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廿七）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类似于在问，资本家在17世纪，是不是代表着进步呢？
圣西门主义在圣西门死后，其实立刻就分裂了。
如同夫子死后儒家三分、墨子死后三氏异墨一样。
由圣西门主义中的一部分，即实业主义，延续下去并发展起来的，是孔德。
圣西门的时代，实业主义，实业资本家，亦算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毕竟，圣西门生活的时代，他是参与了北美独立和法革，并且死的时候复辟的路易十八也才刚死。
然而到孔德时候，恩格斯说：【孔德派对工人的运动就大大冷澹了。因为工人已经过分强大，为了保持资本家和工人（在圣西门学派看来，（相对于那个时代的贵族、地主、食利者）他们都是生产者）之间的真正均势，现在又该支持资本家了，从此以后，孔德派对工人问题已毫无兴趣了】
也即是说，圣西门时代，处在一个封建社会向工业时代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实业力量，既包括资本家、也包括产业工人，相对于旧势力而言，都算是进步的力量。
只不过，伴随着圣西门一死，学派分裂、法国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后，继承了实业和科学理事会思想的孔德一派，以及圣西门的精英技术统治工业主义的遗留，难免被老马讽刺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
【因此，孔德及其学派，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
粗略而简单地来说，两者之家的分歧在哪。
圣西门主义分裂之后，孔德继承的实业科学理事会思想，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是历史的终结、完美的社会形态”。
【……因而理想社会应该是人人都有实证思想，企业家或科学家当主管，科学用来指导生活，没有战争，很有秩序的工业社会】
【秩序是进步的前提，而进步是秩序的目标。就像动物力学中那样，平衡与前进，作为基础或者作为目标，彼此不可或缺……】
某种程度上，这一套能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显学和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因为可能法国人从法革时代开始，一直到公社失败，近百年间“折腾”的太多，对于“秩序”充满了渴望。
这是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和科学理事会思想的极化，只不过因为圣西门时代资产阶级还没有全面夺权，甚至还有王朝复辟，是以圣西门眼里，“进步”大于“秩序”。
其学派内的前烧炭党分子们，可是琢磨着拥立过拉法耶特上位，当独断执政官来推行圣西门主义的；也直接支持过拿三上台……对于现有秩序，从不觉得不可破坏。
而等到资产阶级基本夺权、法国的工业化初步完成时，自然这一派分裂出的实业工业技术主义，就认为秩序大于进步、甚至秩序是进步的前提了，认为实业资本家是工业的领导人。
在孔德继承的圣西门学派的一部分内容里，对社会未来的设想，是这样的：
社会分为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
整个欧洲应该建立两千个长老会，负责道德教化，掌管公共生活，这是精神权力。
而在世俗权力上，整个欧洲应该组建和长老会人数一样多的世俗理事会，由人数一样多的大银行家、实业资本家等，来指导欧洲的经济生活，并且消灭一切有碍于人类之爱发展的个人权利。
再加上前文说的，这个时代，是工匠、发明家一个点子，就能出现发明创造的时代，资本投资对于科技进步的影响还没那么大，还不至于说干点啥至少得投个几千亿才能出成果的时代。
故而，天才，这个词，在这个时代被放大了。
所以，此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差异，真的好像人和狗那么大——所以，圣西门派的扑克牌里，“国王”被“天才”所取代，天才才是圣西门派纸牌里的K。
也因而，53年，孔德甚至直接反对法国人挂出来“自由、平等、博爱”里的“平等”标语。
认为，“平等”这个词，严重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这种天才论，后世的国人其实也挺熟悉的，林公子那一套东西，为啥批的时候要和孔挂在一起，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实则不然。
老马讽刺过的，这一套东西继续玩下去，就是新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等级主义在工业时代的复辟。
【孔德这一套，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的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
【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
老马讽刺说【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换句话说，这一套东西背后的内核，保守到哪怕要是在奴隶制，都能论证奴隶主的永恒必要。
而问题，就在这！
大顺现在，李欗政变成功，被刘玉讽刺为“内心仍旧是高人一等的读书人心态的自嘲为不是读书人”的实学派，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资本家、工业资本、殖民扩张、工业进步主义等等，实质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权力。
所以，“进步和秩序”中，他们已经拿到了秩序，故而，秩序在他们这里，也就成为了进步的前提。
谁的秩序？
自然是先发地区的、实学派占据主要地位的秩序。或者说，实学派和资产阶级已经基本实质上作为统治阶层的秩序。
这种秩序的保守，或者说，如后人形容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从第二帝国开始由激进转为了保守大本营差不多的大顺实学派，此时到底好不好？
那要看怎么比。
更要看这是什么时代。
相对于内地的地主佃农、士绅小农、封建老爷、宗族秩序来讲……只能说，这群实学派中的保守分子，相对于内部那些士绅老爷来说，那都是激进派了。
相对于历史上的西历1793年，满清乾隆五十八年，这种想法，显然也是激进到爆炸的“保守”。
这倒并不是夸奖：更像是夸奖一个成年人孔武有力，赞扬他在幼儿园能以一挑十……的确，在幼儿园，这个成年人确实能以一挑十。而真正的强者奚落这个人真弱，但这个人能在幼儿园以一挑十也是事实。
老马批评这一派，说【正像他们（秩序保守派）现在为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勐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
这话放在大顺这边，也是一样的。
实学派里有没有人，已经看出来了新时代的问题？
当然有。
但看出来问题的多数人，就如老马所言，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
实学派里有没有人批评先发地区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新罪恶？
自然也有，但是“弊端”是“弊端”；“永恒”是“永恒”。
就像是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一样，批判现实的弊端吗？批判。但永恒的东西是永恒的，批判之外，在永恒的基础上，希望用道德节制、说教等，来加以纠正。
这就好比，你可以在儒生面前，狂骂士绅、天子等等，垃圾、暴虐，他们也不反对，甚至可能跟你一起骂。
但你要不是狂骂，而是说，封建伦理、天子万民这一套东西，压根就不该存在，不可能永恒，一定会灭亡。你看他们会是什么态度？
一样的。
问题在于，大顺实学派认为的这种永恒的、进步的、完美的“有序的工业发展的美好未来”，在大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确定。
大顺的实学派，现在还在为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的种种而辩护，还要和封建势力做斗争——我承认我们这边点问题，但你们更烂。而我们的问题是小问题，修一修就能好，而你们肯定要被消灭。我们的制度，才是最终的永恒、才能抵达小康大同之世，你们那一套去死吧！
故而，要站在此时大顺的现实状况，来分析大顺这群已经保守化的技术统治工业主义派，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在先发之外，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士绅封建老爷的统治下呢。
在先发地区的保守派，是内部地区的激进派。正如当初和刘玉一起修黄河的那群老保守派，放在五十年前妥妥的极端的激进派。
伪装为工业进步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封建势力面前，如果连“自己永恒”都无法辩护，那么他们在和封建势力开战的时候，自己就先矮了三分——人家那边是圣学、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永恒；你这边连永恒都不是，那不就是个昙花一现，那还争什么？
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也塑造了大顺实学派的另一个特点——仁政。至少是嘴上的仁政，也即他们支持均田和土地国有，是为天下第一仁政。
因为如果你连仁政都不谈，却搞重农主义那一套：自然秩序、死了活该、自然调节、兼并有理什么的，在大顺压根动静都发不出来，就被人摁死了。
你固然说那些乡绅地主们不是什么好鸟，净干些不是人的事。
但是，连乾小四那样的，还得写点“左”诗：
一历篷芦厂，载观盐灶民。
樵山已遥远，釜海亦艰辛。
火候知应熟，卤浆配欲匀。
可怜终岁苦，享利是他人。
干不干人事，是一回事。
说不说人话，又是另一回事。
在大顺，哪个学派要是能干出来重农学派办的那事、说的那话——饥荒时，不要去干涉，让自然秩序去调节——这要是能在大顺成事，那就真见鬼了。
故而这也造就了大顺实学派三歪经里的那一环——圣西门主义中的空想社成分。
缺了“空想社”或者“主观社”、甚至“反动社”这一环，在大顺，是无法成为显学的。
这是大顺的传统和文化所决定的。
但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变革，还有另一个特殊性。
老马说，召唤亡灵、用传统解释新事物这种事，【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当年康不怠说刘玉，压根不是大顺人。
而刘玉教的实学派，在“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这件事上，肯定还是影响较小的。
这种不学本国语言，不是说不学传统文化，甚至直白地理解成本国文字。
而是说，刘玉自己学的那一套东西，本来就是后世英豪完成了本土化的东西。本身就已经是变成“本国语言”的东西，再回来反推给大顺这边的人。
而且，实学派这群人又是自小上学的，又不是半路出家的那种“由本国旧时代原本的识字精英而自发突破”的，反而是刘玉填鸭灌输的。
既然老马说【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那自小就把把这些小孩扔去一个只说“外语”的学校，不就得了？七岁就学地球是圆的、十二三岁就学简单的太阳运行、十四五岁就学原子分子组成物质，哪有什么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的过程？
同时，大顺这边能召唤的亡灵，多了去了。谁要一定要召唤周公仲尼？难道不能召唤墨、管、庄、老等人？
而且，本身大顺这边之前官方的意识形态又是永嘉永康学派，这个学派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可谓是头脑非常清醒——他妈的，佛教那群人用的天性、世界、本源之类的那些哲学名词，是翻译成汉语的，借用的汉语的，顺带还把这些汉语的原本意思给污染了。你们这群搞理学的，居然还顺着他们的思维模式，搞什么无极太极之类的东西去攻击他们，和他们一起扯犊子，来证明儒家比释家更好，这简直是【以病为药、而与盗寇设郛郭】。
所以叶适当年对于儒佛之争，思路非常明确：把佛教的那些破词，直接用音译翻译，别污染汉语词汇，无中生有；也别搞什么无极太极之类的玩意去辩。屠了、杀了、禁了，压根别跟他们扯犊子。就算扯犊子，咱儒家是搞人世间的学问的，是搞礼法的，和佛教那种谈宇宙之类的玩意压根不是一个赛道的，你们脑子有病非得搞什么无极太极跟着人家在人家的赛道上辩？直接屠了、禁了，辩什么辩？就明说，圣学压根不是扯这些王八犊子的，是搞现实政治的，不是扯什么宇宙灵魂之类的玩意的，不就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已然是官方圣学了，刀把子在手，搞个佛教居然还得搞太极无极之类的玩意？懂不懂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啊？
大顺实学派是继承了这一点的，对于一些诸如太极、无极、气、本心之类的东西，压根不辩。
你要非往这方面辩，就往死了喷：我们是由外而内派的，学的就是变种的“六艺”，只辩“术”，比如天文历法、水利农学、解剖医学、物理化学；不辩“道”，比如太极无极、心气善恶——号称我们才是继承了六艺真传统的派别，而你们这群人纯是被佛教所染而不自知的异端儒学，是水心先生所言的【使中国胥为夷狄】的亡国之论！
你们一个个被夷狄的想法所污染还不自知，就像一张纸，这边本来只论纸是黄纸白纸，随着夷狄之学传入去从黄纸白纸转向为谈纸多长多宽，本来这边的东西是讲颜色的、那边是讲长短的，结果人家一来，你们不但不逼着他们讲颜色，反而自己舍弃了颜色去和他们讲长短说你的纸更长更宽……这压根不配当儒生。
当然这种纯粹是耍流氓似的争论，一杆子打到两汉先秦了，彻底否定了佛教传入之后的理学各种变种，但这种耍流氓似的往死里喷，却又是非常高效的，纯粹就是为了骂人而骂人，压根不是奔着辩论去的，自然高效。
种种因素之下，大顺这边的工业主义派、或者实学显学派，他们的特点，也就越发清晰起来——以仁政、小康、大同、科举制变种技术官僚制、盐铁传承的国家管控为特色、以大顺的私有制传统为基石的实业主义。
终章 九三年（廿八）
既然大顺的显学——或者说，不这样就无法成为显学，必定会在这个新旧之交的时代成为少数人扯犊子的空谈而不可能是显学——会有这样的特点。
又既然大顺的显学，是由实学派提出的，且大顺内部还存在一个旧体系。
那么，无疑，圣西门在大顺这边的实学政治群体中，简直堪称如鱼得水，亦如一只圈养的鹰隼来到了空旷的草原天空下撒欢。
毕竟，尹里奇说过圣西门的一句名言，或者叫名寓言。
说，要是有一天，法国忽然一夜之间，国王、贵族、各种公爵；一切高官显贵、一切扯犊子的议员、一切空洞的律师；一切红衣主教、大主教、神甫、省长、全体法官；以及上万名养尊处优的最大财主……要是他们一夜之间全死了，而法国的科学家、艺术家、手工业者、实业生产者等等一点事没有。
那么这些人的死亡，只会让法国人民出于人道主义而稍微懊丧，但却并不会给法国带来政治上的不幸。而且法国的人口很多，想要补足这些人死后的空缺，会很容易。而且说不定还会比他们干的更好。
但反过来，要是法国一夜之间，死了几千名科学家、艺术家、手工业者、实业生产者，那么法国将面临一场灾难。因为这些人，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才能重新培养出来……
考虑到圣西门对法革中那些律师的态度，以及经历了法革混乱后那些只会扯犊子和“喊的口号如此空洞，以至于和他们反对的反动派的口号一样空洞”的那群人的态度。
圣西门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统治阶层。
时代变了，工业时代即将到来，工业时代的统治者，应该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发明家、产业资本家、大银行家。
而你们这群地主、贵族、国王、律师什么的，纯粹是鸠占鹊巢，你们统治的时代结束了，赶紧乖乖让位给工业时代的理所当然的统治者，如技术专家、科学家、发明家等。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
之所以说，圣西门在大顺这群显学学派中如鱼得水，如沐春风，就源于大顺这边从刘玉搞实学之后造成的那种“有能力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群人却被政治边缘化”的现状。
放在大顺这边，实学派自然也有自己的态度：
时代变了。
工业时代来临了，工业时代的统治者、官僚群体、或者叫统治阶层（不是统治阶级），应该是我们这群学实学的、学物理的、学航海的、学农学的、学数学的、学经济的、搞实业的、搞发明的、技术骨干、发明家、产业资本家、殖民者、军官团等等。
而你们这群地主、乡绅、八股科举出身、几十万生员这样的玩意儿，你们统治的时代该结束了，早该我们上位了。你们这群人现在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要是全死了，对大顺毫无影响，反倒可能更加美好——这些人觉得，当食利地主，随便哪个傻哔都能当，收租子这玩意儿需要啥技术吗？
而亦如老马在《雾月十八日》里的分析一样：
【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波拿巴主义》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统治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经被降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波拿巴主义》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
简单来说，大顺这群实学派背后的阶级利益，是工商业资本、新兴阶层。
而他们自己，则同样可以利用大顺已有的比较完善的官吏制度，军队制度等，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一份子，从而取代那些旧地主、并且还能容得下足够的实学派学生获得不错的生活，不管是成为官吏，还是成为军官。
这，其实是大顺实学派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圣西门是瞧不上那些法国旧制度下的地主贵族国王法官等，觉得他们都是废物。让他们滚犊子，让工业主义者上，法国会更好。
而大顺实学派则是瞧不上那些旧体系下的生员儒生儒林地主乡绅等，觉得他们都是废物。让他们滚犊子，让实学派上，天下会更好。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当然，大顺这边的事，还是有一定特殊性的。
