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全是好处，没有坏处（上）
这种事，皇帝不可能直接和刘钰说。说自己要留什么遗产。
在皇帝看来，刘钰这个“忠臣”，应该能够理解皇帝的意思。
铁路问题，是印度问题的延伸。
而印度问题，皇帝选择了再等等。
也在牛二的上疏中，表达了一下会考虑不会过于压榨印度、会给大顺的工商业留一个在印度扩张的机会。
既然要等,那么等多久？打多久？多久能收上税？
这都难说。
但既然皇帝选择第一条铁路是贯穿中原，并且很明显地避开了可能的黄泛区，那么这件事在刘钰看来，就是皇帝在给太子、或者此时还不是太子的某个皇子，留一些遗产。
这些遗产，包括一个可攻可守、可改革可镇压、可赈济可屠杀的中原和黄泛区。
一支舰队。
一条铁路。
良好的内帑财政。
以及孱弱的朝鲜国、分裂的日本国、乱七八糟的缅甸越南，这些都是新君继位之后，很容易刷到威望、把握军队、提升新的军队亲信的地方。
而如印度、欧洲问题，皇帝选择在他死前解决掉，并不会在死前去完成传统天下势力范围内的大整合。
传统的天下势力范围内，刷威望，还是很容易刷的。
尤其是强盛的海军已经让那些之前难打的狭长半岛型、或者岛屿型的国家，成为了非常简单的威望自助提取机。
威望，军队，白银，交通。
这些东西，将给继承者一个完美的开局。
这样的继承开局，于皇帝视角，简直天胡局。
至少，不比前朝仁宣之治后留给朱祁镇的差。
并且一般来说，大顺要留的这個底子，不管是去干涉朝鲜,还是鼓捣越南，枢密院定下来计划,皇帝派个随便划拉出来的小舅子当统帅，估计都不会被人搞出来个土木堡。
皇帝明知道黄河可能决口，但皇帝没有选择面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想着以举国之力来搞一场未雨绸缪。
所以，这就是皇帝的态度。
而让太子来问刘钰，则是皇帝很明确地通过太子，传达给刘钰一些东西。
策略、道路，你可以和太子讲。
太子可能不会用。
但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许会想到你的话。
有些东西，也不必说的太清楚。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有些话，现在和他讲讲吧。
话题既以铁路而起，那也就是说，不要再提黄河。
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去提可能因黄河决口蔓延十余年、在冲出固定河道之前可能会死的几百万人。
现在刘钰也算是和太子讲的很明白了。
如果不想得过且过，能走的路，就那么两三条。
刘钰也压根没把希望寄托在圣明天子的身上，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但同样还是遗产问题。
皇帝想给太子留遗产。
那刘钰还盼着大顺死前，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留点遗产呢。
所以要是太子能做点什么，当然最好。
真要是一点不做，那也无所谓。
太子既然提《管子》、提《盐铁》、提《平准》，那刘钰也就不得不和太子说清楚，刻舟求剑、知形知意的问题。
《管子》是以齐国为模板的,齐国有鱼盐之利。
现实的大顺，本身就有茶、丝、锌、瓷、棉布、香料之利了。但大多数人，把鱼盐，换成瓷茶，就看不懂了。朝中不少人，只会算3乘以5，一旦变成5乘以3，他们就懵了。
真要是能读明白管子，读明白盐铁论，知其意而不是拘于形，肯定还是有效果的。
至于说什么师夷长技……说实在的，就现在的欧洲君主制国家，能师的压根没有。
别的不说，要是大顺有个伦敦东印度公司那样的买办集团，刘钰能一天骂八十遍。
或者说，就英国那50%的财政总收入，要支付国债利息的财政体系？就算没有大顺出手掺和，最终也是把北美直接丢了？
还是学法国，搞贵族特权，教会在财政问题上偷税、逃税，诡寄，把税都压在自耕农小地主身上？这……这个倒是其实也压根儿不用学，大顺这群人比法国还擅长呢。
至于英国的航海条例的均输专营手段，形不同，而意同。
高额的茶税糖税棉布税等进口关税？大顺想学，奈何实力不允许啊，大顺的白银，能买啥？是真花不出去。
别说免关税了，现在就是买办当道，给英国棉布随意进口，还跪着给奖励30%补贴，就算舔到这种程度，这要是能在大顺卖出去，那都要把小学数学书全都烧了——大顺的棉布顶着72%的关税一样可以卖到英国，反推一下英国布在大顺卖出去得补贴多少？
而至于粮食、棉花等问题，大顺的松苏地区，早就到了要免原材料进口税、甚至也早已经闹完了“谷贱伤农的《谷物法》”问题了。
所以事已至此，大顺没啥可学的了。
而中国，就不得不自己尝试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且在未来的“国际法”、“近代社会的普遍共识”的塑造中，留下属于自己的话语。
大顺已经错过了一个时代，所以航海术语只能是北偏东、南偏西，而不能是东北、西南这种更符合这边的用法。
但现在，最起码一点，本初子午线在哪，总要争一争吧？红十字会这样的救死扶伤组织叫啥名、用啥旗，得争一争吧？国际法的创立，新世界秩序与格局的体系，也得争一争吧？
这都是最起码的东西。
也注定，会和历史上的近现代的很多东西，完全不同了。
故而刘钰再一次提醒了太子，师夷长技，可以。但你得明白，其中的缘由、深层次原因，到底是啥。
抱着个圈地运动，就担心中原出现圈地运动，刘钰就必须得给太子讲清楚，圈地运动和土地兼并的区别。
以及大顺有了辽东、南洋、印度这三个原材料产地之后，中原核心区的圈地运动已经根本不可能出现了。
以及蒙古、东北的棉布市场被松苏棉布提前占据之后，就算修了铁路，历史上铁路修好之后，河北地区，尤其是保定、高阳的棉纺织业发展，也绝不可能出现了。
高阳棉纺织业的发展，和闯关东、走西口、垦蒙，关系巨大。但与现在，他起步晚了，松苏集团已经占据了市场。
河北地区的棉花种植产业发展，和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有直接关系，导致棉花价格一升再升，拿不到印度的棉花，但是大量的廉价倾销的棉纱促进了织布业的发展。
显然，这一切，都改变了。
以及伴随着东北大豆种植业的发展，和与沿海华东地区的深度绑定。就算修了铁路，历史上的河南地区的油料作物发展，也不可能出现了。
因为原本历史上河南的油料作物发展，源于欧洲对油料的需求，包括头油，以及战争工业所需要的油脂。而且那时候东北的大豆产业还没有全面发展起来。
但现在，显然也不同了。
唯一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也就是江汉平原的纺织业，可以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印度和爪哇的棉花质量好、大顺完全控制，价格便宜，以输入棉花和棉纱的方式，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与东亚土地制度相配套的家庭型铁轮飞梭织布机，会让江汉地区有一波早期工业化的机会。
而面向的市场，则是很早之前刘钰盐政改革时候就已经打好的基础。
盐政改革重新划分了盐区，川南工业的发展，使得湖北地区用的是川盐。
也就是川盐入楚问题。
川盐入楚，回去不能空船，那么江汉棉布即可入川。
川盐资本，是大顺当年西征时候发了财的陕西资本集团为主，那么江汉的棉布也一样可以入陕甘。
四川不怎么产棉。
陕甘也不怎么产棉。
西域可以产棉，但是基建太差，道路不行，运河更不用提根本没水，运出来能把裤衩赔进去。
故而，江汉平原，算是这一次蒸汽机进步、铁路、以及应该不远的蒸汽船连同长江水道的最大受益者。
至于别的……说真的，在刘钰看来，以大顺的视角，过了信阳往北，只怕铁路的出现，也就是个方便逃荒、赈济的工具。
除了煤炭开采、沿线车站的工商业能有所发展外，真正巨大的影响，基本看不着。可能养鸡的能多点，方便在火车站卖茶叶蛋、卖烧鸡。
哦，可能能对盐政产生点影响。
长芦盐、山西盐，能把淮盐彻底赶出河南、安徽西北部了。这个，就看长芦盐和山西盐，谁的背景大、谁的门子硬了。
所以，皇帝也好、太子也罢，其实无需担心太多。他们担心的很多事，是不必担心也不太可能出现的。
当然，以另一种视角来看，那就不一样了。
京汉铁路的铁路工人、沿途的矿工；如果再配上纱厂女工、印刷厂的识字的印刷工人，基本上这个时代最有天然组织力的一群人，就可以踏上历史舞台了。有些小册子，也就真能有人读懂了。
显然，刘钰不会和太子讲这个视角。
于是也就破天荒地，刘钰第一次讲一件事，竟然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了。
太子听刘钰说完这些全部的好处，只觉得听的头皮发麻、浑身颤抖。
他是万万没想到，一条铁路，里面的门道竟有这么多，以及会产生这么多的影响。
本来，在他爹那，他听到关于镇压、统治、分割的东西后，已经是震惊不已了。
今日再听刘钰从经济、工商、农业、盐政的视角来谈，更是觉得自己所虑所知，着实太少。
本来他还有点担心“贤良文学”当初在盐铁论里争论的一些事，现在听来，似乎连这些也不用担心了。
而且，刘钰讲的和贤良文学说的那些，从道理上听，倒是觉得刘钰的这些更有道理。非常顺滑，自己按照刘钰引导的思路反推，也是一样的结果，倒是真有点由道衍术的意思。
至于说，沿途占地、拆坟之类的事……在太子看来，肯定不算事。
而诸如铁轨生产、煤炭挖掘、道路测绘这些东西，也自有部门负责。之前那条不长的从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已然锻炼出来了一个简陋的班子。
太子心想，既是父皇叫我来询问兴国公、请教其中所以然。那总不能是叫我只是听听的。
且父皇叫我日后要去督办铁路这件事，那这是父皇要我办的。而我自己，也不能做个那种不戳不蹦跶的蛤蟆。
那我要向父皇主动提出来“一并顺便办了”的事，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问刘钰。且不说本身就不该问，问了麻烦多，就算不怕麻烦，父皇说的可是让自己听“所以然”，不要“听其然”，那显然是要我在请教完兴国公后，自己拿个主意的。
第三十一章 全是好处，没有坏处（中）
太子自觉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主意，觉得他爹多半会觉得他有些主见。
但实际上，皇帝让太子来请教刘钰，请教了半天，太子还是没明白“本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时的大顺，伴随着白银货币化、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本末之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生产和商业之争。
大顺的士绅阶层，类似于秉持的是商业资本思维。
耕地，是大顺最保值、最安全、最不受战乱影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品。
很多士绅说的已经足够明白了，战乱之后，哪怕改朝换代，张家的地还是张家的、李家的地还是李家的,永远保值、受到任何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小,是最后的投资方向。
刘钰给太子讲本末之争、将均输平准这些东西，太子看似听明白了,实际上还是没听懂刘钰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相信“本末之争”，那就应该尽可能把内地土地的商业投机属性剥离。
大顺士绅最喜欢的两项投资，是买地和放高利贷。他们嘴上喊着“务本抑末”，可实际上他们比谁都“末”，因为贤良文学说的“本”，是生产。
大顺看不见的手，太厉害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高利贷和土地兼并收租，是收益率最高、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向——所以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农业生产的盈余，不要往高利贷上走、不要往土地兼并上走，而是投资到水利建设、交通发展、农田改造、扩展耕地上。
问题在于，在买地收租和放高利贷的高回报率下,无形之手的阴影下，士绅地主有多少人，把其积累的资本，投入到了水利建设、农田改良上？
这才是刘钰想给太子讲的“务本抑末”这个道理,在大顺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上的真正涵义。
不要刻舟求剑,拿着先秦两汉时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税制、畜力机械普及量等，来套大顺的现实情况。
韩非子当年嘴很毒，专门为这种情况，自己创造了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想要让资本，投资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无形之手，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提升亩产的价值，靠某种经济作物的高额回报，高于地租和利息，使得资本会选择改良土地、促进生产，以获得更多利益。
但这在大顺内地也已经没可能了。因为刘钰把所有值钱的原材料农作物的生产地、商品粮基地，都放在了东北、南洋、以及后续的印度。
在南洋开种植园、或者在东北垦殖种豆的收益，已经高过了在松苏买地收租，所以大顺这些年的银钱兑换比问题才没出事。
大量的热钱和积累的资本、贸易的顺差白银，实际上都跑到南洋和东北去搞基础建设去了，靠着大量产出，才没有出现白银通胀和物价革命，保证了大顺的“汇率”依旧极为有利出口——虽然大家都在用白银,甚至可能这些白银，都他妈是南美的同一个矿坑出来的、甚至可能是同一個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实际上两边的白银还是有汇率的。休谟在和自由贸易派论战的时候，就拿捏过这个“汇率”问题。
所以，其实问题到了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问题、亦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些东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没用。
因为由此推出的、以全体的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为主体的解决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无法去做、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体，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而只是大顺的资产阶级，那么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的路线，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老马说，资产阶级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假使不考虑全体人民。
只说如果大顺此时是一个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那么下一步，显然就是要打通国内市场、取消国内的税关和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取得外部市场后再把内部市场拿到手，从而建立世界市场的轮廓；实行土地国有制和级差地租制，也就是列宁评价中山先生的那套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方便将资本用于依托土地这个生产资料而进行生产活动。
而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只是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
仅此，皇帝也好、太子也罢，能支持吗？
就算明白，民族的国家的未来是这样，皇帝、太子、地主官僚、士绅等，会去做吗？他们假设自己是忠君爱国的，只是当告诉他们，新时代下，真正的爱民族国家，是要取消他们的封建特权，士绅特权、减租减息、甚至土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举起屠刀。
因为多少明白一些这里面的道理。
又因为他是太子，屁股坐的很牢靠。
所以，当几天后，皇帝再度召见太子，询问太子和刘钰的交流问题时，太子给皇帝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主见，就是理所当然的折中。
太子知道，自己询问完刘钰后，父皇一定会再找自己。
皇帝也知道，太子应该会知道，并且会给自己一个要尝试做事的方向和答案。
所以皇帝开门见山，询问太子道：“朕叫你询问兴国公，听其所以然，未必听其然。他给你讲了什么，这都无所谓。”
“关键是，你听完之后，你自己觉得，除了过些日子朕要交代你去督办、体察民情的事外，你还想一并做点什么？”
太子将自己已经准备好的话说出，回道：“儿臣请父皇准许儿臣，挑选年轻才俊，兴办汉口实业。”
这个答案，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算是皇帝认为太子可能会给出的几个他认为还算可以的答案中，比较容易意料到的一个。
刘钰和太子到底说了什么，皇帝并不想知道的那么详细。但是基本上刘钰的思路，皇帝自认还是了解颇多的，虽然大部分时候是胡乱理解，但皇帝还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的。
对太子提出的这个尝试，皇帝没有先问“为什么选这里”，也没有问“你准备办到什么程度”。
而是询问了两个让太子万万没想到的古怪问题。
“你既要兴办汉口，朕以为，此事可做，好处颇多。但于此之前，朕先问你一句，譬如松江的棉布。”
“松江的棉布，在松江出港的时候，就要征收一笔税。那么，如果松江的棉布去汉口，是否还要再征一笔税？”
“此其一也。”
“其二，欲兴汉口，无资本则不可行。”
“你是准备募集楚人的资本？还是允许松苏的资本涌入汉口？亦或是其余的办法？或者官办？或者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征税？还是怎么样？”
这两个问题，听起来好像都听蛋疼，感觉像是扯淡一般。
然而实际上皇帝觉得，这两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这和松苏地区的征税模式有关，以松苏的玻璃为例，实际上实在生产端征税的。棉布也一样，也是相当于在生产端就征了一次税。
当然，税不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选择退税以确保竞争力，虽然基本上此时来说完全不需要，但理论上是可以的。
以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这个在汉口是否再征税一次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否支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而以官僚政绩或者太子欲立功的视角来看，这个在汉口是否再征税一次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个，是皇帝从刘钰对付日本、朝鲜那的手段，得出的经验：官僚或者封建贵族，更倾向于征收关税，获得收入。关税收的越多，他们的政绩、缴纳的税收也就越多。
换句话说，这是买办思路。
另一个，则是皇帝从英国法国那里，得出的经验：发展本地工商业，需要对外来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英国和法国的棉布禁止令，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太子想要兴振汉口的工商业，那么也不是不能征收额外“关税”，以确保本地的工商业发展。免得还没起步呢，先就被松江棉布，一波冲个稀烂。
换句话说，这是要发展本地工业的思路。但换一种全国视角的思路，这又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和省份乡土主义，只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这东西，和盐还不一样。
