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五章 死与复仇（五）
这种事，本就屡见不鲜，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济继续发展，商业继续繁荣，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实力越发强大，那么这种分裂和洗牌也就会越快到来。
玩得好，赌赢了，那么就是英国的平稳过度。
玩不好，玩崩了，那就是后世菲律宾的故事在这里上演，百姓宁可选择保守派大贵族，也不会再去支持工商业激进派。
《消费税法桉》之后的辉格党分裂，本身就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工商业者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否则，单靠坦普尔家族搞的小圈子，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老马说，辉格党人是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
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上……
而这场以《消费税法桉》为导火索的辉格党分裂，本质上就是“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个“极限”和“最终”，到底在哪的问题。
换句话说，“爱国者党”这个标签，是别人贴给他们的，也是他们自愿接受并且引以为荣的。
那么，“爱国者党”所爱的英国，是谁的英国？
国家，是要有统治阶级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是谁的英国？这个英国的政策，又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
没有一个笼统而抽象的英国，实际上600万英国人中，此时法律上只有43万人算是人，剩下的不算。
而这43万人中，又包含诸多的利益。
是汉诺威家族的德国王室的英国？
是以地租为生的土地贵族的英国？
围绕着国王小圈子的垄断的政治家族的英国？
是东印度公司等垄断商业资产阶级的英国？
是城市的中间阶层的工商业者的英国？
西印度群岛的商人的英国？
以及，北美的那群盎格鲁人，是英国人吗？
这些问题，就是此时英国党争的根源问题。
爱国者党本身就是辉格党内分出来的，他们也是以反对沃波尔、以及沃波尔后续的政府起家的，并且一直在标榜自己代表“真正的英国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嘴里的真正的英国，是因战争而发财的资本集团的利益。包括詹金斯耳朵战争，以及狂热的全球战略，都是以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上，他们比起那些保守派的辉格党、和那些托利党，亦或者德国的汉诺威国王意图搞的主权在国王，是进步的。
毕竟，此时贵族地主和王权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并不是说这是两坨屎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绝笔复仇，既是个人恩怨的复仇，也是辉格党内部分裂之后的一次“消除异端”的政治复仇。
爱国者党的核心，就是因为英国特殊的物权继承法原则下，坦普尔家族分支出来的坦普尔家族、格伦维尔家族、利特尔顿家族，以及与其联姻和提携上来的皮特家族。
用后来乔治三世的话说：（这四个家族）亲戚关系，必然总是要么实行专横的统治，（如果他们不能统治）则会激烈的反对政府！他们想成为一个氏族，一个统治英国的氏族。
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批“爱国者党”，所追求的，更像是做“一个合法的、带有传统光环的克伦威尔”。
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爆发，也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还不足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脱裤子放屁去找辉格党一起混，辉格党之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存在一个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当托利党消失的时候，辉格党也会消失——所以，因为他们不够强大，城市工商业阶层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力图成为克伦威尔式的人物上。
反过来，这些爱国者党，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源泉——既不是土地贵族，也不是德国汉诺威王室，而是城市工商业阶层。
刨除掉其中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街的那部分人，剩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狂热性、软弱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捍卫的主动性。
约翰·莫当特，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明白爱国者党们所利用的那部分人的特性。
既明白他们的狂热，也清楚他们的软弱。
既然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舆论扇动——战争！全面的战争！否则就是卖国！——那么，这件事要扇动舆论的方向，就得是叫人潸然落泪的直布罗陀的守军的忠诚、英勇、坚守岗位。
这些守军在他的作文里的形象，越忠诚、越英勇、越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岗位。
那么，“坑死”他们的内阁、见死不救的国务大臣、领导战争失败的那些人，就越可恨、越该死。
而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给了约翰·莫当特，足够的灵感，以及足够的感触，妙笔生花、叫人身临其境。
…………
战场上，就像是某种宿命。
一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在罗克鲁瓦战役的失败，宣告了西班牙时代的结束。
在一百多年前的罗克鲁瓦，西班牙人组成的最后的绝望方阵，被敌军包围，用大炮从四面八方轰开了方阵，最终变为一场破阵之后的屠杀。
此时此刻，竟如彼时彼刻。
穿插到地峡且攻取了英军营垒的战斗工兵，与大顺那边的守军主力，完成了对出击的2500名英军的合围。
两面是海。
是大顺和法国海军的炮舰占据了制海权的大海。
南面，是大顺在己方营地内的主力，从地峡的两翼向没有突破壕沟炮垒的英军包抄。
北面，是一个多营的、训练有素、拔堡迅速的精锐工兵。
2500多名英军，不得不在绝望中，结成了方阵，希望在后方的指挥官能够为他们争取到荣誉投降的机会。
这种时候，结方阵是绝对错误的。
但是，不结方阵，这仗也就没必要打了，绝望和军心尽失，再不结阵，那就是一场溃败和被人堵在地峡的屠杀。
残余的2000英军，组成了三个空心方阵，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防御着大顺军队的进攻。
此时军心已经彻底散了，全靠平日里军官苦训和棍棒的记忆，维系着基本的阵型。
而大顺这边的指挥官，也如同一百多年前在罗克鲁瓦的法军一样，没有选择用步兵去冲方阵。
当然，大顺也没有正规骑兵在直布罗陀，自也不可能用骑兵去冲。
而是选择了和当年法国人一样的办法。
开始将大量的火炮，向前挪动，显然是准备近距离对准英军的方阵，用方阵的克星大炮，把方阵给彻底轰开。
被包围的英军，绝望地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顺的炮兵，将他们闪亮的、或者黑乎乎的大炮，一点点从炮垒中拖出来，向前推进。
这种宿命般的场面，给了约翰·莫当特极大的灵感、无尽的感触，他像是英国此时流行的那种比喻、宿命、和圣经融合的笔法，描绘出一幅叫英国人感同身受的悲壮场面。
很多时候，文化隔阂是不可逾越的。
英国人才知道，英国人看什么能感同身受。
正如非基督文化的国家，不可能看懂《五月花公约》里关于出埃及记、旷野之困、神之契约、应许之地、不可回头的隐喻一样。
这种宿命的、绝望的、悲壮的场面，恰是能够打动英国舆论的场面。
这个场面，需要一个完美的谢幕。
投降，免除死亡，这不是完美的谢幕。
完美的谢幕，应该是方阵被大顺的炮兵彻底轰开，2500人为了捍卫不列颠与国教，冲着向他们劝降的大顺军官，啐一口唾沫，用狂躁的、底层的语言骂一句：吃屎吧，异教徒！
然后，在山上堡垒中目睹这一切的主将，饮弹自杀。
这才是完美的谢幕。
于是，约翰·莫当特没有下达投降的命令，即便他看到大顺已经把24磅的重炮、和攻城用的大口径臼炮，拖到了距离被围方阵的二百步处。
第一零六章 死与复仇（六）
约翰·莫当特构想了直布罗陀围攻战的谢幕，并且诉诸文字，交给副官，请他转交给他们圈子里文笔最好的霍勒斯·沃波尔。前首相的幼子、哥特风小说的创始人、辉格党分裂后反爱国者党的锋利笔杆子之一。
英国的哥特风浪漫主义者，喜欢奇异的东西：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后裔，见得到汹涌的激流、可怕的悬崖、无路的森林、大雷雨、海上风暴和一般讲无益的、破坏性的、凶暴勐烈的东西……
这种最末哀愁和风暴勐烈的浪漫，会把直布罗陀围攻战的精髓——欧洲扩张殖民的落幕、来自遥远动员的凶勐暴烈的侵袭、以及没落的哀愁与宿命感，润色出来。
但约翰·莫当特并没有等到现实里真正的结局，就拔出了手枪，顶在了自己的口中，扣动扳机，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知道，现实和想象的浪漫，总是不同的。
现实的结局，再看下去，就会看到混乱、怯懦、下跪、投降等等、等等，这些距离浪漫的想象相去甚远的真实。
他的生命，定格在他想象的大顺军队向被包围的英军发动炮击，英军宁死不屈的那一刻。
但实际上，在他的生命终结后不久，被围的英军就投降了。
既没有对着大顺的军队啐一口唾沫，用英国乡下的秽语骂一句吃屎吧，异教徒。
也没有在大顺的炮击中，坚守自己的阵型不乱，手挽着手唱着《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直到被炮弹击碎了身体。
相反，在大顺把攻城用的重炮，推到距离英军方阵200步的地方、并且工兵迅速部署了炮位之后，只砸了一轮炮击，英军就完全脱离了军官的控制，蜂拥投降。
大顺的第一轮炮击，就让英军的方阵直接崩解。
从6斤的团营炮，到24斤的重炮，实心弹能从穿透三人上升到把方阵砸穿，串出最可怕的鲜红糖葫芦。
从轻便的魔改虎蹲炮的开花弹，到投掷到人群中的石油和橡胶混合的燃烧手雷，让密集的阵型成为了测试的活靶子。
1980名还能组成方阵的士兵，被第一轮炮击扫过之后，只剩下了1500人。而死去的、或者重伤的那些人，模样都惨不忍睹。
方阵的崩解是瞬间的，即便军官还在高喊着为了不列颠的荣耀，但这些士兵看着满身是火的战友，和被重炮彻底砸碎的伙伴，惊恐不安地跳出了方阵，扔下了步枪，和多年前在罗克鲁瓦战役中的西班牙士兵一样，跪倒在地，匍匐在大顺军官的脚下，请求他们的庇护，不要让他们被杀红眼的大顺士兵处决。
方阵瓦解之后，地峡后面堡垒中的英军，也举起了白旗，选择投降。
校官们护卫着约翰·莫当特的尸体，投降的唯一条件，希望大顺能够提供一个巨大的酒桶，和大约200斤烈酒，浸泡约翰·莫当特的尸体，确保能够在不腐烂的情况下运回伦敦，并保证上尉以上军官的个人财产。
大顺这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英军的请求，毕竟这里是直布罗陀，而不是印度，枢密院没有给这边下达甄别枪决的命令。
清理了战场之后，李欗带着一群军官，和法国的土伦舰队代理司令德·拉·克鲁一起，登上了并不高的直布罗陀石山。
在石山上，吹着11月份地中海的凉风，眺望着远处的秋景，李欗有点不怀好意地念了两句怀古诗。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做这首诗的时候，大约也就是白衣大食从这里登陆，征服安达卢西亚并且将此地命名为“直布罗陀”的时间。
诗这东西，直译的话，从来都是听不出味道的。
翻译很直白地翻译了一下这首怀古诗，德·拉·克鲁也压根听不明白。
念过了诗，陈青海道：“此地为地中海咽喉，真雄关险要之地。如此地势，西班牙人竟被别人夺走几十年，足见这地中海，是衰败了啊，竟是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兴国公给我讲过，说是很久之前，地中海的贸易兴盛，直到通往富庶东方的通道不再需要丝绸之路，这里便渐渐败落了。”
“我登此地，当怀玉门、楼兰。亦或合浦、泉州、扬州……皆有此意。”
这番话，也引来了大顺这边的军官们的感触。
身处这个时代，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剧变，不只是武器装备之类的他们接触到的东西。
而是伴随着商路改变带来的广州衰落、松苏崛起、扬州颓败，这些都发生在二三十年之内，伴随他们的成长。
到了欧洲，所见之处，也是如此。
过去辉煌的城市开始衰败、层级偏僻的地方因为商路而快速崛起；曾经的咽喉之地，如今却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这种感触之下，总会莫名地涌出一种怀古伤感之情。
德·拉·克鲁并不能理解此时大顺这批军官的情绪，终究，距离法国那“教堂刷为理性殿、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巨大变革时代，还有段距离。
而像是罗什福尔这样历史上因为七年战争的失败而逐渐失去商业价值、从最重要的港口混为万余人小镇的场景，此时也未出现。
他是不能理解这些亲眼目睹了扬州繁华到枯草残垣场景的大顺军官，到底在感慨什么。
或许，其实大顺这些军官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感慨什么，大约看到世界在变化，总会生出一些感叹的。
德·拉·克鲁没有怀古伤感之情，便先恭喜了大顺的军官们攻下了直布罗陀，然后便说到了中法之间的一些分歧。
就像是这一次，瑞典、俄国、奥利地、法国的同盟一样，各怀心思、各有目的的同盟一样。
“殿下，贵国已经攻下了直布罗陀，整个地中海已经完全在两国的掌控之中。我想，殿下是不是去一趟巴黎？我的主人会为殿下准备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与舒瓦瑟尔公爵探讨一下两国的进一步合作。”
李欗笑了笑，很耐心地德·拉·克鲁解释了一下大顺的一些规则。
他是领兵的，而且他还有小时候被亲妈加的“天主教徒”的别扭身份，他手里还捏着大顺的舰队主力。
所以，他是绝对不会去巴黎的。
鬼知道在宴会上，会不会有人瞎哔哔，两国之间的一些文化隔阂，再弄出来一些狗屁倒灶的事，回去后全是麻烦。
这是个非常正当的理由。
但实际上，根源还是李欗不想去扯犊子，扯不明白。
斯图亚特家族的人，和大顺这边认识，刘玉当初“送”过一条船，给这个反动家族。
但法国养着的小王位僭越者，和法国这边的关系也不怎么好。
这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事，比如掺和欧洲政变、复辟之类的事，当初刘玉出访的时候可以干，他现在捏着军队就最好不要掺和。
再一个，就是大顺对天主教复辟、苏格兰登陆之类的事，毫不关心，并不在意，完全没兴趣。
实际上法国的毛里求斯舰队，请求在锡兰泊靠补给、在澹马锡修船的，被大顺否了的时候，大顺其实就表明了态度。
咱们是各取所需。
直布罗陀可以打、加勒比可以帮你打、北美可以帮你打。登陆苏格兰？那就别想了。
法国的财政已经快撑不住了。
可大顺撑得住，对于快速结束战争，完全没兴趣。
现在的局面，对大顺而言，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连他妈的在西非搞奴隶三角贸易的船，都得向大顺这边交保护费，这要是欧洲不打仗了，哪能有这样的好事？
原本大顺根本无法插手的地中海贸易、加勒比贸易，更是做的风生水起。
当然，这话不能说的太直白，大顺这边心知肚明，法国这边是财政撑不住着急了，主动权就在大顺手里。
没钱？没钱可以借啊，拿东西抵押就是。
不想借钱，非要快速结束战争？那你随便，把土伦和布雷斯特的舰队搓在一起，自己去登陆苏格兰呗，大顺海军是不参与，反正你又打不过。
这里的借钱，大顺朝廷未必出钱，但是大顺的商业资本还是乐于出这笔钱的，只要法国拿出适合的抵押物。
在否定了自己前往巴黎的提议后，李欗再度重申了一下大顺这边的战略态度。
“我只是个领兵的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前提，是战场形势的变化。但在战略上，我这个将军，不是枢密院任职的，我无权决定战略。”
“天子君命，攻下直布罗陀后，应该在加勒比和北美反击，亦或者帮助西班牙攻占波尔图摧毁英国商人在尹比利亚的贸易站。”
“枢密院也不认为，冒险渡过海峡登陆苏格兰，是正确的选择。”
李欗指了指山下的英国俘虏，又道：“现在直布罗陀的战事刚刚结束，我们的工兵需要修整，需要等到明年的补员。”
“而这些英国俘虏，我们也需要把他们送回英国。”
“恐惧，需要亲历者讲述，才能传播。我需要让英国知道，他们在和一群什么样的敌人作战。你以为，我用重炮、用燃烧手雷轰他们的方阵，真的只是为了击败他们吗？”
“你要知道，天朝并没有欧洲的任何一顶王冠和宣称，也对天主教、圣公宗、加尔文宗这些宗派之争一视同仁加以禁绝。”
“你们应该学会同盟与合作，就像你们组织渎圣同盟一样，寻找两国共同的利益点，而不是把我们当做雇佣兵……况且，你们并不出钱。”
第一零七章 死与复仇（七）
谈钱，并不伤感情。
大唐让蛮族出兵，也需得答应长安之金帛、女子皆归回纥；大明喜迎东虏出兵，也需得赠漕米十万石，金银数万。
很正常的情况。
虽然说英军还不至于攻到巴黎，但是北美的路易斯堡、西非的塞维利亚、加勒比的瓜德罗普，亦算是皆赖大顺之力得以保全。
况且，就算攻到巴黎，法国也不是没有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之事。
李欗心里很清楚，他这个亲王、殿下、大帅，自己的土地、财产、财富，源于大顺。
帮着法国击败了英国的海峡舰队，在欧洲史上，或可算是“他改变了欧洲”这样的名气。
但问题是他的一切身份、地位、财富，皆来自大顺。
这种海峡决战的“不世之功”，是欧洲的不世之功，可不是大顺的。真要是打了海峡决战，回去说不定圈禁宗人府之类的待遇。
故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态度，既不会因为几句吹捧就大笔一挥，带着大顺二三十年攒下来的舰队去给他人做嫁衣裳；也不会因为所谓的含蓄内敛，就不提两国合作要谈利益的基础。
德·拉·克鲁倒也不是不知道大顺这边一贯态度，只不过，李欗说的这番话，还是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
一种法国人在欧洲养成的骄傲所带来的不舒服。