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其实是喜欢小地产所有制的。这既方便他们放贷，也方便小农以土地抵押，更方便他们操控物价低买高卖。
而工业资本，在大顺这边，其实注意力也更聚焦于类似于川南井盐那样的情况——他们认为，像是井盐这样的地方，地主就是个生产过程的累赘，毫无卵用，不如收归国有，然后低价租给他们。
至于工业的劳动力，本身小地产所有制在逐步兼并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潜在工资劳动者，故而他们也不是太在意。
故而，大顺这边的事，终究还是一群、至少在嘴上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群来推动。
单纯从经济决定的角度看，大顺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搞土地改革的动力——大顺和九三年之前的法国的土地制度，根本不是一回事。九三年风暴之后的法国土地制度，比起九三年之前的旧制度，还是风暴之后的土地制度和大顺现有的土地制度更像。
土地问题，又是个大顺这边不可能绕开的问题。
包括说，那些复古派的儒生，也着眼于土地问题，“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说法本身就是复古派儒生提出来的。至于更复古的井田、王田制等，那还是得动土地问题。
所以，大顺这边实学派的工业主义技术统治论者，他们关于“有序的工业发展”的思路，是从一个与历史上圣西门的推演不同的方向推出的，但殊途同归而已。
前面说了，刘玉跑路前大顺实学派的三歪经已经基本成型。
而被刘玉讽刺为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本质上属于是“广义的消费不足理论”。
前面说了，这个东西，能推出好几种结果。甚至可以推出来“只消费、不生产”的纯食利阶层是社会稳定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人；也可以逆练卢森堡推出来“对外扩张，占据更多的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殖民地是唯一可行的资本积累之路”。
等等、等等。
只要想推，从地主到贵族、从放贷的到对外扩张的、从租佃体系到帝国主义，全都能推出来其“必然的”或者“合理的”。
而大顺这边渐成显学的那个派别，他们的推理，也是从三歪经里推出来的。
首先，小农，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的吗？
不是，因为刘玉当初转述过老马的话，亦即两种私有制的区别。
那么，扩大小农的数量、或者说扩大这种自己的劳动成果都归自己所有的小农的数量，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在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外扩大市场的方法？
以纺织业为例。
印度爪哇的棉花种植园；松苏的棉纺织厂……等等这些，都是资本主体生产体系内的。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自身问题，想要资本积累，那肯定不能说，发的工资、折旧什么的加在一起，恰好能把棉布都消费了。要真是这样，那还积累个屁？哪有剩余价值了？
故而说，现在阻碍大顺工业继续发展的问题，是啥？
市场狭小。
历史上，帝国主义为了殖民地大打出手。
问题是，大顺现在还能去哪抢殖民地？或者说，只靠扩大殖民地来增加市场的路子，因为大顺自身的体量问题、以及18世纪欧洲在印度还没站稳脚跟的问题，使得大顺上来就把“殖民地”给占满了，实在是没办法再扩大了。
欧洲自然还能继续放开关税，但因为投送能力的缘故，大顺这边脑子也没进水，显然打不过。拉过去一二万人不够欧洲那些已经开始集权的国家塞牙缝的。
故而，怎么扩大市场？以解决消费不足、阻碍工业继续扩张的问题？
按照三歪经的理论变种，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造一批小农。
因为小农不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的，他们也是理论上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商品购买者。
一批在资本主体生产体系之外的、劳动成果归其自己支配的、没有被资本剥夺劳动成果的人。
这和种植园、大农场还不一样。
大农场的资本想赚钱，必须要保证，发的工资什么的，肯定不够把农场产的粮食都买走。要是发的工资等于农场出产的所有粮食的卖价，那资本脑子有泡啊？怎么资本积累？
而小农则不同。
小农的劳动成果……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的。
所以，他们是诸如铁器、农业机械、建筑材料、纺织品等等这些大顺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生产的商品的所谓的“有效需求者”。
他们相对于必须要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说，他们是游离在外的第一种私有制。
按照三歪经的理论，第二种私有制必然会出现“体系内的人买不起体系内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情况。而殖民地的扩张又暂时到了这个时代的瓶颈。
恰好，大顺在南非、北美、澳洲等，还有大片的适合耕种的土地。
同时，大顺内部的土地问题，又是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由此，大顺这边的显学一派，便延续了移民均田的思路，以工业主义的思路，推出了均田垦殖移民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的理性推理，和人文道德无关，纯粹是为了发展工业。但又因为大顺这边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这就不免要加上一个“天下第一仁政”的人文关怀口号。
当然，这里假定的前提，是“假如一个小农家庭有了160英亩土地，那么他就不会让老婆大晚上的点灯纺纱织布以供全家所穿，只要多卖两车包米去市场买”就行。
至于这个前提是否成立，应该说，大抵是成立的。农民的勤劳，是逼出来的，但凡家里有个不要说160英亩，就是160亩地，大可不必大晚上的干完活回来还搓布。
而这个显学一派，背后的阶级属性，是工业资本。
所以，迁民的钱谁出？自然不可能让工业资本出，那就肯定要奔着食利地主、乡绅地主使劲儿了呗。
食利地主，都食利了，显然这财富也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所以，实质上，还是小农出。
这叫：让小农出钱，用小农的钱送小农移民，再让小农在扶桑荒野垦殖，为工业资产阶级创造一个有效消费的市场。
这个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不但一分钱不用出，而且还大有赚头呢。
终章 九三年（廿九）
这是均田、迁民、耕者有其田的方向，和由技术统治的工业主义推出来的过程。
而在有序的工业发展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又是一个类似黄河治水的问题。
这么大规模的迁徙，需要的物资、人力、组织能力……涉及到造船、木材、煤炭、钢铁……影响到铁路、运输、运河、道路……等等，有序地发展工业，如同治理黄河一样，由专门的衙门负责协调等，又是高效且必要的。
简单来说，就是说，大顺这边的显学，推出工业的有序发展的路径，和圣西门历史上在法国推出来的工业有序发展的路径，是不同的。
但是，结论却是基本相似的。
并且，应该说，大顺这边的思路，走的更多的其实还是圣西门——孔德这条线，即把工业资本主义，作为将来的必然的永恒。
而看似有主观社思想的、人文关怀的、均田的这些东西，走的和圣西门的那套空想社的路径还不一样。
总之，大顺这边的显学一派，在均田问题上，等于是在当初刘玉和颜李学派之争的问题上，更接近刘玉的思路——刘玉和颜李学派都支持均田，但两边对为啥要均田是有分歧的、以及均田之后怎么办也是有巨大分歧的。
现在大顺的实学显学一派，他们是跳出了“仁政”——虽然打着仁政的幌子——的窠臼，且也跳出了复古、怜悯等的思路，而是以理性的推论得出了必须要均田的结论。
不是因为“小农太苦、遂要均田”；也不是“圣人井田，如今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更不是王安石兼并诗里的小农帝国必须要保证足够自耕农否则要完的小农帝国统治思路。
而是因为信奉工业是未来，而现在工业受阻于市场狭小、同时对外扩张已达此时之极限，遂必须要批量创造一些在资本主体生产体系之外的“消费者”的思路。
鉴于内地就算均田，也就人均三五亩地，也消费不起来，遂必须要集中力量完成前所未有的大东进运动。
而要完成这项远比修淮河、治黄河更要宏大的工程，就必须要有序地发展工业，依靠工业的力量来完成这场迁徙。
既然要发展这种工业力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投资又是“无序”的，所以又很容易得出历史上圣西门得出的结论——需要一个巨型银行，由这个巨型银行，向实业投资，解决实业因为利润不足而缺乏投资的问题；同时倾向于一些有益的、对普罗大众和未来有好处的、但现在却无人问津不肯投资的产业。
恰恰，大顺在刘玉跑路之后，借助北美的金山银山和海外疯狂吸金银，完成了货币改革，为这种大银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又恰恰，李欗政变上台后，通过行政手段的“赎买”土地、实则就是“强制储蓄、强制买工业债券”的政策，在修铁路建铁厂等问题上办成了几件事，似乎证明这一套东西是可行的。
于是，这么多恰恰；或者说这么多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当年北征罗刹抓人造船征西北准备下南洋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所努力塑造出来的条件。
催生了大顺这边的显学。
在这里，实业、大工厂、或者说工业资本主义，被抽象为类似于儒家的三代之治之类的东西。
算是某种理想。
它是未来的。
同时也是永恒的。
并且是要达到的。
且由刘玉的那套“爱用之别，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的扯犊子理论延伸出的资本主义思路——既然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反过来说，亦即种粮食的农业、和生产布匹铁器的工业，都是以商品交换而为目的。
当然，这种思路，亦可以换个方向理解：大顺内部的市场，是有的。但小农土地不足，既要受地主动辄五六成的租子的盘剥、要是再被廉价工业品一冲，那就只有起义了。
而如果，弄死地主，去掉这五六成租子的盘剥，是不是被廉价工业品冲一冲，不至于活不下去呢？
现在钞关、子口的思路，也可以这么理解：既被地主弄、又被先发地区的廉价工业品弄，必死，所以锁住先发地区的工业品，继续保持旧体制，理论上按照过去经验，这套东西撑个250年还是没啥问题的，你看前朝不就撑了二百多年嘛。
而显学派的思路则是：的确，既被地主弄、又被工业品弄，必死。那为啥非要堵工业品？而不是把地主弄死呢？撑250年有个卵用？现在从崇祯皇帝上吊算起来都过去150年了，所以还不如大改、大动，赌在兴国公说的未来上呢。
其实这就是个简单的思辨问题：工业化不是个标签，不是个抽象的五饼二鱼，只要搞这个大家就都过的好了。
相反，在这个过程中，大顺的特殊情况在这摆着，小农只靠那点地，不靠老婆纺纱织布，连他妈的裤子都穿不上。而这种冲击，是极为痛苦的。
北美那边，历史上的威士忌法令，汉密尔顿的大工业思路，逼的一些小农起义。但那种起义，和闹笑话差不多——不自己酿威士忌去当副业卖，又不是活不下去，只是日子过得和以前差一点。因为最穷的，手里也有个七八十英亩的土地，不搓威士忌最多日子过得紧巴点。
而大顺这边，真要是逼到小农的老婆织布都卖不出去、换不到盐、换不到棉、换不到要交的税，那可不是威士忌叛乱那种闹笑话一样的起义可比的。
《宅地法》的“小农”，可以领取160英亩土地，也即1000亩土地。这在大顺，谁有1000亩土地，那不叫“小农”，无论如何也不是小农了。
而160英亩土地，是0.65平方公里。
大顺现在接近4亿人，就算8000万个家庭，按照每个家庭160英亩的标准，大顺单单耕地就需要0.65乘以8000万，亦即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稍微算算，就知道这根本不现实的玩意儿，地球上没有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就算不说什么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就算真的开了虫洞，这玩意儿也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地球上真没富裕到能让人均达到这个水平的资源。
简单来说，有人人均160英亩，有人就必须得死来腾地方，有人就必须得只有三五亩地。
这在大顺的意义，不在于什么公平与否，这个……此时的时代，刺刀说话的时代，先跑去扶桑的那些人觉得要是分离出去人人都是大地主，也不是不行，只要扛得住大顺这边的镇压就行。
而在于说，大顺这边的人，制定的标准就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标准，并没有不切实际。
按照这个标准，山东省在完成了黄河改道和微山湖垦耕后，就算一亿亩土地。那么山东的农业人口，只需要留100万户，亦即500万人。
现在的问题是，山东有接近3000万人口，大顺的工商业这年月再发达也发达不到能在一个山东省容纳2500万非农业人口的程度。
而一个省，甚至还几乎是最方便迁徙的省——既靠海方便坐船，又可北上关东、亦可东渡扶桑——迁2500万人口，那也必须要有序的、计划的去干。
刘玉的那一套资本迁民的套路，只是说保底儿——万一将来大顺炸了、改革失败、或者完犊子了、乱了几十年、军阀混战了，通过之前的保底，还能确保环太平洋地区的华人人口优势。
但也只是保底，距离解决大顺、或者说中国的问题，还差得远呢。
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的显学一派，非常顺畅地移动到了“有序的工业主义”的路数上，更要求大顺这边继续加强国家机器、加强官吏人数、加强对实业尤其是关乎迁徙的钢铁蒸汽机造船等行业的投资和发展等等。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刘玉跑了，死了。
于是，借刘玉之名而阐发的显学，是可以广为传播的。并且本身，这套东西，又为李欗的政变提供了合法性和理论支持。
如今，这些年过去，显学一派已成体系。
《兴国公经济释义》、《实业论》、《工商分配论》、《均田仁政论》之类的文章，传播日广。
只要不是活人，那么名声在大顺便可大显。
而显学，在大顺又必须符合一定的特定才能成为显学。
刘玉也不是没鼓吹过自由贸易。
但是，这套东西，尤其是如法国重农主义的那套东西，在大顺恰恰是没法成为显学的。
正如法国在1820年代，爆发了“自由的工业主义”和“有序的工业主义”之争。而最终是有序的工业主义，成为了显学；自由的工业主义，很难立足。
一样。
打着刘玉名号的，鼓吹立刻放开钞关、放开子口、放开资本管制、鼓励兼并的学派，自然也有。
但他们，不是显学。
不是不存在。
但不是显学。
毕竟刘玉的话，说的多了，哪一派都能找到可引用的话来证明自己这边是对的。
但关键是，文化和传统在这摆着、经济基础就是这样、现实状况大抵如此，有些学说就算存在，那也压根成不了显学。
而已成为显学的，随着刘玉一死，这些年甚嚣尘上，各种关于日后变革的小册子在先发地区广为流传。
如今皇帝又迎回了刘玉的尸骨。
这态度，不免有些过于明显。
有人欢呼雀跃，以为梦想可成。
有人如丧考妣，以王莽改制暗讽。
有人彷徨观望，自觉若能仓廪实亦未尝不可。
有人野心勃勃，提前拟好了不同的、相悖的文章，静待骰盅揭开。
只不过，虽然暗流涌动，但公开反对、甚至以“保天下、保圣学”为口号准备拉杆子起乡兵反对的人，倒是几乎没有。
中央集权还在。
旧时代的搞钱——养兵——弹压的模式，如今更是登峰造极。
因为现在的大顺朝廷，不但有钱，而且钱还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布匹、铁器、粮食，随时可以武装出一支军队。
实学派手里掌握的力量，或者说他们的新天下，又不只是两省而已，而是一个囊括日本、朝鲜、南洋、印度、西非欧洲市场的也是两三亿人的天下。
固然说，印度人不是大顺人，但他们依旧纳税、种棉、买货，为这个体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固然说，大顺内部的佃农，是大顺人，但他们又不可能跟着士绅走，最多也就是交点租子，“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边有百万生员。
那边有大几十万的实学弟子、军官团。
这边有地租收益。
那边有大工厂、殖民地、大种植园大农场的利润。
这边有宗族。
那边有高效的工业封建主义的大公司。
这边有保天下、护圣道，实则是维护他们的租佃体系和士绅统治的大义。
那边有天子、朝廷的大义。
的确，大顺的地方官员，叫节度使。
但这个节度使，只是用其名，可不是那种节度使。
看起来，若是皇帝锐意变法，只要别被人打出来一场“昆阳之战”，大约或许说不定变法就能成功。
似乎，是这样的。
至少，显学一派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看这架势，的确像是要准备这么干。
再说了，他们也觉得，貌似自己说的对、有道理，皇帝怎么可能不这么干呢？
然而。
许多天后。
一场隆重的、规格极高的葬礼后，暴风雨前的平静般的天下，终于等到了皇帝的一纸上谕。
昭告天下。
那些期待的、或者焦虑的、或者兴奋的、或者不安的……
面对着这纸昭告天下的上谕，却都有一种类似的感觉：
笃了个大劲。
放了个小屁。
终章 九三年（三十）
之所以被戏称作“笃了个大劲、放了个小屁”，因为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关乎到所有制、均田之类的大改革。
反倒是在天下惴惴不安翘首观望的哀荣葬礼后，皇帝只发了两个上谕。
这两个上谕一出，固然叫一些紧张不安的人长松了一口气，却也让一些之前兴奋不已的人懊恼愤满。
京城，原本的敕造兴国公府邸旁的来今雨轩茶社中，实学派通儒社的年轻人们聚集于此，对此大加议论。
来今雨者，语出杜少陵之自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喻来此相聚者，不计身份，皆真友也。
这是当初兴国公“从赤松子游”之前所建，久而久之，实学派多来此聚会、讲学、探讨。
这通儒社，是这几年由一群年轻人成立的类似前朝学社一样的组织，起名的时候，故意为之，颇有挑衅之意。
固然说，实学一派和复古儒颜李一派，之前多有交往。而颜李一派的终究目标就是做通儒，但这种交情倒不是实学一派的激进才俊们取“通儒”为名的原因。
倒是古时蔚缭子言：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
他们自称实学，但于科举一派眼里，却暗里称之为杂学。
