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木牛流马（一）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最好是肉烂在锅里，铁路当然是在国内修的越多越好。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个东西。是谁的，那可以日后革命、没收、收购等等，关键是这个东西要有。
可道理虽如此，在内部做起事来,终究要比殖民地麻烦，不得不考虑内部的利益冲突。
这一次修从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得罪了许多人，大体上分为三拨。
一拨，就是南苑那些卖海柴的海户、海民。
一拨，是赶着骆驼运煤的,京城之前有许多骆驼，就是干从京西到京城运煤的活,现在全失业了。
最麻烦的一拨，就是京西的一堆和尚了。
静明寺、潭柘寺、戒台寺，这几家寺庙，可谓是鼎鼎大名。历史上京城的煤产业，很多故事也根本绕不开这几家在京西的大寺庙。
里面最次的静明寺，那也是有大明英宗皇帝的敕碑的。
而潭柘寺、戒台寺等，更不必提，混的比静明寺强多了。
麻烦之处，就在于这里是京城附近，而且是僧侣，刘钰在京城束手束脚，没办法重拳出击。
更不好弄一波类似于当年在松苏地区，利用外来人口招致的社会传说，搞冤假错案,逼着和尚说谣言是自己传的，从而没收土地、拆了寺庙、转移矛盾等等。
之所以说这几家寺庙，在京城的煤产业历史中鼎鼎大名,那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门头沟圈门附近，有一座窑神庙。所谓窑神，就是矿工祭祀的行业神，因为挖煤死亡率甚高，死人非常正常。
而这尊窑神庙的传说，那就非常有意思了：静明寺的和尚开煤窑，强迫劳动，传闻中有微服私访的官员，被静明寺的和尚骗到煤窑里干活，高墙大院、护卫森严，又跑不出来，最后这位官员终于逃出去了，于是严查了京西煤窑的煤奴问题，于是被挖煤的矿工修庙祭祀，视为保护神。
这个传闻多半只是个传说，但传说多半来自生活。
至少从现在已有的证据来看，明英宗后，再到满清顺治年间，再到更往后，确确实实有不少“煤窑开办合同”存世。
里面画押的“地主”一栏，明明确确写的都是静明寺的高僧，毕竟正常人不可能叫地主明祥、地主性还……这一看就是和尚，正常老百姓不可能起这样的名。
其实既然四川京城都是中国，那形式也差不多。井盐是分成制，这边的煤窑也是分成制：一月三十天，其中五天的产出归和尚所有。
这是明面上的契，阴阳契，阴契还涉及到寺庙产业免税等等问题。
说白了，这就是资本家一直头疼的“土地私有制”问题。这地底下的煤，凭他妈啥归和尚所有？还有川南的盐，凭啥归地主所有？
这就是资本家和地主的矛盾。老马说过，对产业资本而言，地主就是一群无用的累赘。
至于潭柘寺和戒台寺，那也是在历史上出过“大名”的。
历史上京张铁路支线修筑的时候，要占用潭柘寺和戒台寺的地，于是潭柘寺和戒台寺的人，凭借和朝廷的关系，都是敕封的寺院嘛，遂找人言“转运煤斤，恐有碍贫民生计”。
这样的事，类似的事，自然会在大顺这重演一遍。
这不是特殊性的愚昧，这是普遍性的反动。
这要是在偏远的山高皇帝远的地区，或者在殖民地，那简直不要太简单。
直接上军队，打砸之后，安插罪名，就像刘钰在松苏地区办那个谣言案一样，屎盆子扣上，批臭弄臭；或者狠一点，直接土地全部法理上官有化，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搞得那样。
亦或者，最终解决方案，就是上意识形态，生产资料和土地矿产，到底归谁所有，辩经告诉天下人，地底下的矿产不该归地主所有。当然，讲道理还是得靠暴力支持，批判和武器的关系，终究是相辅相成的。
只可惜这些办法，在京城，都不能用。
那就只好照着一里铁路一万两银子的钱来花，各方面得要调和。
一些私营的煤矿还得按月给静明寺、潭柘寺等上供；占地的时候，还只能租寺庙的土地，按年给租子钱。
这里面京城寺庙的人际关系过于复杂，不像是川南井盐那样，可以直接上军队，摁着头要求荒地等收归官有，也不用怕什么“厉王之暴政、官有山泽大害民”之类的屁话。
按照欧洲启蒙主义者的说法，大顺是最讲法律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法律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私有制下，不管是占据井盐产区的地主，还是占据煤炭产区的地主，想要开矿，就得征得地主同意。这不是买不买、卖不卖的事，人家就要“一个月一结，五天的产出归我”、或者“盐一个月一结，十天的产出归我”，那咋办？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第一个正规的蒸汽机车运行的铁路站，也就是西直门附近的铁路站，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一个类似“宗教圣地”的地方。
“科学教”或者说“实学唯生产力教”的那群人，只要来到京城，那就自然是要来这里看看，亲身感受一下传说中的新时代的标志性的象征物。
摸一摸、碰一碰、坐一坐。
而佛教徒，也一样会往这里赶。
因为京西地区的几大寺庙，因为征地、开矿、收租等原因，富的流油。
有钱，庙就好看。
本来就在京西有山有水的地方，只论精致，也比挤在京城里的那些寺庙强得多。况于说，寺庙这玩意儿，在山里那也是自带三分神圣感的。
有了钱，便能修缮的漂亮，又加金身又修琉璃，靠施主布施圈钱的，肯定没有靠开矿、地租、占地补偿等的钱多。
没钱，就没有富丽堂皇的庙宇。
如今铁路也已修通，往来方便了许多。而京西的寺庙，借着铁路的春风，那也是经常办一些活动，自然是有不少人挤着上车，去京西的寺庙敬香礼佛。
即便都乘坐同一趟来时装煤块和白灰的车，也能看出来两拨人的不同。
意气风发，在车上站着吹风，甚至故意一只手把着栏杆、使劲儿抽鼻子，嗅那醉人的煤烟味儿，时不时嗷嗷怪叫的那些人，多半就是实学“科学教”的人。
拖家带口，老老实实坐在车上，紧张不安，嘴里嘀嘀咕咕念念有词的，则多半是去京西敬香礼佛的人。
这件事其实蛮有趣的。
一群相信科学理应立足现实的人，对这条破破烂烂凑合能用的铁路，畅想将来；而一群相信轮回立足往世的人，却对现实里富丽堂皇的新庙宇，顶礼膜拜。
是以从城中赶到西直门附近，还是挺拥挤的，远远就能看到许多不同目的的人，沿着宏大的西直门进出。
城中是不能走火车的，无论是蒸汽机车冒出来的火和浓烟对木制房屋的现实威胁，还是蒸汽机车这种奇葩东西对风水震动之类的担忧，都不能走。
但是煤也不能在城墙外对方，是以在西直门城内地方，才是真正的堆煤的煤场，要靠马车之类，赶在行人进出的时候，将煤从外面倒入里面，再进行分发售卖。
之所以不让在外面堆煤，原因自然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一则，一旦封城，这煤堆在外面，里面烧什么？是以还不如多费点事，将火车上卸下来的煤，堆在城中新建的煤场。
二则，煤堆在城外，一旦要是出点什么事，比如战争、起义之类。这些煤，既可以用来焚烧城墙城门，也可以堆积过来，阻塞护城河，或者堆积成山攀附城墙。
最基本的安全考虑，京城城墙的周边，是既不准有建筑、也不准有土丘的。这和是否是封建皇朝无关，只是单纯的安全考虑。
其实在这条铁路修好之前，大顺的煤，都是走西直门南边一些的阜成门的。
西直门是水门，是往宫廷里运玉泉河的水的；阜成门才是煤门，从蒙元开始，煤就是从这里运的。
只是，因为西直门有大顺京城第二的大门、又有规模庞大的前朝留下的堡垒。
加建的炮台，和大量的火炮，正对着新建的车站。可以居高临下控制。
阜成门那边，连接原有的官道，从这个风水的角度，阜成门正对着紫禁城和后山上吊的那地方，大顺自诩水德，冒着火和浓烟正对着紫禁城和上吊的歪脖子树，这个论起来也着实不太吉利。
再者，阜成门这边原本就是运煤的道路，城外的建筑比较多，人口也密，拆起来实在是拆不起。
西直门这边还是大片的芦苇荡，人口比较稀疏，加之距离大顺的科学院那边更近，是以最终还是没有占原本的京西官道，而是选择了在空旷一些的西直门——还一个原因是西直门周边的前朝寺庙遗址上建起来的园子，是朝廷官地，占地比较方便。
火车站是个新鲜玩意儿。
但说到底，还是个新时代的组成部分，一些新时代的特色，在松苏的时候，牛二就见过了。
比如这个火车站的旁边，和松苏的码头区一样，立着高大的、醒目的牌子。
【招童工】
十岁以上。包吃住，需父母签押，原则上不收拐子童。
松苏那边大量雇佣童工的原因，是因为工场主发现“一个成年的务农者，在工场里接纱线的线头，是不可能的。孩子的手指更灵活”。
而京城这边的煤矿，大量雇佣童工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比如推轨车、挂绳之类的工作，孩子也能干，而且价格便宜，只要三分之一薪。一些深窄的矿洞，比如炸药不好炸的地方，也得孩子去背煤。
再者，伴随着煤的使用，新建筑样式的呈现，也需要一些孩子去通烟囱。大人爬不进去，小孩子可以方便进出，毕竟这个时代也没有抽烟囱大功率鼓风机。
还一个就是因为煤的广泛使用，冶铁技术的进步，辽地铁矿的开发，使得铁炉子成为了京城家庭的必要配置。铸铁的，倒是不贵，就是大顺还不能有效廉价地卷出来铁皮卷，廉价烟囱并未普及，所以每年煤气中毒的人死的稍微有点多。
孩子可以去煤场，搓煤粉球。普通家庭用煤块或者煤饼，贫苦人家就只能用煤粉和黄泥搅合成的球。
有诗“赞”曰：新兴煤铺卖煤球，炉上全无火焰头；可恨卖煤人作伪，炉灰黄土一齐收。
是以百姓还是更信赖这些大店铺，毕竟谁也不想好容易攒点钱买煤球，结果全都是黄泥巴和炉灰，一点火头都没有。
而搓煤球，小孩子也能干，这些大店铺，也要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多雇些孩子搓煤球——这个连工钱都不用给，冬天的时候，会发一批煤粉球作为工钱。
大人要干活，肯定还得要钱，所以不如雇小孩干，不用给钱。不是大人特殊，而是大人得养家，不给钱是绝不可能干这个活的。
第十六章 木牛流马（二）
来应聘的孩子和家长，络绎不绝，十岁大小的孩子，一个个被家长领着，来到火车站前的招募处，不断地说着好话，希望招募的人能把自家的孩子收下。
最好是去煤矿干活,那里工资最高。
最差的，就是去搓煤球了，这个虽然也确实能解决家庭的困境，冬季毕竟还是要烧煤取暖的，但相对于在煤矿干活来说，赚的还是太少了。
正如刘钰在松苏改革中，加了一条，女子上工的工资，由其父母或者公婆领一半。很是缓解了松苏地区的弃婴率，尤其是弃女婴率得到了很大改善，而且一些育婴堂什么的也开始有人经营了，毕竟年纪一到就能干活。
一般来说，杀人犯法。
这种乞丐，是开煤矿的最怕的一批人，索性给火车站这里的人一些钱财，求求他们，帮着处理处理。
毕竟死亡率实在是有点高，谁也不想开业就被人叫丧。
如果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人，一来到这里的车站，就看到衙役在殴打乞丐，难免叫人觉得实在是残暴。
好在这里的都是大顺人，这种事见的多了，也太明白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了，故而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如今京西的煤矿去不得，这些专业的乞丐便选择在火车站嚎。凡是遇到有招工的情况，就过去唱喜歌，要是不给钱，连煤矿都不去了，直接就在招工的地方开始号丧歌。
一些想去做工的，或许听到这么一嚎，就不肯去了。是以现在不只是京西的煤矿区在抓乞丐，连京城这边也开始驱赶了。
既有乞丐，那自也少不了下九流唱戏的、娼妓等，他们也愿意去那边挣钱。到了那边，唱戏的在那边搭台子唱戏、做娼的便在那边租个大炕自负盈亏。那边管的松，京城里做这一行还得纳捐。
车站附近卖菜的、提着篮子卖鸡蛋的、卖瓜子的、亦或者想要带点什么货去京西矿区那边卖的，也都聚集在这边。
即便铁路开通的时间还不长，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东西的存在，并且开始适应这东西存在下的生活。
然而，有这种东西存在的生活，未必就全是好的。
当刘钰和牛二抵达这一处车站的时候，即便很是精简了随从人员，但毕竟这里的人有很多学实学的，自认得刘钰。
拜见之后，看似一切如常。
却不知远处的人群中，一些人听到刘钰的名字后，咬牙切齿。
一个叫祥子的中年人，听到远处在喊兴国公的时候，忍不住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他旁边的几个人，也是小声骂道：“这人什么时候死？怎么还活着？狗贼，奸臣！”
咒骂的人不止几个，而是很多人，只是看着远处卫兵的枪与刺刀，只得低下头，继续背起沉重的煤筐。
祥子在铁路修通之前，是个京城里很常见的赶驼人。
他家里也没什么钱，小时候就跟着骆驼班子干活，干的活也就是从京西煤矿那里，用骆驼往城里运煤或者运石灰。
每个做工的人，这时候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积攒钱财，做一个小资产阶级。
买上一匹属于自己的骆驼，凭着自己赶骆驼的本事，这些年卖煤积攒下的脸熟，慢慢攒钱。
一匹骆驼变两匹，两匹变四匹，四匹变一把儿，一把儿变一串，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驼队。
京城要煤，要石灰，甚至要木柴，都是要从京西那边拉过来的。骆驼走的又慢，晃悠悠地走到了阜成门，便在阜成门外露宿一宿。天一亮，开了城门，便进城卖煤卖石灰，赚两个辛苦钱。
祥子是个干活很勤快的人，也吃得了苦，就这么从学徒开始，熬到了二十八，总算攒齐了钱，买了自己的第一头骆驼。
买到骆驼的那天，还专门去城里，找熟人，给骆驼打了一副黄澄澄的大铃铛。这拉起来货，只觉得铃铛响起来，也比别人的脆生。
骆驼的铃铛响起来的时候，祥子总会算计着，自己还差多少钱，能买下一匹骆驼了。自己能一个人牵一把儿，七八头呢，等着自己真能牵一把儿的时候，便讨一房媳妇，好好干。
然而他的铃铛才没响几天，火车便通车了，一车车的煤炭、石灰，不再需要骆驼运，直接运到了西直门。
京城的骆驼价格，大跌。
城中的骆驼贩子，如何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便是拖着不收，一直压价。
骆驼也得吃食，每天嚼一嚼，这些没了活计的如何养得起？
京城可是京城，连掏粪的都有行会，便是转行那也做不了。从西直门运水的，推着小车，天天在城里卖水，这活儿想挤进去也是做不到。
眼看着骆驼一天天瘦了，每天还得吃东西，没得办法，只好求爷爷告奶奶，找了骆驼贩子。
骆驼贩子只说，你这骆驼都瘦成这样了，又怕热，想要卖钱，也得赶到张家口去放膘，到了秋天才能卖出去。
你要卖的话，你就去张家口那边躲躲暑，放放草。可祥子哪有钱去什么张家口啊，眼看着骆驼一天天瘦下去，再不卖便是卖汤锅都不值钱了，只能忍着心疼卖了几个子儿。
卖了骆驼，也得活着，只能去他最讨厌的车站里，找了个卸煤的力工活，这还是因着一大群失业的驼户都在干这个，总算认得他，看在面子上找他做的。
祥子的故事，不是换一个职业那么简单。
而是刘钰摧毁了他们的幻想。
之前他们也苦，也累，可至少还有希望。有自己的骆驼，然后一个变俩，两个变一把儿，自己跃升为把头大驼户的梦想。
这不是单纯的换个职业的事，而是彻底摧毁了许多明明只是雇工却怀揣着小生产者之梦的人的梦想。
破碎梦想的仇恨，可比单纯地换个职业，要大得多。时代破碎的，是小农和小生产者的梦，因为实学派的未来里，不是没有梦，而是根本没有这些人存在的空间。
