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 攻防心理（四）
无论怎么讲，此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仍旧是一个热爱祖国、充满民族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的人。
实际上，历史上直到很多年后，依旧如此。
只不过，这种热爱，往往会遭受到巨大的打击。
用后世的话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那种标准的“我爱英国，可英国不爱我啊”；或者，“我爱这大英国，我怕他亡喽，结果被大英的宋恩子、吴祥子抓去蹲了一年多监狱”的模板。
历史上着名的哈钦森信件事件，站在富兰克林的视角上，是这样的：
哈钦森，是十三州本土出生的人，不是英伦三岛出生的人，他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的总督，和富兰克林是很好的朋友。
伴随着北美冲突的日益扩大，哈钦森作为总督，对于北美的反抗颇为不满，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上，不止一次地说一些诸如“这群刁民，就该好好镇压”、“凭什么不交税”、“士绅误国”之类的话。
富兰克林在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把这批信件给公开了。
其公开的目的，很简单：
皇帝是好的，都是大臣把事办坏了。你们不要整天辱骂乔治三世，你们看看，这哈钦森是咱们自己人、正儿八经的十三州出生的本地人。
这种让咱们交税的事，咱们十三州的人是最积极的，和国王无关。
【侵夺十三州的自由与政治权利的敌人，实际上出自内部，而非国王的主张。】
于是，最搞笑的一场审判就来临了。
十三州的人，认为富兰克林是叛徒、狗贼，他儿子是新泽西总督并且是正统亲英派、支持收税派，现在他又为国王辩护，这不是狗贼是什么？
而英国这边，则认为富兰克林，是在扇动百姓情绪，其心可诛，把这些信这时候公布出来，这是要干涉？难道你不知道哈钦森是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吗？他的这些信，会让十三州的百姓想到谁？
同时，富兰克林通过北美邮政长官的身份进入的英国贵族圈子，也对富兰克林嗤之以鼻：一个绅士，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把别人的私密信件公开，尤其这个人还是你的好朋友，你这个“工于心计的小人、不配承之为绅士的公开别人私信的道德低劣之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富兰克林想要证明英国并不坏的英国——审判了富兰克林，剥夺了他引以为荣的北美邮政长官的公职，并指责他是“挑唆英美冲突的幕后黑手、波士顿倾茶走私集团的负责人”等等。
富兰克林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告诉人民，国王是好的，办坏事的是那些总督，而且往往办的最狠的，恰恰是十三州出生的人，而不是英国派来的。
有这样一个段子。
说是富兰克林在这场审判结束后，走到了总检察长的身边，在总检查长的耳边，说了这么一番话：记住今天的事，我会让你的君主，从一个横跨四海的帝国之主，变成一个困守小岛的小国之君。记住我的话！
最后这个段子真假难知，但这个段子还有后续，就是北美独立战争后的巴黎和会会场上，富兰克林特别找出来那次审判时候穿的衣裳。
但既然此时这件事还未发生，富兰克林还没有挨了他热爱的母国的一巴掌，自然这时候他还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富有盎格鲁的民族自豪感的——他曾对北美涌入的德国人、法国人相当不满，认为这种天赐之地不该让这些乡巴老占据。
至于那批信件公开的意图，倒是也符合富兰克林的一贯主张。
也就是“主权在国王、英美两国议会是平等的两个嫡生儿子”。
这件事，不讲阶级和经济问题，只谈抽象的政治问题，其实在许多年前，也就是老马说的辉格党在1688年联合金融资本寡头们操控朝政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埋下。
很多被积压的矛盾，在上升期，是可以被化解或者继续积压的，也根本构不成问题。
但一旦局势发生了变化、上升期被打断，就肯定要出事。
这里面，辉格党寡头派，在英国这里其实叫“宫廷派”，与“乡村派”对应。
“宫廷派”，或者辉格党寡头集团，为什么现在会激烈地开始争论“主权在议会”？
为什么之前不？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之前掌控着议会和权力啊，所以他们不必大声疾呼，大声去辩经，去争论主权到底在国王还是在议会。
就像，你已经拿到手的东西，并无争议，你会到处去证明这东西是自己的吗？
只有这东西已经出现争议了，可能要被别人拿走了，所以才要辩经去证明这东西是自己的。
现在，乔治二世估计肯定要完，八十岁的人了拉屎用力过勐，基本活不成了。
王世孙即将继位，而王世孙继承的他爹的“世子党”成员，都他妈的是一群被排挤的、无法进入中枢的的人。
他们传统、保守，而且他们的基本盘，也就是英国的乡绅和土地地主，有非常明显的威权倾向，并且十分倾向于“真正的国王掌权，凌驾议会之上”。
这种情况下，宫廷辉格党掌控着议会；而乡村党、托利党、传统派们，自然倾向国王。
很正常的朝堂政治手段，就和天朝皇帝找太监、罗刹前女皇养德国党对抗枢密院，其实差不多的道理。
富兰克林敏锐地感受到政治的风向，在伦敦的这几年，他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国王派和议会派之间的冲突，肯定会扩大，一旦乔治二世薨了，这种矛盾就会激烈公开化。
对此，富兰克林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甚至，包括中法联军围攻直布罗陀、中法西三国反英同盟的形成，辩证地去看，也可以视作一个“改变此时政治格局的契机、改变十三州身份尴尬的契机”。
因为，要讨论的北美十三州更多的义务问题，形式虽不像，可就权力分配上，也就类似于大明大顺在即将崩了的情况下，讨论“要不要开团练、是否允许地方势力崛起”。
某种程度上，和法国此时正头疼的税收财政大讨论中，很多贵族给国王写信支持清查田亩差不多——放弃部分权限，换取更多税收。
想要一些东西。
就得放弃一些东西。
作为十三州的人，富兰克林自己也明白，现在北美十三州的情况已经相当麻烦。
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一次中法联军围攻直布罗陀、威胁登陆的机会，达成他一直以来的政治诉求。
即，把十三州捏成一个整体，建立一个有统一市场、统一政府的政治实体。
以这个政治实体，做一个和英国平等的政治地位，在一王主权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英国联邦，英王为天下共主。
而如果能够达成，那么，十三州当然可以为这一次的战争，提供更多的兵员、财政、税收，把可能从加拿大方向进攻的中法联军推回大海。
这，不能靠十三州自己。
还是得靠国王给拿个主意，给个名正言顺的名分。
因为，十三州内部，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
这里面，就不得不提到能结结实实地扣在大顺身上的几个大黑锅了。
而且，这个大黑锅如此巨大，以至于除了大顺之外，别人还真背不起来。
这个大黑锅的问题，就不能从那些抽象的热爱、情操、情怀、爱国热情等方面来说了，只能从物质基础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上来理解了。
在富兰克林这一次来伦敦解决宾夕法尼亚州到底是“国有土地”还是“私有土地”问题之前。
也就是杜普来克斯被从印度调回巴黎之后，英法已经在北美开战了。
而在开战之初，富兰克林等人，在纽约州，举办了“奥尔巴尼会议”。
参会的，是各个州的代表，以及六族的易洛魁印第安人代表，开会的目的，其实就很简单：祖国现在正在和法国开战，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为祖国而战。
富兰克林主张建立一个各州的联盟，从而变成一个政治实体，和英格兰平起平坐，从而实现一个苏格兰、英格兰、北美十三州的真正伟大的大不列颠。
但是，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强烈反对。
富兰克林有时候，也对英国颇多微词，但他个人的这种不满，主要还是因为一个大概算是封建王朝军队的共同特征？
杀良冒功，欺压百姓，砍老乡脑袋请军功，抢劫自家百姓的财务等。
【凡是他们经过的村落，都被洗劫一空，许多穷苦家庭因此破产。】
【如果有人敢反抗，还会遭到百般凌辱和虐待，甚至是丧命。】
【这件事让我大为伤心，法国人入侵的时候都没有做过这些残忍的事情……】
【我们自己的军队，甚至连入侵者都不如。】
这种杀良冒功、抢劫自家百姓的事，算是此时这个世界的正常现象。都是王八蛋，没啥好玩意儿。
来奥尔巴尼开会的各州代表，那都是各州的乡绅名望，肯定不可能亲自遭遇这样的事。
虽然说，各州都反对，因为各州都有各自的利益，不想捏在一起。
但是，马萨诸塞州极端反对的原因，既不是因为英军抢劫百姓杀良冒功，也不是单纯因为各州士绅自己的土皇帝利益，而是结结实实地和大顺一些人的操作，有着巨大的关系。
富兰克林这一次来伦敦，除了解决把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的问题，还有另一个事，就是希望北美能够自己发行纸币，取消1751年伦敦的《货币管制条例》。
这个《货币管制条例》，后世常被视作“英国压迫的象征”，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却语焉不详。
实际上，这个《货币管制条例》在议会发起的原因，是北美一些人，问英国金融资本借债。
借的时候，借的是真金白银。
还的时候，还的是殖民地士绅自己发行的纸币。
如果纸币能买东西，其实倒也没啥，货币嘛，就是个一般等价物而已，不一定非得是金银，能和北美的花生、棉花、谷物、靛草等实物绑定，倒也没啥。
但是，马萨诸塞州发行的纸币，堪比大明宝钞！
几年之内，疯狂贬值到原本币值的4%，也就是100两白银现在只剩4两。
这年月做买卖，是要用金银的啊。英国的金融资本家借给北美奴隶主的钱是真金白银，对面还钱的时候还纸钞，而且还是疯狂贬值的纸钞……
1751年的《货币法令》，起因就是还账问题：我就不还你白银，我就还你纸钞，情况来越来多，最终打官司打到了伦敦议会。
虽然好像原本看来，这不算是个压迫。
但此时，因为大顺的介入，这个法令，实质上还真就是个压迫。
真要论起来，这个大黑锅还真得大顺这边的一部分人背。
马萨诸塞州为啥纸币贬值这么厉害？
因为超发了呗。
为啥要超发？
因为要打仗。
为啥要打仗？
因为刘玉唆使法国卖人参貂皮，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发生在这里的人参战争，马萨诸塞州的商人团体那是相当卖力，想要抢夺法国的“有价值的、不用纺不用织、只要挖草根就能从中国换白银”的殖民地。
但是，因为刘玉掺和，荷兰政变、俄国政变、大顺对东印度公司施压、借船给杜普来克斯在印度搞事等原因，英国政府用已经占领的法国北美殖民地，换了印度的马德拉斯啊。
本来超发纸钞应对战争，锚定物是人参貂皮未来的收益，结果没了，自然贬值，而且狂贬。
小小的马萨诸塞州，当初在人参战争中，为了扩充兵员、和法国人开战，自己又没那么多的钱，超发了大约70万英镑，也就是210万两白银的纸币。
这他妈要是不贬值，那就真没天理了。
大顺这边要是愿意背大黑锅，那是真的能背起来。
毕竟刘玉是实打实地在荷兰搞了中立政变、也实打实地借给了杜普来克斯一批战舰还把法国海军教官一并归还，还搞了鸦片桉威胁东印度公司……
最终法国北美丢了、印度补，两边换了换。
英国王室，辉格党寡头集团，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更亲近，所以眼睛也不眨地卖了马萨诸塞，交换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
应该说，这才导致了马萨诸塞州的纸币狂贬。否则的话，用人参貂皮期货作为锚定，而大顺又是世界上真的能吃人参一年吃百十万两白银的国家，当初要是就把人参产地占了，还真就有可能稳住币值——理论上大明当年的南洋战略不破产，或者能控制走私，或者南洋离得再远个三万里，宝钞锚定香料、且皇家垄断专营，宝钞倒是也能撑几年。
所以，马萨诸塞州对“热爱祖国”这件事，真的是兴趣不大。
之前我们捐钱捐物，组织民兵，去和法国人、印第安人死磕——虽然本质上是为了我们这些大商人、大资本家的利益想要垄断人参贸易，但客观上是不是也算是为祖国出力去干法国人了——战后，你们伦敦反手就把我们给卖了。
哦，这大英，是东印度公司的祖国，是那些辉格党寡头和伦敦金融资本的祖国，和我们可没关系。
谁知道这一次我们再出钱出力北伐，结果转身你们再把我们卖了？
你富兰克林敢保证，这一次伦敦金融资本不能又把我们卖了？在我们帅众北伐的时候，不会被国王在背后又捅一刀？
第九十一章 攻防心里（五）
富兰克林也是哑口无言，最后好说歹说，马萨诸塞州也算是出于最后的“爱国热情”，给出了个妥协方桉：你去伦敦，跟伦敦那边说说，取消《货币管制法令》，允许我们继续自行发行纸币，而且伦敦商人不得拒绝接收北美自己发行的纸币还债，并且在战后保证将人参贸易的垄断权交给我们，那我们可以考虑继续再干一次。
而且我们要求，东印度公司别插手。我们这边挖了人参，直接去松江交易，而且允许我们买松苏的棉布瓷器茶叶回来，否则啥也别提，我们是不可能再出钱捐物去干仗的。
马萨诸塞州玩么这么一出提条件，而且是要直接解除《货币管制法令》，允许自行发钞的条件。
其余各州，那自然也是提出了许多的条件。
各州的态度，是相当不一致的。
亲英的。
反英的。
中立的。
看戏的。
走私的。
巴不得打上二十年、三十年好方面自己卖货，从法国殖民地贩糖、往西班牙殖民地卖牛的……
等等，等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里面的态度，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
而且还是非常复杂的、大顺这个劳动力成本极低、手工业生产效率极高的休谟眼中无解的“如果没有大洋阻隔我们所用的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可怕生产商主动参与到全球贸易中后的经济问题。
各州、甚至一个州内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对于英国、重商主义、自由贸易的态度，都是不一致的。
简单的说一句，说《航海条例》和“重商主义”，导致了北美十三州的起义，是对殖民地的残酷压迫，是很不严谨的一种塑造正确认识的说法。
历史上，十三州和英国本土之间，至少在1750年之前，十三州都是贸易顺差。
而且，重商主义保护了本国工业起步这件事，只字不提。
《航海条例》和重商主义，某种程度上，确实保护了北美十三州的工商业发展，并且使之度过了萌芽阶段。
简单的比喻：吃第十个馒头的时候，你快要撑死了，就说吃馒头本身就毫无好处的？
手工业发展也好、工业萌芽也罢，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得有劳动者。
得有资源。
得有市场。
前期的美洲什么样？如果没有重商主义，和英国严苛的航海条例，会被法国荷兰倾销的压根发展不起来工商业。
甚至，连瑞典、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都能往北美倾销，如果没有航海条例和重商主义保护的话。
至少，前期是的。现在是度过了新手保护期，发展起来了，那又另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北美蓬勃发展的冶铁业。
如果没有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那么俄国依靠农奴服役制，此时是欧洲第一生铁生产国；瑞典的铁棒，那也是背靠着上等铁矿。
没有关税保护，北美会发展起来冶铁业吗？
在起步阶段，就被瑞典和俄国给冲死了。
瑞典的大矿不提，俄国自彼得后就实行的农奴定期去工厂服役的制度，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都需要进口俄国的生铁。
但，历史总是这样的。
因为有重商主义个航海条例，所以保护了北美从一片荒芜中发展起来了工商业，没有在起步阶段就被荷兰的羊绒、法国的酒、北欧的铁、俄国的皮所冲垮。
然而，因为发展起来了，所以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满足狭窄的英伦市场，资本已经积累起来了、产业已经发展了，需要更大更广阔的市场，于是，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卡在了一个微妙的阈值上。
到现在为止的这个阈值，是有明显的南北分界线的。
北方州，单就此时，可以明确地说，就是航海条例和重商主义的受益者。
南方州，单就此时，可以明确地说，就是航海条例和重商主义的受害者。
北方州的工商业，没有早期的关税保护，会死。
为什么一般以1750年作为这个得利还是受损的阈值？
从大环境上，1750年代，英国正式消灭了自耕农，工业开始了大发展，伦敦的工业开始需要市场和原材料，并且试图占据高端市场。
其标志，就是1750年的《钢铁法桉》，要求北美不得发展金属切割业，但鼓励北美发展冶铁业。
英国的法，都是留漏洞的。
比如说，大顺走私集团仔细研究过的《曼彻斯特法桉》，不准生产纯棉布，但是如果往里面加了麻或者毛，哪怕你加一根呢，理论上那也不是纯棉布。
同样的，铸铁、造锅、铁壶等等这些东西，是钢铁切割工业吗？显然不是，切割铁业，是此时的技术上游，高利润高附加值产业，并不是说不准冶铁炼钢。
比如“北美钢铁公司”，就是这个法桉出台之后，伦敦的金融资本在宾夕法尼亚投资的，而且一次性就投资了230万两白银。
北美十三州不想做产业链低端，不想做原材料产地，想搞高附加值产业，当然是正当且合理的。
以进步的视角，刘玉连大顺自己的西洋贸易公司和东洋贸易公司都反对，要不是为了强加给他们训练水手、强制他们造远航船加强战争潜力的目的，他肯定是要狂喷这种模式的。
但是，北方州现在的现实，是大顺这边的货物源源不断地以“北欧工业品”的名头，往北美送。
北方工业发达的州，或者说北方的工业资本集团，受到了“北欧”工业品的极大威胁。
廉价的曼彻斯特同款以假乱真的掺了羊毛的布匹。
棉布。
瓷器。
丝绸。
铁器。
黄铜。
木器。
漆器……
几乎是全产业的冲击，甚至包括火枪。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处在阈值的，即将要向产业链高端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已经不满足于英国这个狭小市场、重商主义已经反过来损害生产力进步的北方州，自然是有想法的。
是拥抱自由贸易，被东方……呃，“北欧”工业品，冲死？
还是拥抱重商主义，搞帝国内贸易循环？
历史上原本最反英的北方州，在大顺，或者说在大顺勤劳的劳动人民的冲击下，反而反动无比地——除了马萨诸塞州——支持英国的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
而南方州，也就是历史上亲英派和反英派，能各自拉出来民兵开战的那些州，则更加混乱。
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
南方州是种植园经济，种烟草、靛草、大米、棉花等，是黑奴和白人契约奴种的，都是市场的紧俏物资，是欧洲蓬勃发展的手工业急需的原材料，但因为航海条例，他们只能先运回英国销售，不得私自往欧洲他国卖，他们没有重商主义高关税，一样活得好好的、甚至其实肯定比现在好。
伦敦的金融资本集团，也更喜欢控制南方各州，并利用海航条例和重商主义的片帆不得下海私与他国交易的政策，获得了金融资本对种植园产业实质上的控制权。
北美十三州一共欠了伦敦金融资本家1500万两白银，其中的1300万两，都是南方的种植园主欠的。
最基本的套路：高价收一波，为庄园主提供贷款，你看价格这么高赶紧多买奴隶多开土地扩大经营啊，缺钱我借你……然后，降价。
如此，既拿到了利息，又可以低价拿到廉价的原材料，回到伦敦后卖掉，一田两吃。
而且，还有地产和奴隶抵押，也不怕将来不还钱。
但是，这些种植园经济，在政治上，是偏向于保守和封建的，他们的道德体系也是偏向于封建时代的君臣伦理的。
比如说，封建特色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是法国大革命废除的重要的封建法，和进行反封建的文化的革命、塑造资产阶级的文化的大革命的标志。
对于庄园主来说，他们会支持“诸子都可继承”，还是会支持“嫡长子继承”？
10000亩的种植园，分分分，分成后代一个孩子20亩地一头牛？
还是支持嫡长子继承制，聚集资本，继续扩大产业？
这是其政治倾向上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又塑造了文化、道德、政治倾向等。
对于英国本身，他们倒是不怎么反，亲英和忠君的比重较大——这里面，还涉及到英国政府对种植园的补贴，比如一些产业，如被大顺和法国垄断的靛草，英国这边是有农业补贴的。
但是，南方州的大部分人，他们反对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烟草在欧洲需求量激增，连他妈的西班牙人居然都能种烟草挣着钱了，这些南方的种植园主却不能自己卖烟，只能把烟卖给英国运回伦敦，他们觉得要是放开自由贸易，他们能多赚30%。
再者，航海条例导致的金融资本和封建行政垄断权联合，一起压价，种植园主也真的是受不了了。
然后，他们想种橄榄、棉花等，往南欧卖，往法国卖，英国又不让。
再再然后，英国这一次在西非肯定是完了，奴隶贸易肯定易手了。跟着英国混，种地吃亏不说，日后买奴隶只怕都成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对南方种植园产业而言，我有整个欧洲当市场多好？我凭啥只能卖给英国？烟草、棉花、橄榄、牛马、靛草……这些东西，谁不要？大顺的特长是卖手工业品，他们可冲击不到这些原材料。我能卖高价，买更便宜的棉布瓷器丝绸奢侈品，我为啥不拥抱自由贸易？
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鉴于大顺这几年走私的过于猖獗，冲击忒大，他们越发体会到，航海条例和重商主义，是保护他们的——有得有失，相对于英国的吃点肉自己啃骨头，没有大顺走私的时候自然不满，可如今大顺这帮人能把棉布卖成这个价，这他妈是让他们连骨头都啃不着啊。