这群人取“通儒”为社名，显然故意为之：既说野物上不得祭祀的台面，你们学杂学的也配叫儒？然而这批人偏偏就取个通儒之名，多行挑衅。
既有这么个典故，是以这通儒社，又取《韩非子》显学篇之“杂学缪行同异”之意，示意社内兼容并蓄、意见不同亦可为友畅所欲言，缪行同异，而论大道。
总的来说，这是个精英小圈子组织，但又不是烧炭党、共济会那种神秘小圈子，只是入社的难度颇大，必先以天下为己任，而后多半也是诸如成均馆等实学顶尖学堂的学生。
社内多谈政事、大谈国事，正值年少，更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只是真论起来，内部政见多不相同，激辩之余，也不免动手互殴，但殴过之后也就忘了、至少面上是忘了。
政见既多不同，如今天子又下诏，弄出来这么个笃大劲放小屁的事，自又是一番争吵。
“我看，这大顺国，怕是要完呐！如今天下弊端极多、矛盾极大，值此之际，大张旗鼓迎回兴国公棺椁，本以为要行大变革新之事。却不想竟是改革科举、学堂、选拔之法！”
“十年后废旧科举，而加实学为考试内容，推行天下，各省分上舍大学堂之名额。”
“这非是不好，而是弄错了轻重缓急。”
“天下兼并之势愈演愈烈，便如乡绅地主，以租利为生，盘剥百姓。”
“这个土地制度不变、均田不成，乡绅地主是学《论语》、还是念《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难道真有什么区别吗？”
“他念论语，也是收租子过活；他念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是收租子过活。无非学堂的书本换了、考试的卷子换了，可最基本的东西，一点没动。”
“不动这最基本的东西，天下能好了？此为其一。”
“其二，你看这《钦定学校制选材办理章程》，其中学堂数量，必多建于县城。届时，乡间地主子弟，去县城读书。平民子弟，原本还能在乡间乡塾识得几个字，说不准还可做秀才中举人，如今教育全都跑去了城里，乡民识字率，只恐大跌。”
“若要办，那就大半，村社皆立学堂，开蒙授学，朝廷度支。可这又需钱，钱从何来？”
“待几十年后，人才选拔一如旧时，不过是八股换成了数学、诗词换成了经济，然而论其阶层，不过还是原本的乡绅地主。”
“届时，若行均田，简直痴人说梦。”
“如今，正是最后的机会。”
“一来我等实学学子众多，数有百万，为官为吏，足以成均田事。”
“二来，实学子弟多非地主，亦非乡绅，并无利益纠葛。”
“三来，以人心论，实学子弟不免觉得，若行均田事、变法事，官僚皆从实学出，而顶替科举旧人，官缺极多。便是要打，也不怕他，打完之后，人人有官做，如何不支持均田工业事？”
“可这么一改，十余年后，还改什么？还变什么？朝中为官者，大半地主，这还均什么均？”
“唯独如今，实学一派，几无地主，生计或为商、或为工、或为军、或殖民、或航海、或贸易，正可办成这天下第一仁政。”
“办成之后，再办学堂、再改科举，事半功倍。”
“如今这么办，我看啊，官家是压根不准备办这大仁政！”
学社内，胆色颇大、颇为激进的学生上来就是一通“目无君父、大逆不道”之言。
更是直言这大顺要完，示意如今的情况、矛盾、新学与旧学的争端、两边的阶级属性不同，正是最后完成均田改革的机会。
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日后地主无非是从读论语变成读数学，可经济属性未变。地主黄老爷满口US刀乐，难道就变为实业工厂主了？地主张老爷开口就是一通几何学，仍靠租子活着，这和开口就是之乎者也有甚区别？
他这一开口，学社内立刻有人反对道：“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均田也未必就是唯一办法、更未必是灵丹妙药。”
“兄先别急，不妨先想一个问题。”
“如今县城、州府，商业还算兴盛。”
“兴国公言，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
“而如今县城、州府的工商业，分配的又是哪里的粮食？或者说，如今内地的工商业，到底靠的是什么？”
“其实，想想就该清楚。”
“如今内地的工商业，靠的正是租子的粮食。”
“地主收租，又吃不了这么多粮食，必要售卖。他这粮食售卖出去，以他售卖的这些粮食为基础，内地州府的工商业方能发展起来。内地州府的工商业，所分配的粮食，恰恰是因为地主收租的存在。”
“若真均田……”
“你不妨想想，原本要交五六成的租子，自己只能吃剩下的那点。不免要瓜菜度日。这流入城市工商业的粮食便多。”
“可若真均田了，他不用交租子了，便想着从地瓜变为窝窝、从窝窝变成馍馍。”
“均田之后，百姓必要先吃饱，然后才肯把粮食交易，剩余的粮食方能成为商品。”
“是以，我以为，若真均田，内地州府，工商业未必发展的起来。反倒是很可能，工商业崩溃，无有粮食，城市必乱！”
“现如今，内地州府，其实全靠租子养着。地主收租，他又吃不得那么多，如此才让大量的粮食流入市场，工商业方可兴盛、城市方可形成。而真要均田下，这原本依靠地主租子作为商品粮的城市，必要崩溃、缺粮。”
“是以说，我以为，此事仍要仔细思索。”
“天朝广阔纵横万里，非比欧罗巴小国。说什么重农主义、自由贸易，运输所限、物流所限，工商业终究还是要走州府中心、星罗棋布之路。”
“而要发展工商业，没有粮食，绝不可能。而均田之后，城内粮食必少……”
“既兴国公言，工商业方为未来，那么，我看，均田不会促进工商业发展，反倒会阻碍工商业发展，甚至竟使城市崩溃。”
既是杂学缪行同异，那么内部有不同意见，实在正常。
虽然说，他们嘴上说的，都是刘玉说过的东西，但正所谓刘玉说过的话多了，从最进步到最反动，从均田到支持兼并，似乎都能找到对应的话。
两边都是以工业作为未来去看待的，可到头来，竟然连均田有利还是有弊，都尚有争执。
可要说后者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
那也不是。
内地一些交通不便的城市，确确实实，靠的是“租子”这种农产品的强制占有为基础而存在的。
也确实，均田之后，农民肯定会选择先吃饱，然后剩余的粮食才肯拿出去交易，作为城市的商品粮。
而旧体系下，大顺又不是没有城市。相反，大顺的城市还不少呢。这些城市，可以说，全是靠“租子”这种商品粮而存在的。
一旦把基础的东西改了，只怕立刻会陷入城市混乱的局面，工商业大为萧条亦未可知。
然而支持均田一派的人，却冷笑道：“这等话，几十年前，兴国公和颜李一派争执的时候，便解决了。”
“均田是手段，而非目的。”
“均田之后，加增赋税，只是原本六成租子，变为二成税。以此五一税，借天下十亿亩土地，岁入上亿，而造船、迁民、最终使得五口之家、百亩之田。”
“如今，人均不过三四亩地，自然没什么商品粮。你所言，也不是没有道理，三四亩地，自己若能吃饱，剩不下多少。远不如六成租子的时候，地主拿去城里换钱，做城中工商业的基石。”
“但，若能迁民扶桑、南大洋各地，五口之家而有百亩之田，难不成一个人能吃二十亩地的产出？”
“到时候，他吃不了，自然会卖。”
“在这期间，城市或许崩溃、或许萧条。”
“但，不破不立。三十年后，大东进运动完成，届时城市自然会发展起来。而且，粮食充足。”
“所以，昔日兴国公与颜李后学相争，在‘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事上，大加争吵。”
“如今，大争之世。天下地球已定，就这么多的土地。”
“均田、重税、迁民、东进，此方为真正第一仁政。若只均田，那也算不得什么真正仁政。”
“趁着如今，内地工业尚未大发展，先破后立。”
“大不了，废掉内地的城市，待完成均田、迁民之后，再建便是。扬州千年风化尚可为邱墟，别处难道不可为代价？”
“沿海地区，先发工业。内地工商，重洗、萧条，亦不是不可接受。”
“是以，此时改革科举，实在毫无意义，甚至极为反动。”
“此时改革科举，朝廷的意思，多半是希望保持原样，而让城市工商逐渐发展。可这样，先天不足、胎里带病，越是发展，将来推翻重来，便越是痛苦。”
“兴国公说，工商业是粮食的一种分配手段。你虽也这么念，可你却并不知其深意。”
“兴国公的意思，是说工商业最开始要和粮食交换。而交换的粮食，是靠被土地兼并而强行剥夺的地租？还是自耕农自己生产后吃不完的粮食？”
“若是前者，那有上限的。尤其是市场的上限，手里拿着地租粮食交换工业品的，他自己能穿几尺布？”
“到头来，工商业发展下去，也无非是以这些地主乡绅为目标的工商业。”
“或绫罗绸缎、或美酒佳肴、或歌舞伎乐、或底野迦等害人之物，这等工商业，可不是兴国公言的工商业。”
“兴国公言的工商业，是以工业为主，以棉布、铁器、生产工具、机械等等这些。”
“而这些，必要卖给生产者，而不是纯粹的食利者。”
“故而，要先把粮食生产者给解放出来，方可发展工业、而后商业。此才能潜力无限。”
“否则，内地工商，全都围绕着地租盈余，以食利者为市场的工商，非正经工商、至少绝对不是兴国公所言的那种未来的工商业，且上限极低！”
“欲要上限高，必以农业为先。”
“而如今，天朝百姓难道不勤劳吗？非也，勤劳的很。”
“天朝亩产低吗？非也，高的很。”
“可是，没有耕地，便你又再大的本事、再大的勤劳，那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是以，关键还是迁民、垦殖。此方为天下第一要务。”
“而要迁民、垦殖，必要大笔的钱、资源、粮食，以强行发展造船、航运、钢铁、煤炭等行业，以支撑迁民之所需。”
“钱从何来？均田，征税。”
“为何非要均田才能征税？”
“若不均田就征税，六七成的租子，再加上重税，再加上优免、再加上胥吏等等，天下必反！”
“若能均田，便加五一税，总还能活下去。百姓安稳，至少不会造反。如此支撑个二三十年，完成迁民大业，垦殖扶桑几十亿亩耕地，五口之家百亩之田，而后工商发展，子嗣或耕田、或入城为工商业，天下方可大利。”
“在此期间，或果如你言，州府县城多会衰败萧条。”
“但，届时有钱者或移居省城、或东进至苏鲁而投资工业。至于县城衰败，以二十年县城之衰败，换将来工商之大兴，我看是值得的。况且，期间沿海工业，亦在发展，国家的财富总和是在增加的。”
“而如今，朝廷昏了头！”
“竟要搞什么科举改革，兴办学堂，简直儿戏！”
“这么一搞，城镇州县，吸纳地主子嗣，工商业围绕着他们，全靠地租的强制盈余而发展，全无前途，上限已被锁死。”
“乡村衰败、财富流向县城、土地兼并加速、财富不会流回农村改良土地全都在县城消费了。”
“虚假繁荣，到时候再均田的话，这等靠着地租的强制盈余而发展起来的虚假繁荣，瞬间就会打回原形，到时候反而更乱。”
“是以，长痛不如短痛。趁着现在州县城邑还不是如苏鲁之工商业城市那般聚集大量人口，把事做了。”
“况且，刚才我们这边说的也没错。现实一点，如今实学派，看不上科举派，又和土地无太多瓜葛，正是可以一举摧毁他们、均田改革的时机。不可能人人都心怀天下，实学派众人哪怕存着消除地主乡绅、我们来做官的心态，也不是不能办成事。”
“现如今，兴国公当初留下的，实学派看似是学派，实则是个阶级。是以学派为掩护的阶级，和地主乡绅不同阶级的一群识字的人。这才是关键。”
“而若朝廷搞下去，十几年后，实学派的阶级味儿便澹了，地主乡绅皆入其中，这用学派掩护的阶级间的斗争，便没了。届时，均田，那还均个屁？”
“天下事，最难办的，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兴国公花费几十年时间，以实学为掩护，总算解决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这等时机，失去便不再来。”
然而对面的几人一听“阶级”二字，便立刻还骂道：“阶级、阶级，哪有什么阶级？”
“那不过是有人托兴国公之名，而作的伪书！你们却把伪书做宝，张口阶级、闭口斗争，简直可笑！”
“我等多嘲儒生，说把一堆伪经做真经，念念不忘周礼、周官，最为可笑的是十六字真言，对着伪书竟成了解经。到头来，你们不也一样，拿着不知哪个狂徒托名而作的伪书做真书，大谈什么阶级呀、斗争呀，又有什么区别？”
支持均田那一派也冷哼道：“便不是兴国公所作又如何？其中道理，却叫人茅塞顿开，着实有理。”
“如今尚有变法成功之可能，皆在于新学一派、旧学一派，虽名为学术之争，实则二者阶级之属性大为不同。故而方有变法成功之可能。”
“如今之新学、旧学，非比昔日宋时新旧之争。”
“宋之新学、旧学，都是地主士绅，如何能成？”
“而如今虽名为新学旧学，实则阶级不同。”
“并不是说，你我学的是几何算数，便会支持均田；若是朝廷改革科举，乡绅地主也学几何算数，他们便和我们一样支持均田了。”
“这就好比，黄牛更耕地，不是因为它是黄色，而是因为它是牛。而一人看到黄牛耕地，自忖因为色为黄遂可耕地，于是回去把他家的黑狗染成黄色，以为这样就能耕地了。这难道不可笑吗？”
“我等支持均田，不是因为我们学的是算数几何物理化学，而是因为我们不靠地租为生；如今朝廷竟要改革科举，可乡绅便是学几何物理化学算数，他们依旧还是靠地租活着，又有什么区别？”
“天下事，非均田不可行。均田不是为了均贫富，若只均贫富，此真小丈夫之见也。均田是为了征税、组织力量、集中资源，而后做成大东进迁民事，为工业塑造市场，亦为数亿百姓争取百亩之田的好日子。”
“是以说，此时改革科举，并不能济困天下，解天下之困局、解前途之渺茫。反倒为日后平添许多麻烦。到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阶级混杂，事便难办了。”
“若如今改，则好办的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兵有兵，更有十数万羡慕生员科举之利的实学子弟，欲取而代之，候补官吏或均田丈量之人，便是空出十万缺，也足以补得上，只要每个月开五两银子足以，多少实学子弟排着队等着一个月五两银子的工作。”
“而朝廷搞什么科举改学校，日后实学子弟，怕都是士绅商贾乡豪子弟。平民子弟如何有钱有闲去县城入学？将来给人五两银子一年去丈量均他家的地，如何能愿意？”
“昔日，楚王问田鸠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很强。然而，他讲的话很俗，不动听，文采不好。为什么呢？”
“田鸠以买椟还珠故事而喻，说墨子的精华是珍珠，而不是那个盒子。正是因为担心文采太好，以至于人们只看到了漂亮的盒子，竟忽视了里面的珍珠，所以说话才要不动听文采不美，而重实用。”
“这是当日的故事。”
“如今，这买椟还珠的故事，竟又重来。”
“昔日兴国公留下的珍珠，到底是实学学问本身？还是实学子弟极多而不能科举为官、十数万实学子弟只要给三五两银子他们便能胜任许多基层官吏工作、且实学子弟几无地主士绅收租之阶级的这个局面？哪个是匣子？哪个是珍珠？”
“依我看，实学子弟几无地主士绅收租之阶级、且不能科举为官、然又欲得一吃皇粮一月三五两银子之工作的局面，方为珍珠。然而实学太过华美、太过惊艳，竟叫许多人，把盒子当做精华而不以珍珠为宝，又做出买椟还珠之举矣！”
终章 九三年（卅一）
到底哪个是椟、哪个是珠，这是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事。
均田派所谓的珠，或者说他们所说的阶级，其实更类似于阶级的原初概念，即历史上圣西门对于阶级的初步理解。
本身大顺这边就是三歪经唱主角，加上现在大顺的经济基础距离不歪经的经济基础还差一些，故而他们嘴里所言的“阶级”，基本上还是历史上圣西门主义说的“实业家、银行家、工匠、天才、手工业者”之类的范畴，是个很笼统的东西。
均田派虽然其实现在仍旧不成熟，但就思想下，已经有了点深度。
虽然说，这种深度，是从刘玉说的那种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或者说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引申出的，和刘玉的本意相差有点远，甚至有点偏到考茨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上去了。
但于此时、于现在这个西历1793年的时间点，他们的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均田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意思便是说，的确，大顺相对于世界别处，拥有很强的手工业基础。
但是，这种手工业、或者说工业，尤其是刘玉改革之前，并不是很健康。
这种手工业的强势基础，是以“地租、征税、剥削下的农业盈余”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是畸形的。
典型的，如之前大顺的京城、法兰西的巴黎，就是这种类型。
京城的消费能力，靠的是征税、发饷、俸禄、贵族地主的地租等等。
这些工商业，是服务于三歪经理论中的“有效需求者”的——包括说法国的巴黎，工业起步也是以奢侈品制造业起来的。
但是因为大顺的体量足够大、底子足够厚，是以当刘玉改革之后，对外扩张夺取市场后，依靠之前这种不健康的手工业底子，很快在对外扩张中先发地区转型成功。
但对内地而言，许多县城、州府，其手工业、商业的对象，是【农业剩余占有者】。
而这种经济模式，上限是不足的，并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化的进程。
于是，均田派的意思，是说，工商业要发展，那就必须破而后立。
将对象，从【农业剩余的占有者】，转为【农业的生产者】。
而之前以此为依托的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必然是痛苦的，但若不完成转型，那么上限就卡死了，最后大家都得完犊子。
又因为，大顺的情况特殊，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特殊情况，使得就算均田，那么【农业的生产者】本身，也没有太强的消费能力。
那么怎么办呢？
要么，通过某种方式，让农业的生产者，以某种方式，不得不购买工业品，甚至包括大型机械等如果小农没需求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有需求，从而打下工业基础。
要么，利用现在的现实，即大顺在海外有广袤的可耕种土地的现实，让农业的生产者垦殖迁民，从而让他们有自身吃喝之后的盈余来购买工业品。
最终，将之前畸形的、不健康的手工业、或者说工商业城市，转型为健康的、不畸形的、以农业生产者而非农业剩余占有者为目标的工商业城市。
这种思考，这种考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什么黄石公扔了本天书就一下子顿悟了的。
而是因为大顺这边的社会存在，而产生的一种思考和意识。
老马说：【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
这句话在不同的国家，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
这是道，而各国不同的情况和具体应对，是术。
在英国，是以圈地运动为体现的。
圈地运动，让英国的农村生产，从使用价值，变为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但在大顺，由【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这个道，所衍出的术，要是照抄英国那就纯粹是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何解决大顺的农村生产，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情况？
其实，现在来说，很“简单”。
要么，屠掉两亿人口。吃不完，自然交换了。吃都不够吃，怎么可能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进行生产？
