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零章 黄河问题的最后一步（十）
既是强制要求连妇孺都一并迁来，那么总要考虑这里的将来，而不仅仅是挖矿，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解决大顺自身的问题。
这里的典型的地中海气候，这里想要发展粮食农业，倒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人口足够，足够到可以修筑水利工程，否则肯定是没戏的。
地中海气候，雨热不同期。夏天天气确实热，很适合作物生长，但也确实没有雨，只能依靠灌既。
而灌既，也就意味着，这里至少得有个几十万人口，才能做出来这样的攻城。修运河、修水利工程，需要足够的人口。
正如在大石头山以东的地方，大顺取了个新益州的名字，实质上就已经做好了将来分离的准备。
这里其实也一样。
大顺这边的政策，已经确定了，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移民进行。哪怕是挖金子、挖银子，在整体的政策方向上，那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于是，实际上，这里的也没有太多的产业限制，目的依旧是把产业发展起来，从而最大程度地把人吸纳过来。
也实际上，等同于允许这里将来分离。毕竟，农业、矿产、气候、澹水、土地、森林、煤矿……这里什么都不缺，早晚的事。
由是，这里的土地政策，是和北部的枫林湾地区，截然不同的。
以北纬的一条纬度线为界，以北是小农经济，包括在金矿做工的人，将来都是以“郡界”北部的地区参与授田的。
而金山附近的土地，则不准、也不准备允许小农经济。
准确来说，政策方向上，是在这里搞“财阀”制——朝廷和财阀出资、日后扶植、国有资产出售给家庭商团。
产业以棉花种植、纺织、葡萄酒、采矿、金属加工等为主。尤其是在土地问题上，这里直接省掉了小农分化兼并那一步，直接搞大型农场。
劳动力，仍旧以大顺的移民、或者说强行创造的工资劳动者为主。
也即：
分界线以北的土地，处在适合种植小麦的降水线上，那里以小农经济为主，并且国有土地售卖，以家庭小农场为主。
分界线以南的土地，考虑到气候等因素，这里既不适合小农经济、也没有必要搞小农经济。直接搞大农场，搞契约工劳动，再在北边买份地。
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大顺和西班牙的谈判，为这个计划提供了足够的可能。
西班牙在南美，有足够的人口、有足够差的生产力、也有足够多的金银、同时也就意味着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而西班牙的本土工业生产能力，基本为零，西班牙无法抵御大顺的走私，那么能也只能接受大顺的双边贸易条件，赚取关税。
而金山周围的土地，尤其是金矿附近的河谷地区，是非常适合大面积种植棉花的，且棉花的质量会非常不错。
但，这种地方，不论是气候还是降水，搞小农经济种棉花，是无意义的。
搞不起来。历史上的苏北盐垦后的棉花种植的诸多问题，诸如租佃、分成、地租等错误，没必要再重走一步。
不若直接搞大农场种植，以契约长工为劳动力、以金山的大量一起迁来的妇女为纺织女工和摘棉花女工、以西班牙的南美西海岸为市场、以南美西海岸即将发展起来的铜矿硝石鸟粪石等产业为契机，直接把金山地区打造成整个南北美洲西海岸、或者说山脉以西的纺织业中心。
大顺不要这里的市场，也允许这里各种产业都发展，甚至预想到将来这里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分离。
但这都无所谓。
只要几十年内，能吸走个大几百万、上千万人口，什么都好说。
如果历史上那条没走通的路想要走通，只靠松苏地区是不够的。至少还得把山东、京畿等地，拉进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形成对以西地区的暴力碾压优势。
也即，假设或许万一可能通过改革、而且彻底的席卷全天下的暴力的革命，完成华北华东沿海地区工业化、瓦解小农经济，即便有外部市场，也得确保工业化地区的转型剧痛是可以承受的，那么也只能依靠移民。
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其实只能容纳几百万的产业工人，不可能再多了。总得给那些既受到冲击、又不可能找到就业的破产小农，找条活路。
自耕农，赚不到什么剩余价值，也就无力花钱去雇人移民来此。
只能依靠工业、大种植园等，能够赚取剩余价值的经济体，来拉动移民。
本意就是：契约工，八年所能创造的价值，在支付船票、支付购买120亩北部土地的钱、八年的衣食之后，依旧可以为雇佣者创造足够的剩余价值。
那么，移民就可以源源不断了。
当然，就现在来说，此时此刻，能够在八年内创造这么多价值的产业，在金山地区，有也只有挖金子这一个行业。
资本又不傻。
所以，以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水平，此时也只能在这里尝试财阀制。
即由大顺朝廷先出资，建起来一批棉花田、纺织厂，也算是以工代赈，解决占用黄河无人区的问题。
等到建起来、起步之后，则直接出售给私人，扶植财阀寡头，由他们控制这里的棉花田、纺织业、金属加工、采矿、金融等。
这些人，可能是军功贵族、可能是皇室子弟、可能是皇商、可能是作为皇帝的封赏——至少，让这里的“封地”有意义。否则的话，军功封地，封一片数万里之外的荒地，那是无意义的。
将来他们是被百姓推翻也好、是进化成军国容克封建财阀也罢、亦或者是保持这里浓厚的封建残余，那不是现在能管的，最终还要看北美西海岸的人民自己了。
当然，也可能得靠大顺本土这边。说不定将来天翻地覆，最终要解放全天下，也未可知。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目的是移民，而且是尽可能多的移民。
在实学的激进派设想的那一套基本不现实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或许就是相对来说最效率的。
也是理论上最符合资本论的——虽然，是逆练的。
正如老马所批判的：在欧洲，劳动者虽然自由，但却天然地隶属于资本家；而在垦殖殖民地，则必须以人为手段，来创造这种隶从。
刘玉所有在扶桑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
老马说：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在一定情形下，他能成为奴隶。离开这种情形，他就不能成为奴隶。
一架纺棉机就是一个纺织棉花的机械，在一定情形下，它能成为资本。离开这种情形，它就不成资本。
正如黄金本身不是货币……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这里的关键，是“情形”。
而刘玉在扶桑的政策，就是创造这种情形，利用国家的强力手段，而不是依靠自发的积累兼并分化人口增加等，强行创造出这种情形。
靠自发积蓄、兼并分化、人口增加等，不是不行，而是太慢。
他等不及。
他要使得一个华北的华人，在这种情形下，成为在扶桑被剥削的雇工；使得荒芜的金山谷地区的土地，在这种情形下，成为一种可以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
并且确保，资本能够在这些华人雇工的身上，榨取出远超过船票和八年衣食的价值。
且，在支付了船票和八年衣食后，所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年均收益，要大于在大顺囤地、买地、租佃的投资回报所得。
而要做到这一点，西班牙是关键。
因为西班牙早走了二百年，人口足够支撑起一个市场，且西班牙早年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完全没有把本国工业发展起来。
西班牙的南美，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市场。
如果不能，那么就需要军舰、士兵、大炮，逼着西班牙接受贸易。甚至，扶植南美的大庄园主、混血人等，从母国分离，从而经济控制、倾销商品，完成最后一跳。
当然，也包括大顺对硝石、铜矿、鸟粪石的需求，促进南美西海岸的繁荣，从而扩大市场——甚至，如果西班牙缺乏人口和劳动力，大顺也不介意让禁教后的天主教徒，作为“契约长工”，被运到智利的硝石矿和铜矿上。
而现在，依靠着一战和直布罗陀、吕宋、关税等问题，暂时还不需要彻底让西班牙接受自由贸易，前期这点生产力还不愁卖不出去。
现在要做的，便是依靠国有的资本，对谷地进行投资，先把产业框架搭起来。将来直接私有化，扶植财阀，贱卖或者“赏赐”给要扶植的财阀、寡头、军功贵族等。
如果不能搞清楚大顺本土和扶桑垦殖民地的区别，那么是不可能完成快速移民的事业的。
这两者的区别，老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两边所要创造的“情形”、所需要达成这个“情形”的条件、所要为这个“情形”所补足的东西，是不同的。
分不清楚这种不同，也就必然会失败。
甚至可以说，任何幻想着依靠小农垦殖来完成北美华人移民的，在这个时代、在这种交通技术的限制下，是绝无可能的，也是根本支付不起这巨大的成本的。
于是，这一波移民中的一部分，并不是都去金矿干活。
而是，有一部分人一下船，就直接被带到了适合种棉花的、距离海岸线稍远一些的地方。
纺织厂倒是不急。
因为刘玉对黄河无人区的政策里，有一条是组织女性进行棉纺织业生产，依靠对孟买、苏拉特、达卡等地纺织业的毁灭所空出来的西非市场、或者叫三角贸易市场，来减轻征走土地挖河的生存困境。
移民到这里的妇女，都是会纺织的。
只要那边的棉花种出来，第二年移来的百姓，根本不需要过多的培训，直接就可以把纺织作坊、或者南通地区的家庭铁轮织布机的包买模式，直接移植过来。
黄河无人区的工程，也算是完成了演练。
于男性，数年的河道挖掘、湖堤修建等，使得他们逐渐拥有了一定的组织力，并且熟悉了众人劳作的模式。
于女性，数年的纺织生产组织统一售卖，使得她们也拥有了一定的组织力，并且熟悉了聚在一起纺织、卖手腕赚工资的模式。
这些人移民至此，前期的开拓也就相对容易了一些。
这背后当然是血腥残酷的，即便说大顺在黄河问题上，已经算是封建王朝的天花板了，尽可能减轻了痛苦。
但世界已经被帆船联系在了一起，黄河无人区这件事上大顺这边减轻的痛苦，某种程度上，也是靠着苏拉特、达卡、加尔各答、兰开夏等地纺织工的累累尸骨做了缓冲。
当这一批下船的人中的一部分，开始走向谷地种棉花时。
基本上，刘玉在扶桑的布局，也就大致结束了。
…………
如无意外，几年后，整个扶桑地区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
在新益州：
因为大石山脉的阻隔，西海岸的商品很难越过山口和新益州进行贸易。
新益州依靠着毛皮人参贸易、北美大河和密西西比河的航运，面向的是大西洋方向的市场。
酿酒、粮食、亚麻和羊毛纺织、煤矿、高炉铁，这些产业开始吞噬北美大西洋方向的市场，并不断地容纳更多的迁徙者。
因为这些产业，需要工资劳动者，而这里人口稀缺，终究还是需要从大顺拉人过来。
在枫林湾：
良好的气候、国有土地的份田家庭农场购买政策，使得这里成为安置移民的终点。
所有来到扶桑的移民，如果不是第一时间越过山口去新益州的，那么最终都会选在这这里购买自己的土地，成为一个自耕农。
或许，不久之后，北部苦寒地区又发现了金矿，于是新一波的淘金热，以这里为出发点。但这已经无法带动更多的移民，因为金山那就有许多成手的淘金者。
正如刘玉当初所计划的那样，金山在一次次火灾中被焚毁、又被重建。
这使得枫林湾的木材加工产业，迅速成为了城市的基石。
由木材加工业、粮食基地等产业链发展出的造船业、运输业，使得这里成为大顺的扶桑殖民地造船业中心。
而这里安置的广大的自耕农，也使得枫林湾，成为了重要的贸易港口。
本地的粮食、牛马、木材、毛皮、酒类等，都要在这里交易。
南部的盐、纺织品、硝石等，也需要在这里交易。
在金山：
金矿的开采，很快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城市。
这里急需的粮食、木材等，依靠着枫林湾的商船，运送到这里。
商船回去的时候，载着这里的盐、棉布，完成一个基本的循环交易。
谷地的棉花种植业，发展起来了，有利可图了。
扶植起来的大地主们，成为了这里的种植园主，每年都需要从大顺这边雇佣便宜的契约工。
每年到了摘棉花的季节，大量矿工的妻子，会来到这里做季节工，摘取棉花。
轧花机的使用，使得棉花和棉籽的分离效率大为提升。
这里良好的气候，使得这里的棉绒长度极佳。
大量的棉花，被输送到了金山，那里成为了整个南北美洲西海岸的纺织业中心。
大量的女性，在这里从事棉纺织业。
鲁西地区的土布，本来就很粗很厚实，非常适合劳作穿，改良之后，尤其是适合作为矿工的衣服，因为粗实厚重。而这里的移民，本来又基本来自鲁西，于是这种布成为了劳作者、金矿工人、垦荒者的最爱。
这里生产的棉布，除了供应本地的矿工，也供应给北方的枫林湾的自耕农，因为那里无法种植棉花，类似于大顺对东北地区的棉布贸易。
更多的棉布，则通过货船，运送到南方。
在墨西哥，于当地市场进行贸易。
在巴拿马，通过狭窄的陆路，穿越到大西洋，甚至开始和大顺本土参与三角贸易的棉布发生了冲突。
在智利，这些棉布被交换成硝石、鸟粪石、或者铜块。这些硝石、鸟粪石，又通过运人来的船，运回去，成为大顺胶东、京畿、苏北、苏南等先发地区的肥料。
于是，一个横框太平洋的新三角贸易，大大降低了运人的成本。
商船在威海或者胶州湾，装满人口。
将人口运送到金山，或者去挖矿、或者去种棉花、或者去织布、或者去摘葡萄。
运人船卸了人，再装上金山的棉布、葡萄酒等，前往南美的智利。
在智利销售后，装载着智利的鸟粪石、硝石、铜块等，沿着经典的马尼拉大帆船洋流航线，返回大顺本土。
西班牙积累的金银、大顺本土对鸟粪石和硝石的急需，都使得跨太平洋的三角贸易不再是单程的无利可图，也不再是回程的时候不知道运点啥。
于是，运人的成本，一降再降。
或许，因为朝廷的经济管控，除非是运人船，否则是不能从事硝石贸易的。显然，这种管控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这种管控，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因为，西班牙从不是自由贸易啊。从一开始，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就是严格的管控，硝石铜矿之类的，怎么可能任由资本自行开发？
这就又成了类似于大顺和日本贸易的状态：两边一起管，大顺要管、日本幕府那边也要拿贸易利润，于是走私行为被大大遏制。
而这边，则是运人，成为了从事硝石铜块贸易的前提，于是运人的成本也降低了。
甚至于……运人，已经类似于之前法国和大顺贸易时候，船舱里压仓的冰块一样，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装点什么。
运人的成本降下来了。
扶桑的农业发展起来了、工业发展起来了，人在这里的生活成本也降下来了。
人越来越多，所需要的商品越来越多，于是开办工场的也就越发有利可图，便也就越发需要大顺的人口来这里补充。
也或许，等到人口不断增加，便又传来了一个重磅消息：向东不远，那里就有巨大的银矿！
于是，从金山开始的东进运动，兴起了。
银矿需要工人。
银矿需要水银。
银矿需要炸药。
银矿也需要粮食。
而大顺在扶桑的政策，以及不准私人圈地的土地政策，又使得这里的金银，只能流回大顺本土。
投向铁路、矿山、冶金、机械、纺织、造船等行业。
亦或者，投向东北的大豆种植、虾夷的小麦农场、南洋的蔗糖稻米。
或者投向印度，运河、棉花、染料。
甚至可能投向朝鲜国，煤矿、铁矿。
也或许，靠着对印度、欧洲的贸易；靠着扶桑大金矿、大银矿；甚至可能的南大洋的金矿。
大顺终于完成了货币改革，实现了金银复本位，或者金本位银本位的改革，使得铜钱和白银不再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
而发现新银矿的消息，又促使了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大为缓解了山东的人地矛盾，使得山东的人均土地终于达到了可以低痛转型的最低标准……
等等、等等……
当然，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且，也需要“一切正常”——这个正常，包括可能会对西班牙发动战争、强迫贸易。
但，关于政策，此时，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大顺这个封建王朝，也不可能做更多了。如果能做更多，那大顺就真不是封建王朝了，甚至于其实修黄河如此“温柔”地移民，这已经是有些不现实的天花了。
这便是大顺黄河问题的最后一步，而至于挖河道，那将是个漫长的工程。
第二四一章 事已毕（上）
黄河问题，曾经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但大顺的黄河问题，又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情况有所不同。
以大顺而论，黄河问题最大的难点，其实只在于黄河河道无人区的迁徙。
这就是大顺和以往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不同的地方。
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于黄河问题，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只怕根本不可能在乎所谓的黄河无人区的百万百姓。
黄河问题，从明朝末年开始，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古人又不傻，知道黄河早晚要决口北流的人，多了去了。知道黄、淮、江、济这四渎合一，爆出一个超大规模的洪水，那就直接要出大事。
只不过……
历史上，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要解决黄河问题。
但满清河道总督杨方清，一针见血，只指问题的本质：
【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之前治河，但令入海有路，则可南亦可北。】
【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而上二百余里，皆赖黄河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故只可以南而不可以北。】
这，基本上就是自从明末黄河开始在淮河水道上屡屡为患，却一直没有搞大规模工程的根本原因，本质问题。
你要说满清这种迁界禁海的王朝，能考虑黄河无人区的百万百姓，那纯属扯澹。
根本问题就这么回事。
漕运得用黄河的水，从清口往上二百余里，全要靠黄河。
所以，黄河只能从南边入海，不可能从北边入海。哪怕说，脑子清醒的人，都知道，早晚的事。
但是，只要不解决漕运问题，啥也白扯。
历史上，从1652年朝中给事中建言复黄河禹道、到1852年魏源着书说黄河北决必要出大事，整整二百年时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最终全都卡在了“漕运”这件事上。
前期，这个倒也没必要过度吹毛求疵，前期既没这个紧急的需求，也没这个财力能力。
而终于熬到了乾隆年间，财力人力物力、政治稳定什么的都有了，建议干大工程的《论河道宜变通》的奏折也递上去了，乾小四“留中久之”，终究他不过是个守成之君，不敢干这么大的事。
而等到魏源开始宣扬复北道的时候……就那中央集权、政治稳定、财力物力等，又注定即便想干，也不可能干的成了。
之所以说大顺在黄河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和历史上不同，就源于“治黄必先废漕”这个共识，完成了。
而实际上，其实……说句难听的，对封建王朝而言，黄河河道无人区的百万人口，其实对一个正儿八经的、正常的封建王朝而言，这压根就不是个问题，排号根本排不上。
大顺算是还没迈入现代，就先感受了一波现代的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细细算来，这件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黄河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漕运问题。
漕运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南洋问题。
南洋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西北问题。
西北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罗刹问题。
种种这些是，一环扣一环，折腾了三十余年，终于算是折腾到了大顺有资格“解决黄河问题”的时候，虽然看似很慢，但其实已经相当快了。
应该说，直到现在，大顺才真正有资格，说一句，要解决黄河问题、复大禹故道这样的话了。否则，在此之前，说话和放屁没有任何区别，根本都是扯犊子的空谈。
古书言：舜用鲧治水，九年而无功。
算起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刘玉终于决定做最后一件事解决黄河问题，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九年。
如果只看黄河河道，谓之九年而无功，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九年时间，刘玉基本上没有挖掘黄河，而是干了许多看起来和黄河没啥关系的事。
在山东几州几府，搞了永佃制改革。
修了从济南府到胶州湾的铁路。
废弃了利津一带的盐田，在沂州和海州那里兴建了大型盐田。
镇压了渤海湾的盐户起义，完成了山东盐产地的南移到日照地区。
建起来了淄博地区的没铁矿产业。
完成了鲁中地区的经济作物改种，镇压了反对铁路征地补偿不足的起义。
镇压了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废弃工商崩溃和黄河改道恐慌而导致的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起义。
拓展了小清河河道，使之成为连接东北豆饼肥料产区的重要运输线，直通经济作物改种的鲁中地区。
最后才是基本将黄河无人区河道百姓的迁徙步入正轨，完成了数百里长的无人区和复梁山泊的湖泊无人区。
九年无功。
大约就干了这么点事。
而现在，也就只剩下了最后的挖黄河河道的“小问题”。
至少，相对于下南洋、废漕运、拓关东、搞粮食、打一战赚钱等诸多修黄河的前提条件而言，最后这点事，确实算是“小问题”了。
既然只剩下最后一点“小问题”了。
于是，原本居然要动黄河的刘玉，所提出的方桉，难免就有些“保守”了。
而更激进的方桉，在刘玉九年无功、而终于要开始动手挖河、确定要解决黄河问题的时候，便被提了出来。
十余年前，关于黄河问题，刘玉还是激进派中的激进派，当时没几个人敢琢磨着要干黄河。
但现在，曾经的激进派中的激进派，瞬间便成了保守派。
此时，在济南府的大清河新河堤工地上，前几年的新科状元赵翼，正在那和刘玉阐述自己的更为激进的治河方桉。
“国公，黄河之灾，自古难解。所以难解者，在于没有拿出万世之法。而之所以没有万世之法，源于不解决黄河问题的根本。”
