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零章 凡尔赛和约（十六）
大顺现在所谓的“老保守派”到底有多少、或者说到底有多少能量？
这是个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
如果说，支持黄河改道北流、支持政权稳定保证黄河新河道完工、支持向北美和澳洲移民、支持大顺政权稳固以保证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计划，都算作“老保守派”的话。
这数量就多了去了，能量也大得很。
但，实际上，大顺所谓的“老保守派”，内部也是极端分化的。
其中一个派别，他们实质上就是一群“反贼”，并且是极端的“反贼”。
因为他们相信，【有，且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时代的凶勐的垂死挣扎，和新时代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以最快的速度，以恐怖的方式，完成新旧时代的交替，最大限度地缩短旧时代挣扎的折腾、最大限度地减轻新时代的流血痛苦。
这群人，其实也是算在此时所谓的“老保守派”里的。
只不过，他们认为，短时间内，很难说大顺此时有谁能有能力搞这种恐怖。所以，基本上，这一批人，并不反对“举大名耳”，但现在他们却倾向于把“举大名”的时间，拖延到黄河河道完工和北美人口足以抗衡东海岸。
而具体到刘玉个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天朝中心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纯粹生产力教的教徒。
从纯粹生产力的角度来讲，已经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萌芽的大顺，和在棉纺织业上连印度都比不了的欧洲，在此时，谁的生产力水平更高？
显然，是大顺。
在他力主让大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要么赢、要么输。
赢，欧洲革命。
输，大顺炸开。
但，从始至终，大顺都在回避这个“统一市场”的问题。松苏先进的生产力、强势的资本，在国内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大顺朝廷无法承受、也根本不敢承受非沿海地区小农经济崩溃的结果。
于是，赢的话，也即意味着大顺的新兴阶层，只能向外扩张。
而这种向外扩张，又是以印度和欧洲为目标的。
最终，必然会导致欧洲的觉醒、起义、反抗。
有些事，是明瞪眼的事，是秃头上的虱子，因为历史上不要说英国，就是法国，也已经出现了细木匠协会要求法国东印度公司不要进口东方的漆器等商品的事件。
大顺投送能力的不足，无法做到有效的“帝国主义”干涉，那么欧洲的觉醒和反抗就是必然的。
欧洲作为重要的市场，以及此时世界上“白银存量”最高的地区，和大顺的重要市场，一旦欧洲开始觉醒、反抗。
那么肯定是要影响到大顺的。
同样的，还有印度问题。
即印度的“手搓棉纱“，和大顺的“机械纺纱”之间的巨大矛盾，刘玉始终在埋雷。他对机械纺纱的事，一直压制和隐藏技术，反而一直在跟随大顺新兴阶层的脚步——即把印度塑造成棉花、棉纱产地。
一旦印度的棉花、棉纱，成为印度地区最重要的产业，那么大顺这边反手推出机械纺纱，就必然会招致巨大的混乱，也即会招致大顺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这种危机，又会驱使大顺的新兴阶层，望向那些被保护的国内潜在市场，即已经摇摇欲坠的、人地矛盾到极端严重的小农经济。
不望不行啊。欧洲觉醒，印度起义，市场继续减少，只能往里面盯了，不然自己就炸了。
即，通过欧洲和印度的“觉醒”，催生大顺的矛盾，促使大顺的“觉醒”。
而又因为东西方人均土地的差别，欧洲觉醒的，是以民族的资产阶级为主力的觉醒，他们要抵抗大顺的倾销、保护关税自主权、维护本国的本民族的产业发展。
当这种“觉醒”传递到大顺的时候，大顺因为先走了一步工业革命塑造了众多的产业大军，在大顺，“觉醒”的主力，将是工人和小农。
因为刘玉非常确信，大顺的新兴阶层，他们真就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无力引导时代，也根本无力应对变革分娩的剧痛和难产。
至于这个时间需要多久？
这就是他在大顺这边确定要参与“一战”后，他就跑去山东搓黄河的原因。即便全天下都知道，黄河是个烂摊子，谁也不想沾，哪怕很多人都知道“北决已是必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情况下。
这个时间，大约是三十年。
李欗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
但他还是从刘玉的一些动作，做出了一个“推理是错误的、结论也不正确、但时间基本正确”的推论。
即，大顺内部的实学派里，有很大一批人，即便是原则上赞同均田为第一仁政的，短时间内也会选择走向保守。
这对李欗而言，当然意义重大。
如果说，整个实学派、以及实学派影响范围内的工商业、海军、军官团等，都认可现在应该“均田”，而集中力量移民。
那么，李欗作为皇子中和实学派关系最近的人，他肯定会生出一些想法的。
至少，他瞎了一只眼睛，而有段时间，他是琢磨着披“被陈永福射瞎了一只眼”的某没啥血缘关系的先祖之皮的。
但是，自从刘玉去搓山东搓黄河之后，他就果断地选择了放弃披这张皮。
这和刘玉这一个人无关，而是和实学派群体有关，刘玉是怎么想的无所谓，关键是一些未必认可刘玉的人，也会选择在刘玉意外、死亡、伏法、或者不知所踪之后，选择把黄河河道挖完、把北美西海岸的移民搞完。
而这群人，恰恰是实学派内最有政治能量的一群人。
李欗曾经幻想过自己模彷一下被射瞎了一只眼的先祖，但他想学的只是皮。
政变，下克上，玄武门，诛国贼，清君侧，水兵拥戴黄袍加身，都行。
但是，真像故事里先祖一样，十八骑蛰伏山中坚持斗争，他是不可能去干的。
所以，当前者已无机会的时候，他连皮都立刻不想披了。
今日借着这个事，他说了这么多，实质上，则更像是一个他个人的政治宣言。
潜台词是：自今日起，我也是“以大局为重”、“为社稷长久”、“利在千秋”、“为华夏开拓要稳住局面”的老保守派了。
在这战争即将结束的当口，这个政治宣言的意味，是很深邃的。
他句句在说刘玉，可实际上他句句都是在说自己。
他说刘玉选择了搓黄河、选择了金矿搭台，那就是选择了三十年不乱，不可大动变革、不可因为均田而致天下大乱云云。
实则他想说的是：我是这么想的，并且我支持这么想。
其实，大顺内部实学派里的所谓“老保守派”，力量确实非常强大。
但这种只看表皮的划分方法，实际上谬误极多。
既最简单的修铁路这件事来说。
大顺内部所谓的“老保守派”，都支持修铁路。
但实际上，支持的原因，那可就千差万别了。
刘玉给皇帝的理由，可谓是“老保守派”的标杆：
即，不用水的大运河。
兵，可屯于京城，一月之内，运转数千里，维系统治。
政，可调拨粮食，数日之内，灾区即可获得粥米，至少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反抗和起义。
只此两项，出发点可谓是“保守”中的“保守”。
但实际上，支持修铁路的人，想法多了去了，并不只是只奔着这两个目的去的。
其中很多人，那其实就是标准的“激进派的潜在反贼”。
从某种意义上讲，修铁路这件事，所谓“老保守派”，是政治上的“反动派中的反动派”，和“激进派中的激进派”的联合。
政治上，反动派中的反动派，估计没有比想要维系皇权、维系家天下的皇帝，更反动的了。
反动透顶了，不可能再反动了。
而激进派中的激进派，估计此时也没有希望通过铁路，达成松苏运河经济带效果，实现国内先发地区向后发地区倾销、快速摧毁旧体系的这群人更激进了。
激进到顶了，此时不可能比这个更激进了。
至于反对修铁路的那群人，在大顺的政治舞台上……
梃杖也好、哭庙也罢，在此时的皇帝看来，其实只当成是——封建撒娇。
去雄化后的封建依附人身关系的扭曲撒娇：
你不听人家的，人家可要说你是坏人啦~
嘤嘤嘤，你不听人家的，人家回去要写日记诉说不满啦~
你不听人家的，人家可就不给你干了呢~
对此时的皇帝而言，则脑子非常清醒地时不时安慰一下这群撒娇的，但内心想的却是：他妈的，能反老子的，是喊出均田口号的。就你们这群人，咋的，真要先把自己均了然后均田造反？不说造反，就说内部的复古派，喊的口号也是均田乃第一仁政，你们真要这么玩？嘤嘤嘤的也好、哭着写日记的也罢，你们难道不知道，真要是动起来，你们才是被均的那群人？
你们既是对老子没威胁，撒撒娇，玩玩就是了。
至于那些实学派的人，皇帝也是玩的非常明白：你看，你们是边缘人，这事儿和朕无关啊，都是那群老八股派的反对你们。但你们既被主流排挤，可朕却提拔你们，实学派的官员，皆出于朕之私恩。
时不时，皇帝在面对士绅派撒娇的时候，也会拿着实学派说事：你们别撒娇了，再撒娇，老子就要把这群实学派扶正了，让你们做小。
当然，皇帝肯定不会这么干，但时不时搞点这种手段还是有效的。
至于说到底哪些人才算是大顺此时内部的“老保守派”，真就很难说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大顺所谓的“老保守派”，基本掌握着大顺的枪杆子、钱袋子——大顺的传统正税，不是钱袋子，因为随收随花，赈灾蠲免治水修河，空的钱袋子不是钱袋子。
大顺的真正枪杆子，也不是吃传统正税的。
实际上，大顺已经基本建成了“贸易、关税、养军、保护贸易”的正反馈循环。
第二一一章 凡尔赛和约（十七）
李欗在这种时候，明确宣布自己也是老保守派，既是因为他认定了大顺内部最有能力的一批人，短时间内不会琢磨搞事情，除非是新皇帝真的玩砸了。
尤其是枪杆子，因为现在大顺军中的枪杆子们，都是这一次《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的狂暴跃升期的受益者，这二十年来，有能力的枪杆子，都爬上来了、上车了。
这群人正值壮年，四五十岁，距离他们都老去凋零，还得个二三十年。
枪杆子外，便是钱袋子。
因着《凡尔赛和约》马上要签，大顺的钱袋子稳住了。
并且，大顺那过于奇葩的生产力水平、奇葩的相对于物价革命的欧洲的汇率、以及奇葩的人地矛盾下的廉价劳动力、还有那奇葩的茶叶瓷器丝绸的“技术垄断”。
都使得大顺在这个阶段的扩张，是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性质的。
这和纯粹封建王朝时代的扩张可不同，而是明显带有经济色彩的、在摧毁欧洲和印度的手工业、在改变欧洲美洲的经济格局。
历史上，1800年之前，传统王朝说一句“天朝无所不有”，一点毛病没有。这和妄自尊大一点沾不上边，1800英国在印度还没做到倾销呢。
有毛病的，是“天朝无所不有”，但是他妈的怎么干爆《茶税法》、《棉布禁止令》、法国细木匠协会、英国兰开夏纺织协会、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权、欧洲的重商主义关税保护，把这些“无所不有”卖出去，拿到贸易的主动权。
“我的东西好，物美价廉，那么别人一定会主动来买我的东西吧？”
这是个错误的想法，因为现实证明，人家会自己设置限制、关税、补贴、立法、行政干涉等，根本限制贸易量。
实际上，我的东西物美价廉，然后我用军舰逼着你自由贸易，这才是现实。
因为我能逼着你自由贸易，等着我的商品不再物美价廉的时候，我的军舰也足以保护我“本国产业优先”。
哪怕走到这一步，刘玉也压根没指望靠第一版的《国富论》的绝对优势，来在欧洲念经，而只能拿2.0的相对优势来念经。
这些年大顺连续借用了欧洲的三次战争。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俄瑞战争，解决了北方边境问题。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重下南洋。
最终到了这场战争，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贸易主动权。
通过纵横术，切入了欧洲，利用欧洲的矛盾，完成了制衡，维系了一个绝对裂开的、但又均衡到大顺只要30艘战列舰帮谁谁赢的欧洲。
因为大顺现在做的，就是老马说的“以自由贸易之名，而行垄断贸易之实”。
垄断贸易、披着自由贸易外套的重商主义，需要的是国家强力。
这个阶段，大顺的钱袋子，是要和国家绑定的。
即将要签的《凡尔赛和约》助力钱袋子的好处，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权，这群人，暂时吃饱了、并且还把日后至少十年的饭搓出来了，此时也绝无心思。
当然，如果打输了，那又另说了。
真打输了，大顺的海军就得解散大部，因为打输了的钱袋子撑不起这个规模的海军和陆战队规模、以及已经有些庞大的实学体系了。
真要是打输了，李欗说不定就带着要被强退的海军，入京找说法了。
关键是大顺的战略太恶心，使得连“主将故意战败”的机会都没给，而是用变形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没有选择海峡决战。
英伦是“城市”，大顺压根不去。
西非北美加勒比，是“农村”，大顺撒着欢的折腾。
任何搞《航海条例》模式的经济体，翦其羽翼，其势自乱。大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海峡，打出一场史诗之战。
现在仗打完了，李欗其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说不定明儿就把眼罩的样式改了，改戴茶色眼镜了。
他既说的明白，直言“变法”，并无三十年内成功之可能。
那之前还认为刘玉可能支持“变法均田而集举国之力移民”的那几个人，也纷纷改口，便道：“殿下所言，大有道理。目光如炬，所虑深远，我等不及。”
“如殿下所言，兴国公既选择制衡北美欧罗巴诸事，那么想来他也觉得，变法之事，难之又难。”
“细细想来，却也大有道理。”
“凡尔赛谈判将成，本朝所得巨利，国库充盈，可兴大事。”
“自京抵汉口之铁路，一事若成，则中原稳固。若有反叛，朝发夕至；若有饥馑，亦可调津口之粮。”
“黄河水道，二事若成，则黄淮安稳。悬于头顶之剑，已无大碍。”
“此二事若成，日后国库充盈如故，则以国库之银，无需动土地均田士绅之利，亦可移民百万千万，解天下人地之困。”
“陕人走西域、晋人走西口、京畿鲁人闯关东、闽粤下南洋，剩余几省，则可靠国库完成这两大工程后所存盈余，移民扶桑、南大洋。”
“是以，这北美均衡，是为将来移民有地；而贸易条约，则是为了将来移民有钱。”
“若有钱、有地，似也未必非要行均田政……”
这么一转口风，李欗心想这么说也不是不行。真要这么讲，那贯穿中原的铁路，就是第一要务了。
届时，若行移民政，必要有乱子，铁路修起来，乱子才压得住。
且日后移民转运，若有铁路，也方便许多。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中，很快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殿下，这扶桑移民事，兴国公是有一套正规殖民术的，我亦看过。即地归国有、移民买地、卖地之金再多移民。”
“于垦殖殖民地的劳力，源源不绝，始终有新人来。而旧人得金银去买地垦殖，卖地之金银再拉更多的人前往，从而人不断绝。”
“那……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用之呢？”
李欗奇道：“何谓反其道而用之？”
那人道：“兴国公的意思，是去那边干活，然后得金银买地。那么，可不可以在这边干活，存了金银，去那边买地呢？”
“如今条约既要签了，天朝彻底拿下了贸易权。以天朝此时的纺、织、染等等工艺，又兼有印度之棉、南洋之米。”
“我看，二十年内，地球诸国，无可争竞。”
“那么，可不可以提升一下薪资，使之劳作五年，便可凑够船票，还能在扶桑买荒地百亩呢？”
“他们既走，自然不会缺人来干活。”
“而扶桑地，除了金银，我也实在想不出，短时间内还有什么工场，能够赚钱，并且给他们开出来足以买地的薪资。”
李欗闻言笑道：“若这么办，那还不如直接征出口税呢。征出口税直接做移民基金，不是一样？无非便是征了出口税，去了那边，直接授田。到头来，不还是又绕回了朝廷出钱授田的老路？”
“若朝廷授田……授田多少？若三百亩，朝廷又出钱，出牛马、出种子、出船票。”
“到了那边，又无甚劳役。便是要纳粮，难道还能运回京城？”
“如此好事，轮得到真需移民的佃农？”
“不说别人，便说京城子弟，那些庶子没有差事的，哪个不想借这机会，让子弟去到那边，得个三百亩田做子孙基业？”
“到头来，你看着吧，必是真需移民否则便要饥馑的，反去不成。而家里实则有些产业的，定要抢先去。”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看，英夷的手段便可借鉴，要么是被害的异端、要么是做契约奴不得不去的圈地无业者。”
“只要绕开英夷的问题：不得私人圈地即可。”
“至于说此时去扶桑挖金子……但凡家有二顷田，都无需洛阳城边，谁去？”
“是以，此事难就难在这。”
“前期来看，倒是好说，只要家在黄河水道上的，皆移。除非自己不去，这个不好作假。”
“日后来说，总不能一移便将一县都移走，一个不留。”
“只要留，便要甄别。”
“若朝廷真有分得清谁家是富户、谁家是佃农、谁家有产业、谁家无产业的手段……也不至于如今亩税才收这么几个钱吧？”
“这都分不清，你猜若朝廷出钱出牛马出种子，名额又有限，去了就有田，本地乡绅子弟庶子是不是要先充斥名单之上？”
“是以，难。”
第二一二章 凡尔赛和约（十八）
这个难，就在于新大陆的家庭小农经济的最低标准——按照历史上杰斐逊的改革，有个很着名的四分之一买地最低额度分割。
按照此时北美的“贫农”标准，是40英亩，也即240亩；而北美的“下农”标准，是160英亩，也即960亩；真正的“中农”标准，是480英亩。杰斐逊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将原本的“买地最小中农标准”，切成了四分之一。
即使按照新大陆的“贫民”标准来，240亩，在大顺这边也是个相当有诱惑力的数字。
就按照一户授田240亩，三分之二轮作休耕养地力、三分之一做饲料地养殖畜牧来算，这个数字依旧会让大量的百姓趋之若鹜。
这里的百姓，放在大顺的划分，可不是贫农，而是殷实乡绅和军功小地主，依旧可以算在这里面的“百姓“的范畴。
但这种趋之若鹜的蛋疼之处，在于在大顺，家里没有个240亩地的，怕是付不起远渡重洋的票钱。
因为这个时代，想要保证坏血病死亡率低，那么从大顺去一趟北美的花销，那是相当大的。
而真正影响大顺王朝安稳的，恰恰又是家里别说240亩地，就是24亩地都没有的人群。
李欗说的“难”，说白了，就还是所谓“保大顺”还是“为华夏”的区别。
抽象的“为华夏”的话，那么就按照朝廷出钱移民，把一些小地主、军功世袭户、五六品军官庶子移过去，三五十年时间，西海岸依旧可以有百万华夏人口，抗住东海岸的西进毫无压力。
但实际上，把这批人移民，对大顺而言，连锦上添花都算不上。因为这些人是造反意愿最低的一群人。
甚至于，其实搞“契约奴”方式，对大顺都不合适。因为，契约奴的本质就是剥削，需要完成“商品的最后一跳”，资本跑到那边又是雇人又是开垦的，不还是图钱？那在西海岸种啥玩意儿能卖成钱？能参与世界贸易？
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是巨大的。
理想中，大顺收钱，朝廷出钱移民，定向移民，把最贫苦的佃户移走。既可保大顺，又可为华夏，皆大欢喜。
现实里，大顺收钱，朝廷出钱移民，移走的多半是军工地主庶子、士绅子弟、官员的不算穷的穷亲戚。
因为即便再把北美份地的数量减半再减半，北美份地依旧有个无法超越的优势：不需要服徭役，不需要摊派地方税。
以山东为例，刘玉就算把河道挖成了，黄河走山东了，那么河堤要不要维护？维护要不要人？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要不要人人上堤？就算改了募役法，富户出钱、穷户出力，那么不还是需要摊在身上徭役吗？
大顺正税收多少，这是个尴尬的数字。
