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五章 “太空歌剧”
从另一个层面的技术上讲，其实理论上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移民，利用美洲和澳洲的六七十亿亩土地，缓解碾碎的痛苦。
另一种，是均田、并且保证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地无法拥有金融资产属性。
但，看似这是两种思路。
实际上，却是一回事。
能做到均田的，才有能力一年移民大几百万，而移少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反过来，一年移民大几百万，所需的财力、物力、基层控制力，又只能依靠均田获得。
现在，现实就摆在这。
北美，还有六七十亿亩的土地。
但是，太平洋如此辽阔，去一趟至少六个月，中途吃喝拉撒、补给后勤、开垦等待收回、水手海员、帆布木料……这些东西，成本就是每个人至少100两白银，至少的至少。
照着一年大几百万人的大规模移民缓解压力，也就是一年在移民一项上的支出就在大几亿两白银。
不均田，去掉地主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去哪弄这大几亿两白银？
所以，在这个现实下，这两个思路，其实就是一回事。
而大顺的工业化问题，还是那句话，现在这情况，最大的难点，不是资本、不是货币、不是市场、不是技术，不是劳动力人口、不是原材料，这些都有。
最大的难点，还是第一种私有制的理想社会和执念，以及不想被碾碎的小农经济的挣扎反抗。
这就是为什么刘玉说，大顺的资产阶级想要成事，至少得有这样的本事：来十万、杀十万；来一百万、杀一百万；来一千万、杀一千万。
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这和传教士在大明时代，哔哔说两万西班牙正规军即可灭明，是一样的“所谓理论上正确的屁话”——你在风帆舰时代都能支持两万人的跨大西洋、太平洋远征了，你直接上月球得了，来大明干鸡儿啥？
既然这是屁话，那么就必须得换一种思路。
也即刘玉说的，给个窝窝头，饿不死、别起义，扛到一百桌菜全摆满的时候。
表面上看，皇帝也是这个思路。
但实际上，以刘玉对皇帝的了解，以及大顺一开始建立的那种相互制衡的体系，乃至于这些年改革过程中皇帝的“内外有别”的平衡思路……
如果皇帝不是有意在试探什么，而是算是人之将死其言也真心的话。
那么，刘玉大致是能猜出来皇帝的思路的。
这和思路的前提，就是“均田”、“限田”在大顺，或者说在一部分士大夫的理想社会构想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正确。
也即，在“大义”上，朝廷是有“均田”这个行为的大义的。
有大义。
可做成事。
这两个的区别，可是大了去了。
现在，皇帝确信，在能力上，做不到均田。
做的话，搞不好就是王莽改制，天下大乱。而且，很可能彻底崩了，直接暴死。
所以，在刘玉所谓的“一人发个窝窝头，撑到百桌菜做完”的思路下，皇帝的想法也就大概可知了。
前朝撑了二百多年。
皇帝觉得，按照这个周期，如果一切不变、照旧统治，加上诸多改革、沿海工商税收等，大顺在内部延续旧的统治方式，也撑个276年，似也可能。
现在大顺从西安开始算起，也已经百余年了。
理论上，旧的那一套，还能再撑个百余年。
也就是说，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折腾，那么就算大顺也能撑276年，那么现在至少还有个百余年的国祚。
而皇帝认为的鸩酒，是说，已经开始了折腾，工商业的发展太快，资金聚集的速度太快，在货币改革后兼并的速度也会飞升。
如果不解决，那么这百余年的国祚，可能也就剩下几十年了——按照传统的兼并、轮回思路。
而现在，依旧还是内外有别的思路延伸、或者说从大顺开国就开始的那种制衡思路两种选官体系的变种延伸，封闭内部。
内部也就还是按照旧体系运转，理论上，一切照旧，再加上现在先发地区提供的布匹粮食白银军官团等，那不也能撑到276年？
既然说，在刘玉看来，皇帝脑子里装的，就是变形的洋务运动思维，是技术派。
那么，皇帝所谓的解药，就是皇帝说的“王谢燕”。
也就是他在西苑的这片亲耕田里用的肥料、蒸汽抽水机等。
那么，假使大顺内部延续旧思路，也能撑到276年，那么还有百余年的时间，这解药能不能研究出来？
在“解药”研究出来之前——至少，在皇帝的纯粹技术角度的思路，这东西就是解药——先发地区的发展，又可以提供税收、金银、物资、军队，既方面赈济、也方便镇压。
如果能的话，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即，在“大义”上，传统朝廷是有“均田”这个行为的大义的。
哪怕是满清，乾小四时候，有人上限田、均田的奏疏，也只是不办，嘴上还得说这“合乎正道”，而不是直接以“通匪”的罪名抓起来枪决。
办不办，是一回事。
这件事有没有“大义”、是不是“政治正确”，是另一回事。
想办，但办不成，又是另一回事。
将来，如果说，解药研究出来了。
也即皇帝认为的，化肥批量制造、铁器便宜的家家弄得起、抽水机可以快速普及到每一处河流、黄河改道工程彻底完工等。
届时，内部按照固有的周期，也差不多该到了轮回的时候了。
到时候，朝廷是否可以自己举起“均田”的大义，在内部搞均田、限田、或者赎买的改革，达成儒家复古派的“惟农有田”的状态，再续276年？
同时，在完成均田后，反手一波，借助小农的力量，完成先发地区产业的官营，复《周礼》的理想化社会模型？
现在搞均田之类的改革，皇帝看来，力量不足，容易暴死。
而且，就算不暴死，将来怎么办？
唐代的土地制度，也没撑几年，就瓦解了。只怕到时候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所以，现在搞均田、限田、或者赎买的改革，就算能完成，那么对大顺王朝而言，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而等到内部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周期轮回基本要到的时候，改一波，最起码，还能续一阵。
大唐均田制，不也撑到了唐玄宗时候吗？
同样的。
就先改，基本就是暴死的结局。
而将来，先发地区继续发展。
到时候，凭借先发地区的资金、税收、物资、粮食、布匹、军火，以及实学新人的人才储备，理论上是有完成均田限田改革的力量的。
均田限田一旦完成，再改革科举制，而不是废除科举制——保留科举制，但改革科举的内容，增加实学作为考试项目。
先借助先发地区，完成内部的均田。
再借助均田的人心所向，反手压住先发地区的商人阶层。一旦内部稳定，反手就把先发地区的产业收归官营。
到时候，亩产不说八百斤，就算亩产五百斤；又有铁器便宜；又有交通便利；又有蒸汽抽水灌既而保水旱……
大顺，是不是也有汉兴四百、周存八百之运数？
对皇帝而言，二三百年的周期，他还是知道的，也没指望千秋万代。
对皇帝而言，只要还没咽气，那就要死死抓住权力。
但咽气之后的事，他还是希望王朝延续、子孙延续的。
现在，皇帝牢牢地抓着权力。
而且，如果不折腾，基本上大顺也就是二百来年的国运，甚至可能更低，因为人口爆炸的太快。
那么，既然如此，借助那些过去的经验、像是梦魔缠绕一样的传统，皇帝生出这样的想法，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虽然说，这也算是一种“我死之后、洪水滔天”的思路。
反正我只要不死，我就要牢牢抓住皇权。
而若我死了，可能这么折腾会炸、但也可能这么折腾能有汉四百、周八百之运数。
那么，何不折腾？
粗听起来，理论上可行。
但这个可行的基础，或者内核，依旧是旧时代的思维。
仍旧是小农经济占有统治地位下的思维方式。
甚至可以说，依旧是标准的封建王朝的思维方式。
无非就是：
水利工程、滚车灌既，在皇帝的脑子里，换成了他见识到了的蒸汽抽水机。
大运河、漕运船，在皇帝的脑子里，换成了他见识到了的铁路、海运。
官营的织造局，在皇帝的脑子里，换成了他幻想的化肥厂、钢铁厂。
科举制，八股文，在皇帝的脑子里，换成了带有实学学问的科目举试。
皇帝没见过新时代。
皇帝只是见到了铁路、蒸汽机、硝石肥，这些在新时代的一些产品。
但这不代表他就能见识到新时代的模样。
最起码，在皇帝的脑子里，是没有“工人”这个概念，并且也完全不可能理解，将来有朝一日，工，才是主导时代变革的力量。
皇帝再以旧的一切，配上“洋务技术”，幻想他脑子里的新时代。
本质上，这和太空歌剧、未来世界幻想的冷兵器机器人、生产力极度发展都飞出太阳系了居然私有制和家庭还存在、人类都他妈银河作战了居然还有帝制之类的玩意，差毬不多。
只是在现有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上，增加了一些幻想的技术而已。
所以，皇帝觉得可行。
而刘玉，不只是见识过化肥、蒸汽机这些技术。更见识过未来的时代。
所以，刘玉确定，不可行。
因为，皇帝忘了考虑一件事：新的生产力，会带来新的生产关系、社会意识、以及新的矛盾、新的阶级。
皇帝只是在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原始逻辑上，为大顺加了点技术幻想。
浪漫点说，老皇帝的想法，算是大顺特色的蒸汽朋克、太空歌剧。
只不过，技术，是作为维多利亚蒸汽朋克里的“魔法”而存在的——一种超脱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等范畴的，抽象的力量。
在这个幻想里，魔法只是魔法，不会导致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
和太空歌剧里的先进技术，一样，只是抽象的、超脱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不会导致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
彷佛，时代被静止于现在，只有技术的进步，而无关于人，亦即这个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其实，也即一种特殊的“洋务运动”的思路。
第二五六章 分歧（一）
虽然皇帝的浪漫幻想，最多也就是个洋务运动、太空歌剧的水平。但至少，这里面的幻想元素，包含着技术的进步，这比之那些三代之治的幻想，总归还是要强一些的。
至少，这也算是讲物质，认清了大顺现在人地矛盾、亩产水平、以及经过简单计算可知的再继续下去粮食根本不够吃的物质现实。
比起只靠三皇五帝、文武之制、大道既行这些虚的、抽象的东西，最起码距离现实更近一些。
固然说，皇帝不可能把那些心思全说出来，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想法。但刘玉大致还是可以猜个差不多的，或者说这是封建统治者的“最终”思路。
如果关于平衡之后、借力均田、改革科举再反过来以小农官僚科举压制新势力的思路都达不到，那刘玉就更不必担心太多了。
皇帝倒是没有和刘玉直接说，也没打什么暗语，直接就没提将来怎么办。
人地矛盾，在铁器牛耕时代，似乎确实是个无解的难题。
即便说，将来工商业发展，足以容纳极多的非农业人口。
但不管怎么容纳……能产多少粮食，这还是个根本问题。工商业人口又不是不吃饭，只是用一种工商业的方式，完成对粮食的重新分配而已。
工商业不能制造粮食。
工商业只是通过流通和交换，将粮食在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中分配。
皇帝对于未来“肥料和抽水机”的幻想，并不是什么封闭愚昧、什么大陆文明的农田视野。
相反，这恰恰是真正明白大顺现在的现实情况。
而这种现实情况，伴随着大顺在西南改土归流，使得皇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比如玉米、土豆。
这些东西，在平原区，尤其是华北平原，这些美洲作物的效果并不太显着。
但在西南，尤其是几乎没有平原的云贵等地。
伴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山顶上一片小地种点玉米土豆什么的，直接引发了人口爆炸式增长。
玉米、土豆，与平原地区和山地地区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如今又取消了丁税，人口统计不再需要弄虚作假，反而一般会作为政绩。
终究，大顺的政治正确，源于夫子之论语。
而夫子的弟子记录夫子那些话的时候，其经济基础物质基础，是天下人口尚且不足、耕地尚且许多的时候。
于是，理所当然的，人口加增，也成为政绩的一部分。春秋乱世，人口加增，确实是政绩。春秋时候物质基础技术条件时候的正确，未必是现在这种物质基础技术条件的正确。
皇帝还不至于被这种正确所迷惑，尤其是经历了西南改土归流后的人口爆炸，对于人口、耕地、粮食、亩产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层，
于是，皇帝问道：“卿于威海练兵，行鲸海迁民事；于松苏改革盐政、漕运、出口、通商事，行南洋迁民事；于山东治黄河水道，又行扶桑迁民事。”
“你亦知本朝大儒颜李之辈，言均田事，其言均田，名虽复古，然终究未必全行古法。”
“至颜习斋、李刚主辈，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还是‘人口’。即便李刚主亦重视工商，但他所见，士、工、商等，终究容不下天下许多人口。”
“因为李刚主等辈，认定非农行业，容不下许多人，于是于均田法上，亦有许多纠结处。”
“我闻爱卿于颜李之学，时而亲近、时而反驳。这农，与士工商人口事……你们之间虽有分歧，但这分歧的根源，依朕所见，究其根源，亦不过是将来亩产多少的分歧。是否相信将来亩产五六百斤的分歧。”
“但爱卿于威海练兵，则行鲸海移民事；于松苏变法，则行南洋开发事；于山东治河，又行扶桑移民事……说到底，还是爱卿即便认为将来亩产五六百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士、工、商等职，依旧无法容纳太多人口。还是要靠移民来解决这些事。”
“那么爱卿于复古儒生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农、工、商，这等问题，爱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所谓儒家的复古派，其实就是儒家文化圈的改革派。这一点，全世界都一个鸟样。
新教是基督教的原教旨派，是改革派。
哇哈比派，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绿教中的改革派。
乃至于儒家文化圈，不管是大顺的古儒派、日本的复古派、还是朝鲜国的实学派，历史上，他们都是改革派。
托古改制，和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借东讽西”，其实都是一样的玩意儿——包括文艺复兴，其实也算是一种托古改制。
无非就是先创造出一个理想国，然后把一切好的东西，加在这个理想国里。
至于说托古改制，还是外面的月亮圆，其实是一回事。
反正，三代之古、与大洋彼岸，在这个时代，其实一样遥远，编就是了。
大顺喜欢托古改制，和中世界晚期搞文艺复兴这种托古改制，本质上差毬不多——即生产力没有飞速发展，而人的寿命有限、考古学不够发达、历史记载的单薄，使得改革派可以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于古代。
而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则是因着这百余年欧洲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英国农业亩产从90斤飙升到120斤，增产达30%，这是肉眼可见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的生产力在不断进步。
由于意识到了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从而使得“托古”的说辞，有些忽悠不动人了，于是改为在本国的外面，制造一个理想国。
简言之。
托古改制，是源于生产力的停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即便发展，但缓慢到一个活六七十岁的人无法感知到生产力在进步的状态下，自然会把改革寄托在根本无法考证的古代——在考古学等不足、生产力停滞的状态下，人们会认为古代的生产力和现在一致，从而可以托古，而达“假设生产力和现在一样，但国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此时”的三代之治。
当然，实际上，一个汉唐宋元明的人，假若真回到三代之治，那生活水平，哭都没地方哭。托古改制的前提，就是假设三千年前的三代之治时代的生产力，和此时没有任何区别，于是得出了“三代之治为啥那么好、现在为啥那么差”的疑惑。
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源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以至于活着的人都能感觉到生产力的变化，于是不能托古，只能寄托于“现实时间线里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听说过的外国”。
不要说大顺这边，其实欧洲也一个鸟样。荷兰的巴达维亚神话，不也破灭了吗？
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生产力的提升肉眼可见的时代，不免会想，他妈的现在我小时候和我长大后都不一样，古代怎么可能比现在更好？
托古神话破灭，要么寄托于理性的推论，推出一个理想国。
要么寄托于在现实世界的时代的遥远地方，在本国之外的遥远地方，搞出一个理想国。比如伏尔泰幻想出来的中国。
由是，大顺的古儒一派，是不是改革派？这就显而易见了。
显然，他们是。
他们在用此时的社会存在，去重新解读过去的经书。即便说，考据学、朴学的发展，使得《周礼》的真伪都成了个问题，他们依旧会重新按照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存在，解读《周礼》的社会意识。
而最终，又不得不卡在了“生产力”的问题上。
颜元、李塨、乃至其后学的程廷祚、王昆绳等，其实，都卡在了“工商业怎么可能容得下许多人口”这个生产力的现实问题上。
不要看那么多的表象。
不要看那么多的解释。
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
在这种社会存在之下，难道可以指望他们能够产生超脱这个时代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
现在和那些名为复古、实则改革派的士大夫，说将来非农业人口，可以超越农业人口；可以解决李刚主一直无法自圆其说的均田后人口加增的农业人口不够分地的问题……等等，除非是有先知，否则在此时这个社会存在下，谁会相信？
在这等社会存在下，谁能产生将来非农业人口会超越农业人口的社会意识？
皇帝其实很清楚，刘玉在实学派中鼓吹的“未来”。
这种“未来”，其实是超脱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未来”，也即中国的问题，要靠工业化和工商业发展来解决，最终非农业人口完全可以超越农业人口。
刘玉鼓吹的这种“未来”，在此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这种自圆其说，在这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大的漏洞，是可以用一句抽象的“继续发展”来掩饰的。
或者说，为什么刘玉所鼓吹的这种“未来”这时候有人相信？
他们相信的基础是什么？
难道实学派的人，都是傻子，听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吗？他们为什么会相信刘玉鼓吹的这种未来？在此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鼓吹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第二五七章 分歧（二）
其实，这种鼓吹的逻辑，很简单，
即，人吃饭，是因为饿。
而不是喜爱粮食，喜爱到有多少吃多少。
理论上能养活多少人口，只取决于粮食总产量、人口总数、以及人均之后的粮食占有量。
当然，人均，这俩字，有点神奇。
但，至于说，怎么才能让人都能保证饿不死、吃饱，或者说人均有意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理论上，只要人均每年能有500斤粮食，那么谓之《礼记》中的小康，大抵是没问题的。
换言之。
大顺现在往少了说，3亿人口。
理论上，只要年产1500亿斤粮食，在物质基础层面上，已经可以达到《礼记》中构想的小康的状态——毕竟，礼记这玩意儿，是汉代编造的，按照汉代的生产力水平构想的美好未来，基本原始意义就是人吃饱、偶尔有肉吃的水准。
在此基础上，刘玉鼓吹的基石是什么？
即，大顺只要保证能够年产1500亿斤粮食的农业人口，那么理论上，剩下的人是从事农业、还是从事工商业，基本就没啥区别了。
