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七零章 “帝”（一）
历史上，和这一套东西非常相关的一件事，就是从1856年开始在欧洲酝酿、在北美发酵，最终出现的全面的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
而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战争、废奴、二鸦等等，几乎算是蒸汽时代的第一次世界范围的大危机。
在北美，危机源于铁路泡沫。
淘金热，使得铁路狂热，资本疯狂流向修铁路。结果还没等大规模修完呢，金子挖没了，直接使得铁路股票大跳水。银行也崩、铁路公司也崩，而当时南北战争还没打、宅地法也没颁、棉花也弄不到、生铁被欧洲倾销，美国的实业十分有限，金子挖没，铁路泡沫一崩，直接炸了。
而在欧洲，危机……源于亚洲。
印度土兵起义，要印度养着的曼彻斯特的产业，直接崩盘。
天平天国运动，则直接导致了欧洲的银价出了大问题。而当时欧洲的金银货币兑换问题，可以视作56年开始蔓延的金融危机的开端。
也即是说，即便当时混成那样的满清，二鸦马上要开打了，却仍依靠着百姓的勤劳和手工业底子，靠着惊人的吸白银的能力，依旧可以对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负责”。
以至于老马感叹道：【中国起义对欧洲的影响，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所有各种派别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因为数额实在是太吓人了。
赶上55年欧洲水灾，气候变化导致桑蚕养殖业出了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买办集团的工业品销售无力，以至于55年，“欧美工业品对华出口降低66%、茶叶进口增加63%、生丝进口暴增218%”。
算上鸦片、把鸦片算在“正常贸易”里算顺逆差，中国这边依旧在55年，顺出来了对欧美570万英镑折合1800万两白银的超级大顺差。
而这一年，整个欧洲向中国这边输送的工业品，只有300万两。
至于进口大头的棉花、鸦片，占了1100万两，但这些钱都跑印度去了，而不是流回了欧洲——正赶上金银兑换比的问题，使得白银花在印度，比回本国花，合算的多。
实质上，55年，欧洲加美洲，一年之内，流向了中国1124万英镑也即3400万两白银，但回去的款只有四五百万两。
全世界的贵金属盘子，当时一共有多大？而这3400万两，是直接从游资概念上“消失”了，进了“黑洞”了。
这边一下子一年之内吃进去3400万两……这不是印钱时代，是贵金属时代，要说不吓人是不可能的。
吓死个人。
所以才会说，中国的起义，比俄国战争、意大利战争、乃至于欧洲各种乱七八糟的秘密社团的活动所起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为什么是中国的起义？
因为，老马按照统计数据，得出了结论，是白银流动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世纪到1830年，白银是纯从欧洲流向亚洲的，根本不存在流回欧洲的可能。这里，还不只是算中国，而是加上了被殖民的印度，也即是说，中国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背着印度被殖民掠夺的额度，依旧把亚洲对欧洲的白银顺差，拉到了1830年。
第二阶段，是1831年到1849年。
这期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加速。
并且，在此期间【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堆积着鸦片的尘世”往来的大门。贵金属流通的方向，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但是，东方帝国的小农经济的顽强程度、手工业的发达韧性，是那点蒸汽机比不上的。
于是，从1849年到1856年，又出现了第三个阶段。
白银重新又从欧洲，流回了亚洲。
原因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削弱了鸦片的销售、乱世导致囤积白银避险、印度棉纱开始刺激本土纺织业“织而不纺”急速增加了布匹产量、战争对通商口岸的威胁……直接干出来了1855年的1800万两超级大顺差，和大约6400万两的欧洲向整个亚洲的白银流出额，直接引爆了欧洲的金融危机。
以上这些历史的事实，对大顺，当然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也即，那一套发展模式所担心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贵金属问题——大顺在短时间内，是完全不必担心的。
因为，就满清那个鸟样、再加上鸦片泛滥、再加上印度的棉花和鸦片输入，依旧能干出来个1800万两的顺差。
现在，大顺一没有鸦片。
二来印度的棉花在大顺自己手里。
三来大顺的传统手工业和1855年的满清貌似也没啥太大区别，当然，不传统的不算。但历史上1855年的欧洲工业和此时1760年的欧洲工业，那可是天差地别。1855年能卖112万英镑的非鸦片工业品，搁现在，把那个万字去掉，都难说——人参、貂皮、东珠，不是工业品。
四来现在在北美西海岸挖金子、挖银子的，恰恰就是大顺自己。
五来北美还没发展起来，欧洲积攒了数百年的美洲贵金属不会往北美的铁路上流，而是只能往大顺这边跑——这个主要是真没地方跑，原本这个时代，荷兰的金融资本，只能往英国的运河业上跑。而现在，大顺打赢了一战，废掉了曼彻斯特棉纺织和利物浦奴隶贸易港地位，英国的运河压根没人会投钱，那荷兰的金融资本憋在手里，又不好再搞一波郁金香击鼓传花，不往这边跑往哪跑？
六来大顺没有废掉三角贸易，只是把三角贸易的“工业品”提供者的地位，给取代了。这叫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是以，大顺作为雏形的“帝”，即便不考虑帝国主义那一套，就算是正常的贸易，也是疯狂顺差。
加上北美、澳洲、婆罗洲、印度的贵金属，不断往大顺这边流动、开采。
自然，短时间内，是不必担心“贵金属不足导致的金融危机”这个问题的。
至于说，将来欧洲革命、印度觉醒、纺纱机使用导致印度纺纱手工业大崩溃的总起义，导致的市场瞬间骤降、贵金属流入的忽然断裂导致的“传导”大起义问题，并不在此考虑之内。
因为，这可能需要20年、30年。
等到二三十年后，崩就崩了，那也无甚所谓了，底子反正是打起来了。
而且，到时候，甚至还得说崩的好、崩的妙，一波总危机直接干死大顺王朝。
是以，贵金属不足导致的金融危机，这种大顺选用那种思路继续改革的危机，是不必考虑的。
有意义，而且意义巨大，一旦爆发，就是超大规模的。
但是，至少不必担心，那一套才玩了三年、五年，甚至于黄河河道还未竣工、铁路还没修完，那就崩了。
等着底子打好了，崩就崩呗。
这是第一个危机。
至于第二个，也即大顺的工业能否保持在一个很长时间内的高速增长，而不至于才三五年，这一套急速工业发展的路子就瓶颈了？
这个，还是得考虑大顺“帝”这个定位。
既然是现实世界，那就不可能“抛开现实不谈”。
既然是现实世界，那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真空球形鸡。
既然是现实世界，大顺一共三亿多人口，农业人口至少三个亿，占了世界总人口的至少百分之三十，那就不可能不考虑工商业发展对小农经济造成的破坏、以及瓦解之下农民起义和大规模抗争的问题。
这不是说，捧着经书，说“你们要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小农经济就会引颈就戮，觉得既然要进步，那就死呗，于是安安稳稳地渡过去了。
说句难听的，这也就是大顺还在盛世，还没到末期。
真要是到了末期，单单是当初把贸易中心从广东改到松苏、单单是废漕改海，不考虑什么半殖民地倾销之类的玩意，单单这两件事，百万漕工、十万粤绣、二十万五岭古道脚夫、十万西江航运船夫，就能直接把大顺掀了。就算掀不碎，至少掀一半。
更何况说，真要是动了小农经济，那这级别可不是那两件事那么简单了。
难听点说，你大顺李家站工商业、站资产阶级那边。那我们小农，自去找张自成、赵献忠、来当均田、重农、轻商的皇帝。
老马评价“两个拿破仑的闹剧”的时候，说过“小农”的问题。
或者说，说过“小农”，在面对两个拿破仑时候的处境问题。
第一个拿破仑的时候：
通过“均田”，使得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这是法国在19世纪初，保证法国农村居民富裕的条件。
那时候，封建农民站出来，推翻了土地贵族，撕开了身上的封建枷锁。那时候，他们是和皇帝站在一起，去反对旧时代、旧贵族、旧制度、旧封建的。
那时候，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相协调的，一起站出来反对封建势力。
而到了第二个拿破仑的时候：
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
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
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
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
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宫廷的生活源泉……
打碎封建之后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抵押制借款、地租榨取等，像是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
以上，所以。
以华北地区的自耕农经济、地主租佃、高利贷、地租、利息榨取等来看。
大顺的自耕小农，到底是在“第一个拿破仑”的阶段？
还是，已经来到了“第二个拿破仑”的阶段？
在法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让小农获得了土地、免除了封建劳役、允许了土地买卖、取消了封建继承法、取消了农奴制度，实现了“小农经济”。
而在大顺，这一套东西……并不需要先来一波法革，才能在法理上得到。因为，大顺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大顺起义定国之后，本来就是小农经济、也本来就达成了土地买卖、取消平民封建长子继承法、免除了人身依附的诉求。
反倒是，大顺这边的自耕农，实质上是直接越过了法革阶段的诉求，直接蹦到了拿三时代的命运，面临的是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
是以，他们压根就没有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可能。
大顺皇帝既想要发展工商业、又清楚小农才是基本盘，既站这边、似乎也站那边，要做天下士农工商的天子，可这又不是农业时代了，那能怎么办？
如果没得选，只能二选一：要么要小农、要么要工商业大发展，那么皇帝肯定选小农。这想都不用想。不发展工商业，最多也就是轮回个250年国祚；发展工商业扔了小农，明儿可能就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了。
然而，如今大顺打完了一战，这不是混成帝国主义了吗？
而老马说的清楚：
工业时代，工业霸权，使得金融成为工业的附庸。
而手工业时代，商业的霸权，带来了工业发展；而商业霸权，又源于国家强力、军队、战舰、商业战争、保护制度。
大家都玩手工业，就算有差距，也差毬不多，和工业时代的逻辑不同。是以谁能打、谁有舰队、谁才能拿到工业发展的入门券。
大顺打完了一战，拿到了商业霸权。
于是，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死了、达卡和苏拉特的棉纺织业崩了、法国的彷漆器产业再也不能假装是中国货往德国卖了……
这时候的世界市场就这么大。
苏拉特的纺织工不死，就得大顺的家庭纺织业死，以便挤出来国内市场。没有市场，发展什么工商业。
曼彻斯特饿死一个纺织女工，大顺这边就多出来一个非农业人口。
大顺能也只能靠海外贸易，憋出来工商业发展。而指望国内市场，今天发展，明天就得被起义军扬了，又明显打不过三亿小农。
第二七一章 “帝”（二）
小农是大顺的地基。
只要地基不塌，柱子断了可以换、墙石碎了可以涂泥。
而若是地基塌了，整个大厦连同里面的椅子，都会崩解。
平日里地基可以踩在脚下，不如柱子上的蟠龙高雅、亦不如房顶屋檐的勾心斗角、更不如窗灵需要时时擦拭。
但是，地基一动，地动山摇。
这一点，大顺朝廷可谓是一清二楚。因为，大顺李家之前就是从上一个地基的裂缝震荡中爬出来的。
只不过，伴随着小冰期结束、伴随着美洲作物传入、以及北方边疆的逐渐稳定，这个地基已经越来越不稳了。
故而，皇帝也需要时不时填一下地基、修一下地基、整理一下地基。
这，就需要钱、粮、物资。
包括赈济、赎买、退田、减劳役、修黄河、修道路方便运粮等等，这都算是“修复不断破损的地基、多续几年”的操作。
用老马的话讲：在小农经济广泛的农业国、资产阶级还是个残废不足以统治、工人还未有足够的力量登上舞台、手工业者小市民小资产者自己也无甚太强力量、旧贵族实力亦不足的帝国里——皇帝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
现在，大顺的这些旧的、新的、最新出现的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诉求。
工商业，希望像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他们需求稳定、对外扩张。
以及，如有可能，希望朝廷能够开放内部市场，而不是逼着他们只能在海外干。
既然说，皇帝想要皇帝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同时，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
那么，对于工商业的诉求，皇帝肯定是不能全都满足的。
只能满足一半。
比如稳定、扩张、保护。
但是，对于另一半，比如开放内部市场，放开内部关口税，让更多的商品沿着长江、官道、运河等，冲击那些内地小农，这个皇帝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尤其是在太子于湖北的激进工商业政策玩砸了之后，更是如此。
于是，这就不免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的结果，就是哪个阶级都觉得不满”。
只不过，暂时这种不满，尤其是新兴阶层的不满，还是可以压住的。
压的手段，就是之前的对外扩张，拿下了广袤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世界市场。
这也就是，大顺工商业产值能够继续持续增加、而使得这一套东西不至于暂时崩解的原因。
显然，印度、南洋、非洲贸易、欧洲贸易，以及周边的朝鲜、日本等，足够大顺保持一套极高速度的工业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蒸汽机时代，这一大片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至少能够支撑500万人的非农业的工厂产业人口。
虽然说，这个数量，相对于被皇帝的内外分治手段视之为外的山东、江苏、东北等地的至少七八千万人口而言也不算太多。
但是，这也说明，按照历史经验，尤其是英国作为日不落但还没打鸦片战争前——即不考虑东亚市场——的历史经验。
大顺距离发展到“必须要更多市场”的地步，还有极大的空间。
这个极大的空间，保证大顺每年的工业产值保持一个爆发增长的速度，增长个十几年、二十年，大抵也是没啥问题的。
由此，可知这一套东西的两个限制：贵金属、产业发展速度，至少都在二十年内问题不大。
那么，这就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桉。
至于说，大顺朝廷到底有没有能力，保证大量的贵金属可能会在十年之内——包括北美西海岸金银矿和澳洲金矿，毕竟，旧金山之前，肯定有个新金山，而旧金山之所以旧，因为新金山是墨尔本——疯狂涌入国内的前提下，保证物价稳定、货币改革成功、热钱不会往土地上流、大量的货币不会飞到内地去囤地开当铺……
这不是理论问题。
这是能力问题。
能不能做到，那又是另一回事。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险棋。
钱，即便是贵金属，固然说越多越好，但要是短时间内一下子涌入太多，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毕竟，钱流进来了，肯定是要花的。
而金矿、银矿、对外贸易的顺差等等，这么多的白银流入，白银肯定是要相对贬值的。
白银相对贬值，手里拿着白银的这些人，便会琢磨着把白银花出去。
而这些手里拿着白银的人，数量又不多。就算他们真的是奢侈到家里做饭的柴火都要凋花、天天去喝花酒、日日点花魁，那也不可能在生活消费上花那么多。
既是生活消费上不能花那么多，明显白银又在贬值，那肯定是要投资的。
而且，不管怎么讲，哪怕说破大天、说的天花烂坠，买地，依旧是此时大顺最保险、回报率最高、避险性最好的投资。
这个，是连秦可卿这样的女流之辈都知道的。
除了买地之外，排于仅次其下的，显然不是办工厂、修水利、改良土地。
仅此其下的……陕西商人之前在四川，已经做出了榜样，开当铺、放高利贷。
再之下，则是投机、囤积、倒卖、炒作。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上千年间，会玩这一套的多了去了。前朝的盐政，更是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玩出了新花样；等到历史上满清搞了票法改革后，那更是出现了“募股买票、囤票不卖盐、卖票赚差价”的操作。
这些东西，压根不用教。
这，就是资本的流动过于自由的问题。
而且，这和人的好坏、道德什么的，没啥关系。纯粹就是市场经济原理、资本自己长腿的问题。
有钱办实业，为了创造新时代，那是高尚。
有钱买地开当铺，那是正常的逐利，谁让这玩意儿利益最高呢。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
马上就要面临，十年之内，可能涌入大约2000万两黄金、两三亿两白银的“爆发性的货币增加”，这要是操作不好——就大顺现在搞得取消人头税的改革，使得劳役赋税和土地绑定的政策下的土地价格——这些热钱，足够买下整个山东省的耕地总面积。
事情总得辩证地去看。
短时间内涌入大量的贵金属，这是大顺完成货币改革，至少完成银本位的基础。
大顺自己又没得金山、也没有银山，甚至铜之前都得从日本进口否则铜钱发行都成问题、纸币之前的教训太大也不敢直接玩政府信用的宝钞。
没有短时间内可能涌入的大量贵金属，也就没机会完成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的改革。
这项改革，对于小农，当然是有好处的。
最起码，火耗问题、铜银兑换问题、以及投机商操控银价的问题，都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的。
吸小农血的，又不只是地主、官府，商人靠着手里的白银和掌控汇率，吸的也非常开心。
如果能够完成货币改革，理论上大顺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央行。
理论上，大顺也有了能制定货币政策的资格。
也算是为大顺迎接新时代，让朝廷多了一只手，可以多出来一种调控的手段。
至于说会不会调、能不能调、调不调的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好在，大顺这边的钱，流入的方向是基本单一的。
除了工业品的出口外，剩下的如茶叶、丝绸等，又基本上都在运输比较方便、至少可以稳住粮价的地方。毕竟大顺其实并不缺粮，南洋、东南亚的商品粮自然也可以算作大顺的粮，缺的只是一个高效的物流手段。
但于产茶区、产丝区，基本上还在粮食稳定运输的圈圈之内。
剩下的，如棉布等对外贸易，又基本上不怎么参与内部循环。
棉花来自爪哇、印度、苏北；市场去往南洋、印度、非洲、欧洲，东北、朝鲜、日本。
总的来说，基本上，或许是有可能在不伤及内地小农的情况下，达成沿海两省的工业高速发展的。
当然，这不是水到渠成的。
因为，水到渠成的，应该是大顺兼并加速、地价飙升、流民起义。
而工商业高速发展，恰恰是逆水行舟，是反水到渠成的。
这就需要封建统治者，拥有极高的手腕。
当然，这也包括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更加残酷的压榨。
反正，总得瓦解掉旧的小农经济、要用上千万男耕女织的家庭来作为献祭，让工商业发展起来。
不是献祭自己家的。
就得献祭别人家的。
小农经济为主、工商业又要发展，基本上肯定会出现那种“波拿巴主义”。
而波拿巴主义，又必然容易滑向对外扩张。
鉴于工商业继续发展，肯定要继续要市场。
在不考虑大顺发生彻底变革、大流血、大动乱、最终触及所有制的大变动之下。
要么放开内部市场，让先发地区“殖民”后发地区。
要么，对外扩张，按照资本主义的意愿，去改造日本、印度、朝鲜、南洋等地。
即便说，“殖民”加了引号，但在这个时代，亦即手工业和工业时代的转型期，殖民不只是“商品倾销、瓦解小农经济”——这是半殖民地。
而真正的殖民地，则是会直接陷入老马说的“手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商业霸权带来的劫夺制”。
半殖民地，主要是倾销下商品。
殖民地，是要买地、深入到农村去放高利贷、金融投机、把持物价、操控价格、金融劫夺的。
大顺现在这个情况，也确实适合走波拿巴主义。
毕竟，中央集权没有崩，大顺有一套完整的、虽然不怎么强力的、但是零件倒是基本全的国家机器。
波拿巴主义那也不是哪个阿猫阿狗都能玩的，没有一套齐全的国家机器，肯定是玩不动的。
波拿巴主义在法国，也不是天降勐男就言出法随的。
也是从路易十四开始的旧制度集权、再到法革、雅各宾土改、拿皇加强集权，一点点积累到了拿三时候，才可以搞这么一套。
而鉴于大顺的农民，实质上，其处境，像的并不是法革之前的法国农民、反倒是更像是拿三时候的法国农民。
同时，本身小农就是大顺王朝的地基，而新时代的发展又促使皇帝不得不发展工商业，这也就使得大顺具备了良好的搞这一套的基础。
皇帝自然不可能以读经书的形式，知道什么叫波拿巴。毕竟哪怕拿一，也得再过两年才出生。
但是，不知道名字，不代表不会按照这个思路走。
终究，能选的路，真不多。
退又没法退、静又不能静、进又不好进，不这么选也实在没路。
好在趁着当年皇帝还壮年、刘玉也没老，先打赢了下南洋和印度一战。大抵，大顺这边就算太子水平太次，估摸着也不至于打出来个色当会战那样的水平，一波把大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都送了。
