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零零章 工业革命（十七）
这本小册子，一经发行，立刻就位戴震博得了极大的名气。
刨除掉因为经济基础在逐渐发生改变导致的意识接受外，最大的原因还是源于文化圈文明启蒙运动的特殊性。
东西方的宗教氛围完全不同。
是以，二十多年后即将在北美土地上签订的、被欧美奉为圭臬的北美独立的宣言，即便传到了大顺，在大顺士大夫阶层里的影响力，可能都赶不上传教士带过来的过时的天文学知识。。
开篇那句【Weholdthesetruthstobeself-evident】，就会直接水土不服。
怎么就【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了】？
怎么就不言自证、不证自明了？
这边的士大夫不能接受另一个文化圈宗教传统和封建传统下的不言而喻，或者说两边“不言而喻”的东西，根本不一样。
既然不能不言而喻，那就只能从过去的圣贤道理中撬。
怎么撬？
这就需要先把已有的东西砸碎了、揉碎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从过去的圣贤之言中，拼凑出来一个全新的。
戴震其实自己也说的明白，他在江南成名之际，就做过一个比喻。
说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考证学、声韵学，这些东西，就像是抬轿子的轿夫。
而坐在轿子里的大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大人是什么？
其实就是哲学、义理这些东西。
那么，由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数学这些东西构建起来的新义理、新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直接关系到谁来做这个“大人”，或者说，谁的思想来做这个“大人”。
刘钰搞得新学一派，是不教“义理”，或者说是不搞“上层建筑”的。
只是单纯地“器”，学的都是天文地理数学物理这些基础知识。
但这些基础知识，又塑造了经济基础。
刘钰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自己真正笃信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纯是造反的学问；而他期待，这个有大顺改造后不一样的时空中的儒生，会自己搞出来一套上层建筑。
这种情况下，儒生体系的一部分新生代，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新学学问的一些世界观，也就开始尝试构建一种全新的、否定宋学甚至汉学而直接追古，阐释六经来达成现实目的的学派。
这个学派的经济基础，是此时大顺已经正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初步工业革命的江南。
而这个学派试图构建的上层建筑，第一步就是通过考证、天文学、数学之类的学术，把过去的上层建筑推翻。
把“轿子里的大人”，换个大人。
戴震做的这个比喻，在儒学界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源于他这个比喻问题很大——是轿夫决定了大人？轿夫换了，大人就换了？
比如说，天文学里的左旋说是错的，那么是不是说与之相关的宋儒伦理学，也是错的？
实际上，这在大顺是个非常重要的启蒙点。
甚至不只是大顺，还包括整个儒家文化圈。朝鲜国那边开始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反思，也是源于朝鲜这边的贡使，在京城接触到了新的天文学、地理学学问之后，开始思考的。
因为，文化差异、宗教氛围差异之下，这边不是很重视【不证自明】、【不言自重】；而是相对来说，其实更重视【道】这些东西。
思潮的出现和改进，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前人铺路。
大顺特殊的情况，使得这个前人铺路的过程，已经延续了百年。
明末顺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直接给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狠狠一击。
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包括阳明学，《大禹谟》里面的虞廷十六字，都很重要。
所谓宋儒取而推明演绎虞廷十六字，迨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确也。
噫！抑孰料其乃伪也乎？
一群大儒，对着一本魏晋时候伪造的“上古文章”，不亦乐乎，搞出来一堆的东西。
也包括心学。
尧舜禹相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其实，阎若璩的证据和逻辑，漏洞还是不少的。
但在明末顺初的特殊环境下，这件事就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这是直接打击宋明理学体系。
阎若璩的心态倒是比较“书呆子气”。
他觉得，【或谓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
的确，我轻议、否定宋儒明儒大家有罪，但这是小罪。
曲改圣贤的学问，胡乱编造圣贤的意思传于后世，这才是大罪。
我有小罪，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认为自己做得对。
而当时的情况，或者说，政治环境，是很诡异的。
当时大顺搞了自己的一套实学体系，压制儒生。
顺带，因为剃发易服上表一事，把衍圣公降为奉祀侯。
甚至把孔夫子的地位，从师圣一体给拽了下来。
当时的政治环境，在真正的儒学子弟看来，极其危险。
谁知道大顺下一步要干啥？
说好了保天下，得了天下之后，这和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啊。
在那种让儒生感觉到危机重重的政治环境下，阎若璩这么搞，更是火上浇油。
以至于江南大儒，如毛奇龄者，全力攻讦阎若璩。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说！】
为啥？
因为【吾惧《大学》之错，《国风》之淫，《古文尚书》之伪，后人必有藉帝王之势而毁其书者，吾故论古文之冤而并及之】
因为大顺这帮人，明显对儒生不信任，你这时候给他们递刀子。你这是准备让他们搞一次焚书坑儒？
万一对面借着这个刀子，把儒学整个都毁了呢？你阎若璩就是千古罪人，你可不是小罪，你是滔天大罪。
哪怕你考证的结论是真的，你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
甚至于其实相当反对程朱理学的颜李学派，在这个时候也是慌了。
李塨也说【今人辩《尚书》有伪之说，先生既有驳正，此事所关非小，即可行世……今人驳《尚书》不己，因驳《系辞》，驳《系辞》不己，因驳《中庸》，不至扬矢周孔不止】。
怕啥？
怕阎若璩开了这个风气，最终【扬矢周孔】。
一旦开了口子，只怕有人一路往下搞。你以为你搞了《尚书》就结束了？
只怕有人要把刀子，一路插到周公、孔子那。
六经里，《乐经》失传了，还剩下五经。你这直接朝着剩下的五经之一开火。
你搏出了名，别人会不会也跟着学？
你能反《尚书》，而成名。
你阎潜丘做的，别人做不得？
别人为了更出名，反不得孔夫子？反不得周公？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说！其实知道这本书是假的人多了去了，甚至朱熹自己都知道这是假的，但重要吗？
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思想，是正确的。明知道是假的，也未必不能用。
而他能用的根源，是因为这是六经学问，而不是因为这是对的。
但伴随着大顺逐渐稳定下来，明显继续沿着一个传统王朝的道路往下走，并没有出现儒生所恐惧的政治氛围后，这件事的意义就又不一样了。
一方面，大顺对儒生的攻击、羞辱，到此为止。最多也就是汉高往儒生帽子里撒尿这种程度，甚至还不到。
另一方面，大顺用羞辱的方法，让很多儒生自发为大顺辩经，极力证明大顺是正统、而我们这些儒生和被大顺羞辱的那些软骨头儒生不一样。
后续大顺的做法，也是有点和稀泥。
一方面，大顺支持阎若璩，以此打击理学，获得道统。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认定了《古文尚书》的一些篇章是伪作之后，继续用，也没有说因为这是假圣经就不用，仍旧是官方认定的六经内容。
