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三零章 只想当狗
说起诉求，这些人可就精神起来了。
虽然刘钰想说的，肯定要给即将到来的为了市场和殖民地的世界大战打打鸡血，敲敲边鼓。
只是这种事，一旦说起来，到底还是会涉及到资本和政权的关系。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
原本历史上，有三件不算大的、和资本公司有关的小事，基本上也就明白这些新兴阶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
第一件，原本历史上的俄国美洲公司，也就是此时尚未成立的、但已经和大顺在毛皮竞争问题上围绕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出现矛盾的那批人的后身。
当时俄国为了在巴尔干问题和希腊问题上得到英法美的支持，舍弃了一部分俄美公司的利益。加之当时公司创始人大股东死后，沙俄政府阶借机入股了一部分股份，不是干股，但年年亏损不盈利。
可能沙俄朝廷觉得这公司也不甚值钱，遂拿来和英法美等做了交易，结果公司顿时闹了起来，沙皇就算再傻，也看出来猫腻了：既然亏损不盈利，为啥闹得这么厉害？
最终，政府要求查账。
再然后，就是十二月党人爆发了起义。
十二月党人最终被判处绞刑的领袖之一，雷列耶夫，是俄国美洲贸易公司的总秘书长，实际上就主持公司日常工作。
俄美公司在彼得堡的公司总管理处莫伊卡街72号，就是兵变贵族的起义指挥部。兵变失败后，公司负责人烧毁了大量的公司档案。
当然，这肯定不是十二月党的主要原因。但要说一点关系没有，肯定也说不过去。
毕竟沙皇自己也对一个参与兵变的公司高管评价说“你们这伙人真他妈不错”。俄语里，公司，与，这伙人，是同一个词。类似中文里的谐音梗。
第二件，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发展，英国政府成立了“平行的东印度公司”。
成立不久，真·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利用影子持股的方式，彻底控制了平行的东印度公司，继续维系了公司的全部垄断权，并且一直坚持500磅以上人人平等你有一万股也是一票的政策，防止政府控股拿到控制权。
再再之后，是保东印度公司、放茶税、收窗户税、在北美收税？还是不保东印度公司？最终激发了诸多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包括放开高额福建武夷茶茶税，导致北美走私贩子大亏损而反抗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第三件，就是原本历史上的淮南苏北盐改垦，两江总督的官银借给兴垦公司造成亏空但之后换了总督要查账，最终策动江苏巡抚反正支持辛亥革命，然后账目全部被烧。
这三件事，其实都体现了商人阶层的力量。
不管是抢到了阿拉斯加的俄美公司，还是为苏北良田万倾打下基础的盐垦，亦或者夺取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这都是力量。
可这股力量，一旦失控，又是什么都敢干的。
似乎，往好了说，当皇权试图分润这些商人利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对抗，而且会用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钱，大部分时候，比口号好用。
然而，大顺的情况真的很特殊。
现在固然烈火烹油，但大顺的这些新兴阶层，一样也要面临的还是程廷祚说的这一次皇帝南巡大阅陆海军的意义。
他们担心，朝廷见他们太赚钱，出手控制、攫取，或者加税。
毕竟，买扑制的垄断权，可不是终身授权的，而是每年交一次钱，下一次是否承包给你、或者下一次承包价格还是不是这个价，那都是不一定的。
眼瞅着皇帝要来南巡大阅，要说这些新兴阶层心里的真实想法，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
因为这些新兴阶层生活在大顺，处在大顺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所以，他们从未产生过荷兰等国那些商人的世界观，即，试图构建一个“资本的自由，这是神圣的、合理的、拥有神性的、不言而喻的”的一种新思想。
不是说他们不想，而是明显不现实的事，压根不敢想。
拥有现在的局面、并且希望现在的局面保持下去，是一回事。
拥有现在的局面，并且认为现在的政策法权等，拥有神圣性、不可侵犯、天经地义、不辩自明等等，又是另一回事。
要说起来，他们对现在大顺的金融管制、土地管制、货币兑换、投资限制等等政策，都不是很满意。
但他们也真的不敢觉得这些东西限制了他们，就是要直接打出口号，把这一切限制他们的东西推翻。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他们要这么干，等于是和皇权加士大夫加小农作对，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故而他们对皇权的态度，很是微妙。
既害怕皇权看到他们发大财，插手太多，掠夺他们的财富。
又不得不依附皇权的延伸，期待着皇帝的圣明，来保护他们这来之不易的局面。
这和欧洲那边的情况很是不同。
而这些贸易中，本身又因为刘钰需要在朝中拉帮手的因素，掺进来不少的勋贵势力和良家子势力，这又使得这些对外的垄断贸易公司，塑造了大顺特殊的一种上层社会的“经书”。
“经书”能够塑造，和经济基础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喊着自由贸易，可他嘴上喊的他和全力扶植垄断公司的做法，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相对来说，大顺勋贵和良家子上层所信奉的“经书”，更倾向于法国那一边。
即尤斯季的那篇鼓吹重商主义的《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
里面的想法，当然比较激进扭曲，但为大顺的军事贵族阶层经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神圣性”。
【国内贸易、兼并土地，掠夺百姓、低买高卖，那是“奸商”的行径】
【而对外贸易，则是“政治家”的事。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是分不开的】
士大夫阶层，讲究的是耕读传家远。
传统之下，商人阶层地位卑贱，这不是喊几句四民一体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千百年的传统，靠几句法令、几个口号就解决，那是痴人说梦。
千百年的传统之下，经商，确实算是“贱”业。
这本《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对大顺这边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义。
大顺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义，因为白银黄金始终往这边流。
但……“国内贸易是奸商，是贱业，传统是对的”；“对外贸易是政治家的事，是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的”。
关键是这些东西，使得“经商”，或者说“对外贸易”这种“贱业”，有了特殊的含义。
把对内的商人，和对外的商业，剥离开。
既然不能全面扭转“商人贱业”的意识，那就解构，把商业行为拆成对外、对内。
这，和在松苏的儒学解构重建，思路基本出于一脉。
而这，也正是经书的意义。
正如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的那些教义使得资本主义开拓，拥有了神圣性一样。
这些东西，也很符合大顺的传统，使得大顺的对外贸易，摆脱了贱业的传统束缚，塑造出了特殊的神圣性。
我这么做，是为了发财。
这很俗，而且在传统意识里，非常贱。士大夫虽然爱钱，但嘴上是不会说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
这就很高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顺便发了财，而且发财越大，就为国家为社稷做的越多。
这就非常高了。
类似于新教那边我努力赚钱、杀人、发财，是为了履行上帝给我的义务和责任，差毬不多了。
毕竟这边不讲上帝。
讲的是社稷、国家、天下。
大顺的对外贸易的“神圣性”，在这一刻也算是正式建立了，有了自己的“经书”体系。
这经书，不是教怎么贸易的，这个不用教。
这经书，是把“庸俗”的经商，变为了神圣的为了社稷、是立功于国家。
这又和大顺自身所树立的事功学，完成了主题升华，并且抽象出来了一个社稷和国家，同时伴随着大顺对外交流而使得国家这个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旧天下范围内，盛世时候，国家是很难清晰起来的。乱世除外。
新天下的范围内，我是谁，才有清晰的意义。
本身，这种东西要加深印象，需要有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下南洋、伐日本、海外竞争、对外贸易，也让“我”这个概念渐渐清晰起来。
其实，也就是把天下的范围扩大。
这就使得旧天下内的盛世一统，变成了新天下内的列国争雄，于是“我”就越来越清晰。
大顺当然没在大西洋和各国开战。
可大顺今天谴责英国的棉布禁止令、明天嘀咕西班牙总督受贿不办事、后天又面临着走私贩子从印度拿到的棉布竞争，一部分人对这种列国争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毕竟，这他妈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皇权。
军事贵族和对外商人的联合。
新实学精英半数在军队中是中下层军官团、半数在采煤冶铁机械铸炮军工等产业中。
松苏的全面外向型经济，同时又是天下财税之半。
这是大顺走的一条完全不同于英荷法等同步先发国家的路。
某种程度上讲，此时刘钰问这些新兴阶层的头部，有何诉求。
总结起来，多半是，他们希望给皇权当狗，并且希望皇帝能够把这种当狗的现状，政策化、法律化、明确化、制度化。
至少，此时是这样的。如果再成长几年，说不定也会琢磨琢磨诸如兵变、革命、控制舆论之类的事，但现在肯定不是。
现在他们很明确，就是想让他们做附庸犬的现状，明确为制度化。
第八三一章 假装心怀社稷
排除掉想给皇权当狗制度化这个整体诉求外，剩下的诉求，那就各不相同了。
如果，把这种军事贵族和对外商人形成的利益集团，定义为大顺特色的财阀集团的话，大概有这么几大财阀集团。
而这极大财阀集团的各自诉求，正是刘钰想要听到的具体内容，而不是笼统的当狗制度化这种。
这些各自利益息息相关的诉求，非常“巧合”的与大顺即将参与对外战争的外交态度契合。
当刘钰一一听完他们各自利益集团的诉求之后，心里也就有数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大顺的战争机器，可以开动了。
先表达诉求的，正是与刘钰写信给程廷祚，让他们学派出人去檀香山这件事息息相关的鲸海垄断特权公司。
也就是涉及到开战之后，对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的鲸海垄断特权公司。
他们的诉求，倒是非常有意思。
就俩诉求。
一个是在檀香山建立一个补给基地，能够提供他们在美洲东北海岸的捕鲸剥皮等活动的粮食所需。
另一个，就是希望朝廷能够废除漠北地区的贸易口岸，将与罗刹的陆路贸易全部转移到黑龙江地区。
听起来，似乎他们公司和罗刹人的毛皮商会是敌对的。
事实上也是。
但经过这些年的竞争，这种敌对的关系悄然改变，因为罗刹人在北极和美洲地区完全丧失了竞争资格。
刘钰做鲸海节度使时候的诸多政策，使得大顺领先于罗刹那边许多年。
之后许多年的竞争中，罗刹人的海洋动物毛皮圈的竞争中，彻底失败。
一部分“海盗”和“原住民起义”，摧毁了罗刹人在勘察加的造船据点后，大顺的鲸海毛皮公司已经全然拿到了控制权。
正如当初大顺下南洋，打荷兰，是为了让荷兰与大顺有合作基础一样。
鲸海地区的诸多事，也是一样的逻辑。
罗刹人彻底失去了极寒区的毛皮主导权后，大顺的鲸海毛皮公司与罗刹毛皮商人的关系，就有了合作的基础。
当然，如果他们没有失去极寒区的主导权，这种合作也就无从谈起，而是不死不休的敌人。一如拿下南洋之后的大顺与荷兰，比之未下南洋之前的大顺与荷兰。
简言之，之前刘钰为了祸水西引，放下了一部分好处，试图让瑞典、罗刹、和大顺三方合力，直接带东方货物进波罗的海，为此还掐死了丹麦东印度公司。
也开辟了从松江直接到彼得堡的贸易航线，使得罗刹的宫廷和贵族，抛开了罗刹的商人，垄断了罗刹国的茶叶、大黄等贸易。
对大顺来说，这件事无非也就是茶叶走贝加尔湖的贸易线，还是走海运贸易线的区别。
而对罗刹来说，则是内部的一次分赃洗牌。
即，女沙皇和一部分新贵族，抢走了控制贝加尔贸易线的大黄、茶叶利润。
罗刹国的茶叶、大黄和丝绸业中心，不再是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
而是转移到了彼得堡。
对大顺来说，自然是有好处的。
罗刹人向西的兴趣，全面压到了向东的兴趣，罗刹贵族内部完成了一次洗牌。
伴随着鲸海贸易公司在极寒地区的竞争获胜，使得东进商人彻底放弃了东进到美洲的想法。
以罗刹此时的国家力量，无法支撑这种规模的扩张。
只能依靠分散的商人力量。
但分散的商人力量，无法竞争过无论是资本，距离、补给、海员都占优势的大顺。
现在，矛盾反抛给了大顺内部。
海边的海龙皮、海狗皮之类，罗刹人已经没有机会了，大顺的资本集团已经在美洲西北海岸建立了几个贸易点。
并且学习了罗刹人的通古斯哥萨克、鞑靼哥萨克、佛教哥萨克、穆教哥萨克的做法，拉拢了不少的当地土著。
师夷长技以制夷了，属于是。
但，海龙皮之类的拿不到，西伯利亚地区的其余毛皮，他们总是能拿到的。
拿到之后，原本历史上是走恰克图贸易，毕竟中国这边吃下了大部分的低端毛皮，在那里换茶叶。
现在，这批人依旧还是在贝加尔地区进行贸易。
这就让鲸海贸易公司很不爽了。
因为，这些毛皮，鲸海的垄断公司也可以收购啊。
罗刹人处理毛皮的技术很差，所以利润极高。
但现在，从罗刹人手里收毛皮、再运到富庶区卖掉的利润，被走蒙古线的晋商集团所占了。
松江这边的资本集团当然很不爽。
鲸海垄断公司当然要吃现有的利润，可是对贝加尔地区的利润也想要，觉得不如把黑龙江江江口开埠，让罗刹人的货，走更方便的水运，在黑龙江江的江口进行交易。
原本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涉及到罗刹人那边。
罗刹人之前肯定是愿意在贝加尔地区交易的，因为单向贸易不赚钱。
把毛皮运到贝加尔湖，在贝加尔湖换取茶叶大黄，这一来一回，才是真正的赚钱。
否则就像是大顺的一些商船一样，欲当“买办”而不得，如果不把白银看成货物而是看成货币的话，理论上始终只有一半的利。
但现在，当初刘钰在彼得堡参与政变的效果，也显现出来。
拉瑞典和罗刹人入伙的结果，就是海运战胜了陆运；罗刹内部贵族利益完成了一次洗牌。
罗刹新的海贸利益集团开始主动限制贝加尔地区的茶叶大黄贸易，因为新人换旧人，现在掌握茶叶大黄利润的是彼得堡新贵而不是老莫斯科的那群人。
理论上，那些罗刹国的毛皮商人，只能卖单趟了，因为他们拿不到大黄和茶叶贸易的经营权了。
后台贵族内部失败，罗刹商人阶层的力量也脆弱的一逼。
这就使得松苏资本集团的鲸海贸易公司，看到了搬倒晋商从罗刹人那里拿毛皮的机会，让他们公司彻底垄断整个北亚、西北美地区毛皮贸易的机会。
不过，这些人也是懂说话的艺术的。
给出的诉求理由，字字句句，都是为朝廷着想。
第一个理由，说对蒙古的贸易是不能停的，这一点是必然的。而蒙古那些人，也需要茶叶、大黄等。
所以，不可能监管茶叶、大黄之类的走向。毕竟，去蒙古那边贸易，和与罗刹人在贝加尔湖贸易，走的是一条线。
这就有了“走私猖獗、致使朝廷少得关税”的问题。
所以，鲸海贸易公司，为朝廷着想、为陛下的关税银着想、为国库着想，认为应该取消在贝加尔湖地区的贸易口岸。
其二呢，就是蒙古地区，历来都是朝廷北方大患。
如今虽有控制，但在那里开放贸易，必使得罗刹人与蒙古漠北诸部的联络加深。
日后或为祸患。
相反，若把贸易口岸挪到黑龙江河道区，则对朝廷大为有利。
因为本身，当初在黑龙江上游北部支流，就建立过贸易口岸，只是这些年两个口岸一起开，那边始终有走私等情况，使得这边的贸易口岸并没有起到非常良好的以商业促进移民的效果。
当然，这也是因为鲸海贸易公司在海洋动物毛皮竞争中，大获全胜，实质上使得黑龙江江口这个当初允许罗刹人经此沿河向西运输毛皮的意义消失了。
如果能够关闭漠北蒙古地区的口岸，转而将罗刹国的低端毛皮贸易，全部转移到黑龙江的贸易口岸，那么有助于一些本朝移民过去的百姓，沿江形成村镇，供给商旅饮食。
最终聚集成落，而得移民实边之效。
否则，谁肯跑那么远去居住。
此正符合朝廷移民实边之大计。
而漠北蒙古区，移民纯粹扯淡，那破地方着实没人愿意去，而且颇为不便，实在不如密布黑龙江流域的边疆区更现实。
其三点呢，就是这样可以彻底切断走漠北线的大黄、茶叶走私。
切断了大黄茶叶的走私，也就使得罗刹人向东并无太多利益。毕竟只靠那点毛皮，若没有大黄茶叶的走私，利润肯定下降。
而利润下降，就更没有动力向东发展了。
海运的巨大利益，已经让罗刹人尝到了甜头，这也促使他们更加有志于向西，则于朝廷实有大利。
虽然……虽然其实他们的本源想法，还是眼红晋商拿到了罗刹人的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利润。
虽然……虽然其实他们的本源想法，是想着把这些毛皮利润，拿到自己手里。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这些“都是站在朝廷、社稷角度”的诉求，没有道理。
不管是站在罗刹西进、东扩的角度；还是站在大顺不可能在漠北地区完成移民同化、相反黑龙江地区大有可能的角度；亦或者商业交流带来蒙古漠北部与罗刹的联络等等原因。
确实都是有道理的。
斩断大黄和茶叶走私，也就使得东进的利润降低；本身极寒地区的毛皮利润，也已经被鲸海公司抢到。
实质上，这也确实极大地影响了罗刹商人集团向东的兴趣，利润逐年降低，没利润可赚实无兴趣跑这么远。
现在大顺主动拉罗刹入海运贸易群，效果逐年显现，北部边疆区的态势，越发有利于大顺。
刘钰听完这个群体的诉求，心中暗笑，心想果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商人也终于学会“心中求利、嘴上言大义”了。
这可是件好事。
证明这些商人日渐成熟，至少在嘴上，贯彻着对外商人是有利国家的性质。
不管他们真正是怎么想的，关键是掌握了这一套话术，并且理解了“经书”的内涵，说的话能够把个人之利、国家之义统一起来，证明他们至少有了成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基础。
想要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或者登上政治舞台，哪怕是以附庸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固然需要有钱、有势，但终究嘴上还是要“讲政治”的。
甭管讲的这些东西是真是假，至少能自圆其说，能说出个子午卯酉，能说的大义凛然而不是简单的商人重利，那便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没错，他们就是想把晋商的西伯利亚毛皮利润拿到手里，真的就是眼红。
但，嘴上必须说，这是为了社稷、为了江山、为了国家、为了朝廷。
刘钰对这个诉求还是很满意的，很是赞许了几句，觉得开了个好头，打了个样，真的明白名为经济学的新经书是到底是怎么用的了。
便又挨着询问了做西洋贸易的、做棉布贸易的、做法国那边人参皮货贸易的这几个财团的诉求，判断着大顺这台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后，这些资本集团的支持度能有多少。
第八三二章 近代的门槛
如果说，这些新兴阶层希望给皇权当制度化的狗，是一种大顺社会结构和传统势力过强的特殊性。
那么，在资本的共同特征上，大顺的这群人完全还在这个圈圈里。