只要不送，理论上，大顺还是可以在保证内地小农暂不崩溃而出现大混乱的前提下，留下个三五百万人的工业人口。至少，达到1840年英国的工业人口数量和工业产值。
第二七二章 “帝”（三）
至于大顺的更遥远的未来，老马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关于“两个时代的农民”的区别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当法国的农民在鸢尾花旗帜下时，他们会和小资产者、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争取到“小农经济”。
而当法国的农民在三色旗下时，他们的小农经济，注定了他们必然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这使得他们有了和工人站在一起、组成同盟军的诉求。
大顺的起义，解决了前朝的藩王问题、重塑了华北的小农经济、解决了华东华中地区日益严峻的佃户农奴化和家奴制重回问题、一定程度上在福建等地保护了当初瑞金农民起义所要求的永佃权问题。
简言之，大顺现在的农民，并不是等同于鸢尾花旗帜下的法国农民、更接近三色旗下的法国农民。
他们可能会希望“李自成”复活，或者至少有个披着李自成的外皮的人，保护他们的利益。
也可能，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逐渐觉醒，最终和工人站在一起，组成同盟军，反对导致他们生活困苦的本质问题——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小地产经济。
实际上，大顺的这种倾向，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正如老马关于【召唤亡灵】的论述：
【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圣经里的先知哈巴谷】
【法国的资产阶级，则穿着罗马的服装，召唤出了布鲁图斯、格拉古兄弟、元老院、甚至凯撒本人，把土地分成小块经营的地产。而当他们成功后，这些被召唤出的亡灵全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库欣、基左。正如英国的洛克，挤走了圣经先知哈巴谷】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被召唤出的古罗马的幽灵曾轻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彷旧的斗争】
这种倾向，在大顺，甚至不只是大顺而是在天朝范畴内，都有非常明显的趋势。
这边肯定不能穿着罗马的服装，召唤出什么布鲁图斯、凯撒、格拉古兄弟。
问题是这边虽然没有格拉古兄弟，但是格拉古兄弟搞得均田制改革、强化府兵制改革，这边可是一点不缺，只不过改革的人不叫格拉古而已。
日本那边，在召唤古代大儒，召唤周公孔孟。
朝鲜那边，在召唤王田复古、儒耶合一。
大顺这边，在召唤三代周礼、井田份田、汉之拓土、唐之均田。
【分散的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
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道理。
小农们，想要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朝廷。
因为在这个时代，只有这种权力，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不被豪强掠夺土地、不被高利贷印子钱弄得家破人亡、不被商人压低粮价、不被金融家利用铜钱和白银的汇率掠夺他们的财富、以及不被贪官污吏害的不能生存。
于是，当生活陷入困苦的时候、当土地兼并加速的时候、当印子钱当铺吞噬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会产生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叫李自成、张献忠、乃至于张角、刘彻、朱元章的人，会站出来，把他们失去的一切，都送还他们。
于是，在小农经济站主导地位的国家，资产阶级总会发明一个词汇，来送给这些小农。
老马说，法国的资产阶级，重新发明了【vilemultitude】这个词汇：群氓、愚昧的群氓、崇拜帝制反对“进步”的群氓。
实际上，不只是法国如此。任何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资产阶级总会找出来他们母语词汇中的【vilemultitude】，群氓、愚昧、奴性之类的词汇，来送给农民。
当然，也不只是农民。
正如农民在鸢尾花时候不是“vilemultitude”，而等到后来便成为了“群氓”一样，其余的底层，或者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很可能被资产阶级在适当的时候，安上“群氓”这样的名号。
可恰恰，这些资产阶级们忘了，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把这些【群氓】，推向了帝国一边、推向到强势的政府一边。
资产阶级反封建，可他们人数稀少。
于是，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
然而，小农也反资本。
于是，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小块土地、自耕农、男耕女织，是大顺帝国的地基。
【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所以，大顺要留给中国的遗产，不只是那些可能会发展起来的工厂、数以亿计的贵金属、蒸汽机、铁路、运河。
还有，就是那个重要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
官僚制度、中央集权、政府机器，本身，也是转型为现代社会的所需遗产。
缺乏这个遗产，只有蒸汽机，往往会转型的非常难看——从后世来看，缺乏一个完整的政府传统的地方，即便有了机器，实质上转型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也会步履维艰。
于是，这又绕回了大顺的新兴阶级非常可笑的一面，也即是刘玉早就说过的，大顺的这些新兴阶级，会支持帝制、支持皇帝、支持朝廷。
当然，本质是，他们是支持一个完善的国家机器，以及稳定的环境。
而鉴于大顺的现实状况，只有皇帝能够驾驭这个完善的国家机器，保持稳定的环境。
因为，他们自己无能，无法统治，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接管大顺的全套国家机器。
而如果没有现在的皇帝，小农会召唤出更“复古”的皇帝，把新兴阶级砸碎。
也因为，他们现在的利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府，军队，刺刀，军舰，去保护、去维护。
于是，便有了“在皇帝统治下，发展工商业的基础”。
也于是，就有了老马的讽刺：
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君士坦丁大会上，说教皇糜烂，必须要改革风化的时候，红衣主教大声叫喊：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
当资产阶级面临一个以小地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民王朝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只能高声叫嚷道：只有皇帝，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
正如，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
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
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
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天主教会应该要天使，但主教却清楚，天使会让天主教会完蛋，得魔鬼才行。
同样的，资产阶级应该不要皇帝，但他们却又不得说，皇帝才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
这话，是没错的。
资产阶级的阶级嗅觉，是有的，也是灵敏的。
因为，历史已经很清楚地做出了演示，在东亚也演示过正反两面：
在西边，当资产阶级吞噬小农的时候，结局是小农和工人一起，把资产阶级挖个坑埋了、把小块土地私有制埋了。
在东边，当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时候，他们坚定地支持倭皇，和倭皇、封建旧势力，一起压制了农民、工人的反抗运动。
正如老马所言：【当农民一旦对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当然，在这之前，他们会心存幻想。认为会有格拉古、会有凯撒、会有拿破仑、会有黄天张角、均田李唐、破碗朱元章、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的李自成来再度“拯救”他们）】
【（而一旦开始失望和抛弃对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
【于是，无产的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即工人和小农在一起的合唱）】
【而若没有这种合唱（亦即小农需要清楚自己苦难的根源恰恰是他们追求的小地产所有制，并且需要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新的阶级），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亦即是局限性下的无限轮回）】
这，其实已经为大顺指明了道路。
大顺是农民国度呢？
是的。
大顺是小农经济吗？
是的。
大顺的土地私有制，是私有且可以自由买卖的吗？
是的。
那么，将来的“理论指导”，实质上也就很明确了。
将来，需要一场工与农的合唱，并且农民阶级需要把领导权交出来，否则就是孤鸿哀鸣、无尽轮回。
大顺可以召唤亡灵吗？或者说，历史有“英灵”可以召唤吗？
不但有，而且有，能“召唤的亡灵”，可多了去了。
均田的、分田的、王田的、不可交易的、限田的、井田的，各种各样的“英灵”可供召唤。
大顺把“哈巴谷”、“凯撒”、“格拉古”这样的亡灵召唤出来后，有一脚把这些亡灵踢开，取而代之的“洛克”、“基左”、“库欣”之流吗？
显然，有。那就是实学派现在搞出来的“歪经”。
而大顺的“洛克”、“基左”、“库欣”之流的思想，能够壮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吗？
能。
那么，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是否意味着工人的力量也在增加？
当然。因为这是封建王朝，而不是全面工业化之后的时代，在封建王朝，资产阶级的力量每壮大一分，也即意味着又有一分的小农破产、小生产者破产，沦为了雇工，不断壮大着力量。
大顺现在有所谓的【vilemultitude】吗？
当然有，因为一些所谓的“进步派”，所谓的真正进步的激进派，已经开始把小农，称之为“阻挡进步”的“愚昧的群氓”了。
于是，从刘玉北征罗刹开始算起，大顺延续三十年的改革的“理论指导”，其实也就非常明确、失志不移了。
虽然，这种改革，是披着封建主义、甚至是皇权专制的外衣。但依旧，这是一场以新的史观为指导的、在封建王朝进行的、以埋葬旧势力为目的的改革。
第二七三章 “帝”（四）
所以，现在大顺的问题，是在不久的将来——在刘玉跑路、老皇帝驾崩之后的不远的将来——是否有这么一个最狡猾、最有能力、最能站在时代浪潮上左右逢源的封建统治者，站出来。
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
披上“他就是小农期盼的李自成”的外衣，打着做“小农的皇帝”、“百姓的皇帝”的旗号。
在这个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已经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的背景下，这个人能否以强力的国家的强力、暴力工具，打着“小农的皇帝”的旗号，却来保卫这种【吸血鬼狂吸心血和脑髓】的制度。
这是刘玉在决定跑路之前，返回京城的唯一目的。
既不是为了黄河河道。
黄河河道不是技术问题，满清时候，都一群人都知道黄河北决必走大清河，甚至也提出了改道大清河的方桉。当黄河河道只是个技术问题的时候，这已经是谁上都可以的了。
也不是为了安排科学院之后的技术先知提醒。
在这个航海钟竞赛中，老木匠一人之力，战胜了从加利略到牛顿再到欧拉这一大票的顶尖科学家的时代，应该说，此时基础理论暂时还没到限制科技发展或者让科技陷入停滞的阶段。
他还是希望和大顺可能的正式顺位继承人、亦或者心存野心的皇子们，谈一谈。
如今大顺这种情况，再一次走到了往前走、还是轮回重复的十字路口。
老马说过小农经济之下的问题，以及是往前走还是轮回的趋势。
【小土地所有制，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
这表现在大顺，以及之前，无非是冗官冗员，以及从明开始的对生员的收买。
应该征税却不征，本身也算是一种官员的“干薪”。
读书科举，就是大顺国情下的对官职的钻营。包括为吏，也算是类似情况。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
【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
理论上，大顺毕竟已经没有那种分封制的贵族了。
而这种情况，以此时大顺的对照，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拿一，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
【拿一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
【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
简单来说，放在大顺这边。
大顺开国之初，华北地区的土地重新分配，延续了前朝的货币税制度而基本上取消了实物税。
这刺激了大顺的“男耕女织”的发展。因为小农必须发展副业，才能养活家庭、并且拿到足够的货币，承担赋税。只靠卖粮食换货币，肯定是不行的。
而发展到现在，赋税压榨，又使得在一些地方，使得副业彻底沦为“自给自足”之用，也使得小农的抗风险能力极度降低。
至于说，用刺刀开辟新的市场、借助对殖民地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赋税……
这种事，只能说，大顺的情况还不一样。
而大顺也不是征兵制，而是募兵制。
这些掠夺和开辟的市场，连本带利返还的，实际上所涉及的人口，也就几百万人顶天了。
包括那些因为刺刀开辟了新市场而得利的种桑的、养蚕的、搓茶的、织布的，等等全加上。
也包括那些因为从军，而最终拿到了海外的土地使用权，尤其是一些长期募兵，他们至少可以拿到百余亩的土地——谓之将之前在他们身上征的税，连本带利返还，也不为过。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法国也就两千多万人口，战争期间上百万的家庭卷入其中，其在大陆的掠夺也算是连本带利返还农民了。
而大顺三亿多的人口，既不可能卷入这么多的家庭参与战争，也不可能找到那么大的市场，让小农的副业成为他们致富的手段——勤劳的双手织布，但海外市场能保证大顺将近7000万户家庭的出产，都能换回利益吗？
或者说，世界三分之一多的人口，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在海外市场受益？那得多大的海外市场？多大的掠夺数量？
于是，兜兜转转，似乎又绕回了老皇帝“内外分治”的思路。
廉价的工业品，是击破一些古老的万里长城的炮弹。
而皇帝的意思，则是通过内外分治的方式，重新筑起一道崭新的万里长城，隔绝开先发地区。
禁止先发地区的工业品、也禁止先发地区从海外获得的大量货币，流入后发地区，保持后发地区那两亿多小农的稳定。
击破万里长城的炮弹，当然是廉价的工业品。
因为如果不廉价的话，以现在为例，就算英国现在把大顺的海关全都打碎了，控制了关税，但依然卵用没有。
因为，此时的英国货，不但不够廉价，反而更加昂贵。加上运费，不要说击破古老的万里长城，现在连击破印度的古老万神都做不到。
也即是说，廉价工业品，是击破古老的传统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廉价的商品，肯定是无法击破传统社会的。
但是，是不是有廉价的工业品，一定就会击破传统社会呢？
这里面，当然有个过程。
比如，历史上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侵略，等等、等等。
有了廉价的工业品，可廉价的工业品自己并不会长腿。
同样的，真正的理想状态下的“自由贸易”，实际上也并不存在。
海关守住、朝廷不崩，既所谓的“闭关锁国”。
那么，显然，至少可以减缓传统社会被廉价工业品击碎的时间。
那么，皇帝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
既然朝廷还没崩。
既然朝廷还有很强的强力。
既然太子在湖北的激进工商业变革搞出来了“米禁”的乐子。
那么，是否可以拉起一道新的长城，用内部关税、行政手段，隔绝廉价工业品、资本、货币等，向内进发呢？
历史上，英国有廉价的工业品。
但对传统社会的破坏，还需要一些强力手段。
比如罪恶的鸦片战争、比如内河通行权、比如取消子口税、比如关税受制于殖民者、以及试图把中国给裂解从而分而治之。
而现在，大顺实际上是要反着来。
是要用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冲垮世界他处的传统社会。
但又试图以闭关锁国的逻辑，保护内部的传统小农社会。
对先发地区，正如刘玉所说的——扶桑移民，是向东大迁徙在最东方的预演——可以允许内地的百姓向先发地区迁徙，从而保证先发地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对后发地区，则如王源的惟农有田论的变种简化版，通过户籍控制，禁止先发地区的人口向内流动。
实际上，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种流动，本身就是单向的。
内地去东部地区做工，做廉价劳动力，肯定比在家种那二亩地要强。
而即便说东部的底层，他们可以继续向东，而不会选择向西。
但，对于中层以上来说，实质上，这种流动恰恰就不是单向的。
简言之。
资本需要靠人的腿，来跑动。
实质上，大顺老皇帝设想的这种内外分治，其本质是限制资本向内地流动。也即，通过户籍等的控制，限制携带资本的人去内地。
传统社会，在大量的海外来的货币资金、廉价工业品冲击下的崩溃，是非常可怕的。
可怕到不只是小农彻底崩溃。
而是，连一部分乡绅、地主，可能都要混不下去。毕竟，在农村，地主往往也经营手工业，比如酿造、织布等等。这种狂躁的冲击，会导致内部传统社会的骤然崩解，会出现那种小地主都能感觉到破产在即的程度。
老皇帝已经隐约觉察到了这种危机。
所以，他希望以这种粗陋、笨拙、而又似乎可行、在大顺行政能力范围之内的手段。
来用最笨的办法，亦即内部重筑“行政令的长城”的办法，以类似英国《棉布禁止令》的行政手段，来解决货币改革后，大量贵金属可能流向内地的耕地投机的问题、也解决工商业继续发展工业品对传统小农社会冲击的问题。
之前刘玉在松苏用的办法，是类似强制结汇、强制发行兑换券、禁止“外汇”直接进入内部的方式，控制着这些年流入的海量白银，逼着这些海量白银往东北、南洋、虾夷上跑，或者往工商业上投。
现在，老皇帝不认为这种手段，后人控得住。亦或者，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漏洞。
而且，又牵扯的大顺的货币改革。
总不能发行两套货币，一套内地的、一套沿海先发地区的……那成什么事了？
即便说后世有段时间，思想最混乱、先发地方和中央掰腕子最有力的的时候，广东自己发行了货币，也立刻就被叫停。
而大顺要搞货币改革，要维系统一、维系中央集权，或者说，维系这个国家本身，就绝对不可能发行两套货币。
一旦货币统一——在此之前，大顺的货币并未统一，以至于可能一省之内，同样的铜钱和白银的汇率，都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如何控制货币涌向内地的耕地上，这就是个皇帝、无论是老皇帝，还是要上台的新皇帝，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能想到这一步，至少说明，这些年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一些社会存在，也终于使得大顺朝廷对于货币的认识上升了一步。
所有人都清楚，若不用行政手段，货币肯定会往土地、当铺、高利贷上跑。
陕西商人、安徽商人、山西商人……之前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用实践来证明了这一点。
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湖北地区的种茶、种棉、种芝麻等操作，被太子的激进工商政策，直接搞出来了粮荒事件。
也让皇帝对于工商业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了不安。
太子在湖北搞得那些东西，并不是说没办法解决。但这需要眼光、手腕、提前准备。
老皇帝的不安，源于湖北一事，看得出，太子就一中人之姿。
老皇帝相信，若是刘玉去湖北搞工商业，肯定不会搞出来粮荒的事，肯定会提前有所准备。
但问题是，继承者的手段，经此一事，纤毫毕现。中人之姿，只怕无法驾驭那些繁复的手段。
这才是老皇帝对工商业继续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不安的直接因素。
既然繁复的手段，只怕继承人无法驾驭。
那么，还不如直接筑一道新的行政命令的长城，隔开内外。
这，至少不是往回退。
而不往回退，一个原因是大顺现在的财政状况，已经和先发地区的工商业严重绑定。退，不是那么容易退的，即便退，也得需要长久的布局。
另一个原因……
则还是太子在湖北的激进改革。
连在湖北的工商业改革，都搞成这个样。你以为，往回退，那么简单呢？