就算“三饷”理论上似乎也不算太多，但上面收一两、下面收十五两；地方财政又没钱，朝廷也一直默许地方上搞火耗摊派捐献之类的。
理论上还有个办法，那就是把大顺这边的“百万生员”，遴选出一批人，送过去。
可实际上现实操作起来也不行。
年龄小的，人家还想着往上奔一奔，从秀才混个举人什么的。
年龄大的……基本没奔头的，大顺把一群爷爷辈的穷秀才，送到北美垦荒？且不说愿不愿意去，就算愿意去，作为“生员福利”，那么这些人垦的了吗？
最后就是要是这么干，大顺的实学派就真的要反了：哦，我们是边缘人认了、没法做正官也不走文官体制也认了，移民做“福利”这等好事，也轮不到我们？那打仗是我们打的、探索是我们探的，你要说为了社稷、为了公平、为了缓解人地矛盾，把无地无业的贫苦百姓移过去，我们也就认了，为了大义、大理嘛，可以。但弄了半天却作为“生员福利”，给那群人，那还扯什么王八犊子，那直接找个领头的，准备好黄袍，“阁下，干吧！”
所以李欗才说“难”。
当他说“难”的时候，他是站在大顺王朝的角度上说难的。
站在血缘族群的角度，难什么？有什么难的？怎么可能会难？
好望角一卡，南大洋早晚都是华夏人，百十年就塞满了；金矿一挖，北美西海岸三五十年内弄过去加自己生，三五百万人，张飞吃豆芽一样简单，挡住东海岸西进不提、甚至可能推到阿拉巴契亚山。
对皇帝而言，伴随着即将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最终定格，皇帝的威望达到了人生的鼎峰。
但，岁月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死亡是最平等的审判。
这种涉及到均田甚至重塑财政结构的改革，如果是改革而不是暴力的推倒重来，那么需要极高威望的皇帝才能做成。
可同样的，非开国皇帝的话，威望达到顶峰的此时，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李欗知道自己并无继承的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不管是身体残缺还是儿时受洗的经历，都绝对不可能。
而他的兄长，如今的太子……
有些事，他爹凭借极高的威望，说不定能办成，虽然其实仍旧很难，但最起码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而同样的是，他兄长来办，则肯定、一定、必然会办成王莽改制。
他能想到的办法，无非还是“八府巡按”那一套。
朝廷直接组建精干的审查队伍，一个县一个县的来，直接从朝中抽调和地方没有瓜葛的人选，精确审查移民的资格。但这背后，还要涉及到人移走之后，是不是均田、是不是重改税制、是不是要取消土地制度下的佃农人身依附等等。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县若动，作为样板，其余地方的人，肯定会有所反应。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李欗觉得，别看如今大顺在大西洋上获胜而归，但对李家王朝来说，只怕真的就是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最后繁华，之后就是混吃等死、等到周期到来了。
他终究还是没想到一件事：刘玉之所以没有选择继续改革，因为刘玉打心眼里对大顺李家王朝，已然是只剩下三句话：治不了、没救了、准备告辞了。
其实走到这一步，《凡尔赛和约》对大顺而言，实际上为李家王朝准备了两条路。
一条呢，就如现在的实学激进派所设想的，利用海外的几十亿亩土地——后世加拿大的草原三省，种包米和麦子，足够保证五千万农民过上殷实的生活，更不用提美国的小麦和畜牧业混合农业带——完成均田大业。
另一条，则是利用和约拿到的欧洲市场、印度市场、东非市场、中东市场，抗住所有的压力，完成工商业转型。靠着这些市场，完成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转型，走出一条和过去的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道路。
甚至，如果说，将这两条路融合，既要工业化、又依靠移民泄压阀来减轻工业化对小农经济的冲击之痛，那么自然是最好的、最完美的、甚至可能是低烈度的、也就死个七八百万人就能完成的巨大变革——听起来挺吓人，但实际上，要真是只死个七八百万人就能完成，他将是一个足以标榜史册的伟大人物——因为如果按照这里说的七八百万人的死亡标准来算，并不夸张，英国死了多少人？那点人口，不提爱尔兰、苏格兰、更不要说孟加拉大饥馑，这些都不算，只说英国的宗教害迫死了多少？雅各布派延绵几十年的起义和大镇压、以及非圣公会的异端被迫移民的高死亡率，又死了多少？圈地运动后的契约奴远渡重洋更死了多少？一个弗吉尼亚公司早期号称“三年所有人都要换一茬”的死亡率有多高？第一家水力织布厂里的“装满了葡萄弹对着工人区的、随时可以点燃炮击的两门大炮”，现在还在厂区遗址当文物呢。
但显然，这两条路，大顺李家哪条也走不通。
华夏可以走通，前置条件依靠着《凡尔赛和约》，已经基本满足了。
但大顺李家王朝走不通。
正如后世人所评价的那般：俄国人会攻破柏林，把旗帜插向国会大厦，但罗曼诺夫家族是看不到的。
即将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对大顺而言，其实一共解决了两件事。
北美的土地、移民周期的缓冲。
欧洲的市场，好望角以东的势力范围划定。
有些道理，在英国说，是很容易说通的。比如说，只要全面工业化，就能解决大部分人的生计，只需要有一个三千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市场，那么一切矛盾就都澹化了。
同样的道理，在大顺说，是很难说通的。很多实学派的人相信，工业化是未来，但这个未来是多远？
大顺的土地，如果保证“每个农业人口的铁器牛耕时代的劳动极限”，那么只需要6000万农业人口。剩下三亿人，全都从事工商业？
以后世的角度，觉得问题不大：三亿人从事工商业而已，这不很正常吗？
以现在的角度，哪怕刘玉一直“判断准确”，但这话……真正笃信到深信不疑的，真不多。
资本，要按照他们的需求，改造整个世界。
而改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印度为例，“未经改造”之前的印度市场，只能“养活”最多20万大顺的工业人口。就现在来说，就是这样。
这个改造的过程，就不得不质问一个问题：大顺，包含在这个“要被改造的世界”之内吗？
要不要先把大顺自己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冲毁、冲垮、改造？
英国“圈地运动”，就是开阡陌破井田，确定了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大顺如果想走这条路，在所有权上似乎是不需要改造的。
那么，这条道路，实际上就不涉及一个“土地法权”问题，而只涉及到经济问题：大顺，能不能拿出给两亿佃户和贫农的工商业工作岗位？
《凡尔赛和约》的势力范围和市场内容，能为大顺提供多少个以外贸出口为导向的工作岗位？未必是好的工作岗位，哪怕是去狭窄的烟囱里清洗烟囱、去矿井里挖煤、甚至去棉田里搓棉花、甚至连为造船砍木头都算上，一共能容纳多少人？
这也是李欗哀叹的另一个原因。毕竟，《凡尔赛和约》对大顺来说办了两件事，如果第二件事、也即外贸导向出口，能够容纳足够多的人口，李欗是不必哀叹的——如果那样，那么移民问题，就只是个华夏的未来、或者说是锦上添花。那还担心什么啊？人地矛盾，不考虑租佃体系对生产力的遏制，从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也可以认为就是“我要劳动”和“没机会劳动”的矛盾。若是出口导向和海外市场，能为两亿人提供“劳动”的机会，那么站在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这就没问题，那还担心什么？
但李欗不认为可以容纳足够多的人口，实际上李欗身边的多数人也不认为可以容纳这么多。
所以，移民问题，对大顺王朝来说，这就不是锦上添花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大顺最主要的人地矛盾能否缓解，也就导致了“大顺是大顺、华夏是华夏”的分歧。
为大顺，就必须要高强度、提升一个数量级的移民。
为华夏，那就真不用急，刘玉已经在北美和欧洲埋了一堆雷、挖了一堆坑，就算是慢悠悠地来，三五十年后已经可以确保在北美的华夏人口优势。
其实，大顺走到这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时候，内外部的经济运转的那一套，用的既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虽然大顺嘴上喊自由贸易喊的凶；也不是用的李嘉图那一套，因为大顺太奇葩了，使得欧洲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相对优势”。
实际上，大顺搞得是他妈的【马尔萨斯经济学】。
即：【靠商品生产的资产者和工人，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需求。】
【必须要保证一批“只消费、不生产”的人存在。靠这些人，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
【即，地主、官员、军队、食高利贷者、有奴仆的贵族等，他们只消费，不生产。没有他们，肯定要闹经济危机】
当然，对大顺而言，这种所谓的“有效需求者”，也包括之前挖金子银子挖的存金银量极高的欧洲的消费。
即，依靠欧洲的消费者、本国的地主士绅、军功贵族、生员土地所有者，靠他们维护“有效需求”，来缓解危机的爆发。
大顺倒是没有马尔萨斯，但是有《管子》。断章取义地来讲，生员说自己的优免也有道理：你看，我们是不生产只消费的有效需求，没有我们，东西卖给谁去？那不是要经济危机吗？所以不但不应该对我们取消优免、限制地租，反倒应该鼓励我们奢侈消费，像《管子》里说的，烧柴都要把柴上面雇人凋花，那才对呢。
就算说让我们这些乡绅地主，减轻地租、那些佃户难道就能去买棉布消费了？多半还是自己让老婆搓，以省钱吧？所以说，是不是还不如让我们加大租子，继续九出十三归，以提振消费？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经济学，或者断章后的《管子》经济学，我们才能提供“有效需求”，佃户提供不了有效需求。
地主，也不是一定都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而经济学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面向不同阶层的“经”，一万个屁股，有一万种经济学，而且似乎都说得通、逻辑自洽。地主和食利阶层，也有自己的经济学。
这是大顺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虽然刘玉当初出于坑日本的想法把这一套经济学和人口论，扔了过去，准备坑人的。
但现在，真属于是搬石头砸自己脚了，出口转内销这么一转，伴随着《凡尔赛和约》即将签订下获得的欧洲市场，这套东西如今在大顺倒是甚嚣尘上。
第二一三章 凡尔赛和约（十九）
这块石头，砸脚可是砸的刘玉龇牙咧嘴的疼。
《凡尔赛和约》中与大顺相关的贸易问题，用马尔萨斯经济学，倒也确实可以解释的通——本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要寻找有效需求嘛。
现在法国的凡尔赛那边，大顺在贸易问题上，其实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大体上就那么几条内容：
其一：
法国解散东印度公司、英国解散东印度公司、丹麦解散东印度公司。欧洲各国不得组建以中国和印度为目标的独享垄断贸易公司。
各国应该约束本国船主，不得越过好望角向东航行，也不颁发任何形式的、以好望角以东为贸易范围的许可状。
此条，并不是大顺反对自由贸易，也不是大顺要搞垄断贸易。
而是因为，大顺禁绝天主教、新教等非大顺在册的、牧首由礼政府册封的、使用大顺依托景教那一套搞得译文的《圣经》。
用诸如“三一妙身”、“弥施诃普尊大圣子”之类的翻译。且人员按照僧、道、尼等类似的手段，需要礼政府颁发度牒。且“大法主”，也即大牧首，必须由礼政府选拔认可，没有礼政府点头，假的，不认。
除此之外，不得在内地传教，主要是为了分化瓦解和吸纳大顺之前已有的大量天主教徒。
故而，这不是个贸易问题，也不涉及到自由贸易，只是宗教问题。
鉴于荷兰人之前在日本，满嘴胡咧咧，为了贸易，压根撒谎说他们根本不信基督教。
故而有此前科，大顺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号称自己脱教”者，前往好望角以东进行贸易。
其二：
法国将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领地，交给大顺管理，以作为大顺对保卫法国的西非殖民地的感谢。
法国将不在毛里求斯驻军，法国的海军将撤离毛里求斯，但法国对毛里求斯依旧拥有主权、治权。
英国将割让在印度、南洋、明古鲁等地的殖民地和贸易站。东印度公司成员和驻军，将全部从南洋和印度撤离。
英国放弃在马斯喀特、索马里、波斯等地的贸易站。
葡萄牙将放弃帝汶、果阿等在南洋和印度的殖民地，交由大顺。
丹麦将放弃特兰奎巴殖民地，交由大顺管理。
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将暂时由大顺和法国共管。西班牙在吕宋的殖民地得以保留，但西班牙不得支持罗马教廷向大顺内部派遣传教士，西班牙的吕宋总督区将履行审查义务，清查各个教团在吕宋的活动。
大顺将为西班牙，提供4000名“死硬的天主教徒”，移民密西西比地区，由西班牙当地教区管理。如果西班牙愿意出钱，更多的大顺这边也能提供，把所有的死硬天主教徒全都移走才好呢。
大顺将与西班牙在苏禄进行吕宋地区的贸易，大顺的商船不会前往吕宋、西班牙的商船亦不可前往大顺港口。
葡萄牙的莫桑比克问题，暂不在讨论之列，但莫桑比克的奴隶贸易，需要在大顺办证，以通过好望角。对于无证商船，大顺可以击沉。
也即，除了西班牙的吕宋、葡萄牙的莫桑比克，好望角以东，欧洲势力一扫而空。
丹麦是凑数的，就算大顺不逼着丹麦签条约，丹麦的东印度公司也要解散了，特兰奎巴整天被“海盗”堵着，也实在受不了了。
吕宋问题比较麻烦，这个不着急，以后慢慢来，反正有直布罗陀当抵押；莫桑比克，则是因为奴隶贸易，葡萄牙不可能放手，而且西班牙太不给力，打个葡萄牙被葡萄牙的农民顶的喘不动气，大顺暂时也没力气把手伸那么远，却彻底清理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势力。
主要是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政策，弄得一堆本地的“奴隶贸易受益者”。大顺又不搞奴隶贸易，拿了莫桑比克也是麻烦。
奴隶贸易、鸦片贸易，这是两个底线，大顺这边是坚决不做的。
反正葡萄牙是废了，也不急，早晚的事。
其三：
荷兰永久中立。
由中、英、法、俄、奥、西、瑞七国，共同保证荷兰的永久中立地位。
奥属尼德兰低地地区，将去武装化，各国不得驻军、法国亦不得在边境地区囤积兵力。
奥地利对奥属尼德兰拥有治权，但不得驻军。
新教荷兰与天主教奥属尼德兰，各自不得互派传教士。
大顺将保证西里西亚属于奥地利。
“波兰问题”和“普鲁士问题”，将在随后的中、俄、奥、法四国密约中解决，并不在大顺的直接利害之内，但是作为奥属尼德兰和荷兰永久中立问题的谈判筹码。
大顺将与荷兰组建联合舰队，保卫荷兰，确保荷兰的中立地位。
任何对荷兰宣战的国家，视作对大顺宣战。
大顺坚决维护阿姆斯特丹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并对荷兰的“完全无管制的贵金属出境政策”表示支持和肯定。
其四：
大顺的商品，将在阿姆斯特丹期货市场，集中销售。
大顺保证不会在好望角以西的其余地方，派出商船售卖商品。所有的大顺商船，都将在阿姆斯特丹集中贸易。
大顺将对阿姆斯特丹的商品，征收统一的“欧洲关税”。
各国商人在购买商品前，需注册确定商品去向，由大顺按照比例，将关税交给各国。
荷兰不会在阿姆斯特丹再征收一次关税。
因为对荷兰而言，征关税已经没意义了，荷兰的联省议会已经废了，军队养不了、海军养不成。
而只要阿姆斯特丹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能够保证，那么荷兰的商人阶层，将可以出卖一切。
同样的，如果阿姆斯特丹作为东西方贸易的唯一周转中心，那么将为阿姆斯特丹带来再度的繁荣，甚至重回“黄金时代”的繁华，亦未可知。
金融、物流、消费、旅店、妓馆、码头工人、债券、保险等，足够撑得起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的繁荣。
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也不会再去北美走私了，因为那无意义了。
但是，荷兰是“来茵河入海口”的地理优势，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神罗地区的来茵河沿岸市场，实际上也就是在荷兰商人的手中了。他们将能拿到廉价的大顺商品，利益巨大。
毕竟，奥斯坦德公司早就没了，奥地利想要重建这样的贸易公司，也建不起来了，之前市场已经被荷兰吃了，奥地利现在失血严重，也无力干这个事。
其五：
所有英国商人购买的大顺商品，由英国驻阿姆斯特丹海关的官员，进行登记和印花。
在此之后，英国对所有阿姆斯特丹海关的东方商品，不得征收子关税。
在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和本岛，都将畅通无阻，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亦不可二次征税。
包括一切形式的税收或者行政命令，均视为违反和约。包括且不限于奢侈品税、通行税等。
英国将取消任何形式的对东方贸易品的管控行政命令，包括且不限于棉布禁止令、茶叶交易令等。
此条约所能实现，则是因为大顺和北美的走私贩子、英国的商人集团、商业资本早早进行了勾兑。
不是只靠大顺的军舰来保证“自由贸易”。
而是依靠英国的商业资本，来保证“自由贸易”。
而这，则是整个《凡尔赛和约》中关乎大顺工商业发展的最为关键的一条。
这个和约，或者说这个“自由贸易”，可不只是单单一个英国。
而是面向整个欧洲。
历史上，北美的走私贩子，为什么会搞出来波士顿倾茶事件？
根源在于，荷兰的茶叶，是不征茶税的。
某种程度上讲，在欧洲，1800年之前，距离“自由贸易”这四个字最近的国家，是荷兰。
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业为什么发达？
因为贵金属出境，完全不受限制。
荷兰的走私贩子为什么横行？
因为荷兰的商业资本，干死了本国的行会和地方势力，阿姆斯特丹一省，“殖民”了其余六省。
以至于，荷兰几乎掌握着全欧洲半数以上的茶叶贸易，但荷兰连舰队都组织不起来，因为联省议会都是大商人、大金融家掌权，难道收自己的税？
“自由”到，荷兰的商人可以在战时，继续买敌对国的国债，而没有任何的金融管制；“自由”到，荷兰的商人，可以在战前，囤积木料，高价售卖给军舰制造业……
荷兰距离“自由贸易”太近了、“金融的自由”太发达的。
所以，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荷兰被锤爆了。
购买的高额英国国债？英国直接拒绝支付利息。
荷兰购买的英国国债贬值，英国直接低价回购国债，不但利息不用支付了，本金都省了。
一波，把欧洲的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干到了伦敦。
当然，这里只谈“东方贸易品”问题。
那么，在此之前，欧洲对东方贸易品关税征的最少的，就是荷兰。