对外的态度非常明确。
大顺的工业资本，对英国的商业资本，存在一定的好感，认为是可以合作的。
但对欧洲的工业资本，是一种标准的你死我活的态度。
而大顺的商业资本，则体现出一种商业资本在特殊情况下的极端排外性。
既厌恶欧洲的工业资本。
也相当厌恶欧洲的商业资本。
道理倒也很简单，这是两边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以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为例，他们讨厌的人多了。
从丹麦东印度公司，讨厌到法国的统制经济。
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大顺的工业资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合作基础的。
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一再向大顺示好，公司已经在议会中，极力争取减免茶税、取消棉布禁令等等一些列的政策。
只是，因为本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圈地羊毛贵族阶级绑定太深，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资本，虽然干死本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易如反掌，但还是干不过圈地贵族集团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也挺憋屈的，他是真想好好的当买办。也花了不少钱，在国内鼓吹“加大进口东方棉布非常有利于英格兰人民”。
但可惜那些贵族和那些开羊毛纺织厂的，就问东印度公司，我们这些爵爷、这些乡绅、这些工场主，是不是英格兰人民？
你一个连印度都没有的东印度公司，也配代表英格兰人民？
故而，大顺的工业资产阶级觉得，其实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代表英格兰人民。
但问题是他们说话不好使，没用。
至于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那可就真的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了。
对英国的羊毛轻工业，深恶痛绝。
同时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深恶痛绝。
如果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那将是多美的一件事？
卖茶叶、卖丝绸、卖瓷器，都是自己公司垄断，那还不是美滋滋？
这和当年大顺下南洋的时候，还不一样。
当初下南洋的时候，是荷兰自己的商业资本，消灭了其本国的工业资本，所以大顺下场之后，顺利无比地完成了收场。
攻下荷兰占据的南洋，为中荷“友谊”扫清了全部障碍。
现在可就不同了。
真要打起来，那就是大顺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决战。
没得妥协。
也根本不可能走下南洋的路子。
东印度公司得死。
英国的纺织业也得死。
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
这和大顺之前在西北打仗，就完全不同了。
之前大顺在西北打仗，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确实是为了更省钱、战略上江南地区也能长久得利。
但江南地区的商人阶层对此可是毫无兴趣的，资本不要说对百年大计缺乏兴趣，甚至可能对十年大计都没啥性质。
当然结果也在这摆着，大顺对西北用兵，把已经在江南竞争失败的陕西资本集团养活了，人家借着当初大顺西北用兵发的财，如今在西南西北“跑马圈地”，又是搞井盐、又是搞当铺，忙的不亦乐乎。
可江南资本得到什么好处了？可以说，抛开国家安全、防御侵略等重要意义外，江南资本毫无好处。
如今刘钰开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敲边鼓了，这些人对战争的支持态度，胜过西北用兵百倍千倍不止。
对资本来说，以南洋为例：
投入巨资建设，让南洋人人富裕，从而扩大市场，也是一条路。
但资本肯定是没兴趣的。
莫说南洋了，让国内的百姓人人富裕，扩大内需，扩充市场，完善循环，他们都没兴趣，更别说南洋了。
所以，对这些资本而言，那些没有人的土地，一文不值。哪怕是大洋洲那样的土地，现在白给这些资本，他们也不想要，纯粹赔钱货。
那些文明落后地区，一文不值。
他们喜欢的，是有千百年积累、有农业手工业基础、手里还有钱的富庶地区。
这样，他们的东西才能卖出去，才能赚到钱。
总而言之，建设，你们来；赚钱，我们上。
现在的情况，此时的现实，就是美洲金银矿导致的物价革命，大顺这边是传播终点，故而导致了两倍到三倍的物价差。
也就是说，不要说大顺的手工业水平，现在还是世界领先。
就算不领先，而是在平均水平线上，依旧对欧洲有着毁灭般的冲击力。也就是休谟所说的，除非欧洲加大和亚洲的贸易，让中国的人均白银存量达到欧洲水平，否则根本不存在“公平”的自由贸易的可能。
但，为了践行自由贸易理念，放开本国关税，让欧洲白银再往中国流走30亿两，以毁灭本国工业的代价去拥抱自由贸易，是否可行？
故而，即将到来的战争，会远比历史上的七年战争惨烈太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是注定的了。
欧洲的三大矛盾，一点没解决。
又加上了不可调和的大顺资本集团，与英国工业商业圈地贵族三大势力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在谁代表英国？
老百姓现在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
英国的工业资本集团、商业资本集团，加上贵族势力，其实就是英国的全部统治阶级，也就是整个的英国。
大顺的皇权、军功贵族、军官团、与新兴阶层的诡异融合，使得大顺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和英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然不和调和。
至于剩下的大部分大顺的统治阶级，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被卷入世界市场，也没有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全程看戏就行。
所以，看似是大顺和英国的“国战”。
实际上，是江苏省拉着关东、南洋、登州府、武夷山、景德镇，在和英国开战。
剩下的，在看戏，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倒不是假话，而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管输赢，都没关系。
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两岸的百姓，中产，会看报纸，关心战争的局势，这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的收入。
河南的百姓，即便是稳定的自耕农，也不会感受到战争的存在，不管战胜还是战败，十年之内，都不会对哪怕那里的粮价产生一丁点的影响。
可能，家里的孩子手贱，拿着竹竿把屋檐下的燕子窝给捅了，都比这场战争重要。
而这场战争的模式本身，对大顺而言，又必然是有限的投送力量、少量的精锐常备军、投送规模五千人为极限、海战四处袭扰为主的战争模式。
这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大顺能够展示出强悍的动员力量。
因为，对战争有意义的动员主力，就围在刘钰身边，加上外围的，也就二三百号人。
也就是整个大顺新兴资产阶级的二三百个家族。
相比于之前的战争模式，根本不存在动员、或者说压根不可能整合国家力量进行动员的情况。
全然不同。
这一次战争，大顺亦算是迈入了“近代国家”的门槛。
刘钰是借着自己即将离开江苏，以一种仿佛“安排后事”的机会，来进行战争前的动员。
这样既不突兀，也不会叫人感到意外，或者直接影响到投资波动。
因为平日里他就在不断地讲阶级利益，试图让大顺的资产阶级明白，他们的利益所在。
而且，这一次从盐政改革废运河改革开始的江苏改革，他也是坚定地站在了大资本家的这一边。
对内残酷镇压。
对外巧取豪夺。
创造破产农民。
制造廉价劳动力。
鼓吹遥远殖民区的“债务契约长工”合理。
坚决打击士大夫“米贱伤农”的正义诉求。
做的多，说的也多，平日就不断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时候面对这些应该被动员的力量，说一些听起来极具侵略性的“后事安排”，竟是出奇的和谐。
他引诱着这些人说出了各自的诉求，当然，对国内的事，他们也不敢提。
而这些人的诉求，总结起来，大致就是：
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和贸易权。
占据印度。
毁灭印度的棉纺织业，由印度提供棉花。
加大对欧洲和北美的走私。
打开欧洲关税。
朝廷出海军舰队，出访波斯，签订贸易协定，挤走欧洲人。
日本国扩大贸易，加深开埠。
坚决打击南洋的海盗，一个不留。
收回澳门，彻底驱赶葡萄牙人在南洋的力量，顺便攻打莫桑比克，占据黄金产区和象牙贸易。
和西班牙签订协定，允许在南美贸易，并且愿意支付给西班牙合适的特权贸易费。
大体上，他们的诉求，和对这些诉求表现出的热情、以及隐含的如果朝廷愿意这么干他们愿意出钱的心态，与大顺既定的外交和战略方针，基本一致。
庙算的敌对目标，定的就是英国和葡萄牙。
剩下的，无论是罗刹、法国，在大方向上也没有极大矛盾。
即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也都是些小矛盾。
比如鲸海公司希望，对法国的毛皮，征收重关税，因为法国的北美毛皮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能从山西人手里，把西伯利亚毛皮抢到手，那肯定是恨不得对法国的毛皮加200%的关税的。
类似的这种小矛盾，当然不少。但大方向上，这些需要动员、或者说动员起来有意义的人群，与大顺庙算的战略外交态势，基本一致。
第八三三章 “温柔”的殖民者（上）
小矛盾，都是可以调节的。
主要矛盾摆对了，真打起来的时候，大顺这边也就更有底气了。
等着皇帝南巡，大阅军队，就算是完成了动员的最后一步。
当然，能够出钱支持打到最后，固然好。
真要是半途想跪，自有不想输的人，用一些封建力量，教他们不准跪。
因为军功勋贵和军官团的掺和，使得于这些新兴资产阶级而言，也要面临巨大的另一种压力。
打赢了，都好说。
蛋糕做大了，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其乐融融，最终蛇鼠一窝。
打输了，那就不好说了。
军官团和军功勋贵多半是要啃死他们的，毕竟蛋糕就这么点，不能其乐融融，那就只好看谁拳头大了。
真要是打输了，混到口岸通商、等着别人来提货的地步，你算老几？凭啥这么大块肥肉你来吃？
出去做生意、搞殖民、做买卖，朝廷觉得难度大。
真要口岸通商，等着别人来买，这可一点难度都没有，可就轮不到这群人了，京城里一群穿青蓝官服的嗷嗷待哺呢。
这些年刘钰也算是日日讲、月月讲，告诉他们这些新兴阶层，得活出来价值，才能活下去。
现成的例子，就是之前的那些扬州的大盐引商，昨日烈火烹油，转眼大厦已倾。
为啥？
可替代性强，又太肥。
为啥那些私盐贩子、小承包商，不受影响？
因为他们活出来了自己的价值，不能轻易替代。
对外贸易也是一样。
越开拓，这些大肥羊也就越安全。
因为，资产阶级在这个时代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对外扩张的最优力量。
要是舍己之长、取己之短，放着好好的侵略性极强的资产阶级不当，去当封建附庸的买办，那命运就和扬州盐商一样了。
只有坚定地支持对外扩张、对外开拓，才能安全。
因为朝廷其实自己干不了对外扩张、对外开拓、扩大贸易、对外移民的事。
刘钰也不止一次的和他们讲过，真要是混到了口岸通商的地步，靠拿着朝廷的特权在那卖货，是轮不到这些人的。
京城的的公爵、侯爵、伯爵、皇帝宗室、皇子皇孙，哪一个干不了蹲在家门口当买办的事儿？
可让这些人去印度卖货、去波斯砍价、去南美行贿、往欧洲走私、拉南洋移民、拓鲸海汉人，这些人是做不了的。
当然，没有不散的宴席。
等着大顺真的拿到了制海权、获得了贸易主导权后，垄断公司就成为反动力量了。到时候自然也和扬州盐商一样了。
可现在，他们还能往前多走一走。
固然，资本的逐利性是不可更改的。
但，对人的教育和影响，在大顺这种畸形的财阀手里掌握大量资本的朝代下，清醒的人有时候是可以影响走势和资本流动的。
这一次刘钰打着“安排后事”的名义，再一次和这群人讲了这些问题，一众人纷纷点头，表示他们会时刻记着。
见该问的也都问了。
该说的也都说了。
刘钰也知道等着真开战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不会在松苏了。无论如何，这一次自己可以在枢密院养老，但肯定不能再碰兵权了，更不可能来指挥这场决战了。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自己折腾了这些年，最重要的一刻，就是几年后大顺开战的那一刻。
他是真的希望，到时候这些人能做个硬气无比的、有长远目光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自己搏一个统治阶级边缘人的地位，当有力量、有手段、有野心、有觉悟、且有能力镇压一切进步力量的反动派，而不是一群目光短浅的废物。
至少，当大顺真的发行国债的时候，他们能够给出比自己预期更低的可接受利息，那就证明他们还有可能成为皇权的狗。
当狗，也比当大肥羊，前进了好大一步。
看着这群人，刘钰心道：“我唯一的期待，就是你们能从大肥羊，转型成狗。但我说的不算，还得靠你们自己争取。事已至此，祝你们好运，咱们此战之后，路分东西，各走一边。”
心中祝祷后，看了看怀表，时间也差不多了，便道：“如此，便都散了吧。鲸海公司的人，你们留一下，有件事要和他们单独谈谈。”
其余人也都非常知趣，拜别之后，各自上了马车，就此散去。
鲸海公司的几个人，便跟着刘钰一起，去了这附近的万国博物馆。
走到里面的一个房间，门口有一人正在那等着，正是从江北赶来的孟松麓。
虽然权哲身也一并跟着来了，也虽然权哲身也递了拜帖，还虽然权哲身也被允许拜谒，但并不是这个时间，他还在外面等着呢。
孟松麓见了刘钰，赶忙过来行礼，免了礼之后，护卫推开门，走到这里面的房间。
进去后，孟松麓很是吃了一惊。
里面陈列着各色的动物毛皮、奇怪的标本、还有几张挂在墙上的地图，以及一些显然是一些蛮夷土著用的木盔甲、石枪之类的东西。
说不出的诡异。
这日后是要对外开放的，但现在才刚建成，孟松麓哪里见过这等阵仗，明知道这时候东张西望失礼，却也忍不住不断斜视。
只是强忍着心中惊叹，没有啧啧出声。
鲸海公司的人，对此倒是惊奇，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公司弄来的。
松苏的这些新兴阶层，都知道刘钰的奇怪爱好，收集古怪的动物、石头、草木之类。
和喜欢煤烟味和机械轰鸣，私下里被取笑为“兴国公之怪癖”。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比起那些在好好的江南园林里安蒸汽机的奇葩，送一些标本毛皮之类，鲸海公司的这群人还算比较正常。
送的多了，自然不惊。
除了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白老虎皮之类的有特殊含义的东西不送外，剩下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不知道送了多少。
片刻后，刘钰便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会看地图吧？懂什么叫比例尺吧？”
孟松麓知道刘钰素来对他们多有嘲讽，这句话听着也有点像是嘲讽，但他也不敢觉得不舒服，只能回道：“恩师践行分斋教育，舆图学问，亦为一斋，故学过。”
说罢，只见刘钰拿起一根教鞭，点了一下悬挂的地图道：“这里就是檀香山。”
孟松麓知道檀香山必然极远，可眼睛稍微扫了一下非常明显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再看看刘钰指向的地方，还是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心道虽知其远，却不想这么远？
但略微惊诧之后，还是稳住了表情，说道：“昔日张博望、班定远以足履，亦行万里。如今借助风帆，比之古人，并不算远。”
刘钰微微点点头，对眼前这个人还算满意。
毕竟虽然他对他们学派多有嘲讽，但相对于其余人来说，这总算是个尝试干点正事的。
之前也曾见过一二次，有些印象，便指着鲸海公司的那些人道：“这是你的资助人。”
“传播圣教、使成藩属，那是你的事。”
“而资助人，自有他们的要求。凡事，无钱不行，我只当是给你们牵线拉媒。这也算是我于松苏做的最后一个决策，此事干系甚大，陛下亦知晓此事，言若做成，此真大功也。”
孟松麓心中一喜，又连忙跟自己的“金主”行礼。
鲸海公司的人见刘钰示意他们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便也没有废话，只道：“陛下赐给我们特许经营权，以苦兀岛和虾夷间的海峡为线，以此纬度向北，皆属我们经营，得毛皮、矿产之利。”
“现在我们遇到了点小问题。吃的不够。松江太远、虾夷也不近，而且那条航线风暴太大。”
“这几年困扰我们的，就是员工的坏血病。以及那边也急需一些五谷杂粮，不能只啃肉。只啃那些怪肉，着实熬不住。”
“这檀香山，刚刚发现不久。岛上气候适宜，但是那里的夷人所产也不多，加之交流不畅，我们每次从那里换一些芋头、椰子之类的东西，也换不了多少。”
“也不是没想过出钱去打，但算来算去，过于昂贵。且打杀之后，又缺劳力，我等又不是杀人有瘾，还是希望能从这里做避风港、能得五谷、水果。”
“如今公司在扶桑海岸，三万余人。捕猎海兽的地方，又五谷不生。当地夷人，在短暂的夏季要捕鱼为生计，要让他们的女子不去捕鱼而在短暂的夏季挖掘根茎、采摘莓果，以解员工坏血病之困，极不现实。”
“是以，愿意出资。你自行传圣教之类的事，我们只要数年之后，这里的五谷、肉干、酒水等，能满足公司数万人之所需即可。”
鲸海公司的人，说的基本是实话。当然，也隐藏了一些东西。不过他们隐藏的东西，刘钰知道。
无非就是这几年弄毛皮弄得太狠，毛皮产量有下降趋势。而刘钰派出的考察队，在那边发现了金矿，这个消息被严密封锁，但一些人还是得到了消息。
公司想要转型。
转型的前提是有充足的食物。
历史上，俄国人试图把旧金山地区作为粮食基地，来补给勘察加地区、北美地区的食物。
但旧金山地区一来气候不是很适合，二来又涉及到和西班牙的外交关系，俄国人在旧金山混了四五十年，连每年一千头牛的规模都没搞起来。
大顺这边，也不想太早和西班牙人产生矛盾，是以暂时还是在北边，离西班牙人远点。
先把檀香山给藩属化，然后作为中转站，大规模招人挖金子，这是大顺这边的选择。
也是可能会延续多年的一战之前，大顺这边对美洲的提前布局。
人工太贵，运过去个人不容易，死一个就太浪费了。而且，捕猎需要技巧，需要学两三年才能做到基本合格，公司这边不提将来转型的事，只说现在的死亡成本也太高了点，实在受不了了。
如果能够借助檀香山的人口，搞成一个后勤补给基地，这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公司不是没试过，找一群人去美洲海岸种粮食。
但，公司招他们去种粮食，目的是为了把几乎全部的粮食以最低价拿走，供给那些捕猎者。
而且当地还有土著，就得发枪。
结果就是，几个村落的人起义了。
拿着枪、带着农具、牛马、带着粮食，投奔印第安部落，跑路了。
直言：“此地多沃，哪里去不得？入得林中深处，一人许多土地耕种，如何不比在这里做牛马快活？”
公司顾不得痛骂这些人没有契约精神，说好了花大价钱运他们过去，每年要缴多少粮食的，这些人居然不守契约？