而按照此时农业劳动的极限来计算，保证1500亿斤粮食，理论上，非农业人口是完全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
理论上，如果不考虑天灾、不考虑水旱，按照亩产120斤的大顺加上华北两年三熟、江南一年两熟的理论平均亩产，12亿亩土地基本是可以保证这个产量的。
而按照铁器牛耕时代的家庭最高密集劳动的水准，也就是30亩地一头牛的水准，其实也就需要4000万户农业家庭。
由此推出，理论上，非农业人口是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也即，工商业的发展，是有未来的。
是可以解决颜李学派等复古改革派一直不能解决的幻想——均田的田不够，剩下的人咋办的问题。
当然，这都是理论上。
而理论上能解决，也就确保了实学一派，在对未来的构想中，是认可将来发非农业人口超越农业人口的。
当然，理论是理论、数学是数学、现实是现实。
实学一派的很多人，在构想未来的时候，是相信刘玉所描绘的未来的。
但，这最终，又绕回了统治的“技术”问题。
即，假设平均每户5人，假设4000万户农业人口即可保证产量——100目的，3个人干，和30个人干，可能产量是一样的，但可以作为“商品粮”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毕竟3个人自己吃的，和30个人自己吃的，数量不同。
某种程度上讲，那27个人，于社会宏观角度，是“无效”劳动。
但问题在于，工商业是否能提供足够多的岗位，让那27个人可以干点“有效”劳动？
如果不能提供，那还不如蹲在地里，至少这样可以维系稳定。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亩产基本是世界最高的情况下，在西边是沙漠西南是雪山南边是热带雨林北边是戈壁的东边是大海的现状下，8000万农业人口，和2亿4000万农业人口，其粮食总产量可能是一样的；但社会的稳定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假设一共3亿人。
8000万农业人口，意味着，这8000万农业人口，提供2200万非农业人口的粮食。
而2亿4000万农业认为，意味着，这2亿4000万农业人口，提供6000万非农业人口的粮食。
再假设，每个人每年消耗的粮食，其实差毬不多——这玩意儿，和别的东西不同。贵族可能每年用几百斤铜来做装饰，而普通百姓可能一年半斤铜都用不上，这是上千倍的差异；但，不可能说，老百姓每年吃400斤粮食，而贵族每年吃一千倍，吃40万斤粮食。即便说全酿酒、全用来狗彘食人食而吃狗彘之肉，那也没有这么大的差异。
最后再假设，工商业，本质上就是利用交易，“重新分配”粮食这等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
那么，刘玉所许诺的这个未来，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而现实里，绕不开的，还是那个简单的反问——你靠什么，为大顺提供2亿2000万的非农业岗位？
实学派坚信，这是未来。
而未来嘛，自然是看得见、摸不太着、但经过理论计算又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实学派可以把这个当做未来，然后用不断发展工商业最终提供足够多的的岗位，作为目标，也作为实现的手段。
这个，总体上，实学一派，是相信未来的。
但，现实里……
正如皇帝询问刘玉的那样：你在威海练兵的时候，就开始往鲸海移民；你在松苏改革的时候，就搞南洋开发移民；你跑到山东修河道，还是要搞扶桑移民。所以，那些人移过去，不还是种地吗？
合着你认可的未来，认为工商业人口可以超越农业人口，所以发展工商业是对的。
但你的所作所为，却是让许多人，换了个地方种地。原本在鲁西北、鲁西南种地的，跑到扶桑去种地，他们不还是农业人口吗？
这就相对于，你说你要往南走，可马头不是朝南，反而是马屁股朝南？
皇帝这样问，若看表象，没啥问题。
但若看本质，其实也就是刘玉和大顺古儒一派的分歧。
古儒一派，是支持均田的。
并且，明确表示，“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
刘玉支持均田吗？
支持。
认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吗？
认可。
然而，刘玉认为古儒一派是对的吗？
并不。
甚至，刘玉认为古儒一派，是反动的一派。
所以，刘玉和古儒一派，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认为这一派只是同路人，但一到抵达岔口就要先把他们干掉的一派。
皇帝此时的疑惑。
和当初刘玉与古儒一派的分歧，是一样的。
即：均田，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刘玉，以及被他影响的实学派——实学派和古儒派，两者之间的分歧，从当初两淮盐改、再到檀香山殖民、再到扶桑垦荒，就一直纠缠不休，既合作、又各有态度——刘玉这一系，是否支持均田？
实际上，支持，甚至非常支持。
但支持的缘由是什么？
缘由是，刘玉一系，实学派一系，认为未来在工商业上。非农业人口是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并且认为此时很多的农业人口，是“无效劳动”，三个人的地，实际上一个人也能种，并且产量不变。
然而，广大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需要一个艰难的过渡。
这个过渡，可能是残酷的、可能是不仁义的、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尽可能保全人的生存的。
均田，是这种过渡的手段。
通过均田，来减缓转型的剧痛，使得占此时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在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小农经济瓦解中，存活下来，至少有个窝窝头啃。
均田，是手段，而非目的。
而古儒一派，以及此时皇帝脑子里琢磨的那点事，是把均田，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
对古儒一派来说，均田，复三代之治，这是最终的纲领，是目的。
对皇帝来说，均田，是延续王朝统治的最佳办法，也可以视作目的。
对刘玉和实学派来说，均田，移民、发展工商、商业战争、对外扩张、参与一战等，其实都差毬不多，都是手段，而非目的。
若能均田，那自然最好。
若能抢夺市场——比如黄河河道问题，通过鲁西女性的纺织业，减轻了黄河河道征地问题的矛盾，而鲁西女性的纺织业，又是以逼死了几十万达卡、孟加拉、苏拉特、孟买、曼彻斯特的纺织业者为基础的，他们占据的，是原本曼彻斯特和印度棉布的西非三角贸易中的纺织品份额——那就使劲抢夺市场。
若能移民——比如扶桑、南大洋的以贵金属“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为基础的移民，实学派也不反对，反而着力推动，因为他们知道大顺现在无法容纳那么多的非农业人口、无法提供那么多的非农业岗位，从刘玉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来看，移民去扶桑垦荒，也是一种发展生产力、释放每个人的劳动潜力、使得大顺的农业人口可以达到自己的劳动极限——那就使劲移民。
若需要战争、若需要扩张、若需要契约奴制度，这些人通通来者不拒。
都是手段。
其目的，就是扩大工商业的规模。
扩大工商业的规模，就意味着让更多的农业人口，成为非农业人口；让更多的唯生产力论调上“无效劳动”，成为能提高全人类总生产力的“有效劳动”。
最简单的来讲，鲁西地区，三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和一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其人类的总生产是一样的。
而现在，一个家庭种三十亩地，而另外两个家庭跑到扶桑再种六十亩地，显然提高了此时全人类的总生产力。
原本，三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只能养活三个非农业人口，毕竟自己要吃。
而现在，每个家庭种三十亩地，便可以养活十五个非农业人口，这不是个简单的乘法关系。
同时，每个家庭种三十亩地，更多的粮食交换，也即意味着每个家庭的消费能力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卖出去更多的商品，也即可以让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有事情做。
就此时来讲，实学派支持均田，也是大致一样的思路。
无非，实学派纵着分，又分出来保守派、激进派；横着分，又分出来国家派、民族派。
纵着分。
保守派的意思，是说借助均田，让转型的剧痛得以承受。按部就班，继续发展工商业，是第一要务。
激进派的意思，是说先搞均田，加强集权，靠均田之后的控制力、组织力、税收能力，拼了命的移民，照着一年大几百万移。移个差不多了，再转型。
横着分。
国家派的意思，是离着那么远，又和大西洋贸易绑定，那群人迟早效赵佗故事。而中国的事，是中国的事，天下早晚要炸，那群人怎么样，随他们去，努力把国内的事解决掉。他们只是一个泄压的手段，最终这片土地上的人还要生活在这片祖先的土地上，赵佗和咱们即便一个祖宗，将来也不是一条心。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的人，谋取未来。他们不过是添头、泄压阀，爱咋咋地。
民族派的意思，是就算他们效赵佗故事又怎么样？论起血缘，那不都是一家人吗？所以，将来“中华”到底在哪，不就是个地理问题吗？难道那些分出去的，还能反对咱们不成？所以，移民的意义，不只是个泄压阀，而是要相信即便远隔数万里、即便他们的贸易融入的是大西洋贸易圈、即便他们一部分可能改信基督教、即便他们可能琢磨着南大洋的矿我先上车后面别来了……那或许、说不定、大概还是血浓于水的。
内部自然有分歧。
但分歧之外，终究还是认可很多事是“手段”，而非“目的”。
第二五八章 分歧（三）
至于皇帝，虽然显然皇帝不可能分到实学派的范畴。
但至少在移民到底是【中国的泄压阀】还是【血缘族群的备份】的问题上，皇帝属于“保守派”。
毕竟，天子是天下的天子，但先有中国后有天下，中国大皇帝才是天子。即便说，天下显然包含朝鲜、越南、琉球在内，但天子不可能站在朝鲜、越南、琉球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道理，是一样的。
包括说，大顺的百姓，会接受朝鲜、越南、或者琉球的人来当天子吗？
至少，这在大顺，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顺的立国基础之一，就和东虏这个叛逆的宗藩有关。
而之前刘玉搞了朝鲜国、在宗藩体系内有所突破建立新型宗藩体系的原因之一，就是朝鲜的一些士大夫老哔哔“帝出乎震”之类的破玩意儿，经他渲染后，“帝出乎震”的隐藏含义引起了大顺内部极大的反感——大顺变革归变革，引起一些士大夫不满是一回事，骂骂咧咧阴阳怪气那也正常；而藩属拿着变革说大顺已亡天下、帝出乎震，东方将出天子、中国只是天子治下的天下的一部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皇帝可能并不在乎这些大义、法理之类的东西。但以帝王的“朴素”帝王观，他肯定是和“保守派”的想法更近。
先有中国，后有天下；而不是先有天下，后分中国。
先是中国的皇帝，然后才是天下的天子。
皇帝又不是傻子。
大顺的统治疆域实际上在此时的技术水平下，已达极限。
大顺之前参与一战，在北美和那群“北美豪强”的分离派互动，皇帝也不是不知道。
皇帝对于迁民的态度，自然也就更倾向于泄压，而最终目的还是完成本土省份的转型，达到他说的那种产业发展以致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未来。
支持迁民，是为了自身统治。
支持工商，还是为了自身统治。
皇帝又不是不知道移民的事，也不是不知道刘玉对于工商业和农业的态度，更很清楚刘玉和古儒一派在“非农业能否容纳足够的人口”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争论。
现在皇帝这样问，无非还是对未来的信心不足。
实学派的很多人，对刘玉描绘的未来，信心十足，源于他们投入到了变革中的实践中去了。劳动、战争、探索，这加深了他们对于那种“工商业可以容纳足够多的人口”的世界有更深的理解。
而皇帝，终究还是没有参与到新时代曙光下的社会劳动中，对于社会的理解，还是雾里开花的状态。
皇帝所问的问题，又提到了松苏、山东地区的移民过程，意思倒也很明确。
他相信这些先发地区，大约可以完成改革，工商业继续发展，容纳足够的人口就业。
但是，连这些先发地区——垄断海外贸易、拥有海运优势、迁民走海容易、经济相对最发达、工商业发展底子很好先发地区——依旧需要依靠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才能解决一些问题。
那如河南、湖北、湖南等腹地，真的有未来吗？或者说，真的有那种工商业发展而容纳足够人口的未来吗？
交通不便，就摆在那。海运，现在是物流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此时没有之一，也是大宗货物最方便的运输方式，更是这个时代损耗最小的运输方式。
迁民空间不足，也摆在这。陕西最起码还可以垦蒙、西域。而如湖南、河南、湖北、安徽等腹地地区，周边省份的人口密度未必比他们低，他们又能往哪迁？
市场不足，这个问题更严峻。先发地区自身的原材料，加上海洋运输的原材料，几乎可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的需求。
似乎，这些也可以归于土地问题。土地不足，使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至少是非常狭小的。而本土的手工业过于发达，土地不足逼迫下的小农经济牢固无比——这就是逼出来的，耕地多的如北美，也不是没有家庭羊毛纺织业，但最终被冲垮的过程并不是到难以忍受的剧痛的程度。以至于垮掉之后，在反英运动中，才出现了鼓励“男耕女织、不用英国布”的运动形式——而耕地不足的内地，自耕农以下的，显然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去交换布匹等，只能选择男耕女织的形式。
甚至于，我知道新的宽幅布，真漂亮、也好看、裁衣服也简单。可是，我买不起啊，又不能光腚，没办法，只能自己家种点棉花，让老婆在家里把棉花纺成纱线自己织布以遮羞。
说到底，大顺是个传统的封建帝国。
各个省，都是帝国下的一部分。
总不可能学英国的爱尔兰模式，爱尔兰只能放羊为英国提供羊毛一般，让湖北地主自行圈地种棉花满足松苏的纺织业需求。
种植经济作物的后果，是可怕的。满清末期，因为鸦片的“经济”价值过高，直接导致了蔓延全国的大规模饥荒。
山东一些地区转型种植经济作物，比如花生、烟草等，前提是山东靠海。海运成本极低，而大顺的海军又掌控着从日本到南洋的粮食。
而如河南，就现在的交通状况、运输能力、物流成本……指望吃海外的粮食，那也实在过于不现实。
大顺现在的粮食问题，有点和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粮食问题的一方面有点类似。
大顺有没有粮食？
有，怎么可能没有呢？
日本、朝鲜、南洋、暹罗、印度等，都是大顺的是势力范围，他们都能粮食出口。甚至连人均不如大顺的朝鲜，凭借还米制这种官方高利贷，官方上和大顺之间的贸易中粮食也是大宗。
甚至，包括北美西海岸、枫林湾周边地区，那也是上等的小麦产地。
粮食，多。很多。
问题在于，生产的不少，但是稀烂的交通、物流状况，根本无法让生产的这些粮食去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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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大顺现在有钱吗？
很有钱，不缺白银。
那么大顺国库的白银，能买到粮食吗？
当然买得到，军舰在的范围之内，用白银买粮食，想买多少买多少。
而一旦比如说开封等地，出现了大灾、饥荒等。那里缺不缺粮食呢？显然又是缺的。
因为运不过去。
沿海地区的赈济，这时候最是简单。
而大运河被废之后，连运河沿岸的灾情赈济，都成为了头疼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的疑惑，皇帝最终还是归结于一个疑问。
“朕知爱卿的那一套‘粮食总量足够，那么人去干农业还是做工商并无区别，工商只是一种分配粮食的方式’的道理。”
“道理似是对的。”
“只是，如山东沿海，爱卿可以鼓励百姓种植烟草、长生果等物。这些原本应该产粮的土地，不需要产粮，用烟草去南洋朝鲜关东等地交易即可，海运至港口销售。”
“而如河南等地……即便说发展工商，譬如织布。就不提卖到哪里去，那是不是要种棉花呢？而河南若种棉花，河南的粮食怎么解决呢？”
“若不能解决，也即不能种棉花。那么，工商业岂不是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有原材料，这又怎么能把工商发展起来呢？”
“自己又不能种，又无方便的运输方式，海外的棉、染等，亦不便运输到内。”
“发展工商，又怎么发展呢？”
说到这，皇帝摆了摆手道：“朕今日不想听道理，只想听具体该怎么办。朕也不是想要大臣争论到底是否要发展工商的，朕现在疑惑不解的，便是你说的那种工商业发展的将来……是只适用于松苏山东江浙等地？还是，适用于天下？”
“若是适用，又该怎么用呢？”
这个问题，刘玉也考虑过。
有没有办法，那自然是有办法的。那就需要极强的国家力量，进行调配发展，这可以做到遍地开花的工业化起步。
但显然，大顺做不到这一点。
而既然做不到这一点，大顺本身实质上又是个“统而不治”的状态，对于经济调控的能力，之前几乎为零，全靠自发的发展。
皇帝又不是傻子，也是处理了几十年政事的老油条，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
若是说不到点子上，只怕还是不能让皇帝对工商业继续发展的未来，有所相信。
即便说，现在来看，皇帝的态度，依旧还是希望借用技术的提升，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固。
但，若是能说出一个看似可行的未来，也算是可以让皇帝有可能做出另一个选择。
选不选那条路，那是皇帝的事。
但只有一条路，和有两条路可选，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正如皇帝所言，这件事并不是一个讲大道理的事，而是一个技术性的施政政策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现在的运输条件，扶桑的粮食，是否可以算在大顺的“粮食总产量”中？
算的话，人均后的河南，理论上粮食也够吃，那么河南大面积种棉花，反正人均粮食够吃，行不行？
显然，不行，因为这么搞真的要出大事。
非出大事不可。
算人均的时候，即便不考虑别的，最起码也得考虑现在没有传送门，不能把北美的粮食直接送到河南，这个人均是没意义的。由这个人均，在理论上可以推出，大顺内部一些地方完全可以种棉花等经济作物；而现实操作上，就很容易出现满清末期鸦片问题，导致各省饥荒不断——刨除掉鸦片的反人类属性，也可以把鸦片视作一种经济作物，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五九章 分歧（四）
和皇帝的一切交流，都要以现在的现状、大顺的能力、皇帝的目的等为基础。
道理有很多。
到但要说拿着为人民而服务这样的话，和皇帝说，那简直连对牛弹琴都算不上。
于是，刘玉大谈了一些人吃人的东西。
“陛下，臣请以扶桑迁民事，试言之。”
“扶桑迁民，究其本源，是工商业在那里需要人，而一个人能给雇主赚的钱，高于远渡大洋的船资。是以，移民事，可成。”
“初为黄金、白银之矿业。”
“后渐次为伐木、造船、晒盐。”
“以至于到纺织、冶铁等。”
“若非如此，以朝廷之力，恐难完成。”
“至今来说，臣以为，此事于国有利，手段亦可行。”
皇帝点点头，承认这一点。
“爱卿所言极是。扶桑迁民事，可谓一举两得。”
“一来开采金银，国库充裕，亦为货币改制提供了基础。”
“二来使得黄河河道事，占地之后，不至于使数十万百姓无业而成流民。”
“确如卿所言，真利国利民之事。”
刘玉又道：“陛下，究其本源，便是一个人能给雇主赚的钱，高于远渡大洋的船资、也高于支付的工资。于是，迁民事可成。”
这话，其实若在后世，用两个字或者四个字，就能表达其含义。
剥削。
剩余价值。
只不过，刘玉和皇帝说的很浅，也避开了这两个词。当然，说了，皇帝也不懂。
即便说，考虑剥削、考虑剩余价值，大顺面临的真正问题，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老马说：【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剩余价值要看生产。
但实现，需要流通，也必须要在流通中实现。