“河之所以溃决者，以其携沙而行，易于停积。以至于河身日高、海口日塞。于是溃决不停，成万世之患。”
“既知溃决之因，则可行万世之法。”
“莫若同开南北两河，五十年一次轮替。”
“若行北河五十年，封闭坝口，露出南河。则南河疏浚泥沙，五十年后，驱黄河之水南下，再行南河，而疏北河。”
“如此交替，使之汹涌之水，常有深通之河。河既深通，何来溃决之患？”
“如此，则河工、兵员、劳役，亦可不设；芦桔、土方、石木之费，亦可不用。”
“此虽千古未有之创论，实则万世无患之长策也。”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千古未有之创论，未必就一定做不得，引领风骚，当看今朝……”
赵翼的想法，可比刘玉的激进的多。
刘玉只是要复黄河古道。而赵翼的意思，是反正挖也挖了，那干嘛不直接留两条道？
黄河在北边的时候，去挖南边的泥沙。
等着轮换之后，再去挖北边的泥沙。
真要是出了大洪水，那就直接打开，南北两条河一起走，这不比刘玉琢磨着要复大野泽做泄洪区蓄水池还要壮大？
而且，本身，黄河南道也流淌了数百年了，本来就是无人区。这就根本不需要考虑这边迁徙的事。
刘玉看了看这位不久前的状元，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些话吧，在不同的情势下说出来，那是完全不同的。
历史上，赵翼的确提出过这种想法。
但如果一切不变，没有大顺一系列的下南洋、改海运等政策的话，刘玉肯定会嘲笑赵翼，说他读史白读了，读了半天就读出来空谈和扯王八犊子了。
因为，如果一切不变，黄河问题的根源，是漕运问题；而漕运问题，又牵扯到南洋的西洋海军势力；下南洋，又牵扯到西北和罗刹问题……
这些东西不谈。
直接就来一句“两个河道、南北各五十年”，那刘玉肯定只能认为这就是在扯王八犊子。
不是说没道理。
而是就算正确，也是正确的废话，纯粹的屁话，根本没触及到问题的本质。读史读成这样，也真是挺悲哀的。
读来读去，把问题归结为：“这块肉，我该做红烧肉呢？还是做片肉呢？”
就没有想到：“我从哪弄一块肉？这块肉怎么才能拿到手”的问题。
当然，那是指的“没有肉”的情况下，刘玉肯定是要嘲讽的。
但现在嘛。
前置问题都解决了。
赵翼再来讲这番话，显得刘玉的治水方桉过于保守，刘玉也觉得无所谓。
毕竟，这时候再讲这番话，那就不是扯王八犊子，而是最起码也算是诸多方桉的可行性研究之一了。
刘玉不在乎。
甚至，他已经不在乎最终谁来主持完工黄河北道的工程这件事了。
事已至此，水到渠成。
于是，笑过之后，他也没有谈这个方桉本身，而是很出奇地复述了一遍赵翼的诗。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好诗！好诗啊。”
这一番话，把周围的大小官员和治水的技术人员，都给弄愣了。
心想，兴国公什么时候居然不关注实际问题，转而赞叹诗句了？今儿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第二四二章 事已毕（中）
这两句诗，念得似乎没有太多深意，毕竟论及气质和符合情境，实在不如生死以之格局。
念过之后，刘玉仍旧没有提黄河河道的事，而是转而继续笑问道：“听闻你当初自江右北上，途经扬州，做颇多怀古感叹之诗？世人皆言，扬州千年风华，因我而毁……”
赵翼心下一惊，忙道：“实不相瞒，下官于扬州，只是凭吊了史阁部的祠堂……”
有些事，终究过去了。
开国之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虽不说完全定性了，但终究还是走了老路。
于是当年衣冠做冢并无尸，如今却也碑版煌煌御制诗。
联虏平寇已经是历史了，大顺如今还是需要忠臣的。
远处的一声蒸汽的汽笛，打乱了此时略微有些尴尬的场面，即便汽笛的声音已经不再叫人震惊，甚至所有人都已习以为常了，但刘玉还是将头转过去，投向了远处。
那里看不到很原始的蒸汽机车，只是能听到呜呜的笛声，有些刺耳。
那是从胶州湾到济南府的铁路，修完路的人，此时又奋战在了黄河无人区和大清河的新河堤上。而原始的火车，将东北的高粱、朝鲜的稻米、虾夷的小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里，支撑着工程劳力的胃，也支撑着不要出独眼石人的底线。
胶东半岛，已经被刘玉拉进了新的体系之中，虽然还未彻底瓦解旧的经济基础，但显然，转型的痛，胶东半岛已经可以承受了。
再回头看看正在修筑的大清河的新河堤，将来黄河要走大清河河道，整个工程的进度非常乐观。
看起来，如无意外，历史上那场黄河北决、导致之后几十年、前后波及上千万人、乃至于延续到后世百年的耕地退化、生态崩溃、盐碱荒漠等问题，应该不会发生了。
现在，黄河问题，真的就是“小问题”了。
挖河，谁都能挖。
前面的难题，已经一个个解决了。
然而，正如刘玉当初给皇帝进言的那样，当初忽悠着皇帝的“洋务运动”思路——以技术加强皇权统治、江山稳固——的忽悠，也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黄河一道天堑、淮河一道天堑、长江一道天堑。
从京城到汉口的贯穿南北的铁路，伴随着扶桑金矿的开采、胶济铁路的完工、蒸汽机车的进步，大量的金银开始看好这个计划。
纵横分割，而纵有民变，亦不能跨越省界的“忽悠”，实际上一步步成为了现实。
资本需要物流和交通条件。
正如老马曾经评价西部淘金热，说这比法国的二月革命更加重要。
此时大顺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此时看起来是如此的微小，但却又无比的巨大。
科学院的试制的小火轮，已经成功。
从松苏到武汉、甚至再往上的交通，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打通了。
正如历史上休谟评价中国的商品，说要感谢大海，那是天然的关税，终于使得中国商品没有充斥欧洲。
而现在，从先发地区到中国腹地、九省通衢的腹心地区的交通，也已经打通。
小火轮的新闻，这时候只能算是一件小事，至少在大顺的主流思路来看，既已见识到了蒸汽机车，那么小火轮不过也就是个新玩意儿，似乎没什么。
但刘玉清楚，这才是今年的头版头条的大事，哪怕现在皇帝死了，这事也应是第一大事。
资本主义的触角，终于可以伸向内陆了。
或许，大顺现在的中央集权依旧没有崩溃，还能依靠自身的组织能力、对地方的控制力，依靠禁止贸易、增加子税等方式，维护着内地的小农经济、延缓着崩溃。
但刘玉很清楚，欧洲迟早要被吸干的，欧洲的资产阶级也很快就会引领革命，因为再走下去，欧洲的经济已经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而科学院内，刘玉念念不忘的走锭精纺机，也已完成，只是还没有大规模生产。
棉纺织业的“任督二脉”，不是蒸汽机，在大顺甚至也不是大型织布机，而是走锭精纺机。
这个任督二脉一旦打通，大顺的棉纺织业即将发生质变。
庞大的人口、强势的手工业基础、家庭用铁轮织布机的普及，使得织布机在大顺的工业革命中，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而走锭精纺机，则才是要彻底瓦解旧时代的大杀器。配合着小火轮船，和昊天上帝赐予的长江航道，真正的混乱很快就会发生。
不只是在大顺，而是在整个世界。
到时候，即便皇帝还想要保留内地的小农经济不要被冲击，先发地区的新兴阶层面对着世界的混乱、欧洲的革命、印度的觉醒、外部市场的崩溃，他们会答应吗？
很难说，刘玉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自己精心为大顺编织了一道完美的绞索，时间一天天过去，这道绞索越发拉紧。
松苏地区的工业品，70%以上是售卖到外部市场的。
大顺的棉纱，用于松苏先发区纺织业的，此时80%以上，是由印度人手搓的。这里不考虑自给自足自纺自织的小农经济，因为这压根没法统计。
世界贸易，鉴于此时大海的“天然关税”效果，基本是靠着欧洲积攒了二百余年的物价革命而产生的势能。
不是说大顺的劳动效率不够高，而是要高到什么程度，在此时的物流运输水平下，能够做到跨越大洋数万里，还能保证有“势能”得以让贸易品流动？
这不是后世，一艘船随随便便装几万吨的货。甚至于历史上英国靠着火轮船靠着蒸汽机，也依旧要等到苏尹士运河开通才能全面取得纺织品优势。
而现在，欧洲的物价革命效果，正在一步步崩解。
北美的开拓，使得世界上的商品总量更多了，白银在一步步重新升值。
大顺的贸易，如同一个饕餮，除了刘玉故意留出来的人参贸易，几乎没有什么能在大顺获得白银向外流。
北美的金银矿，也让大顺开始了货币改革，虽然因为总量太大不至于物价革命过于明显，但是大顺的物价在稳步提升，而欧洲的物价在稳步下降，以白银计。
在印度，大顺一天天地稳步对印度进行蚕食。
凭借大顺的治水和运河经验、凭借大顺对运河的理解，大顺在印度的统治并不是杀鸡取卵式的完全抢劫，而是在疏通着印度的交通——这不是好心的仁政，只是因为大顺的资本，需要更便利的交通，将印度的原材料运出来。
达卡、苏拉特、孟买等印度传统的棉纺织业中心，在大顺的控制下，惨烈地转型。
织布的，要么死了、要么转为纺纱。
对印度而言，不只是欧洲市场被大顺夺走。
荷兰人开拓的南洋市场、印度一直以来的波斯市场、东非市场，全都被大顺的海军拿到手。印度的织布业，已经晚了。
而纺纱业……伴随着大顺资本的输入，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
对大顺而言，不只是松苏等先发地区的纺织厂，需要印度棉纱。就是普通的小农，只要交通便利，他们也更愿意买棉纱去织布，因为这比他们自己搓棉纱便宜。
这些看起来一切皆好、欣欣向荣的景象，实际上就是刘玉说的为大顺亲手系好的绞索。
而这个绞索的绳结，就是走锭精纺机。
大顺的蒸汽机产业，并不是依靠纺织业发展起来的，而是走了另一条路。
纺织业还没有大规模用蒸汽机，但蒸汽机在大顺已经不是新鲜玩意儿了。
川南的盐井、京城的煤矿、松苏的玻璃产业、运输的铁路、吹风的高炉风机、锻铁的动力……这些，才是大顺蒸汽机产业发展的支撑。
而走锭精纺机，可以直接无缝连接蒸汽机——甚至不需要蒸汽机，水力也一样，蒸汽机是馒头、米饭、包子、花卷，而不是双手。
一旦铺开，会很迅速。
而大顺，可以确定，无力干涉欧洲。
不是打不过，如果在大顺打、哪怕在印度大、在东非打，大顺都能把欧洲打出屎来。
但是，如果在欧洲，就大顺现在的投送能力，去了会被唱着马赛曲的民众，打出屎来。
两边在军械上，又没有技术代差。
而历史上，英国有印度做跳板，大顺总不能拿西非当跳板。
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觉醒，再被大顺吸几年，迟早要选择爱国主义的。烧棉布、砸瓷器，很快就会发生。
而在印度，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了世界贸易，为大顺种棉花、搓棉布、提供各种原材料的初加工。
如今，大顺的新兴阶层们，当真是烈火烹油、繁花似锦。
然而，很快，世界贸易旧体系的总崩溃，便要开始。
届时。
要么，自杀。因为现在新兴阶层吃饱吃好，都源于海外市场，不只是吃好，吃饱也是。
要么，吃小农，拿国内市场。
这不是皇帝一句话就能改变的，也不是皇帝英明神武就能解决的，这是历史大势。
刘玉的所有手段，都已用尽。以后的事，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已经解决不了什么了。
甚至，他很清楚，他现在做的一切，其实都无所谓了。
包括，修黄河。
事已至此，谁都能修了。
哪怕是科举状元出身的人，这事，也一样能办了。
第二四三章 事已毕（下）
当一件事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剩下的只要按部就班基本即可成功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必担心能否完成的，只需要担心一下会不会有人干的更为激进或者急躁即可。
黄河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激进不激进的，刘玉也觉得无所谓。哪怕是激进如赵翼的五十年南北互换的设想，在刘玉看来……五十年后，工业发展起来了、灌既农业起来了，要担心的，可能不是黄河决口，而是黄河要不要断流了。
山东现在大抵恨他，因为此时黄河无论如何都是个灾星、灾祸之源、会增加数倍的当地劳役。但将来，说不准又会因为黄河走山东而因有水而庆幸。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抵后人是没资格嫌弃栽树的人心怀不满的。
至于此时还能“再栽多少树”，其实真算起来，永远栽不完。
比如伴随交通发展和海外贸易，湖南湖北改种茶叶；比如对洞庭湖退耕迁民；比如西南山区的玉米土豆等山区作物的普及；比如广东广西的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
即便说在不考虑均田等大事之下，依旧还有许许多多要做的事。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是因为念了民族或者资本的经书就能一步飞升天堂的。
想做，永远有事。
但刘玉觉得，他已经做不成了。
从当初北征罗刹俘获白令探险队开始，至今为止的一系列变革，对于整个大顺的旧力量，依旧渺小。改变了经济基础、为新的上层建筑的生存创造空间的地区，也就那么大，全加一起算上东北南洋也不过三五省。
将来会怎么样，他大约可以预测。
正如他喜欢的那番话的略微修改：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们所说的巨大变革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当他为大顺留下的绞索收紧的时候，如果说，大顺的皇帝真的能把这根绞索都破解掉，屹立不倒……那，那也就只能说这是封建统治者中最厉害的人物，真有本事，别无他话。
但不管怎么样，哪怕仍有皇帝，旧的基础终究是要颠覆的，至少不可能统治阶层再向以前一样照旧统治下去了。
至于将来大变的真正力量，到底是谁，他无法预知。
但可以确定，肯定不是眼下大清河河堤上的这些正在这里赤着臂膊、宏大来看为了让中原地区免于那场波及数千万人延续百年的决口之灾而挖掘着泥土的人。
因为，这些人，终究是要离开、远赴扶桑的。
既然大顺这边，都已经给取了新益州一样的名字，那么等到真正大变的时候……终究，中国的事，是要靠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解决的，脚下的土地生活的人，才能决定这片土地的未来。
于是，刘玉没有再去关注河堤上的人，也没有像是每个官员基本都会做的那样，去询问询问那些服役的人还有多久的役期。
而是在张望了一阵后，选择回了济南城，难得的去了趵突泉。
随行的官员心下诧异更多，虽然平日便知刘玉好收集一些花草竹石、世界各地的奇异事物、可能还有“喜欢”煤烟或者蒸汽机的轰隆声的怪癖，当然也不乏喜欢去游历名山大川。
但如今，正是大清河的第二道外河堤，也就是将来的黄河第一道堤开工巡视的日子。
这几日不但欣赏了一些关于风骚灵性的诗，更居然在这样的日子来趵突泉游玩，这着实叫这些随行的官员摸不着头脑。
略转了几圈后，刘玉道：“我记得，是从前朝开始，济南府才成为山东省治的吧？”
随行的官员忙道：“正是。自洪武年间，济南府才为山东省治所在。本朝因之，虽之前因为诸多事分出胶辽，但省治未变。”
刘玉又道：“若论经济，之前济南在山东各府中，工商兴盛也排不上号吧？”
“国公所言极是。若只论工商发达、商铺鳞次，济南实在算不上兴盛。西比如临清、济宁；即便不谈运河，也不及周村、潍县、烟台。按照国公以往的城市分法，济南与京城倒有几分相似、亦或者如国公之前练兵处的威海。只是作为政治或者军事的中心地位，若论商业，不过是为了满足城中省治各官、军队驻扎所用。”
这官员跟随刘玉日久，知道刘玉对城市的一些认识。比如当初的威海卫，就是一座依靠军队的消费型城市；比如京城，此时也大可以算是消费型城市。
而如济南，实则也差不多。都是因着作为省治，又驻扎军队，又有省级官员官府，城市的手工业基本上也就是围绕着城市自身需求来的。
西边有运河。
东边有大海。
夹在中间，工商业想要大发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这官员说完这个，又顺着话茬道：“昔日太史公作《货殖列传》，讲了生产、讲了消费、讲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甚至讲了各地的风气习俗百姓习气。”
“唯独在‘交通’一事上，着墨甚少。”
“昔日不觉，以为理所当然，自来如此便是自来如此。如今运河被废、胶济通车，前后许多年间，只论工商形式，竟大不同。”
“昔日济宁号小苏州，如今败落至此。”
“而济南城，昔日鲁人谁人不知，这济南就是个省城、驻兵的地方。如今却因为胶济通车，西、中各地物产，皆云集于此，通往胶州而出海。这济南竟是一日日富庶起来，连带着胶济路周边市镇，也都多有发展。”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切不变，那么很多问题也就暴露不出来，即便说有人给出了正确的道理，却也没法验证，尤其是关于成百上千万人的事。
而刘玉当初说的一些话，如今一一验证，也叫大顺的许多人，有了一个明显的、适合的观察对象，研究工商业发展到底需要什么。
这些年，交通、物流、运输方式的变化，可以说，对松苏和山东的影响是最大的。
大到山东连续爆发了几场大起义、以及西部地区的工商业显着萧条……甚至萧条的一些西部运河富庶县都好几年没有士绅商贾出钱修县志的地步，而之前运河没废之前那里的县志可是年年修的。
整个山东的经济格局，全都被改写了。
这也使得大顺的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些事：在不考虑动一些基础的诸如所有权等基础上，到底是什么对工商业的发展影响巨大？
是各个州县的百姓的性情、习惯？
是各个州县官员的能力、本事？
亦或者，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甚至不如简单至极的“交通”二字？
而一旦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便有更多的问题等着去考虑、讨论，尤其是面对二十年内山东经济格局的重新改写……而且是特别剧烈、肉眼可见的这种剧烈的改写，不免是要让许多人思考的。
有时候，或许会说，经济学有时候像是先射箭后画靶子。
但有时候，又并不是。
而经济，政治，又是不分家的。
刘玉听到这些官员们在谈关于经济、工商发展的见解，却笑了笑，摇头道：“今日我倒并不是想说这个，或者说……这个本就不必谈。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已然足以说清楚了。”
“你们也知道，我是少谈义、而多谈利的。”
“先秦先贤，有人言：交相利。他们也是谈利的，要以交相利而大利天下。”
“太史公，也是谈利的，所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但既说利，或者说，利天下……”
“那么，这天下到底该怎么算？”
“世上，没有变法，能让所有人都受益，至少现在没有。哪怕是技术上的，你做出个更好的东西，便可能叫一些原本从事这事的人无业为生。”
“仅以山东为例，这些年的变革，可谓是彻底毁了鲁西、鲁北、运河沿岸。但同样的，又肥了胶东、沿海。”
“所牵连的百姓，两边各有千百万。”
“既然说，变法有利有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那么，真得有个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有些变法，是利天下而损一些人；有些变法，是损天下而利一些人。”
“那么，这个标准该怎么算？”
“我是不怎么学周礼的，所以这些事就和周礼不同。按照周礼去变法，接近的便好、远离的便坏。”
“可按照利去变法，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受损，那么就算以‘利天下’为正确。那么，又怎么评价那些是利天下、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实损天下呢？”
“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些年的变法，利益受损的百姓，从运河到两广，所受损者不下五百万。你们觉得，这些变法，是有利天下的吗？”
虽然谈利，但大顺毕竟还是个讲传统的王朝。哪怕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最起码在道理上，那也不能直接说为了充实国库，而是得说这是符合利于天下的、或者贴近周礼的。
实际上，大顺可能已经没有机会走“托古改制”的道路了。换句话说，修改儒学经典、乱解周礼制度，从而让“变法”获得“贴近圣人”的合法性，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看似刘玉在谈“利”。
实则，其实是在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后，询问一下这些被他潜移默化并不太深的大顺官员一些事——是否具备了一种隐约的进步的、或者解放生产力的三观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些事？
因为，至少就刘玉这些年做的事，如果想要获得“正确”，那么只能依靠唯生产力的评价标准，才能轮得到一个“对”字。
既不符合复古儒学、不符合周礼制度、不符合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下的天然正确、更不符合之前的儒学体系，那么，怎么才能说这些年的变革是“对”而不是“错”呢？
第二四四章 言方兴（上）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在在此时，是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抽象一下，或许可以抽象成后世的电车难题。但显然，刘玉这么问，并不想得到这种抽象后的回答，或者谈道义、搞虚言。
而且刘玉也没有问黄河问题。因为黄河问题，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
甚至也不是在问更具体的废运河之后，导致的经济格局重新改写的做法，值不值。
他在谈利。
实则，他是在谈义。
有义，才能分对错、才能判取舍。
义，或者说，一种经，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虑的，说不定就有种经义，只考虑经济因素呢。
义，是一种标尺。
刘玉当然知道答桉。
但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这些官员这里，依旧是个极难回答的难题。
等了好半天，倒是山东节度使先打破了冷场，笑道：“国公这问题，其实也好答。”
“以山东为例。东西经济的差距，自古有之。”
“初时，太公望封于齐，以鱼盐之利，数年超鲁。于是东富而西贫。”
“待到运河通衢，济宁人称小苏州、临清更称小扬州。那时，又西富而东贫。”
“如今，再度逆转，这些年东富西贫之意，愈发明显。尤其运河被废、胶济通车后，更是如此。”
“国公问的这个问题，实则暗藏玄机。”
刘玉澹澹一笑，问道：“玄机何在？”
山东节度使与众官员道：“这玄机，一点就通。这玄机的关键，在于国公所言何谓国富。国之财富，非金非银，乃是劳作所产的粮、油、布、木、器等之和。”