这时候，远处传来一阵骆驼的铃铛声，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
一股热血直冲祥子的脑门，想着自己那破碎的梦想，一咬牙，摸起来一块黑乎乎的煤块，快速冲了出去。
在卫兵反应过来之前，将手里的煤块朝着刘钰扔了过去。
扔的瞬间，他知道，卫兵非要打死自己，于是他用这辈子最大的气力，发泄着自己的绝望。
“刘钰！我！入！你！瞎！妈！”
第十七章 木牛流马（三）
煤块飞的挺快，然而刘钰也是马上出身，这等本事本也是封建军事贵族的安身立命之本，轻松躲过。
旁边的卫兵如狼似虎地冲了过去，旁边的卫兵也迅速控制人群。
躲过煤块，听到骂声，刘钰便笑了。这种出口带着零碎口头语的话,真要是用什么侮辱家人之类的道理找茬，就挺没意思的。要干就干，找这种理由就是在无趣了。
对方骂的畅快，刘钰反倒安心，知道这不是什么正经刺杀。
不远处和祥子一起做工的人，脸都吓白了，他们也没想到这个老实巴交的人，今儿是得了什么痴心疯，竟做出这样的事来。
牛二等人也赶忙围着刘钰,卫兵忙道：“国公，此人恐有余党。如今京西多用炸药开矿，还请国公离开这等贼人遍地之处。”
刘钰心道这可算了吧，真要是有什么民本派的变种，或者传统民本派的复古儒，落在自己身边的可就不是煤块，而是炸弹了。
现如今京西的煤矿已经开始使用威力更大的炸药，真要是有什么政治目的，哪会这么点动静？
人已经控制起来，刘钰走过去看了看对方，一时间也难判断对面的年龄。
祥子原本就是靠赶骆驼运煤为生的，之前给人做学徒，后来自己干，这种活风吹日晒。
如今又在车站背煤,身上汗水混着煤黑,也着实难看出来真实年纪。说是三四十也对，因为这时候三十来岁的劳动人民,就是这个样；说是五六十岁,倒也行，因为刘钰前世所见的五六十岁的人也未必有这么苍老。
像多大年纪，与是多大年纪，本也不是一回事，这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因何袭击本官？”
刘钰也没用“刺杀”这个词，而只是用了袭击二字。
被抓的祥子脑袋已经冷静下来，但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便继续破口大骂，将自己的遭遇讲了出来。
一听是这么个事，众人都松了口气，心道既是这样，反倒不必担心了。便是那些跟在刘钰身边，实则是皇帝派来的人，也想着，这要是兴国公真的被刺伤了，自己的麻烦可就大了。
现在听来,不过是类似前些年在苏北时候的盐户一时兴起、或者当时皇帝南巡时候的请愿，那这事便可大可小。
又想,既是兴国公都不用刺杀，而说袭击，这还是心善，定个一时激愤，流三千里，总好过砍了脑袋。
这年月也就是这样，人和人并不都是一样的人，砸普通百姓连个斗殴都算不上，砸贵族那就大大不同。以至于流刑三千里，也算是一种“心善”好心了。
刘钰这边听完对面的咒骂之后，却忽然问道：“你结婚了没？”
这一问，不只是祥子，连身边的护卫都懵了，心说这是问什么呢？
祥子也没想到对面能问出这么一句，一时也不知所措，嘴里憋了半天准备咒骂的话，全都卡住了，只好讷讷道：“没。奸臣，问这个干啥？”
“哦，你这情况让我想起来点事……我认识一个人，这人吧，是个做鞋的鞋匠。他也是因着一些工场的发展，自己做鞋的生意越发惨淡。可即便这样，他还是想着，将来自己攒钱，办一个做鞋的工场。不过他的儿子非常有出息，便不会这么想。”
话尽于此，刘钰也没有继续往下说。
一旁的牛二等人心下挠痒痒似的，他们都是在威海上过实学的，知道刘钰讲这种事，往往会叫人大发深省，这一次却戛然而止，着实难受。
牛二心想，他儿子到底怎么想的？按国公这说法，自己生意惨淡，想着攒钱干工场，那是没出息。可有出息的，是什么样？
一时也想不明白，看看刘钰，觉得多半只是一时有感而发，心中虽想知道下文，却也没敢再问。
这时候，车站的官员也已经围过来，刘钰挥挥手道：“没什么大事。我就徇私枉法一回，判个流刑，送北美。他不是愿意继续干送货的活吗？送北美去养狗吧，给在北美打皮子的那边打声招呼，用狗还是用骆驼，差毬不多。”
大顺这些年新增了一些刑罚方式，所谓送北美的流放，可不是单纯地流放那么简单。
而是要去那边做工的，一般来说工期六年，只给吃喝不给钱。送北美去养狗，算是比较严酷的一种刑罚了，因为用狗运货的地方，冰天雪地，听起来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过一般来说，大顺的流放基本不往一些比较适合耕种的地方流放。
历史上英国人搞大洋洲，采取的办法就是把囚犯，发配那里，与正经移民为奴。虽然理论上大顺也可以这么学，不用奴隶，而是配以逃奴法之类的策略，快速开发。
但现实没那么简单，而是会招致大量的人选择逃亡做土匪，肃清起来可是麻烦。实无必要。
他既这么说了，一众官员也都应下，刘钰也没当个事，示意该干啥干啥。
待这边的混乱散去，牛二想着刚才祥子说的遭遇，忍不住摇了摇头道：“此事，不过也就是扬州之乱的复刻。自蒙元时候，京西之煤皆用骆驼。”
“以铁路转运煤斤，恐有碍贫民生计，这句话，大抵不能昧着良心说是错的。”
“只是，国公在松苏的改革，应该还是明白何为对、何为错，是不是说，这只是变革的代价？”
刘钰呵呵一笑，并没有评价牛二的“代价”之说，却道：“这人干了半辈子，终于积攒下来了一匹骆驼，准备靠着运煤挣钱。从一匹骆驼干到几十匹，自己开个骆驼行。换成你，大约是你好好干了许多年，眼看着要升中将了，结果宣告所有非科举出身尽皆裁撤。”
“其实他拿着炸药把铁路给炸了，或者直接买枪杀我，也可以理解，还得赞一句好汉。对吧？”
这里面刘钰在暗戳戳地逗闷子这些实学出身的人，依旧还是宋明时代的读书人就该高人一等、做人上人的心态，说他们和这些小生产者的想法差毬不多。
但三观上的差异在这，这种逗闷子，在牛二看来，倒像是一种肯定，
至于算不算好汉，牛二也是在爪哇组织过奴工起义的，对此倒是没什么异议。
变革到底是什么样，牛二这种在爪哇亲身经历过，也观看了松苏改革全程的人，对于变革的理解，肯定原本那些坐在家里读书的人要强。
他对变革的理解，就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就像他在万丹搞土改，不想土改的当地贵族，大可以起兵反抗，只要打赢了就改不了了。
亦如刘钰在松苏搞盐政改革和废盐垦荒，不想废盐垦荒和盐政改革，也大可以起兵反抗，并且事实上也确实爆发了盐工起义，但最终还是输了。所以淮南的草荡成了棉产区；扬州衰败；海州的大型晒盐场源源不断地生产食盐供应南方诸省。
这些实学派的人，对明末的起义，大抵也是这样的看法。不想苛捐杂税不想饿死，那就反抗呗。
区别只在于站在哪边看这件事。
好汉，未必是好人。
《水浒》也流传这么久了，好汉和好人的区别，大顺这边那是相当拎得清的。
现在刘钰说要是这群人拿炸弹扔他，也可称之为好汉，牛二看来倒也确实。按照大顺民间的好汉标准，那些在南洋挂在桅杆上风干的绞死的本国百姓的尸体，很有一部分是可以算在好汉的范畴内的。
那些寺庙租地种地的百姓、那些没攒出来骆驼靠给人牵骆驼干活的人、南苑不能垦耕还要维护皇家南苑的靠海柴弄点油盐钱的海户、那些之前投资了小煤矿被大资本大煤矿干破产的窑主……在牛二看来，反抗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在于他所认为的进步派，能否拥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他们的反抗。
如果说的再现实一点，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进步”，是不是皇权所认可的？
大顺的皇权很强，强到皇帝的态度，可以决定很多事的走向。
皇帝支持，那就是碾碎那些反对向前走的力量。
皇帝反对，那就是伤民、害民、贫民无业谋生。
然而皇权最怕的东西，恰恰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旦这个目标明确存在，那么皇权本身就是去了神圣性，唯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在那些人的眼中才具有神圣性。
天、神，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天的神圣性就是皇权的神圣性。
一个具体的目标，或者说点再小一点，一条铁路、一个工厂，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这些实学的新学派而言，本身具有神圣性的时候，所谓的皇权，其实也就是一种强大的惯性而已了。
甚至于，一旦这种进步主义的思潮成为主流，皇权在神圣性上，就只能作为时代进步这个神圣性的附庸而存在了。
这对皇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可以做一些事、做一些技术上进步的事；但绝对不会允许，某种进步或者某种公平，具有神圣性。
对皇帝而言，重要的是，这件事，是因为朕让你们做，所以你们可以做。
而绝对不能是，这件事，因为是对的，所以要去做。
哪怕，到头来这件事还是做了，而且看上去结果好像区别不大。
故而，现在这种情况，牛二说“以铁路转运煤斤有碍贫民生计”这句话本身没错，说到底，感叹的还是皇帝即便知道这句话的确如此，但依旧支持修筑铁路。然而将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的故事就摆在那，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
他不是很在意这些人的命运，他希望从刘钰这里，得到一些“这么做是对的、必要的”之类的答案。
比如他说的“这都是必要的代价”。
但刘钰却避开了这个问题，给他的答案，却是这些人的反抗，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弱了点。
如果是这样，将来有人反对、反扑的时候，难道也要秉持这种你死我活、失败活该能力不足、力量不足的想法？
第十八章 木牛流马（四）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输了就是实力不足。
大顺的实学派，现在一个基本的共同想法，就是唯生产力的未来。
这些实学派，将来必然会四分五裂。
谁能看明白中国的现状、真正的了解中国，谁才能最终获胜。
幻想中或许有无数种途径，通达那个工业化的未来。
但现实的关键,不是那个让实学派一致设想的生产力提升的未来，而是怎么抵达那个未来。
换句话说，谁能解决工业化转型的剧痛，谁才是将来必然分裂的实学派中的胜利者。
谁能解决上亿的小农、手工业者在转型期的剧痛，谁才有资格讨论未来。
还是那句话，刘钰在松苏的改革,解决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这两个问题。
但解决了小农经济下倾销导致的农村普遍破产的问题了吗？
这匹布，是曼彻斯特产的，还是松江纺织厂产的,对华北小农而言，有什么区别？
洋人的逼出来多收了三五斗的大米白面，和大顺人自己在辽东和南洋运回来的大米白面，在谷贱伤农多收了三五斗这件事上，有什么区别？
被有轨电车挤压而失业酿出来29年北平砸电车风波的成百上千的人力车祥子，和现在被铁路和蒸汽采矿挤压而失业的成百上千的驮煤骆驼祥子，有什么区别？
刘钰很想告诉牛二，是的，没有能力、力量不足、缺乏理论、不懂现实，就是会失败。
不能解决上亿的小农问题、在没有明确思路和强大组织力压制转型剧痛剧痛之前，就是无法成功。
这个解决，可以有多种方式。
哪怕说，大顺的资产阶级真的强到逆天，左手剁了皇帝脑袋；右手把起义反抗的小农、小生产者来一千万杀一万千，那也算一种解决。问题在于这不现实,上亿人的力量,传统的民本平均主义思维,造反天经地义是好汉的传统，以及不可回避的土地问题，不考虑这些东西，就不可能成功。
显然，牛二此时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显然，他这种殖民地混出头的，很容易选择暴力解决的手段，并且容易错估力量对比。就像他在爪哇时候，从来都是优势在他，一旦习惯了这种优势，那就难免希望一直保持这种优势。
他还是天真地希望出个辩经人，出一套经书，阐释这么做是对的，从而让皇帝、朝廷、大臣们，都认为这是对的，并且一直延续地做下去。
因为他认为，只要朝廷、皇帝都认为“这是走向未来的代价”，那么似乎也就没有阻碍了。
于是，刘钰只是带着他,来完成对“木牛流马”的朝圣，却并不想讨论关于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以及是否是必要的代价这样的问题。
因为毫无意义。
刘钰从没有跟皇帝说过“进步还是反动”这样的世界观，哪怕是入侵印度这事，也只是被他说成是保守的维系皇权统制、社稷稳固、江山永续。
皇帝支持修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与进步还是反动这样的世界观毫无关系。
客观上，修了，且压住了反对的声音。
主观上，被前些年的缺煤风潮导致的京城不稳，给逼的，以及废弃运河之后大量的流民得给他们找点事做。
牛二在主观上，认为这是生产力的进步，所以要做。
这和皇帝的主观想法，压根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三观、价值观体系。
牛二话里话外，居然有让刘钰“面奏圣上，殿前问对，阐述未来之必然、进步为先，代价可接受”的意思，这就着实让刘钰感到想笑。
刘钰的话，还是在告诉牛二：用煤块砸自己的人，是好汉。他们的问题，在于太弱了，既没有炸死自己，也没有把改革派杀全家，所以他们只能接受在这里背煤块的命运。
牛二也隐约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他理解的“你死我活”。
问题是，牛二相信“你死我活”。
但却琢磨着，把皇帝和朝廷，拉到“我活”的“我”、“咱们”、“同路人”这个范畴之内。
那只能说，牛二到现在还是没明白，这条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在皇帝的主观意识里，到底出于什么原因而修，以及之前在宫中皇帝询问是先修铁路还是先移民，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既不明白，刘钰也不可能给他说太多。
在经历了这场小风波之后，两人还是上了前往京西的火车，去看看京西的煤矿、石灰矿和水泥厂。
毕竟对牛二这种带着某种类似“朝圣”心态的人而言，要瞻仰的代表着未来的“圣物”，可不只是铁路，还是工厂、矿区。
既是带着“朝圣”的心态来，那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毕竟欧洲启蒙运动的那群人，乐观主义者在设计“启蒙时代的伊甸园”时，也意识到，在伊甸园里，也是得要劳动的。
既是大顺这些人抱着朝圣的心态来，也正该让他们看看，他们梦想中的“未来”的全貌。
一行人来到一处煤窑的时候，正赶上这个煤窑在处理点事。
地底下出了点问题，死了点人。
事到不大，而且煤窑死人，在这个时代，本也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事。
矿井的出口处，一个背尸人将一个孩子的尸体从井下背了上来。
刚爬到井口，窑主就冲过来，冲着背尸人就狠狠地抽了一个大嘴巴。
抽的同时，还大声呵斥“还敢不敢来！”
京西的专业背尸人，这时候都会非常专业地把脸凑过去，这样才方便打那一巴掌，打的脆响。