这就是大顺在北美移民的真正内涵：创造流通，让剩余价值得以实现，使得资本不得不迁移劳动力。
流通，就不得不考虑运输、成本、市场等等问题。
否则，也就无法流通。
而不流通，也就无法实现剩余价值。
这种流通，刘玉引导的是符合老马这番话的。
扶桑移民，跨越大洋，成本极高。
前期可以流通的，有也只有金银，于是扶桑迁民，必须以金银矿起步。
而金银矿起步之后，人口增多，才使得粮食、木材、棉布、食盐等，可以流通。
他们可以流通，才促成了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实现。
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实现，促成了劳动力向东转移。
这，才是刘玉想和皇帝说的东西：
即，劳动力，向东转移。
扶桑移民，只是大顺更大范畴内的“劳动力向东转移”的前奏，和总预演。
之所以说是总预演，因为扶桑迁民的诸多产业，也是以“外部市场”为方向的。
不管是新益州的酒类、羊毛；还是金山地区的棉花、棉布。
主要还是面向国外市场。
新益州的酒类，是卖给法国人和原住民的。
金山地区的棉布，是卖给中美洲和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的。
所以，这几乎可以视作大顺国内的“劳动力向东转移”的总预演。
也即，大顺要靠海外市场，靠一战的“分赃”、靠从北欧到日本的广阔世界贸易，来完成工业化的起步，和工商业的继续发展。
的确，此时，考虑“人均”粮食，南洋的大米是没办法与河南人均的，因为运输原因，这种人均是无意义的。
但是，沿海地区既然“人均”粮食是有意义的，是可以通过海运运输的。
那么，粮食不能过去就人，人不能不去就粮食呢？
粮食没长腿。
可人是长了腿的。
当然，现实操作起来，肯定比较麻烦。
而且，也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但是，至少，这个思路，可以自圆其说地解决那个“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刘玉来说，或者对后世的人来说，不是问题。
但对现在的大顺而言，是个问题。
甚至于，这个问题，还处在一个“理论研究”的阶段，甚至连“技术验证”阶段还没达成——要先从理论上，证明有这么一种可能，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如果，连理论计算，都无法自圆其说，那么这个“未来”，在此时，根本就没人会相信。
所有人都会疑惑，怎么可能呢？工商业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口？
包括那些有思想的大儒，他们在考虑均田问题的时候，直接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从而使得他们的均田思路成为空想。
比如李塨就没解开这个问题，但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却又不敢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于是最后，他的均田设想，就只能建立在“虚空”之上——对了对应人口增加，又认为工商业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口，于是他虚空地设想出了【上等田分五十亩、下等田分一百五十亩，劳作之后，下等田就可以升级为上等田，于是一份又能分三份】这样的完全虚空的空想上。
到了大顺这个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刘玉的变革，其后辈徒孙们，又延续并发展了这个理论——全面的反动，复全民宗法制，长子继承土地，次子去海外分田。
这个既是治标不治本，也实际上是压根不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人口的路线之争。
说是路线之争，并不是说他们与时俱进的想法没有可行性，也不是说未必就不能用。
而是在于，对实学一派来说，即便能用，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
哪怕说实学派中的激进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进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为手段，最终目的是为“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的诞生”减轻难产的痛苦。
而不是说，要全面反动，复全民宗法制、礼法、长子继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终复古井田。
而现在，刘玉拿出的这套理论，之所以会有拥趸，就源于在理论计算上，可以自圆其说。
超脱了旧有的圣人之言。
这套理论，若归纳起来，就两个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说不出来，那么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说通的。
第一个：人均粮食。
人不爱粮食，只是用粮食，没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粮食玩；也没有因为是贵族就能一顿饭吃一万斤、十万斤粮食。
爱和用的区别，先秦大贤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证大顺粮食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实质上很多农人的劳作，属于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并没有让大顺的粮食总产量提升——这和精耕细作并不冲突，两年三熟之类确实比粗犷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也不至于多到华北一些地区“一亩地平均要半个人伺候”的水平。
一亩地才多大？画个圈，站在圆心撇标准铅球，人类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当中。
而这些的基础，又是“国富”理论，即到底什么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问题。
第二六零章 分歧（五）
先有“国民财富的总和”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铺垫。
才能引出“宏观上的无效劳动”的概念。
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又引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
而发展工商业，最终又是为了让“定以后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故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一截为二。
在大顺，留下了国富的定义。
在欧洲，推销了“优势”理论，不过是李嘉图修正后的“相对优势”而不是原书的“绝对优势”。
应该说，这种断章取义，才是最符合《国富论》原着精神的：国富是目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批判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对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了。
精神内核在于“国富”，自由贸易只是手段，一种特定于当时英国政策的手段。
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恰恰最贴近国富论的精髓：国富是目的，大顺现在需要的，是重商主义、殖民扩张、高税政策、国家强力、扩军造舰、依靠军事霸权取得商业霸权带动手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这些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精髓手段。这些东西，现在不但没有对大顺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生产力的发展，也即达成了“国富”之目的。
这个第一点，是“写经”。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如何让人均粮食这个概念，有现实意义。
这算是“释经”。
简单来说，南洋的大米，能和甘肃算平均吗？算出来的平均，对甘肃有意义吗？
这在后世，当然压根就不是个问题。别说南洋的大米，就是东北的大米，也可以和甘肃算平均，而且有意义。
但在现在，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连个从江南到京城的运河漕运都搞不明白、搞得天怒人怨，怎么可能配谈相隔万里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概念呢？
时代，便是这种感觉。
一些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不可忽视的天大的事。
所以，在第二个关键点上，刘玉拿出来几样东西，来让这些相信了“经书”的人，看到了未来。
铁路，是第一个。
世界上此时的先发国家，都在拼命搞基建。
英国在修运河，因为英国适合运河。
法国在修公路，而且是靠劳役制度来修公路，这为将来法革后的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
大顺在修铁路。
因为大顺既不适合在北方修运河，也不适合修公路，至少以现在的条件和技术下，学法国修公路不行、学英国修运河在北方修不了。
蒸汽机，在大顺的出现，刘玉没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纺织业上引。
而是从一开始，刘玉就在往煤矿、盐井、以及蒸汽车的方向上引。
靠着华北崩溃的生态、京城这个消费城市急需煤炭、以及皇帝对京城稳定性的格外关注，终于搞出了一条实验性质的铁路。
就现在来说，铁路给大顺带来的意义，其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的。至少暂时是，因为现在的动力不足、运力一般、还没到相对于漕船等老传统而惊天骇地的地步。
这种象征意义，对于相信刘玉描绘的“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这个未来的那批人而言，则意义更大。
不是在铁路本身，也不在人征服自然的神奇。
而在于，这让刘玉提出的那个“人均粮食拥有量”和“国民财富、宏观无效劳动”之类的“经文”，有了真正落地的可能。
铁路带给他们这批人的，是让依托在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上的“新时代的国家”，得以理论上可以在现实里存在了。
简单来说，假如有一条从东北到河南的铁路。那么，如果河南理论上就可以种棉花了。
因为，东北与河南，终于连为一体了。东北的粮食，是可以随时出现在河南、且价格不会因为“千里不贩籴”这个铁器牛耕时代的总结而飞昂。
当然，种棉花只是一种浓缩的象征，并不是书一定要去种、或者真的去种。
即便说，从封建统治、传统士大夫思路的角度来看。这东西的出现，也使得“平粜”、“平价”之类的士大夫传统梦想，也得以在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理论上落地实现。
除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外，还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抢夺世界市场的诸多涉及到国家强力这种经济力的政策。
这也使得“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在大顺得以用另一种方法实现。
修铁路，是粮食没长腿，而铁路能让粮食去缺粮的地方，达成人均粮食的意义。
对外扩张、抢夺市场，是粮食没长腿，但是人长了腿。粮食不能往人身边凑，因为没腿；可人为啥不靠腿，往粮食身边凑呢？
大顺的粮食在哪？
在关东高粱地、在虾夷麦田、在南洋稻米种植园、在暹罗印度的出口米、在朝鲜的还米制、在日本的大名缺钱卖米和五公五民的实物税租。
简言之，在海边。
凭借这些年航海术的发展，海边的粮食宏观上，是非常充裕的。
既然说，在这套特用于大顺的理论下，宏观上粮食够吃，那么工商业就是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顺参加了，并且打赢了、并且保留了三角贸易体系却将三角贸易中的“工业品”生产国的身份抢到手里。
由此，把工商业视作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也即“粮食商品化，参与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通过一战胜利后的广阔外部市场，在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矛盾短时间内不爆发的情况下，全力发展沿海先发地区的工商业。
在假设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延续扶桑移民的总路线，实现人口的大规模向东流动。
而且是一场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东流、沿海地区往扶桑流西海岸流、内地地区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个大顺的超大型人口东迁。
铁路，是给粮食加条腿。
一战，是让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粮食。
这两条腿都给接上，也就可以让实学派真正看到未来的曙光，刘玉鼓吹的未来也就理论上有落地实现的可能性。
当然，刘玉鼓吹的未来，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东西的。
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不算太有害”的、抽象的工商业容纳过多的人口。
至于说“极多的工商业人口”这玩意儿，对封建统治者有没有害……现在看不出来，等着看出来的时候，早就晚了。
所以，刘玉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试言之，大谈剥削、剩余价值的“好处”，大谈这些东西“帮助”了皇帝解决了人口过多土地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在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
而老马说的很清楚，第二种私有制要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生长起来。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实则就是在为“第一种私有制的毁灭”，敲敲边鼓、打打预防针。
就现在来看，皇帝既不想均田、也没有能力均田、更不想直接折腾出来个王莽改制。
故而，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旧王朝的周期，算了算时间觉得差不多还有百余年时间。那么，只要这百余年时间，能完成工商业发展的大爆发，容纳足够的人口，即便说将来内地均田，也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当然，理论上来说，要是真的让工商业彻底发展起来了，容纳了足够的人口，不需要考虑抑兼并、限田、均田等问题的话。
至少皇帝现在看来，似乎也少了许多麻烦。
毕竟说，即便有一个大致的思路，将来靠东来压西，完成均田，在靠西来压东维系统治，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思路。
但思路归思路。
真做起来，肯定也是凶险万分。
且不说这得百年之后，说不定他的子孙就摊上个晋惠帝那样的。
就说百年之后，他的子孙能力很强，但玩这么大，稍有不慎，也是粉身碎骨。
这种关乎均田之类的改革，亦算是前所未有成功的。
唯一一个说起来大约表象上有点像的，结局是脑袋都被人揪下来成为大汉第二王朝的镇国法器。
至于说均田问题本身，刘玉实际上非常支持，并且认为不均田、不限制耕地的金融投机属性、不依靠均田来抵消新时代诞生的剧痛，新时代是无法顺利降生的。
但是，均田这件事，刘玉不会和皇帝谈。
既是没大义上的意义，这玩意儿，在大顺来说，本身就不是不可谈的，最起码是符合大顺主流的政治正确的。
也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这玩意儿，就现在的大顺，本身就不是可以完成的改革，最起码现在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靠封建王朝均田……说句难听点的，当年从西安一路打到京城的起义军属性，都没完成，况于现在。
谈均田无意义。
谈工商业发展，才有意义。
以后的事，以后说，工商业继续发展、发展起来了，皇帝地主不均田也均不了，自有别的阶级领头，把田均了。
刘玉只是把他那一套的“两条腿”给皇帝讲清楚，告诉皇帝，工商业容纳大量无地人口这个“可以解决土地兼并导致失地百姓大起义这个封建王朝之癌”的未来，似乎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刘玉不会给皇帝讲代价：封建王朝之癌倒是能治，就是治的方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工商业发展治王朝之癌的办法，是工商业中所诞生的力量，化身绞索，勒死封建王朝。人都死了，癌不就不扩张了？这也是一种治，治标又治本。
第二六一章 分歧（六）
工商业的发展，是传统封建王朝最大的危机。
这一点，不论是皇帝，还是刘玉，在结论上是有共识的。
结论有共识。
只不过，两个人的推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这又再一步退回到“重农轻商”这四个字的内涵上了。
以皇帝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从而造成土地兼并加速。或者说，根源是土地私有制下的自由买卖问题。
而已刘玉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发展，诞生了新的阶级，新的阶级的力量会急剧扩大，导致新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彻底打破小农、地主的封建王朝的旧逻辑。
或者说。
以皇帝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资金积累、土地兼并等问题，埋葬的是大顺王朝。
但王朝运行的逻辑，依旧没变。只不过，下一个王朝，可能不姓李。既说大顺当初在市井间散播什么李家来复朱温的仇，说不定日后也有人散播什么杨家来复李家的仇。
而以刘玉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埋葬的是封建王朝。而不是李家取代朱家、杨家再取代李家的问题。
如果说，皇帝有唯物史观、阶级史观。
那么，刘玉再怎么忽悠，也没有任何卵用。皇帝如果懂唯物史观、懂阶级史观，一定会反对工商业发展，因为从这个史观、和他的屁股坐在哪，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桉，也即会坚决反对工商业继续发展。
但是，皇帝不是。
用刘玉的话讲，皇帝是“变种的洋务运动”脑子。
或者说，是太空歌剧“史观”、是魔法蒸汽朋克“史观”、是抽象的技术进步史观——亦即，技术的进步，并不去考虑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关系的变动，而是以此时此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幻想技术进步之后的世界按照此时的社会意识来运行。
两个人的史观不同。
但两个人不管真心假意站在封建王朝、封建皇权上对工商业发展与皇权和封建王朝的不对付的“结论”相似。
但是，史观的区别、推理过程的区别，也就导致了，刘玉这些年“披着封建主义外衣进行的激进资本主义变革”得以实行。
而回到工商业发展的问题上。
按照皇帝的史观，逻辑，推理，去考虑问题，就必须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对症下药”。
简单来说：
皇帝为什么反对工商业发展？