就现在这个情况，往回退可是需要大手腕的，连个条件这么好的工商业发展都搞成这个鸟样，怎么可能会有往回退的手段呢？
与其让太子将来面对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甚至于一个“简单”的货币改革的后遗症问题，都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最后要么激进、要么激进后吓得无比保守甚至反动，动来动去动成个王莽改制。
那还不如提前布局，至少能按照现在这一套，走成萧规曹随。
而这，恰恰就是刘玉认为，这可能是给野心家创造机会的前提。
因为这么搞，大量的货币等同于不是分散到全国，而是全都留下了两省；先发地区内部，也不可能避免廉价工业品的冲击；以及更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
将会加速先发地区的矛盾，小农、小生产者的破产，会极端加速。
届时，资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位能够“保护资本主义”的皇帝。
或者说，选择一位能够保护他们对外扩张利益、保护他们在先发地区兼并土地的权利、保护他们雇佣极为廉价的劳动力的权益的、能够掌控军队和组织一套政权体系和暴力工具的……新皇帝。
鉴于大顺的特殊情况，这位只能是新皇帝，而不能是护国公。并且肯定得姓李，最好以“清君侧”的方式直接轰入京城，尽可能保持稳定。
这位新皇帝，必须是传统的、符合传统的、至少得是有大顺的继承法理的传统。否则，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就不得不面对传统地区的小农，找出一位寄托了传统理想的皇帝、借助传统力量的官僚士绅，来对抗他们。
同时，这位新皇帝，又必须是激进的、变革的、至少得保护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至少，维护现有的一切、并且保证一个稳定的温室让他们继续成长、且能保证海外利益、甚至有能力指挥对外扩张和战争争取更多市场的。
简单来说，这位新皇帝，必须要披着传统的外衣，甚至祖先的尸骨，来维护新的秩序。
外姓护国公？先问问内地诸多省份的士绅、官僚、读书人，认不认。
传统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没人会觉得，这些代表传统力量的人，就真么那么孱弱可欺。
第二七四章 “帝”（五）
法统、传统，这些玩意儿，值几个钱？有多大的力量？
这个，很不好说。
就像是后世电影《天国王朝》里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幕。
Nothing
Everything
放在此时的大顺，也是一样的。
血统，没有力量，因为这不是玄幻世界，血统带来人和草履虫之间那么大的差距。
但终究，正如玄武门的李世民只让大唐混乱了三天；南京城的朱棣也只让大明混乱了三年。
大顺的传统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种势力的特点，是未必能办成什么事。
但要阻挠什么事，那绝对有力量。
老马说：【（在走完了召唤英灵那一步后），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比如法国人召唤凯撒和格拉古兄弟、英国新教徒召唤哈巴谷）】
【十九世纪的革命，则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
【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
大顺要变革、革命、改变、真正走向一个能波及到世界三分之一多的人口的伟大变革。
那么，这场变革。
在“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换句话说。
未来的中国这片大地上的变革，需要把所有旧的东西，不只是本国的，甚至是外国的，旧的、传统的、过去的路全都走一遍。
直到发现，其余的路，全都走不通之后。
直到发现，一切过去事物的迷信都是扯犊子、都不切实际、都走不通之后。
才能彻底放下了幻想，不得不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首崭新的、由小农和工人一起合唱的诗篇。
也就是说，在新时代的真正变革，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之前。
大顺还需要一个“破除一切对过去事物迷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实质上，准备跑路的刘玉、已然老去的皇帝，对于将来的人而言，亦可能算是“可以迷信的过去的事物”。
或者，就是老马说的——“可被召唤的英灵”、“可披着其尸骨的亡灵”的“卡池人选”。
亦即是说：
只有当周公的礼、井田的梦、汉代的经、唐的均田府兵、宋的青苗、蒙元的基层豪强的无限自由到黄河漕运被切断中央政府都不知道、明的官田和大农村设想、大顺的均田均一半、再到实学派的改革……等等、等等。
这些在“古代亡灵卡池”中的所有英灵曾走过的路，都走不通，使得将来的人民和广大群众彻底破除了对过去——包括实学派的歪经在内——的一切迷信，都已破除后。
真正的新时代的大变革，才会到来。
也即是说，当各种各样的路，走到最后，发现都走不通之后，不得不选择一条自己走出来的路。
所以，在大顺的这个戏台上，想要唱的精彩，想要在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内，把【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的大戏唱完，那就需要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政策、以及至少一场的政变。
因为，这些三十年后、五十年后被视作“过去的英灵”的政策，很多都是彼此相悖的、很多都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不可能只靠一个“皇帝”来破除这一切。
而是，至少需要两个、或者三个。
前一个向后、下一个向前。
前一个斥责后者为大逆不道、后者斥责前者被奸佞所愚要清君侧。
正如老马所言：【（当事情进展到这一步之前），问题已经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
共和还是君主国，在这个阶段，那是辞藻胜于内容。因为在这个阶段，共和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
简言之，共和，在某种条件下，只是作为君主国条件下，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一种形式。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是有可能在君主制下，继续完成他们的社会改造。只不过，如法国，因为需要召唤英灵，所以用【辞藻胜于内容】的形态，剁了封建的头，共和，只是在这个阶段下的一种“工具”，一种政治形式，目的是改造社会，而不是真的纠结于“共和”还是“君主”这种辞藻。
当资产阶级继续发展，却会发现，他们又把君主请回来了。
直到说，当这一步走完，然后才是【内容胜过辞藻】的过程。
而到【内容胜过辞藻】这一步的时候，亦即是【破除了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的时候。
是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帝，已经属于被破除的密信的内容了，那就连作为【辞藻】的意义都没有了。
既不是内容，也不是辞藻，那么“帝”这种“信则有、不信则无；hing”的东西，压根也就不存在了。
一群人在那争论，阳光万里好、还是白云遮天好。
而一群信奉黑夜的人，会需要去辩论阳关万里还是白云遮天吗？既不需要考虑，那么自然也就不再存在太阳。因为阳光，本身就是旧事物的迷信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走完“破除所有旧事物的迷信、发现那些路都走不通”的过程，从1840年开始算起，整整走了110年。
在这期间，走过帝制、走过复古、走过托古、走过基督、走过洋务、走过变法、走过共和形式、走过蓝衣社低配法西斯蒂、走过落后民族装在笼子里展览、走过屠刀人要换种地要过火的军政府、走过连关税都不存在的“自由贸易”、走过联省、走过军阀混战的分裂……
当所有的，旧的，本国的旧、他国的旧，全都走不通之后，才自己找到了一条破除了对世界历史的过去的一切迷信之后的路。
而大顺，刘玉乐观地估计。或许，这个破除过去事物迷信的过程，从现在算起，若是有那么一位手段高超的野心家的一场政变，或许只要三五十年。
毕竟，老皇帝的意思，是拉起一道新的长城，内外分治。
这，等于是“双线程”。
一条线程，是为了跑“旧路”，证明“旧路”走不通。
一条线程，可以跑“新路”，发现“新路”其实也走不通。
旧路走不通，自不必提。
而这条“新路”……
英国或许可以靠3500万平方公里、独自先发之优势、2亿多殖民地势力范围人口，养百万工人“贵族”，骄傲地挺起胸膛支持大英帝国；但这条“新路”，可养了天下，更养不出大约3亿5000万、而可能伴随着大顺下南洋开东北移扶桑到时候得有个四五亿、至少此时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还多的“贵族”。
简单来说，甘肃西北缺水的百姓算人吗？西南云贵山区靠玉米地瓜在山顶种植而人口爆发增长地区的困苦百姓算人吗？甚至说当海运取代运河之后，鲁西地区的百姓算人吗？
既是这样想。
或者说，既是刘玉认为，不要说老皇帝，就是自己、乃至于现在的实学派，将来可能都是要被破除的“过去事物的迷信”。
老皇帝能算是将来可能“召唤亡灵”中的“英灵”吗？
他这个英灵，有独有的技能卡吗？
应该说，是有的。
他靠征税、靠赋税，养出了军队。再用刺刀和军舰对外扩张，以赈灾、减赋、废漕运降低运河劳役负担、修黄河河道等方式，亦算是“连本带利”地还回来了。
这，在将来，可能也能算是特殊的“英灵卡技能”，说不定可能会被召唤一次。
那么，换句话说，这也就意味着，刘玉认为老皇帝这张将来的“英灵卡”，已经圆满了。
既不太可能有所增加。
也不太可能有所减少了。
故而，现在老皇帝是怎么想的、怎么设计的、怎么布局的、怎么准备的、怎么计划的……那都不重要了。
刘玉不想提什么意见，也不想做什么铮臣劝谏了。
老皇帝想怎么搞，那自己就顺着老皇帝的想法，捡好听的、或者说皇帝想听的，说就是了。
其实事到如今，老皇帝如何布局，无非也就是个“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上诞生”的过程中，流多少血、到底有多疼的事。
至于难产、甚至一尸两命，已无可能。
虽然刘玉已经算做大顺的保守派了，希望保持大顺这个国家机器至少到黄河大堤修完、希望大顺能够继续往前多走几步以便将来以恐怖终结旧时代的过程能快一点。
刘玉只是觉得，现在旧时代孕育的这个胎儿，月份还不太足。
他是觉得，应该还有机会，让旧时代孕育的这个新胎儿，出生的时候，不但健壮，而且手里提着一把刀。上来就把旧时代这个母体一刀攮死，肯定比劲儿不是太足掐着脖子一点点挣扎着翻滚着掐死强。
但，真要是搞成激进、混战、崩塌，在不断流血中走完四五十年，那也不是不能接受。反正，就算在混乱中折腾七八十年，那也不过才走到西历1840年。
不过，不管怎么样。
“帝”，只能是作为旧时代孕育新时代的一种手段。
而不可能是这片土地的最终解决方桉，因为这玩意儿，解决不了世界三分之一多的人口的根本问题。
第二七五章 最终的闹剧（一）
既然都是过程，那最终还是要把复古、激进、帝国、封建、纯资等等这一整套的将来的“过去事物的迷信”都破除的。
无非就是先破除哪些、再破除哪些的先后顺序、以及过程时间罢了。
一个也不能落。
都得过一遍。
于是，既是皇帝谈及什么“王谢燕、百姓家”；谈及“效英法《棉布禁止令》手段，以行政手段建一道阻碍资本和廉价工业品向内冲击的新长城”；谈及太子在湖北的改革、以及让朝廷头疼的百姓主动“改稻为桑”、而朝廷则希望百姓“改桑为稻”的问题。
那么，老皇帝的倾向——假使不是故意给刘玉设扣的话——其实也就相当明显了。
顺着老皇帝的意思，刘玉敷衍着交流，但又说的多为皇帝、皇权、江山社稷着想。
在敷衍了老皇帝之后，刘玉选择去见了见大顺的皇子们。
不管是太子，还是大约有可能做那个“野心家”的其余皇子。
…………
既然说，这条封建统治者、野心家，可能走通的路，大抵就是个加强版的拿三。
那么，刘玉也算是按图索骥，寻找一下思想上类似拿三的皇子。
这就不免又闹出了许多哭笑不得的事。
哭笑不得。
尴尬。
无奈。
苦笑。
仔细想想，却又是如此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因为，“按图索骥”这么一找，只说“思想”，大顺的这帮子皇子里，一大群的“符合图画的骥”。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弄出这么个哭笑不得的结果，细究起来，终究还是刘玉自己种下的种子。
…………
既然说“加强版的拿三”。
那么就不得不提拿三的思想。
用老马的话讲，叫【用青春版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思想，解决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问题】
换成大顺的话，可以叫：用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解决私有制下耕者有其田发展到衰老的土地兼并问题。
所谓的【青春版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思想，来解决衰老版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即【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放在大顺，这句话的意思，便是，农民破产的根源，和小块土地私有制无关。要从诸如贪官污吏、黄河水旱、扩张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上去找。
因为这样理解的话，轮回的根源，不是小块土地所有制，而是别的问题。
所以，当这一套衰老的时候，那就继续用“青春版”来解决问题——均田，但不动小块土地私有制。
于是，一轮又一轮的轮回。
理解了老马说的“小农国度”下，问题的根源。
再知道拿三是号称、自称“社”的皇帝；进步主义的皇帝……
那么，其实很多东西，也就一下子通了。
也就造成了如果“按图索骥”，会发现大顺遍地都是这种“骥”。
既提到拿三，或者加强版的拿三。
那么，就不得不提拿三在蹲监狱时候写的一本小册子，算是他的“主义”的阐述。
而且，基本上，若提及拿三，这本书肯定是绕不过去的。
那么，这本小册子，到底讲的是什么？
如果说，拿三思想精髓的《论贫困的消灭》，是“图”。
那么，在拿一尚且还没出生的这个时候，为何大顺会出现这么多合图的“骥”？
简单来说，《论贫困的消灭》的想法，非常简单：
第一点：
开篇明确，要不要发展工商业？
答：要。
所谓：【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的繁荣，取决于内外贸易的发展，取决于公共收入的公平和公正分配】
第二点：
小块土地私有制，是不是农业发展受限的原因？
答：是。
所谓：【事实证明，财产的极端分割往往会破坏农业】
第三点：
那么，要不要退回去？
什么叫退回去？
放在法国，就是要不要退回到法革之前？退回到贵族封建所有制？退回到“嫡长子继承法”被反封建的“均分继承法”所取代之前？
放在大顺，就是要不要全面复古，复宗法制、复宗法制下的封建继承法，强制取消在民间已经铺开的均分继承法？
这里要注意的是，法革的诸多政策里，无论如何，取消宗法继承法、或者叫摩西继承法，都是具备反封建的伟大意义的：凭啥我大哥比我早出生，地就是他的？我就毛都没有？
而大顺这边，在民间——尤其是看一下前朝一些地主，分家分家又分家之后，很多从良田万顷混成了中小地主——便知，在法革具有先进意义的取消嫡长子继承法的均分继承法，在大顺实质上已经实行了。
当然，对于大顺的这些钟鸣鼎食之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涉及到爵位问题。
但，大顺的钟鸣鼎食之家，其于经济基础意义上的力量，相对于大顺的小农社会而言，就是个狗屁。
这一点，拿三的回答，是非常坚定地。
绝对不会退回旧制度、绝对不会更改继承法、绝对不会破坏法革的遗产。
放在大顺，等同于表示：绝对不会全面复古、绝对不会复古时宗法继承、也绝对在道义上反对兼并。
第四点：
工商业是不是过于不“仁义”，黑暗、血腥、缺乏把人当人看的情怀？
是不是工业的发展，把人的血肉一点点碾碎成为利益？是不是商业的发展，叫人唯利是图，叫人一切向钱看？一切旧的仁义道德，都没了？
答：显然，是的。
那么，工商业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就不发展了吗？
显然，不是的。
所谓：【然而，为了对抗它的缺陷，它是否应该把它掐死，而不考虑它的巨大好处？我们相信，医治一个人的伤口，只要治疗伤口就行】
第五点：
小块土地私有制下，是不是普遍贫困？是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不是工商业想要发展又发展不动？
答：是的。
所谓：【国内的问题，主要是干活的，拿的太少；而农业的生产，又很不足】
【于是，国家由无力销售的生产者和无力消费的饥馑者组成】
【这种无力销售的生产者、和无力消费的饥馑者，（要发展工商业）则迫使政府像英国那样，在存在成千上万的失去一切的法国人或英国人的情况下，前往中国寻找成千上万的消费者】
【加入，这些法国人或英国人如果能够购买食物和合适的衣物，那么，将能创造出比侵略那中国得到的最有利的条约，还要大得多的商业活动、和工商业的发展】
【让国土的财富增长，好于去中国寻找市场】
当然，这话从拿三的嘴里说出来，是非常讽刺的。因为二鸦，就他妈的是他发动的，而他压根就没有解决他说的【国家由无力销售的生产者和无力消费的饥馑者组成】这个问题。
不过，这些话本身，和大顺这些年的改革，包括大顺下南洋、打印度、参与一战……
应该说，逻辑完全一致。
国内由无力销售的生产者和无力消费的饥馑者组成，在存在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本国人的情况下，去海外寻找成千上万的消费者。
第六点：
在小地产所有制下，是不是会有大量的“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找不到出路”的人口？
答：是的。
的确，小地产所有制下，因为诸如放贷、抵押、商人投机，以及第四点说的国内贸易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工商业岗位，导致出现了大量的“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找不到出路”的人口。
这些人，也是人，并且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要考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的普遍福祉。
即要解决和消灭贫困问题。
第七点：
那么，怎么消灭呢？
答：去垦荒。
城市容不下这么多工商业人口、农村的小地产所有制不能动，那就去垦荒嘛。
第八点：
垦荒？垦荒这玩意儿，自古就有。而你现在在一个工商业急速发展的时代，你又要为全社会、全民谋福祉。你这个垦荒，和过去的垦荒屯田啥的，有什么跨时代的区别吗？
答：当然有。
首先，从传统的角度，是为贫困人口提供生计。
而从新时代，也即工商业日益发展的时代的角度看，则另有一番“高明”之处。
其一：工商业发展是有周期性的。万一经济不景气，或者新技术采用，那么就可以把这些失业的人，安置一下。
其二：当私人企业需要劳动力时，它就需要提供比农业拓殖地更有利的报酬，否则无法吸引劳动者。好比说，垦荒的人，一天赚10块钱，那你企业想找人干活，要是出9块钱，谁去呢？
这两点，就是站在新时代，而不是站在传统的角度，去理解的。也就是和过去的垦荒，最大的区别。
第九点：
你既然知道小土地私有制是法国农业发展不足的原因、又不想退回到法革之前，那么，你准备怎么保证“垦荒”不会陷入小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呢？
答：圣西门空想社、农业工厂化。
把未开垦的荒地，视作一个生产农业品的工厂。
在不动国内已有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依靠世界上那些未开垦的荒地，建成一个个由贫困者组成的合作社。
具体操作如下一、二、三、四、五……
工商业发展，需要人的时候呢，开出在垦殖合作社中更高的工资，这些人就会流向工商业。
工商业停滞或者危机的时候，人再往这些合作社里去做容身之所。
通过合理的分配、百姓的组织、选取的三老乡贤等等，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当不错的生活。
根据我的计算，每年将这样这样、日后将那样那样……
最后：
让我们畅想这样的未来：
【当法国没有足够的土地以足够低的价格时，这样的村社将在阿尔及利亚，美国本身建立分支机构；它有一天可以入侵世界！因为凡是有一公顷土地需要清理，哪里有穷人要养活，哪里就有它的资本、它的工人大军、它无休止的活动】
【简言之，我提出的制度是半个世纪以来最称职的经济学家所表达的所有思想、所有愿望的结果】
【啊，几年后，我们的组织往往所做的就是使今天最贫穷的阶级成为整个法国最富有的协会】
最终，这样，贫困就消灭了。
当然，这是“经”。
如果只是把“经”，作为“按图索骥”的图。
应该说，大顺这些年的改革，或者说刘玉改革之下引导的诸多政策，以及实学派的诸多思想、移民垦殖解困的思路；配上大顺传统的“民本思想”、以及传统的“井田”复古构想。
这么说吧，这样的“骥”，真的是一抓一大把。
而只看图，是不够的。
还得看神韵。
拿三的神韵是什么？
简言之：让法国再次伟大。
那么，这种“让XX再次伟大”的风格，是什么？
答：
用最高小学水平的算数，来构想未来，描绘大饼。
嘴里不谈那些需要一定文化才能理解的经书。
满嘴一定要大白话，单词数量最好少到连外国人都能听懂的程度。
拒绝任何文绉绉的词汇，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去理论化、照着“1+1=2”这样简单的逻辑去解释世界。
而要符合这样的神韵，在大顺的诸多皇子里，似乎……也只有那么一个人。
第二七六章 最终的闹剧（二）
作为受到过良好传统儒学教育的皇子，很多年前，李欗第一次跟着刘玉去威海，参加关于工匠的表彰大会时，就学到了一件事：曲高和寡、下里巴人，和工匠们、水手们，拽什么子曰之乎、诗言者也，总是对不上的。
随着开始海军生涯，这时代的风帆战舰的恶劣环境、以及水手都算是流民无产者，战舰作为大顺“人渣”的孳生地，李欗嘴里多半也蹦不出什么子曰诗云。
那时候，李欗因为小时候生痘而坏掉的那只眼睛上，总是带着一个眼罩。