“不敢了！再也不敢来了！”
说完，将背上来的尸体往地上一方，连滚带爬地一溜烟地从矿区的大门跑了出去。
而下一个从井里出来的背尸人，也是一样的动作，被窑主狠狠地抽一巴掌，骂上一句，再回一句再也不敢来，然后一溜烟地跑开。
旁边跟着刘钰的矿区的官员小声解释道：“这里的规矩。打的不是背尸人，打的是索命鬼。”
牛二皱了皱眉道：“这等鬼神虚妄之说，竟也有人信？”
那官员忙道：“就是打个心安。这边的背尸人，也是专门吃这口饭的，不想挨打就别吃这口饭。”
刘钰点点头道：“此事就是个风俗，倒也不算是鬼神虚妄之说。”
“之前有件事，有家人一直生不出来男娃，一连三五个都是女娃，溺死一个再来一个，溺死一个再来一个。最后架上火，说那女娃是水鬼，不怕水，非要烧死方可不再缠着他，这才是鬼神虚妄邪说。”
“风俗与鬼神，倒是还要分清楚的。”
那官员也道：“兴国公所言极是，其实其中道理，我们这些人也是明白的。其实这几年出的事，已经少多了。这倒真的要感谢这些蒸汽机。”
说着，指了指远处的一台停在板车上正准备卸下来的蒸汽机，说道：“原本干这一行的，小半是长工，多半是短工。”
“因着夏天时候，一旦来几场雨，就容易灌包漫水。那时候漫水了，往外提水也实在是提不起。”
“是以采煤，多半在秋冬之后。而至秋冬，一些百姓冬季没有农活，也来这里干一段时间的短工。”
“短工既不熟练，就多容易出事。下矿的长工，专业的煤黑子，遇到危险也有经验，容易躲。”
“现在有了蒸汽机，还有专门挣这份儿钱的抽水的公司，一年四季都能开采。是以多用长工，不用秋冬时候天气干旱的时候再增产，如此死的人也少了。”
“要说这是鬼神虚妄之说，倒大可不必。不管是下矿的，还是开矿的，其实都知道，哪有什么索命鬼？可就是求个心安罢了。”
“只不过都知道这是提着脑袋赚钱的买卖，便不免多有些忌讳。上工途中，见到孩子哭，也会觉得晦气，便不来上工，这也正常。”
说完这些，官员又介绍了一下用工制度、死亡赔偿之类的事，听起来很是不错。
刘钰对这些矿工的生存状况并不担心。
因为怜悯和施舍卵用没有，他只是创造一个“像军队一样能够很快动员起来”的工厂制结构，在搭建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加之这毕竟是在京城边上，京城百万人，皆赖京西石炭，非比别处。
至于说矿工该怎么办，万历三十一年就会干的矿工罢业这样的事，这时候怎么可能不会干呢？
新时代有着许多旧时代没有的矛盾，参与到新时代中的各方，甚至包括大顺朝廷，都应该慢慢学会在新时代的矛盾中博弈。
现在看来，皇帝这边还是学的挺快的。
在铁路修好之后，皇帝允许私人在京西开矿，而并没有选择开办大量的官营窑。
看来，皇帝琢磨的，还是试图做一个超然于新时代矛盾之外的仲裁者。
这样的统治者，极为老练。
相比于旧统治者的学习速度，和老练程度，新时代的两大阶级，都弱了点，不管是经验、理论，实践等，都差不少。距离承担当统治阶级的重任，都还差得远。
只不过，好消息是，这种老练的手段，太过依靠个人天赋、勤政、特务机构、经验等等。
人死，则术消。
第十九章 木牛流马（五）
以及，最最最关键的一点：矿主和矿工之间的矛盾，如果朝廷不选择官办，那么皇权，或者说朝廷，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处理这两边的事？
向着谁？
或者说，什么时候向着谁？什么时候打压谁？是一成不变的吗？
万历三十一年的京西煤矿罢业，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这些东西，可以意会，但真的很难言传。
况且，本身，这也是皇帝为太子准备的一道考题，如果太子能答上来，那自然最好。
如果答不上来，那就需要抓紧时间，让他明白这里面的东西了。
皇帝认为日后的朝政，应该是内外分开的。内部的许多东西，交给群相处理即可，做皇帝的大致知道个大概就行，把握一下大方向。
而外部的，比如工商业、垄断费、军费、舰队、军队、殖民、银行，这些之前没有的东西，做皇帝的应该深入了解。
内部存在的意义，是“稳定”为主。只要不造反，一切好说。
外部存在的意义，是“统治”基石。只要有钱有兵有粮有舰队，一切好说。
内部那些省份的统治，延续老路子就成。
无非收税、赈灾，闹腾点就是清查田亩、一体纳粮、一条鞭等等，这也就顶天了，还能怎么样？只要别傻乎乎地真的去相信颜李学派那一套真要搞三十年赎买大均田的手段，一般也闹不出大事。
反倒是外部的那些东西，如果当皇帝的不知道怎么拢在手里，那可真是要完。
既可能被那些大臣忽悠的，把税、钱、海军等全都丢了；也可能导致真的搞出来“独汉以强亡”的大事儿。
京西的煤矿，只是一个缩影。一个皇子们学习、了解、接触、甚至实践处理新矛盾的一个“课堂”。
可现在来看，这个回答，着实有些差强人意。
皇帝最终也没有明确地对这个回答表达赞许或者反对的看法，又问道：“那这铁路一事，你又怎么看？”
太子忙道：“南苑海民，群情激愤；京西驼户，失业致贫。但京城煤价稳定，百万百姓受益，此……”
皇帝却打断道：“我不是问你从门头沟到京城的这段铁路。只看这一段，有什么可看的？百家哭，万家笑。”
“前朝万历三十一年，京西煤矿罢业，京城震动；而如今南苑海民、京西驼户，他们便是起兵造反，京城可有一丝震动？”
“朕问的是不是临阵指挥，一城一地之事。朕问你的，是兵法谋略，为帅之道。问的是铁路此物，而不是这段从门头沟到西直门的路。”
这问题，其实倒也不算难回答。
现在来看，蒸汽机车这东西，也就那么回事，比马车骆驼的，强点有限。京城百万人口，之前没有铁路，也不是说年年都用不上煤。
可有些东西，尤其是刘钰力行推广的东西，还真就不能只看现在。
太子对此还是比较清楚的，刘钰在“实学上的造诣和眼光”——虽然这压根是照抄前世的经验，和眼光造诣什么的没关系——不管朝中怎么攻讦，这一点，是攻讦不到的。
他既说此物行，基本上那就真的行。
所以思路上，太子心想，父皇肯定不是问这东西到底能不能行。毕竟术业有专攻，自己如何有资格判断行还是不行？
肯定是问，在“将来一定很行”的基础上，考虑铁路本身对于治国理政、江山社稷、统治手段的影响。
一些东西的出现，将极大地改变统治的方式和逻辑，过去的一些旧经验如果跟不上变化，肯定要完。
铁路时代，可以有皇帝吗？
皇帝在思考之后，认为可以有，而且只要把握住，反倒有利于统治的稳固。当然，皇帝的思考不可能是直接思考有没有皇帝，而是思考是否有利于统治，但意义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这种思考的方向，其实就是在询问太子，是否把握住了统治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说，怎么理解为什么自汉之后，各王朝均无四百年之国运？
现在能威胁大顺王朝统治的问题，到底是啥？
或者说，大顺和之前的诸多王朝，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
秦要北却匈奴七百余里；汉要远征塞北勒石燕然；三国之后有五胡之乱；大唐亦有国都九陷之辱……之后宋之契丹女真蒙古、明之蒙古辽东……
这些东西，大顺实质上已经基本解决了。
北方草原山林里的族群，在火枪、大炮、棱堡、野战阵法军制改革之下，不说是不堪一击，那也真的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哪怕领兵的是废物，甚至是花钱买的官，在军制改革后的练兵和统兵体系下，也真的是靠着火枪大炮，达成了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亦可一战的程度。
皇帝希望太子想清楚，铁路这东西，和大顺要面临的历代王朝之魔咒，到底有什么关系。
第二十章 木牛流马（六）
皇帝隐约间其实明白历代王朝的魔咒到底在哪。
毕竟大顺是个造反起家的。
而且，明末之后，各路的复古儒学兴起，对于土地兼并的问题，也都说的嘴都肿了。
这个问题能否解决？
那肯定是不太好解决的。
可，在这个时代，倒也不是不能解决。
尤其是这些年关东、南洋的开发。以及航海术的发展,对于遥远的万里之外的南大洋、北扶桑的探索开拓，都使得似乎理论上有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还有就是科学院农学技术的进步，弄明白了粮食的肥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理论上要是找到一块巨大的硝石矿、海岛粪石矿等，理论上也能可以延缓大顺王朝的覆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治标的办法。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一件事：一般来说,老百姓只要还有口饭吃,不到饿死的程度，基本上他们是不会闲着没事干造反的。而现在北方蛮族的威胁,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有威胁的西洋人，也基本被隔绝在马六甲之外了；有狼子野心的日本，只要好好玩，能让他们自我攻伐不休。
大顺王朝的威胁，终究在内不在外。
而这个在内，不是靠一句“仁”就能解决的。
仁到三十税一的地步，并不妨碍地主收五六成、六七成的租子。
仁和十而税一、无失其时的经济基础，是授田制下的五口之家百亩田。脱离了这個经济基础空谈仁，在皇帝看来，那是没什么用的。
均田或者直接搞复古井田制，那是扯淡,大顺非要炸了不可，简直就是王莽改制。
在土地私有制不动的前提下，如何缓解大顺王朝的死亡？这其中,围绕着这个目的，铁路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正是皇帝需要让太子想清楚的。
因为这些东西,没人能教。
翰林院教不明白这些东西。他们明白的道理,都是些过时的道理,不是不对，而是现在于中原，上哪给弄一夫之家百亩之田去？做不到这一点，无失其时，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实学派的那群人，也不能教。
不是说他们不懂这些东西，而是在皇帝看来，他们懂的方向有点不太对。他们思考的方式，适合松苏、关东、南洋，但怕是不太适合整个大顺。
刘钰在松苏的改革，也开了个不太好的头——松苏干的挺好，可问题是，上哪再去找一个福建的茶叶、江西的瓷器、南洋的稻米、关东的大豆、日本欧洲的白银、南方五省的盐税、已有的运河、方便的海运和人口外迁，来完成这样的改革——这使得很多实学派的人，在皇帝看来，有点过于激进了，觉得变革很简单,照着松苏复制即可。这样的人，还是仍在外面干活吧,不要折腾内部的事，过于锐意容易锐出来事儿。
可能是考虑到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有些过于大了，皇帝又狠细致地问道：“罢了，朕这样问。”
“若你手中，有两千万两白银。就按照西直门到门头沟那条铁路，一里路一万两银子来算。”
“朕问你，你这第一个两千万两，也就是两千里的路，修哪里？”
这个问题，比起刚才那个，看似简单多了，回答起来也不太至于弄得大而无当，说不清楚。
可实际上内核的东西，可是一点没变。
只是把问题隐藏在这个简化之后的问题之中，最终还是绕不开“为什么要先修”这个问题。
太子对这个问题，倒还真的不陌生。
门头沟到西直门的铁路修成之后，实学派的人欢呼雀跃，很是对着未来畅想了一番。
畅想的流派，那可就多了去了。
有传统的汉唐旧疆郡县派的，那自然是琢磨着先通沈阳，而至汉四郡。
有西北边疆戍边派的，那自然是琢磨着赶紧解决河西走廊，稳控西域的。
还有贸易派、工商派等等、等等。
流派太多，而且畅想未来的，都是在认定铁路这东西，将来真的会像是火门铳进化为燧石枪一样，大有可为，只差个蒸汽机车，估计数年之内多半也能解决。
既是如此，太子也读过不少类似的文章。
粗看下去，就感觉，好像说的都有道理，都没啥问题。
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真要论起来的话，似乎只要有钱，哪个都有道理，甚至恨不得修的遍地都是才好呢。
但既然皇帝问的是优先级，那么这就总不能回答，应该可劲儿修，修满为止。
说到底，这个回答，到底还是要看皇帝是否满意。
虽然是亲父子关系。
但这时候还是君臣。这种考教，是让太子最为不安的。
想了一下，太子还是选了一个，回道：“儿臣以为，若要修，以两千里论。”
“则应修天津到京城、而京城延至张家口。此不足两千里，剩余则从京城往热河方向修。”
皇帝没有评价是否满意，而是非常非常冷静地问道：“何故？”
太子也听不出来父皇到底是对这个答案满意还是不满意，也不敢去揣测是否满意，几日话都说出来了，那就只能有什么说什么了，尽可能把道理讲明白。
“儿臣以为，此番修，有如下利处。”
“于其一，兴国公常慨叹，蒙地之羊毛，驼绒等，未能至天津。若只有铁路运至天津，则工商业必将大兴，活人不下十万。”
“于其二，昔者父皇便兴以商控蒙之策，若得蒙地与内地商贸沟通，则蒙人难叛。”
“于其三，若北疆有事，则京城可立即出兵弹压。如此，北疆再无大碍。”
“于其四，京畿周边，人口滋生。蒙地多有空地，可迁而垦蒙，是蒙人贵族归化为地主。如此，方可教化以圣人之言。”
“于其五，京城附近流民，正可用以修路筑路，使之有些生计，不至生乱。”
“于其七……”
太子可谓是用尽毕生所学，将这么做的诸多好处，能想的都想出来，力求让皇帝觉得自己思路开拓。
然而，皇帝虽然面无表情，心里却忍不住有些恨铁不成钢地感叹道：我的儿啊，你第一条铁路怎么能往这边修？你是真不知道朝廷的危机到底在哪啊！
这条路，按照两千里一个批次来算，只怕前三都不应该排进去，你怎么能往这边想？
不是说不能修，也不是说不对，而是说这个题本身就是再考轻重缓急，考一考太子对统治的理解、对危机的认识。第一条路选择往这边修，在皇帝看来，那实在是没明白，这东西对于统治的真正意义。
或者说，没明白大顺王朝的危机，到底在什么方向。
不管是羊毛驼绒这些工商业的发展、还是所谓的垦蒙移民、亦或者防备北疆有事……
这些东西，此时哪里排的上号啊？
第二十一章 木牛流马（七）
显然，在皇帝看来，太子给出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答案。
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比如说正确回答应该是不修铁路之类，这当然不是。
不过这个错误回答，只是让皇帝内心嘀咕了一番，慨叹一下儿子还是太年轻、太幼稚。幼稚这玩意儿,和年龄关系不大。
而这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实学派和传统派的严重割裂。
问铁路，给出的回答，都是新学派的那一套东西，因为传统派根本不懂这玩意儿，之前也并未研究。但实学派的脑回路,相对于传统思维，又过于奇葩。
这种割裂的本质,是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或者说,对大顺的天下应该什么样、未来什么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在皇帝看来，能真正把传统和新学结合起来的人，朝中真没几个。
而现有的这几個，皇帝也基本上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太子党，不敢。
皇帝倒是也不怪太子，或者说也没有因为这一番话就会太子失望。
毕竟太子长在宫中，而这些年大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太子小的时候，传教士还能出入宫廷为官，教授一些实学学问。