因为土地私有制加自由买卖，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导致兼并速度加剧，伤小农之利。
而小农，是封建王朝的真正的统治基础，基本盘，力量来源。
如何让皇帝支持工商业发展？
无非两点。
其一，找出办法，哪怕是忽悠，忽悠的角度也必须着眼于“有办法既发展工商业、又不侵小农、能够维系帝国的基石”。
其二，用技术描绘未来，告诉皇帝，或者说让皇帝看到，技术进步可以稳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说，拿着一个航海钟给1760年的封建帝王看，封建帝王肯定会认为是奇技淫巧；而你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看，皇帝就会认为科技是有益的。
因为，传统封建王朝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土地、亩产、粮食、和人口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要注意，这里的主体是封建王朝，而不是中国、中华民族或者别的什么主体。意思就是，在不考虑皇帝自己造反的前提下，站在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亩产、粮食、人口的问题。
既然以封建王朝为主体，那么就必须考虑到：首先，皇帝对数万里之外的殖民地，不感兴趣，因为皇帝知道，帝国的统治疆域已达极限，更远的地方和皇朝无关，反倒是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太远的地方肯定会分离出去；其次，封建王朝不会主动完成土地制度的变革，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此土地制度的受益者、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地，利用保守甚至反动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为新时代的诞生做铺垫。也即让旧时代的母体，吃饱喝足，增加体力，免得难产，并且把新时代这个必然要吞噬母体的婴孩，在腹中养大到不能夭折的强壮程度。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依靠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靠着鼓吹地主贵族阶级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
刘玉也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借助皇权的力量，在一种“这在加强皇权”的外衣下，完成了诸多改革。既包括激进到荡平了盐业小生产者、迈到了萌芽托拉斯的盐政改革；也包括了废弃大运河、以及琢磨着修筑从京城到汉口铁路的改革。
同样的，在这场关于“工商业发展”的讨论上，刘玉也始终抓着这一点——即，皇帝不是唯物史观、不是阶级史观，所以以皇帝的史观，所担忧的东西并不是旧时代的真正的绞索。而皇帝所担心的东西，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统治术来回避的，而真正的绞索，皇帝并不可能看到。
实际上，包括什么“乾小四反对蒸汽机”之类的段子，也都是操着同样的类似“太空歌剧”史观的人，在那臆想。且不说英国怎么可能允许蒸汽机出境，连法国人离那么近都需要偷、俄国人得靠骗，英国居然会主动向全世界送“生产力和文明”？
实际情况，则是刘玉在盐业问题上的发展生产力，让皇帝喜不自胜——入你玛驴毬子的，总算解决了盐商控制生产销售的问题、私盐问题，大盐业管起来比他妈的小盐户、盐商这些玩意管起来容易多了。若是能依靠官盐大生产降价，既挤死那些私自煮盐的小贩子，何至于有刘士安、袁世振等辈绞尽脑汁的改革？
皇帝会担心小私盐贩子的死活？怎么可能？
皇帝只会关心，盐税能不能收上来、能不能降低盐税缉私成本。只要能收上来钱、大把的盐税。私盐贩子、手工业者反抗，杀就是了，那不是更省钱？
以盐业为例。
从刘晏的改革开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产、但鼓励商人流通。因为，食盐细碎化的特点，流通问题上，封建王朝谁也做不到能让食盐下乡，唯独靠商贩。
故而，抓住了这个事实，以史为鉴，读明白食盐改革的真正路线，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产力的发展——控制生产、放松销售、在生产端征税、鼓励大企业，方便征税。
其余的问题，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运行逻辑。
然后理解皇权的基石、朝廷的税收、盐业等行业的诸多改革到底是个什么大方向。为什么明末大儒在盐业问题上，基本都赞许刘晏的改革，而不是赞许袁世振的改革，两者的区别到底是在生产端归谁控制还是销售端归谁得利的问题。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历史上张之洞的机械织布厂为什么干黄了、为什么机织布干不过家庭手工业——破除那些扯犊子一样的愚昧、守旧之类的大套话，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觉醒的女工都是纺纱工、为什么芦柴棒是纺纱工，而她们为什么都不是织布工；去考虑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纱的倾销，导致了旧时代家庭手工业达到了5.6亿匹的巅峰”；以及为什么民族轻工业很多都是干纺纱起步的，而干织布的厂子基本都完犊子了？
这背后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对空地在那谈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愚昧守旧”、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刘玉关于“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问题的“两条腿”，是在解决“工商业容纳过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论问题。
理论上能，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工商业。
刘玉和皇帝的“内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场、让资本吃外、而对内进行资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讨论，是在解决“工商业发展会加速土地兼并”的这个皇帝最担忧的问题。
这个担忧，还是那句话：皇帝是以现在的社会意识，去幻想将来的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控制工商业积累的资金投入土地，即可解决“重农轻商”逻辑下对工商业发展的恐惧；而刘玉则是以将来的社会意识，在塑造将来的社会意识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且确信物质基础的变更会让封建王朝彻底毁灭，而不是李家换朱家、杨家换李家的问题。
理论上，工商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
实践上，以封建专制、皇权社会的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动管控、传统抑兼并手段、通过户籍等禁止先发地区去内地买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论上可以达成“工商业发展容纳足够的‘过剩’人口，但又没有工商业发展导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处、不要坏处”的空想。
当然，只是理论上。
这种理论上的概括，也就是皇帝想要筑造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国家强力上的新的“万里长城”。“长城”之内，延续旧制度，保存小农经济，等待着工业发展出化肥、或者商业让智利孟加拉硝石白菜价；“长城”之外，去参与世界贸易，继续发展，没有市场就去抢、去打、去夺。
皇权通过内地兵员、良家子等反动小地主贵族作为军事基本盘；以海军作为随时筹码、以先发地区的对外贸易必须依靠海运而海军可以切断海运、陆军可以在大城市驻扎等，来控制先发地区。
同时，又通过先发地区对外的掠夺、贸易、倾销、垄断等，获得金银、物资。这样，又加强了皇权所能掌控的经济力，皇权通过掌控这股强大经济力的分配，来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同时拥有通过这些经济力，随时可以在内地拉出来兵员的军事能力，维系对先发地区的控制。
否则的话……真搞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去除内部关税的话。松苏地区凭借长江航道、凭借即将诞生的火轮船运输能力，无关税的货物直达内地，用印度棉纱干死江汉平原的棉纱；用松苏布干死湖北的棉纺织业；用南洋东北的廉价海运粮食降低用工成本来获得对内地工业的全面优势，这叫啥？
当然，这叫啥，可以定义。
但这叫啥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川盐入湘楚之后，湖北地区数以十万计的手工业棉纺织家庭依靠着“川楚”贸易活着。
川盐入楚，白银往成都流。
苏布入楚，白银往松苏流。
这些地方的脆弱经济，怎么活？
皇帝并没有谈别的省份，而是谈了谈之前太子去历练的湖北，说到了一个有些特殊的话题。
这个话题，用后世影视剧的话，叫“改稻为桑”。
只不过，基于此时的现实，这个问题，是反过来的。
也即，不是农民“傻”，不懂经济，不想“改稻为桑”。
相反，是太懂了。
湖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湖北大量的百姓，主动“改粮为棉”。
结果太子在湖北折腾出来个了让一些暗戳戳想看太子笑话的人，看了个“大乐子”——【月余来阴雨兼旬，天水为灾，更兼民多改粮为棉，乃至楚地米价腾跃，致使小民够食为艰……遂命民船不得将米、杂粮等擅自出境，以重民食而维大局】。
要不是四川节度使那边竭尽全力帮了忙，太子这个“米禁”的乐子，可就闹大了。
简单来说，湖北粮食出问题了——本来湖北的人口暴增之下，又因为川盐入楚的贸易，导致湖北纺织业向四川回程销售，民众又不傻，种棉花有利可图为啥种粮食，自然大量改粮为棉。
当然，除了棉花，还有芝麻、茶叶等，太子的经济政策，过于激进了，玩砸了——他只看到了刘玉在松苏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但他纯粹是邯郸学步、刻舟求剑。刘玉在松苏改革的举措里，是先下南洋、开东北、借朝鲜还米制、骚日本之实物谷米税、发展海运确保米价降低的；而太子就没想想，从他妈的南洋、东北运米运高粱走大海去松苏是一个运费，可从松苏再逆流而上运到湖北，那又是另一个价了。
他的激进改革，短期看成果显着，收入增加。结果玩的过于激进，结果又来了波天灾。
没办法，只能以行政手段，强制米船不得出省境。甚至湘地所来的运粮船，亦不得出湖北。
基本上，以史书来看，封建统治者没听说有主动“改稻为桑”的。而更多的，是老百姓主动“改粮为烟”、“改粮为桑”、“改粮为棉”，导致统治者头疼不已，不断出政策，禁止改粮为经济作物。
因为，运输能力的限制，人均粮食这个概念，并不可能在这个风帆时代从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具有现实意义。
而人不吃饭，会死、会起义。
关键是，这次玩砸了，把太子吓得够呛。一下子从激进的经济政策，给干萎靡保守了。
第二六二章 分歧（七）
这不只是大政策方向的激进、保守的问题。
而是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发展的一些“双刃剑”问题。
大顺的统而不治的行政能力、几乎空缺的基层控制能力，商人们，那真的是能玩出花来的。
除了商人，还有本地势力。
比如湖北的粮食运输业。
【米船船户泊于码头，后半夜便有当地水排，来此窃米。沿途贱卖获利。所缺数额，则以砂石填补，美其名曰——翻仓】
又比如：
【武昌罗家墩，有当地游民数千人，专做‘砂石’生意。以大筛过砂石，大而扁者，则掺蚕豆；小而圆者，则掺绿豆；白石砂者，掺米；黄石砂者，掺芝麻骨子。皆与‘翻仓’者交易】
再如：
【粮行居间，使买者、卖者不能相见，彼则从中垄断，又多压价收粮——米谷商贩，迫于船杂久载，若是堆栈又要栈租，甚至若不卖则往往会有‘失火’之虞，不得不低价售。而粮行低买高卖、又以焚船威胁……】
再再比如：
【往南洋日本等国出口芝麻之松苏大商，与楚地商行分而治之。如湖北之芝麻，除了出口外，本地亦需。各商行亦多行类‘期货’之法。而松苏大商则与甲商行约定高价收购甲之芝麻，又告知甲商行不要与乙商行说；复又与乙商行密谈，告知不要与甲商行说……以致楚地商行各自以为大赚，纷纷将原本定给其余人的芝麻都卖给了松苏大商，以为自己所缺之额，甲以为可以从乙那里收、乙以为可以从甲这里收……最终交割时候，无货可交，不得不借贷于松苏大商，而致使两年之内，松苏大商尽控楚地之芝麻大宗定价权。】
总的来说，就是，你想要商业，那你就会得到商业的一切。
欺骗、欺诈、贷款逼债、期货买卖、囤货居奇、期货交割……这些东西，先发地区玩了几十年了，跑到湖北，遇到湖北本地的商贾，简直就像是骗傻子一样。
而在乡间，商业带来的问题，更加的操蛋。
小农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棉花，都需要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卖出去，才能交税、交租、买盐、还债等等。
后世可以说“你觉得现在便宜，那你就过一阵卖呗”。
但现在，这就是句屁话。
还没等粮食入仓的，收债的、收租的、收税的，就像是苍蝇见了血一样飞来。
都有能力把东西贮存几个月的经济能力，怎么可能欠债、欠钱、没钱交租交税呢？
而需要还债、还钱、交租、交税的，又怎么可能把这些农产品贮存几个月再卖？
商人、士绅、转型为商业经营的士绅，那真是玩出了诸多花活。
甚至于，一些士绅骄傲地酒后放话：“我只要把这批粮食压在家里三个月再卖，我就能赚一半的本钱”。
至于本地的“人均粮食拥有量”问题，关我屁事？沿江卖走，别的县、亦或省城的价格高，我就卖省城去呗。市场经济嘛，反正拿到手的白银，能在西域花、能在东北花、能在西南花、能在松苏花、甚至到印度去花也没问题。
本来粮食问题就严重。
严重的粮食问题，又迫使当地人围湖造田，使得生态崩溃加速，水旱问题更加频繁。
商业深入，伴随着川盐入楚、对外贸易所需之茶芝麻生丝、对四川卖棉布因为四川不适合种棉花等因素，又使得经济作物的面积不断增加，这又更加加剧了粮食问题。
还是那句话。
大顺有没有粮食？
有。
甚至于，南洋、虾夷、东北、扶桑等地的粮食，都吃不完。
但是，湖北缺不缺粮食？
缺。
就算商人不操控，实际上，此时的湖北，也距离人均每年450斤的粮食消耗，有一定差距——你说这算下来，一个人一天要吃一斤多粮食，有这么多吗？而事实上，肚子里没有油水、缺乏糖类、缺乏脂肪、缺乏肉类，对这些劳动人口而言，一斤多粮食，压根没有什么饱腹感。
而现在，商业这口“双刃剑”，在湖北的表现，可谓是把为什么要“重农轻商”的那一面，不断地展示出来，上面还在不断滴血。
要不要对商业、投机等进行限制？
不限制，或者说想限制、但又没那本事，结果就是松苏大商凭借雄厚资本，两年时间干死了湖北的本地商行，控制了芝麻的定价权。这还只是稍微玩了玩一丁点期货操作。
限制……
限制，只靠行政命令，就会玩出来太子那样的大活儿，整出个“米禁”令，闹得沸沸扬扬，全天下都在看笑话。
限制，不是不能靠行政手段，而是大顺的行政效率、组织能力，根本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本事。
刘玉之前搞盐政改革、重分盐区，干死那些大盐商。
固然靠了行政手段。
但更关键的，是他搞了大型晒盐场，最终目的就是干死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盘踞盐业的大盐商，要搞“官运商销”，消灭生产和囤积的商业垄断，而扶植那些走街串巷最后一里路的中小商人。
他靠的，是手里依靠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提卤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让当时的大商人近乎绝望的“商品”——你不是低买高卖、囤货居奇吗？我这边的盐价不断往下降，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你有本事，你银子多，就把川南地下的井盐和渤海黄海的海水，都吃下去。
就粮食问题，大顺有没有可能搞类似的手段？
理论上，可以。
平籴法。
现实里，没戏。
大顺弄个盐，都鸡儿费劲，刘玉折腾了那么久才改革成功，准备了许久。
就大顺这行政能力，还想玩平籴法？盐和粮食，那可不是一样的东西的。不论是消耗量、储存仓库、运输、要解决的问题，那都差了一个数量级。
要搞平籴法，有两个思路。
要么，来一波大改革，解决从明中期白银税代替实物税改革之后、或者说从明早期构建就有点问题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
地方取消一些白银税，退回去收实物税，比如收粮食等。地方各仓，得有粮食，才能玩平籴法。
而征收实物税，又会带来新问题。
储存成本、贪腐、倒卖、火龙烧仓……
还有，粮食不能自己飞到仓库里，这又绕回了漕运改革的问题：粮食不能飞到仓库，是不是得出劳役运粮食？运白银的运量，和运粮食的运量所需的人力，能一样吗？
而出劳役，则又等同于“劫贫济富”。
士绅老爷出劳役吗？
最后出劳役的是谁？
胥吏手里拿着劳役权，不又得来一场狂欢？让你出劳役，你就家破人亡；你不出劳役，那就给钱。
要么，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发展运输力量。
内地没有海运优势，那就勐搞大基建。
搞运河。
搞火轮船。
搞铁路。
等等。
搞到刘玉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具有现实意义；搞到东北的粮食一个月内能出现在湖北……
而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刘玉对海运的改革，是通过垄断公司的商船注册手段、以及商船履行强加义务为基础，实质上是让海商，均摊了大顺培养水手、海军、造船、以及紧急状态下的物资运输的成本。
比如说搞对日贸易的商船。
利润极高，因为大顺授予了他们垄断权、日本幕府那边也想拿到专营的关税，所以两边一起缉私，保证了垄断专营。
所以，刘玉说，你们要履行注册商船、战时征用、培养水手、强制安插实习军官、必要时必须运输军事物资的义务。
这些义务，很沉重。
历史上，西班牙这么搞，搞崩了。
大顺则凭借的自身是商品生产国和生产力进步的实质垄断倾销效果，让这些商人扛着沉重的“义务”，依旧美滋滋。
这也是大顺参与一战的基础。
否则的话，跨大洋作战的后勤补给、水手、海船等，全靠大顺财政养着专业军用运输船，能把大顺的财政直接拖死。
而如湖北的粮食问题。
河船和海船不一样。
小火轮船，就算投入实用，现在性价比最高的，也是用在长江逆流运输上。
大顺不是统制经济。
甚至连大宋的重商主义水平都没达到。
各种商品管控的能力，也没那么强，更没有说啥玩意儿都官营的水准。
既如此，怎么搞？
想要做到随时能以南洋等地的粮食，平抑湖北的粮价，就需要有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
而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是以经济、贸易、商业为基石的。
盐之类的，可以这么搞，因为运输量不是太大。大不了养一支专门的运盐船队，回来的时候捎点茶叶、生丝、从鄱阳湖过来的江西瓷器，那也就够了，足以维系运转。
大宗商品……
这么大的运力，也就意味着，湖北的小农经济，要瞬间崩盘。
这不是说湖北一地的问题。
而是，现在湖北的家庭手工业经济，尤其是纺织业，是以“川盐入楚、楚布入川”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只说纺织业，航运业，一旦小火轮发展起来，这又涉及到数以几十万计的船工、沿江运输的河工等人的生计。
而湖北虽然地处江汉平原，但小农经济制约。论棉种改良，不如两淮草荡圈地后的大片棉田；论纤维长度，比如印度爪哇等地的棉花；论纱线成本，远不如松苏地区从印度运过来的棉纱。
之前制约大的全国市场的问题之一，就是物流、逆流成本、运输成本。
包括之前欧洲，休谟说的“大海是天然关税，否则欧洲全都是中国制造”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运输能力一旦进步，一旦允许商业继续发展，都能搞大规模粮食运输了，这运力，松苏地区凭借棉花成本、棉纱成本等，不直接一波把湖北的棉纺织冲死？