李欗说，要把直布罗陀的俘虏，全都送回英国，制造恐慌。
这倒不是不对。
包括在德·拉·克鲁看来，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
他目睹了大顺对英军方阵的可怕炮击，也目睹了战场上的残酷血腥，相信这种亲历者的恐惧，靠着这些被俘的士兵的嘴，很快将传遍英国。
问题是……这件事，大顺和法国商量了没有？
李欗连商量都没商量，不是和法国人“商议”，而更像是“通知”法国人：这仗是我们打的，这些战俘我们处置，我们就告诉你一声我们准备怎么办。
事实就是如此，这一点母庸置疑。
法国的土伦舰队没多少船，攻打直布罗陀的主力也是大顺的工兵，可是大顺这边的天朝傲气，让在欧洲当惯了霸主的法国，总有些不舒服。
饭团探书
加之现在直布罗陀已经攻下，大顺这边也很自豪自得地说出来从一开始的战术构想。
这当然是一种胜利之后的装犊子需求，人之常情，展现出大顺这边一种“尽在掌握”的心理优势。
直布罗陀之战结束之前，大顺这边，也并没有告知法国自己的战术构想。
法国全程就是一种“被中国人利用”的感觉。
在西班牙港湾里的种种准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大顺这边引蛇出洞计划的一部分。
德·拉·克鲁对此，心里肯定是存着疙瘩的。
他倒是也不指望这边能直接给出一个符合法国利益的肯定回答，但是试探一下还是必须要做的。
但试探之后，大顺这边的态度和那种彷佛“我们才是主力，你们就是打打配合”的那种感觉，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殿下，虽然法兰西和贵国相距甚远，宗教和文化不尽相同，但我想，有一个故事您一定是听过的。并且这个故事，应该在全世界都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铁木真折箭的故事，比如普鲁塔克记载的斯泰基国王折箭训子，甚至似乎按照传教士的说法，日本那边也有毛利元三失训的故事。这个横贯欧亚的故事，我们都应该听过。”
“现在法兰西与贵国的同盟，面临着一样的敌人。”
“在这个敌人被击败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仔细讨论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当然，直布罗陀之战，这是双方都认可的战略。”
“但之后呢？”
李欗皱了皱眉，反问道：“之后？天朝反对你们登陆苏格兰的计划，并不是因为其余的原因，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计划本身风险太大。”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天朝是最有资格讲这种事的。”
嘴上说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还是大顺不希望法国称霸。
因为其实大顺这边，也非常讨厌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和本土工业替代经济策略。
英国有棉布禁止令，法国也有。而且法国自己也有丝织业，也有许多和大顺重合的产业，法国的殖民地贸易政策和英国差毬不多。
就像是对男耕女织的小农阶层而言，商品和资本是谁的、是英国的还是大顺自己的，本质上并无区别。区别在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属性，是哪家的。
此时大顺参与欧洲战争的目的，也是一样的。
英国来执行航海条例，和法国来执行重商主义，对大顺的资本而言，并无区别。
这是真正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大顺自己是如何开国的，也影响了大顺的判断。
既然当初东虏入寇、神州陆沉的时候，大顺这边扛起来了保天下的旗帜。那么，易位思考一下，登陆英国，一定能传檄而定吗？
只怕未必，反倒会激发英国的反抗情绪，甚至可能导致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向心团结。
如果真要是有个“正统”继承人，就能传檄而定的话，那事情倒是简单了。
但大顺知道，事情并不简单，真要是搞出来英国人民的自发起义，保英国保传统保国教，就凭法国登陆的这点兵力和斯图亚特这点人，怕是根本不够看。
因为大顺经历过，所以大顺知道那样的人民拥有怎样的力量，故而对于登陆苏格兰一事，素来觉得“王者归来、传檄而定”这种事，过于扯犊子，有些想的太简单了。
斯图亚特家族，又算个锤子的正统？
而圣公会和清教徒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就是清教徒觉得圣公会就他妈是换了个皮的、不听罗马教廷的天主教，这种情况下，英国还有多少正儿八经的天主教徒？
这是大顺从理性角度反对登陆苏格兰计划的原因。
这事儿，并不靠谱。
而且，这么说，也算是名正言顺地反对法国的冒险计划，至少说得过去。
德·拉·克鲁听完李欗的解释，以及让翻译给他仔细解释了一下“传檄而定”的意思，终究无可奈何。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法国这边也有自己的考虑。
法国，抽象的法国，具体的法国，波旁家的法国，贵族特权阶层的法国，城市工商业的法国，并不是一个法国。
之前因为征税问题，发起的巴黎沙龙的征税讨论，已经闹出来事端了。
打仗，是要花钱的。
钱，是要人出的。
谁出这个钱，是要说清楚的。
特权阶层出？
平民百姓出？
工商业阶层出？
这件事总得说清楚，毕竟之前财政困难的时候，不合格的封建君主，竟然以为自己可以借助中层压特权阶层，傻呵呵地发起了征税大讨论，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现在法国这情况，牵扯的问题可就多了。
的确，大顺这边参战，的确让法国的国债购买数量增加了。
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金融资本，原本看好英国，现在看好法国。
资本嘛，无非买期货，谁的看涨买谁的呗。
问题在于，金银贵金属时代，借的钱，不能靠印，而是得用真金白银来还。
现在，国债能借到，至少比起之前汉诺威冒险失败之后，更容易借到。
但是，借的这些国债，将来得还啊。
法国经常赖账，但是现在不想赖账，因为现在再赖账，容易自己先爆炸了。
不想赖账，就得还。
怎么还？
用谁的钱还？
又不能印钱，这年月印钱也没用，没人认。
影响特权阶层的二十一税还要不要继续收？
特权阶层要不要继续有免税额度？
北美的人参貂皮贸易、加勒比的蔗糖烟草贸易，这些利润谁拿的？他们要不要为继续战争而出钱？
胜利，能解决一定的问题、压制一定的矛盾。
但，历史上，英国打赢了七年战争，然后呢？
打赢了七年战争的英国，终究因为税收问题、偿还国债、殖民地开支等问题，丢了北美。
印度，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战略。哪怕在七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王冠上的珍珠依旧是加勒比的小岛，印度排不上号。
如果按照此时英国对“财富”、“贸易”、“经济”的理解，在印度并没有那么大价值的此时的理解程度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是英国丢了北美。
此时的法国也是一样。
战争的胜利，可以掩盖一定的问题、压制一定的矛盾，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法国有其特殊性。
巴黎可以打赢整个法兰西。
大顺和英国都不是的，英国的乡绅依旧牢牢把控着英国的政治、他们的统治深入乡村；大顺也是，一个京城打不赢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但法国不同。
路易十四之后，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开始变化，而巴黎逐渐拥有了可以打赢整个法国的实力。
换句话说，巴黎的舆论、巴黎的中产阶层、巴黎的启蒙贵族……等等这些人，他们的话语权可以影响整个法国。
继续战争之后的债务问题、税收问题，这些东西不解决不行、解决也不行。
解决就得战争、起义；不解决，还是战争、起义。
故而，此时的波旁法国，已经不想打下去了。
或者，豪赌一场，登陆苏格兰，吃英国的血肉，把法国的债务问题压下去。
或者，不打了，和英国和谈得了，用大顺吓唬吓唬英国，拿到足够的好处，直接收手和谈。
亦或者，大顺和法国合伙，一起把荷兰吃了。用刀枪和大炮，逼着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商人，再大量买进低息的大顺和法国国债，不买就打。
然而，这三件事，没有一件是大顺此时想要做的。
这就是法国和大顺之间的根本性分歧。
中法同盟，在直布罗陀被攻克之前，两边真可谓是“亲密无间”。
但伴随着直布罗陀被攻克，战争的性质就变了。
法国，希望利用大顺，吓唬英国，达成对法国有利的条件，就不打了。奥利地或者俄国太强了，普鲁士被彻底瓜分，对法国也不是件好事。毕竟，之前可是和奥利地打了上百年。
大顺，希望利用法国，看住英国，从而让自己的商船和巡航舰，争取到对大顺有利的条件。没有法国的威胁，大顺这点舰队，在大西洋掀不起什么风浪，英国的海峡舰队可以直接把大顺的舰队赶回好望角。
大顺和法国，都渴望胜利。
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胜利后想要的条件，两国截然不同。
法国现在想要的条件，无法单独达成，必须要大顺的配合。
大顺想要的条件，也无法单独达成，必须要法国的配合。
但是，大顺想要的战后条约，不是法国想要的战后条约。
法国真的打不动了，再打下去，内部多半要炸了。
大家各怀心思。
德·拉·克鲁这才讲了那个横贯欧洲各种不同版本的“折箭故事”。
只不过，当做故事来说，还好。
可要是当做历史来看，折箭故事里所有的当事人，好像并没有因为这个简单直白且非常正确的折箭道理，就真的兄友弟恭相亲相爱团结一心了。
鉴于此，德·拉·克鲁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贵国要把英国俘虏送回伦敦这件事，法兰西应该也派人一同前往吧？”
李欗对此倒是和爽快。
“自然。便是你不说，我也会要求你们派人去的。同盟之间，最忌单独与敌人接触。我们只是去威慑恐吓的，你们不去，我们这边反倒说不清楚。”
第一零八章 死与复仇（八）
在北美问题上的不同战后利益，只是中法同盟之间分歧的一个缩影。
大顺这边不太可能理解的宗教问题，法国人有很多文章可做。
大顺依靠走私、贸易之类引发北美的诸多矛盾，浑水摸鱼。
而法国，实际上只需要在战争结束的条约中，要求英国在北美保障天主教徒的利益，即可直接激发北美清教徒对英国的无限反感。
因为，清教徒连圣公会有教会、穿长袍这种事非常不爽——《圣经》里，哪一段描写了传教士长袍？哪一段写了有教会这种东西？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你居然在用，你这不纯啊。
这一点，东西方基本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清教徒认为，天主教过于世俗化，不纯；瓦哈卜派，认为奥斯曼过于世俗化，不纯；复古派儒生，以及兴起的考据派，也认为宋明理学，不纯，假儒。
只不过因为宗教隔阂，大顺这边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在明末开始的复古反思，却不能类比地去理解清教徒、圣公会、和天主教之间的正统之争。
简单来说，清教徒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圣公会，都觉得难以容忍，觉得不够纯粹，过于世俗化。又怎么可能容忍英国对天主教的让步？
故而在宗教这张牌上，法国人可以打一些“投入少、见效大”的手段，而这和大顺的策略自然是有分歧的。
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
现在来讲，摆在中法之间的合作障碍，是要不要去海峡决战，登陆苏格兰。
即便说，这个分歧暂时被搁置，同意大顺的放弃海峡决战而采取贸易绞杀内部崩溃的战略，分歧依旧巨大。
就算说不去海峡决战。
那么，下一步，是将精力放在哪？
北美？
加勒比？
巴巴多斯？
还是先帮着西班牙打下波尔图？
法国的兵力总数不少。
但就如约翰·莫当特死前所惊恐的那般，要是法国去打卡塔赫纳远征，那丢人的程度要比英国更笑柄。
是以总兵力不少的法国，实际上能够参与跨大洋远征的军队，也就几千人。故而，如果要实施大顺的贸易绞杀战略，中法之间还是要继续合作。
因为法国这边能远征的军队不多，可大顺这边其实也没有多少能够跨大洋远征的精锐常备远征陆战队，两边还只能合作配合。
战争就是这样，大顺严苛训练出来的、技能特化的战斗工兵，的确是强，但需要别人配合。
就像是此时大部分的战斗，伤亡主要是靠炮兵、骑兵砍杀造成的。但是，没有抗线的步兵，炮兵和骑兵卵用没有。
不管是在南洋、在印度，还是在直布罗陀，攻克堡垒的主攻的确是大顺这边的工兵，但在之前的围困、阻援、封锁、威胁等，还是要靠海军舰队、法国陆战队、以及法国的那批原本计划用于登陆苏格兰的步兵。
一样的道理，想要继续在西班牙、加勒比或者北美扩大战果，两边谁也离不开谁。
不过，确实，在宗教问题上大顺这边不太能理解法国的看法。
但在宗教这个问题之外，考虑物质、土地、人口、名声之类的东西，大顺这边和欧洲并没有隔阂。
是以，大顺这边要把俘虏送回英国的这件事上，李欗等人还是做了一个向法国示好的决议。
既可以认为是示好。
也可以认为是某种战略外交上的暗示。
一般来说，法国人应该能够看懂大顺的这种示好和暗示的，因为这涉及到法国的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区。
李欗对德·拉·克鲁提议，这边押送的英国俘虏，在直布罗陀装船后，会在法国的敦刻尔克逗留。
德·拉·克鲁应该立刻将直布罗陀被攻克的消息，传递回巴黎。而巴黎那边，也应该立刻遴选出合适的外交人员，与大顺在巴黎的外交人员一起，前往伦敦。
一方面，是要刺探一下英国的舆论情况、议会态度、以及英国的战争潜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顺和法国之间能够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信任，不会单独和英国进行私下的和谈，并出卖对方。
这种事，大顺怕、法国也怕。
以为法国实实在在被曾经的“盟友”，在战争中背叛过，比如那场英法一起干爆荷兰的战争，就是打到一半，法国被英国背叛了。
而大顺这边，也是实实在在不能相信所谓的“盟友”，毕竟大顺这群人，纵然学的是所谓的新学，可是《三国演义》可是自小就看的，谁说盟友就一定不会中途背叛？
到时候，晋阳之战打到一半了，再出个张孟谈，留下个唇亡齿寒的欧洲版典故，那乐子可就大了。
而选择敦刻尔克，作为俘虏的中转地，以及中法两国外交人员登船赴伦敦的地点，也算是大顺的一种战略外交上的示好暗示，而且在法国人看来属于是那种在“敏感的地区”站队的、尊重历史传统的一种示好暗示。
应该说，至今为止，大顺和法国在欧洲的几场关键战役——主要是赢的这几场——其实都算是帮着法国擦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屁股。
梅诺卡岛、直布罗陀，以及大顺这边提出的俘虏中转的敦刻尔克，都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不提。
而大顺选择让自己运送英国战俘的船，前往敦刻尔克，并且希望在那里和法国的外交官汇合，是有政治意义的。
两个政治意义。
其一：大顺认可敦刻尔克是法国的领土。
其二：大顺承认、认可、甚至用实际行动，捍卫路易十四对敦刻尔克的承诺与定位：【敦刻尔克是法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所有商人、贸易商都可以自由卸货，出售和零售商品，并免除所有入职义务，并且所述商人可以自由购买所有商品】
敦刻尔克问题，一直是法国的痛，也算是法国的爱国者们，一直不愿触碰的伤疤。
就如同荷兰人怀念黄金时代一样。
法国人也怀念自己的黄金时代，而法国黄金时代的终结，就现在来说，这个转折点一般被视作“布伦海姆之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转折点，也是法国“路易十四大扩张时代的终结”。
而敦刻尔克，则算是法国的一个不可触碰的伤疤。
因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英国逼着法国，拆了敦刻尔克的港口、防御设施、填平了港口、烧毁了商铺。
理由是敦刻尔克太自由了，以至于战争期间，有海盗袭击了英国的商船并在这里补给，所以不准自由。
当然，真正的原因，则是因为敦刻尔克距离英国太近了，担心法国从敦刻尔克进攻英国。
这件事，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一直被视作法国人的屈辱。
一直到多年前大顺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策动荷兰政变、且法国理论上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算是个名义上的胜利者。
路易十五在战争结束后，立刻花了大价钱，重新建设了敦刻尔克。
毕竟，这是个象征。
恢复对敦刻尔克的统治，在象征意义上，是“法兰西重回布伦海姆之战前的荣光，我路易十五已经快要追平十四了”。
但这一轮战争开始之后，敦刻尔克立刻被英国的海军烧掉。
并且，每个法国人都可以确信一点：一旦法国输掉了战争，敦刻尔克必将再度毁灭，成为那个法国根本无法管辖、要看英国脸色和遵守英国条约的法国领土。
敦刻尔克的象征意义，极大。
因为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在地缘上，非常适合进攻英国——如果不是很近，那么也不会有那次会出名的大撤退——渡海可攻英国、北上可达奥属尼德兰的天主教地区也就是比利时。
故而，只要法国赢了，或者说法国处在战略进攻地位，那么敦刻尔克一定会大建。
反之，如果英国赢了，或者说英国处在战略进攻地位，那么敦刻尔克一定会被拆掉。
除非英法同盟，比如一起干西班牙、一起干荷兰的时候，敦刻尔克才不这么敏感。
真要说地理位置险要，倒也险要。
但要说真正的进攻压力，或者说最适合的进攻发起良港或者海军基地，那还是算了吧。土伦和布雷斯特，都比敦刻尔克合适的多，背靠大后方，安全的很。
但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英国两国“第二次百年战争”，每次战争结束后，肯定要围绕着敦刻尔克问题扯一堆蛋。
乌得勒支条约，扯了；亚琛条约，扯了；历史上的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扯了；一直到再一次的巴黎和约，法国人支持十三州干了英国在巴黎签字，还是扯了这个问题。
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历史上并不介意法国丢了加拿大。
但是，历史上七年战争后，英国再度要求法国拆了敦刻尔克，引发了法国的巨大仇恨，被视作比丢了加拿大还大的屈辱。
大顺选择在这个节骨眼，让英国战俘去敦刻尔克中转，实际上也算是明确地告诉法国：这一次被英国人拆了的敦刻尔克，我们保你再建起来了，我说的。