除了这些典型的产业导致的经济基础对亲英、反英、亲自由贸易、反重商主义的典型外。
还有另一部分人，则是一种……怎么说呢，算的上是“商业资产阶级无祖国”的典型代表。
比如走私贩子。
其典型人物，如集着名的慈善家、血腥的奴隶贩子、伟大的商人、无耻的走私贩子、被法国的宗教政策迫害的知名受害者、为敌国海军提供鱼和补给品自由贸易主无国界义者、波士顿法尼尔厅的捐助者、自由摇篮的建造者等等头衔于一身的彼得·法尼尔。
他们这些大商人的态度，其实都挺暧昧的。
怎么说呢，走私贩子，尤其是关系硬的走私贩子，是喜欢高关税和重商主义的。
自由贸易、或者降关税所伤害的，恰恰是走私贩子——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因为茶税降了，正规海关茶比走私茶便宜了，所以才要倾茶。
所以，走私贩子支持自由贸易吗？
显然，他们其实并不支持。
他们嘴上，百分之支持自由贸易。
比如，彼得·法尼尔被英国缉私船抓住的时候，他正在为和和北美殖民地开战的法国军舰，提供饮水酒和鱼肉。
面对惩罚，他义正辞严：贸易应该是无国界的，这种有缉私部门的政府，都是暴政的体现，所以我没错。
但是……
但是其实他并不支持自由贸易，因为他发家主要是干一本万利的走私买卖，如果自由贸易了，走私还赚个锤子？
为什么这些年走私好干？
因为英法西整天干仗，英国根本没精力去管这些走私贩子。
也因为，英国和法国西班牙的竞争，需要殖民地的支持，所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真的管。
这个事，在历史上的七年战争中，是很出名的：法国被英国封锁地区的补给，都是北美走私贩子运去的。
而北美走私贩子能越过封锁区拿的通行证，是花钱从英国官员手里买的。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再比如，这年月，加勒比又没有蒸汽机，法国那些种甘蔗的岛，急需牛马。
榨甘蔗得用牛马，否则甘蔗是不能自己变成糖汁的。热带岛屿肯定不如北美大陆养这玩意儿方便，走私大为有利可图。
封锁的越厉害，卖价就越高，赚的就越多。
再比如，给交战国的军舰，卖补给品，那都是现金白银交易的，至少是150%的利润。
故而，至少在战争期间、在大顺真正要谈的价码说出来之前、或者说图穷匕见之前。
十三州的这些因为战争、封锁、重商主义、航海条例而大发其财的走私贩子们，态度自然很明确：打！使劲儿打！打他十年二十年才好呢！为什么不打？
打，意味着缉私力量薄弱，到处是漏洞。
打，因为着英国得怀柔，抓到了也不敢重罚，不然害怕北美殖民地被这些“大慈善家”的不公正待遇的几篇小作文，弄得造反。
如果承认世界是物质的。
如果承认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如果承认北美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爱国、不爱国、民族、非民族，而是经济问题、产业问题、生产力发展后的市场问题、产业链想要升级的问题、被“北欧”工业品冲击的问题等等……
那么，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此时英国政府认可的最忠诚的北美英国人，即便怀揣着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想要做的事，注定是徒劳的。
即便他曾对民族热爱到要把德国“乡巴老”都从北美赶走。
即便他对英国大败法军占领路易斯堡热泪盈眶地认为“伟大的祖国在北美，拥有着伟大和稳定的未来”。
即便他真心地希望，英国传统的宪制，能够在国王拥有主权而地方自治的情况下，让英国真正伟大。
但是……
世界是物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他设想的诸多想法，依靠的，还是所谓的“英国的传统”、“对本民族荣光的热泪盈眶”、“好国王”等等这些东西。
显然，这些东西，或者说这些精神的原子弹，都无法解决此时的实际问题。
解决不了伦敦金融资本集团和南方州农场主的矛盾。
解决不了英国肯定要失去制海权之后，北美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生产的商品在英国范围内卖给谁的问题。
解决不了走私集团为了更高额的利润，去把损害其“祖国”利益的走私茶、丝、瓷等运进北美；而把法国急需的牛、马、木材运到加勒比的问题。
解决不了这场本质上，是大顺工业资本和英国工业资本之间唱对台戏的终极矛盾。
解决不了休谟提出的那个无解之题，即中国的劳动效率极高、而其白银存量较少导致的白银为世界货币下的商品极端竞争力的问题。
解决不了南方州的种植园产业，必须依托广阔的世界产业发展、而英国自己吃不下那么多的问题。
解决不了北方州在《航海条例》和重商主义以及产业扶植之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开始反噬宗主国工业的问题。
解决不了英国想要垄断高附加值工业，让冶铁业等低附加值产业在北美发展、让金属切割业在英国垄断的；但北美工业资本却不想只做低附加值产业的矛盾。
时代浪潮之下，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而个人的情怀又是如此无力。
实际上，当大顺的货船第一次抵达欧洲的那一刻，一切就已无法改变。
因为物价革命传导导致的二分之一欧洲物价的白银购买力。
因为小农极限内卷状态下的超级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会几何的新学学生的月薪和兰开夏的五十岁老织工一样白银月薪的劳动力价格——棉布贸易，欧洲是卷不赢的，刘玉在松苏的织机下乡改革，本质上就是爱尔兰饥荒模式：让小农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样他们就能承受棉布劳动更低的报酬，哪怕只要劳动一天能换五斤米，他们因为还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就可以接受。这和爱尔兰的农奴份地土豆和谷物农场模式是一样的，农奴小块份地，农场主全力压榨方便出口。
因为此时冠绝世界纺织业生产力水平，居然可以在印度都能卖出去棉布的欧洲人不敢想水平。
因为完成松苏改革后却又卡住国内统一市场状态下资产阶级对市场的狂热追求，狂热是被大顺封建帝王稳小农的政策逼出来的不敢对内不得不对外的极端狂热。
以及欧洲旧天下体系的崩解和列国林立的现实……
这些物质的、经济的、国情的基础，注定了不死不休。
而大顺的走私品猖獗，和工业革命已经开启的现实，也就注定了，北美十三州在联合在一起之前，就已经在经济基础上内部分化瓦解了。
这不是靠几句热泪盈眶的呼号，就能解决的。
而且，很快，也就是在大顺于直布罗陀的陷阱正式触发之前，满怀希望的富兰克林就在伦敦结结实实地碰了一鼻子灰。
《货币法桉》问题，直接被否。
宾夕法尼亚的土地所有权变更，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伯爵出面和富兰克林仔细地谈了谈，告诉他，这件事要动，也得等到战后了。因为这涉及到私人的财产不可侵犯的问题，从法理上讲，最开始这就不是国有资产，而是约克公爵的私产，约克公爵入主伦敦后仍旧还是私产，而且这块私产是作为“债务偿付”给的宾家族。他们交不交税的问题，不该由北美的州议会这些人决定。
而那些拥有私有地产业主们，并不在意现在北美危在旦夕，中法联军可能会在直布罗陀之战后登陆北美。
而是借此机会，在伦敦散播北美各州“藐视国王和法律、践踏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强行征税”等传言——宾夕法尼亚是“Proprietaryy”，还是“Royaly”，关系到是否需要给州议会交税，是私产则不必交税、是国有土地就得交税。
这里的税，是说州地方税，而不是英国的国课。是宾夕法尼亚的州议会，让宾家族交税，宾家族不交税，说收税违法。
可以说，富兰克林一开始兴致勃勃地认为这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但现在，面对着无尽的关于“Proprietary”、关于私有财产和国有土地、关于主权到底是啥归谁的争吵，已经是有点心灰意冷了。
至于伦敦的议会，这些天也没有干正事，正在围绕着威廉·皮特怎么为现在的战事背锅、国王亲德、新国王是否有权直接任命首相等等问题，开始了漫长的争吵。
简单来说，除了“聚拢舰队、保卫海峡”这一个政策外，剩下的啥事也没干成。
而与此同时，大顺在直布罗陀为守军布下的陷阱，终于触发了。
第九十二章 攻防心理（六）
在英国议会在争吵“英格兰传统和党争”问题的这段时间，大顺在直布罗陀的驻军们一直在很有韵律地进行着围城。
工兵挖坑。
散兵点杀。
炮兵每天闲着没事干就来几炮。
海军不是在抓犹太走私贩子，就是在抓胡格诺教徒或者摩尔人，弄得跟天主教的宗教审判所似的。
参谋部制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引蛇出洞计划，就是在围困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和法国人一起建造炮艇，做出一副准备要总攻的态势。
因为地峡方向的进攻其实很难，直布罗陀的石山横亘在那，使得从地峡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非常狭窄，英国人在那里修了炮台和要塞。
反倒是看起来从海上的西班牙港口进攻，正面更宽大一些，也更容易展开。
铁索连环的智慧，变化一下，取其精髓内核，用在海上，也差毬不多。
军舰太贵，而且太大，舍不得用来和岸炮对轰。
那造一些浮动炮台，目标小一些，上面堆积上沙包，把重炮部署在这些浮动炮台上，即可解决岸炮和战舰对轰的问题——性价比。
当然，未必用得上。
参谋部的思路，还是延续着总参谋部给的战术指导思想，即：假装要进攻，迫使敌军在进攻发起来反击，从而拖延进攻时间，为他们赢的援军可能明天就来的希望。
这些浮动炮台，最好就是假装进攻用的。
要是实在不上当，非要强攻的话，那也用得上。反正造起来很便宜，和造军舰完全不是一个价格——74门炮的战列舰炮台，要几十万两白银，而同样的浮动炮台均摊74门炮，也就万把两银子。
兵力配置方面，大顺这边的精锐战斗工兵，和一部分陆战炮兵，都部署在地峡方向。
也就是紧靠着西班牙的德拉康塞普西翁小镇，小镇上正常生活，军队也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补给品。
而法军和假装要发动全面进攻的大量兵力，部署在了和直布罗陀有五里之遥的海湾对面的阿尔赫西拉斯。
已知直布罗陀方面已经没有啥军舰了，所以假如守军要选择进攻前反击打乱进攻节奏的话，能也只能选择地下的德拉康塞普西翁方向。
而那里，就是大顺为直布罗陀的守军布下的陷阱。
大顺的战斗工兵，是特化了堑壕、围城、斜坡等特殊战场的战斗技能的。压根不是为了做列阵野战的精锐掷弹兵的。
这相当于把战场变成主场作战，只要英军敢反击，那就消灭其有生力量，达成人亡地失之目的。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1月份，天气渐渐冷了起来。
大量的大顺商船，做好了回去的准备，季风时代的航行，只能尊重季风和时节，距离人类依靠煤炭烧热水而不鸟季风的日子，可能还要一些年。
十几艘要返程的商船，泊靠在了直布罗陀附近的港口。
他们来这里，一是为了送信。
二是为了拿汇票，把一些白银交到这边驻军的手里，从这里领汇票问朝廷要钱。
总的来说，这钱花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毕竟大量的银币，都是从加的斯换的，从加的斯那拿到西班牙银币，在相隔百十里外的直布罗陀花掉，连找犹太金融商换币这个步骤都省了。
这是这些商船的官方任务，除了这些官方任务外，这些商船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就是把一些“战利品”，在这里低价卖掉。
大顺的倒逼英国把舰队集中在海峡的战略，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这不是中英之间的战争，而是英法唱主角，英国必须防备法国登陆。
实际上，在直布罗陀海战发生之后不久，即大顺这边的在印度参加完战斗的工兵援兵们还在南非休息的时候。
封锁北方商路、背风群岛的舰队被召回，加强海峡防御。
原本计划远征加拿大的杰弗里·阿默斯特的步兵，也被召回，做好全面防备法国登陆本土的准备，这极大地缓解了法国在加拿大的压力。
其实威廉·皮特的战略，和大顺当年下南洋的战略类似：消灭敌方海军，利用海洋作为分割，使得敌军的陆军无法相互支援，在某一方向始终保持以多打少的局面，各个击破。
包括大顺伐日本，也是这样的策略，精髓就是以多打少，各个击破。至于海军到底是快速战略机动用的，还是分割封锁用的，那不过是以这个战略精髓为基础的灵活变化。
战争嘛，打的就是钱钱钱。
威廉·皮特的想法，是自己这边一边打仗，一边不妨碍做生意，这样经济也能好点，至少能比法国撑得久。
而大顺这边，掐的就是英国贸易。
掐贸易，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我没有，但我把你掐死，大家都不好过。
另一种，是你有，我也有。我把你掐死，然后我鸠占鹊巢，把你的贸易品给替代了。
无疑，大顺因为自身的特性，以及此时欧洲的局势，理所当然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
其实，很多东西，大顺的商品是不足以满足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的，也无法做到完全的替代。
比如烟草、棉花、靛草的销售；比如生铁、蜜糖、糖渣、牛马的运输。
不管怎么说，荷兰人经历过巴达维亚蔗糖危机，大顺要是从南洋往这边运糖卖，肯定是要把资本家的那点家底子都赔进去的。
这也是大顺为什么会选择扶植俄国的玻璃业生产，提供全套技术的原因：俄国和东欧地区的玻璃产业，大顺怎么也分不到一杯羹，扶植俄国的玻璃产业，打击的是英国的玻璃制造业。
延伸下去，就是英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和北美十三州的玻璃制造业，为了愈发狭窄的市场，而不得不出现激烈的对抗。
放在此时，其实还是一样的道理：欧洲，是不是只有一个叫英国的国家，能够提供多样的商品？
的确，大顺不能提供蜜糖，因为赔钱。
但是，法国的蜜糖难道就不是蜜糖？难道法国的蜜糖因为没有被圣公会牧师开光，所以不能给北美十三州酿酒？
西班牙哈瓦那的烟草，就不是烟草？难道因为哈瓦那的烟草，没有弗吉尼亚神话，便不好抽？显然不是，神话在这里。敌不过哈瓦那的气候。
所以，大顺不能提供的商品，或者说大顺运过来利率不足的商品，比如铁棒、玻璃、烟草、蜜糖、铁钉等等，自有西、法、瑞、俄，以及北美十三州提供。
而大顺则补足这些产业的短板，比如廉价棉布、高端奢侈品茶丝瓷等等。
故而，大顺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战略，在北美和加勒比，相当的成功。
北美的酿酒商，不会因为这蜜糖是法国产的，就爱国热情迸发，宁可用贵一倍的祖国糖，也绝不用便宜一半的法国糖——因为法国要保护本国的葡萄酒和谷物酒产业，所以法国不准酿造甘蔗酒，而海上最出名的朗姆酒，就是广义的甘蔗酒。就像是广义的德国酒，在19世纪多半指的是土豆烧，这和德国的容克贵族农奴制绑定。
北美的普通消费者，也不会因为这些茶叶是直接运来的，没经过伦敦茶叶交易所加了一倍的关税，就弃而不用，宁可喝高价茶也不喝低价茶——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纯粹的精神力量，那倒也不必搞用军舰和大炮等物质基础搭建的航海条例了。
终究，世界是物质的，不是靠念经就能解释、并且指导世界运行的。
因为念经不灵，所以北美十三州才会去喝走私茶。如果念经灵的话，大家应该宁可喝两倍高价的……呃，其实还是中国茶，只不过在伦敦茶叶交易所转了一圈的“英国”茶。
所以只从贸易的角度，实际上，这一次是英国……准确的说，是英格兰加半个苏格兰，再加上个现在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和大顺四川省（如果加上川南井盐区显然不如）差不多的普鲁士，对抗剩余的整个欧洲和印度、东亚。
英国此时真正能够“独一无二”的东西，除了圣公会牧师之外，其实啥也没有。
欧洲大陆缺乏的东西、或者说没有竞争力的东西，大顺这边都能补上。
应该说，大顺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品，或者说科技树，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互补的。
因为始皇帝后后续汉朝的缘故，大顺继承了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虽然其内部存在诸多的钞关，但相对于此时的欧洲而言，是统一的——故而大顺的纺织业、轻工业、日用品等产业，依托于这个形式统一和货币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相当的发达。
而欧洲则因为分裂、战争等，从17世纪开始，其金属加工、火药化学、力学等和战争相关的技术，超越了东亚。但其日用品，轻工业等，和东亚，甚至南亚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很着名的“提花机”和“珍妮机”并未抹平，一直到骡机和拿破仑时代的改良提花机才算抹平。
在19世纪之前，欧洲和东亚的区别，更类似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达的欧洲”，与“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发达的东亚”。
大顺抄欧洲，抄起来很容易，尤其是此时也没有领先多少或者有极高技术壁垒的金属加工、军火工业，尤其是大顺这边有个懂这些基础学科的“先知”。
反过来，欧洲抄大顺，真的就挺难抄的。这个难点，倒是不在技术层面上，因为大顺抄欧洲的也是在抄技术层面。真正的难点，在于，大顺那碾压的人力、穷困而贫瘠的银铜贵金属缺乏、以及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不足而劳动力过剩导致的生产力停滞。
就好比……法国在北美的移民，为啥不够多？因为法国太他妈的富庶了，要是法国的农民混到去河里捡船上扔下的动物死尸吃的地步，保准这百年间北美殖民地的法国人翻几番。这是念再多的经也无法改变的物质现实——富兰克林这个时代就在感慨德国人太多，要污染北美的血统了，难道此时乱七八糟、加军营国家的德国竟比此时的法国更进步、开明，所以德国的“乡巴老”才会多到让富兰克林警惕北美换种？
故而，大顺这边抄欧洲，真的很容易；而欧洲抄大顺，就真的很难。
正如老马讲的那个澳洲故事，把英国的技术复刻到澳洲，很容易；但把英国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人均资源、土地情况复刻到澳洲，很难。所以，那个在澳洲试图开纺织厂的人，很快破产，因为大家都跑路去当垦耕农民去了，而在英国本土的话，往哪跑、去哪当农民、去哪垦耕？
一样的。
欧洲的技术，在大顺开始交流后，可以很快的复刻到大顺；但大顺的人口、人均耕地、私有制土地制度、季风气候、白银缺乏、距离此时的世界印钞厂南美最远的物质基础，却不可能复刻到欧洲。
故而，在这场封锁、围堵、走私、替换的战略中。
货物，实际上只有两种。
一种，是大顺的。
另一种，是大顺这边可以生产，但是加上运费、耗损等，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比如玻璃蔗糖生铁棒，靠欧洲其余国家生产。
这里可以将休谟的“广袤的大洋保护了欧洲工商业不被中国冲垮”的思路，延伸一下，即可清晰地了解什么叫“大顺可以生产，但是是加上运费、耗损等，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
比如经典货物。
蔗糖。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件事，即地球是个大致的球形，而不是长得跟个倭瓜似的。
是以，同等质量的白银，在欧洲和亚洲，重量是基本一样的。不存在在欧洲是一斤，跑到亚洲就变成两斤的情况。
第二个前提，是在伦敦、巴黎、彼得堡、哥德堡、加的斯、塞维利亚、德里、锡兰、松江、北京，都可以用白银作为货币。
在这两个前提下，大顺占据的爪哇的蔗糖生产成本，以白银计，略高于孟加拉，但绝对低于加勒比群岛，包括那些使用奴隶的岛屿。
之前爪哇的白糖成本，和孟加拉基本持平的前提，是甘蔗园园主和蔗部负责人，在自己的庄园内发行劣质铅币、发内部消费券、控制货物和日常用品在糖厂售卖。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这个“自行铸币”的大一统国家的原则性问题，自然是被取缔的，这也就造成了爪哇的白糖成本略高于孟加拉糖。
但是，依旧低于加勒比地区的白糖成本。
然而，是不是成本低，就一定会造成贸易价值？
显然不是。
因为，假设运爪哇的白糖去欧洲，那么需要在今年的正月起航，大约今年的八月份抵达欧洲。
而因为大顺和欧洲的贸易是畸形的，如果不把白银视作商品货物，而把白银视作货币，那么大顺和欧洲的贸易基本上可视作是单趟贸易。
八月份抵达欧洲，十二月份返航，大约在明年的六月份返回大顺。
整个贸易周期，为一年半。
这里面，假设英国的航海条例不存在、假设去了之后直接就能卖出去、假设没有被英国或者法国或者西班牙的缉私船抓到……等等、等等的假设，就假设整个过程，一帆风顺。
这里面，假设水手都是机器，一分钱不用花；假设船只不会遇到风浪，一点都不用修补；假设船上的货物没有任何损耗；假设全程的船员都不需要吃喝拉撒还要吃水果防止坏血病死亡。等等、等等。
那么，大顺现在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是8%、且有一定的朝廷耍赖不还钱或者还超发纸币的风险；《大顺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息，是年利率36%；在东北投资垦荒种黄豆去苏北贩卖做肥料的收益率大约是20%；在南洋垦荒种植靛草的年收益率大约是25%……
由此可知，一半年的贸易周期，即不考虑任何意外情况、风险情况、船员支出、假设运费为零。
那么，欧洲白糖和爪哇白糖的价格要相差多少，才会让资本选择不去装更赚钱的大黄瓷器丝绸香料，而失去选择白糖？
显然，加上那些风险，如果低于50%的周期性毛利润，也就是一年半的贸易周期毛利润，那么资本不会傻呵呵地往欧洲卖白糖的。