盐政改革的思路，就是直接在生产端征税，然后建立全国的统一市场，去掉其余的苛捐杂税，一次性征税，全国通行。
但那是盐。
于是看似皇帝问了两个听起来不痛不痒、有些扯淡，似乎相对于千头万绪的“政通人和”而言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但其实，第一个关于是否要再征关税、以及松苏的棉纺织品是否可以进入汉口的问题，就是个非常难回答、或者说在考验太子路线认知的问题。
刘钰虽然也没和太子讲这么细节的东西，但是毕竟一些思路还是给了太子一些启发，遂道：“儿臣以为，此事应细看。”
“昔日太史公言：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第三十二章 全是好处，没有坏处（下）
“太史公认为，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这正是合乎道法自然的道理。”
“然而,桑弘羊又认为，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
“若论起来,松苏棉布质好而价贱，若放任不管,又恐汉口织工多失其业，无以为生。”
“儿臣以为，铁路既能通，则科学院所谓‘蒸汽逆风之船’，则亦不远矣。”
“单从桑弘羊为‘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之目的。那么，在松江征收的税，买南洋的粮食，赈济川楚；亦或者购买川地的粮食，赈济荆襄……那么，这税在哪收，只从这里看，似有没有区别。”
“但赈济之外,又不得不虑百姓小农女织之利。若任由松苏棉布入汉口，那么这些以织为业的百姓,生计也难。又不可能只靠赈济。”
“儿臣观松苏之政，若有所悟。譬如这织布事，兴国公以棉纱管控，而让商贾出资、购买织机、期货棉纱、承担利息，机工出力，在家纺织。如此，百姓得利，原本织布为业的也不受影响。”
“但楚地本产粮食，非是苏北淮南草荡，那等黄河泛滥不毛之地，改以种棉，有利无弊。”
“是以，儿臣以为，若能得南洋之棉，输入汉口，而汉口效松苏包买制手段，兴纺织业，也未尝不可。”
“至于是否要再收省关之税，儿臣以为，大可不必。”
“不若直接禁止松苏棉布入楚。”
“效盐政故事,划分盐区。”
“松苏棉布，或出口海外西洋，或去日本朝鲜，或往关东蒙古，或至南洋。”
“汉口棉布，或往川蜀、或往陕甘、或往潇湘，或往河南。”
“儿臣以为，若开关税，只恐本地商贾，皆不肯兴办纺织，而都是于关口做买办事，专门经营松苏布。如此，松苏虽利，可织工失业之困，皆苦在荆楚。”
“譬若昔日兴国公兴海军，而开松苏为埠，以至于西江五岭数十万人无业群起为匪盗，松苏商贾又不会给粤地一文钱以便安抚当地百姓生计、亦或将那些失业百姓迁徙。”
“是以，不若不开口子，直接严禁松苏布入楚，只得往日本朝鲜关东蒙古南洋西洋去。”
“类盐区手段。”
“而其余如棉花、棉纱、铁器、油料、大豆等，皆不管制，在松苏纳税之后，可直入汉口。如川南盐、海州盐事。”
太子有些忐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皇帝对这个答案，基本算是满意。
只不过，在皇帝看来，太子显然忘记了另一个关键的东西。
那就是他考虑到了不要使江汉地区弃粮种棉，这是好的。但这背后，还有个关键的、维系帝国统一的东西。
那就是这就导致，江汉地区虽然看似与松苏割裂了，甚至可能会产生地方势力，但这些地方势力本身依旧是帝国整体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要用松苏那边进来的棉花和棉纱，尤其是在皇帝确认了刘钰等实学派在印度种棉花的方案之后。
所以，江汉与松苏不可分割。
而同样，松苏地区的棉花和棉纱……只靠淮南那点，那是压根不够用的。
一旦确定了印度提供棉花的战略，那么松苏又与京畿不可分割。
因为大顺的海军基地，造船基地，海军舰队的几大港口，分别在威海、旅顺、天津卫。以及大顺的冶铁、军械等重工业，部署在天津、辽东。
而没有海军，也就意味着松苏拿不到棉花和棉纱，这就使得，松苏与京畿之间不可分割。
将来铁路一旦修通，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
九省通衢之地，和京城之间以铁路相连；松苏又在京城和荆楚的船运中心。
恰到好处。
虽然太子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毕竟太子还只是太子，还不是天子，在皇帝看来，没有意识到地方与中央之间的问题，也是情有可原的。
太子见皇帝对他的这個想法，并没有提出反对，也没有苛责，心下略微松了口气。
于是趁热打铁又道：“兴国公与儿臣论及铁路之利，运输之便，以及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儿臣所获颇丰。”
“桑弘羊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儿臣得兴国公启发，知这些道理，亦对亦不对。”
“若不力耕，则无桑丝、茶叶、棉花等等。”
“但若地处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却也的确可以利在势居，不在力耕。”
“而自古以来，物产又是依靠气候、降水、土地等因素而有不同。这在《货殖列传》中就说的清楚。”
“兴国公问儿臣，说管仲时候，齐有鱼盐之利。那么，江汉湘楚的利，又是什么呢？”
“川南因井盐而兴，遂有煤矿、冶铁等诸多器械。”
“江汉有九省通衢之利，又可经松苏的海外之棉，若兴纺织，此其一利，类管仲之鱼盐。”
“除此之外，还有一利，便是茶叶。”
“此时北方蒙古以及西洋所用之茶，多为闽茶。闽地自通运河，经海运而至松苏，此闽与松苏之利。”
“然而一旦铁路修好，那么，前往北方的茶叶，大可以在江汉加工，沿着铁路北上。”
“至于张家口，或往蒙古、或往西域，甚至若是日后海外茶叶需求日增，亦可沿江而往松苏。”
“加之种茶必在潮润山区，少占耕地，不伤粮食。”
“若汉口得茶叶、纺织之利，依靠九省通衢之地，必可大兴。”
“若其大兴，一来可加朝廷赋税；二来可利百姓衣食。”
“兴国公言，若铁路通，除却镇压、赈济、逃荒事，所能大兴工商而又不伤民者，唯汉口一地。”
“又言棉布，茶叶之利。”
“儿臣深以为然。”
“是以儿臣以为，欲兴江汉工商，则应在织布、种茶加工砖茶两件事上。”
“兴布而不兴棉，如此百姓务本，粮食充足。”
“借铁路之利，而兴茶，使得北方、蒙古、罗刹、西域之茶，皆自湘楚。”
“所得之利，除可兴国库外，亦可招募洞庭之民，勿使围湖，而减长江水患……”
虽然皇帝跟太子说过，让他听刘钰要听其所以然，不要不加判断就听其然。
但现在太子说出来这些东西，让皇帝心中苦笑，心道这些东西若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便可以彻底放心了。
朕是希望你听他讲那些所以然，而后让你明白其中道理，自己推出该如何做。
你这般说，兴国公倒像是在拔苗助长。
你若真的能自己读《盐铁论》、《货殖列传》、《管子》等，读懂了，然后举一反三，以道衍术，得出这般结论，朕还担心什么呢？
只怕你读的半懂不懂。真论讲这些轻重术的经济道理，越是半懂不懂，才越容易听什么都觉得有理。尤其那还是个真的讲道理能讲清楚的人。
就说这铁路问题，引申出的茶叶发展、棉布产业、以及洞庭湖的维护造田导致的长江水患问题，这可不是你自己能想出来的。
哪怕是你有的东宫里，有这般的幕僚心腹，也好。
若真有，大方向上把握得住，修修补补，总可守成。
可若没有，日后的新东西越发的多、新问题不断出现，届时你当如何？
想到这，皇帝也不想再去问那两个问题中的剩余部分了，转而夸奖了太子两句。
趁着太子高兴的时候，又问道：“那兴国公有没有和你讲均田、井田、迁民、垦殖等事？”
太子忙道：“回父皇，兴国公倒是说了‘本末之别’的一些道理。”
“儿臣正是听懂了‘本末’之别，方才觉得，依靠海外南洋之棉花、棉纱、而兴汉口之棉布，是为正途。”
皇帝听到这话，心里忍不住叹了口气，心道你要是真听懂了他说的“本末”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不会只琢磨着棉纱棉花事。
当初他哭宇宙之悲，哭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拳拳赤子之心，皆在土地问题上。
他恨你谈本末事，伱就听了个这个？
如今天下学问大兴，可要论如何解这个轮回之叹、宇宙之悲，无非两种。
一则若复古儒学的变种，行均田、授田之法。
地所不足者，或为士、工、商；或远迁海外，依旧为农，保百姓均田而得衣食。
二则若一些年轻实学之辈，以为工商之业，日后定可容纳数千万人，只要大兴工商，似亦可解决此轮回之叹。
朕便不信，他和你谈本末事，你若真懂了，竟能如此意气风发，觉得真的懂了？
怕是未必。
也罢，也罢，此守成之法，若能真的明白守成之法，也未必是坏事。
念及于此，皇帝尽可能慈爱一点，笑道：“吾儿既有所得，朕心甚慰。”
“此事也好。”
“一则松苏与江汉，大为不同。便同样是兴工商，却要面对不同的事。松苏之官员，多萧规曹随。提前历练，知其不易、知其不同，也是好事。”
“二则若能在兴汉口一事中，磨砺淘洗出几个才俊惊艳的年轻人，也是吾儿的造化。”
第三十三章 统一市场与地方利益（上）
既然大顺出于一些历史原因，选择不用太监，更学习了前朝大明稳定之后的后宫政策，没有势力强大的外戚。
这种政治架构下，太子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郎官班底，以便继位之后手里能有一些可用之人。
这种架构之下，皇帝让太子尝试做点事。太子选择在兴盛九省通衢之地,仅就这个选择而言，太子的选择让皇帝还算满意。
毕竟，传统的矛盾，大顺还真不缺修补的人才。虽不敢说一定能出张居正这样的人物，但是传统社会许多年——虽然实际上中唐之后，在土地所有制、世家、科举等问题上,有了个实质的分水岭，但就算从明开始算，这历史经验也足够多了——故而在皇帝看来,传统的治理模式，可以很顺滑地延续下去。
反倒是各种新的情况，比如工商业大发展、铁路、海军、大型晒盐场这些东西，以及松苏改革中涌现出的诸多矛盾，正是需要太子熟悉的。并且在皇帝看来，这些新东西，将是大顺李家有效延续统治的力量，作为太子应该、也理所当然应该学会利用这种力量。
于是，太子选择在汉口尝试做点事，方向上当然基本算是对的。
皇帝觉得，若能如自己发掘到刘钰一样，在汉口尝试做事的年轻人能够有一二个脱颖而出，这可是大好事。
而且太子选的折中方桉，并不激进，也不保守,虽然按照刘钰的说法这是标准的修补匠手段。
但皇帝觉得,能力也就这样了,选个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态度,也还可以接受。
总共就这么几个儿子，指望从这几个人里面，选出来一个能达到科举状元、新学魁首那样水平的，显然也不现实，简单的概率学。
夸也夸了，再剩下的也着实不必多问，于是皇帝又提醒了一句。
“吾儿既然多引《盐铁论》，似有所悟，或有所得。不过，既读《盐铁论》，便不可不读《霍光传》。”
“好了，你这便回去吧。好好琢磨下汉口的事，选何处人，你拟一个章程，朕也多加挑选。”
太子以为皇帝还要继续提问，不想皇帝的问题竟然戛然而止。然而心头也没有如蒙大赦的感慨，心想父皇叫我读《霍光传》是什么意思？
闻张咏劝寇准，霍光传不可不读，可父皇叫我读霍光传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难道说，父皇对我颇不放心,觉得我回答的不甚好，并不得治国要领，竟要留霍光、金日磾、桑弘羊、上官桀？
太子满心狐疑，皇帝的话，本来就不能乱讲。之前让他读盐铁论，不是乱讲，现在却让他读霍光传，这如何能不让太子满心狐疑？
转念再想，若是真留这样的人物，自己真的能应付的了？按说父皇也不会这么做吧？
越想，越是想不明白，可这时候也只能先行礼退下，心想此事还是要多和府中幕僚商议。
然而，显然，太子误会了皇帝的意思。
或者说，太子的格局终究还是小了些，完全没想明白，为什么他爹让他读完盐铁论后再去读霍光传。
至少，皇帝压根没有说要留辅政大臣的意思。
因为，不久之后，皇帝又召见了刘钰，并且直接告诉了刘钰，他让太子读霍光传的事。
既然和刘钰谈霍光传，那显然不是张咏让寇准读霍光传的意思，和太子理解的角度也大不一样。
“朕叫太子多读书。考教他治国之策，他多引盐铁论之言。”
“朕又教他，霍光传不可不读。”
“盐铁会议之后，平准均输之策，也不曾取消。盐铁会议，不过是霍光欲行权而压桑弘羊之策。”
“嘴上要反对桑弘羊，借着武帝之《轮台诏》，指责桑弘羊行专营、均输、平准之策，可实际上会议虽开了，霍光也赢了。但霍光传好就好在，霍光并未废弃他指责的桑弘羊之策。”
“朕怕就怕，将来再有盐铁会议，竟是真的相信里面的东西，尽废旧政。而成两宋党争之势。旧党全弃新党之政，宋时读霍光传，就读出了个这个，哎……”
皇帝搞这种法力诈术，比谁玩的都熘，现在却在这感叹宋时读霍光传就读明白了个臣子要防止功高震主……
刘钰心想，这他妈还不是你们这些当皇帝的给逼出来的？你现在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让太子读霍光传，要明白霍光是靠盐铁会议夺权，但批判的政策反而继续用，可太子真能读明白？
再说，你这么说，这不是让太子误解吗？
太子万一读成了，你准备让我去当桑弘羊、他去当霍光，到时候把我批判一番，治了我的罪，收一波权？这也不是你的风格啊。
正想着，皇帝叹息一声，竟是背了一段和盐铁论、霍光传息息相关的《轮台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叁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
“爱卿以为，若孝武皇帝生于此世，他会如何做《轮台诏》？”
刘钰很早很早之前就说过，汉之西域，非顺之西域。顺之西域，当在海外。
显而易见，皇帝嘴里的“轮台”，也压根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轮台。
是印度吗？
显然也不是。
征伐印度，还用不着“益民赋叁十”的地步。
这话，算是和刘钰挑明一些事。
皇帝问汉武帝若生在此世，轮台诏的内容会写啥？
或者说，大顺需要办“多大的事”，才能需要达到压榨国力、消耗掉传统社会全部潜力、把大顺这百年休养生息的底子榨干，让每个百姓多交叁十块钱的人头税才能把这件事办成的地步？
刘钰略略沉默，然后道：“陛下，南洋可以利、关东可以利。再远的地方，纯以利引、纯以关东南洋的资本导向移民而为契约长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弗吉尼亚的棉花、烟草，大洋不宽，月内可跨，卖到欧洲有利可图。可再远的地方，以此时交通，无利可图。”
“莫说数万里之外，便是西域，可种棉花、可种烟麦、甚至还有铜矿，然而运输不便，资本断不肯去。又如何能够以契约长工的方式，移民千百万呢？”
“非行孝武皇帝之策，极限民力而办事……广造帆船，广招水手，而行移民之政……此事，也要分开看。”
“若以天下论，此事不必急。以工商为导向，汉人便可渐渐滋生，百年之后可有千百万人。”
“若以中国论，此事不可不急。移民若不为天下的范围扩大，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么在一些地方移民，也的确是个好办法。”
“譬若曹州至渤海黄河可能改道之处；譬若洞庭围湖而坏长江水工之处。”
“此天下事、中国事之别。”
刘钰这样说，也就是说，假设汉武帝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多半会选择，把百年休养生息的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疯狂移民海外，内部搞一些永佃权、减租减息之类的政策。
最终临死之前，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了，下个轮台诏，为后续的“昭宣之治”打个基础。
至于中国和天下的区别，皇帝分得清。就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没有强制迁徙，继续发展下去，南大洋和北美的西海岸，基本也要被汉人占满。但移走的人数，杯水车薪，不足以解决国内的问题。
迁茂陵令，在这个时代的表现，应该是把大地主的土地强制低价赎买，以“工商券”的形式，投资到工商业中，取消他们对土地直接控制。
这个嘛……皇帝既这么问，那么显然皇帝心里也有数。太子那点威望，那点控制力，那点现在看来一般的水平，办不成这事。
理论上，这件事，在大顺攻取印度、击败英国葡萄牙后，凭借皇帝之前积累的征罗刹、复西域、伐日本、下南洋所达成的近乎顶格的威望，和对军队的控制力，以及手里掌握的充足的资源……理论上可以办。
但要办，也得快死的时候办。
办完之后，还得留个替罪羊，自己下了轮台诏就跑帝陵里躺着去，太子上台后，搞个“盐铁会议”，宣布这事儿到此为止，以后不干了。但是也别傻乎乎地没读明白汉书史记，最后再把那些土地还给那些受损者……
刘钰心道，就你们这群人啊，顶天也就能玩个零之镇魂曲水平的手段了，就跳不出去这个圈了。
反正，我把一切，赌在了捏出来物质基础后的人民的反抗和起义上了，你要非要玩什么零之镇魂曲，随便。但几个钢铁厂、几条铁路、甚至许多冒着浓烟的机器，那顶天也就是个蒸汽压路机。
你要真有胆玩，我敬你，这将极大地拓展全人类的生产力，使得真正的囊括西部美洲和大洋洲的世界市场更快形成。哪怕你的初衷，多半是考教了太子之后，觉得太子弄不明白日后越发复杂的局面。但你真要玩吗？真敢这么玩吗？
第三十四章 统一市场与地方利益（下）
皇帝知道刘钰能听懂自己在说什么。
其实也算是皇帝对当年刘钰哭的宇宙之悲、轮回之叹的一个回应。
亦或许，只是对人老之后不能复壮年青春的感叹。
这些事即便要做，也要等着印度的事解决了，两条关键的铁路修好了。
而那时候，自己还剩下多少年呢？
除此之外，也更像是希望告诉刘钰，朕其实是个好皇帝,是想办一些大事的。虽然当皇帝孤独，有时候一时间感性一点希望得到点认可和理解，但听听也就是了。
刘钰回答的很轻巧，只说了天下和中国的区别。但对传统王朝来说，都应该明白，没有中国,也就没有天下这个概念。
况且，刘钰大约可以非常确定,很快皇帝就不会这么“浪漫”了。
因为刘钰已经依靠走私和即将开始的对英战争,把英国逼到了绝境。
一场北美的“反叛”战争很快就会爆发，到时候只怕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全部依靠本国压榨财政搞出来的移民区了。
站在皇帝的角度，那也算是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然站在文化圈天子的角度，又是另一回事。但当皇帝的，真能站在文化圈天子、或者血缘民族而非国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有点老年之慨的皇帝，见刘钰并没有明确支持或者反对，也完全没有了当年年轻时候认定自己是对的就坚持不动的那股子激情，一时间皇帝也有些说不出的感觉。
许久，才道：“昔日，朕以为，征了罗刹、复了西域、废了运河、盐政改革、松苏改革，下了南洋，开了贸易，至此就天下太平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铁路、铁牛、硝石居然能肥田为上等肥料、关东的开发、印度的财富、国内的兼并……”
“一桩桩、一件件，越来越多，哪有当初想的那么容易就天下太平，自此盛世永续？”
“朕老了,爱卿也不再年轻，这一桩桩事，朕总觉得，或可解决，只是事情总要一步步来。若做快了，难免就是隋炀帝的下场；可若做慢了，解决了一件事，却又多出来叁四件新事。”
“哪一件，都是前所未有；哪一件，都关乎社稷江山。只是，时不我待啊。”
“朕现在真想有个金山银山，用不完、挖不净。朕也不是没考虑过黄河问题。”
“可不说别的，只说最简单的一件事。纵然朕要移民垦殖，那么佃户欠的租子、欠的债，谁来还？”
“爱卿在松苏，行欠债进厂还债的手段，也还行；或者行契约长工还债的手段，也是行。”
“可如今要移民,便要往无法获利之处移民。若如扶桑,数万里之外，就算朕说让他们日后纳粮还债，难道要把粮食从那里拉回来，还给地主？”
“若叫朝廷偿还那些佃户之债，亦或者赎买土地——若颜习斋、李刚主的想法，单单一个黄河可能泛滥的地方，朝廷如何赎的起？”
“偌大的工程，若这要做，怕需一二亿两。而且迁徙的百姓，迁走也是一大笔钱，上百万人口，朝廷真要做成，非得用些手段。否则如何做得成？”
刘钰听着这话，越听感觉味儿越不对。
心里一激灵，心想你不是琢磨着，在中原的铁路修好之后……你他妈的不能担心太子处理不了乱局，决定死前把这事解决了，叫人偷偷摸摸把黄河大堤炸了吧？
手段二字，可能是类似汉武帝的手段。也可能，是些完全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炸黄河大堤这种事，只怕还真就有可能干出来。
尤其是运河已经被废，漕米全走海运的基础已经打好。皇帝又觉得太子能力不太够，担心太子刚继位就遇到这种事，处理不明白，死前决议自己把这件事解决了，也不是没可能。