而是痛定思痛，明白他妈的把农民运过去，除非一下子运好几万，剩余的粮食足够吃拿来出售。
否则的话，运过去几百人，指望他们把几乎全部的粮食都拿出来，那里林密土肥，手里有牛有马有种子农具，村里有铁匠木匠和女人，这要是不跑，简直见鬼了。
是以琢磨了一圈，觉得还是檀香山靠谱一点。
要不然，就得准备足够的人手，去强迫当地的部落，在短暂的夏季不去捕鱼晒干为部落存粮，而是去把他们当奴隶去挖根茎、采野果。
显然，这种方式根本不适合大顺。
不是大顺这边的人心善，而是让那些部落人丁兴旺，凭娴熟的手艺去抓海獭，再用六七张大毯子换回来，利润多高？
抓海獭什么的都是技术活，除非那些根本没有手工业、自己弄不到毯子、蔗糖之类的货物，之前和他们竞争的罗刹人才玩抓人当奴隶强迫劳役这一套呢。
没东西换，可不就得抢吗？
可抢、胁迫当奴隶，对罗刹人来说，成本更低，因为他们的食物，要从西伯利亚那边运来，根本也弄不到毯子之类的东西。
可对大顺的鲸海公司而言，稍微一算账，就明白，抢、胁迫当奴隶，这也得花成本啊，显然比用毛毯换更费钱。
花钱养枪手，可比从松江批发破毯子换海龙皮，贵多了。
而且夏天逼着他们去干活，没机会抓洄游鱼，部落冬天都饿死了，谁去抓海獭？这不是竭泽而渔吗？
第八三四章 “温柔”的殖民者（中）
大顺鲸海公司，在北美的开拓殖民，对当地原住民部落相对“温柔”。
最大的原因，还是大顺千千万勤劳的百姓，打下的手工业底子。
使得几张毯子、几斤甘蔗糖、几桶桃干果脯，就能换来足够昂贵的毛皮。
杀人，有时候比拿廉价手工品换，更费钱，这取决于本国的手工业基础和地理距离。
而且在北美开拓的公司，对“自己人”，也是相对温柔的。
这和监管、法令什么的，都没有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之前的移民起义，迫使公司不得不调整思路。
一开始，公司也想着尽可能压榨。
比如专门找欠债的佃户，签卖身合同；或者直接找人口贩子，由人口贩子包片，比如这一片包给人口贩子，得到的毛皮三一分账，钱直接给人口贩子，人口贩子再拿出一部分给他们或骗或怎么弄的包身工。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想要在公司内部，弄公司内部的消费券。
因为有垄断权嘛，所以其余商人是不能去那边卖货的。
去那边干活的，都是计件工资的。都是奔着发财去的，肯定是计件工资，打到毛皮，三一分账。反正那么远，也没有船可以随时去，也就不存在藏私带走。
那这样的话，内部发消费券，一瓶高粱酒，在内部消费券卖的和海龙皮一样贵，爱买不买。
不买？不买你就别喝。因为垄断专营，别人来这里卖货，可以直接炮击消灭。
不喝行不行？理论上行。
现实里不行。
冰雪、极夜、苦寒、寂寞、高强度劳动、湿漉漉的衣衫、黑暗、恐惧、血腥、杀戮……理论上可以做个正常人，存着每一分钱，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打架，不闹事。
现实里，做不到。
除了酒、烟这样的低端嗜好品奢侈品外，粮食、果干之类的玩意儿，也是公司内部用消费券的。
和之前的南洋邦加矿场、巴达维亚华人甘蔗园，差不多——内部发行劣质货币，不干了才能把内部消费券换白银，垄断消费品物资。
你要是走的时候不是欠债要再干三年才能还清，而是居然带着足够的工资离开的，总经理就跟你姓。荷兰人的卷宗里，可是记载着不少华人劳工被高等华人糖厂承包者用铅币和内部消费券，坑的爹妈都不认识的事。
当然，一开始这边也是这样的。规定和制度，根本没用，管不着。
后来，就爆发了种粮食的移民起义跑路。
他们一跑，带动了不少捕猎的也受不了了，甚至一些投靠过来的罗刹哥萨克，带着一群人跑到世外桃源，搞自治村社；一些读书几年书的儒生，带着人要去搞老死不相往来的井田村社；一批从黑龙江地区雇的当地原住民，则直接跑到美洲当地部落去了。
松苏那边的法令、监管、制度一大堆。
卵用没有。
几次员工起义、移民起义，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利润，事情就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了。
非常有用。
朝廷既卖了垄断权，方便管理收钱，有些事也确实不好解决。
比如说，放开商业，允许私商前往那边卖粮食卖酒什么的。
这么说吧，今天放开，明天这些卖杂货的商船，回来的时候全都藏着毛皮，朝廷出售的毛皮矿产垄断权就一毛钱都不值。
全部放开的前提，和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俄国取缔俄美公司、荷兰取缔东印度公司一样，得像擦腚纸一样，必须用完后再扔。
扔早了，肯定麻烦。
但要是都擦完腚了，还留着，那就纯脑袋有问题了。
现在还没到擦腚阶段，基本还处在刚蹲下的状态，放开让商人自由去搞，能被敌对方的垄断公司和殖民总督搞死，全忙着内斗去了。
好在这几次起义，逃亡，以及北美的特殊环境——和南洋不一样，南洋离开聚居地就是死、北美地大物博带着牛马粮食种子跑了日子过得美滋滋——为大顺争夺美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事吧，对公司影响还是挺大的。
大顺这边的雇员，哪个不会种地？
发展到美洲那边之后，广袤的美洲哪里不是土地？
土地不缺，种地的手艺不缺。
很多人，压根不是奔着干活去的，而是纯粹是为了“船票”去的。
只要润到那，怎么都能活，缺的只是一张昂贵的船票。
用何不食肉糜的话来讲，就是佃户穷的叮当响，给地主老爷扛活，而美洲到处都是土地，真的是没有开拓精神、奴性太重、劣根性云云。实际上人家缺吃苦耐劳的品质、开拓闯荡的精神、勇于反抗的胆魄吗？
人家只是缺一张跑过去的船票。
这年月全都是木帆船，一趟太平洋小半年时间，佃户要是能买得起去的船票，还能混成佃户？
讲什么民族性、精神、开拓之类的破玩意儿，就没法解释号称很有开拓性和侵略性的俄国人，为啥早早在旧金山搞了移民区，搞了四五十年连个响都没听到。
经济基础、物质条件，地理远近，资本流向，洋流季风，压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还是那句话。
有钱的不想去种地。
没钱的想种地去不了。
地主士绅说，我变卖了家产，带着佃户去那边垦殖，岂不美哉？一点不美。去到那边，没有大顺的法律，谁认得你是地主我是佃户？最多两年，要么均田、要么跑路。县太爷可不能从大顺派衙役游过太平洋去抓抗佃的。法律得靠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关去执行，到了那边经济基础一变，谁是统治阶级可就难说了。
给人打工远没有在空旷的美洲当农民有吸引力，并且甚至可能在工业革命大发展之际，打工人的最大梦想也是攒够船票钱去当农民。
可以说，大顺能够在美洲驻足，而不是竭泽而渔最后灰溜溜放弃，最大的功臣，就是那几波有着反抗精神的雇工。
他们的反抗，给其余包身工契约奴做出了榜样。
他们反抗之后，公司内部掠夺财富的消费券被取消了、烟酒糖茶降价了、盖起来了房屋、派去了医生、清晰了账本、取消了包身工牙行承包包工头制。
再不改革，就成了免费船票领取、加发枪发牛发种子、土地肥沃点击就送、气候适宜温带同纬的慈善机构了！
公司想当这个提供免费船票的慈善机构吗？
当然不想，于是不得不改革。
改革之后，利润居然不降反升。
当然公司也明白，空船过去送移民种地这事儿，不好解决。
要么，公司拿出来狠劲儿，直接拨款百十万两，在几年之内塞过去二三万人、五六千头活着的牛马、预备二三十万石粮食、七八千条枪、五六百桶火药。
人一多，足够的吃剩下的商品粮才能出现，而这些人又需要从公司手里交换物品，这样才能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解决了逃亡问题。
只不过，让公司的股东一下子拿出百十万两，不分红，不现实。
至于朝廷，大顺朝廷更不可能出这笔钱。
花百十万两，移民几千户，一分税都收不上来，大顺户政府心说我是冤大头吗？这百十万两蠲免下河南的灾区、修修黄河大堤、补一补鸭绿江苦寒区的移民抵抗朝鲜人逃亡成村镇好不好？
花钱的事，朝廷来办。
赚钱的毛皮生意，资本来赚？
朝廷宁肯把这百十万两花在往西域移民、往朝鲜边境移民，也绝不肯花钱往那边移民。
如果这笔钱没被漂没贪腐的话。
这时候，月距法经度测绘技术的出现、檀香山的发现，算是恰逢其时的为资本寻找到了另一种可能。
对大顺的毛皮公司来说，其实岛上的人是信天主教、新教、回教、佛教、儒教、甚至是原始崇拜，那都无所谓，也毫不关心。
只要，岛上的生产力有所发展，能够提供足够的、廉价的商品粮，哪怕岛上的人用活人祭祀，那依旧可以做朋友。
把岛上的生产，拉入资本主义体系即可。
但这是大顺一家独大的理想情况。
或者说，这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下的理想状况。
然而，现实并不理想。
大顺崛起，导致欧洲经济学的保守派占据主流，自由贸易压根没人提，仍旧是以国家、宗教、文化分野而互相竞争的。
之前鲸海垄断公司在北方竞争的时候，最烦的不是罗刹人的捕猎队，两边经常开干，这都无所谓。
打就是了。
最烦的，是他妈的那些传教士，尤其是在俄国算是半异端的旧礼仪派。
这是俄国教会分裂的产物，有点宗教空想社的味儿。
简言之，这个派别和村社传统、合作社式工商业、土地公有份地、内部慈善教化、减少工作时长、死后财产捐公内部社员低息贷款等等等等，关系密切。甚至和后来为什么顿河乌克兰条件好的黑土区集体农庄出大问题、而一些条件差的地方集体化推行的非常顺畅，也有一定的关系。传统本身也是一种现实基础。
这群人是异端，只能混工商业、自由农、边疆区，弄得鲸海公司这边真的是苦不堪言。
甚至早些年出现过两边公司激烈竞争的时候，罗刹那边的哥萨克，和大顺这边的开拓者，居然出过一起夺船跑路，去千岛群岛当自由民，去建集体自治公平平等村社的事。
这公司能受得了吗。
公司之间互相竞争，有点类似于面对怪物、丧尸之类，枪在手、看看炮的口径，干就是了。
而这种宗教文化的竞争，则有点类似面对鬼魂、幽灵。手里就算提着大炮，也是不知道该怎么打。
吃过这么一次亏，对檀香山这边的事，公司也算是长记性了。
一方面担心一些更容易传播的东西，影响公司利润。
而大顺浓浓的、自府兵制崩溃后的私有制传统意识，更适合公司攫取利润。
另一方面，大家都在争，万一有传教士跑岛上去了，日后这岛上的人向着谁这就难说了。
而且鬼知道那群奇葩的宗教上了岛，会搞出来什么。万一将来唆使岛上的人不卖公司粮食、不让公司的船停靠，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现在不是大顺自己控制整个天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这种在太平洋上的要冲之地，更是如此。
传教士肯定是向着本国的。
要是没有外部势力竞争，无所谓岛上信什么，只要发展生产力当商品粮基地就好。
奈何，这时候还是以国家层面竞争的时代。
公司日后想要转型挖金子，那么就必须把这里经营好。
而且，最好是要弄成在文化上更亲近一些的状态，要能抵抗基督教的传播，抵抗传教士上岛，防止敌对方控制岛上的政治和文化。
这就是大顺这些新兴阶层的无奈。
他们非常喜欢那一整套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且理论上，岛上是信基督还是信真主亦或者拜儒庙，都没关系，只要拉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可，提供粮食就行。
可现实里，却又是国与国之间、各国支持的垄断公司、关税衙门、海军在互相竞争。
大顺这群人整天愁英法各国的高关税和棉布禁令。
切身感受，可比语言教育要有效的多，他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纯良，真信那一套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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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三五章 “温柔”的殖民者（下）
除了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外，还有一个表象原因，使得他们无法在檀香山做过分的事。
因为，他们的垄断权、经营权，是以苦兀和虾夷之间的宗谷海峡纬度为界的。
显然，檀香山在这个纬度以南。
朝廷虽然管不到他们在苦寒地区的具体做法，只要缴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这种要冲之地，却是要管的。
垄断公司也不是闲着没事干给自己找不自在，真被朝廷揪着发髻，全都是麻烦。
是以这件事还是要朝廷出面协调，也就是最终还是要刘钰出面来协调。
皇帝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那里傻子都知道是要冲之地，但将来有用，现在没用。朝廷现在没钱折腾那边。
最终刘钰出面，协调一下资本和士绅的关系。资本出钱，士绅出义，新学学生出力，三方用一种奇怪的组合，一起来趁着一战之前，比其余国家先走一步。
一战是要打一阵的。
打完之后，之后几百年的世界格局也就基本注定了。
这时候先走一步，顶的上日后走百步千步。一如刘钰做鲸海节度使时候的一些政策，需要十余年二十年的时间发酵，才能展示出价值和意义。
刘钰估摸着，打完一战，檀香山的移民增多，放出旧金山有金矿的事，就可以直接参合美洲的事了。那时候他在不在、活不活，也难说了，不过到时候形势皆成，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自然不会关注这些在他们看来乱七八糟的意义。
对他们来说，之前的诸多问题、今后转型挖矿的设想，这几座岛意义重大。
一来，这是岛屿。
来的人，没处跑。
不像是在北美温带地区一样，压迫的狠一点就跑路、起义、跑到远处种地过日子。
抓都没法抓。
类似“逃奴法”之类的东西，没用。
在岛上，可跑不远，而且岛上有密集的当地土著人，跑了多半也是死。
最关键的是第二点。
岛上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
比起北美的那些印第安人，岛上的人社会发展程度更高一些。
有酋长。
有士阶层。
有平民。
有奴隶。
和北美的那些印第安人，公司一般搞不好关系。而且因为阶级分化不那么严重，私有制理念还不深，是以把北美的印第安人拉入到资本主义剥削之中，是比较难的。
岛上则不同了。
岛上有非常明确的奴隶阶层，也有非常明确的士大夫阶层，掌握着医术、造船、战争、种植、简单历法等等。
而且平民阶层也是有一定的耕种水平的，虽然刀耕火种，种些古怪的芋头、椰子什么的，但比起北美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印第安人，也更适合与农耕文明打交道。
是殖民一个有阶级分化的地区容易？
还是殖民一个阶级分化比较薄弱的地区容易？
这些年在北亚、阿留申群岛、北美极地等地方的扩张，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些阶级分化比较初级的部落，一个个武德充沛，战斗力颇高，不好对付。
反倒是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的部落，对付起来容易多了。
或者，拉拢上层。
或者，取悦酋长。
或者，利用各个岛之间的部族战争，插手内斗，扶植一派、打压一派。
总归，越是阶级分化已经出现的地方，可用的手段也就更多。
阶级分化教轻的地方，大顺这边要不是优势太大，还真争不太过一批旧礼仪派的罗刹人，他们拉那些人的手段比大顺这边强不少。
这一点，舔上层，应该说，儒生是非常擅长的。
刘钰也没有避讳什么，直接引用了《史记》里的一段话。
“昔者，汉高得天下，群臣不知礼，乃命叔孙通定礼仪。”
“汉高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所以说，檀香山的酋长，尚不知为王侯之贵也，亦不知群臣之礼也。一旦知道，便如尝到了饴糖的蚂蚁，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岛上各邦征伐。你等上了岛，选一强者。以医术、歌谣、鼓乐、种植而近之。谆谆教导、循循善诱。”
“我们出枪，他们出人，你们挑唆……呃，不，你们教化。如此檀香山归于一统，又必要留其余部族为大封臣，行封建之制！”
“你们不是做梦都想行封建吗？记得，真要做成了，一定要行封建。留下一些大的封臣。”
“你可明白了？”
刘钰把那边的情况大致一说，说了一下战略上的思路，孟松麓也是多读史书的人，自然明白。
虽然，这显然也他妈的是霸道。
可……可……可这也算是管仲攘夷的变种？
至于要留大封臣、行封建，不要搞大一统，孟松麓自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大一统抵抗力比较强。
搞一堆封建臣子，就像大顺对付日本一样，只有这样才让他们不至生出来反叛之心。
当前的酋邦王侯不想干了、或者大顺不想让他干了，可以随时支持大封臣，搞掉他。
礼、乐，本就是儒生的本行。
孟松麓觉得，这次的事，也算是专业对口。
真到岛上大致统一而称王的时候，没有人能拒绝汉高祖感受到的那种“今日始知皇帝之贵”的诱惑。
那种肃然静谧、身份等级森严、进退有度、礼法严密的宫廷这一套，确实是很吸引人的。
要说难度，孟松麓想了想，似也不大。
岛上现在唯一能接触到的外来势力，就是大顺的这群人，这是先发优势。
之前在岛上，也用一些手工品换过椰子芋头什么的，而且也给一些酋长送过礼物，科学院的测绘制图考察团的人还得到了酋长的允许在岛上溜达了几圈，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语言和礼仪。
既然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难度，而且在战略的大方向上，刘钰也给出了指点和套路，孟松麓便道：“学生知道了。”
“只是，此番去，要多少人呢？”
刘钰道：“人我已经选好了。听你的，而不是听他们的。他们学的都是些实学，这种事一点也不擅长。”
“你们学的杂，所以你带头。第一批去的人，不多。我选了四十个人，皆有士的本事。”
“有会种地的、有会医术的、有会养牛马的。”
“你去了之后，先去接近酋长，学习语言。两年之内，混成个近侍，得一片封地，一些人口，就算是完成了先期任务。”
“之后的事，之后再说。主要是你的金主这边，要求最好两年之内，能和酋长打好关系，弄一块地和一部分当地人做你们的封民。”
孟松麓的脸稍微抽搐了一下，还是挺直腰板道：“请兴国公勿用‘金主’二字。学生……学生不是为了他们去做事的。”
公司的人听了后，心下暗笑，心道说实话你还不爱听。没钱，你游过去啊？这运送个三四十人，这些年的基本工资、运送的牛马货物、各色礼物、种子农具，这不都是钱？
没钱，没钱搞什么万里殖民？
刘钰也只是笑了笑，没有在意这点小事，避开这个说法，又道：“天文学告诉我们，马上会有彗星。就是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的那一颗。”
“你要真不好办，那就买一本天文年鉴，看看上面的日食月食什么的，再用彗星这个预言，行巫祝事而得近……”
孟松麓不由叹了口气，心想兴国公总是嘲讽我们，这一次说什么也要如市井坊间所言，不蒸馒头争口气！
这事听起来似也不难，自己两年之内，若是连这个都做不到，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遂道：“国公安心。诸位放心。学生跟随先生多年，不止粗通实学，更兼懂礼乐法度。”
“此事，见不得我等本事。”
“三年之内，学生不但把国公说的这件事办成，还必要编写一本转音切构的字典。”
刘钰见他壮怀激烈，笑道：“如此，最好。你若编成，价值千金。届时，也能免了你先生缺钱的困苦。他不是要去北方尝试乡约村社吗？正缺钱的时候，你若办成了，这字典拿过来，我给你们钱。”
虽然还是在提前，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现在淮南乡社的问题根源，就是没钱。若是有钱的话，现在转型哪有那么麻烦？
纵然他不想为五斗米而折腰，可这时候也没有了刚才矫正“金主”二字的气势，只好道：“学生尽力而为。只是还请诸位约束水手，不要在此期间于岛上乱来。我素闻海外水手，都是些……呃……”
他也没好意思说太难听的话，众人都哈哈一笑，觉得这没什么可回避的。