等成年，就迎来了最严厉的禁教风潮。
太子第一次监国的时候，大顺还在和北方的罗刹、西北的准噶尔开战，那时候还要担忧东北地区的危险,考虑怎么防止一个拥有大平原、靠近朝鲜、挨着蒙东的潜力地区再出现一波新的反叛势力。
而现在,大顺的整个战略重心都移向了南方,舰队已经西出马六甲,大有再下西洋之势。
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大顺南北方之间的联系，还是靠大运河。京城的粮食，还需要南方的稻米沿着大运河北上，每年国内开支的重中之重，还是漕运、河工。
而现在，南北方的联系靠的是海运，实际上京城如今也不怎么吃江南米了，甚至于到底吃的是哪里的米、哪里的麦，自己都不清楚。甚至于京城已经产生了一种“大米和麦子就是粮店和粮库里长出来的、只要有银子就能要多少有多少”的错觉。
太子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木牛流马的时候，以为那是神话。
可现在，木牛流马不再是神话，人不食、马不嚼的车，已经出现。
这一切的变化，都在二三十年之内。
皇帝是从头经历到尾。还有一个改革助力是个“大忠臣”，既理解传统也精通实学。
饶是如此，一直到几年前松苏大阅，皇帝才真正确定了日后大顺李家该怎么办的路线，并且将这一套东西逐渐在头脑里琢磨成型。
皇帝也不可能要求太子直接就明白这一切的变化、理解这一切的变化,这是强人所难。
就像刘钰给皇帝说过的那样，刻舟求剑者并不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人也不笨。因为笨人是不可能总结出来落地的规律的，只是依照过去总结出来的规律，在过去有用，在现在未必就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派，还是实学派，其大部分人，都是在刻舟求剑。
“漕运之贪腐克扣之弊，隳不了宗庙。莫道石人一只眼，那是真要隳宗庙的。”
“以史为鉴，一国一姓之危亡，或源于夷狄、或源于百姓。然如今夷狄束手，只可能亡于百姓。”
“自古以来，河南不乱、荆楚不乱、则不过割据、流寇之势。若河南荆楚皆反，则社稷危矣！”
“吾儿所言，至张家口、至热河，兴工商、垦蒙地，此皆正途，但今日可做、明日可做、后日做也不晚。”
“以朕观之，这第一条路，必须要通河南、往荆楚。”
“京畿河北河南荆楚松苏不乱，其余最多不过割据流寇之势，不能成大事。”
“昔日孟子见梁惠王，于灾荒事，梁惠王如何说？”
太子连忙对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皇帝点点头，又道：“朕之前叫你读《盐铁论》，桑弘羊于此事，又是如何说的？”
“回父皇，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太子回答的也是很利索的，既然是皇帝专门让他看的书，他肯定是要仔细读的。
而且，当时很多人以为，皇帝是支持桑弘羊的路线的，国家调控、鼓励工商，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有点这么个意思。
然而太子拿到的那本、皇帝给他的《盐铁论》，则非常有意思。
太子知道，那本书原本是父皇拿给兴国公看的，而兴国公在那本书上面留了不少的题注、吐槽。
比如开篇就写了个成语，“万勿刻舟求剑”。
再比如在开篇的桑弘羊第一问，即“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的后面，则写了一个吐槽。
吐槽的倒不是大顺，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曰：英人东印度公司，并不鼓励发明更有效的捕鼠器。而是关键是谁能拿到政府特许的捕鼠资格。荷兰东印度公司亦然。
曰：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盐铁其形也、利其质也。
盐铁之利为大利，则盐铁；茶糖之利为大利，则在茶糖。刻舟求剑者，只见盐铁、而不见利，诚可笑矣。
罗刹人嗜酒，遂取酒之利；英人嗜糖茶，遂取糖茶之利；荷兰人嗜香料，遂取香料之利；西班牙人……得天独厚，有金银之利，天下人皆爱之，遂取金银矿之利。
基本上，太子所读的那本书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吐槽。
皇帝把这本书收了回去，并未刊行，而是看过之后让太子去读，自有深意。
只是皇帝却忘了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子读书颇多，可从现在的回答中，并未达到皇帝想让他达成的效果。
不过，背诵一下桑弘羊的原话，还是没啥问题的。
今天这事，皇帝也不是要专门教太子，盐铁之利的关键，到底是盐铁还是利的。
而是取另一个角度。
见其对答上来，便道：“梁惠王尚且知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
“这个道理，我想谁都知道。孟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在授田制、或者官地占多数的情况下，才有道理。譬如日本，或有道理，其地所收，五公五民。然于本朝，大无道理。朝廷蠲免，则士绅地主便免了租子吗？”
“朝廷要按梁惠王的办法来。”
“只是，河内到河东，几里？”
“南洋米、辽东麦、关东高粱、日本稻米、朝鲜稻米，若真有大灾，朕手里的钱，绝不会让河南饿的造反。”
“只是，便是在天津堆积如山，又如何到河南去？”
“梁惠王知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朕也知道。可他从河内移到河东，不过从晋城到临汾。论及距离，未必及得上天津卫到京城。”
“梁惠王的办法既然对，那么就需考虑，一旦河南灾，如何把天津卫堆积的粮食，像是从河内运到河东那么简单；一旦出了大灾，河南的百姓迁到关东、扶桑，如何像从河东到河内那么简单。”
“如今朝廷得桑弘羊之利，丝绸茶叶瓷器棉布香料宝石外贸之利，一年千万。南洋关东之米面，堆积如山。”
“为人君者，当知，天津堆积的粮食再多，河南灾民吃不到。扶桑的土地再多，川楚的灾民也去不成。”
“做天子要解决的，是堆积在天津的粮食，如何才能吃到河南灾民的肚子里；如何让各地的流民，抵达土地广阔的扶桑南大洋。”
“如此方能坐得稳，社稷久远。”
“天下如棋，黄河一割、长江一割，此二横也。必还要一道纵割，将天下分割数块，彼此割裂，不至于一夫举事而天下一盘棋皆乱。”
“是故，若铁路兴，为天子者，要修的第一条路，既不往北、也不往西，定要直通河南、联络荆楚，纵横切割天下。”
“需知，黄河若决口，则必是洪灾侵袭。届时受灾的，可不只是黄河决口之处，只恐中原荆楚，皆有洪灾。否则，若只是寻常天气，黄河又怎么会决口？”
“不趁着此时还能做事便去做，朕只恐如兴国公所言，到时候真要被一戳才不得不蹦跶的时候，却发现蹦跶不起来了。”
第二十二章 木牛流马（八）
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而至于统治之术，利用铁路、长江、黄河、海军、将天下分割成几块，使之在西边的起义不会影响到中原、在东边的暴乱不会越过荆楚，这也是铁路之于皇权的意义。
最终放在第一条铁路到底应该修到哪，这件事也就可以说的很清楚了。
黄河决口，是有规律的。
从宋开始，黄河决口就是在河南、鲁西南这个范围内，反反复复。
曹县、菏泽、兰考、郓城，就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只要决口，肯定就是先把这边冲一冲。
大顺的百姓读《水浒》读的非常喜欢，但大顺的百姓，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为写《水浒》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顺的百姓看《水浒》的时候，因为漕运，一条大堤出现在黄河北岸，加上明顺以来一直默许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运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经成了个传说。
这个变迁，是现实的统治的选择。
而于此时的现实之下，真要是黄河北决，大顺会选择让黄河复南吗？
让黄河在大顺的财税重地泛滥？
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当初为了保漕运而默许的“保北不保南”一样内核的选择。只是形式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大顺已经开始修一条类似于太行堤之类的东西了，只不过这个太行堤，是在河的南边，而不是北边了。
“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只可迁延日月，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基本上已经是大顺这边，在解决了运河问题之后，破开了讳疾忌医的这个伤疤之后，有识之士的共识了。
只不过，这些有志之士，过于“有识有胆有魄”了，琢磨着有钱的话，不如直接挖一个从北边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呗。
大顺吸取宋时教训，并不认为人工挖一条黄河河道，是大顺现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鸡儿挖河，这个风险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黄河不会闲着没事干决口的。
大顺在解决了运河漕米问题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随着玉米、高粱等秸秆作物的普及，修堤坝的材料也比以前丰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决口，那么这不是只考虑黄河决口的事。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
第二十三章 木牛流马（九）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前所未有的。
想要解决，废掉海军，理论上要沿着海岸线修一条上万里的铁路，那这还是得往前走。
大顺占据锡兰，给大顺上的一课，就是印度就是进入南洋的桥头堡。英法都在印度编制土兵，到时候一个上亿人口的地盘，有的是炮灰，到时候就南蛮入侵了。
不过，应该说，直到现在为止，包括皇帝在内，都还没有对贸易、商品这些事上，有丝毫警觉。这也不能说是错，只能说，现在警觉，真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
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属于超前课程，大顺现在是真没机会感受这种竞争。
那么，大顺也只能从传统的征服与统治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而从征服和统治的角度，大顺既然能去印度收税，那么欧洲人能不能在中国收税呢？
衍圣公挂英王乔治的画像、挂法王路易的画像，有没有可能呢？地主能不能像印度的柴明达尔一样，只要保证我继续统治，我按时交税就行，剩下的都可以？
大顺毕竟是经历过明末的破事的，对此，素来是觉得靠不住的。尤其是这一次孟加拉事件中的背叛，更是给了大顺皇帝一个警示，大有可能。
是以，已经没法退了。
不退，就得保持海军。
保持海军，就得有钱。
有钱，就得贸易。
贸易，就得进攻。
进攻，就得有事功之臣。
事功之臣，就得学实学。
学实学，就得搞内外分野。
搞内外分野，就得要求皇帝必须脑子非常清醒，保持均衡，会玩手段，明白方向。
不明白方向，党争就无法控制，皇帝可能要沦为党争的小弟，路线问题会凌驾在皇权之上。这既包括王道、霸道、复古、礼法、也包括进步、激进、工商、改革，还包括民本、君本、封建、一统、专营、放权等等。
皇帝可以有路线，甚至皇帝可以本身就代表一条路线，但皇帝不能让路线凌驾在皇帝之上。
这其中的区别，皇帝很怀疑太子能不能明白。
这也不是换个太子就能解决的，因为皇帝在改革中表现出的倾向，使得皇帝无法确定皇子们到底是认可路线，还是认可皇权。
而换太子本身，又似乎意味着这是皇帝在传达对路线选择的态度，实际上在这时候换人，本身就是对皇权神圣性的削弱，看起来像是降到了路线之下。
皇帝自己也难受，或者说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皇帝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好不好、将来的情况能否应对。
他在改革中成长、在实践中琢磨。而改革的过程里，又是靠刘钰这个“宠臣”去完成的，且不说本身让太子去跟着学这就容易叫人产生极大的误解，就说让太子和刘钰交往过密，皇帝自己都不安心。
等着改革初见成效，太子却压根跟不上时代了。
不是说太子啥也不懂，实际上太子小时候就跟着传教士学过数学，长大后也接触过新学学问，而且对于火车铁路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无所知，看实学书籍看的也不少。
而是说，太子学的太多，脑子学的泾渭分明了。
的确，皇帝是要搞内外分治的，但这种内外分野是要搞成一团浆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搞成泾渭分明。
问铁路，就照着新学的思路讲；问朝政，就照着旧学的思路来。这种泾渭分明不成浆糊的状态，是不行的。
皇帝很想让太子明白，铁路这破玩意儿，只是看起来新，所以翻史书，没办法以史为鉴。
可他娘的，你翻书的时候，没有铁路，难道没有直道、漕运、海运、京杭大运河吗？
看起来新，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可他娘的，大顺打西域，和伐日本下南洋，并没有相隔多少时间。都是一两万人决定战争的胜负，都是距离都城万里之外用兵，西域用兵超两三千万，下南洋伐日本不过几百万两白银，这其中的后勤军费的差距，到底是哪差出来的？
换了个皮，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马（十）
太子也知道，自己的回答，显然很不好。
因为他的父皇显然不同意他的想法，说了那么多，显然也是在说他的想法过于幼稚，根本不知道这钱该花在什么地方。
都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只怕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刀刃；什么是刀背。
紧张到汗水岑岑，太子俯首认错道：“儿臣愚钝,还要父皇多多教诲。其中道理，若非父皇点拨，儿臣实不能想的如父皇这般圣明全面。”
“经父皇点醒，儿臣方才明白，这铁路，竟要修往何处。”
皇帝听到这话,心里是真的有些不爽了。
之前他并没有怪罪太子,因为他自己也明白，这里面的事儿,自己也是这几年经历了改革的全程才明白的。若说让太子一下子明白，那纯属是不切实际的奢求。