历史上，湖北小农经济的崩溃，就是二鸦之后的子口税问题。
而同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早期贸易，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运输成本固定，故而公司倾向于运输高附加值的商品。棉布，优先于棉纱；棉纱，优先于原棉】。
长江航运也是一样。
一旦放开，松苏等先发地区凭借海外原材料产地和海运优势，其棉布不敢说彻底冲死湖北的纺织业，但最起码，【川盐入楚、楚布入川】的贸易格局，就会改变。
而限制……比如说，对松苏棉布征收子口税、对松苏棉纱免税。
这，和英国为保护兰开夏的棉纺织业，搞《东方棉布禁止令》，但对印度原棉免税，同时通过《曼彻斯特法桉》允许曼彻斯坦的棉布绕开《棉布禁止令》，其实也没啥本质上的区别。
是以，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
不是。
学英国。
依靠强有力的国家管控手段、强势的管控政策。
不要上来就搞全国的统一大市场。
一旦完成了货币改革、运输业发展，直接激进到太子在湖北玩的那种激进工商业政策，搞全国的统一大市场，那就真成先发地区殖民后发地区了。
是要出大事的。
所以，这需要统治技巧。
不可过于激进。
过于激进，容易物极必反，而不是怕别的。
理论上，可以通过对松苏棉布征收“内部高税”，但对海外的棉纱免税，刺激湖北的棉纺织业，效南通故事——织而不纺，皆用成纱，本地资本原始积累，借湖南湖北四川市场，发展纺织业。
换言之：太子在湖北玩砸了之后，大顺必须要进一步、退两步，不要再搞激进政策了，再搞几次激进政策，真可能换来旧势力的全面反动大反扑。
要依靠调控政策，甚至依靠“本土通关税”的这种奇葩的反国内大市场的政策，一点点制造“多点开花、各省皆有所发展”的局面。
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本土通关税，反动吗？
反动的不得了。
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世界市场，而创造世界市场之前要先创造国内的统一市场。
大顺却要搞本土商品流通限制，这怎么能不反动？
但是，站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来看，就大顺这个情况，不搞“进一步、退两步”的办法；不搞国内通关税，搞区域限制……
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资产阶级可能还没得到，湖北的纺织工、船工、本地一些读书人，说不定就要当场念上两句诗，就近上了大别山。
改革是一回事。
革命又是另一回事。
加速主义，那又是另另另一回事。
新时代这个胎儿，现在脆弱的很，若能改革多养一养，还是先养一养的好。
虽然刘玉说，大顺的改革，最终必然失败；大顺王朝必然要炸。
但是，现在炸，容易炸成王莽改制的类似效果，往回退。现在，是撑一年，新时代这个小胎儿就强壮一分，将来炸的时候，新的力量就越有力量搞革命的恐怖，快速结束痛苦。
最起码，撑到黄河河道挖完。反正，就太子这样的激进工商业政策，是肯定不行的，纯瞎搞，刻舟求剑加邯郸学步。而且太子意志也不坚定，更没有失志不移的工业的目标，这回可妥妥的是从激进派，一下子缩成了保守派了。
第二六三章 歪经已成（上）
太子在湖北搞出来了米禁之后，就缩了，这也正常。
而大顺的实学派，刘玉确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不会缩的。
太子缩的原因，是太子想要政绩，但脑子里没有一个整体的“道”，或者说一本整体的“经”。
而刘玉认定大顺实学派不会缩的原因……
怎么说呢，信圣经，那也叫信仰坚定；信圣人之言，也可以叫信仰坚定。
而刘玉对老马的学说，要么逆练、要么说话只说一半。
在大顺，衍化出一部歪的不能再歪的大歪经。
这种情况下，一套完整的“经”，是需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展望未来”这三个基本要素的。
不管是圣经、六经、古兰、亦或者其余的经济学，都差不多。
缺了“展望未来”这四个字，那么这经书作为经书，肯定就是不完整的。
之前说的，不管是刘玉说的人均粮食的两条腿、还是工商业理论可以容纳更多人口这些，可以算未来，但算不得“终极未来”。
圣经里，有末日审判、有天国降生。
六经里，有克己复礼、有大道既行。
这些，才算是“终极未来”，才能最终捏成一整套完整的“经”。
得，有头、有尾、有身子。
刘玉对老马的学说，在大顺这个时代背景下，基本要么逆练、要么话只说一半，自然不可能得出一个原版的结论。
但是，刘玉的这一套东西，在大顺这个环境下，是有一套体系的、并且是有一套包含终极未来的体系的。
只不过……
这一整套切割、逆练的东西，可谓是“反动、庸俗、空想”经济学的大杂烩。
谓之大毒草，是一点不过分的。
反动，是现状。
庸俗，是目标。
空想，是终极未来。
这三要素，是非常齐全的，以至于自成体系，在此时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历史传统下，形成了一整套新学问，成为了实学派的“经”。
反动，指的是之前刘玉讽刺过的，说大顺现在搞得是“马尔萨斯经济学”。
庸俗，指的是大顺实学派对于“工商业发展”、“工业化”、“生产力”的目标理解，是“李斯特经济学”。
空想，指的是在“终极未来”这个目标上，大顺鉴于其历史传统、小农空想等，其目标走向的是“圣西门主义”。
所以，大顺实学派学的这一套被刘玉切割、断章取义、逆练、只说一半的东西，自成体系后，就是一个标准的“反动、庸俗、空想”三位合体的大毒草。
而刘玉说的，他给大顺布的这个必死之局中，有一个最狡猾、最有能力的封建统治者理论上的破局之道，就蕴含在这这个三位一体的大毒草中。
通俗点讲，强化版的拿破仑三世、保守版的北一辉。
说反动的现状，是马尔萨斯经济学。
指的是大顺“内外分政”的政策之下，实际上，大顺先发地区已经出现了生产的过剩。
这种过剩，不是“在国内统一市场充分发展之后依旧过剩”的过剩。
大顺内部支持工商业继续发展的人，是包含地主、贵族、皇族、高利贷商人、完全的食利者的。
他们支持工商业发展。
但同时他们又必须坐稳自己的屁股，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于是，他们以此时大顺已经出现的特殊的生产过剩为基础，拿出了当初刘玉忽悠日本的那套东西，亦算是刘玉自己砸了自己的脚。
简单来说：这套反动的经济学模型中，食利者、地主、贵族等这些只消费、不劳动；只收租、不生产的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他们是真正的“有效需求者”。
如果没有这些只消费、不生产；只收租、不劳动的人，那岂不是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有效需求危机”？
这些支持工商业发展的地主、贵族、皇族、食利者等，他们算是早期大顺工商业发展的“同路人”。
他们是同那些反对工商业发展的纯纯守旧派战斗过的，也支持过大顺的改革。
但当大顺的工商业发展逐渐起步的时候，他们就自然地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学说，并且加以鼓吹。
甚至，他们还将这种反动的经济学，套在了此时大顺的对外贸易的现状中。
在对现状的解释后，他们把海外贸易的需求，与国内地主、食利者、贵族、军棍、生员等“只消费、不生产”的人，画了个简陋的等号。
统称这些人为“有效需求者”。
毕竟，大顺的手工业有点奇葩，在这个手工业时代愣生生打出来了惊人的贸易顺差。
从明中期开始，就是个貔貅，只吃不拉。
而白银，早期作为一种商品、如今作为一种货币，不免就造成了一种假象：货币不是商品。
既然这种假象存在，白银只是抽象的钱，那么岂不是就可以说，大顺的对外贸易，也是在寻找“有效需求者”，从而解决大顺的生产过剩危机？
对外贸易，是现在大顺改革的支柱，也是大顺转型的税收国库基石。
在此情况下，对外贸易是在寻找“有效需求者”。
那么，国内的地主、食利者、放贷者、皇族、军官团、生员等，这不都是些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吗？
没有海外贸易那些只买却卖不进的人；没有国内的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食利者皇族军官团等，大顺的工商业，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没有“有效的需求”，怎么发展工商业？
这里面，不只是曾经的同路人、如今的反动派这么想。
实际上，大顺实学派的一部分人，其思路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他们把所谓的“有效需求”，扩大到了“均田”的概念上。
大顺实学派中的激进派中的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全部，而是现如今大顺遇到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以至于各种思潮百花齐放——实学激进派中的一部分人，对理想社会的构建，也是以均田后的自耕农经济为基础的。
即，把“有效需求”者，根据大顺这边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社会现实、传统诉求，从地主、食利者、军官团等，扩大到将来均田后更广大的自耕农。
这种思潮的基础，潜意识里，仍旧是“农、工、商”分开的。
即通过均田，扩大自耕农的数量。而自耕农，只农，不工商。
由此，自耕农可以作为“工商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自耕农买铁器、买布匹、买糖、买酒等等，因为10000两白银一个人花、和10000两白银100个人花，其“有效需求”是不同的。
是以，这部分激进派的“均田”诉求，至少，在现在这种现状下，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动的经济学的基础上的，是以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推出的结论。
这，就是反动、庸俗、空想这三位一体中的“反动”的经济学，在大顺此时现状下的体现。
这种社会意识，其思想源头，源于刘玉把老马的学说断章取义到极致，只说“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避而不谈其内在矛盾，或者说认为大顺现在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其社会基础，源于大顺的工商业发展、改革、对外贸易、发展工商等，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自己。相反，是依靠大顺的皇权、贵族、一部分地主等的支持，以一种类似洋务运动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这些人，屁股坐在那，自然会寻找符合他们利益；证明他们在新时代中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此，奠定了刘玉所谓的“这一整套歪经”的第一个基础，反动的经济学。
而“这一整套歪经”的第二个基础，就是李斯特经济学。
按照某种定义，可以视作专有名词的【庸俗经济学】中的一种。
这里，不谈李斯特经济学的“穷者关税保护、达则贸易自由”这些表象的东西。
只谈李斯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问题。
也即大顺实学派所认为的目标，工业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及驱动大顺实学派认为必须发展工商业、达成工业化的思潮，算是大顺实学派这种【庸俗】的【工业党】的基石——生产力问题。
李斯特经济学，是谈生产力的。
不但谈，而且大谈、特谈。
但，李斯特经济学的“生产力”，并不是老马学说里的“生产力”。
相反，李斯特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则更像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传统”+“制度”+“民族性”之类的玩意儿的一个大杂烩。
比如，李斯特认为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夫一妻制、奴隶和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稳固、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国民和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自由、地方自治】等等，这些，都是生产力的发展。
他将这些东西，杂烩在一起，抽象成“生产力”的要素。
也即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如何保证这些东西呢？
于是，推出，这需要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团体的集合体，有强大的力量，能保护和促进这种杂烩抽象的“生产力”的发展，保证安全，保证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他所定义的“包罗万象的、从制度到法规到民族性到传统无所不包的”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东西，是为了保护“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信条”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需要一个实体，来让这些政策信条落地。
这个东西是啥？
啥玩意，才能更好地充当这个工具？
啥玩意，此时才能有这样的强力？
自然，此时可以非常容易得出结论。
国家。
第二六四章 歪经已成（中）
在理解了他的“生产力”的概念之后。
再理解了他对国家这个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工具的理解之后。
也就很容易得出了李斯特经济学中“穷则关税保护、达则自由贸易”的道理。
要注意的，是李斯特并不反对自由贸易。
只是，由他对生产力的定义和理解、对国家作为一种抽象的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工具的认知，就可以推出来他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态度。
即：你英国是先发国家，欧洲的战乱使得资本大量流向英国，你英国的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对他国呈现绝对的优势了。
这时候，你英国就高喊着当初根本没被重视和启用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
你英国这不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吗？
还有你，亚当·斯密，你拿出自由贸易理论的时候，英国的优势已经建立，那么你分明是个国家主义者，只不过你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是以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贸易为名目的。
所以，彼时高喊着自由贸易的、已经建立了绝对优势的英国，根本不是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贸易的，而是以国家利益、或者说以维护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的有理条件为核心的。
故而，得出，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要去其掩饰、取其内核。
既然英国的政策出发点，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石的，只不过先发优势下拿着“自由贸易”的大旗。
那么，后发的德国，自然也要以国家利益为基石，但基于现实，是要拿“关税保护”的大旗的。
所以说，李斯特绝对不在根源上，反对自由贸易。
而是“穷则关税保护、达则自由贸易”。
只不过，先发国家，或者一些优势国家，可以将对本国有利的东西，用世界的、自由的之类的东西包装而已。
但本质上，就和英国的自由贸易一样，不过是为了“本国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政策和说辞。
这里的生产力，是李斯特定义下生产力，并不是老马政治经济学里的生产力概念。
在这种定义下。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来完成德意志关税同盟，以促进这种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德国。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的干涉，来完成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一份详细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包含铜、煤、木材、谷物、丝绸、钢铁、玻璃在内的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具体扶持方法包括津贴、奖励金、出口退税、提高关税等……
这是美国的汉密尔顿。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在已经达成了先发优势的条件下，以炮舰、军队、刺刀等，保护自由贸易、推行自由贸易。
这是英国的自由贸易。
等等、等等，其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里，李斯特定义下的“生产力”，更类似于具象的“工业化”。
在这里，生产力，不只是包括科学技术，工厂，设备，机械，产品等等。
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道德，社会运转形态、法律等等因素。
简单来说，就可以理解为“工业化”——一套包括技术、工厂、产品，以及与工业时代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社会道德、文化产品、社会运转、工业化时代的法律、工业化时代的意识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工业化”、或者说，工业时代，被视作一种目标。
而国家，或者说，政权，将作为一个“工具”，来实现这种目标。
一切，以这种定义下的“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
定义的区别，在于老马定义的生产力里，是不包括生产关系的。而是作为“寻求到底是啥玩意儿决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答桉，即生产力。这是一种逻辑演绎。
而李斯特定义下的生产力，是一种直观的观察印象，甚至可以说，是以【国富】这个概念为出发点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直观的具象解释，甚至是一种对“工业化的具象描绘——就像是描绘一种植物，是什么样的叶子、花是什么色的之类”。
当然，魁奈也谈过生产力这个词。但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其基础是农业是唯一创造价值的产业，所以，生产力这个词在魁奈这里，又指的是专指农业。
故而，生产力这个词，在不同的文章、不同人的学说里，是有不同含义的。
用一个粗陋的生物学比喻。李斯特的生产力，类似于描述性生物学阶段，是描述植物长啥样；老马的生产力，类似于分子生物学阶段，是阐述为啥这玩意儿这样、是啥玩意儿决定、啥基因决定的这花是紫的还是黑的。
而在大顺的现状下，到底哪种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
在大顺此时皇权还稳固的很、资产阶级瑟缩着、农业还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下，加上刘玉的断章取义的潜移默化，显然，大顺的实学派，更容易接受的是李斯特的生产力的概念。
毕竟，刘玉忽悠的基石，是“国民财富总和”的定义所引出的。
而从这个基石，又推出了所谓的“小块地小农宏观意义上的无效劳动”这个概念。
再由“宏观意义上的无效劳动”，推出了“工商业容纳更多人口，创造有效劳动”的想法。