“你放心就是，岛上交易，不会让水手去胡搞的。两三年后，你若做成，得到了信任，我会派人把枪炮钢铁送到岛上的。”
“若能成王侯一统之事，你也算是开国元勋了。只要到时候知道，天朝与藩属出现矛盾的时候，坐稳了屁股，脑袋可别乱了。”
“真要做成，我必奏请圣上，封爵授勋，效汉时制度，若贾生之故。比之朝鲜、日本，又有不同。你可明白？”
孟松麓既是真儒生，自然是不语乱力怪神的，对刘钰这个不怎么吉利的比喻也不在意。
其中区别，他也明白。郡国并行，天朝任命封国丞相官，那自然与此时的朝鲜国、日本国等藩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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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三六章 最后的布置（一）
伴随着这些年的开拓和航海术的发展，这种在数万里之外试图搞郡国并行内藩制的想法，说出来也就显得并不那么令人震惊。
三十年前，听到这样的事，多半觉得是痴人说梦。
十五年前，听到这样的事，或许觉得困难重重但也不是不能做。
但于现在，听到这样的事，觉得似乎并不甚难，难度甚至可能还远比不上当年班定远做的诸多事。
技术的进步，让世界变大了。
但同时，技术的进步，也让世界变小了。
虽然刘钰和他们学派之间有挺多理念上的冲突，但刘钰早年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这种有复古倾向的封建社空想派。所谓最了解你的，往往是你的敌人。
大顺《周礼》派，某种程度上，对应的是新教的清教徒、东正教的旧礼仪派、天主教耶稣会的巴拉圭教区。
具有某种朴素的原始村社社会互助的思想残余，但又和本国的具体状况融合的复古保守派。
历史上，儒生们觉得西汉帝国妨碍他们建设大同世界，一脚踢开了汉第一帝国，也算是曾经有一定政治理念的群体。
甭管怎么样，他们是真的相信可以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文化、体制、道德，来实现他们心中的美好世界。
单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新教，尤其是清教徒，和旧礼仪派，乃至于瓦哈比，都是是极端保守派。
大顺的《周礼》、《尚书》派其实也差不多。
当然，各国的历史不同，最终保守复古的表现也就不同。
明末顺初，要求文化纯洁的派系不少，比如黄宗羲就提出要焚灭杂书小说。但明确提出六十岁以下僧尼不还俗、西北教民不退教全部杀杀杀，把军籍单独拿出来提升到四民第二顺位的派系，就这一家，别无分号。
刘钰找上他们，也是真心觉得他们相对于那些扯犊子的，还算是真能干点实事的。
所以固然要给钱，可最终还是要和他们讲一些“大义”，这才能让他们踏实去干。
所以刘钰也就和孟松麓谈到了他此番去的另一个巨大意义。
他也没有直接说，而是先引出来了黄河水患问题，以及伴随着大顺废弃运河之后，始终绕不过去的“黄河决口”的头顶利剑。
不是说刘钰盼着黄河决口，而是有些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顺根本修不了大坝、调水工程等，决口北流是早晚的事。
“我记得你们学派，在治水一事上，与我并无分歧。李刚主、王昆绳等，皆言兴海运、废运河。”
“李刚主云：海运必宜复，不惟通米粮，兼可于海上练兵而防海寇。若复海运，则可罢会通河以南。会通河以南废黜，则淮河可治。淮河可治，黄河方能治。”
“单就这一点，朝廷这些年治淮、治黄、海漕的思路，与你们是一致的。是吧？”
朝廷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不少让他们学派感觉很不爽。但也确实有不少政策，是和他们学派一致的。
运河、海运、漕米、淮河、黄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整体上分两个派系。
海运治河治淮的派系，人数并不多，但他们学派无疑算是之前很明确支持这一思路的学派。
说起这个，孟松麓对刘钰之前又对他们进行嘲讽的事也就不甚在意，转而道：“国公所言正是。朝廷兴海运、治淮河，确为仁政。只是……只是，此事，于学生去檀香山有何关系？”
刘钰叹了口气道：“关系大了。大禹治水，言，堵不如疏。只是，那时候，人口稀少，处处可疏。如今虽然大禹的想法肯定是对的，可现实又绝对不可能搞堵不如疏这一套。”
悄悄讽刺了一下他们学派琢磨着在下游到处挖支流分水的想法后，接着道：“日后一旦黄河有患，依你之见，当如何赈济？”
不等孟松麓回答，刘钰又道：“或者说，假如将来黄河大水，以三千万两赈灾。是以三千万买粮米安置百姓为上策？还是拿出一千万买粮米，而以两千万，移百姓于南洋、关东、扶桑为上策？”
只随口一句话，顿让孟松麓浑身一激灵，如同有人在头顶泼了一大瓢的冰水，一下子通透到了心底。
“国公是说……朝廷有移民扶桑之愿？”
“若真能行，单独赈济实在是治标不治本。而若能移民远方，则可大益。”
“若将来真降天灾，赈济之后，若能移民，实为上策。”
人多地少的问题，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学派头顶的最大难题。李塨王源等人提出的一些“奇葩”想法，根源就在这。
他们一方面，不相信工商业能够容纳剩余的人口，这一点不管是李塨还是王源，都很现实，所以他们在这个他们认为无解的现实下，不得不提出诸多奇葩的授田政策。
另一方面，他们也很现实地明白，亩产量到底什么样。
如果以后世的良种、水利、化肥为支撑。亩产千斤，五口之家，只为了填饱肚子不挨饿的话，二十亩地足够了，人均二三亩地肯定是够的。
现在嘛，亩产就在那摆着，后世苦逼亩产的黄豆，比此时的玉米小麦亩产都要高。就这么个情况，五六口之家，怎么也得五十亩地，才能将巴巴地活下去。
大顺现在官方统计的土地，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问题，又是大顺不想追究细察的。
道理很简单，官方统计的土地亩数，是要纳税的。
还有大量的土地，是不纳税的、悄悄种点地瓜南瓜之类的东西糊口的。
有些地方，稀里糊涂，差不多得了。
要说现在大顺拿下了虾夷、关东、南洋三个粮食产地，人少地多，可以提供足够的商品粮，人均粮食占有量，肯定比二十多年前要高不少。
可人均这玩意儿……就挺神奇的。
南洋的米，人均再多，就现在这个交通状况，也人均不到陕西去。
这时候算全国人均，实际上没啥意义。
因为大顺太大了，不靠海和不靠运河水网区的省份，严重缺乏运粮手段，县人均比全国人均，意义大得多。
孟松麓对移民解决人地矛盾这件事是热衷的，毕竟上次在海州与孟铁柱争辩的时候，孟铁柱嘲讽他们的“复宗法制、嫡子继承纳税出钱次子滚蛋去海外”的想法，他是把嘲讽扔掉之后觉得好像是真能用的。
当然，要是朝廷出面的话，如果不加“移民饷”的话，肯定是个上策。
刘钰又道：“你既同意这个想法，我也便直说了吧。”
“移民远处，包括朝廷屯田，至少三五年内，都需要内地支持。这个你懂吧？不是说去了之后，春天去了，秋天就能自给自足，粮食够用的。”
这一点，孟松麓也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更不是一点现实情况都不了解。
就算之前幼稚过，当初刘钰劝他们说“资本不足，不要圈那么大的地，减少一半”这番劝告没听之后，乡社出的一堆问题，也足以让他明白，移民垦殖，真的不是在书上写几篇策点击就能完成的事。
“兴国公所言极是。确实，移民需要一定的支持。兴国公不是讲过英人弗吉尼亚公司的事吗，移民过去，几年死了大半，冬天饿的吃人。”
刘钰点头道：“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檀香山位置优越，兵家来讲，大洋之要冲。”
“以垦殖来讲，则是将来天朝移民扶桑重要的中转站，也是前期重要的粮食基地。朝廷如果能够直接花钱在檀香山买粮，运送到扶桑西海岸的移民区，那么移民就是现实可行的。”
“如果做不到，倒也不是空想，而是奔着三五十年时间的漫长准备。”
“若这世界之内，只有天朝一家，倒也没什么。可实际上，扶桑土地上，已有欧罗巴人不少。”
“北边有法兰西人、中间有英圭黎人、南边有西班牙人。”
“三五十年之后，如何如何，那是未可知的。”
“这檀香山有几十万人口，土地又沃，若能以实学教化，而使他们学会种植、垦田、贮藏、收割、脱粒等……想来他们若要枪炮、若要钢铁、若要小商品、布匹等等，都只能那粮食换。”
“这檀香山若能每年出口一百万石商品粮，那么朝廷移民的效率就快得多。”
“将来一旦黄河决口，出了大事。朝廷能移走多少灾民，取决于你在檀香山的活动。”
“换言之，黄河泛滥区，几百万百姓的性命、甚至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命运，是否还要承受地少之苦、河泛之困，取决于你在檀香山的活动。”
“你在檀香山搞得好，将来就可以走移民的上策。”
“你在檀香山搞出来一堆屎，没有达成让檀香山作为商品粮基地的目标，那么朝廷纵然有心走移民之上策，亦有心无力。移民过去，效弗吉尼亚公司故事，人相食吗？”
“你要知道，纵然海运方便又便宜，在松江府装船，把大米渡过太平洋，那这价格亦不是朝廷所能承受的。”
“你还要知道。如今天下，从上到下，自圣上到黎民，没有人想着黄河能决口。可问题是这种事，固然治河可以控制，但毕竟人力有穷尽，不可预知。一旦决口，那就是一场大灾。”
“我也明说了吧，运河被废，保北不保南的默许，已经无意义了。将来真出了事，就是大事。”
“废运河、漕工、沿途商业的巨大问题，只是被暂时压住，并没有彻底解决。至少不下百万对朝廷不满的人、或者被朝廷废运河一事弄得家破人亡的百姓、一日不如一日的百姓，沿途遍布。一旦黄河出事，若朝廷不能以上策解决，必将血流成河。”
第八三七章 最后的布置（二）
话只是寻常的话。
但话里面所描绘的场景，着实吓人。
但孟松麓也知道，刘钰不是在危言耸听。
废弃运河的影响，其实至今只有江苏一省完全消除了，靠的也是几十万的闲民雇工转型，和急剧扩张的对外贸易。
从京畿到皖北，废运河的遗留问题，只是被压住了，可并没有被解决。
农民起义很可怕。
农民起义里面，掺上工商业者、河运漕工，那事儿可就更大了。
黄河决口这个事，伴随着海运兴起，已经不需要讳疾忌医。
大顺的选择，其实也真的很有限。
刘钰说，或者朝中很多人说，运河废弃，兴于海运，则淮河可治。
敢说这些话的人，庙堂之上、江湖之远，加起来不下一万。
可，要说我能根治黄河……
敢说这句话的人，大顺一个都没有。
治不了。
这是个现实。
江苏已经是天下财税之半。
淮南垦区提供了大顺第一的长绒棉产量。
徐州煤与松苏工商业的密切关系，工商业与朝廷赋税的密切关系。
这些非常现实的东西，也如刘钰所言：当运河被废弃的那一刻，保北不保南的传统黄河水灾政策，就宣告结束了。
大顺不会选择让黄河向南泛滥的。
海运兴起，使得大顺朝廷与松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海运兴、钱财到位，粮米到位，那么镇压也好、赈济也罢，都有操作空间。
这句话说得不需要那么直白。
潜台词就是，如果黄河从河南决口向北，朝廷或许会默许其夺济水入海，而不是琢磨着复黄河故道。
而这些年刘钰的改革，江苏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使得大顺对于黄河决口的善后政策，其实有了一定的倾向性。
关东地区，辽河平原，可以提供上百万人的粮食所需。
别的不敢说，高粱米管够。
而放弃保北不保南的政策，也就意味着灾民基本出现在河南北部、鲁西南、鲁西北、冀东南。
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朝廷有心，可以组织他们闯关东。
辽河流域，是资本所喜欢的地方，因为那里可以种植商品化的大豆。
而辽河运输线之外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土地。
凭借这些年江苏把辽河流域拉进商品化生产的体系中，作为大豆换茬副产品的高粱，可以提供一定的移民粮食。
这种大方向，使得“移民”这件事本身，成为了解决黄河灾后问题的一个优先选项。
“移民”是优先选项。
往哪“移民”，只是这个优先选项的下属选项。
一旦事情真的发生，如果美洲西海岸有一定的移民基础，那么往美洲西海岸地区移民，也就成为一个不算太奇怪的言论。
当然，前提是，那里真的能提供粮食，维持移民的前几年生存。
其实刘钰即便说的这么郑重，依旧还隐藏了诸多东西，隐藏的这些东西，整体上还是对朝廷的不信任导致的。
他宁可相信可以引导资本的力量，也不是很相信封建统治者的觉悟和良心。
因为用不着黄河决口这件大事，现在岭南地区的工商业被刘钰一脚踢翻，遗留下诸多的问题，封建统治者若真有国族觉悟和良心，就该组织移民去南洋了。
但现在为止，并没有做，而是采取不断镇压小规模起义的方式，因为更便宜。
黄河真要决口，能影响封建统治者做出“良心”的移民举动的缘故，更大程度，是因为晋东南、鲁西北、鲁西南这些地方，距离京城太他妈近了，怕出大事。
所以，移民美洲西海岸，占坑这件事，刘钰更愿意去引导资本的力量，而把朝廷的力量视作一种附加选项。
既然要依靠资本，那么就需要为资本创造舒服的环境。
黑人奴隶在东海岸，很昂贵。
但此时在西海岸，一文钱不值。
因为在东海岸，一个奴隶，每年可以创造130元的价值。
种出来的东西，是依靠欧洲市场销售的。
奴隶主，不是闲着没事干买些奴隶，来当封建庄园主搞自给自足的。这么搞的，是西班牙殖民地；北美殖民地是市场化的。
现在对大顺来说，情况更特殊。
大顺资本尝试过往西海岸移民，结果是失败了。
因为物质基础、法律条件、土地控制这些东西，不能复制过去。
到了那边，压榨的狠了，百姓就起义逃亡。
压榨轻了，资本会发现自己在做慈善。
现在，维系大顺在美洲西海岸开拓的，不是拓展民族生产空间之类的宏伟理想。
只是庸俗至极的、铜臭气熏天的55元一张的海龙皮、8块钱一张的水獭皮、一块五一张的海狗皮、一船能换一堆银子的海洋哺乳动物脂肪。
大顺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中上层的消费需求、勋贵阶层的皮草奢侈品爱好引领、西北东北地区的良家子屯垦军团的毛皮赏赐，才是遥远的、数万里之外的美洲西海岸大顺开拓的根本原因。
但，这种贸易撑不了多久。大顺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灭绝了大海牛。
毛皮贸易的不可再生性，以及毛皮的特殊性——这破玩意儿，不像棉布似的，冬天穿秋天就得补窟窿，毛皮这玩意很可能穿个十年八年都坏不了，甚至可能当传家宝。
依靠毛皮贸易搞移民，三五万人顶天了，不可能再多了。
那么，在毛皮贸易已经不可能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下一个引爆资本投资移民的点是什么？
也就只能是金矿、银矿了。
否则还能是什么？
资本跑西海岸种粮食，靠着风帆舰，乘风破浪越过太平洋，和南洋一年三四熟的稻米、关东优良的大豆搞竞争？
这肯定不行。
但如果搞出来金矿、银矿，那么种粮就有利可图了。
历史上，华人在夏威夷开拓的契机，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开打。
华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蔗糖、咖啡等南方贸易品，会有一波利好期，果断投资种植园，开展蔗糖业，大发其财。
而且，不只是华人，而是资本的整体动向，直接引爆了夏威夷地区的旧经济基础瓦解。
大量的资本入场，买地、垦荒、种植园、招聘劳工。
几年之内，人口比例迅速失调。
那么，对大顺来说，怎么吸引大顺的资本入场檀香山？入场美洲西海岸？
简单，只需要一个“开辟种植园”、“雇人垦殖有利可图”的契机，资本就会蜂拥而至。
正如辽河地区，大顺有明末恐惧症，搞了这么久，移民数量不如刘钰在江苏折腾让大豆商品化短短数年间的人数。
对美洲的开拓，算是刘钰出镇松苏这个使命之下，最后的一项计划。如同他为鲸海节度使时候定下的鲸海移民计划一样，是个长久的、但第一步必须要迈的好的计划。
简而言之，三步走。
第一步，就是让孟松麓等人去檀香山，支持酋长统一，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通过他们的实学水平，提振檀香山的生产力，渗入檀香山的政治高层。
他给孟松麓的时间，是二三年，实际上他可以接受的是三五年。
第二步，毛皮公司转型，去育空河地区挖金子。
以檀香山作为后勤补给基地、粮食基地，支撑从育空河河口向育空河内部的淘金热。
这对大顺来说，是有非常有利的条件的。
因为育空河的河口，在太平洋。
如今没有铁路，河口、河流，是最佳的运输线和扩张线。
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借着之前惠法引发的人参貂皮问题引动英法在北美争夺。
大顺在前期看戏，法国撑不住的时候，用印度交换，大顺下场。
看戏期间，放出育空河谷有金子的消息，吸引资本从大顺抓人去挖金子。
而挖金子，又能带来一波檀香山、美洲西海岸的种植垦殖投资。
挖金子，让种粮食有利可图。
不挖金子，在西海岸种粮食，是脑子有病。资本是要盈利的，是要把粮食作为商品的，没有人消费，去种粮食干啥？
挖金子，不只是挖金子，而是一个挖金子的，带动农民、铁匠、手工业者、瓦匠等。
第三步，那就是以后的事了，看一战打得怎么样。
一战结束前，大顺是不会在旧金山方向扩张的，刘钰也会严格保密“金山”这个名称。
因为一战，基本上大顺要彻底废掉英国和葡萄牙，彻底把两边的势力都赶到波斯以西。
这也意味着，大顺肯定要和西班牙做一段时间的盟友。
这期间，在美洲西海岸，只能是避开与西班牙的冲突。
然而一旦一战打完，多半欧洲要炸，大顺就可以直接翻脸不认人了。
到时候，有了之前檀香山、育空河金矿等打下的人口基数，移民基础，那主动权就在大顺手里了。
是策动殖民地起义？
还是做西班牙帝国在美洲最强大的帝国反动势力的援手，用以交换土地？
这就还是相信后人的智慧吧。
总之，现在最值钱的旧金山地区，大顺是不可能碰的、刘钰也是绝对不会放的，放出来那就是给人做嫁衣裳。
毛皮——檀香山农业——育空河矿业，这两条线，就是大顺开拓西海岸的支柱。
其实也不用太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檀香山加西海岸加育空河或者西雅图挖金子的人，农民、雇农等，能有个四五十万人，剩下的就好说了。
黄河可怜可怜她的儿女，憋到一战打完再决口，大顺选择向西海岸大量移走山东、河南、河北南部的百姓，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那时候大顺这个中央集权还没崩的话。
崩了的话，那也无所谓，资本的逐利性会完成这个使命的。
所以孟松麓这一行，就非常关键。
他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能够支撑大顺去育空河挖金子的粮食需求。
所以利用当地劳动力，是最优选择。
《周礼》派的田赋、奴隶、井田、公田等，会让当地统治者手里掌握足够的、可以出口的粮食，保证大顺挖金子移民所需。
此时一个阶级分化、且有明确统治阶级的社会，既能提供稳定，也能提供可观的粮食出口，统治阶级会把底层的粮食收上来、并且作为商品的。就像此时的李氏朝鲜不断向松苏出口大米一样，实际上人均粮食拥有量可比大顺低不少。
檀香山要买的东西可多了，铁器农具布匹丝绸火枪大炮，还不是都得拿粮食换。
残酷点说，等到开始挖金子，资本觉得垦殖有利可图的时候，天花、梅毒之类的病毒，基本上能把檀香山的本地人弄得也就剩下二三十万吧。
那时候，资本就算不想从遥远的大顺移民，也不行。
因为近的地方没人，只能选择从山东、河南等地弄人过去，补充奇缺的劳动力。
现在运人过去赔钱。能挖金子了，运人过去就赚了。由畸形的产业，增加人口；人口增多，正常的商业也就出现了。
只不过，刘钰可不能明明白白地和孟松麓讲这些残酷的现实。
还是扔出去一个伟大的意义、黄灾的威胁、百万灾民的潜在可能，把这件明明是对外扩张殖民的事，和传统的天下社稷绑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黄河治水、水灾赈济，这都是传统的天下社稷的大事。这一切，可以让孟松麓这等儒生，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符合其心中大义的事。
反过来，若是是为了挖金子，那多半听起来就觉得比较庸俗了。
对有信仰的人，让他们干点什么，最好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但我的意义，不是你的意义。所以要把我的意义，用你的意义讲出来。