可现在，太子这几句话，反倒是让皇帝的火气蹭地一下上来了。
皇帝是想让太子明白“道”，可太子听到现在，还是在“术”的层面打转儿。
别人这般出拳，我告诉你该用这一招破解。
那别人换个出拳的方向，你不还是不知道咋办吗？
皇帝心想，我是想让你明白什么这铁路该往哪修吗？我是让你明白，一些大道理，当你明白这些大道理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你能得出正确的解法。
你他妈哪怕跟朕谈一句,这木牛流马的出现,和朕让你去读《盐铁论》和《平准书》的关系，朕也心安了。
你自小也是学代数几何的,给你个公式,让你解题。换个题，你就不会了是吗？
强压住心头的火气，皇帝尽可能平静地问道：“这些年东宫之臣日多，也往松苏去过、也往川南去过。除此之外，朕也叫伱多有自主之权。朕问问你，这治河事，你可有所了解？”
自古以来，治黄河，就是大事。
只要大禹还在圣人的范畴之内，这事儿就不可能是小事。
太子此时已然是心中发寒，他又不傻，也是宫中长大的，只是缺乏战略眼光和真正的大局观，这种权术上的事，有这么多弟弟的他，是不可能不懂的。
皇帝刚跟他说完，黄河决口的可能，以及为什么第一条路先贯穿中原。
这要是还不能听明白,那可真是白当这么多年的太子了。
可问题是，自己之前的眼光，不是没盯着治水,可压根就没考虑黄河决口这样的事。
也派人去中下游了，了解的方向，也多半是在废弃运河之后，治黄河的诸多便利。
然而，即便太子没明白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可皇帝刚说完黄河决口的事，这时候再提废运河之后治水如何方便云云，那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吗？
可问题是，自己只是太子。
难道当太子当的皮痒了，闲着没事干说黄河要决口？或者说，自己这个太子，要琢磨着挖人工河让黄河改道？
那自己这个太子可真是当腻歪了。
那得引出来多大的风波？
自己能怎么办？自己不是宠臣，不是近臣，不是大臣，而是太子。
太子心想，兴国公那样的，若是真提一嘴，挖人工河道改道黄河，你不同意也行、同意也行，反正他是虱子多了不怕痒。
我能说吗？我能琢磨这個吗？
怎么看，你让兴国公从松苏回来，之后就给安排了一个无定河治理的事儿，也没有进天佑殿，而是扔去了枢密院养老。
本身就有点似乎像是改革到此为止的意思，我这时候再去琢磨玩个更大的，直接挖黄河？
支持挖黄河的，那都是些什么人？基本都是实学派的，觉得淮河能治，这黄河就是个大一点的淮河嘛，大不了大规模迁民，往扶桑南大洋迁……
但凡正常点的，哪有会琢磨这个的？
我这时候去提挖黄河之类的事，还是在松苏改革之后您把兴国公抓回京城扔进枢密院养老的节背景下，我这算是什么？算是挑明立场，就要支持激进的实学派？
到时候，只怕父皇您就先不高兴了！
太子倒是真没这么想过。
但是在皇帝这么一点之后，太子还是凭借多年的权术手段，瞬间为自己找了一大堆的开脱理由。
但实际上，这些理由，都是屁话。
既不可能说出口的东西，自己想这么多，除了说服自己感动自己开罪自己之外，毫无意义。
显然皇帝就这么问，问他对黄河治水的看法，他能怎么答？
胡扯，会让皇帝觉得自己不干正事。
不胡扯，琢磨的都是废运河之后治河的手段。
可听起来，父皇的意思，明显是说黄河早晚要出事。要是以这个为基础，那么自己之前琢磨的、研究的废运河之后的治河手段，那不等于是别人都在用火枪了，自己把怎么用弓箭手琢磨明白了？
太子终究不是傻子，知道话到了这个份上，这时候再继续说一篇《在废弃漕运的背景下治理黄河淮河之思路》的论文，那多半是要被父皇唾弃的。
于是急中生智，果断地选择了绕开话题，回道：“儿臣听父皇一番教诲，如醍醐灌顶。”
“自汉武元光三年，黄河决于顿丘。乃至于今，北流南流、夺淮夺泗，不下数十次。”
“自宋建炎年间，黄河夺淮，已有数百年。”
“为政者，当知眼下之局，亦当未雨绸缪日后之险。”
“得蒙父皇圣明之庇，废运河而兴漕运、下南洋而垦关东，又得专营之利。朝廷财政丰盈，天下才智效命。于此盛世，当思绸缪。”
“儿臣原无思绪，得父皇提点，茅塞顿开。”
“一则修铁路，若真有灾，则兴救济蠲免，勿使百姓无食而举兵。”
“二则当迁百姓，黄河若决，百万家或为鱼鳖。当于大水漫灌时，迁民于外，垦殖谋生。”
“三则当先测河道、明水文。效淮水故事，预留河道……”
皇帝大约是看惯了刘钰和枢密院的奏折风格，亦或许是习惯了实学派的那种奇葩的公文格式……当然，也可能是刚才那么一问，即便自己知道不应该期望过高，但实际上内心已经有些失望，而导致的自己都没预计到的情绪。
皇帝感觉，太子说了半天，都是些假大空的废话。
显然，既没有提前去考察，也没有提前设想，纯粹是临时琢磨的。
尤其是测河道、明水文、预留河道这些话，这是个太子能说出来的？
皇帝心想，你终究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君子远庖厨”。
君子要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但同时君子还是远离庖厨。
听着太子还在那说一些空话，皇帝打住了太子的话语，问道：“吾儿知否，兴国公在松苏被人攻讦最多的事，是什么？”
太子一怔，随后道：“多有人言，兴国公残暴。其垦关东、下南洋、废盐户之事，惨死百姓，不下百万。霸术太重。”
这个没什么需要考虑的，这几乎是朝中公认的事。虽然皇帝不治罪，但是天天讲、日日讲、月月讲，这个大黑料确确实实是躲不过去的。
皇帝又问：“那若是兴国公不行移民之策，每年因着风灾、水灾、旱灾、决口、漕运、饥荒、缺粮等事而死的百姓，这罪责，又该安在谁的头上？”
“仅仅一个苏北，自开国以来，水灾、风灾、潮灾，无年不赈。其中死者，每年不下数万。朕问问你，这算谁的？”
太子一时语塞，心想这算谁的？
半晌，皇帝道：“这谁的责任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人要死，但每个人都没有责任，要怪，便去怪老天爷。”
“但因为兴国公做了事，所以在关东死的、在南洋病死的、都是兴国公的罪责。”
“朕再问问你，若是黄河真的决口北上，这是谁的责任？”
听到这个问题，太子内心只想骂一句，我日你个毬，这怎么回答？
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让我怎么回答？
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就是再傻，也该明白说，这是治水官员的责任，当应枭首、治罪、借汝头一用，安上一些贪腐河工款的罪名，安定民心。
传首黄泛区，再抓紧时间赈济，直接从朝廷选拔实学事功良家子郎官，直奔黄泛区，甭管有罪没罪，先砍上一堆脑袋。
然后再把赈济的事解决了……
我要是这么答，你怎么想？
太子就是这么个霸术太重、重于术势的人？竟无半点仁德之心？
还是说，我要回答说，这是做皇帝的责任，明明知道黄河可能会决口，却无动于衷，所以是皇帝的责任？
因为皇帝把控着税收、把控着财政、把控着国策。而且，显然在出事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可能会决口的预言，甚至你现在就跟我明明白白地说了。
既知道，又把控着朝政，那么明确知道，却不提前准备，难道不是皇帝的责任吗？
可你又说，君子远庖厨。可以对着为宰杀的羔羊落泪、也可以对着被杀死的羊肉落泪，但唯独不应该去阻止宰杀。
显然，我要说，这是皇帝的责任，应该下罪己诏，你肯定又觉得我愚蠢。
你这问题问的……你可以去问宠臣，去问近臣，去问我母亲，去问太监，唯独你不能来问我啊。
我是太子，你让我怎么回答？
关键是，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太子？
守成之君？
开拓之君？
改革之君？
还是怎么样？
不要说我，便是现在大臣，又有几个能明白，你到底想要干啥的？
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让你儿子当个什么样的人？
太子冷汗已经湿了后背，这时候着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其实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
而且，实际上，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其实好像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可这个明显非常明确的、似乎好像是皇帝在故意引导的答案，又让太子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和危机。
过于明显，难道父皇真的想听到那个全是术、势的答案？
第二十五章 太子难当（上）
除此之外，那就剩下听起来最不靠谱的提前挖河道、修河堤，人工改道，提前移民这一条路了。
但太子听他爹的意思，要是这么办，岂不就是在重复刘钰在松苏改革的老路？
没出事之前，就开始移民、征发劳役、修河道、强制迁民,到时候，所有的怨气不全都落在朝廷身上了？
刘钰如果在松苏不改革，每年死那十几万人，谁也没责任。
但他改革，强制迁民，每年在南洋因为水土不服、疟疾热病而死的那些冤魂,也要落在刘钰的头上。
真要是黄河决口了，淹死个百十万人,剩下的救济救济,那么朝廷就是仁义王道，类禹圣三代之仁。
可要是黄河没决口，本来山东境内压根没有黄河水患威胁，却开始强制迁民，预修河堤河道，那朝廷岂不是就类始皇修长城、隋炀开运河之残暴？
况且，这里面涉及上百万人口的大迁徙，真要做的话，那可绝对是个对大顺而言的顶级工程。
复西域、下南洋，和这个比，简直就是小儿科。
黄河改道，对传统天下王朝而言,绝对是天大的事。
事也绝对大到不啻于亡国、黄巢、李自成之类。
实际上，太子敢这么想,本身也证明太子的幼稚。
人类当然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得和生产力想配套。
石器青铜时代，征服一下冲击平原。
铁器时代，征服一下沼泽山川。
大顺改革之后，凑合着解决一下洪泽湖和淮河。
那么，能不能束缚黄河呢？
能。
但显然，现在不能。
因为没这个能力。
不只是技术上的，更是需要一个现代国家的组织力才能完成。
大顺实学派的那些人，有点飘了。开通了淮河入海通道之后，飘到一些人觉得可以人工让黄河改道了。
这很正常。
在这個人类从用火之后，最大幅度的一次技术进步的势头来看，实学派的人觉得，老子都能用数学预测彗星归来、尝试测算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了、尝试着用机械取代人力了……盘个黄河，似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这个时代，大顺的启蒙的乐观主义，是这样的。与欧洲启蒙派的莱布尼茨的有神义存在的乐观主义，是不同的。
虽然，都可以叫乐观主义。
然而，乐观可以。实际上，盘不了。
社会层面的变革没有达成，组织控制能力，弱的一批。
就这水平，盘个淮河下游,已经需要大顺动用举国之力——后世几乎一样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的条件下，也就是个地级市的事儿——而现在用举国之力，相当于两年多的户政府财政盈余，才把淮河稍微盘了盘。
搞黄河，算了吧。
理论上，能不能搞？
理论上，能，笨办法也能。
提前测绘，准备一条十五公里宽的无人区。
在这条预留的无人区两侧，修筑一套备用的黄河大堤，从开封等经常决口之处，一路修到渤海。
不只是人，沿途所有的河，全部为这条大堤让路。
这得多大的工程呢？
1000多公里，15公里宽，在算算边缘影响区，大约人工搞出来个三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四道根本没有黄河的黄河大堤。
因为不能太宽，还要提前搞出来一个窄一些的河道，方便黄河流水冲刷，不然的话15公里宽只怕很快就淤积了。
这还不算完。
一旦黄河决口，就算把水引入到这个无人区里，那也需要至少十年时间，黄河才能稳定。
因为这十年里，黄河要慢慢靠水流，自己给自己刷出来一条河道。
在黄河彻底稳定之前，需要每年投入大量的钱，来维系黄河。
修淮河，可以花钱。
修黄河，就不得不征发徭役，那不是只靠花钱能花得起的，因为朝廷养不起一群脱离农业生产的、专门负责黄河河道的工人，并且养他们几十年。
这里面看似最简单的，就是规划处一片三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同样是三万平方公里，刘钰在苏北的盐户区搞起来，似乎不难。
可这三万平方公里，在河南、山东搞，那可真就是……难于上青天了。
这还是这里面所有问题里最简单的一项。
河南、山东的三万平方公里，可被之前被糟蹋的快成地狱的苏北的三万平方公里，那可完全不一样。
大明时候，站在盐城城墙上，直接就能看到大海潮来潮去。那是苏北。
而在山东、河南……大顺的人，连八百里水泊梁山的概念，都只能从经历过明初时候的施耐庵那里知道。
沿途可能受影响的县、城、府、州，哪一个拿出来不是十几万、几十万人口？
曹州、郓城、菏泽、东平、汶上、平阴、荏平、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蒲台、利津、济宁、东昌、武定……少于1500年历史的，在这里面都会感觉尴尬。
这和刘钰在苏北的二三万平方公里的地面，可是完全不同的二三万平方公里。
河南、山东早都已经全面耕地化了，这三万平方公里，算起来，几乎就可以认为全是耕地——因为挖河不可能往山上挖，肯定走平原，河南山东的平原，居然还有不是耕地的地方？
大约可以认为是4500万亩耕地。
沿途影响的百姓，加在一起，约莫得有个四五百万人，甚至还得更多。
这还不算需要征徭役的、需要出工的，只是大约只算需要迁徙的。
不是说不住在河道里就不用迁的，而是土地在那，就得全迁，因为这年月的大顺、或者说整个世界市场，容不容得下一百万工业人口都难说，这些人没有地只能再给他们安排土地。
大顺从来用不着什么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去创造廉价的城市劳动力，就现在来说，不搞圈地都一天天的头疼灾民流民退佃者的数量。
这还是黄河的一系列问题里，最为简单、最可能实现的最容易解决的一件事。
剩下的，迁民、修堤、测绘、开河、拆堤、易原本就有的河流……哪一个，都比这个难。
这件事，怎么看？
要是皇帝真下定决心，为了彻底治理华北地区的水患，为了防止几百万人受灾，哪怕说主观上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而要要把这件事干成。有政治理念、明确纲领的对封建王朝绝对造反有瘾的，说不定都会暂缓几年琢磨着搞点大新闻的想法。
因为，黄河水灾，不是一个“嗖的一下”，一年结束的事。
而是，如果不管，任由爆发，会是一个至少大约十年的连续灾难。
水灾。
无固定河道的来回摆动。
漫水之后的盐碱化。
水患之后必然会有的大规模蝗灾——蝗灾是必然的后续。
暴动。
起义。
反抗。
不当安安饿殍。
贪腐。
徭役。
向南决口。
海潮倒灌导致的水平蔓延。
流民。
大量人口死亡后的瘟疫。
水灾中的尸体导致的疾病传播。
海拔淤积升高导致的向南向北淹没。
六百年没有治黄心理准备的山东百姓和官员的不知所措。