在这种大环境下，整体上又都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也就自然引发了考据学的发展。
既然连《尚书》的一部分内容都是伪造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东西，其实是违背圣人本意的？有多杀东西是夹带私货的？
加之旧学已破，而且是破的非常彻底的那种破——天文学、地理学、考证学、史学等等，都在不断轰击宋儒旧学，已经是千疮百孔。
可新学一直立不起来，始终没办法整出来一个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指的是既要离开性理学的逻辑模式；又要做到符合儒学精髓；甚至还要尽可能指导现实，这是很难的。
是以，也就引发了一场类似于“文艺复兴”的运动，通过直抵先秦学问，来追寻圣贤真理，而不是去看被后人扭曲改动的东西。
这种追求先秦学问的方式，又出现了两个分支。
一个，是求形，全面复古，克己复礼。
另一个，是求义。
以井田为例。
是追求井田这个制度？
还是追求井田背后的意义？
王道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这就又引发了另一种关于王道的思考。
通过去除后世的解读和曲解，直达圣贤的原始文献，若取其义，关键就在于王道。
那么什么是王道？
有人认为，【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六经所载的学问，其实就是当时遂民之欲的方法。
就是说，体察民情，探究百姓到底想要什么、达成他们的要求，这就可以算作是王道了。
吃饱。
穿暖。
能读书。
过年能吃上顿肉。
没有兵荒马乱的威胁。
没有外敌入侵的屠戮。
这样，王道备矣。
其实到了这一步，如果能让这种思潮成为主流，或者说创造这种思潮通行所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那么儒学改良就剩下最难的两步了。
实际上，这一步不难。明中晚期，就有不少人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难点主要还在于后面两步。
哪两步？
怎么通过逻辑演绎，把这种“达情遂欲即王道”的想法，由道、天理、气、太极这些东西，演绎出来，并证明这确实是天道、天理、气所想表达的东西？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则还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的问题。
怎么防止把正常的达情遂欲，不要变成极端享乐主义、极端自利主义？人心充满欲望？
怎么确定什么是“合理的人欲”，什么是“不合理的”？怎么解决这种个人需求的“度”的问题？
克己复礼。
应该克己到什么程度？
哪些算是应该克己的范畴？
哪些算是正常的需求表达？
那我想当皇帝，行不行？那我想有一亿亩土地行不行？那我想高买低卖赚取利润行不行？
这种所谓的“合理的达情遂欲”，是否还需要身份等级需求？
我有钱，我就愿意建大房子，行不行？
我有钱，我就想穿明黄色的衣服，行不行？
我是商人，我不是举人，但我就想有举人那样的权力行不行？
我是女人，我想看书写字甚至考秀才，行不行？
等等、等等，简而言之一句话：要不要规定，什么级别，可以有什么样的欲？
底层的欲，只能是吃地瓜，超过吃地瓜，就是逾越了正场的人欲？
秀才的欲，可以吃大米，超越了吃大米，就是逾越了正常的人欲？
还是说，从人欲的角度上讲，皇帝和贩夫走卒，其实都是“人欲意义下的平等的人”？
实际上，这两步是非常难走出去的。
第一步的逻辑构建，本身就很难了。因为包括大顺树立的永嘉永康学问，这一步还是没构成一个崭新的体系，完成一整套的构建。
第二步就更别提了，必然会被卡住，没法往下推演了。
而这一次的从以食物喻现实的文章，算是大顺改革开始后的新生一代的另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本身，就是瓦解之前捆在儒学身上的那些有形的、无形的桎梏。
彻底解构、撕碎之后，试图重建。
有些有形的东西，可以打碎，甚至可以打得粉碎。
但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打不碎的。
看上去宋学理学、心学的很多东西，好像是在明末顺初的思潮变革中被打碎了，但实际上已经浸润到了整个体系之中，无处不在，很难在原本的窠臼中突破最难的两步。
所以一些新生代儒生，与刘钰搞出来的实学体系配合，不管是为了搏名也好、野心也罢，总归是搞出来这么一个撬动了旧体系的一丁点东西。
由这一套东西继续往下延伸，也就注定了【Weholdthesetruthstobeself-evident】这种不言而喻所引出来的启蒙思路，是无法在大顺走通的。
最后多半是殊途同归，但归可以同，路肯定不能那么走。
前者是凭借浓厚的宗教氛围，造出一种理所当然的造物主的天理，然后人人信服。
后者只能是砸碎旧的东西，把旧的理所当然的天理粉碎之后，才能获得正统，人人信服。
前者是因为这样是对的，不言而喻是对的，所以大家都要信。
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后者是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永恒的，所以有些东西是错的。
世界不应该是原本那个样子的。
时代是变化的，发展的，古之圣贤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经书上的东西，是当时最合理的工具？还是其本身就是神圣的？
如果只是一种工具，那么这东西也就没什么神圣性，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保证圣贤的内核即可。
第八零一章 工业革命（十八）
孟松麓比权哲身看的更透、所受的震撼更大，因为他明白，明末顺初一些大儒的担心，真的走向了现实。
从古文尚书真伪论开始，再到反程朱理学，当初大儒所预言、忧虑的【最终扬矢周孔】，似乎真的不是杞人忧天。
因为这个脉络，在明末已经上演过一次了。
东林党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阳明心学以及极端化的泰州学派的反动。
按其所想，天下危亡，源于什么？源于道德败坏，只要肃正道德，就好了。
而道德为什么败坏？
东林党不能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旧道德，无法适应明末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心学创建，再到泰州学派、到李贽等人走到极端程度，都是试图适应新时代变化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东林党对这些道德沦丧之学的反动。甚至明末时候，朱子学大兴，既不是朝廷推动的、也不是谁来认定的，纯粹就是源于物极必反的反动。
学术上的反心学而动，政治光谱上的保守道德主义回潮，没那么多令人震惊的东西，很正常的事。
其实东林党的很多大佬自己知不知道朱子学的问题？当然知道。
但是没办法，道德败坏、天下将亡，问题到底出在哪了？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自然只能从老办法里找，搞道德至上这一套东西。
只要道德净化，则积弊可除、天下可安。
东林党也不是没提出过“摊丁入亩”之类的想法。
但现实就是根本实行不了，为什么实行不了？
按照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理解，那肯定就是天下道德败坏，只有道德净化，才能走下一步。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他们发现这条路走起来，真的是走不太通。
以至于到了后期，梅之焕、邹元标等，已经开始感叹：要是张居正还在，集权在手，镇压众生，天下至于这样吗？
单就学术思路上，既没必要吹捧，也没必要踩的万年不能翻身。
很正常的“保守派”，在转型期对激进思想、道德败坏的反动；传统道德主义的一次回流而已。
古今中外，必然情况。
延续到大顺这，路径还是差不多。
东林道德，朱子学复兴，是对明末心学激进派的反动。
到大顺这，颜李等辈，又是对朱子学复兴的反动。
如果一切正常，没有刘钰二十余年的物质基础的变革，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也很容易推断的。
从明末心学激进派，反动回宋儒，再从宋儒，反动回汉经学。
等着反动回汉经学后，无非两种可能。