最终这个“工商业发展，容纳更多人口”的描述，实质上就是李斯特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
包括工商业发展后的法律、道德、法规、国家政策、以及科技、机器、工厂等等。
在这里，“生产力”这个概念，被扭曲为一种“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的先知般的描述”。
而不是针对先秦制度、周礼空想、小农经济、皇权、地主、士绅、租佃等等这些社会生产关系的解读。
一旦这样理解生产力，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
比如，“先发国家是正确的、所以是正确的”，你看，未来已经摆在那了，如果你和在一些技术上更发达的国家不一样，那一定是你错了。
毕竟，既然是是“描述性”的阶段，那么一株“长成的植物”就活生生地摆在那，你把自己改造成那样就是了。
如果你和那个不一样，你要先考虑一下你肯定是做错了。如果对面的花开的并不如你的“鲜艳”，那你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你对“鲜艳”的定义出问题了。
这种对生产力概念的扭曲，自然会有很多负面的问题。
不过于此时的大顺，这些负面问题，暂时来说还并不具备现实意义。
反倒是，这种更具象的、更容易理解的、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方便想象的、实质上把包含生产关系的工业化社会浓缩成的“生产力”概念，具备很强的传播能力。
而这种传播能力，又和大顺的现状息息相关。
大顺的现状，又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方式。
而刘玉的“国民财富总和”的解读方式、以及大顺在工业化之前的亩产基本已达牛耕铁器时代的峰值的现实，又使得这种“工业化”的“生产力”概念，更加清晰。
以华北地区为例。
两年三熟、精耕细作，相对于一年一熟、粗犷农业来说，是不是生产力的进步？
你要说，不是，要拖拉机机械化大生产加化肥，才算是生产力进步，那也不是不对，但现在是不具备现实意义的。
假设，两年三熟，平均亩产150斤，种一定的面积，需要10个劳动力。
而一年一熟、粗犷农业，平均亩产100斤，种一定的面积，只需要3个劳动力。
但是，这对人少地多的北美，或者说工商业人口不足的北美、英国、甚至法国等，一年一熟是正确的。
这对根本不缺潜在的工资劳动者的大顺，两年三熟、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才是正确的、具备现实意义的——农业革命在英国才叫农业革命，在大顺那叫亩产倒退。
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在华北地区，即便在两年三熟需要更多劳动力的基础上，宏观上，依旧很多人是“宏观上的无效劳动”。
即便说，搓两年三熟到此时的精耕细作极致，依旧不需要这么多人。再减少个几百万农业人口，总粮食产量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就是刘玉鼓吹的“工商业容纳更多人口转化为有效劳动”的现状基础。
也即是那种描绘出的粗陋的工业化为生产力的未来的基本模样——便于想象，人们可以理解为为农者户均30亩地，而户均之外的人都在工商业中劳作。
即便说，已经压缩到了户均30亩地、精耕细作、两年三熟。户均30亩地，并不多，因为还要考虑牲口的牧草地，没有牲口的精耕细作连基本粪肥都不够。
饶是从“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压缩到了“五口之家，三十亩地一头牛”，缩水了三分之一，甚至还可能继续缩。
以山东为例，压缩成这样，实质上山东依旧还能拿出来将近1000万的人口，在保证农业粮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工商业——山东马上就要到人均3亩地的铁器牛耕时代的崩溃红线了，而“五口之家、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农业人口人均6亩地。
所以可以简单地推断出在这个“解决无效劳动”的“工业化”的模型中，至少要构建一个“山东至少大几百万人以工商业为生”的社会模型。
这，是一个大顺实学派的人，可以理解、并且笃信可以达到的模型。
当然，这个模型，在大顺实学派一些人的思考中，又是以前面说的“马尔萨斯经济学”为基石而推导出来的：所谓的“有效需求”概念下的对外贸易、一战胜利果实、本国的实利阶层、军官团士兵、生员、地主、贵族等。再加上激进派中的一部分把“有效需求”里加上均田小农等，理论上是可以支持一个“数百万人的工商业社会”的模型，且不崩溃的。
这不是说这个模型就是正确的。
而是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大顺这些实学派，现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什么样？
在这种条件下，让他们去幻想一个真正工业化的模样？甚至连抄都没处抄、眼见都没机会眼见。
这和那些只能理解超光速、虫洞、太空战舰时代却依旧是近现代内核的人，一样。
大顺这批人，自然也只能以现在的基础，去构建一个模型，然后以现在的基础去思考那个模型的样子，最终简单计算得出结论：理论可行。
这就够了。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各个阶级之间的不断地斗争，最终可能变得和此时的幻想面部全非，这才是正常的、斗争的、历史的发展。
但于此时，这批人自然是在构建出这个模型后，希望把国家作为一个工具，强化之，从而借助这个工具，实现这种包含着生产关系含义的李斯特的“生产力”发展。
于是，在大顺，被扭曲的经书，已经逐渐成型，有头有尾。
马尔萨斯那一套，是作为大顺存在大量实利阶层、而佃农小农阶层基本无“有效需求”的现状的解读。
李斯特的那一套，是作为国富的目标，新学派希望国家作为一个工具，去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和儒家的三代之治的梦想，要靠国家、政策、教化等来实现，正可衔接。
只剩下最后一个“终极目标”，这又和实学派这群人的定位、学识、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大顺自古以来的均田的小农空想、平均思潮等，息息相关。也正因如此，这个空想的“终极目标”，有了一个在曲解的“工业化”幻想中，符合传统民本、均田等思潮的空想的“仁义的目标”。
有头有尾，有便于想象和理解的实体，自然传播开来，不会简单的人亡政息。
而要说这个尾，就不得不说大顺实学派的阶级上的属性。
而要说这个，就又不得不提大顺实学派这些年一直以来的“自嘲”——说自己不是读书人。
这种自嘲的潜台词，是：一，读书人本身就是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二，我们不反对高人一等，滴咕的只是科举读正学的人才算读书人我们不算，这种自嘲其实也是一种幽怨，有人仍寄希望于皇帝将来一朝一日也把他们看做读书人的；三，其实我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读书人，那些人算个屁的读书人、有学问的人？
而圣西门主义，在政治上，恰恰又是最符合大顺这帮实学派的诉求的。
把社会，简单的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有学问的人。
第二部分：害怕变革的人，既得利益者。
第三部分：其余人。
所以，按照这种分法，流血、革命，什么的，多可怕？
那么，这第二部分的人，直接把统治权，让给第一部分的人，和平交接，让【真正的读书人】来统治，又不流血，把“理应属于我们的位置让给我们”，然后由这些真正的读书人，引导着过度到新时代，岂不美哉？
对大顺的实学派来说，他们的自嘲，其实不就是在说“其实我们才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才是读书人，统治者理应是我们，而你们那些所谓的读书人，你们分明是既得利益者，赶紧下去，给老子让地方。”
“要让我们统治、治理，这国家不得起飞了呀？”
而这，又退回到了前一个问题：老马一直在反对掺杂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解读，而在大顺，生产力是一个被扭曲的概念，并非是一个解释生产关系的概念，而是一个抽象而又具象的社会发达的未来。
和什么理想国、东学西渐、三代之治、之类的玩意，其实差不多。只不过，是以工商业发达、或者时髦的工业化为基底的。
于是，也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空想。
空想的定义，得出空想的结论。
第二六五章 歪经已成（下）
圣西门主义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特征。但总的来说，又是符合工业时代的空想的——在圣西门的精英主义构想中，真正的“读书人”，是懂科学的、干实业的、也是包括产业资本家的，认为他们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的统治者和治理者。
即便说，是空想。
但也是以“工业时代”为基石的空想，而不是以农业时代为基石的空想。
这种空想，打破了原本的分配设想，第一次提出了“以才能分配”的想法。在这里，产业资本家，也被视作一种“才能”。
怎么说呢，在这个时代，最起码，比封建贵族、士绅、国王、皇帝、放高利贷的，有“才能”。
而掌握科学知识、技术、或者说高学历的人，更是有“才能”，理所应当应该是分配体系中拿最多的那群人。
这显然，是符合大顺实学派这群人的利益的。
而圣西门主义，在法革之后的法革，是名副其实的“显学”。
法革之后的法革，又是个什么状况、或者说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
先是雅各宾土改，分了地，自耕农人数急速上升，小农经济小资产者经济成为法国的支柱力量。哪怕到七月王朝时期，农民依旧“贡献”了5.6亿法郎的农业税，是法国名副其实的第一产业。
拿皇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那一年，整个法国，一共才15个用简单机器的工厂。
法国产业最出名的丝织业，水平未必赶得上大明时代的江南。里昂地区的丝织业，依旧是以手工业为主，甚至可以说非常类似与此时南通地区的包买制纺织业。
一直到1825年，英国放开了蒸汽机技术的出口管控——主要是到25年，已经管控不住了，到处流出，管不了了——法国才开始逐渐出现大量的蒸汽机产业。
简单来说，圣西门主义在法国成为显学，其宏观的经济基础层面，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但资本主义又不够发达”。
而在更现实的层面，圣西门主义的两大核心，又是当时的法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固然说，圣西门、傅里叶、欧文，是三大空想社的代表。但这三人的空想方向还是不同的。
圣西门主义的基础，是认为：
【资本主义为啥会有问题，这么残酷，乃至于有周期性的危机？】
【因为生产实际上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瞎鸡儿生产，瞎鸡儿投资，完全无序，这能不危机吗？】
由此，又产生了下一步的推理。
就法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实业想要发展，但是他妈的融不到钱；而土地，则成为了最好的投资方向，钱嗖嗖地往土改之后的耕地上跑；要么就是搞投机。
而被圣西门认为是未来的“实业”，则往往融不到钱，即便融到了钱想要发展实业，被投机、土地投机、买地、放贷等，弄得过高的利息，又使得法国的实业很难发展起来。
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圣西门主义的两个核心：
一：银行。
既然说，实业是未来，可实业弄不来钱。那么，为啥不组织一个超大型的银行，让银行把钱，给应该投资的方向，从而刺激实业的发展呢？
二：实业科技。
国王、贵族、士绅、放贷的、金融家什么的，懂个锤子的工业化？这帮子人都死绝了，似乎对法国也没啥影响，反而更好。
那么，就得靠“真正的读书人”，包括懂工业的、懂农业的、懂纺织的、懂学问的等等，当然，也包括产业资本家。这些真正的懂实业、懂工业的人，组成一个“最高实业委员会”，由他们制定政策、控制银行、指导产业。
也即：
最高实业委员会，定路线，做“脑子”。
银行，作为路线的“手”，把钱给该给的人，而不是给那些不该给的人，给到实业手里。别鸡儿让钱瞎跑，往土地兼并上跑、往投机倒卖上跑、往外国债券上跑。
而这一套东西……
而等到他的信徒拿三上位后，老马曾讽刺道：【圣西门啊，是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守护天使，是骗子的预言家，是普遍贪污行贿的救世主】。
之所以说，这一套东西，在此时的大顺，也会成为显学，甚至会成为刘玉影响下的实学派这一整套“歪经”的终极未来。
就源于这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在发展，但又不够发展，小农小资的所有制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本身，圣西门主义，又是三大空想社之一，这里面是包含了类似于“仁、义、道、德”这些东西的对底层的关怀，尤其是对小农、小生产者、佃农、雇工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关怀，是仁义道德的空想社。
其二，大顺的新兴阶层，尤其是实业阶层，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大顺的土地私有制、耕地自由买卖之下，使得实业想要拿到资金总的来说还是挺难的。
钱，或者说，资本，自己长腿，总是往那些“不想让它们往那跑”的方向上跑。比如，买地、囤地、兼并、放高利贷等等。
而本身，作为空想，自然有向原本的统治者妥协的心态。
在这种妥协下，新兴阶层，尤其是实业派，在不考虑彻底的所有制变革和极为激烈的暴力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桉下，自然是希望有这么一个“银行”，把钱给该给的人，免得实业发展困难，弄不到钱。
但是，显然，这个“银行”……可想而知。
这才有了老马的讽刺：你圣西门的社，社的真好啊，社成了证券交易所的守护天使、社成了贪污行贿的救世主。
这种空想的脉络，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两条线。
产业革命。
启蒙运动。
产业革命，催生了圣西门主义的“实业”思想，即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实业发展，代表着未来。
启蒙运动，催生了圣西门对新时代的反思——他妈的，这新时代，和启蒙思想家们所描绘的“为全体人类所设计的理性王国”，不一样啊。这新时代，咋也吃人不吐骨头呢？
而资产主义在发展，同时又不够发展的法国土改之后的现状，让圣西门琢磨了半天，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就琢磨，这是咋回事呢？
琢磨来琢磨去，他又不可能理解剩余价值之类的理论，于是琢磨出来了：哦，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想办法把这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终结，那不就好了？
而他既然是作为“启蒙时代”的尾巴，自然对于人性什么的思考，是建立在“永恒正义王国”这个基础上的。
即，认为“历史是终结的、抽象的人性是固定的、是存在永恒的正义的”。
在这种理解下，空想社的“社”的产生，是和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是无关的。所谓“社”，不过就是“符合人性的、永恒正义的、理性的”社会。
别说什么工业社会了，按照这种永恒正义的想法，就他妈的铁器牛耕时代，也完全没问题嘛。
于是，按照这种抽象的人性观，去琢磨“人类的未来”，基本上就类似于在一道题上打对号、打叉号。
一夫一妻？符合人性，肯定是永恒的人性，对号。
唯利是图？这不符合人性，至少不是“理性王国”，叉号。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明显不对，叉号。
资本投入实业获得利润，以利润推动实业发展？明显好，对号。
平等？符合人性，对号。
博爱？符合人性，对号。
仁义道德？符合人性，对号。
既然说，抽象的人性，是避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离开人的社会发展，抽象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学说。本质上，算是对“宗教”、“上帝”、“神创人”的一种延伸。
人对“道德、真善美”的标准，其实是亘古不变的。
而启蒙运动的核心，又是理性，是用理性冲破宗教的桎梏。
由此，又衍生出把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
于此时，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
资本主义吓不吓人？
吓人。
那么，为啥吓人？
显然，是因为人类的“迷悟”嘛，把错的当成了对的、把坏的当成了好的。
所以，只要解决了这些“迷悟”，资本主义这么吓人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人人都讲仁义道德，都是好人，不要迷悟、不要走偏了，那这不就是世界大同了吗？
这和生产力有个吊毛的关系？和人类历史发展有个吊毛的关系？这么看，别说前工业时代，就是奴隶时代，只要能达成人性、不“迷悟”、达成永恒的正义，完全可以“社”嘛，达成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在本质上，和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梦想，没啥区别。
无非，一个的生产力基石，是工业时代；另一个，是青铜铁器时代而已。
毕竟，哪怕儒生，也不是空谈仁义道德，也是编造过一整套《周礼》制度，空想着指导社会运转。
而圣西门主义，在这个时代，造出一套“实业制度”，也正常得很。
由此，也就产生了刘玉所谓的大顺实学派的大毒草“歪经”里的最后一环。
大顺是科举制。
圣西门主义是精英主义。
科举制不就是选拔精英人才的吗？只不过，时代变了，现在的精英，应该是懂外语的、懂地理的、懂工业的、懂技术的。
实学派觉得，我们取而代之，则大妙。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而你们应该让位子了。
同样的。
三代之治、大同之世，也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形、永恒的正义上的。
无非，就是你们那老一套的《周礼》，里面没说蒸汽机、没说纺织机、没说铁器牛耕、没说高炉铁。你们那一套过时啦。现在，要靠“实业制度、银行调节”为政策的新《周礼》啦。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大顺的“意识形态”问题。
即，大顺开国，用的是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
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走到陈亮、叶适那一步的时候，就有绕回了“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问题。
叶适解不开这个结，于是最后不得不绕回“复礼”的制度化运转这一步：既然走由外而内这条路，周礼、六艺，就是“外”的最终标准。
练外功，能不能练出来内功，并且确保这内功，是正派正道？
万一练偏了咋整？一身外功卡卡一顿练，最后练出的全是魔功，这不扯犊子吗？
这是朱熹和陈亮互撕的根源，你陈亮说要富国强兵，那么你富国强兵的外功练到了极致，你确定这是正道？金人虎视眈眈，你说富国强兵、由外而内，道统不绝，那他妈的万一金人获胜，国祚延续，国家富强，那你这意思，金人也有道统呗？兄弟，你听我的没错，就说三代之后，道统已绝，大家都没道统，金人就算赢了也没道统，道统在咱们读书人手中，咱们随时还有以“复道统”为大义的主动权。
既然这个问题绕不开。
那么，叶适也只能走回“复礼”的制度路上：你看，夫子把制度这一套外功，都写的清清楚楚了，就在《周礼》里面，制度、官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等，圈套的。咱们只要按照这套外功练，难道还能走偏吗？
延续到大顺，到颜李学派这，也是卡在了这一环。亦即“由外而内”的这一环——颜元、李塨，是让弟子学“艺”，别鸡儿先去读经，只要把六艺精湛了，由外而内，正道自生。