也就是说，在大顺插手之后，荷兰是欧洲唯一一个和大顺玩“自由贸易”，至少也是距离自由贸易最近的。
所以，各国头疼。
英国头疼于，荷兰的茶叶横行北美。
法国头疼于，好容易搞了点“高科技”的海关铅锁，今天搞出来，明天荷兰就能破解，走私货满地是。
要注意，走私“有利可图”的原因，是荷兰对东方贸易品征税少。
所以，历史上才有波士顿倾茶事件。
换句话说，如果荷兰也对茶叶征收80%的关税，那么还会有走私茶吗？
故而，只有一个荷兰的话，各国使使劲，还能管住“走私”。
或者说，还能拒绝“自由贸易”。
现在，大顺虽然只是和英国谈成了，也因为英国是战败国，所以只能和英国谈。
那么。
一个荷兰、一个英国。
这俩，就足以搅动的整个欧洲，都不得不“对东方贸易品不再加增关税”。
比如，法国想要保护本国产业。
原来，有东印度公司，国王一句话就能撤换总督，同样的，国王一句话就能让东印度公司少进口点东方贸易品，免得把本国产业冲死。
而这时候，只有荷兰一家“低关税”的。
荷兰自己走私。
大家都烦，英国也抓、法国也抓、荷兰又吊毛没有，舰队全废、甚至港口淤积的连战列舰都无法泊靠。
这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抓。
现在，再加上个英国。
法国咋办？
加税？
那走私就无法杜绝。
原来主要抓荷兰的走私贩子。
而现在，则是既要抓荷兰的、又要抓英国的、还得抓那些小国的。
谁卖的货多，谁拿的关税分成就多。
就算法国说，老子就不想要这个进口关税，老子要继续科尔贝尔的工业保护和国产工业替代主义。
那法国自己说话好使吗？
今儿来一波荷兰走私贩子、明儿来一波瑞典走私贩子、后天来一波普鲁士走私贩子、大后天来一波英国走私贩子。
防得住吗？
防不住。
只要英国投了，英国加荷兰，则等同于整个欧洲，都放开了东方贸易品的关税。
因为防不住了。
顶多说，比如漆器什么的，巴黎货可以以假乱真，那本国的市场还能保住。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大顺说，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货，是提前加增了关税的。
这只是大顺自己加的、这笔“进口关税”是还要给各国分成的。
法国可不可以自己再加关税？
当然可以。
大顺只是对英国是战胜国，逼着英国不得增加子口税，可不能对法国这么做。
法国要是愿意，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征税的基础上，进入法国再加一笔税”。
这个事，是法国的“内政”，大顺管不着。
但是，理论上可以，现实里行吗？
一个“走私贩子”好防。
英国加荷兰，这两个，怎么防？
再者说，还有奴隶贸易问题，法国棉纺织业的起步，就是因着七年战争开打，法国的奴隶贸易拿不到足够的棉纺织品。
没办法了，法国财政部才牵头在南特办棉纺织厂，质量次的黑非洲都吐槽。
现在，各国都能拿到棉纺织品，物美价廉的、量大管饱的、在阿姆斯特丹只征税一次的东方棉纺织品。
你法国非要加税，那你的奴隶贸易，怎么与荷兰争、与英国争？
本来法国的奴隶贸易就蛋疼，葡萄酒终究是比朗姆酒贵的，除了一些特殊的绿区，不能喝朗姆酒只能喝“特殊的葡萄汁”之外，法国自己可是不准产朗姆酒的。
纺织品加酒，这就是奴隶三角贸易的七成半了。
欧洲和大顺不一样。
大顺只要海军还在、只要中央集权不崩，是可以稳住关税的。
比如，只准在松苏贸易，或者规定统一的税率。
在大一统条件下，咋的，你山东还能牛到不听朝廷的，自己开埠低关税贸易？
显然不能。
而欧洲，则是各国裂开。
你法国只能管法国的关税，可管不到荷兰。
荷兰说，我就不加关税，我的商人就去你那走私，法国能怎么办？英国说，我也不加关税，我的商人自己往你法国走私，我也管不着啊。
理论上，法国可以说通过外交手段，说你们管管自己国家的走私贩子，老往我这走私，我也受不了啊。
现实中，除非和第四次英荷战争似的，直接武力解决，否则的话，英国会主动去管自己的“对外走私”的走私贩子？巴不得越多越好呢。
只有一个荷兰这么搞，历史上都搞出来了波士顿倾茶，英国头疼的最后只能靠武力解决。
现在荷兰英国，至少两个国家确定会不加关税，也即等于整个欧洲都不能加关税了。至少在大顺的贸易品上，没法加。
谁也没法加。
谁加谁傻，最后关税没收着不说、奴隶贸易崩了不说，走私品照样泛滥。
不只是法国。
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丹麦、神罗那一大堆……全都一样。
谁加、谁吃亏。
不加，那最起码还能保住基本盘，按照各自的势力范围，从“关税总额”中，拿走自己的那一份。
的确，法国也是战胜国。
然后呢？
法国作为战胜国，意味着法国不用建设陆军了，把钱都投向海军和海外殖民地？
法国这个战胜国，锤爆了普鲁士。问题在于，法奥之间可是百年矛盾。现在普鲁士废了，也就意味着，法奥矛盾又是首要矛盾了。法国还得养陆军，还是没办法都投海军。
没办法都投海军，就没办和大顺翻脸。
没法和大顺翻脸，就不能说大西洋以后是我家的，咱们在好望角贸易，我法兰西要垄断整个欧洲的东方贸易品，你大顺就别过好望角了。
因为这话是个屁话，大顺压根不听。
敢翻脸，大顺反手就敢和他国合作，爆了法国的海军。
只要没法阻挡大顺的商船去阿姆斯特丹，那么，在各国东印度公司全都炸了的情况下，法国这个“战胜国”，也无法阻挡大顺商品在法国的售卖了。
可能，科尔贝尔的遗产，还能保证一下诸如漆器、丝绸之类的高彷货的自留地。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本国产业”的。因为至少大、管起来容易、可以查、可以抓。这么说吧，若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棉布禁止令，就根本不可能执行的了。越大的公司，越好管，只要中央集权还能管得住、能做到不听话就锤。但现在，各国都没了，海量的“自由”的商人，这个时代的海关，是管不住、抓不尽、罚不绝的。
第二一四章 泡沫
固然说，因为欧洲各国的大型的东印度公司都被大顺逼死了，使得欧洲的商业资本完全失去了技术上的限制，将会快速地流向航运和买办业务，从而绞杀欧洲的诸多工业。
但这个道理的内核，在欧洲适用。
在大顺，也一样适用，虽然面临的问题不同。
伴随着《凡尔赛和约》的基本签订，大顺也将面临一个“资本流向”的问题。
波斯、印度、东非，这些方向，大顺独占贸易权，资本的回报率急速提升。尤其是印度方向。
加之这些地方，又不像大顺本土似的，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最基本的一条，大顺本土大商人买地囤地的限制，就非常大，使得大顺“回报率最高、最安全、最稳妥”的投资，也即土地购买，成为了一个在大顺非常别扭的、靠着行政力量强行扭曲限制的投资。
这也使得，刘玉这边，必须还需要一些手段，使得大量的金融资本，流向一些刘玉希望去的方向。
自然，这个方向，就是北美的移民。
之前刘玉就琢磨过，他觉得，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经验，就非常不错。
无非也就是两家公司出了点“小”问题，忽悠的太大了，最后击鼓传花传不下去，泡沫炸了而已。
但仅从募集资金的角度来看，效果是显着的，短时间内募集了海量的资金，资金多到基本解决了路易十四留下的财政窟窿。
而之前他也说过，对欧洲的战争，会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意识：如果找对了方向，投资工商业的回报率，是可以高于买地的；且早入场、早受益。
历史上，英国的利率从10%左右压到3%；英国人逐渐形成了投资产业拿股票其实和买地囤地差不多的想法……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点点压下来、一点点由社会存在慢慢扭转了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大顺也在慢慢改变这种情况，但前提是得有这个社会存在。
如今，战争基本胜利了。
之前的一切疑惑都烟消云散了，贸易持续发展、甚至是大发展。借助《凡尔赛和约》的春风，大顺的工商业将迎来一场黄金时代。
这是物质层面的事。
但在意识层面，则在京畿、松苏等地，呈现出一种“相信朝廷的判断、相信早入场早入股将来大收益”的思潮，以及“股票债券未必不如土地”的想法。
那些当初投资纺织的、投资航运的、投资造船的，这一次全都赚的盆满钵满。
可以说，大顺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一次又一次的对“贸易”的准确把握，赢得了一个极高的信任度。
体现在皇帝那，是威望。
体现在刘玉这，是他对投资的“建议”，众人会认为这不是建议，而是告诉大家一条发财的路。
应该说，刘玉靠的就是这种威望和信任，准备学一波南海公司或者密西西比公司。
在《凡尔赛和约》已经基本确定、资本即将大量涌向印度地区的时候，用他的信誉、用大顺的威望、用欧洲战争带来的工商业发展的兑现所造就的投资狂热，来强行扭曲市场的资金流向。
简单来说，如果他不扭曲。
那么，100块热钱，30块会投向本土工业；30块会流向印度的棉花土地；40块买地或者窖藏。
而现在，经他的扭曲，可能会分出来30块，流向北美的移民上。
至于，最后会不会玩成南海泡沫、或者密西西比泡沫，那无所谓。只要人到了，地垦了，最后击鼓传花玩不下去了那也无所谓，炸了就炸了呗。
钱又不会无故消失。
真要是将来变成泡沫炸了，那么，炸之前，钱无非就是流向的“水银开采”、“造船”、“农业机械”、“畜牧”、“航海”等方向。
因为这是北美垦殖挖金子的前置投资。
都是实体行业，并不是简单的左脚踩右脚，就算融资的泡沫最后炸了，那也无所谓。
粗略来讲，套路是这样的：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的投资热潮，大顺的热钱都在等着朝廷透露的风声，因为之前朝廷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信的人、上车的人，一战之后都发达了。
这时候，刘玉抛出“扶桑有大金矿、至少有1000万两黄金”的风声——基本上，算是密西西比公司大忽悠的翻版，当初约翰·劳可是凭着这种忽悠，拿着所谓政府背书的百分之十几的高回报率，直接弄出来个上千万两白银规模的大动静。
区别就是，密西西比没黄金。
而旧金山、温哥华、西雅图等地，是真有黄金。
由此，成立个大顺皇家特许的专营公司，为了向“前辈”致敬，公司直接取名为泡沫公司。
五年内不分红。
五年后，保证至少每年15%的股息分红，收益率非常高。
朝廷给予此特许权，只包括开采金、银，这两种矿物的特许权。
类似西班牙模式，采矿的15%，归国库；5%，归内帑。
剩下的，归公司分配。
官督、商办，效松苏故事，前五年由官督制定政策，董事会五年后接权。
朝廷这边会出总督管理民政事务、保护安全等等，公司需要向朝廷支付每年一些费用，以驻军等。
既然要挖金子，那么公司需要粮食、需要卡位军事据点等。
那么，北美的所有土地，是完全的国有化的，并非私人所有、私人也不得私自圈地。
是以，前期，公司需要投资移民、垦殖、军事据点建设、造船等。
两个目的。
一个，是前期大顺为了战争，发行了一批国债。但是兑付期还没到。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抓紧时间入场这个泡沫公司，为了之后的超高分红，那么这时候就要赶紧把国债兑为现金。
价格会跌，大顺朝廷这边趁机回购一批低价售卖的国债，等于减轻了债务。
另一个，就是前期投入巨大，实际上就是靠“旧金山、旧银山”的金子银子，提前消费了，日后挖出来还现在的消费。
而鉴于要是等着金子银子挖出来之后再消费，多半都跑到回家囤地、投资印度、放高利贷等等方向上去了。
没挖出来之前，就先募集资金把这笔钱花掉，那么这笔钱就可控地流向了移民、垦殖、农业机械、造船、帆布等产业上。
同样的，这笔钱，将可以在前期的“行政扭曲下的土地价格”期间，以行政扭曲的土地价格，购买国有土地。
这意思是说，现在北美的土地，120亩，3两银子的价格都卖不出去。
但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扭曲价格，可以保证120亩土地，足以卖出30两的价格。
而等着人口渐渐增多、产业逐渐发展、人口不断滋生，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土地的价格，终有一天，不需要行政的扭曲，也能达到30两的价格。
但是，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前期时候，必须要用行政命令来扭曲土地价格的时候，怎么把地卖出去？
等着日后人口滋生、产业发展、需求稳固了，这都不需要什么手段和策略了，30两银子120亩地，不有的是人抢？
而这个难的开头，刘玉就是靠这种办法来解决的。
等于是，这个泡沫公司的融资，来做移民这种利在千秋的事，并且花“高价”购买了扶桑的土地，这笔钱流入了“移民基金”当中，为日后的移民还提供了一笔钱。
比如说，前期先移民5000户，这5000户的土地，都是泡沫公司出钱购买的国有土地。
至于说，这些人要不要偿还公司的移民船票和买地钱、怎么还、用什么还、用实物还是市场价粮食……等等这些，这是细节问题，可以慢慢讨论。
关键是，移民5000户的钱、船票、前期投入等，这一大笔钱，由公司来出。
公司当然不想出。
但不出不行。
因为这是行政命令保证的垄断专营权，和刘玉搞的对日贸易一样，要么干、要么不干。
干，就得履行附加的各种义务。
不干，就别出钱入股就是了。
如大顺对日贸易的公司，就是以大顺和锁国日本以及试图拿到垄断收益的幕府，三家合伙保证这个垄断权。
但你拿到这个垄断权，就别琢磨什么自由贸易，老老实实地履行造船、重舰、训练水手、注册船只、战时征召的义务。
换到这里，也是一样的。
你想绕开公司和监管，私自募集个四五十人，就去那边采金？
不是不行，别被抓到。
抓到就绞刑，金子归抓获者、告密者所有。
想去“自由”地采金，门都没有。
只要去采金，就必须在这个专营垄断公司之内，也即要履行这些可以说【非常沉重】的义务。
从纯粹资本收益的经济学角度，这是违背自由的、是低效的。
因为，最高效的制度，应该是放开开采，你有本事你就弄个四五十人，挖到金子大发一笔，开支也小，
这样，利润率最高、效率最高，而且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附加义务，就是去挖金子的。
但，问题是，对大顺而言，挖金子，并不是目的。所以，这种高效是无意义的。
对刘玉而言，移民才是目的，挖金子只是促成这个移民的手段。
那么，就必须要清楚，这个“高效”，到底是什么高效。
是高效地挖金子？
还是高效地移民？
其实，刘玉依旧是是和稀泥的折中选择。
既不是理论上最高效的挖金子、也不是理论上最高效的移民。
理论上，最高效的挖金子，是宣布谁挖了归谁，资本自己雇人过去挖。那绝对最效率。
理论上，最高效的移民，就是实学激进派的加大集权、提振国库收入、均田去掉中间商，以移民为如修长城、运河一样的国家政策，狂移、屯田、卫所制。
刘玉现在搞得这种折中和稀泥，只是现有条件，包括技术、监管、行政效率、运输水平等限制下，一个相对平衡和可行性相对高的选择。
社会现实决定的，并不可能完全都按照理论上来。
哪怕是学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的宣传忽悠来搞钱，或者说这个“泡沫”能吹起来，也得仰仗现有的社会现实——南海和密西西比这俩大泡沫能吹起来，前提是之前各种专营垄断公司，真的能赚到钱，而且是高回报率。没有之前乱七八糟的专营公司做铺垫，这泡沫压根就不可能吹起来，即便说20年的欧洲一大堆热钱瞎鸡儿投、没地去，但若没有之前的铺垫塑造出的社会意识，也就不会吹起来投资专营公司的泡沫，而可能是诸如郁金香的形式。
大顺这边同样在学泡沫，其基础就是之前二三十年的专营公司的高回报率做铺垫，这样泡沫才能吹起来。炸不炸，那另说。
而实学激进派的理论上最高效的移民方式，此时缺乏这样的社会基础、也缺乏这样的社会意识，更缺乏铺垫。农村，还远没到油尽灯枯、连地主子弟都过不下去、地主作坊普遍破产、税收战乱重的农村彻底崩溃、不革不行的地步。
第二一五章 优势
至于说这事要说皇帝支持不支持？
当然支持。
皇帝又不出钱，完后还能拿5%的黄金“报效”给内帑，外加15%的国库收入。
第一批移民的人选，刘玉还是用了他比较擅长的“分化”法。
黄河河道修建，是项超大工程，是堪比大运河、长城水准的巨型工程。
黄河河道影响的人，数以百万计。
这里面，固然可以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解决。
但怎么解决，这就需要“分化”。
第一批移民，也就是“享受”不需要挖金子做“契约工”就能拿到土地的这批人，从公司的角度，得满足两个条件。
会种地、会养牲口。
踏实肯干。
所以，这就需要这第一批人，既不能是收租地主、也不能是穷的连牲口都没有人的佃农。
从“稳定”的角度，恰恰又和公司的角度重合。
黄河河道影响的，大体三种人。
大地主。
自耕农、中农、小地主（大顺水准下的小地主，五六十亩地、七八十亩地就算）。
佃农、半佃半贫农。
大地主，是反对声最强烈的，但他们雷声大、雨点小，也是造反意愿最差的。
而且人数最少，收拾起来容易，发一堆淄博没铁矿的“工商券”，爱要不要，闹事就抓。
佃农、半佃半贫农，是人数最多的，但也是最容易摆平的。
简单来说，给予未来的希望、满足现在的生存。
现在的生存，去挖河堤、修铁路，给钱，足以满足生存，比当佃农的时候挣得多。
未来的希望，承诺将来去金矿干五年，有工资不说，各个淘金队的金子收益有3%是归他们的。将来可以在扶桑买地，五年免税、日后无徭役。
最难摆平的，恰恰是自耕农。
人家家里本来有地，二三十亩，虽不多，但小日子过得也凑合。
人数当然也不少，因为大顺开国也就百余年，山东又是被满清祸害的比较严重的地方，是以一些家庭还能保证家庭生存，种地过日子也过得去。
过得去，那便安土重迁，不愿意走。
同时，他们又是比较踏实肯干的——佃农、贫农，不是你穷肯定因为你懒。但普通自耕农，则证明其种地水平、过日子能力，基本可以保证其劳动技能可以保证其阶级不滑落。
一般来说，二三十亩地，家里基本会有个牲口，有最起码的养牲口的经验。
而且，基本都有老婆孩子，老婆也基本比较会过日子，最起码，不至于出现“下来麦子就天天白馍馍、青黄不接就四处讨要借面”的情况——虽然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这不就是个基本的规划过日子吗？有了面也要和菜掺着吃，不能收获季若地主、青黄不接时若乞丐。但实际上，这挺难的，甚至并不是每个妇女都能掌握的过日子技能。
而且，一般来说，家里有个二三十亩地，你让他去下矿井挖矿、进工场做工，他们也是肯定不愿意去的。
至少历史上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很多先发国家的工人，其伟大梦想，就是攒够钱去当农民。
所以说，他们是最难摆平的，也是最容易闹出事端的，但也是最佳的第一批开拓垦殖人选——除了技能点，还有个特点，自耕农是最容易维系秩序的。
故而，前往北美拓荒垦殖的第一批人，就是刘玉调查研究之后，分化选出来的“黄河新道地域的自耕农”。
实际上这是借鸡生蛋，因为理论上是朝廷要修新河道，这征地、移民的钱，得朝廷出。
但朝廷出不起，所以只能借金矿，花的是公司大小股东的钱。
这事，要是辩经的话，也不好说：朝廷固然说把金矿的特许经营权给了公司，那是不是还可以辩经去问，这北美的土地、矿产、森林，凭啥就是朝廷的？凭啥朝廷说不准私人干就不准私人干？
所以大顺这边也不辩，直接上暴力工具：我说是，就是。我说不准私人干，就不准私人干。有意见，去和森林轻步兵和海军巡航舰去说。
官山海，传统艺能。
若有本事，直接把紫禁城扬了——比如法革之后，立刻宣布取消专营权，东方贸易的权利属于所有法兰西人民，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前往好望角以东贸易——大顺这边的新兴阶层要是把紫禁城扬了，那自然可以同样宣告：扶桑的金矿属于全体大顺人民，所有人只要资本充足都可以自由地前往扶桑挖金子，谁挖着归谁，不用交税、不用履行移民安置义务。
但既无这等本事，刘玉也是觉得这群资产阶级成不得事，那他们也就只能乖乖听话了。