换句话说：法国的核心利益，大顺知道在哪，并且你放心，这个同盟，一定会捍卫法国的核心利益。至少，这个基本点不会变。
第一零九章 死与复仇（九）
以这种视角来看，他们对于刘玉的诸多改革，是有他们自己的看法的。
这种作为“产婆”的国家强力，包括殖民、重税、国债、保护制度、专营、行政垄断等等。
而大顺这些年的很多改革，全都是围绕着这几条所展开的——包括刘玉在松苏实行的税改，从不是“重税改轻税”，恰恰相反，他是把“农业税三十税一拉到了九税一、甚至八税一”。
再比如，作为“国家强力……产婆”一部分的保护制度，大顺新学这一派的人，听刘玉讲的时候，是科尔贝尔主义、是英国的航海条例、是英国摧毁爱尔兰的羊毛纺织业将其从搓羊毛的变成产羊毛的……
接着，反手刘玉就在大顺展示了一番。
封闭广东贸易，强制福建茶叶不得私自出口，必须转运到松苏出口；东北移民，才在沉阳试种了棉花，刘玉反手一波倾销加他国公身份的强压，直接干爆了沉阳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半强制地拉动了大豆产业发展。
比如战争爆发之前的萨克森地区的纺织业发展和欣欣向荣，是以政府的直接投资和补助，而强行拉起来的。
而同样的事，就是刘玉搞得贸易公司专营附加义务和条款，靠着政府投资和行政垄断——要么买渤海湾新兴造船厂的重装商船，要么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不买重装商船、不培养水手，不准参与日本和欧洲贸易——强制把渤海湾的造船工业拉了起来。当然，也包括苏北强制圈地种棉，以及免税和补助等等。
基本上，在新学一派看来，刘玉这个“产婆”的思路一贯以之，并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因为，【借着这种手段，制造业者，被“人为”制造了出来，独立的劳动者小生产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强“人为加速”资本化了】
似乎，这一切改变，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所以大顺的那些保守儒教宁肯把主要精力，去硬怼颜李学派——这件事上，刘玉做的很不地道，他拉颜李学派，从一开始就觉得两边才是死敌，但他非要把颜李学派的人拉起来，给自己做挡箭牌，让颜李学派在前面吸引输出——而保守儒教对于刘玉的新学一派，并不怎么过于重视，只是一种被视作“霸道”的以术为主的邪路而已，其优先级明显低于整天喊“复古真儒”和“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颜李学派。
但是，很显然，这些新学学派的人，学东西，只学一半，因为教的人不教另一半。
比如至关重要的一些话，也就是实质上这一次中法之间战后分歧的根源的那一句话，刘玉也只教了一半。
全句是：
【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附庸，在机器生产发生之后】
【但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而商业的霸权又是依靠国家强力所实现的，比如殖民、专营、保护等】。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野路子淫祀”，悄悄把自己安置在祭坛上，与旧的偶像并列，隐藏自己的光芒。】
【结果，忽然有一天，这个野路子淫祀神，他用力一推，使所有旧的偶像都轰然倒下、摔个稀碎，他成为了唯一的真神，然后宣布，赚钱，货值，利润，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显然，刘玉绝对不会教后面那半段。
因为那半段，要是教了，说清楚了，那即便有被刘玉拉到前排抗伤害的颜李学派，新学这一套、以及此时正在变革的许多东西，都将成为保守旧势力的优先打击对象。
神和偶像都换了，价值观都换了，这还了得？这可比他妈的颜李学派还可怕了，颜李学派那最多就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的区别，价值观是一致的，无非是路怎么走的问题。
新学这个“野路子神”要把所有的其余偶像都推倒，换一套新的，这才是真正大敌。
没教的后半段，自然不可能教。
教了的前半段，以及此时大顺的生产力基础、生产效率、白银全球货币化的工资水平、人口爆炸之下的人力成本……也就促成了这一次中法之间，仗还没打完呢，分歧就快要炸了的根本原因。
大顺在好望角以东，尤其是印度地区，是要搞商业霸权的。
也就是：商业资本获得统治的地区，必然要实行劫夺制度——强制低买高卖、强制种植、强制收购等等劫夺制的统称。
而在好望角以东，尤其是欧洲地区，其逻辑，是工业霸权。
这倒不是工业霸权就比商业霸权高级……而是商业霸权，是以国家强力为基础的，而大顺的国家强力，在欧洲主场，连波兰都够呛能打过，因为运不过去那么多人，更别提英法这俩玩意儿。
没有国家强力，就没有商业霸权。
比如大顺在印度，可以强制低价收棉花，因为大顺在印度驻扎着军队、舰队、大炮、火枪、炸药……
而大顺，商人可能跑到英国去强制低价收羊毛吗？屎不得被人打出来，你寄吧谁呀？凭啥低价卖给你，你又没军队驻扎也做不到不服就杀。
所以，如果只是以商业霸权的逻辑，大顺闲的吊疼吗，非得过好望角？
好望角，就是大顺此时军力所能达成商业霸权的极限，越过好望角，基本谁也打不过。就算打得过，殖民成本也得把大顺拖死。
而大顺现在的现实，或者说中法联盟的现实情况，就是大顺跑到欧洲去了。
跑到欧洲去干啥？
自然是以工业霸权的逻辑。
工业霸权的逻辑是啥？
我不管是英国的航海条例，还是法国的航海条例，还是西班牙的航海条例，我反对的只是航海条例，而不是反对某个国家。
任何形式的航海条例——这里面，和西班牙的谈判，是一种妥协让步，无非是过了个西班牙王室的二道贩子，本质上还是大顺往西班牙殖民地卖货。
再往深里说，大顺现在在欧洲游刃有余的原因是啥？
因为欧洲的分裂，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霸主。
而关税保护、产业保护、殖民地商业霸权这些东西，是以国家强力为基础的。
是以，对于战后的格局，大顺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当然是有利于大顺的工业霸权的看法的。
这里面，虽然刘玉其实已经提前布局了许久，试图切割欧洲，并且试图让大顺能够借助欧洲的势力平衡——是欧洲的势力平衡，这里面不包括大顺——从而让大顺得以用有限的兵力，成为欧洲的仲裁者，确保欧洲各国无力对抗大顺的工业霸权。
这里面最早的布局，就是北美人参貂皮贸易。
如果没有这件事，站在法国的视角来看七年战争，那么显然，他们希望扔掉加拿大，保留瓜德罗普等加勒比小岛即可。
这里面，法国也不是没有高人：
【法属加拿大的存在，使得北美十三州的英国人，不太可能起来反抗，反倒会促成他们对伦敦的向心力。】
【当英国人从北美赶走了法国、龙虾兵击溃了起义的印第安人后，北美殖民地的反抗也就即将到来。】
不得不说，法国政府里是有战略家的。
而这种战略的基础，就是法属北美，在刘玉极力促成人参貂皮贸易大发展——以及，大顺自己的开国史，前朝末年的心理阴影导致的辽东大移民，和大移民后辽东野生人参的快速消失，以及前朝东虏贸易促成的人参神话——这些事之前，法国对于北美的态度，真的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是“几英亩的雪”。
是“不赚钱还他妈得倒贴钱的殖民地”。
除此之外，刘玉的三观，使得他能看到北美十三州和英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种种矛盾。
他是以阶级、产业、贸易的视角去看的。
所以，他能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他也看不到一些东西。
而他看不到的东西，恰恰是法国人能看到的。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所以，刘玉只能从阶级、产业、贸易的视角去看。
却不可能理解“新教”、“清教”、“圣公会”、“宗教隐喻”、“应许之地”、“埃及的暴政以及神之选民出埃及”之类的东西。
但是，法国人从这个视角上，可是看的太明白了，因为法国人的新教旧教问题，折腾了快二百年了。
就像是……此时一个法国人，哪怕是在大顺许久的、精通儒学的传教士，都弄不明白从明末的阳明心学一直到此时颜李学派，这些人到底在争什么玩意儿。
同样的，刘玉这个对基督教最多算是当故事会看过几天圣经的人，他就压根不可能明北美十三州和英国之间的宗教上的矛盾。
用大顺这边的话来说，这“不是简单的地方叛乱，而是道统、正统之争”。
或者说，是自东西方教会大分裂成东正天主之后的、再一次的基督教的“天下正统”之争。
谁是正统？
《五月花》的“人造神话”——这一点，和荷兰的巴达维亚神话一样，都是人造的民族神话——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
刘玉看不懂。
大顺新学一派的人，也都看不懂。
或者说，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以为自己看懂的东西，顺着自己的经验和传统，去瞎鸡儿解读的玩意儿。
但是，法国人看的相当懂。
《五月花》的神话，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埃及法老，见以色列民日渐众多，怕影响自己的统治，就设计害他们。法老奴役他们，让他们从事工商业。劳苦的工商业反而使得希伯来人口更加的增多。法老命凡是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丁都要扔到河里淹死……（清教徒、分离派遭到迫害）。
于是摩西在神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但是在前往应许之地途中，很多人怀疑，于是神罚他们在旷野中漂流四十年……（清教徒1608年离开英国，前往荷兰，一直到他们离开荷兰之前，对应的都是神罚他们在旷野中漂流）。
最终，在旷野的漂流苦痛之后，神的选民签订了契约，终于抵达了应许之地——一群复古原教旨派的清教徒，必须要以色列复国且存在，因为预言中，以色列复国且存在，是“末日审判、天启降临”的前置条件。
如果没有，那么就按照出埃及记，再造一个新的“应许之地”。
大顺这边，新学一派中，自认为自己看懂的，不过是“乡约”、“契约”之类的玩意儿。
实际上，此时法国人可能要说一句：你们看懂了个锤子。你们这个禁绝基督教的国家，怎么可能看懂？
你们懂基督教吗？
比我这个囚禁过教皇、发过新教徒赦令、新教徒敕令、参与过三十年战争还他妈站新教一边的天主教国家更懂吗？
这是正统之争。
而法国一贯以来的态度，从来都是相当明确的：天下？基督教的天下？关我屁事，我只想当霸主，不想有基督教天下的天子。东正教不行，罗马教皇不行、圣公会不行、新教也不行。拆个稀碎，没有正统，或者都自认正统，这才是法国的态度。
既是传统，能和奥斯曼结盟渎圣，能把教皇抓起来。
也是启蒙，说把圣母院砸了，转身就改为理性圣殿了。
法国宁可让美洲崛起个新的“正统”，和欧洲传统正统们打擂台，因为就现在看来，问题不大。
可大顺这边，并不喜欢这样。
至少，从刘玉开始引导人参贸易开始，对美洲的思路，就是再造一个分裂的欧洲，四国瓜分，势力均衡，方便浑水摸鱼。
第一一零章 死与复仇（十）
确定了前往伦敦的人选后，中法两边很快就组织起来了一批运输船。
被俘的英军，被要求用盐和石灰，将战死的英军尸体腌起来，以避免在海上运输的途中腐烂。
大顺这边还是比较人道的，鉴于威慑在这里无甚意义，毕竟这里不是英国本土，吓不到该吓的人。
是以没有选择筑京观的方式，而是将尸体堆在石灰和盐中送走。
中法两边和抽调了一艘战列舰、两艘巡航舰护航。
或者可以说是去护航。
也或者可以说是去威慑——即便是外交使命，以及可能全程都要被英国的军舰围观，但在战时状态下，在直布罗陀大胜的中法军舰停靠在泰晤士河，终究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巨大混乱。
有趣的是，中法两边派出护航的两艘战列舰，是真正意义上的姐妹舰，真正到真的是一个妈生的那种。
大顺这边派出的，是一艘名为“舞阳侯号”的74炮战列舰。
法国这边派出的，是一艘意译后名为“鲁莽号”的74炮战舰。
从名字上讲，可谓相近。
从血缘上讲……两艘都是设计师小弗朗索瓦·库龙的巅峰设计，两艘船拿的都是一样的图纸，都是45年左右出生。只不过一艘出生在法国、一艘出生在中国。
舰长、布局、甲板、配置、炮位，全都一样，真的是拿着同样的图纸造出来的。
更为蛋疼的，便是离开了直布罗陀后不久，就遇到了在这边监视中法舰队动向的英国分舰队。
而在英国的分舰队中，舞阳侯号和鲁莽号，也看到了之前被英军俘获的、74炮大家族中的长姐，恐惧号。
因为此时的造舰技术、材料特性、木头本身的材料特性等缘故，七十四炮战列舰接近了可能的极限。
木材制成的长船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弯曲和下垂，虽然增加维护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维护是要花钱的。
是以，航速、防护、火力、维护，和性价比，这种设计都达成了一种风帆战舰的几乎完美的规格。
也可以说，由家族长姐“恐惧号”衍生出来74炮战舰家族，在历史上整个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繁衍出一个从俄国到西班牙的庞大家族，基本算是这百年间风帆决战的绝对主力——除了荷兰和丹麦。
丹麦是因为海峡问题，没必要造吃水这么深的战舰；而荷兰则真的是……曾经的海上霸主，混到74炮舰普及的时代，港口常年失修已经淤死了，根本没法搞这种大型战舰了。
当然，这是科学决定的，材料什么的就在那摆着，不管谁设计，最后都会殊途同归，长得都差不多。
但终究，这是法国人先设计出来的。
此时，在大海上的这场“姐妹舰”的会面，法国人的心情很难说是该哭还是该笑。
论笑，中、法、英这三个此时的强国，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拿74炮战列舰作为远洋决战主力，都在使劲儿造这种船，似乎是值得自豪的。
论哭，对面那艘长姐舰，是被英国人抓去的，插上了英国旗帜，抹去了法国的痕迹。
好在，这种尴尬的会面只持续了一小会儿，英军的战列舰就选择撤退，而是留下了一个速度较快的中型战舰监视。
押送着俘虏的舰队打出了旗帜后，继续向前，终于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被英军的主力舰队包住。
英军海峡联合舰队的司令，爱德华·霍克上将，在高傲的三层甲板的108门重炮的王家乔治号战列舰上，迎接了陈青海为首的大顺海军的军官。
双方现在是交战状态，故而也就没有鸣炮致意。
大顺这边的军官们，对于这艘108门大炮的高大战舰，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或者震惊。
因为他们作为刘玉建军思路的拥趸，也和刘玉一样，认为大顺建造这种三层甲板战舰，就是纯粹的好大喜功、浪费钱财。
大顺没有在自己的近海决战的机会，造这样的超大型的、排水量超2000吨的超大型战列舰，除了放在渤海湾慢慢腐朽之外，毫无用处。
大顺之造了一艘接近100炮的三层甲板战舰，唯一的作用就是当初皇帝松苏大阅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御船”，毕竟高大一些。除了做御船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军港休息，速度太慢、补给太废、一旦沉没士气打击太大、以及日本和朝鲜还有越南压根没机会让大顺用这么大的船等等原因，使得大顺这边的海军军官并不觉得大就是好。
即便现在这艘船凭借高大的船身，有点像是居高临下盯着降旗的中法战舰。
在王家乔治号的甲板上，大顺这边的军官和英国的军官互相打量着，充满敌意地打量着，气氛倒还没有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陈青海和爱德华·霍克，算是同龄人，两人的出身和经历，并不相同。不过两个人在军队中立的人设、或者说两个人表现出来的那种外在的形象，却很相似。
论出身。
陈青海是赶上了大顺造舰的风口期，作为第一批海军军官毕业生，一直升到了海军的高阶军官、分舰队司令。
爱德华·霍克，在英国海军里，也算是“能力之外其余为零”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英国特色的“能力之外其余为零”，因为他舅舅家，是英国“不朽七人众”利兹公爵的大管家和家族律师，顺带还是牛顿当铸币厂厂长时候的二把手、英国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委员、《乌得勒支条约》谈判的殖民地问题代表。
“不朽七人众”，指的是当初废掉了詹姆斯二世，写信邀请荷兰国王来英国统治的七个贵族。真正的“废立在我”的家族。
出身的话，两人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毕竟陈青海没有一个类似于大顺世袭户政府、礼政府侍郎级别；或者宗人府宗人令级别的舅舅。
不过，论人设的话，两个人倒是很像，可以说非常像。
所谓人设，就是自己设置出来的外在形象。
在大顺海军的第一批军官中，排在前三的三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签。
米子明不消提，都知道是刘玉的嫡系，就算他想不是，那也不行。
杜锋，刘玉曾开玩笑说，这要是赶在百年前神州即将陆沉的背景下，他多半就剃了头发，去搏功名利禄了。是个非常精致的、赌徒式的利己主义者。
而陈青海一直以来经营的形象，则可以简称为“军人都很单纯，都是为祖国尽忠而生的”，纯粹的军人。
所以他没有在南洋，而是作为渤海大顺主力舰队的二把手。
爱德华·霍克，也大约是这么个外在形象：军人都很单纯，都是为祖国尽忠而生的。
不过，不管是陈青海也好、霍克也罢，能够混到舰队司令，正儿八经的此时地球的海面上只有势力的几人之一，要说他们就真的是那种纯粹的人，显然不可能。
他是最早在海军中，向士兵灌输爱国主义和海军自豪感的军官，并且成为了一段佳话，由此开启了他“纯粹军人”的形象。
在约翰·宾枪决事件中，一直是单纯军人形象的霍克，提供了一份看似很单纯的证词，间接促成了约翰·宾被枪决。
之后的布雷斯特封锁中，他展示出“纯粹的、莽夫式的、不懂政治的、单纯的”军人形象：海军部和他的意见相左，二话不说驾驶着自己的旗舰回港，上岸讨说法——谁他妈觉得能干的比我好，谁来干，不能干别在那穷哔哔，把海军部逼得没办法让乔治·安森重新出山当了半年的海峡舰队代理司令——一时传为佳话。
而在威廉·皮特的进攻法国海岸战略中，他对威廉·皮特的方桉不满意，便写了一封很长的反对信——私人信件，只不过，因为一些“意外情况”，被“一不小心”公开了，导致反皮特的政客以此发动了一波对皮特的攻势。
但在信被公开后，霍克主动道歉：理由是自己逾越了政客和军人的分野，虽然这封信是意外被公开的，但依旧是不对的，作为单纯的军人，不应该在国家战略和政治层面，提出自己的想法云云。
大体上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换到大顺这边的话本、小说、戏剧了，大概就是那种黑脸忠臣勇将的的形象。
但要说一个能混到这种地位的人，混到舰队司令的位置，真的不懂政治，真的那么单纯纯粹……只怕这就不是现实世界，而是话本戏剧世界了。