再低的话，去买国债好不好？去囤地收租好不好？去东北垦殖种黄豆好不好？
所以，考虑到这些，再想想东方棉布能顶着68%加4.5%合计72%的关税和奢侈品税，依旧让东印度公司销售到让笛福等人痛骂的状态，那东方棉布和欧洲棉布，此时的生产成本到底差多少？
是差72%这么简单吗？
在东亚的利息普遍高达10%以上的情况下——朝鲜国的青苗法还米制，理论上依旧是仁政善政——一年半的贸易周期，如果毛利润低于50%，干点啥不好？
所以，这就是此时大西洋上的贸易品，只有“大顺的”和“大顺能产但是运过来没竞争力”两种。
“巧合”，或者说并非巧合的是，大顺能产但运过来没有竞争力的商品，俄国、瑞典、法国、西班牙、荷兰、甚至土耳其，都能产。
这里面，是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英国的商品，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航海条例》呢？
这个例子，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
即，海州的晒盐场。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不是刘玉在两淮实行的、行政上的盐政改革。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是刘玉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淮南的小盐户们，你们随便煮私盐，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那就算刘玉的改革反动、遏制了生产力进步。
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
反过来，既是说，假如英国的生产力，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航海条例》，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航海条例》，拥抱自由贸易。
而历史上，《航海条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也就是1859年，正式废除了《航海条例》。
换句话说，19世纪50年代，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
同样的道理。
北美十三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
1750年。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由此可见，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
而这一年，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也就是老马说的“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的一年。
故而，实际上，很多问题，拨开迷雾，很简单。
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俗不可耐。
大顺这边的战略，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
很多东西，不过也就是“逆练”的成果而已。
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
因为刘玉知道，如果放开贸易管制，那么跑日本的商船，就到了拼航运成本、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
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即便对日贸易，增加足够的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比如培养注册水手、比如强制要求采用大型远航重装商船——其利润，依旧高于买地囤地收租。
是故，可知，在贸易管制的情况下，即便增加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其利润回报率依旧可以促进中日贸易繁荣。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放开贸易管制，哪个资本家会选择对日贸易的时候，用昂贵的柚木做龙骨、用桧木和橡木做甲板船身、去个日本琉球为什么需要商船随时可以改装成可以装备16门重炮？
为什么不去造更廉价的福船沙船？为什么不学荷兰造皮薄馅大的马车夫商船？为什么要为海军培养实习水手海军一毛补助都不给？
我这么做。
别人不这么做。
是我会破产？还是上天能大发慈悲觉得我为国计长远让我发大财，叫那些皮薄馅大的破产？
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大顺对日贸易的管控，比满清有段时间对日贸易的政策都落后，甚至落后的多——专营、垄断、强制军事义务、高价强迫购买威海造船厂的标准化重装商船。
但这个落后的结果，就是二十年后，当大顺需要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
大顺可以从东洋贸易公司，征调30艘左右的重装商船，和大量的注册后的水手，毫无滞涩地开往欧洲。
就像是中国以市场经济和国内消费大市场，把火药用在烟花爆竹上，塑造了几个知名的鞭炮产地；而欧洲则用贵族投资、政府干涉、给加利略、拉瓦锡等额外补助金的手段，逆市场而动，去研究弹道、火药配比、化学。
完美的世界之下，大顺、哪怕大明的商品，都能把欧洲消费品的屎打出来。奈何，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理性人真正的无干涉市场。
相反，英、法等国，相继在1720年左右出台了严苛的关税法令和行政保护工业法令。
所以也就造就了这种非常啼笑皆非的局面：大顺以非常落后的专营贸易管制，打造了一支可以干涉欧洲事务的舰队，并且很可能靠这种反动管制打造的舰队，来塑造真正的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
而如果大顺一开始就拥抱自由贸易，那么大顺的商人，连马六甲都出不去，会在南洋被荷兰打出屎来，扣押商船、强制降价——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已经证明过了，大顺的商船在巴达维亚被扣押了大半年，强逼降价。
故而，这些原本应该只是福船沙船、但现在却是军舰造船厂出品的标准重装商船的、原本隶属于东洋贸易公司的商船。
在抵达了大西洋之后，除了“正常”的贸易之外，还干了很多事。
抢劫英国商船，为了自由贸易。
走私法国蜜糖去北美，为了自由贸易。
炮击巴巴多斯，为了自由贸易。
偷运北美牛马去瓜德罗普，为了自由贸易。
从英国海军那买通行证去北美送货，为了自由贸易。
总之，至少，在“大义”上，大顺的这些武装商船和巡航舰，还是站得住的。
而这背后，则造成了两个结果。
其一：
大顺的水手们，赚的盆满钵满，鉴于他们抢劫的货物不是东家的，而是归他们分配。
所以，一方面，他们把蜜糖、甘蔗酒、呢绒、谷物等一些抢来的战利品，低价售卖给了直布罗陀的大顺军队。
另一方面，不少人，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决定回家后不干这狗都不当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赚钱的水手了，可能会去扶桑或者南大洋买地垦殖，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总生产力的发展。
而原本这些钱，会被英国商人去干三角贸易，运送黑奴去北美和加勒比、南美等，导致非洲的青壮年人口流失，极大地损害了非洲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
威廉·皮特的“战争和贸易两不误”的战略，彻底破产。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西非市场和印度波斯，濒临崩溃。
30万英国家庭，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当初忽悠买的国债，怎么还？
北美的走私集团，迅速和大顺这边接洽，甩开荷兰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极大地改善了北美人民的生活，茶叶降价、棉布降价。
英国西印度商会，损失惨重，希望政府能够把海峡决战的海军，抽调出来护航西印度，否则他们就要兑付国债。
第九十三章 攻防心理（七）
显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彻底，以至于现在伦敦真正的统治阶级，依旧还是国教徒大地主、大贵族。
所以，他们压倒了西印度商会的请求，而是将所有的兵力部署到了海峡。
法国人是不可能吃掉整个英国的，更不可能吃掉整个西印度的贸易，但詹姆士党苏格兰贵族的复辟，会意味着土地贵族大洗牌。
如今的局面，就像是一场赌局。
大顺拿着十块钱，而英国必须要把老婆孩子全压上。
战略上，大顺这边的决策层很蔑视英国，这倒不是因为天朝自傲自大不睁眼看世界什么的。
而是因为，外海决战，大顺赌输了，大不了退回好望角以东，去搞帝国自贸区，难不成海峡决战失败，越南朝鲜缅甸就能攻入京城？
而外海决战，英国赌输了，那就是要把房子土地老婆孩子都赔进去，法国是真能去伦敦放把火、把英格兰银行抄了，学后世英荷战争的阿姆斯特丹金融事件，逼着英国金融资本买法国国债的。
所以，大顺在战略上就判断，英国不敢赌外海决战。
显然，现在看来，大顺入场的这局“不公平的赌局”，基本赌赢了。
在西班牙和大顺签订密约之后，大顺的商船、巡航舰，已经可以在哈瓦那修整，以哈瓦那为中心截断英国的贸易航线，并且开始频繁地和北美的走私集团接触。
大量的英国商船，被大顺的重装商船和巡航舰抓走，抢走了货物。
这，倒是真得感谢一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及后续的《乌得勒支条约》。
因为这个条约，以及英国取得的一些利益，使得海盗起家的英国人，开始在加勒比海肃清海盗，取得了非常显着的效果——这就是《加勒比海盗》故事里，把海盗排队绞死的背景：1715年，《乌得勒支—马德里条约》的最终敲定，重写加勒比海的贸易格局，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盗大围剿运动。
一方面，这使得英国商船的武装度，比起1718年大围剿前的海盗乱世，有了明显的下降。
另一方面，1718年抵达高峰的海盗大围剿和后续捕捉，使得大量海盗跑路马达加斯加和西非，为大顺找一些“熟悉加勒比地形的老乡”，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
“哪里可能有商船”、“哪里有一个隐秘的港湾”、“哪里有隐秘澹水”……这些东西，肯定不是靠几张地图、以及月距角经度法就能解决的。
不过，大顺这边虽然肯定算是海盗行径，但因为一些官方目的，大顺这边还是用的“逼停船只，强迫前往太子港、哈瓦那等港口”的模式，而不是旧海盗体系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手段。
除了抢他们的货物、船只外，一般也不怎么杀人，而是有专门人员向他们宣讲“自由贸易的美好未来、自由贸易对大西洋商人非常有利、重商主义是东印度公司的人受益、贩卖奴隶是不好的行为以人为畜是不对的”等等。
至于大顺自己信不信，那另说。
但嘴上说的，肯定是自成体系的，毕竟此时掌握强迫贸易就是自由贸易、并且能把经书按照这一套写明白的人，基本都在大顺。
总的来说，大顺的这些巡航舰和重装商船，是大顺对英战略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甚至是战略的胜负手。因为大顺赌英军不敢全压上外海决战；再者大顺也不想真的把英国海军击败，让法国称霸。所以是靠重装商船和巡航舰，或者说贸易来决胜，逼到英国财政破产即可。
在战术上，这些重装商船，也被直布罗陀的围城军队利用起来。
一方面，低价收购他们的货物，保证部队的补给。
同时，将大批的酒桶、谷物等，当着直布罗陀英国守军的面，往地峡方向的大顺营地里运。
就像是在一个快要饿死的人面前，卡卡地啃滋滋冒油的大肘子一样，就是在战术上引诱直布罗陀守军冒险。
另一方面，大量准备返航回大顺的商船，也给了直布罗陀守军极大的心理压力。
配合上地峡方向又在部署窜天猴发射架、海湾方向正在建造浮动炮台、以及每天进进出出的商船和巡航舰。
这就更让英军不得不做出判断：中国人的全面进攻，即将发起，我们必须在他们反动进攻前反击，打乱他们的进攻部署，在地峡方向抢夺足够的补给品，撑到我们的援军抵达，争取最后的胜利。
11月16日，大顺这边的参谋部，给了直布罗陀的英国守军心理上最后一击。
六个热气球，从大顺这边的基地升空，然后往直布罗陀的要塞附近——500米范围内也算附近——投掷了几枚手雷。气球随风飞到海上或者西班牙城镇，随缘。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可谓声势浩大。
从德拉康塞普西翁到阿尔赫西拉斯的海湾周边，大约6万名观众，观看了这场空袭。
但要说物质上的战果，零，甚至是负的。一个巨大的丝绸气囊落在了西班牙的城镇，被教堂屋顶刮碎了，至少损失200两银子。扔的手雷，连英国守军的一根毛都没伤到。
不过要说心理上的压力，那就太大了，简直堪比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之后，直布罗陀的英军指挥官，便把军官们都召集起来。
要塞内，仅存的一点旧船上拆下来的木柴，点燃了篝火，英国军官们围在篝火的旁边暖和着自己的身体，咒骂着直布罗陀的鬼天气。
虽然他们是英国人，按说没有资格咒骂直布罗陀的天气，但这几天的温度实在是有些低，夹杂这海风，即便接近十度，依旧有些刺骨。
指挥官约翰·莫当特，身冷心也冷，对于现在的处境只想骂娘，可他还是保持了一个绅士的体面，尽可能做出一副比较从容的态度。
约翰·莫当特，算得上是此时英国为数不多的反中魔怔人。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对大顺的仇恨，自然是有缘由的。
应该说，是大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的。
他也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虽算不得伦敦的顶尖贵族。他父亲就是个中将，比起那些起步就是传承了几代的公爵侯爵们来说稍微差了点，但毕竟也是一出生就在权贵圈子里长大。
母亲是斯宾塞家族的女儿，祖上真的阔过。尹丽莎白女王发行彩票搂钱，就是斯宾塞家族负责的，能负责彩票的，可想而知。
只不过时代浪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尹丽莎白之后，国教、天主、共和、君主、复辟、护国、反复辟……一波一波又一波，稍微站错了队，那就很容易跌落云层。
不过现在还不至于跌倒泥浆了，爹是中将、妈是名门，自然一路顺风。
封建贵族子弟的人生轨迹，基本都是相似的，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亦或者大顺。
起步就在元帅大帐内当侍从，搁在大顺叫在帅帐听用，差毬不多。混几年，镀镀金，积累点资历，升将军。
应该说，直到和大顺接触之前，约翰·莫当特的人生，还是比较顺利的，算得上是标准的上层贵族子弟的命运。
直到，他和大顺这边扯上了关系。
几年前，也就是克来武和孟加拉打关税战争的那一年，威廉·皮特开始执掌英国的海陆军战略。
提出了“袭扰法国海岸，迫使法国无法将海军集结、迫使法国在海岸预留大量兵力减轻汉诺威和普鲁士方向”的战略。
也就是此时被托利党们狂喷的“用金锞子砸人家玻璃”的政策。
约翰·莫当特被委以重任，作为陆军指挥官，袭击罗什福尔港。
罗什福尔，拉罗谢尔，这个法国港口的命运，有点像是大顺的聊城、扬州之类的城市——因为地理、运输工具、贸易路线的变更而兴盛衰亡的城市，比如在运河时代一年贸易额保守估计700万两、后来却混成山东最贫困地区的聊城。
罗什福尔也一样，这个后世名不见经传、只有二三万人口的小城，此时是法国非常重要的对美洲贸易的港口。
科尔贝尔选择了这里，并建造了要塞、海军基地和贸易港。原本历史上，则因为加拿大的丢失、北美的混乱、七年战争的战败，这座重要的贸易港终于死了，泯然众人，象征着法国在美洲的彻底失败，这座港口是法国美洲战略的墓碑……
此时，罗什福尔是个非常重要的港口，重要到什么程度——这里是奴隶贸易、中法人参貂皮等“前朝东虏贸易”的集散地，转口港。
因为这里有河、有海湾、海湾门口有岛屿，所以显然，这里也是个重要的海军基地，科尔贝尔的眼光很不错。
约翰·莫当特当初的任务，就是执行皮特的袭扰法国战略。
而间谍给出的情报，说罗什福尔很容易攻打，守备松懈。
但实际上，等到舰队抵达之后，发现情况并不是像间谍说的那么简单。
而且，因为当时英法已经宣战，而大顺是武装中立同盟的发起者——至少在当时，的确是中立的——所以，大顺的商船停靠在罗什福尔港内，要把从加拿大运来的人参和貂皮转港。
毕竟要是法国船，出去容易被抓；而大顺的商船，是中立的，而且还是武装中立，所以没人敢抓，而且反正回去也是空着，就顺道帮着法国运点货。
大顺这边作为中立国，就直接告诉了英国这边：懂什么叫武装中立吗？
英国人这边研究了一下，觉得打个锤子打，万一不小心真的打到了大顺的商船，这边正和法国死磕呢，那边再惹一个怪物，这不没事找事吗？
约翰·莫当特和此时作为英国海峡舰队司令的霍克上将，就商量了一下，觉得别打了，撤。
然后，约翰·莫当特的命运，就因为大顺的这几条商船而急转直下。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
第九十四章 攻防心理（八）
回国后，皮特和乔治二世都大发雷霆，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罗什福尔港为什么不攻击？难道你们不会避开大顺的商船再把罗什福尔打下来吗？
很快，国会就成立了一个“渎职调查委员会”。
当时，英国国内的舆论情绪，已经被皮特扇动起来，极为狂热——否则，约翰·宾也不至于被枪决；爱德华·霍克也因为让法国军舰逃走，差点被调查撤职——总之，当时的英国舆论已经彻底被威廉·皮特等“小爱国者、爱国者党”们扇动的疯了。
那这得有人背锅了。
然后，渎职调查委员会瞅了一圈，得，就你约翰·莫当特来背这个大黑锅吧！
当然，本质上，其实是党争。
约翰·莫当特，是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支持者，或者说是沃波尔党的。
推荐他来担任进攻罗什福尔港陆军指挥官的，是康沃利斯勋爵。
而康沃利斯勋爵的老婆，是前首相沃波尔的外甥女——波沃尔亲妹妹的家的女儿。
约翰·莫当特，就差把“我是沃波尔的党羽”这样的名号，刻在脸上了。显然，这是沃波尔一派，准备推起来的年轻一代陆军军官。
其实全世界的宫廷朝堂，玩的都差不多，结党、新旧党争、扶植党羽、培养年轻人卡位，等等、等等。
这个渎职调查委员会，一看皮特非要找人负责，那简直不要太明白，到底要找谁负责了：
威廉·皮特在上台前，是靠狂喷内阁、组织反政府活动起家的。可以说，每天喷沃波尔至少十遍，废物、懦夫、蠢货、小人之类的词汇，丛出不穷。
海军指挥官是霍克，父亲是中产入赘出身，纯粹的海军技术骨干，没有党派，海军还是要留几个能打仗的，不能都是些废物。
这个人不能背锅。
一眼扫过去，显然，这约翰·莫当特，又肥又大，就你来背这个大黑锅，顺便搞一搞沃波尔的人。
乔治二世出面平衡了一下，撸了约翰·莫当特的官职，军衔保留，扔到直布罗陀去。
这件事，要说莫当特不知道这是党争，倒也不是。
可当时的情况，确实就是大顺的“中立”船只，对英国发出了警告，这才导致了约翰·莫当特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别打了，撤。
而最终也是因为他多的这句嘴，被人抓了把柄，撸到了直布罗陀，戴罪立功。
当时他就对大顺恨得牙根痒痒，等着大顺的舰队出现了直布罗陀附近，击败了博斯克恩的舰队后，这种恨的魔怔程度进一步加深：大顺的中立是假的，早知如此，当时就应该把罗什福尔港内的大顺商船干爆，把上面的人参貂皮都抢走！
再然后，原本的直布罗陀总督“因病回国修养”，他这个还剩下个将军衔的将军，就“临危受命”，成了直布罗陀的最高指挥官。
结果，大顺的陆军登陆，开始了对直布罗陀的围困，还采取了非常恶心的困等坏血病战术，一波把直布罗陀的店铺和房屋都烧了个干净。
本想着在直布罗陀洗刷耻辱的莫当特，简直已经快要恨死大顺了：
自己扶摇直上的时候，是大顺的商船横插一脚，导致自己背了个大黑锅。
好容易被再度起步，成为直布罗陀总督，又被大顺的陆军围困，而且很可能自己又要背直布罗陀丢失的大黑锅——守不住？房屋被烧？你作为代理的直布罗陀总督，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防火工作？为什么不提前预备下过冬的木柴？为什么不提前征调居民店铺的粮食实行配给而放任那些补给被中国人烧掉？
是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笛福讨厌中国，侮辱中华，因为他和朋友开的陶器厂被东方瓷顶的不轻，一辈子忘不了描写“陶罐”。顺带着目睹了东方棉布涌入英国导致的大面积失业，以及东方审美开始“扭曲”英国的传统审美。
乔治·安森，因为在伶仃洋，被刘玉好一通侮辱，又因为需要补给和修理船只去攻打马尼拉，不得不忍受；回来后，又因为大顺这边出文章介绍坏血病问题，导致他和沃德博士弄的在海军内推广的“坏血病药丸”被人狂喷，被视作海军部官商勾结的典范——吃了这个坏血病药丸后，一艘570个船员的战列舰，死的只剩下130，而全海军推广，沃德博士怒赚50万英镑，至于是否给推广神奇药丸的安森分钱，那就鬼知道了。自然也是反大顺反到魔怔。
换到莫当特，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这个“东方热”、“中国热”的时代，除了像是孟德斯鸠这种要“借东讽西”，以东方宗教讽刺教会这种政治“启蒙”目的外，反大顺的基本都是因为承受了一些生命不该承受之痛，并且认定责任全在大顺。
是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战术陷阱，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于理性的战术角度：在敌方囤积物资、尚未全部展开兵力、在进攻即将法发起前，进行战术反击，是理论上最佳的推迟敌方进攻时间、扰乱敌方进攻步骤的有效手段。