等等、等等，至少得要个七八年、最起码也得五六年，黄河才能固定下来河道，走一条固定的路线入海。
至少是一场几千万人级别的大灾，照着六七百万人死。
把目标放在扭曲的唯生产力进步上，可以有别的方向的投资选择。
把目标放在真正的仁义道德王政上，这件事就算再难，也该尝试着去做。
把目标放在服务于民族、或者服务于同胞，这件事当然也要做。
至于更为宏大的理想，那自不必提。
然而，太子此时并没有往这个方向上考虑，也没有往哪怕是扭曲的唯生产力的方向上考虑。
他只是觉得，自己这个想法说出来，父皇不会满意。
因为从封建皇权统治的角度来讲，做扁鹊是正确的选择；做扁鹊的大哥二哥，都是错误的选择。
而且，选择做这件事，也就意味着有很大的失败的可能，这不是一定会成功的。
不做，也就不会失败。
可是，皇帝现在问他的问题，他还没有回答。
能回答的几个选项，太子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或者皇帝不会愿意听，亦或者有些听起来倒实在像是故意挖坑引诱。
现在假设明知道黄河会决口，却不去管，那么将来出了事是谁的责任？
思索许久，太子终于道：“儿臣愚钝，实在不知此事到底该怎么讲。还请父皇赐教。”
皇帝在心底幽幽地叹了口气，刚才略微有些失望和不满的情绪终于被压了下来。
一开始，他是朝着一个“守成之君”的风格来培养太子的。
那时候，皇帝觉得，北伐罗刹、西复西域，日后便天下太平了。无非也就是继续搞一搞西南的改土归流，这些守成之君足矣。
很多麻烦，在他驾崩之前，都能解决，留给儿子一个完美的盛世。
但，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这二十多年，多少新东西接踵而至；大顺的战略重心一变再变；甚至于最后不得不考虑内外分治等想法。
结果到头来发现大顺已经被时代绑架，不得不主动往前走，否则就要出大事。
过去的千余年，盛世之下，守成之君做继承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变化没有那么大，底子够厚，只要不作死搞出来土木堡之类的情况，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可现在，守成二字，难矣。
昔者，唐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可现在，哪还能守成？每一步都必须要开拓，哪怕要当个守成之君，就如今大顺的局面，也非要干出来几件大事拉出来威望，才能守得住。
见太子被自己一时间逼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皇帝也明白，有些想法，太子心里即便想了，也不太可能说出来。
遂道：“吾儿且记住。这件事，可以是治水河工大臣的责任，也可以是皇帝的责任，还可以是别的什么人的责任，或者也可以谁的责任都不是。”
“但不管选哪一个，选择权当在天子手里。而为天子者，最忌朝令夕改。”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
第二十六章 太子难当（中）
皇帝这话说的其实不怎么对。
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又是对的。
如果是想让太子做旧时的守成之君，那么这句话显然就是错的。
因为这句话很可能发展成刚愎自用、不听劝谏、隋炀之暴，等等。
可与此时大顺的情况，这句话又是对的。
在大顺实质上已经出现严重的内部割裂的现实下，旧时的守成之君、什么都不做，那对大顺李家王朝简直就是毁灭性的作为。
现在皇帝不怕将来太子选错了、做错了。
而是怕太子压根不选,或者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也有理、那个也有理，朝令夕改，那才是要出事。
因为两边的割裂过于严重，一旦皇帝耳根子软，那么对另一方就是毁灭性的打击。真搞成宋时新旧党争的做派,皇权只能选边站的时候，大顺李家也就离着覆灭不远了。
就大顺现在这情况，传统科举之臣和那些事功之臣之间的割裂，可比宋时新旧党争的时候严重多了。
这种情况下，皇帝耳根子但凡软一点、但凡没有点自己的主见，那对大顺李家来讲就是一场灾难。
一旦一派彻底得势，那就是让皇帝和臣子站在一起，对另一派进行全面的清算。
真清算的话，那可不是新旧党争那点朝堂的小事了。真要清算，在皇帝看来，那可就要不死不休了。
于是，皇帝给太子讲了一个过去不久的故事。
“前些年，废运河、修淮河事。论起来，其实还是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
“当时，耗费重金，国库见底,险之又险。一旦当时黄河泛滥,决口向南；亦或者,初春河道未成时候,阴雨不停,泥沙淤积新挖掘的河道。”
“天命若不予,则功亏一篑。”
“若当时，真的功亏一篑了，为天子者，既是认定了，那就要撑住。”
“今日不成，明日再来。今年不成，生聚力量，五年后在做。”
“既要做，就做成。”
“否则，若是半途而废，处置众进言修河废漕者，则朝政糜烂矣。”
“如今黄河事，也是一样。”
“朕既决心修铁路，难道铁路会往黄河决口可能影响的地方修吗？实则朕心已决。”
“此事，决断之时，当应考虑。”
“淮河事，运河既已被废,今日失败,积攒几年钱财,下次便可成功。即便尽人事、听天命,若是天命不予，输也输得起。大不了从头再来。”
“黄河事，若选人工开河，迁民，提前修束水堤……非一朝一夕之役力、一年两年之财政。真要做成，非得五年、十年；耗费不下亿两。”
“只有一次机会，本钱太大。”
“一旦做了一半，黄河却不等你做完便决口，皆前功尽弃。届时，虚耗钱粮，并无成果，可就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了。”
说到底，皇帝还是决定给太子讲一点真正冷血的东西。
就太子琢磨的那点权谋，在皇帝看来，距离冷血，实在还差得远。
将太子叫到身前，皇帝在桌上取出一张地图，拿起桌上的炭笔，很随意地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三五个圈。
纵着的一条，是预想的大顺的第一条正式的长途的铁路。
画的很随意，自京城斜着向下，直抵开封。再从开封，画到了淮河、信阳，再往南。
上面横着的一条，显然是暂时还没有改道、但将来可能会改道的黄河。
下面一個圈，显然是从海州徐州往南的松苏区。
简易地将地图画完后，皇帝又道：“大灾之后，必有大乱。铁路不可能修到灾区，可能受黄河大灾的地方，也绝对不能修。”
“所以，泛滥区内，救济依旧颇难。”
“若能救，最好，民不乱。”
“若民已乱……”
皇帝的指甲冷冷地在那条“改道”的黄河上划了一道，淡淡道：“有黄河阻挡，乱贼流寇，不得北窜，必要阻挡在黄河之南。”
“有旧黄河、运河阻隔。又有铁路运送粮食稳定旧河以西，民心安稳，便无人从贼。加之铁路运兵，贼寇若成团，则破之。是以，乱贼流寇，不得西逃联络河南荆楚。”
“有松苏富庶地，兴国公改革已成，兴盛繁荣，粮食源源不断，此地自不能乱。加之海军近海几处港口，皆可机动运兵。而当地乡绅豪商，提防流寇贼人入乡，必然踊跃捐助、支持朝廷。是以，乱贼流寇，不得南逃而乱松苏。”
“向东者，死地，海也。”
“东南西北，皆不能逃，此必死之局也。”
“若无铁路，朕若为流寇乱贼之首领，必要拼死一搏，不可渡河向北、亦不会兵抵富庶之南，必要越过运河、旧黄河，直入中原，转战川楚，拖以待天下有变。唯如此，方有一线生机。”
“而一旦如此，中原川楚糜烂，则天下乱矣。便成不得事，亦恐为王前驱。”
“然既有铁路，则可保中原荆楚无虞。”
“届时，便可急、可缓。”
“急者，守黄河、守中原，自东海出兵，挤于绝境，歼而灭之。”
“缓者……日后残留之民无多，则或均荒田、或移之往海外。”
“是以若修第二条路，则必徐州而至海州。一则保海州之盐；二则防皖北之乱。切割地方，使之无论哪里起事，都不能糜烂数省，不过一省之地。”
“只要将他们困在一省之内，不至糜烂数省，则以松苏之钱、辽东之粮、南洋之米、京畿之兵，皆可剿平。”
“其中关键之物，一则海军。无海军，则无松苏之税。”
“二则铁路。无铁路，则无切割之势。”
“其余者，变亦可、不变亦可。”
“变，则重在移民域外。每有灾，则募其青壮，往扶桑、南大洋。”
“不变，则一切如旧，不过只方便了赈济与镇压而已。”
“是以，天下事，只在这几处。这几处不乱，则无大碍。”
说罢，手指在地图上，划了几个圈。
然后缓缓道：“此为守成之法。若连这几件都做不到，便是守成，都守不住。今日守成，已与过去不同。”
皇帝这是在手把手地教太子，到底什么叫“守成”。
过去的守成之法，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而大顺走到这一步，要做一个守成之君，需要修至少三条铁路、维系一支优质海军、维系货币稳定、完成货币改革、保证中央财政税源、维系对外贸易扩张、保证商品粮数量。
听起来，哪一项都像是一场改革，甚至随便拎出来一项，比起三十年前的大顺，都算是一些听起来不可思议、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事。
可实际上，这只是做一个守成之君的基本要求。
做不到这些，只怕连守成之君都做不成。
而这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内外有分，但千万千万不要把内地当成先发地区的殖民地。
其实单单是这一点，皇帝的希冀就有点过高了，甚至可谓是高上天了。
皇帝的意思已经说的不能再明白了。
现在对皇权来说，力量来自于财富、军队、稻米、粮食，这些工商业发展起来的地方，这是大顺皇权的力量支柱。
而对皇权来说，威胁来自于旧的、不曾改革的地方。这些地方会按照旧时代的传统，出现连绵不绝、此起彼伏的起义。
不要激化起义。
也不要放弃力量。
对内，继续延续过去的统治方式。
甚至，完全可以交给天佑殿，把天佑殿搞成群相制，让宰相去按照旧经验、旧传统，去治理内部。
目的……目的是啥？
之前历朝历代的目的是啥？
难道真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真的有琢磨着搞三代之治，甚至真的有琢磨着要去搞井田制的？
没有。
之前统治的目的，就是统治。
收税，统治，防止造反。
现在，大顺皇权手里所能掌握的财富，半数来自于内地土地税，半数甚至更多来自于松苏、东北、南洋、贸易。
其中的盐税、出口利润、垄断专营、香料，甚至将来还要加上印度的税收。
内地就按照过去的经验去治理吧，轻徭薄赋也可、或是怎样也行，按照既定的、原本的、传统的、王朝周期的一切，去搞。
这些，宰相们，会弄明白的。
而外面的商税、贸易收入、工商业、海军等，皇帝一定要抓在手里。只要抓住这些，舍得赈灾，维系内地的小农经济传统，那么就可以续命数百年。似乎是这样的，皇帝是这么认为的。
至于说，皇帝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治标不治本，只能稳住一时？
显然，皇帝是知道的。
所以，皇帝才教太子，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个“守成之君”，应该是什么样。
因为，皇帝觉得，太子的才能，不足以搞改革。能做个守成之君，就不错了。
想要彻底解决内地的诸多问题？有没有这个能力？务实一点，皇帝觉得，只要别瞎折腾，那就谢天谢地了。
皇帝自己的想法，都伴随着二十多年来开始的改革、扩张、技术进步等一点点变化。
而且皇帝自认为自己肯定比太子强，所能想到的办法，也不过就是对外扩张，不要让松苏对小农的冲击，冲击内地，而是去冲印度、冲南洋、冲波斯、冲非洲、冲欧洲。
按照皇帝的理解，一般来说，王朝的周期也就四百年的命运，自来如此。如今在内地保持原样，再靠着铁路切割、赈济、再加上外部的资源，那翻个倍，来个兴周八百年，似也不是做不到。
至于说全面彻底的变革……最起码的一点，想要变成什么样？
皇帝自己都不知道。
皇帝对新时代的理解，也就停留下造火枪、铺铁路、造船这点洋务运动级别的理解上了。
第二十七章 太子难当（下）
所谓皇帝的洋务运动式思维，本质上非常简单：
即，封建头子和一部分官僚，认为且认识到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
类似铁路这种东西，和皇权并存，其实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大运河的两千里漕运,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也丝毫不违和。
而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造反上位之前，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是他们可以利用的。
一旦屁股坐上了龙椅，实质上，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土地矛盾,其实对于皇家这一家一姓来说，到如同是个负资产。
或者说，是最可能威胁他椅子的力量。
包括这些年松苏崛起的资本财团，大型的盐场之类，在皇帝看来，这算个啥呀？一狱吏足以的玩意儿，比得过内地的农民起义吗？
内部的矛盾，实质上已经大到了几乎所有资源，都要用于缓解现有矛盾的地步。那么社会的停滞也就是某种必然了。
包括刘钰在内，大顺朝堂之上，谁也没有能力继续维系旧的社会，不断平息缓和旧时代的诸多矛盾。
区别就是，皇帝希望引入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依靠外部的资金和财富,继续压制旧时代的诸多矛盾。
而刘钰的思维,则是我把旧社会本身给砸碎了,那么旧社会的矛盾不就不存在了吗？我缓解不了旧社会的矛盾,那我直接把旧社会杀了不就完事了？新社会当然也有矛盾，但那是新的,需要用新的办法去解决，促进社会进步，没问题。
非要说本质的话，皇帝现在的思维，其实和满清末期靠着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续命的思路，差毬不多。
都是引入一支之前传统天下内不存在的力量，来压制内部的矛盾，更有效地强化统治。
本质差毬不多，表现出来的区别，无非是这支“之前传统天下不存在的力量”，把握在大顺朝廷的手里，并且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强化这种力量。
优势在于，满清末期的洋务派，认识到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并且也知道这些得需要工商之利。
而帝国主义在外，没有外部市场；内部又因为这样那样的条约,导致内部市场已经放开。所以他们的每一次“工商之利”，实际上都是在激化旧时代的矛盾——对内部小农经济的旧社会而言，棉布是南通纺织厂产的,还是曼彻斯特纺织厂产的，是无区别的。工商之利，得有市场，外部市场又抢不到，只能和帝国主义一起搞内部的市场。
而大顺皇帝则是在上次松苏南巡之后，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是担忧松苏等先发地区激化内部的旧矛盾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顺皇帝支持对外扩张的原因，资本一旦转起来了，旁边就是庞大的内部市场，你不让他吃，那就得给他在外面找吃的、找血食。