第八三八章 最后的布置（三）
大义之下，干起活来就有劲儿。
反正孟松麓是打定了主意，就算实在打不开局面，他也不会用刘钰说的用彗星装神棍这个办法。
妥协的太多，最终会发现妥协是无底线的。
他觉得乡社问题上，已经向现实妥协太多了，这一次远赴万里之外，要是还不断妥协才能成事，那他的信仰可真就要崩塌了。
不过刘钰觉得这样也好，既然他打定的主意是拉拢檀香山的上层、扶植统治者，那么泰州学派那一套非牧民的宗教化的东西，效果实在不好说。
刘钰是觉得，抓住这个先发时机，檀香山那边问题肯定不大。
一夫多妻、酒、祖先崇拜。
这三件事，都精准地踩在了基督教传教士的脚丫子上。
相对而言，上层对儒学的这套东西应该更容易接受。
反倒是泰州学派继承者的民间传播，此时或许会适得其反。以后再说以后的吧。
刘钰又抓住这三点，仔细叮嘱了一下孟松麓，告诉他檀香山这边想要抵抗基督教的入侵，有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大顺模式。
行政力量、国家暴力机关直接下场。
所以，先让这群出现了阶级分化、但还没有统一的群岛部落，形成一个国家、并且拥有一定的集权能力，这是此前大顺殖民的最优选择。
打出祖先崇拜、不严格禁酒、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三张牌，维护上层的特权和优势，靠他们控制的行政力量，顶住敌方的宗教进攻。
至于如何拉拢上策，如何加强王权，刘钰知道这群《周礼》派多少是比较重视官营经济的。
于是他和孟松麓说了半句话。
义利义利，有义有利，方能拉拢当地上层，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力量。
在大顺疯狂挖金子促进岛上种植园化之前，可以搞“山泽之利”。
檀香山的山泽之利，自然是檀香木。
这是刘钰说给孟松麓的前半句。
后半句话，没说。
作为经济拉拢的手段，大顺会把澳门最后一点正常的、不是鸦片走私和人口贸易的经济支柱毁灭。
那就是东帝汶的檀香。在大顺贸易中心北移到长江流域后，东帝汶的檀香可能死葡萄牙人手里最后一点正常的贸易了。
如果孟松麓能够在檀香山站稳脚跟，大顺这边会立刻对澳门的檀香木进口增加高额关税。
一战打起来后，会直接放火把葡萄牙在东帝汶控制的檀香木林区，全部烧毁。这玩意儿不是丁香之类的东西，像荷兰人似的还得用非常麻烦的手段毁灭，否则始终重生。
几把火，就差不多了。
檀香山的王权要和大顺的经济体系牢牢绑定。
并且必须要让王权拿到一定的山泽之利，从而有钱维系统治，也有力量利用行政力量，采取儒家文化圈几国的通行做法，严格禁教，来顶住。
前期靠檀香。
后期靠农产品。
完成一个平滑过渡。
檀香自身的利润，大顺必须要放弃开采权，这里面还涉及到另一个局。
反正运送货物得靠大顺的商船，这也无所谓。
他说话只说一半，说出来的那一半，已经足够用了。
但即便只说了一半，引经据典的理论，却还是让孟松麓心里不舒服。随口而出的经典，并非正统书经，还是一些霸术手段。
“昔者，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以行政手段强制社会分工，取缔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增加商业流通和劳动分化，是有利于百姓生计的。”
“此可以治天下，亦可以用在国与国之间，搞生产分工。天朝素来不产檀香，而因释家影响，又喜檀香。”
“这檀香山不用檀香，加之贫穷，正可以檀香而利其民。天朝得檀香，岛上得补铁，双赢之利。”
“利而民富，民富而后可教也……”
说是天朝不产檀香，可别的地方也产，最终还是要用“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这样的“禁”，来完成经济一体化构建。
理论上，南洋的檀香，走经济学上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看不见的手之下，优势更大。
可刘钰非要伸看得见的手。
他是打定了主意，南洋很近，经济联系已经够深了。
少了檀香，还有别的，强制毁灭东帝汶的檀香，不会影响大顺对南洋的经济控制。
但檀香山可是远的很，而且就这个距离，檀香木应该是短期之间唯一有价值和大顺本土产生密切联系的贸易品。反正不可能让他们横跨四十个经度来卖芋头。
孟松麓对这一套鼓吹社会分工、地域分工的理论，实在不知道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想着当初权哲身和他表达的大顺不行王道的不满，说大顺霸术太重云云，当初虽然出于国家的立场进行了反讽，可要说念经念多了，心里没有自我反思和嘀咕，那是不可能的。
好在这个办法，去掉刘钰说的这些东西，他也能接受王得山泽之利的办法，合乎周官之学。
至少，比刘钰让他拿彗星回归去装神弄鬼要容易接受。
只不过想着刘钰已经答应了要见权哲身，孟松麓觉得还是应该稍微“提醒”一下刘钰，说话的时候兜着点。
毕竟权哲身也是朝鲜国的贵族阶层，他们学派的那群人，在那边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一些人还身居高位。
到时候，若是说的太过露骨，传回朝鲜国，那就不太好看了。
张嘴轻重、闭嘴霸术，只恐藩属惊诧，也着实有损圣朝之名。
而且现在这一套东西，确确实实是霸术太重了，不管是勾搭人参贸易，还是刚才的檀香问题，这不都是秉持着“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的思路来的嘛。
这再怎么贴金、圆话，也真的和王道对不上。谁要敢说这是“王道”，那真就可以开除儒籍了。
陈亮那群人，也只能朝着三代之治是王霸并举的路子上走，可不敢说霸就是王、王就是霸。
而是把最高追求定为三代而非王道，并试图“扭曲”最高追求的三代和王道并不画等号，而是说假如最高追求是三代之治，那么三代之治本身是王霸并举，所以王道本身的神圣性低于三代之治，实际上就是在扭曲“内圣外王”这个最终追求本身，并降格为和霸术并行的次级神圣。
这也是激进事功派和其余道学派的一大矛盾：广义周礼派的“至高神”是三代之治，而王、霸、实学、杂术，是至高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手脚口鼻；广义的道学派，则认为三代之治和内圣外王，二位一体，内圣外王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就是内圣外王。
其中分别，任何一个举人水平的都能分得清。
当然一些秀才可能分不太清，但举人水平的肯定分得清。
孟松麓等人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无法在学派内部解释自己为什么算是儒家，但又笃信自己才是真的儒生，所产生的认知混乱。
这种认知混乱之下，他对刘钰的态度，或者说他们学派对于这场变革的态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对。
既乐观。
又悲观。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乐观、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说是明末乱世的残余。
学派创始人经历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将亡、混乱不堪、差点神州陆沉的大恐惧之下，在乱世中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压到了一切：所谓陈同甫、王荆公之学，霸则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乱世危亡之际，实用性压到了一切。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他们并不是明末乱是的主角，最终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决定的，甚至最多算个配角。决定明末走向的，还是当兵的、边军、反抗的百姓、坚守的“贼寇”、不识字的流民、识文断字带着清军围剿农民起义的士绅。
不过，这种乱世思潮的残余，影响到了大顺盛世这些年。
之前乱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时候，不得不重新分开，决定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要分，但还没完全分的状态，也就造就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对刘钰这种一脉相承的霸术手段，联想到刘钰对朝鲜国等藩属的态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许，远离这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对于朝廷这些年对藩属霸术用得太多的这件事，他还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刘钰。
然而刘钰闻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时候，红巾北伐过鸭绿江，关先生传檄朝鲜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称呼，是红贼。现在大顺这边的官方称呼，不是红贼。
第八三九章 最后的布置（四）
“更早时候，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宋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
“前后不过许多年，天下之界、方圆大小，一改再改。”
“如今，天下之大，早非之前，更不比玉斧划界之时。彼若无能而苦百姓，天朝郡之、一之，又如何？将来若有大义，解球人之倒悬、放万国之凶害，亦未不可为。”
“汝等横言天下、纵论四方，眼界却不过中原、日本、朝鲜、安南诸地。自觉不可适用于八万里，便主动把天下缩小到小九州，此与玉斧划界曰此天下之外有何区别？”
“以你观之，明化云南，竟是错的？竟要寻段氏复其国而令其贡藩，方是王道？”
“心中天下之大、对天下的影响，你们甚至还不如这几位商贾。实是夏虫不可语冰。若论功，你眼前这几位商贾，移民鲸海十万而实边，北方万里再无祸矣。你们连个乡社都搞不明白，此时当知耻而后勇，定檀香山之事，却不是在这里谈王论霸。”
“檀香山之事，关乎天灾之后百万百姓、人多地少之大事。你们能不能干？能干，此大义、大功、大德！不能干，我另找别人，另有说法！”
劈头盖脸地一通嘲讽，孟松麓涨的满脸通红，并不知刘钰在借机试探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毕竟远赴万里之外，行前所未有之大事，并不只是靠一点激情就够的。
脸热辣辣地红了好一阵，内心更加的迷糊。
心想按权哲身所言，朝鲜国诸多政策，确实有伤民之处。那么，此等情况下，大顺若进军那里，郡县之，而非另扶新王，是对是错？
又想，即便大顺不行郡县之策，而继续加大开埠贸易事，朝鲜李氏并不行仁义之政。最终有人振臂一呼，百姓赢粮景从，那大顺在这件事里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越想内心越乱，一时间更加迷糊。
好半天，才摇摇头除掉脑子里这些瞬间混乱、理念几近崩溃的想法，嗫嚅道：“学生仍旧愿去。”
“仍旧”二字，带着七分倔强，三分无奈。
刘钰心下暗笑，也没再多刺激，语调一柔，便道：“你们既讲实学，那需知‘实’为何物。具体到此事，既有人出钱资助，你还是听听他们所要的‘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他虽在儒学之上连个秀才都不如，但也知道他嘴里的“实”，和另些人所说的“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此实，非彼实。
但对鲸海公司的人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在那摆着，浸淫的也都是这些年刘钰潜移默化影响下的世界观，对于“实”之一字的理解，自然和刘钰一致。
虽然觉得刘钰选的这人，到底是不是靠谱，已经心存怀疑，觉得这人读书读的还是有些呆啊。
可一想这件事自己这边只能相信刘钰，并且也只能让刘钰出面来协调去办，也只能压下心中的怀疑，冲着孟松麓示了个好。
然后就站在他们的“实”的三观下，这件事就变得更加“肮脏”了。
简单来说，就是按照刘钰影响的“三观”和对世界运转的解释方法，公司发现，在阶级社会没有太过明确、且形成国家城邦的前提下，找带路党是困难的。
而找不到带路党，是很难控制一个大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的。
这和故事里西班牙人征服南美不一样，那是靠着南美的战争，介入一方。而且那里也有一个国家，但国内矛盾频发，是以才能以小博大。
在已有秩序的地方重定秩序，比无秩序的地方创建秩序，简单得多。
现在，公司倒是能从岛上买一些芋头椰子什么的，但是严重不能满足公司转型所需的粮食水果等。
当地人居然要先确保自己吃饱，然后才往外卖粮食，这让公司非常的不爽。
粮食和别的玩意儿不一样。
比如公司在北方交换的海龙皮，这不是粮食，只是当地部落“粮食”的副产物，所以商业交换更加的容易。
而岛上的人生产力不足，自己吃饱都够呛，又要先保证自己吃饱，能购买的粮食不多。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按照《周礼》那一套，搞出来一个王权国家，以王权国家对百姓征十一税的办法，确保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头子酋邦国王，手里能有暴力机关征收的粮食，那么就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提升可供出口的粮食量。
这可比投资建设、发展那里生产力、最终让粮食多到吃不完，要快的多，也要省钱的多。
凭借风帆舰、火枪等碾压的技术进步，只要两三年内和当地酋长搞好关系，扶植他干一番大事，统一全岛。
手把手教他怎么征税、怎么封建土地、怎么享受王权富贵、怎么学会奢侈生活。
快的话，三年，就能有足够公司转型去挖金子所需的商品粮了。
阶级分化不够严重、剥削不够强度，怎么能够扩大贸易呢？
只有让上层先学会剥削百姓，有钱消费大顺这边的布匹火枪奢侈品丝绸等，才能整体提振大顺对檀香山的出口、也能提振檀香山对外出口的粮食。
公司的人表示的也很明确，日后让当地百姓的生活富足，富而后教，那与他们无关。
他们出钱，只要保证三五年内能买到足够的粮食，并且以后也能买到就行。
资助就不会缺。
至于说以实学兴水利、农正教授垦殖什么的，你要愿意干你就去干，公司也不妨碍你去干。
大家各取所需，这不正好吗？
你言义，我言利。
在此期间，公司表示，只要兴国公这边出面说，需要多少钱、多少人、多少枪，公司都愿意出这笔钱。因为公司已经定出来一个大致的线，这笔钱专款专用，股东授权无需再过问，刘钰也算过表示这笔钱够用了，也和朝廷那边打招呼了。
公司这群人说的“实”，或者说他们世界观下的“实”，让本就内心迷糊的孟松麓，更加混乱。
可顺着这些歪理邪说一想，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自己若真有心，大可以为郡国之宰，兴水利垦农耕而富民后教，这也算是立大功大德于世了吧？
似乎，二者好像也并不完全矛盾？
尽可能压下去心中的迷茫，最终还是肯定地答应了下来，不过理由是“若兴水利垦耕，也正需要与天朝交换所需铁器农机，换个说法，便好听多了。”
公司的人对换个说法并无兴趣，但也还是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对，确实，换个说法就好听多了。”
“这事既定下来，那就抓紧吧。兴国公那边寻的其余人才，也都到位了。我们要趁着夏季起航，借洋流，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将粮食、烈酒等补给送到捕猎区。”
公司的人如今财大气粗，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账本里大致也能推算出来。
历史上，1804年到1824年，不算俄国人在恰克图和广州售卖的毛皮，只是美国人从檀香山在二十年间运到广州的毛皮，就有大约200万张，以西班牙元来计算，大致也在1000多万。
那还是伴随着南美大起义导致的全世界白银购买力飙升的情况下。
如今大顺这些鲸海公司的毛皮贩子，这些年路子更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百万元左右。
刨除掉成本，一年赚两艘标配战列舰还是稳稳的。
这里面一部分在大顺本土消费，另一部分高端货也出口到了欧洲。
巨大的利润下，公司当然愿意出一笔钱，来以最低成本，解决公司面临的发展瓶颈和转型所需。
虽然刘钰已经表示过，日后檀香山这边的贸易，可能朝廷不会办法专营许可了。
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就算将来不再买扑特许经营权，那若是能够扶植稳固檀香山的政权，将来巨大的檀香利润，公司凭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采取影子出资的方式，依旧可以获得主导权。
现在投入，也是为了将来盈利。只是这种长久投资，终究还是需要有人拎着耳朵、或者用鞭子指挥他们，否则也很难做出这种长久投资的决策。
刘钰鞭子在手，协调之下，既做出了这种长久决策，钱反正也花了，那自然也就盼着将来能带来更多的好处。
虽然看上去他们是诸多对外的殖民贸易公司里，和大顺即将参与的一战是关系最浅的，但实际上只要操作得当，一样可以让他们出钱。
事实上，只要在战前，檀香山这边有进展了。
刘钰这边到时候只要私下许诺，战后会摧毁东帝汶的檀香木资源，那么叫他们认购个大几十万两、甚至百万两的国债，肯定是没问题的。
反正东帝汶、塔希提等地，都产高质量檀香。花点钱，做点权钱交易，以行政命令和军事力量，毁灭南洋檀香，换东洋檀香贸易的利润，资本肯定是愿意干的。
不过，考虑到统治阶层的恶臭德行，估摸着孟松麓迟早会再一次信仰崩溃，这几乎是必然的。
多半，用不了三五七年，他就能看到檀香山的统治阶层，以人头税、服劳役、徭役制等方式，驱使本国百姓上山去砍檀香木来维系贸易获取奢侈生活，从而导致一场传统农业生产崩溃人口锐减的大饥荒的。
时间卡的刚刚好。
届时大顺的资本也就只能疯狂从山东、河南抓人过去，填充劳动力的不足，发展种植业，而不是琢磨着在当地找劳动力。即便从河南、山东抓人的成本高一些，依旧有利可图。
只要孟松麓把王权、徭役、封建、田亩、保甲这一套东西教会檀香山的上层；并且檀香山的上层社会感受到奢侈生活是多么美好，檀香徭役导致的农业崩溃就是必然发生的。
越复古保守越好，不复古的话，还多半因为生产力不匹配，导致水土不服呢。
这种必然的悲剧，和统治者的丑陋，刘钰自然不会和孟松麓说。
反正远有远的计划，近有近的方案。
大顺对外贸易殖民这几大财阀中，鲸海财阀算是对一战兴趣最小的。
但依旧可以借助檀香问题，拉他们入伙。本来他们和大顺的两大既定敌人英国和葡萄牙，没啥冲突。
但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就制造矛盾、构建冲突，借助孟松麓的周礼教化信念，以檀香为中介，让压根八竿子打不着的鲸海财阀集团和葡萄牙的檀香贸易矛盾激化。
即便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利益所在，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对罗刹、西班牙、法兰西开战。
既是兴趣最小的财阀集团，估摸着到时候也能至少贡献个百八十万两白银，剩下那些和一战天生绑定的财团，自不必提。
这年月，投送能力不足，打仗比的不是全民总动员和民族觉醒，只是单纯地打钱而已。
钱够，胜算就大。拖到英国国债爆炸，就稳赢。
至此，大顺的几大财阀中，对战争兴趣最小的一批人，甚至利益和英葡原无冲突反倒和西法俄矛盾颇多的资本集团，也被刘钰绑上了战争马车。
第八四零章 最后的布置（五）
该上车的都已经上车了，现在还不上车的，对战争既不利益相关，也不甚影响战争的走向。