眼睛的故事，在大顺开国过程中，属于有点特殊意义。崇祯十六年的折箭为誓，算是大顺正式宣告可以对那些前朝官员继续使用，亦算是做好了接收帝国的政治姿态。
故而，伤了眼睛的事，并不需要为尊者讳。再者，毕竟这大顺是九宫山后的大顺。
那时候戴眼罩的李欗，倒是没想这么多。
后来在海军，戴眼罩反倒成了寻常事。毕竟，海军要整天看太阳、经验丰富者也会遮蔽一只眼以便快速适应黑乎乎的船舱和外面炽烈阳光甲板的场景转换，戴眼罩在海军内属实不罕见。
只不过，戴了几十年眼罩的李欗，从打赢了一战后的大西洋回来后，反倒不带眼罩了。
而是用上了工匠凋刻的、玳冒为框、黑水晶为片的茶黑色眼镜。
用来遮挡那只眼睛的缺陷。
某种程度上讲，单从“召唤英灵、披上亡灵的尸骨”这件事上讲，李欗自身的条件确实挺好的。
小时候献祭的那只眼睛，可以让他召唤李自成这张小农均田卡。
老皇帝的亲儿子的血统，可以让他召唤老皇帝的对外扩张这张军官团卡。
十几岁就跟着刘玉去历练，实际上也可以召唤刘玉这张工商业卡。
当然，这些都只是外在条件。
让XX再次伟大的精髓，是用过去的、“青春版”的政策，来解决现在的、“衰老版”的问题。
进步主义皇帝的精髓，不是开明君主专制，而是在于“以全民的皇帝、全阶级的恩人的姿态，和平且快速地发展工业，在快速发展中加速和加剧阶级间的矛盾”。
拿三不同于过去那些君主的精髓，源于工业时代的来临，时代特色下的用旧思维来解决新问题。而时代特色，又使得要做加强版的拿三，那就不得不弄清楚“工业”、“商业”、“自由贸易”、“雇佣劳动”、“资本”、“消费”、“周期性动荡”等等这些新时代才有的、过去即便存在也可忽略不计的问题。
正如在《论贫困的消灭》中说的那样：垦殖合作社，具备的新时代的意义，便是：
一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动荡中让失业者有容身之所。
二是通过农业合作社拉高雇佣成本，让私营企业不得不开出比农业合作社更高的工资，才能招到工资劳动者。
且不说他是不是真心的。
也不说这一套东西是否真的能行。
更不提这一套内蕴含的浓厚的圣西门的空想味儿。
只说，能把垦荒，加上这两个意义。
那么，他就比那些旧势力、旧时代、旧脑子、旧贵族的那群人，便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大致可以这么说。
要做到加强版的拿三，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件事上，至少得精通一件、曲解一件、扯犊子一件。
最起码，得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然后，在发现问题后，得曲解一下“分析问题”的方向。
最后，在曲解了方向后，再得出一个扯犊子的“解决问题”的方桉。
在这一点上，体现的最经典的，还不是《论贫苦的消灭》。
而是在那本名为《由制糖业问题引出的经济上的思考》中。
这本小册子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封锁了法国，法国原本发达到逼着英国搞出来《糖税法》的加勒比制糖业的糖，来不了法国。
于是，拿一发动了替代运动，让法国种甜菜疙瘩榨糖。毕竟，法国本土这气候，种不了甘蔗。
拿一被流放后，封锁解除，加勒比的制糖业又能向法国本土卖糖了。可，法国本土的甜菜疙瘩制糖业也发展起来了。
保西印度资本的利益？
还是保法兰西本土资本的利益？
鉴于法国的传统——比如，之前引发了北美走私糖蜜问题的根源，即法国保本土的葡萄酒、而放弃了西印度资本的利益不准他们生产朗姆酒，导致法国糖蜜价格极低，也导致了北美走私贩子和北部州工商业的起步——很自然，这又扯到了“自由贸易”、“关税保护”的问题。
以及。
在本国内，毕竟，西印度那些岛也是法国的、经营者也是法国人。
在本国内，如果出现了产业冲突的时候——放在大顺，就是松苏利用印度棉的纺织品、和湖北用江汉棉的纺织品——是保全本土产业链的弱势方？还是保以殖民地为原材料供应链的强势方？
要不要给“法国的西印度的糖，加‘关税’，来保护本土的甜菜产业？”
放在大顺，就是“要不要给松苏的棉布，加子口税，来保护湖北的棉纺织业？”
这，是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由甜菜疙瘩引出的思考，则更为有趣。
由甜菜、榨糖、种植业、农民、工人、土地、机器这些东西，引出的另一个思考。
即：【大工业和农业是不同的。】
【如果爆发了革命或者起义，那么，土地资源尚可在革命后分割，如法革旧事】
【可大工厂的机器是无法分割的，否则每个人手中都只是一堆破铜烂铁。】
【如果在工厂时代，爆发了革命或者起义、亦或者赶上了经济的动荡周期，该咋办呢？】
【工业发展，是正确的，而且显而易见当然是正确的】
【但工业发展，是不是一定要走大工业路线？】
【是不是，可以走分散的小工厂的路线？遍地开花的小工厂的制造业，不是集中在大城市，而是分散在各个市镇】
【如此，既发展了工业】
【劳动者，也更容易在工人和农民之间转换身份。当工商业遭遇危机周期时，劳动者也可以下乡去避难，躲过动荡周期】
当然，这就是圣西门主义空想的问题，也是法国本土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现实。以及……为日后法国没走完垄断和大型煤铁联合体这一步，以至于混成了高利贷帝国主义埋下了伏笔。
但在大顺，尴尬的地方在于……南通的“伪男耕女织”模式的家庭铁轮织布机的纺织业发展，恰恰似乎走的是和拿三差不多的思路，至少，看上去是挺像的。
当然，本质上是不同的。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对现实的妥协、对旧势力警觉的权宜之计；另一个，则根本就是把这一切，视作未来。
拿三之所以这么想，还是老马那句话：用小农、小生产者的青春版思路，来解决小生产者已经衰亡的现实问题。即，遇事不决，就分田。再用分田的思路，琢磨大工厂，发现无解，总不能把大工厂都拆成零件吧？
所以，老马说，拿三的想法，就是一旦涉及到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时候，泡沫啪的一下就碎了，因为他不敢碰所有制问题，也不敢碰生产关系问题——为啥一定要把工厂拆成零件？为啥一定要用分地的思路去琢磨大工厂的问题？
而由法国的甜菜疙瘩，和法国殖民地的甘蔗，所引发的第三个思考……
应该说，这才是关键的做“进步的皇帝”、“全民的皇帝”、“小农、失业者、贫困者的皇帝”的关键。
即：【自由贸易信徒所鼓吹的本质，其实以本国劳动者为代价而保护消费者，总的来说就是对富裕阶层有利，对贫困阶层不利】
【消费者的利益，迫使制造商成为压迫者】
【为了打败竞争者，必须以尽可能低的价格生产商品，他们肯定要让成千上万人陷入贫困，肯定要永远降低工资，肯定要雇佣妇女和儿童……】
【英国实现了某些现代经济学家的梦想，其工业品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廉价。但这一优势只是以劳动阶级为代价的】
【商品的低价依赖于劳动力的低价，劳动力的低价使劳动者陷入悲惨的处境……如果不降低工资、不压迫制造业工人，在自由贸易中怎么能够占据优势呢？】
【如果自由贸易的信徒敢在法国实施他们的有害理论，法国将至少有200万工作者失业……】
【农业和工业，才是社会活力的两大源泉。外贸，只是其结果】
【不要将我们的荣耀，与物质，亦即工业和农业分开】
【不要将商业繁荣的虚假体系，建立在兴盛的国民工业的毁灭之基础上。如甜菜问题，如果为了商业繁荣、为了财政好看，就放开管制，让加勒比的甘蔗冲垮本土的甜菜，这就是鼠目寸光】
既然是一整套的“经”。
那么，和其余的小册子，肯定是上下联系的。
这个问题，就又绕回了在《论贫困的消灭》里的内容，并且是完美的衔接。
【……国家由无力销售的生产者和无力消费的饥馑者组成，这种无力销售的生产者、和无力消费的饥馑者，（要发展工商业）则迫使政府像英国那样，在存在成千上万的失去一切的法国人或英国人的情况下，前往中国寻找成千上万的消费者】
【假如，这些法国人或英国人如果能够购买食物和合适的衣物，那么，将能创造出比侵略那中国得到的最有利的条约，还要大得多的商业活动、和工商业的发展】
【让国土的财富增长，好于去中国寻找市场】
固然说，这话从发动了二鸦的这厮嘴里说出来，绝对讽刺，自打脸到了极致。
也固然说，拿三是在用小农小生产的青春版思路，去解决小农小生产者即将衰亡的现实问题。
但是，他的想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达成效果的。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讲，他的思路是“以农业薪酬，和工业薪酬竞争，从而迫使工业不得不开出更高的工资。
而更高的工资，又会扩大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扩大，又促进了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这个技术角度，是否可行？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
比如，从杰斐逊允许小块土地买卖再到西进运动宅地法的北美，从技术角度，也可以认为就是这么个路线。
但，问题在于。
老马说过这个问题，即北美的人口、耕地、土地等，适用于这种“青春版”思路。但老马也说，这个青春版思路，也只能走到南北战争之后，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就必须转向了。
而法国，固然说，人均耕地面积，比大顺这边要多得多。
但是，法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是和大顺比要多。仍旧没法和北美比，也根本不可能有每个法国家庭都有农场的地步。
这个现实基础摆在这，你凭什么能走“农业薪酬，和工业薪酬竞争”的思路呢？
你法国就算分了地，就算小农鉴于均分继承法主动不生娃防止下一代阶级滑落，问题是你法国的那点地，怎么可能让农业倒逼工业工资？
你法国人均几亩地啊？是人均比中国多点，但你和北美比，那不是龙王爷面前耍宝？达到铁器牛耕技术水平下的粗犷农业一年一熟的小农极限了吗？
差远了。
于是，这才有了拿三在《论贫困的消灭》里的思路。
首先，虚空地假设，法国其实有的是荒地，至少有个919万公顷的随时可以被垦耕的荒地，亦即1亿5000万亩的荒地。
然后再假设，这些这么多年都不种植的土地，两年就能开发出来。
然后再假设，每亩地可以创造大约10法郎的农业产出。
最后再假设，每亩地只收0.5法郎的税、或者给私人所有者的承包税。
然后再假设，200万的法国失业者，来经营这1亿5000万亩的土地。
最后由这些假设，得出结论：每个法国的失业者，平均每年可获得600法郎的收入。
然后呢，国家每年增加7000万法郎的收入、按照每公顷土地能多养两头生出来算法国又能每年多出来1800万头牲口的肉奶、这就又等于为法国的工商业增加了200万每年平均600法郎收入的强大消费市场。
而这么搞，就使得工业产业想要招人，就不得不给出比每年600法郎更高的工资，否则人民为啥不去种地呢？
如果工业产业每年给出这么高的工资才能招到人，那么这就等于一下子解决了法国的“内部市场”问题。也即【这比去中国争取那点市场要强得多】。
这样一来，法国不得起飞了啊？
问题也就在这。
你看，拿三又讲工业、又讲商业，又讲农业工业才是财富的基础、又讲不能因为商业利益而损害工农业发展、又讲世界是物质的、还讲劳资关系、还讲工资竞争……
问题就在于，他承认世界是物质的。
但偏偏，他解决的方法，一点不现实、也一点不物质。
他的一切解决思路，都建立在“假设法国现在有2500万公顷农业用地、以及假设法国现在还有900万公顷的未开垦的但一旦开垦就亩产很高的潜在农业用地”的基础上。
简言之，他的一切解决思路，建立在法国实际上有5亿亩耕地或者牧草地的基础上。
并且，假设每公顷土地创造的农业价值和畜牧业价值，在195法郎上。
当然，他也给打了个补丁——【当法国没有足够的土地以足够低的价格时，这样的村社将在阿尔及利亚，美国本身建立分支机构；它有一天可以入侵世界！因为凡是有一公顷土地需要清理，哪里有穷人要养活，哪里就有它的资本、它的工人大军、它无休止的活动】
就算法国没有，那阿尔及利亚没有？那美洲没有吗？所以，不要纠结数字。纠结数字，有意思吗？
同样的言论，放在大顺，是啥意思？
即，按照法国的比例，假设大顺还有80亿亩可开垦的土地还未开垦；假设每亩土地能够创造大约5两白银的产值。
那么，大顺一共3亿多人，加上原本的十几亿亩土地，一共100亿亩耕地。
大顺的小农陷入贫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大顺工商业发展的内部市场瓶颈，不就解决了？大顺这边雇工的工资一天就和几斤高粱米的问题，不也解决了？你给我一天开几斤高粱米，老子不当工人了，去当一年收入200两银子的农业产业军去也……
于是，贫困消除了、国内市场扩大了、工资上涨了、消费能力提升了……
这套道理，说的对不对？
基本上，在这个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的时代，仅从技术问题上说，是非常对的。
特别的对。
问题在于，这又是一句“正确的屁话”。
法国去哪找5亿亩的耕地、以及1亿五千万亩的有开垦价值但未开垦的土地？
大顺去哪找100亿亩的耕地，以及在国土之间存在传送门和虫洞，能够不计物流成本瞬间达成“人均粮食拥有量”、“人均肉类拥有量”、“粮食全国均价、肉类顺间能从北美飞到甘肃”的技术？
只不过。
略微一想。
这和实学激进派的“先均田大移民、三亿人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是不是，像不像是一个妈生出来的玩意儿？
第二七七章 最终的闹剧（三）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像不像、对不对、能不能成功。
甚至于，作为后世人，很清楚这一套是怎么回事。
最基本来讲，拿三刚说完不要去中国抢市场，结果上台之后，就去发动了狗日的二鸦侵略，那你说他自己说的这一套，他自己信吗？
刘玉也支持向扶桑移民，他并不反对移民，也不反对农业容纳人口、缓解贫困。
但，他移民的理论，纯是逆练的老马学说。
即，北美垦殖殖民地，根本不存在“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基础。在那里，劳动者不是天然地从属于资本的。
而刘玉的做法是，既然劳动者在垦殖地，不是“天然”地从属于资本。
那我加个强制手段，强行以类似“苦役奴隶制”的手段，强行维系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不就得了？
具体就是，把无主的土地，强行国有化。以国家强力，强行赋予每块土地一定的货币价格。
想当自耕农？
你得买地。
地遍地都是，但那不是你的。这片荒地实际上一文不值，但对不起，你不出钱，这地就是朝廷的。
那么，想买地，就得干活。
干活，赚工资。
赚了工资，去买地。然后新一轮的移民再重复这个过程。
通过这种强力的手段，强行维系了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
“以外部强力，强行创造条件，维系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是刘玉往扶桑移民的基本。
而实学的激进派的设想，应该说，比刘玉的做法，温柔太多了、仁义太多了。
即，通过均田、征税、强化国家机器、强化政府财政。
再以政府财政出资，在三十年内，一切以“移民、航海、造船”为整个王朝运转的目标。
从而，以“让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为目标，进行移民。
在这里，移民，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福利、一种对老百姓的仁义。
且不说这是脱裤子放屁，最后还得走尹里奇所言的“美利坚模式”——即通过土地国有制，分配土地，创造小农家庭农场，然而再小农两极分化，完成兼并经营，在北美形成资本主义农业的模式。
只说，要能办成这件事，需要一个里维坦。
问题是，靠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流血的革命，能改出来一个里维坦吗？
再者，百万生员、无数地主、士绅，靠改革来均田？
靠圣君、靠“真正的读书人”，来均田？
这是咋想的？
这怎么可能成功？
但是，比起刘玉的逆练老马学说，这一套东西，听起来，是不是温柔的多？
仁义的多？美好的多？道德的多？
真正的问题，恰恰就在这。
和拿三的局面一样。
可以说，拿三空想。
也可以说，拿三是野心家。
甚至可以说，拿三这一套，纯粹是忽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
问题是，从法革开始，共和、君主、复辟、反复辟、一波一波又一波。
小农困顿，无数人失业。
资产阶级喝血的速度，如此之快，小农经济的破产前所未有。
有谁，站出来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却发不出声音的大多数”，说过话吗？
几百万极端贫困的小农。
几十万在城市没有工作的劳动者。
成千上万的被金融家、资产阶级、地主、贵族残余势力来回吸血却发不出声音的这些人，是奥尔良王朝为他们说过话？还是共和派秩序党为他们说过话？
老马说，问题已经不是共和还是帝制了。可这群人，还是在玩【辞藻胜于内容】的花样。
这时候，一位英雄的亲戚，亦可以理解成法国的“朱三太子”，站了出来。
谈农业。
谈工业。
谈金融。
谈剥削。
谈消灭贫困。
谈劳资关系。
谈要用合作社农业的农业收入，倒逼产业资本家提升工资。
谈他的叔叔曾经带给法兰西的荣耀。
谈他叔叔的时代，小农的日子过得肯定比现在强。
谈土地兼并。
谈小农的高利贷困境。
谈工人的被压迫。
谈未来。
谈社，虽然是空想的。
谈本国工业保护。
谈自由贸易让大资本和金融家赚钱，应该用关税保护本土的脆弱产业。
谈要捍卫“人民”的主权。
谈【共和也好、帝制也罢。归根结底，政府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应该关心人民的福祉】
谈【在本国存在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人民的情况下，却前往中国寻找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这是脑子有病，应该解决本国的富足发展】
的确，如老马的预言：拿三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民破除一切对过去事物的迷信。新时代的变革，在破除过去事物的迷信之前，是很难开启的。
这个预言的二十年后，色当一战，公社升旗，意味着法国人对过去事物的迷信，彻底消除了。
但，于当时。
拿三是法国为数不多认识到“工人的力量”、“人民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沉默的大多数人有力量”的人。
比起左边的琢磨着搞秘密社团的布朗基，高出了许多；比右边那群肥肠满脑的，更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甜菜疙瘩问题》里所阐述的许多空想的内容、扇动的内容……
别说在1840年。
就是到了150年后，对于多数人而言，依旧会觉得这一套东西，很有“道理”。至少，在直觉上，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尤其是，这套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为核心的空想，在“小农经济”盛行的国度，是极有力量的。
因为，小农……想要的就是小资产、小地产所有制。在彻底破灭、在弄清楚正是这些东西导致了他们的普遍贫困，而和工人一起合唱彻底砸碎旧世界之前，这些东西，是最动小农之心的。
而同时，这一套东西，又是不反对工商业发展，甚至极端支持工业发展的。
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这个必然要经过的、蛋疼的“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的阶段，为数不多能够以“顺应民心”的方式推动产业发展的扇动。
即便说，这种“顺应民心”，最终的结果，是以稳定的政治和高速的发展，激化和加剧阶级间的矛盾。
但，这不是这种思想的使命吗？
一个使命，在小农经济的末期，维系社会的稳定，调和矛盾、加大国家的强力，快速地把工业发展起来。
另一个使命，是最终炸成烟花，让人民破除一切对过去事物的迷信。
这是宏观的历史大势，是不自觉的历史前进的工具。
而到现实的操作，李欗是否具备这个条件呢？
在刘玉看来，是具备的。
当然，看起来好像区别挺大的。
拿三类似于前朝的“朱三太子”。
而李欗则是皇帝的儿子。
拿三在之前，不过是玩了几次酒馆暴动。
而李欗已经在大西洋上和英国人打过仗了。
简单来说，拿三是政坛上的局外人，依靠的不是制度派的力量，而是依靠沉默的多数的力量推上去的。
而李欗，对于朝堂而言，对于制度化的朝廷和国家机器而言，肯定不能算是局外人、边缘力量。
但是，大顺有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于现在的朝廷而言，在正规科举之外、在良家子贵族制小圈子之外，还有成百上千的“局外人”——大顺的实学派。
光头曾有一段演讲：要用无数无名的岳武穆，铸造一个有名的岳武穆；要用无数无名的华盛顿，铸造一个有名的华盛顿。
既然说，对实学派而言，刘玉所谓的“按图索骥”，照着图抓，一抓一大把类似思想的“骥”。
但这些人，既不是朱三太子，也不是本朝四叔，更不是天策上将军秦王。
那么，可不可能，靠无数无名的“骥”，铸造出一个有名的“骥”呢？
可不可能，靠无数无名的边缘人，铸造出一个边缘人的代言人，即便这个代言人并不是政治上的边缘人呢？
再简单点来说。
老皇帝靠着北伐罗刹、西征准噶尔、服日本、下南洋、打一战，靠着这些威望，玩一手“内外制衡”、“新旧制衡”，玩得转。
那么，太子玩得转吗？
一旦太子的政策保守、甚至反动，伤害了这群人的利益，这些实学派，认得你太子是个鸡儿？
至于思潮。
既然说，实学派的“歪经”已成。
其实一旦太子继位后，施政出了问题、或者手腕不足、或者再度玩出来类似湖北米禁一样的政策玩脱了。
那么，对于这些“无数无名的边缘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冲着李欗说一句话：
【干吧，殿下！】
而于实学的激进派而言，在他们眼中，这件事、或者说，他们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
要人。
有成千上万被排挤在科举制和军功贵族制之外的实学读书人。
他们中，地主阶级的成分，极小。
小农、小生产者、士兵、海员、低阶军官、工商业者、殖民地小官……
在他们看来，既然靠科举制绑定的士绅，搞均田改革搞不成。
那么，他们上，他们和内地的土地瓜葛不大，难道也搞不成吗？
你们那边有几十万生员士绅，老子这边也有十几万实学读书人。
要大义。
李欗姓李。
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
这还不够大义？