因为大顺皇帝选择了“依靠‘外部’力量，强化封建统治”的道路，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必须要强大。而强大，就得不断给他找血食，否则他就要往里面吃了。
虽然皇帝可能并未能够理论性地认识到这一切，但凭借狡诈而老练的统治阶级嗅觉，还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其实皇帝想教育太子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记得自己是天子”。
千万不要拿大顺即将在印度的那一套思维，来搞内地，去做松苏资本的“皇帝”，把内地搞成殖民地。那样规模的大起义，你扛不住。
也千万不要拿着旧时代的经验，来搞松苏东北南洋和对外贸易。最后搞出来個众正盈朝的局面，吊毛的钱都收不上来，所有资源都用在维系旧时代的稳定上，屁事也做不成。
在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需要用来平息和缓解旧的矛盾的时候，修铁路这种事，只靠旧的统治手段，是完不成的。
简而言之，没钱，没资源，有限的财政都要花在旧时代的矛盾上。
隋炀帝能修大运河，但只能修一条，而且修完就炸了。
大顺能修铁路，而且看起来应该能修不止一条，因为他能从外部搞到钱、物资、粮食、布匹等等。
在皇帝看来，铁路和海运的出现、快速发展，那么平准、均输，也就有了意义。
平准、均输……【全国粮食价格基本稳定且统一、全国盐价基本稳定且统一、甘肃的粮价和苏州的粮价基本一致、大灾之后各地快速运粮粮价仍旧稳定】，这本身，就是平准和均输在封建社会之下的最高实现。
哪个封建王朝能做到这一点，四百年，问题绝对不大。
再加上铁路可以实现皇帝预想的，把天下切割纵横，让农民起义只能困在一省之内的想法。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封建头子和一部分官僚，认为且认识到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式思维的最高体现。
而这个问题再细致一点，就是以松苏为中心的新体系，囊括东北、南洋、朝鲜、日本、以及印度、欧美贸易的这么个体系，所提供的税金、资源、粮食，能否养得起一支20万人到30万人的精锐野战部队，可以通过铁路和海运快速机动完成救火式的镇压；能否养得起一群依托这一切收入的事功之臣，确保一支完全寄托于皇权而非国内土地的人才群体？
显然，现在看来，不但可以，而且可以。
至于说对内地的全面改革，皇帝心里明镜似的。改不动、改不了，凑合着过吧，改就容易照着王莽新政的方向上走了。
而皇帝既希望让太子做个守成之君、又告诉太子做事就要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要有自己的主见。
这本身也不矛盾。
一方面，现在就算做守成之君，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也得不停地做事，做许多前所未有之事，否则守不得成。
另一方面，真要是太子头铁，胆魄比自己还大，真要搞类似王莽改制、均田授田之类的改革……那作死归作死，死了也不可能从棺材里爬出来说这样不行。
既是做了，那就做到底，别一开始莽，后面就怂。
真要是脑子抽了，选择做了，那就对起义、反抗什么的，来一万杀一万，朝中谁反对，通通流放育空河谷，去与挖金人养狗。
千万别做到一半又怂了，那还不如不做。
皇帝也知道，这怕不是一时半会能和太子说明白、讲清楚的。但教了多少大概能明白一些。
而最关键的，做“超然的仲裁者”这个内涵，这就真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了。
太子看着皇帝给他画的图，皱眉思考了一阵，终于大约多少明白了一些他爹的意思。
皇帝呼了口气，缓缓道：“这些事，你一时看不透也算不得什么。虽然东宫的人也跟着去了松苏、川南等地，可他们的眼界，终是差了一些。可为长史、刺史，但恐难有管仲、乐毅之贤。”
“此事你装在心里即可。不过关于这些事，你不妨问询一下兴国公。”
“他的话，你要听其所以然，不要只听其然。知其所以然，他之然，未必是汝之然。”
“过些日子，这路的事，便要定下来。届时，你全程跟着学学。”
“为君者，未必一定要知道路如何铺、道如何修。”
“但要修这条路，民间反应、征地迁徙、协调铁厂、沿途工商、百姓影响……这些东西，你还是要多听听、多看看、多见见的。”
“待你请教兴国公的时候，不妨问问他，这路修起来会有何等影响。你记着朕的话，听其所以然、未必听其然。”
太子赶忙称是，心想兴国公一直以来都和自己保持着距离，既不靠近，倒也不疏远。
父皇叫我去问他这里面的事，是说修路这事，也要他来负责？
于是太子便道：“父皇，兴国公自松苏回京，忙于无定河事。儿臣以为，无定河事，足见兴国公手段，一举三得。若能多听兴国公指点，必有裨益。”
“若修贯穿中原之铁轨路，若兴国公来办，定能事半功倍。”
皇帝不以为然，淡笑道：“此事如何需用他去办？杀鸡用牛刀。这事和无定河事不一样，无定河事，最小的恰就是无定河事。其余京西至京城的煤炭、黑龙江畔的移民实边，铁路修筑之衙门组建，这才是大事。”
“万事俱备，真到修路的时候，哪里用得着他做此等事？”
“朕说了，修路过程中的百姓态度、迁民补偿、置换土地、沟通协调等，这是朕让你去多学多看，知晓民间烟火事的。”
“朕叫你去请教兴国公，不是让伱去请教这些东西的。”
不过皇帝也没有再表示孺子不可教之类的意思，说完之后，便让太子退下。
…………
两日后。
太子设宴，专请了刘钰，大张旗鼓，也算是传达一个信号，这是皇帝让他请的。
简短的客套之后，太子就说起来了“第一条铁路往哪修”的话题。
既然皇帝的意思，是说比如沿途需要迁徙人口、平整坟地这样的事，要让太子自己去理解，太子也就没有往这方面问。
这条路本身就是印度问题的延伸，大顺不打印度搞商业资本劫夺积累资本，基本上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修得起这样一个此时看来有些魔幻的庞大工程。
收了税，修路，刘钰当然是支持的。
但对这条路能对大顺产生多大的影响，刘钰却不觉得会很巨大。
既然这条路本身就是印度问题的延伸，那么农业作物的转型之类的影响，基本上可以确定，没啥可能了。
第二十八章 守成
“父皇尝言，凡事有利有弊。国公以为，若此路通，于社稷苍生，几利？几弊？”
有些话，太子觉得没必要向刘钰转述。而且皇帝和他私下里说的一些东西，最好也不要外传。
但太子也不认为刘钰就不明白,估摸着朝中能明白这些事的人里，知道的不说也知道、不懂的说了也未必懂。
关于对统治、镇压的影响，太子只觉眼前这人肯定是懂的。既懂，那就大可不必谈。
刘钰皱着眉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想了想，回道：“殿下如此问……若真要说利弊……”
“除却赈济、运兵、救荒等作用外，着实不好说。”
“但只看赈济、运兵、救荒等作用，其利便足以修这条路了。”
“而要说兴工商等,这个……嗯，有利开矿。除此之外，便不好说。”
他倒不是想要避开不谈“松苏先发区的货物涌入对内地传统小农经济之影响”的话题。
主要是这件事是真的不好说。
工商业这东西，其实就是那么回事。成本低，原材料便宜，就有竞争力。
大顺的传统纺织业，织，极其顽强。
配合着大顺的印度战略，这就会造成一种特别有趣的局面。
真要是把铁路修起来，从印度运棉花，运棉纱，再沿着铁路售卖，基本上能把大顺原本的棉花种植业彻底消灭掉。
如果一切不正常,海运没有那么早兴起，以及大顺的松苏地区没有完成先发的话,要是这条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修起来,倒是真有可能早就沿线一些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和转型。
比如说河北地区，完全可以种棉花，织布，往内蒙、关东等地去售卖。这当然会形成一个不小的产业链，不说能富裕很多人，但是至少三五个县的工商业勃勃生机，是没啥问题的。
但现在的情况，那就不好说了。
东北的棉布市场，是松苏的自留地，河北现在就算开始种棉花，也争不过松苏。
蒙古地区，也差不多，棉布之类走天津、至京城，再到张家口。
所以河北地区想要发展棉纺织业，基本是没戏了。
毕竟修这条路的前提，就是大顺夺取了印度。而夺取了印度，意味着刘钰会想方设法把印度原材料化。
印度的棉花产出，棉纱产出，是拢在松苏资本集团的手里的。
当然大顺的情况非常的特殊，卖布，基本上卖不太动。
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村妇女的闲暇劳动力时间,几乎可以算作是“免费”的。
理论上，只要花比布便宜一点，那就肯定琢磨着买棉花自己织布，哪怕只便宜一点点。因为劳动力不值钱，闲着也不可能增加产出，所以哪怕只有微薄之利，她们也会尽量选择买棉花、买棉纱，不到万不得已不太可能去买布。
松苏地区先发一步，又把控着原材料，加之这些年一直牢牢把握着东北和蒙古这两个市场的自留地。
故而这种情况下，刘钰对河北地区能发展出来纺织业，感觉比较难。
再往下的河南……经济作物的话，其实也就还好。种点芝麻、种点黄豆什么的，差不多能卖出去。
过了黄河，若真到汉口，江汉地区，这也不好说。
关键在于，松苏资本集团在印度的劫夺，能到什么程度。
棉花价格只要比汉口地区低，那么汉口地区种棉花就是痴心妄想。
历史上，汉口地区的棉花种植业有过短暂的发展，但这個发展的前提，是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且英国和欧洲正处在高速工业化阶段，使得棉花的价格日日提升，这才导致了汉口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发展。
问题是在刘钰看来，就算大顺在南洋都护府的那群人一夜之间都降了智，印度被拿下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种情况下，棉花价格，至少在国内，是压根贵不起来的。
既然能修铁路、造机车了，其实距离蒸汽船也就更近了。汉口到松苏地区的“距离”，将会被拉近许多。
在这种情况下，是从松苏买棉纱，在汉口建纺织厂合算呢？
还是在松苏直接干纺织厂，往汉口售卖合算呢？
这不是个市场问题，而是各地地方官员怎么看的问题。
换句话说，大顺将来有没有可能出现国内的关税？
朝廷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
是支持全国的统一市场？
还是保持各地的关税，维系各地的利益？
但要细说这条铁路能否促进沿途的商品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可以的。而这里面的关键，就是皇帝怎么看待经济作物的问题。
这种说法，叫作：臣为了防止百姓不种粮食，而是去种棉花、芝麻、烟草等经济作物，这可能导致粮食不足。所以，放开原材料关税，让印度棉花、棉纱向内倾销，冲击本国的棉花种植业。
在皇帝看来，对不对？
再深入一点，对松苏产的布匹，征收国内关税；而对松苏来的印度棉花、棉纱等，免关税，大量进入汉口，并且沿着长江和这条铁路运输。
对不对？
这就是新兴阶层和天子皇帝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老马说，资产阶级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那么，内地在不在世界之内？
在的话，松苏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想要内地关税的。
他们会试图消灭汉口刚起步的纺织业，用他们的布匹将江汉地区的棉纺织业彻底击败，拉到他们的市场里。
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无论是拼资本、拼金银、拼原材料控制、拼先起步，江汉地区肯定是拼不过大顺的“白银发钞”地的。
而反过来说，大顺奇葩的经济结构、超越了小农边界极限的劳动力价格……使得刘钰预想的“棉纱机械化”，是对大顺小农冲击最小的一种工业化。
大量的棉花、棉纱等进入江汉地区，江汉地区肯定是欢迎的。因为劳动力太不值钱，这不是有选择的事儿。
不是干这个挣20、干那个挣10块，所以我去干20的。
而是，我不织布，我干啥？地就那么点，就是拿舌头舔，也舔不出来多二斤的亩产，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又不是小农能干的。所以买点棉纱，自己搓成布，只要比直接买布便宜，那就行；要是能卖出去，那就更好了。
所以，这件事，再深入一点，就是说：征收布匹的国内关税，也不是不行；那么，松苏的资本，可以进入内地吗？
如果可以，买地囤地行不行？
就大顺这个鸟样的组织力和统治水平，能做到“只允许开厂、不允许买地”？
土地制度问题不解决，这里面全都是麻烦事。
如果不行，那这不是鼓励地方的分化、对抗，产生地方势力？
一旦地方势力产生了，他们必然会琢磨着固守省界，防止外来的商品冲击他们。要到放开的时候，多半也是一场腥风血雨，地方势力怕是可能要独走。
刘钰也不是瞧不起太子，这几件事，太子其实一个都解决不了。
现在大顺的情况，是原始积累没问题了、技术也有了、世界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也稳住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问题，是民族资本买办化，一群废物，软弱不堪，力量不足。
可这玩意儿力量足了，并不代表能平稳过渡、无伤转型啊。
反过来说，这玩意儿力量足了，不是意味着小农经济的毁灭加速吗？
说到底，还是这大约两三亿人的小农，他们是人，而且有相当强的反抗传统。
是不是可以和他们说，为了伟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你们自己乖乖饿死吧。
说是可以说，但手长在人家手上，人家直接斩木为兵，转身就近上了大别山，那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里面的逻辑是，半封建本殖民地的状态下，民族资本脆弱，他们担不起大梁；可对小农、佃农而言，区别在哪？
所以刘钰当然是非常支持国内免关税厘金的，而且非常希望把农村冲击到普遍破产、小地主全面贫穷化的地步。逼出来一场天翻地覆的条件。
逼的越厉害、货币化的税收越深入、廉价商品越冲击，种粮食收的租子就会越来越高。
表现在松苏，就是佃户受不了了，普遍退佃。要么做工，要么以类似契约奴的身份去关东、南洋。一省，还有各省盐税、江西瓷器外贸白银、福建茶叶外贸银、丝绸外贸银等，还靠海，这倒还能解决。
表现在内地，做工容不下，去南洋还是去关东，他们也都去不起。
理论上，大顺朝廷在理论上也能解决这件事。照着一年百十万的人口向外迁民，保证留下自耕农的人均土地在三四十亩，这肯定转型起来比较容易。
人均三四十亩的土地，不至于破产，还能活下去，转型起来贼简单，还能迅速扩大内部市场，促进工商业发展。
现实是……没那么多。
再或者，消灭地主，取缔地租，搞均田。保证每个农户拥有一定量的土地，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完成转型，明确工业化的目标，也行。
但刘钰看了看太子，觉得这两件事……太子还真就做不成。
那太子问他对这条铁路的看法，刘钰只能说，全是好处，一点坏处都没有。