不管怎么说，长久利益相关，应能把届时特殊国债的利息降两三个点。当然虽然其实和朝廷之前问盐商要钱差不多，都是出卖国家长远利益，换取短期收益，把长期的出卖换算成短期的国债利息降低。
不过现在这年月就这样，谁能短期之内筹到钱，谁就有优势。长期……长期看，擦腚纸干完活之后，甚至大顺还能活多久都是个问题呢。卖，都可以卖。
没办法，现在全世界都很拉胯，有能力征收全面中产税、所得税的国家，也就一两个。
大顺显然不在其中，只能从顶部的财阀手里弄钱，行政能力所限。
至于被动卷入其中的孟松麓，此时还兴致勃勃幻想着大展身手，并不知道很快他就会被推到抉择时刻。
当沾满百姓鲜血的檀香贸易兴盛起来的时候，当檀香徭役让当地的原本农业经济崩溃的时候，他将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
正与邪，是一种分岔。诛桀纣，儒生可以这样选择。
可正，依旧还有分岔。
是闭关锁国，取消檀香贸易，毁灭所有的檀香树苗，内部稳固小农经济，让自己无利可图，那么资本就懒得过来，继续关门建三代之治？
还是开关贸易，把控檀香利润作为原始积累，以檀香利润做进口资金，进行农业手工业升级发展，融入大顺主导的新时代经济体系？
这都是“正”，但却截然不同。
在那里，或许，孟松麓会比他的同门同派的同窗师门，更早也更深刻地明白，岔路已至眼前。
当他和那些鲸海公司的财阀们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看到了在等待的权哲身。
想着刘钰说的那些直白的典故，并不隐藏或许郡县一之的话语，他只是冲着权哲身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
权哲身回应了孟松麓的点头，整理了一下衣冠，终于等到了卫兵的召唤。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许久，也亲眼目睹了完全拉开了差距的松苏光明与华丽的一面。
卫兵搜了他的身之后，引着他来到那扇木门前。
权哲身最后扶了一下衣冠，咽了口唾沫，在卫兵打开门之后，迈步走进了房间。
无论怎么样，旧天朝体系还未解体，里面他要见的人，已然是天朝体系内的公爵。
如何见礼，还要遵守。
跪拜之后，权哲身悄悄抬头，亲眼看了看眼前这个人。
“这就是让本国开埠、导致乡村崩溃、土地兼并、货币横行、良民苦难的那个人。”
心里这样想着，看到的却是一张慈眉善目的脸庞，正值壮年，甚至还没到政治家的黄金年龄，看起来很是平和。
也没有什么不怒自威的气度，更别提眼神杀人之类的玄幻，并无异常之处。
至少，如果不去想眼前这个人从西域打到东瀛，又从东瀛杀到南洋之外的狮子国，那么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同的。
悄悄收回目光，才刚要说点什么，对面却先说话了。
“不管怎么说，一个怀揣救世救民之心的人，敢于乘私船跑到这里，仅此一事，倒是可堪赞许。”
“好，很好。”
暂过之后，权哲身也不敢应承。
“你是来问王霸之别的？还是来求救富民富国或者说救民之道的？还是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件事王道兴则可通解？想清楚了，回答我。”
听起来，好像这只是个简单的选择题。
可权哲身明白，这道题很难。
他对大顺、对刘钰的情绪，是很复杂的。
大顺不是大明，对朝鲜国没有存续之大恩，至少没有直观上的。
古人以医为喻，早就说过这个问题。
【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大顺其实解决了很多事，但这些事都不直观，论及切身感触……
是大明那种出兵抗倭，存续王朝更有感触呢？
还是大顺发展海军，一战毁灭了日本一统的可能，从此再无倭患之危更有感触呢？
是等到西洋人冲到了东北亚，直接影响朝鲜国，天朝以保卫藩属为名开战更有感触呢？
还是天朝大造海军，借欧罗巴战乱之际下南洋，隔绝西洋人与马六甲之外更更有感触呢？
无疑，是前者。
具体到刘钰，权哲身眼中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是开埠。
是货币出现。
是原本的农村经济全面瓦解。
是农村的土地兼并开始前所未有地发展，良民困顿。
是大顺取消了朝鲜国和日本之间的二道贩子贸易，让朝鲜国偷偷摸摸和日本贸易积攒的百余万两白银，基本都没了。
朝鲜国和大顺区别太大了，大顺自己这边都几千年的历史，汉与唐、宋与明，这些细看经济、赋税制度、官僚制度等，都截然不同，况于说同文化圈内的国家。
就算是同文化圈的，学的是这漫长历史的哪个阶段呢？
奴婢制还存在、私有土地理论上还不存在的朝鲜国，很多东西本来已经在瓦解的边缘。
开埠诸事，让这种瓦解的速度，以一种只是略慢于仿佛江苏改革一样激进的形式发生。
至少，权哲身等人是这么看待的，他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不过要说起来，刘钰还觉得冤呢。
白银是货币。
那布匹、大米就不是货币了？
明明是朝鲜国自己搞大同米制度、贡赋折色为米制、军布制，使得某种等价物出现，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
统一市场已经出现，发行铸币就是个顺水推舟的事。
原先贡赋的鱼、虾、皮、药材，要都折为米，现在要折成钱，那不是一个鸟样？
开埠让货币这种等价物入场，只能说替代了大米布匹作为货币，可不能说是刘钰让朝鲜国出现了货币和私有制以及商品交换。他可没这本事。
只不过是他妈的赶巧了，赶在了倭寇入侵、明末战乱之后朝鲜国的经济恢复期完成，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
这就弄得仿佛是因为一切都是他导致的似的。
既是赶巧了，本来只是个“催化剂”，现在好像成了“根本原因”，这就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也是了。
权哲身还年轻，他对儒学的信仰和研究，并没有那么坚定。
甚至本来压根也不怎么坚定，否则原本历史上也不会飞速朝着基督教方向狂奔，他说他举行弥撒晚祷只是对宋儒“敬”之一义的践行，而且念诵的也不是《玫瑰经》而是朱子的《敬斋箴》，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就难说了。
人多慕强、慕富。
权哲身从上船开始，再到目睹了剧变后的江苏，可能看到的最扎眼的事，也就是刚来时候在松江看到的倒毙之尸。
剩余的，都是些富庶入眼。
虽还没有诸如铁甲船之类叫人瞠目结舌的东西，可因为扬州淮安毁败大量人口南迁而修建的大量中产、商贩、小商贾、职员所需的标准化的没水没气拉屎去外面做饭在楼下的砖石居民区，还是很震撼的。
至于给他年轻心灵带来巨大冲击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更不必提。
现在刘钰直接问他到底要干啥。
于是在略微犹豫之后，他还是给出了“救世富民”的答案。
如果能像松苏这么富庶，未尝不可。
他从汉城偷渡到大顺这边，也只看过江苏，而且还是激进改革之后对外贸易急速扩张的江苏。
至于大顺的那些边远地区、或者交通不便的人地矛盾极端激化区，他又没见过。自觉或许甘肃比松江府略微差些，但料来也不会差太多。
在给出这个回答后，权哲身再度跪倒在地，额头触地恳请道：“兴国公就有富庶江苏之能，还请兴国公传授富民之策。”
“学生自东藩小国来，欲求学问于大儒。绵庄先生言，吾国之途，在松苏。学生冒死求见，恳请国公指点一二。”
“吾国自来忠顺，藩属之心不二，只盼国公念箕子之德仁，予以指教。”
权哲身也是豁出去了，一开始还想着趁机搞点事情，可等着真来到这里后，在刘钰的催问之下，终于还是慕强之心战胜胜出。
刘钰其实并不认得权哲身，包括他的老师，也是一概不知。大顺自己这边一堆学派，他都不可能各个都认识，也就是和颜李学派、考据学派这两圈人有点交集。
可，既是同文化圈，而且又是儒生，他对这些人的想法，大致是了解的。
基本就是往回退、老三样。变种井田制、亦或均田法。
没了。
在土地这个最基本、最核心的经济要素上，没听说有出这个圈的。
而且几乎必然都是“空想”派，指望着上层自发改革，或者在不触动地主利益、或者在地主所能接受的改良之下搞。
伸出手指头点一点。
降低官田税、增加私田税，使得田主自发投效官田。
划定个时间范围，在此之后，土地不得买卖。
三十年赎买。
恳求地主行仁善之德，自发永佃给佃户。
既定划线之后，鼓励官民举报越线继续兼并的的，民告归民、官告归官的。
……这基本算是最不扯犊子的想法中的佼佼者了，要是能比这个更高，那绝对没有。
刘钰就可以明确的说，王源的惟农有田论、工商纳税授勋论、城市房税论，就是传统文化与工商业发展冲击下的最高版本了。
朝鲜国的儒生，又不多了脑袋，学的都是一套东西，无非这边开始玩实学的时候，那边还在搞朱子学，但内核不变，肯定也跳不出这个圈。
怎么说大顺也是文化母国，但凡藩属的儒生能想到的方案，大顺这边早想到了。
甚至就朝鲜那边的情况，都用不着明、顺儒学，经济基础过于超前了。
直接从唐宋翻书，多半就能发现和他们苦思三十年而一模一样的想法。
纯他妈重复发明轮子的玩意儿。
刘钰扒拉扒拉手指头，也不可能去这些文化圈藩属国，寻找儒家的可行方案。
故而自然不可能对朝鲜国的大儒，有多少了解。
不过既是这人偷渡过来就直奔程廷祚等人去了，他老师大概的想法，刘钰心里也就大致有数了。
气、理、心这些玩意儿的区别，刘钰不懂，也不知道两边学派都是实学，但在这些哲学构建上天差地别。
可经济诉求、所有制、土地制度这些东西，那就真是鱼找鱼虾找虾。大概一猜，也就把圈缩到差不多可以理解的程度了。
第八四一章 最后的布置（六）
刘钰固然看起来挺面善的。
可刚才那个问题，权哲身要是选择辩经王霸的话，刘钰会直接叫人把他拉走，送船上遣送归汉城。
国内一群大儒都辩不过来呢，怎么可能有闲心和这种小年轻扯淡。
他之所以允许见见权哲身，就俩原因。
一个是觉得，不管国别如何，有识之士，感受到时代变化的危机，而寻找救亡图存救民水火之策，这种人也确实值得敬重。
再一个，纯粹就是因为朝鲜国平壤地区的煤矿。
甚至，煤矿的面子，可比救亡图存的志士精神，大得多。
现在刘钰真就不怕那种慕强的人，不但不怕，还特喜欢慕强的人。因为大顺现在确实强，所以慕强心态对大顺非常有益。
如今权哲身居然要问他富民之策，那可真是正中下怀。
大顺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启，蒸汽机的使用也算是开始缓步增加，煤，渐渐成为制约松苏发展的大问题了。
历史上，上海闹过两白一黑问题。
原因诸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上海周边有大同那等规模的煤矿，这一黑是怎么也闹不起来的。
就像是没人会在海州晒盐场旁边囤积食盐准备大赚一样的道理。
松苏轻工业区缺煤，现在当然不是问题，但科技树已经基本点到了，用不了多久就要迎来产业大发展了，煤的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
松苏作为此时、以及将来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对煤炭的需求量是极大的。
事实上，历史上直到二鸦打完、苏伊士运河修通，上海用的煤，仍旧有35%来自于加的夫。
威尔士首府。
英国船从威尔士装上煤，真的绕了大半个地球，就那时候的运输力，就算没关税，只算运费，居然能一直占据首位，也足见离谱。
第二位就是澳大利亚煤。
当然，现在松苏这边，用的主要是徐州煤，但毕竟这时候还没有蒸汽车加铁路，使得煤价成为松苏地区发展的巨大制约。
现在问题不大。
马上问题就要大了，甚至几乎可以说大顺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问题大了。
海运肯定是最省钱的。
放眼四周。
靠海。
有河。
人口密集、劳动力充沛。
劳动力廉价且充足。
距离松苏足够近。
在天朝藩属贸易圈内。
在大顺陆军而非海军的控制范围内。
煤的质量还得不错，且挖起来容易。
最好还能加强经济联系，促进旧天朝体系内的经济一体化。
那就真的只有朝鲜国平安道，平壤附近了。
所有条件全部符合。
除了关键的运费海运问题外。
关键是朝鲜国的奴婢奴隶制，简直就是为大顺松苏发展提供煤炭量身定制的。
大顺东北地区，暂时挖煤还是太贵。
垦殖业、大豆业、酿酒、榨油、亚麻等产业蒸蒸日上，人工有些贵。
关东大豆能被苏北肥田，靠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靠的人均劳动效率，和几乎达到边界效益极限的人均劳作土地亩数。
给钱少了，跑去种地还不是美滋滋。
山西煤就更算了吧，现在蒙古地区的羊毛之类，也只有最上等的驼绒，才够资格去天津港，沿途运费太贵。
羊毛运过来都不合算，煤更别提。要不然天津也不能只能出口点草帽辫和上等驼绒，运输条件实在太差，除非铁路修到张家口。
现在大顺决策圈对安南、朝鲜这两个特别的藩属，以后到底该怎么办，是否要郡县之，意见还没定下来。
但不管怎么样，肯定是需要两件东西。
或者一批带路党。
或者紧密的经济圈循环联系。
朝鲜国南部，可以种棉花，可以造纸，发展工商业，问题不大。
朝鲜国北部，要是能挖矿，肯定最好。
而且这两者，相辅相成。
带路党，分两种。
理想派，比如真的信天下这个概念的。
利益派，当买办赚钱乐呵呵。
具体到利益派，利益从哪来？
自然是从他们的奴婢那里来。
朝鲜国的奴婢，是一滴血原则。
爹或妈，有一方是奴婢，那么生下来的也是奴婢。
当然，原本这是个脱裤子放屁的规定，因为高种姓和低种姓不通婚。
但就和锡兰国的那些“高种姓”一样，理论上的高种姓，现实里的自耕农阶层。
大顺还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排第二呢，这种理论上的地位高无意义。
封建王朝嘛，但凡自耕农阶层能够稳定，统治就没问题。
可自耕农阶层，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往下滑，而不是往上跃。
朝鲜国这边第三种姓的良民，娶不着媳妇之类的，那也只能找不在阶层之内的贱民。
虽然此时因为“良民”数量不足，从一滴血原则，改成了母系原则。好像也就改了没多少年。
可稍微一想，要么这纯粹是闲着没事干改着玩。
男良民找女奴婢，生的娃还是奴婢，这等于没改。
反过来，男奴婢，找女良民，这才有意义，但又不太可能，男权社会下，女良民为啥要找男奴婢？
要么，如果不是纯粹改着玩的。
那么就可以反推出一件事：即朝鲜王朝的中央集权，其实理论上已经崩了。只不过因为离宗主国太近，和惯性在维持。
显然，这么改的原因，并且改动真有意义的前提，是大量的良民，投靠给贵族阶层当奴婢了。
或者因为税赋问题等，使得大规模出现了类似于明朝诡寄投靠的现象，被税逼的宁可去当奴婢也不当良民。
所以给朝鲜王室逼急眼了，不得不改一滴血原则，为母系原则，试图控制更多的良民。
应该说，也就幸好朝鲜国距离太顺太近。
但凡远一点，不在直接干涉范围之内。
通过奴婢从母法、还是一滴血原则，就足够推出来，其王权所掌控的力量，越发衰弱；掌握了大量人口、土地、奴婢的贵族，要按天朝的传统，早就狗脚王了。
这种情况下改革，肯定要出大事。
而且肯定越改越乱。
让奴婢从良，这不是从贵族士大夫嘴里夺食？
刘钰估摸着，伴随着开埠导致的一系列情况，朝鲜国的内乱，可能也就这几年了。
贵族可以免税、逃税。
税赋都压在良人自耕农身上。
开埠导致的小农破产。
大量的良民肯定往贵族士大夫名下跑。
很简单的道理。
假设理论上十一税。
原本一百万良民，交理论上的十一税。
现在这一百万良民，都往贵族士大夫名下跑，去当奴婢。
那这一百万良民的税，就得压在剩下的三十万、五十万身上。
朝廷收税，就此时的行政能力，肯定是包片收。你这个县理论上交多少税，良民少了，良民身上的负担就算是理论上十一低税，到时候估计就是三一税、二一税了。
那还不往贵族士大夫名下跑当奴婢，还傻乎乎地当良民呢？
理论上，良民可以科举成为第二种姓……但理论上，考科举的前提得要脱产学习且识字。
为了这个理论上的种姓特权，去交二一税？还是放弃这个理论上的种姓特权，去给人当奴婢投效？
这事儿，大顺这边的人，读读前朝史，还是门儿清的。
改革改革，基本上就是黄宗羲定律。
理论上新税取代旧税。
实际上多半要变成新税加旧税。
现如今大顺更逼着朝鲜国开埠贸易。
原本可能要憋个五六十年才爆炸的矛盾，现在多半就要炸了。
甚至可能改革有点成果而续命的机会，开埠之后，那是一丁点机会都没了。
再说，开埠之后，各路搜集情报的人，也没闲着。刘钰心里有数。
炸，也就这几年的事了。
刘钰琢磨着，也该培养点带路党了。
朝鲜国一旦炸了，大顺肯定是要出兵干预的。
至于说，怎么个干预法，主动权在大顺这边。
是废除贱籍、均田布德、三年不征、贱人从良、丈量土地，然后郡县？
还是坚决站在反动势力一边，以更多的特权为出兵代价？
这倒无所谓。
大顺又不是汉唐。
土地私有制是基础，郡县之后，肯定是和大顺这边的土地制度一样。大顺的官员，也压根整不明白国有土地那一套东西了。
今儿均了，三年就有一堆被兼并破产的，正好进煤矿。
实际上，速度要快得多。以刘钰在阜宁县的改革来看，均田之后，即便有青苗贷，兼并和贫富分化速度，依旧非常可观。
当然，如果选择郡县一之，那就需要一批精锐的带路党。
要年轻。
要相信“天下”这个概念，而不是去相信“国族”这套东西。
要支持均田，并认为均田是仁政，大顺出兵是吊民伐罪。
要懂汉语，且通儒家经典。
要能在郡县过程中，迅速接管地方政权。
显然，权哲身是很适合的人选。
年轻、激进、慕强。
老师又是大儒，名声在其国颇高，关系网比较密。
不过，带路党，这是计划甲。
如果大顺采取计划乙，即出兵镇压农民起义，或者贵族内乱，坚定站在腐朽势力一边，勒索更多的特权。
那计划甲的带路党，也就没用了。
不过这也无所谓，刘钰琢磨着让权哲身回去弄个几十号人跑过来，“学习”富民之学。
养几十号人，就算天天给上士待遇，也花不了几个钱。
顿顿狗肉也吃得起。
真要采取计划乙，事儿更简单。
现成的经验，都不用学。
开煤矿。
贵族士大夫出私属奴婢干活。
工资或者分成给贵族士大夫。
朝鲜国第一种姓，和大顺资本家合作，经典的买办与帝国主义合作的模式，榨干底层的鲜血。
或者镇压之后，一堆“罪人”，判处挖煤。
世界是动态的，大顺到底采取计划甲还是计划乙，并不固定。
要是等着大顺出兵的时候，已经有了七八十号带路党精英，那么采取计划甲的可能性就增多了。
现在权哲身既然在刘钰的过滤选择之后，选择的不是扯王道霸道，而是问富民之策，那就好说了。
富民之策，无非三样呗。
均田，配农学水利等实学士大夫。
南边种棉花卖给松江纺织厂。
北边挖煤矿卖给新兴蒸汽工厂。
就现在这个情况，也跳不出这三样之外，不可能有第四种办法的。要不然还能干什么？
故而刘钰也不需要骗权哲身什么，他真能给出“富国”之策。
第八四二章 多歧路，今安在（一）
看似刘钰是想富朝鲜国，实际上还是为了富大顺。
有些距离，看测绘生画的比例尺地图，是不准确的。
从大宗货物运费的特殊比例尺地图来看看，实际上平壤到上海的距离，可比合肥到上海近。虽然从空间地图上看，合肥要近得多。
这种富国的办法，其实挺血腥的，纯粹是借助朝鲜国贵族士大夫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的现实，走类似于普鲁士或者俄国农奴去工场服役的办法，快速完成畸形的工商业发展。
没有圣君个青天大老爷能救他们，拯救他们的，只能靠他们自己。
就像是盐政改革激发的一波又一波的盐工起义，虽然从唯生产力的角度上，刘钰对这些人的诉求定义是生产力上的反动。
但对他们的举动，刘钰是非常支持的。
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是干，凭啥不干？
当初要是一波把刘钰带着的几千新军打崩，冲到海州毁了晒盐场，重回淮南盐小生产模式，刘钰就得竖个大拇指。这就是阶级斗争。
这种斗争，你死我活，连几万人的盐工起义都镇压不了、不能做到十几年内往海外关东南洋顶着超高死亡率强制迁徙百万人口，还搞个锤子的资本主义萌芽？
关键现在朝鲜国太拉胯了，从奴婢从母血统制改革，就能反推出了朝鲜国的王权力量完犊子了，根本顶不住一次大改革，或者一次起义。
用简陋的封建社会描述，就是国王封臣的封民，不是国王的封民；而国王的直属封民，纷纷跑到国王封臣那里做封臣的封民。现在国王要把封臣的封民，拉成自己的直属封民。
这要是不出事，那真是见了鬼了。
无非也就是因为作为大顺的藩属国，距离大顺又近，故而不太可能出现取而代之、兵强马壮者为朝鲜王的可能。
要么，在继承人身上搞事；要么，党争；要么，大规模农民起义；要么，王室叛乱国王“中风”；要么，重提毒杀兄长野种论。
总之就是大顺进场的机会很多——除了嘴炮阶段的朝堂党争，这个确实不太好进场——剩下的，全都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场。