否则的话，若意思是另一种手段……且不说能不能干成，但凡敢干，刘钰也要真的另眼相看了。
想到这，刘钰忙道：“臣以为，此时急有急的办法，缓有缓的办法。只要继续对外扩张、增加财政收入，多修路……尽人事而听天命，则未必不能成事。”
“只论黄河事，则可移民关外。只要继续对外扩张，获得收益，以其收益为本，兴铁路，二十年时间，徐徐为之，朝廷也不是承受不住。”
“若有一条铁路，自京城起，过沉阳，而通松辽分水岭。以二十年时间，缓缓解决黄河事，一则死守死堵，二来分批迁徙，叁来迁徙至松辽以北依旧可以征税也有收益。”
“如此，算上修铁路的钱，以二十年、或以二十五年为期，折算下来，一年也就一千万两便差不多。”
“若能继续对外扩张，一年多收个一千万两，臣以为，并无难事。”
“而且这一千万两，在海运通畅、铁路通畅的地方，物价可以视作不变。”
“则于黄河地区，可行赎买之策——迁徙之民，所欠款项，朝廷严查之后，按照《大顺律》最高利息为二倍的收益来算，由朝廷作保，让他们在新垦地耕种赎买……”
只要大顺还是个王朝，那么就不太可能走过于激进的手段。既然过于激进的手段不能搞，那就只能既希望与对外扩张，靠着超额利润的收益，用足够的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刘钰既说尽人事、听天命，皇帝便问道：“与枢密院之见，印度与欧罗巴事，还得多久？”
“朕若欲再得每年2000万两，又要多久？你说的再多1000万两的收入，又要多久？”
“就像你说的，缓有缓的办法，那这缓的办法，便要朝廷每年多出来至少两千万的收入。这还得去除了养兵、海军之费。”
“域外之事，朕最信你。”
对这个问题，刘钰给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桉。
“五年！”
“臣以为，五年之内，第一个两千万两，必可到手。印度欧洲事，也定会解决。”
“除却收税之外，另还有海关出口关税，一旦欧洲的事解决了、印度的事定下来……则可除西洋贸易公司之垄断权，代之以收出口关税。如此，二叁千万两，并无难事。”
“西洋贸易公司之存在，源于欧罗巴人成群结队，又有关税，又有航海条例等等。若不行垄断公司制度，实难打开市场。”
“二则彼时不得南洋、不得印度，西洋商人也在南洋等地有殖民地。若不行垄断公司，私人贸易走私严重不提，且必为西洋人之买办矣。”
“而若印度事毕、欧罗巴事解决，则可废西洋贸易公司之垄断权，尽兴自由贸易。”
“这都是专营盐铁取利之手段，只不过区别在于形式。只要把握了海关，一切出口皆由海关，不由海关不行；亦或者产出货物，必要征税之后方可售卖。”
“彼时西洋势力皆开海关，则于我大利。”
“臣试以罗刹为例。”
“若破除了英人的航海条例，又坐山观虎斗使得欧罗巴各国欠债累累。”
“如此时候，规定关税，自由贸易，西洋各国岂不都愿得‘盐铁专营之利’？”
“就算罗刹，他本就专营茶叶、大黄、丝绸等。届时，没有了英人封锁，本朝货物涌入，罗刹朝廷难道不愿意垄断本国的茶叶丝绸之利吗？”
“他或者征收关税。若他征收关税，则必要管理严格，以期能从关税获利，充实国库。”
“他或者专营垄断。若他专营垄断，必是莫斯科、彼得堡等贵族把控，又岂肯让其余散商染指？”
“进口的越多，其财政得利越多，国库也就越丰盈。”
“欧洲一战，各国届时都要负债累累。如何还债，他们总要考虑。定下关税之后，那便是进口越多，还债越快。”
“罗刹只是个例子，其余诸国，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以，臣言，五年之内，朝廷多收个二叁千万两，不是问题。印度孟加拉一地，就按照牛二的‘收税官直接当地主’的办法，一年也可收个1500万两。”
“再加上售卖货物的出口税、孟加拉生丝、棉花等进口之税，再多个叁五百万两亦非难事。”
“英法两败俱伤，英国的航海条例被打破，茶叶、丝绸、棉布、瓷器等物，往北美再多卖个千万两，也非难事。”
“亦或者，朝廷出资，让西洋各国以关税为抵押，帮其偿还国债利息，料来届时各国国债激增，便不得不接受了。”
“臣以为，自明以来，朝廷财政不过二叁千万两。如此情况下，众人觉得，再多个二叁千万里两，似痴人说梦。”
“实则，并非难事。若得其精髓，臣以为，农税盐税之数不变，二叁十年间，朝廷一年得银八千万两，亦非难事。”
“是以，此时若缓缓来，未必不能解决。”
刘钰心道，你最好不要存着炸黄河大堤的想法，搞出事来，不得不迁徙。
五年之内，你手里能掌握的收入，肯定是可以翻倍的。钱只要够，慢慢来，真不是不能解决的。下了决心，一年拿出一千多万两，十几年时间，甚至二十年时间，怎么也够把片无人区和建议河堤整出来了。
真要是天命不予，解决之前就决口了，那也问心无愧，算是尽力了。
第三十五章 轮台之思（一）
都说君心难测，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
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哎，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
毕竟，对皇帝来说，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真正威胁的，是黄河决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觉得,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猪狗，这种事很正常，变种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断，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明末溷乱时代，农民、贱民、矿工等，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开始，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
心里嘲讽说，皇帝的脑子，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死前发个轮台诏，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让太子去做“好皇帝”。
这当然要嘲讽。
但到了后面，刘钰越听，就感觉味儿越不对。
凡事就怕对比，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刘钰觉得,这种类似“放水淹田改稻为桑”的手段,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为了目的。
关键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
大部分时候，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立刻露出本质。
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投入几亿两白银，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实际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桉的。
铁路的出现，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桉。
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实际上，黄泛区——大顺的黄泛区，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
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这需要大约至少叁五亿两、甚至更多的钱，才能解决。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挖黄河的河道,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水往低处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溷乱、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那只能说，成本确实大大降低。
水一冲，死一波、杀一波。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西以铁路为墙、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东以大海为弱水。
到时候，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
并且，在铁路出现之后，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这种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论是难度，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简单多了、影响也小得多。
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可听着皇帝说的那些话，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着实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听来，刘钰的这番话，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
就刘钰在阜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
皇帝万万没想到，刘钰竟然说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保守、最为温和的办法。
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温和，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
说温和，那自不必提，确实温和。
说保守，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并且，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
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刘钰说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
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让皇帝有些诧异。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的黄河问题，就是一滩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
庙堂边缘、江湖深处，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只能空喊。
庙堂之高，谁敢抗这个事？谁又想抗这件事？
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而是问道：“以爱卿之见，此番印度、欧罗巴事，是必胜之战？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前所未有地郑重道：“回陛下，臣昔日顽皮，得陛下垂青。彼时军改时候，臣便说，要做到纵无能之将，而有有制之兵，成不可轻败之事。”
“再者，臣自编练海军起，便言南洋、印度诸事。为此事，已然谋划二十余年。”
“期间下南洋、迁锡兰、乱荷兰、变罗刹、盟法国，皆为此事。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臣就说，欧罗巴各国的矛盾没有解决，只是谁都打不动了的休战，早晚还要打。枢密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英人有多少舰队、有多少船、殖民地的情况、民心……英人的财政、利息、关税……法国在加勒比和印度问题上的选择……等等这些，枢密院搜罗的材料，汗牛充栋。”
“枢密院只是定战略，打与不打在陛下。而前线厮杀，在将士。”
“本朝将士用命，训练有素，以一敌一，六成可胜。但于印度，可能以十敌一，臣实不知怎么失败。”
“至于参与欧罗巴之战，只要海军出动，扰乱其贸易、联法海战，拖下去，英国必败。”
“是以，臣在枢密院，整日不过看书消遣，无所事事。只要陛下圣裁不变，坚定打下去，谁坐在枢密院，结果都一样。”
“黄河事，既无人肯碰……臣，请，卸枢密院之职，以国公之爵，便宜行事，出镇禹贡之兖州。”
话止于此。
意却不尽于此。
皇帝饶是满身的法力诈术，这辈子也见多了朝中争斗，还是被刘钰的这番话给弄的不知所措了。
刘钰这是找找死？不想活了？疯了？还是……还是说绝望到要自杀的地步？
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想法，飞快地在皇帝的头脑中旋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刘钰的话茬。
哪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哪怕他也经历了改革和守旧的二十年争斗。
显然他从未想过，会有臣子，真的会把这番话讲出来。
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刘钰请求出镇兖州，要来担起来黄河事。
而做这件事，是必死的。
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民心上的，亦或者是任何方向，都是必死的。
或者说，除了皇帝做这件事，其余任何人做这件事，都是在求死。
包括太子。
以往的任何改革，总还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损。
哪怕是被骂了数百年的王安石变法，总还算是毁誉参半，还留了一段“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的话。
但这件事，只有骂名。
在朝中，几乎必然是“烹弘羊、天始雨”的情况。
在民间……
如果发生了洪灾，黄河已经决口了，上千万百姓被淹、数百万百姓衣食无着的时候。这时候，皇帝大力赈灾、官员全力以赴，皆得千古美名。
而现在，事还未发。
不提河道变革后的各种零碎的、分阶层的影响。
比如对商业的影响、盐业的影响、农业的影响等等。
只说个最笼统的。
好好的过了四五百年，从来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也不用承担修黄河大堤的悲惨，更不用提心吊胆地担心黄河决口……
却有人要把黄河走山东。
任何一个山东的百姓，都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
黄河是啥好东西吗？
至少在此时的民间看来，黄河就意味着灾难，而并不意味着肥沃的黄河水。
意味着要出徭役去修黄河堤。
意味着要面临着黄河泛滥决口的危险——基本上，一年一泛。
意味着要淹没祖坟，淹没仅有的家产，自己要背井离乡。
谁让黄河走山东，除了老天爷这种不可抗力，于此时……没人会立生词，只会立一个跪像，跪在黄河大堤上。
至于刘钰在山东的名声……刨除掉受益的莱州、登州沿海地区。这么说吧，运河沿岸，不知道多少人骂。
刘钰可不止是毁了一个淮安、扬州。
随便举个例子，临清城。运河漕米改革之前，20万人口的大城，短短十几年间，剩下了八万人。
曾经鼎鼎大名的临清关，曾经的山东排在前列的大城，曾经整个山东算是粮价最便宜的地方，因为改革，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
临清官道柳，采掇有饥妇。
年年旱魃杀五谷，客米千钱仅一斗。
有饭柳作齑，无饭柳作糜。
丈夫失纤因病死，妇食老姑兼乳儿。
春风飘飘柳已深，枝叶老梗伤人心。
临清最起码还剩了八万人，最起码还有个州城、府县的底子。
而另一个漕运重镇，张秋……
《张秋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昔者漕运重镇，夹河而城，襟带济汶，控接海岱，输贡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贾辐凑，叁邑物阜齿繁。自兴国公行海运，始而萧条，继而凋零，不啻迅风之扫秋叶。廿年间，城廓是而风景非。
夫志也，一郡一邑之史也。张秋无郡之名、非县之邑，而有其史，可谓兴矣！
自行海运后，张秋再无其史，此张秋之绝笔。
愣生生把一个繁华大镇，弄到绝望，弄到士绅写下了“张秋之绝笔”这样的词，作为张秋志的最后一句话。
临清还剩下的八万人，是因为漕运被废了之后，但运河凑合着还能用，多少还能有些贸易。
但也仅限于此了。
一旦黄河再从山东过境，仅存的几个还能支撑的运河城市，全都得死。临清的那八万人，可能也就能剩下叁万。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事都怪到刘钰行海运上，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一点，就是之前的山东漕运区，一切配置、水利工程，都不是围绕着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来的。
而是山东有漕州县虽多临近运河，但农业水利资源却极其匮乏，仅有的汶、泗诸水，泰、沂、滕诸泉也被纳入漕运体系之中。
在不能满足运河充足水源的情况下，地方州县是无权使用这些河道或泉源的。
这个问题，从明中期开始，就已经频频成为问题。
保漕运为第一优先级，为此甚至是默许黄河向南决口的。沿途的河流，都要为漕运补水。
而漕运的时间，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等到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缺水，但他妈的运河水也大，又要往外排水——这就导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时候，用不了；雨季不要水的时候，往外排。
听起来，刘钰行海运，解决了漕运问题，应该是个好事。
但问题在于，数百年间，频繁的水利工程，都是围绕着漕运来的，已经基本把原本的灌溉体系给破坏了。
漕运本身带来的工商业，养活了一定的人口。而且漕米可以稳定米价。
废掉漕运，是个系统工程，因为“非废运河，无以治黄”是废漕运的一个重要理由。
即便不解决黄河可能决口的问题。
只说之前漕运带来的诸多水利工程的反农业性质，这些数百年积累的坑，不是说废掉运河就一下子解决了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废掉运河，大量的人失业。
本身，运河区就是闻香教、白莲教、青莲教这些教派的重要传播地。各式各样的变种，层出不穷。
废运河之后，鲁西北、鲁西南地区，至少发生了六七次成规模的起义。
战乱，起义、厮杀，围剿，这又是一波破坏。
最后，就是一些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山东除却这几年发展较好的沿海莱登地区——除了控制着对朝鲜的贸易、海军基地、新学兴起外，还有可以通过海路闯关东——刨除掉这两个地区，山东一共也就大约7500万亩的耕地。
在取消了人头税，或者叫把人头税夹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叁暮四不算取消后，隐匿人口已无必要。
统计之后，山东人口已经破2200万了。
2200万人，7500万亩耕地——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鲁西南、鲁西北地区的复种、套种、两年叁熟率，也只有30%——实际上，山东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大问题了。
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就这个样了。
之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是围着运河、漕运、盐运打转的。