你看，既保证了经济作物、棉花原材料等沿线售卖，使得百姓“务本”，不去种这些经济作物，免得粮食不够吃。
又可以保证除了灾荒，可以赈济，有利于朝廷之统治。
反正大问题你也看不到，也解决不了。
第二十九章 洋务运动式思维
太子又没学过矛盾和辩证之类的东西，自然不能理解，旧矛盾消灭之后，新矛盾就会产生。并不是说把旧矛盾解决了，就没有矛盾了。
所以听到刘钰说“只有利、而无弊”这样扯淡的判断之后，琢磨了一下，却觉得好像非常有道理。
单单是那个让经济作物原材料等,进入内地，而使百姓务本这个观点，就让太子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
可太子虽和刘钰接触不多、交往不密，然而对刘钰的一些评价，太子可是听的多了。
这样的想法，怎么听，都感觉好像和刘钰平日里的想法不一样。
按照大顺的影射那一套,一直说刘钰学的是管夷吾的霸道。现在居然弄出来“务本”的说辞，这就让太子相当的不解。
“国公之论，大有道理。不过，昔者，桑弘羊引《管子》之论，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
“其又曰：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尧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此言尽言贸易之利。如果没有贸易，产橘子的地方就只能吃橘子，不产橘子的地方想吃橘子也吃不到。其余如盐、竹、毯子等，都是如此。”
“素来都闻兴国公重管夷吾、桑弘羊之术。然而今日听国公这番话，尤其‘务本’一词，似又不对。”
“贤良文学曰：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罽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貌似是贤良文学支持本业，不要让男子不去种地而去纺织工商等等。国公谈‘务本’……实不相瞒，着实让我有些讶异。”
刘钰心道我既不站桑弘羊，也不站管仲，但这个你们非要这么想，那也算个是这些年朝中那些人非给我立的人设，方便他们去影射了。
可你要说我站贤良文学那边，我可就得说到说到了。
“殿下误会了。彼时的道理，此时依旧可用；但彼时由此道理推出的办法，此时未必可用。”
“杀死敌人消除威胁，是道理。而豢养武士、分封车兵，那是那时候的办法。而现在的办法，则是招募步兵，训练枪械。都是在贯彻杀死敌人消除威胁这个道理。”
“汉时，天下之大，户不过千万、人不过5000万口。”
“而即便有牛耕、铁器、加之耧车、垄作、保墒休耕等，一户小农的极限，也就是百二十亩地。”
“是以，那时候贤良文学可以说什么他们理解的务本之言。多一個人种地，就多出来一份生产。”
“因为，的确，多一个人种地，就多一份生产。”
“如今天下，人口数倍于当初。”
“同样是一百二十亩地，一户种，十户种，于产出产出而言，有区别吗？”
太子若有所悟，回道：“只言产出，似无区别。”
刘钰点点头，心道只说产出，看似无区别。但要论商品粮数量，那差的可就大了。农民得先吃饱了，然后才能把粮食作为商品卖出去。
同样的一百二十亩地，一户吃的剩余的商品粮，和十户吃完剩下的商品粮，那可不一样。
不过这时候也不必和太子讲这个问题，刘钰又道：“于是说回‘务本’。彼时务本，可以增加生产，对吧？现在‘务本’，并不能增加生产。”
“所以，如果非要体会贤良文学说的道理是什么，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关东、南洋、扶桑等地，使之务本，增加生产——如果非要给贤良文学说的这些东西，找到一些道理的话。当然实际上他们脑子里并没有这样的道理。”
“在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让人居于地上务本，是增加生产。”
“当人口多、土地少的，让人迁徙到新大陆，也是增加生产。”
“如果假设，贤良文学的脑子里，有增加生产这个概念，并且非要贴金，说他们的思路是以增加生产为目的的话。那么，道理是对的，但过去时候为了践行这个道理而用的方法，未必是现在依旧可用的。”
“如果非要用，这就叫刻舟求剑。”
“桑弘羊大夫说的‘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的问题。”
“铁路、海运，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是说，我要重工商，那么吴越的竹子就能飞到曹卫了；莱州的青鱼，就能让邹鲁的百姓吃到了。物流运输，也是需要成本的。”
“铁路修好只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最起码，京城吃到汉口的橘子，并且小康之家也能吃到，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
“而之前，就是京西的煤，距离京城才不过几十里，寻常百姓依旧用不起。”
“桑弘羊指出了贸易的必要性，但当时他没办法解决物流问题。现在修路、兴海运，则是为贸易提供了基础。”
“而我说的务本，是另一回事。是说通过外部的棉花大量倾销输入，消灭本地的种棉产业，使得本地百姓种棉无利，不得不种粮食。而种粮，也就意味着还会继续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贷的形式。”
“而继续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贷的形式，又让外地货物涌入本地，使得地主想要维系原本的生活，不得不加重租子。这就会迫使佃农愿意接受迁徙。迁徙之后，这才叫……务本。”
“务本的本质，是增加生产。贤良文学或许可能认为，贸易不会增加生产，所以非要说他们懂经济，务本就只能这么理解。”
“将这里的百姓迁徙到人少地多之处，是不是增加了生产呢？那么，怎么能说这不是务本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务本的理解。”
“本地多种粮食，粮价则低，粮食便多。朝廷以类均输之法，以江南之财币，收本地之粮。”
“以工代赈，于农闲时候，多兴水利、道路等工程。”
“使得每个百姓所能创造的财富增加，宏观上水坝、运河、灌溉渠、道路等，都是财富。这也是一种务本。”
“至于朝中守旧之臣所言的‘务本’。那不过是得其形，而不得其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种粮食这个形，就是本……”
“他们既非要这么想，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务本。总归，此时于谁而言，都可以理解为务本，那不是说只有利而无弊吗？”
“站在桑弘羊、管夷吾一边的，觉得此事大利。湖北的橘子，确实可以卖到京城了。”
“站在贤良文学一边的，也会觉得此事大利。”
“既如此，便有利而无弊。”
太子明显能听出来刘钰是有立场的。
只不过，刘钰在没有隐藏自己立场的情况下，站在了对立面的角度，嘲讽之余，还阐述了一番站在对立面的视角下一样有利的说辞。
皇帝既是让太子来听其“所以然”的，对于这里面的东西，仔细思索之后，问道：“之前父皇说，应师夷之长技。这夷之长技，多由国公带人编纂，多化用先秦两汉之经济手段，予以阐释。最多也就追到了永乐帝遣三宝太监下西洋，垄断香料之利，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比较。”
“刚才闻国公之言，说要倾销棉纱棉花……是不是，国公所言的‘务本’，其实担心出现类似夷人圈地运动之事？”
“若棉贵，则驱佃户，而收土地种棉，得利颇丰。致使百万佃户为流民，而乱中原？”
“国公之‘务本’，可有这个意思？”
这些东西，朝中读过的人多了去了。
只不过，负责编写这些东西的人，是刘钰。
他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的三观，所以不会朝着什么“民族性”、“平凡而伟大的气质”、“宗教的优越”、“文化的优越”这些扯犊子的方向上去搞。
而是很标准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观，联系先秦两汉的诸多学说，把事情从物质的角度去解释。
太子问出来圈地运动的事，刘钰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殿下多虑了，此事断不可能发生。我说的务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太子加重语气道：“断不可能？”
“断不可能！我说的务本，于此毫无关系。”
“既说师夷长技，那么圈地运动无非三件事。”
“其一，确定地权，公地、私地之分；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私人占据。这些事，自秦汉时候，再到宋，已然完成。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体土地。我在松苏搞盐政改革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宗族的草荡，至少他们非说是他们的，但顶天也就这样了，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
“其二，养羊，卖毛，而供纺织之用。本朝得南洋，下锡兰、闯关东。棉花、亚麻等，皆不缺，何需本土圈地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或者种粮食，卖给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可问题是南洋米辽东麦，已经叫人哭着喊着谷贱伤农了。”
“其三，为兴工商，必要廉价劳动力。本朝不圈地，一年流民何止百万，难道缺从事工商之劳力吗？我在松苏变革，单单一个商路改变，至少二十万岭南脚夫失业，只五岭西江一地，流民般的廉价劳力不下二三十万，缺吗？”
“既然这三项，并无长处可学。那么，反过来说，南洋印度之棉，极其廉价，中原种棉无利可图，那么圈地种棉的意义何在？”
“若为种粮食卖钱，工商业最兴盛之地，方需大量粮食，然而南洋米、辽东麦，乃至朝鲜米，都比河南的粮食便宜，即便一个价，加上运费那也便宜……那圈地种粮，也无利可图。粮食总得卖出去才是钱。”
“除了粮食、棉花、亚麻等消耗量大的东西外，还有啥东西，能值得大规模圈地以致影响千万人？”
“况且地租本高，又有高利贷压身，又可驱使佃户如农奴，种啥玩意儿能比这个利润更大？”
“若说本朝唯一像圈地运动的地方，也唯独就是淮南草荡。但其三意，也不过得其二而已。淮南圈地，是为了明确产权，将国有的草荡私有化；是为了种棉，利润更高。但也不是为了制造廉价的流民劳力而入城市。”
“所以，圈地三意只得其二，这已经是最像的了。还非得天时地利的苏北草荡荒芜区才可。”
“只要朝廷允许原棉、棉纱、粮食、油料等，源源不断入河南、江汉，则无需担忧圈地事。绝无可能。”
“我也根本不是担心会出现圈地事。圈地，是让原本五户折腾的三百亩地，只余一户做工折腾便是。剩余的滚去做工。本朝的兼并，是让原本属于五户的百亩地，属于一户，其余人皆为佃户，缴纳租子。这些佃户，欲去做工、欲为契约长工去海外垦殖而不得。”
“殿下担心的圈地，担心的是佃户无业而为流民。此事我敢打包票，三十年内，中原绝无可能发生，因为没啥可种的能让获利高过收租子。唯一可能的，或许是种烤烟？但这玩意儿，最多也就靠近铁路的一二个县，顶天了，问题不大。”
“要解决的，还是兼并问题……此事或可解、或不肯解、或不愿解。既如此，那么修路本身，也是有利的。”
“若有灾荒，可赈、可济、可抚、可剿、可输粮、可以工代赈修路挖河。”
“或者，若朝廷真有社稷长久之愿，敛财聚力，集中力量，移民海外。”
“亦或者，相信工商业发展下去，能容下半数人口。一切以工业化为目的，期间安抚百姓，均其田亩，使之少地主之租，足以苟活于转型完成。”
“殿下可知，江南一些地方，怀念前朝洪武时候，说那时候赁官田，四成租，现在有人思念当时，竟怀念为善政、保民之举。”
这里面一些东西，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是大顺的土布生命力之顽强，刘钰压根就不觉得国内市场能有多大。究其根源，就是劳动力已经便宜到，哪怕费劲吧啦地把棉花纺成纱线、织成布，整个过程能多买五斤米，都会有人去干，因为要不然这劳动力是空闲的，连五斤米都换不到。
修水利、修路这些工程，如果能给米，这当然是条正途。最起码，路，水利工程，这都是财富，也是在提高生产力。
如果朝廷能花钱，有计划、有目的、有执行力地，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边疆、海外，那也是提高了生产力、释放每个小农的极限生产力。
在这个时代，实学派里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后者。
因为前者，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据了的无奈选择。
大顺的实学派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可以算出来：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产力，是巨大的。能种百亩，无地可种，只能种三亩，扔到能种百亩的地方，相当于生产力提升了三十倍。
除了刘钰等少部分人外，实学派的多数人，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进。
他们支持均田的原因，是想扔掉地主这个中间商，学英国，搞五一农业税，把农业税税率拉到20%，利用十几亿亩土地，一年拉到一亿两的农业税盈余，把这一亿两的农业税收入花在造船、移民上。
拼上三十年时间，移个上亿人，占满已经确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阳光普照之地，重走一边西周分封殖民的路，中原做周天子，并且利用中原的先发优势发展工业，把“分封垦殖”区，全部变成经济体系内的配套部分。
类朝鲜国之纸、日本之米、爪哇之靛、印度之棉，以管仲之轻重聘币术控之，不得不朝。
但显然，这么搞，大顺必炸，李家多半必死，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复辟旧政，武装清君侧。
这就是皇帝担心的“王莽改革”。
而要是不搞，也是多半必死。那就是刘钰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
这也是皇帝苦恼的“王朝轮回”。
不搞激进改革，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还必须得做一些事。
今日太子大张旗鼓地来找刘钰谈铁路的事，而且还是皇帝让太子来说的，在刘钰看来，皇帝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皇帝要给太子留遗产，但不会让太子行刘钰的办法，而是希望太子来听听刘钰的看法，将来真要是走不通的时候，或许可以选择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