第一种，窠臼之中，仍旧无法指导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社会发展。工商业发展导致旧道德沦丧。
然后程朱理学最终反扑，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学再度成为正统，试图走东林党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种，考据学和经学研究，总结了方法，但成果越来越少。因为儒家经典追到汉经学，其实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难了。
仍旧还是社会发展，无法指导现实；加之西方科技的传播。
必然导致这些考据学家，或者是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为了走“以诸子补儒”的路，都会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诸子百家。
《管子》、《墨子》、《庄子》、《晏子》之类的书籍考证、传播、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译成易于传播的时代文风等等。
虽然说，杨朱墨翟的学问素来是儒家厌恶的异端，但在明末对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杨、墨二学的“异端度”，降在了佛、释的后面，明末开始就普遍认为“佛释之害，甚于杨墨”了。
总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来一波反思。
要么，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诸子学以补儒，文艺复兴，托古改制。
而此时的大顺，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
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以及对外扩张、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考据学有个问题，有人做过比喻，说是“考据学在前期，就像是蚕吃桑叶，但他妈的光吃桑叶，不吐丝”。
这就是戴震做的那个“轿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叶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营养，但丝一点吐不出来；或者说，大人重要还是轿夫重要？明显是大人重要，结果新学问全都奔着天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学、水利学这些“轿夫”使劲儿，而塑造社会道德的义理始终立不起来。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理学家颇为忌惮的点。
比如曾剃头，就评价过，说这种学问最可恶。
张己伐物，专抵触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只言片语，变更故训，另创一义。
历史上曾国藩最担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顺此时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构儒学体系，弄些只言片语，孔孟言语，先秦典籍，另创义理，变更古训，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情况，达成群流附和、坚不可易的效果。
而这么搞，实质上就是某种程度的【扬矢周孔】。
因为从董仲舒开始，一直到宋儒，才最终把儒学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下到黎民道德、中到治国思路、上到宇宙道统，这一套体系是完整的，所以周孔之学方能经久不衰。
而这群搞考证的开始，看似是在【明正先儒，使圣贤之旨明于天下后世】，但实际上却是在通过不断瓦解已有的体系。
没有后世的注解、体系、道统、整理，周孔之学是干巴巴的，不能作为下到黎民道德、上到宇宙道统的完整体系的。
这正是当初毛奇龄、李塨等人的担心之处。所以当初才会警觉无比，认为这是可能会【扬矢周孔】。
纯粹的周孔之学，是立不住的。甚至在战国时期就立不住了，最后是融合了诸子百家进行了自我修正，才算是站住了。
考证，会让很多东西，被考证出来那压根不是真正的周孔之学，而后世的体系很多都是依托那些东西搞出来的——继续考证，问题越来越多，《尚书》已经出事了；早在东汉，何休就怀疑，《周礼》压根就不是周公所做，纯粹是“六国阴谋之书”；到后期，更是怀疑纯是王莽改制时候自己编的，《周礼》根本就是“三流书不配为经”——其实很多人都明白，只靠基本圣经，撑不起整个封建时代。
那么，依照“六国阴谋之书、韩申之学”的《周礼》而变法的王安石；重视虞廷十六字诀而创学的陆、王；曲改先贤本意、糅杂佛心的程朱……这些人，要不要开除他们儒籍？
还是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时代所需”，秉持的还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真正大儒？
若是时代所需，那么时代在变，儒学要不要变？
俱往矣，如今的情况，如今的现实，又是王、程、朱、陆、叶、陈等等都无法解决的。
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孔孟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来创建新的、时代所需求的“义理”？
断章取义，本来就是圣人所用的办法。圣人讲诗，不也是断章而取其义吗？
那么，这义怎么取？
就像这些食物的出现、流行，里面自有一些规律，必有一些原因。
那么，是否可以从历史、地理、现实、盛衰、天文、自然中，总结出这种类似的规律呢？
更近一点说，江苏的富庶，是否能够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和原因，并且推之于全国？
使得天下百姓，达情遂欲，先富后教，而王道备呢？
这种想法，对于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权哲身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可对孟松麓而言，心里肯定是十分矛盾的。他的老师，以及学派的一些人，搞得那个乡约乡贤村社的尝试，败的一塌糊涂。
以至于孟松麓的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觉得自己学派搞得这一套东西，好像大概真的走不通。
是自己这边走错路了。
不过他也算是君子了，道德还是有的，他倒是也不否认这些年改革带来的好处，否则他也不会向权哲身推荐这本野心勃勃的小册子了。
只是，权哲身固然在之后前往南通的途中，和孟松麓相谈甚欢、大受震撼。
但等到了南通之后，权哲身渐渐体会了一些孟松麓根本无法体会到的东西。
他们抵达南通的时候，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刚刚通航，大量的船只堆积在天生港。
孟松麓不无自豪地就随口说了句。
“自改革以来，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南通，如今繁华竟胜扬、淮。原本耕为主业、织为副业。而今许多家庭，已是织为主、耕为副。一月所织，数十人所穿。”
“赵兄看到这些船了吗？都是往来南通运布的。布换粮米，百姓多得其益。”
权哲身看着那些正在装布的船，并不能感受到孟松麓那种内心不自觉的自豪，反而苦叹道：“这些布，卖到我国，我国纺布之辈，尽皆失业，无以谋生。军布之税，良人又不能不缴。辛苦种出稻米，尽数全到了上国百姓口中，我国国人耕者竟不能食米，反倒是上国传来的种甘薯的手段行于全国。一亩田，半亩为稻纳米纳布、半亩甘薯自食为餐。”
“吾师言：本国之困，自兴公伐日开埠始。”
第八零二章 工业革命（十九）
权哲身的这番话，让孟松麓有些不太好意思，显然孟松麓还不是个帝国主义分子。
只是权哲身这么一说，孟松麓也着实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讷讷笑道：“赵兄之言，兴国公其实倒不是没说过解决之法。既要天下大同，便要各擅所长。”
“譬如你国不擅织布，那为何非要织布呢？可以干别的嘛。总有一些东西，是贵国擅长而天朝不擅的，亦或者贵国更贱而天朝颇贵的。”