总的来说，在大顺参战之前，霍克支持威廉·皮特的战略方针：即持续不断地骚扰法国海岸，迫使法国将大量的陆军堆积在海岸，从而缓解汉诺威和普鲁士方面的压力，也迫使法国将舰队分散。
但霍克认为，皮特是个“在大略上正确的战略家，但在战术选择上是蹩脚的”。
即：骚扰法国海岸的战略，他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骚扰哪、攻打哪、具体打什么地方，他觉得内阁和海军部那群人，脑子有问题，纯粹是对着地图瞎指挥。
当然，伴随着大顺参战、西班牙参战，大西洋上的海军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英国已经动用了全部可以动用的海上力量，70000名水兵，250条各种各样的战船和武装商船，看起来不少。
但实际上，能够在大洋决战的正规战舰力量，是少于中法联合舰队的。不可能指望着征调公司的商船，去大洋决战，守守海峡还行。
这种情况下，霍克也不同意任何激进冒险的决战，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最多也就是丢掉加勒比，北美的200万人口基数在那摆着，都是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法国不可能攻下北美。
然而要是决战打输了，那可能丢的就不只是加勒比了，很可能整个英国都要陷入混乱。
现在，大顺这边说明了来意，来送还直布罗陀的俘虏，并且提出要去敦刻尔克。
对此，霍克认为这是一个和谈的契机，并不会过多地展示他的高傲。
至于大顺这边提出要去敦刻尔克，霍克也明白大顺这边的政治意义，他为了防止被内阁那群人又在那为此争辩，便很巧妙地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桉。
允许大顺的舰队前往敦刻尔克，因为他是负责封锁从敦刻尔克布雷斯特角的总指挥，这件事虽然包含政治问题，但也可以算作单纯的军事封锁问题。
至于是否可以前往伦敦、是否可以将战舰开到泰晤士河，这个，他表示自己无权决定——这需要内阁和海军部的命令，否则他这个海峡舰队司令，让敌人把战舰开到泰晤士河，那他就得被枪毙了。
第一一一章 死与复仇（十一）
虽然这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方桉，但陈青海也能感觉到霍克的态度，至少霍克也不希望这仗继续打下去了。至少在战略上，他认为只是小输或者大输的问题了。
这个模棱两可的方桉本身，就代表了海军，或者说海峡舰队主要军官的政治态度。
否则的话，以此时海峡舰队的实力，也一直以来的傲气，是不可能允许中法舰队前往敦刻尔克的。
同意前往是态度。
不同意直接去伦敦，是规矩。
爱德华·霍克之所以有这样的政治倾向，主要还是大顺的海军舰队的实力，是得到了他认可的。
否则的话，英国海军里，从不缺乏以少胜多的勇气。
但之前博斯克恩被击杀的那场海战，从撤走的一些英军军官的描述中，爱德华·霍克仔细分析了一下大顺的海军战术，得出了一个专业海军军官应有的专业结论：大顺海军的战略思路，和法国的完全不同；其战术体系，也和法国完全不同；其假装了燧发机的火炮射速，也远高于法国，并且凌驾于英军之上。
战略思路和战术体系，其实是一回事。
现有战略，才有战术。
法国海军的战略，就是一支“任务型海军”，存在且能威胁到英国海军，就是最大的价值；能把陆军运到岛上，就是最大的意义。
军费朝着陆军倾斜的现实情况，使得法国海军打起海战总是小心翼翼的狡猾，拒绝豪赌。
由此战略衍生出来的战术，就是倾向于找背风向，打对方索具船帆，打了就跑、打不过也跑，反正站着背风向又打你船帆，见状不妙就直接熘。
但之前击杀了博斯克恩的海战中，大顺这边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战术风格。
从海军那边比较简略的战报来分析，爱德华·霍克看出来许多的问题。
早晨八点钟，两边的舰队已经布阵完毕，前面的船只开始交火。
八点四十五分左右，两边的舰队头尾相接，列阵对轰。
九点十五分，处在大顺舰队前方的部分舰队，借助风向变化，忽然转向，横插进了英国舰队的尾部，六艘战舰紧随其后，从分割线插了进去。
从线阵战术上来讲，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穿插的时候，意味着要面临穿插位置上下两边的侧弦射击。
但大顺这边抓的机会非常好，风向忽然发生变化，分舰队的舰队长就带队算是赌了一把，插了过去。
然后，在爱德华·霍克事后看来，博斯克恩当时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就是让主力舰队回转救援。
当时的情况，是大顺舰队的靠近头部的分舰队，插到了英军舰队的尾部，分割了英军尾部的几艘船。
这明显就不应该救援。
因为插的是尾巴，风向、船速、转向机制、风帆特色在那摆着，头部的舰队转向来救援尾巴，至少也得45分钟。
45分钟，被分割的尾部那几条船，肯定被人多打一打没了……因为交战的时候，大顺的舰队还在持续向前动，也就意味着大顺舰队的中间和尾部舰船也在不断加入对分割的英军尾部战舰的围攻。
等着博斯克恩转向救援的时候，尾部的那几条船已经基本完蛋，结果再度又出现了多打一的局面。
在爱德华·霍克事后看来，博斯克恩当时就算没有被大顺的桅杆射手击杀，事后也会被枪决，明显是命令有误。
当然，爱德华·霍克也不是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这年月，通讯靠旗、硝烟弥漫、旗舰指挥、各舰都要依靠队形、《永久战斗条例》在那摆着、各舰的智慧又无法通过高效通讯即时操控……
这些客观因素，使得博斯克恩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并不代表线列决战战术就过时了，当时的情况事后复盘，肯定是有偶然性的。
比如风向。
比如硝烟掩护。
比如穿插时候没有坏运气从而活着插了过去等等、等等。
这使得当时能够做的选择不多，要么选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插尾巴我也插尾巴；要么就选择不去救援，绕转风向追尾巴打。
但总之，回头救援肯定是不对的，那等于让大顺海军打了一个时间差，利用战列决战的缺陷，以多打少。
不过，从那场战斗的复盘来看，爱德华·霍克也可以看到一些大顺海军的战术风格。
胆大、敢赌、选择近距离打吃水线而不是打桅杆索具、分舰队有一定的指挥权而非全部都在旗舰那、年轻、有朝气、敢拼一拼赌命运赌前途……以及，估计他们的《作战条例》，也是鼓励这种局部优势战术的。
爱德华·霍克当然没看过大顺海军的作战条例。
但通过这场战斗，他对大顺海军的作战条例有了一定的猜测：鼓励海军在纵队对射时，抓住机会，穿插分割对方尾部，迫使敌军中军和前锋主力回援，利用风帆时代的转向时间差，达成局部优势。
当然，这需要条件允许，且需要分舰队舰长拥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
并且，可能因为海军建军时间不久，故而更有朝气，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这玩意儿，不可能是意外，比如说当时的分舰队舰长晕头了，插到舰队尾巴去了。
显然，在训练中，他们一定训练过类似的战术，这样才能让分舰队指挥舰长，在风向改变之后，立刻抓住了机会。
并且，从后续来看，大顺舰队的其余战舰，也明显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这也不是说舰队司令临阵果决指挥就能做到的——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战术体系，那么就算舰队司令是天才，以此时的通讯手段，和弥漫硝烟的战场现实，都不可能让舰队如此完美的执行战术。
当然，战后来看，大顺舰队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追击不彻底、对地形不是很熟、朝气太过以至于一些船过于莽撞而被截住等等。
那场战役，还有一个小插曲。
亲历过那场海战的双方水手，都对大约十一点半左右战场最激烈地方的巨大鲨鱼群印象深刻。
两边的水手在严酷的训练和痛苦的海上生活中，基本都是疯子、精神病、以及缺乏人味儿的“人渣”。
而战斗条例，又迫使战斗中，除非军官，否则重伤员是不能救治的。
炮仓里地方本来就狭小，一旦有人重伤占着地方，会严重影响装填速度。
所以……双方的、当然也包括此时主流海军强国如法国等，其海军作战条例都有这么一条：没用的水手往海里扔，别占地方。
死去的、重伤的、没死的，都直接往海里扔。船上的军官除外——实习军官是军官；枪炮长、炮长之类的不是军官。
是以，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被炮声和血腥味吸引来的鲨鱼群，成为了两边水手都难以磨灭的记忆。
大量的伤员被直接扔进了大海，被鲨鱼吃掉。
此时的海战就是这样的，平时也扔，只是赶巧了那天有大量的鲨鱼，难免印象深刻。
毕竟，此时的海战中，只有“死和不死”两种情况。
眼睛被炮弹砸碎的木屑扎碎，这属于不死，因为把眼睛抠出来还能动弹，日后是否感染听天由命，但属于是“可以不被扔海里”的那部分。也就是“不死之人”。
手臂断了，也算是“不死之人”。
以眼睛、手腕为界限，此等程度以下，均算轻伤，均算“不死之人”。
而剩下的，即便还在喊疼、或者还在那找自己的腿呢，都算是死人，直接往海里扔。
别影响装填，也别影响后面的火药猴子们运送火药，甚至不要影响开炮的速度。
终究，其实就算不扔海里，也活不了。
这个时候的海战，都是实心弹对轰。
二十四五斤的大铁球，几百米的速度飞过来，砸在身上，并不存在“重伤”这种可能。
即便大顺这边用橡木、桧木；西班牙那边用古巴雪松；英国用百年橡木……都没有什么卵用，只是说木头不容易四分五裂，不会造成“破片杀伤”，但是被砸碎的大块木头湖在身上，那也基本活不成。
除非到了互相勾船、甲板跳帮战，才存在轻伤、重伤之别。
炮战阶段，只有“死”与“不死”两种人。眼珠子被打爆就是活人、身上挨了一下结实的暂时还在那喊叫也是死人。
那场从十一点半开始的鲨鱼的盛宴，虽然只是战役的小插曲。
对高阶军官来说，他们记住了，还是大顺海军分舰队的穿插、包围、以多打少、打时间差。
然而对水手来说，包括两方的水手而言，都将是这场战役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幕，大量的鲨鱼撕咬着被抛到大海里的战友的身体，鲜血染红了海面……
爱德华·霍克和大顺这边的军官一样，只是把那场鲨鱼插曲，看成战斗中的一个小段子。
但事后，败走的英国海军水手，继续服役，且能继续战斗；而大顺这边，也是立刻投入了对地中海和直布罗陀的封锁。
这让爱德华·霍克明白，大顺这支历史传统不长的海军，也拥有一批变态的、精神病人般的水手。
变态的、精神病人般的、“人渣”的水手，可以视作此时海上强国的象征。
因为严苛的纪律、绝望的大海、狭小的船舱、超高的死亡率，以及平日里的严格训练和出海巡航，维系这种令人疯狂的绝望，才能产生这种变态的精神病人般的水手。
而这种精神病人般的变态的、对鲨鱼分食同伴都没有精神崩溃、且能继续执行任务的水手，又反过来可证明平日里的海上逗留时间很久，也就意味着某种……海军传统。
实际上，大顺海军的战术，和陆军战术类似。
如果爱德华·霍克知道大顺陆军喜欢的纵队突破战术，就能明白大顺海军的这种喜欢咬尾巴、分割、优势兵力集中局部的做法，和陆军战术一脉相承。
无非就是海战风险更大，而陆军因为有观察的热气球、以及不需要看老天爷风向脸色，是以可以避开炮群集中的方向搞纵队突击，在敌人火力的薄弱处，以优势兵力撕开线阵。
海战则是要看老天爷的风向脸色，要考虑“舰队编组打尾巴是分割、打头是脑子有坑”的这么点基本技巧，因为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傻乎乎地去打头，那就是被舰队后面的主力围殴、免费送到嘴边的肥肉。
当然，爱德华·霍克并不知道，大顺海军之所以鼓励这种战术，除了大顺海军的战略定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蒸汽机用在船上，有一个关于富尔顿和拿破仑的段子。
且不管这个段子真假，大顺都面临一个很实际的情况，那就是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顺获得了从好望角到波斯、再到印度、南洋的商业霸权。
那么，大顺的海军建设一定会全面转向保守。
如何在这种必然保守的转向之前，为蒸汽机的使用铺平一条路，这就需要一个很巧妙的布局。
海军的“纵队分割战术”，需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比如风向等。
那么，如果“纵队分割战术”，将来执掌大顺海军的“保守派”——战术上的保守派，指的是将来战争部门的老头子们，只习惯于他们年轻时熟悉的战术——战术上的保守派，不一定是技术上的保守派；同理于大顺政治上的保守派，不一定是技术上的保守派。
这些保守派的现在的壮年、将来的老头子们，如何以保守的战术思路，推动技术的革新？
只需要让“纵队分割战术”，成为大顺将来海军建设思路的保守派思路。
而在这种战术保守的思路之下，技术不能保守，因为蒸汽机可以让船只不再看老天爷的脸色。
很可能，大顺的保守派，会选择这种战术：主力战列舰，配置一个装备了蒸汽机的分舰队，在战斗开始后，由蒸汽机带动的风帆舰，以一种不需要看老天爷脸色的保守战术，突入敌方的战列线，切割包抄敌海军。
换句话说，在之后，最支持蒸汽机上船的，将是大顺军队中的保守派老头子。因为他们战术上“保守”于纵队突击战术，而在技术上不得不革新确保战术可以实施。
或者说，这将保证大顺的蒸汽机上船这个“过渡期”的转变。
因为，总所周知，过渡期是奇葩的。
比如，在过渡期：
火绳枪未必比得过弓箭。
蒸汽火车跑不过马车。
机织布能被手工布打的妈都不认。
燧发枪打火率远不如火绳枪。
这都是过渡期的问题，蒸汽机上船也是一样，在大顺这边，必须有个强力部门，对蒸汽机有极大需求，才能促进蒸汽机的普及——火车是皇权的不不需要水的大运河、蒸汽船是舰队战术的保守派技术及选择。
故而，对大顺海军来说，击杀博斯克恩的那场海战，吨位损失不大、敌军也没有就此失去海峡制海权，但其战略意义，却不可限量。
刨除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影响，在战术上，也很容易让大顺此时的“激进派”、将来的“保守派”老头子们，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般的战术倾向。
这种战术倾向和路径依赖的保守，可能让大顺将来走错路，比如在重装多炮塔无畏战列舰和快速铁甲巡航舰之争中，选错方向，可能会选快速铁甲舰的思路。但如果都到那一步了，那都是工业时代了，拼人口拼钢产量的时代，那就无所谓了。
这种战略、未来的多重考虑，以此时爱德华·霍克的见识，能够看出来大顺海军的战略定位和法国海军的战略定位不同，那便足见霍克的本事不低。
即便他不知道这背后的诸多博弈，但霍克却知道，最好不要和大顺海军赌。
因为大顺赌输了，大不了退回好望角，自己关门玩。而自己若是赌输了，那英国就要出大事了，蠢蠢欲动的雅各布派们依旧存在，不久前虽然才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屠杀了接近不列颠总人口千分之三的“潜在叛贼”，但可没有杀绝。
一个陆战能玩纵队突击的陆军，玩线列一定不差。但是反过来，能玩好线列甚至是线列斜边战术的，未必能玩好纵队突击战术。
同样的，一个能玩穿插包抄的海军，玩线列对轰也一定在及格线以上。而能够玩好线列对轰的海军，未必能玩好穿插打尾巴包抄的战术。
在霍克看来，一支水手素质和法国差不多、战略定位是定位赌博式决战、战术选择可以玩线列和纵队穿插、燧发机射速高于英海军、能玩几十艘战列舰跨大洋机动的海军，很强。
最后拼的，只是看双方的运气、上帝的天气卷顾、以及主将谁犯错更少。
别的，都差毬不多，五五开。
而最后掀牌的那一刻，大顺输了不过是退出大西洋；英国输了那就是三岛爆炸、法军登陆、爱尔兰苏格兰分出去。
这种赌局，傻子才上。
这，便是他这个“很单纯，都是为祖国尽忠而生的、纯粹的军人”，打个政治上的擦边球，允许大顺押送俘虏的舰队前往敦刻尔克的原因。
第一一二章 死与复仇（十二）
爱德华·霍克有自己的判断，即便理论上他此时是军人，应该坚决地执行内阁的方针。
但在大顺参战之后，皮特内阁的很多方针的基础性假设就错了。
全球海洋战略的基础，是法国被欧陆战事拖住，军费向陆军倾斜，从而保证英国理论上能够独自面对欧洲的两个海军强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波旁家族同盟。
之前，霍克当然是支持皮特的。因为他是海军，所以他知道英国海军的能力，豪赌一场，联葡萄牙，击败法国和西班牙，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在大顺参战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英国需要以一敌三。
而大顺那边，有个和法国完全不一样的情况，那就是东亚没有普鲁士、奥地利，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英国。
他舅舅是管殖民地和种植园的，对于贸易问题，自小耳濡目染。
霍克压根就不相信大顺参战，是因为英国在印度的激进行动刺激到了大顺、威胁到了大顺的安全底线等等这些屁话。
他希望战争以一种英国承受了一定损失的方式结束，而不是真的把中法之间逼到海峡决战、或者登陆爱尔兰或苏格兰的地步。英国，输得起殖民地；输不起苏格兰。
在这种军队主将的自我意识下，大顺这边运送俘虏和尸体的征调的、法国原本计划用于登陆英国的船队，全程都在英国海军的监视和保护下，安全且顺利地抵达了敦刻尔克。
已经基本荒废的敦刻尔克，算得上此时法国本土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地方。
舰队在这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很快就和从巴黎那边赶来的外交使团接上了头。
大顺这边要前往英国的是在欧洲逗留多年的田平，与陈青海亦算是熟人，以前在刘玉那也常见过面的。
开战之后不久，他就被英国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给送到法国去了。这事倒不是因为他帮刘玉搜集情报和技术的事暴露了，这种事，都是明摆着的，要不这年月的大使难道就是蹲在那吃喝玩乐的？
主要还是因为党争，开战之后肯定有人拿中国说事，攻击敌对派系，加上他和刘玉的亲戚关系，最后闹得沸沸扬扬，礼送出境。
此时两边会面之后，田平就把法国这边的外交大使给介绍了一下，晚上按照这边或者那边其实也一样的规矩，吃了顿饭，认识一下。
酒宴散了后，陈青海便问了一下，这法国大使是什么来头，法国那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己人这边得先勾兑勾兑，也得和田平说明白这一次去英国要干啥、准备达成什么目的。
再一个就是询问一下法国这边的态度。
虽然理论上说，军队的人不该干涉外交和谈判，但大顺这边的情况实在特殊。
英法之间的谈判，是军队打成什么样，然后外交官去谈判。
你拿这个岛，换我那个岛。比如历史上用梅诺卡岛，换瓜德罗普；用路易斯堡，换印度诸城。
大顺这边就完全不同。
印度的事，大顺压根没有列在谈判选项中：我就拿了，你能咋的？谈判，谈个屁。
而军队跨过了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之后，军队本身就意味着目的。
