。
前半截的显学，是彷照共济会那种小圈子、故作神秘、逼格颇高、工匠时代的遗留物，森林兄弟会，或者叫烧炭党。
这种工匠时代、手工业时代的产物，后续演化出了不少的东西，在欧洲的影响力颇多。比如青年意大利党、黑手党、青年欧洲、坚持红黑旗的工团等等，广义上都算是其后续。
后半段的显学，则基本算是圣西门——孔德一系。前者是第二帝国的显学、后者是公社失败后第三共和国的显学，甚至某种程度上算是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这算是工业时代、至少是立足于工业时代的意识产物，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法国从旧时代走到工业时代的重要学说。后世巴西国旗上的文字“秩序与进步”，亦算是这一脉在后世的遗留。
至于说，冷战时候，圣西门作为苏联和美帝两边为数不多的都纪念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前者是因为批判的空想和技术官僚的现代组织构想；后者则是因为纪念他在法国宣战前就就跑去北美参加了抗英起义，真的拿枪为十三州的自由而战斗过，还被英国人俘虏去蹲过监狱。
既然是说显学，那么很多情况大抵是类似的：学说一出，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他的弟子，尤其是几个大弟子，基本都是“别家弟子、半途归顺”的，尤其是几个重要弟子，都是法国森林兄弟会烧炭党的高阶成员。
法革之后的情况，和大顺此时的情况有些类似——小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贫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初步工业化对手工业者的无限冲击；金融资本放贷食利让小农用土地做抵押来借高利贷；投机与囤货居奇四处充斥；实业和工业刚开始展示其伟大力量；旧时代的体系，包括道德和传统日趋崩溃；新时代的血腥残酷刚露头角。
历史上，圣西门临死前，弟子环侍，医生问他身体如何，难受吗？
他留下了一段着名的遗言：
【不难受，或许我是在撒谎，但说这个毫无意义，让我们谈谈社会主义吧】
【我穷尽一生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能让社会所有成员都能最大限度发挥他们才华的社会，最终大利世界……你们对完成这个伟大事业而奋斗，要永远充满热情】
【我不行了，接下来要靠你们团结起来，联合为社会的主义而奋斗了！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稳操胜券！】
这一年，卡尔·海希里因·马克思，才7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这一年，他的大弟子、曾经和拉法耶特一起搞烧炭党小圈子阴谋的圣阿芒·巴扎尔，完成了重要的释经工作，撰写了《圣学释义》，并迅速成为了法国的显学。
当然，圣西门的想法，是空想的，后世当然是可以批判的。
但于当时，他于法国，意义重大。
因为在他之前，法国的激进派，走的是秘密社团的套路，并且是以“工匠兄弟会”的形式存在，是标准的城市工匠的那种组织模式。这种工业时代之前的工匠手工业的秘密组织，全世界都差不多。
这边叫尚贤；那边叫要用天赋的贵族、取代天生的贵族。
这边叫尚同；那边叫低阶会员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最高会员的指令。
这边叫兼爱；那边叫爱邻如己、每个人应该把别人视作兄弟姐妹。
这边叫明鬼；那边叫法革时代和之后的混乱，让一部分人对【人类能通过理性构建和领导历史的能力】而产生了怀疑和绝望，遂把希望寄托在存在一种可以指导人类的神明上……
除此之外，包括秘密组织模式、准军事组织、极其喜欢参与政治活动等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早期共济会、意大利和法国烧炭党，都差不多的玩意儿。
在圣西门主义兴起之前，烧炭党算是法国的显学。
问题就在于。
工匠的时代，手工业者的时代，终究要过去了、且必然会过去。
工业时代，会把这种工匠形式的秘密组织，碾碎。
虽然如此，但圣西门的学说，却在这个关键的新旧之交的转型期，拉走了很大一部分之前“工匠秘密组织”这种前一波显学的人才——他们是挂红黑旗的。
虽然圣西门是空想的，但他是批判的空想，并且是立足于工业时代、立足于现代化的高效组织、立足于实业大发展和大工业的批判的空想。
并且最终他的私人秘书、西方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发展出的科学实证主义，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成为显学，提前卡位，挤压了旧时代工匠思维的传播空间，使之逐渐湮灭。
这一波，在历史上，对法国很重要。
因为，之前那一拨“显学”，或者说，进步贵族、工匠、城市小资产者小生产者那一套东西继续演化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比如烧炭党影响颇大的意大利，后续的这套思想痕迹非常的深，甚至可以说直到红色旅或者黑手党，都颇受这种文化和传统的影响。
总之，时代变了。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错的。