权哲身只是呵呵笑笑，心想那也未必。就算是种稻米，天下谁人不知，苏常乃鱼米之乡？难道这里种稻的手段，不比我们高吗？可你们这边却可以主副倒置，也不曾见你们发挥优势继续种稻米。
不过他也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把内心的不满藏在心底，又道：“孟兄，我虽蜗居边远小国，却也听闻苏南富庶。这南通原本名声不显，如今按你说，已越扬淮，不过十数年改革之功。原本江北也是多灾之地、以盐闻名。不比苏南那等自来富庶处。”
“如此，还烦请孟兄引我游历一二，见见乡村城镇、百姓民生，亦可学习一二。”
对这个要求，孟松麓倒是也没想着拒绝，只是解释道：“我说这南通州超淮越扬，既是这南通州逐渐富庶，也是因着漕盐二事致淮扬衰败。若论起来，终究不比江南。”
“不过，赵兄既想看看，倒或许可以得其中一二道理。”
答应下，便借着一乌篷，沿河渐上。
南通城的老城区，如今已经隐没在城墙外兴起的许多建筑之后，一些在老城区周边布局的新兴市镇，已然成型。
“自前朝起，人口滋生，城市渐拥。前朝便有人说，如今开辟新城是为第一要务。如今南通许多作坊，皆不在老城中，而至运河两侧方便水运之处，渐成市镇。”
“此地名为唐闸，前朝成化年间在此筑闸，因着这里有人姓唐，遂有此名。这里有四大作坊，所雇工人，不下数万。”
“其一便是轧棉厂，苏北之棉，运抵此处，在这里脱棉籽。”
“其二三便是以棉籽为料的榨油厂、以棉油为料的皂厂。”
“最后，便是梳洗羊毛的作坊。”
“梳洗所用、油皂所用的碱，这里倒是不产，皆自松江运来。这几年苏北垦荒，垦荒公司亦养殖毛羊，以为呢绒纱布所用。”
“不过如棉纺纱、毛纺纱等，工厂仍在江南。”
这些新兴起来的大型工场，也算是孟松麓嘴里“超越扬淮”的根源。
伴随着运河修通，显而易见，这里还会更加繁华。
数万人在这里生聚成为市镇，这数万人的吃喝拉撒，有可以带动更多的产业。
这里不是大顺的棉纺织业中心，但却是大顺棉花的集散中心。
其实这也真怪不得扬州、淮安，苏北适合大规模种棉，地理条件在这摆着，上海又是大顺的出口贸易中心。
就算扬州、淮安，想要转型，又怎么可能争得过南通？资本会傻乎乎地跑到扬州去建立棉花处理厂吗？
肯定是选择苏北棉花产地最近、距离出口地也近的地方。
刘钰逼迫的扬州淮安衰败，其实也就是把一个需要五十年自然衰落的过程，强行在五年之内完成，自然造成了诸多的问题，靠着暴力手段强行压住。
孟松麓介绍的这几处大厂，应该算是大顺此时最大的几座工场。但其实真正挣钱的产业，都在松江。
比如不管是清洗羊毛还是制造肥皂的碱，作为产业链的上游，就根本不在南通设厂。
至于为什么不在实际上原材料条件更好的海州设厂，则是因为这种原始的制碱法的副产物，可以用作漂白。
苏南的许多工业，可能不怎么用碱，但是很需要这种副产物的漂白剂。
很多产业，看似放任资本的自由选择，实际上还是被暗中操控的，利用上下游产业链，连监视或者审查产出数量，防止无序扩张。
孟松麓对这几座大型工场还是比较自豪的，虽然这些工场不是他的，可也并不妨碍他在谈论起这些工场的时候骄傲地扬起头颅，即便甚至这些工场在一些地方和他的理念颇为不和。
他正想介绍一些这片新兴工厂区的几处特别地方，比如“恶童感化院”、“盲流教习所”、“女工纺织教习所”等，不想权哲身对这里毫无兴趣。
权哲身考虑了一下现实，这四个工厂，自己看了毫无意义。
且不说朝鲜国是否适合种棉花，只说就现在这个情况，怕不是就算种了棉花，搞成这样，搓出来的棉花多半也会被大顺买走，再织成布匹卖回朝鲜换更多的棉花。
学这些东西，那不是自寻死路？
卖点稻米已经够惨的了，要是棉花日贵，岂不是两班贵族皆种棉花而不顾百姓死活，到时候岂不是更乱？
这苏北原本是一片草荡盐涂，自是可以这么搞。朝鲜国如何有这样的地方？
种大米倒是还好，万一出现了灾荒，还可以不出口，尽可能自己吃饱、救济百姓。
可要是改种棉花，真要是出了事，怕不是要死个几十万、百十万人？
“孟兄，这些工场，虽新奇，但恐救世之道不在其中。看亦可、不看亦可。”
“以孟兄之言，上国也有谷贱伤农、米贱伤农之争。想来，这些开工场的，必是喜欢米贱谷贱。”
“上国虽富庶，终究还是耕织为主。这米贱伤农的事，又是怎么解决的？”
孟松麓压住还准备继续介绍这里的心情，叹了口气道：“米贱伤农事，一直不曾解决。只是，兴国公改革之后，米贱之害，不如均税之利。然而均税之利，利在良民，至于佃户，多有退佃逃亡者。”
这个问题，权哲身是相当的感兴趣。
因为既然都是儒生，那么谁才是王朝的支柱，两边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那些良民，也就是自耕农、良丁、社会中坚力量。
权哲身感兴趣的，是税改怎么能做到真的有利于百姓？
为啥他们那边的税改，越改税越重、越改良丁越惨？很多政策，看起来挺好的，比如还米制，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出去稻米，按照12%的利息，已经相当低了，这怎么看都是善政，可最后搞起来全成了恶政。
将这个疑惑抛出，换来的是孟松麓长久的沉默。
孟松麓自己也不好回答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涉及到的可不只是税制改革这么简单，而是波及到诸多问题。这要说起来，恐怕就得从兴海运、废运河、取消劳役、社会分工、大搞基建容纳过剩逃亡人口、以专业的基建人口搞工程等等开始，很难说清楚。
再者，如同苏北的一些水利工程，朝廷实际上也没出多少钱。纯粹是种棉花的那群人出的，可这些人出的钱，本质又是从哪来的？钱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
再往下说，想着刚才权哲身感叹的大顺棉布倾销朝鲜国的事，孟松麓觉得自己还是不要说清楚的好。
说的太多，说的太破，甚至如同兴国公在松江府和商贾们谈话时候那样过于直白，似也容易叫藩属惊诧，离心离德。
孟松麓心想，这条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你们朝鲜国的人，也算是出了二三十里的力。
话不好讲清楚，只好道：“自兴国公改革以来，亩税皆以钱论。其实，真论起来，南通周边许多良民所纳税赋，皆由女子织机里出。”
“自苏北种棉开始，科学院又推广了铁轮织机。一些豪商，便买织机，布于乡间。又提供纱线。等到织成，再收回布匹，给予劳薪。”
“一般良民，每年所纳税赋，女子织布足以缴纳。至于粮贱，对这些良民自耕者而言，影响确实不大。他们也不需要急着卖粮，大部分都是自己吃了，原本吃些瓜菜，现在多吃几顿米，也就是了。”
“织布给钱，钱正纳税。省了商人趁着新粮下来米贱时候压价，良民怨声倒是不大。”
“影响大的，主要还是佃耕之人。”
权哲身奇道：“如孟兄所言，既是女子织布，以副为主、以主为副，那佃耕女子，难道就不会织布？”
孟松麓苦笑道：“时代变了。南通地主，见棉日贵，收地不佃，而是种棉。”
“这佃户欲租，奈何地主不租。全靠织布，若无土地自耕，生活艰难。是以他们只能背井离乡，前去做工，出卖劳力。”
“此事又涉及棉种问题。如今卖的贵的，是苏北改良的扶桑洲长绒棉。原本木棉土棉，并不甚值钱，且难成长纱，不好做大布。是以租佃以收租，这几年日渐少了。驱赶佃户，反为常态。”
“只不过，因着驱赶之后，总还有条活路。即便不能做工，还可以被人买走，迁往关东、南洋各地。是以倒是不曾出什么大乱。”
“如今南通周边，留下乡村的，或为地主长工；或为自耕女织良民。租佃为生者，所剩无几……”
“最穷的都被赶走了，乡村自然富庶了。”
“反正如今取消了人头税，人多人少，与税无关。各地官吏，也乐于将穷苦佃农驱赶出去，并不喜欢他们留在本地。”
第八零三章 上国心态（一）
权哲身当然听出来了孟松麓言语中的一丝反讽，他嘴里也就不那么干净，大着胆子道：“孟兄，其实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依你所言，兴国公所用手段，皆霸道轻重之术。天朝既为上国，当为万国表率，行王道而披天下。朝鲜小国，却不忘守礼……”
虽然在天下概念内，两个人是有共同语言的。
但终究大顺当初用过非常激进的华夷学问，这几年刘钰又在为即将爆发的“一战”做舆论宣传，孟松麓听了权哲身的话，便很是不舒服。心道你们也配提王道？
但他终究是个读书人，没有直接骂街，而是笑着引用了一段真正的霸道轻重术。
“昔者，齐国多盐，楚国多金。管仲曰：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
“齐桓遂以盐换金，得金数万。桓公遂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尽归于君。故此所谓用若挹于河海，若输之给马。此阴王之业。”
“赵兄说兴国公用霸道轻重术，以我观之，这轻重术还是贵国用的更胜一筹啊。”
一句话，就让权哲身直接破防了。
孟松麓引用的这番话，大意就是齐国不产黄金，也可能是铜，总之就是贵金属。
管仲用盐从国外换了大量贵金属，然后宣布贵金属作为法定货币，规定缴税上贡都得用金，而齐国上下手里唯一有贵金属的只有管仲和齐王，于是凭借手里的贵金属作为货币，齐王富集了齐国的大量“国民财富”。