“国公留的玄机，是说，如今从西富东贫、到东富西贫。到底是不是简单的让原本西部的财货，转到了东部？原本便是3的财货，西有2而东有1，如今到底是3变为4、5？亦或是，3依旧是3，只是原本西2东1，如今西1东2？”
他这么一说，原本就已经有些咂摸出滋味的官员，顿时连连点头。而另一些还没反应过来的官员，也是恍然大悟。
这种观点，在这个时代，当然是进步的。因为大顺毕竟是个封建王朝，真若能秉持这个观点，亦算是进步的了，虽然可能日后更往后走，可能会走偏而为错误。
在这个即将大变革的时代，对于先发地区、新兴阶层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看？
在刘玉看来，此时可以简易地分成三个问题去看，而不要把问题归为一个。
一种，是旧的封建制度、文化道德等，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要将这些旧的东西打碎。
一种，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
还有一种，就是此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灭亡了。
这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关系，但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就像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周期问题一样，到底是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但生产力还不足以走下一步？
还是说，从第一次土地兼并导致的王朝末期周期开始，其上层建筑就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彻底毁灭了？
而这个问题，化用之后，其实一样可以用在此时的大顺。
现在大顺王朝面临的，到底是哪一种问题？
如果只是改运河为海运，是否需要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甚至修铁路，是不是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
这个，只怕未必。
现在并不影响大顺修黄河、修铁路、改海运、废漕运等。
但别的事……
就像是此时山东节度使说的问题，从3变成4、5、6的改变，大顺旧有的一切，是否已经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时候了？
这个，只怕是的。
刘玉所谓的把新兴阶层、先发地区可能遇到的问题，不要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讨论。
实际上，潜台词就是：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顺，也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你大顺怎么会有资格遇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
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
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灭亡了？
既然，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
那么，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唯生产力来评价。
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全都好。
而是，大顺此时这状态，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
既如此，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5、6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
而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目的性的。
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做成一些事。
这些事，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兴海运、殖民、垦殖、对外战争、掠夺市场、修铁路、挖矿藏、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上万人的大工场，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
但，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一些事。
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那可就多了去了，也没必要一一列举。
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时间点，是刘玉认为，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而剩下的，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
那么，这些年的变革，为什么是对的？
这才是刘玉想要引导的东西。
为什么是对的？
原因可以很多。
或者说，“经义”可以很多。
比如，国库收入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南征北战，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所以是对的。
等等、等等……
为什么是对的，可以有很多种“对”。
但刘玉却希望树立一种“对”——即，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他在拿“经”权。
并且，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实际上，至少在先发地区、新兴地区这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
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
那么，反过来既是说，变革要想正确，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这，才是“对”与“错”的标尺。
至少，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这根“标尺”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去做一些事。
可以改革。
可以变法。
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也就并不突兀了。
一直以来，自耕农的梦想，都是耕者有其田。
那么，耕者有其田，就是目的。
但是，实际上，这应该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大顺的起义，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包括刘玉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也是如此：周礼的一些手段，可以是手段，但绝不能是目的；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
复古，是错的。
托古改制，未必对，但如果明白目的，搞托古改制，也不是不行。
刘玉选择这个时机，来吹风，时机刚刚好。
大顺这些年的变革，效果极佳，一旦黄河河道修成，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是正确的？
这个，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而刘玉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
拿的久了，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
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正确的。而诸如国库收入、劳役减轻什么的，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并不是全部。
否则的话，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就是正确的？
甚至于，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就是正确的？直接学蒙元，压根不修黄河、不管黄河，爱咋咋地，民众的劳役、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那么这是正确的吗？
至于其余的大义……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基本上，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大错特错的，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
皇帝已经老了，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合乎大义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皇帝现在更在乎的，是身后名。
开疆拓土，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但这种功，在皇帝看来毕竟“片面”了，没办法形容他。而且只论开疆拓土，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
在这种时候，刘玉拿出了这个大义，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
当然，这个大义，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拿出来的。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刘玉这里面藏的鱼钩，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一旦吞下这个饵，距离由此“大义”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就很近很近了。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当然是无害的，甚至是歌颂的；但若没有这个“经义”，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
而这，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真正的精髓之处：先定大义，目标是富国裕民；再从此大义，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
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无形之手，并不是《国富论》在这个资产阶级希望夺权的时代最精髓的地方。而是那个富国裕民为目的的大义，富国裕民就是让国民财富增加，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儿是国民财富、以及劳动创造财富。
只有先承认那个大义、并且达成共识认可为正确，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
可能，后续会在如何做的问题上，出现巨大的分歧、修改、甚至反对。
但其目的、或者说至少说出来的大义，始终没变：富国裕民。
在这里，国家，或者说，政权，被抽象成为一个“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的实体。
因为富国裕民是对的、是目的、是最终目的。或者说，是国家、是政权存在的目的。
所以、道德、天国、复古、周礼、神国、君王，等等，都靠后吧。
谁阻碍，就干谁，干的有理。地主阻碍，就干地主；贵族阻碍，就干贵族；教士阻碍，就干教士；国王阻碍，就干国王。
第二四五章 言方兴（下）
虽然刘玉认为大顺肯定是没救了。但不可否认，现在的大顺，确实正值盛世。
既有封建王朝周期的、休养生息阶段结束后的标准中期盛世。
也有新技术的应用、美洲作物的传播、以及一系列在封建王朝体系内的改革的诸多红利。
在这种时候，考虑造反、或者革命，就此时的社会基础而言，并不现实。
正如历史上的法革，是在来回折腾的变革之后，终于爆发的一样。
亦如沙俄也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折腾了一番，最后炸了一样。
大顺，基本上也要走这样类似的道路。
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而如今对外扩张和工商业发展，又迫使大顺不得不折腾。
这种折腾，可能是以上层主动改革的面目出现的。
刘玉确信，继续更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甚至，可以确信，继续深入的改革，就是大顺彻底混乱的开启。
而这，就是刘玉在“立言”的原因：他希望之后的改革，是以他的这种想法为思路，继续改下去，在朝中形成一种思潮，亦或者作为惯性延续下去。
而沿着这种思路继续改下去，才可以创造出大混乱的机会。
正如老马评价法革前的财政大臣杜尔哥：杜尔哥本人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只不过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重农学派虽然有它的假封建主义外貌（但却在封建王朝下，实行了非常激进的革命政策，甚至可以说是法革政策在封建王朝下的预演，比如单一土地税，实质上就是在摧毁土地的一部分封建所有权）。
刘玉所期待的大顺继续折腾改革、或者说他认为就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现实条件下可能发生的继续改革，也会以类似于老马评价杜尔哥、或者评价重农学派的形式进行：用封建主义的话语，来解释资本主义；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执行最激进的资本主义政策。
包括刘玉之前自己做的，都可谓是这种形式：披着封建王权忠犬的外衣、来执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政策。
因为在封建王朝下，想要改革，能也只能披上封建主义的外衣来做事。
不同国家、不同政权的封建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不同国家、不同政权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也有着不同的阶段。
一如人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过去的一切，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众人的眼前，形成层层的迷雾。
正如老马评价重农学派身上的迷雾：【在这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这个外观，（足以）迷惑贵族出身的重农学派的信徒们】。
刘玉这些年在大顺折腾的许多事，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将一些封建王权、垄断特权、官营秦汉制度等等，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却又始终笼罩着传统封建皇权郡县制的外观。
而这种外观，也足以迷惑大顺许多在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信徒们，甚至可能包括皇帝自己。
老马说，各国的情况不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要被外观所迷惑。
【重农主义体系，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而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主义中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
【所以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而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目光自然集中到流通过程，看到的是产品只有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作为货币，才取得价值，变成商品……】
因为英、法两国的发展不同、工农业比例不同、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不同，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外观，和不同的切入点。
法国的农业比例太高，所以关注点和切入点就在农业问题上。
而这种切入，又是足以迷惑法国的贵族信徒的：在表面上，重农学派对农业无比推崇，也对土地所有权极为推崇，这让以土地利益为主的法国上流社会，对这个学说更易接受：看，我们这些有地的，才是社会的基石，工商业什么的都是垃圾，土地才是一切。
但这种表面的推崇，实质上却是在毁灭旧时代的土地所有权——由这一套理论推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应该取消工商税，只全面地征收土地税。
而实际上，全面的、平等的、无优免的征收土地税，本质上，就是在部分地取消旧时代的土地所有权。
如老马所言：【这个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观——完全像启蒙时代的贵族腔调——必然会使不少的封建老爷，成为这个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的狂热的拥护者和传播者】。
简言之，封建老爷实质上在反封建；甚至高呼这种要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是他们封建老爷所拥护的。
而刘玉在大顺这些年所做的这些，也是一样，实际上是在让大顺的封建老爷们自己编织吊死他们的绞索，而他那一套体系的“为了陛下、为了江山”的外观，更是让很多封建老爷成为这个体系的狂热拥护者和传播者。
只不过，正如法国以农业为切入点、英国以流通为切入点，这都是他们国家自身的现实。
大顺这边，则是以“生产”为切入点的——自古很浓的重农轻商传统，这个重农轻商的本质，是重生产，轻流通和投机，并不是望文生义地理解成只重视种地。
而“生产”，就又和刘玉一直在说的“国民财富的总和就是生产的总商品”相连接的。
大顺也好，更早之前的王朝也罢，都是重视生产的。
重农轻商……这种望文生义，类似于对旧时的“农家”的理解一样，以为人家是搞种植技术和种子杂交的农学系，实则人家是要搞“以国家的意志，确保流通无法盈利，使得每个人的十足的劳动，都能交换十足的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我十分劳动，换了个八分劳动的东西”的空想。
同样的，重农轻商，其实就是重生产。历朝历代，可有不鼓励织布的？织布可不是农业，而是标准的手工业。
是以，大顺这边的整体环境、自古以来，就是重视生产。
轻商，不是轻工商业，是轻金融业、轻投机倒把、轻物流转运、轻商业流通。
工和商，是分开的。
所以，刘玉的变革思路，一直很明确：制造一种“剥离工商”的假象。
所谓剥离，是指发展工业，但依靠扩大对外贸易不动本土的旧格局，使得“商之乱”的影响，减到最小。依靠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既扩大工、又扩大商，但又把商人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减到最小。
再依靠“国民财富总和”这个和传统的“生产”息息相关的概念。
以及大顺特殊的朝堂平衡体系，让那些非科举出身的另一半朝中人，在工商业上发财，并且制造“他们很重要”的道义。
如同重农学派，让一群封建老爷支持一样；刘玉这边的政策，也让大顺的一群封建老爷，成为拥趸和传播者。
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顺这个封建王朝下，执行了极为激进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改革——比如残酷的两淮盐改、暴虐的川南井盐改革，就算是资产阶级已经夺权，只怕也搞不出这么激烈的改革，靠着残酷的镇压，愣生生摧毁了两淮的盐户小生产者模式和川南的地主租佃土地金模式，直接搞了大顺的盐业“托拉斯”。
当然，刘玉在大顺这边的“外衣”，既不是重农主义，也不是自由贸易，因为大顺的经济基础，既不和法国相同，也不和英国相同。
重农主义，推倒到最后，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收农业税，剩下的税种全部取消，工商税一点不收。
显然，这和大顺皇帝支持改革的出发点就相悖：改革的目的，是对外贸易赚钱，钱入国库和内帑是靠税收、专营权、垄断权、关税拿到手的。只收农业税，取消工商税，那为啥要发展工商呢？
再说了，只收农业税，却要做到土地清查、按亩计税、无人优免、取缔劳役、募役雇佣等等重农主义政策，大顺要是能干成这个，干嘛还要去搞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呢？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均田第一仁政，土地十而税一不就完事了？
而自由贸易……
只能说，别看刘玉在欧洲叫的凶。
可大顺是真没脸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
都不必提大顺的诸多海外贸易政策、对日专营权的强加封建义务等等。