这才有了开国初年，理学派狂喷颜李这一派，说他们“不知道往哪走，就先把车造出来了，使劲往前奔，这不是瞎走吗？你不先内，你知道你该往哪走？你都不知道你该往哪走，你学艺，‘造个车’出来，到时候方向跑反了，那不是距离正途越来越远吗？”
这也是为什么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伪书考证”问题时，牵扯到周礼、尚书等是否是“后认杜撰”的考证问题后，颜李学派这些人如此的激动、反对、争论。
就源于这个“由外而内”的问题。由外而内的基础，是得有《周礼》、《尚书》等这些上古典籍的“制度”。
最终是要通过“复古时制度”，来达成外功练的是正道的最终目标的。
如何保证“由外而内”练的内功不是邪路这个问题，是大顺学了宋儒永嘉永康学派，在解决了“夷狄之辱”问题后的治国过程中，一直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即卡在对理学“破而不立”这个尴尬意识形态构建场面的根源。
为啥当初选永嘉永康的学问？
答，这是战斗的学问，是靖康耻之下催生的的学问，是符合前朝末年现实的，是大顺拿大义的。
拿了之后，到治国的时候，这玩意儿，都知道“霸道太重”。现在东虏已废，这种“霸道太重”的学问，怎么能作为正统呢？
当然，既然当初选了，那么现在，对大顺而言，实际上在“克己”还是“复礼”的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更接近大顺意识形态的，是“复礼”。
克己，然后复礼。由内而外，是一条路。
复礼，由外而内，制度构建，从而内外一致而复礼，最终自然克己，由外而内，又是另一条路。
也即是说，大顺自开国之初为了拿“大义”而选的意识形态，是着重“外”的。
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之下，在蒸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即便是实学派，也急需一个“成体系的外功”。
这个“外”，要和周礼类似，是一整套制度，法规、政策、所有制、甚至连利息多少都要考虑在内的。
故而，非常符合大顺实学派、又和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贴近的、空想的“圣西门精英实业主义、加强力银行向实业倾斜抑制兼并、从抽象人性的仁义道德和永恒正义出发的美好社会构建的圣西门空想社”，也就很契合地成为了大顺实学派这一整套【歪经】的最终“终极未来”。
现状解读、工业化生产力的未来理解、再加上空想社的终极未来，这一套歪经，亦算是有头有尾、人亡政不息、门徒有信仰、政策改革有目标且是可以根据“经书”推出来的目标的。
第二六六章 皇帝改良的死路
虽然这一套“经书”，歪到了极致，而且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倾向了。
但，刘玉不是先知，所以他无法控制大顺实学派的发展。
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现实就摆在这。
历史也摆在这。
儒家的民本思潮还是摆在这。
这些东西，所演化出的大顺实学派的思潮，必然歪。
但刘玉是无所谓的。
既然相信，这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在今后的不断斗争中，自然也会粉碎，历史会曲折着发展，广大的人民会在不同烈度的斗争中推动社会的变革。
大顺王朝要死。
这些实学派的空想，也会死。
甚至可能在这些都暴死之前，会出现刘玉所谓的“最狡猾、最有洞察力和手腕的封建统治者”站出来，掌控局面，做加强版的拿三亦或者北辉那一套。
不过，这都无所谓。
大顺的情况很特殊，刘玉这些年的改革，确保了大顺在内部剧烈变革的时候，不会有外部势力干涉，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都无力干涉。
最多，退回到马六甲，也就顶天了。不太可能会被人推到家门口，甚至登陆大沽口。
这使得北辉那一套，就算玩得转一时，最终还是要被推翻。
而同样的，强化版的拿三……应该说，这个是可能性最高的。
主要指的是实业发展、工业政变这些方面。
历史上，拿三作为圣西门的信徒，上位之后，便依靠圣西门的两大原则，搞了巨无霸的“法兰西工商信贷银行”。
这就使得，法国的金融业，在国家干预下，飞速发展，远超法国实业的发展。
对外扩张，在色当让人打爆。
外部市场，英国先发优势。
内部市场，法国太小，小农经济，又缺乏鲁尔区这样的地方。
欧洲又赶上发展期，那几个大国的市场，法国哪个也挤不进去。
对内投资，没得投。
圣西门的想法，是好的：成立巨无霸的工商业信贷银行，作为实业政策的“手”，让钱流到实业上。
但结果……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哭笑不得的。
以实业主义为思潮，所引发的法兰西工商业信贷银行的金融业大发展，最终法国却没不是以实业而闻名。
倒是，混了个专有名词——高利贷帝国主义。
这一听，就和实业差的过于远。
这已经不是跑偏了，而是彻底的南辕北辙了。
大顺倒是不必担心这个。
一来市场巨大。
不管是外部的。
还是内部的。
想当高利贷帝国主义，那也没这机会。大顺的实业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二来，大顺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基建，道路、运河、水利。
纺织、采矿、煤铁。
殖民地投资。
不至于跟法国似的，钱没地儿投，只能往外面放贷。
而且，现在来看，大顺朝着拿三工业思路发展的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这种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传统思维的“抑兼并”想法。
另一个，就是“货币改革”。
在这里，“抑兼并”的传统思维；和“货币改革”的现实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圣西门主义里的“银行业”思潮，要看内核。
内核是什么？
内核是在法革之后，分了地之后，钱不往实业上流，而是往不该流的地方流。
实业发展，又筹不到钱。
法国的情况，又做不到行政上的“抑兼并”。
当时欧洲的新时代正在迅勐发展，英格兰银行的良好榜样摆在那，自然是想到了“银行”。
但，“银行”的内核，仍旧是作为一只手，来调控产业，让资本流向实业的方向。
那么，既然内核是作为“一只手”。
大顺这边，皇帝从传统角度所担心的“工商业发展带来兼并加速”的问题，以及构想的通过编户齐民手段控制先发地区的人和钱往内地流动去买地的设想，也是一只手。
甚至，包括刘玉之前在松苏的诸多改革，也是有诸多限制，尽可能限制或者引诱，让钱往工商业、对外殖民、航运业上跑。
这个内核，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哪怕说，皇帝的出发点，是传统的“抑兼并”思维；而刘玉的出发点，是加强耕地的生产资料属性、削减耕地的金融投资属性的思维。
但，至少在控制钱往哪流、或者引诱钱往哪流的想法上，亦算是暂时的同路人。
这个一个基础。
另一个，就是大顺即将推行的货币改革。
以狂躁的对外贸易顺差、扶桑金银矿的开采为基础的，全面铜币辅币化的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改革。
一旦完成了这场改革，理论上，大顺朝廷手里，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机构。
而且，按照实业发展的思路。
这个掌握在大顺朝廷手里的金融机构，理论上应该投资工商业的发展，从而达成圣西门主义所设想的工业高速发展、实业和基建有钱可用的效果。
想法，是好的。
但，现实呢？
王安石的青苗法，到底是为了支持小农？还是为了国家拿到利息？
《周礼》的放贷制度，目的是支持手工业者、市民和农民的发展？
还是为了赚到利息？
封建王朝，终究是封建王朝。
青苗法在大顺这片土地上，早就死了。
但在朝鲜国，实际上还存在着，只是换了个名字，叫“还米制”。
封建王朝搞这一套，最终会搞成什么样？
老马在其评价“披着圣西门的社”的拿破仑三世的政策的《评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一文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搞这一套，不管是出发点很好的青苗法、还米制。
最终的结果，都会变成【御用性质和投机性质的敛财工具】。
只不过，在农业社会，毕竟农业才是最大的产业，所以只能搞搞青苗法。
而在工业社会，尤其是披着“发展实业”的美好设想的新时代，这种【御用性质和投机性质的敛财工具】，会走到什么方向，也就可想而知。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掌握的“库银”这种金融机构而言，自然会选择【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的操作模式。
而怎么操作，老马也说的很清楚。
【利用特权，以及朝廷支持的大量资本和贷款。从而使得，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就肯定能在市场上赚到贴水。】
【……总之，获取贴水，是这种（御用性质和投机性质的敛财工具）的金融业的真正运转核心】
至于封建王朝会不会这么玩，那也是显而易见的。
毕竟，朝廷运转，需要钱。
对一个封建王朝而言，难道会以坚定不移的工业化发展、让国家富强复兴为目标？
显然不是。
于是，当看到其中的巨大利益时……朝鲜国现在还存在的、本意是帮助小农、但已经沦为一种敛财工具的“还米制”，至今还存在，并且在大顺扩大和朝鲜贸易并掐死了日朝私自贸易后，成为了朝鲜国朝廷非常重要的财源——由朝廷发放的高利贷，来换取大顺的白银和其余商品，维系运转。
所以，这套东西，最后会玩成什么样，可想而知。
老马对这一套东西，说的可谓是非常清楚。
【（理论上），如果该机构能够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债券，那么，它的确会成为法国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挥者和所有者（也即圣西门主义构想下的大银行，作为工业的指挥棒）】
但实际上，【在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经济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
似乎，创建者忽视了这件事。
但，实际上【并未忽略，相反地，他们已经考虑到了。当破产发生时，在众多法国人的利益被牵连进去之后，波拿巴政府似乎就有理由去干涉动产信用公司的事务……】
【（在卷入更多的人后，通过有理由的干涉），皇帝企图把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换成国家债券以掌握法国工业（从而在不进行剧烈的社会的革命和所有制变更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对工业的彻底掌握，亦算是一种‘变种赎买’的改良方桉）】
但问题在于。
【皇帝是不是比动产信用公司更有偿付能力呢？】
换在大顺来说，产业破产什么的，都是正常事，哪有只赚不赔的？
但你皇帝准备这么玩，将来你要是玩崩了，赔钱是肯定不会赔，也赔不起的。到时候，你靠啥赖账呢？
这不就又绕回来了吗？
不想还账，想赖账。那就看到时候你债主死，还是欠债的死呗。
皇帝能不能赖账？能，之前经常赖，而且那些盐商什么的，脆弱的一批。
然而新时代之下，既想着改良……哪怕说，就是以作为【御用的敛财工具】为目的，在大顺的现实条件下，依旧可以催动大顺的工业高速发展。
实业高速发展，那就不是脆弱的盐商了。到时候，想赖账……可就不好赖了。
第二六七章 三山合一（上）
要不怎么说，先辈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萦绕在现在人的头顶呢？
法国后来搞得这一套东西，实质上和约翰·劳搞出来密西西比大泡沫的情况有点类似。
都是通过吸纳“中产”阶层的资金，投资到“应该投资的”地方。
只不过，约翰·劳的时代，密西西比并没有黄金，印度公司、非洲公司、加上美洲公司，一共也吃不下这么多的金银，世界经济的盘子就那么大。没地方真的投资实业，那最后就只能左脚踩右脚上天。
击鼓传花，到玩不转的时候，跑路。
而拿三时代，工业时代的曙光已现，法国需要投资的地方多了去了。靠着把国民财富集中起来的手段，纵然说最后玩崩了、甚至把自己完成了高利贷帝国主义。
但在那一段时间内，法国的工业可是爆发式的增加。
也即虽然一开始也是左脚踩右脚上天的套路——股息回报干过40%——但这不是工业时代来临了嘛，不至于跟约翰·劳那时候似的，没地方可投，而是正赶上“在一个世纪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所有时代都多”的时代。
铁路、轮船、城市照明、矿山、公共交通、报纸这些东西，终于拿到了资金，使得法国的工业力量在短时间内飞速提升，谓之起飞，也不算错。
甚至靠着这一轮操作，击败了迈耶·罗斯柴尔德和塔拉伯特的联盟，阻挡了金融家趁着北美淘金热和澳洲淘金热期间的大量热钱彻底控制法国政治的可能。
作为拿三的左右手，佩西尼公爵毫不掩饰地承认：我想要一个工具，将第二帝国从金融家通常持有对政府的控制解放出来……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个（披着圣西门空想社外衣的投机银行）工具，帝国的政策将不得不向大金融家们妥协。
只不过，法国的盘子就那么大，普法战争又打成那个鸟样，最后指定是玩崩了。
因为，法国的情况和大顺类似。
钱不想往实业上跑，因为回报率太低。
钱想往投机、倒卖、囤积、买地等等这些地方跑。
而往这些地方跑，那你就得拿出更高的回报率，吸引“资本”投入到这个大实业银行中。
有钱，才能办事。
钱到了大银行，才能让那些矿山、实业、铁路、城市交通、市政建设这些实业，拿到发展所需的资金。
事实上，效果也是显着的。
法国的铁路，从3500公里，暴增到20000公里；法国的蒸汽机工厂，数量增加了四倍；法国的年工业增长率，是当时英国的2.5倍，数年内工业产值狂增73%；农业人口从62%急速降低到54%；1855年成为法国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后一次大的饥荒从那之后法国不再饥荒。
但是，问题也在这种高速增长中埋下。
首先，法国的盘子就这么大。人口不足、煤铁不集中、海外市场不足，高速增长之后，咋办？
其次，和大顺的问题一样。你得给出足够高的“回报率”，得比投机、买地、囤积等等基本上要差不离，那么钱才能投进来这个大银行，然后这个大银行才能再把钱投向实业——金银时代，钱不是印出来的。
而这么高的回报率，怎么办？
能，也只能依照老马讽刺的那种办法：快进快出、赚贴水；利用专营权投资工矿业，再把这些必然升职的工矿业股票卖掉……
但这显然，不可持续。
于是，靠着类似的这一套操作，54年股息是12%、55年据说有40%但可能没兑这么高；56年也有22%……
老马说过，这一套，不可持续，早晚要炸。
而老马也说了，这一套炸了，会怎么办？那么，就有也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学1797年的英国，直接宣布不兑付债券，金本位冻结，一直冻结到1821年。为什么冻结金本位一直持续到1821年，因为那一年拿破仑死了。
冻结贵金属兑付，直接债券不兑付。
这一套能不能玩？
能。
靠什么？
国家强力、信心、威望、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时代红利恰好赶上一轮新的工业革命。
1797年的英国，玩成功了——后世，实际上也有一个同样玩成功的。
因为打赢了。
也因为恰好赶上了一轮工业革命的爆发。
老马说，法国迟早也得玩这一套，也得学1797年的英格兰。
但问题是，1797年的英格兰，最终暴了法国，还把拿破仑扔岛上了，同时也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而法国，则是普法一战，使得这一套东西，法国彻底没机会玩了。最后，这条路被打断，那也只能玩高利贷帝国主义了——钱，法兰西作为老牌殖民国家，是有的；赔普鲁士12亿两库平银，小问题，积攒了几百年的底子，12亿两库平银还拿得出；即便拿出来，依旧还有钱，可实业还是发展不动、资本也是压根不想把钱往实业上投，其实也实在没太多的地方可投，没办法，只能当高利贷帝国主义了，把钱拿出去放贷。
当然，如今的大顺，包括刘玉之前的一些改革，还是很容易看出来这一套东西的大致影子的。
最简单来说，扶桑移民这件事，实质上走的就是这么个形式。
通过吸纳资金，承诺高回报率，利用产业革命和美洲金矿的契机，在高回报率可以兑现的情况下，让资本去向刘玉想让去的地方。
这里面，既有鞭子。
也有，棍子上的胡萝卜。
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会成为将来实学派、改革派的“如梦魔版萦绕的先辈传统”呢？对将来，算不算是为将来，创造了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呢？
应该说，是的。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普鲁士模式、英国模式、以及这种法国模式的区别。以及其背后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容克制转型、完成的圈地运动的区别。
大顺在无法做到均田、土地国有制的情况下。
在小农、耕地买卖、地契承认的前提下，以及刘玉之前改革的思路，只怕这种“圣西门实业”的思潮，会在大顺扎根。
同时，还要注意的，便是这种实业的发展，皇权、地主、贵族、官僚们，会不会反对？会不会支持？
只能说，老马说，以股份制发展实业，继续搞下去，就会如傅里叶讲的那样，搞出来“工业封建主义”。
而工业封建主义，皇权、贵族、官僚们，未必就反对。
至于怎么搞成工业封建主义，这个也不需要逆练的理论指导，自发搞下去，基本会成。
这是不是好事呢？
应该说，是“好事。”
老马说：【（工业封建主义）使得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工业封建主义集团）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持有的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集团，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变更，形成寡头董事会】
【寡头之下，有一个由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代理人组成的官僚集团，他们直接管理着大批数量日益增加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用工人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工人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
这种模式，对大顺的封建统治集团而言，自然是可以接受的。
无非，以前收地租。
现在，收工业“租”。
结果就是，一步步把小资产者弄破产、把资本持有人的数量降低，最终搞成工业封建主义，可雇佣的工人也在增加，而小资产者一步步沦为雇工，大爆炸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高。
说是“好事”，在于这种危险性。
同时，对此时的大顺而言，不怕大顺搞工业封建主义，而是怕大顺根本就不搞工业。工业封建主义，也是工业；而不搞工业，连工业封建主义都没有，只有农业封建主义。
这就又绕回了刘玉说的“折腾”还是“不折腾”的问题。
也即，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不折腾，有不折腾的玩法。
所谓不折腾，就是反正王朝一般也就250年国祚，哪有什么千载万世？
能混一天是一天，折腾啥呀？
既是盐业改革成功，证明这一套玩法，在生产力提升的条件下，是可以完成“盐铁论”的设想的。
那么，发展技术搞高炉铁和蒸汽鼓风，提高产量到足以挤死所有私自冶铁的，就确保农具、兵器、锅碗瓢盆的使用。
和盐业改革一样，也搞生产端征税，增加一下税源。
剩下的，就不折腾了，保证朝廷手里有钱，剩下的基本不变，那就往上奔一奔，250年国祚使使劲混到300年，或者350年。
这，是在技术发展下，不折腾的玩法。
通过刘玉的盐业改革，使得这种不折腾的玩法，也有了个明确的方向——即通过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成本优势，解决从唐明时候就一直难解决的盐业私营问题。
大明的玩法，是造巨大的煮盐锅、通过控制燃料、保甲制度等，来尽可能控制生产端。这，是生产力不足之下，以统治术来进行解决。
刘玉的玩法，是搞资本密集、人力密集的蒸汽提卤、日晒出盐法，依靠成本直接压死还在玩芦柴棒煮盐的小生产者，直接形成生产端的垄断，以生产力的进步废掉那些复杂的统治术，以万钧之力破那些微妙技巧。
那么，冶铁业，当然也能这么玩。还有诸如别的什么行业。