或者说，效英国故事，把两亿人抓进“债务监狱”、“济贫院”、“债务奴”等。但问题是你都有本事把两亿人抓进债务监狱、强迫为债务奴了，有这等本事那还在地球干啥，直接建成地上天国吧。
要么，爆出来黑科技，亩产千斤粮。吃不完，自然就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了。
要么，迁民。在亩产至少几十年内无法提升的现实下——之前已经说过了，此时大顺的亩产和法国1910年的亩产差毬不多，而要继续提升若能修水利有这样的超级组织力，那么为啥不移民；而若没有这样的超级组织力，那么就得达到1913年德国哈伯的合成氨工厂在大顺全面铺开的工业化水平，这个显然也不现实——由是，得出迁民东进垦殖，是此时来看最现实的、也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实现的。
当然，这是相对来说的。虽然也很难，比之让大顺短时间内搓到人均一战爆发时德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是简单一些。
要是没有殖民地、没有扶桑南大洋的土地，想要发展大工业，按照【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的思路，那就只能是以某种方式，让农村强制性地提供大量的有交换价值的产品。
道理就这么个道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便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下。
好比说人家说的道理，是某个植物只能在25度以上的气温存活。北方扣了一堆大盆，结果你在南洋热带也扣一堆大棚，那就纯粹脑子有问题了。
当然，这不是说实学或者说科学，就没用，或者说就是椟，不是珠。
而是说，哪怕后世玩游戏，你学个技能，还得有个熟练度、还得砍木桩把熟练度刷上去。大顺现在手搓个发电机是一点问题没有、基础理论上也知道空气中有氮气理论上可以无限合成肥料，但距离应用和工业化生产，还早呢。
那么在这个期间，大顺的几亿人、尤其是几亿农村的人口，是不是人？可不可以过上百十亩地一群牛、老婆不纺织卖车包米去买布的日子？
要是大顺没打赢一战、或者刘玉没想办法在阿拉巴契亚山画线，那指定是不可能的。变不出来地，之前已经说了，按照《宅地法》的标准，大顺需要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全地球也未必有这么多吧。
问题是大顺打赢了一战、刘玉也在北美埋了毛皮贩子和欧洲垦殖者的矛盾，并用人参贸易让法国毛皮人参贩子当了“龙虎将军”在前线抗住了新教徒农民的西进。
大东进运动，即便刨除掉显学一派的“工业主义”思维，即便只是大顺传统的农民耕作耕者有田的思路，也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
而工商业发展，或者说工业主义思维，本身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底色。
包括说，现在于今来雨轩争论的“通儒社”内激进年轻人的两派，分歧也不在于工业、工商业的未来。
分歧只在于，要不要搞的这么激进，搞均田这种极为暴力的手段。
可不可以柔和一点，继续加大子口钞关，让各州府为中心，延续原本的手工业基础，在大顺形成一种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局面？
而两边的争论，本质上，还是在争是“破而后立”；还是“萌芽继续”。
均田派认为，内部城市的工商业，基础是农业的剩余占有，以地租等方式强行扭曲出来的交换价值的粮食，所以上限极低，肯定不行。再怎么萌，也没啥前途。
否定均田派认为，均田之后，农民会选择先填饱肚子，那么岂不是交换价值的粮食会更少？这不但不会造成工商业发展，反而会促会内陆的工商业，因为内地的工商业现在就是靠着地租等农业剩余占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均田派内部的成分，其实挺复杂的。
甚至可以说，既有极端进步派、激进派；也有大顺政治光谱里的反动派、复古派。
而反均田派内部的成分，更复杂。
这和大顺本身的情况有关。
既有传统的、苏子由批王安石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的这套“不可伤富”的思潮。
也有更传统的，韩非子说的【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这一套“你穷是因为你懒，人家怎么就富，你怎么就穷，救济贫民岂不是叫人都懒惰”的不分析当时情况、制度、人均耕地等等问题下的刻舟求剑思维。
还有就是儒家那一套“再封建”的各地、各省、州府自行发展，靠省级关税和再封建思潮下的各省推举贤人自治的反动思路——这个反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先祖父好容易搞出来了大一统、搞出来了国内统一市场的雏形，居然想要分开，这就算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思路，也是反动透顶的。
以及就是从明末泰州学派、再到颜李这边通儒思想，一脉相承的乡建、乡贤思路。
搞乡约、搞君子治理、搞学校、以学校为乡村的政治中心来建设乡村的那一套东西。当然，泰州学派后期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此时大顺这边支持乡建学校乡约这一套的并没有宗教化倾向而已。
至于说对于科举改革这件事本身，两派并无分歧。因为他们虽然叫“通儒社”，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挑衅的名称，取得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包括说，对于科举制改革、以及整体上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派都认可。
只不过，此时均田派的愤怒，源于均田派认为，大顺改革的最后机会失去了。
即以通过变法、改良等办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说农业盈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和移民债券等来完成迁民的可能性，没了。
他们并不反对科举改革，反对的是这个时间点搞这个。
就像是一个人饿极了，不给个馒头，却给一碗水一样。不是说不喝水就行、或者说不用喝水，而是说时机不对。
这种愤怒和不满，说到底，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群人把中西部地区的人，也当成人而已。
否则的话，其实没什么愤怒和不满的。
既不需要救亡图存。
也不需要追英超法。
而且，本身，长江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在那摆着。
老马说：【在大宗海陆贸易中心……工场手工业找到了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地以交换价值为目标】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这种纯粹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自发就可以演化为大工业。
可以说，大顺之前的手工业，确确实实是靠地租等农业剩余发展起来的。这是基础、底子。
而这个底子，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虽然有点畸形，不过生产力本身作为文明成果是发展起来了。随后的对外扩张，通过击败了西欧的商业资本，扩大了市场，继续发展下去，松苏地区做世界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肯定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小康”和“大同”，这种文化浸润之下，对于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追求，这里的“大同”，就算说不包括其余人，那么中西部地区的两亿多百姓，总是要包含在内的吧？
这种传统思维和文化，肯定是潜移默化多有影响的。
历史上，哪怕到了八国联军都进京城了，很多留学生的思维，还是琢磨着“大同”的。
以至于有人写文章狂骂。
所谓【新学学生，善讲大同，学我国人之无民族思想至于极点。远者不论矣，试读最新之议论类，皆主有世界大同、并无东亚、西欧之区别】
【此种臭谈、此种贱奴、欲得而扑杀之】
当然这种纯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以“抽象的永恒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想法。
但也足见那些先辈的传统思维，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后人头顶，并且在变革期迷迷湖湖地如老马所言学了点外语脑子里就先想着用本国语言翻译一下，这种翻译是潜意识的很难阻挡的。
而大顺这边此时这些均田的激进派，他们大多数还是“空想社”，甚至是“主观社”，迷迷湖湖，脑子里模湖地有点意识，但“主观”上的意识距离科学的分析还差的远，甚至很多“主观”上社的，实质上的路线则可能是极为反动的。
这都很正常。
于此时，他们就是觉得，既然说天下内的那些非长江口、非沿海、非扶桑早期移民的那些人也算人、也是百姓，那么总要有个具体的路线，让那些人的日子也好过起来。
主观上这样想。
具体怎么做，他们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简单纲领，亦即所谓的此时大顺之显学。
只不过，他们终究太年轻。
讲道理，他们懂道理。
讲科学，他们也懂科学。
但，他们不懂皇帝。
既是争论到了“买椟怀珠”、何为椟、何为珠的问题，主持这一次学社讨论会的前辈，终于发话了。
说是前辈，刘玉没跑路之前，他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跟着刘玉在山东黄河河道上干了几年。
那时候也颇受刘玉喜爱，只是后来并不曾继续仕途，反倒是在这里组建了通儒学社。一些“托名之伪书”也多由此出。
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小伙子，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单从年龄上看谓之前辈名至实归。
面对两派关于均田还是不均田的争吵，这位主持的前辈并不定夺。
但当谈到买椟还珠、均田派对科举改革这件事不理解的时候，这位前辈还是发话了。
“昔日，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天下、天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方有天下。”
“若是只靠你们做成大事，你们欲做关陇集团？还是想当淮西勋贵？谁人制之？”
“科举选天下之才，方能制衡。”
“实学派只是朝廷可用之工具，而不是说朝廷只是实学派实现理想的工具。”
“二者不同，自然你眼中为珠，别人眼中为椟。”
“你刚才也说了，阶级，又谈宋时新旧党，与今日新旧党之别。”
“若阶级相同，那么如宋之新党旧党，不过是理念之争，党争而已。”
“若阶级之不同，那么如今日新旧之学……如你所言，是披着新学旧学的皮，实则骨肉为不同之阶级。”
“如此一来，真要是用你们变革天下，你们彼此相识、俱为同乡同窗同学，那么谁来制衡你们呢？”
“是以，你们以为，是披着新学旧学的皮，实则骨肉为不同之阶级，是好事。”
“可只怕官家看来，这不是好事，不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学推广天下，而改革科举仍以考试选拔，以天下之英雄，制渐不受控之新兴集团。”
“否则的话，真要是做成了，上上下下，皆是你们。你们又有理念，又有想法。若皇帝从之，则为臣；若皇帝不从你们的想法，你们岂不是要做出些大事，必要把事做成？”
“而新学推广天下，而改革科举仍以考试选拔，这就大不同。”
“其一，撕开新旧学问的皮，混杂为一，考试选才，恩出于上。”
“其二，若宰辅出诸川陕，背后必无海运殖民集团之关联。不像如今，若要用新学之才，身后必有各家新兴集团之身影。”
“其三，昔日朝廷以勋贵、科举互衡。而今勋贵财阀军官团与实学多近，平衡已破。是以必要以实学替旧经，将实学变为旧科举派，以制衡勋贵财阀。”
说完这三点最简单粗浅的东西，这前辈忍不住摇头失笑道：“昔日兴国公最常说的三个词：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守株待兔。”
“我今日说一句话，你们的想法，定是守株待兔。”
“当年范蠡言：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自古以来，都是臣被藏于君、被烹于君。”
“所以，你们多半守株待兔，以为必是臣被藏于君、被烹于君，而不可能反过来。”
“然而，你们仔细想想，昔日之变、以及今日之事，到底谁是良弓走狗？”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如今天子，才是新兴阶级的良弓、走狗？”
“遂有昔日拥立之事，所为者，一来守护尚且脆弱的他们、二来顶着旧势力之反扑、三来整合力量压住激进政策可能会导致的小农起义。”
“此一时、彼一时。”
“彼时彼刻，新兴阶层尚无对抗旧势力之力量，故而必要李姓之皇帝，如此才能保持变革之后的诸多政策。”
“彼时彼刻，新兴阶层尚无显学之大义，不知如何面对吃掉国内市场的小农反抗，如此必要皇帝先稳住内部之局面，以免铲平王现世。”
“彼时彼刻，旧势力尚有反扑之力，而新兴阶层尚未完成对南洋、印度、扶桑、东非之消化。”
“此时此刻，又与彼时彼刻不同。古时，三十年或如一日，弹指一挥；而今，三十年之剧变，不下过去数百年。”
“期间力量之此消彼长、羽翼渐丰，素封之势已成，不可轻动。”
“若不守株待兔，便知天子，恐亦有良弓走狗之忧。”
“如今改革科举，正是脱去身上束缚、拔掉头顶悬剑之自救。”
“若能改成，便将实学与新兴阶层相剥离。兴国公言，他当日不过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先入实学经济而已。”
“若能改成，天下英雄皆以新科选拔，恩出于上，又将新兴阶层和实学剥离，以实学科举官僚制衡新兴阶层，此为其一。”
“其二，既改科举，之前生员秀才等，无以为生，进学又无望，岂不投笔从戎？天子若建新军，以读圣贤忠君书本的秀才等为军官，又将如何？”
“昔日旧学科举强，遂以新学为军官；今日新学强，遂以旧学为军官。彼此制衡，渡此十年科举改制之过渡期。”
“十年之后，新旧学之争已无影踪，新学与新兴阶级绑定事也已破解，实业资本之血腥亦多显现，天子或重有大义。”
“届时，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新兴阶级之要求，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者的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这个，只需要倒是稍微放开某省之钞关子口，而故意不管，效郑伯克段于鄢事，三年便足以见效，当地百姓必恨的压根痒痒，心生恐惧，只能求皇帝压制新兴阶层。”
“届时大谈古人之性善、仁义、道德、君子、爱，把未来之大同，建在仁爱的呓语、君之仁德之上。”
“天子为日，一君万民，限制财产，复古革命。以此为号，蛊惑被冲击之百姓生民，则或可千秋万代。”
“今日迁民，新兴阶层之利也，其势更不可制。”
“日后迁民，天子陛下之德也，民皆感恩，府兵百万，必依天子而惧兼并；恐资本而求限制。”
“是你说，你们以为这是买椟还珠？实则不然。只怕，天子看来，兴国公留下的局面，实学与新兴阶层绑定之事，哪里是宝珠，分明是鸩毒。”
“今日迎他棺椁，不过是借势吓人。天下皆以为要均田，不想从均田变为改科举，便如原本要拆屋子如今只是要开个窗，反对者看着兴国公棺椁如何敢说话？只恐反对之下，天子一怒，竟要行兴国公均田之议，那还不如老老实实接受科举改革。之前大张旗鼓，这戏可是做足了，一两年间，多以为必要均田，心中惴惴者不知凡几。”
终章 九三年（卅二）
这番话说的，颇有些诛心之意，但似乎好像大约也又说得通。
至于真假、亦或者是否真的如此，那也实在不好说。
总不能说，皇帝改科举、兴实学，就是错的。
站在一个“利益无关、只是信仰”的角度看，实学派觉得实学成为天下人人都要学的学问，从杂学提升到正学的地位，总是好的。
当然，若是利益相关，那就另说。对先发地区兴起实学后很多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比如说实学前1000名的人才，真要是全国普及了实学教育，人口基数一上去，别说前1000名，只怕前一万名都未必排的进去。
若是朝廷直接废旧学，而把空出来的萝卜坑，全都直接考实学，那岂不是对现有的一些实学学生而言算是人人有官做？而现在搞成这种改革的模式，铺开学堂和实学教育，那不相当于“卷”起来嘛——原本激进改革说不定能当个乡长的，说不定只能当个小学老师了；原本只在这么点地方招人，本来能考入一流的如成均馆之类的实学最高学府的，改革之后说不定就只能考到淮北盐垦区的农业大学去学种棉花了。
这都很正常，不是说学了实学、学了先进的学问，人就成圣人了。
而均田派说的借势为之，其实也算是借这种势，借这种实学派想要把旧学派占的萝卜坑都拔出来的心态，搞激进的朝廷改良式的改革。
这本身，又和历史上圣西门主义里的那一套东西很相近：把人分为三个阶层，真正有能力学了真学问的理所当然是新时代统治阶层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被认为没啥用的既得利益的旧统治阶层；以及老百姓。
只不过圣西门主义的原始版本里，鉴于法国的情况，以及法国当时压根没有文官考试制度这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非常先进的东西，所以他划出来的新时代的统治阶层指的是银行家、实业资本家、工匠、发明家、艺术家等等这些。
而大顺这边因为存在纸张印刷术时代非常先进的科举制度，故而这边是把实学和旧学对立的，认为实学是理所当然新时代的官僚，而旧学是既得利益者早点让地方得了。
反过来那一面，对于传统的旧学一派而言，实际上这些年过来，实学重而经学轻的趋势，明眼人都知道已经不可避免了。
旧的经学科举已经走到头了，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
但并不是说科举背后的考试制度，走到头了。大顺现在没有那么激进，或者说没有那么被人把嵴梁骨都打断了的绝望和彻底自卑，故而对于科举背后的考试制度本身，还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并且认为这套东西是胜于别处办法的。
而“学校制”本身，至少学校这个东西，又是复古的。包括说当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复古的名号搞的学校制。
让那些以科举为业的大部分乡绅地主，多学点东西，这引起的反弹没那么大——只要科举制本身存在就行，至于考什么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说把八股，改成考背诵夷狄的圣经古兰，单就效果上那也没什么区别。