这边忽悠着高回报率、低风险、高回报、有朝廷背书、有刘玉这些年在贸易上的个人信誉背书。
又借助大顺这边比欧洲晚了40年的投资狂热，和没吃过郁金香、南海、密西西比三大泡沫的亏的无经验，很快募集了大量的资金。
前五年没有分红，五年之后能不能分红？
这事，若是别人，是不敢放这句话的，没把握。
刘玉却敢放这句话，很有把握：旧金山，最起码有1200万两黄金；旧银山，也至少有个一亿两白银。
第四年开挖都赶趟，前几年，他才不会直接奔着旧金山去呢。
而是先把各个河口占了、适合垦殖的地方先塞几个村落——这可不是乱花钱啊，这都是有目的的、目光长远的、有预设性的，谁说挖金子就一定得在金矿旁边种地的？
只需要每年适当放出一些金矿，提振一下市场信心，吊一吊众人便是。
五年后差不多能移过去个一二十万人，农业有了保证，再移民就简单了。人越多越容易，当人多到足以搞一点制造业的时候，那就更简单了。
刘玉对北美西海岸的定位，不是英国对其殖民地的定位：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
他的定位非常清晰；泄压阀。
不说是整个大顺的泄压阀，最起码是山东黄河新道问题的泄压阀。
这个事不整完，大顺真要是炸了，那就真得三五十年后，激烈斗争后再度一统的那个政权，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事了。没三五十年的混乱，不可能再度一统，而混乱期，是不可能修的了黄河的。
大顺炸不炸的，刘玉是无所谓的，但他还是希望等黄河水道基本完工之后再炸。否则，那真是要死人的。黄河决口真不是那么简单换个河道，没有河道那就是漫灌、摧毁农业区、来回摇摆直到自己冲出来河道为止。
至于人到了那边，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将来大顺炸了，你们自己建一国，那也无所谓。
大顺既不可能指望西海岸的原材料，也不可能指望西海岸的市场，至少三十年内指望不上。
就大顺现在的技术水平而言，只要钱到位，移民难度不大。
农业相关技术，包括犁、耧车、垄作、堆肥、高炉铁等，早两千年前，这个科技点就点完了。
这和当初弗吉尼亚公司那群压根不会种地的、甚至说其母国还处在亩产90斤水平的农业技术的那群人，技术储备截然不同。
洋流、季风、海图、导航术、月距角法、这个在大顺参加一战之前，已经把这些科技点都点完了，否则大顺是没资格参加一战的、也不可能高效地劫船。
经度之战，刘玉押注在理科派，现在看来，战胜了英国的工科派。
航海钟搓一个太麻烦，现在还无法量产；航海年历，找二三百“脑力民工”，年年能编，会查表就行。
沿途的岛屿中转站、中途补给站，这几个东西，刘玉也靠着对澳门问题解决了。
澳门问题是个幌子，打压的是葡萄牙的檀香木贸易，从而为檀香山的檀香木夺取了市场。
葡萄牙的檀香木，借着澳门问题，大顺给了诸多的限制。
加税、抓、罚、烧，几波下来，制造了一波大顺内部的檀香涨价，因为原本的供货商被刘玉祸害了，檀香山立刻迎来了“贸易的春天”，迅速填补了大顺内部的巨大檀香木市场。
刘玉又不信佛，檀香木这破玩意儿，他也没啥兴趣。但借着这些事，以檀香山为中心的太平洋中转站，已经初现规模。
最起码，可以保证躲避飓风、提供饮水、越冬泊靠、提供粮食、提供新鲜蔬菜水果抵抗坏血病、降低太平洋航线死亡率等功能。
运输工具产能，这个问题更简单。
大顺为了参加一战，憋了一堆的造船产能。
一战打完，大顺不可能继续扩海军了，正好都要转型商船，满足波斯印度等各地贸易的需求。
之前造船的产能依旧在，有从刘玉威海练兵时候，从引入法国战列舰开始，积攒下的二十多年的熟练造船工匠。
有从瑞典引入的、在东北展开的木焦油产业。
有以南洋和印度贸易为原材料的帆布产业。
有南洋和东北的造船木料加工厂。
又不需要按照战列舰的规模，搞什么30英镑一吨的高规格战列舰标准，给上钱，立刻就能爆产能，造一堆能跑太平洋的运输船。
当然，水手、候补船长、远洋技术人员，这个本来也不缺。大顺之前一直是超额培养人才的，一堆实际水平完全能当船长的，全都蹲在船上当见习船长，一艘船五六个见习船长，这个当然也不缺。
简单来说，只要有钱，都无问题。
所有的科技点，基本都点了。
所有的中转站之类的细节，之前也一点点搞完了。
而刘玉派人去北美西海岸“找金子”，本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西海岸有没有金子，还用得着那些探矿队的去确定？他当然知道西海岸有金子。
而且，他还有个官身和信誉。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真正打完、《凡尔赛和约》还没签、探矿队的矿区寻找还未完成，大顺这边的北美西海岸移民已经开始了。
第一批从黄河河道规划区遴选的1500户自耕农、中农，早就被塞上了船，送到那边种粮食去了。
今年已经是第二批了，这次直接移民5000户，因为先去的1500户移民，算上打渔、种地、狩猎等，已经足够保证第二批的5000户基本生存。
加上，之前鲸海公司已经“低效”地在西海岸开拓了二十年了，也有一些基本的如枫林湾这样的小村镇，也能提供一批商品粮。
这第二批的5000户，看似和大顺参加一战没啥关系，也和即将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没啥关系。
实际上，关系巨大。
因为大顺打赢了一战。
所以，社会存在才能扭转社会意识，大量的资金才会以股票债券的方式，进入到扶桑金矿传说的“泡沫公司”中，而不是埋在地窖里、或者去买地囤地。
而这5000户移民的钱，就是靠这种“社会意识”调集的资源，凑出来的。
没有打赢的一战，没有工商业的大发展，只靠刘玉的红口白牙，可是弄不到这笔钱，且能保证“五年不分红、五年官督期间董事会没有否决权”这种苛刻的条件，还有人往里面投钱的。
固然说，这里面诸如大顺鲸海公司这等，其主要利润源于海獭皮等皮货的，肯定是不乐意大规模移民。
但，大顺鲸海公司，虽然经济实力远比HBC等欧洲的毛皮公司要强。但大顺不是英国，在英国，这些毛皮公司可以制定法令、阻止垦荒等。
在大顺，这就是个屁。
最起码，不至于出现42年英国东印度胁迫英国议会，把垄断专营状延长到83年的情况。
大顺还没有哪家公司，能牛到这种程度：我让你把垄断权给我再签四十年，你皇帝、六政府、天佑殿、枢密院就得必须赶紧给我签。不签我就弄死你。
大顺，不允许这么牛批的公司存在。
不只是皇帝不允许。天佑殿、六政府，也不允许。
这是大顺可以快速移民的一大优势。
第二一六章 强迫去过好日子（上）
移民当然是好事，因为大顺的华北地区的自耕农，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和欧洲的农民所面临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的农民面临的现实，是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如何转型。
而大顺华北地区的自耕农，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面临的现实，是生存。
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封建徭役、地方税赋，外加铜钱和白银的兑换问题，使得华北的自耕农群体也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大顺的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已经相当脆弱。
这种脆弱体现在，开国之初，百余年前，自耕农群体不需要非得男耕女织，口均25亩土地，那时候种种地，日子过得也还行。是可以余下粮食，进入商品交换流通领域的。
而现在，不是口均25亩土地了，而是户均25亩地就算不错的自耕农群体了。一般来算，五六口之家，亩产就在那摆着，人均分不到多少。
种种压迫在身上，随便举个可能最不起眼的压迫：交税要用白银，可是日常生活得用铜钱，铜钱转白银，这里面的水就深得很。
理论上讲，铜钱是白银的小额币，是有官方兑换比的。
但实际上，铜钱和白银，是本币和外币，官方的“汇率”，卵用没有。
这一点，明朝就有人发现了，说白银和铜钱，根本不是白银是“当千钱”的大钱这种关系，而是等于朝廷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了。前朝就知道这是本币和外币，而不是大额本币和小额本币的关系。
这就促使各个家庭都必须想办法干点副业。这些副业，自然就包括纺织。
纺织，不只是自己用。还有就是要靠女人纺织，换钱，来缴纳各种税、费、劳役等等。
靠卖粮食那点钱，能把全家饿死。
不纺不行。
所以才说华北地区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出问题了。只靠种地，已经活不下去了。
这也是大顺这边，为什么对于统一的全国市场、取消钞关、取消内部关税如此抗拒的原因。
真让松苏等先发地区的纺织品，涌入华北，华北的自耕农就只能反了。
对欧洲来说，这是个转型问题。
但对大顺而言，这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刘玉在山东做事，这么难做的原因之一：黄河从家门口走，那也意味着，劳役要比以前更多、负担比以前更重、危险比以前更大。
就不提可能溃堤的危险，就说这河堤维护，地方的支出就得增加、百姓的负担就得加重。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负担加在谁身上？自然是自耕农身上，佃农榨不出任何油水了、地主士绅想要逃避负担还是相对简单的。
在第二波移民即将开启之前，刘玉来到了鲁西地区的安山湖。这地方在后世的地图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黄河决口，这里重现了梁山泊。
而现在，这个地方是尴尬的。
在大顺海运兴起之前，这里很重要，是大运河的“四大水柜”之一。
所谓水柜，意思就是缺水的时候，放水给大运河；涝的时候，大运河放水给安山湖。
永乐九年开始，这里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一切以漕运为先。
但显然，建设的并不成功。
万历十六年，都给事中常居敬，行河复规安山湖以猪水题，修土堤四千三百余丈，又为闸，一于湖之北口，一于湖之南口，因其涸溢以为蓄泄。
万历十七年，都给事中常居敬奏东平、济宁之间设安山等湖，谓之水柜。
泰昌元年，王左言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诚可利漕。
崇祯十四年，张国维上疏运六策，首言复安山湖水柜，以济北闸。
在明末的大背景下，安山湖关乎漕运、关乎帝国安危，重要的运河水柜，有很多次计划要修。但最终，要么没钱、要么这湖已经淤积修不太了，也就不了了之。
时光荏冉，大顺最终决定放弃运河漕运的那一刻，安山湖的地位就彻底尴尬起来了。
而等着刘玉决议要赌一把、挖黄河的时候，安山湖的地位就更加尴尬。
黄河下游，需要一个蓄水池，一个湖泊，来调节水位。
否则的话，就黄河的火爆脾气，在鲁西地区，只怕三天五日就要决一波。
是以，前期废弃漕运期间，以及明代开始的在湖边垦殖的所有土地……都必须废弃。
人，迁走。
地，淹了。
不只是安山湖，而是周边百余里内的洼地，都必须要废弃，作为将来黄河改道后重要的调节湖泊，也即复缩小版的大野泽、梁山泊。
当地州牧和县令，跟在刘玉身后，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这不是简单的媚上就能解决的事，而是州牧也好、县令也罢，这些事纵然说不可能全靠他们自己办，但其中的麻烦事，从朝廷决议解决黄河北决之险的那一刻开始，就连绵不断。
说句难听的，你是当地州牧，县令。十几万人口，要把人家赖以为生、家庭积攒了百年的那点土地淹了、挖了，纵然说有军队镇场子，那这县衙安生的了吗？
刘玉的话，却又不容置疑，压的下面的人喘不动气。
“黄河河道事，最难的无非两处。”
“一是海边盐业，这些事我办起来也有两淮盐的底子，倒是还好说些。”
“二就是这安山湖周边，这是移民最多的地方。不是别处，以河道占地为算，而是要周边百里，全部迁走，这是最大的一波迁民。”
“这件事，不办也得办。”
“就算说，今天不办，不要复梁山泊。那么将来黄河谁敢保证不决口子？只要小决，这等洼地，必然全淹。”
“今日不移，将来就得死人，就是大灾。”
“不是我扒开的黄河大堤，那么淹了就和我没关系，我就看不到，行吗？君子远庖厨那一套，还是少用的好。”
“我知你们难办，但最难办的审查、甄别、清查、弹压，这些事，我们来办。但有些事，还是得你们出面。”
“我唱白脸，说句难听的，当初这安山湖做水柜的时候，凡垦荒的，皆违法，朝廷是根本不承认这些耕地的。”
“可也不能总唱白脸，还得有人唱红脸，陈说利害。一则以大局为重、二则也是对他们个人好。若移民扶桑，非是关东苦寒之地，又无黄河水患，且少徭役摊派，土地又多，实胜这里百倍。”
“事有轻重缓急，若真闹将起来，我是要带兵弹压的。这个就不要想着闹一闹，朝廷就退缩了。绝无此事、亦绝无可能。无论如何，黄河北道必要办成。”
东平州牧无奈道：“国公，我等身为朝廷命官，自知事有大小轻重。但这件事……下官直言，国公勿怪。”
“废漕运，小农乐而漕工商贾恨。”
“挖河道，小农恨。”
“国公已经把漕工商贾得罪了，如今又要得恨于小农。此地素来民风彪悍，又兼在运河边上，白莲青莲等教横行。”
“迁民事，固然要迁。但……但那些第一波未迁的，要编入队伍，挖掘河堤、修筑护堤、扩大洼湖……这些人聚在一起，白莲青莲等必要滋生。只恐一夫作乱，而至河堤震动。”
“我等地方官，即便有教化之责。可如白莲青莲等，深入民间，非我等所擅……”
之前废弃漕运的时候，大顺官方是严厉打击了一波这些乱七八糟的宗教的。这些宗教沿着运河传播，打击之后，可不是消失了，而是纷纷转入地下。
后世一战的经验来讲，把小农拉到军队里，那会让一些想法交流起来迅捷百倍。
同样的道理，现在这些人本来就心生不满，又聚在一起挖河，还有诸多被朝廷认定为邪教的团体混在其中，真要是闹出来个独眼石人什么的，那事可就大了。
对大顺而言，打赢“七年战争”难？
还是完成河道挖掘，完成移民难？
无疑，后者要难的多。
而前者，刘玉整整准备了将近三十年，前前后后，铺铺垫垫。
后者，却不是一件可以慢慢来的事。
前者，二三十年，一点点积蓄力量。
后者，越拖，人越多、麻烦越大，而且压根就不是个可以日拱一卒的事。
刘玉算是拿着一切，包括之前赢的的一切名声和威望，来赌这件事。
他年纪也已经不小了，如果他不把这个头开好，老皇帝一死，黄河的事，基本就别想了。
这不只是瞧不上太子这么简单，而是就算有想办事的、想办成的人，也扛不住反对者的反扑。
扁鹊三兄弟的故事，一直以来都有道理。
真要是黄河决口了，谁能在十年之内治水成功，那是大功绩。
可黄河还没决口，任何想要迁民、移民、挖河道的人，都是坏人。人们不会感谢，不只是说士绅反对，百姓也会反对。
事到了这一步，刘玉的心事基本完成了，只是在凭良心做最后一点事。因为澳洲已经可以确保早晚都是汉人；北美西海岸，金矿的消息放出去，就算他即刻死了，北美的分裂也已完成，西海岸的华人五十年后必将拿到在北美的人口优势。
唯独黄河这件事，真有那么点战天斗地的意思了。刘玉自己也清楚，折腾黄河，就算一切顺利，可能成功率也只有一半。
说不定这边好容易挖好了，结果第二天刚走新水道，就决开了、就淤死了，那也未可知也。
只是已然走到这一步了，他也不想退了，哪怕是真到拿部队开过来镇压的地步，这事也必须做完。
最起码，把这批人全都移走，就算最后河道不成，空出一个宽达十余里的潜在河道无人区、空出一个方圆百余里的洼地湖泊无人区，也行。
第二一七章 强迫去过好日子（中）
只不过，移民的难度是很高的。这里的难，更多指的是移民的意愿。
应该说，此时的鲁西地区，对于移民这件事，是极不热衷的。
从文化历史的因素上讲。
一方面，这里是孔孟之乡，历朝历代这里都不喜欢迁徙，更喜欢守在家里。
不只是守家。
更是守祖坟、守父母、守祖屋、守祠堂。
另一方面，这里的纺织业，相对来说也并不差，基本上，自耕农的小日子过得还算相当可以。
这个纺织副业的问题，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理因素。
历史上，春秋战国时候，就有“强弩之极，失不能穿鲁缟”的语句。当然那时候肯定不是棉花，但不管是苎麻、柞蚕、麻布，总归，纺织业的底子在这摆着。
诸如什么孟母三迁、曾参孝母之类的故事里，也多半有一个“纺织为业教育儿子”的母亲。
自宋代黄河决口之后，这里水患渐渐小了。随后明初，洪武皇帝强制推广了棉花种植，彻底取代了苎麻等。鲁西地区的气候、土壤，又极为适合种棉花，很快棉花种植就发展起来了。
永乐迁都之后，大运河再度流转起来。
没有铁路公路的时代，大运河就是沟通南北经济的交通命脉，鲁西地区处在运河沿岸……
固然说，因为拉纤、河工、助漕等，老百姓的负担肯定是有的。
但辩证地去看，因为有这么一条“交通主动脉”，使得鲁西地区的纺织品，也得以快速流通。
即便说，前些年，大顺“割肉剜疮”一般，废弃了运河漕运——废弃运河漕运，并不是说闲着没事干把运河堵死了。但要知道，作为黄河冲击平原，只不过，没有清理、水柜、调水、漕运总督、每年高额的漕运维护费等等，用不了几年，运河就淤积了。
从原本的全国性的交通干线，混成了一段段的地方性交通干线。
对纺织业，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正所谓，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自宋黄河南决之后、再到明末混乱，及至大顺初年，鲁西地区经历过战乱、起义、反抗、屠杀等。
大顺的均田政策，没有彻底的、全面地执行。但在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地，因为种种因素，使得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口均土地面积，大约在25亩左右。
这种条件下，男性劳动力的地位，是远高于女性劳动力的。
非常简单的道理，没什么这个权、那个权的。人均25亩的情况下，一个男性青壮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在农业时代，就是比女性高。
于是，这样的社会存在，造就了这样的社会意识：女性找婆家，是需要“展现自己的劳动能力”的。
这种展现，体现在婚俗上：女性在结婚时候，必须要准备大量的鲁布嫁妆。包括背面、褥子面、门帘子、衣衫布等。
以证明“我作为妻子是合格的，我有劳动能力，且我的手很巧，可以织很多布”。
男耕。
女织。
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加上这里适合种棉花，使得这里有俗语唱曰：插花描云不算巧、纺纱织布吃到老。
固然说，伴随着李淦继位，社会稳定，休养生息，气候转暖等等因素的叠加，人口激增。
社会现实已经是：只靠男性在人均三亩的土地上劳作，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税收、地方赋、铜银兑换、劳役等封建压迫的需求，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在家庭内部的比例增加——原本人均25亩地的时候，男耕女织，家庭劳动就算不算钱、不算在社会劳动里，那么男女对家庭的价值创造可能是八二开；现在人均3亩地的时代，大概就是六和四开、七三开。
但一方面，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依旧延续这人均25亩地时候打下来的意识基础。
另一方面，也使得女性对于鲁布的技巧，若是不足，是真的难以养家。
在这种氛围下，即便说，大运河已经不再是全国性的交通主干线。
但是，这里一般自耕农的日子，也还基本过得去。
如果说，移民是放在黄河北决之后的背景下，肯定从者如云。
一方面原本的经济贸易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黄河漫灌，农业基础也基本崩了。
那时候，留在老家，就真的只能饿肚子了。在那时候，说移民，自然简单。
可尴尬的就是，现在，黄河没决口，要防患于未然。而这里的自耕农，小日子基本还能凑着和过。