就说大顺有着此时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地契买卖，官方承认，子孙世袭、土地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此时全世界几乎唯一没有公地和村社所有土地的国家……可实质上在很多地方，却实行着越发严格的禁止商人买地囤地的政策。
在大顺，刘玉把改革，浓缩成“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此为目的。
剩下的，皆为手段，不管是重农、还是无形之手、还是官营经济什么的，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合理的手段。
而军事强盛、舰队纵横等等，都可以视作“国民财富总和增加”的结果，而并不是与之地位对等的某种最终目的。
故而，这种浓缩，在先发地区，新兴阶层，使得许多过去被认为不对的做法，具备了合理性。
比如，地主强制收地、要求退佃，自己雇人种桑养蚕，就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比如，一些地区的官员，开办煤矿，兴办矿业，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等等、等等。
围绕着这个“正确”的目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有些是有容克转型味儿的、有些是封建官营的、有些事民间资本的、有些是强制劳役的、有些甚至是行政权下垄断专营的……
而这一切，都在为大顺的新时代，快速地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这一套理论，也为日后大顺的一些先进思想，埋下了伏笔。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以法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农业为切入点。
而英国的一些学派，是以英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流通为切入点。
而如老马所言：【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
重农学派，以农业为切入点，而农业本身也是一种“生产”。
所以，重农学派很早就觉察到了“剩余价值”这个东西。
也即，从“生产”切入，更容易发现问题的本质，毕竟农业也是一种生产，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应该说，大顺此时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依旧是以农业为核心的。
但是，大顺这些年的“内外分野”政策，使得新思想的策源地，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只考察这个范围之内，并不是以农业为核心的，而是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
由是，才能让刘玉从“生产”的角度，去切入。
他当然不能大谈特谈剩余价值，但他从一开始在引领资产阶级的学说时，就避开从流通领域切入，而是从生产的角度切入，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下去，很容易就捕捉到资本增值的秘密。
故而，在这个时代，刘玉只谈生产，只谈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正如老马讽刺的那样：
重农学派的观点，认为一切价值都源于土地。而工业、商业，实际上吊毛没干，并没有这个价值上增加任何新价值，只是把提供给它的价值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
这就很容易得出个结论，既然工业、商业，既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等同于吊毛没干，那么还管工商业干啥？让他自由地发展去呗，自由竞争、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就行了呗？
只要管好农业这个“唯一产生价值”、“一切价值之母”的东西，只要只收农业税，剩下的工业商业随意发展就好了。
于是，资本家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努力的资本家。因为按照重农学派的观点，工业、商业，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全都是在为土地拥有者忙活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全不为己、专门为地主，这还不高尚？
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这个讽刺，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
既然说，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是正确的、大义的、有利于社稷的、国富的、民强的、武功卓越的……
那么，资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万千百姓、为了国富民强的资本家。我努力，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是为了陛下江山、为了万千黎民、为了国富民强，含泪赚钱。
我雇佣雇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产、为了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陛下分忧解难安顿流民……当然我赚到了钱，但这只是副产物，就像是士绅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稳佃户的副产物……
这样，格调不就一下子高起来了吗。
也就使得新兴阶层，获得了“大义”。
当然，这种“大义”的获得，需要一整套的论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第一句：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开，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贵族势力，却依旧把持着政治；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专营制度等，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层层论证，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重商主义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而刘玉，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
但之后的展开，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发展的还不够强大；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有疑虑；大顺打赢了一战、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改革还在继续，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
正如老马所讽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他们就会崩溃”。
魁奈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农业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让科尔贝尔滚蛋，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也是类似，证明了“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
但实际上，刘玉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
因为他自觉能改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还能改的都是小问题，而大问题根本改不动。
并且认为不折腾还能多撑几年，真要是折腾的话，肯定要折腾出来大事，基本大顺就要炸。
当然，不折腾的话，那么大变革也就无法到来，或者说不会出现巨大的混乱，使得那些大的东西能彻底改动。
只要大顺先乱了，崩了，改的天怒人怨、改的旧阶层离心离德新阶层心有不满，靠着这些年积攒下的遗产，才能浴火重生，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
不乱的话，起义都不好起，造反都不好造。为王前驱，那也得有那条件，就现在的情况，兵精粮足，国库充裕，内政安稳，朝堂不乱，想为王前驱那也极难。
所以此时所立之言，一部分是为新兴阶层和工商业发展辩护。
另一部分，还是希望借助大顺开国之初的制衡体系，将与科举制制衡的那批人，给他们立下“经”。
以前，大顺的制衡体系是存在的。
但，制衡科举士绅的那批人，有力而无经。
甚至于，两拨互相制衡的人，用的是同一种经。
这很正常。用同一种经的人，依旧可以互相对抗。
正如前些年，日本大儒的弟子询问大儒一样：如果孔孟复生，孔子为主将、孟轲副之，来攻日本，我等儒生将如何？日本大儒回答的就非常明确：哪怕孔孟复生，也干。
所以，连写经的“圣人“，都可以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反对”，何况大顺内部同用一种经的军功贵族和科举大夫的相互制衡呢？
现在，刘玉在尝试依靠大顺的制衡体系，为这些人准备经书。
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经书，以及义利、标尺、评价体系等。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这群人继续改革，把大顺折腾炸了。
不折腾，还能多活几年。折腾，炸的就快。
第二四六章 必死之局（上）
哪些能改，并且能改成功。
哪些不能改，改了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在人为”即可解决的。固然说，事在人为，人是什么人？国是谁的国？为事的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这些不可不考虑。
而大顺本身的一些问题，更是使得继续改革下去，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后人有人讽刺一些担心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的人，编了个段子。
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拉车的马、马车夫，一定都死绝了吧？
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于是每天早晨起来倒马桶的主妇，一定都死绝了吧？
塞纳菲尔德发明了平板印刷术，于是那些抄书为生的人一定都死绝了吧？
这个段子的本意，便是说，技术的进步，固然一些职业消失了，但一些新的职业也就出现了，人类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死绝。
但，这个段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宏观上，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可实际上，被抢掉饭碗的人，却未必可以融入到新的产业、新的岗位上。
有句话说得好：不当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即便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滚滚车轮。
但，这些人，并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坐在那干等着，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会为了生存，做出选择。而对大顺来说，这种不当安安饿殍的想法，又是根深蒂固的。
以改革后的山东中部为例。
因为铁路的修通，使得一些土地融入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是完全有利可图的。
比如说，种烟草、种花生、鲁西鲁北地区种棉花。
伴随着铁路的修通，在铁路沿线，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已经远远大于种植粮食。
大顺在三五十年前，就已经成批地出现了“城居地主”。
这些地主居住在城中，他们的土地租给佃户，由佃户把租子送到城中。而地主不管经营、亦不管土地改良，只是收租。
很早开始，大顺征税的时候，就已经一反常态，不再是“先城后乡”，而是“先乡后城”。原因就是各地的地方主官，主动调整，制造时间差，毕竟乡下的佃户先把租子交了，城中的地主才有钱粮征税，所以从过去的先城后乡、改为了现在的先乡后城。
一般来说，实物地租基本上是五五分、四六分。
如果交通不便、如果大顺没有打开海外市场、如果大顺没有在一战中获胜。
那么，其实资本不会选择经营土地，因为你种啥玩意儿，能达到五五分、四六分的收益？
这么高的收益，农业技术在此时已经到极限了，亩产已经是世界最高了，那为啥还要经营土地？
买地之后，坐地收租才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
而伴随着交通发展、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一些政策倾斜，使得靠近铁路的地区，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种植融入到世界市场中的经济作物换取白银，已经比坐地收粮食实物租更高了。
佃户是没能力种植经济作物的。
以烤烟为例。
需要豆饼、需要煤、需要搭个烤烟的窑炉、需要资金周转……这些，都不是佃户所能承担的起的。
之前说的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被兼并、自杀、被高利贷吞噬等，这是指自己还有一些土地的农民，而不是完全靠租佃的农民。
那么，现在，经济作物有利可图、且资本愿意支付比粮农佃户更高的租金，那些居住在城中的地主，是否愿意把土地租给资本家，由他们来经营呢？
卖地，是不可能卖地的。
在大顺，卖地是被视作败家子行为的，但凡日子还能过下去，就只能租，而不可能卖。是以，资本即便想要经营土地，也得租。
而交通发展、海外贸易等，使得资本即便按照过去“四六分”的比例，依旧可以支付比之更高的租金，而且给的是白银，而不是粮食或者铜钱。
那么……
地主愿意租。
资本想要租。
佃户呢？
从资本主义发展、土地经营的角度看，这些佃户或许就该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问题是，你这车轮是啥材质的？
你怎么确定，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是这些人钢筋铁骨把车轮给硌碎了？
所以说，即便说要走那条路，也得有个极为强力的、集权的统治集团，才能当所谓的历史的滚滚车轮。
英国600万人口，正规军能拉出来9万、战舰100余条、黑森雇佣兵还能拉出来5万，各地乡绅的民兵还能再拉出来5万。而且英国四面都是海，完全没有闪转腾挪的空间，还有那么近的新大陆可以泄压，所以圈地运动没出啥大事，但也出现了起义、甚至出现了掘土派试图在军中干一波大的。
而大顺多少人口？多少正规军？多大的闪转腾挪的空间？
有句话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当历史车轮、且保证能碾碎那些人的本事，就无法领导这个国家走入新时代。
刘玉走的路子，是放弃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而是依靠海外市场和对外扩张，完成工业化。而不是照着历史上的正常路数，尤其是英法等国的路子，先让农业出现资本主义兴致的经营生产。
但这个路子，实际上也是分内外两步的。
外面那一步，他已经迈出去了。
内部那一步，这就需要均田、限制土地买卖，保证小农的基本生存。
原始积累靠对外扩张和掠夺、金银货币靠对外贸易和美洲金矿、劳动人口靠先发地区的那点失地百姓就足够应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人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霸权世界的时候，它才几个工业人口？
第一次工业革命，只需要百万人的底蕴就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才需要上千万人。
内部那一步，刘玉自认为，依靠大顺的自发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大顺没有这个能力，这和皇帝个人的意志、甚至官僚集团一部分人的意志无关——哪怕满清的统治，乾小四那样的面对“限田三十亩”的奏折，也得说这是“合乎正道”的；而官僚集团内部的士大夫，不说颜李学派那群激进的复古派，就是寻常的人，也不是没有限田、均田想法的。
有意志，没卵用。
大顺的组织能力、统治基础等等，都注定了完不成这件事。
大顺是个典型的唐宋后的封建王朝。
这种典型，就是“统而不治”。
名义上的中央集权，实质上的地方自治，帝国的运转是有一套传统流程的。
大顺不是能管制到沿海贩卖羊毛就砍手、能把济贫税收到每一个乡村、能管的纺织技术六十年没有外流、能按照窗户数量征收赋税的英国。
差得远了去了。
甚至于，大顺连对日本的贸易限制都管不住。在刘玉掺和对日贸易之前，日本这边甚至能“买”到弓马娴熟的武举人，去教授兵法和骑射，历史上也是如此。
举几个在大顺地方上的几个典型的地主类型，就可以理解大顺的基层运转，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了。
比如，学田地主。
大顺之前一年也就收个2000来万两白银，除去养兵、赈灾，国防需求，基本剩不下多少。
地方教育怎么搞？
学田地主。
或是捐助、或是官方拨给，总之，这些土地是学田。
教育经费怎么解决？
靠学田收租子啊。
每年学田靠佃户的租子，作为教育经费。
朝廷国库？朝廷国库哪有钱？
再比如，宗族地主。
地方维稳怎么办？
靠宗族啊。
特别出台法律：子孙私卖宗族田产五十亩者，按捏卖祖坟罪论处，流三千里，戍边；子孙有私卖宗祠者，一间杖70，每三间罪加一等，满罪杖一百、徒三年。
再比如，慈善堂地主。
这里就不提诸如慈幼堂之类的地方。
只说一个，比如，渡口，义渡。
有些地方，以现在的工程水平，修桥是不可能修桥的，也修不了。
那么就需要有人专门摆渡，来维系交通方便。
对商业而言，花点钱过河是没问题的。
但对统治而言，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便利保障，就得是几乎免费的通行义渡。
这玩意儿，你说哪怕是找个聋子、或者残疾人干呢，也得让这残疾人吃饱。
没钱，咋办？
或是拨给、或是捐助，搞义田。
靠义田的租子，维系义渡的支出。佃户必须要那是交租。
……以上，等等。
这些例子说明什么？
这里没提正常的平民地主、绅衿地主、商人地主这种类型。
只说学田地主、慈善堂地主、宗族地主……
这些例子说明，大顺的基层运转、基本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维稳体系等等，全是靠“地主、佃农”的租佃体系，来维系的。
一个国家，就算不去看那些平民地主、商人地主、绅衿地主。
只看这些地方上的福利、便利、基层运转等情况，完全是依靠租佃体系来维持的。
那么，大顺的社会运行基础到底是什么样，也就可以叶落知秋了。
按理说，这里面很多的投入，应该是政府收税，再支出这种模式。但显然，大顺不是，也没有能力征税支出维系基层运转，而是只能依靠租佃体系来维持。
换句话说，大顺如果继续改革，改革深入到内部、整个帝国。
那么，这种改革，就不是修条铁路、走个海运、建个钢铁厂这么简单。
而是要重塑基层的运行逻辑、重写基层的经济基础、改写税收和支出体系、重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底层彻底废除租佃体系……
如果说，建个钢铁厂、修个大运河什么的难度，是10。
那么，后者的难度，可能就是10万。
这显然，不是靠改革就能完成的。
而刘玉，恰恰又通过这些年的变革，制造了一个假象：你看，这些变革不也是前所未有的，但不也成功了吗？
这种假象之下，难免会有后续的欲效彷、且继续改革的人。
当然，理论上，其实只看数据，租佃体系似乎可以在不动均田这个大杀器的前提下完成。
只看数据，理论上，澳洲、北美，至少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地面积。
后世不算加拿大的草原三省，只看美国，就有耕地56亿亩。
而此时，欧洲人在北美的垦耕活动，还只局限于阿拉巴契亚山以东，说理论上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土地面积，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理论上只算数据，大顺现在的人口，户均个百十亩土地，肯定是够。
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过早的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顺这边的人，至少在土地上，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思维的。
欧洲的贵族制下，农奴要承担封建义务，但农奴也有永耕自己条田的权利、以及在路边、山坡、公地等放羊的权利。
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收回了这种固有的权利，按照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确定了土地的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
当然，收回了这种传统权利，并未补偿。