关键是，进场之后，怎么保证让还存有理想的读书人阶层，觉得大顺之后的政策是对的、甚至把人往煤矿里扔是一种仁政？
要是没理想的，纯粹想着钱、货、财、色的，那都不用考虑。
是以，要给权哲身“洗”脑，在刘钰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是让他们确定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这个概念，既不是魔改的仁义道德、也不是异端经书。
而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天下的粮食，是够吃的。天下很大，你看不见的地方，有的是粮食。
因为真正的精英阶层，其实懂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老百姓要是没粮食吃，会造反。
当然，懂这个道理的人不多。
刘钰估计权哲身肯定是懂，他虽然不知道星湖学派左右分野后左派是复古土改派，但既是能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变化偷渡来到大顺寻找救世之道，这种人肯定明白老百姓没粮食吃会造反的道理。
实际上，“天下的粮食其实够吃”这个道理，恰恰正是拦在权哲身接受刘钰的歪理邪说的第一道阻碍。
很多后世理所当然的常识，在此时并不是常识。
不是说就差了几百年，智商上有什么差距。
而是朝鲜国封闭的紧，一个自小长在所谓三千里江山的人，一个没有在物质很丰富全球贸易盛行的时代生活过的人，真的很难理解——如果老百姓不去种地，都是做工，吃啥？
他就算是贵族士大夫，不是那种一辈子的世界只是周围三十里的奴婢。
可论及眼界，此时真的不如大顺一些被抓去东北、或跑到南洋的底层百姓。
连世界到底多大，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理解世界、解释世界？
正如伴随着天文学传入了朝鲜国，让朝鲜国的儒生产生了对朱子理学的怀疑。
现在想让权哲身接受发展工商是为大利的想法，就得让他知道，世界很大，产粮食的地方很多，挖煤冶铁种棉花，和吃粮食，并不冲突。
当然，这种忽悠的前提，是因为朝鲜国在朝鲜半岛。
刘钰就没办法用同样的道理，跑去甘肃、陕西等地说。因为说了等于没说，南洋再多的粮食也运不到甘肃；可别处的粮食，走海运真的能运去朝鲜国。
第一道障碍破除不了，后面忽悠他们北边挖煤南边种棉，就不可能。
这句看上去不起眼的话，实际上就是在重塑权哲身的世界观。
松苏地区，用不着刘钰来重塑这个世界观。
因为明末时候，松苏很多地方就已经纯粹是不种粮食，卖布卖丝绸买粮食吃了。
就像是完全不需要告诉中原地区的人，春种秋收，种地能吃饱；但要是去那些追逐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说春种秋收才是最效率的生存方式，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扯犊子吗？
现在朝鲜国的情况，是刚刚从当年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农村刚开始出现高利贷、土地私有制倾向、刚出现统一的全国市场、商人阶层因为“全部赋税折色为米”的制度才发展起来没多少年。
让他们去读《周礼》中的经济部分，绝对比让他们去读《国富论》，更容易理解。甚至于让他们读读《管子》中的经济学部分，估计可能都不能完全理解，多数只能凭空想象轻重术到底是什么玩意。
这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有时候，眼中的世界到底什么样，会决定很多事。
正如历史上朝鲜实学派的两大派别。
历史上星湖学派这辈子都没去过中国，而且政治上不得志，大部分时间都是农村地区的半流放状态，目睹的都是农村的苦难，所以星湖学派的改革侧重点，在于复古、土改。
而利用厚生派，发起者作为贡使去过中国，见识到了更大的世界，政治上虽不算太得意，但终究实在经济最发达的首都圈城市生活，所以他们学派的改革侧重点，是工商业。
但现在，情况反了过来。
星湖学派的人，一群光脚的，悄悄往松苏地区跑看看世界繁华；利用厚生派的人，是穿鞋的，在官场上还算可以，故而只能走正规路线去京城。
而大顺京城和松苏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并不比原本历史上蹲在京畿农村的星湖派，与在汉城工商业发达区的利用厚生派的差距小。
毕竟，北方是大顺的统治基石核心，也是当年乱世影响最大、大顺妥协度最小的地方，那里有非常庞大而稳固的小农经济。
华北，现在当然不是松苏资本的经济体系范围之内。
想要讲通这个道理，刘钰还是采取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办法。
…………
几日后，一脸憔悴的权哲身正在为孟松麓送别，也可以说是孟松麓在为权哲身送别。
孟松麓端起酒杯，祝道：“此番，鹿庵兄要去南洋游历，我自去极东大洋的檀香山。日后不知能否再见。你我相识不久，但亦算投缘，请饮此杯。”
这杯送别酒，孟松麓喝的壮怀激烈，权哲身喝的五味杂陈。
当下酒杯，权哲身道：“昔日，绵庄先生说，吾国之途，在松苏。而如今，兴国公又说，松苏不是松苏，松苏之大，西至欧罗巴，南抵爪哇洋。兴国公言绵庄先生之言无错，但只在松苏，看不清楚松苏的全貌。”
“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见庐山真面目。”
“兴国公甚至说，朝鲜国和天朝一点不像，反倒是有点像是狮子国、锡兰国。无非是这边叫两班贵族，那边叫高维种姓；这边叫白丁，那边叫萨拉迦玛种姓；那边搓肉桂，这边卖人参……”
“孟兄可曾去过锡兰国、高浪埠？”
这话，孟松麓都有点没法接。
说是好话吧，肯定不是。
说是羞辱吧，好像也不是。
至少以孟松麓所知，觉得好像除了都种稻米之外，别的所知也不甚多。
但他大约知道朝鲜国发生的“汉化”和“本地传统”之争，也发生过“佛”与“儒”之争。
故而对这个问题，他也不知刘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好乱说，只好道：“我不曾去过。不过，二者区别我的确不知。但兴国公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倒有些道理。”
“细细品来，若只看上海，只觉光怪陆离，处处诡异。但若走一走苏北，看看苏北的棉花，竟便觉得那些光怪陆离之处，似也能看到透彻了。”
“不知兴国公都和鹿庵兄说了些什么？”
权哲身笑了笑，摇头苦笑道：“都是些异端之言。说爱粮食的人，那是有奇怪的癖好。而正常的人，是不会爱粮食的，从而把粮食堆积起来，因为爱粮食而积攒粮食。正常人只是为了用粮食，吃粮食。吃饱了，就会选择把多余的粮食出售。”
孟松麓闻言也笑了，这的确是儒家大敌的异端言论，爱用之别。这套东西引申出来的问题比较麻烦。
比如房屋和土地，爱用之别的视角，很容易推出当土地没有投资属性的时候，商贾如果不爱土地而有收集土地房屋的诡异癖好，那么就不会去囤积土地房屋。
所以杜绝土地兼并的办法是让土地失去资产投资理财的属性，然后就会引申出一些可怕的所有制问题……这套东西过于颠覆，最好是不用，比他们学派的赎买官田设想，激进太多。
笑过之后，孟松麓便道：“鹿庵兄就被这异端学问说服了？”
权哲身无奈道：“不得不服啊。上海几十万人，并不种粮食，可也没饿着。那些自南洋源源不断来的稻米，那些开垦稻米种植园的，也确实没有爱稻米的属性，从而出于爱而去囤积它们，就像是热爱金石的人去收集文玩一般。”
“眼中所见，不得不信。”
“故而兴国公说，叫我游历四方，去一趟南洋，只抵高浪埠，看看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
“在山中，是看不见山的。”
孟松麓笑道：“西洋人拜神信神，故而兴国公言，他们是拜钱为神，或拜商品为神。”
“子不语力乱怪神。爱用之说，虽属异端，细究起来，倒也和兴国公所言的拜钱教、拜商品教，以及钱与商品到底是什么，是用、是爱，也差不多。”
“不爱稻米，却爱钱，因为钱给了人一种假象，仿佛金银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可以天然地换到任何商品。”
“实则天朝用银为币，不过二百余年。如今却仿佛自盘古开天时候就是如此一般，也难怪叫人着迷，爱不释手。”
说到这，孟松麓不得不抛出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个看法并不是非常有逻辑性，但也算是对权哲身的一个忠告。
“鹿庵兄，前朝衰亡之际，许多先贤大儒，都是反对白银为币的。我知道，令师之学，其实也反对白银为币。”
“实际上，本门学派，在此之前，也对白银为币一事，多有看法。”
“但，有些事……西洋人爱金银、南洋人爱金银、东瀛人也爱金银……只怕，金银为币、或者货币通行一事，实难避免。”
“古人云，天地有道，若水取下、而鸢取上。逆而行之，恐难成功。”
“只杀此时看来，松苏变革，白银为币，只要控制得当，并无大碍。”
“既是不可避免，何不顺而从之，学一下如何控制，而不是选择倒退不用？”
“兴国公叫你去南洋、锡兰看看，站在远处，看看松苏的全貌，又说稻米爱用之别，我看也是好意。”
“的确，吃饱的人，确实不爱稻米。如果有人爱稻米本身，着实如兴国公所言，是一种怪癖，非是常人。”
“人们或爱金银，我知道，朝鲜国不产金银。可，松苏，难道产金银吗？”
“我想，兴国公给你出的办法，定是发展工商吧？”
孟松麓这话的逻辑，其实有点问题。西洋人、南洋人、乃至扶桑人、东瀛人，都用金银，并不能得出金银为币一定对的结论。
他谈的只是表象，以自己粗浅的理解，劝说权哲身放弃极端复古保守的废弃货币的想法。
毕竟，明亡顺兴时代的诸多大儒、思想家，面对明末乱象，都提出过废弃金银货币、复征实物税、本色折色的想法。
孟松麓经历过，也经历了松苏的改革，也目睹了那些先儒的根本担忧被刘钰一点点解决。
所以他认为，可能，货币取代实物交易，是对的。
而他也只是朴素的觉得，朝鲜国一没有金银、而也不懂货币，那为啥不直接全部用大顺的货币呢？
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何必自己瞎折腾？
最后他说松苏也不产金银，但并不妨碍松苏可以买到天下南北东西之货。
所以，既然刘钰给他讲粮食可以作为商品的问题，很明显也就猜到了刘钰在权哲身那鼓吹工商业发展和交换这套东西了。
松苏可是已经经历过了，而且是以最激烈的全面取消漕米、改交货币税这种非常激进的方式进行的。
亲历过这一切的人，大致能猜到谈粮食的背后，到底是要谈什么。
权哲身只道：“孟兄猜的没错。不过兴国公也没细说。”
“他说，如今我还不懂松苏，故而说了也没用。要让我去南洋等地游历一番，明白松苏、商品、贸易、粮食、钱……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才能讲清楚朝鲜国的富民之策到底该怎么办。”
“但听国公的意思，他好像不是太认同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的说法。而是做了个比喻，说均田更像是一座桥，天下第一仁政在桥对岸，只是这条河是弱水河，落之即死，尸骨无存。”
“欲行天下第一仁政，必要过这座桥。而均田只是这座桥，却不是桥对岸。”
这个比喻，权哲身自然是迷糊至极。
但孟松麓听到后却哈哈大笑道：“其实，这就是我们学派与兴国公最大的分歧。”
“恕谷先生言：为士、为商、为工，不可能容纳天下无地之人，故而必要优化均田授田之法。”
“兴国公素来觉得，为士、为商、为工，可以容纳天下无地之人，只是如江苏改革一般，过于伤民，是以要以均田为过渡。”
“他于阜宁行均田授田法，又行青苗贷，但也并不禁止地有兼并。”
“但他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不对。”
“若以牛耕马作，用耧车谷机，用龙车灌溉，一户小农之极限，为二百亩。”
“五口之家为一户，天下田亩算计有十二亿亩，除而得之，天下为农者，只需三五千万人。”
“你想想便是，怎么可能，工商业能容下两亿人？这绝不可能，故而兴国公肯定是错的。”
“就算这些年实学发展，日新月异，确有诸多奇技，但也不可能如兴国公所言那般。”
“不过，发展工商，倒并不错。只是，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此终点也，彼岸也，绝非兴国公所言弱水之桥。”
说到这，孟松麓心里还有句话，并未讲出来。
心想这些年松苏改革，不知多少人迫往关东、南洋，垦殖那里的土地。你朝鲜国并无此地，若全然行江苏之策，只怕定然大乱。
兴国公不甚好杀，源于他可以胁迫百姓远迁南北。你若照抄，又无力迁徙，更无地可迁，岂不是血流成河？
况纵有资本愿意雇佣，以兴国公手段，必逼着他们雇河南山东之民，焉肯允许资本去雇你们？
只怕此事难矣。
第八四三章 多歧路，今安在（二）
孟松麓的这种不能算担忧但又算是一种担忧的心态，很现实，也很实在。
固然刘钰曾稍微在儒生身上寄托了一丁点希望，希望他们搞出新的体系，在理论上适应新时代的同时，又保持天下体系的向心性。
毕竟，时代走到这一步，实际上世界上就剩下“一个半”天下了。
天主教的天下，马上要完。
即将到来的里斯本大地震，就是个导火索，各国政权王权与教廷的矛盾会最终爆发，天主教的“天下”瓦解，近在眼前。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天主教的支柱国家们，都会选择“国家”作为他们新的意识形态，耶稣会解散在即，教廷可以滚蛋了。
另半个，经书创立的时间太晚，任何带着复古旗号的改革，都会被出现太晚、字太多的经书，弄得没有打复古旗号往前走的空间。
剩下的这一个“天下”，构建纯粹民族上的国族认同，其实对此时的大顺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不可能指望一个将来要从美洲西海岸争霸到好望角的庞大帝国，自己去搞碎片化的欧洲那一套民族构建，那是嫌自己炸的慢。
实际上，刘钰的这种曾经丁点存在过的、抽取新时代普遍性、剔除封建经济基础魔改儒教的想法，挺难的。
理论固然难，现实情况其实更难。
因为，大顺最精锐的一批儒生，他们的老师，都是在明末那个混乱时代之后的一批人。
大顺开国太难，明末惨剧太多，他们天然对异族抱有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任何异族，从王源对佛教杀杀杀的态度，就能略窥一二。
这种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是师生相传的。
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这样理解：
大顺不再是那个一片石失败、神州即将陆沉、最终荆襄绝命反击将摇摇欲坠的天下保住的大顺了。
而是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了美洲、南洋、印度、好望角的强大的上升期的、试图在新时代的大争之世中做“制新礼”的天子的大顺了。
但学术界的精英们，还没有为这种转型做好准备。
师生传承的体系下，他们仍旧对百年前那个摇摇欲坠率兽食人的黑暗时代，忘却不掉。
他们还没有适应，也没有做好承担治理一个前所未有广阔、又前所未有不能理解的天下的准备。
所以如孟松麓这样的儒生，嘴里喊着“天下”、“天下”。
但当权哲身讽刺大顺对藩属不用王道的时候，他内心虽然有些挣扎，可还是瞬间跳到了“天下”之外，张口直接反讽，说你们才是不行王道专行轻重术。
这固然是对过去黑暗时代的传承记忆。
也源于大顺自己重构了“道统”。
制度上，大顺之前很多是承载了明制的。
但在“道统”上，不是。
大顺的道统，是承认汉唐有道统的，不认朱子学认为的三代之后汉唐没有道统。
当战国的诸子游侠们消亡、当五德轮替的天人破灭、当武人乱政的混乱消散、当宋始终不能一统混成割据的天下观被蒙古人踏破、当从韩愈开始的对佛教的反击战在南宋终于完成……
走到明亡顺兴这一步，大顺选择了陈同甫的“道行于事物之间、物充盈于宇宙之内”的道统说，是某种必然。
明末任何一家造反的得了天下，多半都会选这一套道统说。而不是造反出身的东虏南下，则多半会选朱子学。
因为【彼其初心，未有异于汤武……虽或急于天位，然始终不失其救民之初心，则大功大德已暴著于天下矣】！
在朱子学已然盛行的时代，起义者的合法性，只能选择这一套东西。
因为其的确是造反，的确是夺了天位，但只要有救民利民之功，那么就没问题。
三代与汉唐，一脉相承，无非是“做得尽”、“做不尽”的区别。
走到这一步，选择了这一套“道统”说，也就意味着大顺必须要有“绩效考核”，证明自己在做、要用功体现。
但经济基础摆在这，如果没有刘钰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把大顺拉入到了新世界中。
那么，当大顺解决了西北边患、雪山西域问题之后，就会尝试复奉祀侯为衍圣公，会放弃这种需要绩效考核的道统说。
但现在，大顺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刘钰拉入了新世界。
现在“灭火”的代价，已经太大。皇帝老了，折腾不动了；新君继位，又需要多少年才够掌控权力来灭火？
大顺只能延续着他当初为了自身合法性而选择的【道统】，滑入一种诡异无比的绩效考核模式中。
当初刘钰鼓吹的“南洋就是新时代的西域”，是这种道统选择的延续。
大顺皇帝顶着压力，坚持在西域驻军移民，也是这种道统选择的延续。
南洋是新时代的西域，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旧时代的西域，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汉唐明，他们的试卷已经打完，评分也已经结束。
于是，他们去过的地方，我要去；他们没去过的地方，我还要去。
唯有如此，才能在这种类似于绩效考核的道统说中，证明自己得分。
于是，七个绕不过去的郡，只要大顺官方的这套道统说依旧采用，那么就始终虎视眈眈。
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
不是因为这七郡如南洋有香料，也不是因为这七郡如东北有威胁。
只是因为这七个郡在前人的试卷里。
尤其是大顺很多人逐渐意识到，海军对这七郡的狭长地形，是致命的优势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皇帝留给儿子的最大遗产，恰恰就是这七郡。
七郡在老皇帝手里，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是给儿子的负担。
七郡不在老皇帝手里，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非负担。
这份遗产，可以让儿子刷到威望、把控军权、在实践中学会怎么搞内外帝国、在战争中学会平衡文武。
威望和军权，对新皇帝来说，才是最大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非核心区的土地，并不是。
没有多少人能透彻看清大顺的这种被刘钰“绑架”之后，【道统】试图反动转型却依然失败的局面。
也没有多少人看到，皇权、军功地主良家子军官团、与朝廷息息相关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恐惧于新时代被碾碎的城市小市民阶层、被边缘化的实学新学人才、自宋以来儒家的以小农和小生产者为最终空想的平均空想、北方小农华东资本南方宗族主客械斗的社会撕裂、保守的传统士大夫……这一切，一旦失控，可能会滑向何处。
新世界近在眼前。
自旧时代涌起的大潮中，渐渐产生了很多理所当然的“无意识”，但这种理所当然的无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
一如此时的孟松麓，他深处潮水之中，应着那句身在山中不知山的话语，理所当然地觉得如果资本真的需求人手的时候，必然应该优先移走山东河南的百姓，资本首先应该是服务于圣朝的，然后才是天下，最后才是天下之外的世界。
而从不应该是因为那里的人工更便宜，所以可以自由地选择移走那里的人。
没有为什么。
甚至这就是大顺这边传统的某种【self-evident】，不证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许反对其中的血腥残酷与不仁义。