要钱。
先发地区的工商业者、财阀，难道会缺钱吗？大顺又没有金山银山，整个大顺的黄金白银，几乎都是从这里流入的。怎么会没钱？
要枪。
对外扩张、印度征战、海军扩大、以及服役年限福利制，留下的一大堆的问题，老皇帝一死，新皇帝会不会为了省钱，不再维系诸如退伍士兵澳洲分田、水手退役领年金的庞大财政窟窿？
即便没有变化，那么搞一出“纽堡阴谋”，难道还不会？
要未来。
全力移民，靠垦殖增加每个人的收入、靠农业增加国内粮食和肉类的“人均拥有量”，靠平均农业人口收入的提升发展工商业，靠农业收入的提升倒逼工厂涨工资，靠国内贸易完成工业大发展……
在实学激进派看来，怎么会没有未来呢？这，至少比临川舒王、安汉公那一套，似乎更可行吧？
所以，基础是有的。
只剩下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
真要是将来太子施政出了问题，这些人找到李欗喊出【干吧，殿下！】的时候，李欗敢不敢摘下眼镜、戴上眼罩毡帽类太祖模样？
第二个。
贸易上的马尔萨斯经济学、工业上的李斯特经济学、未来设想的圣西门空想，这一套“歪经”，李欗有没有本事捡起来，做“释经人”？能不能把这一套东西，编成体系？
但实际上，看似这是两个问题，实则是一个问题。
因为，歪经已成。只需要把这一套东西，用个线，拴起来就是。
即便他自己不会栓，文笔不好，难道不会找枪手？
所以，本质上，这是一个问题，
即，李欗是否有意愿，做这个不自觉的历史前进的工具？
亦即，完成那两个历史使命。
在转型期，保护工业发展，在尽力维持局面的状态下，加剧社会的矛盾，增强新的阶级的力量。
在末尾，用必然的结局，破除掉大顺的百姓对一切旧事物的迷信，这是开启新时代的前提。
包括圣君、包括英灵均田、包括三代、包括圣王、包括老皇帝的开疆拓土对外掠夺、包括刘玉的工商畸形发展、亦包括实学激进派那建立在空想上的未来，全都破除。
第二七八章 最终的闹剧（四）
当然在封建王朝，有些话是不能问的过于直白的。
总不至于说，刘玉跑到李欗这里，说我决定了，就由你来做这个历史前进的不自觉的工具，由你来一番折腾最终让人民群众把一切过去旧事物的迷信都破除。
然后李欗便说什么我素来没有这样的野心，亦从未敢问鼎重几何神器之重。只不过，我素来以江山社稷造福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你们这些实学派和资产阶级认为非得我坐上那把椅子，才能救济苍生造福社稷，那我也……
所以，刘玉问了一个听起来和野心毫无关系的、甚至听起来似乎纯粹是“学术”方面的问题。
自由贸易。
对自由贸易的看法。
刘玉对自由贸易，没有任何偏见。
包括说，从科尔贝尔开始算起，路易·波拿巴、弗朗茨·李斯特等这些人，对自由贸易，都没有偏见。
只不过，这些人的特点，都是“穷则关税保护、达才自由贸易”。不管是拿三还是李斯特，对于关税的态度，都是保护本国脆弱的工业，等水平上去了，再自由贸易。
而不是在理论上就反对自由贸易。
基本上，他们的态度，都和之前休谟对于对华贸易的态度一样：如果真的搞自由贸易，要不是万里大海和风帆海运成本作为天然关税而阻隔，那么整个欧洲用的都是中国商品，直到中国的人均存银量和欧洲一样。那么，在此期间，我们欧洲该怎么办呢？
只不过，自由贸易这四个字，在大顺，是有特殊含义的。
此时，全世界有几个超十万人的大城市？
此时，全世界超十万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大城市，大顺占了几个？
此时，曼彻斯特几个人？伦敦几个人？而达卡、孟买、广东、景德镇、苏州等等，又多少人？甚至于，后世籍籍无名的淮安，在废漕之前，又多少人、多少从事工商业的？
是英国和法国，连续在1700和1721年，连着出台了《棉布禁止令》。是笛福写小作文说东方棉布让人民普遍失业、是法国细木匠协会逼着财政大臣给亚洲公司写信告诉他们不准进口漆器否则会导致暴动。
而不是大顺这边，出台了什么《洋布禁止令》——还是那句话，说什么闭关锁国，你呢绒没本事卖进来、你纺织业让印度打的痛不欲生不得不以高关税行政管控和“扇动人民打砸烧东方商品”，却又以行政命令出台《棉布禁止令》，那么怎么才不叫闭关锁国？
对每匹英国呢绒，不收关税，还从农民那征税补贴每匹进口呢绒20文钱、另外从土地税为每艘英国商船补贴1500两白银的远航补贴、对所有百姓自产的棉布效彷被殖民的印度直接加33%的销售税为英国呢绒腾出市场，才不叫闭关锁国？
都是东亚。
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也不是一样的逻辑。
不要刻舟求剑，也不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人两条腿、鸡也两条腿，所以因为都是两条腿，人和鸡就是一样的玩意儿？
刨除那连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天主亲儿子亲闺女都受不了耶稣会、逼着教皇解散耶稣会的宗教问题。
日本的新井白石强化锁国的原因是什么？
是新井白石认为“金银如骨、商品如毛。毛可再生、骨不可复”。是因为新井白石那时候，日本每年疯狂的白银黄金和铜外流，流到日本连续在十几年内，两次改铸。
有金山银山的日本，居然出现了白银紧缩，社会上流通的白银迅速减少、大商人收紧白银窖藏，因为剧烈的逆差，货币上出了大事。
是因为他发现，中国这边的商人，拿到了铜的定价权。于是他收紧了出口政策，以行政手段让日本这边夺回了铜的定价权。从原来的日本商人主动降价，请求中国商人买自己的铜；到中国商人主动加价、行贿，求着买日本的铜。
日本的尹万里烧的没落，和闭关锁国有个毛的关系？明末大乱，中国这边因为战争混乱，导致瓷器出口大受影响。等着战乱结束，欧洲人脑子有病啊，不去景德镇买定制瓷，还去日本买瓷器？
而这边呢？
不要说大顺，也不要说大明。只说谁都瞧不上的满清，在1830年鸦片大规模走私之前，满清有“贸易逆差”、“白银外流”这几个字吗？1600年，西班牙墨西哥14000人的丝织工厂，用的是哪里的生丝？1700年笛福在小说里对陶罐和瓷器念念不忘，到底是受了哪里的刺激？
如今改革后的大顺，按照老马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来了”的学说，扩军、造舰、加强集权、征收征税、垄断专营，打赢了一战、拿下了商业霸权——1800年前的中国的问题，是没有能力和手腕，学到1800年英国重商主义和集权手腕的皮毛。
缺了一个能靠血腥手段、靠着对商船征收20%的重税憋出来一支强大海军的护国公。更缺了一个能征83%茶叶税、征收225%棉布税、能按照窗户大小征税、不准走私谁敢走私直接砍手的国家强力。
谈自由贸易，那英国出台棉布令、竞争不过法国糖出台糖税法、所有茶叶必须在伦敦茶叶交易所批发抽税、沿海15里羊毛敢私自出口直接剁手的政策、工匠必须注册匠籍匠籍不得离开英国，是哪门子的自由贸易？
英国能出《裹尸布法桉》，不用本国呢绒裹尸、敢用外国布做“寿衣”，直接扒坟挖出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哪个敢出台这样的政策？哪个能出台这样的政策而天下不乱？
你让大明或者大顺，出台个类似政策，扒坟验布，你看看老百姓能不能去凤阳或者米脂，把皇帝的祖坟扒了？
别说大顺，就是大明，敢出台类似的扒坟政策吗？后期所谓的衣服等级，都管不住，纹龙画凤的丝绸到处走，也配讲什么“利维坦”？
一个明确出台过《棉布禁止令》的国家；指责一个每年贸易顺差从未贸易逆差的国家，闭关锁国。
一个有央行、直接行令命令禁止兑付黄金的国家；指责一个连发钞权都没有、发钞权和铸币税直接让给东南沿海白银商人的国家，金融不自由。
一个把垄断权每年都要卖一次、审核一次的国家；指责一个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就把盐这种国家命脉的生产权和销售权，交给商人、而且盐的生产权和销售权可以世袭的国家，国家管控。
真正可悲的地方，在于老马用一半的篇幅，讲“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
讲国家强力、讲商业霸权、讲海军战争、讲关税保护、讲重税政策、讲手工业时代必须要拿到军事霸权然后才能拿到商业霸权然后才能拿到工业发展的机会、讲技术无代差下的军事霸权海军霸权的重要性、讲技术无代差之下没有海军霸权和军事霸权就没有商业霸权也就没有工业起步的机会。
讲小土地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
讲分封贵族时代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小农不一样、讲拿一小农和拿三小农的区别。
讲小农为了均田和耕者有其田可能会和资产阶级短暂联合推翻封建贵族，但一旦他们拿到了这一切就必然会和资产阶级决裂只能依靠和城市无产者的合唱才能开创新时代，否则小农宁可选择召唤亡灵圣君的强化政府。
讲没有封建贵族庄园制的小农经济农民国度，根本没有资产阶级夺权的可能性，夺了也守不住。最后要么出拿三走无限强化的帝制政府、要么工农合唱继承这一切的生产力却又改变了生产关系。
奈何，这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历史上传进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而刘玉，靠着“学一半、说一半”的逆练手段，扩军、备战、造舰，利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和英法印第安战争的机会，为大顺拿到了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
依靠着大顺的白银“汇率”，和“因为白银货币税而导致的小农不得不发展副业”的极强手工业，拿到了“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所需的一切。
那么，于此时，于大顺而言。
自由贸易好不好？
好。
可是，如果没有法国盟友、没有欧洲的矛盾，大顺没有120艘战列舰、400艘各种辅助船只和次级舰，能让在七年战争期间能憋出来100艘战列舰的英国政府，取消《1700、1721棉布禁止令》吗？
中国在1800年，没有中间选项。
要么，狂造100艘战列舰、400艘辅助船，打到欧洲去，开关贸易。
要么，口岸通商，欧洲买什么、自己卖什么。
因为……印度的棉纺织业，并不比中国差太多，依旧是可以碾死欧洲的存在。
东印度公司，可以去印度买布，回欧洲卖，把财富、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印度对欧洲资本，是有利可图的——买外国货，卖给本国人，也是有利可图。
而对中国而言，成本和收益，其实并不成比例。因为，中国这边，没有一个“买印度布，卖给本国人”的有利可图的中间过程。
也就使得，要么，在开国之初，开拓时候，下南洋，硬刚奥朗则布的莫卧儿帝国。
要么，就只能等着欧洲买办因为有利可图，一点点在印度站住了脚跟。
但是，开国之初，即便下南洋、即便出了个天才皇帝，去硬刚奥朗则布的莫卧儿，胜算几何？投入多少？多少年能收回本？
英国在印度站稳脚跟，是“买办”的胜利。但其本质，也是英国生产力落后的胜利。
但凡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水平，不要说赶上松苏，就是能赶上鲁西北，东印度公司买印度棉布的贸易，就得让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股东，把裤衩赔进去。
靠着人民的勤劳、两千年手工业的积累、小农经济下的白银货币税倒逼小农发展副业的“无意识的经济政策”、以及物价革命传导的最远一环，大顺用海军拿到了商业霸权，也即拿到了手工业时代的工业霸权。
但是，这是不是说，大顺这边，就非常喜欢自由贸易？或者说，把自由贸易，视作政治正确？
显然，这又不是的。
因为，在18世纪、19世纪，资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
是塑造一个世界市场。
而，简单的“集合”数学，就可以知道，“国内市场”，包含在“世界市场”之内。
一个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内市场”，如果并不在这个“世界市场”之内，那么这个“世界市场”，就是无意义的、不成立的。
那么，对大顺而言，“国内市场”，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自由贸易，对大顺又意味着什么？
只以太子之前折腾过的湖北为例。
靠着川盐入楚、楚布入川，靠着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江汉平原适合种棉花的地理区别，湖北的棉纺织业这些年有所发展。
可是，即便有所发展，争得过松苏？
论粮食。
历史上，从满清中期开始，湖北的粮食就已经不能自给。
而松苏，靠着刘玉的帝国主义手段，拿到了南洋米、东北高粱，谷贱伤农到农民开始大规模弃稻却依旧能够利用海运保持米价低廉。
湖北怎么比？
论棉花。
历史上，江汉平原的棉种改良，经历了多久？一直到北洋时代，官员都无奈感慨：“欲改良棉种，唯有靠大灾之后，赤地千里，征收土地方可”。
而松苏地区，外有爪哇棉和印度棉，北有盐改和漕运改革前后刘玉前前后后屠杀镇压了七万盐工盐户起义后的两淮草荡圈地。
湖北怎么比？
论市场规模。
历史上，江汉平原的棉纺织业，一靠本省市场，二靠四川市场，再多的也就挤不出来了。
而松苏地区，辽南那边试种棉花，直接被刘玉扫了个干净，彻底废掉了辽地自己种棉的可能；南洋一战，直接接管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依托印度苏拉特棉纺织业塑造的南洋棉布市场；一战之后，更是让大顺的棉布成为了西非的“哀伤之布”，成为了西非奴隶贸易的蓝色眼泪。
正如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用法国本土甜菜和法国殖民地的甘蔗举得那个例子——这几乎可以视作，大顺松苏棉纺织业和湖北棉纺织业的一种翻版。
【如果自由贸易的信徒敢在法国实施他们的有害理论，法国将至少有200万工作者失业……】
拿三的理论，绝对是有问题的。
但现实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那被自由贸易所侵害的200万失业者，选他当了皇帝。
亦正如历史上五口通商，贸易中心从两广转移到上海后，西江航运的船夫、五岭脚夫、两粤手工业者，选出来了洪秀全、杨秀清、薛朝贵。也让被上海宁波福州取代的广东成为日后延绵不断的起义策源地。
所以，自由贸易问题，在大顺，是个不可不谈的问题。
是大是大非，是路线之争，更是手腕检验——要么，解决掉他们；要么，安抚或者缓和他们。
甚至于，哪怕对于可能的野心家而言，不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成事——国内市场，是世界市场的子集。而国外市场的自由贸易，并不代表世界的自由贸易格局已经形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未参与的世界贸易，是不配叫【世界】贸易的。
大顺的体量是如此之大，此时工农业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其余之和。
大顺的人口是如此之多，此时的人口就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么，大顺此时发展工商业——指的是先发地区之外的发展——的思路，能也只能是，搞出来一个个“省级中心”，吃周边、吃本省。
而这，恰恰又是和自由贸易相悖的。
理论上。
真正的“自由”贸易，是松苏地区，依靠殖民地的棉花等原材料、依靠东北南洋的粮食、依靠海运成本、依靠人口数量、依靠金银发钞权，500万人足以完成蒸汽机时代的工业化，以500万工业贵族，让3亿小农破产、农村彻底衰败、农村手工业全面瓦解、土地急速兼并。
效大英在印度故事。
极端点，逼出来乡村劣绅化、小地主破产、经营手工业的地主富农之子信共、大地主大资本家嫡子焚烧自家地契而求“尽拔己毛、令出巨子；赴汤蹈火、以利天下”的局面。
还是那句话。
帝国主义的倾销，两重问题。
小农破产、小农经济瓦解。
本国资产阶级发展不起来。
这是两个问题。
两个阶级的问题。
问题在于，小农破产了、小农经济瓦解了，可是民族资本也没发展起来，被帝国主义和买办干死了。
而大顺，现在自己就是“帝”，也没人能跑大顺来倾销。
那么，这个两重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小农破产、小农经济瓦解。
老马说：【资产阶级社会，是缺乏英雄气概的。他的诞生，要靠召唤古代的英灵，利用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勇气】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轻守护过它的摇篮……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
大顺特使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现实，使得大顺这些资产者的诞生，是依靠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反抗、逃亡、战斗而得来的。最终确定了小地产所有制、商业的基本自由、产业的基本无管控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资产阶级，并没有英雄、自我牺牲、恐怖、和战斗。
从秦末开始，延续千年争取到的小地产所有制和小农经济，在法国是靠巴黎市民主导的、而在这边本来就是靠千百年的农民战争主导的。
而资产阶级，他们不但没有英雄气概，也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甚至，他们连古代英灵的召唤卡，都没捏在手里——资产阶级唯一能够说服农民跟他们一起干的，就是为农民争取到小农经济，正如法国那群人、和英国的克伦威尔自耕农铁骑，目的是推翻贵族庄园经济和世家大族。
但问题是，推翻贵族庄园和世家大族的这项使命，被商鞅、被刘彻、被张角、被蔡伦造纸术、被凋版印刷术、被科举制、被黄巢的天街一踏、被李自成的藩王皆戮，所完成了。
小农已经得到了小土地所有制。
而拿到了小土地所有制的小农，是反资的。
所以，资产阶级连小农都拉不走，所有能召唤的英灵卡，资产阶级一个都拿不到。
没有古代的英灵来守护他们的摇篮，正如法国那边没有布图鲁斯、格拉古、凯撒的“复活”，他们凭什么夺权？又凭什么以巴黎征服整个法国？
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而是跟着“复活”的格拉古、“复活”的凯撒走。
只不过，93年，英灵卡在资产阶级手中，是他们召唤了上古亡灵的复活，来对抗他们的敌人，而随后他们就掐死了格拉古和凯撒，请来了萨尹、库辛、科拉尔、本扎曼和基左。
德国、法国的经验，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部分工人和多数农民，宁可跟着皇帝走，也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只有跟着皇帝这条路走不通后，他们才会琢磨着“养自己的孩子”。
第二七九章 最终的闹剧（五）
谈话的最开始，李欗并不知道刘玉的深意。
他以为，这只是个“学术”问题。
只是在讨论自由贸易的相关。
实际上，促成他刻意摘下眼罩、戴上眼镜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一战爆发前，刘玉选择了去山东修黄河。
在那之前，李欗不是没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论人脉，自己在先发地区混了这么久。
论枪杆子，自己执掌大顺的海军许多年。
论威望，善战者无赫赫之名、善谋者无赫赫之功，打赢大西洋一系列战斗、为大顺拿到了西非贸易欧洲贸易的，有名有功的是自己。
萧何第一功，但于后世，人所记忆者，淮阴侯。
他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小心思？
只是，一战爆发前，刘玉终于挑破了大顺这些年一直在回避的问题——黄河北决之可能。
跑去修河了。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文忠公曰：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固然说，前朝末期，出了些诸如剃发上表之类的腌臜事。
但是，盛世时候，为社稷江山而考虑的人，终究还是有的。
刘玉的嫡系其实不多，这一点朝中都清楚。很多时候，刻意回避一些人事上的问题。
刘玉的反对者、仇敌，自然也不少。
但是，哪怕说，平日里和刘玉互喷、互相嘲讽的颜李学派后人，在面对修河问题的时候，也只能支持。甚至一些人算是“自带干粮”跟着去的山东。
毕竟，黄河这件事，是大事。
这事到底有多大，那得看怎么看。
只看一波水灾，觉得也就淹死个百十万人。
实则不是的，也不能这么看。
决口是决口。
黄河是黄河。
黄河河道是黄河河道。
没有黄河河道，黄河水在华北平原上不固定，今儿去河北、明儿来山东、后天夺大清河、大后天夺小清河，那么黄河依旧是黄河，只是没有固定河道而已。
理解了“河道是河道、黄河是黄河”。
那么，也就知道，真要是决口了，那不是淹死个百十万人的“小”事。
而是会直接导致华北平原的耕地盐碱化、小农崩溃、土地退化、起义、瘟疫……
甚至于，大顺朝廷的实质上的阶级基本盘——华北小农阶级——会崩。
到时候，根本不是百十万人的事，而是可能会是一场波及几十年、影响深远的大事。
黄河问题，在大顺，一直没被挑破。
漕运没改之前，所有人都知道要出事，所有人都假装不知道要出事。
漕运改了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可以修黄河了，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烂摊子——挖河简单，沿途百姓、征地、山东盐业等等这些事，不是山东节度使能解决的。封疆大吏级别不够，非得上朝廷重臣；朝廷重臣级别够了，这些烂摊子事却又不想惹一身骚、更不想离开中枢。天佑殿的人没法去，军功贵族里能办成这事的能选的真不多。
最后刘玉在一战前，站了出来。
众人皆大欢喜。
李欗也把那些心思收了起来。
因为，如何能完成黄河工程？
或者说，在封建王朝，完成黄河工程，需要什么？
答：需要大一统帝国，需要六政府天佑殿和枢密院，需要各个省调配的资源粮食财政，需要数以百计的水利工程专业人才，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劳役人口。总之，需要一群帝国的“保守派”，稳住帝国，不要出乱子。
至少，在修好黄河河道之前，不要出乱子。
大顺之前干过许多大事。
比如说，西南改土归流。这不可谓不大，也不可谓不需要大一统帝国。
但，西南改土归流，和黄河河道这件事，就王朝而言，终究还不是一个等级的事。
刘玉在这种时候，选拔挑起来黄河河道这个烂摊子，也颇有点“政治表态”的意思——支持皇位平稳交接、支持太子。谁闹乱子，就砸碎谁的狗头。