而在大顺，私有制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是排他性所有的。我的地，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佃户没有权利永佃，也没有权利让我这个地主只准把地租给他。
那么，以大顺而论，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得以为生，算不算佃户的一种权利？
法理上，可能不算。
但如果算的话，经营性的农业资本家，如果占用了佃户原本租种的土地，理论上，是不是应该出钱，作为佃户无法佃租的补偿？
如果这么想的话，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比如，加税。
你资本不是租种这块土地吗？不是让佃户没办法谋生了吗？那你多交点税，朝廷多问你收点税，用这笔税，来安置这些佃户，让他们迁徙去扶桑、南大洋，去垦耕。
这，就是那个“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倒马桶的女人全都灭绝了”的段子的一种解决方式——原本这块地十个人干活，现在六个人干活，那么就该这六个人出钱，解决剩下那四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决方式。
只不过，这种解决方式，在大顺又是不适用的。
以华北为例。
不管是去北美，还是去澳洲，就现在的交通运输水平、船只载重能力、跨越大洋去得六七个月时间的漫长周期。
使得每个移民的迁徙成本，至少得100两白银，只多不少。
而华北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地矛盾，人均土地面积，基本上可以认为已经降到了3亩到4亩——至少，山东地区应该是这样，否则也不会出现到了满清末期，山东一个短工干一天活只能买1斤6两高粱米，还无数人抢着干的情况。
而人均3、4亩的耕地。
种啥玩意儿，能在原本的“四六交租”的基础上，再拿出100两白银，还保证有利可图呢？
理论上，大顺可以先垫付。
然后分二三十年时间，把这笔钱用税收征回。
问题是，大顺的国库，拿得出这笔钱吗？
没钱，怎么垫付？
没钱，啥也玩不转。
所以，实际上，那个“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倒马桶的女人全都灭绝了”的段子里，原本这块地十个人干活，现在六个人干活，那么就该这六个人出钱，解决剩下那四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这个改革思路，在大顺，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学英国，不管，或者去城市做工、或者想办法润过大西洋，在大顺，还是行不通的。因为佃户不想安安地静坐在那，被所谓的历史车轮碾碎。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实际上能走的路，也就是刘玉说的那种办法：沿海地区靠对外掠夺、海外市场、美洲金银、过剩人口、先把工业化搭起来；内地地区，用强有力的手段，均田，禁止买卖，杜绝资本主义体系侵袭内地和农村，保证每个百姓的基本生存。
对先发地区来说，是生怕资本主义不够发展。
而对内地地区来说，则是要生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
但，这就等于又把问题绕回来了：均田、禁止买卖、保证生存、减免赋税、减轻劳役……这是大顺自己靠改革能完成的？
现在，大顺面临的情况，和历史上的王朝还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在于，如果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想要这么改革，压根是不可能的。
识字，是晋升为统治阶层的基础。
而识字，以及入学进学成为举人、进士的前提，基本上可以确定家里面得靠租佃体系生活。
满清时候，有人进言，说限田三十亩事。乾小四最多也就是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也很合乎正道、更合乎儒家一直以来的政治正确，但是这事吧，不好办。
简言之，做事，需要“干部”。
而“干部”，在之前，又和租佃体系，基本绑定。
让一群靠着租佃体系出身的人，去反对租佃体系，达到均田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大顺，有所不同。
大顺，有一群既不靠租佃体系为经济基础、又不是正统儒学出身的，识字的，有专业技能和基本统治术的人。
这群人，使得大顺有可能发动改革。
而这种改革，又是刘玉所言的“大顺炸了”的基础。
第二四七章 必死之局（中）
一场对旧时代动刀子的改革，往往会导致一个帝国的暴毙。
而大顺的情况，又特殊到极致，使得大顺的改革或者革命，不可能只是依靠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那样，靠“精神与思想的解放”，或者说，靠念经，就能掀起滔天巨浪。
相反，精神与思想的解放，在大顺，是排在物质问题的后面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和刘玉此时在扶桑搞的移民政策、殖民政策最像的，是俄国在彼得一世时代的工商业发展。
但两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俄国。
法律规定农奴的人身依附地位。
而俄国从彼得一世，到尹丽莎白的工商业改革，是这样的：给予旧礼仪派的人开采矿山、发展金属冶炼等行业的权利。
这些旧礼仪派的工商业资本，发展起来后，需要更多的人口，来从事工商业。
而俄国的贵族，则也需要人口——老子打了半天的仗，你给我封地有个乱用？封我几万俄亩的土地，一个人没有，难道让老子自己去种地？
所以，在俄国，“农奴”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是比土地更重要的。
而旧礼仪派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后，就开始“赎人”，拿钱给贵族，赎买“教友”，成为自由的农民、而不再是农奴。再把这些人送进工厂，然后这些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工场主再拿钱“赎”更多的农奴。
这就是大顺的特殊之处。
在俄国，农奴是有法律规定的人身依附地位。
在大顺，佃农、自耕农，租佃为生者，大顺并没有法律，规定他们是人身依附于地主的。
但是，这就是前资本主义，或者说，农业技术和高炉铁技术发展过早导致的农业过早迈入贵族封地制瓦解的特色。
人，是自由的人。
从法律的角度上，人不隶属于地主。
但是，这种法律上的自由人、或者说法理上的非人身依附，是没有卵用的。
因为，土地就这么多，地主手里有地。而现在，对大顺绝大多数人而言，种地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那么，大明律和大顺律，还都规定，地主没有资格对佃农征收劳役地租，也就是说佃户给地主劳作不要钱、算作一种义务。
但，法律是法律、法理是法理，物质现实是物质现实。
现在地主就说，你明天来给我家干活、砌墙、挖水沟、修房子，我不给你钱。你去不去？
不去？不去，明年地不租给你了，有的是人租。
去，去就白干，最多提供顿饭，给钱是不可能给钱的。
那这算不算人身依附？
法理上不是。
现实里就是，而且是标准的劳役地租、封建义务。
俄国的问题，是法理上，农奴隶属于农奴主。旧礼仪派的资本家，要出钱，“赎身”，让这些人成为法理上的雇工、自由农。
大顺的问题，是法理上，佃农不隶属于地主。但扶桑的资本家，要出钱，“创造自由的物质基础”，也即出船票，让这些人成为现实里的雇工、扶桑自耕农。
一个是封建法理制造出的人身依附。法理上，就是隶属关系。
一个是物质基础制造出的人身依附。法理上，不是隶属关系，而是抽象人格上平等的人，没有法律说佃户就不能成为自耕农、成为地主、或者成为宰相，但能不能做到、有没有钱读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封建法理问题，靠的是思想的解放、启蒙运动、重构法律、人人平等、取缔人身依附。
物质基础的问题……只靠思想的解放、只靠启蒙运动什么的，不是说一点用没有，而是用处不大。
况且……就法革、北美的那些反封建的法律，其实很多在大顺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比如说，均分继承法。
比如说，平民百姓家里，取缔摩西律，长子有继承特权多拿几倍的土地。
比如说，土地自由买卖，而不要考虑贵族对土地的封建法权，以及买地除了要买地的耕种权外，还要买断那些封建法权，比如土地上的狩猎权、除夜权之类的破玩意儿。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东西方的情况不同、历史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同、铁器牛耕垄作等技术出现的时间不同。
导致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是适合欧洲的。
而大顺的启蒙运动，注定是和欧洲不同的。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要砸碎神权、砸碎那些封建法理的“辩经”。
大顺的启蒙运动，是要解决物质问题、砸碎那些束缚在众人身上锁链的“实干”。
就像是大顺的那些名义上没有人身依附的佃户，靠“念经”，能解决什么问题？
念完经，说佃户和地主都是人、是平等的。佃户没有给地主劳役的义务……
这经念完了。
第二天地主说，这个经念得好啊，启蒙的妙啊，现在你和我都是平等的人。但你不去我家干活，我明年地就不租给你。那你去还是不去？
只靠念经，是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的。
刘玉没念经，而是通过在北美的政策，使得一些佃户，有了“老子就不去给地主服劳役，老子去扶桑干八年授田百亩去也”的底气，或者说有了佃户和地主在人格上“平等”的物质基础。
包括说，历朝农民起义喊出的“均田”口号，就是大顺特色的启蒙运动——只有均田，才能真正的平等，否则就是空谈。
佃户和地主，能平等吗？
这不是扯犊子的空谈吗？
包括说寺庙的结婚先去睡一个月才能租佃的特色、苏皖地区从明中期就开始出现的佃户农奴化给地主服劳役等情况，都是如此。
法律说，结婚先去寺庙税一个月，是不对的，佃户没有此义务，寺庙也没有“除夜权”的权利。
事实上，你不去，那么你就没有地种；没有地种，你就得饿死。因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集中在人家手里，你没有生产资料，人家说啥你不听、又没有那么多可以工作当无产者养活自己的岗位，那你除了听话还有啥办法？
欧洲是宗教影响太久，封建法权非常的深入，所以必须要念经来启蒙。创造新的经书，包括从宗教改革开始，清教徒的理想社会就是“自耕农加有形圣人的教化、靠仁爱和乡约的村社”。
而他们实现这种梦想的方式，是迁徙到北美。
大顺这边，传统的理想社会，其实也是“自耕农加有形圣人的教化，靠仁爱和乡约的村社”。
理想是一致的。
区别就是，在大顺，想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靠均田的大起义、或者均田限田的改革。
更简单点来说：
欧洲的情况，是法律和政权，规定了人的不平等，人身依附关系，封建义务等。所以，欧洲的启蒙运动，重点在于“用经书，论证这些不平等，是不对的”。
大顺的情况，是法律和政权，在形式上，并没有强制规定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大顺的启蒙运动，重点在于“在物质层面上，解决人与人实质上的不平等的根源问题”。
或者说，至少，把工业时代早期的那种形式上的自由，得以贯彻。
这种形式上的自由的意思，是说一个佃户，他可以选择当佃户，也可以选择去做工、可以选择去血汗工厂干几年就累死，还可以选择去跑北美当契约奴。而不是说，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当佃户，哪怕理论上他是个想干啥就干啥的自由的人。
这靠简单的念经，是念不出来的。
哪怕说，刘玉在北美的政策，使得佃户理论上有了不当本地佃户，而是可以选择去北美当契约奴、当雇工、最终买地授田当自耕农、亦或者去搓棉花。
但这种选择的权利，和念经启蒙无关。
相反，是靠具体的政策搞出来的。
是靠刘玉用暴力手段和国家强力，通过对北美土地的国有化控制，人为地创造了一种使得雇佣关系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也通过战争、贸易、干涉、强制开关等手段，确保了在北美的资本有利可图，然后才能拿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雇人去北美，至少支付去北美的船票。
因为这事，不要说单单念经无用。
就是纯粹画大饼，都没有用：对大部分佃户和贫下农而言，情况不是说有什么思想守旧、故土难离；亦或者不相信去扶桑那里垦殖的好处等等。
而是，纯粹的没钱、去不起。
这不是说只要解放一下思想，砸一下旧思想，直接就能搞精神原子弹、灵能飞升，直接从鲁西北，思想一通，直接跃迁到北美。
世界是物质的。
就像是《钢的琴》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实际上就是一句屁话讽刺：你首先就得解放思想，你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实质上第二产业崩了，一年二三百块钱都不够南下的火车票，就算老工人的脑子解放到觉得出去卖都无所谓，那也赚不到钱。大家都去卖、都去炸鸡排、都去擦皮鞋……全干第三产业，那也得有皮鞋可擦不是？
因为世界是物质的。
所以，归根结底，大顺这边，最终还是要靠政策、发展、产业、工业的推动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而不是靠简单的念经启蒙，就能解决问题。
政策推动，就是改革。
改革不成，那就只能把改去掉加个命了。
大顺和满清不一样。
反对满人当皇帝、还我汉人山河，这种经，对满清是有力量的。但即便这样，满清暴毙的前提，也是瞎鸡儿改革，甚至胆大到把科举给停了。
在大顺，念不了在满清末期能念的、不涉及到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等问题的经。那么，在大顺，即便念经，也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均田、限田等一系列涉及到生产制度、所有制等问题的经。
而一旦不能念过于抽象的经，而要念具体物质的经，那么肯定是要出大事的——实际上，包括念那些过于抽象的经，也得有物质隐藏在背后。比如北美分离，念得就是非常抽象的经，但具体操作的时候，可是直接抄了亲英派的家完成了土改。
而在大顺，因为根本就没有念抽象的经的条件，也就注定了哪怕是要念经，那这经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最起码也得是儒家复古派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级别，直接动具体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
第二四八章 必死之局（下）
而大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实际上已经连“一动不动”、“不折腾”都做不到了。
因为，所谓的一动不动、不折腾，到底是什么意思？
往回退？
那不叫一动不动、也不叫不折腾，这叫反动。
反动，也是动。
而保持现状？
可世界是在不断变动的。
保持现状，在此时的大顺，其含义就是“新兴阶级的力量，一天天壮大，每一天都在成长”。
因为现状，具体限制大顺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段距离。
保持现状，就等同于让大顺的新兴阶层继续发展。
你身体不动。
可你的五脏六腑还是在动。
不动也是动。
这，就是所谓的连一动不动、不折腾，都做不到了。
想让大顺真正意义上的一动不动、不折腾，除非时光倒流，退回到下南洋之前。
从那一刻开始，直到一战打完，那段时间，大顺如果选择反动回退，可能还是能退回去的。
但一战已经打完，退都退不回去了。
因为……相对于原本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先发地区的资本主义体系，是极为脆弱的。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除非是出现三十年战争那种大银荒，否则欧洲的事不太能影响到帝国。
甚至于，日本、朝鲜、越南这等近在迟尺的国家，内部出了大事，也都基本不影响帝国基于小农经济的稳定运转。
当然，实际上，当大明完成了白银货币征税改革后，帝国已经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了，脱不开身了。
不过，整体上，还是稳定的。
而大顺现在的先发地区，这里包括松苏、山东、胶辽、关东、南洋，这些地方，比起过去的小农经济，脆弱的一批。
关东的大豆出了问题，便会直接影响到苏北的棉田、山东的烟草。
欧洲的局势出现了问题，便会直接影响到松苏的各种作坊、工场、工厂和手工业。
南洋出了点事，很可能直接导致京畿粮荒。
东北的高粱种植、虾夷的小麦种植园、朝鲜的稻米出口等出了点问题，很可能直接导致胶东鲁中地区的大起义。
这种脆弱，并不仅仅体现在那些资本家、工场主、种植园主、货船船主等人身上。
要只是他们脆弱，压根算不得问题。
而是更多体现在那些被刘玉强行拉进这里面的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以南通地区的“假男耕女织”为例，这种形式上的男耕女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耕女织。
男耕，种的是经济作物。
女织，是包买商将印度棉纱送来，由她们的家庭手工业特化的铁轮织布机织成布，再卖出去。
经济作物变成货币、劳动的织布过程也换成货币。
再用货币，来购买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基本生存保证。
这和那些“男子种地种粮食、女子织布全家穿”的男耕女织，根本不是一回事，也压根不是一样的稳定性。
一旦刘玉搭建起来的这个以世界市场为核心的贸易体系出现了问题，那就是直接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几十年前，刘玉只是把对外贸易中心，从广东改到了松苏，就直接导致了几十万人失业、西江航运五岭脚夫粤绣女工大失业。
而现在，卷入其中的，何止几十万？
时间每往前走一天，可能就得多出来大几千人；每往前走一年，可能又卷进来几十万。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刘玉极大地改善了大顺的财政收入。
大顺花钱的手脚越来越大、铺的摊子越来越大。
而这些钱，可不是靠均田、限田、均税、取消优免等，得以实现的。
而是基本上全靠这个新体系来支撑的。
大顺已经被刘玉绑住了，往前走也不是、往后退也不行。
即便说想往后退，甚至更疯狂点，靠杀人盈野来实现倒退……
那，养兵的钱，从哪来？
大顺的旧财政体系，哪里养得起现在这么多的野战部队？
再者说，新学一系迅勐发展，几十万新学派的人，也是和世界贸易、工商业发展绑定的。
真往回退，这些人靠什么吃饭？
这些人造反，可不同于普通的农民起义，这些人可是掌握此时先进的生产力的。
虽然说，此时这些人相对于科举体系来说，仍就算是“边缘人”，甚至不能算是“读书人”的范畴。
但是吧，名是名、利是利。
现在虽无名，但是这几年对外扩张，他们吃到了红利，利益还是拿到手了的。
也即是说，虽然现在身份上不尴不尬的，但有钱赚、有事做、也能在殖民地和先发地区做官。
虽然大顺朝廷的政策，不是完全偏向他们，甚至对他们不是很好，弄得他们跟“小妾”似的，和科举那种“正妻”不同。
但是，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
可真要是反着动，让他们不但没“名分”，连实在利益都没了。
那就只能反了。
所以，反着动，在刘玉披着封建主义、加强皇权的外衣，完成了一些列改革、打完了一战后，反着动就是死。
那么，不反着动。
不动。
或者说，萧规曹随，行不行？
即便说，不考虑每一天新兴阶层的力量都在增长、现在的外部市场扩张还没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相反还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这些宏观变化，通通都不考虑。
那么，就考虑一些最基本的症结，土地兼并问题，萧规曹随都不行。
伴随着对欧贸易的发展、扶桑金银矿的挖掘、印度波斯等贸易权的独占，每年海量的白银流入大顺。
这为大顺完成货币改革提供了条件。
这种货币改革，不是说废两改元这种改革。
而是要直接解决铜币和白银之间，不是辅币关系，而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的情况。
而且，这件事，大顺肯定是要做的。
因为即便不考虑新学一派。
只算那些科举出身的正统儒家官僚，他们也都认识到了铜币和白银之间的这些破事，并且认为这是百姓穷困的一个原因。
而一旦完成了货币改革，那么所谓的“萧规曹随”，就压根随不起来了。
因为，刘玉现在搞得货币政策，实质上隐藏着极强的金融管控。
有点像是“强制结汇”。
大顺本身是不产金银的。
对外贸易，是大顺货币的发钞行。
对外贸易，又是管控的。
管控的对外贸易，使得大量的白银进入了银库，发行等额的纸币。
而这些纸币，又基本只是在先发地区流通。想要对内贸易，还是要结算为白银的。
小额当然随便换。
额度稍微大一点，就得说清楚，这钱是干嘛用。
尽可能确保不要跑到内地去买地。
纸币是有流通范围的，兑换行也只是在先发地区有，拿着纸币去远离先发地区的地方搞土地兼并，是不好弄的。
虽然说，肯定会有许多的漏洞，肯定可以钻空子。
但毕竟麻烦，而是钻空子找漏洞本身也是一种成本。
加之一战打完，修铁路、搞印度、搞扶桑、发展工业等，收益率暂时非常高，远没到边际效益的阶段，此时的投资回报率也是高于买地收租的。
是以，大量的货币，要么在投资领域、要么在商业运输领域、要么就是投降了殖民地或者新垦殖地区。
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而大顺一旦完成了货币改革……
那么，松苏地区的人，拿着钱，去河南买地，总不能不行吗？
原本还有铜币、白银、纸票、兑付、审查等等的限制。
完成货币改革后，金融上的监管等于直接扔了，钱四处流动，全国通用。
好处不提。
只说坏处。
这土地兼并的速度，不得起飞啊？
一年蹭蹭地这么多白银流进来，那还不直接往土地上跑？
工业发展，是有极限的。而且积累的速度，比以前可快了几倍不止。
照以前的积累速度，王朝周期可能得有个二三百年。
而现在的积累速度、蹭蹭流入的白银，那土地兼并的速度可是直接起飞。
以前当个商人，攒个万把两白银，难。
从万把两弄到三万两、五万两，更难。
现在，赶上风口，赶上机遇，万把两白银，增值到三五万两，不要太快。
钱多了。