再加上这里严重的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守着祖坟等等情结，真的是件很难很难的事。
最简单来说，安山湖周边的围垦，已经数百年。很多家庭的祖坟都在这里。
现在刘玉说，要把这里重现大野泽、梁山伯，要把这里淹了。
也就等同于，要把人家的祖坟给淹了。
这，要是没有阻力，那就真的只能在编造出的“中国”里找这样的地方了。反正，现实里，要淹人祖坟，在现实的中国，肯定是要闹出大事的。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也并不是传统文化、民族性、特有性什么的。
这是个普遍问题。
很简单，也很现实的玩意儿。
以此时的欧洲为例，愿意移民的是什么人？
在法国，愿意移民的、愿意背井离乡的，是啥？
是胡格诺教徒。
那是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被杀到塞纳河都堵住了的异端。
那是《枫丹白露敕令》直接宣布，这群人是垃圾、要清除、是非法的人。
法国的农民但凡要是愿意移民，不至于加拿大地区，要靠混血的阿卡迪亚人，或者“红皮法兰西人”来挑大梁。
西班牙愿意移民的，那是什么人？
是犹太人、是新教徒。
西班牙、葡萄牙，那是还有宗教审判所的。军事化组织耶稣连队等各个教团，是连里斯本大地震都认为这是活鸡儿该，谁让葡萄牙的天主教徒不纯洁道德堕落呢？
英国愿意移民的，那是什么人？
是分离派、公理会、加尔文宗、长老会，这群人在英国内部，没死了就不错了。
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尤其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那是直接进过北爱尔兰种植园的，经历过死了四分之一的大屠杀的，能跑肯定跑。
而富兰克林认为会玷污北美血统的“德国乡巴老”，那是什么情况？
那是三十年战争，直接干没了三分之二的人口；那是新教旧教互相杀；那是普鲁士就是个大军营、士兵就是连长的劳力奴……
北美独立战争的时候，穷的叮当响的黑森雇佣兵去了北美，北美豪绅那边直接开价：一人30英亩（180亩）土地，投降就有。瞬间就能拉走一大批黑森雇佣兵，很多黑森雇佣兵心里还得“感谢英国政府出的船票，谢谢啦”。
但凡日子能过下去、但凡不被祸害屠杀、但凡还不至于说实在活不下去甚至朝不保夕了，谁愿意背井离乡？
全世界都一个鸟样。
问题也就在这。
鲁西地区的经济存量，还是很高的。
相对于胶东地区……后世有个说法，胶东人说鲁西，是山东的“西藏”；而此时之前，胶东才是山东的“雪域高原”。
运河之前流淌。
黄河整个大明王朝都没从山东走。
黄河留下的冲积土。
朱元章推广的棉花种植。
朱棣迁都之后的南北交通干线的交通便利。
种种因素在这摆着。
再加上，北边是京畿、东边是胶东山区、西边南边是人口比这还稠密的河南，本来迁徙条件就不利。
现在，忽然之间，就要强制迁徙。
对于迁徙，从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故事，就能看出来民众对迁徙的态度：
说当年朱元章要让迁徙，说是不愿意迁徙的，就去洪洞大槐树下集合。结果大家都去了大槐树下，实际上是朝廷骗人，让来到大槐树下的都迁走了。
这当然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百姓对于移民是什么态度？对于朝廷是什么态度？也就可见一斑。
理论上，有两种办法，可以让鲁西的百姓愿意迁走。
要么，不管黄河，等着黄河北决，直接把鲁西祸害成黄泛区，三十年内土地盐碱化、运河彻底淤死，闹出来捻子和绿林，民不聊生，那么可能大家就愿意接受迁徙了。
要么，放开内部钞关，让松苏的纺织品，直接把鲁西地区的小农经济冲死。靠着那人均三亩地，根本活不下去了，女性劳动的鲁锦面对松苏布和印度棉的冲击彻底失去市场，造成严重的民不聊生。那么，可能大家也就愿意接受迁徙了。
前者，奔着山东地区三十年左右，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来。
后者，奔着爆出来四十万绿林捻子白莲唐赛儿之类的事，镇压下去。
但这两种情况，都是刘玉想要极力避免的。
否则，他就没必要在这鼓捣黄河，更没必要非要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松苏资本寻找海外市场求求他们先不要急着吃国内。
既然思想工作根本不可能做的通，大顺朝廷也不可能完成均田改革有足够的钱和组织力来解决黄河问题，那么他就只能来唱白脸，用一些强制手段，来完成这件事。
现在他狠话已经放了出去，安山湖就是第一批移民的重点地区，那么能够选择的做法，已经不多了。
故事里，似乎总是美好的：只要画个大饼，说海外土地广阔，大家纷纷乐呵呵地移民，高兴地不得了。
现实里，哪有那么多美好。
相信那种美好故事的，和相信要是早早和欧洲贸易欧洲人一定高兴地不得了、巴不得贸易的人，是一个想法。正如他们不知道棉布禁止令和自由贸易的“中国商品恐惧论”一样；他们也不会知道北美的欧洲早期移民到底是怎么去的、为什么要去，甚至真以为那是有着开拓精神、民族性什么的去的。
18世纪的休谟，就知道，如果没有大海阻隔、没有各国东印度公司被政府监管不准过渡买办，整个欧洲将只能用中国商品，直到中国把欧洲的白银吸干净。笛福写“小作文”，说因为东方商品的冲击，导致民不聊生、哀嚎遍野、普遍失业、大英要完的时候，可是在1720年。
17世纪的路易十四，就知道，移民哪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要说土地管够，就是给愿意去的，财政出钱给嫁妆、国王出名誉给“国王之女”的称号，都他妈的没人去。科尔贝尔给出的解决思路，是“国内加紧祸害异端，但准许异端去北美”，来把人逼走，用祸害人别人逼走，而不是给好处。科尔贝尔认为，祸害人逼人走，是比给好处求人去，更有效的方法，
刘玉不想走祸害人逼人走的办法，所以他至今压着松苏的商品不要冲国内市场；也没有琢磨着不管黄河等着决口再移民。
但这也就意味着，此事，甚难。
道理，都懂。
包括脸色不好看的州牧、县令，刘玉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这里面未雨绸缪、治未病的道理，他们了然于胸。
但，实际操作起来，千难万难。这不是靠讲道理，能讲清楚的事。
东平州州牧听着刘玉说不惜弹压，他也只能为民哀求道：“国公，黄河早晚要北决的事，这不是什么秘密，天下有识之士，皆知早晚的事。我亦知其中诸多道理、好处。”
“但鲁西北、鲁西南，自古富庶，远非胶东等穷地方可比。固然说，去了有地，可富庶之地不愿离乡，自古以来的道理。”
“加之，这里的百姓……”
东平州州牧叹息一声道：“朝廷变革三十年，好处这里是一点没沾着，坏处这里占尽了。鲁西北自废漕运后，昔者千百商户聚集之地，如今一片萧条残破……下官之前在鲁西北为县官，切身感受，没有半句虚言。”
“现在，又要走黄河、占耕地。百姓对朝廷，只有怨气。这种时候，火上浇油，必要出大事。若有有心之辈，期间鼓噪，只怕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下官只希望，国公做事，勿要急躁。还请国公考虑一下，变革二三十年，鲁西地区从富庶之地渐成贫瘠，其中百姓的怨气，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刀。”
“多有人言：国公杀戮过重。两淮盐改、杀；废漕走海，杀；乃至于松苏开埠废弃广东，五岭脚夫事，国公亦是管杀不管埋。”
“只是，还请国公想清楚。人皆有怨气，将来远走他乡、大洋相隔，岂能归心于朝廷？只恐分离心切，而效赵佗故事。”
刘玉闻言，却笑道：“你搞错了主次。我要的是黄河，不是要扶桑。朝廷要的，也是黄河，不是扶桑。学赵佗也好、效靖海也罢，这都无所谓。况且来说，朝廷自有安排、另有部署。”
“扶桑尚有五十年窗口期，不必急，我非是为了扶桑占地移民。黄河呢？黄河难道真能等五十年？此事不可不急。”
“如今正值盛世，盛世不做事，日后做不成。”
“此事，与仁义无关，我亦不想辩什么大小仁义事。我要的、朝廷要的，只是把这件事做成。做成之后，是对是错，自留后人说。”
“此事需要再辩，就这么定了”
“大略之上，富户，迁关东，垦田，许招募本地贫民带去为佃、雇、工，五年免税，招徂200人随行，为贡生监生。”
“中等之家，先迁。”
“下等家……我已表奏朝廷。如今欧罗巴战事已毕，西洋贸易，划出份额，从这里定出一定量的棉布，以助百姓谋生。女子纺织，售卖于西洋，强制份额，湖口足以；男子从役，月银两半加粮米，挖河修堤。”
“舰队巡于印度，印度的棉布份额，松苏拿一半、鲁西拿一半。现在朝廷还监管着西洋贸易公司，也还管得住产业无序扩张，这份额空得出，也做得到。西非那边，还是很喜欢这边的结实粗布的。”
“这玩意儿，不说你死，就是我活。没办法，孟加拉、孟买的纺织工，他们只能死了。他们不死，这边的就得死。”
第二一八章 强迫去过好日子（下）
如果只考虑松苏江南地区的话，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应该一点都不分给齐鲁，应该全力支持松苏的产业发展，通过欧洲和西非的贸易，快速增加纺织工场的数量，全力加速当地的转型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入。
但如果考虑整个大顺的情况，那么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就必须要拿出许多分给齐鲁这边。借由朝廷的调节管控，渡过挖河修堤占地的艰难日子。
不过，即便这样，短时间内生活水平的下降，那也是肉眼可见的。
的确，相较于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人均土地面积锐减，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滋生，人多地少的矛盾确实愈发严重。
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一方面是妇女从事副业纺织，另一方面也是人多地少辩证地去看，也确实依靠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有所缓解。
二年三熟制，固然说需要小冰期结束之类的限制条件。
但，人口滋生这个因素，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假如说，一个劳动力，耕种着家庭的三五十亩地，你让他搞两年三熟的种法，他也真的承受不住。劳动量实在太大的。
伴随着人口增加，人口因素也导致了两年三熟制度，在山东这边快速普及。
冬小麦——夏大豆——春高粱；亦或者冬小麦——夏玉米——春谷子的模式，开始推广。
因为人均土地减少，使得劳动力不得不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上，投入更多的劳动。
而更多的人口，也使得两年三熟这种极为疲惫、极耗劳力的种植方法，是在劳动极限之内的。
人均25亩地的时候，就算你有两年三熟的技术、也有小冰期过去的气候，没有拖拉机和收割机，你也玩不转两年三熟。太赶时间了，种收日子一旦下雨，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人均5亩地的时候，两年三熟的技术，就可以迅速普及。一方面是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确实能忙过来。
故而，虽然说人均土地的面积已经减少，但是日子也还真差不多过得去。当然这种过得去，就是过得去，很脆弱，稍微有点灾害，就要完，而且基本上家里根本没有积蓄。
而且，两年三熟、抢种抢收的劳动强度，真的是能让人崩溃的。
此时北美的一些上层、军官等，吐槽北卡罗纳州的“懒散”农夫，说是农闲时候晒太阳、一年就忙那么一阵的日子。但，这种懒散，正是许多农夫巴不得的事。
几十年后欧洲工人渴望的那种当农民的梦想中的“农民”，可绝对不是大顺这种撅腚哈腰芒种前后热死人的天气割麦子、然后赶紧抢种豆子甚至不睡觉、然后第二年种高粱还得把高粱秸秆一刻不落地收拾回家垛起来当柴禾否则连饭都做不了的华北平原的二年三熟和缺乏燃料状态下的“农民”。
固然说，此时大顺绝逼可以嘲讽全世界的“亩产”，真的是群嘲全世界。
甚至于，此时的山东，嘲讽150年前的山东“亩产”，都没问题。
但这种“嘲讽”，是建立在拼了命干活的事实上的。实际上，嘉靖年间，二年三熟制还缺乏足够劳动力，依旧还是一年一收的半粗犷式劳作。
可以说，两年三熟，是技术进步，最大化地利用太阳能量，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增加，平均亩产冠绝全球，在智利硝石和海岛鸟粪石大规模投入种植园之前，富户凭借豆饼肥田、穷户只靠豆类固氮，整个世界没有比这亩产更高的操作。
但也要清楚，要是“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在牛耕时代，是不可能有力气搞什么两年三熟的，更是没必要搞的。
就如同，法国人会惊呼荷兰人排干沼泽以种地的壮举吗？不，法国人只会觉得，这不脑子有问题吗？不嫌累吗？去旱草甸子种地多好？为啥要费好大力气去排干沼泽？
假设两年三熟，简陋来算，就算增产到原本的1.5倍。
以两年三熟三十亩地计算。
若排除掉税、赋、摊派、银钱兑换、火耗等等这些，只算毛产量，基本可以视作和北美的120亩地的一季麦产量差不多。
因为到了北美那边，120亩地，是要拿出10亩作为草场地、剩下的那些要轮作休耕种豆科植物等。另外还有个人的柴草地，不需要非得烧秸秆做饭，没秸秆连饭都做不成。
但是，这两者的劳动强度、生活舒适度，农民这两个字的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
更不要说，那些税、赋、劳役、水旱、柴草等问题，是不可能排除的。
山东，河南一些县的农业彻底崩溃，历史上要到1855年黄河决口之后，漫灌淤积导致的大面积盐碱化、荒漠化、耕种土层被覆盖。
现在，华北地区的农业，小农经济，是在崩溃的边缘，但还没有崩溃。
这正是最难搞的一个时间节点。
往前点，可以转型，人均土地只要达到20亩，男耕女织的体系崩溃，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最多是活得艰难点。
往后点，真到崩溃的时候，所谓的“盛世”一过，再想搞大移民、大工程、大水利……除非是一个逆天组织力的中央政府再度出现，否则没戏。
但偏偏，现在移民这事，大家都不情愿。
尤其安山湖地区。
因为大顺废弃了运河漕运，所以安山湖作为“水柜”的意义消失。
做水柜的时候，保漕是第一要务。垦荒？围湖？抓着就给你平了。
现在漕运都废了，安山湖淤积半死，朝廷的草荡漕运巡逻队也裁撤了，湖边人家纷纷围湖垦荒，耕地面积相对于废弃漕运之前，还有所增长。
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社会氛围也不是如此，所以造就了之前的辉煌。
但同样的，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一切得讲利益、讲实际，所以没办法用“应许之地”的故事、用“出埃及记”的附会，让许多人漂洋过海，相信“先知”的指引。
是故，哪怕刘玉和各层官僚，把道理说破了天、画了美好的饼、讲的去那边有多么好，依旧是应者寥寥、阻力极大。
…………
一般来说，在关于时代变革的故事里，多数会选择一个中等家庭的视角。
可上可下，才能叫体验人间沉浮、变革时代的中产命运。
而刘玉之所以选择分化移民，第一批移走的，是鲁西农村地区的中等之家，原因倒没这么多沉浮之叹。
主要是富户和士绅，他们造反意愿不强，给他们好处，甚至是类似于“逃奴法”一样的隐藏好处，让他们裹挟佃户远迁关东。
而底层，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而这些中等家庭，一来家里即便没有功名，但是可能距离秀才很近，最起码也是开过蒙、识得一些字的；二来挖河修堤并不是个好活，底层或可忍，甚至觉得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毕竟本来就在底了再降也降不到哪去，而对这些中等家庭来说，挖河修堤无疑肯定是苦日子，他们的情绪会更加强烈。
毕竟，一般来说，就算出劳役……那至于乱世时候被抓壮丁，中等家庭也会选择出点钱，雇人去。
安平湖周围的一家姓王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中等之家的典型。
家里尚未分家，老爷子今年六十多岁，唤作王成，娶妻刘氏，也还健在。
膝下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嫁了出去是别人家的了。
四个儿子的名字，也是俗之又俗的龙、虎、豹、彪，在一起过活。
老房子、带堂屋。
和历史上黄河北决之后的鲁西地区的中等家庭，最大的区别，可能也就是少了一艘始终在房顶上“躲水”的船。
再就是因着黄河数百年没从这边走了，是以这边的老屋子，并没有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地基淤积。
家里四五十亩在账的地，七八亩湖边不入账的垦田、养了个牲口。
四个儿子都结了婚，孩子也有了。
在迁徙这件事被公开之前，家里面的事，无非也就是围绕着婆媳、妯里这点事转。
老爷子多给了大伯哥家半个西瓜、婆婆悄悄给了老三家二尺布、昨儿二嫂子买了斤桃没给我家小孩……无非就是这些。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不分家单过、婆婆掌内公公掌外、纺纱织布自己用、偶尔卖点换棉花。
体现在这，便是大顺已经变革了二三十年，甚至已经在欧洲干了一仗了，但实际上外部世界的变化，对这样的家庭而言，几无影响。
倒也不能说变革毫无影响，比如说漕运被废，这就有影响。至少，他们家以后不用每年都出漕运徭役了，也不用去修安平湖的堤坝以便蓄水济运河了。
这算是为数不多有影响的对方。
至于剩下的，不管是松苏已经开始用蒸汽机了、还是大顺在直布罗陀击败了英国舰队、亦或者大顺的棉布在西非取代了印度布等等，这些，对他们家都无影响。
日子还是照常的过，一如既往。
直到要迁徙的消息传来，平静的日子破碎，一切熟悉的生活轰然崩塌。
此时，长子王虎正跪在祖屋前，双手死死压着老爷子早就打造好的寿材，劝道：“爹，没用。我们就是抬着棺材去衙门，那也没用。前几天县里已经闹过一次了，一群人抬着棺材去了就是不肯走。结果怎么样了？还不是把各家的儿子叫去，打了一顿板子。”
“胳膊拗不过大腿，人家是当朝国公，县太爷能怎么办？爹，去也没用，你是不知道，他们都是带着兵在县里呢，一个个凶神恶煞的，都是北边的兵，那是真打啊。”
六十岁的王成拍着桌子，胡子气的一翘一翘的，骂道：“真就没有王法了吗？戏里说什么金兀术坏、东虏鞑子坏，我看就是他们得了天下，也没说要逼着人搬走的吧？也没说要扒黄河的吧？我看呐，这大顺朝啊，是要完呐！奸臣当道，不辨忠奸了！”
他虽不是秀才，却也读过些书，胞弟是中过秀才的，但也就是个秀才，没借着什么力。但既是读过些书、识得些字，最基本的“奸臣乱国”的认知，是有的。
东虏鞑子到底什么样，他又不曾亲眼见得，自是难免生出一些他们也未必干的比这还坏的想法。
王龙听的父亲这样说，赶忙道：“爹，这话在家说说也就是了，可千万别出去说……要我说，既是拗不过，不行就从了吧。要不咋办？说是到了那边，十六到五十的丁口，一丁120亩荒地，几年免税，又没劳役……”
王成骂道：“听他放屁。关东没人，那是冷，尿个尿都得拿棍子敲。我就不相信了，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竟没人住？要走你们走，我是不走，他要是非逼我走，我就吊死在祖屋里！”
第二一九章 迁徙路（一）
冲着大儿子骂了一通后，其余几个也都缩缩回去，不敢冒头。
如今杏子尚未黄，地里的麦子还没有收，但天已经热起来了。
院子外的几棵大榆树，那也是祖上留下的遗产，为了备荒用的。万一遭了灾，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个人家的榆树可是能救命的。