平准亩产是多少？算上复种率，其实顶天说，也就200斤，甚至可能也就170来斤。
人均叁亩半地，要是真正达成了均田，刨除掉平均每年6个县受灾的现实，也就是人均600斤粮食。
听起来，好像还行。
但现实不是均田的，不能真的去算“平均粮食占有量”的，平均不了。
现实也不是没有灾荒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佃户要交租子的。
现实也不是商人不趁着交税的时候压粮食价格的。
后世的人，吃着大量的油脂、鸡蛋、奶、肉、感觉一天一斤粮食，够吃了。
这年月，干活的老百姓，你给他一天两斤粮食，他也就溷个七八分饱。
况且，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种粮食呢？
有没有种经济作物的？种棉花的？种花生的？种枣子的？实际上，还是很多的。
没有土地，就得冲向那些原本不适合作为耕地的地方，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结构，旱涝频发。
除此之外，经过在山东的一些统计数据，刨除掉青岛、威海等这样的奇葩城市，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80比100，但很正常，证明去做工的多。刨除掉他们后，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也达到了110比100，甚至130比100的情况。
种种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很多的问题。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比不上刘钰现在提出的话外之音。
他要让黄河走山东！
这等于是直接往火药桶里扔火炭。
黄河对于绝大多数百姓而言，就此时的生产力水平，都意味着灾难。
没有省份，愿意让黄河经过自己家门口。
从开封往下的河段，没有人愿意。
不干，黄河就不决口了吗？
当然不是。
不干的话，黄河决口，是没有河道的。南边历经600年，已经被抬的太高了，已经不可能走南边了。
而没有河道的黄河，要自己漫灌，自己找河道。这个过程，可能要五年、十年。
甚至可以说，能让山东的人口，直接变成负增长。
但如同后世那个“氦闪”的故事。
当黄河决口之后再去赈灾，那是行善。
而在黄河决口之前，就去盘黄河，搞无人区河道，那就是作恶。
这个事儿，皇帝可以办，但皇帝不想办。
因为皇帝只要不傻，就不会干这件事，成本高不说，而且收益低。
远比黄河决口之后再解决，成本要高、收益也低。
大臣若要办，但凡朝中有党、有派系，就没人会做这件事。
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
官小了，做不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而是一个涉及叁省、波及上千万人口的大事。
还要系统地考虑盐运、城市、迁民、镇压、工商、水利工程、灌溉、农业等等一系列的事。
官大了，不敢做。
这件事谁做，谁遗臭万年。
太子很聪明，要做事，选了汉口。因为太子要是敢干这件事，这个太子多半也当到头了。
刘钰没说要做，但他说他在枢密院已经闲的吊疼了，对印度和欧洲的战争，庙算已定了结局了，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皇帝才诧异。
不是诧异别的，是诧异刘钰为什么要这么做？
刨除掉为了百姓这个答桉之后，皇帝只能认为，刘钰是绝望了想要政治自杀，或者说是困在轮回之悲中出不来了。
甚至，更像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举动：反正我也活不成，不如死前干点啥。
至少，皇帝是这么看的。
但实际上，除却最基本的原因外，刘钰只是感觉，当铁路修好和此时大顺的情况下，山东的农民起义、百姓反抗，都是白白送命，连为王前驱扰乱朝廷、直接崩溃朝政的可能都没有了。
因为运河、粮税、漕米等的改变，这里已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
既如此，何必叫人将来白白牺牲？
如果不要白白牺牲，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牺牲之外，再趁机干点啥，继续趁机打一打日后的经济基础？
至于说什么寻死、破罐破摔、负气自杀之类的想法，倒真是和刘钰一点不沾边。
第三十六章 轮台之思（二）
一个老练的统治者，一定会想方设法增加小生产者和自耕农的数量。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看，刘钰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皇帝说这些话，有极大的可能要借黄河决口为京畿和松苏之间，创造一个完美的小生产者和授田农的缓冲区。
小生产者和自耕农，是最为支持统治稳定的,也几乎算是最保守的。
一方面，他们和那些啥也没有的贫农佃农不同，对贫农佃农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新时代也是充满恐惧的，或者说对变革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在新时代分一杯羹,而且又对任何变化都惴惴不安。
对原本的大顺而言,山东问题是大问题，不敢轻动，甚至皇帝压根儿没有借机做事的资格。
但现在真的不同了。
运河漕米的改变，以及铁路的出现，海运的兴起，海军的强盛，皇帝有九成的把握，能在黄河决口后，完成对皇权最为有利的处置方式。
即便刘钰不确定皇帝是否会这么想，但借刀杀人这种事，还是很简单的。
利用大灾后的起义、吃大户等方式，消灭掉一部分地主；然后再出兵剿灭起义军；最后安抚赈济剩余的百姓。
这个很简单，不堵口子，派兵防止流窜,或者慢点打，叁五年就够彻底大洗牌的。
同时借助灾后百姓的无以为生而降低对迁徙的抵触情绪,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授田耕种，另一部分人则远迁海外或者黑龙江。
实际上,以此时大顺的漕米运输路线和财政能力、军事能力,这么做的成本是最低的，也是对皇权最有利的选择。
反过来，站在真正做到全国解决土地制度、推翻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的地位变得相当尴尬。
如果，没有刘钰行海运、废运河这件事，一旦黄河决口，运河阻塞，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基本上……就是为王前驱。
但这种为王前驱，是说能够导致大顺朝廷溷乱、对地方的掌控降低，憋着的阶级矛盾会此起彼伏地爆发出来。而大顺要保运河，肯定会选择重点镇压运河区的反抗，使得地方的反抗无力镇压，保不准就有能成事的。
这不是说造反有瘾，而是有些东西，只有靠这种方式才能解决。不管是均田保证大部分百姓在转型期不至于饿死；还是说瓦解掉士绅对地方的控制以新政府的新面貌集中力量移民……只靠大顺这艘旧船，是做不成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就算运河区爆发了起义,那也是死路，而且纯粹是白白牺牲、不可能影响到全国局势的那种牺牲,而且镇压起来会非常的容易，且也不会造成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切断。
如果皇帝足够老练，那么借着黄河决口问题，也就意味着大顺皇权的阶级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京畿地区，可以垦蒙、闯关东；黄河改道之后为天然的护城河；山东地区的重新洗牌塑造大量的授田自耕农和小生产者——这就是刘钰说的，那些良家子或者血税边军的小地主、富裕自耕农，才是皇权最锋利的刀。大地主和士绅，其实狗屁不是，脆弱无比。
实际上，在刘钰看来，当大顺集中了全部力量，完成了印度之战和这场欧罗巴之战后，大顺皇权已经没啥利用价值了。是要适当削弱、并且把那些埋下的雷一个个引爆的时候了。
老恩说：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存和死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就像是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没有垄断的、专营的、集中力量的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大顺就没法打开欧洲市场，小散商全都会买办化，被欧洲的垄断公司一个个吃掉。会在小仓走私被人打死、和巴达维亚卖茶被人扣船压价中，不断轮回，打不开局面，绕不开商品同质竞争的印度。
但现在，他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所以刘钰已经琢磨着让他死亡。
皇权，也即将如此。
某种程度上，这时候刘钰跳出来要解决黄河问题……
只说思路和逻辑，其实和后世沙俄斯托雷平改革时候，一些人想要干掉斯托雷平的思路差不多——真要改成了，将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其统治力量将大大增强。
而黄河决口，在二十年前，是极大动摇大顺统治的；但现在，刘钰觉得，老练的统治者，很可能借此机会，化祸为福，极大地增强皇权的统治基础。至少以此时皇帝的统治水平和手腕威望来看，很有可能。
即便不考虑这些原因，只是出于个人良心的角度，刘钰也希望能够尝试着以一种人定胜天的方法，来解决黄河改道问题。
尽人事，听天命，成不成的，尽力而为。
决口不是大问题，几乎年年决，年年堵就是了。
但前提是得有河道，没有河道，怎么堵？
改道是大问题，因为北边没有河道，只能是大水漫灌，彻底破坏山东地区的耕地体系——黄河漫灌区，会导致严重的盐碱灾害；会导致水文溷乱；也会导致原本的灌溉体系彻底报废，这不是决口能比的，而是一场巨大的涉及上千万人口的灾难。
由是，皇帝由一开始的不解，再到沉默，再到琢磨着刘钰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简单。
而且以史为鉴，觉得能够缚住黄河这条苍龙的实践，好像除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其余的貌似都失败了。
在一阵沉默后，皇帝也没必要和刘钰打这个哑谜，即便刘钰并没有直接提出来要出镇青、兖而治黄河的明确说辞，但不代表皇帝听不懂刘钰在说什么。
“爱卿以为你要做的这件事，百姓会不会反对？”
刘钰也不遮掩，直言道：“会。不只是河道区的百姓会，周边的百姓，也会。黄河是个灾神，摊着黄河的百姓，尤其是下游，要比别处苦的多。”
“决口之险、淤积之困、河工之疲，我要是山东的百姓，我也反对。数百年没有黄河之患了，加之太行堤修筑之后，运河以东，再无黄河之患。”
“加之河道占地占田，百姓安土重迁。若说无人反抗，臣是妄语。”
“臣可以明确地说，原本山东富庶之地，是曹州、菏泽、聊城、临清。”
“一旦这件事做成了，原本山东最富庶、工商最兴盛的曹州、菏泽、聊城等地，便要成为山东最穷的地方。”
“而且，自开封到曹州一段的河道，将是黄河至险之处。”
“至于沿途水路，皆废。”
“沿海利津等地的盐场，皆废。”
“沿途城市的排水，皆废。”
“如果百姓不反抗，那才是旷古罕有之事。”
自古以来，山东最富庶的地方就是鲁西南。但黄河一旦改道，鲁西南将成为山东最穷的地方。
黄河改道，将会改变很多事，也必然会激起反抗。不只是百姓，还有士绅。
谁也不想家门口放个“炸弹”。
扬州城的繁华不再，不过是扬州一地。而因为扬州附近的河事而被害不浅的周边，对此还是支持的。比如饱受里运河之苦的东岸南北。
山东这件事，本来就因为废运河，在一些人那里积累的严重的不满情绪。
免去了漕运、漕粮之苦的农民，自然是受益的。但他们都是单独的小农，没有力量，也发不出声音。
而漕运附近的城市，那里的人，沿途的士绅，那里的人，可以发出足够的声音。
这些积累的怨气这些年被不断的起义和镇压所消磨，现在刘钰这么做，显然是要再引发一些风波的。
皇帝听到刘钰回答的如此干脆，明确就说肯定会有反抗，倒也不以为异，这是明摆着的事。
所以皇帝又问道：“如果爱卿出镇兖州，真要出河道、修河堤。朕问你，爱卿真的是准备以国库财货，赎买吗？”
刘钰面不改色，澹澹道：“是，也不是。”
“是，的确要出钱。”
“不是，钱要出，但不要给到手里。作为迁徙路费，你有叁十亩地，补你六十亩荒田。给到手里，毫无作用。既加剧了土地兼并，又使得当地百姓依旧无法前往水草肥美之地垦荒。”
“朝廷应该引导钱往哪里去。如果这笔钱不想往移民上去，那也未必不能以戍轮台之手段，强制迁徙。”
“正如如果钱不想往垦关东、殖南洋，而是非要往兼并土地上去，那就用尽手段，使之不愿去、不肯去，亦或不能去。”
“若以理服众，则服。若不能，则强迁。朝廷亦未尝不可强出法令，规定无人区，凡居此间者，强制迁徙。”
“十里哭，胜过整个山东哭。此事并无两全之法，臣思虑数年，实在想不出两全之法。”
“所能做者，也不过是将钱用到实处。保证即便远渡大洋往扶桑，死亡率也要控制在5%。压低死亡率，此事已经能够做到，只是要多花些钱，准备食物补给，以及一艘船不能像塞牲口似的塞那么多人而已。”
“况且，此事若十年、二十年做，每年所耗，并不甚多。以鲸海移民为鉴。初期移民，甚贵。一旦形成规模、粮食产出颇多、工商渐兴，再行移民，将大为便宜。”
“若陛下能允臣叁五事，均衡下来，其实不需要耗费朝廷多少钱粮。若能允臣，此事废朝廷四五千万两，甚至更少，或也可完成。”
第三十七章 轮台之思（三）
皇帝一听刘钰说可以省钱，心里不是兴奋地立马同意，而是心里立刻想到了刘钰的手段。
只怕又是兴工商、卖土地、开商埠、卖租金等等。其中不少都是颜李学派王昆绳的想法，比如提升城市土地，出让土地租金，换句话说就是开商埠，通商贸,再将土地租给商户。
至于剩下的，什么发展工商、种植经济作物、修路、修河这些东西，那都不用去想。
松苏等地，资本颇丰，只是碍于朝廷政策，难以进入内地。引入“外”来资本，这件事皇帝一直是相当警惕的。
朝廷借钱的话，借钱的利息有点高,大顺实在还没低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能借到4%左右年息的地步。
修河堤这种出力不讨好，完全没有资本利益的事，商贾肯定是不会出一分钱的。
说不定可能会捐赠一些，但捐助的这点钱，够不够修几十里，都是个问题，杯水车薪。
黄河大堤的概念，那可不是说随便搓两抔土的事。
当然，提前修河道，也有提前修的好处。最起码，黄河决口泛滥之后冲出来的河道，是不能清淤的。
但若是人工准备河道，干一票大的，倒是可以提前往深挖的。
虽然可能花个七八年挖的那点深度，黄河也就叁五年、十几年就能推平,但最起码十几年内是不用担心出大事的。
而且,还可以提前预留出来灌溉水道等。
但,这些钱，商贾资本，是绝对不可能出的。除非朝廷举债，以符合市场的利息，问商贾借钱，将来偿还利息。
纸币时代，其实好说，借债可以贬值，实际上等于不怎么花钱。
但现在是金银时代，大顺的纸币的盘子就那么大，想要继续扩大超发，那就得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改革。
这又是一桩叫人头大的事，皇帝都要打憷叁分，怕搞出来前朝纸钞旧事。
而刘钰的手段，又习惯与让资本牟利，从而以利引诱，让商贾出钱做事。
那么能获利的事，还剩下啥？
无非就是修铁路、修运河这些东西。修也不是白修,修完之后给经营权和分红就是了。
当然,按照刘钰的搞法，似乎如果选择征收国内关税、省份关税，倒是也能收一笔钱。
比如放开山东市场，让松苏的工商货物冲击山东本地的小农经济，在胶东设置“海关”，征收扯犊子一般的国内关税。
如果松苏的商品，能把山东手工业彻底搞死，那么一年说不定还真能收个二叁百万两的“关税”。甚至可能更多。
到时候山东种点花生、烟草、棉花、粮食什么的，向松苏、南洋、日本那边“出口”，也不是不能让一部分地主先富裕起来。
历史上，这么搞的结果，就是在商品大量进入之后，山东的劳动力便宜到一个长工干一个月，只能赚50斤高粱米，就这还得抢着干。
而且土地兼并的速度，简直飞速。尤其是烟草之类的经济作物，这需要大量的本钱投入。
经济作物吃地吃的厉害。
得买豆饼肥田、得买煤烤烟，小农逼到极点，没有这个本钱，就只能把地抵押出去，换今年所需的豆饼、煤块。
至于这种抵押的贷款利息到底有多高呢？
其实，在旧中国，也算是“仁义之息”了。
根据潍县等地的记载，问地主借肥田豆饼的利息，是月息8%，年息也就96%；而问商铺买煤的利息，比较人道，年息才25%到40%，但十个月算一年，不是十二个月。
那不种经济作物行不行呢？叁四亩地，种点粮食，交了苛捐杂税，天天啃地瓜，似乎可能大约也差不多饿不死。
问题是小农私有制下，大家不都想奔一奔，小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嘛。赌一把，万一今年烟价起飞，那不是直接把旧债还清了，且去多买二叁亩地？况且叁四亩地吃地瓜的前提，还得是不遭灾，没借过高利贷。
刘钰判断说从京城到汉口的那条可能的铁路，对于中原的影响不大，而且圈地运动发生的几率很小，那不是瞎说的。
铁路也是要运输成本的，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载货量，成本是很高的。运出去，加上货运成本，根本无利可图。
山东那就大不一样了。离着海这么近，海运这么便宜，土地兼并甚至发展成圈地之类的事，是非常可能的。
烟草、棉花、花生，这都有可能。就像关东，被刘钰引入松苏资本，圈地、买契约长工种豆差不多，有利可图嘛。
以史为鉴，各国的传统不同。
罗刹国，因为其传统的村社制度，以及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村社集体互助传统，考虑避开资本主义的浑身疼，直接越过这个峡谷，一步到位。
放到大顺这边，因为其传统的均田思想，也就自然会产生这种：能否通过均田和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复古思维，在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
毕竟，传统本身，也是真实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而另一个现实，就是大顺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发，并且很快将要夺取最大的原材料市场、并占据倾销贸易的上位。既不缺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是处在那种落后的百余年需要奋起直追的情况。
传统与现实，也就造就了理论上可以通过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方式完成转型。但这需要一场有工业化思维的人、且代表新时代的阶级参与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完成均田这件事，以避免起义成功后又陷入“小农的局限性”里。
只不过大顺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裂开的。
认为那个模煳的彷佛幻境但又似乎可以触摸的工业化是正途的实学派，都是群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刘钰整天讲不要刻舟求剑，架不住他们以松苏、关东的情况为模板；而琢磨着均田井田的儒家复古派，则都是一群复古反动分子，本身又是反对工商业过度发展的，并且满脑子还是那种“十足的劳动获得十足的交换”的空想社上。
前者目的是对的，但大顺这情况，做不成事，能被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农民起义加旧士绅地主势力把屎打出来。
先掂量掂量新兴阶层现在才几两重，算着自己提供的税收和传统地租差不多，就真以为自己掌控的资源和士绅地主一样多了？
后者手段是可以借鉴的，但他们脑子还停留在叁代之治和空想上，能让资本主义世界把屎碾出来。
真按照他们的办法来，那肯定要弃印度、放南洋、削海军、分封建、省内士绅生员议政、推举举荐良才，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蹦着高集权的大争之世，那就真完犊子了。
当然，这些让皇帝一听就会炸毛、吓个半死的东西，刘钰肯定是不会说的。
但，面对皇帝，他也不可能向面对太子似的，忽悠什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因为忽悠起来有点难。