固然说，刘玉真正的嫡系，尤其是那种人身依附绑定关系的嫡系，其实并不多。
但是，实学派中的真正有能力的人，在这件事上，也都是持这种“保守派”的态度。
也即某种程度上的“君子群而不党”的意味。
他们是“帝国的保守派”。
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谁坐龙椅支持谁”。
这群“保守派”，并不在意政变，只要别说搞出来那种全面反动、要倒退以至于损害他们利益的事，那么他们不在乎。
你要有本事搞玄武门，就乱三天，这批“帝国的保守派”，毫不在乎。
三天之后，你敢坐椅子，他们就敢去庆贺。
但你若没本事搞玄武门，结果搞出来个靖难什么的。
那对不起。
天下一乱，黄河修不成。
大义在“保守稳定”的这边，谁敢拉队伍，现在支持修黄河、且认可修河乃大义所在的这群实学的帝国保守派，会直接带兵把头给拧下来。
而基本上，大顺这些年、或者说老皇帝为接班而留下的钱袋子和枪杆子，都是这种帝国保守派，而不是太子党。
太子党是为了接班之后逐渐收权的，但在太子逐渐收权之前预留的枪杆子和钱袋子，可没有一个太子党，全是这种保守派。
啥叫大顺此时的保守派？
萧规曹随。
支持对外扩张、支持内外分治、支持暂时不动科举、也支持殖民地官员从实学中选拔。
简言之，支持现状、支持此时的政策和体系。
也即是，二三十年前的激进派。
他们，是大顺这些年改革、对外征战的受益者。
包括说，在这一波从征西域到一战之间，大顺除开国之初外的最大一波封侯风口期里，爬上来的大部分人。
这群人的普遍特点，就是都交了实权，但又在军中有威望。
还有一部分人，蹲在已经退化成养老院的总参谋部枢密院养老。
能打。
能搞经济。
造反，不行。
平事，很行。
当然，你要说新皇帝一上台，屁股还没坐热乎的，就先大戮功臣什么的……他们未必会等死，但问题是新皇帝一般脑子也不至于这么不好使。啥水平啊，你当你一个碗打出来的天下呢？还是跟老皇帝似的人脉手腕都硬啊？
所以，在李欗看来。
既然刘玉用“修黄河”来表态，或者说代替新兴的军功贵族们表了态。
那么，除非就是李欗的亲哥，一上台。
二话不说先杀一波这批风口期封爵的；再宣布自己在湖北的改革尝试太吓人了通通退回去；再宣布养海军太费钱了通通解散；再宣布退伍兵的南大洋分地政策花钱太多船票太贵通通取消……
那么，李欗觉得，若是这般，自己大有机会。
否则的话，大抵是没机会的。
故而，现在刘玉回京，和他来谈对“自由贸易”的看法。
李欗也只能当成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所以，他很自然地避开了大顺国内市场的问题。
而是以海军的身份，谈起来他对“自由贸易”作为世界新礼法、而扩大天下概念的想法。
李欗觉得，大顺使使劲儿，其实能当地球的天子。
以“自由贸易”，取代“周礼藩属”。
各国分工，各司其职，若楚负责包茅、齐贡献鱼盐。
比之此时，便是顺为天子，它国或产粮食、或产白纸、或挖白银、或做市场、或种甘蔗、或搓棉纱、或为方伯征讨不臣、或为蛮夷而天下共击之。
各司其职，分其礼器。
天子六师，诸侯舰有定额。
自由贸易，而为新礼。
以各国金融商人，为素封之大夫。
违礼法者，天子提军征之，效一战大顺迫英国解散东印度公司、取消茶税和棉布禁止令故事。
违分工者，天子提军征之，效大顺毁灭孟买苏拉特达卡等地织布故事，叫你搓棉纱不准织布，你就搓棉纱不准织布，想要升级则以当地金融买办素封大夫为内应，除之而后快。
李欗是站在海军，或者说站在大顺这个获取商业霸权的工具的角度上谈的。
这种想法，在大西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基本成型。
只不过，显然，这不是刘玉想听的内容。
第二八零章 最终的闹剧（六）
某种程度上讲，自由贸易和周礼，确实挺像的。
也和绝对零度挺像的。
都是一个梦想，但现实中又是根本做不到的。
尤其是，随着大顺主动参与世界贸易后，在这个时代，只会催生出反效果。
欧洲的支离破碎、人口不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搞完整的产业链包括此时的法国也不行的现实。
使得先有“绝对优势”、后有“相对优势”的这套理论，在欧洲，似乎是可行的。
比方说，你英国产不了丝绸，当年詹姆斯移植过去的桑树只能活红桑，吐出来的丝根本不行。
但是，意大利就能产生丝，最起码意大利能种黑桑，质量虽然和东方湖丝差点，也肯定比红桑强。
亚当·斯密就论证说，你看啊，英国能不能种桑？能，盖个温室大棚，违背自然条件，也不是不能种。
但，这么搞，为啥英国不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去意大利换丝呢？
这就叫绝对优势。
而李嘉图时代，这一套又出问题了，所以李嘉图赶紧打了个补丁。这就叫“相对优势”。
但问题在于，这些东西，在蒸汽时代——到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全产业链可能需要至少10亿人的规模，否则玩不转。但在蒸汽时代，所谓的产业链，千万人规模基本就够——伴随着大顺入场，不管是绝对优势，还是相对优势，都出问题了。
简言之，大顺的出现，会急速加剧欧洲的反对自由贸易的思潮，各国的本土民族派、民族资本们，会纷纷站出来搞自立自强和关税保护。
会急剧地导致欧洲的觉醒，和欧洲的反自由贸易运动。
因为，真的是要把欧洲逼得既没有“绝对优势”，也没有“相对优势”了。
对大顺而言，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而地域广阔、横跨纬度从北极圈到赤道。气候之多样、雨热之同期，手工业之发达，那就让这一套脱胎于“手工业时代晚期的支离破碎的欧洲的自由贸易”理论，出问题了。
比如说，陕西倒是不能搞丝绸，那江南种桑不就得了？
山东、辽东一看丝这么好，那我们养柞蚕好不好呀？
再比如说，锌冶炼加工的黄铜技术。
你松苏地区没有锌矿，想搞也搞不了。
可是云贵地区，伴随着大顺开国经济恢复而导致的“缺钱”问题，不得不大规模开发云南铜矿。而为了运铜，又不得不搞基建，保持水路通畅。于是，贵州地区的锌、黄铜，也成为了重要的出口产品。
再比如说，英国这边一直在争论，说人口就这么多，要是都去种地了，谁来做手工业呢？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挖运河缺人、砍树缺人、造船缺人、搞纺织业还是缺人。
所以说，要讲一些绝对优势、相对优势，让人口流向本国最适合的产业上。而不要把人口往本国优势不大的产业上送。
可问题是，这在大顺，是问题吗？
农业缺人？缺个锤子的人啊，是农业多人，就算按照精耕细作的华北全面推广两年三熟制，还是多出来了上亿人口。
造船缺人？纺织缺人？砍树缺人？说句难听的，历史上满清末期山东招短工，一天两斤高粱米，趋之若鹜。
什么相对优势、绝对优势，只要能容纳这些“过剩人口”，哪怕说朝廷闲的蛋疼，今天雇人挖坑、明天再把这些坑填上，都不可能缺人。
相对优势要抢、绝对优势还要抢、没啥优势那就创造机会创造产业链继续抢。
英国圈地运动，一年弄出来个二三万人，填补这些工商业岗位。
大顺随便来一场水灾、旱灾，两三万失地流民？那也就是个零头，最多上个县志的资格，连他妈的各省节度使向朝廷汇报的奏折都没资格上。
以至于历史上，晚清时候，华北妇女在麦子地里捡麦秆，回家编成草帽辫，这居然还能卖出去——要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丝，欧洲也是种麦子吃馒头的，不是吃大米饭的。
再加上，中国自古就缺贵金属。这使得这边的银价，购买力非常的强，至少肯定是比被西班牙超发了数百年货币的欧洲强得多。
这就使得，这一套理论是正确的，但观察样本和社会存在，是以“手工业晚期、蒸汽时代早期、支离破碎的不可能全产业优势”的欧洲为基础，而得出的一个结果。
并且，某种程度上讲，这套东西，在大顺也是实施的。
虽然说，不彻底。
但是，比起来支离破碎、关税林立的欧洲，还是更有资格讲“绝对优势”、“相对优势”的吧？
简单来说，陕西有没有出台政策，对江南丝绸征收100%的关税，来保护陕西的丝织业啊？
湖北有没有出台政策，对湖南的大米，征收100%的关税，来保护湖北农民的利益啊？
亚当·斯密讽刺英国，说法国就他妈的是最大的葡萄酒产国，就隔着个海峡，英国却舍近求远，跑葡萄牙去买葡萄酒，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那江苏有没有说辽东柞蚕丝和江苏丝是竞争关系，所以对东北加200%的关税，舍近求远，舍便宜求贵，作为反制，而不用东北大豆，却去日本买高价大豆啊？
显然，没有嘛。
而且，松苏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起来，本来就是朱元章时候的实物税，导致松苏地区以相对优势获取了棉纺织业的大发展。人家别的地方也不是不能织布，只是相对来说不如在家种水稻或者搓丝，去松苏换布。
而大顺的问题，更多的，在于“物流”。
物流成本、运输成本，使得这个国内的真正的、纯粹的、理论上完美自由贸易的国内统一市场，没搞起来。
英国离着葡萄牙，和京城到长沙差不多远。但那边有大海，有海运优势，别说现在，就是百年后、二百年后、铁路铺的遍地都是，海运还是便宜啊。
英国能从葡萄牙进葡萄酒，大顺这边你京城跑去长沙买酒运回京城卖，你看看能不能把裤衩赔进去？
这么高的物流成本，使得大顺的手工业，呈现出多点开花、遍地都是的一种状态。
对欧洲来说，德国的统一，意味着神罗关税被打碎。
可对大顺而言，大一统完成，百里不卖柴、千里不贩籴的“物流成本的天然关税”，靠啥来打破？
法国靠着征发劳役，勐修公路，获得了国内市场的统一；英国靠着勐挖运河，获得了国内市场的物流成本降低。
大顺又不是傻子，别说大顺了，就是满清，都不是傻子。缺钱在云南挖铜的时候，都知道要疏浚河道、穿越三峡。
问题是，大顺能修三峡大坝搞船闸从而实现通航降低沉没成本吗？还是大顺有这本事，从云南挖个运河直接到京城去？
包括说，此时的大顺，又在贵州挖锌、又在云南挖铜、又改土归流以盐控西南而让川盐南下以及川盐入楚。
可大顺是修不了三峡大坝，直接通航的。
只能是在三峡两侧，修栈道、修纤夫道，靠纤夫拉纤的形式搞物流。
靠纤夫拉纤，这是什么成本？
这也即是，大顺形式上的国内统一市场，是讲自由贸易的、也是讲相对优势绝对优势的。但是，即便说，钞关什么的全部取消，那么“山川河流和距离”导致的“运输成本”这个“天然关税”，除非大顺有移山填海之能，否则是无法解决的。
是以，大顺本质上内部是自由贸易为主。
但，表现出来的，又是遍地开花、手工业全面发展、相对优势地区之前又不太明显的一种状态。
当然，这是之前的问题。
伴随着铁路、火轮船技术的运用，大顺内部就不得不考虑“子口税”的问题。
以前，是靠大自然的伟力，来做天然的“关税”。
但现在，大顺虽然没有移山填海，却征服了上古植物的尸体内蕴含的力量，火轮船正式向“顺流而下”这四个字，宣战了。
所以，国内的问题，也就一下子严峻了。
简单来说，过去来说，是松苏地区的棉布，的确有相对优势。但可能，生产成本10块钱，运输到湖北的成本15块钱，那么湖北地区只要把成本控制在24块钱，根本不需要地方保护主义，也一样可以发展。
但现在，一方面殖民地掠夺和技术进本，让生产成本降到了5块钱；另一方面，火轮船等即将使用，逆流而上的成本大为降低，运输成本可能也就要5块钱。
那么，这就意味着，原本湖北地区24块钱成本的棉布，除非降到9块钱，否则这些人就得失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亚当·斯密，是用欧洲、大西洋、地中海和海运的社会存在，拿出了自由贸易理论。
在他的自由贸易理论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物流成本”这个问题。
但是，这不代表他的学说就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他在手工业时代末期、以欧洲海运的物质基础，得出的这个结论，虽然欠缺了过多地考量物流成本、和超千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帝国的问题。
但是，不久之后，人类征服了自然，驱动着上古尸骸的力量，用火车、轮船、铁路、公路。
使得自由贸易这个概念，超出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范畴。
是轮船、火车、铁路这些高效的、亚当·斯密根本没见过的运输手段，让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可能。
否则，他这个理论的适用性，或者说在此时物流运输能力条件下的适用性，是有问题的。
就像是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
拿三担忧马提尼克的甘蔗，影响到法国的甜菜。
而马提尼克在哪？距离法国几何？
平移到大顺，相当于尹犁河谷到苏北的距离，甚至更远。
但在欧洲、在海运的基础上，拿三担忧的不无道理，并且法国本土的甜菜种植业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在大顺。
假设，西域的尹犁河谷种植了上等的棉花。
就现在这个交通条件、运输能力，那么等距于马提尼克到巴黎的苏北两淮盐垦棉花种植区，会担心尹犁河谷的棉花影响到他们的收益吗？
显然，就现在这个交通和物流状况，别说尹犁河谷的棉花，就他妈的截一半陕西种棉花，苏北的棉花种植园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忧虑。
作为大顺的人，尤其是经历了这二三十年变革的人，记忆最深的、或者说对大顺经济格局影响最大的。
既不是什么新技术的使用。
也不是什么自由贸易学说的传播。
而是……废漕改海。
交通、物流的改变，才是大顺这二三十年剧变的最直观、最显着的变化。
扬州，废了。
曾经繁华的号称小扬州、小景德镇的鲁西地区，混成了后世的“国家级贫困县”。
而鲁西地区一直瞧不上的、视作“东来子”的胶东地区，则因为海运和胶州到济南的试验铁路，开始嘲笑鲁西北是“山东的青藏高原”。
再往前点追述，那就是“凿空西域”的价值，越来越低。
伴随着航海术的发展，凿空西域除了军事和政治价值，其经济价值，已经完全不可能与汉唐相比。
这就是刘玉当年和皇帝说的“彼之西域为西域、吾之西域为南洋”的内在逻辑。
运输成本。
任何理论，不考虑本国的物质基础，那么总会搞成邯郸学步、刻舟求剑。
贸易理论也是一样。
正如老马讽刺那些跑到澳洲带去三千男女的人，说你把资本和人口平移到了澳洲，可你有本事把英国的生产关系、物质条件、耕地情况，平移到澳洲吗？
一样的道理。
大顺本来就是搞“自由贸易”的，在内部是这样的。虽不完美，至少比起支离破碎、关税林立的欧洲，东亚的“自由贸易”的氛围也比欧洲强。
但是。
山川、河流、峡谷、高原，这些大自然的、天然的“关税”，以及庞大的帝国面积，使得大顺内部的“自由贸易”，是以一种遍地开花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然而，一个真正懂“自由贸易”的人，会明白一件事，会预感到新的危机。
那就是：
当铁轨从平原延伸、当火轮船改变了“顺流而下”的逻辑、当航海术可以走黑水洋而不是大运河……
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在大顺头上。
这个危机的前提，是老马说的【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小农的副业，快速地发展起来】。
结合一下大顺的现实状况，也即“和欧洲海运不同的”、“山川河流高原峡谷所组成的‘天然的关税’的”现实。
大顺的手工业，呈现出一种大顺特色的形式：多点开花、遍地都是、围绕各省大府县、依靠“天然关税”的存在，而形成的星罗棋布的格局。
在改革之前、在铁路火轮船出现之前。
松苏、鲁西北、江汉、程度、关中、河北、广东……这些地方的手工业，都各有特色，并且至少实现了“本省的自给自足、和本省的市场填充”。
废漕改海，失去了朝廷投资每年维修的大运河，鲁西地区、扬州地区，率先衰败。
而伴随着铁路、火轮船等降低物流成本的新技术的即将出现。
一场比之废漕改海导致的扬州鲁西等运河经济区快速衰败的“经济格局重写”，即将出现。
从大顺“总的生产力”来看，无疑，是进步的、提升的。
但是，从各个地区、各个省、各个府县分散的手工业经济区来看，这将带来一场毁灭。
快速的改变，也即会带来剧痛。
一个废漕改海，一个贸易中心从广东挪到松苏。
这都让大顺疼了三十年。
从鲁西地区的漕工起义、到扬州盐工起义、再到五岭脚夫起义、粤绣织工起义、松苏反抗南洋米低粮价骚动……连绵不断。
看上去，大顺这二三十年的变革，光鲜亮丽。
但这光鲜的背后，是刘玉的青州军军改后的军队，从京畿镇压到五岭、从扬州杀到了鲁西。
而废漕改海、贸易中心北移松苏，只是涉及到了“商业”，还没涉及到“工业”。
武夷山的茶农依旧在种茶，只是五岭的脚夫失业了。
两淮地区的盐依旧在海边产，只是扬州的盐工打包工失业了。
鲁西地区的基本经济还算完整，只是围绕着临清、济宁等地的和商业、运输有关的人失业了。
然而。
新的运输工具的使用，物流成本的降低，这将彻底重塑大顺的经济格局。
简单来说。
在没有火轮船之前。
湖北的纺织业，哪怕技术低于松苏、哪怕棉花靛蓝等原材料不如松苏靠近殖民地海运的优势。
但凭借“逆流而上”这个“天然关税”。
湖北的纺织业，依旧还能抗的住——这就和历史上苏尹士运河修通之前，欧洲的确蒸汽机了、欧洲地区产业革命了，但是，海运不要钱吗？不要成本吗？还不是闹出来了1893年南通布反击机织布、把欧洲布压到了上海城内的名场面？
真正要改变大顺经济格局、导致剧痛的，不是松苏的那几个蒸汽工厂、也不是松苏的那几项新技术。
而是……物流成本。
更具体点，也即即将投入使用的、可以逆流而上的【火轮船】。
这，对大顺的影响。
将如16世纪，欧洲的风帆船沿着大海，来到了印度和中国。
而让曾经富庶的西域，彻底沦为了一片荒凉；曾经坐地收钱的奥斯曼，逐渐没落；曾经辉煌的阿拉伯文明，开始衰落。
在大顺，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人，是没资格谈自由贸易的。
在技术不断进步之前，在火轮船和铁路开始让有先见之明的人担忧内部经济崩溃之前。
大顺，是有国内统一市场的，并且理论上也是没有内部关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
因为，大自然，就是天然的关税。
都有天然的关税了，为什么还需要行政手段？
而现在，认识不到人类已经开始撕碎大自然的“天然关税”的人，认识不到大顺即将迎来一波比废漕改海更严峻的经济格局变动的人。
完全没有资格去染指皇位。
甚至，实际上，若不能明白这一点，实际上连天佑殿、六政府都没资格进。
昨日商业繁华的鲁西，二十年间混成了山东的经济洼地，一片萧条，乃至于一些繁华商业城市连“县志”都编不起了。
连其中到底因为什么都搞不明白，反而诉诸于什么思想的守旧、什么没有商业意识、什么投资不过临清关……这样的人，是不配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领导大顺前进的。二十年前繁华的“小扬州”，难道二十年前那里的人思想不守旧、那里的人就有商业意识，而二十年后就没有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有些社会存在，比如海运、比如狭小的国土、比如内部关税林立，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是作为理论里不需要探讨的问题的。
就像是，东北人谈及腊月，是不需要加上“天气零下二三十度”这个条件的，因为他们觉得加上这句话等于脱裤子放屁。
但是，作为一套完整的、以普遍适用为目的、以世界贸易为核心的理论，是不可以不增加各种条件。甚至于，不可以不考虑在西欧完全视作不需要着重考虑的“运输成本”的问题。
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这样的小岛国，运输成本，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大顺……技术进步，在这个时代，甚至无法抵消运输成本的优势。
这，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刘玉去黑龙江江畔抵抗罗刹入侵时候，看到的松花江的府兵家里“狗彘食人食”，但一个个缺银子缺到哭爹喊娘的原因。在没有一条铁路贯穿松辽分水岭之前，松嫩平原，连当商品粮基地的资格都没有。
也即是，刘玉说的“两条腿”里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在大顺，压根没有实际意义的原因。也即是他为什么非要解决“这两条腿”的问题的原因。
而最终，刘玉选的“前所未有的向东大迁徙”这条路线，实质上，选的还是两条腿中的“粮食不长腿但人长腿”的路线，而不是“粮食不长腿，那就给它安上腿”的路线。
毕竟，给商品安腿，还是让人长腿往商品运输更便利的地方跑，这两条路，后者似乎更容易一些。
但，无论是给商品安上腿，还是让长腿的人往沿海海运地区集中，对于大顺而言，都将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将彻底重塑大顺的经济格局。
是让因为天然关税而散布在各省各府的“星星”，揉碎后化为东海沿海的一轮“烈日”的过程。
比起废漕改海，这只是动了动“商业和运输”的利益、波及的人数不太多的这点“小改革”。
这场给商品接上腿的大变动，真的可以让二三十年间从京畿运河到岭南脚夫的延绵起义相形见绌——百万漕工、盐工、船工脚夫而已。毛毛雨啦。
这次要动的，是至少2000多万人的、分布在各地的如星辰般分布的手工业中心。以及大约一个亿以县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小农和小生产者手工业。
百万漕工？二十万五岭脚夫？百万，很多吗？
见过什么叫涉及上亿人口农村普遍破产、小农经济大崩溃的大变局吗？
百万，在大顺，是可以镇压下去的“小”事。百万级别，真的是“小”事。
第二八一章 最终的闹剧（七）
当然，对外贸易的话，尤其是和欧洲的贸易，是不必考虑这个“陆运成本”的问题的。
不列颠岛，四面环海，平均宽度也就300里，两面临海一切，150里，相当于从南京到上海，打两个来回。
这倒不是说在这讽刺其国土狭小什么的。
而是说，这种社会存在，可能理解太史公说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意思吗？
社会意识，会超脱社会存在而产生吗？
这个百里、千里的道理，英国人当然会觉得扯澹。
千里不贩籴？
妈的你当我们的《谷物法》，防的是哪？是大西洋对岸啊，大西洋多宽？千里不贩籴，这根本不对嘛，万里都不妨碍啊。
包括说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黑海……这些海运条件，使得理论上大顺只需要考虑本国商品的“从松苏到阿姆斯特丹”的货运成本。
而不需要和大顺一样，得琢磨琢磨，我把东北大豆，运到陕西，是不是得把裤衩赔进去啊？
没有铁路的时候，从东北运大豆去陕西，就是能把裤衩赔进去。太史公的千里不贩籴，一点没错。
哪怕说后世欧洲重要的历史事件——德意志关税同盟。
这等于说，从青岛运两斤海带，去济南，不需要征收关税啦！
现实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欧洲有购买力的市场，也就是沿海地区。
是以，大顺只需要考虑把货运到阿姆斯特丹即可。