而孟松麓之所以引用这句话，其实是在讽刺朝鲜国的军布政策。
管仲用盐，换了国外的金，再宣布不管是朝贺、纳税等，都得用金，于是金贵，朝廷手里的金能换更多的东西。
你朝鲜国搞还米制，用米换大顺的布，再宣布军布税继续保留，良丁继续用布纳税，于是不得不买布。朝廷手里的布，就能换更多的粮食。
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到底谁在用霸道轻重术？你这哪王道呢？
至于说刘钰到底搞没搞轻重术，孟松麓心里其实也明白，确实是搞了。
尤其是对外政策上，孟松麓也不得不承认，大顺确实是用的霸道。
霸道并不代表非得刀枪剑戟。
齐桓公当年问过管仲，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
管仲曰：朝鲜不朝，请文皮、小服而为币。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齐桓公说，朝鲜不来朝贡咋办？
管仲说，简单，朝鲜国盛产毛皮、貂，那就把毛皮和貂，拉进经济体系之中，给予很高的经济价值。把他们的文皮、小服拉进经济体系内，你看他来不来朝贡？
而大顺对朝鲜的政策，也确实是这样搞的。通过开埠，强行把朝鲜国的人参、貂皮、纸张、鹿茸、粮食等，拉入了大顺的经济体系。
粮食还好。
这人参、貂皮、鹿茸等的产业链，面向的就是大顺市场。深度捆绑之下，不朝贡也得朝贡，根本不可能搞大顺之前那种纯粹小农内部循环的模式。
当然，这种方式，肯定不算是王道。但大顺开国所塑造的学术环境，一个个慷慨激昂力图洗刷前朝末期的文人羞耻，要说对外政策上，孟松麓嘴上说支持王道，但内心对这种轻重术的霸道手段，还是比较支持的。
而且这件事，牵扯的是藩属怎么看待大顺的问题，大顺肯定是有自己的政治正确的。
总不能说藩属说你行的不是王道、我们才是王道。大顺这边的儒生不可能就赶紧点头，没错，你说得对，这朝廷已经不是王道正统了，你赶紧过鸭绿江来建设王道乐土吧，我们易服欢迎。
总归这些年在江南的经济变革所引发的学术思考中，对天下这个概念、以及怎么维系天下，至少得有半数的儒生对刘钰搞轻重术霸道，是避而不谈的。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说。
不会闲着没事干拿这个搏名。
一来搏不出来。
二来容易被那些大商人、参与到贸易中的转型士绅，雇一群流氓打一顿，再写书唱戏抹黑。
当然这是对外的。
对内的话，江苏的读书人群体，对有些事也是一种看破不说破的状态。
比如盐政改革之后，松江府取代了扬州，成为了五省盐业的物流和金融中心。
固然说，朝廷从盐税里征了一笔税。
但终究是官督商营，新的一批盐商群体依旧获得了足够的利润。
而获得的这些利润，又投资到了江苏省内。
比如苏北的海堤、水利工程，至少三分之一的投资，其实源于五省的老百姓吃的盐的钱。
相当于抽了五省老百姓的钱，修了苏北的海堤和运河。
再比如关东的大豆种植业，苏北的棉产量蹭蹭地上涨，那几乎都是废话。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豆价压得低，棉才有的赚。
省内众人都得了好处，难道蹦着高说这不合理？这不合王道？
虽然一部分人很怀疑，刘钰之所以非要废掉扬州，让盐业中心和轻工业中心重合，有可能是为了将来某一日，借助盐业的运输渠道，把苏南的轻工业品一并运出去，借用盐业形成的成型的运输线和市场范围。
但现在也只是怀疑，至少此时还没看出来确实准备这么办。
是以好处大家都得到了，又会有几个人站出来把话说破？
反正现实就是这么个情况，自耕农以上生活水平整体都有所提升。
本身大顺的自耕农和英国那边又不一样，英国圈地所影响的那些自耕农，是靠“公地”维系生活的，圈了公地，只靠自己那点自留地肯定是活不下去；大顺江苏的自耕农，是靠男耕女织维持的，别说公地了，公池塘都早就私有化了，只要维系女织不破，受影响最大的终究还是自耕农以下的佃农。
织机下乡，外部掠夺，稳住了江苏的自耕农，毁灭了江苏的佃农。士大夫对佃农的态度……也真算不上关注，甚至基本都不算在“民”的范畴内，尤其是取消人头税役之后，基本开除民籍了。
总体上，刨除掉受影响的扬淮运河的一百五十多万人，刨除掉广大的佃农，刨除掉被抓去流放到东北或者南洋做苦工契约奴的，刨除掉被迫钻进工厂梳毛搓棉的……基本上在“民”的范畴内，刘钰做到了让“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
本身孟松麓等人的乡约乡贤村社的尝试就已失败，对一些原本的义理想法本就已经有所动摇，或者说至少在江苏这里是有所动摇的。
刘钰写信讽刺他的老师，说他们学派假装天下最大的矛盾是人均百亩地吃不饱。但刘钰的办法能不能用在全天下？显然也不行。但至少在江苏，现在看来，效果尚好。
不管是出于内心信仰动摇，亦或者是涉及到国朝与藩属，总归孟松麓并不吝啬直接讽刺权哲身，认为说大顺行霸道轻重术，至少朝鲜国是没资格说的。
一边是信仰的天下道统。
一边是现实的朝廷国家。
不过一个是施加霸道轻重术的，另一个是承受这一切的，心态便大不一样。
权哲身对于孟松麓指责朝鲜国也在用轻重术以剥民一事，并不否认，反而非常支持。
“孟兄所言极是，正是因为小国用轻重之术，不行王道，所以才会民不聊生。若行王道，又何至于此？军布法、还米法，就是我辈意欲废弃的。奈何朝中奸臣当道，蒙蔽王听；忠贞之士，多被流放。”
“正道不行，邪佞则生。孟兄不愧上国之人，一眼看破，正是如此。实不相瞒……”
权哲身见孟松麓对朝鲜国颇为了解，而且全然点破了他的身份，也就没有保留，将自己的真实名字、师承何人，一一说出。
待其说完自己的师承，孟松麓忍不住扶额一声，嘴里说了句客套话，心里却并不那么客套。
“原来权兄师承李星湖……先生亦曾读过令师的书。”
嘴上这样客套着，心里却想，也不知道你的老师这些年的想法是否有什么变化，要真还是原来的想法，我看也是没什么用。
孟松麓所属的学派，确实是有志于搞土地改革的。伴随着大顺伐日、开埠，同文化圈的书籍也传过来不少，想着开卷有益，择其善者而从之。
程廷祚倒是真的看过李瀷的书，但看完之后给孟松麓等弟子的评价就是……于本朝，无甚大用。
首先在上层建筑上，程廷祚给的评价非常直白——此人为耶教所染，其义不纯。
因为这一套上层建筑，过于明显。大顺这边的人，看过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的大儒多了去了。
李瀷搞得上层建筑里，提出了个草木之心、禽兽之心、天地之心的说法。
程廷祚一眼就认出来了，评价说这就是把亚里士多德的那套草木下品魂、禽兽中品魂、人之上品魂这一套东西，套了个心性义理的马甲。
颜李学派传承的是儒学，程廷祚更是老早就对“岛夷”充满了警惕，知己知彼方可战，利玛窦的书他早就看过，这一套亚里士多德的三品魂环说辞，自是一眼识破。套个马甲难道就不认得了？
上层建筑上，就觉得对面不纯。而下层的制度构想，看过之后，也是觉得过于天朝卵用没有。
程廷祚的评价就是闭门造车果然不行，偏夷小国，耗费二三十年思考，得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几乎复制了宋代林勋的《本政书》。
程廷祚在弟子面前的评价，就挺刻薄的——好比重复但独立地写出了《三字经》。你说他没学问吧，不对；可你说有意义吧，也不对。
第八零四章 上国心态（二）
不过程廷祚倒也不只是单单嘲讽，而是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朝鲜国的情况、制度等，虽只是粗略了解，但李瀷在他心里的评价也算是稍微上升了一些。
只是说，于天朝毫无用处。但立足于朝鲜国的特殊情况，倒也不是不能用。
为此还借这件事教育过孟松麓等弟子，就说刘钰在江苏省搞的改革，虽然卓有成效，但是未必适用于全国。
如同朝鲜国李星湖的想法，虽然在你们看来颇为可笑，但考虑朝鲜国之现实，就又不同。
总归，李瀷是连货币都反对的，而且要恢复的是极为麻烦的授田死后退田制。
这些，肯定是程廷祚等人无法接受的。颜李学派的土地思想，是依托在大顺货币白银化、商品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等现实之上的。
朝鲜国才刚刚开始出现货币、高利贷、土地兼并等问题。
当然，在上层建筑的义理、心、性、气这些问题上，颜李学派还是直接把李瀷打成了异端的，而且认为是被西学所染的那种异端。
权哲身这么一说师承，孟松麓顿时就明白过来，为啥权哲身非要去自己学派搞得那个乡约乡贤村社去看看了。
两边都认为要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
但……但具体思路上，两边差异是巨大的。
孟松麓知道对面学派的人，把钱视作“妖物”，是反对朝鲜国发行货币的。
但孟松麓这边搞得，肯定是以认钱为基础的。
学派南传之后，对工商业的认知还是建立在白银货币的基础上的，王昆绳对工商业的态度也是“按照纳税额授勋、给品级虚衔”，其实也就类似于按纳税多少定什么级别的大会代表；而且也是支持房屋税、城市土地出租盖房收税的。