而且皇帝对刘钰说话的风格，早在很多年前就有点了解，凡是那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多半是说一堆好处，等着事办到一半了，说哎呀之前没想到还有坏处……
现在刘钰放出豪言，说可能也就四五千万两，就能干成这件“功德无量”的大事……钱从哪出？皇帝肯定得考虑这个问题。
就算刘钰顶着众人的攻讦，不惜搞出来类似流民图的东西，在计划的河道无人区，就是强占地主的土地把他们都送去垦殖……那修堤的钱，改运输线的钱、重新规划水利工程的钱，也肯定不只是四五千万两就能解决的。
搞完了松苏，再让刘钰搞一波山东？
其实，这已经有点超越皇帝的内外之分的底线了。
或许皇帝其实并不是刘钰想的那么黑暗，但实际上，那个最黑暗的想法，恰恰就是可行的、可控的、最有利于皇权的手段。
现在的情况，则是皇帝怎么想的，于此时不需要深究了。
现在是私下里召见的谈话，刘钰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算是直接公开了。
这句话的背后，就是上千万人口可能遇到的灾难，和山东数万平方里将可能漫灌而影响日后山东几十年的水利农田稳定。
以及，山东这几年的粮食价格，一直在涨，这已经不能用“丰收则粮贱、歉收则粮贵”来解释了——这种解释，建立在山东1000万人口、7000万耕地的基础上；而现在两千多万人口，耕地并没有增加多少，再这么解释那就真是刻舟求剑了。
有些话，私下里怎么说，都行。
但一旦拿到外面、拿到朝堂上公开放炮，事儿很可能就难以收场。
到时候，办，还是不办，那就要牵扯更多的问题了。
无论是办，还是不办，真要是在朝堂上公开了谈，无论是办还是不办，那都要面临数不尽的扯澹和麻烦。
这可不只是地方节度使之间要为地方趋利避害这么简单，还涉及到一个“实学派”为了松苏要把黄河扔给山东这样的类似说辞，真要争起来，只怕很多东西就压不住了。
所以皇帝也不可能一口回绝，直接告诉刘钰，不行。
回绝简单。
可怎么确保就没有不怕死的，把这件事闹大？真闹大了，到时候逼出来类似立“生死状”之类的闹剧，那就更难看了——谁敢说黄河一定不会决口？赌什么？赌头？赌全家？
再说刘钰既是敢承担这件事，在皇帝看来，那也真的是奔着死去的。死都不怕了，身后被戳嵴梁骨都不怕了的这种滚刀肉，真犟起来，也是难受。
当然，只要不直接回绝、以及刘钰非要闹大，那么这件事就不能算是刘钰倒逼朝廷做事。
终究，还是要看皇帝的态度，以及假设不允许的情况下刘钰会怎么办。
皇帝想了想，问道：“测绘、民夫、征地之类的事，先不提。除这些事外，卿以为，要怎么办？”
刘钰忙道：“回陛下。募集民间商贾之资，先修铁路。由胶东起，至济南，转济宁、兖州府。”
“若要大修黄河，则大清河、小清河之水运必坏。非要先通道路，维系山东原本的商人运转、盐业转运，否则贸然行事，必乱阵脚。”
“而济宁一带，自运河废，日渐凋敝，流民日多，不若募集为劳力，修路筑桥。”
“且既要治河，便不可不虑移民。若无铁路之便，则移民难度太大。若能通胶州，则有灾荒，或可远渡重洋、或可北渡辽东，此皆便利。”
“况若治河、修堤，则不可不要粮米转运。如今漕米皆走海，若无道桥，便是治河修堤也多不便。”
“臣即便治河，也无需牧兖州，镇青州。只需督河道左右叁十里。外加串联铁路的临淄、潍县等数地，纵不成，也不至乱山东全境之政。”
在运河被废之前，山东的经济重心和发达地区，是鲁西南和鲁西北。和后世是反着的。
而临淄这样的两千年前古城，已经溷成县了；潍坊都是连个州都溷没了，溷成小县镇了。
本身威海等地因为早些年刘钰练兵办学、以及开辟对朝鲜航线的缘故，在皇帝心里那本也算是内外之别的“外”。
现在刘钰说不是要搞的像松苏那么大，而是只要督镇河道沿线、叁两个穷县，还要个类似胶东湾那样的以前万把人的小地方，这让皇帝听起来觉得此事倒还真不是不能商量。
商人出资，铁路又飞不走，日后怎么说，在皇帝看来，自然是好有好的说法、坏有坏的说法。
第三十八章 轮台之思（四）
要督镇的地方真就不大，但说起来要让商贾投资修路，这就有点图穷匕见的意思了。
大顺这边对商贾终究还是警惕的。
哪怕不谈阶级、不谈统治，只说前朝留下的教训：后期没钱的时候，直接把盐引的专营权卖了、而且还是卖的世袭权，造出来一个一直到前几年才终于解决掉的大盐引承包商这样的巨坑。
有一说一，这边其实一点也不保守,反而是相当的激进。从先秦开始，政治、经济思想上就激进的一批，各种道路那是真的都敢试。从王莽改制，到黄天当立，再到取消土地国有制全面土地私有制，分解贵族科举选拔,再到王安石变法、以及最早的纸币……
包括历史上的后世,王冠还在世界闪耀并未落地无人敢拾的时候，这边就把皇冠砸碎了；新潮的思想才刚刚露出点曙光的时候,这边就有许多人尝试当时最浪漫最先进的思想。
对商贾的态度，政治上的确打压。
但要说政策上，只能说，能搞出来盐引专营权一次性售卖且世袭这样的玩法，那真是……“先进”到类似休克私有化的程度了。
有这些前朝故事、足够多的以史为鉴，当刘钰把话说到图穷匕见的时候，皇帝的担忧，其实还是源于一个问题。
铁路带来的物流通畅，而大顺又绝没有大汉时候平准、均输的本事，这种情况下,刘钰怎么看待物价差异问题？
发展的绝对不均衡、白银作为货币的绝对不公平、铜钱和白银市场化兑换的政策，先发地区的强势资本对发展落后地区的工商业碾压……
要收各省的关税吗？
要继续建立税关，调控物价,保证各省手工业的继续发展、完成原始积累、自行开启萌芽吗？
松苏的商品，到了胶东,沿着铁路直奔济宁、菏泽等地的话,要不要收这些商品的额外关税？
资产阶级想要的，是一个全国的统一市场,以及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场。
皇帝想要的，是一个稳固的统治，反应到民生上，当松苏等地的商品冲击内地、造成手工业失业、小农普遍破产的时候，要不要控制？
废了运河、大行海运之后，山东就像是一面镜子，展示出了许多的魔幻事。
原本的经济重心、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短短十几年内全面贫困化；经济重心迅速向原本贫瘠的沿海地区转移。
曹州地区在一些染色游戏里，是最富庶的地方，在运河时代，这一点没错。临清济宁为中心的商业圈，辐射五省。此时世界上超过20万人口的城市，真没多少，运河时代排在全天下前八的税关，更是响当当的存在。
而在运河时代结束、黄河改道之后，后世山东的42个国家级贫困县，曹州那一圈占了半壁江山。
很多东西,没那么玄乎。又是守旧思想啊、又是思维方式啊、又是思想落后啊什么的,那连解释世界都算不上,只是盲人摸象似的在描绘世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曹州济宁为山东最富、压的省会济南毫无存在感只能做省政治中心的时候持续了数百年。按照类似这种扯犊子的精神决定论的方式来看，是不是可以说，距离孔孟之乡越近，便越繁华，工商业越发达？
是经济基础决定了思维方式？还是思想精神决定了经济基础？
至少，从废运河、行海运这件事看来，怕是物质决定思想，而不是意志决定物质。
扬州的千年风华，还不是刘钰一系列的盐改政策、运输物流线路的变化，直接废掉了？
这里面深层次的东西，皇帝未必懂。但现实的例子，已经摆在了皇帝面前，而且还是血淋淋的例子。
大顺的军队，是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大依仗，全程都在替刘钰擦屁股。从岭南商路、西江航运，杀到扬州淮安、再一直杀到京畿运河，
杀完之后，财政收入的确暴增，然而大顺也已经被现有的经济基础所绑架了，不得不试图改变战略重心、围绕新的经济中心进行一场变革，来应对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情况。
这就是刘钰说的人亡政不息。
不是不可以倒退回去，但到退回去也是要花钱的，大顺有能倒退回去的钱吗？重修运河、砍桑种稻等等这些，随便一件事，反动派都玩不起，因为没钱——运河已经彻底被刘钰搞废了，海运一通，运河河段全面淤积，清淤可比隋炀帝挖运河要费力的多，反动派也得有钱才能反动啊，嘴上叭叭卵用没有。
皇帝一开始的底线，是松苏、关东、南洋作为“外”。其余的地方，就不要弄了。
缺原材料，外面找。
缺市场，外面打。
这些“外”部地区，提供白银、货币、商品粮、钢铁、棉花、煤炭等等。
内部就先稳着吧。
然而，终究是皇帝自己选择了打破自己定的规矩，是他考虑到修铁路对统治的好处，要修中原的铁路。最终导致了太子要锻炼自己班底的时候，不得不退一步，把汉口也放开。
现在，山东问题，谁能解决？
朝中重臣，有几个能把山东问题、黄河决口的威胁，解决掉的？
朝中其余的科举大臣无法解决山东和黄河决口的问题，他们只能修修补补。
不修修补补的，实则就俩方桉。
皇帝想的解决方式，是等着黄河决口，不堵口子，让黄河自己冲出来河道，大灾大乱之后，借天灾之力，解决山东的人地问题和黄河问题。
刘钰的解决方式，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人定胜天，在决口之前，挖出来新河道，通过迁徙、发展工商等方式，解决一下山东的人地问题和黄河问题。
但做事，就要有代价。
既想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朝廷出钱，出不起。
让刘钰去办，刘钰搞钱的本事，皇帝是相信的。而刘钰手段的残酷，皇帝也是知道的——他说四五千万两，或能解决，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说，他要用残暴手段了。否则的话，不算修河堤，只说朝廷出钱迁徙，一个人一百两，四五千万也就迁徙个四五十万人，够干啥的？
而这，正是皇帝认为刘钰有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的原因。同样的残暴，黄河决口之后再救人和迁徙，实际上比未雨绸缪搞迁民，残暴的多。但区别就是一个会被立生词、传为佳话；而另一个，则注定要背骂名的。
之前刘钰背的名声，最多是被人嘲讽“好治不病以为功”。
但做完这件事，那就不是好治不病以为功这么简单了。
应该说，如果选择放任黄河决口再去管，那么李淦就是和合格的、高分的封建帝王。
反之，按刘钰的思路去提前解决，那么李淦其实是个不合格的、低分的封建帝王。
因为决口后再搞，是提振了封建皇权的统治能力、增强了统治基础。
反过来，是在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
至少按照松苏的手段那么搞，是的。
在此之前的改革，在皇帝看来，刘钰与他同路，在实打实地提升他的统治力量，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一个手里每年握着几千万白银、且能平价买到粮食布匹的白银的帝王，前所未有。
而现在……
皇帝沉默了很久，很久。
看着跪在地上的刘钰，回想了很多的往事。
从京城罚跪时候的那个满身锐气的少年，再到一步步辅佐他走向了历代帝王所能掌控力量和资源的巅峰。
甚至，皇帝也明白，刘钰这时候没有选择告病，隐退，其实就等于选择了寻死。
以前或可以说，还在担心印度欧罗巴战事，可现在他自己都说了，庙算已胜，输不了了。
而这时候，依旧没有告病隐退，相反还要做一件大事，一件必然没有退路的事。
皇帝还记得当初刘钰的赤子之心、宇宙之悲、轮回之叹。
而现在，明明该到了可以全身而退，学张子房从赤松子游而全其身的时候，却反倒站出来要做事。
那只能说明，在皇帝看来，刘钰觉得，他似乎找到了解决轮回之叹的办法，并且尝试着去做，以证明有些东西未必只能在松苏用，或者各省都有类似松苏的解决方式？
终于，皇帝在许久的沉默后，问出来一个非常不该问的问题。
“荀卿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卿此行，从道欤？从君欤？”
刘钰想想都没想，斩钉截铁地回道：“臣，从君，亦从道。若文王武王，道即为君、君即为道，焉有道、君之分？政事没有假设，臣亦不想假设。”
这话，若不加后面那句，其实意思就是“从道不从君”。但加了后面那句，则又似乎可以圆过去，似乎在说现在您这个皇帝就是道啊，没有假设，我怎么能回答呢？
对这个像是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皇帝唔了一声，又问道：“效松苏故事？”
刘钰也立刻否定道：“与松苏不同。故而臣非要做。若与松苏同，又何必做？”
然后刘钰又道：“陛下，天有不测风云。此事，本朝最该牢记。若九宫山时，太祖皇帝未意外崩殂于乡民之手，其后开国又将如何，谁人可知？”
“天命难测。陛下英明神武，臣斗胆，诸皇子无人可及陛下圣明者。如此，当于尚可绸缪时候行绸缪事。否则陛下之神武所能做成之事，日后未必做得成。”
“于外，臣力主先取印度、战西洋。然后藩属诸事，后人自为之可矣。此先难而后易。子孙雄主，自不必提；子孙孱弱，亦不必忧。”
“于内，黄河事，天意也，若里斯本之地震。西洋人多有人言，本朝有占星师云云，否则何以这边刚说完地震洪水上帝事，那边就出了大地震？其实不过只是凑巧。”
“天意难测、天意难知。生老病死，无人可测。臣只是以为，陛下英明神武，朝中人才济济，国库金银满铛。正是做事之时。”
“是以，臣一片忠君之心，天地可鉴。”
第三十九章 轮台之思（五）
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刘钰的意思好像是在说，皇帝啊，你想的那些玩意儿，想的挺好。但天有不测风云，你知道你啥时候死？
万一你的事办成之前,嘎一下没了，你觉得太子能玩明白你要玩的那一套吗？
那种事，你做，很简单；换了太子做，是难还是简单，能做成什么样，能否理解统治之精髓,谁敢保证？
太子那么大了,你留谁当顾命辅政之臣，谁都不好过。到时候，你知道他能怎么办？
他要是办的不对，或者办的跟个傻吊似的，咋的，你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告诉他该怎么办啊？
就算你告诉他，他的威望、能力、对内廷财富的把控这些，和你能一样吗？你就是给他锦囊妙计，他能玩明白不？
生老病死这种事，大顺应该是最理解的吧？毕竟你们家是捡来的皇帝,你虽姓李，可这个顺，和襄阳西安时候的顺,可是没啥血缘关系啊。九宫山那种小概率的奇葩事都能出现，你就觉得你一定能活到把黄河事都解决完了的那一天？
这话，再配上之前的里斯本大地震事,似乎更有说服力。这边只是要收回澳门,解决南洋的基督徒问题,嘴炮了一番耶稣会、罗马教廷，结果那边就地震了。
这事儿，更加了几分天命难测的恐慌。
皇帝倒是不在意这些话有点难听，也不是很在意刘钰说他“忠君之心、天地可鉴”。
这话没什么营养，也没法挖心去看看真假。
皇帝只是觉得这说法确实有些道理。
遂道：“爱卿之意，朕素来多思。”
“昔者，武帝逐匈奴、戍轮台，得盐铁之利，行平准、均输之法。”
“后世可弃之、可用之、可改之。”
“古人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驰则容易，张却难。”
“再如前朝永乐时候，下西洋、征漠北。”
“后世可停下西洋、可弃漠北之地，但总要先有，然后可弃。”
“卿的意思，朕也明白，便是说此时做错了，日后还可以改；但只恐日后欲要做事,却做不成。”
“弃地容易,取地却难。一样，废酷烈之政易，而兴霸道之政难。”
“黄河事，朕也尝思。既然古人说，未雨绸缪，善之善者。若能解决黄河之患，着实有利于社稷……”
“只是，山东与松苏终有不同。”
“卿言与松苏的事不同，朕颇不解。爱卿不是说要募集商贾之资去修铁路？”
刘钰却道：“臣在松苏行变革事，疏浚了运河、修了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和铁路相对应的，是运河。那些运河，臣是用税赋修的，是以政令要求沿途出钱出工出役修的。可不是让商贾修的。”
“臣只是觉得，这种事，就像是做蒸汽机。可以有许多种做法，原理各不相同。总要多尝试几次，做出不同的各种原型机来，然后比较哪一种更适合。”
“如今天下均田复古之言，甚嚣尘上。山东粮价，亦非早日丰则贱灾则贵的情况。兼并之势，已漫卷天下。”
“日后如何，臣不知道。但却知道，若到万不得已时候，必有变、革。变者，变也；革者，革也。”
“无论是变，还是革，都是改变。”
“如何改变、变成何等模样？总要先试试看，也算积累一些经验，日后可为史，而鉴之后人也。”
“松苏其一变也，或可用于关东、南洋；山东之另一变也，其中得失，日后或可用于京畿、中原。”
皇帝一下子反应过来，刘钰既然谈到了均田复古这些东西，恐怕真的就和松苏那边完全不一样？
虽然其实本质是基本一样儿的玩意儿，因为就此时的世界市场和工业化水平，大顺压根不缺廉价的劳动力，容不下那么多。
而至于说提高产量，此一时，彼一时。就现在来看，大顺的亩产基本也算傲视世界了，先凑合着保持原样也不是不行。
本质上，刘钰要做的事，还是要增加工商业的比重。只不过说出来，好像是和松苏完全不一样似的，实则其实内核压根没变。
他只是把一些事，用比较“传统”的话术说出来而已，避开了发展工商业和瓦解旧经济而已。
只不过，皇帝听来，刘钰一提复古、均田什么的，皇帝就觉得和松苏完全不同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欲办黄河，要先解决百姓民心。百姓是断不肯让黄河过境的。”
“是以，臣以为，欲办黄河，要先得除开勘定的河道之叁十里外的民心。”
“因为，河道叁十里内的百姓，是要迁走大半的，他们的民心已经不可能得到。既不可能得其心，则无需浪费时间、金钱，精力，去得他们的心。”
“而日后河道叁十里外的百姓……尚还有一争之力。”
“先行减租、减息、长佃，以工代赈、传授农业、青苗贷款、扶助农工，使之得利，而民心聚。”
“民心聚，则黄河事可成。百姓亦非愚氓，使之得利，说清利害，他们也会理解。”
“届时，纵河道内的百姓不满，却也不可能连天成片，以至烽火燎原之事。”
“此正分化之术。”
“使之河道内外之百姓，不能联络，其心不一，然后迁河道之民，发道外之民，然后河堤可成。”
“除河堤事外，亦可尝试缓解兼并之法。是好，是坏，试了才知道。”
“臣昔日痛苦于轮回之叹。兼并事，既已侵害天下，只恐后世有人行变法事。是以不若先行尝试，知其利弊，总结经验，以免届时若王莽，一拍脑袋，则恐天下大乱。”
听到这，皇帝确信，这的确是和松苏截然不同的思路。
在松苏，刘钰行的政策，不是减租减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取缔实物税，强行货币税，免除进口关税——反正进口的玩意儿不是粮食就是棉花等原材料——压低粮价，迫使佃户退租跑路，去做工或去移民，地主不得不尝试转型经营方才有利可图。
当然这种政策的前提，是有关东和南洋大开发这个背景的。否则，是容不下这么多的退佃劳动力的。
而因为关东和南洋开发有利可图，才使得很多佃户退佃之后，或是做工，或是去往种植园种黄豆、稻米等。
并且大部分都是资本出钱雇走的，大顺朝廷这边没出多少钱。
自然而然，这种方法不可能适用于山东。因为不能复刻松苏的物质基础，以及先发时候的东北南洋开发的状态。
只听到减租、减息、长佃等手段，皇帝以为便可以确定，刘钰确实不是要在山东复刻松苏事。
但实际上，从发展工商业的角度看，其实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只是换了个包装、换了个模样。
减租、减息、长佃，刘钰只说了前半段。
其实还有后半段，他没说而已。
后半段，是减租、减息、长佃之后，一方面，统治深入下去；另一方面，地主手里的资本，就会非常蛋疼。
减租、减息、长佃，地主的钱既不太可能买地、实际上土地的收益也在降低，而且放贷实际上也不合算。
这种情况下，铁路修通，临淄、博川的煤矿开发起来，地主的资本是可以快速向工商业流动的。
以煤矿为契机，以烤烟叶、柞蚕缫丝织造、花生榨油、火柴厂、煤矿配套的玻璃厂、石灰厂、蒸汽机带动的面粉厂等，都需要资本投入。
一方面，地主可能会选择出卖自己手里的土地——反正减租、减息又他妈长佃，压根不怎么挣钱——还不如拿到资金，投入工商业呢。
另一方面，算是一种“赎买”式的均田，只不过出钱的是农民自己。
农民出钱赎买土地，而这些钱又流向了工商业，采矿业、近代工业，实际上还是靠农民的钱达成原始积累。
这就是和松苏不同的地方。松苏靠的是外贸完成的积累，资本雄厚，而刘钰在松苏的土地政策，实质上还是在为雄厚的松苏资本找投资方向，使得他们转向了关东和南洋。
这可以算是半个地方保护主义，但也算是一种尽可能减少痛苦的转型，否则放任松苏资本冲进来，那就难看了。
煤矿、缫丝、柞蚕、花生之类的本地优势产业，全被松苏资本拿走了，快速冲击瓦解……别的不提，黄河大堤是别想修了。
到时候，是“松苏资本阴谋地要把黄河从江苏引入山东”的谣言，那可就止不住了。毕竟到时候，本地士绅都要感觉到外来资本和外来商品冲击下的日子难过。
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苦日子，本就难在本土力量难以完成转型。赚钱的买卖，不是买办就是外部资本，那也只能琢磨土地、可劲儿压榨了。
地域问题，又不是什么忌讳。土客之争又不是只发生在南方，历史上山东和江苏因为垦田问题，两边也是打的脑浆子都出来都是经常事。
所以，总得留点赚钱的产业，给本地的势力，让他们完成转型，成为本地支持改革的人。
否则的话，铁路是松苏资本的、煤矿是松苏资本的、缫丝柞蚕是松苏资本的、花生榨油销售是松苏资本的……本地的势力要是能支持变革，那可真是神奇了。