而且，甚至可以说，先发地区继续搞下去，等着扶桑金银挖个差不多，先发地区几乎拥有整个大顺60%的货币，甚至更高。
说句难听的，等着扶桑的金银挖个差不多，就大顺这个按亩交税服劳役的政策推动下的之前的低地价，松苏地区聚集的金银，理论上能买下半个大顺的耕地。
到时候，又有一大堆的事。
诸如买地导致地价飙升、地价飙升导致土地成为一种投资期货更多的资本进入土地买卖、更多的资本进入土地买卖继续拉升土地价格……之类的事，肯定会层出不穷。
这都是大顺之前没面对过的问题。
萧规曹随……萧规曹随的前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物质条件，五十年、一百年，变化基本不大。
而现在，不说别的变化，就说一年几千万两的白银流入、扶桑金山银山的开采，这样的巨大变化，别说五十年一百年，可能十年二十年就要大变样。
这还怎么随？
到时候，单单是完成了货币改革，如果大顺的官僚集团和皇帝，稍微还有点脑子，就该准备一下诸如“限田”之类的政策。
而这种政策，一旦搞，那可真是要搞出来“大乐子”的。
这，还只是因为货币改革导致的一个问题；而货币改革，又是大顺这些年的已完成的或者即将完成的改革中的一个；而每一个改革，刘玉几乎都埋了类似的炸雷。
所以，哪怕是萧规曹随式的政策延续，也一样要出事，要完。
反动要炸。
不动要炸。
那么，往前走呢？
往前走，那就更不用提了，炸的更厉害。
因为，再往前走……如果这种前，指的是“资产阶级变革意义上的进步”的话。
那么，小农经济瓦解问题，就大顺这个鸟样的组织能力，能解决的了？
不让小农瓦解，继续走刘玉的靠外部积累完成工业发展、靠外部市场来完成贸易循环的模式，又必然会遇到刘玉埋得“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印度觉醒、纺纱机应用导致印度经济瞬间崩盘大起义、外部市场崩溃”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的革命传导。
所以，往前走，还是死。
而且，欧洲和印度的觉醒导致的外部市场崩溃的革命传导问题，只是诸多要完的一个可能而已，还有诸多的要完的可能。
往后退是死。
不动是死。
往前走还是死。
怎么看，对大顺王朝而言，刘玉布下的这个局，都是必死之局。
于是，已经决定不再管黄河河道、把这功劳让给别人，甚至准备跑路的刘玉，决定回一趟京城。
理由当然是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这么大的功劳，留给皇帝选定的下一代的辅左者、或者作为接班人的功绩。
而实际上……
既是准备跑路。
也是和皇帝、太子、诸皇子们，聊最后一次。
看看他们之中，是否谁有可能解开这个必死之局、至少有点思路就行；又有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在救大顺王朝实则准备给大顺的灭亡加加速的。
毕竟，其实理论上，最高明的封建统治者，还是有种理论上的可能，解开这个局的。
第二四九章 王谢燕、百姓家（上）
从山东回京城，并不远。
甚至相对于幅员辽阔、纵横许多纬度的广袤中华而言，甚至都看不出物种的变化。
道路边，依旧还是柳树、杨树、榆树，偶尔会有一些为了备荒而种下的槐树。
道路也是黄乎乎的颜色，沿途的风景，竟是一样的。
和经纬度导致的物种变化类似，大顺这些年的改革，也是一种平滑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幅度，就像是和马车时代的旅行一样，放眼望去，似乎都感觉不到自己在前进。
而不是如同后世的乘坐飞机那般，小睡片刻，醒来时候，或许出发时还是没膝的大雪、抵达时却是鸟语花香。
除非，是外部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这样迅疾的变化。
而对大部分的京城的百姓来说，这些年的变化是有的，但却没有那种“惊呼”、“惊诧”的变化。
京西煤矿的蒸汽机运用和铁路运输，自然是变化。
但对京城百姓而言，烧煤本身，并不会如马可波罗一样惊呼：中国人居然烧一种黑色的石头。
因为，宋末元初的时候，尹廷高就作诗感叹烧煤的温暖：地炉玲珑石炭红，土床芦蕈觉春融……
不要说烧煤这件事。
就说挖煤引发的罢业、罢工等事情，京城的百姓，也早已见惯不惊。
早在前朝万历三十一年，京城的“煤黑子”们，就已经齐行叫歇，张贴榜文，以至于京城恐慌、大冬天的整个京城断煤无暖，闹出了好大的风波，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撤换了京城煤矿监管。
总而言之，即便大顺这些年做了很多改革，也在方方面面影响了百姓的生活。
可能从五百年前挖个人过来，忽然来到这里，他会不适应，到处惊呼。
但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面对这种慢慢烧温水一般的变化，并没有感觉到过于惊异、以至于惊呼赞叹之类的情绪。
而是以一种不知道在前进的前进，每个人都把这一切作为生活的正常状态，一点点习惯着每一天略微变化的生活。
当然，这是宏观的视角，或者说是那些暂时还没有被卷入变革中、或者大多数与变革没有非常直接的利害关系的百姓的视角。
而若那些被卷入变革中的人，他们这几十年的感触，定然是不同的。
比如一个简单的从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就直接改变了几万人的命运。
京西的驼铃，渐渐消失。
那些养骆驼的、贩骆驼的、拉着骆驼驮煤的、那些在京西开骆驼店或者夜里开大车店供拉煤的驼人休息的小商铺老板……
南苑的砍柴人，靠着朝廷的补贴，种上了苹果。因为南苑的柴草卖不出去了，这么大的皇家园林，里面生存的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也被彻底改变。
这，只是变革的冰山一角。
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诸多的利益博弈和受损。
但，时代的脚步就是这样的：一点点，消灭中产、消灭手工业者、把手工业过的下去有点小产业的市民一步步逼成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只是，手工业者，就像是一颗颗地里的土豆，是分散的、独立的、又不可能如工厂里做工的人一样天然具备纪律性和组织力。
于是，刘玉的变革，就一点点地蚕食着他们，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消灭，尽可能不引发大规模的反抗。即便有反抗，也依靠着手工业者天然的分散特性，将他们分批镇压。
而对时代中的多数人而言，这种缓慢的消灭，又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多数人，依旧还是睡土床、烧石炭、吃馒头、菜里放盐、秋天吃梨冬天啃萝卜。
无非也就是今儿市场上有卖苹果的，第一年吃个新鲜，日后便是家常物；明儿来了一批大洋彼岸的胭脂洋红的染布，小媳妇们滴滴咕咕地琢磨着买一点，才不会管这胭脂虫的大洋彼岸到底在哪；后日不再用火折子吹火筒而用火柴了，时间一久，甚至连吞火柴头自杀这种事都已经习以为常，重点都不再是火柴头而是自杀本身了。
生活在一点点的变化，却又绝对不像后世中国那般，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可能一生经历了世界正常发展的三百年的变化——小时候连电灯都没听过、要拿着高粱秸秆的芯到处借引火；老的时候却可以用手机、略微拨弄一下网络电视了。
而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一个小时候连电灯这种东西都没听过的人，中年时候便连白求恩是加拿大人、电线不能用水浇灭火这样的事情都习惯为生活的一部分。
更何况，此时大顺这种看似剧烈、实则于生活的变化很缓慢的变革。
对百姓而言，是这样的。
因为，百姓所能接触的东西，一定是能量产的。而不能量产的，平民百姓之家是很难接触到的。
但对大顺朝廷内的统治者而言，他们所感触到的生活上的变化，则相对平民百姓而言，剧烈得多。
毕竟，有些东西，这个时代，靠手工不计成本地去搓，是完全可以搓的出来的。
不管所谓的“奇技淫巧”的想法，是不是一种主流。刘玉都在尝试让技术，摆脱“奇技淫巧”的印象。
于是许多不计成本的、纯靠手工搓出来的、此时根本无法量产的新事物，源源不断地作为“贡品”流入宫廷。
这一次，皇帝召见回京的刘玉，选在了西苑的一处建筑。
这处建筑，本身没什么奇特的。
但这座建筑周围的数百步之内，却有些许多此时本不该存在的东西。
一些足以彻底击碎“奇技淫巧”这种刻板印象的东西。
皇帝老了。
随行的近侍要小心地搀扶着，防止老皇帝在西苑这一处建筑附近的小路上跌倒。
除了皇帝、刘玉、以及近侍之外，身边再无其余的人。
皇帝走的小路两侧，是一片麦田。这片麦田，是皇帝在祭祀先农坛劝耕之后，自己种下的……当然，这种自己种，主要是走个形式，象征性地扶一扶犁铧，几十亩的地，皇帝可能也就象征性地扶了一二亩。
西苑水多，若是皇帝亲耕，自又不缺人，挖个水渠引水还是很简单的。
但这片麦田的远处，却如脱裤子放屁一般，摆着一个烧煤的、用蒸汽的抽水机。
此时并未发动，但显然，应该用过，用来往这片实际上只需要挖个渠口根本不用抽水机的麦田送水。
更远处的建筑旁，隐约可以看到几根高高的、涂满了沥青防虫防腐的木杆子，上面挂着一些瓷烧的葫芦，缠绕着一些长长的线。
那是刘玉“进贡”的贡品，一整套纯靠手工业者不计成本、此时无法工业化量产的小玩意儿，是用来取代油灯、蜡烛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类似的玩意儿。
老皇帝往前走着，刘玉亦步亦趋。
老皇帝也没有和刘玉谈黄河的事，也没有谈刘玉这一次回来后派去修黄河的人选是否有所举荐等。
而是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后，皇帝慢悠悠地说道：“这片农田，亦算是朕亲耕。麦田长势极好，撒了许多的硝石、鸟粪石、骨磷粉……去岁，此田亩产竟有八百余斤。”
“卿那时尚在济南，朕引群臣来观，当场称重，群臣皆惊，或言祥瑞、或作诗而贺、或言朕之功德以应上苍……”
说着，皇帝又指了指远处的蒸汽抽水机。
“此物，比之水车，不需多少人力，昼夜不停，实非人力所能及。这西苑倒并不缺水，亦不乏人工，朕却命他们非要用此物提水。”
说罢，老皇帝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四周，缓缓道：“朕这几年，常来此处。”
“卿可知朕来此处，总想着一首古诗，不知爱卿能否猜得到？”
刘玉也不说猜不到，也没有去猜，而是用了一首人尽皆知的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皇帝听刘玉背完这首诗，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许久，笑声方歇，却诵了另一首似乎并不搭的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念罢，又看了看远处的蒸汽抽水机、撒了硝石等天然化肥长势喜人的麦田、以及远处若隐若现的线杆，又重复了最后一句。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若能如此，天下大定。以往不知何处往，今日方知路何方。”
刘玉自是听得懂皇帝是什么意思。
他也看了看四周，对于皇帝念的这句诗，心里想的却是“今日方知路何方？你知道个锤子你知道。你懂什么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吗？你以为工业化让这些东西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只是个技术问题？还是说，你以为朦胧感知的工业化就是修条铁路、建个工厂、挖个煤矿？”
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道：“陛下心忧社稷万民……”
一通很正常的套话之后，刘玉又道：“若这些东西，真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自古以来，理想之世，首推大同。”
“大同不成，则求小康。”
“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又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
“大同之世，需得大道之行。”
“臣不懂大道，亦不敢略窥大道一二。”
“是以，臣之作为，皆以大道既隐为前提。故而大同不敢求，而若真能如陛下所言，这些事物飞入寻常百姓家，谓之小康，亦不为过。”
皇帝点了点头，又道：“卿之前所上奏疏，朕也看了。如卿所言，山东如今人均亩地不过三亩，纵风调雨顺、无雨无灾、乃至无有劳役赋税，以此时亩产百余斤来算，亦不过每人四百斤。”
“既不提均田限田之事是否可行，便只算这般，这粮食也将将够吃而已。其余之贫富不均、灾祸水旱、贪官污吏、兼并土地等等，家无存粮，稍有风吹草动，便是大乱。”
“这几年，印度的硝石、南扶桑的硝石，也多流入，一些人家亦开始用以肥田。加之又有关东、南洋诸多产粮地，只要交通便利，便是救济，暂时倒也安稳。”
“只是，如今无论这肥田的硝石、抽水蒸腾的煤块……其价皆昂，寻常百姓家，却又未必用得起。加之如今粮贱，也少有粮农用此肥田。”
“卿以为，这些东西，终于能入寻常百姓家吗？”
“况且，朕以为，此物日多，富者有钱有力多用此物；贫者无钱少力难用此物。时日一久，岂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如今朝中，均田、限田；乃至重立四籍、惟农有田工商在籍者皆不得买田之说，日多。”
“商人获利极快，若行兼并买田，实难控制。此事，爱卿可有什么策略？”
皇帝看了一眼刘玉，叹了口气道：“即便一时做不成，亦可慢慢来做。”
“如今朕心中略有疑惑，不知这世上可有两全之法？”
“朕这几年每每看这片田，心想若是这等手段真能行于天下、飞入寻常百姓家，天下何愁粮不足而民变起？即便有旱情，亦可少用民力，抽水灌既。如此，天下大足，多行救济，亦可谓之小康。”
“可同样的，若行限田、均田；乃至惟农有田、重立四籍、民户身份不得跨越……似也安稳，只是又不能叫产业发展，似难叫这些东西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等两难之选，世上可有两全之法？既可稳小农、限田而抑兼并；又不妨碍产业发展，乃至民田亦可用上硝肥、抽水机？”
刘玉心想，自然是有的。但这可不是你大顺王朝能做成的事。不过，大顺是有这个底子的，最起码，人口足够，不至于出现欧洲那些国家的情况，只能倾向于某一种产业，干这个那个人就不够；干那个这个人就不够的情况。
然而，皇帝现在这么问，刘玉只能回道：“陛下，治标？治本？”
第二五零章 王谢燕，百姓家（中）
“治标？治本？”
这两个词汇，老皇帝这些年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只不过，这时候从刘玉的嘴里说出来，皇帝听起来还是很新奇的。
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后，皇帝无声地笑了笑，背对着刘玉，澹澹道：“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大治。不知大道，何以治本？”
“治本便不想了。”
“朕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这世界，是讲物质的。”
百盟书
“管子言：仓廪实而知礼节。”
“除此之外，无论大道、德行、乃至三皇五帝、三代之治、甚至文武复生，能不能解决你所言的山东人均三亩地、亩产不过百余斤的现状？”
“若能解决，则可大治。”
“若不能解决，就是重复三代、克己复礼，难道只靠礼，便不用吃饭了？”
“太宗皇帝曾言，千言万语，不过一句话：老百姓吃不饱饭，是要造反的。”
“均田也好、限田也罢，解决的不是亩产百余斤、人均三亩地的事。解决的是有人阡陌相连、有人无立锥之地的事。”
“但这件事，终究无法解决亩产百余斤、人均三五亩的问题。”
刘玉闻言，心想自己当初修铁路忽悠皇帝的那一套，就是变种的洋务运动思维。政治上的保守派，未必不是技术上的革新派。
如今皇帝说的这番话，其实并不对。
的确，均田也好、限田也罢，不能变出来土地。
但是，想要解决亩产的问题，需要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巨大冲击，又必然先让小农痛不欲生；而痛不欲生的小农，当然不肯如那些进步主义者所言，安安稳稳地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是以，均田、限田的问题，是大顺转型的必由之路。
之所以说这是必由之路，这是因为大顺的特殊情况所导致的。
还是那句话，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几百万人口。而大顺，不缺人口。
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市场。而大顺，现在阔有从好望角以东的直到太平洋彼岸的广阔市场。
大顺有没有老马说的那种“纺织机在一定‘情形’下才是资本”的情形？
有。
大顺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是一定要从农业起步？
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而大顺的农业，在此时，就是世界农业亩均生产力的巅峰。当然，不是人均，而是亩均，但大顺暂时也并不需要考虑人均农业生产力从而空出足够的人口投入工业这件事。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把劳动和生产资料剥离。而在此时，在前工业时代，指的就是“农业”、“土地”，把劳动和土地分离。
这个前提，大顺在很早前就已经完成了。
欧洲的农民和土地分离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浓厚的封建制，使得土地的私有制、买卖、产权、排他性所有权等一系列问题，非常的不清晰。
英国圈地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村社公地，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
而在大顺，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叫村社公地？或者说，什么叫“公地”？
前工业时代，手工业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前期，要发展，无非需要那么几样东西。
对欧洲来说，老马说，手工业这破玩意儿，大家水平都差毬不多，所以需要国家强力，来获得殖民地、市场、以及关税对内保护。
这话，不错。
哪怕是大顺特产的茶叶，若无国家强力保护，也会被人偷走。
而大顺这些年发展的国家强力，解决了殖民地、市场等问题。又因为大顺的白银问题和物价革命问题，使得大顺不需要考虑关税对内保护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一战结束后，已经解决了。
人口，尤其是劳动和生产资料剥离的人口……大顺随随便便一场天灾，就能搞出一个足够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业人口。
第一次工业革命，百万级人口就足够。
剩下的，资本、原始积累、货币、金银、原材料、技术……实际上，这些东西大顺现在都不缺。
所以，实际上，此时此刻，大顺已经完全攒足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前置条件，并且是完全可以顺利爆发的。
一个山东，此时大约2800万人口。
松苏地区，当然，包括南京、徐州等地，全算上，3200万人口。
这俩加在一起，就有6000万人口。
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到英国成为日不落，一直到普法战争前英法主导世界这段时间，英国法国的总人口，加在一起，有6000万吗？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各种前置条件。
时代变革，不是做题，各种前置条件满足，就可以一步到位。
时代变革，是要流血的、是要死人的、是要镇压的、是要有个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诞生的剧痛的过程的——尤其是大顺这种，是标准的新时代难产，因为太怕疼，所以保大不保小，把这些矛盾积攒的太多。
不同国家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
比如英国，面临的情况是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工资劳动者不足的问题，是首要问题。
而到大顺这，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潜在工资劳动者严重过剩，才是首要问题。
一定要注意，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大量的劳动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
这，才是先决条件。
而这个先决条件，表现在英国，则为圈地运动。
那么，也即是说，圈地运动，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
而是因为“大量的劳动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工资劳动者，这个先决条件，在英国，只能以圈地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用个比喻：生娃的先决条件，是卵的授精。
而凹凸运动，只是这个先决条件的一种方式；做试管、人工塞、甚至理论上游个泳都有可能，等等，都可以。
刻舟求剑的问题，就在于，看着别人在那凹凸运动，就以为凹凸运动才是生娃的必要条件，但却不去琢磨一下真正的必要条件到底是啥。
你自己啥情况、能不能支棱起来、或者支棱的很厉害但是没蝌蚪……这些情况不同，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不懂老马说的先决条件、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等等，只是照着先发国家抄现象，那肯定是要抄出来问题的。
大顺的问题，在于资本过于自由，大顺朝廷统而不治，地方实际上是半自治状态，使得资本自己长腿，即便不推动，都使劲儿往土地兼并上跑，一年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潜在劳动者。
一定要注意，此时，不管是法国，甚至北美，买地都不如大顺这么方便。买地的限制非常多，而大顺这边几乎在法理上是无限制的，只要肯卖，出钱就能买，一些地区，大顺连前朝的地契都认——一些大顺当年妥协的地方，田皮、田骨、第一所有权、第一租佃权、第一租佃权租佃后的二次转租、三次转租的问题，一直是大顺各地方州县头疼至极的问题。