而于私人的感情情绪上，莫当特想的，也有点……人之常情。
死守下去，坏血病困死，大顺占领了直布罗陀，大顺这边立功受赏。
如果强攻，就直布罗陀这地形，四千守军，进攻方至少也得准备个六七千的伤亡，所以大顺那边的主将也不会被惩罚。
唯独，如果在进攻发起前，自己这边发动反击，焚烧大顺的粮草、大炮、扰乱大顺的进攻部署，那么，大顺那边也得有人背锅、担责、甚至被枪毙！
莫当特此时的心态，纯粹是：
死前老子也要拉个垫背的！
级别越大越好！
不过，在面对军官们的时候，他是不能做这种情绪性的表达的。
在分析了一波此时的局势、粮食存量、冬季来临、大顺有很明显的全面强攻的态势之后，他提出的反击计划，还是相当合理的。
“先生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议会那群人是否会选择救援我们，亦或者把我们像用过的厕纸一样扔掉。”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即便中国人不发动全面进攻，我们也撑不到明年春天。况且，撑到明年春天又有什么用呢？这里都是石头，甚至连种一棵芜菁都不可能。”
“现在的局势很危险，我们必须发出我们的声音，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即便面临这样的困境，依旧会选择战斗，会选择希望。”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德拉康塞普西翁，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甘蔗酒。还有他们的重炮、火药库，以及西班牙人的商店。”
“在他们洋洋得意、即将发动进攻之前，我们选择反击，突袭他们的阵地，抢夺粮食、焚烧仓库和大炮。如果成功，我们获得补给，他们会发现，根本无法饿死我们。”
“我认为，今天傍晚，应该把海湾炮台方向的士兵，集结起来——我们必须要在夜晚行动，因为白天他们的热气球，会时刻盯着我们的调动。只有依靠黑夜女神的庇护，我们才能将防守海湾方向的兵力集中起来。”
对于这个军令，下面的军官没有任何人反对，而且也真的都燃起了希望。
这个时代，这种漫长的围困战，是叫人崩溃的。
绝望。
粮食缺乏。
坏血病。
没有蔬菜。
缺乏烈酒，士兵更难忍受。
寒冷。
没有取暖的木柴……
等等这些，都已经让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更可恶的是每天持续不断的炮击，重炮不断将铁丸随机落在防御阵地上，使得即便对面不发动进攻，守军也每天紧张兮兮。
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军官，甚至很多士兵，也宁可拼一拼。
万一成功，就能抢到足够的酒、粮食、柑橘或者柠檬，还有西班牙城镇的木料……
军官们对于莫当特的计划，给予了百分百的支持。
很快，一个针对地峡方向的反击计划，就已制定出来。
在他们看来，大顺的防御似乎并不严密，看起来发动突击占领壕沟，问题真的不大。
事实上，他们看得没错。
至少，以此时的战术体系和战术理论来看，大顺的防御体系，有些奇葩。
大顺在地峡方向的防御体系，是多层配置的。
最靠近直布罗陀的第一层壕沟和胸墙，基本是平直的，其实并没有多少兵力防守。
主要都是一些可以远距离点杀的膛线燧发枪散兵，以及在关键位置部署了一些小口径的霰弹炮。
按照“爆炸弹”时代的战术体系，防御方的重要火力，是不能挖环形工事的，因为那样一枚爆炸弹就会把火力报销掉。
而在实心弹时代，这些霰弹炮，当然是要部署在环形工事内，以方便向各个方向射击。
而且第一道壕沟的宽度，其实很大，只是在角度上避开了直布罗陀守军的炮击威胁。
这种宽度，既是为了防守反击，也是为了进攻发起之前，将兵力在第一道壕沟集结，然后靠鼹鼠一样的工兵掘进接近守军。
在第一道壕沟后面，是大顺的第二道壕沟，壕沟完成很标准的“W”形折线，通过有限的几条之字壕与第一道防线相连。
重炮基本都部署在第二道壕沟的附近。
而在V字的顶点，都会布置团营火炮。
每隔一段距离，大顺战斗工兵特化的抛物线爆炸弹虎蹲炮，就会部署一门，射程恰好可以覆盖第一道壕沟。
大顺的大量兵力，也都部署在第二道防线，那里有专门的屯兵坑，但营地并不在第二道防线，而是在更靠后的地方。
战斗工兵的突击连队，也都部署在第二道防线内。
如果需要进攻，则通过之字壕，避开炮击，运动到第一道壕沟，再进行挖坑掘进。
如果要防守，则第一道防线的守军抵抗后有序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再由第二道防线的主力在己方炮火的掩护下反击。
这倒是不需要来直布罗陀后专门操演，而是这就是大顺战斗工兵的战术条例。
因为战斗工兵的任务就是围攻，而之字壕掘进攻城法，最忌讳的，便是城内反击。
防守，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围攻的基本战术体系。
大顺和欧洲战术体系的区别，在于欧洲选择改革兵役制征召更多的部队围困棱堡、大部队继续前进，是性价比最高的；而大顺这边，则是仔细琢磨五千人规模的围攻法，强化壕沟战和土木技术，是性价比最高的。
欧洲把掷弹兵发展为精锐线列步兵和白刃冲击专精；而大顺把掷弹兵发展为精锐工兵、土木和壕沟专精。
前线的参谋们，也只是根据诱敌反击的战术指导，稍微修改了一下，但整体上还是在二十年前就定下的“五千人跨大洋投送极限为基础”的战术思路的范畴之内。
第九十五章 攻防心理（九）
傍晚，大顺这边的侦查气球撤去，英军也开始借着夜幕的掩护，将海湾方向的守军聚集起来。
军官们将命令传达下去后，士兵们都很兴奋。比起在这种被围困的状态等死，他们宁愿拼一波。
只不过这一次攻击，只能依靠步兵和船只被焚烧后上岸的水手，炮兵是无法提供支援的。
因为大顺这边的围攻工事，即便白天，且就算大顺和法国的炮兵不还击，炮击也没有什么效果，况于晚上。
将兵力从展开到各处炮台据点的状态，变为集结起来，再转变为进攻展开，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而不是说军官命令一下，在几里地外驻守海湾炮台的士兵，就能瞬间完成重整、编队，对大顺的围城壕沟进行反击。
英军开始聚拢兵力的时间，是傍晚，休息之后，计划发起进攻的时间，则是深夜接近凌晨的时候。
因为月亮轨迹的问题，在后半夜升起来的月亮，也多少可以为进攻提供一些光亮。
因为退潮涨潮的关系，海湾方向的中法联军想要使用浮动炮台炮击、然后掩护法国海军陆战队和大顺在那边的少量部队从海湾进攻的话，至少也要到早晨九点钟。
是以，英军这边理论上有大约四五个小时的时间，突袭大顺军在地峡方向的营地，夺取物资、焚烧大炮、抢劫西班牙商人的店铺。
应该说，英军还是训练有素的，在这种情况下整编队伍且完成进攻展开，并且不被大顺这边察觉，的确需要一定的组织度。
而在直布罗陀驻守的英军，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组织度、或者说战术体系方面英国陆军和大顺陆军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比，那未免就需要“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此时驻守在直布罗陀的英军主力，是第20步兵团，其老长官是詹姆斯·沃尔夫，原本历史上的称号是“加拿大征服者”。
也就是线列兵时代那个经典场景——列队行进的英军，顶着法国的火枪前进到30步后，立定，齐射，一波打崩了法军，加拿大易手的那一场——的指挥官。
詹姆斯·沃尔夫和此时英军在直布罗陀的指挥官约翰·莫当特，是老相识。当时还正在追他侄女，算是侄女婿。
老到詹姆斯·沃尔夫服役参加欧洲战争的时候，就是跟着莫当特混的。之后升了上校，一直在第20团当团长，也就是此时驻扎直布罗陀的英军主力。
罗什福尔港围攻事件中，他的部队被调集过来参战，仍旧是约翰·莫当特的手下。
只不过，当时讨论在中立的大顺商船在港内的情况下是否继续进攻的时候，沃尔夫认为海军不需要炮击，完全可以由陆战队在无掩护的情况下直接上岸进攻，这样就可以避开中立国的商船，对法国造成威胁。
事后的分锅大会中，沃尔夫因为这番话，并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了重用。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其一，他爹刚升了上将。
其二，威廉·皮特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没觉得能够通过登陆法国扭转战局——战略上的防守核心利益，有时候可以表现为进攻的形式，如果不理解，可以想想后世的中国明明在美苏争霸的状态下是标准的战略防守，为什么会有一个类似“好斗的公鸡”这样武德充沛的外号。
威廉·皮特进攻法国的目的，不是击败法国，而纯粹就是为了进攻而进攻，进攻本身就是目的。进攻才能调动法国，让法国无法集结兵力去北线，也无法集中舰队威胁英国和北美，而是会预留大量的军队和舰队，在漫长的海岸线上，防备英国的袭扰，而英国可以用这种无价值的进攻保证自己的核心利益。
故而，坚持对罗什福尔发动进攻的沃尔夫，以及在梅诺卡岛战役后为数不多看明白了皮特的意图、认定法国除非在汉诺威失败之前不会登陆英国的陆军军官，威廉·皮特非常认可他的大局观，并认为他是自己北美和加勒比战略的最佳执行者。
其三，当年镇压苏格兰和天主教起义的时候，沃尔夫拒绝屠杀英国的天主教妇女儿童，并且拒绝向一名受伤的反对派贵族补枪，逼着坎伯兰公爵不得让一名士兵补枪，由此在辉格党和城市工商业阶层中博了个非常不错的名声。因为他拒绝的是坎伯兰公爵的命令，这里面又涉及到第四个原因。
其四……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有伦敦金融街的支持。这和第三件事息息相关，里面又涉及到一些英国军改、辉格党和王室之间的博弈；坎伯兰公爵意图加强王权、以及其加强常备军的军改思路让辉格党和金融资本感到强烈不安，需要一个活着的“顶撞屠夫和暴政命令的真正绅士的良心”作为样板。
这里面的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是此时被围困了两个月的英军，还能在黄昏时候集结、并且能够执行军令且可以对大顺的围城工事发动反击的原因。
其实，人这玩意儿，很多时候想法是类似的，尤其是斗兽棋思维和英雄史观。
比如后世国人很多人会畅想，假如谁谁谁活着、谁谁谁不早死、谁谁谁活到什么时候，历史会不会如何如何。
英国这个圈内的人，也一样会这样畅想，对于北美独立战争问题，他们最常畅想的两个人，便是：假如克来武没有因为鸦片折磨而自杀，去了北美当总督；假如詹姆斯·沃尔夫没有在加拿大那场排枪秀中被打死，而是作为驻北美军事统帅，那将如何如何……
这不需要考虑经济基础、不需要考虑贸易、不需要考虑金融资本与贵族的结合、不需要考虑强制的封建专营制与自由贸易的矛盾、不需要考虑欧洲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等等。
但反过来也证明了两件事：
其一，便是建立了一定功名的人，死的越早越好。死的越早，后世的遐想就越完美。
其二，便是詹姆斯·沃尔夫，真的在贯彻英国的陆军改革，使得英国陆军真正成为了一支能够作战的陆军，算得上是英国军改派的代表人物。
实际上，刘玉之前在大顺主持的军改和战术体系变革，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
几乎和刘玉的大顺军改同时的发生的，还有英国军改、法国军改、俄国军改、普鲁士军改和奥地利军改——包括历史上不久之后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要进行的军改，也算是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一波大军改的余波。
从纯粹的技术层面看，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军改风潮，源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燧发枪加刺刀的标准配置，被实战的血和火引证为这个时代性价比最高的战术体系。
而与军火技术相配套的战术体系，需要阵型、队列、纪律、国库收入、加强集权的政府，以及常备军。
在大顺，表现为军官团、募兵战术体系操典、专营制度、海外贸易发展增加的国库收入。
在英国，比大顺多出来一个“王权”问题。
在这场从三四十年前开始的、全世界范围内主要军事大国都在展开的新时代军改之前，英国理论上的陆军常备军，几乎不存在。
托利党和辉格党，都反对英国拥有一支常备军。
从阶级层面来理解，是非常容易的。
英国上一次真正拥有一支常备军的时候，是叫英格兰共和国，首领不是国王，而是护国公。
虽然克伦威尔这般、那般，但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一场涉及到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虽不彻底，但是那一次托利党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他们对那场影响到他们的社会革命的那支常备军，以及常备军中愈演愈烈的“掘土派”、“均田派”运动和差点酿成的均田兵变，至今心有余季。
托利党认为，常备军，是传播掘土派和土地分配派这些“极端”思想的温床，使得各种思想在军队这个高效组织中快速传播，故而他们坚决反对英国建立一支正式常备军。
而辉格党，自然也是反对的。
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和他们的阶级属性，息息相关。
辉格党在和平时期只容忍军队的存在，而他们作为名门望族和各郡地方势力，以及资本团体，他们有信心控制住之前“买官团长所有制”下的军队，而将军队常备化，视作专制和暴政，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存在常备军，而应该由各郡名望组建各郡的军队。
辉格党公开表示：【军官购买制，是防止保王党叛乱的议会主权的保障】。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东西。
一：军官购买制，也就是团长所有制，或者叫“郡兵制”、“部曲制”。
二：主权在辉格党控制的议会，还是在君主，也就是议会主权？国君主权？
这里的军官购买制、团长所有制……如果在军改之前，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存在如今在直布罗陀驻扎的第20团，而是会以“某爵士团”、“某勋爵团”、“某绅士团”来命名。
花钱，买团长。以团为单位，组建军队，财政出军械，基本的粮草，而团长出赏金、津贴、薪水等。
团长可以出售这个团内的中校、少校、上尉、连长等指挥官，一般来说，出的多，赚得多。
英语里，“连队”和“公司”是一个词。
那些买连长、营长的，相当于入股。包括战场战利品收益、以及“合法的团属专营商业贸易权”的收益，自然是归“股东”合理分配的。
辉格党说，【军官购买制，是防止保王党叛乱的议会主权的保障】，这句话，当然是非常正确的。
单纯从军队是暴力机关的角度看：汉灵帝重设州牧后，还有“保皇党”吗？主权可不是牢牢把握在“首相”的手里嘛。
当然，情况不同，但英国的地形，决定了一件和大顺本质相同，但表现不同的事。
那就是，大顺可以发展海军，因为大顺皇帝知道，战列舰虽强，但却无法陆地行舟。然而陆军内部，清除刘玉的影响，早已展开。
而英国，其地形决定了海军是守卫利益的支柱力量，而陆军则是决定岛内政治斗争的力量，共和、复辟、反复辟、天主、国教，一波又一波，托利党和辉格党都对常备军充满了戒备。
而显然，这样的军队，是无法适应燧发枪阵列时代的，也是无法在这个时代实现数千人投送的专业对抗的。对军队的种种限制，詹金斯耳朵战争中的南美远征酿成欧洲最大军事笑柄，由此引发了坎伯兰公爵的军事改革。
问题在于，坎伯兰公爵是国王的亲儿子，所以这种军事改革，会让议会派怎么想？
常备军，是否意味着王权暴政？
常备军改革，而且还是国王的亲儿子提出的，这是想干啥？
再配上世子党一派一直鼓吹的王权复古论，也着实不能不叫辉格党们不安：世子没了，王孙可是看博林布鲁克子爵的那一套长大的，手里要是再捏着常备军，不敢想象啊。
第九十六章 攻防心理（十）
这也就是詹姆斯·沃尔夫的名声响亮之所在，以及金融街保他的原因——他拒绝执行坎伯兰公爵让他给反对派贵族补枪的行为，是一面旗帜。
他越绅士，坎伯兰公爵就越屠夫残暴；他越能取得战功，坎伯兰公爵就显得越无能。
毕竟，罗什福尔港事件发生的时候，坎伯兰公爵正经历人生的最低谷：在汉诺威，被法国人打崩，摁着脑袋签了《泽文协定》，解散汉诺威军队、放弃汉诺威，虽然事后英国这边不承认，但他的名声是臭了，短时间内不敢冒头了。
这也是罗什福尔港事件为什么党争如此激烈的原因：坎伯兰公爵在汉诺威被法国人打崩之前，他一直恳求议会派舰队支援他，但议会却命令海军去罗什福尔港。
不过，在这些党争之前，坎伯兰公爵还是对英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常备军改革。比如此时驻扎在直布罗陀的第20步兵团，团长就不是买的，而是任命的，而且军械粮草等由政府出。
当然，买官制依旧存在，和这种任命制的常备军并存，故而也就有了英国军中流传甚久的笑话【为血战、瘟疫、流行病，干杯！】
比如一个买不起团长的军官，一个萝卜一个坑，上一个团长死了，他就可以不花钱补位。而他补位，比如他原来是营长，那么营长的坑就空出来了……以此类推，军官们当然要为血战、瘟疫和流行病干杯了。
但即便只是这种有限的改革，依旧为英国参与这场战争打下了基础。
某种程度上，算得上和大顺这边的军改思路的战略考虑一致：在詹金斯耳朵战争后，英国的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战争，必然是以数千人的投送规模为基础的战争，并且以英国的地缘环境，大部分陆军参与的战争都是在殖民地。
是以，需要一批常备军，一批可以投送到远方、经过了长期训练的、由财政和政府供养的常备军，作为随时可以登船去各个殖民地参与那种三五千人规模决战的战争。
而作为这场并不彻底的军改成果之一的第20步兵团，因为之前其团长詹姆斯·沃尔夫的严格训练，以及把士兵视作人渣和恶棍的练兵思路、以及人为破坏队列应该直接枪毙的军纪思路，使得其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可以在被围困了两个月之后，依旧没有崩溃，而是还能遵守军官的命令。能够在黄昏时分，从海湾方向的炮台要塞内撤出，编队集结，修整等待，在凌晨发动反击。
詹姆斯·沃尔夫担任团长期间的练兵战术思路，就是严格的纪律、齐整的队形、雷霆一击般的齐射。
可以说，他的思路，抓住了这个时代背景下、各国投送能力不足、殖民地战争五千人野战决战的正确认知。
按照这个思路，如果发生在殖民地战争中，野战对垒，其战术体系，绝对可以一波把同等数量的法军打崩。
因为法军的战术体系，围绕的还是大陆军体系，是以普鲁士、奥地利为假想敌的、数万人野战的思路。
简言之：炮兵轰、步兵抗、骑兵冲。法国此时仍旧拥有西欧最优秀的正规骑兵。
所以这种三五千人规模的、殖民地特色的、需要步兵扛大梁且主动进攻、而骑兵稀缺的战斗，法国人输，一点不冤。
只不过，对于此时驻扎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第20步兵团来说，他们遭遇了一种完全不对称的战术。
大顺这边的军改思路，或者说琢磨着跨大洋投送的精锐，从来不是琢磨着去打野战的。
印度那是靠步兵和骑兵推的，距离优势、锡兰优势，可以拉大军过去。
登陆英国，或者掺和欧洲野战，从未想过。
加勒比或者北美、南美，海军拿到制海权才能去，否则压根也去不了。既拿到了制海权，法国又不是没步兵，大顺这边仍旧是以攻城围城为特化训练的，压根不想着打野战。
加勒比是跳岛蹦蹦跶跶的海军封锁、工兵围城；北美是森林袭扰，散兵优势，海军封锁，直插海港，还是攻城；南美是地广人稀，野战别想，全靠据点支撑。
是以，这场战斗，即便英军可以集结起来、展现出他们的组织度，但实际上劣势依旧极大。
詹姆斯·沃尔夫是把天赋点，都点在了阵型、齐射、野战、队列上了。
大顺的远征部队，把天赋点，都点在了战壕、防御、炸药、挖坑、斜坡战上了。
而战斗发生的地点，是在大顺工兵们提前挖好的围城工事内。
詹姆斯·沃尔夫的战术思路，是：队形、接近、齐射、冲锋，一锤子买卖，一鼓作气。
大顺工兵的围城防御体系，是：一线少量部队和散兵、二线配置主力、防守反击，天克一锤子买卖，韧性十足。
是以，11月17号凌晨两点，借着冷飕飕的月光，英军发动反击后不久，就明显感觉到情况不对。
他们才走出自己这边的防御工事不久，就被大顺这边布置的哨兵发现。
枪响之后，部署在一线的散兵们，立刻开始了用膛线枪的还击。
这些散兵早已经熟悉了这种迥然不同于滑膛枪的奇葩弹道，打的非常准，在二百步开外就开始一个个地击杀向前列阵前进的英军步兵。
被枪声和军官的命令吵醒的炮兵，也开始了还击。
几枚掺杂了石油和橡胶的手雷，被一线的工兵投掷到了靠近的英国步兵连队中间，燃烧时的嚎啕惨叫，在夜晚格外的凄厉。
而那些奇葩的手雷，燃烧后产生的火光，格外命令，长久不息，又为散兵提供了射界照明。
英国士兵还是发扬了强悍的精神意志，顶着膛线散兵的点射，前进到了距离壕沟很近的地方后，发动了冲锋。
但他们，很快就再度感觉到了绝望。
预想中的残酷的壕沟战，并未立刻发生。
一线的壕沟里，压根没有多少人。
英军冲过来的时候，一线的步兵和工兵，就沿着向后的交通壕撤到了第二道防线。
而卡在第一道壕沟和向后的交通壕交叉的地方，就是大顺部署的环形工事。
里面有两门大炮，略高于地面，可以控制壕沟和第一道战壕。
大顺挖之字壕，是为了防止守军的炮击穿糖葫芦。
这种环形工事里的火炮，就是为了穿糖葫芦的，部署的位置自然很讲究。
那些散兵在英军冲锋的时候，就撤到了环形工事里，和炮兵作伴。
这种环形工事，在迫击炮时代，谁这么挖谁进军事法庭。
但现在，英军还没进入开花弹时代，更遑论迫击炮时代。
蹲在环形工事里的散兵，优哉游哉地继续射杀冲过来的英军步兵。
部署在环形工事里的大炮，也根据情况，或者穿糖葫芦，或者用霰弹近距离喷。
为围城斜坡战而生的手雷，正是大顺这边的优势所在，不断地居高临下地朝着在壕沟里翻滚的英军投掷。
与此同时，第二道壕沟里的主力，也已经开始集结，并且按照参谋部早已经预先定好的战术，沿着壕沟向两翼集中，准备反击。
战斗工兵的那些火力支援连队，也就是配备变种虎蹲炮，或者也可以叫小口径开花弹臼炮，或者叫原始掷弹筒——大顺一开始选择的、与欧洲同步的、长得类似胡思手炮的碗口枪，算是原始枪榴弹，而显然这个时代不好用，反倒是这种原始迫击炮或者掷弹筒，效果显着。
的确，打不准，打不远。
但问题是，这个时候的滑膛枪，也打不远。
这些部署在二线的轻便小臼炮，开始朝着第一道防线的壕沟位置，抛射那些点燃了引线的手雷，不断地炸出火光。