那么，一门显学，在特定时期对本国后续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然而，在此时的社会存在，催生出契合此时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而这种契合的显学，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影响于现实世界；而被作用和影响的现实世界现实存在，又会作用于之前契合的社会意识产生影响。
幸运的是，大顺这边，无论如何，下一轮“显学”的底色，终究还是以“大工业”时代为底蕴的。
哪怕说，大顺这边，刘玉留下的很多遗产，其实都是歪经。
但歪经归歪经、逆练归逆练，歪也好、逆也罢，底色在那摆着，是以工业主义为基石的，逆练无非是将那些最血腥的原始积累、最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配制度，完整地展示出来而已。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圣西门主义的这一套东西，去掉“空想社”的那些东西之外，真正的内核，是工业主义。
事实上，圣西门是第一个正式用“工业主义”这个词汇的人。
准确来说，是在法国经历了法革之后，关于将来如何走的问题上，在法国的“自由的自然秩序的工业主义”，和“有组织的、技术官僚和国家实体推动有序的工业主义”这两者之间冲突且激烈争论的时候，是圣西门开了有组织的工业主义的滥觞。
或者说，封建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转型期期间，是他在一众工匠思潮的反动中，开创了一套面向未来的、以工业社会为底板的显学。
固然说，后来孔德和他意见不和，离开了他。
但“进步与秩序”这两个词，圣西门是以“进步”为主；而孔德则以“秩序”为先。当然，这也是公社之后，第三共和国选择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原因，亦或者说，是法兰西的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经历了法革、拿皇、复辟、反复辟、第二帝国这大几十年的风浪之后，选择了秩序优先。
这门显学，在法国的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大顺这边互相印证的。
毕竟，这门显学除掉“社”的成分，更多的还是工业主义、或者说工业党的底色，内核上是一门不怎么考虑生产关系，而纯粹生产力的，引导社会从封建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的学说。
或者说，是“技术统治论”。
比如，圣西门的早期重要追随者、或者说弟子的出身成分：
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公司首任董事，勒佩尔·恩凡廷。
法兰西不动产抵押银行、法兰西航运总公司、巴黎圣日耳曼铁路公司等影响法兰西第二帝国方方面面的大金融佩雷尔家族的奥琳德·罗德里格斯。
受其思潮影响而成立的里昂信贷银行、法兰西兴业银行。
法国森林兄弟会、烧炭党的总负责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领袖，圣阿芒·巴扎尔。
出资创建了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阿方斯·拉瓦列。
拿破仑三世的元老院经济顾问，米歇尔·谢瓦利埃。
殖民阿尔及利亚政策的一众先锋军，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大量工程师毕业生。
英吉利海峡之父，艾梅·德·加蒙德。
总之，不难看出，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社”，倒不如说他们是“实业资本家”、“技术官僚”。
拿三的那个“社主义的皇帝”的称号，你以为是谁给加上的？
圣西门一死，实质上的圣西门学派，就分裂了。
一部分，走向了社，并且继续战斗、思索。
一部分，走向了宗教人文主义，反动、创教。
一部分，走向了纯粹技术工业主义，和大法兰西殖民主义。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圣西门主义影响最深的、几乎撑起来法国第二帝国技术官僚和工业成就半壁江山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个在战火中成立、在拿皇退位前的巴黎会战中能在学校组织数学系当炮兵在无步兵保护的情况下硬抗哥萨克骑兵冲击、凡有运动必积极参与的学生激进学校，伴随着工业主义和学校毕业生成为帝国技术官僚和仕途通畅，从而变成了“社会总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并且在1871年3月18日的起义中，这所一直以来激进运动的学校，全程无参与——这不再是一个科学的实验室、激进的学生的运动中心，而是从第二帝国圣西门主义成为显学后，成为了“国家的、民族的‘新贵族’、‘天赋贵族’——亦即技术官僚——的孵化地”。
从这一点上看，大顺的实学派，在李欗政变之后，实质上的站位，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那群人，差不多——纯粹的技术统治工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