说句难听点的，以前能进殿试的，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智商和学习能力，要是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那也一样杀的出来。
刘玉早就说过，他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这也实在不是谦虚。
搞学校制，在此时大顺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变种，内核仍旧是考试选拔。
科举制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考试制度。
相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考试选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况，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拔体系。
只不过是考试的内容、学的东西不行。
但问题是，学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拨款才能建起来。而大顺现在这水平，显然又不可能把学堂普及到乡村。
某种程度上讲，大顺现在搞这种教育改革，既相对于过去阻碍了阶级间的流动性；也拉大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同时也会造成乡村识字率的下降。
这一点，是母庸置疑的。
最简单的来说，平民自耕农家庭，以前还能在村子里的私塾开蒙、识字。
而要搞学堂教育的话，大顺肯定没能力村村都建学堂，仍旧是皇权不下县，也就是县一级普及了学堂，顶天就这样了——如果大顺朝廷不是疯了，搞三饷模式加增助学税的话。
那么，这种改革，不触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层管理等问题的话，地主乡绅无疑是比较乐意的。
因为本质上还是科举。
只不过科举的内容改了而已，试题的内容变了。
而且，地主乡绅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实质上是考试优势也加大了。
他们可能会出于“纯粹意识”的反对。
但在利益上他们得利，是以也闹腾不起来多大的事，不会引发极为剧烈的反弹。
实际上，这个改革的背后，还是均田派说的那件事：县城以地租等强制的农业盈余为基础发展起来，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举改革，实质上是稳固了这种县城通过地租吸血乡村的畸形模式。
这种畸形模式是有问题的，而且是有大问题的。
的确，大顺在19世纪之前，手工业就是冠绝天下。靠这种畸形的以农业地租盈余为基础的工商业，靠着大顺的体量，确确实实在19世纪之前的“工场手工业”时代，有极大的优势。
都不用说此时，就是大明时候，松苏地区随便一个地方弄出来，不必佛罗伦萨等地的手工业差，甚至可以说强得多。甚至连达卡那种印度地方，城市规模也在历史上让克来武等人感到震惊。
但这种模式的上限是很低的——上限也就是巴黎，愣生生吸血吸成了一个能对抗法兰西的巴黎，搞得工商业也都是奢侈品为主。
而现在搞学堂制改革，却又不动最基本的农村、土地等问题，这就意味着这是在加重这种畸形发展，同时破坏了原本的乡村政治士绅宗族等旧模式，而又没有去建设个新的。
打破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
要是不建新的，而又打破旧的，实质上会陷入混乱和倒退。
这不是说，改革科举、兴办学堂，本身是倒退。
而是说，这件事背后的关联问题，是倒退。
当然，可能对皇帝来说，这未必是坏事，至少短期看未必是坏事。
毕竟，作为皇帝同行的拿破仑也说过：让穷人子弟上学，容易闹事。所以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费，勐提了一个档次，这样就防止了穷人子弟进入最好的大学。
而大顺皇帝想要搞学堂改革，也等于是说：不是中产、靠地租过活的地主、乡绅，没钱，你上你尼玛的县城的实学学堂？
或许，可能，大概，皇帝真的是想搞“自救”、怕自己被实力越发增长的新兴阶层当成良弓走狗，希望重新平衡。
过去改革，那是因为科举势力乡绅地主势力过强，所以引入实学派来制衡。
现在反过来了，力量对比变了，所以要借助守旧腐朽势力，来对抗新兴阶层。
毕竟，紫禁城里坐着的是皇帝。
皇帝的目的，是权力、家族。
包括说之前老皇帝支持刘玉的改革，最开始也不过是“收钱——养兵——弹压”模式的进阶，靠对外掠夺、殖民、海外贸易、关税等，大顺拿到了之前历朝历代都不敢想的财政收入。
当然，人心隔肚皮，这些也只是通儒社内一些胆大之辈的猜测，未必就是真的。
而且这件事本身，也确实有点奇怪，着实有点笃大劲放小屁的意思，之前大张旗鼓吹了许多风，最后关头却弄了个科举制改革，很难说仅仅是为了所谓的掀屋顶开窗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
…………
来今雨轩内的年轻人激烈争吵的时候，紫禁城中，已经老了的皇帝避开了旁人，和自己中意的儿子说了一句骇人的话。
“我死之后，洪水滔天。”
皇子听完这句话，浑身汗湿，正要说点什么吉利话，李欗却摆手道：“人孰能无死？朕意不在生死，而在今后之大乱。”
“此番迎兴国公尸骨归来，于欧罗巴之见闻，十年之内，欧罗巴必大乱。如今各种机械又多应用，兴国公昔日所言的‘前所未有的多血上火病、而非过去的虚弱不足症’，到底是要病发的。”
“扁鹊见桓公，所留后世训，万勿讳疾忌医。既知疾病，便要对症下药，而不是装作今日无事便以为真的无事。吾儿可知我的意思？”
皇子伏地道：“儿臣理解父皇的意思。如今学界显学，亦多谈这种前所未有的多血上火的病症之可能。”
“是以，才有均田、垦殖、东进之论。亦所谓‘扩大市场’尔。”
老皇帝笑了笑，却伸出根手指摇了摇道：“垦殖之类的说法，太过笼统。垦殖有小农之垦、有资本之垦，其中区别极大。”
“朕之前修铁路、通边疆、赏功臣、卖土地……皆为资本之垦，亦兴国公所谓以卖钱为目的的生产。”
“而兴国公昔日所言的‘前所未有的多血上火’的病，也因此而起。之前历代，所虑者，都是虚弱不足，唯独现在，却要面对多血上火。”
“既是交换卖钱为目的的生产，可知扣除成本、工资等，他肯定是要赚钱的。亦即是说，只在这个体系内，他生产的东西肯定比能买的多。”
“是以，万万不要再提笼统的垦殖了。说垦殖，便要说，是耕者有其田之垦？还是若松辽以北故事，资本为卖钱而生产的垦殖？”
“兴国公说话总讲一半，古人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如今，其实也是一样。”
“对于将来的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解决方法。但在朕看来，或许朕是曲解了兴国公本意，但朕自推，必要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生产模式来容纳这些生产，否则必要出大事。”
“或对外扩张、或均田小农、或征税养兵、或以工代赈大兴土木。一旦兴国公所言的那种多血上火的病症爆发，此或为治病之药。”
“至于放开钞关子口之类，则是抱薪救火，甚至饮鸩止渴。本就多血上火，却又吃油脂发物，日后病发，谁人能治？”
“朕非不知显学所谓均田东进事，只是，这件事什么时候做，大有讲究；这件事依靠谁来做成，大有讲究；这件事用谁的钱来做，大有讲究。”
“天下皆以为朕要行大革、赎田、强制垦殖移民储蓄之类的手段。朕却先行科举学堂改制，你可知其中道理？”
皇子思索片刻，迟疑道：“父皇之意，不是不做，只是时候未到？父皇之意，待洪水滔天时在做？”
“然而，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尚未阴雨时候，正该修缮窗户。”
“且，儿臣以为，乱中取胜，急需手腕才智。将来……将来……”
李欗哈哈笑道：“将来什么？将来朕若死早了，你怕你这手腕才智不足？”
皇子冷汗涔涔，不敢接话，李欗哎了一声道：“值此千年未有之变局，宗庙延续，本就是逆天改命之事。若做不成，合该宗庙隳；而逆天改命，乱中取胜，方可保宗庙，取一线生机。”
“古曰：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这一线生机，必要于大乱中方能把握。”
“此等逆天改命之事，本来就渺茫至极。既是只能从必死之局中取一线生机，也就只有如此了。”
“做成，这皇冠还能延续。”
“做不成，无非是皇冠落地无人敢拾。”
“而什么都不做，早晚也是皇冠落地，宗庙颓隳。”
“是以，既如此，何不危中取机，放手一搏，竟于那冥冥之中抓住那一线生机？”
这些话，听起来自然听得懂。
但实际上，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皇子不解问道：“父皇，这一线生机，在哪？”
李欗仰起头，朝着百五十年前崇祯皇帝上吊的方向虚望了一眼，道：“昔日太祖皇帝入京，言：君非甚暗。这一线生机，就在这。”
“昔日兴国公改革盐政，所行手段，唯‘分化瓦解’而已。不使之一，则可各个击破。”
“如今有人传所谓托名兴国公之伪书，真假不论，阶级之道，确有道理。”
“既知招，则可破招。”
“某人举义，言白色皆我类。你万万不可直言我就是黑色。反而，你亦举白色，言我为白类代言。暗又将白色分出白马、白牛、白猪、白狗、白鹅、白鸡……勿使之一，分化瓦解，而另其不能同，则必求诸于圣君。此所谓‘君非甚暗’之生机。”
“对你威胁最大的，举什么旗，你便举什么旗。”
“他要治本，你便治标。”
“他要拉盟友，你便先拉走。”
“日后你为帝君，主动权在你。只要朝中不要清一色，便始终有人可用。”
“均田之事，可为，且能为。今日不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为何？”
“因为小农还能撑很久，此非眼下之危机。扶桑土地就在那里，十年后飞不走、欧罗巴人亦占不去、至于当地土豪欲要自立而独占扶桑之资源土地顷刻可灭杀。”
“而眼下之危机，则是所谓的多血上火之症。一旦欧罗巴事起、各种机械大用，便要出大事。”
“城市非比农村。一旦作乱，动摇财税不提，更是远比乡村百姓更易组织。”
“然此危机，日后你高居其上，正可化解。顺带更可以财税低价收其股本，渐收归官有，令学实学而不得志者为官营督办。”
“至于失业之雇工，或招募至军队，打日本而令更加大开关赔款；或给予补助，远迁之南大洋扶桑垦殖授田。”
“此危机渡过，则大产业若航运、海贸等皆收归官有，稳住之后，萧条不再，再度繁荣。此期间，则可借官有工业之利，行均田事，远迁农人于外。又借此重新繁荣之机，以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旧办法，赎买土地。”
“呼吸之间，若如潮汐。”
“兴旺时，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赎买土地而均田、迁民、以赎买之强制工业债券投资发展盈利。”
“危机时，则以财税债券收买股份，渐为官有，对外扩张，夺取市场索要赔款。”
“萧条则赈工。”
“繁荣则迁农。”
“更有甚者，既有扶桑南大洋之土地，亦可出政策笼络人心。若工人做工二十年，则朝廷授海外之田亩为其田。期间所需费用，由工厂主缴纳，自工资里代为扣除。”
“如此，雇工便不得不琢磨，是听朝廷的，待数年后有海外耕田百亩为家产？还是竟要胡来胡闹？”
说到这，李欗虚点了一下远处，语重心长地对皇子道：“扶桑、南大洋之数十亿亩土地，是什么？”
“是天子赏赐、恩赏的资源。”
“而不是用来达成小康之世的资源。”
“是危机时候化解矛盾用的。”
“而不是盛世时候叫天下更富足的。”
“至于日本、印度、非洲乃至扶桑、南大洋、南洋等，皆可为天子之储蓄。艰难时则用，而不是富足时去挥霍的。若日本，尚可再榨许多金银、市场，但如今则不必榨。”
“是以，均田事，世之显学以为应做且能做成。然则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不为者亦非不愿为，实非其时也。”
“或曰，若此时均田，三十年后迁民完成，工业发展，数亿百姓富足矣；此时不均田做事，每年死于灾荒、贫困、高利贷、盘剥、乡绅等等之手的百姓，不下百万……君子远庖厨也，不忍，不见便是。”
“赈、免、屠、薙，交替而用，不可偏执一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终章 九三年（卅三）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般来讲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皇帝和选好的接班者谈，这意思就可以说的更恶心残酷一些。
在这个看似安稳实则动荡的时代，皇子自不可能只学王道仁德，否则将来根本镇不住场子，护不住皇冠，保不了宗庙。
李欗这么一说，皇子隐约就听明白了。
显学一派，是有自身纲领的，且是有未来规划的。
他们是有理想的，虽然现在看来很多想法是错的、幼稚的、反动的，但毕竟纲领是有的。
而皇权，则是把一切作为手段，或者说其纲领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纲领。
对于显学一派而言，现在外部的土地，是让天下抵达小康大同之世的资源，利用得好，既可以渡过去艰难的工业化转型。
而对皇权来说，现在外部的土地，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牌，一张可以用来在矛盾爆发时候缓解矛盾的牌，也是一种可以用于皇权延续的资源。
之前，李欗上位时候，是靠着出卖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土地，来换取支持的。
名义上，至少他和刘玉说的那些话、或者说为了获取刘玉和其背后力量支持的那些话，是为了天下苍生、华夏之未来。
实质上，换个角度，不如说修到松辽分水岭以北的铁路，是他给那些支持者、资产阶级、军官团的回报。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创造了一个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使得那里的土地生产有利可图。
当然，本身这件事大家都不傻。当初刘玉就很清楚，但互相利用，最起码“遗产”提前置办下了。
现在，大顺皇权这边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反动的统治集团。
这个统治集团，由军官团、大豆农场主榨油业高粱酒业的新军事贵族群体、以及当初刘玉早在征讨罗刹时就说过的很可能最反动的血税府兵等组成。
当然，他们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强大，但他们和皇权紧密地站在一起。皇权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皇权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
正如恩格斯所言，烧酒业拯救了德国的容克使得他们完成了转型；而大豆以及其相关的榨油豆饼肥料等相关产业，则给大顺制造出一个奇葩的军事贵族集团——甚至难听点说，类似于挖参采珠等，在明末辽东创造出了一个军事集团一样。
显然，只靠他们，肯定压不住天下。
而依靠这个群体统治，皇权必须要学会一样东西：左右横跳、挑唆和利用阶级间的矛盾、时而站这边、时而站那边、用工人吓唬资产阶级、用资产阶级吓唬小农和手工业者。
只不过，李欗毕竟之前和刘玉接触时间很长，固然刘玉逆练颇多，但逆练归逆练，仍就还得是知道道法才能逆练，不知正安知逆？
说的多了、听的多了、这几十年也见的多了，是以从皇权的角度看，他终究是个“失败主义者”。
所以才说什么“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只有一线生机”之类的话。
他说自己死后洪水滔天，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盼着儿子能够乱中取胜，抓住那一线生机。
他把这一线生机的机会，放在了他所谓的“洪水滔天”的将来大乱之中。
亦即欧洲觉醒、印度起义、导致大顺先发地区的“多血上火、生产过剩”的病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认为现在搞改革、变法、改良、均田移民，是“抱薪救火”。
这等于是，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得多血上火的病，所以叫这个人增长身体，越发壮大，这样体型渐大而多血的问题便可缓解。然而反过来说，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越这么搞，越壮胖，将来多血上火的病病发的时候，就彻底治不了只能等死了。
这就是他认为的“抱薪救火”的角度。
至于怎么利用这场洪水或者叫危机，李欗还是给皇子举了个简单的例子，用来理解什么叫“分化瓦解”。
“既说分化瓦解，那么便要知道，哪些人若不分化，最能成事、最有威胁。”
“或者说，如今能威胁宗庙的，是什么人？”
既说的是威胁宗庙，那么显然排除了诸如靖难、玄武门之类的选项。对于宗庙而言，这叫肉烂在锅里。
皇子很清楚，他爹说话不会乱说，既是问威胁宗庙，那么必定是排除了靖难、玄武门这等选项的。
遂道：“以史为鉴，或亡于外，若靖康耻、崖山血。”
“或亡于内，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
“然而儿臣观天下事，靖康耻、崖山血之事，已无可能。譬若蒙古，如今已经被商贾盘剥的活不下去，已无力矣；而周边之朝鲜、日本等国，亦非儿臣自大，实不足为虑；至于欧罗巴诸国，更不必提。”
“是以，若说威胁最大，最能成事的，便是底层百姓。”
李欗点了点头。
他跟刘玉学的那些东西，乱七八糟、七零八落，实质上并没有接受完整的一套教育。
是以，他不可能从逻辑上，推出“小地产所有制下，小农不可能如法革情况下被资产阶级拉走，反而会和城市无产雇工形成同盟”的道理。
但是，逻辑上推不出，不代表李欗不能从一个错误的方法，得出一个可能的答桉。
李欗推理的角度，是错的、表象的、形式的。但结论又是正确的。
“嗯，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此时和过去又有不同。”
“自先皇内外分治，如今天下，又分内外两个部分。”
“于内，斩木者，小农、工匠也。”
“于外，揭竿者，雇工、无产也。”
“内外分治，必要内外皆反，七庙方隳。”
“否则，如今情况，已和过去大不同。内反，则有先发之财货、物资，关税，足以镇压；外反，则有内地之兵员、边军，亦可制也，天朝绝无一城搏天下之资。”
“是以，要紧之事，便是要极力避免内外之底层穷民结成同盟，竟求天下为公。”
“反过来说，要分化瓦解的，便是他们。”
“过去养生员，所为何事？不过是防止读书人不得志、又难活，遂作乱。如朱元章不得刘伯温，便难成事。是以，过去统治，只要提防起事作乱的小农，与读书人一起即可，重点也在于此。”
“而如今，实学铺开，许多过去秘而不传的道理，竟在市井充斥。是以，现在统治，提防的便是城中那些有了学问，却大谈雇工之利的人。尤其如今显学，既解决农人耕者有其田之想、又欲解决工业发展之困境，既有纲领，又有道理，更谈均田，此才是要着重提防的人。”
“分化瓦解，重点就在分化瓦解他们。分化内外、分化工与农、居中挑唆、驱虎吞狼、借刀杀人，令其力散，则不得不依赖圣君天子之贤明仁德。”
“如今天下，讨论最多的，除了均田，便是钞关子口之事。”