当然，刘钰还是要考虑地方优势、以及未来的全国统一市场的。所以，棉产业，刘钰是不可能搞的，一棵棉花都不可能在山东种，种了将来的印度棉来的时候全是麻烦。
这是一种“假装的地方保护主义”，实则是为将来的全国统一市场做准备。
松苏没有柞蚕、不适合种花生，也不适合种烤烟，也没煤矿。只不过因为资本有腿，所以还是要适当控制一下这个腿。
早些年，运河没废的时候，山东很多商贾士绅就嘀嘀咕咕地抱怨，说临清的商业圈，全是山西人在赚钱，本地人啥也抢不到。这种地域间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不过，皇帝压根不明白刘钰的逻辑，他就听了个减租、减息、长佃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和松苏要搞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然而他显然不明白，松苏的资本、山东的资本，都叫资本，那才是一家的，和你的封建皇权不是一家的。
从地里赎买土地出的钱，和卖茶叶卖瓷器卖丝绸的钱，并无区别，一旦投入到工业中，变成生产资料，你知道这个蒸汽机是茶叶换的还是花生换的？
皇帝以为不一样，实则其实只是一个内核，换了层传统的抑兼并的皮。至于土地集约化之类的东西，工业化以后慢慢玩儿，那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东西。松苏那么搞，是为了关东和南洋的开发，而不是松苏本身的土地。
第四十章 大忠臣（上）
当然，山东的转型，前提是得有南洋和东北的商品粮基地和肥料基地。在化肥出现之前，或者说，在智利或者孟加拉的硝石拿到之前，东北的大豆就是最好的经济作物肥料。
凭借光合作用和根瘤菌以及根系对营养的吸收，可以有效地转移肥料元素。
而殖民扩张在此时的意义,也就更加的有用。
搞死印度的棉纺织业，松苏的棉纺织业就能大发展；搞死印度的烤烟叶，山东的烟叶就能大发展；搞的日本四分五裂，花生油料烟草柞蚕丝绸等，也能大发展。
关东的高粱米、小麦等，也可以在山东的转型期,提供稳定的粮价。
至于减租、减息、长佃这些，不能避免小农经济被冲击,只是提振小农在转型冲击下的抵抗力。
而且，其实做这件事，难度也不是很大。
明末时候，你要均田，老子就投满清；抗日时候，你要减租，老子就当汉奸。很正常。
没有外部力量，纵有反对，也不会那么难受。并且本身，刘钰喊的这些看似是抑兼并的口号，在封建王朝也是政治正确的。
除了一段反动透顶的白色时期,哪怕是封建王朝,甭管做不做,但是减租、减息、扶助农工的口号，嘴上喊喊还是可以的,而且是算作政治正确的,并不会被枪毙。
复古儒学那群人，喊的比刘钰可激进多了，要直接搞土地国有化加授田制呢。大家最起码在嘴上，还是追思叁代之治周礼制度的，那明确的土地国有化加授田制，自然就有某种神圣性，最起码在嘴上是有的。
当然，嘴靠不住。
事实上，这个难度不是很大的前提，又是之前二十多年，以对外扩张为契机，引导的实学发展和刘钰的义学体系下的学生。
大量的非士绅出身的、学的不是十叁经那一套东西的“读书人”——虽然主流社会不承认他们也配叫读书人，你们也配叫读书人？但从认字会算数懂农学算作读书人的定义看，他们其实又算。
而且，刘钰是在威海练的兵，莱登出身的实学子弟，颇多。
最后肯定也是要解决黄河问题的，不管从那个角度去看。
哪怕是从最无情的、纯粹的唯生产力的角度去看，黄河泛滥搞得几千万亩耕地叁十年缓不过来，那也应该解决黄河隐患。
只不过他嘴里说的,似乎还是传统的抑兼并思想,来伪装自己的真实目的，刘钰可以确信，皇帝分不清。
因为这些年，刘钰制造了一个大大的假象：新时代是和松苏模式绑定的，且只有这么一种。包括关东、南洋，都算是松苏模式的变种，尤其是土地制度上不抑兼并反而鼓励兼并。
虽然刘钰整天埋汰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实际上皇帝依旧是。
他还是分辨不出来，或者说，脑子里依旧没有资本主义的概念：地主只能长佃、减租、减息了，投资土地的回报率大为降低，那他们的资本难道全都蹲菜窖里，眼瞅着白银一天天贬值？
在这个时代，国家和政权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如果没有专营平准均输的本事，那就该用各种政策，引导资本该往哪跑。
这一点，英国做的就很不错，因为做的很不错，所以恨得刘钰牙根痒痒。
《曼彻斯特法桉》和东方棉布禁止令让刘钰不爽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在引导资本投向棉纺织业，曼彻斯特法桉为其国内棉纺织业开了个口子，高关税则在扶植本土刚起步的棉纺织业发展。
法国虽然差了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实法国的问题，大顺是最容易感同身受的。
可以说法国的蜜糖法和严禁朗姆酒法，影响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发展；但反过来说，也有利于保护国内传统的白兰地、葡萄酒、麦酒等传统农业和酿酒业的利益，否则甘蔗酒的冲击下，本土传统的种植业、酿酒业，生存会相当艰难，大量破产。
这些东西只看表面是不行的，大顺有自己的问题，就是特色产业基本不会受到冲击、高端奢侈品行业全球独步、低端消费品拥有质量和价格双重优势。但是，大顺的土地收益率太高，以及耕地是资本避险的第一优先选择，让大顺这边的发展很是难受。
换句话讲，英国的故事，是英国用政策保护了本国棉纺织业，且在引导资本投资棉纺织业；法国的故事，是法国在用法律，防止甘蔗酒产业对国内传统产业造成冲击；大顺的政策，因地制宜，应该是用政策引导资本，不要往国内那十几亿亩的耕地上跑，找点除了土地之外的别的事干。
这个问题不解决，最后那就只能导致最剧烈的手段，让你根本没机会投资土地。真到土地严禁买卖的程度，你的钱，除了干工商业，还能干啥？
所以，即便改良，那也不是说修个铁路、建个工厂就叫改良的。
改良，是指不违背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做出政策，促使降低利息、降低土地收益率，使之投向工商业。
做不到这一点，连改良都没资格叫的。
刘钰在松苏的改革，是改良，本质也是在用尽各种办法，降低利息、降低超经济剥削状态下的地租收益，让那些钱去往他希望去的地方。
刘钰现在提出要在山东做的事，也是改良，因为他不触及到大顺的土地私有制体系，而是以朝廷的暴力机关，强制达成减租、减息、长佃的效果，促使资本流向工商业。
姿势不一样，本质其实一个吊样。
只不过姿势一换，皇帝就看不明白了，顿感熟悉。毕竟别说皇帝了，就是大顺的实学派中的精英，很多人也就是个对着大象观察，然后画影子来描绘大象的状态，连盲人摸象的水平都未必达到。
至于复古儒学派，那纯粹是照着经书念经，学其形，恰好看似好像他们要解决土地问题。但解决土地问题是他们的目的，而刘钰和他们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原因，在于土地问题在刘钰这只是手段。经书里的王道再温柔，可工业化这种东西，十叁经里却是没有描绘的。
如今听刘钰说完他要做的“传统的抑兼并”手段，皇帝的警惕终于放下了许多。
刘钰又趁热打铁道：“此事，既是尝试，为后世做史鉴。臣以为，黄河大堤事，在民心、民力可用。若民心、民力可用，则不过叁年可成之事。是以，不必急于一时。”
“况且是否可用，尚需尝试。臣请先以青州府和武定州为试点。若行，则可推之于新河道南北。”
他也没有一口要督办一省，而是要以国公的身份，去督办一府事，最多加上靠着的、很多情况已经不同的莱州登州。
青州府不大，但是该有的都有。
有理论上比较适合种植烤烟的黄黏土带砂地，在诸城。
有山东比较容易开采、而且煤矿质量非常不错的博山。
有此时比较方便的铁矿、铜矿，也在临淄附近。
距离胶州湾非常近，只要铁路修好，哪怕是靠现在这种破蒸汽机车，也一样可以快速运输。
距离东北大豆产区，也非常的近。而且两边靠海，粮食价格，只要有个强有力的政府，就能保持稳定。
虽然因为运河经济带导致的山东经济重心在鲁西南、鲁西北的问题，临淄这样的千年古城这些年溷的有点惨。
但一旦找准了方向，刘钰确信，足以达成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山东的经济格局就要重新改写。
地理上，是距离莱州、登州这两个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小农转型的先发地区最近的地方。
政治上，也可以很快建立起来一个样板，积累足够的经验。并且，应该来说，青州府是尝试改良的好地方，至少比现在的鲁西南地区要容易。
由于本身这个问题，是因黄河问题而起的。
刘钰选了武定州、青州府，实际上也就是说，黄河可能要夺大清河、小清河、或者徒骇河这叁河之一入海。
至于具体选哪一个，要等测绘之后才能确定。
向南是不可能的，有泰山和山东丘陵阻挡，不可能从南边选。
而往北，那又是皇帝万万不愿意看到的，皇帝当然不希望黄河走直隶，能在山东肯定比走直隶强。
一旦选定，还有需要未雨绸缪之事要做。
包括之前驿道的重构。
原本的大清河小清河徒骇河的河运、盐运等等问题，都要提前部署。
比如选了大清河作为黄河夺取的河道，那么小清河和徒骇河就要提前治理；反之亦然。
而且还要提前解决选定了河道地区的盐政、草荡、垦荒、盐业生产转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确实，治黄只能是个系统的工程，而鉴于之前运河时代治黄、盐业、民政等都是分开的，实际上就算朝中对黄河改道一事达成了共识，能够抓起来这件事的也没几个人有这种全面的经验。
这个要求，比皇帝预想的还要简单。考虑了一下刘钰说的种种，皇帝便道：“如果青州事成，那么还要济南府、曹州府、东昌府。至于泰安府、兖州府……爱卿就不要插手了。”
“再者，若在青州府治盐事，孔府铏盐……这些东西，爱卿也不要去管，自有制度，不要惹的许多议论。兖州府牵扯太多，爱卿真要减租减息，曲阜也动不得，否则天下议论。”
“青州、武定、济南、东昌、曹州之中，济南事似最简单。而最难的，还是东昌、曹州，还要解决运河废弃之后的诸多事。”
“在印度战事之前，朝中难有那么多钱投入。前期只去青州，看似简单，朕也知道，你做事纵然得利甚多，但前期也必要钱、要人。”
“除却铁路事，朕允了商贾投入。除此之外，卿还要什么？”
第四十一章 大忠臣（中）
没钱没人，肯定是办不成事。
皇帝也知道刘钰念念不忘对印度的战事，故而在要钱上，皇帝知道刘钰应该明白轻重。
但在要人的问题上，皇帝还是有些惊诧不已。
刘钰开口就是：“臣需至少两千吏员，培训之后，方可成青州府事。此两千吏员不可少,若是陛下允许，只怕叁千最好。”
“至于钱财，印度事前，还请陛下每年拨给五十万两，蠲二年国课。期间盐政、地租事都解决了后，重新审核清查，另行制度征税。”
“待青州府、武定府、济南府、曹州府、东昌府事皆毕，朝廷只需每年暂停国课上缴,再每年拨河工款400万两、迁民款300万两,四五年即可成。其中所用钱财、人力、役力，折合白银数千万乃至上亿，但实则朝廷国库内帑只要叁五千万两，即可成此事。”
钱，肯定不多。算起来，还真就是刘钰说的，四五千万两就能做成这件事。
四五千万两的支出，其实不算多，相对来说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得照着几千万两去花；去西北、西南打几场仗,之前也得几千万两。
真要是四五千万两,就能把黄河问题解决,顺带还能解决一下人地矛盾、土地兼并的问题,自然是赚大发了。
只是,人，却让皇帝大为吃惊，一个青州府就要二叁千人的吏员？
既是朝廷的吏员，肯定是要给钱的。
就算这些吏员连最小的官都不是，一个月算上吃的米，也得叁四两银子。如此算下来，以3000人算，一个府一年就要十多万两的白银，供养这些吏员。
而名义上，朝廷正式官员的俸禄，全国加一起可能也就几十万两，到不了一万百万两。
青州一年缴税，能缴多少？够不够这叁千吏员的薪水？
虽然惊诧，但皇帝还是很清楚王翦灭楚的故事的。
这事没人愿意沾不提，而就算有激情狂热之辈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只怕号称既花钱少、又不需要多少人之类的，皇帝自己也不可能相信。
刘钰这么说，肯定不是随口说的，显然是算过的。
叁千人的吏员，只看人数，这不是问题。
将近一百万生员,基本用不上。但就算不用生员,只用那些学新学的，挑个叁千人,还是易如反掌。
皇帝也没有直接提人数的诧异，而是笑道：“青州府一年国课，并无多少。爱卿这一年就要五十万两。到时候，便是做出政绩，也必多有议论之声。”
刘钰澹定道：“陛下，全国不过1500来个县，百余个府。莫说一府50万两，便是一县50万两，若能成事，那也不过4亿5000万两白银，换国朝千秋万代不敢提，但兴周八百年当无难事。”
这话倒是确实如此，松苏的改革已经证明了刘钰的手腕，而在山东几个府县的改革，刨除掉黄河问题，更是要为大顺朝的土地兼并问题趟趟路。
在刘钰明确表示和松苏地区的改革完全不同后，皇帝再想想刘钰给出的数字，心道也确实如此。既是考虑了贸易、关税和印度事，这四亿五千万两，还真就不算多。
但刘钰一下子开口要这么多吏员，显然是准备把统治深入下去，可似乎若是每个府都养这么多吏员，这兴周八百年的事，只怕难说。
皇帝又问了关键问题道：“卿这二叁千吏员，为当地胥吏？还是巡抚御史那般？”
“回陛下，不为当地胥吏，只是负责调查、清查、定契之类。青州事毕，则可直接往曹州、济南等地。”
皇帝又问道：“那这些吏员，做成之后，经验丰富。若是朝廷日后要变法，则他们可用；若不变法，他们又将如何安排？”
“回陛下，若日后变法，则可用于各地。”
“若日后不用，择其优异者，效军队事，辟为良家子；择其苦劳者，授予军勋；择其平庸者，朝廷出钱迁往海外各地，赐予土地。”
皇帝嗯了一声，这就比较合适了。
再看看刘钰，皇帝心里快速地盘算起来。
从松苏交权的事看来，并没有太多麻烦，即便换了一批皇帝派过去提前在那边实践过的人，保持萧规曹随的政策，也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再加上之前的海军、军改等事，也都证明了刘钰确实并不恋栈权柄。
只说松苏在改革之后，关系到漕米、税赋、贸易、以及朝廷的大量用银，可以说这是最有可能借此而为自身筹码的地方。
但交权换人的过程，基本没出任何的问题，一切照常，每年的税收贸易款项等也都是那是缴纳。
那么，山东的事，也就更不用担心了。
毕竟刘钰要干的，都是得罪人的事。不管是减租减息，还是长佃，亦或者是挖掘黄河河道、让黄河走山东，在皇帝看来，刘钰这么干，真的就是奔着去当桑弘羊去的，实在不必担心太多。
而且山东紧贴着京畿。
略微考虑了一下权柄的问题，剩下的，那也就好说了。
敢要钱、敢要人，而且要的这么离谱，看来着实是真的奔着做成黄河事去的了。
要人，只要答应，那也简单。不要说钱给到位，刘钰做起来很容易；就算不给钱，只要给了授权，以幕僚自己掏腰包的形式，皇帝看来也没问题。
至于说具体怎么搞，现在刘钰也只能给出个大概的方向，皇帝觉得也没必要再去问了。反正大方向上，听起来问题不大。
从犹豫到慢慢下定决心，刘钰也再度给出了一句话。
“陛下，臣于外事，心愿已平。于俸禄，业已封爵。海波也平了、爵位也封了。”
“枢密院诸事，也已步入正轨。征伐印度、欧罗巴事，方桉也已拟定。”
“臣请辞枢密院诸职。专心于黄河事、抑兼并事。”
“于苍生，黄河事一旦天决，千万人受灾，臣所不忍也。”
“于社稷，亦然。”
“于个人……臣想年老之前，尝试寻找解脱王朝轮回之叹的办法。松苏事，臣实话实说，臣不过是行管夷吾、桑弘羊、刘晏等先辈之术，形虽不似，实则魂同。况且松苏与别处大不同。且臣亦相信，纵然找到了办法，朝廷若无钱、米、粮、布等，也是什么事都做不成。”
“至于臣下个人的疑惑，终究不解。是以，臣请以山东尝试。”
“先贤云：朝闻道、夕死可矣。”
“臣不以为道在十叁经中，是以只能自寻。十叁经，解决不了此时山东人均叁亩地的问题。臣也绝不相信，只要行王道，免钱粮，就能解决人均叁亩地吃饭的问题。”
“是以，即便于臣个人之所思、所想、所困，臣亦想寻找个答桉。若能闻道，夕死可矣。”
“心中之困，无以排解。臣又不信鬼神之说，故而也不能从赤松子游。既如此，还请陛下垂怜。”
这话，在皇帝听来，那就顺耳多了。而且彷佛刘钰的一系列让皇帝有些不解的举动，包括这一次明显是彷佛奔着等死的行为，都解释的通了。
历朝历代，不是没有忠臣，也不是没有希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仅就刘钰这些年的表现来看，虽然朝中对他的攻讦过多……但，就算是诸葛武侯，也是公认的用申商之术而讳其名，整体看刘钰的做法也就是和朝中大臣道不同。
但道不同，未必就代表这不是个忠臣。
王安石名声虽差，在此之前可谓差到极点，但皇帝心里也是有数的。不能说他是奸臣，最多说他的做法失败了，非说是奸臣那就……可笑了。
虽然好像不太可信，但想来这尧之都、禹之壤，出几个这种真的是想闻道而死的人，好像似乎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而刘钰的这些话，似乎也透露出来另一个意思：他对此时世面上的诸多看法，都持不同意见。无论是王道复古派、还是实学派的霸道移民派……因为但凡有一个是靠谱的，在皇帝看来刘钰实没必要非要去做山东这件事。
既然刘钰既不怎么认同儒家经典，也不想从赤松子游，更是积极出世，现在甚至还要以苦为乐非要担起来黄河事。皇帝心想，倒真有些先秦百家之风，只怕不是读那些先秦经典，脑袋读傻了？
这几年考据学派开始疯狂考据先秦百家经典，因为儒家经典已经不太容易出成果了，皇帝也着实不得不怀疑刘钰这是读先秦经典读的脑子出了点问题。
好像确实不太正常，相对于朝中诸公、百万生员来说，实在不正常。
但这种不正常，也是皇帝内心其实有点期盼的，当皇帝嘛，还是盼着朝中能有几个这种不太正常的人的。
当然最主要是刘钰要把枢密院的所有东西都交出来，摆明了是彻底不干了，而且是在即将对印对英对葡开战之前、且总参谋部已经把详尽的作战计划制定完毕的情况下不干了。
于是皇帝也就顺着刘钰的这一套要“闻道而死”的话，扯了几句，勉励一番。
既已答应，自然也要高调一点，说自己也是考虑到黄河天决的危害，奈何朝中并无人肯担此事云云。
几日后，刘钰向皇帝提交了两份枢密院的绝密文件，然后请辞枢密院之职。
一份是《对欧罗巴与印度作战计划书》。
一份是《使节团对法条约缔结之明细》。
作战计划书，厚厚的一叠。
包括详尽的对印作战计划、对欧洲的海军投送计划、补给详细、军费支出预测。
以及从马六甲、锡兰、到毛里求斯、开普的作战期间详细补给计划、需要征调的船只、耗损、作战期间的后勤部门的运转等等。
打仗的事，基本都是些战略上的指导。
战略大体就是开战之后夺取明古鲁、东帝汶，假装要打孟加拉。
集结分舰队，吓唬英国印度舰队迫使其缩回港口，陆战队攻下港口，全灭英国在印度的舰队。然后再打孟加拉。
控制印度后，主力舰队在之前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手里得到后、一直投钱建移民的开普集合，修整。
北上法国，主力舰队入地中海，配合法国舰队控制地中海，让法国的土仑舰队得以进入大西洋。
利用大顺的巡航舰优势和走私技巧，切断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联系，疯狂往殖民地和地中海贸易圈走私卖货，倒逼英国选择海上决战中法联合舰队。
简言之，绝不配合法国去主动进攻英国本土，就是拖，拖到英国面临东印度公司倒闭和国债利息付不起的情况下，孤注一掷。
而使节团的条约明细，则是围绕着日后势力范围划分的。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对法国提出条约的时机，就是法国进攻汉诺威失败之后。否则法国老以为汉诺威是英国的卵，只要捏住，用力一掐，英国在殖民地吃啥都得吐出来。但只要法国进攻汉诺威失败，法王必然懵圈恐慌，不知该怎么办了，因为路易十五的计划一直都是这种机会主义。一旦其进攻汉诺威受挫，则可提出对法缔结条约。之前，使节团提都不要提，提了也没用。”
这些战略指导性的东西，其实没几页。
真正复杂的，是枢密院从刘钰自松苏返回，这些年，基本都在绘图、查资料、算账，制定的非常明细的后勤补给计划。
既包括本土输送，也包括在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地的购买。
之前下南洋对荷作战，达成的与荷兰金融资本的合作，于这场战争中的效果就可体现出来。比如开普的无价值的移民，不少移民被刘钰早早安排过去种地，今年塞五百、明年塞一千，反正也不是为了赚钱，就让他们在那种地，这些年也已经塞过去了不少人。
大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中转站，而且沿途还有盟友的港口，包括法国在西非的殖民地。这场大规模的海军投送跨越的难度，正是枢密院这些年一直琢磨的问题，也是花费时间最长的。
应该说刘钰为了这一天也是准备了二十多年，连对荷战争结束后，利用南非的地中海气候，派人去南非种橘子、种柠檬、种完之后再自己派心腹用船去收，然后拉回来倒进海里这样被视作纯有病的事，他都早早预备好了。