虽然因为当初圈地的时候没钱，只能和其余学派的人联手，又得了一些大儒的资助，在具体政策上妥协了不少。
但孟松麓心里很清楚，自己学派搞这次尝试的原因，主要还是尝试学派内部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种种看法和尝试。
虽然刘钰讽刺他们是复古演出，假装不知道天下最大的矛盾不是人均百亩地能不能吃饱的问题。
但嘲讽归嘲讽，他们学派圈地尝试的，主要还是那几个学派内部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如，人岁数大了，六十岁不能耕田了，又无子女，所分之田于其余人耕作，得其半获，可乎？
比如，家里孩子幼小，是否可以分给孩子二十亩地，让人帮着耕种，小孩子上学，若是能进学有了俸禄自把田退了；若是不能进学，再授田？
比如，人口滋生之下，怎么怎么长久地保证均田的公平？
是24万亩土地，预先留出来十万亩撂荒，以为将来再授田用？
还是说将好地、坏地分开，好地授田50亩、坏地授田150亩，等着把坏地变为好地，再收回去重分？
比如是否可以复行宗法制，嫡子传承父母的土地，而次子等出海去南洋等地开拓，开拓的钱，由继承了父母授田的嫡子出？
再比如收税到底是直接问每个人收税，还是复井田制，空出来一块专门的公地，由私田农夫耕作后作为赋税？
这些东西，都是学派这些年对土地政策的“设想”。
反正刘钰嘲讽了他们之后，程廷祚对孟松麓说，兴国公嘲讽的虽有道理，但实则不然。
他用了大顺九宫山之前“均田”的口号举例，说就算当初太祖皇帝均田了，那么怎么均？
均了之后，又怎么保证日后不会重复过去的兼并？
具体到乡村的政策、赋税的政策、授田的政策，哪些是空想、哪些是可行的？
是以，我们的尝试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先不考虑怎么让地主退田给佃户、或者是赎买、加税、官田减税私田加税、亦或者强制征收等等问题。
我们应该先尝试土地制度怎么杜绝之前的顽疾。
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之后，再去考虑怎么解决把地主之田退给佃户的问题。
简言之，现存的颜李学派认为，天下确实存在不公平、不合理，但我们应该先找到公平、合理的方向，模式、制度，然后再解决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
如果说，这24万亩土地上，都不能保证我们设想的土地制度可以维系，那么也就不用去想天下均之这个问题了。
而且，他们也认为，确实，经过改革之后，江苏的民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这种制度，是否有江苏特殊性的缘故？是否可以推行于全国？不管是运输、交通、海运、气候等等，刘钰在江苏省搞得改革，是可以天下通用的？还是仅限于一省之地的？
最简单来说，大量的盐商资本，五省盐之利，这些东西，别的省是否有？
百十万人的大迁徙，居然没有造成大规模流民起义，别的省是否也可以？
佃户退佃逃亡城市、逃亡海外，换个别的地方，是否容得下？
在被刘钰嘲讽之后，程廷祚和孟松麓说的一些话，其潜台词是“王朝没有永恒，如果兴国公的改革不能挽救天下，那么将来再有推翻桀纣之辈揭竿而起的时候，当他们喊出均田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尝试可以让他们不再是空喊口号，而是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天下通用而非一省一州可用的制度。”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程廷祚认为，自己的尝试，就是可以立言千古的。
非一时成败可以评价的。
至于复古，对他们学派来说，只是幌子。
井者，均之托古也。
是以，固然因为有泰州学派的残余势力加入，但在一些方向上，看似走的是何心隐聚合堂的路子，但一些内核并不是。
甚至伴随海外的扩展，当初孟松麓和孟铁柱争辩时候被嘲讽的那句“复宗法制、嫡子承地纳开拓税，次子庶子出海拓地”的想法，也算是他们试图尝试的思路之一。
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是绝对不会认为钱、货币，是“邪物”的。也压根没有真的准备去搞被刘钰嘲讽了好几次的“夫田百亩”的天下通用之法。
至于刘钰在江苏的改革，他们学派的评价……用程廷祚的话讲，叫兴国公知道天下的主要矛盾是啥，可他也压根没解决呀。
【他那哪是解决问题啊，他是把佃户解决了】。这是颜李学派嘲讽刘钰的。
也算是和刘钰对他们学派的评价相得益彰了——【你们明知道主要矛盾是甲，却假装矛盾是乙，然后想尽办法解决矛盾乙】。
两边虽然互相呲牙嘲讽，但整体上关系却又没那么僵，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关系。
既互相认可一部分、又互相嘲讽。
这种矛盾的心态，体现在孟松麓身上，便很明显。
一方面，在介绍这边改革成果的时候，言语里不乏嘲讽，说刘钰的改革是“最穷的都被赶走了，剩下的自然富庶了”。
另一方面，当权哲身指责刘钰搞轻重霸道的时候，孟松麓又站出来辩护，顺带着嘲讽一下权哲身说你们搞的才是真正的轻重术。
甚至隐隐有说刘钰这是传承了孔夫子“先富后教”的想法，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真正的儒生，只是刘钰不知道而已。
毕竟，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至于先富后教，到底是个纯粹的先后前置关系，还是不纯粹的递进并行关系，这就看怎么理解了。
这种情况下，权哲身自曝自己的身世、师承等，孟松麓嘴上说的客气，心里琢磨的却是……
理论构建，或者说通用的、文化圈普遍适用的土地政策的尝试，你们就不要来了。不然又是一场重复且独立写一本《三字经》的事儿。
还是引领去看看实际点的东西，学学实学、技术吧。
等我们这边自己搞出来了理论构建和制度，你们跟着学就行了。
这倒不是嘲讽或者瞧不起，而是纯粹地相信先生的评价，认为朝鲜国最终还是要走到大顺这一步，而且某种土地制度一定是文化圈通用的。
既然大家都是儒生，你们也就不用自己再搞一套重复尝试了，还是追一追，先把农学水利等，追到这边的水平再说吧。
再一个，也确实有点文化圈母国的上国心态：道的事，轮不到你们，我们来解决道的问题；器，才是你们首先要学的东西。
既然是同在文化圈内，如果这边都解决不了儒学改革和土地制度完美构想的问题，你们那边也解决不了——显然，现在藩属想跳出文化圈另寻他法，已经很不现实了，因为另一股势力被挡在了马六甲外。
在这种虽然奇怪、但非常容易理解的心态下，孟松麓领着权哲身在交通便利、纺织业发展极快、临近城市种菜也能赚钱、用豆饼喂猪堆粪、受到冲击最严重且佃户基本都被逼着退佃打工的老运盐河周边的乡村转了转。
在这等故意选择的富庶区一转，直接把权哲身的心态彻底转崩了。
“上国富庶，竟至于斯？”
第八零五章 上国心态（三）
让权哲身心态崩溃的开端，就是他和孟松麓走进运河边的一家农户，推开门进去，就看到农户在用豆粕和杂粮喂猪。
似乎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
但实则是可以直接让人心态崩溃的大事。
权哲身跑到猪圈旁，伸出手抓了一把木桶里面黏糊糊的猪食，捧在手心，双手颤抖。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这只是一句话。
就像杀人这两个字一样，表于文字，并不可怕。可看到杀人这两个文字习以为常的许多人，其实连杀猪的血腥场面都未必能够承受。
当这句话不是以文字，而是以直观的画面出现在权哲身眼前，便只余下了颤抖的手。
孟松麓带来来看的地方，不具备普遍性，但却为将来的普遍描绘了一个未来。
这里是南通几个大棉、毛产业工场区的周边；是汉代运盐河通往长江的闸口；是大顺工业革命织机下乡最先普及的地区；也是苏北豆类肥料的必经中转区。
这里的人养猪的理由，很简单。
养猪别看赔，回头看庄稼。
这是苏北的俗语，猪粪肥田。
而除了这个俗语之外，周边大工场区对猪肉的需求，也使得养猪可以卖个好价钱。
原本这里的环境，限制了养猪业。因为割猪草的空地都没有。
而现在，杂粮和豆类，养起来了这里的养猪业。当然，也包括苏北的羊、高邮的禽鸭、黄淮的马匹和牛。
也当然，在遥远的西北、西南、甚至中原黄河区、安徽淮河上游灾区，真的是有涂有饿莩而不知发的情况，也真的和这边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毫无意义。
因为，运不过去。
资本听到那地方粮价暴涨，等消息传来、再收购了粮食、再运过去，可能第二年的种子都发芽了。