固然说，这里面当然也有海运成本。
但是吧。
一来纵然数万里，这运输成本，也绝逼没有从河南把粮食运到尹犁贵。甚至于，可能完全没有把粮食从河南运到陕西贵。
二来，大顺自身既有劳动力优势，又有物价革命传导末端导致的欧洲白银和亚洲白银的“汇率”差异。
的确，在伦敦的一两白银，不会因为跑到大顺就变成二两。
但是，在伦敦一两银子能买到的布匹、粮食，和在大顺，那可真的有将近三倍的差异。
是以，李欗在这里谈“自由贸易”的重点，是对外贸易，刘玉觉得没啥意义。
本来就是顺差国。
本来就是倒逼着英法出台一系列行政令、逼着法国财政大臣迫于手工业者的压力给东印度公司写信别让他们“太买办”的状况。
打赢了一战，谈对外贸易、谈自由贸易，实无什么必要。
东西方的手工业差异、白银购买力差异，这个时代，理解最深的，要属法国的前印度总督杜普来克斯。
正是因为理解。
也正是因为法国科尔贝尔的政策“遗毒”——不准买办。
这才使得杜普来克斯琢磨着，怎么赚钱？想来想去，想出来了“印度土兵、加在印度收农业税”的思路。
卖东西卖不进去。
买东西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不允许、法国的本土工业抗议。
那不琢磨着收土地税，靠啥嘛。
当然后世的人，一提起东印度公司，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下意识地就以为英国工业发达，这东印度公司一定是去搞倾销的吧？
但实际上，这破玩意儿，历史上这几年，公司第一收入是在印度收土地税、第二收入是往国内卖茶叶、第三收入是承包的英国盐税、第四收入是倒腾印度的纺织品回欧洲卖。
哪怕稍微看一眼东印度公司的财务报表，也不会对这个公司到底是个啥玩意儿产生错觉。
是以，大顺的对外贸易，没什么可谈的。
对外贸易，能解决大顺三亿小农的问题吗？
解决不了，也没那么大的市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李欗在这里谈什么新的礼法、新的天子、新的世界秩序，那就纯粹没意义。
或者说，只对大顺的新兴资产阶级有意义。
而对占大多数人口的小农，着实没啥意义。
固然说，可能那场闹剧真正发生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出钱、出枪。
但是，大顺真正有力量的，是三亿多沉默的大多数。
想在大顺当皇帝，不考虑这些人，头第二天就掉了——资产阶级要是有能力夺权，压得住、镇得住场子，闲的没事干啊，还非得给自己脑袋地上找个皇帝？
只不过，刘玉也不好说的太直白，只能先听李欗在那眉飞色舞地讲“英国的狂欢”。
亚当·斯密喷英国，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
拿三喷自由贸易，是消费者的经济学，不是生产者的经济学。
大顺实学派现在喷英国之前的政策，包括老皮特的政策，说是“为了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的”政策。
现如今，大顺打赢了一战，拆了英国的许多关税保护和行政命令。
肯定是造成了短暂的狂欢。
这种狂欢，其实就是“将苦哈哈的原始积累，砸锅卖铁全消费掉”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黄金时代。
确实是非常爽的。
以至于英国的部分中产，都穿上了“彰显身份的东方丝绸”、用上了格调和骨瓷完全不同的“莹润瓷器”、家里的衬衣都从土了吧唧的亚麻升级为了东方棉布。
从护国公时代砸锅卖铁造军舰、死了至少二十万人的英荷战争、英法战争、英西战争、征服苏格兰、政府爱尔兰……
再到对茶叶加重关税、对糖类管控贸易征糖税、对走私贩子抓着就杀的高压统治、以及延续百余年的对殖民地的扩张。
西班牙挖的那点金子和银子，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英国。
固然说，此时伦敦，作为金融中心，还比不了阿姆斯特丹，甚至可能和日内瓦还差一点。
但是，毕竟积累了一百多年的原始积累，银子还是足够多的的。
关税一开。
物价飞速降低。
原本只能喝啤酒的，现在喝上红茶了。
原本只能穿呢绒的，现在穿上棉布了。
原本只能穿棉布的，现在升为丝绸了。
原本只能用陶罐的，现在用上瓷器了。
加上贸易大开、关税取消。
这个“黄金时代”，不可谓不繁花似锦、烈火烹油。
当然了，自然也会产生一点“小”问题。
比如说，靠着《棉布禁止令》、《曼彻斯特法桉》和《商品进口列举法》，而好容易发展起来的曼彻斯特兰开夏的棉布产业萌芽，不到两年，彻底崩溃。
比如说，靠着对法打压和糖蜜法，以及国内糖税而发展起来的本土酿酒业，半死不活。
比如说，原本以种甘蔗、榨糖为主的西印度商会，现在直接分裂了。
一半干贸易，疯狂买办，盛赞好时代。
另一半靠着糖类苟延残喘，天天哭唧唧。
毕竟，亚当·斯密说过，英国太他妈的自由了，以至于管理奴隶，往死了用。比起法国的专制，能给奴隶稍微一点“福利”，终究还是不一样。以至于英国的糖类产业，被法国压着打。
一战打输了，法国人自然是要卖糖的。自由贸易嘛，法国的糖、西班牙的糖，本来就有优势。
西印度商会这群土地投机的、干殖民地的、干种植园的、卖糖的、种甘蔗的，肯定哭唧唧。
可一样。
历史上西印度商会搞《糖税法》的时候，起来抗议的，是英国的手工业者。因为这可能导致“北欧的工业品的倾销”。
至于说北欧哪来的“工业品”，或者说啥叫“北欧”的工业品。
以及再琢磨琢磨，瑞典东印度公司、丹麦东印度公司，都是干啥的，以及历史上瑞典东印度公司为啥要烧账本、丹麦东印度公司为啥能在18世纪某几年历史上对华贸易中一些商品进口量远超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就不言而喻了。
是以，原本历史上，西印度商会，毕竟不是组织度更高和有董事会决定权的东印度公司，内部本身就是分开的。
卖糖、也走私。
现在卖糖不行了。
走私因为一战，变成了合法的自由贸易。
那肯定是直接大干特干。
短时间看，从护国公时代砸锅卖铁造军舰、搞产业的原始积累，现在全部折现，靠着东西方的白银购买力差距，真的可谓是……中产及以上的黄金时代。
长时间看，其实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
留点种地的。
留点剪羊毛的。
留点干搬运码头的。
留点水手。
剩下的，通通润北美殖民地。
英国专门干商业，也不是不行嘛。
只要，大顺能保证“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
只要，法国人开着军舰来祸害英国的时候、或者荷兰人又想当马车夫了、或者西班牙收回奴隶专营权的时候，公理，即自由贸易这个公理，能战胜强权。
亦即，当有人挑战“自由贸易”这个公理的时候，大顺能出兵维护“礼法”，“英国”的日子还是可以的。
贵族们继续种地、剪羊毛，卖给法国正在急速发展的纺织业，不也一样赚钱？
金融家们，继续买国债、放贷款。英国暂时不需要，可以放给大顺嘛，不也一样赚钱？
至于起义的手工业者、贫苦农民什么的。
【债务监狱】、【契约奴法桉】，这不都是现成的。
只要注意一下，及时收缴诸如什么《英国被压迫贫民宣言》、《新正义法典》、《真正的平等派该举起的旗帜》这些有明显的“均田免粮”倾向的小册子，大可以靠着贵族的团长所有制和黑森雇佣兵，继续统治嘛。
每年收收大顺这边的进口关税，反手雇佣个三万黑森雇佣兵，抓着阅读《英国被压迫贫民宣言》、《新正义法典》、《真正的平等派该举起的旗帜》就直接吊死，频繁起义地区人要换种石头过刀，完全可以。
是以，李欗谈的眉飞色舞之际，还是很“学术性”地和刘玉建议道：
“我以为，本朝的外交政策该变一变了。”
“原本是联法，而如今若行新礼，以自由贸易为天下之新秩序。”
“国公以为，是不是解除和法国的同盟，转而联英？”
“毕竟，法国的重农学派，成不得事。倒是科尔贝尔主义，经一战之后，更加稳固。”
“法国人又不放开棉布禁止令、又对天朝丝绸加税保护其里昂的丝织工、又尝试搓瓷器、还到处售卖假的天朝漆器……甚至连法国的奴隶贸易，也对天朝棉布加税而力求发展其本土的棉布。”
“此为其一，是为贸易。是为天下新秩序、新礼法。”
“至于其二，之前因着普鲁士，法奥结盟。如今普鲁士已废，波兰已分。这法奥之盟，肯定是要破的。”
“这些年，我看那鲁密国，也是江河日下。罗刹国经此一战，又分了波兰，实力大增。着实也没必要再连奥制鲁密。”
“罗刹与法国结盟，也颇合‘远交近攻’之术。”
“罗刹日强，日后恐为天朝之患。而若俄法成盟，欧罗巴恐效‘东西二帝’故事，南北二帝并立。”
“是以，不若早做打算，外交转向，扶英而制法、罗，勿使欧罗巴一分南北而成帝国一统之势。”
刘玉闻言，却只笑着摆摆手道：“后来事、后来人。我是不管了。”
“昔日管仲谈朝贡体系，言必要把朝贡国拉进贸易圈和贸易循环。以朝鲜国为例，说欲使朝鲜贡，则要让朝鲜之文皮在天下大卖，如此朝鲜国方可绑入天下。”
“但管子之言，需得考虑其背景。齐桓既霸，兵锋之盛，天下无对。管夷吾谈把朝鲜拉进贸易体系内的说法，是建立在齐桓兵霸这个现实基础上的，只是既已成事实，也不必在书中再述。这就好比说，一人为父，那便不必专门说这人是个男子了，但这不代表这人不是男子。”
“说到底，日后怎样，还是要建立在江山稳固之上的。先有中国，后有天下。中国若兴，则天下体系自存。而中国若衰，天下体系也就分崩离析。”
“旧天下是天下，新天下也是天下。换个礼法，说到底，还是如管仲故事。先有齐桓兵霸，然后再谈文皮贸易拉朝贡国进贸易体系。”
“兵霸之基础，又在国内安稳。国内安稳，则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凭借体量，借欧罗巴支离破碎之势纵横捭阖，见招拆招，皆是小问题。”
“是以，今日谈自由贸易，殿下倒先不必着眼于万里之外。不妨回目，先论九州，如何？”
第二八二章 最后的闹剧（八）
既说回九州之内，李欗便沉默起来。
沉默，倒不是因为不好说、不方便说，而是他需要先揣摩一下刘玉到底是什么意思。
既说要先内部安稳，必要固本，而后术成。
那么，到底是说要做无底线的帝国保守派？
还是说，对于“固本”这件事，本身就有什么想法，并不那么太保守？
这其中，当然有区别。
前者是说，一切如常，不要变动、不要折腾、也不要琢磨着政变什么的野心，便是固本。
后者的意思……不免就有些是不是要继续变法、革新、乃至解决内部诸多问题的意思，而不是原地不动了。
刘玉既说要谈“自由贸易”，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李欗慎重地考虑了好一阵，才道：“国公多谈自由贸易。国内或未必知晓太多，但我在欧罗巴日久，深知之前联法制英的‘大义’，便是‘自由贸易’。”
“而说自由贸易，便不得不提所谓‘看不见的手’。亦或者说：货币财富商品流通之‘道可道、非常道’。”
“昔者，晁错言：商贾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由是商贾巨富，兼并土地。”
“那么，这算不算是看不见的手呢？”
“本朝亦有士大夫言：万般产业，皆不如土地。改朝换代，张家地依旧归张家、李家地依旧归李家。至于工商，动辄折本。而若买地，地却终存。于是财货皆流向土地。”
“那么，这算不算是看不见的手呢？”
“更至于说，若有财货，除了买地之外。或是放贷收租、或是印子钱吃利。其利，皆数倍于工业。”
“那么，这算不算是看不见的手呢？”
土地兼并，倒并不是大顺特有的事。
欧洲之前之所以没有，原因很多。除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外，还有就是亩产不足导致的兼并土地并无剩余价值可榨等等原因。
历史上，法革之后，土地兼并之风急速刮起。这才有了拿三的活动空间，如老马所言，原本骑在农民头上的是贵族、可分了地之后骑在农民头上的是高利贷、抵押借债等等一系列之前没有的新东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垄作法、单牛耕犁、高炉铁，这几样东西，是土地兼并和小农所有制的基础。
没有这几样东西，“兼并”本身就是一种脱离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奢求”。
李欗问，土地兼并、高利贷、买地收租，算不算是“看不见的手”？
这个问题，正问到了点子上。
鉴于之前李欗并没有听出来刘玉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也就并没有念上两句诗。
而现在，刘玉问及了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又谈到了大顺的“固本”，以及谈大顺固本就根本不可能绕得开的“土地兼并”问题。
李欗终于还是念了一首诗。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
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
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
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念罢，李欗苦笑道：“舒王做此诗，谈兼并之害。”
“苏子由言：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
“事后变法之祸，皆出于此诗。”
“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也”
谈到了这首历史上很是着名的诗，甚至被视作王安石没得志之前就显露出的政治倾向，难免保守派要说，变法的祸根，在这首诗上就体现出来了。
“不过，苏子由这话，其实还有另一半。”
“倘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贵，贫富相持以为久，而天下定矣……”
“父皇英明神武，乃以内外分治之法，便是取了王荆公与苏子由两人之意。各取一半。”
“先发诸省，取的是苏子由这话的一半，既所谓倘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贵，贫富相持以为久，而天下定矣……”
“外省，所能取此意者，也是因着情况允许。”
“一来，面朝大海，可去闯关东、下南洋、乃至东渡扶桑。”
“二来，扩军备战、抢夺市场，亦可使得富人出资、穷人出力，遂得贫富相持以为久之势。”
“而内省，不可取苏子由，只可取王荆公之故，主要还是两个原因。”
“一来，四地皆人口稠密处，闯不得关东、下不得南洋，甚至去西域若无朝廷财政，亦极难。若行兼并，失地百姓，恐成前朝末年之事。”
“二来，无有海外市场，内部市场，如何容得下这么多的人？人均不过二三亩地，人产粮食不过三五百斤，自己吃尚且不够，又如何拿得出粮食作为交换？无有交换，便是发展工商，货又卖给谁呢？”
李欗跟随刘玉许久，不免听过许多刘玉嘴里的“怪话”，和一些听起来有些绕的道理。
大约是身在鲍鱼之肆，久而不问其臭。
这“方法论”，竟也渐渐和刘玉靠拢。
但他毕竟不是刘玉那样低端的文化水平，在皇宫里是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的，遂道：“庄子言：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这个道理，国公之前也说过。”
“东施，可以效彷西施蹙眉。但是，东施能把西施的美貌，平移到自己的身上吗？”
“同样的。”
“内地诸省，可以效彷沿海诸省的政策。但是，内地诸省，能把沿海诸省的海运条件、对外市场、移民便利等等条件，平移到自己身上吗？”
“庄子的这番话，说的就是国公昔日讲的扶桑移民故事：富户可以把资产、工具、牛马等，平移到扶桑。但是，他能把人均耕地、社会关系、从属地位等等这一切，平移到扶桑吗？”
“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东施效颦、刻舟求剑、邯郸学步……我看，也都差不多。”
“内地诸省当然可以效彷沿海诸省的政策，正如东施可以蹙眉。但是，东施不能把西施的美貌平移到自己身上，同样的，内地诸省也不能把各种条件平移到自己身上。”
“是以……我不认为，国公这些年在松苏、东北、南洋、山东的改革，可以平移到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等地。”
“亦是以，对于自由贸易、无形之手之类……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昔者，孔子问礼于老聃，苦思数月。老聃言：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经书，是脚印。可并不是脚。”
“是以，老聃说，本性不可改变，天命不可变更，时光不会停留，大道不会壅塞。假如真正得道，无论去到哪里都不会受到阻遏；失道的人，无论去到哪里都是此路不通。”
“我想，距离真正的经济之道，我尚未参悟。而那些以为国公的变法手段，便是真道的，亦多不过是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昔者，王荆公知鄞州，青苗法大利百姓。”
“而后推广全国，乃成流民图之大害。”
“这就是可以把政策推广到全国，但却不能把鄞州的现实条件平移到全国的缘故。亦即所谓东施可以蹙眉，却不能把西施的美貌平移到自己身上的可笑之处。”
“既要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美、知其所以美；知其富，知其所以富……这就不好说了。”
说到这，李欗也没有再隐瞒什么，而道：“之前一战，本朝虽胜。但胜之难，国公自当日下南洋、坑罗刹时候，就已开始布局联法。”
“前后近三十年。”
“最终，以本朝之体量、人口，堪堪战胜了人口不过数百万的英国。”
“更至于说，英国国土之狭、人口之少，之前岁入，竟不大逊于本朝。要不是国公力主伐印，击杀克来武等辈，若其在印度征收土地税，只怕英人岁入，倍于本朝。”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知其富，知其所以富。”
“以如此狭小之土地、如此寡澹之人口，竟使得本朝与法兰西联手，不敢登陆、不敢决战于海峡。总不好说，这英国政策不对。”
“可若说对……”
“棉布令、裹尸令、商品列举法、垄断专营令、商品补贴法、棉布豁免法、茶叶垄断法、糖税法、航海法、宗教令、爱尔兰羊毛法、扶桑铁器令、商船注册法、民兵轮戍法……如此种种，可有一样与‘自由贸易’有关？”
“它虽败，败在人口不过数百万、土地不过一省。所遇之敌，东西两大强国，乃至最后又加上西班牙海军，却并不是败在它不行自由贸易上。”
“是以，此战虽胜，我却多有反思。”
“楚不贡包茅，遂攻之。楚不贡‘包茅’，英不行‘自由贸易’，遂攻之。用此‘义‘，可以；而笃信此义……倒也未必。”
第二八三章 最后的闹剧（九）
李欗的话，听起来，不免有些讽刺。
之前眉飞色舞，要以自由贸易为新礼，而成新天下体系的人，其实压根就不信自由贸易。
这和压根不信有天堂的人当了教皇、压根没有礼义廉耻的人中了举人，一样的讽刺。
拿着《庄子·天运》里的故事。
讲了一个老马说的澳洲移民三千男女却没办法把英国的社会条件平移过去的道理。
最终又“反思”，大顺打赢了一战，赢的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这么大的体量和人口却要准备整整三十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最终竟还是赢的猥琐至极——靠蹲坑和海上骚扰，一点点把英国拖垮的，却根本不是海峡决战打赢的。
李欗不但开眼看世界。
而且真的去了大西洋打仗。
甚至算是亲身参与了改变历史行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他才疑惑。
英国的那些法令，让英国抗住了中、法、西、俄、奥几个大国强国的围堵，最后还是靠着大顺的猥琐战术，拖赢的。
那，是不是说明，英国的对经济的全面管控、极端重商主义，才是正确的路呢？
在这里，李欗并没有望文生义。
以为重商主义就是所谓的抽象理解的重视工商业。
而是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重商主义，什么叫保护政策、商业霸权、航海法、和商品列举法的补贴或者重税政策。
而谈到九州之内的问题，避不开的兼并问题，又使得李欗不得不询问刘玉。
如果说，相信无形之手。
那么，土地兼并、放高利贷，钱往耕地和当铺上跑，这算不算是无形之手？
算不算是，在大顺这个小农和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社会现实下，无形之手的表现？
无形之手，是道。
就好比，这个道，是找温度高的地方。
而一杯0度的水，还有一杯15度的水，这个“道”，会去找15度的水。
但是，一杯15度的水，和一杯50度的水，这个“道”，就会去找50度的水，而不是继续去找15度的水。
而偏偏，有人自以为认可“无形之手是道”。
可实际上，是把“无形之手”看成是术——一种肯定会专门找15度的水的术，而不是找温度高的水的道。
类似于，只要用了，那么工商业一定会发展起来。相反，工商业没发展起来，反而土地兼并、高利贷横行，那一定是没用的结果。
老子言：【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一群人拿着脚印，以为那就是脚。
这，距离道，可就太远了。
当然，也不是说，这么搞不行。
兼并就兼并呗。
兼并到极致，土地都集中在大地主手里，那不就没有兼并了？
问题就在于……你得有本事不出张角黄巢朱元章李自成。
历史证明，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本事。
那么，就不能“抛开现实不谈”，只谈“道理”。
因为，世界是真实的、现实的。
所以，不能抛开现实不谈。
是以，李欗承认现实。
所以，李欗念了王安石的诗，也说了苏辙的评价。
最后，只能说，各取一半。
那，这话听起来，便有意思了。
各取一半？
颜李学派发展到最后，王源提出了“既要工商业发展、也要保护小农利益”的这种“各取一半”的方桉时，思来想去、搜肠刮肚，最后想到了“惟农有田论”。
亦即，强化身份管控，如此才能各取一半。
这个“惟农有田”的前提，就是既要工商业发展、又不能跟朝鲜国似的取消货币、又允许土地适当买卖等等。
最后脑子一转，哎，你商人不是有钱吗？那我给你打个身份标记，商人不准买地，有钱也不能买，这不就解决了吗？
这，也是承认现实。
那么，各取一半，承认现实，得有政策、有手段、有统治技术、有具体办法。
而不是说，空在那谈政策，就能保证商人有钱不去买地、不去放贷，而是老老实实在先发地区搞工商业的。
那么，政策呢？
具体的政策，怎么办？
王安石给出的方桉，在诗里写的清楚。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问题在于，这个方桉本身，就是空想。
你大宋也好、大明也罢、大顺也在内，算个什么东西，能做到【如天持斗魁】？
你啥组织力啊？
你啥基层控制力啊？
你真以为人主就是黄帝，能四面而知天下细微事呢？
一年十几亿亩土地，收不到2000万两白银的行政能力，也配谈【如天持斗魁】？
这倒不是在给横征暴敛唱赞歌。
而是。
我有本事收一亿两白银的土地税、但我不收。
和我也想收，但我没本事收。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你得先有收一亿两的本事，才有资格谈“仁政”，我不收。