或者说，大顺的外交谈判底线，军队的这群人，比大顺的外交部门知道的更早。这里仅限军队的高阶军官，将帅级别。
因为大顺要的东西，不是靠打几个岛拿到的。
而是靠军队威慑英国海峡舰队，靠巡航舰和商船，到处劫船，崩溃英国经济，实质上促成英国航海条例的瓦解；促成大顺商船夺取各东印度公司占据的东西方贸易市场，如西非、北美、地中海、加勒比等。
在这个大目的之外，大顺还要负责欧洲的势力重新均衡，以及北美的最终瓜分分界线。
这里面，既需要英国这边的态度，也需要作为“可疑的盟友”的法国这边的态度。
英国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类似于宋时的主战派、主和派……就像是七年战争结束后的对法和约，有希望直接逼死法国的、也有认为不要逼的太狠做出让步的。
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人，或者说不是一个正常的、不人格分裂的人。
大顺参战之后，英国内部肯定会产生诸多分歧和利益冲突的。
不是说大顺逼着英国打开关税，全英国就一定反对。比如那些早就对东印度公司不满的人，很明显也希望分一点东西方贸易的好处。
再加上英国本土的土地贵族和工商业金融资本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在英国的粮食什么的可以继续出口的条件下，对于贵族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日用品和奢侈品的价格越来越低，这样他们就可以支付给农业雇工更低的工资。
大顺军方这边的高层，在开战之初，就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一仗的战略目标要打成什么样”。
因为通信不便，加之这不是征伐周边以占领土地为目的的战争，故而必须从一开始就必须告知军方高层，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换言之，军方一开始就和政治、经济的诸多改革深度绑定；而反过来，军方内的新学一派挑大梁，他们也更容易理解这种“以贸易、市场、关税为目的的，与过去占地收税形式完全不同的战争”。
这种战争的胜负，实质上更多的是在对方的内部取得的。
英国海军部一直就有在本土种树的任务，这是他们的职责之一，英国本土也有树、也有工人、也有造船厂，真要是铁了心全面动员全民参与打这一仗拼命造船等，大顺肯定也吃不消。
所以陈青海去伦敦，本身就是军方这边的战略任务之一，需要用各种手段尽可能促成英国的“主战派”下台。
包括且不限于恐吓、忽悠、联络等等方式。
田平久在这边，既是这一次要去伦敦，那定是要提前勾兑一下的。
再者就是法国人这边到底是什么意思？法国这边的人物，陈青海又不熟，最多也就知道一些历史战绩，但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法国这次派出的大使，以及法国宫廷这边是什么态度，到了伦敦那边后，免不了还有一些和“盟友”的勾心斗角。
田平心里略略总结了一下法国这边的情况，便道：“法国这边，就和当初咱们和罗刹谈判时候差不多。面上我父亲是正使，实际上幕后陛下选的是守常去办的。要说法国这边具体是什么意思，现在也不好说，法国这边主持的，是法王身边那个小圈子的人。算是内廷的人，在办外廷的事，那小圈子里的人我虽认得，可很难打听出来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这么一比喻，陈青海顿时理解了，有点类似于大顺这边，内阁六政府整一套东西、皇帝的小圈子又整一套东西，虽然肯定不一样，但内里差毬不多。
遂问道：“那这个大使，在法国也算是老勋贵家族的人呗？派他去，从人选上，可能看出来法国的态度？”
田平摇摇头。
“只看人选上，看不出来。因为无论身份、关系、头衔、还是他们这个贵族的圈子，这个大使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是接班黎塞留那个马扎然宰相家族的人，还是神罗的贵族、乱七八糟骑士团的骑士，顺带还是法兰西翰林院的博士。反正就是在英国那边，也有关系，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家之前有人给英国国王做过外宅，挺妖的，男女都能迷，在那边关系挺多的。”
“要说是为了搜集情报，他也合适，人脉广。”
“要说真的想和谈，他还是合适，级别够。”
“若说那个真正谈事的秘书，也就是国王小圈子里的那个人，我倒是也认得，交流过。”
“年轻，有为。好击剑、颇有任侠气，除了有女装癖好外，大致上你就把他当成当初去日本的史世用那般干那种事的。前朝锦衣卫、本朝孩儿军，大抵就是干这个的。国王小圈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可能知道。”
“还是那句话。”
“要是为了搜集情报，这小伙子也行，非常适合。”
“要是真的想和谈，这伙子可以直接沟通国王，也还适合。”
“只能是见招拆招，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也无怪田平看不出来，因为他说的确实是事实，从人选上看确实看不明白法国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正牌大使是路易·儒勒·马扎然。
红衣主教马扎然家族的后人，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朝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奇葩家族。
路易十四的初恋，就是他们家族的，那是真爱。真爱到后来马扎然为了达成政治同盟，让路易十四娶了西班牙的公主，强行把侄女送走嫁到了意大利，结婚当然她老公居然惊奇地发现路易十四的初恋居然还是处，大为光火，因为这意味着这是精神上的真爱——既然娶了，那肯定是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身体上是路易十四情妇的事实了，结果出乎意料，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情人的区别，还是挺别扭的，最后两口子闹掰，玛丽跑路。
到路易十五这一辈，在蓬帕杜夫人之前的宫廷情妇内勒姐妹花，还是是他们家族的。内勒五姐妹的姥姥，就是跑去给英国国王当情妇，男女都行，勾搭了英王的私生女小安妮的那个。
马扎然家族是星占师、催眠什么的，估计可能闺房里的技术上有点东西，靠着家族的女儿们，在欧洲各地都有亲戚。
贵族嘛，肯定乱。乱的越厉害，越奇葩，一般来说证明这个家族便是望族。甭说如今这个大使的家族名头，再怎么样，他头上还顶着个从红衣宰相马扎然那传承来的讷维尔公爵的头衔。
再加上他还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也就是田平说的法西兰翰林院的博士或者翰林——搞语法、标准法语、修辞、考古、史学的，是法兰西学院，不是法兰西科学院，是负责让欧洲宫廷都说法语的文化战线上的。
自然，确实，无论是真谈正事，还是为了搜集情报，其身份都是相当合适的，也确实看不出来法国这边到底是啥态度。
第一一三章 死与复仇（十三）
至于算是皇帝身边小圈子成员的、真正负责或者主持情报工作的，自然是那个女装大老，双性骑士，迪昂·德·鲍萌。
排除掉那些传奇和话本一样的滤镜，这个人依旧很复杂。
93年风暴的时候，即便他作为贵族，家产和土地被没收了，但还是写信给国民议会，希望脱下裙子，穿上他的龙骑兵制服，回国组建一个志愿者师，去粉碎神圣围剿，保卫法国。当然话本传奇里说他要回国组建“女子师”。
虽然后世后现代的L、G、B、T群体的一些人把他视作异装祖师，但似乎和后现代那群弱鸡真不是一回事。这是个真的提着裙子以68岁高龄靠剑术赌局玩命混饭吃、真提着枪去十三州支援革命结果中途被抓被流放的狠人。
能力很强，之前的俄法同盟，他出了很大的力。
这样的一个组合，大顺这边的确很难判断法国的意图，因为这就是个可攻可守、可战可和的外交组合。
不管是真和谈，还是抓情报，亦或者搞政变，这个组合都可以，级别也确实够。
现在大顺这边怕啥呢，主要是怕法国把大顺给卖了。比如借着大顺的军力，和英国私下媾和了，达成一个对法国有利的条件。
虽然说，英国这边的激进派，是要干爆法国，防止复仇，拆掉船厂，毁灭渔船；而法国这边的激进派，是要干爆英国，扶植詹姆士党登陆苏格兰，让英国滚开汉诺威神罗的事以后法国说的算。
但是，两边都有激进派，两边也都有保守派。
按照保守派的看法，无非就是希望英国放弃汉诺威以后别掺和神罗的事、重新界定一下两边在北美的边界——清教徒看着天主教徒恶心、天主教徒看着清教徒膈应，法国是一点没打算要十三州，因为管不了——再就是拿到加勒比的小岛，完事。
路易十五这种人，刘玉说他是机会主义，那是一点不错。机会冒险达不成的时候，很可能膝盖一软，就变媾和主义。再一个法国的财政情况，也确实难看，国内再打下去很可能要炸了。
关键大顺这边也没法和法国谈一些关键的东西，大顺这边的意思，是继续打，打打看，打一阵，然后再和谈。但打，大顺又不支持登陆英国的冒险行动。
法国这边也不是傻子，这边使劲儿打，大顺这边使劲发展工业，货物一船船地往这边卖，肯定心里也犯滴咕。
陈青海等着田平把法国这边的事一说，也把法国使团的人大致说了一下后，便道：“田兄在英国日久，那边的情况，你觉得这一次直布罗陀之战，英国的内阁首辅是否能换？换个软弱点的，不要那么强硬非要打到最后的？”
田平啧了一声，摇头道：“不好说啊。现在谁是内阁首辅，谁就要背锅。新王继位，直接用自己人当内阁首辅，打个大败仗、签个绍兴和，这……”
“你需知道，这英国和赵宋不同。康王终究是康王，可这英国这边一直都在滴咕，这王位得来不正，是德国人，其国内素来多有不满。是以，赵构可求和，他这边怕是难。”
“而且，英国最怕的还是法国登陆，雅各布派复辟。是以海峡存亡之际，多半不可能临阵换帅。”
“你们那边是什么意思？”
陈青海也不瞒他，这件事从直布罗陀起航之前，内部的会上，李欗就谈过。
“我们这边的意思，还是恐吓为主，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换个主和派，而是希望继续是主战派执掌。”
“若换了主和派，只恐中法西之间各自离心，真就和了。”
“而若主战派在内阁，便可以继续打下去。咱们和法国、西班牙不同，咱们一不割地、二不要岛，所以再打个两三年，那是再好不过的。”
“主要我不知道英国这边的情况。”
“耀武扬威，是能激发英人的抵抗情绪，绝不求和？”
“还是耀武扬威之后，这英人惊慌失措，纷纷要降？”
田平恍然大悟，琢磨了一下，笑道：“这还是要看你们这边的情况了。有句话讲，迟则生变，只要不生变，那自然无甚问题。”
陈青海道：“这你放心，殿下那边和英人交手一次，虽赞许有加，认为比荷兰人强不少。但只要不在海峡决战，哪怕是外海决战，这边也有六七成把握大胜。”
“但若海峡决战，那就难说。一来水文风向，皆是英人天时；二来波浪翻滚，可依海岸而守，皆英人地利；三来英人同仇敌忾，保卫家国，皆英人天时。又有英人商船助阵、小船与纵火船无数，在海峡决战，胜负难料。”
“不过除海峡决战之外，我们军队这边可以保证，绝不会输。”
听完之后，田平心里也有底了，便道：“我虽读书不多，却也混过几年武德宫，《孙子兵法》还是学过的。”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这英国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还是法国登陆，复辟旧王。”
“你若真想让主战派继续执掌朝政，耀武扬威，声称要取伦敦云云，那定然效果拔群。”
“届时，英人必将人人奋勇，求战保其国、其教。”
“而法国这边，亦可有些交代。或可欺诈之，说天朝欲再增兵，届时决战于海峡。”
“若真如此，则巴黎那边，只需多谈一个事后条件，以假设增兵决战、登陆苏格兰为基础的事后条件，非要狮子大开口，叫法国人讨价还价。”
“外交之事，自来如此。你要价越多，他便以为这是真的。但……这事儿，便要做好先和英国、后逼法国的准备。”
“事后保英人之核心利益，与英人和。而后迫法国就范，战争就此终结。”
“不过这事儿也有风险，英人素来狡诈，之前坎伯兰公爵在汉诺威签的协定，翻脸就不认。风险便是，万一到时候英国翻脸，抓住中法之间罅隙之机，各个击破，则前功尽弃。”
“战后局势到底该如何，是做天子，还是分方伯各管一摊，这事儿还是得看朝廷的意思。还是得朝廷定。”
“我估计朝廷那边也是定了战争再打几年的意思，至少我这边没得什么旨意命令，看来还是要看看再说。如今来往通信，动辄两年，我估计到夏天多半就有消息了吧？”
这事也着实麻烦，陈青海想了一下，觉得确实如此。
这里面的麻烦事，其实大顺朝廷内部也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就在于“欧洲的金融中心是否还要放在荷兰”。
如果继续放在阿姆斯特丹，那么实际上大顺就要为荷兰作保，并且要做到能够威慑英法，两家谁也别打荷兰的主意。
换言之，大树与荷兰之间的合作，还要继续深化继续，让荷兰彻彻底底地充当整个欧洲的“买办”，即以大顺主导的“自由贸易”。
这样，依靠荷兰的中立保证、大顺对荷兰的承诺保护，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安全的地方，凭借其传统，自然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自由贸易和自由的港口。
但这个保证，意味着大顺就不能缩回去了，必须要继续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要保持对外开拓，也就意味着大顺是不能关门的，而且新学一派和海军系的人在朝堂的力量越来越强。
否则的话，连保障其中立都做不到，那么荷兰肯定是要完的。
英国暴打一顿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就跑伦敦去了；法国暴打一顿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也会跑，但肯定不往法国跑。
除此之外，要达成这个战略目的，也就意味着还必须要维系北美的均衡、承认英国对十三州的统治。
唯有如此，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地位就越稳固，因为北美的附属地位，决定了英国也希望金融中心离英国越近越好。
总之，这是一个需要大顺做好“一直开拓、不可退回、长期维系一直可以干涉欧洲的海军”的准备。
而朝堂内的声音，并不一致。这种世界新的“假自由贸易”的秩序，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的。
也有很多人，是支持重新均衡，各管一摊，大顺和各国卖货，拿到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就行。
这里面涉及到大顺内部的各派力量、皇权态度，是以大顺这边也是难办。
第一一四章 死与复仇（十四）
爱德华·霍克有自己的判断，即便理论上他此时是军人，应该坚决地执行内阁的方针。
但在大顺参战之后，皮特内阁的很多方针的基础性假设就错了。
全球海洋战略的基础，是法国被欧陆战事拖住，军费向陆军倾斜，从而保证英国理论上能够独自面对欧洲的两个海军强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波旁家族同盟。
之前，霍克当然是支持皮特的。因为他是海军，所以他知道英国海军的能力，豪赌一场，联葡萄牙，击败法国和西班牙，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在大顺参战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英国需要以一敌三。
而大顺那边，有个和法国完全不一样的情况，那就是东亚没有普鲁士、奥地利，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英国。
他舅舅是管殖民地和种植园的，对于贸易问题，自小耳濡目染。
霍克压根就不相信大顺参战，是因为英国在印度的激进行动刺激到了大顺、威胁到了大顺的安全底线等等这些屁话。
他希望战争以一种英国承受了一定损失的方式结束，而不是真的把中法之间逼到海峡决战、或者登陆爱尔兰或苏格兰的地步。英国，输得起殖民地；输不起苏格兰。
在这种军队主将的自我意识下，大顺这边运送俘虏和尸体的征调的、法国原本计划用于登陆英国的船队，全程都在英国海军的监视和保护下，安全且顺利地抵达了敦刻尔克。
已经基本荒废的敦刻尔克，算得上此时法国本土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地方。
舰队在这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很快就和从巴黎那边赶来的外交使团接上了头。
大顺这边要前往英国的是在欧洲逗留多年的田平，与陈青海亦算是熟人，以前在刘玉那也常见过面的。
开战之后不久，他就被英国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给送到法国去了。这事倒不是因为他帮刘玉搜集情报和技术的事暴露了，这种事，都是明摆着的，要不这年月的大使难道就是蹲在那吃喝玩乐的？
主要还是因为党争，开战之后肯定有人拿中国说事，攻击敌对派系，加上他和刘玉的亲戚关系，最后闹得沸沸扬扬，礼送出境。
此时两边会面之后，田平就把法国这边的外交大使给介绍了一下，晚上按照这边或者那边其实也一样的规矩，吃了顿饭，认识一下。
酒宴散了后，陈青海便问了一下，这法国大使是什么来头，法国那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己人这边得先勾兑勾兑，也得和田平说明白这一次去英国要干啥、准备达成什么目的。
再一个就是询问一下法国这边的态度。
虽然理论上说，军队的人不该干涉外交和谈判，但大顺这边的情况实在特殊。
英法之间的谈判，是军队打成什么样，然后外交官去谈判。
你拿这个岛，换我那个岛。比如历史上用梅诺卡岛，换瓜德罗普；用路易斯堡，换印度诸城。
大顺这边就完全不同。
印度的事，大顺压根没有列在谈判选项中：我就拿了，你能咋的？谈判，谈个屁。
而军队跨过了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之后，军队本身就意味着目的。
或者说，大顺的外交谈判底线，军队的这群人，比大顺的外交部门知道的更早。这里仅限军队的高阶军官，将帅级别。
因为大顺要的东西，不是靠打几个岛拿到的。
而是靠军队威慑英国海峡舰队，靠巡航舰和商船，到处劫船，崩溃英国经济，实质上促成英国航海条例的瓦解；促成大顺商船夺取各东印度公司占据的东西方贸易市场，如西非、北美、地中海、加勒比等。
在这个大目的之外，大顺还要负责欧洲的势力重新均衡，以及北美的最终瓜分分界线。
这里面，既需要英国这边的态度，也需要作为“可疑的盟友”的法国这边的态度。
英国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类似于宋时的主战派、主和派……就像是七年战争结束后的对法和约，有希望直接逼死法国的、也有认为不要逼的太狠做出让步的。
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人，或者说不是一个正常的、不人格分裂的人。
大顺参战之后，英国内部肯定会产生诸多分歧和利益冲突的。
不是说大顺逼着英国打开关税，全英国就一定反对。比如那些早就对东印度公司不满的人，很明显也希望分一点东西方贸易的好处。