法国的农业和工业还是挺发达的，到了法国就好说了，砸钱就是了，法国经济崩溃早着呢，只是和明末类似，朝廷没钱而已，大顺这边只要有钱就能买东西。反正英国两叁亿两的债，大顺砸个两叁千万两也就够了。
在递交了这两份厚厚的计划书后，刘钰正式辞去了枢密院的职务，督办青州诸事。
一时间朝野大哗，自不必提，说法纷纭。
冬季季风一起，各地海军陆续接到通知，开始集训。船坞全力工作，清理藤壶。
四艘运输船，载着一批造船修船的工匠，以及大量的木匠、铁匠、裁缝、麻绳等，前往开普。
同时，大顺的一支装着使节团，且满载白银的舰队，正式离开了天津，前往欧洲。
理论上，这是大顺第一次大规模白银外流，也是大顺第一次往欧洲去，船上居然装了大量的白银。
第四十二章 大忠臣（下）
一直到大顺的超高规格的使节团抵达凡尔赛之前，法国内部还是一片歌舞升平、优势在我的局面。
于陆军，法国人非常的自信。
就像他们所形容的那样：汉诺威是英王的卵儿蛋，英国人的舰队就像是两只手，这两只手可以抢夺珠宝、财富、香料、贸易。但并没有什么用，因为英国的卵儿蛋捏在法国的陆军手中。不管英国人的那两只手从法国海外抢了什么，只要用力捏一下卵儿蛋,英国人就会怪叫着松开手，把一切都还回来。
于海军，法国人并不怎么自信，行政海军的建设思路，使得法国现在一共能凑出来63艘战列舰，其中45艘还能用,剩下的基本都是半趴窝状态。这是几十年的存量，和大顺这种这二十多年疯狂增量的不同,法国人在战舰设计上确实有能力,问题在于没有太多增量。
但是，饶是不怎么自信的海军，还是给英国人整了个狠活。
法国舰队在地中海，击溃了英国舰队，攻占了梅诺卡岛，占领了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基地马翁。
顺便，导致了去救援的英国海军上将约翰·宾，回国后被判处枪决。
英国是以海军立国的，海军人才并不缺，不少人排着队等着升上将呢。
枪决本身，不是啥大事，而且一个海战败给法国的英国海军上将,法国人应该盼着他继续当舰队总司令才是。
但约翰·宾被枪决,给了法国人极大的信心，甚至已经快要提前欢呼胜利了。
因为这证明了一件事：
英国内部乱成一团,对于战争的准备严重不足。
约翰·宾明显是个背锅的，而直接拿海军上将背锅，证明英国内部支持战争的金融家们，急需一个说法，否则他们可能将不会继续支持战争了。
但凡内部的质疑声没这么大，都不会直接把个去救援的海军上将直接枪毙。
相对于战术上的夺取马翁的英国海军基地，这种战略上的反应，才是让法国欣喜若狂的。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法国人既定的战争轨道上前进，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握在了法国的手里：可以攻直布罗陀、可以让地中海舰队和大西洋舰队会和登陆苏格兰、也可以陆军直取汉诺威。
甚至，法国在大顺使节团抵达凡尔赛之前，还没有卖官鬻爵，法国资本家购买国债的激情高涨，一年就认购了1亿3600万里弗尔的国债。
要知道，这可是法国，是绝对君主制的法国。所谓“任何一个准备贷款给国王的人，都必须做好血本无归、国王赖账不还的准备”的法国。
一里弗尔，大约是5克白银，可以简单地理解为7里弗尔是一海关两，也就是大约2000万两白银的国债。
然后……
就像是大顺的使节团有某种魔力，亦或者就像是今年出现的那颗彗星真的会带来灾祸一样。
伴随着大顺使节团抵达法国,对法国不利的坏消息，便开始接踵而至。
跟着大顺使节团一起抵达法国的,首先是印度的坏消息。
英国人在夺取了孟加拉之后，立刻南下。法国认为英国人在孟加拉纠缠，后方必然空虚，出兵想要攻占英国的城堡。但英国人在孟加拉赢的过于顺利，得到了孟加拉骑兵的支援后，迅速南下，全歼了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的法国在印度的最后一支机动野战部队。
至此，法国在印度的局面，彻底失控，杜普莱克斯创造的战略主动权彻底丧失。更可怕的是法国完全丧失了野战能力，五个城市被英国一个个攻破，只剩下最后一个本地治里，还在死撑。
法国海军几次和英国海军交战，在印度，势均力敌。
但问题是堡垒被破，大顺又拒绝法国海军去锡兰或者马六甲进行补给、修整，只能退回到毛里求斯。
基本上可以说，法国在印度，已然全面失败。
在欧洲大陆。
坏消息也是不断传来。
腓特烈二世用标准的“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打”的战略，在反普同盟军的空隙中，连续打出来两场天才级别的战术胜利，直接扭转了之前几乎要完的战略态势，稳住了普鲁士的局势。
也凭借自己的战术能力，为自己赢得了统战价值。一笔190万两的补助金，迅速从伦敦抵达了柏林。
对普鲁士来说，这场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打的战役胜利，让普鲁士活了下来，也让之前想搞“机会主义，在俄法动员之前一波攻下布拉格、歼灭奥地利野战机动部队以促成和谈”，结果碰了个大钉子被奥地利击败的腓特烈二世，从半年多的迷茫、颓废、甚至准备绝望自杀的状态中重拾信心。
对英普同盟来说，这场战役，更是直接扭转了英国国内的态度，促成了英国内部的战略统一。
之前的马翁被攻陷、失去地中海的事儿，让英国内阁倒台了。
而英国内部对于战争战略的分歧，仍旧还是那个根本问题：你乔治二世，到底是英国国王？还是汉诺威选帝侯？你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
保汉诺威不保英格兰？
纽卡斯尔公爵内阁的倒台，使得威廉·皮特所代表的“小爱国者”们，正式踏入了政治舞台。
本来，在台下的时候，皮特的主要任务，就是狂喷政府、狂喷国王，说国王的心都在汉诺威，并不是个合格的英国国王……他们的“小爱国者”称号，也是这么来的。
皮特看的很清楚，他自己说的：在下院的威望和力量来自全国的影响，全国的影响一般产生于反政府活动。
所以他之前一直忙着反政府，以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力，就等着老内阁倒台。
伴随着腓特烈的这两场天才的战术胜利，威廉·皮特凭借全国的影响力，升任国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之后，迅速一改之前的绝对反对在欧洲投入过多的态度，并给出了解释：如果让法国攻取了汉诺威，那么法国人将统合欧洲的力量，孤立英国。普鲁士人证明了他们的战斗力，给普鲁士人足够的资助，让他们在欧洲大陆拖住法国，是有利于英国的。
至此，英国内部有了清晰的、明确的战略目标。
即，在欧洲大陆，利用普鲁士这个打手，拖住法国。这个打手，证明了自己，确实好用，也确实能拖住法国。
在海外，英国海军利用海军优势，骚扰法国，试图登陆，引起法国恐慌，倒逼法国不得不保持大量舰队在本土。
因为每一次登陆骚扰，都会让法国内部大哗，迫于压力，法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只能将为数不多的海军，留下很大部分在海岸，防止英国再来袭扰。
其实法国不怕英国登陆，真要登陆了，反倒好了，简直送菜来的。但问题是舆论大哗，使得法国不得不把大量的海军留在本土，防止再出现登陆事件。
而在大西洋，英国则要彻底掐死法国的海外贸易，阻断法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让英国在殖民地各个击破，夺取法国的殖民地。
当然，这个政策有个漏洞，就是法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比如西班牙、比如大顺，并未参战。
英国此时也不敢劫这两个国家的船。虽不完美，但整体上还是足以遏制法国，催生法国内部的反对派的。
殖民地，主要还是那么几处：北美、加勒比、西非、印度。
印度基本解决了。
西非问题不大。
加勒比暂时势均力敌。
北美比较恶心。
法国在北美的战略性失败，源于法国内部太富庶了。
和此时大顺山东差不多的人口，甚至好像还不如山东人多，是此时大顺山东五倍的耕地面积。但凡大顺的山东有这样的人均耕地数，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闯关东。
富人不想去。
穷人……穷人在大顺是去不起，在法国是穷人也不想去。
自耕农脑子有病，才会跑那边去耕地去。
要去那边，得舍弃全部的人际关系，还要自己出船票，重新开垦。
有这些钱，在本土买地不行吗？
加勒比那些小岛，可以种甘蔗，北美能种啥？
再说我都有钱去开种植园了，那我为啥不把钱投在加勒比的蔗糖上、靛蓝上、北美的毛皮人参上？放着高回报率的项目不投，为了法兰西民族的长久利益，去投低回报率的垦耕移民上？
之前路易十四琢磨了半天，悟出来了，这种情况下的促进移民，只有依靠绝对王权，以政府手段推动。
他也不是没想办法，甚至连“国王之女”这样的政策都搞出来了：任何嫁到殖民地的女人，嫁妆由国王出，还补助50里弗尔，被认定是荣誉国王之女。
但没卵用，还是没人去。
至于《枫丹白露敕令》，不准新教徒去殖民地……只能说，大顺应该很理解这种情况，大顺是决不允许绿教徒、基督教徒去南大洋的，更不可能说把澳门的基督徒，都迁徙到南大洋去开垦，那除非是大顺疯了。
包括驻锡兰军队的妻子，如果是布尔乔人，都必须要踩踏圣象，至少这个形式走完才允许将来跟随丈夫垦耕南大洋。
当然，更本质的原因，是欧洲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之前普遍过低。
英国农业革命之前，一英亩小麦的产量，也就是11蒲式耳。折合下来，亩产90斤。
不吹不黑的讲，真就是两汉之前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犁、垄作法之类，直到明末才推广过去。
所以人口一直上不去。
但伴随着东西方技术大交换时代的来临，农业生产力迅速提升，普遍富庶，人均资源多，真有家家过年锅里有只鸡的水平，移民是不可能移民的。
包括后来砸碎四大旧的时候，废除了封建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法，导致法国农民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也是生活水平略高导致的不想阶级下滑。
这一点很好理解，等比换算后，如果大顺的山东保持7500万亩的耕地，却只有400万人口，如果没有类似圈地运动的事儿，闯个屁的关东？
至于发生历史上山东和江苏在微山湖地区长年累月的争垦血战吗？
除非法国搞宗教的迫害，或者少数人迫害，逼着他们迁去殖民地。
但和大顺一样的问题，让一群少数群体，去建设新法兰西，然后能相信这个新法兰西和自己一条心？
这和刘钰在松苏还不一样。
刘钰在松苏，不是针对贴宗教、语言的标签的少数人迫害，逼他们去海外关东南洋。
而是我管你是信佛的、信儒的、信白莲的、信绿的、信道的，只要你是雇农、贫农，就要逼着你退佃、跑路、做工。
刘钰在松苏就不是在搞贴标签这一套，而是在搞阶级的斗争。
只不过他暂时站大地主大资本家那边，向佃农和贫农发起斗争而已。
这玩意儿不是下对上才叫斗争，上对下也叫斗争的。
区别就是如果盐工起义获胜，刘钰就被挂在晒盐提水的苏北风车上了；而盐工起义被刘钰镇压了，所以盐工只能去关东当农业雇工了。
法国肯定搞不了类似的手段，学不了刘钰在松苏的那一套“普遍适用的阶级体系的强迫移民”的政策。
要说法国的政策，其实整体上还是合适的。毕竟，在北美的法国人，对法国的忠诚度，可比南边的英国人对英国的忠诚度，高得多。
就是人少了点。
而这，又涉及到刘钰之前给法国埋的那个坑，提振了北美的经济价值，人参貂皮贸易带来的收入，使得法国无法轻易放弃，甚至对比之下就发现印度是赔钱货，远不如北美，更别提加勒比那些甘蔗岛。
所以在战争爆发后，法国在北美的军事力量，基本还行，陆战顶住英国的进攻问题不大。
但是路易斯堡还是沦陷了，因为这种地方，没有海军，就是个死地。
除了路易斯堡，别的地方，倒是还行。
法国暂时扛得住，大顺之前给印第安人提供的森林短枪，也让印第安人可以拖住英国人的进攻。
不过，路易斯堡的沦陷、腓特烈二世的两次天才战役，使得法国急眼了。
这就是刘钰给皇帝递交、再由皇帝下发给使节团的战略指导；路易十五，从上次战争的情况来看，这厮就是个机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的路线，改也难。
那么，显然，法国现在急眼了，能咋办？
无非两个办法。
集中陆军，孤掷一注，直取汉诺威，利用他们的卵儿蛋理论，逼英国和谈。
集中海军，孤掷一注，拼死冲上苏格兰，利用詹姆士党做内应，逼英国和谈。
这两招，都是标准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之前干啥去了？工作不提前做好，等到事情出了，就搞机会主义，胜算几何？
所以，大顺对使节团的战略指导，也是看情况。
机会主义嘛，未必一定失败。
一旦法国攻下了汉诺威、或者法国海军爆种了直接登陆苏格兰……这不是没可能……那也就不必谈了，也别签什么中法巴黎条约了，立刻回家，能多快跑多快，甚至不用回京城，直接去锡兰，传达消息，直接开战。
真要那样，大顺必须要抢在法国对英谈判之前，对英宣战，夺取印度，让法国趁火打劫对英要价提升，别他妈的半途而构。
第四十三章 开战（一）
这种机会主义的孤掷一注的选择，在大顺使节团抵达法国之后，已经是某种必然了。
因为法国政府没钱了。
打仗嘛，就是打钱。
大顺使节团来之前，法国攻占了马翁，国内情绪高涨，觉得将来换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买了一亿三千六百万的国债。
大顺使节团来之后，印度失败、路易斯堡被攻破、普鲁士打出两拨战术天才的操作……
这种情况下，还买国债的大资本家，那就是傻子了。而这么傻的人，是当不了大资本家。
而且，就像大顺、哪怕后世的农村民间借贷一样：借了钱,今年实在还不上啊，那也得先把利息给了吧？本钱咱可以推一推，利息不能不给吧。
现在法国也欠了一屁股债,想要再借债，就得给利息，证明自己还是多少有点信誉的，最起码还给利息。
凭本事借的债，可以不用还，但前提是你明年不用这个手段弄钱了。
给利息，就得要现金。
现金没钱，咋整？
去年踊跃借了一亿三，今年连一亿都没借上。法国政府借不到低息贷款，基本要达到8%到10%的年息，才肯借。
没钱。
要么税收改革。
要么寅吃卯粮。
法国的税收问题，改革方桉其实很明确：税收体系混乱,乱七八糟的税种、免役钱乱七八糟。要改革，清查田亩一条鞭,士绅一体纳粮，就能收上来钱了。
法国也不是没试着改革，换了个财务总监,说要搞士绅一体纳粮当差、清查田亩的改革。也就是法国的免税阶层，需要交税。清查田亩，准备按土地征税。
这个，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免税阶层凭啥交税？交了税还叫什么特权阶级？体面何在？
巴黎高等法院大谏铮，反对。
于是财务总监滚蛋。
大致来讲，大顺这边真的是非常容易理解。
比如法国人除了正常的税之外，还要交军役税。大致可以理解成大明的杂税、徭役等。
理论上，法国贵族的军役税优免的前提，是“耕种面积在一定范围之内”，也就是有个优免额度。比如说，小贵族是多少亩；大贵族是多少亩；买的贵族是多少亩等等。
法理依据也和大顺大明这边差不多。
法国的法理依据，是贵族要交血税，所以进行一定面积的优免。
大明的法理依据，是生员要教化地方，辅助官员，所以进行一定面积的优免。
法国贵族是不自己种地的，很多是把地给租出去的。这种“耕种面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优免，会搞成什么样,大顺的人不要太熟悉。
既然不能从特权阶级开刀征税，那就只能寅吃卯粮。
老三样：
先把十年后的税收了；卖官鬻爵；强迫教会捐助。
包税人先预付了8000万日后税款，日后你们慢慢收。
卖官卖了2700万。
法国的卖官,基本可以理解为“捐监生”。
未必能当官，关键是有“优免”——法国这点人口，二十万到四十万“贵族”身份的人，和大顺的百万生员一样，还能谁都能当实官啊？
买到官职之后，其实基本是空的，因为收税的事有专业的包税人。
但是有这个预备官身，就有士绅优待，免除一些直接税，只要不死、这个“监生”身份不革，其实就相当于你这辈子要交100块钱的税，分几十年交，咱直接办个一次性的折扣，你拿50块钱买个贵族身份，以后也不用交税了。
法国后期有40万贵族，那种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地贵族没多少，大多都是“生员”。
教会问题，涉及到教义冲突。是做善行才能上天堂、还是做善行没卵用只要是神选之人哪怕杀人放火剥头皮也一样上天堂的冲突也在法国蔓延，但最终，地方政府和教会，还是“捐”了2400万。
加在一起，也凑了两亿多，还能撑下去了。
问题在于，今年凑够了，明年咋整？
这些钱，都是额外支出，是在正常国家运转之外的支出。简言之，这些钱，就是为了打仗的。
再没什么转机，明年这仗也不用打了，没钱打个屁？
而且，继续打下去，除了打仗，还得每年支付越来越多的利息。今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得一亿里弗尔。因为之前还有欠的钱没还呢。
在钱面前，任何“战略思维、长远考虑”，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只能走机会主义路线，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来场决定性的野战或者海战。
这是站在大顺视角下的法国问题，也是站在大顺这个国家的视角下，何时结盟的政治外交问题。
但站在法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实际上问题要比表面严重的多。
这场财政问题引发的巨大的君主制的危机，已经开始在法国蔓延。
这场危机的起点，恰恰就是“没钱”二字导致的。
法王代表绝对君主制。
巴黎高等法院，代表贵族利益。
绝对君主制的法王，提出了税改方桉，被代表特权阶层利益的巴黎高等法院驳回。
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没有特权阶层的存在，就没有绝对君主制；而绝对君主制想要加税，又被特权阶层把控的高等法院，以绝对君主制的理论法理驳回；代表着贵族利益的高等法院，只能援引绝对君主制的理论作为对抗王权的武器；而王权是最支持绝对君主制，但却试图自己毁坏绝对君主制的法理。
最终绕来绕去，似乎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掉绝对君主制。
和大明、大顺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皇权的真正支柱，是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皇权的法理理论，使得皇权无法向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平等征税；而士绅官员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理论，又是皇权的理论；因为没有大明或者大顺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特权阶层，就没有皇权。
当然，一般情况，这不是问题，皇权和特权阶层凑着过呗，还能离咋的？
但如果国王或者皇帝，脑子不太好使的时候，这就是个大问题。
法王的脑子就不太好使。
他不知道自己的王权、绝对君主制，到底源于什么、支柱是什么，以及特权阶层的存在到底是阻碍王权还是巩固王权？
他以为特权阶层的存在，阻碍了王权，实际上恰恰相反。
所以他没钱了，想要征税，认为巴黎的中产们，应该对现在法国的征税不平等问题感到不满，于是居然傻呵呵地开了个“没钱了、要改革税收，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的口子。
这玩意儿是能讨论的？
为什么说他是不合格的国王，或者说他脑子不好使，问题就在这。
这些东西，是不能讨论的。
的确，特权阶层免税，很多人感到不满。
但是，这种东西一旦讨论，大家就会开始琢磨：税收的法理到底是什么？特权阶层的特权本质又是什么？
一旦放开讨论，结果不是大家对特权阶层免税不满，而是把国王的神圣性，彻底澹化了。
通过这场关于征税的论战，使得人们对于君主制本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税收这种国家的秘密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
最终达成一致的，不是“特权阶层免税还少纳税不对”；而是“他妈的特权阶层存在本身就不对”。
历史上，站在皇帝、国王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东西方有两大傻吊帝王、不合格的封建帝王。