简单来讲，因为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过于严苛、资本过于不自由、商贸过于被限制，所以英国要想发展，是要解决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严苛、资本过于不自由、商贸过于被限制的问题。
而大顺，则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要想办法限制过于自由、且可以自由购买土地的资本；要限制土地的投资收益率，如果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则要想办法以行政手段迫使资本无法流向土地。
这个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是刘玉当初在松苏改革时候，就无比头疼的问题。
以英国为例。
圈地运动，效果显着，让英国的亩产，从90斤，提升到了如今的130斤。这极大的发展了生产力——而要想再高，就要等1800时代，孟加拉硝石、智利硝石、太平洋鸟粪石大规模贸易肥田的时代了。
以大顺为例。
除了种植经济作物，如果只是种粮食，土地兼并，能否取得英国圈地运动对亩产提升的效果？
实际上，不但不能，此时甚至可能还要后退。
因为，大顺华北地区，伴随着人地矛盾的增加，精耕细作加两年三熟，实质上已经把亩产推向了极限。
为什么一定要考虑种粮食？种粮食是不是说明统治阶层“愚昧、无知”？
因为，满清那群人，发现鸦片利润高，太市场化了，一切向利润看，太无形之手了，然后就来了波“奇荒”。
那么，提升农业亩产的问题，即可不必考虑。
而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无地游民，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拥有了足够的人口。
而这个成果……对大顺而言，有意义吗？
第三个成果，就是解决了英国的公地问题，确定了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
而这个成果……大顺别说耕地了，就他妈一片折树枝子烧火做饭的小树林子，在一些地方都是排他性所有权了，这个成果更无意义。
第四个成果，是让英国的资本聚集，使得一些土地所有者，得以将货币投入到工商业中。
而这个成果，大顺靠着茶叶、丝绸、瓷器、以及棉布、大黄、黄铜等，也已经解决了。大顺的先发地区的金融资本，缺地主那三瓜俩枣？之前随随便便跑一趟南美，就能弄回来三五十万两白银，从明中期到现在，这地方吃了多少白银？又吐出去几个？白银，或者说货币，还需要用圈地的方式聚集到少数人手中？
还是那句话。
第一次工业革命，只需要百万人口的规模，其迸发的巨大生产力，就会导致世界步入近代史。
而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要到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工业化之后，才需要上亿、十亿的工资劳动者。到那时候，这边的问题，才是想办法摧毁小农经济，提供更多的工业化人员。
以英国的全盛时代为例，阔有3500万平方公里、几乎大半个世界的市场，英国一共能容纳多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人口？往多了说，500万，顶天了。
而大顺现在假设走这条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旧路，这就相当于……我就准备了一桌菜，但是可能要来100桌吃饭的人，咋办？这100桌吃饭的人，没坐下的那99桌，必然会选择掀桌子。全坐下不好办？那就别办了！掀！
你这一桌人就算都吃饱了，剩下99桌都饿着——都火器时代了，你还当封建骑士武士时代呢？骑上战马披上甲，吃饱饭就能能以一敌百？
时代变了！
第二五一章 王谢燕，百姓家（下）
这个时代变了，不只是说火器时代来临，火药把封建武士军功地主那些玩意儿的底层逻辑，炸了个粉碎。
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那就是，生产力在不断进步。
如宣言里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彷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也即是说，从现在开始，生产力的爆发，将不再是铁器牛耕时代的停滞、甚至数百年、上千年都没有太大的发展。
而将可能是指数增长的，前所未有的。
于是。
封建时代，因为生产力也就那样了，数百年几乎不变，也基本看不到变的可能。
所以，封建武士、骑士、教士、生员等的那种“以一敌百”的统治，是可以维系下去的。
而现在，生产力在继续膨胀。
所以，那个一桌菜、一百桌人的比喻，是有解决之道的。
即：菜，会越来越多，最终，肯定能让这一百桌人，都坐到桌上吃饭。
但是，哪怕是光速呢，那也不是无限快，到一个地方也是需要时间的；哪怕是玩游戏的闪现呢，也得有个CD机制，不可能无限闪，瞬间抵达。
大顺的问题，在于：
现在只有一桌菜。
新学派确信，前途是光明的、未来是美好的，将来一百桌人，都能上桌吃菜。
但……从一桌菜，到一百桌菜的这个过程，咋办？
或者说，咋过渡？
理论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有。
第一步，让所有客人相信，菜会越来越多，将来肯定能摆满100桌的，大家都能上桌吃饭。
第二步，那99桌的人，一人发个窝窝头，先啃着。啃出来一桌、坐一桌。直到最后一个啃窝窝头的，也能上桌吃饭了。你们先啃着，我保证先上桌的，也不来抢你们的窝窝头。那你们就别掀桌了呗？
这里所谓的“一人发一个窝窝头”，就是“均田”、“限田”。
为啥一定要一人发个窝窝头？
道理也很简单。
你不发窝窝头，甚至还要把桌上的窝窝头都抢走，那99桌人，就会直接掀桌。
就还是那句话。
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范畴内的可恨之处，不在于小农破产、小农经济崩溃。
对资产阶级革命而言，本国的小农经济瓦解，本来也是他们自己的任务。这点事都干不成，怎么能成大事？
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范畴内的可恨之处，在于让本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起来。
新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本国的民族资产废了，支棱不起来了，不得已，别人扛大旗。
现在的问题，是大顺的本国的民族资本，支棱起来了。不但支棱起来了，而且支棱的非常厉害，支棱到西非奴隶贸易的“布之哀伤”，都不再是印度布，而是松苏布了。
那么，伴随着蒸汽机的运动、火轮船的启用。
如果不管，松苏的先发优势，沿着长江航道和火轮船的运输能力，湖北的棉纺织业，直接可以死了。小农经济，直接可以崩了。
资本是逐利的。
能在湖北赚钱，老子为毛要跑去西非？
再说了，西非都他妈的被先去的占满了，我也挤不进去，我就只能吃湖北了呗。
哦，为了同胞，请不要兼并土地、请不要往湖北卖货，请舍近求远去外部市场？资本听吗？有这觉悟吗？
资本是逐利的。
如果要玩自由贸易，又要每人有个窝窝头。
那么，既说自由贸易，那么土地买卖就不要限制，继续延续过去的状态，地契就能交易、毫无滞涩、也无限制。
那就得靠种种手段，让工业的投资回报率，远高于囤地、买地、收租。
刘玉有这本事吗？
真没有。
甚至于，不但他没有，估计此时也很难有人有这等本事，让工业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土地投机。
在大顺，耕地，是有“金融资产”的含义的。不是简单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的逻辑，而是有非常浓厚的保值的、金融资产属性的。
历史上，大明、满清，都有士绅看的非常明白：买地，是最保值的投资。不管是朱家还是李家，城头王旗变幻，张家的地还是张家的、王家的地还是王家的。
这还涉及到一个资产的安全性的问题。
不要说刘玉没有这本事，能让各种工业的回报率这么高。就是全世界，此时又有多少行业，其投资回报率、资产安全性，能比买地更高？
既然自由贸易做不到。
那就上行政手段。
直接取消土地买卖、均田、限田，从而确保大部分人，每人手里有个窝窝头啃着。
这就是刘玉说的那种理论上的办法：
第一步，让所有客人相信，菜会越来越多，将来肯定能摆满100桌的，大家都能上桌吃饭。
第二步，那99桌的人，一人发个窝窝头，先啃着。啃出来一桌、坐一桌。直到最后一个啃窝窝头的，也能上桌吃饭了。你们先啃着，我保证先上桌的，也不来抢你们的窝窝头。
而这两步……
大顺做得到？
大顺能搞明白？
大顺有这组织能力、基层管控能力、失志不移的坚定做100桌菜的坚强决心毫不动摇的路线？
大顺要有这本事，那么这些都根本不是问题。太平洋上，还有至少六十亿亩的耕地，能有这本事，搞一波大几千万人的大迁徙、大垦耕，跟玩似的。
正因为大顺没这本事，所以问题才是问题。
以此时大顺的生产力水平，配一个超强的能深入到基层的统治集团，整个国家以“造船移民”为重心，一年移个大几百万人，易如反掌。
然而大顺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这个“做100桌菜”的比喻，某种程度上，也基本就是老皇帝的那番话。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至少，从技术角度上讲，在西苑用了硝石等天然化肥、脱裤子放屁用蒸汽机抽根本不用抽的水的皇帝，算得上是在技术上已经品尝到了“那一桌菜”的美味。
不管是出于儒家的理想、还是出于对统治的维护、亦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那都无所谓。
有这个想法，哪怕是被刘玉划为洋务运动思想的变种，依旧可以认为算是有点仁心仁德。
不过，这和前些日子，在大清河新堤坝旁，给刘玉献“南北两河并行之策”的赵翼，犯得是一个毛病。
大顺的黄河问题，从不是个单纯的河工技术问题。
甭管是一条河道、而是两条河道五十年换着流，这都无所谓。技术上，毫无压力。
甚至于，历史上，清中期，很多有识之士对黄河北河道的建议，都是直接走大清河、复梁山泊做调节水库。而最终，决口的黄河也确实走的是大清河。可以说，数千年的治水经验，在眼光和技术上，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黄河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南北两河并行之策”。
黄河问题的关键，是南洋的西洋势力、西北的游牧势力、漕运走海的安全性驱逐西洋势力的保证、安置或者镇压百万漕工……
凡是不说这几个问题怎么解决，空靠嘴在那谈黄河问题的，一律可以视作扯王八犊子的空谈——谁家关乎统治安稳、南北不分裂的漕粮问题，敢顶着做生意都跑到舟山松江的西洋人的武装商船，直接搞海运？不把南洋、澳门的西洋势力解决了，走运河可能还得需要打个镇江；而不走运河，都不用去镇江，只要打赢了黑水洋海战，就可以直接宣告完犊子了，经济中心直接和政治中心分离了。而东北、西北、西南土司、西域归故等诸多问题还没解决，就敢拼尽全力造舰南下？咋的，家里也有波托西银矿啊，玩得起四面出击？
所以，搞明白了黄河问题，刘玉为什么觉得之前大顺那些“有识之士”都是在那扯王八犊子空谈。
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此时刘玉一开始对皇帝的“仁心仁德”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想法，嗤之以鼻，觉得就是在那扯王八犊子的空谈。
耶稣还扯王八犊子说五饼二鱼呢，这不比你工业化更简单？听起来吃的更饱？
世界是物质的。
人是要吃饭的。
不是说，神说，要有化肥厂，瞬间就平地起高楼，化肥厂出现了，搓俩泥人就有熟练工人了。
直到皇帝说，根据开国之经验，老百姓吃不上饭、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候，会造反。
才算是让刘玉略微收了收之前的嘲笑。
皇帝既然认识到世界是要讲物质的——当然，基本上，其实历代封建王朝的很多知名皇帝、改革家，对这个观点，都有朴素的认知。
大顺的实学，能够被重视、允许继续发展，最大的“功臣”，就是硝石。
因为，天然化肥的肥田效果，立竿见影。
而大顺一直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继续增加，粮食快不够吃了。
儒学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也就不会有实学的大发展。
实学实质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最起码，现在还不能人工制造化肥，只能用天然化肥。
但最起码，实学点亮了希望。
对一个人口超三亿、人均土地马上要压红线的大国而言，所谓“科技”的力量，能叫皇帝摒弃“奇技淫巧”的认知意识，而是眼前一亮全力支持甚至成为技术支持派，能也只能是化肥。
哪怕，这化肥，实际上还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距离人工合成还早得很。
这年月，给皇帝送个镶嵌钻石的怀表，皇帝觉得也就是个玩物，不过奇技淫巧。
给皇帝送一袋子臭烘烘的尿素，皇帝就能深刻认识到“科技”的伟大力量。
不是因为皇帝是傻子，而是因为皇帝不是傻子，很清楚帝国运行的物质基础。
科技若不能解决亩产问题，或者至少提供一点希望，那对封建帝王而言，也就基本不觉得有什么发展科技的必要——如果科技不能解决亩产问题，那么在皇帝看来，早晚都是死，不过是今天死、明天死，你就是整出来蒸汽机亩产不能突破百五十斤那也是要陷入治乱轮回的问题。
还不如把精力都放在“假定无法突破亩产百五十斤技术下的维稳术、统治术，能续几年续几年”的专业研究上呢。
现在，皇帝脑子里想的都是他这点亲耕田的“王谢燕”，能飞入百姓家。
只不过，皇帝可以理解“化肥”。
但却根本不可能理解，什么叫“工业化”。
化肥，和工业化，不是一件事。
蒸汽机，和工业化，也不是一件事。
皇帝可以理解化肥、可以理解蒸汽抽水的伟力、可以理解撒化肥的好处……
但是，别说化肥、蒸汽机，就是整天坐飞机的非洲酋长——坐飞机，这个科技含量更高——又有几个理解什么叫工业化的？
第二五二章 鸩酒、解药（上）
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玉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玉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
收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这里面，商人吃一波兑换差、官员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
这件事，在北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而不能用纸币；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
固然说，大顺的铜钱，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但既然交税、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除却赋值货币外，还有个“铜”这个自身属性罢了。
当然，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接近的是“火耗归公”。
因为，“火耗”，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
而“火耗”问题，解决思路有两个。
一：加税，不让地方自行摊派，由中央增税，把摊派合法化，但规定具体的数额。
二：解决“火耗”问题本身，如果没有火耗，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当然，只是技术上的解决，这挡不住地方摊派、增税，但至少不会出现“火耗”这个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从本质上讲，区别不大；但从技术名目上讲，确实没有火耗了。
而大顺，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不考虑人性、吏治这些问题，也必须要大动干戈，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地方用钱走国库，这件事，就是扯犊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
故而，大顺这边，在“火耗”问题上，能、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
要么，不合法的火耗，合法化。
要么，解决火耗本身，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
也就是说，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而进行货币的统一。可以发行铜子，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是定额辅币，而不是外币兑换。
辅币换大额货币，没听说有黑市。
而外币兑换，必然有黑市价，朝廷规定千钱换一，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
简单的废两改元，那只是收铸币税。
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就是铜币辅币化，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这是在铸币税之外，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
这就好比，大顺征税，收外币；而百姓日常，用本币。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最起码，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
就算不考虑收税，就说去收茶叶、收鹅毛、收猪鬃、收花生、收黄豆、收棉花、收菜籽……一般来说，小农拿到手的，也是铜币。这里面的差额之大，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
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
不管是不是真的，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火耗”的改革，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
但同样的，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会涌入内地，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
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
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
因为，不拖到现在、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大顺的金银贵金属，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
大顺不是日本，没有金山银山。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新井白石改革前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
当然，大顺也不是朝鲜国，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搞以物易物，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贵金属不足，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
而大顺的金银，又集中在哪？
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王朝，包括满清，征税打仗，也算是一种“货币转移”。这场货币转移，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江南的白银，通过征税，流入了西北，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为陕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础。
但，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收的税里，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西域战争彻底结束、运河修缮基本被废，大顺就算征税再花，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布匹产地的松苏、军械产地的渤海。
也就是说，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因为，贵金属总量不足，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
而现在，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比之前增加了太多。但是，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甚至更明确点，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
那么，皇帝的担心，也就并不是杞人忧天。
第二五三章 鸩酒、解药（中）
当然这件事，在刘玉看来，其实简单点说就是一个意思：如何避免大顺新增的海量货币，流向土地？
如果以工农业资本的逻辑，资本流向土地、改良土地、提升产量，这是发展生产力。
但是，大顺的土地问题，金融属性，是要多于生产资料属性的。
一方面，大顺现在的亩产冠绝全球，资本流向耕地，除非是种经济作物，否则其实对于产量增加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一定要弄清楚，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土地集中的目的，是因为这一场工业革命，需要几亿人甚至十几亿人的劳动力。
而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的大顺，不能、也不需要考虑劳动力问题。