再加上英国本土的土地贵族和工商业金融资本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在英国的粮食什么的可以继续出口的条件下，对于贵族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日用品和奢侈品的价格越来越低，这样他们就可以支付给农业雇工更低的工资。
大顺军方这边的高层，在开战之初，就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一仗的战略目标要打成什么样”。
因为通信不便，加之这不是征伐周边以占领土地为目的的战争，故而必须从一开始就必须告知军方高层，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换言之，军方一开始就和政治、经济的诸多改革深度绑定；而反过来，军方内的新学一派挑大梁，他们也更容易理解这种“以贸易、市场、关税为目的的，与过去占地收税形式完全不同的战争”。
这种战争的胜负，实质上更多的是在对方的内部取得的。
英国海军部一直就有在本土种树的任务，这是他们的职责之一，英国本土也有树、也有工人、也有造船厂，真要是铁了心全面动员全民参与打这一仗拼命造船等，大顺肯定也吃不消。
所以陈青海去伦敦，本身就是军方这边的战略任务之一，需要用各种手段尽可能促成英国的“主战派”下台。
包括且不限于恐吓、忽悠、联络等等方式。
田平久在这边，既是这一次要去伦敦，那定是要提前勾兑一下的。
再者就是法国人这边到底是什么意思？法国这边的人物，陈青海又不熟，最多也就知道一些历史战绩，但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法国这次派出的大使，以及法国宫廷这边是什么态度，到了伦敦那边后，免不了还有一些和“盟友”的勾心斗角。
田平心里略略总结了一下法国这边的情况，便道：“法国这边，就和当初咱们和罗刹谈判时候差不多。面上我父亲是正使，实际上幕后陛下选的是守常去办的。要说法国这边具体是什么意思，现在也不好说，法国这边主持的，是法王身边那个小圈子的人。算是内廷的人，在办外廷的事，那小圈子里的人我虽认得，可很难打听出来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这么一比喻，陈青海顿时理解了，有点类似于大顺这边，内阁六政府整一套东西、皇帝的小圈子又整一套东西，虽然肯定不一样，但内里差毬不多。
遂问道：“那这个大使，在法国也算是老勋贵家族的人呗？派他去，从人选上，可能看出来法国的态度？”
田平摇摇头。
“只看人选上，看不出来。因为无论身份、关系、头衔、还是他们这个贵族的圈子，这个大使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是接班黎塞留那个马扎然宰相家族的人，还是神罗的贵族、乱七八糟骑士团的骑士，顺带还是法兰西翰林院的博士。反正就是在英国那边，也有关系，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家之前有人给英国国王做过外宅，挺妖的，男女都能迷，在那边关系挺多的。”
“要说是为了搜集情报，他也合适，人脉广。”
“要说真的想和谈，他还是合适，级别够。”
“若说那个真正谈事的秘书，也就是国王小圈子里的那个人，我倒是也认得，交流过。”
“年轻，有为。好击剑、颇有任侠气，除了有女装癖好外，大致上你就把他当成当初去日本的史世用那般干那种事的。前朝锦衣卫、本朝孩儿军，大抵就是干这个的。国王小圈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可能知道。”
“还是那句话。”
“要是为了搜集情报，这小伙子也行，非常适合。”
“要是真的想和谈，这伙子可以直接沟通国王，也还适合。”
“只能是见招拆招，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也无怪田平看不出来，因为他说的确实是事实，从人选上看确实看不明白法国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正牌大使是路易·儒勒·马扎然。
红衣主教马扎然家族的后人，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朝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奇葩家族。
路易十四的初恋，就是他们家族的，那是真爱。真爱到后来马扎然为了达成政治同盟，让路易十四娶了西班牙的公主，强行把侄女送走嫁到了意大利，结婚当然她老公居然惊奇地发现路易十四的初恋居然还是处，大为光火，因为这意味着这是精神上的真爱——既然娶了，那肯定是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身体上是路易十四情妇的事实了，结果出乎意料，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情人的区别，还是挺别扭的，最后两口子闹掰，玛丽跑路。
到路易十五这一辈，在蓬帕杜夫人之前的宫廷情妇内勒姐妹花，还是是他们家族的。内勒五姐妹的姥姥，就是跑去给英国国王当情妇，男女都行，勾搭了英王的私生女小安妮的那个。
马扎然家族是星占师、催眠什么的，估计可能闺房里的技术上有点东西，靠着家族的女儿们，在欧洲各地都有亲戚。
贵族嘛，肯定乱。乱的越厉害，越奇葩，一般来说证明这个家族便是望族。甭说如今这个大使的家族名头，再怎么样，他头上还顶着个从红衣宰相马扎然那传承来的讷维尔公爵的头衔。
再加上他还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也就是田平说的法西兰翰林院的博士或者翰林——搞语法、标准法语、修辞、考古、史学的，是法兰西学院，不是法兰西科学院，是负责让欧洲宫廷都说法语的文化战线上的。
自然，确实，无论是真谈正事，还是为了搜集情报，其身份都是相当合适的，也确实看不出来法国这边到底是啥态度。
第一一五章 死与复仇（十五）
至于算是皇帝身边小圈子成员的、真正负责或者主持情报工作的，自然是那个女装大老，双性骑士，迪昂·德·鲍萌。
排除掉那些传奇和话本一样的滤镜，这个人依旧很复杂。
93年风暴的时候，即便他作为贵族，家产和土地被没收了，但还是写信给国民议会，希望脱下裙子，穿上他的龙骑兵制服，回国组建一个志愿者师，去粉碎神圣围剿，保卫法国。当然话本传奇里说他要回国组建“女子师”。
虽然后世后现代的L、G、B、T群体的一些人把他视作异装祖师，但似乎和后现代那群弱鸡真不是一回事。这是个真的提着裙子以68岁高龄靠剑术赌局玩命混饭吃、真提着枪去十三州支援革命结果中途被抓被流放的狠人。
能力很强，之前的俄法同盟，他出了很大的力。
这样的一个组合，大顺这边的确很难判断法国的意图，因为这就是个可攻可守、可战可和的外交组合。
不管是真和谈，还是抓情报，亦或者搞政变，这个组合都可以，级别也确实够。
现在大顺这边怕啥呢，主要是怕法国把大顺给卖了。比如借着大顺的军力，和英国私下媾和了，达成一个对法国有利的条件。
虽然说，英国这边的激进派，是要干爆法国，防止复仇，拆掉船厂，毁灭渔船；而法国这边的激进派，是要干爆英国，扶植詹姆士党登陆苏格兰，让英国滚开汉诺威神罗的事以后法国说的算。
但是，两边都有激进派，两边也都有保守派。
按照保守派的看法，无非就是希望英国放弃汉诺威以后别掺和神罗的事、重新界定一下两边在北美的边界——清教徒看着天主教徒恶心、天主教徒看着清教徒膈应，法国是一点没打算要十三州，因为管不了——再就是拿到加勒比的小岛，完事。
路易十五这种人，刘玉说他是机会主义，那是一点不错。机会冒险达不成的时候，很可能膝盖一软，就变媾和主义。再一个法国的财政情况，也确实难看，国内再打下去很可能要炸了。
关键大顺这边也没法和法国谈一些关键的东西，大顺这边的意思，是继续打，打打看，打一阵，然后再和谈。但打，大顺又不支持登陆英国的冒险行动。
法国这边也不是傻子，这边使劲儿打，大顺这边使劲发展工业，货物一船船地往这边卖，肯定心里也犯滴咕。
陈青海等着田平把法国这边的事一说，也把法国使团的人大致说了一下后，便道：“田兄在英国日久，那边的情况，你觉得这一次直布罗陀之战，英国的内阁首辅是否能换？换个软弱点的，不要那么强硬非要打到最后的？”
田平啧了一声，摇头道：“不好说啊。现在谁是内阁首辅，谁就要背锅。新王继位，直接用自己人当内阁首辅，打个大败仗、签个绍兴和，这……”
“你需知道，这英国和赵宋不同。康王终究是康王，可这英国这边一直都在滴咕，这王位得来不正，是德国人，其国内素来多有不满。是以，赵构可求和，他这边怕是难。”
“而且，英国最怕的还是法国登陆，雅各布派复辟。是以海峡存亡之际，多半不可能临阵换帅。”
“你们那边是什么意思？”
陈青海也不瞒他，这件事从直布罗陀起航之前，内部的会上，李欗就谈过。
“我们这边的意思，还是恐吓为主，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换个主和派，而是希望继续是主战派执掌。”
“若换了主和派，只恐中法西之间各自离心，真就和了。”
“而若主战派在内阁，便可以继续打下去。咱们和法国、西班牙不同，咱们一不割地、二不要岛，所以再打个两三年，那是再好不过的。”
“主要我不知道英国这边的情况。”
“耀武扬威，是能激发英人的抵抗情绪，绝不求和？”
“还是耀武扬威之后，这英人惊慌失措，纷纷要降？”
田平恍然大悟，琢磨了一下，笑道：“这还是要看你们这边的情况了。有句话讲，迟则生变，只要不生变，那自然无甚问题。”
陈青海道：“这你放心，殿下那边和英人交手一次，虽赞许有加，认为比荷兰人强不少。但只要不在海峡决战，哪怕是外海决战，这边也有六七成把握大胜。”
“但若海峡决战，那就难说。一来水文风向，皆是英人天时；二来波浪翻滚，可依海岸而守，皆英人地利；三来英人同仇敌忾，保卫家国，皆英人天时。又有英人商船助阵、小船与纵火船无数，在海峡决战，胜负难料。”
“不过除海峡决战之外，我们军队这边可以保证，绝不会输。”
听完之后，田平心里也有底了，便道：“我虽读书不多，却也混过几年武德宫，《孙子兵法》还是学过的。”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这英国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还是法国登陆，复辟旧王。”
“你若真想让主战派继续执掌朝政，耀武扬威，声称要取伦敦云云，那定然效果拔群。”
“届时，英人必将人人奋勇，求战保其国、其教。”
“而法国这边，亦可有些交代。或可欺诈之，说天朝欲再增兵，届时决战于海峡。”
“若真如此，则巴黎那边，只需多谈一个事后条件，以假设增兵决战、登陆苏格兰为基础的事后条件，非要狮子大开口，叫法国人讨价还价。”
“外交之事，自来如此。你要价越多，他便以为这是真的。但……这事儿，便要做好先和英国、后逼法国的准备。”
“事后保英人之核心利益，与英人和。而后迫法国就范，战争就此终结。”
“不过这事儿也有风险，英人素来狡诈，之前坎伯兰公爵在汉诺威签的协定，翻脸就不认。风险便是，万一到时候英国翻脸，抓住中法之间罅隙之机，各个击破，则前功尽弃。”
“战后局势到底该如何，是做天子，还是分方伯各管一摊，这事儿还是得看朝廷的意思。还是得朝廷定。”
“我估计朝廷那边也是定了战争再打几年的意思，至少我这边没得什么旨意命令，看来还是要看看再说。如今来往通信，动辄两年，我估计到夏天多半就有消息了吧？”
这事也着实麻烦，陈青海想了一下，觉得确实如此。
这里面的麻烦事，其实大顺朝廷内部也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就在于“欧洲的金融中心是否还要放在荷兰”。
如果继续放在阿姆斯特丹，那么实际上大顺就要为荷兰作保，并且要做到能够威慑英法，两家谁也别打荷兰的主意。
换言之，大树与荷兰之间的合作，还要继续深化继续，让荷兰彻彻底底地充当整个欧洲的“买办”，即以大顺主导的“自由贸易”。
这样，依靠荷兰的中立保证、大顺对荷兰的承诺保护，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安全的地方，凭借其传统，自然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自由贸易和自由的港口。
但这个保证，意味着大顺就不能缩回去了，必须要继续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要保持对外开拓，也就意味着大顺是不能关门的，而且新学一派和海军系的人在朝堂的力量越来越强。
否则的话，连保障其中立都做不到，那么荷兰肯定是要完的。
英国暴打一顿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就跑伦敦去了；法国暴打一顿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也会跑，但肯定不往法国跑。
除此之外，要达成这个战略目的，也就意味着还必须要维系北美的均衡、承认英国对十三州的统治。
唯有如此，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地位就越稳固，因为北美的附属地位，决定了英国也希望金融中心离英国越近越好。
总之，这是一个需要大顺做好“一直开拓、不可退回、长期维系一直可以干涉欧洲的海军”的准备。
而朝堂内的声音，并不一致。这种世界新的“假自由贸易”的秩序，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的。
也有很多人，是支持重新均衡，各管一摊，大顺和各国卖货，拿到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就行。
这里面涉及到大顺内部的各派力量、皇权态度，是以大顺这边也是难办。
第一一六章 死与复仇（十六）
威廉·皮特并不是先知，所以他也不可能知道工业革命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英国在1790年前后开始爆发式增长、拉开个世界各国差距的根本性力量。
但他终究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拥有一种战略上的敏锐嗅觉，并且相信英国的未来在商业和贸易上，而且非常理解殖民地经济的逻辑。
虽然其实他赌错了，或者说迫于现实和传统的认知，把未来仍旧赌在了蔗糖、烟草、和纽芬兰的鳕鱼上——以史为鉴到刻舟求剑的程度，自然知道，鳕鱼、蔗糖、烟草，是过去百余年欧洲经济贸易的发动机。
以史为鉴的目的，是知兴替、明盛衰。
皮特和辉格党与托利党都不同，英国是个很注重传统的国家，但传统本身是可以自己伪造的，并且宣称这是传统的。
辉格党和托利党对于“传统”这个的定义，都忙于去论证，传统到底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
形成这样一个死循环：
因为我们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强盛——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强盛——就要继续巩固传统。
最终，这个问题，只能演变成“传统”到底是啥之争。
因为这样的死循环，所以谁是胜利者，谁就能定义传统；而不是谁真的遵循传统，谁就获胜。
托利党说，传统是君主制，并举例甲乙丙丁；辉格党说，传统是内阁与自由，并举例子午卯酉。
皮特并不尊重这种自我定义的传统，他要是尊重传统，他就不可能顶着“大平民”的旗号，去搞反对派从而获得威望。
从历史中，皮特看清楚了英国这几年发达起来的真正原因，破除了英国此时对于自己为啥发达了而不知的普遍焦虑。
只不过因为他不是先知，所以无法预判工业革命，但却凭借对史书的理解和总结，靠着一种敏锐的天赋提出了全球殖民地战略，为今后英国纺织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基础。
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到底靠的是什么？
是传统？
是民族性？
是自由的贸易？
这些此时在伦敦叫声最烈的东西，只是解释现状的一种回答。
而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的。
1647年，八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解除对荷兰的贸易禁运。
荷兰处在来茵河入海口，北连波罗的海、南接法国、沿着来茵河向内是来茵河流域的运河水路。
什么地理位置，能敌得过大河入海口这样的地理优势？
1651年，独栽者克伦威尔发现搞这种自由贸易，英国扛不住了，于是出台了《航海条例》。
1654年，疯狂造舰的护国公，暴打荷兰，自由贸易争不过，那就武力解决，荷兰战败。
1666年，出台《埋葬法桉》。死了之后，必须用呢绒布包裹埋葬，任何不用羊毛呢绒布包裹埋葬的，罚款15两白银，且此呢绒必须由本国生产。此法桉一直持续到1814年，成为1666年到1814年研究英国家族、家谱的重要一环，因为所有人死后都必须在治安官那登记，后世伪造家谱，拿着当初的登记簿一看，连个羊毛呢绒的“寿衣”都穿不起，登记为“NAKED”，显然那就不是绅士。
有一说一，大顺这边之前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确实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但也没离谱到死了之后买棺材板也得硬性规定必须买哪里哪里的。
除了理想化的《管子》里面有这种思维和明确办法外，其余的很少见，而且也确实很少实践。
1699年，出台《爱尔兰羊毛法》，爱尔兰禁止出口呢绒、所有呢绒制品由英格兰提供，招致了爱尔兰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爱尔兰人拒绝穿呢绒，选择穿亚麻布。
1701年，东方棉布被东印度公司向英国倾销，各地的纺织业者、羊毛商人、圈地养羊的圈地贵族，都很不满，爆发了反抗运动和烧毁东方棉布运动，第一次棉布禁止令出台。
1721年，第二次出台。
1725年，兰开夏的棉花纺织业开始有所发展，但因为技术不足，是以纺出来的棉纱，只能做经线，不能做纬线。
这是西欧棉纺织业的开端，为什么会出现在兰开夏？因为……兰开夏的气候比较湿润，使得纺织成的棉纱不容易断，想要学此的法国怎么也搓不成，因为法国的气候比起兰开夏更加干旱。
1733年，兰开夏等地的棉纺织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依旧无法竞争过东方棉布。于是，《曼彻斯特法桉》出台：英语词汇的特殊性，纯棉布是calicoes，是非传统的；曼彻斯特、兰开夏的布，是fustian，是传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玉可以搞专门出口的低端混纺布走私的原因，正规松江布是calicoes、他用羊毛亚麻等搓进去的出口布是fustian。
至今为止，也就是靠着《航海条例》、《棉布禁令》、《裹尸布法》等等，从生到死的一整套法桉，把本国的纺织业发展起来。
并且依靠着殖民地——主要是北美，北美也算是片帆不得下海，不能去买荷兰法国的布料，只能买英国产的劣质布，由此保证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
这里必须要再说明一下：珍妮机大顺用不了，这玩意儿只能做经线，而且这玩意纺出来的纱做的布，在大顺一匹都卖不出去，都不用松江布，就曹州曲阜等地的农家布，都能把这玩意的打出屎来，不管是价格还是质量。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后，北美一开始也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拒绝穿英国运来的布，鼓励妇女自己用纺车纺纱、织布。