如果平原野战对射，这玩意此时能被对面的骑兵或者实心炮或者步兵打出屎来。
然而这不是平原野战对射，而是为此而生的围城壕沟战。
狭窄的地形，故而让大顺这边的进攻浑身难受，无法在地峡展开兵力，还要防备石山上的英军炮击，只能选择用浮动炮台在海湾方向做出大规模进攻的态势。
但同样的，狭窄的地形，也让英军无法展开太多的兵力。
攻，又顶不进去。
第一道防线压根没多少人，占了第一道防线之后，二道防线的主力也都苏醒过来了，奇葩的炮弹、燃烧、诡异的高抛弹道，使得英军根本无法继续进攻。
守，又守不住。
有大炮和散兵驻守的环形工事，卡在往第二道防线去的运兵构旁。
被切割的地形，要是大规模使用兵力，要么被大炮穿糖葫芦、要么近距离被霰弹喷一身。
靠个人勇武突击，那些蹲在环形工事里的散兵，不断地开枪击杀。还有里面的工兵往外扔手雷。
找自己的掷弹兵投掷手雷？
壕沟在面对环形工事的方向，压根没有折线和之字角，无法藏身。
不藏身，站在外面点手雷，往里面扔，这年月的手雷死沉，扔不了多远，而且站在那点火散兵就会点杀。
不管那些环形工事，越过壕沟，在平地上继续往前冲？
前面有第二道防线、身后有部署大炮和散兵的环形垒，还是不行。
好在英军的军官也非无能之辈，明白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攻下一两个可恶的环形垒，才算是真正突破了大顺这边的第一道防线。
事已至此，也只能咬着牙，指挥着各自的连队，顶着铅弹和炮击，朝着中间的两座互为犄角的环形垒冲击。
第九十七章 属性相克（上）
如果这场战役，发生在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之后，英军指挥官站在直布罗陀的山石上一看大顺的工事配置，算算自己手里的兵力，那就不用打了。
直接琢磨着荣誉投降就行了，纯是找死的，压根儿打不动。
但问题是，只有吃过辣椒的贱猴子，才知道人心险恶；没吃过的，看着红彤彤的辣椒顶多觉得长得奇葩，照样一把塞嘴里勐嚼。
如今的英军，就是这么个状态。
知道大顺的这些围城工事看着就奇葩，可也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
现如今还没有人重视这种战术，大顺这边才是奇葩，纯是知道没机会打大规模野战，把天赋点都点在壕沟战上了。
师承沃邦，却把沃邦那一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像大顺和法国那蓝汪汪的军装一样蓝。
英军的虾红色军装，与大顺的海蓝色军装，就像它们两个的颜色一样充满了敌意。
在英军全力进攻的一个环形工事里，几名散兵面部表情地屠戮着远处的英军，就像他们平日里打猎一样。
这几名散兵并不是南洋地区的散兵连队，而是第一批跟着舰队抵达欧洲的北方的散兵连队。
准确来说，他们连汉人都不是，而是大顺在北美部落征召的兵，很多人原本都是大顺鲸海毛皮公司的雇员，大顺在北美地区征召了一些散兵和森林轻步兵。
整体上，这批散兵对大顺忠心耿耿，因为大顺干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闪耀着人类光辉的伟大事业。
十五年前，一场名为“灭痘接力”的运动，在大顺展开。
虽然以后世的眼光来看，未免有些“残忍”和“缺乏一点人性”，但以此时来看，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
在松江府，大顺这边从人贩子手里，收了160个小孩。
把这160个小孩，分成了四批，分别前往西域、南洋、关东、扶桑方向。
前往北美的小孩有40个。
从登船的第一天开始，就把第一个小孩的胳膊割破，感染上牛痘。
其余的孩子严格分开，不得接触。
等到大约10天左右，这个孩子的牛痘已经开始全面感染的时候，再用这个小孩身上的牛痘胞浆，感染第二个孩子。
就是靠着这种用孩子做“培养皿”接力的方式，在一年之内，大顺的牛痘接种，靠着这些孩子的借力，迅速传播到了帝国的边疆区，跨越了西域的黄沙和茫茫的太平洋。
以一种比旧大陆传染病更迅速的方式，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自然，这种事，是枢密院主导的、朝廷拨款的。
尤其是西域和黑龙江流域，朝廷移点人过去不容易，死贵死贵的，实边政策下，死亡率最高的还是天花之类的疾病，大顺这边真的死不起。
只不过，在北美方向，则是政府主导和资本导向的一次配合。
主要是因为那几年，海龙皮超贵，利润极高。
而大顺因为自身生产力的缘故，大顺鲸海毛皮公司，搞得殖民主义扩张，相对来说非常的温柔。
罗刹的那些毛皮贩子，主要靠枪。毕竟连在勘察加造船用的缆绳，都得从彼得堡切成一段段的，用马车驮过来。他们也只能靠抢，这样才能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
而大顺这边，则不是靠抢。
因为，抢不如贸易效率。
用三尺棉布、一个铁锅、一把小刀、几包火柴、三袋冰糖、五斤枣干等等，就能换一张海龙皮，为啥要去抢呢？
抢得死人，从太平洋的一端运一个人到太平洋对岸，很便宜吗？况且，夏天来临的时候，需要补充蔬菜水果否则得死，人都死没了，让谁去采集树莓浆果？原本一条红头绳，就能让部落的小女孩去采一篮子树莓；要是抢和强迫劳动的话，得派至少十几个人拿着枪看着，成本在那摆着呢。
而且，最昂贵的海龙皮，也就是海獭，抓起来比较麻烦。用枪打倒不是说海獭刀枪不入，而是打死之后这皮子上面有窟窿，价格立刻腰斩。
而抓海龙，还是得靠当地的原住民，他们有丰富的经验。
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大顺鲸海毛皮公司追逐“海龙皮的利润”，而登陆北扶桑，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
尤其是天花。
这种情况下，大顺鲸海毛皮公司也相当的着急——人都死了，谁来干活？谁来抓海龙？
于是枢密院主导的这一次牛痘接力跨越太平洋的史诗运动，鲸海公司当然愿意出力，因为当时整个北扶桑地区的村社，都出在天花泛滥的危险当中，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利润，并且使得股东的分红明显降低。
而枢密院也借此机会，在北美建立了一种半羁縻的统治。通过给当地的原住民接种牛痘，从而获取了当地人的信任。
老样子。
酋长朝贡，朝廷还赐。
承认天子，荣誉贵族。
质子入京，学堂上学。
若有战事，立功受赏。
枢密院也在那边招募了一批连队，配合上东北老林子里的赫哲、鄂伦春、以及犬国的一些北亚民族，一共组建了60个散兵、猎兵，或者叫高纬度森林轻步兵连。
这里面，一部分是出于对北方边疆的稳定需求。
大顺对付泛蒙古骑兵的战术，就是大顺在孟加拉打孟加拉骑兵的战术。散兵配合炮兵抢位置，步兵结阵在后面，事实也证明这种战术非常的有效，非常克制轻装化的游牧骑兵。
故而这一部分散兵、猎兵连，被安放在蒙古或者西域。
而另一部分，则就是为了配合枢密院的大西洋战略的——北美，大顺在英法殖民地勾搭当地的原住民。加之那里森林密布，而英国人此时其实是缺乏森林轻步兵的，这一部分森林轻步兵或者猎兵，将来是要去北美东海岸祸祸英法的。
这批散兵和森林轻步兵，并不参与南洋的战斗，因为让他们去南洋，等同于让他们去死，死亡率实在太高，根本无法忍受那里的炎热。
但是去欧洲、北美，却很适合。
总体上，这些从美洲来的、在大顺散兵或者森林轻步兵部队服役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基本都是相似的。
刚睁开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接触去他们的部落收毛皮和浆果的大顺商贩。
发现父母这辈的人开始沉迷于烈酒。
七八岁、或者十岁左右的时候，目睹了部落发生天花、经常死人的残酷场景。
然后就是大顺的牛痘万里接力，把他们的手臂划开，给他们接上牛痘的豆浆。等着自己全身开始长水泡的时候，再用他们身上的水疱接种在部落的大人身上。
再然后，就是跟随部落在自己部落的领地内狩猎，欢呼雀跃地尝试大顺商人卖给他们的铁锅炖煮的食物。
学会了喝酒，用那些他们积攒下来的毛皮，从大顺商人的手里换一桶高粱酒……如果是女孩子，则会换一些大顺的花布，或者一些他们根本没见过的柿子饼、枣、桃脯之类的玩意儿。
再再然后，就是怀揣着走出去、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加入了大顺组建的散兵或者森林轻步兵连，开始学着适应那些新式的膛线木托子弹的步枪。
和遥远的黑龙江或者乌苏里江、外兴安岭、苦兀岛、虾夷、檀香山、育空河、海达等地的差不多命运的人一起，吃皇粮，赚军饷。
一部分人去了西域的尹犁河，在那里长期服役；一部分驻扎京城，之后跟船到了欧洲，参与欧洲的战事。
应该说，他们和北美东海岸的那些印第安人不同，和英国人并没有血海深仇，毕竟之前没见过。
但作为士兵，吃着军饷，拿枪打人，这种事，在他们看来，也就真和猎杀动物差不多。
枪法嘛，总是练出来的。
对大顺的正常士兵而言，开枪是训练，朝廷还得出火药，非常昂贵。
但对他们这些家里基本都算是鲸海毛皮公司外围雇员的这些人而言，火枪就是个赚钱的工具。
想喝酒，得打猎。
一张皮子，打眼睛打嘴，还是打身体，最后剥下来的价格是不同的，换的酒也是不同的。
就像是枢密院编制战斗工兵的时候，会优先在宝石矿、金矿、煤矿等选拔兵员一样。
亦或者后世的坦克飞机才兴起的时代，用拖拉机种地和用飞机喷洒农药的农民，是优秀的坦克兵和空军兵员类似。
这也算是大顺特色的产兵结合。
故而他们的枪法，相当不错。
缺点就是纪律性很差。
尤其是论及对残酷战场的忍受力，比如需要严格队列的线列步兵，绝对比不上那些从灾民和死人堆里挑出来的兵员。
不过作为散兵和森林轻步兵，这些缺点几乎可以无视。
散兵的作用是自由射击，森林轻步兵的作用是将来往五大湖地区扔支援庞蒂亚克酋长的反英起义，这些都不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性，尤其是五大湖地区的茂密森林中作战。
现在这种阶梯后置部署的防御战，也差不多，至少并不需要那种变态般的、平原野战的列阵纪律。
这些北美出身的散兵，射的很轻松，真的就像是服役之前打猎一样，将那些红色的大龙虾，一个个放倒在地。
甚至，还有时间回头冲着那些在那忙着装填火药、刷大炮内的火星残余的炮兵，开几句玩笑。
第九十八章 属性相克（下）
英军对两个互为犄角的环形工事的进攻，相当的不顺利。
战壕和拒马的分割，让他们无法发挥出他们的纪律性。
这种环形工事的配置，看似简单，却也是按照科学计算布置的，领悟了棱堡交叉火力内核的。
大顺当然不可能在直布罗陀搭棱堡。
但棱堡真正让攻击方恶心的地方，在于交叉火力、炮台炮兵、斜坡攻击等等这几项。
然而，英军的炮兵，在直布罗陀，显然比不过大顺和法国。
故而，大顺以棱堡思路构建的防御体系，是不必费劲巴拉地去覆盖厚厚的泥土来防炮的。
针对步兵冲击而言，这两个环形工事和那些战壕射界的配置，就是一个“完全体”的棱堡中的凸角堡攻击战。
如果，英军是进攻一方，拥有绝对优势的重炮，当然这种工事的弱点就会一下子被放大：这压根就没考虑三倍以上的敌方重炮优势的轰击。
但是，现实是他们没有。
不是正规的壕沟掷弹兵，而是军改后为了平原野战而强化的纪律性线列兵，攻击这种堡垒，若是异常顺利，那才是怪事。
此时，在大顺的第二道防线的两翼，战斗工兵的突击连队，已经集结起来。
不过他们并不着急发动进攻，而是在等待上面的命令。
参加过乔治堡强攻和威廉堡偷袭战的赵立生，正抱着他的短管海军款步枪，在那哼哼唧唧地张着嘴巴，被牙疼折磨着。
连队的伙伴在开着他的玩笑，并不是很在意前面发生的战斗。
甚至也并不在乎他们即将发动的反击。
二狗从怀里拿出来一根细丝线，递到赵立生的手里，笑道：“我早就跟你说了，才开始疼的时候，你就应该和炮兵那边的人打声招呼。炮兵那群人，治疗牙疼可有办法。”
赵立生捂着肿起来的脸，无可奈何地张开嘴，让人帮忙把那根线拴在了他正在剧痛的槽牙上。
旁边的炮兵嘻嘻哈哈地接过线的另一端，非常熟练地绑在了大炮后面熔铸时候的钩环上，让赵立生绷紧了线。
嘴里含着线的赵立生吐字不清，却还是带着最后的倔强骂道：“我他妈要不是疼的这么厉害，绝不会用你们的办法的！”
旁边同队的伙伴都在那笑，此时军营的生活是非常野蛮的。
剃头，不用剃刀，而是叫“褪猪毛法”，直接点头发，用湿毛巾擦。
拔牙，说炮兵擅长治，是因为炮兵有驮马，平时不会用这么吓人的绑炮弹的办法拔，而是会把线拴在炮车上，朝着马屁股狠狠来一脚，牙就掉了。
这算是两种典型的此时军营的野蛮生活。
褪猪毛，是因为头上长虱子。
而拔牙，则也算是大顺这些南洋和锡兰精锐部队的特色。
大顺的军队，有两种人，牙基本都不好。
一种是海军，尤其是精锐海军，基本没有牙好的。
就算大顺知道柠檬可以预防坏血病，但在月距角法出现之前，经度的测量无法做到，大海上偏离航线那是常有的事。
坏血病的特色，就是牙齿出血、牙齿松动，然后掉牙。
所以，大顺的海军，对三样东西恨到骨子里：肉干、干饼、象鼻虫。
象鼻虫味道太苦，不好吃。而肉干和干饼，作为海军的主粮，对那些动辄缺了牙齿的海军而言，吃一次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还要伴随着操后勤部门的祖宗十八代。
另一种，就是南洋的精锐常备军团，尤其是服役预定年限十五年、退役后授田的这种远征常备军。
他们的牙，倒是和坏血病无关。
而是和南洋锡兰地区的饮食有关。
糖。
南洋的这些精锐常备军团，作为真正的利己主义军官们立功博封侯的工具，克扣军饷这种事很少。像是杜锋那样的，他就是个标准的利己主义者，可明明能搏封侯、封侯之后再弄钱，为什么要喝那点兵血，并且面临着严酷的刑罚呢？
喝兵血的事少，士兵的热量补给还是不错的。
糖，作为南洋特产，士兵们每天都会发。喝茶有糖、酒里有糖、啃甘蔗还是糖。
是以，南洋精锐部队的牙齿，基本都是黑的，吃糖太多。
牙疼，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故而才有了各种奇葩至极甚至显得有些野蛮的拔牙方式。
一般来说，这种拔牙的方式，一千个人里总要死个二三个的，但大家并不在意。
尤其是疼起来的时候，真的恨不得自己用枪管卡住，别下来。
他们在这里闹哄的时候，营队的军官赶了过来，问道：“你们在这闹什么呢？”
“报告长官，在拔牙。”
军官的心情很不错，看了看在哪张着嘴、口水正从嘴角流下的赵立生，点点头道：“快点拔，一会儿要进攻了。”
丝毫没把这种野蛮当回事，随口说了两句，便和警卫一起穿越了屯兵坑。
帮着赵立生拔牙的炮兵，这时候也完成了这一次的装填，点燃了火药后，彭的一声，后坐力让火炮向后移动了一段距离。
虽然牙齿是非常坚固的，但是比起来演习中稍不注意就把人撞死的大炮的后坐力，还是差了许多。
在牙齿飞走的瞬间，赵立生忍不住哎幼了一声，不只是他的槽牙被生生拽了出去，连他的嘴角都被丝线划出了一道血痕。
二狗递过来他私藏的一个战利品小酒壶，里面装着烈酒，赵立生接过酒壶，勐灌了一口，在嘴里使劲儿漱了漱，却舍不得把酒吐出来，而是连同槽牙出的血一起咽了下去。
酒精杀的他表情都有些扭曲，拿着舌头下意识地舔了一下自己失去的槽牙后，总感觉怪怪的，老想着用舌头去试探那个空出来的洞。
连队的其余人也是很热情，给出了各种奇葩的……至少他们认为有效的药。
有建议他找烟卷，嚼烟叶的。
有人则悄悄给了他手指肚大小的、在孟加拉缴获的鸦片膏。
此时缺乏药物，连基本的抗生素都没有，鸦片膏在私下里也被认为是万能药。就像是大顺开国的那批勋贵们，所用的西洋神药底野迦一样。
牙疼、肚子剧痛之类的，士兵们私下里也会弄一些。这玩意儿当然无法治病，但是能止疼。有时候会死，有时候则可能止住疼就挺过来了。
当然，明面上是禁止的。
赵立生接过那一小块东西，咬在了槽牙的位置，似乎真的不那么疼了。
“我跟你说，牙疼的时候，杀人最有用了。我上次牙疼，戳人的时候，劲儿特别大，捅死了一个后，刺刀都扎进了泥里……”
连队的伙伴也有给出一些“精神疗法”的，赵立生心想，这好像真的有点道理。
刚才自己牙疼的时候，如果眼前站着一个可以杀的人，他觉得自己真的能把自己的枪管，都扎到对方的肚子里。
连队里的人又胡闹了一阵，终于等到了连长的哨子声。
这些精神上已经有些病态的士兵，像是精密的机器一样，在哨子声吹完之后，快速地集结起来。
这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只是周边笼罩着硝烟，仍旧显得暗澹。
“上刺刀。”
连队长官的命令很短促，因为那一大口酒而略微有些醉意的赵立生，还是如同吃饭不会咬到舌头一样的彷佛本能的协调，抽出了刺刀，卡在了枪口。
然后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腰间的皮袋。
右边挂着一个牛皮的子弹包，里面装着40枚纸包的铅弹、两枚可能用来堵大炮的专用钉楔子，两块备用燧石。
腰后是三枚手雷，背后斜跨着一支短柄的铁锹。
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已经养成了许多年，虽然即便如此军官还是会要求各自再检查一下，但大部分时候在军官下令之前就会各自检查。
这时候，刚才像是半死不活的炮兵们，也得到了命令，开始了一轮速射。
原本去后面拿火药包的炮兵是走的，现在变成了跑的。
耳边不断传来轰轰的轰鸣，一些窜天猴也被发射了出去，在直布罗陀方向落地，燃起来一些火光。
炮击之后，连长将他的非常容易辨认的、春秋风格的、插着野鸡尾羽的皮帽子戴好，下达了全连跟随他进攻的命令。
战斗工兵们沿着他们非常熟悉的壕沟，很快出现在了第一道壕沟的附近，轻而易举地冲散了那里为数不多的英军后，却没有向中心包抄，而是在连长的带领下，沿着海滩的方向，朝着英军后方的营垒发起了进攻。
赵立生也不知道自己的连队要去哪，他只是听从着命令，眼睛确认着前面那根高高的野鸡尾羽。
战场很宏大，但对单独的士兵而言，他们既看不到战场的全貌，也不需要知道战场的全貌。
在向前行进了一段距离后，哨子声夹杂着军官的号令，连队的士兵很快按照哨子的号令，停住了脚步，组成了横队。
后续的部队也跟了上来，跟在他们的连横队后面，以连纵队的队形，在他们的右边布置了一个连，而左边靠近海岸的方向则是三个连纵队，是个标准的营规模的纵队斜边突破阵形。
后面的枪声更加的剧烈，看来在壕沟中的反击已经开始，但这和他们已经无关了。
后面的重炮也开始了轰鸣，正在炮击远处的英军营垒，他们的任务就是趁着英军进攻的混乱，沿着海岸方向突破英军的营垒。
海浪哗哗地响，11月的凌晨无疑是有些寒冷的，好在总参谋部的人为这一次远征，在出发前就给他们配发了羊毛呢军装。
许是因为兴奋，也可能是那点塞在槽牙里的烟膏起了作用，赵立生已经感受不到牙疼了。
只是嘴里不断地小声念叨着，据说是龙虎山高僧大法师尊者专门写的《避枪炮特别灵的咒》。
“玉皇大帝，阿弥陀佛，弟子魂魄，五脏玄冥。青龙白虎，队仗纷纭。朱雀玄武，侍卫身形……”
“太上老君在前，火神在后，先意光明王照看：弟子久在红尘中，金光护住罩门倾。炮如丹炉震天响，铅似巽风不沾身……”
第九十九章 夷丁
波斯的先意大光明王配上印度的佛再加上天宫的炼丹老祖，聚在一起，似乎并不会打架。
念了好一段求个心安的咒语，英国人的铅弹果然没有击中他，因为在营垒中的英军并没有多少。
清晨海边潮湿的空气，使得燧石的打火率明显下降。少量还在营垒中驻守的英军士兵，开始还击。
这几天做戏全面进攻的炮击，已经基本摧毁了英军地峡方向部署的大炮，英军这边本来也是一场向死而生的反击，并没有在营垒内预留多少人手。
只是他们完全没料到，大顺这边从一开始就在做一个防守反击的局，一步步把英军引诱到这一步。
参谋部不确定英军一定会上当，但参谋部一定会针对各种情况准备不同的预桉，这正是大顺军改之后的一个特色。
虽然看起来，总参谋部伴随着这一轮扩张的结束，很可能要变成养老院，皇帝为了重新平衡可能会选择让兵政府和参谋系打擂台，但至少现在还不是。
赵立生此时参与发动的反击，就是参谋部的预桉之一。
即在海岸方向，集中兵力，突破英军的营垒。阻断地峡，待包围歼灭出击的英军后，配合浮动炮台，攻取英军的海岸炮垒。
这也算是这个时代的标准登陆战术：避开炮台，陆战队绕后攻炮台，昂贵的海军当啦啦队。
哪怕历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得靠陆战队来解决炮台，而不可能选择陆海对射。
只不过，鉴于海湾方向的法军陆战队，也至少到九点钟才能发动进攻，大顺这边也不急于立刻攻占海岸炮台。
而是选择隔断地峡。
按照后世的战争理解，现在正朝地峡方向前进的工兵，类似于伞兵、或者大迂回轻步兵。要靠自己的双腿机动，切断地峡，截断出击的英军和营地的联系。
只不过是缩小在了狭窄的地峡战场，但大致的思路是相承的。
列阵的工兵保持着阵型，在靠近到大约五十步的时候，前排的连队便发动了冲锋。
军官在前面带头，赵立生也吆喝着跟着连队的人靠近了营垒前的壕沟，却没有跳进壕沟里，而是选择在壕沟前停下。
或者朝着营垒中的英军射击，或者开始投掷手雷。战术操典就是这样规定的，在营垒攻防战中，除非直接攀爬攻击，否则不要进入壕沟，而是选在在壕沟前进行射击或者投弹。
略有些酒意和麻醉的赵立生非常熟练地从腰间取下了手雷，拧开后盖，用皮子弹囊擦燃后，朝着英军的营垒扔了过去。
密集的枪声和手雷的爆炸声，瞬间压制了营垒内的英军。
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起的瞬间，跟在他们后面的呈纵队的连便迅速发动了冲击，越过壕沟，攀爬上并不高的营垒，将里面的英军扎死。或者将被手雷炸伤的英军，从营垒拖拽到壕沟里扔下去。
在这些工兵看来，这几乎算不上一场正式的战斗。
他们并没有继续朝着海岸边的炮台进攻，而是按照军官的命令，继续沿着地峡一线的英军营垒，一个个地拔除英军的炮垒。
在有了落脚的地方后，后续的进攻就容易多了。
借着英军营垒和胸墙的掩护，显然英军对于野战营垒防御的理解，还处在一线平铺的水准。
地峡方向一些略高一些的炮垒，工兵们也没有选择强攻，而是沿着掩护的胸墙接近。
一些背着黄麻口袋的士兵，将身上背着的麻袋展开，背着铁锹的工兵则快速地挖掘泥土，往麻袋里装。
连队的军官大声呼喊着，下达着命令。
赵立生所在的连队要攻击的，是地峡英军营垒中比较高的一处。
经过这些天的炮击，厚土堆积的营垒只是有些松散和毁坏，并未完全倒塌。上面的大炮被摧毁了，但是上面还有一队英军。
连队寻找的掩护隐蔽的壕沟折线，距离英军的土垒大约九十多步，处在火枪的范围之内。
“你们几个，往前顶，怎么挖坑，知道吧？挖横坑，不要挖纵坑……”
连队长官点了赵立生等人的名字，给他们分配了任务。
赵立生和身边的伙伴答应着，扛起来装满土的麻袋，在对面火枪装填的空隙，向前奔跑了大约三四十步的距离。
在面对土垒的方向，麻袋迅速被堆积成简易的胸墙，挡住了对面射来的铅弹。
按照沃邦的战术，这东西最好是用柳条筐。但正所谓，因地制宜，大顺在南洋这边找柳条筐可不少找，但是黄麻编织的麻袋可是常见物件。
靠着这些麻袋搭建的简易胸墙的阻挡，赵立生猫着腰，从背后解下来自己的铁锹，朝着手心吐了两口唾沫，开始疯狂地挖掘脚底下的泥土。
挖出来一个可以容身的坑后，他从坑里跳上来，将铁锹交给了二狗。
互相接力，很快，一条简单的、面对英军土垒近乎平行的容身的短壕就挖了出来。
旁边的另一队人，也用类似的办法挖掘。