总之，就是复到盐铁专营、小农经济稳固的路子上，不往前走了，爱咋咋地，混个300年国祚。
问题在于，伴随着扶桑移民、工商业可以容纳足够人口的“经书”完成了理论计算、硝石肥料的“进贡”到西苑皇帝亲耕田等等因素。
使得，皇帝认为，反正不折腾还有个百十年的国祚；折腾折腾说不定还能兴周八百、旺汉四百。
刘玉是对症下药。
得明白，皇帝到底在害怕什么、在担心什么、到底什么样的技术能让皇帝眼前一亮而不是让皇帝认为是奇技淫巧、什么样的政策看起来是对王朝有利而不优先是对中华或者对民族或者对百姓有利的——即便说，有时候可能是重合的，对王朝似乎有利的政策也是对百姓有利的，但要是真傻乎乎地以为是本族的皇帝就秉持为百姓服务的心，去讲百姓之利、民族未来，皇帝就蹦着高改革，那就纯粹是脑子有问题了，没挨过封建皇权的铁拳，真以为天子是万民之父肯定会好好照顾儿女，殊不知实际上会提前草薙。
第二六八章 三山合一（中）
正所谓，不折腾的玩法，是相似的；折腾的玩法，各有各的不同。
只说折腾，有正着折腾、反着折腾、假装折腾实则没折腾的折腾、正着勐折腾一顿吓得赶紧反着折腾两顿，等等、等等。
但如果不是瞎折腾，而是真的是最有本事的封建统治者站出来折腾的话，实际上能选的路，也真不多。
简单来说，圣西门主义的银行构想，是符合大顺的现实情况的，也是被刘玉实践过的，只是外形略微有些不同而已。
一方面，大顺急需快速的工业发展。
既是为了让一些东西飞入寻常百姓家，理论上巩固小农经济。
也是因为，大顺这人口在这摆着，华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人均土地，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英国一共600万人口，润了200多万，每年看着润个三万两万的不多，但相对于总人口那可就多了。
山东现在快3000的人口，挖完河拼了命把微山湖什么的都垦了，估计也就1亿亩土地。在保持两年三熟的高强度农业、粮食产量不变的大前提下，工商业、迁民等，至少得容纳1000万人口。
人口增长率在这摆着，快3000的人口基数，赈灾水平不断上升、牛痘接种开始普及，一年光出生的人口就多少？
速度慢了，或者说，工商业加移民每年所能容纳的人口，都赶不上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那有个卵用？
所以，大顺要折腾，就必须急。
包括说，实学派中的一部分激进派、和儒学派中的复古派，都要搞均田之后大移民，那也是因为一个“急”字。
大顺现在正常就有移民啊，正常的移民速度在那移着。每年闯关东、走西口、跑西域、下南洋、过扶桑的人，百十万是有的。
这放在欧洲，得吓死人。法国在北美折腾了快二百年了，才折腾了几十万。
可放在大顺，一年百十万……这哪够看的？
所以，实学激进派和儒家复古派，都要搞均田，均田之后搞大移民。
在这里，尤其是在儒家古儒派和实学激进派这里，均田的短期目的是十一税，是朝廷掌握上亿两的岁入，大搞移民。实学激进派和古儒派的区别在于最终是均田为止、而是均田移民减缓矛盾之后继续发展工商业。
而同样的，在不考虑均田这个大顺压根办不成的事的情况下，“正常的”——至少不琢磨均田这个不现实的正常——工商业发展折腾，也肯定是急，要尽快干出成果。
对“工商业急速发展”的需求，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顺的财政问题。
理论上，大顺可以学旧时候，搞官营经济。
但现实里，大顺没这么多的钱，也没这么多资源。
说句难听的，就刘玉改革之前，大顺最多也就能做到靠漕米，稳一稳京畿地区的粮价。
稍微再高一点的经济管控手段，都干不成。
朝廷掌握的资源，在那摆着。没钱、没资源，能干成啥？
唐能搞均田，因为早期，唐手里还有一大堆的国有土地。
大顺有几个国有土地啊？
没改革之前、关税和出口等没搞起来之前，一年加上盐税收个2000多万两，出去养兵，能剩几个子儿？
大顺甚至不配玩平籴法，因为大顺最多只能保证京畿地区的粮价稳定，在全国范围内朝廷对经济的管控就是个屁。
官营投资？
大顺哪里配？
政府手里压根没有多少资源、没有多少资产，是玩不转官营经济的。
大顺这个国家，有没有钱？或者说，有没有货币化的资本？
有，非常有。
一年大几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的贸易顺差。
平均下来50%的耕地地租积累。
从明开始积累了数百年的盐商。
官员手里的各种贪腐、贿赂，前朝末年也不知真假不是随便就拷出了几千万两吗？
从西班牙挖金山、日本挖银山开始，几乎饕餮式的白银黑洞数百年的积累，至今除了北美毛皮人参东珠这些原东虏三件套外基本没啥能吸走白银的商品。
怎么会没钱呢。
问题在于，土地的避险性、回报率、相应的土地绑定下的放高利贷等，回报率太高了。
钱，就是不往实业上跑。
那怎么办？
均田收税，不敢，也做不到。
拷掠官员，如今的大顺又不是造反的，怎么可能。
没办法，那不就只能玩法国这一套了吗？
利用货币改革的契机。
办大银行。
靠利率和股息，吸引货币。
货币投资工商。
依靠快速贴水，保证股息回报。
在潜力耗尽之前，争取一个每年工业产值飞升的状态。
简单来说，修铁路、办矿场、开冶金、搞运河这些大基建，要靠这个操作弄钱，把民间的钱集中起来。
建工厂、搞造船、弄纺织等等，缺钱，也可以投资，免得缺钱干不起来。
后期玩不转的时候，直接学英国1797的操作，兑换金银？做梦去吧，就是不兑，不服去砸英格兰银行，见识下什么叫龙虾兵的铁拳。
玩好了，世界帝国。
玩不好，金圆券。
玩的惊世骇俗，高超至极，说不定也能达成老马说的那种讽刺的、理论上的可能——【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债券，那么，它的确会成为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挥者和所有者，而许多过去的所有者则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债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
这种“高超至极”的玩法，就是【不考虑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经济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的空想。
也即，空想状态下的，不流血的、不进行剧烈斗争的、不考虑经济条件改变这等不现实的、建立在虚空之上的，解决“靠不流血的变革，改变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从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恶、而只留工业发展的好”的空想社实业大发展。
而问题也就在这。
名义上，这个东西，是为了工业的快速发展，理论上，或者说外皮，伟大意义，是为了扩大工业规模而为初衷的。
但现实里，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存在，就是一个“投机”公司。
靠啥吸引金银流入？
靠高回报率。
那么，建铁路也好、搞基建也罢、亦或者发展大型工业，回报率高吗？
显然，周期长不说，回报率也不可能高到买地囤地兼并的地步。
只靠生产，不搞投机，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的。
废话，如果只靠生产，就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那这么搞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资本自发地往实业上流动，为啥还要脱了裤子再放屁，搞出来这么一个玩意儿？
所以，怎么维系这个回报率？
就又绕回老马说的那个问题，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靠债券投机、贴水等，换取快速收入的。
披着的皮，是美好的圣西门实业主义。
本质上，却是个金融投机公司，搞得是债券投机。
理论上，初衷是为了发展实业。
实质上，却只会奔着操控股价、波动股价、债券投机的方向上使劲儿。
这种南辕北辙的套路，最后肯定是要玩崩了的。
而玩崩的结果，就算到时候大顺的封建统治者，是最狡猾的、最有能力、最有手腕的，那结果也不过就是工业封建主义，在大顺暂时得以存在，并且不断积蓄着底层的反抗力量。
这种理想的、假设封建统治者可以控得住场子、以手腕解决的局面是什么样的？
即：皇帝、皇权、贵族、实学派新贵，掌握着工业的实质控制权，形成一个以皇家为核心的寡头集团。
通过联姻、以及皇权威压等方式，这个寡头集团作为大顺的实质掌控者，亦即皇权加财阀，与国同休。
这基本类似于大顺之前的皇族、贵族、良家子等为核心的统治集团。
这个寡头集团、皇权加财阀的集团之下，有一个由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代理人组成的官僚集团，负责实际管理。
这个，只需要把实学改一下科举制。类似于过去大顺朝堂内的六政府，以及下属官员体系。
旧股东，则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债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
这个，类似于过去大顺治下的生员，即通过这种方式，把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用旧时代的安抚生员的套路，进行统治。
生员靠的是土地，是优免，实质上也是给钱，只不过不是收上来再给，而是直接不收。
而旧股东，被收编的新兴阶层、中产等，也就类似于过去的生员，靠着股票而不是土地，赚取利息，固定收入，等同于“生员的优免”。
最下层，就是日益扩大的实业工人、产业工人。
其地位，则类似于过去大顺治下的佃农。
这，就是傅里叶说的“工业封建主义”的基本模型。
而恰恰，这实质上，是大顺的封建统治者，唯一能够接受、并且认为可以掌控的、大顺急需发展工商业的一种模型。
一方面，构建很熟悉，他们不会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咋办。
另一方面，这个模型基本上又是对东亚的儒家封建社会而言，是稳定的。
最顶层的皇帝加财阀、贵族；中间的实学派官僚、科举改制后的读书人；收编的是类似生员的几十万的新兴阶层。
鉴于大顺实质上打赢了一战，并且基本上摧毁了欧洲在好望角以东的势力，大顺已经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体量了。
故而，这套东西，也就是“三山合一”。
帝、资、封，三山合一。
这，就是刘玉说的，极小的可能之下，最狡猾、最有能力的封建统治者，所能走通的唯一一条继续折腾、继续发展工商业、但又保持皇权稳固和封建统治的理论上能走通的、最操蛋的一条路。
也即是封建王朝在“改革”、“变法”这种限制下，唯一可能走到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的、蒸汽压路机之路。
而一旦真有这么高手腕的封建统治者，哪怕说再来王莽改制加刘秀，真把这条急需要手腕、手段、统治术、皇权、能力的路走成了。
那么，大顺也就离彻底死透不远了，封建残余那真是连点渣都不会剩下了，但是会留下庞大的工业遗产——要是不这么玩，说不定还能混个退位诏书什么的，还能留下一堆的封建渣，不擦个几十年这些渣滓都擦不干净。
第二六九章 三山合一（下）
退位诏书什么的，此时的皇帝自是不可能去想的。
毕竟现在的大顺看起来正值烈火烹油的盛世，别说听起来吓人的退位诏书，甚至于皇帝还在琢磨着折腾折腾搞个兴周八百年的美梦呢。
至于说继续延续变法、发展工商的构想。
对于大顺朝廷而言，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画条线分开内外，一边小农传统、一边沿海工商。
无非就是，脑子清醒一点，知道哪个是基本盘、哪个只是个财政工具；哪边技能载舟亦可覆舟、哪边则可能是尾大不掉、甚至绑架朝廷而已。
至于说什么叫基本盘。
并不是说，这些人熬熬叫着，坚定支持大顺朝廷、能到王朝末期自己去保卫大顺，才叫基本盘。
而是说，赋税、稳定、劳作、兵员、劳役，这些在统治下可以贡献力量的，才叫基本盘。
对于一个几百年间，只要自耕农稳得住，那么朝廷就盛世；只要自耕农活不下去，朝廷就完犊子的历史而言，到底谁是朝廷的基本盘，朝廷心里是有数的。
可能说，关于小农问题，皇帝所担忧的，和刘玉所但有的，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但在形式上，两边又是有一定共同语言的。
在大顺即将开展货币改革的节骨眼上，如何防止“货币易得区”，通过统一的内部市场、统一的货币，以及耕地的自由交易，从而导致出大事这件事上，两边大致都认为是要进行金融管控的。
关于货币改革、以及后续的圣西门主义的银行实业思路，肯定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
以后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有个所谓的“金融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即，资本的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
这三者之间，最多只能选俩，而不可能三个都要。
在大顺的这场货币改革之前，大顺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的流动自由。
历史上，一群在扬州卖盐的陕西人，可以带着资本炮回陕西，入川，控制了川南的盐业，并且在川地开当铺放高利贷放的四川本地人暴动要把陕西人赶回秦岭以北……
历史上，一群在沿海贸易、或者盐业贸易中赚到了白银的人，返回祖籍，疯狂买地，都能直接把当地低价拉高五六成……
历史上，一群靠着对外贸易掌控了白银发钞权的人，带着白银直接操控产茶区的铜银兑换，从而以极低的白银计价拿到了一大堆的茶叶……
你要说这都不算资本的流动，那肯定是不对的。
至于说，另外两个三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
只能说，数百年间，发行货币发行到回收铜钱熔铸成铜再卖居然有的赚的货币“发行”能力，其实压根就没有什么货币政策。
而汇率稳定……更是动辄搞出“钱贵银贱”、“银贵钱贱”这样大波动；欧洲的战争、甚至南美的起义，都能直接影响到本国的货币兑换的现状，那就更别提什么汇率稳定了。
站在这个后世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的角度来看，大顺的这一次货币改革、以及随后的限制向内流通、户籍买地、以及银行政策等，实际上等同于在货币政策上要动大手脚。
要扔掉原本的资本的流动性。
转而，依靠货币改革，要拿回来“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这几百年间，朝廷当然不是第一次尝试触摸“铸币税”这玩意儿。
铜钱有没有铸币税，这个真不好说。没听说有收铸币税，能收到把铜钱熔铸成铜再卖钱，居然有得赚的铸币税；也没听说为了货币稳定，需要贴钱给大商人去日本贩铜的铸币税。
宝钞倒是大概可以算铸币税，但就是税的有点大，税崩了。
故而大顺这一次才吸取了教训，之前西班牙银元已经在广东、广西、福建大规模流通——历史上，满清雍乾年间，就有不少留存后世的地契交易，用的就是西班牙银元了——的现状下，朝中不少有识之士就提出要废两改元，建议铸币。
但最终，还是考虑到手里的金银盘子不足，只怕是办不成，便一直压了下来。
直到现在，金银盘子充足了，这才算是要准备搞货币改革了。
既然说，货币改革，从后世经济学的角度，大顺的思路是重构那个金融货币政策的不可能三角，扔掉原本的一角转而加固原本没有的两个角。
那么，不得不说，圣西门主义的实业银行思路，恰恰是非常合适的。
老马当初评价过，说【（打着圣西门实业社旗号的那种动产银行）的目的，显然是在用同商业银行的运营完全相反的方法，对资本发生作用】
【商业银行……使固定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
【而（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限制资本的自由运用】
【例如，正常的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现代的几乎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但这样的机构，它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把国内的借贷资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炼铁厂和其他工业企业……】
当然，股份制用于实业发展，一方面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就是滑向傅里叶所言的工业封建主义。
要注意的是，工业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程。
这不是谁能发明出来的。
而这一套东西，并没有发明工业封建主义，但却巧妙地把工业封建主义，作为一个工具，一个给真正的掌控者“纳贡”的工具。
圣西门也好、拿三也罢、毕烈拉兄弟等等，这些搞这套的人，都没有“发明”工业封建主义的本事，因为这玩意儿是历史的进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不是发明出来的。但是他们却发明了一种办法，可以把工业封建主义，作为他们的纳贡工具。
这当然很关键，这关系到大顺的封建统治者，能否在封建主义的传统下，搞出基本的工业发展，而不是去害怕、恐惧或者直接毁灭这种萌芽。
除了这个关键因素之外，还是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限制资本的自由运用……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炼铁厂和其他工业企业】
对大顺朝廷而言，以他们的传统思维，怕的恰恰就是“海量的游资”。
这种游资，源于北美和澳洲的金矿挖掘、源于大顺的对外贸易、源于大顺现在所拥有的势力范围和直接接管了大西洋三角贸易的生产者一环。
这些游资，按照传统的经验……会嗖嗖地往买地、囤地、高利贷、当铺上跑。
而作为一个传统王朝，从“重农轻商”的最传统的角度，怕的恰恰就是这些海量游资，往这几个地方跑。
故而说，终究，【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限制资本的自由运用……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炼铁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这一套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一套东西，就怕两件事。
一个，是“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或者说这种高速的工业投资生产，到底有多大的潜力，能撑多久才不会崩？
另一个，就是金融危机，货币、贵金属等出现了问题。既然是贵金属货币时代，基本上就是因为贵金属不足而引起的。
大顺又不特殊。
也没有什么大顺例外论。
显然，既然选择搞这一套，那么一旦遇到这两个问题，直接就会崩。
问题就在于，多久崩？能撑多久？
撑三年，就泡沫炸了，直接崩碎了，类约翰·劳故事？
还是撑十年，撑到黄河河道修好、京汉铁路贯通，然后再崩？
亦或者，能撑二十年、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如法国旧事，每年的工业增长量在8%以上，撑出几万公里铁路、采煤和冶铁量暴增十倍、数百家大型蒸汽机工厂之后再崩？
对大顺王朝而言，可能没啥区别。
今天死、明天死、后天死，都是死，早死晚死都是死。
但对中国而言，区别可就大了。
三年就崩，还是修完黄河河道京汉铁路，亦或者快速工业发展到沿海蒸汽时代再崩，那区别简直如天壤云泥。
这两个导致这套东西崩解的问题，肯定是能遇上的。
前者，是说工业的高速发展期，能持续多久？只要持续的够久，那么这套东西暂时就崩不成。靠着工业的高速发展的“回报率”、“利息差”，或者“利润”、“股息”等，那么一时半会儿就崩不成。
后者，是说这套东西，在贵金属时代这么玩，你得考虑一下自己的顺差、出口、贵金属存量、贵金属能不能跟得上产业增值的速度。
既是说，如果搞这一套东西，实质上就是“封”、“资”、“帝”三山合一。
那么，大顺要维修这套东西不崩的那么快、或者说多撑几年，多留点工业遗产，就得靠这三山之一的“帝”。
显然，打赢了一战——在大顺正式参战前，那只能叫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英法印第安战争；而在大顺从锡兰进军印度，并且击败了英国殖民军的那一刻开始，就可以叫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并且打赢了——的大顺，完全有能力多撑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