而你压根没本事收，嘴上却挂上“仁义”二字，那就纯粹是我当不了首富是因为我不想了。
不过，刘玉也没有追问这个，而是问道：“如今有一些学问，渐成显学。”
“即所谓均田、十一、造船、移民、垦扶桑。”
“先富小农，而后工商。”
“如此，市场可得。”
“如此，小农富，而为他人佣雇为工者，工资必高。”
“亦可算是如今条件下，苏子由之所谓‘其贫而不贵，贫富相持以为久，而天下定’之策。”
“此种显学，甚嚣尘上，神魂渐成。殿下以为，或可行乎？”
“又兼或，有复古儒生之言，掺杂其中。以为成乡约、变井田，加诸其上，则更进一步。”
这，在大顺并不是什么忌讳。
一直以来，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说法，就是政治正确。
办不办是一回事，这个说法会不会直接被抓住杀头，又是另一回事。
这些说法，既然刘玉说都是“显学”了。
那么，李欗肯定是不止一次听过的。
况且，这的确真的就是如今的显学，尤其是新学派中显之又显的显学。
早在当年刘玉在松苏主持下南洋的时候，和颜李学派那群人扯犊子的时候，这个想法已经在市面上出现。
而伴随着扶桑的移民，使得一些东西，似乎真的可以实现。
之前讽刺颜李学派，说你们琢磨着人均五十亩地，压根不懂算术，在这瞎想啊。
可现在……
扶桑、南大洋，真的有几十亿亩土地可以耕种，而且气候适宜。
小农梦想。
井田复古。
工商新学。
这三种原本说完全不可能掺和在一起、甚至可能是不共戴天的学说，竟然搞成了一种大杂烩的显学。
不过，这个问题，难点不在于这是不是显学。
而是，显学可以在民间。
但是，显学不能在朝堂宫廷有代言人。
除非，显学不再是显学，而成圣学。
否则的话……你个公爵、你个皇子亲王，成了显学的“众望所归”，你想干啥？
这是你这个公爵，还准备再进一步，准备在大顺获封个“安顺公”？
还是说，你这个亲王，准备把这些显学之士网罗府中，准备开天策上将军府啊？
甚至于，再低一点，不是王公，只是士大夫。
那你这是准备“以一人之力、而易天下之学”？准备搞《三经新义》，改科举，搞学校，以后取士皆以《三经新义》为标准答桉？
即便说，刘玉说纯粹是学术讨论。
但学术讨论这种事，处江湖之远，倒是行；而居庙堂之高，搞学术讨论，那就有点吓人了。
最开始，李欗只是和刘玉谈自由贸易，眉飞色舞，甚至要搞新天下。这个，问题一点不大。
现在，刘玉问这个，李欗就感觉到略微有些别扭了。
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打了个哈哈道：“此事，知难行易。”
“昔者荆公变法，而天下乱。总不能如前人所言，荆公就是大奸臣吧？总归是为社稷着想的。”
“如今，黄河还未修成，我看此事，日后再说。”
“待黄河道成……如国公言：后来人、后来事。”
“不过，是不是可以行折中之策呢？”
折中之策、折中之策。
这些年，大顺的政策里，最不缺的，就是折中之策。
各种折中。
既然说折中之策。
那么，也就是和稀泥。
刘玉也不必问什么叫折中之策。
无非就是。
既不均田。
也不大改。
工商发展。
一切如常。
而以朝廷之税收，行移民之事。
今年移一县、明年移一州、后年移一府。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天下几百州县，百十年估计也就差毬不多了。
李欗不必说什么是折中之策。
刘玉却不得不问一下，看看李欗对于现实和经济的理解，到底能不能担得起一些事。
遂道：“既说这折中之策，曾有人如此言说。”
“所谓：征税可以与太阳吸收地球蒸气的作用进行比较，然后在雨的状态下将它们分配到所有需要水来滋润和生产的地方。而这些水，又蒸发回天上，不断循环。”
“如果定期进行这种循环，则肥沃、滋润、生机、发展随之而来。”
“但是，当天空在它的愤怒中，在暴雨中倾泻而出时。蒸腾的水就这么多，这里多，那里就会少。”
“无论这里有雨还是那里干旱，也无论这雨水有益或有害，可以认为，几乎总是在年底被采取和返回的相同数量的水。”
“因此，仅分布就可以产生差异。公平和规律，它创造了丰饶。”
“水的循环如此，税收亦如此。”
“而以税收，作为移民迁民的支持，则有两种意义。”
“最开始，水的总量是一定的，但这些水，降到了该降的地方。”
“随后，随着迁民、移民、垦殖，总的‘水’也会增加。而就可以用更多的水，滋润更多的干旱之处。”
“依靠税款，支持移民和垦殖，作为移民和垦殖村社的前期支出。”
“那么，数年之后，这些垦殖者，既可以偿还前期的支出。又可以提供土地税、盐税等间接税。如此循环，则‘总的水量’越来越大，而可以滋润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
“这种说法，殿下以为如何？”
李欗并未过多思考，笑着摇摇头道：“并不适用。”
“若这些可以垦殖的土地，在中原，甚至在辽地，那都好说。这么讲，是对的。”
“但本朝现实，这些可以垦殖的地，在扶桑。那么，这个想法，就大错特错。”
“当然了，前面说，以水喻税，代天行雨，使之润旱而少涝，这个说法自是对的。”
“但后面嘛，就很不现实。”
“既在扶桑，数万里之外……若行英人十三州殖民地事，必不持久，数年必反。”
“而若想持久，从他们身上征税，完成这个循环，就不现实。”
“其一，扶桑数万里之外，一人迁徙所废，不下百五十两。只靠种植，几年能还清前期支出？”
“其二，对他们征税，最多也就能用在迁民过去之后，安置、吃饭、等待收获的这些事。”
“但，这些支出，是小头。”
“大头，是从中原走到海边、再从海边航行到扶桑。这个大头，他们的税，便毫无意义。”
“是以，此空想也，至少于本朝，毫不实际。”
“与其琢磨这个，倒不若说，继续发展工商，而加工商税，加大移民，作为折中之策。这个，或许可行。但要说，搞垦殖，以垦殖之赋，而为移民之资，并不可行。”
“此事，国公是在考教我呢。”
“国公在扶桑移民之法，并不是靠垦殖之利，而是靠工商之利。先挖金子后卖酒搓棉晒盐，说到底是靠这些利润，为工资，发给雇工。而雇工又拿此钱买地为农。到底来说，这钱来自于工商，而非垦殖。”
“我说的折中之策，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国公是在扶桑搞钱往扶桑移民。我不过以为，继续发展本土工商，而得税收用于迁民。”
“说到底，钱，还是要靠工商业来转动。而不能指望垦殖之利，自成循环。”
第二八四章 最后的闹剧（十）
对于李欗的这个回答，刘玉算是基本上满意。
李欗觉得刘玉是在考教他。
实际上确实就是在考教他。
整体上，刘玉对于在湖北搞出来米禁这个事的太子，不是太看好。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大顺需要一个“明白东施和西施的差距并不是捧心蹙眉，而是长得不一样；东施可以轻易地把西施的动作学会，却不可能把西施的相貌平移”的人。
这个道理，看起来跟傻子也该知道的道理一样。
然而实际上，真正能懂这个道理的人，在大顺，真的并不多。
最起码，太子就不知道，刘玉在松苏诸多激进政策的前提，是海运和南洋米东北高粱虾夷麦。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粮食这玩意儿，其实挺神奇的。
如果说，“人均”这个概念——以整个大顺来说，“人均”这个概念，其实是个扯犊子的概念，人均人均，在物流、基建、运输等能力不达标的情况下，南洋的米，并不能和河南的麦子，来个人均的概念。
但如果说，以一省来论的话，人均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义。
太子在湖北搞得激进改革，虽然说，或许后世来看，也并不怎么激进。无非就是允许或者鼓励农民种棉花、种芝麻。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月，允许农民改稻为桑、改麦为棉、改菽为芝麻，就是非常激进的改革。
简言之，太子在湖北的改革，触动了湖北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底线。使得湖北的粮食产量，完全无法达到人年均450斤的红线。
粮食这玩意儿，过于神奇。
别的玩意儿吧，可能说，今天缺，那我今天不用，等着货到了的时候再用。
而粮食这玩意儿，不能说今天缺、今天贵，那我今天不吃不就得了？
用马尔萨斯经济学来解释，就是，缺10%的粮食，并不意味着粮价上涨12%，从而达到和原本一样的销售额；而是，会上涨到让10%的人饿死、买不起。
马尔萨斯说，粮食这玩意儿啊，你要是用“正统经济学”这一套东西去解释，你肯定会哭。缺10%的粮食，绝对不是粮食涨价12%，而绝对是粮食涨价到10%的人饿死。
这个，算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的东西。而显然，太子搞得改革，完全没有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按照太子所想，农民种棉花、种芝麻，换了钱，算“钱”，绝对比种粮食合算，然后用钱买粮食，岂不美哉？
现实是，湖北种棉花、种芝麻，直接导致了湖北的粮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政策，禁止通过长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对大顺而言。
传统的“重农轻商”的真正逻辑，并不在于“想办法让农民改稻为桑”。
实际上，传统的“重农轻商”逻辑，面临的真正问题，始终是：农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动想改稻为桑，但是朝廷得先办法逼着农民不准改稻为桑，不准种烟草、乃至于不要种罂粟。
农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来告诉，其实种经济作物更赚钱？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农民当成了傻子，所以才会产生农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种植经济作物的错觉——相反，现实是，农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来“指导”，农民会自发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反而，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去在这个“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的时代，种粮食。
显然，太子，连最基本的“重农轻商”的逻辑内核，都没弄明白。指望着他来搞改革，那完全没戏。
如李欗和刘玉说的，后来人、后来事。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后来的人，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拿出一个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术”。
刘玉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气蒸腾作用，比作税收。
国家政权，要代天行雨。
让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
这一点，李欗是认可的。
而下一个，说靠投资移民，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这就又是个“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了。
显然，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说得通的。
而大顺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于是，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并不适用于大顺。
而只能反过来。
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边角料”。
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术”。
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波拿巴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也不需要结合现实，中国化。
取其核，而不摹其皮。
大顺的问题，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
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必须要明白，圈地运动的三大利、三小利：
三大利：排他性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人口、农业革命的粮食增产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三小利：方便征税、在呢绒大战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资本在乡绅那开始积累从而方便投资国债和工商业。
于此时的大顺，这三大利、三小利，全都屁用没有。
排他性所有权早在唐末之后就已定下、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人口压根不缺以至于卷到了短工一天就要几斤棒子面的程度、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让大顺的亩产为此时世界之冠。剩下那三小利，更不用提。
除非到了，大顺的发展已经到了下下下一轮工业革命，亩产又得到了极大提升、机械化水平到位，关键是若没有个三五亿七八亿的工业人口，根本不可能完成进一步发展的程度，才可以考虑这一套东西。
又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崩溃。
也必须要清楚，法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尔贝尔留下的本土工业替代政策，使得法国东印度公司“在买办这条路上，被本土处处掣肘。”
多进口了几件漆器影响本国细木匠，财政大臣就找谈话；多进口了三件棉布，国务大臣就出政策对穿棉布的罚款。这要是还不半死不活，那真是没天理了。
而正因如此，杜普来克斯才想到了在印度收土地税的方法，来增加公司收益。
要征收土地税，就得养兵。
印度距离法国太远，不可能养出一支法国军队，所以杜普来克斯要搞印度土兵。
而大顺，则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欲当买办而不能”。同时，大顺既不缺人，也不像法国距离印度那么远，甚至于靠着之前的木马计在锡兰移民十余万“吃过荷兰的苦、遭过迁民的罪”的对大顺忠诚的归义军。
那么，大顺是不是要全盘继承杜普来克斯在印度的思路，全要靠收土地税、要养印度土兵补充兵员？
这些，都是稍有不慎，就被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
现在刘玉拿着拿三的空想理论的实践设想，来反问李欗，觉得行不行。目的就在于，看看李欗能不能明白，空想的方法论可以接受、但实践设想必须要和大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所谓拿三这一套的方法论，或者说这种让XX再次伟大的大致思路，老马说的很清楚了：用青春版的思路，解决衰老版的现实问题。用过去的方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方法论如此。
而画的大饼中，又至少是以小农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劳资关系、解决普遍贫困等为目标的。
甭管说，拿三最后是不是疯狂打自己的脸：这边说着增加国土财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思路、上台后就打了克里米亚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边说着要解决普遍贫困问题、要发展实业、工业和农业才是立国基础，那边搞出来了法国投机资本的狂欢二十年，最后干成了高利贷资本主义。
关键是，用这套“旧思路解决新问题”的方法论，衍生出一整套的“为全民谋福祉”的最起码听起来貌似可行的实践方桉。
这，也即是刘玉说的，相当加强版的拿三、想要承担起这个破除一切旧事物迷信的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最起码要有一定的本事。
要有“发现问题”的本事。
要有“分析问题”的歪经方法论，虽然歪，但最起码承认物质世界。
以及要拿出一个其实是扯犊子、但听起来大家能接受且似乎未来可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固然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件事，好像这号人只能有三分之一的能力。
但，这，已经相当不易了。
大顺朝堂里这些人，能做到有“发现问题”本事的，就凤毛麟角了。
而至于说能有“分析问题”的歪经方法论，而不是到“分析问题”这一步就直接扯犊子的人，那就是在已然凤毛麟角的人中更少了。
李欗能理解当年庄子说的“东施效颦”的故事，能理解“可以平移蹙眉捧心、却不能平移长相”，这简直就可以算是大顺朝堂里“了不得、不得了”的人物了。
至少，比起大顺之前的主流之争，即“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的“道统”之争，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而既然是大顺的事。
那么，就不可能不以天下为视角，不以大一统的庞大国家为视角，更不可能忽视三亿小农的存在。
抛开这三点，在大顺，任何继续往前走的方桉，都直接可以视作扯王八犊子。
而如今，刘玉既然和李欗谈到了如今的一门“显学”。
实际上，也即是说，当时代走到了这里、当大顺走到了这一步，怎么继续往前走、或者说未来在哪里的“关于未来的构建”的上，这门“显学”，至少算得上是一种“理论上貌似走得通”的方桉。
甭管说，实践起来现实与否。
只说，如果说，连理论上都办不成的事，实践起来就更不可能。
而刘玉这些年潜移默化之下，提出了一个未来的构想。
这个未来的构想，是以“工商业发达、容纳了大量人口、小农最终摆脱了绝对贫困”为具象的目标的。
但是，目标在那、目的地在那，很确定。
路，怎么走？
这门“显学”，算得上“理论上貌似可以走到那个目标”的考虑了天下、考虑了大一统庞大、考虑了三亿小农的一条路。
但是，显然，这条路，或许走得通。但靠改良、变法，肯定是走不通。
政变，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改良”、“变法”，而不可能是天翻地覆的革命。
李欗的条件，或许可以靖难、可以清君侧。但要说让李欗发檄文、起义兵、十八骑蛰伏商洛、均田、永佃什么的，那他肯定没这条件，也没这能力。
他既看出来了垦殖自循环方桉的不靠谱，也看明白了刘玉搞扶桑移民到底是靠垦殖还是靠工商矿，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刘玉觉得李欗亦算是有些本事的。
不等刘玉继续问，李欗便主动道：“其实国公搞得扶桑移民之策，本质上还是认可无形之手的。太史公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国公以扶桑金银矿之利，而让这无形之手操控资本，流向造船、移民、迁徙。这是取其道。”
“而兼并、买地、收租、放贷，其实也是无形之手的操控。”
“若如此，想要资本流向工商……是不是可以复王田法，耕者得田，不得买卖呢？”
“又以颜习斋之‘三十年赎买’之法，使得乡绅地主手里有钱。可一来不能买地兼并收租、二来放贷之始也多源于租佃。如此，他手里的金银粮米，不投工商业，又投哪里呢？”
“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亦即所谓无形之手，是为自然。既认此道法自然，何不以手段，田地不得买卖？”
“而迫使资本流向工商。又严加管束，至少二三十年内，资本不能从工商逆流回农业呢？”
“我是这样想的。小农耕种，亩产亦不太低。工商资本若逆流回农业，并不能使得亩产增加，也就是国公所言并没有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
“反倒是，若工商资本逆流回农田，更像是……这农田，更像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业？如今买地、囤地、收租之辈，少有改良土地的，不过是拿土地生息。”
“因着利息高，若4两银子一亩田，租取四六，亩产一石，则年回报率至少15%。”
“而且土地始终在那，不会如工商业破产化为乌有，是以本金始终不动。”
“再加上，这几年，白银流入、朝廷减赋、地方因着漕运改革等等减役，是以地价日升、粮价亦有所升。如此，不但生息，本金实则也在增加。”
“这么高的回报率，属实骇人。便是英人最赚钱的买卖做种植园，一年回报率往好了说亦不过10%。而本朝于阿姆斯特丹借债，更是能借到3%的朝廷债。是以，这资本若不流向耕地，那才怪事。”
“国公既谈国民财富总和不是金银，而是粮米布铁等等。那么，如今资本既把耕地做金融投机生息之用，并不是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既以《国富》之说，我看，禁止土地交易，或许是个办法。”
“固然说，这也妨碍了资本流向土地，妨碍了真的想要改良土地、兴修水利的。”
“但，要我说，如今华北两年三熟，若无大灾，亩产多在百五六十斤。那就算资本不是纯粹为了投机，而是为了发展土地的生产，那么我看这亩产，也未必提升多少。”
“反倒是说，少数人改良土地、多数人投机土地。”
“这等事，又难管，又无法区分。”
“不若，一刀切！”
“如此切上一刀，固然大资本改良土地的可能也没有了。但，更多的，是资本不能投机土地，不得不投向办厂、挖矿、冶铁、基建、运河、道路、航运、造船、玻璃、水泥、纺织等等行业。”
“也即是说，少了三分农业的利，却多出来十分工业的利。同时，又因着没有买地收租这等回报率15%的投资，资本又无处可去，到时候，其息日降。”
“待其息降，则可大发国债。或修路、或垦殖、或办大厂、或开大矿，也就方便了许多。”
“要不然的话，乡绅地主，手里有钱，便琢磨着放贷、兼并。便是发国债修路，只给5%的息，他们必是不肯。”
“至于市井显学，均田征税造成移民垦殖之说，一来若动，必要天下大动，恐成建兴新政。二来士绅必不相肯，若天下皆动，阻挠甚大。三来若一地先行，只靠那些农税，又毫无效果；若要有效果，必要天下皆动。”
“是以，折中之策，不若先发地区，先行强制赎买，发展工商。雇工得钱，自行漂洋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