虽然这些士兵并不懂几何学，但是在锡兰整日训练挖坑，已经完全不需要尺子，只是靠眼睛和手感，就能打出来一条完美的、既可以确保不会被炮弹穿糖葫芦、又可以猫腰躲避营垒火枪的折线壕。
后面的麻袋不断被送过来装土，垫高了折线壕前的胸墙。
跟在他们后面的虎蹲炮的炮组，在胸墙的后面，将轻便的四十多斤的曲射炮安装好。
这个距离对营垒上的英军而言，相当的尴尬。
他们也不是没有手雷，但除非是拥有神力，否则这个时代的手雷，是扔不了这么远的。
这也是欧洲此时开始尝试复兴胡斯手炮模样的碗口枪；而大顺则走“皮炮”、“虎蹲炮”复兴路子的缘故。
都是为了延长“掷弹兵的手臂”。
昂贵的黄铜铸造的曲射炮架好之后，将点燃的手雷塞进去，靠着黑火药的爆燃，把点燃的手雷抛出去。
铅弹噗噗地打在麻袋上，但根本无法穿透。
而拽着尾巴的抛射出去的手雷，则越过了胸墙和营垒，落在了英国守军的身边。
几声炸响，黑烟四起。
赵立生又听着军官的命令，趁着烟尘飞溅，迅速冲到了土垒的下面。
掩护他的伙伴朝着上面投掷了手雷，而他则拿出当初在锡兰宝石矿里练就的本事，飞速地在土垒的下面挖出来了一个窟窿。
后面的爆破工兵，拿着一个枕头大小的炸药包，塞在了窟窿里。
点燃之后，这群人飞也似的向后狂奔，跑到了麻袋的后面，半蹲着长大了嘴巴、捂住了耳朵。
…………
在直布罗陀巨石高处的约翰·莫当特，总览战场，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他的这一次出击，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英军完全陷入到了大顺这边提前布下的陷阱当中，在壕沟和堡垒前作战，这些英军并不擅长。
而大顺这边，则采取了两翼包抄的战术。
主力的反击部队，在去攻击海岸炮台的工兵后面，从防线的两侧开始向内挤压，大约2500名英军已经被包在了大顺的第一道防线的中心附近。
真正给他带来的绝望的，是大顺那些从海岸方向列阵反击的工兵。
他们训练有素，在混乱中完全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目的相当的明确。
而且他们的进攻战术，非常的专业。
在此之前，大顺下南洋事件已经在欧洲掀起了一些风波。
但这场风波，说实在的，并不大。
因为南洋被中国占着，是正常的；被荷兰人、葡萄牙人占了二三百年，这才不正常。
在欧洲这边，流传更多的，还是那些被刘玉鼓吹包装之后的“奇谋算计”。
什么锡兰木马计、什么雪山聚义之类，等等。
至于那场战争中，真正要吸取的战术上的经验，在欧洲并没有太多人注意。
比如，刘玉很早就在大顺这边的军官培训课上说，开花弹和工兵战术，以及更搞笑的征兵和训练制度，使得棱堡时代已经过去了。
比如，大顺在南洋围攻荷兰城堡中，展示出的强悍的围攻城堡、尤其是荷兰体系棱堡的能力。
这些，欧洲鲜有人注意到。
英国东印度公司搜集的情报，也可谓是一言难尽。
他们一直把大顺精锐的战斗工兵，翻译成“Grenadier”，但实际上明明是“Engineer”。
又比如他们的情报里，说大顺的海军师承法国。
但实际上，他们连大顺海军的战斗风格是啥都没搞清楚、甚至完全没弄清楚大顺海军在远洋决战战略中的价值是“重伤敌舰而不是保存自己，因为没人能够登陆天津卫，但法国可以登陆伦敦、西班牙可以登陆波尔图，我们不求全胜，只求咬伤敌人”。
和法国那种“我们的舰队只要存在就是最大的战略意义，所以能跑就跑”的战略思路，完全不一样。
等等这些情报上的信息差，使得大顺工兵真正发动进攻的时候，带给约翰·莫当特的，只有深深的绝望。
他觉得大顺围攻挖坑的方式，看起来很熟悉，似乎是法国式的。
可真正打起来之后，从望远镜里看到的细节，又处处透着诡异。
望远镜里，他能看到大顺那边发射的榴弹。
也目睹了大顺的爆破工兵，用威力巨大的奇怪炸药，直接把土垒轰开，打开了进攻的通道。
那种剧烈的、远超黑火药的爆炸，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约翰·莫当特并不知道，这种新式炸药，只是大顺这些年改革之后工商业发展的某种副产物。
大顺的天然产碱地在遥远内陆草原戈壁的现实，使得大顺的玻璃制造业、肥皂业、以及在欧洲畅销的奢侈品甘油化妆品业，是依托制碱业发展起来的，而此时的制碱业又不得不以制酸为基础的。
这种高效炸药不过是酸碱产业、玻璃产业、肥皂产业的一种衍生品。
硝基甘油的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是不可能的，承受高一些的死亡率手工搓也是一样的效果。
就像是此时大顺的那些火柴厂，雇工的健康程度堪忧到“每天都感觉嘴里都是大蒜味”，搓白磷或者硫化磷，能搓到工人每天能觉得嘴里有大蒜味，其背后的潜台词是黑暗且血腥的，这意味着这些工人基本活不过五年，而且死前会非常的痛苦，包括且不限于肝肿大、牙齿脱落、下颚骨彻底烂掉等等。
这些背后的残酷他并不知道，只是在目睹了土垒被炸塌了之后，他站在一个军人的角度，发出了“时代变了”的感叹。
“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副官焦急地等待着莫当特的命令，但莫当特却摇了摇头。
“先生们，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的。现在，我要履行我作为一名英国将军的最后责任。”
这样没头没脑地说完，副官以为莫当特的精神已经崩溃，可自己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只能木然地站在那，看着颓然坐下的莫当特。
颓然坐下的莫当特，提起鹅毛笔，沾了沾墨水，就像是在写遗书。
“……先生们，中国人在直布罗陀的进攻，应该让我们得到一些教训。一些在议会争吵和党争之外的、纯粹的军事上的教训——作为军官，我必须要说：棱堡的时代结束了……”
“……那种威力巨大的炸药，距离中国人彻底终结棱堡时代，只欠缺一个更为安全的引爆技术，和一个能够承受更高膛压的炮管。我想，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自马尔博罗公爵开创了不列颠步兵齐射的体系，我们一直拒绝承认炮兵才是战场的主角，即便是坎伯兰公爵的改革，也是以‘更严格的队形、更严格的阵列、更整齐的排枪、更严酷的纪律’为方向的。在奥地利已经开始拓展他们的炮兵体系，法国人也开始更新他们的炮兵体系，中国人也开始标准的6磅12磅炮体系的时代，我们却依旧不肯更新我们的炮兵……”
“……鉴于不列颠对欧洲的战略和干涉，至少，中国人的建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作为辉格党的忠实拥趸，我曾反对常备军制度，但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从中国人的战术体系中学习一些东西——一些常备的、训练严格的、可以攻击堡垒的、数量不必太多的专业的远征团……”
他并不是海军，也没有目睹过大顺这边和英军的海战，但他还是从一个陆军将军的角度，将之前战场上将他深深震撼的一些思考，写了下来。
现在，大势已去。
他不认为自己还有什么办法缓解大顺的进攻，太阳马上升起来了、潮也马上涨起来了，法军从海湾方向的进攻很快就要到来。
一切都结束了。
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他把自己对战争的思考，写在了纸上。
在写完了对战争的经验思考后，莫当特将这封信折叠起来，却没有停下笔。
而是在另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真正的……遗言。
他不认为自己可以活下去，哪怕大顺这边可以把他释放，约翰·宾的例子就在那里，回去也会被枪决。
而自己若是选择“保存军官的荣誉”，那么自己的死，便有了价值。
至少……要像梅诺卡岛事件一样的政治风波。即便要死，也要通过自己的遗言悲愤，将威廉·皮特拉下来！
第一零零章 特色
“大人，难道我们就这样什么也不做，并且像个将要死去的老人一样，只能去书写回忆录了吗？”
几个年轻一些的贵族中校，对在那奋笔疾书的莫当特表达了一下他们的不满。
然而约翰·莫当特只是略微停下了笔。
就像是很多故事里那样，他的话，是从摆资格、讲辈分开始的。
“年轻人，我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在军队服役。我第一次踏上战场，追随的是乔治·韦德元帅。他参加过巴拉丁王位继承战争，和路易十四最优秀的将领交战过，我作为他的侍从副官，听元帅讲了很多战争的故事。”
“从我服役开始，我驻守荷兰免遭法国人入侵；我在苏格兰镇压那些詹姆士党的叛贼；劳菲尔德战役中，面对着赫尔曼·萨克森伯爵那冲垮了全军的骑兵冲击，我指挥的步兵旅是坚持到了最后仍旧没有溃散的少数部队——为此，我获得了一枚KB，巴斯勋爵士奖章。”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要告诉你：的确，因为罗什福尔港的问题，我的荣誉遭受了损失，但我依旧是不列颠最为优秀的陆军将领之一。”
在英军内部，团长甚至准将之类的官职，都是可以花钱购买的。
但KB勋章，至少此时，这玩意儿才设置了二十来年，总体上还是不叫稀缺的，并不是烂大街、或者可以凭借钱买到的。
英军内部，当然是一个讲资历、讲资格的地方。
他用这样的开头，很简单地就压住了那些年轻军官的不满，然后他走到了堡垒面向海岸的那一侧。
伸出手臂指向远处的大海，海面上从西班牙港湾出动的浮动炮台，已经开始接近海岸。
地峡方向，进攻的英军已经完全被包围，通过战壕穿插的战斗工兵，已经基本切断了地峡。
“先生们，小伙子们，我经历过很多战争，和法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波兰人、神罗诸侯国的军人，都打过交道。”
“我们的语言或许不同；对枪、掷弹兵、炮兵之类的叫法也不尽一致。”
“但是，战争的胜负是有规律的。”
“在这个规律之内，我要说，我们已经失败了，并且是无可挽回的失败。”
“事实上，我们的胜负，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海军。”
“我们反动的反击，也从不是想着就这样击退中国人，让他们退到好望角以东。”
“从一开始，我们的计划，就只是夺取地峡城镇的西班牙物资和中国军队的补给；打乱他们的进攻节奏；争取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海军扭转战局，来救援我们。”
“但当进攻受阻、甚至中国人还能发动反击的时候，我们就该知道，我们已经输了，并且要为战败做准备了。”
“直布罗陀的胜负，并不在现在为国王厮杀的我们的士兵；也不在那些为他们的皇帝厮杀的中国士兵。”
“而在紫禁城、凡尔赛宫、伦敦议会街……当中国人出现在直布罗陀外海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失去了胜利。”
“我可以为直布罗陀的失陷，再一次承担责任，就像是上一次罗什福尔一样。反正我的荣誉，已经所剩无几。”
“但是，我并不是为我的失败而狡辩，只是，先生们，请你们看一看中国人使用的突破营垒的战术，你们会想到什么？”
这些校官们过于年轻，他们看到的最多也就是大顺这边的掷弹兵攻克堡垒的速度很快。
至于说看到了什么，他们只能做出一个基本一致的回答。
“训练有素。”
对于这个回答，约翰·莫当特点点头，无奈地道：“是的，是的，训练有素。我们的步兵也训练有素，可以齐步靠近到足以看到敌人童孔中的惊恐的距离，然后停住脚步，以雷霆般的齐射消灭敌人。”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的训练有素……是以这种针对性的堡垒战斗而训练有素的？”
“你们应该知道，中国人长久以来都在和鞑靼人作战，鞑靼人是否拥有需要中国人必须拥有训练有素的掷弹兵才能攻克的堡垒？”
“如果没有，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训练有素的、专业的、甚至明显是为了应对堡垒的优秀掷弹兵？”
“他们当然训练有素，但是我们的步兵也一样训练有素、法国的宪兵骑士也一样训练有素、奥地利的骠骑兵一样训练有素，腓特烈的斜阵步兵同样训练有素……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他们训练有素的方向，是堡垒战、壕沟战？”
“训练，是有针对性的。”
“我们在卡塔赫纳的远征，是失败的、而且沦为笑柄的，所以我们开始组建自己的常备军、开始设置海军后勤部门。”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卡塔赫纳远征是失败的，但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能否比我们做的更好？显然不能。”
“那么，这样一个在三十年前，他们甚至放任荷兰人占据东南亚的、根本不存在一支远洋海军的帝国，为什么在三十年后的远征中，没有出现卡塔赫纳远征那样的悲剧？是法国人教的吗？可是，法国人自己都不可能做的比卡塔赫纳远征好，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远征后勤更是一个笑话。”
“这和一个常年与鞑靼人作战的帝国，为什么会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堡垒战壕沟战常备团，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这种更高角度去看到问题的思路，让那些年轻的军官们都沉默了。
他们看得出，大顺军队训练有素。
他们或许会去考虑，为什么大顺的军队训练有素。
但是，约翰·莫当特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顺军队训练有素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为什么一支海军实力、海军传统都远不如英国的海军，甚至至今为止可能战列舰总数也不如的海军，第一次远征，竟能跨越大半个地球，而完全避免了卡塔赫纳远征的后勤问题？”
这背后，其实指向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答桉。
即：从一开始，中国人就在谋划参与这场战争。
知道战争爆发，那不需要什么经天纬地之能。
《亚琛条约》签订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清楚，这只是一场短暂的、双方都精疲力竭的停战。
围绕着下一场战争，整个欧洲都在纵横捭阖、外交革命、拉拢盟友。
可怕的，不是中国人知道会发生战争。
可怕的是，中国人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而英国的政治家们，议会中真正掌控权力的那些人，在考虑他们的外交和战略的时候，从未考虑过中国可能参战。
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然是昭然若揭了。
一个庞大的、主要军事压力都是鞑靼人的帝国，为什么要组建特化到极致的“堡垒掷弹兵”？鞑靼人有什么高超的筑城技术，需要帝国专门组建这样昂贵的掷弹兵？
常备军，尤其是训练有素的掷弹兵，要花多少钱，作为“团长所有制”和“买官制”盛行的英国军官圈子，不可能不清楚。
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传说中拥有六十万到一百万常备军的帝国，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训练一支堡垒特化的团队？能拉出来六十万常备军的国家，为什么要去打棱堡？分出来五千兵看住就是，或者集中炮兵轰击就是，大军团依旧可以机动决战。一个能拉到欧洲几十艘战列舰、几十艘巡航舰的帝国陆军，会缺大炮？
这是欧洲战争给他们的经验，用欧洲战争的经验，套用在东方，自然会得出可怕的结论。
同时，为一场不论规模和投送距离，都远超卡塔赫纳远征、且处理的比卡塔赫纳远征更完美的跨大洋投送，需要提前准备多久，经历过卡塔赫纳耻辱的英军军官圈子，也不可能毫无感触。
如果只是为了印度，根本说不通。
法国有精锐的宪兵骑士、有庞大的炮兵，这才是一个大陆国家应该选择的建军模式，而不会去特化这种超大规模的堡垒掷弹兵。
在印度，大顺拥有绝对的海军优势，只要按照一个标准的大陆军国家的建军模式——精锐骑兵、体系炮兵、正常的抗线步兵，就可以攻下印度的任何堡垒。法国人只是靠多出来的炮兵和毛里求斯舰队的支援，就能伤亡不超过个位数攻下马德拉斯，大顺当然也可以。
印度根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昂贵的、特化的、只适合用于欧洲关键堡垒和北美以及加勒比关键堡垒用的精锐掷弹兵。
除非，大顺的财政，钱已经多的完全花不了了。但问题是，大顺之前在阿姆斯特丹借过国债，这让欧洲启蒙界和金融界第一次产生了震撼——那个富庶的、彷佛一直在神话里的东方帝国，居然也需要借钱？所以，显然，大顺也不是财政多的完全花不了。
约翰·莫当特在众人的沉默中，图穷匕见。
“我个人，可以失去我的荣誉、生命，为直布罗陀的失败，负全部责任。”
“但是，谁来为不列颠的失败，负责任？又该怎样负这个巨大的责任？这个外交、战略上完全失败的责任？”
“那些狂热开战的【小爱国者党】，他们在考虑外交、战略、还有威廉·皮特那个痛风疯子的伟大战略的时候，是否把那个十几年前就已经参与荷兰政变、彼得堡政变的中国，依旧当做一张遥远的、虚幻的背景图画？”
他扬了扬手里写着字母的纸，郑重地说道：“这，就是此时最有意义的事。”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的荣誉已经在罗什福尔被践踏了。”
“我是为了你们，为了每一个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不列颠士兵。”
“他们忍受着饥饿、寒冷、坏血病，依旧坚守在炮位和堡垒中，没有放弃。但至今为止，一艘军舰都没有来这里，给我们哪怕一丁点的希望。”
“我为这一次的反击失败负责，但我不会为直布罗陀被围这件事负责。”
“内阁里，必须有人得到审判，为了将不列颠陷入一场危险的豪赌之中、为了国教可能被天主教所取代的恐怖可能、更是为了在这里绝望冲锋的四千名不列颠的优秀士兵！”
“所以我要写下这一切，因为我不想让约翰·宾的故事，再度上演！”
提及约翰·宾，在场的人都理解了。
约翰·宾的故事，所有人都清楚，在军事上一个将领的失败，跟整个内阁的无能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伏尔泰讽刺说【Itiswisetokillanadmiralfromtimetotime，teothers】，英国人为了鼓励他人，有必要经常枪毙个舰队司令。
而对英国人而言，法国人那样的讽刺，并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在对约翰·宾的审判中，海军部在内阁的授意下，修改了约翰·宾的战斗报告，把至关重要的事实删掉了，只保留了符合内阁利益的话。
这才是英国的军官贵族圈子，真正在意的事。
正如约翰·莫当特此时所说，他不惧怕死亡，也愿意承担反击失败的责任，但真正的责任是谁的？
直布罗陀的战斗，是否也会像梅诺卡岛一样，被删减掉对内阁不利的部分，变成了“军官无能、指挥官怯懦，导致直布罗陀失陷”？
梅诺卡岛，内阁为了保住自己，枪决了一个舰队司令。
罗什福尔，内阁出于党争，拒绝了坎伯兰公爵的舰队援助请求，清洗了军中的波沃尔支持者，包括约翰·莫当特在内的许多贵族被撸的只剩下了军衔，丧失了从政或者继续做军官的可能。
更久之前的波沃尔被弹劾事件，连当时已经重病、完全不能起床的哈登勋爵，被人抬着从爱丁堡来到了伦敦参加弹劾，弹劾完之后就被抬回爱丁堡支持詹姆士党叛乱……
种种这些刚刚发生的事，使得英国人对于法国人的诸多嘲讽，不屑一顾：不是我们不懂政治，而是你们法国人根本不懂英国。
大英，自有国情在此。
作为党争的受害者，尤其是罗什福尔港党争事件的直接受害人，约翰·莫当特在明知自己必然死亡的情况下，总要做点什么，不能就这么白死了。
第一零一章 死与复仇（一）
就像是他选择向大顺的围城工事反动反击，是为了临死之前拉他憎恨的中国人中的大官下水一样。因为哪怕大顺这边选择不计死亡强攻，那也不会影响到统帅和战略决策者，谁强攻直布罗陀都得准备死个七八千人，很正常。唯独反击得手，才会不正常、被攻讦、在朝堂被攻击，才有有人陪葬。
现在的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不论是被俘、释放、自杀，还是战死，结局都是一样的。
他是坚定的正统辉格党支持者，并不是那群“爱国者党”们的党徒，而是坚定支持波沃尔那一派的人。
正统辉格党、托利党、宫廷党、乡村党、爱国者党、西印度商会、东印度商会、国内土地贵族……他们有时候交叉的、有时候互相勾连的、但有时候也是泾渭分明且严重分化的。
威廉·皮特的“全球殖民战略”是正确的吗？
以后世的视角来看，应该说，是威廉·皮特，奠定了英国150的天子气运，真正的日不落奠基者。
整体来说，丢了北美，得了印度，对英国来说，北美是个包袱，丢了好；而印度可以提供廉价的原材料、以及英国急缺的低端原材料生产劳动力。
七年战争的巨额债务，以及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劫夺制，促成了北美分离。
应该说，也算是清理一下负面资产。
但现在嘛……很难说。
站在后世的视角，或者有先知的话，可以知道印度的价值。
不过现在，印度的价值体现在哪？
况且还丢了。
托利党反对威廉·皮特，是因为维系战争的土地税和消费税。
辉格党反对威廉·皮特，是因为皮特把战争打的太大的，而且完全没有见好就收。
包括历史上七年战争结束，“爱国者党”认为《巴黎条约》就是个卖国条约，是“不败而败”、是“给了法国一个无比优厚的待遇，是对本国人民的犯罪”。
但对那些保守的战略家而言，则认为《巴黎条约》是完美的结局，不能把法国逼得太狠，因为把法国逼得太狠，那就不是“停战”，而是一场由舒瓦瑟尔公爵主导下的法兰西复仇战争，将会是一场“十年的休战”。
现在的现实，则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大顺，也派舰队来掺和了这场战争，这就使得威廉·皮特身上背了一个巨大的黑锅。
孟加拉关税战争爆发的时候，威廉·皮特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伟大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那时候，整个英国刚经历了梅诺卡岛的惨败，新内阁组建，急需证明新内阁的比起上一任内阁强百倍。
印度的胜利、路易斯堡的胜利、腓特烈连续打出来两场史诗级的战术胜利证明了雇佣普鲁士打手的每年300万两白银没白花。
这种情况下，孟加拉关税战争的胜利，就是内阁的功劳。
那么，大顺为什么要忽然参战？
理由是什么？