1779年，走锭精纺机，也就是骡机出现，英国布第一次在“质量”上，和印度持平，但还不如中国。
算生产效率，已经高过了中国和印度。但是，因为物价问题，在价格上，依旧毫无竞争力。
随后，英美开战，英国无法从美洲获得棉花和靛草，于是大量投资印度，种植棉花和靛草。同时再用军队和关税控制，摧毁印度的手工业。
到1826年，已经有英国人看明白什么叫殖民市场了。
【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的武力统治，曼彻斯特的工厂在一开始就会停止，甚至不可能再次启动，即使是蒸汽的力量。】
【这一切是由印度制造业的牺牲创造的。如果印度独立，她本可以进行报复，对英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保护自己的生产产业免于毁灭。】
【但，现实中，这种自卫行为是不允许的。】
所以，此时大顺内部，如刘玉等人，对威廉·皮特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
因为威廉·皮特的政策，从后世的结果看，的确是造就了英国的繁荣。但这属于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皮特自己并不重视印度，而是依旧把未来赌在了过去经验的“鳕鱼、白糖、烟草”上。
他无心插柳的举动，使得英国的纺织业在大发展的时候，拥有了一个广阔的、被为谋求“土地税”的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印度；也使得在英美战争期间，英国可以从印度获得原材料。
而威廉·皮特自己，此时依旧认为，加勒比是珍珠，北美是珍珠。
实际上，真正的机缘在印度。
或者说，英国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工业革命。
但威廉·皮特对工业革命这个趋势，并无任何的认知。但他的一些战略思想，在客观上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条件。
除此之外，刘玉对威廉·皮特评价并不高的原因，还是一个，但另一个就比较不好听了。
另一个原因，是刘玉认为，威廉·皮特和后世那些昭和参谋差毬不多，或者说，这只是个在战术上暂时赌赢了的昭和参谋。
脑子里压根没有真正的战略格局，意识不到一个根本的“打仗其实是个经济问题”的事实。有点像是那种对着世界地图，卡卡一通画，却不去考虑画的这几条线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问谁收税等等问题。
而且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过于一厢情愿，思维方式总是认为，对方应该怎么样，却不考虑对方如果不接受、不这么样会怎么样。
如果皮特不是昭和参谋式的的战略水平，那可能就是他是反对派起家，以至于习惯性地为了反对而反对。
甚至在刘玉看来，要不是无心插柳的印度，皮特真的就是个暂时战术胜利最终导致帝国瓦解的昭和参谋，只不过无心插柳的印度和后续的英国工业革命，给他加了太多分而已。
类似于疯了一般的七七之后、到处独走继续扩大侵略的那群参谋，结果在华北农村的青纱帐里，一下子找到了跨时代的黑科技，直接拉开了和地球其余国家的代差。事后咋评价，难道说那些没脑子的独走派，就是战略大师？
是以，在刘玉看来，皮特的水平真就一般。
不过，也正是因为皮特明白殖民和侵略，通过对英国过去百年的历史，明白了英国的财富之所在。
他破除了“不知为何而富”的那种焦虑。
他也破除了对传统的神圣迷信，以及对那些扯澹说辞的信任。
所以他才制定了“全球战略”，要利用舰队，摧毁法国和西班牙的贸易，使得英国扩大《航海条例》的范围，只能让英国赚取贸易和二道贩子利润。
也因为他隐约知道英国发展起来的本质原因，所以他才对大顺这次参战到底想要什么，惊恐不安。
如果，大顺真的想要贸易。
那么，英国的纺织业，就完了；英国的金融业，也完了，英国的地理位置是不如在来茵河入海口的荷兰的……
或者说，他所熟知的、找到了本质的、英国这百余年发展所依靠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两大原始积累的法宝，就完了。而这两大法宝，是他破除了那些焦虑之后，所认知的英国强大的根源。
第一一七章 死与复仇（十七）
实际上，皮特的恐惧，比起大顺真正要带来的毁灭，还是差了很多。
笼统点说，皮特通过读历史，读从护国公时代的历史，隐约触摸到了“原始积累”的几种手段，并且知道了富庶源于原始积累。
但他错把原始积累，当成了目的。
然而，只有把这些原始积累作为手段、并且完成原始积累的真正目的，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引领时代浪潮的人。
因为他把本来应该是手段的原始积累，看做历史的终结和英国的最终目的，所以他提出了全球殖民战略和瓦解法国西班牙的舰队计划，要战斗到底。
只不过后来英国靠他豪赌的基础，完成了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转变。
然而他自己的意识，是把原始积累作为目的的。
所以，他所恐惧的，也只是大顺的贸易品蜂拥而至后，在原始积累层面的问题。
实际上的问题，要比这个严重的多。
比如，一旦放开了自由贸易，资本就会涌向那些盈利的产业当中。
要注意的是：
因为英国对贸易进行极致的控制。
所以大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得以投入到英国的大基建——运河工程当中。
放到大顺这边，同样的道理，就是因为松苏地区对土地的改革和控制，大量的资本不得不投入到土地之外的行业。
这是资本逐利性决定的：搞基建，是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不是。贸易才是。但是，贸易被管控着，不让入场，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也想卖茶叶，但是朝廷不让啊，而且抓着是真杀头的。
一旦放开贸易管控，大量的资本会投入到贸易当中，而不是去投资基建。而贸易本身……怎么说呢，荷兰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贸易可以发财，但会毁灭英国的根基。
英国的根基是什么？
是管控贸易下得以发展的实体经济。
是资本无处可去，不能投入到更赚钱的贸易因为有管控，不得不把大量的白银，投入到运河建设中，以获得比国债的3%略高一些的回报率，使得英国国内的基建水平迅速提升，物流成本降低，为下一步的产业发展打好了基础。
如果100英镑做买卖，买东方棉布再卖掉的利润，高于把这100英镑投入到纺织厂、或者搞基建、挖运河、修道路，那么这100英镑就会买棉布，而不是去建纺织厂、搞基建、挖运河、修道路。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除非，依靠集权、政府、海军、关税，做到谁敢买棉布，就先罚200块钱。
大顺如果在贸易问题上有索取，那么摧毁的就是英国的实体经济，而带给英国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经济。
这个时代，没有核弹。
荷兰当初繁盛无比，结果如何呢？商业摧毁了本国的工业，几场战争，打崩了荷兰的军力。
乃至于历史上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带着军舰和大炮，逼着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必须买英国国债。
只靠贸易繁荣，在这个时代是混不下去的。况且，这种贸易繁荣的背后，是本国的白银外流，以及大量的白银流入到买办集团的手中。而他们又会把这些白银，送去中国，因为大顺的工业已经起步、加之利息本来也高，回报率更高。
在这个贵金属时代，钱真的是钱，不能印、不能超发，真的就是个“你多我就少、你少我就多”的零和博弈。
而大顺的奇特性，就像是1826年的《英属印度史》里描述的那样：【……曼彻斯特的工厂在一开始就会停止，甚至不可能再次启动，即使是蒸汽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带来的将是英国快速的全面荷兰化。
而此时真正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也会选择支援大顺的工业革命，而不是去投资英国的运河、基建、工业等，因为利润更高。
至于此时的英国，以及皮特所绝望的现实，除了东印度公司问题外，在面临外国货冲击的时候，还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情况。
这个严峻的情况，本质上就是刘玉认为皮特，要么是个昭和参谋水平的、要么就是反对派当久了为了反对而反对水平的原因。
后世有句非常、非常、非常着名的话，基本上多数人都听过，这话就是皮特说的。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句话的原文，是【最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小屋里蔑视王室的所有力量。它可能是脆弱的；它的屋顶可能会摇晃；风可能会吹过它；风暴可能会进入；雨水可能会进入；可是英格兰国王却进不去——他全力以赴，不敢跨过被毁坏的地契的门槛！】
这句话所产生的背景，是历史上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欠了一屁股的债，财政要崩，只能想办法抠钱、加税。
而加税的重要一项，就是生产税、关税。
这里面有一个法令，就是“协助搜查法令”。
即：海关官员、税务人员，可利用这些协助令以武力进入任何建筑物，搜查和扣押任何可能被没收的物品。该官员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在获得和执行搜查令之前，应予没收的货物被保存在该处所内，而且这些货物很可能被移走、销毁或遗失。协助令状自签发之日起有效……
简单来说，比如《航海条例》所加的关税。
走私是司空见惯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官员、税务人员，有资格进入船上搜查，只要手里有协助搜查令，且怀疑这艘船走私，就可以进入船里面，清查走私货物。
亦或者，比如英国的苹果酒税，酒这玩意儿，也是逃避交税的重灾区。有这个法令，即可进入可能的私酒商的房子进行搜查。
而这件事，从一开始威廉·皮特反对沃波尔的消费税政策的时候，就是皮特一直用来获得资产阶级和城市小生产者支持的一个口号。
他反对这种搜查令，反对海关人员和税务官，进入房屋和货船搜查违禁品。
这里面，其实和法国贵族和巴黎高等法院，以自由而反对清查土地是一个意思——由封建时代衍生出的法国贵族所理解的自由，和法革时代和启蒙学者给出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一回事。
【最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小屋里蔑视王室的所有力量。它可能是脆弱的；它的屋顶可能会摇晃；风可能会吹过它；风暴可能会进入；雨水可能会进入；可是英格兰国王却进不去——他全力以赴，不敢跨过被毁坏的地契的门槛！】
这番话，有一个很着名的桉例，即马尔科姆事件。
一个叫马尔科姆的“走私贩子嫌疑人”，被怀疑家里就是个走私品仓库，于是海关人员去查。
马尔科姆让海关人员进去了，但是发现了一个上锁的地窖，海关人员让马尔科姆把地窖打开，但马尔科姆说不行，因为你的协助搜查令，只是说搜查我的房屋，却没有说可以搜查我的地窖。
海关人员就撤了，回去补办了个搜查地窖的协助搜查令。
但回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却把自己的房子锁上了，而且还召集了300多人来围观，表示你这回的搜查令是搜查我的地窖的，不是搜查我的房子的。
当然，这件事，应该说，马尔科姆大约没有走私，即便走私，也可能早把货物挪走了。
这就是波士顿地区的独立派，挖的个坑，派人去举报线索，又一手主持了这件事，来制造冲突的。英国这边傻呵呵地就掉坑里了。
还有那个很着名的在宣言上签字的约翰·汉考克的走私船搜查事件，也是差不多的路数。
威廉·皮特的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事说的。
他的话，是正确的。
这一点，无可否认。
单独拎出来，是进步的。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招致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走私横行？
为什么走私，被英国人、北美十三州的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受害人的犯罪”，是值得大家称赞的英雄，而不是罪犯？
为什么大家对走私犯加以帮助？
威廉·皮特知不知道，这是因为《航海条例》导致的？
显然，他是知道的。
那么，他反对《航海条例》吗？
他执掌内阁的时候，是否提议要废除《航海条例》？
并没有。
在总的罪恶上，他支持罪恶。
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又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然法。
这能说明啥？
要么说明，他脑子根本不好使，水平一般，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要么说明，他有脑子，也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只敢在细枝末节上扯犊子，却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航海条例所造就的大量的得利者。
要么说明，他只是那种对着地图一通画的人，却对税收、财政、国债问题根本没有概念。
这么多标签，总得拿一个，否则怎么解释这件事？
征税可不可以征？征税要搜查，可不可以？
这事，不好说，因为涉及到了辩经。
往大了说，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
如果没有了走私贩子、私酒贩子，那么这个协助搜查令的入户搜查问题，不就在根源上解决了吗？
这是辩经。
但是，辩经的世界，在现实并不存在。
所以，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
因为关税太高了、因为酒税太高了，所以大家才把私酒贩子、走私贩子，当做“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认为这是光荣的。
故而，可以把关税降低、酒税降低，降低到一个大家觉得其实还好的程度，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搜查走私了呢？
但这件事，从辩经上，又说不通。
50%的关税走私不是坏人，那么10%的关税，走私就是坏人了？
问题就在于，从当初刘玉去阿姆斯特丹，大谈自由贸易问题的时候，跟着刘玉扩张的大顺新学派的侵略扩张派，一直都在拿着这一套经书来宣传。
尤其是当时正处在威廉·皮特反对波沃尔的消费税问题的关口。
皮特是用风能进、雨能进的理由，反对波沃尔增加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就涉及到清查走私品和不交税的那些货。
而刘玉，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玉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玉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玉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玉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玉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
第一一八章 死与复仇（十八）
威廉·皮特并不是先知，所以他也不可能知道工业革命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英国在1790年前后开始爆发式增长、拉开个世界各国差距的根本性力量。
但他终究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拥有一种战略上的敏锐嗅觉，并且相信英国的未来在商业和贸易上，而且非常理解殖民地经济的逻辑。
虽然其实他赌错了，或者说迫于现实和传统的认知，把未来仍旧赌在了蔗糖、烟草、和纽芬兰的鳕鱼上——以史为鉴到刻舟求剑的程度，自然知道，鳕鱼、蔗糖、烟草，是过去百余年欧洲经济贸易的发动机。
以史为鉴的目的，是知兴替、明盛衰。
皮特和辉格党与托利党都不同，英国是个很注重传统的国家，但传统本身是可以自己伪造的，并且宣称这是传统的。
辉格党和托利党对于“传统”这个的定义，都忙于去论证，传统到底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
形成这样一个死循环：
因为我们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强盛——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强盛——就要继续巩固传统。
最终，这个问题，只能演变成“传统”到底是啥之争。
因为这样的死循环，所以谁是胜利者，谁就能定义传统；而不是谁真的遵循传统，谁就获胜。
托利党说，传统是君主制，并举例甲乙丙丁；辉格党说，传统是内阁与自由，并举例子午卯酉。
皮特并不尊重这种自我定义的传统，他要是尊重传统，他就不可能顶着“大平民”的旗号，去搞反对派从而获得威望。
从历史中，皮特看清楚了英国这几年发达起来的真正原因，破除了英国此时对于自己为啥发达了而不知的普遍焦虑。
只不过因为他不是先知，所以无法预判工业革命，但却凭借对史书的理解和总结，靠着一种敏锐的天赋提出了全球殖民地战略，为今后英国纺织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基础。
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到底靠的是什么？
是传统？
是民族性？
是自由的贸易？
这些此时在伦敦叫声最烈的东西，只是解释现状的一种回答。
而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的。
1647年，八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解除对荷兰的贸易禁运。
荷兰处在来茵河入海口，北连波罗的海、南接法国、沿着来茵河向内是来茵河流域的运河水路。
什么地理位置，能敌得过大河入海口这样的地理优势？
1651年，独栽者克伦威尔发现搞这种自由贸易，英国扛不住了，于是出台了《航海条例》。
1654年，疯狂造舰的护国公，暴打荷兰，自由贸易争不过，那就武力解决，荷兰战败。