榆树阴下，一家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关键是朝廷这事办的也实在是霸道至极，要迁走的人，可能连麦子都来不及收。
昨儿老三媳妇就多嘴说了一句，说反正都得走，这麦子是收不成了。现在早灌了浆，将黄未黄，那还不如收回家煮青麦子吃了，要不不就白瞎留给那些不走的小穷了？这就被老爷子和婆婆噼头盖脸地一顿骂，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免不得又是呜呜啕嚎地哭了一宿。
上面传下来了话，说是必须要在端午之前出发。到济南府坐车去胶东，在胶东乘船，要赶风。
具体的事，他们又听不懂，也不知道是啥车、更不知道赶风是什么意思。
即便说，已经开始铺路、挖煤、炼铁、种烟的临淄等地，距离这里其实也真不算是太过遥远。
可这个年月，那就算是很远方的事了，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平日里有关系的，也就是村子里这点人、这点事。娶妻嫁女，也就是周边三五十里最远了。
且也说了，除了金银细软、一人一个包袱，剩下的啥也不能拿。就算拿了，到了那边，也直接砸了、烧了，不准带上船。
吃饭喝水，沿途自有驿站，保证饿不着。
都说，破屋值万贯。
这家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还有那几亩田，都不可能带的走。
便是一个桌子，一个箱子，说不得可能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家什。结果什么都不让带。
上面也派了人，讲了几次，可讲破了大天，也是没用。
因为这是个很现实的心疼：房子带不走吧？碗柜碟子带不走吧？桌子椅子带不走吧？
说是去那边，这般好、那般好，真要这般好那般好，怎么就轮得到我们了？
前几日传来的消息，县里有人抬着棺材去闹了。结果还没等到县衙，就被一群丘八，连打带砸，又叫各家把长子叫去了县衙，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顿板子，给骂了回来。
上面更是放出话来，别说抬棺材，就是真上吊，那也没用。上吊了，上面出人挖坑帮着埋。
从去年开始，这边已经彻底乱套了。赋税全免了、粮食照常收但不是商人收了，而是直接往库里收。
一些富户已经被迫迁走了，跟着走的也有不少佃户，推着小车、拉着家当，先往关东去了。
今年开始，又要折腾中等家庭，也即自耕农。
折腾到现在，却又告知必须端午之前走，麦子都收不成。
这短短一两年之内，少说几十家的老人被活活气死，也有真的在县衙前面上吊的，但却一点用没有。
现在王龙等也知道实在拗不过，可现在老爷子就是不肯走，说就是死也得死在老屋里，这是一点办法没有。
榆树阴影下，有哭的、有闹的，还有不开眼的大黄狗凑过来碍事，被一脚踢飞了老远嗷嗷直叫。
正乱哄的时候，外面又传来一阵阵锣声，喊道：“要迁走的家，一家出个人，去县里一趟。又有事。”
锣声响过，王龙骂了两句，冲着媳妇喊道：“听见了没？赶紧给我包点干粮，我还得去一趟。家里闹、外面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撒了撒气，屋子里老爷子又喊道：“你等等，我和你一起去。说不定今天县里就有大官来，我就不相信了……”
他这么一说，几个儿子吓得赶忙跪下，求道：“爹，您老在家歇着吧，行吗？真要是大官去了，且不说你了，就是那些有功名的，之前他们迁关东的时候，有啥用啊？”
“这世道，讲不了道理。”
连哄带求，总算是安顿下来，王龙背着干粮，和村子里另外几家也得迁走的，一起上了县里。
到了那边，还没等打听，就看着县里面站满了当兵的。有人询问了一下，照着一份名单问了问，让王龙写了个名字画了押，便叫他们一起去那边的一处营地。
慌里慌张地到了营地那，王龙也有点害怕了，今天的阵势和过去实在不一样。
周围都是当兵的，拿着枪、枪上面还挂着刺刀，极是肃杀。
走过去后，也没人管，一群人乱哄哄地随便找个地方蹲下，就跟在家里晚上喝汤似的，只是没有端着饭碗。
有认识的，就聚在一起抽个烟、互相打听。
没有太多认识的，就和村子里的人在一起。
王龙刚蹲下没多久，就看着远处走过来几个人。七八个膀大腰圆的大汉，簇拥着个看模样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看就是个大官，之前不曾见过。
靠到跟前的时候，这大官便恰好停了脚步，问了一嘴王龙是哪个村子的。
王龙并不怕人，怕的是官老爷的排场仪仗，既不打仪仗没人喊肃静，他就算知道对面是个大官，却也没说怕的连话都说不出的地步。
问完之后，这当官的问的第二个问题，却也奇怪。
“为何要迁徙、黄河的事，这县里的人给没给你们讲？你可知道到底为何非要迁民？”
王龙连不迭点头，道理听了不下二十次了，他现在都能倒背如流了。光是画着黄河走向的地图，他都见过几次了，私塾的教书先生更是隔三差五就要给他们讲一通。据说是收了上面钱的。
回答完毕后，这当官的也没问些诸如“愿不愿意迁”之类的屁话，而是问道：“家里父母都在？”
“在。”
“读过书？”
“识得几个字。”
“嗯。父母不愿意走？”
“呃……”
王龙想了想，点头道：“大人，父母都不肯走。这年纪也大了，恐是经不起沿途折腾。听闻还得坐船，我们这辈子哪里坐过海船？家里弟兄好几个，能不能留一个，在这里给爹娘养老送终？”
没想到对面却问道：“靠什么养老送终？地都要征了挖河道、挖湖堤，难道靠要饭养老送终？不想走也行，地是不可能种了，既是征了你们，定是要在你们那干工程的。”
说罢，这当官的又道：“都是爹生妈养的。我们也不至于老湖涂到七老八十了，还必须得走。都是最多六十岁而已，折腾是折腾，却也经得起。既是选了你们，便知你们家里没有七老八十的。”
“你既这么说，那是你孝顺。你要真孝顺，到时候，便是绑着走也得走。”
“我明着跟你们说吧，要么现在走。现在不走，将来都得编伍修堤、女的亦要编伍纺织劳作。哪里及得上现在就走，有吃有喝？”
王龙唉声道：“大人，你说那千般好、万般好。可这一路的折腾……俺也听说了，说是黄河要是不大治，早晚要决口，道理也听了百十遍了。可这现在不是还没决口吗？好说也过了百十年安稳日子了……”
他咬咬牙，终于说了句心里话。
“要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真要是将来决了口，那是儿孙的命。何必折腾我们呢？真要是决了口，我们认命还不成？”
“再说了，从我出生，就没听说过黄河要走山东。我爹也没听说过，我爷爷也没听说过……你不去折腾黄河，未必就能决口；就算决口，也未必冲这里吧？”
“大人，都不容易，好容易盼着漕运散了，运河徭役停了，这安山湖能垦了。才以为好日子来了，这怎么还没过几年，就又折腾上了？”
第二二零章 迁徙路（二）
“呵……”
对面的大官只是呵了一声，语气里似乎有些不太耐烦。王龙心下一紧，以为自己多说话得罪人了。
然而对面呵了一声后，也没再说什么，而是和他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了。
之后便是一通不容置疑的通告：端午之前必须出发，地什么的，朝廷给补偿，一丁补偿120亩，但是得去扶桑。如果不去，那么啥也没有。日子一到，直接推平。
又有当地官员，说了一番迁徙的规矩，比如最多能带多大的包裹、沿途吃饭喝水吃住等等。
还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把家里的物什能卖的都卖掉，不然肯定是带不走的。
船上的空间有限，而且会有专门监督，不准携带过多的私人物品。到了那边，一切从头开始。
等着说完后，在外围的士兵，还朝天放了两枪、打了两炮，吓唬了一番，就叫众人散去。
回到家的王龙，免不得又在家里吵闹了一番，最后全家人一起把朝廷、奸臣、昏君都骂了一番，这才稍微有些舒坦。
既是消息已经确定，第二日一过，这些人家就像是一头在野外草丛里受了伤、流了血的牛。
无数的蚊虫苍蝇，嗡嗡地飞了过来。
“你家反正也要搬了，这几棵大榆树，砍了吧。一棵50个钱，爱卖不卖。我跟你讲，你要不卖，那也啥也剩不下。”
“你家反正也要搬了，家里的柜子、箱子、桌子椅子，凑合凑合，你看看多少钱能卖？”
“你家反正也要搬了，这房梁……”
附近那些并不在“无人区”范围内的小商贩，蜂拥而至，把任何能买的东西，都想用很低的价格买到手。
时间一天天临近，村子里也出现了军队的身影，还有一些连小吏都不是的年轻人负责统计和收拢人，穿着一身官不官、吏不吏的衣裳，村子里的人暗地里管他们叫蓝狗子。
外面的破锣又响了起来，“蓝狗子”跟在破锣后面大声喊道：“四月二十九，宜出行。四月二十九早晨，都要在村口大槐树下，带好包袱细软。听到的，出来吱一声。”
虽是心怀不满，可要是不出去吱一声，说不定一会又要砸门。王龙也只得走到门口，没个好脸地喊道：“听到了。”
应完了，走到已经两天没吃饭的父亲床前，劝道：“爹，走吧。你留在这也是没有用。我前几天去县里，你是不知道，又是枪、又是炮的。人家说要是不走，也得把房子拆了，您在这有啥用啊？”
“拗不过的，到了那边，咱好好干。真要是一口百十亩地，又没税役，几年不就干出来了？”
“还能咋办？难道真就逼上梁山，反了他娘的？”
“要我说，就把家里的东西卖吧卖吧得了，至少还能弄个三瓜俩枣的。就那棵大榆树，也有人想要买……还有家里的粪坑，也有人搭嘎，看看给几个钱就卖了吧。”
躺在床上的王成闻声坐起，一巴掌扇在了大儿子的脸上。
“败家子！败家子！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这些家当，哪怕这个房子，可倒不是你盖起来了。你个败家的玩意儿！去，把你弟弟他们都给我叫来，咱家就是不走，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朝廷就真不让人过日子了？”
脸上挨了一巴掌，王龙也没捂着脸，出了屋，就把弟弟们都叫了进来。
“爹，拗不过的。你不迁，能咋办？到时候，真把这都砸了、拆了，咱们就啥也没有了。”
“是啊，爹，大哥不是说了吗？迁不迁，那是一回事。现在迁，和日后迁，那又是另一回事。人家当官的说了，非要不走也不是不行，可房子要推、地要平、坟子要淹。真要不走，咱家能去哪？”
“虽说家里还有几亩地，可现在，地是一点都不值钱。谁肯买咱的地？明知道这是要修河堤的、淤湖的，谁也不肯出钱买啊。”
“若是有钱还行，去别的地界，买上几亩地，也不用走，可这不是没钱吗？”
王成气鼓鼓地问道：“你们是都想搬？搬到那什么扶桑地，就那么好？”
这几个兄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道人一老，就讲不了道理。这是我们想搬吗？
只是说，就是拗不过，不搬那就啥都没有，还不如说把家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
要说想搬，他们真的不想搬。
日子，这些年，真的就过的还行。
大顺这些年算是彻底解决了从鲜卑以来的东北问题，当然解决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也有很大部分是因着小冰期结束气候转暖的原因。
犁庭扫穴加移民，农耕火器加科举，基本上一路推倒了松辽分水岭。紧接着就是小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基本上彻底解决了东北问题。
西北问题，实际上就是蒙古问题。而蒙古问题，理论上，在明晚期就解决了。否则大顺开国的那群人，尤其是一群陕地边军，在和后金交战之前，就不会产生诸如“就是鞑虏而已，又不是没打过”的想法。
西南改土归流，甚至都算不上问题。至少至今为止，还未听说有西南土司席卷中原而后称帝的。
边疆稳定，烽烟少起。
华北也基本重塑了小农经济、运河之前虽然操蛋但也不至于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人均土地虽然伴随人口滋生而减少，但两年三熟制很快推广开来，既是有需求，也是朝廷官僚主动推广的。
美洲的作物开始普及，玉米对西南山区来说是神器，地瓜土豆南瓜这些东西对山东亦算神器。
和后世的农村一样，中等家庭都有账面地、有小地。账面地是要纳税的，小地不入账是不用纳税的。
大顺开国之后，又鼓励山东多垦，一些河边、泽地、围湖之类的田，基本也不入账，毕竟大顺也已经许久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查田亩了。
一开始，鲁西的地方官和水利官，还折腾折腾安山湖。
到几十年前，已经彻底“弃疗”了，因为重新测算后发现，安山湖根本当不成水柜，完全没有给大运河补水的能力。
既是弃疗了，管的也就松了。
等着完全放弃运河漕运之后，他们村子的人和周围村子的，干了一波，双方死伤十余人，抢了一大片湖边的草荡地。
当然这种事也正常。
全世界都这个吊样，同是一国且股东很多事亲戚的HBWC，历史上两家公司为了争地，还直接雇佣了拿战之后的大量退伍兵，甚至还有成建制的在西班牙扛过法军的瑞士军团，上了战舰和大炮开战。大顺这边村子打架争地，还不至于说直接上成建制的退伍军团，但打仗的目的是一样的。
最终，王家所在的村子赢了。因着他家出力甚多，“战后”村子叙功，父子因“军功”分到了七亩多草荡地。父子几人踏实肯干，又怕累着牲口，竟是硬生生用锄头把这安山湖的草荡地愣给刨出来了。
后世有云，要想富，先修路。其实此时这个道理也非常有效。
他们居住的地方靠近大运河，而京城，又是个标准的消费城市，算得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的标准“有效需求”城市——官僚、军队、禁军、作坊、军工、火药、皇家设施等等，全国的财政、漕米等在京城交汇，又下发下来用于消费。
鲁西地区的传统棉布，借助大运河的优势，也算畅销。商人之前就多在这里购买棉布运往京城。
史书上说，多有江南商人来此购买鬻于江南，这里面可能是记载的人自己琢磨的，以为江南商人就一定是把货运到江南去卖。，江南商人未必就要把货卖往江南，去京城貌似更为合理一些。江南大抵应该不至于买鲁西的棉布。
对大顺而言，当初开国时候，对江南是多有妥协的，但对华北妥协的可就少的多。
应该说，河南、山东、陕西、湖北北部，外加河北京畿，这些地方的小农、尤其是战后的自耕农，妥妥算是大顺的阶级上的基本盘。对这边的抑兼并态度也还是有的。当然距离京城近，相对来说也容易管过来。
再者，黄河已经几百年没祸害山东了，尤其是到明朝完工了鲁西地区的堤坝，基本确保了保北不保南、保东不保西的漕运态度之后，这里的日子过得确实可以。
不只是说聊城之类地方，颇有北方小扬州的商业城市氛围。只说农村地区，中等自耕农，过得也真不算差。
至少比起被黄河、盐业、风灾、海潮等，祸害了数百年的两淮、苏北地区来说，肯定是要强不少的。
不管啥时候，对中等家庭说一些几十年后的预言、或者说什么你们的行业要完不如早点转型、甚至强迫转型之类的，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而对鲁西地区的中等自耕农而言，这事难度就更大了。
自耕农嘛，能上能下。
上为地主、下为佃农贫农甚至打短帮的。
而刘玉现在要强制把他们迁走……下不下的，这个就算不下，但却可以明确，上肯定是不可能的。
到了那边，上不去，也当不了地主，仍旧还是自耕农。那这迁起来，着实也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哪怕刘玉叫人说的天花烂坠，说土地多、气候好云云，到头来不还是去种地吗？不还是做自耕农吗？
有地没人，是当不了收租子为生的地主的。
问题在于，人无法想象自己没经历过的事。刘玉就算说破大天，说到了那边的自耕农，虽然还是自耕农，但日子过得比这舒服多了，这些人也根本无法想象自耕农过的很舒服的日子。
兄弟几人心里自然是不想搬的，可终究，这还没到直接上梁山的地步。如今父亲在那发牢骚，做犟种，他们心里也只能是一肚子闷气，全都怨在了朝廷身上。
很多“先知”的故事，总会有一个“好”结局：当那些狐疑的人、怨恨的人、不满的人，被迫离开后的瞬间，身后的家园就此毁灭。不管是洪水、陨石、亦或者太阳的氦闪，都需要灾难发生来证明先知的正确。
可偏偏，在大顺选择的这条路上，是要治未病，并不会等到灾难发生赢得赞许和“幡然悔悟”，而是会用人力愣生生挖开黄河堤坝，争取的是北决之灾不会出现，而不是去争取北决之灾出现凸显英明神武先知之智。因为大顺不是个宗教入脑的国家，所以不会选择用灾难衬托先知。
所以也就如东平州州牧所言，这些人的怨恨，是一辈子的，去了那边日后多半要效赵佗故事，因为他们不可能见到北决之灾发生、他们家住的老家园被天灾彻底淹没的那一天了。
第二二一章 迁徙路（三）
父子兄弟的怨恨中，有客轻敲柴门。
村子里的私塾先生，都是姓王的本家，教过王龙兄弟的先生，提着两瓶算是很有“工业气息”的玻璃瓶子装着的关东高粱酒，来到了院子里。
父子兄弟一见私塾先生，便知又是来做“说客”的。可终究都是村子里的远房本家，过年时候也是要去磕头的，总不好把人往外赶，只能一边吆喝着媳妇去烧水、一边只能请人坐下。
酒往桌上一放，照理说，这时候这边该说的是“来就来呗，怎么还拿东西”之类的话。
但这一次却没说，老头子王成也没个好气，问道：“这酒也是上面给你的？让你又来唠叨迁走事的？要是这样，拿回去，我可不喝这酒，喝了犯恶心。”
私塾先生捋了捋胡子，笑道：“你要说是，那也是。上面给的钱，让我们这些私塾混饭吃的，都去‘学习’，学完之后要给你们讲道理。这酒嘛，确实是用上面发的钱买的。”
王成脸色刚变，私塾先生又道：“可你要说不是，那也不是。我的话早就递到了，我的事也办完了，领的那些钱我问心无愧。咱们肯定要迁，劝不劝都改变不了。我这时候提着酒过来，还不是因着你是出了名的犟种，来与你聊聊。”
这话一说，父子几人都听出来了，奇道：“你也要迁？”
“那是自然，我也要走。上面说了，去了那边，也得有教书先生。纵然说科举以后再说，但识字未必非要科举不是？我读了许多年书，不过是个秀才，早就断了中举的念头。倒是去济南府‘学习’的时候，听那些年轻人一说，说就算不科举也得识字，这话听得我便定下了迁去的想法。”
“我到了那边有银钱月米领，等着儿子大了，也要授田的。为何不去？”
“老哥，你也不用犟，你不妨想想。你家的日子，过的的确是还行。可不也就四五十亩地吗？”
“将来总得分家，到时候他们兄弟四个，一人也就十来亩地。那他们兄弟四个，就没儿子了？十亩变三亩、三亩变九分，总不能变出来地吧？”
“说句难听的，若是年景好，大家都好。你买谁的地去？若是年景不好，大家都不好，你又哪来的本事买地？”
“我确实是领了上面的钱，是要宣讲这些的。但领钱归领钱，道理归道理，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这黄河啊，早晚是个事。”
一听这话，王成便气不打一处来，骂道：“黄河、黄河！我就没见过黄河走山东，我爷爷也没见过，我祖爷爷也没见过！你说黄河吓人，可黄河根本不走山东，这黄河再吓人，关我们啥事？”
私塾先生冷笑一声道：“你才多少年纪？便是加上咱们祖宗迁到这里，那才几年？你没见过的事，多了，你没见过的，便就是假的？”
“司马公为何着史？历朝历代缘何要说以史为鉴？一人之世，不过数十载，能看明白个棒槌？翻翻史书，黄河走北边走了多少年？走南边又走了多少年？”
说罢，又将那两瓶酒勐地墩在了桌子上，敲着玻璃瓶子道：“这玩意儿，以前你见过？等过些天，咱们往那边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看看那边的，和这边已经全不一样了。我是去过的，见过的。”
“不说别的，你是不是以为，这包米、地豆、地瓜、辣椒，这都是祖上便有的、一直就有的？我告诉你，不是，这就是从扶桑那边传过来的。”
“我今年年纪也不小了，可我真是恨自己早生了二十年。这一次去济南府‘学习’，又坐了车往胶东那边看了看，方知‘日新月异’四字。”
私塾先生慨叹一声，又摇摇头道：“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们讲这些道理的。我今天是来干点实在事的。家里的东西，能卖就卖了吧。现在卖，还能卖几个钱。不然真要走的时候，一分钱都卖不出。”
“你要不走，人家真敢直接把你家给拆了、把你家地给挖了。你上哪说理去？”
“且不说你去县衙，大龙肯定又得跟着挨板子。就算你去了京城，去告御状，难道你以为这事皇帝就不知道吗？”
“再说了，你这才多大点事？胶东那边搞永佃，多少有功名的闹？可闹出什么结果来了？还不是被革了功名？人家文曲星下凡的老爷，都闹不出结果，你真当你上吊就能吓住人家？”