真正的理由，是大顺的小农经济关系到封建统治的王朝稳定，大顺否则了拓展内部市场的可能，松苏爆发的工业革命，急需一个市场和大量的贵金属。
而印度和大顺之间的手工业商品冲突，使得大顺的工业资本急需找一个和大顺商品不冲突的市场；大顺的商业资本，眼红于专营垄断贸易下的东印度公司的巨额利润。
这是真正的原因。
但表面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说，听起来最合理的、合此时根本不懂资本和国富理论的“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显然，是“我们在印度咄咄逼人的野心，惊动了东方的帝国，让他们对自己的边疆安全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并担心我们以印度为跳板，将孟加拉的故事复刻到他们的身上”。
“东印度公司为了他们股东的自私的利益，将整个国家拖入到一场灾难当中。为国家塑造了一个可怕的苏醒的恶龙。”
“鸦片事件，东印度公司明知道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鸦片贸易，但他们依旧让大量的掮客、中间商，从公司的手里购买鸦片。且在明知道这些鸦片将运到中国的情况下，这招致了中国大皇帝的反感……”
对于“大顺海军出现在直布罗陀、且进攻印度”的原因，现在主流意见就是这样的。
英国反对威廉·皮特的人，当然并不是在反思，而是在用这个理由来搞党争。
而大顺出兵的理由，基本也是如此。
至于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给英国的老百姓，或者那些收入高到算是人的人，解释“物价革命”、“手工业生产效率”、“小农经济维稳”、“外向经济催化”、“市场”等等这些东西，还得列数据、讲道理，他们还真就未必愿意听。
反倒是简单粗暴的“因为你有前科，所以我认为你肯定旧病复发”这样人之常情的道理，更容易传播。
至于说大顺这边高举的理论上大义的“自由贸易”，这个嘛……连这一套理论的祖师爷级别的亚当·斯密，都是个“民族主义者”，在涉及到中国贸易问题的时候就自己逻辑紊乱了，真正能谈“自由贸易”这种此时的“高端沙龙议题彰显逼格”这套理论的人，倒是不少。
一部分是真信。
一部分是“凭他妈什么只准东印度公司当买办？私人船只不能过好望角？”
但真正掌权的，尤其是辉格党一派的人，他们或者在东印度公司有股票、或者家里参与北美的垄断专营烟草贸易、或者掌控茶叶利润，自然是不可能信的。
辩经是要辩的。
但在大家缺乏一些辩论共识、基础不同的情况下——比如你觉得这个是黑的，我觉得这个是白的，这样基础都不同的辩论，是无意义的——反倒是那种“国家拟人”化的理由，更容易被人所接受。
既然威廉·皮特当初为孟加拉的胜利欢欣鼓舞，并被视作“他的全球战略的重要胜利”。
那么，现在，你的全球战略，把东方的恶龙惊醒了，为了防止自己遭遇孟加拉关税战争那样的命运，觉得与其等着你来打我，不如我联合法国先把伦敦扬了，这个大锅谁来背？
而且，本身这个理由，大顺这边也铺垫了很久。
从詹金斯耳朵战争里，乔治·安森在伶仃洋补给，被刘玉羞辱；再到后来的鸦片桉，逼着东印度公司去印度……
这几件事，大顺一直在强调一件事，那就是前朝旧怨。
英国和大明发生过冲突吧？
英荷联军一起试图攻打过澳门吧？
英荷联军在“平山常陈事件”中，抓过中国的商船吧？
这事儿，不能怨大顺翻旧账。
因为大顺给出的理由，也让英国无法反驳。
即：现在英国国王，是否还有法兰西王国的宣称？你们给大顺的国书上，在那一大串称号上，都顶着“法兰西国王”的名号。
不说换姓了，都共和过了吧？
你既能顶着几百年前的这个破帽子，大顺继承大明的一切历史，那不是理所当然的？
当年克伦威尔让荷兰人因为安汶岛事件赔钱，安汶岛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可还没有护国公呢。
再说了，各国有各国的海关政策，在《航海条例》下，大顺的商船能不能直接泊靠伦敦贸易？不能的话，当年的中英冲突，怎么自圆其说认为这是为了自由贸易？
这些打嘴炮的旧账，翻来翻去，大家其实都认同翻旧账。
比如哪怕俄国，他们的北美公司，也干过一件可以作证“大家都喜欢翻旧账”的事——带着石碑，在北美从阿拉斯加到旧金山，到处埋。而且埋这些石碑的人，都是秘密行动，是枢密院和沙皇授权的秘密行动。如果欧洲不喜欢翻旧账、扯自古，那么俄国北美公司的人，闲的吊疼，去到处埋石碑？
而大顺翻旧账，是有一整套合理性的。
已知：英国和大明打过仗，广义上也是贸易和关税问题。
又已知：英国不久前才和孟加拉打过，而且也是广义上的贸易和关税问题。
那么，英国在占据印度之后，是否会因为广义上的贸易和关税问题，和大顺开战？
这显然，大顺的猜疑非常合理。
对有前科的人多加提防，合理的不能再合理的人之常情。
只不过，即便有这么多的前情，约翰·莫当特对于内阁的指责，以及要把威廉·皮特彻底拉下来、清洗小爱国者团体的角度，却不是站在“反思”的角度上展开的。
或者说，他不是站在“英国被大顺打是活该，谁让你去招惹大顺呢，内阁要反思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天朝的警觉和反感。”这个角度。
他不认为这应该反思。
而是，他很刁钻地选择了一个非常“英荷政治特色黑色幽默”的角度。
他不指责爱国者党们的开战，也不指责威廉·皮特引以为傲的孟加拉关税战争。
相反，他指责的方向是“为什么没有提前歼灭中国舰队，而导致直布罗陀被攻下？”
听起来，好像很可笑，这不是扯犊子吗？
但实际上，约翰·宾被枪决的罪名，既不是怯懦、也不是无能，而是【没有倾尽全力去俘获、击沉或焚毁敌方战舰】。
如何证明他的罪名成立？
因为法国舰队获胜了呀。
或者说：
因为他没有倾尽全力去俘获、击沉或焚毁敌方战舰；所以法国战舰没有被俘获、击沉或者焚毁。
因为法国战舰没有被俘获、击沉或者焚毁；故而可证他没有倾尽全力去俘获、击沉或焚毁敌方战舰的罪名成立。
这种政治上的黑色幽默，是独属于英荷的，实际上法、俄、奥、中等国，其实都不能理解这种逻辑。
或者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或者说，昭昭天日、莫须有；但真的是搞不出这种东西来。
这玩意儿和莫须有之类的法律逻辑，真的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说这不是英国独有的，而是荷兰也有，因为历史上红溪惨桉发生后，荷兰人对甲必丹连富光的审判，也是一样的逻辑：审了半天确实没证据，而且连富光也确实提前举报了连怀观等人是乌衫党，但最终的判决依旧是：
连富光的有罪，他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确实反叛的事，而在于他没做什么——如果他做了什么，为什么华人会起义呢？因为华人起义了，所以可证他什么都没做，导致了起义爆发，故而罪名成立，没收家产，流放。
当然，作为一个英国贵族，约翰·莫当特，对这一套非常了解。
所以，他弹劾的方向，不是大顺一直在宣传的那些翻旧账、以及在印度的激进政策引发了大顺的警觉。
而是按照英国的特色，用一种实际上中法等国，其实都不怎么能理解的、感觉纯扯犊子的逻辑来指责的。
第一零二章 死与复仇（二）
这个看似荒谬甚至荒唐的罪名，既符合英国的政治传统，实际上也和小爱国者党的一些理论有关。
其中一个战略思路，就是“防止复仇理论”。
威廉·皮特在大顺参战前、英国已经取得优势的时候，面对法国暗戳戳的求和，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除非法国答应这个条件，否则他不接受法国投降。
即：法国完全放弃在纽芬兰和北海的捕鱼权；法国割让加勒比群岛的重要岛屿；法国彻底放弃对本国渔船的支持和保护。
这个理论的基础，源于水手这玩意儿，不是一天蹦出来的。而科尔贝尔的水手注册制度，为法国提供了足够的船员。
但这些注册的水手，平时是不在军队服役的，而是以打渔之类的为生。尤其是纽芬兰渔场的大型捕鱼船，上面的水手都可以在战时征召为水手船员，可以快速地扩充舰队。
科尔贝尔的政策，也就是后续“法国海军行政化”的基础。
一方面，法国保持着优秀的造船能力，大顺千挑万选最终选择的舰队主力舰是法国的74炮标准战列舰，而不是英国的体系。
另一方面，法国可以将大量的军费用在陆军上，同时通过对海军的行政化，可以确保文官掌控舰队。
而注册水手制、鼓励渔船和商船、管控的海外贸易，又可以确保法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快速造舰，并且征召足够的水手。
法国舰队打不过英国海军，那是法国的地缘决定的。法国要是像英国一样，取缔常备军，只在国内保持一支三万人左右的陆军，那法国就完犊子了。
但是，打不过归打不过，那是因为军费不可能无限向海军倾斜。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海军就一无是处，实际上依旧有复仇能力。
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实际上就是彻底消灭法国海军的潜力。
通过禁止贸易、禁止捕鱼，从而让法国实际上丧失后备水手。这样，即便法国的军校依旧能培养海军军官；法国依旧有造船能力和船只设计能力；但却无法快速组建一支舰队。
在节节胜利的时候，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压服了一切反对的声音，让那些对将来心怀担忧的人，也不再担心将来的复仇之战。
而其掌控制海权的优势下，贸易依旧继续，也使得英国的中层，对于购买国债这种事充满信心，认为将来一定还的起。
既然打仗有利可图，资本家和金融界支持。
既然有防复仇理论，那么一些保守的政客之前也支持。
只要我把可能复仇的敌人完全肢解，那么我们便不需要担心复仇，一切对复仇的恐惧，都会变为对扩大战争的支持。
想要帝国，就会得到帝国的一切、付出帝国要承受的一切代价。
威廉·皮特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英国将成为世界帝国，并且无需付出过多的代价。
这，将是历史的终结、战争的终结。
只要打赢这一仗，法国的威胁就可以被彻底解除，英国将彻底杜绝几个世纪以来纠缠不休的霸主。
在这个许诺的美好未来中，法国将失去复仇的能力，因为法国失去了渔船和商船，也就失去了随时可以征召的注册水手，法国的海军将不复存在。
而这个美好的许诺的潜台词，是：
土地税问题？解决了法国，为什么还要收那么多土地税？
国债问题？解决了法国，并且法国无力再复仇，这些用棉布和茶叶以及贸易关税抵押的国债，不是分分钟还给你们本息？
工商税和消费税问题，解决了法国，以后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也不必担心法国的复仇，那么为什么还要养一支庞大的常备海军和常备陆军？
海军拉壮丁强制服役的问题？解决了法国，没有了复仇压力，怎么还能需要海军继续拉壮丁上船呢？
水手待遇问题？解决了法国，没有了复仇的压力，那么水手待遇极差的问题，至少比有法国威胁、要考虑法国复仇战争的威胁时候，更容易解决吧？
在战争爆发的开始，这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争夺垄断贸易权的战争，就不是没有人反对。
包括英国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
但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列国之间的狗咬狗。
而是因为，土地贵族担心继续打下去，土地税问题一直无法解决；金融街担心，战争无限制的扩大，可能会导致他们收益下降；买国债的中产，也就是600万人口中理论上算人的财产合格的43万众的30万，担忧的是将来国债是不是真能保本息；保守派政客担心的是，这种扩大了规模的战争，是否会导致欧洲反英同盟的诞生。
很多时候，人并不会思考，反倒是更喜欢别人给出一个结论，从而打消自己的疑惑。
如果，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威廉·皮特的这个战略，尤其是防止复仇的战略，其实并不成立。
这就能阻碍法国再建起来一支海军？
这就能一下子把法国打入低谷、永世不得翻身？
这里不谈英国经验主义的错误用法，刻舟求剑的经验主义，以英国的经验去思考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以及不提缺乏捕鱼船的欧洲国家是否就一定会衰落这个问题。
只说威廉·皮特战略的支撑点，是北美和加勒比，但历史证明北美和加勒比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他们真正成为日不落的基础。
这里不谈威廉·皮特自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工业革命。
只说历史上的印度问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典范，因为此时印度不是王冠上的珍珠，加勒比才是。
威廉·皮特的战略，后世看是成功的，但实际上他并不能自圆其说，更像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如果，印度依旧保持着此时的价值，而因为高昂的国债和重商主义政策导致北美独立、蔗糖危机、市场狭小等问题，那么，他的政策可以算是成功吗？
评价一个人主观上的策略是否正确，要看当时的客观现实，而不是看后世的、其本人都未预料到的情况。
用后世的眼光去看，印度为英国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市场、解决了原材料、解决了原材料产业劳动力不足等等，以至于印度成为了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但是，此时的威廉·皮特的战略中，是否提前预想到了印度的巨大价值？
这种事，说穿了，很多不过是后世的神圣神话。而于此时，他的“防止复仇战略”，漏洞也满满都是。
只不过，他描绘了一个美妙的未来，而很多人并不会去思考这里面的漏洞，而是下意识地觉得有人说了个东西便能打消内心的疑惑。
至少，在大顺参战之前，他许诺的未来是如此的美妙，压倒了一切的质疑声。
但是，这一切在大顺参战之后，就扭转了。
按照这个“防复仇理论”，任何支持威廉·皮特战略的人，就必须做到“对中国、法国、西班牙这个三国，同时摧毁他们的任何海军再起的能力。”
做得到吗？
西班牙不提、法国不提，只谈大顺，怎么才能摧毁大顺如果战败之后的复仇？
其实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头绪。
只要能够做到攻克好望角的大顺要塞；夺取印度；屠灭锡兰的华人；占据南洋焚烧整个东南亚的柚木；占领台湾让大顺失去桧木；出兵占据山海关以北、朝鲜，使得大顺失去橡木；屠灭从广东到海参崴的数万里海岸线内所有的百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面；摧毁天津、威海、旅顺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即可。
如果这些不能全部做到，那么实际上这个“防复仇理论”就是不成立的。
但就不说此时英国对中国做到防复仇，就算是法国，他也做不到。
当战争的狂热开始散去。
当三十万户买了以“茶税、棉布奢侈税”等为抵押的国债的百姓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能拿回本金的时候。
当金融街和西印度的商会发现再打下去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防复仇理论的质疑”，就是对威廉·皮特的致命一击。
约翰·莫当特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会激起人们的同情。
约翰·莫当特绝不反思英国的扩张，而是要坚定地支持英国的扩张，甚至他可以假装支持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
在这种反向的节奏下，他不是质疑英国为了利益开战；而是在质疑，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无法做到摧毁中国的造船能力防止他们复仇？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不能歼灭大顺的海军舰队？
这种思路，也是符合此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政治思维的。
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整体上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启蒙主义不只是启蒙个人，也是对政治架构、未来国家的思考。
其实，此时的英国，并不存在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算是。
与其说是一个党，不如说更类似于东林党那样的一种组织：认同某种相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
一直到1778年，辉格党的上层精英组织了“布鲁克斯俱乐部”，英国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俱乐部的作用，实在议会之前，内部上层先达成统一，提前把利益分好，别到时候各说各话。
故而在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都是对党争深恶痛绝的。
于是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上层，他们构想的政府，或者议会，应该是这样的：在决策定下来之前，我可以反对，用尽任何合法的办法反对；然而一旦做出了决策之后，我将放下我的宗派之争、党争属性，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
这倒不是欧洲的特色，而是东边很多人，也是这么憧憬和理想化朝堂的，也算是自古以来的梦想了。
因此，站在约翰·莫当特，这个自诩为坚定的、真正的、传统的、辉格党的角度，他所捍卫的某种臆想出来的未来的朝堂斗争的规则，使得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
其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威廉·皮特，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大臣，总揽陆海军。那么，即便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我依旧需要执行。
国务大臣在陆海军政策上，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在他制定的政策上，他做不到，才是错。
好比说，在台下的时候，怎么喷都可以。
既然已经上台了，那么本身就有了法理，即便说你在上台时候的政策是要废除国王，那么既然你公开表示且被推上去了，那么废除国王这个事到底对不对已经不需要考虑的。
但你到了台上后，却没有废除国王，那么这才是你的错。
换到现在的情势，按照此时欧洲精英的“无党争、反宗派”理论。
威廉·皮特的政策本身，已经不存在对与错了，你不能攻击这个得到了授权的国务大臣的政策不对，或者说因为反对他的政策而让他滚蛋——这种，最多也就是不信任桉，下台了事。
但是，如果逻辑是“他没有执行好他的政策，所以他才是犯了罪”。
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不是不信任、内阁倒台了。
而是和约翰·宾的事类似了：你约翰·宾是舰队司令，你的任务就是击败法军，既然没完成，那么你就是渎职，理应枪决。
同样的：你威廉·皮特总揽国务，你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制定的——虽然是你制定的，但在法理上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完成、且保证完成。那么，全面扩大战争且摧毁敌军复仇可能的任务，你没完成，甚至对大顺参战毫无预桉、且没有提前摧毁大顺的海军力量，那么这就是渎职。
军事法庭不会因为将领战败而枪决将领，最多撤职。
这一点，算是任何有历史的国家的基本原则，至少在明面上，大部分被处决的将领，不是因为打败仗，而是各种引申责任——比如，前朝的熊廷弼，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似乎是一回事，但要处决的时候，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在法律上就是两个概念。
同样的，内阁也不会因为制定政策而被枪决，最多解散重组。
但是，如果把战败变成渎职，那么就是枪决。
同样的，把内阁政策失误，变为国务大臣执行政策不力甚至根本不执行，同样是渎职。
莫当特分的很清楚。
他不是要内阁倒台，让威廉·皮特下台这么简单。
他是要威廉·皮特死。
彻底瓦解《消费税法桉》危机所引发的辉格党大分裂中分出来的“爱国者党”，摧毁“爱国者党”实际上的核心政治家族代表，即皮特家族与坦普尔家族。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这是托利党与保守辉格党所代表的大地主贵族，向城市工商业阶层和代表其利益的的新兴政治家族的反击。
第一零三章 死与复仇（三）
这种事，本就屡见不鲜，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济继续发展，商业继续繁荣，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实力越发强大，那么这种分裂和洗牌也就会越快到来。
玩得好，赌赢了，那么就是英国的平稳过度。
玩不好，玩崩了，那就是后世菲律宾的故事在这里上演，百姓宁可选择保守派大贵族，也不会再去支持工商业激进派。
《消费税法桉》之后的辉格党分裂，本身就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工商业者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否则，单靠坦普尔家族搞的小圈子，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老马说，辉格党人是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