“朕且问你，若将来欧罗巴动乱、印度暴乱、而松苏等地又因机器使用产量日增，卖不出去……”
“均田或可长治、亦或治本。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届时，是不是必要谈钞关子口、内部管制、内地保护之事？”
皇子对此并无疑问，应声道：“父皇所言极是。均田或可长治，但起效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放开钞关子口、放开工商管制、放开资本管制，庞大的内地市场，便如我们对外扩张夺取殖民地市场一般。”
“是以，届时必要大谈放开钞关子口税、放开管制、取缔内陆手工业和小农保护，以求卖出去东西。”
李欗又道：“如今实学中的激进派，多谈‘进步’。兴国公之学问，解读角度颇多，各有道理。这等‘进步’之学问，最是危险，尤其一些大谈雇工之利的。是以如何借此机会将其名污、瓦解其义？”
“比如说，在此之前，于那些平日在市井雇工中颇有威望中，选出几人，暗中扶植。”
“一旦多血病之危机爆发，则令这几人大谈‘进步’。并且，要站在假装是为了雇工之利的角度上大谈‘进步’。”
“或曰：内地的小农和手工业者，都是反动的一帮，是阻碍进步的，活该被廉价的工业品碾碎。”
“令其大谈什么，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才能让雇工得利。”
“将所谓‘进步’之思想，在你我操控之中，他谈白，你不要举黑，而是提澹白、粉白、鹅黄白等，暗夺其正色，以黄替白，而使正白湮灭。”
“他们既谈‘进步’，谈小农、手工业者乃反动的一帮，阻碍进步等等。”
“于工厂主，他们必定喜欢，也会大加支持。”
“于雇工，也可混乱他们，因着多血上火过剩之病而失业，正愁无业，这时便大谈要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要把内地做市场，他们多半会以为大有道理。”
“即便一些死硬之辈，拿着托兴国公之名伪书之义而反对的，怕也夺不回主导权。届时，显学之主导权，或者说，工业雇工等阶级的主导权，便在扶植的那几个喉舌手里，雇工也多半跟那些喉舌走，而不会接受那些死硬激进之辈的想法。”
“如此一来……”
李欗澹笑一声，接着道：“开一省之钞关、管制，用最‘进步’的政策，来反进步。”
“你既要‘进步’，那朕就给你‘进步’。”
“不要说什么子口税、保护税，便是连土地买卖、资本圈地、囤货居奇、炒作粮价、坑蒙拐骗、放贷逼地等事，亦一概不管，就要最‘进步’，就要按照那些‘进步’之辈的口吻，碾碎反动的一帮。”
“如此，不出两年，其省必乱！或乱于白莲、或乱于义和，其辈未必反朝廷，多半要扶朝廷、正朝政，而灭那些‘进步’派。”
“天下风气，必定为之一变。自兴国公时留下的激进、进步之阴霾，也定散去，而转保守。”
“朕要先行科举改革，便为此事。届时，内地出身之官员，虽学的是实学，但岂能支持这等‘进步’？”
“到时候，天下汹汹、必要反弹。又使小农工匠，记得城里无产雇工的‘进步’言论。”
“日后即便城市雇工起事，小农与工匠记得当日之仇，必不肯帮。只怕心中还要想，这‘进步’不要也罢，着实可怕，城里人靠不住，还是靠皇帝的好。”
“再招安那等起事之人，令其驻扎先发地区城市周边，以防城市之变。新仇旧怨，岂不用心？”
“如此一来，显学何显？”
“驱散‘进步’，有甚于将小农和工匠打为反动的一帮之言乎？”
“改良也好、均田也罢，日后便都出于朝廷、出于圣旨，而不是一个学派、某个纲领主导了。”
“而工厂主等，见小农工匠起事之可怕，多半也要收敛，知道若非朝廷罩着他们，他们便要被挂在树上。他们的软弱性，朕早就见过，到时候又何愁他们不敢不听话？”
“若是大争之世，工厂主需要朝廷的海军、刺刀、大炮，去和别国的工厂主竞争，倒是容易听话。只是如今放眼天下，外无敌国外患、又无能竞争的别国实业主，他们便很容易不听话，那边需要用国内的一群人来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让他们知道，若无皇帝，他们根本压不住局面，如此方能让他们乖乖来降，收起那些膨胀的心思。”
“经此一事，工与农之联盟，已不可能。工无农之援，形单影只、势单力薄，若不依靠圣君天子以制工厂主，又靠谁来？”
“雇工易收买，危机爆发时候，鼓吹‘进步’，鼓吹内地市场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内地的小农和工匠，他们必要上当，而不会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东进后再发展大工业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联盟，分而化之，先把小农逼到皇帝这边；然后断其盟友、斩其内援、使雇工孤立，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再把雇工逼到皇帝这边。”
“如此，则效过去故事即可：过去周护小农、抑制兼并，但实则仍是与士大夫地主士绅治天下。”
“日后也是一样，名与义，周护小农、雇工。但实则还是与大资产者治天下。”
李欗并不知道他说的这套东西的学名是啥。
不过其实以后世的话来总结，其实就是“拿三加拉萨尔”这一套的反动封建社。
这和大顺这边的“内外分治”的情况有关。
内，是小农社会，颇类拿三时候小农普遍贫困、被高利贷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溃的法国。
外，是财阀军事贵族大资产者的社会，一如拉萨尔时的普鲁士。
小农问题，所谓大东进运动、均田、迁民，可以视作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的大顺变种。
雇工问题，即所谓的【只要皇帝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皇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皇权，那么工阶级就会倾向于把皇帝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天然体现者】
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刘玉的改革给大顺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后遗症——皇帝比雇工和小农，更早接触到阶级的这套东西和思考方式。
而本身，反动社，又是罢黜百家之后社会的底色调。王莽改制，就是个高炉铁、垄作法、亩产百十斤这等生产力水平下的空想反动社的社会实践。
偏偏，刘玉已经死了。
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刘玉的那套话语，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把小农和手工业者，打成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一帮；把农民起义，打成基于地产原则的反动的一帮。
本身这套东西，就很容易搞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尹里奇也狂喷过这个问题，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否则只能形成……】或工联、或工贵——典型的，就是爱尔兰铁路工人对华工的态度，没人灌输，反动至极。
而大顺这边，还有个更蛋疼的“第一列强”很可能出现的“工人的贵族化”问题。
比如李欗说的那种情况，真到危机的时候，先发地区的工人，会不会压根不管内地小农手工业者的死活，为了自己有工作、挣钱，就要求打开钞关子口、取消内地落后的保护、夺取市场呢？
很显然，稍微有人故意混淆，以反动的思想灌输，扭曲“进步”的概念，再加上利益相关，那的确非常容易被带歪了。
而大顺内地的情况，又无奈至极。
大顺拿到了南洋和印度这俩原材料产地；拿到了海运和水运优势；拿到了日本朝鲜南洋东北的粮食来稳定先发地区粮价……
内地，比如说纺织业，无论怎么样都争不过。这是必然的。
不管是粮价、原材料价格、资本丰裕等等，全都争不过，搞“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结果，根本不会是什么竞争之下的蓬勃发展，能也只能是内地原本的手工业迅速破产，而绝无可能萌芽成长为大工厂。
当然，你要说大顺被人爆锤一顿，丢了印度、丢了南洋、缩回到本土。那倒是可能在江汉种棉花，或者说没办法了只好在江汉种棉花，然后江汉地区能成为纺织业中心。否则，不可能。
只要不丢印度南洋，只要陆运还没有能和海运比的能力，江汉地区就算建起来纺织业中心，也得破产完犊子，就这么简单。
现在江汉地区靠的是本省和川蜀市场，依托川盐入楚的契机发展起来的。用的还是印度棉纱，就江汉那点纺织资本的力量，真要放开了，松苏地区的纺织业大资本伸个小手指头就能让他再也起不来——都不用完脏的，比如控制印度棉纱等脏活，就市场竞争，湖北现在粮食自给都成问题，单单一个粮价，怎么和坐拥南洋米东北高粱和海运的松苏比？
就还是那句话：历史上帝国主义，既瓦解了小农经济冲死了手工业；也摁死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才说他们既举左手、又举右手。
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压根没必要举起右手反帝。
并且大顺不能往欧洲那种支离破碎的国家上套，只能用“天下”、“大同”的思想来解决。一个此时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工农生产总值世界一半还多的东西，能用欧洲那一套国家的概念去套吗？
既然说，只能用“天下大同”的这种超越了支离破碎的小国的概念来解决大顺现在的问题。
那么也就意味着，大顺的问题解决起来太难了——历史上从一千八百四十年往后百年的英豪里，有为民族的、有为反侵略的、又为洗刷屈辱的、有为反满反阎罗妖的……这些在原本历史里的屈辱史中，都可以站在一起，至少可以同路走一段。
而此时的大顺，要天下大同的，只能自己走了，连同路人都找不到了。
这也就给了李欗一个机会，一个真有可能在“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的死局中，找一个抓住一线生机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在李欗看来，就是这一次使节团带着刘玉尸骨返回途中的见闻——法国要乱、欧洲要乱、印度要乱、甚至一些情况看来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也可能要乱，大顺先发地区可能会爆发一场生产相对过剩的大危机。
而一旦危机爆发，可能承载这么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的地区，整个地球上似乎也就只剩下了大顺内部地区那两三亿人了。
这会让原本大顺的“对外扩张满足新兴阶级的饕餮、达成妥协不要对内击碎小农经济”的平衡，破掉。
当然也不是说不能解决。
其实还是有解决之道的。
不说治本。
只说治标，或者延缓危机爆发。
比如，资产阶级们出钱，移民、迁民、利用北美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创造出一个两亿人的大市场。
但显然，他们肯定不会干的。
人要是移过去了、市场有了，让他们再投资赚钱有可能。
可要说出钱移民、出钱发展生产力和商品交换潜力，他们是不可能干的。
李欗也正是想要利用这一点，提前布局科举改革，准备到时候手里有内地地区的人才可用，这是他的未雨绸缪。
小农破产、手工业崩溃、旧城市交换体系崩解，这是真实的物质世界。
不会因为原本学儒家经典、现在学算数几何，就会扭转。
也不会因为原本学儒家经典，所以看到小农破产手工业崩溃，感到不仁，不该这么激进而成为保守派；而学了算数几何等新学实学后，就立刻变了个人一般，觉得崩的好，一下子就成为激进派。
包括说现在的先发地区实学派中，真正的激进派，是要搞均田、迁民、扩大市场、将天下农村都从使用价值生产扭转成交换价值生产，他们才是激进派。而这群激进派里，很多都是反对直接放开钞关子口的，认为饭要一口一口吃、屎要一截一截拉，进两步就退一步，否则容易物极必反，这使得看起来他们倒像是保守派——比如后期跑去修黄河河道的刘玉，也算是这种保守派。
而那些上来就要搞激进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要放开钞关子口的，看似激进，实则在实学派内部压根就被视作幼稚派，上不得台面的。
本身大顺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历史上早在两汉时候就吃过商业资本不受控制的亏——这没什么惊奇的，还是老马那句话：商业资本既然还存在，那么就证明这压根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说有商业资本、或者说吃过商业资本的大亏，那就证明这是资本主义萌芽了，老马说的很明确，奴隶时代也有商业资本，而只有商业资本融化掉自己的单独性才叫资本主义，商业资本是寄生性的，商业资本单独存在恰恰证明这不是资本主义。
故而，这种传统下，如今的情况下，要是那种激进的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派，能成为显学，那才是鬼故事。
李欗，正是要把这群上不得台面的，扶成“显学”，取而代之，以黄替白，把真正的激进显学灭杀——既然一定会有显学，那么为什么不扶植一个显学呢？
因为他是大顺人，太懂物极必反这个道理了。
更读过“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就是要通过“假显学鼓噪、假装无奈以一省先行、资本必然要闹出叫人瞠目结舌的骇人”。
从而，让从刘玉跑路后萦绕在大顺头顶的“激进”退潮。
好说李欗也是和刘玉一起干过“扩张殖民”的勾当的。
全无管控，资本在印度南洋干过啥、资本是会跑去囤地还是去发展实业、啥叫商业资本占优势下的劫夺制，李欗可是太清楚了。
这郑伯克段于鄢的样板，在大顺的铁路火轮船土地交易九出十三归等条件下，绝对会玩出花样。若两年才把百姓逼反，那只能说是保守了。
至于实业投资？哪个脑子抽的，不去先发地区等原材料和海运都占优势的地方投资，跑内地去投？
故而实业资本压根不会去，去的只会是商业资本，这玩意儿可是能把地主都逼破产投赤的。
而整个过程。
李欗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什么也不做。
如果他能活到那时候的话。
至于要做“吓唬激进派的稻草人”的省份，李欗内心已有定夺：豫皖。
这两个一个是人口大省，一个是淮河灾发区，迅速地冲击和经济作物占地种植，稍微一场小灾，粮食不足的问题就会迅速出现，就能爆出来十万人级别的起义。
当然，河南是何等地方，何等关键，别人不知，大顺朝理应是最清楚的。
只不过，当初刘玉进言给前个皇帝的“铁路纵横、黄淮分割、纵有起义不过分割成块、天下如棋局而寇不可流”来忽悠修铁路、废漕运、治黄淮的话，因为有道理所以才能忽悠住老皇帝，也所以能修了铁路治了黄淮，现在又成了李欗扎稻草人来吓唬人的底蕴。
李欗要扎稻草人吓唬人。
要拿着底层的乞食袋挥舞。
还要科举改变显得自己是“进步的皇帝”。
至于以后怎么办，现在李欗也不好说。
且不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
就算活到了，如今也只能是先有大略，而后看看再说。
他是怕自己哪天死了，是以要把这一线生机、最恶心阴暗的这套东西，讲给儿子听。
皇子倒是不觉得怎样，只是略有担忧。
“父皇，昔者卫公子州吁作乱上位，兴兵动戈，扩张以转移矛盾，刷威望、压不满。”
“鲁公问于众仲曰：州吁其成乎？对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焚己也。期年，果被石确大义灭亲，如众仲言。”
“父皇要乱中取一线生机，这火，若放不好……儿臣只怕……”
不想李欗却哈哈大笑。
“这火？难道是朕放的？朕有何等本事，能放出这样的火？”
“这样的火，是不能‘制造出来’的，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燃起来的。”
“难道是朕让那些工厂主搞出来的生产过剩吗？”
“难道是朕让法兰西不日将乱吗？”
“乱起来后，卖不出去，难道是朕让他们琢磨着要内地市场的吗？”
“要内地市场，若松开豫、鲁，难道是朕让资本去买地占地兼并、是朕让商贾把机布运入灭杀豫南土布而使女工难活、是朕让地主见烟棉芝麻等价高而不种粮食闹出缺粮大灾的吗？”
“朕没有放火，朕只是没有提前灭火而已。火势不因我起，何来玩火焚己之论？”
“到时危机，你便什么都不说，自有人鼓吹内部市场管控打开之语，且以进步为大义。顺而从之，何须纵火？”
“而若打开，土地兼并、炒作粮价、囤货居奇、低买高卖、冲击土布、坑骗本地商会等等事，难道是你让他们做的？”
“这种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更制造不了。”
“但却可以利用。”
“更改学会利用。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兴公实学的缘故，若是不懂，又怎么准备利用呢？”
皇子蹙眉道：“父皇既这样说，那兴公实学传播甚广，知其大义大略者亦有不少。难道他们就不会利用？”
李欗不屑一笑，反问道：“若太祖皇帝于洪武、永乐时候起事，能成大业乎？”
“若陈涉吴广，于始皇帝尚在时起事，能隳秦庙否？”
“大饥，人相食之语，史中多矣。然能举旗而取天下者，几人？”
“欲斩木揭竿而成大事，既要大饥人相食，百姓不能活；又要朝廷颓败，无力统治。二者缺一，皆不可成。”
“朕所言之多血危机，近则十年、远则廿载。想来，也断不至于区区十年，朕这从日本打到直布罗陀的雄兵，就要沦为前朝军户了吧？”
“况且，京城不比别处。京城是以税收、漕米、官俸、军饷为底的城市。非是以交换卖钱为目的的生产城市。是以，多血上火的过剩危机，京城不会乱。京城不乱，海军在手，财税漕米便不会乱；财税漕米不会乱，便是玩火，亦可灭火。”
“使节团自欧罗巴回，言法兰西礼崩乐坏，必乱。那巴黎岂同京城？法兰西之工、商、士、绅等，皆居巴黎，几十万人围绕巴黎之消费而生产，若乱起来，定难控制。京城大不同，京都居，大不易，布取于松、丝取于苏、瓷取于赣、米取于爪哇、豆取于松辽、煤自西山、茶起武夷，多血症之乱，如何加诸京城？”
“而若效太祖皇帝，举均田免粮之大义……国寿未至，前朝尚有二百六十年之祚，只在内部均田之义，此时尚早，不足为虑。”
“至于显学一派……他们多数囿于兴国公之旧刻痕，仍念寻实业资本之支持，完成均田事，而后征农税而迁民，以为如此实业资本便会支持他们，引以为援而欲除地主，此为显学之显学，此辈成不得事。”
“至于少数激进锐意大谈天下为公的？你猜将来危机爆发，雇工是会支持他们天下为公的想法？还是会去支持去抢内地市场碾碎小农工匠扩大市场渡过危机的想法？”
“你要知道，他们谈天下为公，可将来危机一来，破开二省之限制，就是大量小农工匠破产涌入城市求活，而会导致原本的雇工工钱大降，原本城中之雇工便会更加怨恨小农工匠，多半会结伙成团排挤后来入城之人。朕昔日和兴国公在松苏码头，可没少见为了抢抗包卸船活计而互相结帮结派殴杀之事，他们先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谈天下为公吧。”
终章 九三年（卅四）
说了这么多反动的法力诈术手段后，李碜芙岬:“无论斩木起义兵，亦或者改良变法，无非四个字:除旧布新。”
“而这四个字之外，你还需记得，天朝的事，必要思虑‘天下一统’四字。”
“理解了除旧布...