朝廷手里那几个鸟钱，以及运输能力的限制，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鼓励当地士绅商人捐粮。
而这种鼓励不可能只靠善心，肯定得给好处；能给的好处，只能是给予生员和贡生之类的身份；给了这些身份，又会加剧当地的地方势力挤压良民……
但这些东西，权哲身透过双手捧起的猪食，是看不到的。
他看到的，只有上国富庶的震撼。
原本历史上，星湖学派一分为二，左右分野，也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使得很多人被流放到了农村。
亲眼目睹了商品经济发展、货币通行、土地兼并开始出现、自耕农破产、大量农民已经不得基本生存的惨状。
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又进行了一次内部分裂。
权哲身试图搞儒耶合流，把宋儒理学宗教化，把宋儒的敬斋箴、四勿箴、夙夜箴、乡射礼等，搞成弥撒仪式和礼拜。意图靠完成宗教化，和仪式化改革，在基层传播儒学，走的是类似泰州学派大手子都去世后打油诗传儒道的路。
权哲身的弟子丁若镛，走的是墨子线。将天鬼人格化，认为天有人格，否定理即为天，而认为天至高。昊天之下，人皆平等。人兽之别在于劳动技艺，于是搞起重机、水车、种痘、武器、织机。
这种分化此时还未发生。
但伴随着大顺对外交流，尤其是对同文化圈几国的渗透和贸易，江南地区的一些大儒，尤其是极端反对西方宗教的大儒，已经感受到这种危机了。
尤其是知道了日本那边的岛原之乱等事件、以及看到朝鲜国能入眼的大儒义理里已经掺杂了西洋概念后，更是如此。
孟松麓所属的学派，因为其本身的学派特性，对这件事又十分看重。
他们学派提倡实学，但实学水平和刘钰搞起来的新学这种直接成体系的实学，又差了挺多。
大炮、军舰、良种、水利、机械，这些东西，他们学派并不能引领。
技术和文化制度意识形态，是两条腿。
一条腿明显不能主导，那么也就使得他们学派如今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这些上层建筑。
在“天下”这个观念里，他们需要搞一套东西。
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一定能解决同文化圈内几国的问题，不至于让同文化圈的儒生，不是往基督教上跑、就是往诸子异端的路上跑。
那他们为啥往异端和异教的方向上跑？
因为此时的上层建筑构建出问题了，无法指导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和现实脱节了。
而同时，大顺现在的特殊情况，以及江苏先发地区的特殊情况在这摆着。
救亡图存？这四个字，实在离得太远。
技术进步？这四个字，他们无法引领。
而且实学人才，大顺现在很多，前些年要搞星表月距图，很容易就找了足够的数学水平合格的脑力劳工。
这和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打了一顿、被迫融入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国际体系中时还不一样。
那时候儒生搞得普遍主义，是受到西方先发的意识的极大影响，是往上靠而不是自发重构。
现在这情况，最优秀的真正有信仰的儒生，要搞的恰恰是不普遍、但又不能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重构。
不只是要能在大顺适用。
而是要继续做文化圈母国，引领周边那几个正牌的、受儒学影响较深的藩属，找准前进的方向。
而不是让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不是去找基督教、就是去找异端。
这也和大顺之前捧永嘉永康学派有关。
官方捧起来的学派，对于宋明理学心学的态度，是认为他们虽然是为了和反击佛教而搞得，但是搞得过程中，却按照佛教的那一套心、性、理之类的玩意去搞，甚至曲解孟子说的心性之类的东西。
对抗是对抗了，但自己其实也被污染了。
而这种态度，延续到大顺禁教，更是直接切断了儒耶合流、以耶补儒的可能。
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这是绝对错误的。
是以，当初程廷祚看过李瀷的书之后，直接就给了个“被西教所染”的定性。说李瀷的三心，纯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魂环套了个皮。
加之从古文尚书考证开始，加上反理学的风气，也使得大顺的一些有志于“立言”的大儒，找到了机会。
正本清源，回归汉经学、再从汉经学退回到夫子述而不作的周公原典，破除宋儒的种种，反倒使得创新有了极大的可能——周公为圣，孔子为师的新儒庙，也就坐实了道统就在夫子述而不作的原始六经之中。
任何“宗教”改革，都是从复古和原教开始的，但复来复去就奔着创新去了。
是会创出来新的，或者会不会复来复去复成原教旨？
对这边来说是有固定答案的：原始经书的字儿太少，句读自解，所以复不成原教旨。
比如“先富后教”，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是富了就能知礼节？还是富到某种程度再教化？还是富和教化是关系递进但时间同步的？这还只是三个最简单的理解。
此时大顺先发地区的儒生，派别多样。
但颜李学派的立派之本就是实学、土地。
实学，实际上颜李学派传到现在，已经基本放弃试图主导了。
不管是战术、军事、枪炮，还是农学、天文、算数，扛起实学这个大旗的，是别人。
而且这些年下来，他们学派发现也确实扛不动这个大旗，现在扛大旗的是科学院。至于武术……七步之内，短铳又准又快，孟松麓腰间早就把剑换成火枪了。
于是，土地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就成为颜李学派努力要搞的方向了。
这种儒生的责任感，是胸怀天下的。
而胸怀天下，又因为大顺现在西复西域、南下南洋、东臣倭寇、北抵罗刹，着实又没有救亡图存的空间。
衰落危亡之际的胸怀天下，是胸怀中原、国族。
盛世扩张时候的胸怀天下，是要搞出来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四处传播的。
于是，在这种“盛世”下的胸怀天下的天下，就是整个儒家文化圈。
在意识形态上，要让儒家文化圈的藩属，不要再试图从异教、异端那边寻找救世之路，作为文化母国要担起这个上国责任。
在土地制度上，要搞出来一套适合儒家文化圈的土地制度，并且能够解决艰难的土地兼并问题。
或者说，把“均田”，从口号，变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非空想的制度。
是造反呀，还是改革呀，亦或者指望赎买呀，这是软弱性和幻想性的问题。
造反之后具体怎么均田、改革之下具体怎么均田、或者赎买之下具体怎么均田，这是空想和局限性的问题。
这是不同的。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上国心态。
遣唐使该怎么操作，而不至养虎为患，那是一回事。
人家是派遣唐使，还是派访欧少年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以这种特殊年代、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上国心态驱动下的孟松麓，虽然嘴上对刘钰的政策也颇多讽刺，但他还是领着权哲身去看了长江以北最繁华的农村地区。
以这家人为例，女人织布，男人种菜，供应工坊区，完全的融入到商品经济当中。
以这个村为例，佃户都被退佃驱赶，剩余的自耕农以上，半数以上的男性，也从事与纺织有关的行业。
算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先实现了狗彘食人食的地区。
只要东北、南洋地区还在手里，大顺的海运还正常，那么这里至少在几十年内可以保证狗彘食人食。
因为铁轮脚踏飞梭织布机下乡配合农村经济，能顶到原本历史上一战时期的机织布都无优势，甚至压榨潜力更大——进工厂，还得保证能吃饱、还得提供住处呢。小块份地配手工铁轮织机，理论上压榨的上限更高。
不过现在是上升期，几场战争打出来了巨大的市场，不怎么卷，倒还没到极限压榨的时候。是以小日子过得真的是不错。
第八零六章 上国心态（四）
反正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东北豆产区种不了棉花，又是人均需棉需布量最高的地方——淮南盐工可以赤着，光脚，不穿裤子；东北最起码也得有双棉鞋、有条棉裤、有个帽子有身袄。这不是“节省一下、克扣一下”就能节省得了的，哪怕那些圈地种豆的资本，也得保证干活的劳力在冬天活着。
南洋种植园倒是热，但赤膊是温带的特权，热带种植园干活，也得穿衣服，否则也容易死。包括且不限于中暑、蚊虫、叮咬、严重晒伤等等。