所以，只剩下了“纯粹的生产力”问题。
而既然是纯粹的生产力问题，从汉代的高炉铁耧车、再到唐朝的曲辕犁成型，再到大顺华北地区两年三熟制开始普及，实质上的亩产已经无法有效提升了。
理论上，化肥之前，搞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也可提升亩产。
但，就大顺这河流条件，说句难听的，黄河、淮河、洪泽湖、大运河……这些问题，你啥资本啊，你能搞成这样的工程？
生产力的提升，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人均生产效率提升，原本的土地需要更少的人，而“多余”的人，或者去北美垦荒增加总生产力、或者进工厂增加生产力。
而另一种，就是大顺这种。工厂容不下这么多人、北美垦荒的成本太高，那么生产力的提升也就只能体现在亩产上。
但显然，现在大顺的亩产已经极限。除非是种植经济作物，或者是两淮草荡地、东北平原荒地这种，否则资本买地以工业资本逻辑，改良土地、兴修水利、提升亩产，基本上不现实的。
除非，这资本能牛到，自己干淠史杭工程、自己能干淮河水道工程、自己能干黄河河道改造工程。
而显然，资本能牛到这种程度，必然能也只能是国家的资本。
另一方面。
伴随着海量白银流入大顺，实质上，大顺的白银，在缓慢贬值。
而大顺的改革，又在逐渐减轻“按亩税役”的问题——主要是大顺现在的工商税、垄断专营利润、对外贸易关税等，使得大顺不需要全力压榨农业——这也使得大顺的土地，有明显的升值倾向。
按亩役税，会导致地价降低。
后世三提留、五统筹的时候，一些开荒地，白给人种，都没人要。
大顺的按亩役税倾向——历史上的摊丁入亩，也算其中之一——使得土地的价格被压制了。
但现在，因为运河被废、黄河即将换河道等问题一一解决，按亩役税的倾向显然在降低。
最简单的，大运河废了，维护运河的劳役、或者募役钱，理论上就可以取缔了。而维护运河的劳役、募役钱，基本可以视作按亩征收。
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土地的购买欲望，显然会明显增加。
而本身，土地、尤其是私有制下的土地，是最保值的资产，没有之一。
这不是说，大顺这边封闭落后什么的。
约翰·劳在法国搞完那件事后，整个法国都从狂热中清醒过来，法国也觉得，土地是最保值的资产，没有之一，甚至间接推动了重农学派的发展。
这，是个现实。
甚至，是非常市场的经济思维。
和念经、什么民族性、什么封闭愚昧什么、什么农业文明海洋文明，吊毛的关系都没有。
而这个道理，大顺这边的人会不知道吗？
《红楼梦》里，秦可卿托梦凤姐，让凤姐干啥？
【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
田庄、地亩，那才是最保值的资产。而不是别的玩意。
秦可卿都分得清啥是富贵、财产、金银；啥是资产，啥是保值避险的最佳选择。
大顺曾经喊均田，真的能均吗？
别说大顺，就是满清，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后的可世袭的盐票，难道不认？
换皇帝是换皇帝。
不认地契，那可就不一样了。
换了皇帝，只要统治那一套不怎么变，地契就得认、就得可以买卖。
为什么颜李学派，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思路上，刘玉说，王昆绳的“惟农有田”论，就是封建王朝的均田思路巅峰了？
因为，惟农有田的前提，是王源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不可遏制了。而且本身他又是支持工商业发展的。
支持工商业发展。
却又无法解决土地私有制下商人买地的兼并问题。
于是，王源才借助“士农工商”和前朝的身份制度，琢磨出加强身份制度、不准商人买地的思路，也即惟农有田论——这里的农，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
当然，王源最终也是卡在了“怎么才能做成”这个“做”的问题上。
他的思路，只能说，温和，不敢来大的——给私有土地加税，给官田降税，倒逼农民把自己的私有土地，都投献给朝廷。这源于前朝的士绅优免下的“投效”这个历史，而王源的思路，把前朝的这种“投效”扩大，让朝廷成为唯一的“优免”者，那么按照前朝疯狂投效士绅的状态，岂不是大家疯狂投效朝廷，几年不就完成了土地的全部国有化了？
总之，这个“做”的想法，只能说，挺幼稚的。
而现在皇帝谈到货币改革、小农问题、工商业积累金银速度太快、兼并危机等问题的思路，某种程度上，也是脱胎于类似“惟农有田”的思路。
或者说，脱胎于“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或者说。
这和刘玉的想法、和法国的重农主义杜尔哥的改革思路，是类似的。
即，披着封建的外衣，完成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是可行的。
法国的重农学派，证明了这一点。
刘玉的诸多改革，修路废漕专营垄断海外贸易大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皇帝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似乎，也可以归结为这一种。
靠着浓厚的封建外衣，和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头脑的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给刘玉提出了一个想法。
“朕所言，王谢燕、百姓家，故不能大道既行，而至大同。但如卿所言，谓之小康，当无问题。若能百姓小农皆用化肥、蒸汽机抽水，则天下可无饥馑。”
“但朕也清楚，若行这些事，非得爱卿变法的地区，方可大兴。”
“然而就像朕刚才所忧虑的货币改革、小农被兼、商人买地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实难解决。”
“而若均田……此虽正道，亦确实为天下第一仁政。只是……爱卿也清楚，这件事，做不成。”
刘玉心道，那是你做不成，或者说大顺王朝做不成。不代表这件事做不成。
但心里虽这样想着，却还是称赞皇帝说的对、说得好。
然后皇帝便道：“我读爱卿所着经济书，以及思索过去卿之变法……朕在想，既说王谢燕飞入百姓家，是要飞入三万万百姓家。”
“那么，能不能先飞入三五千万、六七千万百姓家呢？”
“这些年来，一直有内外之分。关东、松苏、南洋等地，六政府虽管却不如其余地方……”
“那么，能否严控籍贯，内可去外、而外不可去内。”
“以山东、江苏之六七千万百姓，继续行变法事，不抑兼并，使失地者流于关东、扶桑、南洋，发展工商。”
“籍贯于此几地者，不得入内买地、买屋、租佃等等。”
“以卿之见，依靠这六七千万人口、关东南洋的粮食、印度的棉花、徐州台湾的煤、关东直隶的铁、海外的金银……能否完成卿所谓的工业发展？”
“简单点说，靠这六七千万人口、和煤铁棉花金银、自东瀛到欧罗巴的市场，能否发展起来，让蒸汽机、硝石肥等，便宜廉价到足够将来飞入寻常百姓家？”
皇帝是这样说的。
而在刘玉听来，这句话浓缩之后，就是“不依靠国内市场，只依靠海外市场，能否靠先发地区的大几千万人口，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
如果说，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应该讲，这是没问题的。
这种事，就算做成了……非要类比，似乎那就是蓄奴州、非蓄奴州的命运，最终是要打东西战争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经济基础、经济模式、土地制度、原材料产地等的区别，使得这种类比是绝对不对的。
与其说那种类比。
倒不如说，这么搞下去，更可能的，是“巴黎征服了整个法兰西”、“彼得堡一城干全俄罗斯”的模式。
问题是，皇帝不可能不懂政治。
也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不明白这里面可能的问题。
而皇帝却丝毫不提，彷佛这只是个“技术”问题。
这，不免让刘玉有些警觉。
皇帝瞟了刘玉一眼，缓缓道：“爱卿以为，此事可行乎？可成乎？”
“朕亦知，此事治标不治本。但朕也言，大道不行，朕也没想着能治本。”
“甚至，此事，若搞不好，还是饮鸩止渴。”
“朕之所以这么办，是担忧工商业积累金银甚多、甚快，而至兼并太速。”
“然而这么做，却又是饮鸩止渴，等同于朕在加速工商业发展，加速其积累金银之过程。”
“但朕觉得，这化肥、蒸汽抽水机等，便是饮了鸩毒后的解药。只要鸩毒发作之前，将解药做出，那么便先饮此鸩酒，似亦未尝不可。”
第二五四章 鸩酒、解药（下）
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并不太一样。
于治国上，饮鸩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机，但为了一时急用，不得不主动埋下这个危机。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王朝中后期，开始玩饮鸩止渴的套路。
比如刘玉两淮盐改之前，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盐政改革，那就是标准的饮鸩止渴法，而不是竭泽而渔。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让了食盐这等国家经济命脉的收买运销之权，并且可以世袭。
好处是，在万历四十五年这个风雨飘摇的节骨眼，筹到了盐税。
当然，坏处是，连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让食盐的收买运销之权，日后必要出大麻烦。
只不过，饮鸩止渴者的想法，无非两种。
一种，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些麻烦。
另一种，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说不定毒发之前，就能找到解药呢？若能吃了解药，那岂不是还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现在皇帝说的这番话，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说的鸩酒，毒性到底发作在哪？解药，又是针对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在刘玉看来，这么搞，对大顺王朝是毒酒，因为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一旦壮大，就不会老老实实地不去吃掉内部市场。
这是刘玉理解的饮鸩止渴。
是从阶级的斗争的角度去理解的大顺王朝的鸩酒。
而在皇帝看来，这杯鸩酒，更多的，还是一种技术问题。
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内部货币的统一、货币大量集中在先发地区、私有制和土地买卖不变的所有权基础下，这么搞，会导致“兼并”的速度急速飞升。
而“兼并”，在皇帝看来，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皇帝所谓的饮鸩止渴，是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理解，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被取消之后，会导致货币集中，最终兼并加剧。
刘玉和皇帝对“饮鸩止渴”的理解，是一回事吗？
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皇帝是站在传统封建王朝的兴衰轮回的角度，去理解的。
刘玉是站在新时代和旧时代之交的新兴阶级的斗争夺权的角度，去理解的。
故而两个人在对未来的思索上，也是有分歧的。
简单来说，两个人都很乐观。
刘玉乐观，是因为这么搞，大顺王朝必死。就算李家可能不被清算，依靠传承，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统治阶层的一员，但旧时代会被彻底砸碎。
皇帝也乐观，因为按照皇帝理解的鸩酒，大顺王朝未必死。而是有可能站在“小农”的角度，借助小农的力量，把新兴阶层的势力扫灭，但又留下他们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继承他们的遗产。
最聪明的统治者，一定会尝试借用小农、小生产者的力量。用第一种私有制，反对第二种私有制。
就是老马说的：【经济学原则上，往往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王权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刘玉理解皇帝的乐观——先喝下鸩酒，以后找解药的乐观——到底源于何处。
但，刘玉的乐观，也正是建立在对皇帝的乐观嗤之以鼻的态度上。
新兴阶层、新兴阶层，既然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那么显然这是一个光影伴生的系统。除了有一群在大顺的社会条件下相对脆弱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一群新生的、能够和佃农等站在一起的、出卖劳动的阶级。
谁说，颠覆旧时代的新兴阶级，一定就特指那些工商业资产阶级？
或者说，谁说新兴的阶级，就只有一个？
旧时代，也是俩俩伴生的啊。没有佃农，哪来的地主？没有工人，哪来的靠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生的资产者？
所以，皇帝可以乐观，以封建王朝的传统思路，把问题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就是刘玉所谓的变种洋务运动思路。
刘玉也一样乐观，以新时代的阶级的斗争思路，把问题理解成“内地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为革命的力量提供了广阔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使之无法深入到内地。同时又引导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从而分散敌人的力量。”
如果按照皇帝想的这么搞，那就真的进入到刘玉熟悉的剧本了——传统王朝的传统力量，控制内地；新的东西在沿海“口岸”肆虐，一旦力量允许就琢磨着往内地使劲儿。
无非就是，三座大山中的两个，合为一个，帝国主义竟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已。
还是那句话，一鸦的“关税”问题，影响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关税问题对小农而言，并无区别，都是要把他们瓦解的。
因为，理论上，一国之内，各省之间不该存在关税。那么，本国的资产阶级发育起来后，松苏的布，和曼彻斯特的布，对小农而言是没区别的；只是说，对民族资本而言，区别巨大。
应该说，刘玉的一些列改革，只是把买办阶层往死里弄，弄得大顺现在真的是欲当买办而不得——
“不反人类”的商品，欧洲货几乎卖不进来，这当然不全是刘玉的改革之功，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换来的，历史上1800时代之前也是欧洲的吊毛都卖不进来，反倒是逼的英法连续出台政策，细木匠协会大闹要求禁止东印度公司买中国货、笛福狂写小作文、曼彻斯特纺织业哭庙请求出台东方棉布禁止令、休谟感叹是广阔大洋作为天然关税顶住了中国制造。
“反人类”的商品，大顺的中央集权还没有崩，统治还非常有力，商人阶层即便觉得空船从欧洲回来不合算，却也不敢去土耳其收鸦片运回来，抓着就是死。而且也因为大顺的中央集权没有崩，专营权、贸易特许权等，还监管得住，就像是东印度公司这个大公司保护了英国的纺织业一样，大，管起来相对来说就容易，因为这个时代的缉私海关等技术水平在这摆着，越大、公司实体越少，越好管。
越大、公司实体越少，越好管，听起来是反直觉的。
但实际上……英国连法国糖蜜都控制不住，为啥能执行《棉布禁止令》？英国为啥禁不止荷兰的茶叶往北美跑，但却能控制伦敦的茶叶拍卖所？
因为，西印度不是一个公司，而只有一个松散的西印度商会；而东印度是一个公司，有一个实体，而不是松散的东印度商会。
现在说，皇帝支持工商业继续发展、甚至直接技术进步，似乎也是反直觉的。
但实际上，这又绕回了那个“封闭愚昧、闭关锁国”的说辞：1760年的中国传统封建王朝，一个不是建立在海外贸易上的、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每年大千万的贸易顺差的、最大矛盾是人地矛盾亩产不足导致再发展下去就算均田也吃不饱饭的国家……所谓封闭、所谓闭关，在外封闭之外、关门之外，谁解决了这个问题？谁把亩产提升到200斤以上了？最大的矛盾根本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去拥抱什么？驱逐天主教传教士是不是闭关锁国？如果是，那么法国和西班牙，逼宫解散耶稣会，甚至威胁要退出罗马教廷，是不是闭关锁国？
还是那句话：圈地运动、科技发展带来的亩产提升，是相对英国、相对欧洲中世纪晚期来说的。
英国农业革命，是相对英国自己来说的“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而提升到现在，英国农业革命的成果，距离华北的亩产，依旧差了一大截——英国的亩产超越中国华北，要到智利硝石大规模开采、以及满清中央集权基本崩溃水利设施崩掉和黄河北决之后。至于江南水稻壤地区的亩产，人工化肥之前就别琢磨着超越了。
所以，封闭愚昧、闭关锁国，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问题在于，到底学什么？
这个年代，学什么？是个大问题。
学农业？亩产150斤的，去学亩产120斤的？学对面从荷兰那学来的曲辕犁，替代了北欧笨重的六马轮式重犁？还是学对面的垄作、轮作？
学工商？棉布逼到对面出行政的《东方布禁止令》，逼的和朋友干过陶器厂的笛福整天在小说里滴滴咕咕陶罐，逼的欧洲要考挖掘庞贝古城来对抗宫廷风格日益严重的东方美学入侵……有啥可学的？
学错的对象，就会发现没啥可学的。
而真正要学的是什么？
真正要学的，是老马说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也即老马说的【殖民掠夺、国债制度、重税制度、保护制度、商业战争——手工业时代，是商业的至上权，带来了工业的发展。而商业的至上权，需要国家强力、需要海军、需要重税、需要保护制度、需要商业战争】。
而细节一下，要学的，是军事制度、火器思路、练兵体系、风帆舰战斗技巧、商业战争——这里面，保护制度，大顺不用学，因为不用保护，对面也吊毛都卖不进来。
这就是刘玉认为的、虽然皇帝也认为是、但两者的思路不同的“饮鸩止渴”。
刘玉在先发地区，践行着老马说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的改革，学了应该学的东西，包括军事、风帆舰、重税、专营权、商业战争这些东西。
因为学了该学的、摒弃了那些似乎该学实则学了吊用没有甚至倒退的东西，所以，先发地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建立起来了。
这东西一旦建立，目的就会奔着“世界市场”使劲。而“世界市场”，又肯定先囊括了“国内市场”。
于是，刘玉认为，继续往前走，对大顺而言，就是饮鸩止渴。
这和皇帝从传统思路所理解的饮鸩止渴，是不同的。皇帝是建立在“重农轻商”的内在逻辑上认为的饮鸩止渴——内在逻辑，是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太快，而又是土地私有制可以买卖，生产资料会聚集兼并在商人手中，而土地是“唯一”的生产资料这个旧时代的基础上的逻辑。
简言之，皇帝理解的，是“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与“商业、高利贷金融，积蓄资本的速度远胜实体产业、经营和农业，无法解决土地作为金融属性和避险资产的高价值”的矛盾。
这是个技术思路。
这个思路的前提，就是老马说的【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
刘玉理解的，是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的，两种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且后一种私有制一定要建立在前者的坟墓上的不可调和。
这是个政治经济学思路。
故而，皇帝的理解，这杯鸩酒，是有解药的。
而刘玉的理解，这杯鸩酒，是无解药的。
因为皇帝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明白，两种私有制的区别。
比如，在技术上，皇帝可以理解刘玉在扶桑的移民思路；但在内核上，皇帝压根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比如，在技术上，皇帝支持修铁路、支持海运，因为这会增强他的统治、方便赈灾、也方便镇压调兵、同时又可保证军事集团始终驻扎在京城周围的可控范围之内；但在内核上，皇帝依旧没有对南通地区的新运河挖掘后，包买制、伪男耕女织、家庭用东亚特色适配的铁轮单人小型家庭用织布机，沿着新运河，迅速蔓延、几年就彻底改变了南通地区的经济格局，只留下一个披着“男耕女织”外套的“假的、无旧内核的男耕女织”。这和技术上搞出火轮船可以从松苏直抵汉口，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果谈技术。
大顺真正要面临的技术问题，是第一种私有制的理想，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均田、限田、抑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农家那一套十足劳动换十足成果的空想，都是建立在第一种私有制基础上的理想，真的是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深入人心上千年的东西。
而真正的技术问题，是如何保证第二种私有制的发展，要建立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但第一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有3亿人，他们不想进坟墓，不想坐在那等着被历史车轮碾碎的……技术问题——这占此时全世界总人口的至少35%。
全世界这时候加在一起，都不到10亿人。3亿人，说35%，都少说了。
这是技术问题吗？
不但是，而且是。
说他是技术问题的前提，是人是有思想的活物，是不会坐在那等着碾碎、是会抗争的……只要承认这是现实世界，那么这就是个非常高端的技术问题。
谁有这个“技术”，谁就能主导今后百年的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