“我明着跟你说了吧……这也是我在济南府‘学习’学到了道理。人家当时就明确跟我说：这事，闹不起来、也不怕反，因为反不了。”
“河道以北，一点没动。”
“河道以南、济南府到胶东、来登，行永佃、开工场、修铁路，真能举事的现在都不会举事。”
“唯独就是河道区这几百里、十几里宽，人家随便你们闹。没用。”
“当时，讲课的那人，就这么讲的。说的很清楚，人家根本不怕闹、也不担心反。”
“甚至，我说句难听的。他们巴不得你们反呢。你们反了，有啥用？”
“南边的，永佃做工，不会跟着你们闹。北边的，一切如常，更少了运河徭役，缘何要反？就这河道区、湖区的人，真要是闹大了、反了，那不是给人送把柄吗？”
“到时候，直接杀光，连迁徙的钱都省了。你真当迁徙不花钱呢？”
这话说的冷嗖嗖的，冰凉凉的。
私塾先生所转述的这些话，实际上也算是统治术的一点皮毛。而之所以告诉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而且是不得志的读书人。
这些道理，其实算是分析一下形势，告诉这些不得志的读书人、潜在的造反组织领导预备役们：黄河河道的事，闹不出独眼石人，你们脑子最好清醒点，别到时候白白把命丢了。
这私塾先生是读过书的，也是中过秀才的。但早早想明白了，觉得自己中举是没啥指望，这才如此混口饭吃。
读圣贤书，其实学的都不是治国学问，不过是个选拔过程。当年太宗皇帝就开玩笑说过，说这玩意儿，就是比背祖率的小数点，其实也一样。很多治国为官为政的东西，都不是在圣贤书里学的。
但读书总是识字的、识字就便于学道理。这私塾先生去了一趟济南府“进修学习”，也算是眼界豁然开朗，因为在济南府，就有人把一些简单的道理，不遮遮掩掩、直直白白地讲了出来。
说的不要再直白。
简单来说，松苏改革已经完成，苏北皖北地区也因着修路、挖煤等，稳定了下来。
北面京城，那是朝廷精锐驻军所在。
运河被废，现在是一点不怕运河地区造反“截断运河”。
而即便是这个挖河道的事，也不是上来就挖的，而是提前做了准备。
来登地区不提，那本就是刘玉练兵所在，更是较早开始了转型的地区。加之后来走海路闯关东，极大地缓解了矛盾。
登州府、来州府，根本乱不了，反倒是改革的受益地。
沂州府，因着海州盐业发展，向北扩盐，同时又改了青州府、武定府的盐业到沂州府海边，那边也是欣欣向荣，乱不了。
青州府，又是搞永佃、又是种烤烟、又是开了临淄等地的煤铁矿、修了路、种花生，这几年日子也好过，也乱不成。
一步步、一点点，大顺在印度、欧洲、美洲打仗的这几年，这几处的改革逐步实行，就像是一道绞索。
最后，才到了选定的黄河河道，以及最麻烦的、也是漕运等改革影响最大的曹州府、东昌府、泰安府这几地。
绞索开始拉紧的时候，已然是到了最后，再无反抗之力了。
这时候才动，而且动起来就是这么决绝，各种强制，不留情面、不讲道理。
说到底，就是“胆气壮”，知道乱不起来、至少不至于乱到连州连府的地步，更不用担心为了“漕运安稳”而各种退让。
当然皇帝心里也是有数的。
皇帝之所以要修从京城往南计划到汉口的铁路，这里面就包含着黄河改道之后的局面：京城到汉口的铁路、黄河、淮河、海州到徐州的铁路、长江、外加天津威海旅顺的造船业和舰队，已经完成了对“帝国造反危机区”的分割。
当然，这私塾先生在济南府“进修”的内容，自不可能讲皇帝这边的大分割之类的东西。
甚至于，这些道理，若说有用、似也有用；若说没用……要是压根就不想造反的人，便是听了也无意义。
这私塾先生虽也是私塾先生，也住在这史上的梁山泊旁边，可他却不觉得自己是吴用。
今日前来，也确实如他所言，领钱要干的事，他都干完了，这次来真就是出于同乡同宗本家之情，来说点现实的东西。
更简单来说：把家具、树木、锅碗瓢盆、牲口，能卖的都卖了。把养的鸡，愿意卖就卖了、不愿意卖不如直接杀了吃了。
这才是真正现实的道理。
况且说了，这次移民，私塾先生也要去。去了之后，多半还是村社成镇的半屯田样式，到时候各地的人都有，他也需得一些熟人，否则到了那边，怕被人欺负。
私塾先生打听的消息不少，听说那边，是按照村镇形式来的。
以一百二十户为一个村，按照土地远近，按照近、中、远分割土地。基本保证公平，各家皆有远近。
理想状态下，八村环绕，若星拱月，而有一镇。镇上设学堂、铁匠铺、置百工。
待人生聚，若满百二十丁，则可集中继续向东迁而成新村镇。听闻这种模式，是学西洋人公理会的经验，村镇满人则申请批地，新设村镇。无非是西洋人靠的是教堂，税等也交到教堂，而这边靠的是学堂和衙门，税也交到衙门。
只是去到那边，各地的人都有。是以总归还是本村本宗的人，去了之后也能互相照应。
私塾先生倒是确信，到了那边，几年之后，日子肯定不比这边差。
是以他才如此热心，做说客做到自掏腰包额外工作的地步。
不然，要是到了那边，过的竟比这边差，那他此时做的越多，将来恨意越大，便适得其反了。到时候，被人埋怨一辈子，甚至过的太差被人吭哧来一刀，可就赔大了。
至于说兼济天下的胸怀，私塾先生虽没有继续进学求功名，但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的，他是真的相信，挖黄河这事，是利于天下的。只不过，人活着，得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是以胸怀有、也相信，但到最后，还是要谈些吃喝拉撒的事。
比如现在要劝的赶紧把家里物件能卖的卖了。总归说，到了天涯海角，金子银子铜钱，依旧还是钱，能买书能买酒能买肉能买衣。有天下情怀，和吃饭拉屎穿衣过日子，并不矛盾。
第二二二章 迁徙路（四）
既然说要谈吃喝拉撒睡，那么免不得就要询问询问，去了扶桑之后，吃喝问题确定能够解决吗？朝廷发的粮食，确定够吃吗？
这些问题，私塾先生无法从技术上解决，只能从“信仰”或者“逻辑”上解决。
信仰上，他相信，主流的意识，大致还是以民为本的，朝廷应该会准备足够的粮食，避免垦荒的人饿死。
逻辑上，则更简单。如果朝廷只是想把地空出来，那么把人逼反了再杀掉、或者运到海上之后根本不往扶桑去，半途直接扔海里淹死不就得了？
移民也是要花钱的，横跨大洋并不是可以直接跃迁过去的。最大的成本，不是土地、不是农具、不是种子，恰恰就是迁徙的“船票”钱。最大的成本都付出去了，怎么可能不做妥当准备，白白增加死亡率呢？
他是这么想的。
实际上，他想的，还真不错。
只不过，固然他在考虑逻辑问题的时候，已经想的很阴暗了。
实际上，刘玉选择的迁民重点方向，很多想法，比这阴暗的多，属实地狱。
刘玉知道，旧金山有金子。
但是，第一波迁民和农业迁徙的方向，并不是旧金山周边，而是后世的温哥华、此时的枫林湾，以及后世的西雅图等那一圈地区。
一来，这里比较适合耕种。
二来，将来向东跨越山脉，就是后世的加拿大草原三省，天赐之地一般的农业条件——旱草甸子、沼泽甸子，开发起来，不是一个难度。而后世加拿大的草原三省，则是标准的旱草甸子。
当然，这两个原因，都不“地狱”。
真正地狱的，是第三个原因。
大顺现在在北美采取的殖民政策，是什么？
是标准近世殖民学说。
这个学说的精髓是什么？
行政干预，扭曲土地价格。使得每个移民者，都是潜在的“工资劳动者”，通过赚取的工资来购买被扭曲价格后的土地，实现百十亩地一群牛的家庭农场生活。
这些潜在的工资劳动者，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做准备的。
那么，反过来说，也即需要，要发展一些非农业的产业，实体工业，从而才能让这种“标准近世殖民学说”有意义。否则，要那么多的工资劳动者，干啥？
同样的，必须要确保，这里的产业，有利可图、有市场交易，从而才能发展起来产业。
种地捕鱼……那属于第一产业。
这个，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
所以，得弄出第二产业来。
从而，让投资者，愿意出钱从大顺本土雇人，或者说出这个船票“抓人”过来干活。
起步，刘玉选的是金银矿。
这肯定没问题。
而在起步之后，如何快速地把产业发展起来，形成一个工业城市？
这个工业城市的商品，又该是什么？
这个工业城市生产的商品，市场在哪？
刘玉瞄准的，就是旧金山的配套产业。
旧金山树不多。
开矿、挖金子、挖银子。
盖房子、开旅馆、弄住的地方。
这需要基建。也就需要木头。
显然，木头房子，在旧金山的金矿区，肯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木头房子，有个特点，爱着火。
这倒不是说刘玉要去主动放火。
而是说，这事，如果他不干预。
那么，旧金山的金矿一旦开始开采，大量的木头房子就是乱七八糟地建起来。而且，以性价比来说，木头房子肯定是第一选择。
刘玉不会强制“泡沫”公司一定要盖砖瓦房，那么他们为了利益，肯定会选择木头建筑。
而木头建筑，加上混乱的街区、矿区的“野蛮”或者说“活力”。
假设旧金山的金矿能开采三十年，那么这三十年，基本上可以确定，按照几率来讲，至少也得个七八次大规模的火灾。
这是必然的。
防不住。
烧了就得重建。
重建就得要木头。
建完了多半还得烧。
烧完了多半还得建。
所以，枫林湾地区，包括后世的温哥华、西雅图这个海湾区，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第二产业”的起步——木材加工业。
甚至可以说，在刘玉的计划中，枫林湾地区的非农业产业的起步发展，以及“工资劳动者”成为必须，就是靠着南边的旧金山一次次被烧、一次次重建来的。
这样一来，能带动至少七八个产业。
比如说，旧金山挖金子，得需要粮食吧？
粮食得运到旧金山吧？
运粮食得需要造船吗？
房子烧了，得需要木材吧？
木材砍伐完，得需要加工吧？
这样绕了一圈，靠着旧金山的贵金属，一个简单的“商业循环”也就搭建起来了。
这里面，刘玉只需要“高抬贵手”，不给“泡沫公司”加过多的义务、锁链。
不强制泡沫公司必须要按标准盖房子、必须要用砖瓦房等等。
稍微松一点监管，可以说，必然三年一小火、五年一大火。
这贵金属，不就流动起来了吗？
贵金属一流动起来，这不就有资本跑到枫林湾来干木材加工业、造船业、运输业了吗？因为有利可图嘛。
既是资本跑来干这个了，那不是说，“工资劳动者”就成为香饽饽了吗？本地人是不可能干的，你有一群牛、百十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你扛着锯子去深山老林去赚那点伐木钱吗？
既是“本地人”不肯干，或者说，早来的不肯干，那便需要从大顺往这边抓人来干活。
而既是来干活，那么就是领工资的。
领工资，就得琢磨着将来买地。
买地，就为“移民基金”增加了数额。
移民基金增加了数额，就可以继续移民。
继续移民，就能保证第一批人挣到工资去买地不干的时候，第二批又来了——赚够了工资，爷就不伺候了，去买官地当农民，岂不美哉？
如此，那么这一套“近世标准殖民术”不就转动起来了吗？
两种私有制之间的冲突，以及后一种私有制必须要消灭前一种私有制的矛盾，不就在一定范畴内被技术性解决了吗？
这套东西，一旦转动起来，那么就可以自发运转了。
从一开始的造船、运输、木材加工，人越来越多，逐渐也就发展出来了制衣、裤袜、冶铁、机械、工具、畜牧宰杀、皮革制造等等行业。
人越来越多，这一套资本主义的运转体系也就越顺畅。
更多的农业人口，尤其是土地颇多不需要非得男耕女织累死累活的农业人口，其消费市场也就越大。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歌舞戏剧、铁器机械，这些都可以靠富庶的自耕农群体提供市场。
反正在刘玉看来，大顺不可能指望这里的市场、也不指望这里的原材料，只是作为一个泄压阀而存在。
这边搞出来自己的市场圈子，不是坏事，毕竟大顺只是想把更多的人送过去，而不是图这么百年内毫无价值的市场，也压根不想搞什么过时了的旧重商主义殖民体系。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刘玉明知道朝廷不监管，旧金山必然会无序建造、必然会选择木材作为建筑材料、也必然会经常性失火这个前提上的——这种必然，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因为旧金山那气候，盖砖瓦房没必要不说，木头的多省钱啊？公司是去盈利的，不是去建设模范城市的，自然是选择木头建筑。
不过，有时候，经济，就是这么回事。
烧了建、建了烧；或者挖个坑、再埋上，有时候这是“好事”，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既然大顺拥抱了金银，那么就要按照金银流动的逻辑来办事。
是故，在刘玉明确知道哪里有大金银矿的背景下，他却把第一批移民的重点，放在了枫林湾。
加之之前的育空河早期淘金、海达瓜依的小规模淘金，都使得枫林湾地区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人口。
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合，而且土地可以说是“不限量供应”，只要你有本事种的过来。
是以，这里的农业劳动力，平均一下，一个人养活五个人是不成问题的。
而到这一步，大顺这边就可谓是“路径依赖”、或者说“轻车熟路”了。
刘玉当初搞鲸海移民的时候，那一套已经玩的很纯属了——不强制征收粮食，但是管控消费品。你有粮食，但你得穿衣服吧？得吃盐吧？得买铁吧？孩子想吃糖你总不能自己从地里搓出来吧？
稍微进行一下管控，粮食就可以集中起来。粮食集中起来后，比现在大顺要移的五千户自耕农更早来的千百户的移民就可以完成第一年的垦殖。
这里垦殖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既不是北大荒那种沼泽草甸子、也不是干旱少雨的荒漠、更不是草木丛生的热带雨林，标准的温带森林草原区，开垦相当方便。
不敢说轻松到北卡罗来纳那种随便撒点玉米就能收获，却也肯定比现在那些蹲在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河谷小平原垦荒的那批人容易。
况且，大航海是大航海、殖民垦殖是殖民垦殖。确实，之前大顺也好、大明也罢，在导航术问题上，欠缺一点。也确实，这个时代新大陆殖民垦殖的前置得是大航海，但大顺从一开始，欠缺的科技树就是导航术和航海术，缺的可不是垦殖前置的农业技术。
第二二三章 迁徙路（五）
大顺这边，土地私有制的历史比较长。所以，一系列的道德、文化、意识的底子，其实都是土地私有制。
早来这边的垦殖移民，担心的无非两件事。
一是这些地垦出来，是不是自己的？
别自己废了好大劲，垦出来后，却是官田。
二来就是这些地垦出来后，亩税多少？
别兴冲冲地垦了几十亩地，结果亩税是一半一半，二一税、三一税，效前明早期官田税制，那就操蛋了。
只要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垦荒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而且，地多了，就不那么忙了。
比如说，在华北平原，两年三熟，那真的是要忙的脚打脑后勺。
而在这里，种春小麦、春玉米，时间是错开的。
春小麦收获的季节，并不是玉米收获的季节。时间一错开，地既是管够，加上枫林湾的气候是每年秋季到第二年四月份多雨，收小麦的季节天气都是相当好的。
是故，大顺要移的五千多户的粮食，已经算是攒出来的。
反正他们种植的粮食也有些尴尬，在大顺，粮食基本是不愁卖的。固然说谷贱伤农，但最多谷贱，还不至于说到粮食压根卖不出去的地步。
而这里，则确实存在粮食卖不出去的尴尬。粮食需要交换成他们想要的商品，而他们想要的商品又控制在移民组织方这边。
到这一年的冬天，早期移民便被组织了起来，说是新一批的移民马上就要到了，需要他们帮帮忙。
这两年的日子过得也着实还行，而且主要是因为大顺这边压根禁止私人囤地，是以山川河泽乃至于草原森林，都是大顺朝廷的官地。
是以，这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土客矛盾。
在东海岸，是存在土客矛盾的，而且非常严重，因为早来的跟狗撒尿似的，把地都圈了，自然会有奇葩的十三州这么大的平原区二百来万人口就爆出来土客矛盾的事。
在西海岸，大顺从一开始就杜绝这种事。
既无土客矛盾，反应到具体的人身上，便是不需要担心后来的人抢他们的地。于是，对于同胞的热情，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大顺走的是经典的马尼拉大帆船的类似航线，靠的是洋流，是以在山东那边必须要在端午麦收之前组织移民，到这边的季节一般就是冬季。
大顺在这边的官吏，也提前发了通告，如今还要再重复一遍。
“新来的人，暂时要先在你们家里住几日。不用担心，和你们一样，在上船之前都接了牛痘了。”
“虽多有不便，但既都是垦荒人，互相帮一下。也就住一段时间，自会组织他们另建村落。”
“既是按照百二十户一村来建，各个村子，都要接收一定的数量。”
“虽然这里并不很冷，但天气潮湿，冬季的日子也得需要个屋子暖和。各家都有自己的林地、各村社也有自己的林地，亦不缺这点柴禾，非是如在老家，连收了豆子都要拿着耙子把豆根挖出来，是以便改一改舍不得生火的毛病……”
有些东西，确实是大顺特色，尤其是华北特色。
比如舍不得生火，冬季往外跑晒太阳。
这也真是没办法，愣给逼出来的。
华北平原，种了两千多年的地了。一些人口稠密区，唯一的树林，肯定是柏树，而且基本可以确定是坟圈子。
包括高粱在华北的普及，也是如此。
一方面，是明朝开始推广，因为治水需要这玩意儿，高粱秸秆可以在修堤坝的时候作材料。
另一方面，也是被柴禾问题逼出来的。
农村不是京城，京城况且都能因为煤的问题，闹出许多事端。华北农村在烧火这个问题是，确实老大难。
是以，说一些家庭，到了秋天，妇女拿着小耙子，去地里刨豆根什么的回去烧火做饭，并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尤其是移民的重点地区，山东，早就没有“公地”了，早就完全私有了。公地林地，既不存在，便有些林木，那也是私人的。
耙豆根，并不是为了取暖，而是单纯为了做饭。
取暖……取暖自然是冬季蹲在房子前面的向阳面，晒太阳。号称外面比家里暖和的多，那也确实。
到了这边，很多习惯是要改的。
艰苦朴素，得看为了什么。明明有的是木柴，为了艰苦朴素而艰苦朴素，那便实在没意义了。
既是搞了村社，又有点类似于上古井田的设想——仅限于九村一城这种布局模式——是以，诸如农正之类的官员，也都派了过来。
都是些鲸海移民锻炼出来的，最起码，搭火炕、做壁炉之类的技术，是有的。
这些村社的房子，基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至于以后怎么弄，那是个人的意愿，但现在嘛，还是按照一个模子搞出来的，也算是教会这些移民冬季不要去外面晒太阳、而是躲在家里烧木柴——这里冬天也没太阳，晒不成。
大顺这边有鲸海移民打下的底子，主要是“干部”底子。在这边，组织能力、农业技术、住房技术、取暖细节等问题，都是轻车熟路的，搞就是了。
早来了一期的移民，对于暂住在家的要求，并不抵触。一方面没有土客矛盾等土地冲突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来到这里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各个村社的人现在也正是农闲时候，没什么太多要忙的，便按照村社的组织，自来枫林湾这边帮忙。
随着移民船队抵达，枫林湾很快就忙碌起来。
妇女被组织起来，做饭，提供移民的伙食。
男子也被组织起来，帮着拉船、用小舟运人、运货、牵牛马等任务。
刚下了船的王成一家，看着这里的热切氛围，很有些不太适应。
再一个就是晕船晕了太久，这一路风浪颠簸，虽然不至于出人命，但也罢移民们折腾了够呛。
如今终于踏上了岸，看着这么多人、感受着阴冷的天气，还是不太适应的。
在枫林湾吃了点饭，傍晚时候，便按照分配的名单，被送到了一个在北边靠河的村落。
百二十户的村子，一下子涌入这么多的陌生人，要是几年前，肯定是不适应的。
但先来的这一批，也都是从陌生人开始组建村社的，彼此在这等陌生之地，需得互助才能生存。
是以，如今再来了一批陌生人，倒也不会觉得不适应了。
主人很是热情，给他们提供了晚饭，就是简陋了点。
玉米面窝头，加上腌的芥菜疙瘩切成丝后蒸熟的，最后点了几滴豆油。
一个巨大的木盆，里面装了满满一大盆的揪疙瘩。
鉴于王成的年纪颇大，尊老爱幼的习俗还是有的，专门给王成弄了两个白面馒头，也算是尽了地主之谊。
屋子里木柴噼啪作响，很是暖和。
吃完饭，略聊了几句，无非是家是哪的、几口人什么的。