当他把这个猜测告诉医生时，医生表示听不懂，但大受震撼，并建议他去楼下的精神科看看。
总之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后来，老妈从国外给他带回来了特效药，病情这才得到控制，只要定期吃药，就不会发作。
“一准是昨晚没休息好，太累了，都怪江玉饵，大半夜的非要来我房间打游戏......”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内心却悄然沉重，因为张元清知道，药效的作用开始减弱，自己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了。
“以后要加大药量了.......”张元清穿上棉拖鞋，来到窗边，‘刷’的拉开帘子。
阳光争先恐后的涌进来，把房间填满。
松海市的四月，春光明媚，迎面而来的晨风清凉舒适。
“咚咚！”
这时，敲门声传来，外婆在门外喊道:
“元子，起床了。”
“不起！”张元清冷酷无情的拒绝，他想睡回笼觉。
春光明媚，又是周末，不睡懒觉岂不是浪费人生？
“给你三分钟，不起床我就泼醒你。”
外婆更加冷酷无情。
“知道了知道了.....”张元清立刻服软。
他知道脾气暴躁的外婆真能干出这事儿。
在张元清还读小学时，父亲就因车祸去世了，性格刚强的母亲没有再婚，把儿子带回松海定居，丢给了外公外婆照顾。
自己则一头扎进事业里，成为亲戚们交口称赞的女强人。`趣w
后来母亲自己也买了房，但张元清不喜欢那个空荡荡的大平层，依旧和外公外婆一起住。
反正老妈每天早出晚归，
隔三差五的出差，一心扑在事业上，周末就算不加班，到了饭点也是点外卖。
对他这个儿子说得最多的，就是“钱够不够用，不够要跟妈妈说”，一个能在经济上无限满足你的女强人母亲，听起来很不错。下载，无广告免费
但张元清总是笑眯眯的对母亲说:外婆和舅妈给的零花钱够用。
嗯，还有小姨。
昨晚非要来他房间打游戏的女人就是他小姨。
张元清打了个哈欠，拧开卧室的门把手，来到客厅。
外婆家里的这套房子，算上公摊面积有一百五十平米，当年卖老房子购置这套新房时，张元清记得每平米四万多。
六七年过去，现在这片小区的房价涨到一平米11万，翻了近两倍。
也幸亏外公当年有先见之明，换成之前的老房子，张元清就只能睡客厅了，毕竟现在长大了，不能再跟小姨睡了。
客厅边的长条餐桌上，害他头疼的罪魁祸首‘咕咕咕’的喝着粥，粉色的拖鞋在桌底翘啊翘。
她五官精致漂亮，圆润的鹅蛋脸看起来颇为甜美，右眼角有一颗泪痣。
刚起床的缘故，蓬松凌乱的大波浪披散着，让她多了几分慵懒妩媚。
小姨叫江玉饵，比他大四岁。
看到张元清出来，小姨舔了一口嘴边的粥
，惊讶道:
“呦，起这么早，这不像你的风格。”
“你妈干的好事。”
“你怎么骂人呢。”
“我只是实话实说。”
张元清审视着小姨如花似玉的漂亮脸蛋，精神抖擞，明媚动人。
都说黑夜不会亏待熬夜的人，它会赐你黑眼圈，但这个定律在眼前的女人身上似乎不管用。
厨房里的外婆听到动静，探出头看了看，片刻后，端着一碗粥出来。
外婆乌发中夹杂银丝，眼神很锐利，一看就是那种脾气不好的老太太。
虽然松弛的皮肤和浅浅的皱纹夺走了她的风华，但依稀能看出年轻时拥有不错的颜值。
张元清接过外婆递来的粥，咕噜噜灌了一口，说:
“外公呢？”
“出去遛弯了。”外婆说。
外公是退休老刑警，即使年纪大了，生活依然很规律，每晚十点必睡，早上六点就醒。
漂亮小姨喝着粥，笑嘻嘻道:
“吃完早饭，姨带你去逛商场买衣服。”
你有这么好心？张元清正要答应，身边的外婆充满杀气的横他一眼:
“你敢去就打断狗腿。”
“妈你怎么这样。”小姨一脸婊气的说:“我只是想给元子买几件春季装，您就不乐意了？外甥虽然有个外字，但也是亲的呀～”下载，无广告免费
外婆一力破万法，“你也想被打断狗腿？”
小姨撇撇嘴，低头喝粥。
张元清一听母女俩的博弈，就知道外婆一准儿是又给小姨安排相亲了，古灵精怪的小姨则想拉他去搅浑水。
以往都是这么干的，带着外甥去相亲，坐几分钟，社交牛逼症的外甥就会把相亲对象搞定，两个男人相谈甚欢，从民生大计聊到世界格局，全程没她什么事。
她只要喝着饮料玩手机就行了，相亲对象还会觉得自己在美人面前展现出了足够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从而感到高兴，自我感觉良好。
江玉饵从小就精致可爱，是街坊邻居们夸赞的对象，颜值高，甜美乖巧，很讨长辈喜欢。
这么漂亮的闺女，外婆当然要严防死守，读初中时就耳提面命不准早恋，不准和男同学出去玩。
小女儿果然没让她失望，直到大学毕业也没交过男朋友，可进了社会，尤其是年初过了25岁生日后，外婆就有些坐不住了。
心说我只是不让你早恋，没让你当剩女啊，女人能有几年青春？
于是召集老姐妹们，五湖四海的搜罗青年才俊的资料，为女儿张罗着相亲。
“外婆啊，她这摆明了还不想谈对象，强扭的瓜不甜。”张元清一边啃包子，一边毛遂自荐道:
“您要不替我张罗一下相亲？我这颗瓜可甜了。”
外婆怒道:“你还小，急什么。大学里都是女同学，自己不会找？再捣乱小心我揍你。”
外婆是南方女人，但脾气半点都不温婉，特别火爆。
就算是张元清那个事业女强人的母亲，也不敢顶撞外婆。
我长大了好吧，都做了好几年的手艺人了.......张元清心里嘀咕。
吃完早饭，小姨在外婆强势要求下，回房间换衣服化妆，外出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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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化了淡淡的妆，这让她看起来愈发的明艳动人。
蓬松的圆领针织衫搭配一件长款外套，浅色窄口牛仔裤包裹两条大长腿，匀称圆润。窄口裤脚收在黑色马丁靴里。下载，无广告免费
森系简约风格的打扮，不妖艳不浮华，又特别精致。
小姨朝他抛了一个“你懂的”小眼神，拎着包包，扭着小腰出门:
“妈，我出去相亲啦。”下载爱阅app为您提供最新完整内容
张元清回到房间，不疾不徐的换上黑色t恤、冲锋衣，穿上跑鞋。
隔了几分钟，拉开卧室的门。
外婆在客厅里打扫卫生，见他出来，停下手头的工作，默默看着他。
张元清学着小姨的语气:
“妈，我也出去相亲啦。”
“滚回来。”外婆扬起扫帚，威胁道:“敢迈出这个门，狗腿打断。”
“好的！”张元清从善如流的返回卧室。
坐在书桌边，他捧着手机给小姨发了条信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说人话！”下载，最新章节内容无广告免费
小姨应该在开车，回复的内容言简意赅。
“我被外婆拦在家里了，你还是自己去相亲吧。”
小姨发来一条语音。
爱阅app最新完整内容免费看张元清点开，扬声器里响起江玉饵气呼呼的声音:
“要你何用！！”
小姨撤回了一条语音，接着发来另一条，这次换了副语气，娇滴滴的撒娇卖萌:
“好外甥，快来嘛，小姨最疼你了，mua～”
呵，女人！
撒个娇卖个萌就想让我触外婆的逆鳞？至少也得发个红包啊。
这时，略显刺耳的铃声传来，张元清来到客厅，在外婆的注视下，按下楼宇对讲的通话按钮，道:
“哪位！”
“快递。”
扬声器里传来声音。
张元清按下开门键，隔了两三分钟，穿着制服的快递小哥乘电梯上楼，怀里抱着一个包裹:
“是张元清吗。”
“是我。”
我没有网购啊......他一脸困惑的签收，看了一眼包裹信息，包裹没写寄件人，但地址是隔壁江南省杭城。
他返回房间，从书桌抽屉里找出裁纸刀，打开包裹。
里面是防摔气垫包裹着一张黑色的卡片，一封黄皮信件。
张元清拿起身份证大小的黑色卡片，材质似乎是金属，但触手极为温润，卡片做的非常精美，边缘是浅浅的银色云纹，中央一轮黑色圆月。
黑色圆月印的很精致，表面不规则的斑块清晰可见。
什么东西？怀着疑惑的心情，他拆开了信封，展开了信件。
“元子，我得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东西，曾以为它能改变我的人生，可我能力有限，无法驾驭它。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话，应该不成问题。
“兄弟一场，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网站即将关闭，下载爱阅app为您提供大神@{{作者}}的@{{书名}}
“雷一兵！”
终章 九三年（完）
所谓的多血症危机，或者叫生产过剩危机，之前谁也没见过。
正常来说，人类认识世界的步骤，是得先发现问题，然后总结规律。但大顺这边毕竟不同，在未发生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人见过。
并且本身大顺这边经济学的三歪经体系中，涉及到地主问题，一开始就蒙上了“有效需求者”的概念，恰恰是大顺的食利阶层在为自己的存在找合理性的过程中，引发了“东西卖不出去、没有有效需求者”咋办的问题。
如今大顺内部一些早就开眼看世界的人，心里很清楚，大顺的经济现在极端过热。
在刘钰跑路前后的扶桑金银矿开发后，大量的贵金属流入了大顺，终于解决了困扰着从明中期开始就一直无法解决的货币不足的情况。大量的货币，又恰逢大顺这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显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获胜，可谓是渡过了一段咆哮着发展的二十年。
世界就这么大，欧洲、印度、东亚、非洲的情况，自不必提，很多问题早已埋下。
而剩下的美洲，尤其是对于此时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南美——至今来说，南美在这个金银为世界货币的时代，依旧是一个可以造成世界震荡的存在——实际上也要出事了。
一战的结局，给垂垂老矣的西班牙注射了一支强心剂。颇有雄心的卡洛斯三世觉得自己又行了，抓住大顺参战后一战胜利作为战胜国的威望，开展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
改革这玩意儿，尤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若没那本事，最好不要瞎鸡儿改。改不好，容易把自己改没了。
于本土，和耶稣会开战、抄没地产、勒令还俗、限制教士人数等等。
于殖民地，则是开始清理殖民地的“土豪地方派”——西班牙的殖民地，分为宗主国过去的半岛人、和早些年过去后和印第安人混血的混血人或者好几代的出生在殖民地的白人。后者算是地方豪强，毕竟根深蒂固数百年了。
卡洛斯三世的政策，其实也就是外派本土的官员过去，搞换血，顺带清理下殖民地官员里和地方豪强派关系亲近的问题。
问题是，此时近四百万南美白人里，所谓的“半岛人”，也即在本土出生过去的，也就3万来人。
这满清搞统治，还知道开科举、用士人，方能维系。
卡洛斯三世的改革，则是压根不知道天高地厚，把原本地方派的官员、教士等，撸了一大批，全换上了本土派。
本身吧，中下层就对母国不满了。
这回，把土豪、乡绅等上层也给得罪了。
那这要是还不起义，真就见鬼了。
其实这种事很正常，大顺在扶桑才经营了几十年，当地的豪强派就已经出现了，对于大顺这边对扶桑土地的管制和土地交易限制、以及不准私自圈地搞土地投机的政策就已经相当不满了。
不过，西班牙是西班牙、大顺是大顺。
大顺是打赢一战的主力，而西班牙纯粹是个搭顺风车的。
大顺这边的人口和军力压住殖民地的豪强绰绰有余，西班牙指定是不行。关键是早些年西班牙穷的叮当响，大顺参战之前，西班牙觉得战争阴云密布，开始在南美招募军队、用南美的财政养兵，以提防英国的入侵，这也使得大量的混血人或者叫地方派有了枪杆子——某种程度上的团练。
当然，最关键的是两边的政策。
大顺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是继承了刘钰的政策体系的——泄压阀。早晚管不住，一切政策尽可能方便人往那边去。
是以，政策是“正统殖民术下，强行创造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即：土地国有——行政赋予地价——迁民——工资劳动——货币买地为自耕农——下一波移民。
这就使得，这种政策、以及北美的资本家，必须依靠母国体系维持的这种奇葩的殖民政策，才能使得他们的工业存在，而不至于崩解。
一些大商人琢磨着搞土地投机，对大顺的土地政策不满。但实体产业资本，则是依附母国的。
是以，稳得住。
而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以及西班牙本土的生产能力，那就不用提了——就一句话，西班牙那殖民地商业政策，要是大顺的手工业水平，一点毛病都没有；但西班牙吊毛的手工业能力都没有、还把犹太人摩尔人新教徒清洗了一波，居然还玩重商主义殖民地政策想要把殖民地当本国市场，纯粹扯犊子。
伴随着一战获胜，直布罗陀和吕宋问题的谈判解决，以及智利硝石矿的开发和大顺的需求，还有就是西班牙王室和大顺的工业生产能力合作再度加紧了管控政策，拉丁美洲出事，已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现在还没出事。
而过去的二十年间，拉美也成为了大顺这边新开拓的市场。
再加上：李欗为了大豆问题向日本二次施压、印度方向的持续扩张和开拓、一战胜利阿姆斯特丹这个“租界买办”的繁荣兴盛……
而大顺内部为了保护自然经济，又采取内外分治的政策。
扶桑涌入的大量资本，既不能深入内地买地囤地，憋得够呛，又有一战后的这么大的市场，自是投资到了疯狂的程度。
棉纺织业、商业运河、先发地区和殖民地的商业铁路、冶铁挖煤、造船、运输、棉花靛草种植园、玻璃制造、造纸、瓷器、蒸汽压茶沫、先发城市的地产、建筑……
勃勃生机、万物竟发，那都是“谦虚”了。
已然是一片疯狂。
问题就在于，这种疯狂的生机，是建立在一战后的基本稳定和平的世界秩序下的，也是建立在大顺打着自由贸易旗号下的抢占世界市场的背景下的。
然而，欧洲眼瞅着要乱，一战结束后的法国是欧洲的核心，法国一乱，整个欧洲都要乱。而法国的乱，已经是必然的了，翻烧饼似的改革，今儿自然秩序、明儿科尔贝尔主义，左右横条来回翻的改革爱好者，更是把这种乱局推向了临界点。
印度问题，伴随着大顺要连“纺纱业”都要吃下去，以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以及走锭精纺机的使用，和大顺在印度搞大顺熟悉的土地制度小地产制改革下导致的高利贷土地兼并问题，也马上要炸。
波斯已经乱套了。
日本也是各方蠢蠢欲动。
拉美问题，更因为大顺在一战中对英国的战后处置，在思想上引爆了拉美独立的风潮——自由贸易。
这件事，咋说呢，算是一个比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原因。
西班牙的殖民政策，限制拉美的工商业发展。
而拉美的工商业被限制，所以又没有和大顺的自由贸易口号相抵触的实业阶层：比如在里昂，里昂的丝织工匠恨不得把刘钰的棺材板子烧了，挫骨扬灰；比如在兰开夏，棉纺织工人恨不得把大顺的商船全都烧了砸了。
但问题是，西班牙之前的殖民政策，使得拉美既没有里昂、也没有兰开夏——本来是有机会有的，明中期，墨西哥的丝织业用着亚洲丝，那是相当发达的，结果西班牙给弄死了。
这就导致，在阶级的问题上，拉美的上层是倾向于自由贸易的。
因为拉美那片的豪强，不是大地主，就是大庄园主，他们和大顺的工业又不矛盾，巴不得用更便宜的货。
而西班牙打赢了一战后，和大顺谈判的结果，是西班牙以大顺的货源为基础，继续搞王室半垄断贸易。
也即，没错，我西班牙本土是没啥工业生产能力，但我从大顺这拿货，这不就等于是商品是从商船里长出来的吗？只要商船是王室这边的，那利润不就是王室的？
而拉美的豪强、地方派，又不是干工业的，甚至连手工业都不是。他们自然对大顺处置英国时高喊的自由贸易，大有好感，并且传播了大量的书籍，完成了经济上的启蒙运动。
再加上，当年大顺、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合力弄死了耶稣会，这也使得很多激进思想开始在拉美蔓延。
历史上，亚当·斯密，喷英国的经济哲学，是“生产的哲学”，完全不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打赢了一战的大顺，对英国呼号的自由贸易，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去喷的：你看啊，你们积累了一二百年了，这么多的金银，该过点好日子了。你要搞自由贸易的话，对每个消费者都有利，原本只能穿亚麻布的，现在就能消费升级穿棉布了。
而西班牙的拉美殖民地，因为西班牙之前的殖民政策，又压根没有工业，当然，西班牙自己也没有。
这就使得，这种“不是生产的、而是消费的经济学”，在拉美大受欢迎。
西班牙这一套，和科尔贝尔主义还不一样。
科尔贝尔主义，是说猛加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尽可能搞本国工业替代、用税收和国库收入直接作为原始积累给产业注资。
西班牙这一套，则是王室垄断贸易，明明自由贸易下能卖一块钱的布，过一手卖到拉美卖两块钱，王室是当二道贩子。
这不是说当二道贩子就一定不行，原始积累这玩意儿，“英雄”莫问出处，坑蒙拐骗偷都行。
当二道贩子搞原始积累，也不是不行，这就相当于对拉美征收消费税呗。
问题是当了二道贩子，钱挣到了，走私问题也解决了，但是西班牙花钱花惯了，赚的钱也压根没发展工业，而是都花了。
对大顺而言。
或者说，对此时的李欗而言。
这件事的重点，确实在于拉美要乱。
但拉美要乱的重点，又不是多血症爆发。
就大顺现在这种过热的经济，和欧洲印度波斯大乱在即的局面，多不多个拉美乱，对于大顺的经济多血症发病没啥影响。
有它五八、没它四十。
关键在于李欗对于危机之后再度繁荣的判断。
如果说……欧洲乱了、西班牙崩了、拉美分出来了。
就拉美此时的阶级状况，实业基本没有，大庄园大地主，肯定倾向自由贸易。
到时候，岂不是意味着，门户洞开，大顺在危机之后就可以拿到一个绝对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巨大的、和垦殖扶桑很近的、可以引爆危机后大顺下一波繁荣的市场？
除非，拉美那边出了个强人。强到一统拉美、完后还是个工业主义者，从西班牙分出来后搞科尔贝尔主义，对内严酷统治，清洗自然秩序派，强行把工业拉起来。
但，这种可能性，太小，忽略不计。地主和农民的问题都弄不明白，大庄园所有制的豪强世家要搞分离，工业还是拉倒吧。
所以，李欗认为的“一线生机”，就是“利用危机的周期性”。
也即，在危机爆发时，资产价格暴跌的时候，靠国库和银行，收购暴跌的资产，使得朝廷所掌控的官有经济比例急速增加。
这么玩，当然容易玩崩了。
但是，要是玩完这一套之后，立刻就有一波繁荣期呢？
而且，拉美问题，和大顺的扶桑移民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毕竟更近一些。
如果说，欧洲乱了、西班牙炸了、拉美分出来了，大顺凭借体量、优势、以及智利硝石铜矿贸易的基础、还有之前和西班牙王室合作贸易的底子，瞬间就能把拉美变成自己的商品倾销地。
至少，能在危机后繁荣一波。
至于说，怎么样西班牙炸……一战时候，刘钰是埋下雷了的。直布罗陀和吕宋问题，一直没解决呢，法国一乱，让西班牙炸开，对大顺而言是肯定能找到切入点的。
而这个问题，对大顺而言，最终其实还是个“赎买”的问题。
赎买、赎买，你得有东西，才能赎买。你没东西，怎么赎、怎么买？
李欗和皇子说的很清楚，你别看之前修往东北的铁路，完成了山东地主的转型，但实际上是拿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换的。