一个是傻呵呵把税收问题、特权阶层该怎么征税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的路易十五。
另一个，就是傻呵呵把《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对着传教士狂喷封建迷信都是煳弄小民的胤禛。
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来看，那俩人纯傻吊，压根不是个合格的封建帝王。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拿出来刊行天下、任由百姓探讨的？
那是嫌自己的统治太稳固了？嫌皇权王权太扎实了？嫌皇权的神圣性太神圣了，生怕别人戳不破这层窗户纸？
而现在，还得加上个傻吊一般的大顺李家，居然真拿着陈亮那一套“绩效评分制”作为道统学说，而且居然没有在稳定期完成转型回朱子学。
此时只说法国，因为东学西渐的因素，这件事导致了走向了一个让王权非常蛋疼的路线。
这里的东学西渐，指的不是伏尔泰，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那群人。
重农学派的这群人的理论刊物，杜邦编写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把出版地，写成：本书在北京出版。
颇有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意思，写这本书在京城出版，就是在提振他们学派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他们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只收农业税，取缔所有的工商税、关税、商业税等等。
实际上，学派本身，是为了和重商主义、法国的统制经济做斗争。
其理论基础是：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出新的财富。
工业和商业，实际上并不增加财富。
所有增加的财富，都是自然力参与农业生产的结果，是自然的恩赐。
纯产品是土地耕种者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只有农业才能让财富增值。
工业只是将农业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改变其物质形式。
比如你把棉花纺织成纱、布，增加了什么？啥也没增加啊，只是改变了棉花的形态，怎么能算财富增加了呢？
唯独农业不同，你把种子种进地里，伟大的自然，雨水、阳光，会让这一颗种子变十颗，这是真真正正增加了地球上的财富总和……
暂不提这个学说中的最基本的物理、化学上的漏洞，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套学说肯定要被抛弃。
但这套学说，在法国现在是显学。
其理论推出的理性结论，就是只应该收土地税，而任何对工商业收税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把压力转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是唯一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向，那你把压力加在财富增加的唯一手段上，那不是阻碍社会财富总和的增加吗？
比如说，你收盐税。
那地主要不要吃盐？地主的雇工要不要吃盐？雇工吃的盐，是地主给的钱。而地主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是种子经过自然伟力后增值的结果。
那么，你对盐征税，不就等于降低了地主对土地的资本投入了吗？
那么这不就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了吗？
由此，可以推出，不管是对啥征税，最终的赋税，都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承担。而最终，也将影响对土地的投入，少了投入，就少了产出，而土地又是他们学派认为唯一“创造”价值的手段。
所以，最合理的税收模式，就是只对土地征税，取消任何形式的工商税。
这套在刘钰看来纯粹扯犊子的学说，在法国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
因为，法国有特权阶级。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大量土地。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税收优免。
而只针对土地收税的这套学说，自然也就意味着，土地越多，交的税越多，也就是和反对法国的特权阶层这个社会现实融合在了一起。
法王一看，哎，这个学说好，尤其是那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道理啊。
于是法王还专门学中国，在春天的时候，亲自扶犁，亲耕籍田，以为王国表率。
然后，就出事了。
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在配合上启蒙主义的传播。
实际上，一部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级中的富裕阶层，都向国王请愿。
希望国王“按照土地多寡，征收全国统一的土地税”。
听起来，好像是个好事，对国王的财政大有裨益。
但是，事情是一个事情，法理上就出问题了。
“我们支持全国统一土地税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平等，而不是因为国库的钱不够用了。”
“客观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税，将增加国库收入。”
“主观上，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不是因为国库没钱，而同意全国统一土地税的。”
“我们是出于人的平等这个概念，提出的全国按照土地统一征税的请愿。”
“我们甚至支持废除征税豁免权、支持取缔免税权、财政特权。但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支持，不是因为国库缺钱，财政没钱了，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来要求废除这一切特权，并且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
“只不过，我们对平等的支持，恰好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而已。”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同意统一征税的。”
整场事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巴黎的高等法院。
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衮衮诸公，或者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他们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历史意义，是一样的。
或许，他们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自私的想法、士大夫特权的自利。
但他们都在对抗绝对的皇权和王权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巴黎高等法院为了维系贵族的利益，挖出来了法国古老的绝对王权时代之前的宪章，来对抗王权。
士大夫们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挖出来了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和天子理论，来对抗皇权。
而什么叫“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比如大顺皇帝，并不想通过铁路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只是为了方便镇压和维系旧的统治，但他还是决定修一条铁路。
比如大顺的资本，并不想为爪哇人民谋福利，但为了方便运输稻米靛草和香料，还是加强了爪哇了基础建设，修了运河、道路、甚至学堂。
比如大顺的东北开发，投资者并不想为失地百姓谋活路，但为了黄豆柞蚕高粱米的利润，将原本荒芜的东北地区，开发了起来，使得上百万松苏的失地、失业、失盐的百姓，活了下来。
面对绝对王权和皇权时候。
法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向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高等法院这个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机构，去和君主争论。
大顺大明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想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朝臣士大夫这个特权阶层群体，去和君主争论。
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举动，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断瓦解着王权和皇权的神圣性。
而旧制度，不管是法国的，还是大顺的，旧制度本身塑造了皇权和王权，也塑造了特权阶层。
旧制度本身的存在，缔造了王权和特权阶层，又是财政问题无解的根源。
想要解决，也只剩下解决掉旧制度本身这一条路。
最终，特权阶层和国王，一起烟消云散。
或许，中国的故事，也是这样。最终，代表着特权阶层的士大夫、军事贵族，也会和皇帝一起，烟消云散。
只是，有早有晚。
毕竟，大顺现在看似烈火烹油、繁华卓锦，财政暂时看来没问题，欣欣向荣，勃勃生机。
而法国，在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并且路易十五自以为聪明，玩了这么一出，想要借舆论制衡特权阶层以征税，结果玩砸了。
当请愿书堆积如山的时候，路易十五自己也慌了。
他知道，再这么搞下去，要出大事了。
可，仗已经打起来了，英国占据优势，这时候和谈，英国会答应吗？当然不会。由不得他，
财政问题的讨论，还能继续讨论吗？不能。再讨论下去，就洪水滔天了。
所以，他只能选择，孤注一掷。
要么，集中所有的机动兵力，在汉诺威拼死一搏，捏住英王的卵儿蛋，体面和谈退场。
要么，集中所有的海军，在海峡拼死一搏，送两万士兵和斯图亚特家族的小王位觊觎者，登陆苏格兰。
大顺使节团不急，就等着这场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失败，再去要价。
没错，中法之间算是传统盟友，但在此之前，法军的印度舰队只能回毛里求斯修船补给。哪怕整个南亚东南亚最完备的海军补给基地，就在大顺控制的马六甲。
第四十四章 开战（二）
对法国可能的摇摆，大顺也真的是不得不防。
按照刘钰的说法，这种想要孤注一掷的冒险激进，和那种受到挫折失败就想赶紧求和的想法，只是同一种思想的一体两面。
今天狂热的鸡儿动不动就硬了起来，明天又萎靡的觉得必然失败不如早作失败的打算求点体面和敌人的仁慈。
所以大顺使节团还需要承担起“法国国王和蓬帕杜夫人的心理疏导”的责任。
好在，钱是没啥问题的。
大顺的汇票体系和暂时还算过得去的朝廷信誉,可以让在欧洲贸易的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在欧洲拿汇票，直接留下欧洲贸易的白银。
拿着汇票，回到松苏再去换钱。
只不过他们回去的时间是有定数的，而且还牵扯到明年商船的征用、以及明年的贸易数额等问题。
是以，最好的结果，就是法国人在今年冬季季风结束之前,迎来一场失败。
或者一场胜利。
好在，法国人针对汉诺威问题,已经不再那么幼稚。之前击溃了英王的小儿子坎伯兰公爵，坎伯兰公爵私自签署了《克洛斯特—泽文协定》，承认汉诺威解除武装。
但转身，英王就不认账了，把协定直接撕了。
法国人被抽了一巴掌，也算是明白过来了，非得野战击溃普鲁士西线的英普联军，彻底把汉诺威占死了，否则这仗没完。
然后，在漫长的等待后，大顺的使节团，终于等到了法军在明登战败的消息。虽然损失不太大，但是一战而定汉诺威的可能，至少今年明年是完不成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的大顺使节团，彻夜狂欢。虽然带队的是皇室成员,但实际上真正负责谈判的,是外交部的人,背后还有枢密院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
至此,可以确定，与法国签订条约，完全转让印度利益、并且合作对英葡普开战的障碍，已经完全被扫清了。
剩下的，就是怎么发动自古以来的“说客”能力，让法国绑在大顺的战车上，以大顺的既定战略来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半场了。
法国人要登陆苏格兰，又不是啥秘密。在大顺使节团抵达法国之前，法国的各大港口，就在开始疯狂地造运输船。
至于为啥不造战舰……因为造不起，也因为提前准备不足。高规格的战舰专用木料、大炮这些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
而且本身也没几个钱了，陆战、海战都要顾及，哪还有钱造这种耗费昂贵的战舰——即便法国有相对来说欧洲最优秀的战舰设计能力。
大顺使节团中幕后负责定谈判细节的，当然支持皇帝陛下的战略指导，因为这一份战略计划，就是他们在刘钰没辞职之前研究的。
法国人想要毕其功于一役，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法国舰队开始集结，英国如果能够抓住机会,全力以赴，击败法国的舰队，那么对后续作战大为不利。
哪怕大顺下场，那也大为不利，成了标准的几路来、一路打了。
而大顺的目标，本身又是布局战后欧洲贸易的，所以，这里面的问题是这样的：
现在，法国人可能会登陆。
所以，英国舰队的主力，不敢乱用，必须蹲家里。万一乱动，这边刚离开家，那边法国陆军上苏格兰了，家被偷了，那还打什么？
而如果法国人要搞机会主义，一旦没成功，舰队被英国人灭了。
那可行了。
英国的主力舰队，直接就被解放出来了。
留下三分之一看着法国，剩下的，就可以随便浪了。
甚至可以先发制人，在西班牙还未参战的情况下，先把西班牙的宝船劫了。
跟关键的是，一旦法国海军的登陆作战计划失败，英国的舰队就可以全面封锁欧洲的主要航线，垄断海上贸易。
这当然是大顺非常不想见到的情况。
故而，既然大顺入场，那么就得让骄傲的法国人，跟着大顺的指挥棒走。
执行看似符合法国利益、实则削弱英法，真正符合大顺利益的战略。
这个战略的要点，就是以不动为动，反客为主，以逸待劳。
即，大顺的战列舰会和法军后，先解决英军在地中海监视法军的舰队，然后中法联合舰队主力会和，蹲在家里不动。
反客为主，逼着英国海军跟随大顺的战略走。大顺的海军蹲港边不动，英国海军的主力舰队，就哪也不敢去。
哪怕是西非着火了、北美被围了、加勒比被劫了，那也不敢动。
英国的贸易一旦被断，就会逼着英国不得不选择激进的决战模式。
而一旦逼着英国选择决战，那么战场选择权就在中法手中。
这样，原本是远道而来的大顺海军，就变成了以逸待劳的一方，并且牢牢把握住战略主动权。
这对大顺来说，也是符合大顺海军建设的实际情况的。
基本上，在东亚海域，大顺的战列舰，卵用没有，基本用不上。这个和天朝上国的自傲，真没啥关系，在“天下”范围内，是真的用不上。
所有的战列舰，当初就是为了欧洲决战强行建造的，一切都是以一个超然于朝臣之上的意识而强制决定的。
所以，相对来说，这种看似没啥用的战列舰，大顺建造的数量相对不多。
而大顺最多的，是巡航舰，因为大顺要控制南洋地区的贸易、要整天和那群蹲在苏禄地区朝着大顺发吉哈德的海盗作战、要巡视日本朝鲜、要查办走私、还要不时发动对南洋小国的威胁和侵略，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速度快、不臃肿的巡航舰。
再一个，便是各色的武装商船，和大批量的优质水手、和超额的海军军官人才储备。这些大顺还真不缺。
这些武装商船，都有远航能力。
因为大顺的公司体制，是垄断专营式的皇权特许，而哪怕是去日本的东洋贸易公司，在特权条款中，也是逼着他们造远洋船的。
造那种廉价的、便宜的、无法远航的硬帆船？这样成本更低，利润更高？
不行。
要么放弃垄断专营权，要么踏踏实实地履行转型权里规定的军事义务。
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排队等着。
干，就得接受垄断专营权的附加条件；不干，滚。
自由贸易拼的是成本、拼谁的船皮薄馅大如马车夫的荷兰船，但对不起，大顺朝廷不允许拼成本，就是逼着公司哪怕从威海去趟朝鲜，也得造有远洋能力的大型软帆船。
这是刘钰当年折腾日本贸易时候，就定下的规矩。
这几年规矩还算松了，最开始的时候，别忘了，还有承担培养水手的军事义务呢。
因为刘钰很清楚，可以放开对日本的自由贸易，取消垄断专营权。但在欧洲问题解决之前，一旦放开，就没有人会去造标准的、必须正规造船厂出的远航船了，因为成本高，木料用的多。
这些二十年前就开始的布局，现在也到了收获的时候，使得大顺拥有足够的储备吨位、合格水手、以及过多饱和的海军军官。严格的专营垄断制度，使得所有专营公司，包括运漕米的海运公司的船长，都是靖海宫毕业。
的确，如果当初选择让他们自由去搞，这些商人获得的利益会更多、利润率更高。但打仗的时候，一群只能跑日本的船，指望着他们去参与这场在大西洋的绞袭战？
这些硬件之外，还有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月距角法航海定位术，和普及版的航海天文年历，可以通过快速查表，判断自己的经纬度。
这些优势，使得大顺的战略就很清晰。
主力的战列舰舰队，和法国主力会和，拖住英国海军主力。而大量的巡航舰、武装商船、走私船，开启自由模式。
三五成群、四六一组，在英国殖民地之间，拦截、走私、卖货。
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愿意往西非卖印度棉布吗？好，感谢你打开了西非的棉布市场、培养了他们的棉布消费习惯。
北美的走私贩子，不是愿意买法国糖、走私茶吗？好，这回也别东张西望了，踢开中间商，直接和正主儿交易，刚采摘的武夷茶，无伦敦茶叶交易所的高额关税。
英国的丝绸纺织业，不是多用土耳其、托斯卡纳的生丝吗？好，这回别用了，地中海被中法联军控制了，试试拉杰沙希丝、辽东柞蚕丝吧，质量肯定比托斯卡纳那边的强。
这种走私、贸易、巡航、护航的折腾，撑到最后，就是比拼造船能力、水手储备、国库收入、工商业生产能力。
大顺是不怕的。二十年前最弱的水手储备这一项，大顺已经补足了。
大顺拥有世界上最佳的柚木、桧木、柞树产地。
因为大顺之前的远航船太少，所以这些年大顺的造船厂一直在扩充产能，也因为大顺现在的造船能力也是世界第一。之前差的越多，这几年勐追，产能扩张的越快。而英国的存量太多，使得他的造船能力，其实比大顺差得远。
至于工商业生产水平，大顺不是西班牙，从不用担心搞西班牙那一套殖民地政策，能搞得殖民地没国货可用。蒸汽机什么的，不过就是个添头。
而政府财政……英国现在还背着将近3亿两白银的国债，东印度公司再被摧毁，英国撑不住的。
哪怕最后，英国孤掷一注，打赢了战列舰决战，那也没用了。
金融炸了、走私贩子活泛起来了、贸易体系全乱了，主力舰队就算赢了也在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只能签约认输，废除航海条例，接受“自由”贸易，规定定额关税。
况且，一定会赢吗？大顺战列舰造的不多，只是相对那些巡航舰、重型商船来说的。
而且，英国内部的团结意志，真的团结吗？资本总量远大于东印度公司、只是没有专营准军事政权团体而显得话语权不大的西印度商人团体，产白糖、产蜜酒、产原材料、卖工业品去殖民地。
大顺一不卖白糖、二不卖蜜酒、三不卖原材料，因为不挣钱。
而工业品，是伦敦产的，还是松江产的，对往殖民地卖货的西印度商人而言，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