夜里暂时就男人一屋、小孩女人一屋，挤挤巴巴地就先睡下了。
休息了两日。
第三日一早，新来的各家男丁就被组织起来，要在已经勘定好的村子地那，先把窝棚搭起来。
所谓窝棚，倒也简单。
在地上挖个半坑，或者直接选择避风的地方。
木头搭成三脚架扣上，上面覆盖上草，堪堪够冬天住。
人住的自然是简陋，而牛棚、马棚什么的，就不能这么简陋，需得好好弄起来。
用这里的话讲，一匹马，比人值钱多了。
看似一百二十户，每户百二十亩地，实际上也没多大。也就是个三四公里见方的圈，新的村社迁民地也并不远。
女人也要组织起来，去做饭、挑水、割草等。
唯独如王成这样的老人，不必去做；私塾先生，因着有秀才身份，来就是教书的，故而也不必去做。
对王成而言，他是老人，年纪不算丁口，当然也不授田。
对私塾先生而言，他是教书先生，村社和他没关系，他又不住村社，日后是要在镇子里生活的。
如今才来，诸多不便，地也未垦，尤其关键是还没有完成第一次春种秋收的过程，老人心里终究还是不踏实。
但要说震撼，这里的生活已经震撼到了王成了，至少冲澹了他被儿子捆绑着塞在土车子上推倒济南府的气愤。
震撼的倒不是这里吃的窝头或者白面馍，这就是正常餐饭。
震撼的，是看着他暂住的这家人院子里，堆得满满当当的、像是墙一样高的木柴。
还有这两天看到的让他震惊于几乎又要骂“败家子”的场景——做饭，居然不是烧高粱秸秆或者麦秆，而是烧的木柴。这些木柴，都是大腿粗细，被斧子噼开的。
正如他家的那几棵榆树，在确定要走的时候，还卖了个价钱。
这是很正常的，有些人家会在门口栽几棵树，既是为了荒年时候能够吃自己家的榆树叶子——荒年时候，榆树叶子也不是随便摘的，都是有主的，摘一堆榆树叶子送人，那是莫大的人情。
也是为了有时候急缺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几个钱。
不管是当柴、亦或者成材做木板，一般都是能卖几个子的。
可在这里，大腿粗细的木柴，竟是直接烧火？
更让他震惊的，便是询问暂住的这家主人：你们家的麦秸垛怎么不见？
这家主人的回答，直接让王成惊掉了下巴：烧了啊。收完麦子，直接在地里烧了。
这就是在鲁西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移民到扶桑之后，所震惊的第一件事。
彷佛，之前生活的一切逻辑，在这里都被颠覆了。
烧柴，而且是烧笔直的粗树噼开的木柴、而不是树枝麦秆之类的“小事”，真的可以颠覆很多移民者的三观。
不敢想象。
甚至……难以理解。
第二二四章 迁徙路（六）
震惊，亦或已经习以为常，都是社会意识。
而社会意识，依托于物质存在。
所以，这种震惊，道理很简单。
因为物质存在方面，很简单的道理：
其一：华北的生态已经崩了。
其二：开垦了两三千年的土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全面普及早已经没有了村社公地。这里的公地指的是村社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等，过早地完成了土地的排他性产权、或者说过早地完成了“圈地运动”的产权归私问题，使得华北的自耕农只能接受秸秆作为燃料。
英国的圈地运动，解决的就是比如这片小山坡、或者这片小草地，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亦或者是公地体系下的大家都可以来砍柴放牛的矛盾。
这种“做饭烧什么”折射出的社会物质基础，甚至于，并非是华北一地的特色。
历史上，华东苏北的棉种改良问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为租佃制度和奇葩的分成制，使得佃户更愿意种植秸秆多的本地棉，因为苏南地区缺乏燃料，而这些本地棉的秸秆，还是能卖几个钱的，并且苏北棉田的奇葩分成制秸秆归农。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基础就是这样，那么自然就会生出了面对着用原木噼柴生活做饭而震惊的心态。
当然这种物质条件，也并非全都是坏事。
辩证地去看，这是大顺朝廷能够支持开发京西煤矿、徐州煤矿的一个原因，并且成为和井盐等配套进行了蒸汽机升级的契机。
同时，也让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种收获之前，就能感觉到这里的物产丰饶。最起码，实现了做饭烧柴的自由。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历史上，鲁西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家庭经常断炊——并不只是没米下锅，甚至真的就是连点能冒烟烧火的东西都没有，有些村子因为盐碱化，已经人均到了一二亩地的地步，靠那点高粱杆是真扛不住。
此时，物质层面的变化，带来了意识上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除了单纯的物质基础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制造的社会意识层面的“移风易俗”。
从大顺鲸海移民开始，刘玉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识地培养“公地”意识、村社小共同体意识。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还有公地、需要每隔几年重分的草场等。
一来是为了培养社会意识。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国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么也就很难有“我们的”这种意识；而连“我们的”这种意识都无法建立，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国家的”。
二来是为了重建基层组织力——组织力，需要权力的支撑。
权力，意味着要有经济分配权，否则谁吊你？而经济分配权，就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草场地的每隔几年的重新划分、公地的集体使用、公地资源的不得归私等。
以这里的物质条件，诸如草场地、烧柴林地、集体林地等东西，理论上其实是没必要存在的。
和大顺本土那种，物质条件不允许，根本无法存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是以，这边还是强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规则，靠政策的主管能动性，强行在物质丰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强行划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场重新分配等权限。
用于培养集体的社会意识、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脑导致的“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你的”这种认知，让他们明白除了“我的”、“你的”之外，还有种东西叫“大家的”。
草场地迟早会分配不公，迟早会出现亲疏远近，到时候怎么办，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斗争中成长——理论上，让媳妇在村长门口，跳着脚骂做泼妇状，那也是一种斗争。
不过这种斗争，就是将来的事了。于现在，新来的移民，并不会想这么多，而是琢磨着怎么尽快把自己的家园搭建起来。
即便是当初闹着要上吊、要抬棺材、最终被儿子们绑在车上推到船上的王成，在经历了物资、最起码燃料物资的极大丰富之后，也是收起了那些怨气，晃悠着和私塾先生一起来到了他们家族将要定居的村落。
说是村落，现在其实啥也没有，只有一处用木头和石头标记出来的中心点。
男丁们要在冬季，完成简单的窝棚搭建，争取明天春播之前，有个住的地方。
王成这回终于相信了，这里的土地的确是多。
或者说，终于相信了，在四季分明、雨水充沛、且气候比较适应的温带地区，真的有这么大片的土地无人开垦。
看着儿子们和其余男丁一起在那砍树、挖坑，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勤恳的自耕农理所当然的举动，要去帮忙。不过很快，就被年轻人给劝回来了。
说是劝也好、说是骂也好，都差不多，大致就是不要来添乱。
比如抬木头，这需要一个双数的人。而且要求配对的人，体力要差不多，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帮忙而是添乱，更有甚至甚至可能出事故。
私塾先生倒不至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他也是按照这里的规矩，并未参与这场建设新家园的劳动。毕竟这个村落和他没有关系，垦出来的地，也和他没有关系。
看着在那唠唠叨叨、指挥指挥的王成，私塾先生便道：“老哥，你还是歇歇吧。人家自有农正之类的官员指挥，你又不懂，在这里不过是添乱。”
“这里人各尽其职，男女各有分工，我看你还是歇歇吧，别在这里添乱了。”
“那日我在去你家喝酒，劝你把东西都卖了，你还骂我来着。如今看到这里，也知我当日所言非虚吧？”
“只要肯干，地有的是。地主是当不成的，但你若有猪八戒给人做女婿时候那样的力气，便是自己能垦耕种收三四百亩地，也没人管，甚至巴不得呢。”
王成下意识地骂道：“你才猪八戒呢！”
可骂归骂，也隐约觉得很多想法是要变一变的。
在鲁西的时候，自耕农的梦想是啥？
如果非要说有梦想的话，肯定是将来有机会多买地，混成地主。
这是社会问题，并不是个人的问题。意识、道德、法律等等，都是要维护现有制度的，大顺的制度就是那样的，土地私有加可以兼并，当地主当然是自耕农的梦想。
否则还能是什么？
放着自耕农不当，去当工人？那真是脑子被驴踢了。至少现在，这么想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
只不过，到了这里一看，即便王成没学过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却也知道，私塾先生说的没错。
在这里，当地主是别想了。
地有的是，没人愿意做佃农的。
况且，这里的土地买卖，也很麻烦，有几分隋唐时候的影子，牵扯到永业、私田、以及畸形变种的还田制等等。这几日跟着“房东”聊了一些，多少知道了一些这里的道理。
是以在这里，至少二三十年内，如果朝廷一直延续这种政策的话，那么当地主是不可能的。
因为地主是和佃户、长短工共生的。没有光芒，就没有阴影，反过来也一样。
只有土地、没有佃户和长短工，也就没有地主。
如今虽还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春种秋收，但是看到这里广袤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以及并不是想象中那种“豺狼满地、虎豹横行、冬天撒尿也得用棍敲”的场景。
王成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当然，主要是来都来了，就像生孩子一样，既是生了，也不能塞回去了，那就只能充满希望。
来时将近半年的时间都在海上漂泊，又经历了许多风浪，深知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于是也只好充满希望。
回骂过揶揄他的教书先生，王成忍不住又问道：“兄弟，若朝廷说话算话，这自然是好地方。”
说罢，他伸出苍老且布满老茧的手指，捏了一把土，在手心里使劲儿攥了攥，道：“这土真的好。在这里种地，确实是好地方。可我就觉得这一年，过的像是做梦啊。你说，这么好的地方……怎地朝廷会让我们来？我就是不敢相信这个。”
“理儿在那摆着，官官相护不提，只说皇帝还有三五门穷亲戚呢。这么好的地方，我是真不敢相信朝廷会让我们来。”
私塾先生嘿了一声，无奈道：“老哥，你让我说什么？怎么说？”
“我说道理很简单。”
“朝廷真的觉得，黄河可能要北决。”
“于是朝廷真的想修黄河。”
“朝廷又不想把你们都屠了。于是让你们迁徙到这。”
“这道理很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可你们就是不信，你让我怎么说？”
私塾先生也很无奈。
大顺固然是封建王朝，但算是不怎么过于操蛋的那种封建王朝。从历史上来讲，1683年前迁界禁海的满清，那就是封建王朝之屑。
问题是大顺并没有干过这么坏的透顶的事，故而大顺这边的人，会认为迁徙黄河河道是件很麻烦的事。
没经历过，所以也就无法理解私塾先生说的“朝廷又不想把你们都屠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然，大顺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很多制度性的压迫，也是根深蒂固。
最简单的大运河问题，保漕不保田、旱季争水济漕、雨季放水淹田保运河的事，大顺年年干。但相对于私塾先生说的可怕的“为了修黄河，直接强制连杀带屠地弄出十几里宽的无人区、迁界修渠”这种事，终究还是超脱了此时大顺自耕农良民的想象范畴。
如今王成按照他所理解的“这么好的事怎么能轮到我们”，来为自己之前的想法找理由，并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大顺的社会平日是什么鸟样，或者说，土地私有制和极端排他性所有权下每个人都是其余人的敌人、其余人都是自己的敌人这种状态下的大顺百姓，很自然地会想到简单的道理：这么好的事，皇帝都还有三五房穷亲戚呢，为啥这等好事会落在自己身上？
而私塾先生的解释，也真的是很无奈：其实，真就是朝廷既想修黄河、又不想把你们屠了。真就这么简单，没那么麻烦。
当然这个屠，不能说是没理由的屠。
真想屠的话，也很简单：就强迫迁徙，不考虑安置。那么肯定会反，反，则就有理由屠。
私塾先生读书不算多，也没经历过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的迁界禁海。
但基本的史书还是看过的。
别说这些小农，就是功勋卓着的士兵、军团，为了省钱，不也是说屠就屠？屠百姓，那不比屠那些立了战功的军队容易的多？
所以他能给出的理由，也真只能是这么直白：朝廷里有人还是讲一点仁义的，不想屠百姓而已。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直白，以至于王成虽然不想相信，但琢磨了半天，终究还是没法反驳。
“那你说，朝廷说以后就定准了八而税一，前五年免税，且除国课之外再无其余摊派，这事做不做的准？”
对于征税要干什么，王成缺乏基本的认知，比如想到诸如什么养军、修河、筑路之类的合理的事，都得靠税。
但是，长久以来的意识，已经让他对征税这件事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
交皇粮，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为什么要交皇粮？
因为要交皇粮啊，所以要交皇粮。
私塾先生想了想，说道：“这事，我相信。其实，我是盼着这里交皇粮的。倒不是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要说起来，交皇粮未必是件坏事。”
“你得知道，这里交皇粮，意味着这里的学生，就有资格科举、考实学、进国子监、甚至中举人考状元。”
“我怕的就是，这里不交皇粮，朝廷只把这里做羁縻地。亦或者，只是为了迁民有个去处，而不是只能做流民饿死。”
“真要那样……并不是好事。正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出人头地的事，前提就得是朝廷真把这里看成天朝内地。”
“你看我，读过几年书、教的十几年开蒙，也被迁到这里。总归，朝廷还是希望这里的百姓，不忘万里之外，亦要书同文、车同轨、乃至大义隔海而相同。”
“识字，总是好的。即便说将来这里举人名额不多，可我想着，读书识字总不是坏事。”
“我不种地，但我教书，故而一些事，你们未必看得清，我却多少看的明白一些。”
“朝廷让这里行八一税，其意便有复‘周礼、学校’之想。”
“以往各地书院、州县学堂、义学等，何以维系？靠的是学田。”
“学田免税少赋，租佃出去，以租子助学。”
“而如今，朝廷在这里，是要行学校制的。不再允许有免税的学田，而是从皇粮八一税里拨出来办学。”
“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就算有学田，你会来租佃吗？既是这样，那么就从根上断掉。”
“依我看，这是好事。”
“而且，也足见朝廷并不想将这里做羁縻地，而是欲为直辖郡县地。否则的话……若只是为了迁人过来，我这等人，那便不必来的，来了也是浪费朝廷钱财。”
“若只为迁民而解黄河之困，何必还要征税、办学，甚至连我这种教书的也要占船上位子给送来？”
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视角。
自耕农的视角，和跑到这里继续当教书先生的视角，自是不同的。
私塾先生是秀才，但也就是秀才而已。
范进没中举之前，也是秀才。
大明晚期，顾炎武就感叹生员都大几十万了。到大顺，生员百万亦差不多。
私塾先生这种秀才，在大顺内部很是普遍。
这种普遍，指的是他们并不脱产。
教书开蒙，也是劳动，也不是脱产。
而只要不脱产，那么就不至于变成脑子不好使的人。
脱产，使人魔怔。
劳动，让人清醒。
私塾先生既参与社会劳动，又读过书，多多少少还是能分清“学田助学”和“中央拨款建学校”的区别。
虽然，在大顺，后者一般是“复古派儒生”最爱念叨的：学校、六官、周礼、拨款、十税一等等。
也虽然，王家庄的私塾先生和复古派儒生八竿子打不着。
到相对而言，他还是更喜欢中央征税拨款办学校的“复古”模式，而不喜欢“学田租佃租子助学”的模式。
他既进过学，多少也知道免赋少税的学田，里面有多少弯弯绕。
学田始于北宋，发扬于蒙元。
亦相当于朝廷直接拨生产资料给学校，学校作为地主，收佃户租子，维系学校运转、补助求学学生。
官方支持的学田，所能享受到学田租子福利的，得是秀才级别的。若不进学，官方学田和你基本没啥关系。进学之后，各种补助，多从学田里出。
而现在，在私塾先生看来，朝廷在这边要搞的，更像是要普及学校教育。也即是说，要把收上来税，办开蒙学校，享受这其中福利的，算得上是所有在籍百姓。
这其中的区别，他还是分得清的。
那这算不算好事呢？私塾先生觉得，这当然算是好事。
而这么办，是要有成本的、是要承担百姓不满的——如果科举名额有限，普通人学习有个屁用？为什么要交税办学校？还不如把八一税，改成十五税一，大家才高兴。收钱办学，本来就是要承担不满情绪的。
故而，在私塾先生的视角来看，收钱办学、承担不满，而不是学北宋蒙元直接把问题甩给地方和基层、或者为了图省事直接让县学那生产资料出租收租等，这当然是好事。
这意味着，最起码，朝廷的意思，并不是把这里作为羁縻地。
这对一个读圣贤书、进过学、开办过私塾的读书人而言，意义重大。
固然说，他其实不是很满意这边对他们的态度：你们算是个鸡儿的【读书人】，就是群领工资教书的干活的而已。
秀才在大顺固然一般和酸臭联系在一起，但终究还是有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在等级制里也是受到优待、且有神圣光环的。
在天朝，【读书人】这三个字，是有特殊含义的。
而到了这里，则直接把“读书人”这里面的特殊含义全都打破了：按月领工资的人而已，和纺织的、伐木的、甚至种地的，并无区别。
读书人在这里，并不具备天朝科举制体系下的神圣性。只是一种身份牌、资格证，证明你有资格在学堂领工资。
这种转变，可能对脱产的秀才而言，挺难接受的。
但对于这种不脱产的秀才而言，没啥难以接受的，只是略微有些不舒服，很快就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