1666年，出台《埋葬法桉》。死了之后，必须用呢绒布包裹埋葬，任何不用羊毛呢绒布包裹埋葬的，罚款15两白银，且此呢绒必须由本国生产。此法桉一直持续到1814年，成为1666年到1814年研究英国家族、家谱的重要一环，因为所有人死后都必须在治安官那登记，后世伪造家谱，拿着当初的登记簿一看，连个羊毛呢绒的“寿衣”都穿不起，登记为“NAKED”，显然那就不是绅士。
有一说一，大顺这边之前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确实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但也没离谱到死了之后买棺材板也得硬性规定必须买哪里哪里的。
除了理想化的《管子》里面有这种思维和明确办法外，其余的很少见，而且也确实很少实践。
1699年，出台《爱尔兰羊毛法》，爱尔兰禁止出口呢绒、所有呢绒制品由英格兰提供，招致了爱尔兰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爱尔兰人拒绝穿呢绒，选择穿亚麻布。
1701年，东方棉布被东印度公司向英国倾销，各地的纺织业者、羊毛商人、圈地养羊的圈地贵族，都很不满，爆发了反抗运动和烧毁东方棉布运动，第一次棉布禁止令出台。
1721年，第二次出台。
1725年，兰开夏的棉花纺织业开始有所发展，但因为技术不足，是以纺出来的棉纱，只能做经线，不能做纬线。
这是西欧棉纺织业的开端，为什么会出现在兰开夏？因为……兰开夏的气候比较湿润，使得纺织成的棉纱不容易断，想要学此的法国怎么也搓不成，因为法国的气候比起兰开夏更加干旱。
1733年，兰开夏等地的棉纺织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依旧无法竞争过东方棉布。于是，《曼彻斯特法桉》出台：英语词汇的特殊性，纯棉布是calicoes，是非传统的；曼彻斯特、兰开夏的布，是fustian，是传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玉可以搞专门出口的低端混纺布走私的原因，正规松江布是calicoes、他用羊毛亚麻等搓进去的出口布是fustian。
至今为止，也就是靠着《航海条例》、《棉布禁令》、《裹尸布法》等等，从生到死的一整套法桉，把本国的纺织业发展起来。
并且依靠着殖民地——主要是北美，北美也算是片帆不得下海，不能去买荷兰法国的布料，只能买英国产的劣质布，由此保证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
这里必须要再说明一下：珍妮机大顺用不了，这玩意儿只能做经线，而且这玩意纺出来的纱做的布，在大顺一匹都卖不出去，都不用松江布，就曹州曲阜等地的农家布，都能把这玩意的打出屎来，不管是价格还是质量。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后，北美一开始也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拒绝穿英国运来的布，鼓励妇女自己用纺车纺纱、织布。
1779年，走锭精纺机，也就是骡机出现，英国布第一次在“质量”上，和印度持平，但还不如中国。
算生产效率，已经高过了中国和印度。但是，因为物价问题，在价格上，依旧毫无竞争力。
随后，英美开战，英国无法从美洲获得棉花和靛草，于是大量投资印度，种植棉花和靛草。同时再用军队和关税控制，摧毁印度的手工业。
到1826年，已经有英国人看明白什么叫殖民市场了。
【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的武力统治，曼彻斯特的工厂在一开始就会停止，甚至不可能再次启动，即使是蒸汽的力量。】
【这一切是由印度制造业的牺牲创造的。如果印度独立，她本可以进行报复，对英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保护自己的生产产业免于毁灭。】
【但，现实中，这种自卫行为是不允许的。】
所以，此时大顺内部，如刘玉等人，对威廉·皮特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
因为威廉·皮特的政策，从后世的结果看，的确是造就了英国的繁荣。但这属于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皮特自己并不重视印度，而是依旧把未来赌在了过去经验的“鳕鱼、白糖、烟草”上。
他无心插柳的举动，使得英国的纺织业在大发展的时候，拥有了一个广阔的、被为谋求“土地税”的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印度；也使得在英美战争期间，英国可以从印度获得原材料。
而威廉·皮特自己，此时依旧认为，加勒比是珍珠，北美是珍珠。
实际上，真正的机缘在印度。
或者说，英国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工业革命。
但威廉·皮特对工业革命这个趋势，并无任何的认知。但他的一些战略思想，在客观上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条件。
除此之外，刘玉对威廉·皮特评价并不高的原因，还是一个，但另一个就比较不好听了。
另一个原因，是刘玉认为，威廉·皮特和后世那些昭和参谋差毬不多，或者说，这只是个在战术上暂时赌赢了的昭和参谋。
脑子里压根没有真正的战略格局，意识不到一个根本的“打仗其实是个经济问题”的事实。有点像是那种对着世界地图，卡卡一通画，却不去考虑画的这几条线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问谁收税等等问题。
而且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过于一厢情愿，思维方式总是认为，对方应该怎么样，却不考虑对方如果不接受、不这么样会怎么样。
如果皮特不是昭和参谋式的的战略水平，那可能就是他是反对派起家，以至于习惯性地为了反对而反对。
甚至在刘玉看来，要不是无心插柳的印度，皮特真的就是个暂时战术胜利最终导致帝国瓦解的昭和参谋，只不过无心插柳的印度和后续的英国工业革命，给他加了太多分而已。
类似于疯了一般的七七之后、到处独走继续扩大侵略的那群参谋，结果在华北农村的青纱帐里，一下子找到了跨时代的黑科技，直接拉开了和地球其余国家的代差。事后咋评价，难道说那些没脑子的独走派，就是战略大师？
是以，在刘玉看来，皮特的水平真就一般。
不过，也正是因为皮特明白殖民和侵略，通过对英国过去百年的历史，明白了英国的财富之所在。
他破除了“不知为何而富”的那种焦虑。
他也破除了对传统的神圣迷信，以及对那些扯澹说辞的信任。
所以他才制定了“全球战略”，要利用舰队，摧毁法国和西班牙的贸易，使得英国扩大《航海条例》的范围，只能让英国赚取贸易和二道贩子利润。
也因为他隐约知道英国发展起来的本质原因，所以他才对大顺这次参战到底想要什么，惊恐不安。
如果，大顺真的想要贸易。
那么，英国的纺织业，就完了；英国的金融业，也完了，英国的地理位置是不如在来茵河入海口的荷兰的……
或者说，他所熟知的、找到了本质的、英国这百余年发展所依靠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两大原始积累的法宝，就完了。而这两大法宝，是他破除了那些焦虑之后，所认知的英国强大的根源。
第一一九章 死与复仇（十九）
实际上，皮特的恐惧，比起大顺真正要带来的毁灭，还是差了很多。
笼统点说，皮特通过读历史，读从护国公时代的历史，隐约触摸到了“原始积累”的几种手段，并且知道了富庶源于原始积累。
但他错把原始积累，当成了目的。
然而，只有把这些原始积累作为手段、并且完成原始积累的真正目的，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引领时代浪潮的人。
因为他把本来应该是手段的原始积累，看做历史的终结和英国的最终目的，所以他提出了全球殖民战略和瓦解法国西班牙的舰队计划，要战斗到底。
只不过后来英国靠他豪赌的基础，完成了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转变。
然而他自己的意识，是把原始积累作为目的的。
所以，他所恐惧的，也只是大顺的贸易品蜂拥而至后，在原始积累层面的问题。
实际上的问题，要比这个严重的多。
比如，一旦放开了自由贸易，资本就会涌向那些盈利的产业当中。
要注意的是：
因为英国对贸易进行极致的控制。
所以大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得以投入到英国的大基建——运河工程当中。
放到大顺这边，同样的道理，就是因为松苏地区对土地的改革和控制，大量的资本不得不投入到土地之外的行业。
这是资本逐利性决定的：搞基建，是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不是。贸易才是。但是，贸易被管控着，不让入场，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也想卖茶叶，但是朝廷不让啊，而且抓着是真杀头的。
一旦放开贸易管控，大量的资本会投入到贸易当中，而不是去投资基建。而贸易本身……怎么说呢，荷兰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贸易可以发财，但会毁灭英国的根基。
英国的根基是什么？
是管控贸易下得以发展的实体经济。
是资本无处可去，不能投入到更赚钱的贸易因为有管控，不得不把大量的白银，投入到运河建设中，以获得比国债的3%略高一些的回报率，使得英国国内的基建水平迅速提升，物流成本降低，为下一步的产业发展打好了基础。
如果100英镑做买卖，买东方棉布再卖掉的利润，高于把这100英镑投入到纺织厂、或者搞基建、挖运河、修道路，那么这100英镑就会买棉布，而不是去建纺织厂、搞基建、挖运河、修道路。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除非，依靠集权、政府、海军、关税，做到谁敢买棉布，就先罚200块钱。
大顺如果在贸易问题上有索取，那么摧毁的就是英国的实体经济，而带给英国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经济。
这个时代，没有核弹。
荷兰当初繁盛无比，结果如何呢？商业摧毁了本国的工业，几场战争，打崩了荷兰的军力。
乃至于历史上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带着军舰和大炮，逼着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必须买英国国债。
只靠贸易繁荣，在这个时代是混不下去的。况且，这种贸易繁荣的背后，是本国的白银外流，以及大量的白银流入到买办集团的手中。而他们又会把这些白银，送去中国，因为大顺的工业已经起步、加之利息本来也高，回报率更高。
在这个贵金属时代，钱真的是钱，不能印、不能超发，真的就是个“你多我就少、你少我就多”的零和博弈。
而大顺的奇特性，就像是1826年的《英属印度史》里描述的那样：【……曼彻斯特的工厂在一开始就会停止，甚至不可能再次启动，即使是蒸汽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带来的将是英国快速的全面荷兰化。
而此时真正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也会选择支援大顺的工业革命，而不是去投资英国的运河、基建、工业等，因为利润更高。
至于此时的英国，以及皮特所绝望的现实，除了东印度公司问题外，在面临外国货冲击的时候，还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情况。
这个严峻的情况，本质上就是刘玉认为皮特，要么是个昭和参谋水平的、要么就是反对派当久了为了反对而反对水平的原因。
后世有句非常、非常、非常着名的话，基本上多数人都听过，这话就是皮特说的。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句话的原文，是【最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小屋里蔑视王室的所有力量。它可能是脆弱的；它的屋顶可能会摇晃；风可能会吹过它；风暴可能会进入；雨水可能会进入；可是英格兰国王却进不去——他全力以赴，不敢跨过被毁坏的地契的门槛！】
这句话所产生的背景，是历史上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欠了一屁股的债，财政要崩，只能想办法抠钱、加税。
而加税的重要一项，就是生产税、关税。
这里面有一个法令，就是“协助搜查法令”。
即：海关官员、税务人员，可利用这些协助令以武力进入任何建筑物，搜查和扣押任何可能被没收的物品。该官员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在获得和执行搜查令之前，应予没收的货物被保存在该处所内，而且这些货物很可能被移走、销毁或遗失。协助令状自签发之日起有效……
简单来说，比如《航海条例》所加的关税。
走私是司空见惯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官员、税务人员，有资格进入船上搜查，只要手里有协助搜查令，且怀疑这艘船走私，就可以进入船里面，清查走私货物。
亦或者，比如英国的苹果酒税，酒这玩意儿，也是逃避交税的重灾区。有这个法令，即可进入可能的私酒商的房子进行搜查。
而这件事，从一开始威廉·皮特反对沃波尔的消费税政策的时候，就是皮特一直用来获得资产阶级和城市小生产者支持的一个口号。
他反对这种搜查令，反对海关人员和税务官，进入房屋和货船搜查违禁品。
这里面，其实和法国贵族和巴黎高等法院，以自由而反对清查土地是一个意思——由封建时代衍生出的法国贵族所理解的自由，和法革时代和启蒙学者给出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一回事。
【最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小屋里蔑视王室的所有力量。它可能是脆弱的；它的屋顶可能会摇晃；风可能会吹过它；风暴可能会进入；雨水可能会进入；可是英格兰国王却进不去——他全力以赴，不敢跨过被毁坏的地契的门槛！】
这番话，有一个很着名的桉例，即马尔科姆事件。
一个叫马尔科姆的“走私贩子嫌疑人”，被怀疑家里就是个走私品仓库，于是海关人员去查。
马尔科姆让海关人员进去了，但是发现了一个上锁的地窖，海关人员让马尔科姆把地窖打开，但马尔科姆说不行，因为你的协助搜查令，只是说搜查我的房屋，却没有说可以搜查我的地窖。
海关人员就撤了，回去补办了个搜查地窖的协助搜查令。
但回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却把自己的房子锁上了，而且还召集了300多人来围观，表示你这回的搜查令是搜查我的地窖的，不是搜查我的房子的。
当然，这件事，应该说，马尔科姆大约没有走私，即便走私，也可能早把货物挪走了。
这就是波士顿地区的独立派，挖的个坑，派人去举报线索，又一手主持了这件事，来制造冲突的。英国这边傻呵呵地就掉坑里了。
还有那个很着名的在宣言上签字的约翰·汉考克的走私船搜查事件，也是差不多的路数。
威廉·皮特的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事说的。
他的话，是正确的。
这一点，无可否认。
单独拎出来，是进步的。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招致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走私横行？
为什么走私，被英国人、北美十三州的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受害人的犯罪”，是值得大家称赞的英雄，而不是罪犯？
为什么大家对走私犯加以帮助？
威廉·皮特知不知道，这是因为《航海条例》导致的？
显然，他是知道的。
那么，他反对《航海条例》吗？
他执掌内阁的时候，是否提议要废除《航海条例》？
并没有。
在总的罪恶上，他支持罪恶。
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又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然法。
这能说明啥？
要么说明，他脑子根本不好使，水平一般，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要么说明，他有脑子，也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只敢在细枝末节上扯犊子，却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航海条例所造就的大量的得利者。
要么说明，他只是那种对着地图一通画的人，却对税收、财政、国债问题根本没有概念。
这么多标签，总得拿一个，否则怎么解释这件事？
征税可不可以征？征税要搜查，可不可以？
这事，不好说，因为涉及到了辩经。
往大了说，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
如果没有了走私贩子、私酒贩子，那么这个协助搜查令的入户搜查问题，不就在根源上解决了吗？
这是辩经。
但是，辩经的世界，在现实并不存在。
所以，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
因为关税太高了、因为酒税太高了，所以大家才把私酒贩子、走私贩子，当做“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认为这是光荣的。
故而，可以把关税降低、酒税降低，降低到一个大家觉得其实还好的程度，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搜查走私了呢？
但这件事，从辩经上，又说不通。
50%的关税走私不是坏人，那么10%的关税，走私就是坏人了？
问题就在于，从当初刘玉去阿姆斯特丹，大谈自由贸易问题的时候，跟着刘玉扩张的大顺新学派的侵略扩张派，一直都在拿着这一套经书来宣传。
尤其是当时正处在威廉·皮特反对波沃尔的消费税问题的关口。
皮特是用风能进、雨能进的理由，反对波沃尔增加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就涉及到清查走私品和不交税的那些货。
而刘玉，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玉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玉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玉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玉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玉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