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上……
而这场以《消费税法桉》为导火索的辉格党分裂，本质上就是“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个“极限”和“最终”，到底在哪的问题。
换句话说，“爱国者党”这个标签，是别人贴给他们的，也是他们自愿接受并且引以为荣的。
那么，“爱国者党”所爱的英国，是谁的英国？
国家，是要有统治阶级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是谁的英国？这个英国的政策，又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
没有一个笼统而抽象的英国，实际上600万英国人中，此时法律上只有43万人算是人，剩下的不算。
而这43万人中，又包含诸多的利益。
是汉诺威家族的德国王室的英国？
是以地租为生的土地贵族的英国？
围绕着国王小圈子的垄断的政治家族的英国？
是东印度公司等垄断商业资产阶级的英国？
是城市的中间阶层的工商业者的英国？
西印度群岛的商人的英国？
以及，北美的那群盎格鲁人，是英国人吗？
这些问题，就是此时英国党争的根源问题。
爱国者党本身就是辉格党内分出来的，他们也是以反对沃波尔、以及沃波尔后续的政府起家的，并且一直在标榜自己代表“真正的英国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嘴里的真正的英国，是因战争而发财的资本集团的利益。包括詹金斯耳朵战争，以及狂热的全球战略，都是以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上，他们比起那些保守派的辉格党、和那些托利党，亦或者德国的汉诺威国王意图搞的主权在国王，是进步的。
毕竟，此时贵族地主和王权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并不是说这是两坨屎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绝笔复仇，既是个人恩怨的复仇，也是辉格党内部分裂之后的一次“消除异端”的政治复仇。
爱国者党的核心，就是因为英国特殊的物权继承法原则下，坦普尔家族分支出来的坦普尔家族、格伦维尔家族、利特尔顿家族，以及与其联姻和提携上来的皮特家族。
用后来乔治三世的话说：（这四个家族）亲戚关系，必然总是要么实行专横的统治，（如果他们不能统治）则会激烈的反对政府！他们想成为一个氏族，一个统治英国的氏族。
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批“爱国者党”，所追求的，更像是做“一个合法的、带有传统光环的克伦威尔”。
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爆发，也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还不足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脱裤子放屁去找辉格党一起混，辉格党之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存在一个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当托利党消失的时候，辉格党也会消失——所以，因为他们不够强大，城市工商业阶层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力图成为克伦威尔式的人物上。
反过来，这些爱国者党，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源泉——既不是土地贵族，也不是德国汉诺威王室，而是城市工商业阶层。
刨除掉其中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街的那部分人，剩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狂热性、软弱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捍卫的主动性。
约翰·莫当特，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明白爱国者党们所利用的那部分人的特性。
既明白他们的狂热，也清楚他们的软弱。
既然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舆论扇动——战争！全面的战争！否则就是卖国！——那么，这件事要扇动舆论的方向，就得是叫人潸然落泪的直布罗陀的守军的忠诚、英勇、坚守岗位。
这些守军在他的作文里的形象，越忠诚、越英勇、越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岗位。
那么，“坑死”他们的内阁、见死不救的国务大臣、领导战争失败的那些人，就越可恨、越该死。
而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给了约翰·莫当特，足够的灵感，以及足够的感触，妙笔生花、叫人身临其境。
…………
战场上，就像是某种宿命。
一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在罗克鲁瓦战役的失败，宣告了西班牙时代的结束。
在一百多年前的罗克鲁瓦，西班牙人组成的最后的绝望方阵，被敌军包围，用大炮从四面八方轰开了方阵，最终变为一场破阵之后的屠杀。
此时此刻，竟如彼时彼刻。
穿插到地峡且攻取了英军营垒的战斗工兵，与大顺那边的守军主力，完成了对出击的2500名英军的合围。
两面是海。
是大顺和法国海军的炮舰占据了制海权的大海。
南面，是大顺在己方营地内的主力，从地峡的两翼向没有突破壕沟炮垒的英军包抄。
北面，是一个多营的、训练有素、拔堡迅速的精锐工兵。
2500多名英军，不得不在绝望中，结成了方阵，希望在后方的指挥官能够为他们争取到荣誉投降的机会。
这种时候，结方阵是绝对错误的。
但是，不结方阵，这仗也就没必要打了，绝望和军心尽失，再不结阵，那就是一场溃败和被人堵在地峡的屠杀。
残余的2000英军，组成了三个空心方阵，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防御着大顺军队的进攻。
此时军心已经彻底散了，全靠平日里军官苦训和棍棒的记忆，维系着基本的阵型。
而大顺这边的指挥官，也如同一百多年前在罗克鲁瓦的法军一样，没有选择用步兵去冲方阵。
当然，大顺也没有正规骑兵在直布罗陀，自也不可能用骑兵去冲。
而是选择了和当年法国人一样的办法。
开始将大量的火炮，向前挪动，显然是准备近距离对准英军的方阵，用方阵的克星大炮，把方阵给彻底轰开。
被包围的英军，绝望地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顺的炮兵，将他们闪亮的、或者黑乎乎的大炮，一点点从炮垒中拖出来，向前推进。
这种宿命般的场面，给了约翰·莫当特极大的灵感、无尽的感触，他像是英国此时流行的那种比喻、宿命、和圣经融合的笔法，描绘出一幅叫英国人感同身受的悲壮场面。
很多时候，文化隔阂是不可逾越的。
英国人才知道，英国人看什么能感同身受。
正如非基督文化的国家，不可能看懂《五月花公约》里关于出埃及记、旷野之困、神之契约、应许之地、不可回头的隐喻一样。
这种宿命的、绝望的、悲壮的场面，恰是能够打动英国舆论的场面。
这个场面，需要一个完美的谢幕。
投降，免除死亡，这不是完美的谢幕。
完美的谢幕，应该是方阵被大顺的炮兵彻底轰开，2500人为了捍卫不列颠与国教，冲着向他们劝降的大顺军官，啐一口唾沫，用狂躁的、底层的语言骂一句：吃屎吧，异教徒！
然后，在山上堡垒中目睹这一切的主将，饮弹自杀。
这才是完美的谢幕。
于是，约翰·莫当特没有下达投降的命令，即便他看到大顺已经把24磅的重炮、和攻城用的大口径臼炮，拖到了距离被围方阵的二百步处。
第一零四章 死与复仇（四）
这个看似荒谬甚至荒唐的罪名，既符合英国的政治传统，实际上也和小爱国者党的一些理论有关。
其中一个战略思路，就是“防止复仇理论”。
威廉·皮特在大顺参战前、英国已经取得优势的时候，面对法国暗戳戳的求和，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除非法国答应这个条件，否则他不接受法国投降。
即：法国完全放弃在纽芬兰和北海的捕鱼权；法国割让加勒比群岛的重要岛屿；法国彻底放弃对本国渔船的支持和保护。
这个理论的基础，源于水手这玩意儿，不是一天蹦出来的。而科尔贝尔的水手注册制度，为法国提供了足够的船员。
但这些注册的水手，平时是不在军队服役的，而是以打渔之类的为生。尤其是纽芬兰渔场的大型捕鱼船，上面的水手都可以在战时征召为水手船员，可以快速地扩充舰队。
科尔贝尔的政策，也就是后续“法国海军行政化”的基础。
一方面，法国保持着优秀的造船能力，大顺千挑万选最终选择的舰队主力舰是法国的74炮标准战列舰，而不是英国的体系。
另一方面，法国可以将大量的军费用在陆军上，同时通过对海军的行政化，可以确保文官掌控舰队。
而注册水手制、鼓励渔船和商船、管控的海外贸易，又可以确保法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快速造舰，并且征召足够的水手。
法国舰队打不过英国海军，那是法国的地缘决定的。法国要是像英国一样，取缔常备军，只在国内保持一支三万人左右的陆军，那法国就完犊子了。
但是，打不过归打不过，那是因为军费不可能无限向海军倾斜。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海军就一无是处，实际上依旧有复仇能力。
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实际上就是彻底消灭法国海军的潜力。
通过禁止贸易、禁止捕鱼，从而让法国实际上丧失后备水手。这样，即便法国的军校依旧能培养海军军官；法国依旧有造船能力和船只设计能力；但却无法快速组建一支舰队。
在节节胜利的时候，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压服了一切反对的声音，让那些对将来心怀担忧的人，也不再担心将来的复仇之战。
而其掌控制海权的优势下，贸易依旧继续，也使得英国的中层，对于购买国债这种事充满信心，认为将来一定还的起。
既然打仗有利可图，资本家和金融界支持。
既然有防复仇理论，那么一些保守的政客之前也支持。
只要我把可能复仇的敌人完全肢解，那么我们便不需要担心复仇，一切对复仇的恐惧，都会变为对扩大战争的支持。
想要帝国，就会得到帝国的一切、付出帝国要承受的一切代价。
威廉·皮特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英国将成为世界帝国，并且无需付出过多的代价。
这，将是历史的终结、战争的终结。
只要打赢这一仗，法国的威胁就可以被彻底解除，英国将彻底杜绝几个世纪以来纠缠不休的霸主。
在这个许诺的美好未来中，法国将失去复仇的能力，因为法国失去了渔船和商船，也就失去了随时可以征召的注册水手，法国的海军将不复存在。
而这个美好的许诺的潜台词，是：
土地税问题？解决了法国，为什么还要收那么多土地税？
国债问题？解决了法国，并且法国无力再复仇，这些用棉布和茶叶以及贸易关税抵押的国债，不是分分钟还给你们本息？
工商税和消费税问题，解决了法国，以后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也不必担心法国的复仇，那么为什么还要养一支庞大的常备海军和常备陆军？
海军拉壮丁强制服役的问题？解决了法国，没有了复仇压力，怎么还能需要海军继续拉壮丁上船呢？
水手待遇问题？解决了法国，没有了复仇的压力，那么水手待遇极差的问题，至少比有法国威胁、要考虑法国复仇战争的威胁时候，更容易解决吧？
在战争爆发的开始，这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争夺垄断贸易权的战争，就不是没有人反对。
包括英国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
但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列国之间的狗咬狗。
而是因为，土地贵族担心继续打下去，土地税问题一直无法解决；金融街担心，战争无限制的扩大，可能会导致他们收益下降；买国债的中产，也就是600万人口中理论上算人的财产合格的43万众的30万，担忧的是将来国债是不是真能保本息；保守派政客担心的是，这种扩大了规模的战争，是否会导致欧洲反英同盟的诞生。
很多时候，人并不会思考，反倒是更喜欢别人给出一个结论，从而打消自己的疑惑。
如果，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威廉·皮特的这个战略，尤其是防止复仇的战略，其实并不成立。
这就能阻碍法国再建起来一支海军？
这就能一下子把法国打入低谷、永世不得翻身？
这里不谈英国经验主义的错误用法，刻舟求剑的经验主义，以英国的经验去思考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以及不提缺乏捕鱼船的欧洲国家是否就一定会衰落这个问题。
只说威廉·皮特战略的支撑点，是北美和加勒比，但历史证明北美和加勒比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他们真正成为日不落的基础。
这里不谈威廉·皮特自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工业革命。
只说历史上的印度问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典范，因为此时印度不是王冠上的珍珠，加勒比才是。
威廉·皮特的战略，后世看是成功的，但实际上他并不能自圆其说，更像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如果，印度依旧保持着此时的价值，而因为高昂的国债和重商主义政策导致北美独立、蔗糖危机、市场狭小等问题，那么，他的政策可以算是成功吗？
评价一个人主观上的策略是否正确，要看当时的客观现实，而不是看后世的、其本人都未预料到的情况。
用后世的眼光去看，印度为英国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市场、解决了原材料、解决了原材料产业劳动力不足等等，以至于印度成为了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但是，此时的威廉·皮特的战略中，是否提前预想到了印度的巨大价值？
这种事，说穿了，很多不过是后世的神圣神话。而于此时，他的“防止复仇战略”，漏洞也满满都是。
只不过，他描绘了一个美妙的未来，而很多人并不会去思考这里面的漏洞，而是下意识地觉得有人说了个东西便能打消内心的疑惑。
至少，在大顺参战之前，他许诺的未来是如此的美妙，压倒了一切的质疑声。
但是，这一切在大顺参战之后，就扭转了。
按照这个“防复仇理论”，任何支持威廉·皮特战略的人，就必须做到“对中国、法国、西班牙这个三国，同时摧毁他们的任何海军再起的能力。”
做得到吗？
西班牙不提、法国不提，只谈大顺，怎么才能摧毁大顺如果战败之后的复仇？
其实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头绪。
只要能够做到攻克好望角的大顺要塞；夺取印度；屠灭锡兰的华人；占据南洋焚烧整个东南亚的柚木；占领台湾让大顺失去桧木；出兵占据山海关以北、朝鲜，使得大顺失去橡木；屠灭从广东到海参崴的数万里海岸线内所有的百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面；摧毁天津、威海、旅顺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即可。
如果这些不能全部做到，那么实际上这个“防复仇理论”就是不成立的。
但就不说此时英国对中国做到防复仇，就算是法国，他也做不到。
当战争的狂热开始散去。
当三十万户买了以“茶税、棉布奢侈税”等为抵押的国债的百姓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能拿回本金的时候。
当金融街和西印度的商会发现再打下去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防复仇理论的质疑”，就是对威廉·皮特的致命一击。
约翰·莫当特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会激起人们的同情。
约翰·莫当特绝不反思英国的扩张，而是要坚定地支持英国的扩张，甚至他可以假装支持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
在这种反向的节奏下，他不是质疑英国为了利益开战；而是在质疑，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无法做到摧毁中国的造船能力防止他们复仇？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不能歼灭大顺的海军舰队？
这种思路，也是符合此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政治思维的。
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整体上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启蒙主义不只是启蒙个人，也是对政治架构、未来国家的思考。
其实，此时的英国，并不存在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算是。
与其说是一个党，不如说更类似于东林党那样的一种组织：认同某种相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
一直到1778年，辉格党的上层精英组织了“布鲁克斯俱乐部”，英国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俱乐部的作用，实在议会之前，内部上层先达成统一，提前把利益分好，别到时候各说各话。
故而在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都是对党争深恶痛绝的。
于是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上层，他们构想的政府，或者议会，应该是这样的：在决策定下来之前，我可以反对，用尽任何合法的办法反对；然而一旦做出了决策之后，我将放下我的宗派之争、党争属性，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
这倒不是欧洲的特色，而是东边很多人，也是这么憧憬和理想化朝堂的，也算是自古以来的梦想了。
因此，站在约翰·莫当特，这个自诩为坚定的、真正的、传统的、辉格党的角度，他所捍卫的某种臆想出来的未来的朝堂斗争的规则，使得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
其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威廉·皮特，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大臣，总揽陆海军。那么，即便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我依旧需要执行。
国务大臣在陆海军政策上，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在他制定的政策上，他做不到，才是错。
好比说，在台下的时候，怎么喷都可以。
既然已经上台了，那么本身就有了法理，即便说你在上台时候的政策是要废除国王，那么既然你公开表示且被推上去了，那么废除国王这个事到底对不对已经不需要考虑的。
但你到了台上后，却没有废除国王，那么这才是你的错。
换到现在的情势，按照此时欧洲精英的“无党争、反宗派”理论。
威廉·皮特的政策本身，已经不存在对与错了，你不能攻击这个得到了授权的国务大臣的政策不对，或者说因为反对他的政策而让他滚蛋——这种，最多也就是不信任桉，下台了事。
但是，如果逻辑是“他没有执行好他的政策，所以他才是犯了罪”。
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不是不信任、内阁倒台了。
而是和约翰·宾的事类似了：你约翰·宾是舰队司令，你的任务就是击败法军，既然没完成，那么你就是渎职，理应枪决。
同样的：你威廉·皮特总揽国务，你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制定的——虽然是你制定的，但在法理上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完成、且保证完成。那么，全面扩大战争且摧毁敌军复仇可能的任务，你没完成，甚至对大顺参战毫无预桉、且没有提前摧毁大顺的海军力量，那么这就是渎职。
军事法庭不会因为将领战败而枪决将领，最多撤职。
这一点，算是任何有历史的国家的基本原则，至少在明面上，大部分被处决的将领，不是因为打败仗，而是各种引申责任——比如，前朝的熊廷弼，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似乎是一回事，但要处决的时候，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在法律上就是两个概念。
同样的，内阁也不会因为制定政策而被枪决，最多解散重组。
但是，如果把战败变成渎职，那么就是枪决。
同样的，把内阁政策失误，变为国务大臣执行政策不力甚至根本不执行，同样是渎职。
莫当特分的很清楚。
他不是要内阁倒台，让威廉·皮特下台这么简单。
他是要威廉·皮特死。
彻底瓦解《消费税法桉》危机所引发的辉格党大分裂中分出来的“爱国者党”，摧毁“爱国者党”实际上的核心政治家族代表，即皮特家族与坦普尔家族。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这是托利党与保守辉格党所代表的大地主贵族，向城市工商业阶层和代表其利益的的新兴政治家族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