但又时不时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反对是无用的，也是无意义的，于是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万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师，都以为，他的内心藏着张博望、班定远。
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是张班等人心里装着西域的万里黄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发富庶的工商繁华。
盛世，从不是个好词。
只有经历过开元繁华、又经历过安史之乱的人，才能理解什么是盛世。
在天宝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这个词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韵悠长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饮欢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盛世是傍晚山巅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并不承认朱熹的判断，事功学会毁灭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学发展的极致必然扬矢周孔，哪怕发起事功学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内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处，却告诉他去远方，离开事功学蓬勃发展的地方。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但却在学派正式决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区尝试乡约村社建设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现在。
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只是，将来，天下或许还在。
但却或许不再是那个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权哲身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
大顺太大了。
相对于东北的藩属，即便淮南苏北的盐改垦地，也一样很大、非常大。
权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担忧，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学派认为江苏模式不可能推行于天下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广阔的大顺帝国里，江苏省和甘肃省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动辄百万流民起义的场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学习汉文，自小读书，看过史书中许多流民起义的故事，但却终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简单至极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动摇的他，心里想着的，便是江苏一地可以兴工商而富，似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后果。
如果真的粮食足够，或许未必非要行复古之策。
至于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真的只有自己亲身去了南洋，才会明白。
当然这只是或许。
也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刘钰将他们比作更像锡兰国是一种侮辱，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华，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这些天真正见识到了真实的大顺之后，明白大顺的土地私有制、雇工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也明白，似乎确实和大顺并不像。
一点都不像。
是像现在活生生的中华？
还是去像书册古籍里尚有奴婢制和门阀的中华？
这并不是个难以抉择的难题。
当大顺的海军驻扎到了釜山，切断了朝鲜国和日本国之间的二道贩子丝绸贸易之后，小中华这个概念，已无意义。
小中华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的中华没有军舰常驻对马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现在，中华天子的军舰已经常驻釜山、对马，对日本的标榜已然毫无价值。
因为对中华这个概念有最终解释权的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当军舰穿行于对马的时候，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这群人之一，如同刘钰，便可以笑着告诉他：不，你们不像，像不像我还不知道吗？你们更像锡兰。
权哲身并不能理解，天朝广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他不能理解，改革后江苏的模样和别处的不同，比朝鲜国和锡兰国的差别更大。
所以，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未来的模样。或者说，小中华应该有的模样。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源于他所目睹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震撼。
而是源于他看到这一路，有农民拿着自己的地契去借贷、看到农民在售卖自己的粮食准备交税、看到江苏的徭役制取消而用的几十万闲民、看到那些不是隶属某人奴婢的自由的雇工在棉田劳作。
在他来之前，朝鲜国的土地交易，仍旧是不合法的。
富庶与否，区别只是单纯的穷与富。
土地制度，徭役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这才是中华与否。
即便权哲身再懵懂，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东西才是区别之所在。
自小生活在“小中华”的幻境之中，当真正悄悄来到中华的时候，便可以感受到之前的幻灭。
本身就是附庸文明，大顺得国又非夷狄，朝鲜国的儒生没有属于自己的包袱，所以丢弃起来其实比大顺这边的儒生更快。
因为在江苏，尤其是已经完成了改革，痛苦的转型期已经过去的江苏，他觉得，老师的担忧，好像有点过于杞人忧天。
天朝尚且如此，似也并无问题，老师所担忧的一切，都已经在松苏上演，并无问题。
或者，即便有问题，好像也不是不能解决。
看起来，松苏的转型就很“简单”，也就五六年的事。
实际上，他是大错特错。
松苏转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也根本不是五六年的事。
往远了说，当长江突破山峦，冲出这片三角洲入海口、深邃的江面贯通从湖北到松苏水道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中点说，当黄道婆从遥远的海南带回了棉花纺织技术、当大明征收折色本色促进了纺织业交换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近点说，当大顺开始兴造舰队，夺取南洋，彻底不用担心西洋军舰直插镇江截断漕运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看着转型好像是五六年、最多二十几年的事。
实则哪有那么简单？
要真是这么简单，孟松麓所处的事功派，早就解散了。
他们并不反对江苏此时的富庶与成绩。
但很清楚转型的痛苦，以及别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完成这样的转型。
这些最关键的东西……孟松麓知道。
但孟松麓没说。
最多只是说了句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
甚至都不是在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争论这是弱水之桥、还是圣道彼岸，这种纯粹理论性的东西。
孟松麓知道却不说，这是耐人寻味的选择。
可以说，是因为权哲身不知道，也没问，所以孟松麓不说。
也可以说，是孟松麓知道刘钰开始鼓吹粮食够吃论之后，意味着什么，但他不想说，压根不想告诉眼前的人。
至于，是觉得江苏的路是对的，那些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还是说，因为他并不觉得过程是对的，但觉得这样有利于大顺，于是压根避而不谈，不问不答，隐约觉得这种霸术的对外扩张模式可以接受？
毕竟，细究起来，孟松麓知道，权哲身如果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么，那么就不会问。
于是两个同是实学派儒生的人，在互相送别之际，各怀心思。
高谈阔论，指的就是孟松麓那种说话方式。
高到讨论均田这个天下第一仁政，到底是桥，还是岸。
却决口不提怎么均、不均的后果、以及均的困难。
他知道那些不高的、踏实的东西，但他此时选择不说。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不说。
第八四四章 多歧路，今安在（三）
大顺的改革，其实逼疯了很多人。
孟松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不是刘钰一直在等待的、期待的锐气的、热情的、浪漫的、冲动的、改变世界的青年。
甚至他们这一整代人，都不是。
更不要说他们的上一代。
这不是他们这代人的使命。
他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迷茫、痛苦、扭曲中，为大顺王朝的墓穴，挖下最后一抔土。然后做一个样板，告诉天下人，“牧民”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最后的理想主义牧民者，只能去原始地区干点啥。
正如他们上代人的使命，是传承明末的恐怖记忆，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最后一批对那个黑暗时代还有深刻印象的儒生。
最后一批对那个差点神州陆沉的时代印象深刻的儒生，对此时的大顺而言，意义在于“我们愿意为避免那种黑暗再现，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代价可以被讨论的时候，主动的变革才有可能。
他们的上一代人，和上上代人，给出了答案：我们为避免那种黑暗再临，宁可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
浸润宋儒数百年的读书人，被神州陆沉的绝望感逼着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这是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
沉重到，这个代价的等价物，可以是十二亿亩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是几千万人口、可以是天下的六十万生员、甚至可以是科举制度。
在那个时代，儒生对王安石的态度，就能见端倪。
混乱时代，反对王安石的，都不是在说王安石，而是在用影射学，影射王阳明——以一人而易天下之学，于是天下崩溃，北宋亡大明亡，主要是反对王安石搞一家学问，用荆公新学改变天下思想。
混乱时代，支持王安石的，也都不辩经说王安石其实是王道，而是带着王安石用申商之术压根不是王道的默认，直言我们宁可选申商之术易天下之学、宁可全天下都用荆公新学的教材统一思想，也不想现在这样。
换句话说，上代儒生中的激进派，宁可放弃王道、也几乎等同于儒生放弃儒学作为可以接受的代价。
到孟松麓这一代，即便他们是经过言传身教仍旧对明末危亡留有最深重的记忆，可终究那一切已经过去太久了。
曾经在国破族亡危机之下紧密团结的各派，在大顺上升期，分裂了。
或者说，分裂的还不够彻底，王道派还有霸道派的残留、霸道派也有王道派的影子。
或者说，分裂的过于彻底，导致没有残留和影子的人，要么跑到了传统那一边、要么跑到了新实学这一边。
以至于当初的变革派的正统继承者，被夹在了中间，左右摇摆，浑身难受。
一会儿，王道涌上心头，觉得大顺这么做，有点不地道。
一会儿，霸道涌上心头，觉得大顺这么做，可也行。
摇摇摆摆，往前走也难受、往后退还难受、一动不动仍旧难受。可偏偏又不肯放下天下只管自己，恐有一股子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头却不知道道在哪。
这要是不疯，才不正常。
结果就是刘钰经常嘲讽他们，但真等到檀香山这样的事情到眼前的时候，还非得找他们这群“不知道该往哪走的理想主义者”。
总体来说，权哲身比孟松麓幸福多了。
权哲身来松苏转了一圈，之前的痛苦都解了——合着恩师李星湖的担忧，都他妈是杞人忧天啊？均田制瓦解、高利贷出现、土地交易，最终尽头这不就是松苏？那担忧什么呢？
毕竟，朝鲜国的儒生，没有思考“天下”的资格，只需要考虑自己国家的那点事就行。它可以做天下的一部分，但不可以去定义什么是天下。
天下不是国家，又是国家。
天下是一致的道德。
天下是具体的所有制。
天下是主流的宗教。
天下是具体的生活方式。
所以，实质上，松苏模式，某种程度，算是“亡天下”的。
但难受之处在于，这种“亡天下”，似乎并不差。
这个区别，其实朝鲜国的儒生也明白。只不过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当大顺的军舰开到釜山之后，朝鲜国的儒生，其实已经丧失了谈论或者定义“天下”二字的资格。
通过历史上的一个小片段，就能大致去理解，天下、国家、朝代之间的区别。
大明万历二年，朝鲜国贡使团来大明朝贡，恰逢王阳明从祀孔庙这件事。
朝鲜贡使团的书状官许篈，对于王阳明、王安石从祀孔庙的事，大为不满，他认为大明已经亡天下了。
【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子。】
简而言之，如果不把王安石从孔庙里扔出去、如果继续让王阳明进孔庙，在朝鲜人看来，中国人就变成达子了，他们才是中国。
所以，如今，当大顺强迫朝鲜开埠的时候，朝鲜国很多儒生，就认定大顺是“蛮夷”了。
刘钰不懂儒学，也不会辩经。
但他可以指着朝鲜国的鼻子讽刺，说他们和锡兰国更像，没人敢反驳。
因为大顺的军舰三天两头在朝鲜国周边晃悠，于是朝鲜国内部，早就发起了一场自我避险的蚊子狱，最后得出了一个官方共识：其实大顺是中国。
听起来好像挺搞笑，大顺起义军、驱鞑虏，而终有天下，是不是中国，难道还有疑问吗？
现实就是在儒生界，真的有疑问。
然后等着大顺下南洋、舰队越造越多的时候，这个疑问在大顺内部还可以存在，但在大顺周边是不准疑问的。
因为，内部是否有疑问，那是学派之争，是影射显学里的“管仲”到底仁不仁的争论。小问题。
而在藩属有疑问，这句话几乎等同于跟天子说“吾欲取而代之”，或许未必是征服，但朝鲜王做天子，大顺皇帝做藩臣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可，正所谓，武器堵不住人的嘴。
刘钰随时可以指着朝鲜国的鼻子骂，说他们更像锡兰，包括朝鲜王在内，没有人敢正面说刘钰纯属放屁，你们大顺是达子，我们才是正统。
但私下里，是否这么想，那就难说了。
所以，这就是改革派儒生群体存在的意义——天下这个概念，如果不想瓦解，还是需要改革派儒生搞出一套全新的东西。
也所以，孟松麓很难受，很迷糊，很茫然，有点快要被逼疯了，因为他们身上不止背着大顺的核心省份，还背着整个天下，儒家的天下。连王安石、王阳明入孔庙，都涉及到是否是亡天下的争论，况于此时大顺进行的种种改革。
权哲身则觉得未来无限好，自己找到了救国之路，老师的担忧看起来并无意义。他的老师选择让他们这些激进派跑到大顺，也就证明他们已经放弃了那些扯犊子的争论，故而学到手即可。
于是，当两个人各怀心思喝到一定程度后，以箸击节，唱了两首古诗。
权哲身一丁点都没有“多歧路、今安在”的困惑；一丁点也没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迷茫。
却唱了一曲李太白的名篇：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拔剑四顾，茫然吗？
一点不茫然。
松苏的今天，就是朝鲜的明天。
多歧路，今安在？
将来怎么办，迷茫吗？
一点不迷茫。
兴国公已经给他指明了道路，不要在山中看山，看不明白的。去远处看看松苏，才能明白松苏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路在哪？去南洋看看南洋的稻米、看看锡兰的商埠、看看纵横的商船，那些东西并没有藏着，只要走过去就能看到。
于是剩下的，便只要看懂了之后，等一个机会。
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机会。
茫然无存，只余希望。
而看上去，仿佛即将离开长安城的张博望、仿佛即将离开洛阳城的班定远、此时此刻理应豪情万丈、彼时彼刻当须志在万里的孟松麓。
按说正是该慢慢豪情，唱一曲乘风破浪。
然而却是在酒后，失败主义情绪满满。
自己拔剑四顾，心态茫然。
自己迷迷糊糊，歧路在前，不知去从。
于是唱到：
飞雪断道冰成梁，侯家炽炭雕玉房。
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掷争低昂。
攒峦丛崿射朱光，丹霞翠雾飘奇香。
美人四向回明珰，雪山冰谷晞太阳。
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双燕栖虹梁。
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
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
日月星辰的运行自有规律永不停息，自然规律又岂是盛夏必需的桃席与蒲扇所能阻挡？
自己跟着先生折腾了许久，曾经激情满满，到头来连老师自己都放弃了淮南的尝试，不得不向松苏体系妥协。
这世间，经济运行、土地归属、人民穷富，或许真的有规律可循。可这些规律，却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自己学派的这些人，在淮南折腾了这么久，最终就像是那试图留住夏天的桃笙葵扇。
当夏天过去，葵扇还有何用？
自己这些人，被刘钰找到去檀香山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檀香山比较原始，所以自己学派的这一套，在其看来才有可能成功。还说松苏的学问太先进了，在那种原始地方水土不服……
天行有常，四季变化，自己自小学的这一切、自小笃信的东西，到底是天道？
还是只不过葵扇，只是恰恰处在夏天。而现在，夏天要过去了？
或者只不过是炭灰，只是恰恰在冬天。而现在，冬天要过去了？
死灰弃置参与商……自己所笃信的、所研读的，是不是在将来的某天，也会被弃至参商？天下越富庶，天下越要亡，这种隐藏在内心的苦闷，无处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