而大顺的国土情况，以及内地的畸形的以农业盈余为基础的经济、和强悍的小农经济，靠所谓的“佃户赎买、地主得资本、然后投资工商”的想法，那就纯粹扯犊子。
以罗刹的农奴制改革为例，赎买问题，在大顺和俄国是不一样的。
俄国的农奴改革和赎买，本质上是把公有土地私有化，农民出钱给地主，让地主迅速拿到原始积累；而原本有份地的农奴，混成了啥也没有的打工者。由此，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因为俄国的农业实在是太落后了，落后到农奴制居然能一直保留到那时候，所以搞成地主有地雇人耕种的模式，农业的确是会蹭蹭地发展。而且，顺带还制造了一大批连份地都没有了的自由的农民，去工厂做工。
而大顺的问题恰恰是反过来的。
大顺缺去工厂做工的人吗？
不缺。
大顺的赎买，是把公有土地私有化，然后批量制造地主和富农，发展农业吗？
不是。
恰恰相反，大顺的赎买，是试图消除地主，批量制造自耕农。
为啥？
因为大顺现在的亩产不低，高炉铁和牛耕时代的基本天花板了，要解决的是大量的人快要连饭都吃不上的问题，而不是要反着制造一大堆的经营性的地主。
或者说，大顺现在压根不想让资本往耕地上流。
俄国的情况，是资本往耕地上流，亩产可以蹭蹭地涨、生产力发展、农产品提升。
大顺的情况，是高炉铁牛耕垄作时代的基本天花板了，资本往土地上流，亩产基本不涨，倒是全都把土地当成固定资产投资，等着收地租。
所以，既压根不是类似的情况，那就千万别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赎买政策的目的，纯粹就是逼着资本往工业上跑，不准往土地上跑，至少在内地不准往土地上跑。至于在殖民地，爱咋跑咋跑。
或者说，因为实业的投资回报率太低，远低于人口膨胀土地矛盾激化下的买地收租的回报。
大顺只能选择这种奇葩手段：我解决不了回报率低的问题，那我直接让你没机会回报不就得了？
这和欧洲那边意义上的农奴制改革的赎买，恰恰是反的。
那边是公有土地私有化，批量制造地主和富农。
而大顺这边是私有土地国有化，至少是取消其能作为金融投资的属性。
所以，问题的本质，从不是赎买本身，而是“资本往工业上流，而不能使得工商业资本逆流回农业”的问题。
赎买本身不是本质。
但赎买本身却是关键。
名义上讲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实际上这就是句屁话。
李自成时候还喊均田免粮呢，最后新顺成立，不还是没均吗？你敢均田，人家就剃发。
福建的永佃权农兵起义，就是当地士绅带着“满洲的太君”去清剿的，毕竟路不熟。
黟县奴变，也是【邑之士大，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狥。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
太仓奴变，那也是士绅喜迎“王师”之后，镇压完后，士绅剃发无不得意：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
所以说，不直接举兵起义，而是想要通过改良变法的方式，那就只能赎买。
赎买吧，最起码若是直接均田肯定要反抗的，说不定就琢磨琢磨，哎，既不反抗了。
压力就会小很多。
既是说赎，那就得有东西，才能赎。
没东西，怎么赎？
小农自己赎买，是无意义的。
小农自己赎买，仍旧还是交租子给地主。也就是说，交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地就是自己的了。
那之前难道不交租子？
之前交的租子，地主也没说投资实业吧？
只有把“赎买，变为强制的工业债券、强制的国债储蓄”，这件事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强制让地主的钱，往工业上流动，完成转型。
他们不知道咋转、不知道咋办，那么就需要朝廷逼着他们转、手把手指挥他们办。
但大顺现在还面临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李欗说的，伴随着对外扩张、经济繁荣、贸易顺差、北美金银，先发地区的资本雄厚。但凡有真正赚钱的产业，正值这个疯狂咆哮着发展的二十年，轮得到官办？
就算说把赎买作为强制的工业债券，大顺朝廷往哪投呢？
眼瞅着多血症危机就要爆发，这时候搞强制工业债券，疯狂投资，那是活得不耐烦了？
分歧也就在这。
显学派的均田是啥意思？
赎买？赎个屁，直接均，均完之后国家来当这个最大的地主。
把地租收上来，办船厂、搞迁民，压根不考虑什么利润、回报之类的事。
照着一年1亿两左右的亩税极限，或者直接折算成粮食。
官办造船、冶铁、农业机械、畜牧等等行业。
官方招收水手、海员、教师等。
一波一波地把人往扶桑送，直到最终完成“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基础之后，再让工业全面铺开。
破而后立，解决大顺内地的工商业，全都是依靠强制的地租农业盈余的局面，而把工商业的服务对象，变为农业的生产者，也即一个个有足够土地能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的自耕农。
在这个过程中，朝廷需要高压、需要强悍无比的国家机器、需要膨胀至极的让宋代冗官冗员都自愧不如的官僚体系。
压根不考虑什么投资、回报，纯粹靠强制性的小农的税收作为投资，照着二三十年搞，直到扶桑有一亿人口、南大洋和新苦兀等有个五六千万人口，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户均百亩田的均田。
李欗反对这么搞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合着难办的事，朝廷来办。资产阶级全程不出力，就等着三四亿人口的大市场形成，全力发展是吧？那到时候，工业是你们主导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无限膨胀、内部巨大的能把你们弄死的矛盾消失了，那皇帝还有个卵用？
你们畅想的新时代里，有皇帝的位置吗？
合着我这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吧？
至于说怕形成什么新的类似关陇集团、淮西集团之类的玩意儿，那倒是次要的。
而所谓的进步的皇帝，精髓就一句话：左右横跳，挑唆矛盾，当所有阶层的恩人。
比如说，李欗设想的豫皖地区做稻草人吓唬新兴阶层、去除大顺这几年的激进思潮。
这事，显学派做，和皇帝的做法，就大有区别。
显学派做，那肯定是弄一堆实学的官吏、基层，带着兵过去搞均田。完后征税、发展工业、迁民。
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大量的不满。
地主的不满、士绅的不满、原本自耕农的不满、田皮田骨等问题的不满，等等、等等，一大堆。
这些不满，肯定是冲着朝廷的。压不住，就容易闹出来大事。
而起本身显学一派的想法，那又不是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纯粹就是自上而下的“拯救”，这要是闹不出来类似青苗法之类的事，那就见鬼了。
但李欗的做法，那就大不同。
放开危机中憋疯了的资本，最多两三年，就能直接把豫皖地区搞的天怒人怨，直接炸了。
而豫皖地区，又是死地，尤其是伴随着淮河治理、黄河改道、铁路修建、先发富庶之后，被分割的区块，使得这种起义，在李欗看来是可控的。
靠着起义，用类似《流民图》事件的办法，使激进思想退潮，同时让传统派产生对新兴阶层的恐惧和不满。
然后既是起义，肯定是要杀人的。
这不是朝廷杀的啊。
是起义者杀的。
地主、乡绅、买办、商贾等等，杀上一波，这地契不就空出来了？
随着铁路修建、黄河改道、淮河治理等，使得这一波起义无可流动，最后也不会成大事。
刘钰当年是怎么毁的扬州？除了漕运改海运这个大背景外，可还有故意纵容起义军，吓的富户商贾携带资本润到松苏去了，他还借着机会搞了波地产弄到钱，兴办了不少实业。
李欗自是觉得你既做得，我做不得？
到时候折腾一波，事后或剿或招安，再把空出来的地收为官田分掉，笼络人心。
顺带拉出来一波和新兴阶层有血海深仇的“保守”的新军，驻扎先发地区。
这样一来。
对资产阶级而言，是皇帝给擦的屁股，要不然这群起义军不得冲到你们那把你们挂树上？
皇帝是资产阶级的恩人。
对无地贫农、失业的手工业者，是皇帝收拢了田地，分给你们。
皇帝是这批贫苦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的恩人。
对雇工而言，本身的危机，与起义造成的失业，皇帝招募一批军队、再送一批人去扶桑垦殖。
皇帝是这批雇工的人。
对地主而言，当然，已经被杀了的地主是死人那都无所谓，对于其余地方的地主而言，是皇帝扑灭了起义，要没有朝廷你们不得全完犊子啊？
皇帝是别处地主士绅的恩人。
这一波折腾完，豫皖地区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原本的旧的基层统治崩溃了，这时候科举改革也基本完成了，再选一波官吏，从已经被起义军摧毁了旧秩序的地方，直接建立新秩序。
而本身，迁民这种事，又得一波波地来。
借着危机、繁荣的周期；借着找机会弄爆西班牙把拉美市场打开创造繁荣的契机。
把豫、皖地区的均田、迁民、转型、赎买等完成。
如此，朝廷手里就捏着东北、京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北等大片的既有稳定的自耕农支柱、又完成了改革的地区。
剩下的，就可以慢慢折腾了。不管是人口、还是经济，已完成改革的地区都占据绝对的优势。
其余的地方，或慢慢来、或猛地来，那主动权就在朝廷手中了。
而福建、两广，这些地方，本身靠海，可以下南洋。
而要解决西班牙，吕宋又可夺回。到时候对吕宋的西班牙人就不必客气了，什么教堂、什么庄园、什么地产，通通充公，反正也不怕报复。既有从西班牙手里夺来的地产和教堂教产，离得又近，这又可以顺带解决一下福建的人口问题。
只要说，到时候能借助下次危机，基本改革完成的地区包括东北、京城、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等地区，余下的那些就可控了，问题也不大了。
当然，这么搞，很容易玩砸了。
可若是没玩砸，那就很有机会抓住那一线生机。
只不过，李欗估计自己多半是活不到那时候。毕竟这一线生机，是建立在多血症危机爆发的前提下。
整个过程中，外部局势，唯一可控的，其实就是一个弄碎西班牙、支持拉丁美的反抗运动。
剩下的，只能说听天由命了。
说不定，法国明天就炸了，然后引发连锁反应，大顺的对欧贸易直接完蛋，危机就爆开了。
也说不定，可能要等好久，被大顺这边的商品冲击搞得实在撑不住了，欧洲才炸。
这些都不可控。毕竟弄碎西班牙，也得是欧洲乱了，才有机会一步到位。
作为一个失败主义者，李欗视角下，留住皇冠，本身就是他们家族逆天改命的行动，成与不成，只能是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了。
无非是他自认自己不可能再活好久，也怕万一哪天撑不住忽然暴毙，是以他只能把这些东西，交给皇子。
更要皇子趁着他还活着，猛刷一波威望、名望。
以及，至关重要的人设——“进步”的太子。
威望、名望，没必要去和旧学的科举派那去刷。那群人是死硬保守派，既不会造反、也不会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更缺乏听起来不扯犊子的纲领。
所以要去刷名望的地方，就是那群实学派、显学一系。
因为这群人有听起来不扯犊子的纲领，所以要先借着科举改革这件事，把这批人分化一下。
拉走一批、赶走一批，同时还要立起来“不是不改良，只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的人设，使得一部分可能失望转激进的人才不要失望，最起码继续观望。
换句话说，让一群本可能在这场科举改革风波中觉得大顺要完、没救了的人，去“挖黄河河道”。
在和皇子把这围绕着生产过剩危机的一线生机的大致思路讲完后，在皇子错愕无比的眼神中，李欗道：“如今不比过去，只居于深宫，靠距离来塑造神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实学兴起，现在连宇宙起源都谈到了星云假说，天子神性早已不在。仍旧守株待兔，照过去手段，已不行啦。”
“旧儒学一派，他们成不得事，三代之治全是扯淡，根本无从实现。既无纲领，他们也就没有威胁。”
“新实学一派，他们是能成事的，最起码有个推论起来可以实现的未来。真若叫他们彻底失望，天下必要大乱。”
“显学如今势大，实学也需要宗门领袖，如今之际，正是想办法分化显学、而你做实学宗门领袖的时候。”
“既要分化显学，另立实学正宗，首先便要承认他们推断的未来，但要否定他们通往未来的路线。”
“旧儒学这群人，他们的教义本就是忠君的。日后你为天子，大义就在。”
“而实学显学这群人，认道不认人、从道不从君。你必要拿出道理、拿出路线，方能拿到大义。”
“简单来说，工业主义、垦殖扶桑，这两件事，不可更改。”
“在这两件事之下，怎么做、如何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你要说出道理。若只空谈，不但不会有名望，更会招致他们的嘲笑。”
“科举改革的风波，于旧学上，无甚压力。此番你要与实学一派讲道理，拉走他们的大多数，易显学之质。”
“好在昔日兴国公临行之前，留书一卷于朕，这些年朕也多研读，又暗窥显学之讨论，他们尚未得精髓，正可压服分化，另立显学。这几日，朕正可讲与你听。”
皇子闻言，虽多惊诧，但还是在众多惊诧中，问了个他最想知道的问题。
“父皇，昔日兴国公临行之前，既留书于父皇。那么，如今一些伪为兴国公所著之书，会不会也是他留下的？”
“若真实他留下的，里面诸多内容……儿臣觉得，实在过于可怖。”
李欗看了眼皇子，笑了笑，却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了一个很久很久之前的故事。
故事里，称呼也从朕，变成了我，只是个久远的回忆。
“很多很多年前，那是朝廷刚下南洋的时候了。兴国公问我，说下南洋一战，荷兰的商贾果然最后选择了合作，那么这里到底谁的功劳最大？”
“我给出了很多的答案，可兴国公都一一否定。”
“最后他告诉我说，功劳最大的，是那些搓布的、炒茶的、烧瓷的、缫丝的。若无这些人，便是有再大的本事，这事也做不成。这是基石。”
“我以为他还是民本之学，但他告诉我这基石的意思，并不是空泛的民本。而是说，这些搓布的、炒茶的，他们是让荷兰的商贾屈服的真正力量。”
“兴国公说，他能战胜荷兰的舰队，但若无这基石，便不可能让荷兰的商贾屈服与合作。那么即便还能下南洋，但无这样的基石，那个下南洋就不可能是此时的下南洋。”
“或许可能是下南洋种地、或许可能是下南洋收香料、或许可能是下南洋收贡赋。但肯定，绝无可能是如这般下南洋，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对欧洲卖货赚金银的下南洋。”
“我一想，倒也有理。即便有搓布炒茶的那些人的劳作，却也未必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或许未必下南洋、亦或许下了南洋也未必非要去做买卖。”
“然而，但若没有他们，肯定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说完这个久远的故事，李欗叹了口气，似是在追忆什么，慢慢道：“现在，新的一群劳作者出现了，新的一群所谓的阶级出现了。”
“他们，是变革的基石，没有他们，一些可能，就如同没有搓布炒茶的天朝下南洋一样，一定不可能有与荷兰商贾合作卖货这样的结果。”
“但是，是不是说，有了他们，有了新的阶级，就一定会在几十年内自发地走向某种必然呢？”
“好比说，有了那群搓布炒茶的，是不是一定就会达成下南洋、并且与荷兰商贾合作卖货的结果？”
“显然，不是的。”
“那些流传的书册，到底是不是他留下的，不重要。”
“那些书册，写的内容，不过都是些诸如类似《因为搓布炒茶的生产，所以可以达成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的道理。”
“但要做事，实则需要的，是一本《怎么办才能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
“而要成事，需要的，则是一本《在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战胜荷兰下南洋、并且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
说到这，李欗便笑了。
“兴国公的棺椁已经下葬了，死后原知万事空。他都死了，又怎么会知道【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条件呢？”
“所以他最多也就能留一些诸如《因为搓布炒茶的生产，所以可以达成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的道理。这些道理肯定是对的，但怎么办、以及在此时具体条件下怎么办，他是不可能写的。”
“因为，兴国公生前最忌讳的事，就是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守株待兔。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在几十年前，就留下和【大顺现在的具体条件】相关的任何文字呢？”
“所以，那些东西是不是他留下的，并不重要。因为那是道理，我也能看，且并不会因为我是皇帝所以这个道理就不对了。”
“道理在这摆着。天朝人需要的，好比是《在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战胜荷兰下南洋、并且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然而荷兰人，则可以根据这个道理，推出《在荷兰的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阻碍大顺下南洋，并且继续把握商业霸权和主导权，避免大顺下南洋拿下商业主导权》。”
…………
…………
几个月后。
伴随着科举制改革的争论、以及“进步”的皇太子在实学派中的演说引发的更大的争论。
取义自嘲的“通儒社”的年轻人，在来今雨轩进行了最后一次相聚。
大家最后握了握手，彼此说了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此各奔东西。
有的人，追随着皇太子，随从幕僚，出谋划策，坚信改良。
有的人，投笔从戎，认为靠着对外扩张的市场，可以完成转型。
有的人，放下政见，投身科学院中，去探索宇宙之无穷、物理之奥妙。
有的人，重新拿起了《论语》，和颜李学派、泰州学派的人，尝试着搞乡村建设、乡约、乡德、乡贤、君子、学校。
有的人，变卖了家产，带着一群人远渡重洋，希望搞一个理想化的、小国寡民的、人人劳作的、没有人夺走他人劳动成果的乐土。
有的人，募集股本，兴办实业，认为既然未来是某种必然，那又何必急于一时。
有的人，结成了密谋的小圈子，准备了炸弹，袭击了科举改革的衙门，想要倒逼朝廷放弃这种改良，转而用激进的显学均田手段，三十年完成迁民。
有的人，联络那些欲要取旧学科举而代之而有名禄实学子弟，欲要效公车上书之旧事，力陈渐变之弊、速变之利，由是名声日显，乃为实学人望。
有的人，则走入工厂、远行乡村，观察着变化、询问着诉求、考虑着未来、思考着怎么办，摸索着在大顺的现有条件下怎么办。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