河北地区倒是有可能种棉花、兴纺织，畅销于关东、蒙古、河南。但大顺马上就要打印度了，河北种棉花搞纺织是没戏了，除非这边的纺织业吃不下了，才有可能把棉花漏到华北平原。
广东从地理和海运上，棉纺织业似乎也有可能大发展。
但广东被刘钰坑的不轻，现在正忙着擦贸易中心北移之后的一腚屎，珠江航运、五岭古道运输业、粤锦原材料湖丝被苏南垄断不再南运，丝织业崩溃，一大堆的麻烦事呢。
随便来几波起义，残余的资本肯定如被刘钰故意坑的扬淮资本一样，逃到苏南、上海。
毕竟资本长腿。
是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倒是也不用担心江苏模式失败，从而被打脸。
权哲身在被震撼之余，也想过，这里毕竟不是江南。
这里已经如此，江南又将如何呢？
激动与震撼之后，权哲身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这边的日子看起来挺好过的，那为什么孟松麓等人搞的乡约村社尝试，说不甚成功呢？
这边都能过好，那边为啥就过不好？
这个问题一问出口，孟松麓略微愣了片刻，最后给出了一个颇具改革多年后的苏南特色的回答。
潜移默化多年，一些经济上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围绕着刘钰的那一套东西。
“资本不足。原来交通不便。”
“现在运河修好了，水利、海堤等基本完工。最难的日子挺过去了，但是现在欠了大笔的钱……我们没完成原始积累，在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修通、基建打好后，谁都知道马上就要变好了。但所有肯借钱给我们的，都要求我们拿土地作为抵押，为了将来收地。”
“这里村子里的人，是男耕女织，但又不是男耕女织。织机不是她们的、棉纱不是他们的、织出来的布也不是她们的。”
“所以我说，这是男耕女织，但又不是。”
“这里的基建，是汉时孝文帝时候完成的。这苦，是孝文皇帝时候的吴人吃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而从阜宁到南通的基建、海堤水利等，要我们自己承担，前人没留下什么。我们当初只顾着圈地大小，圈了24万亩，资本不足，之后的基建中元气大伤。”
“等着基建完成，运河修通，也没钱去买铁轮织布机。”
“兴国公的产业扶植低息贷款，审核严格，他直接出面给否了，坚决不贷给我们……”
说到这，孟松麓心里也是有些不爽，觉得这就不公平。
那些在苏北地区圈地的资本，就不需要考虑自我积累的问题。
靠着海外贸易、盐业利润等早早完成了原始积累，不管是水利还是海堤运河，都是前期投资，赔钱货。
可人家赔得起啊。
撑过了基建运河这段时间，眼看着淮南的圈地棉田就要起飞。
南通地区的纺织业资本，也会沿着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一路北上，不断渗透瓦解，将更多的运河沿岸的男耕女织，变成现在这种奇怪的男耕女织模式。
当时乡约村社的尝试，就是复古制的。
是均田授田的，要靠程廷祚提倡的“泛爱”和儒家的家庭伦理为单位，靠乡贤乡约为基石，泰州学派当年的聚合会为模型，搞出来的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如今到了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走，掺和进来的各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就拿现在权哲身看到的这个村落里的情况，没被赶走的，留在村子里的，还有四百多户，这是个大村。
全村涌进来六百多台铁轮织机，但这些织机都不是村民的，而是资本的。
靠村民自己买，猴年马月能买到？
程廷祚不是没考虑过，让乡约村社的各家出一笔钱，买几台织机。可这个想法有很大的问题。
织机买回来，归谁？
收入归谁？
布是内部用，还是去卖？
织布的人，得多少钱？
各家各户是独立的家庭，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诸多矛盾。
有部分复古派说，不如仿照明初模式，搞匠户制。乡约村社出人，做专门的匠户，每个月完成一定数量的织布量。
但这个想法提出来，在内部就被否了。
当初一激动，圈了24万亩土地搞尝试。
税照常缴。
水利工程的费用，照常出。运河挖掘，也是苏北圈地区按照圈地数出三分之二的钱，禁止商业资本投资防止日后收过水费。
激动之后，处处缺钱。
而且在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修成、淮南圈地基本全面完成之前，松江的商业资本也压根不想给他们贷款。
抵押物是有的。
但是，这抵押物纯麻烦。
垦荒公司可以贷款，而且贷的很方便，因为地是垦荒公司的，上面干活的是雇工。
真要是收地的话，直接收地，自己经营就行。
而这个乡约村社，是授田于民，使得制民恒产的。
当初淮南圈地的时候，因为盐户产权问题，就惹了一堆骚。
资本之前是一点都不想把钱贷给这个麻烦的村社。
真要是还不上钱收地，稳固了小农生活的农夫，肯一无所有去做雇工？
到时候闹将起来，不够麻烦的。
又是穿着寿衣去县衙、又是割肉断指以明志的，这谁受得了？
别说不一样，当初盐户对草荡，还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但还不是一样闹了三五年，动了军队才镇压下去的？
然而，伴随着运河修通，淮南圈地基本完成，土地的价值激增。
资本考虑了一下将来收地的利润，考虑了一下收地可能造成的麻烦，利润战胜了麻烦，现在自然肯贷。
刘钰之前倒是给程廷祚提过意见，说你可以效仿淮南别处圈地的地方，搞成这种公司模式。
大不了，你对百姓好点，利润多发给百姓点，也比你现在搞成四不像这样强。
或者是，更激进一点，产皆共有。
搞成公司模式，最起码能把资本聚集起来，增肥土地、种植棉花、发展纺织，一点点积累资本，完成产业升级。
现在搞成这种四不像模式，当初早就说过，淮南盐垦搞小农模式，只会让土地退化，三五年就反盐，你们偏不信。
而且等着将来工业革命到来，又几乎是和基建完成同时的，你们到时候根本没有资本进行升级。
就算运河修通，资本沿河北上，广撒织机下乡。
可自己集资买织机得的利润，和用人家的织机、承人家发下来的纱线那点钱，能一样吗？
当初就那么搞，先从种粮升级到种棉，再从种棉升级到织布，至于搞的这么狼狈吗？
而且当时刘钰也说的很明白了，淮南圈地的那些人的资本，你们比不了。
那些资本是靠搜刮五省百姓的盐利、靠拿到了大顺伐日下南洋几战的红利完成的血腥积累。
你以为朝廷当年伐日本，真就是为了琉球那点事？还不是贪图日本的白银？
五省的老百姓从盐里，朝鲜日本南洋的百姓从布里，欧洲那边从瓷器丝绸茶叶里出了这笔钱，你们又没有这笔钱，这么搞肯定要完。
当然，这里面刘钰起到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作用。
理论上，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职，或者为了树立样板，减免淮南五年大基建这个乡约村社该出的钱，甚至给予低息贷款。
但这个样板，一点都不是刘钰所喜欢的。
本来就各种嘲讽，还嘲讽说他们是在玩复古演戏过瘾，自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减免。
一群人，五年之内，要从零开始积累各家的资本。
还要承受淮南的整体大基建。
还要承受伴随运河修通的纺织资本北伐，把运河区都拉进织机下乡区。
这要是能承受得住，那可真是要把经济学问都改写了。
反正这一套是刘钰乐于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复古空想的胜利。
至于孟松麓因着权哲身看的南通周边的富庶区，也确实如权哲身所言：基建的事，当年汉高祖的侄儿、吴王刘濞的时候完成了。
反正是当年修运河的人都死快两千年了，之前朝廷的徭役修河也一直没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不一样。
这地方的人自然是过的美滋滋。
而淮南基建的钱，用的也是五省盐利、海外他国百姓的钱，那些圈地种棉的大资本也不艰难。
挖河也不用他们出劳役，一大堆被从乡村赶出来的佃户、以及扬淮衰败之后的流民。
这件事，孟松麓等人只是觉得不公平，但可没有对刘钰有太多不满。
三五年大基建，在基本不伤民的情况下，愣生生搞出来一套平行的“范公堤”、一套从淮河到长江的新运河，这功绩陪祀淮南各地的范文正公祠，总是够了的。别处的范公祠肯定不够格，但淮南的范公祠主要还是泽被后世的范公堤的。
至于扬州衰败，他们学派的态度也只是略微惋惜。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盐改的事，程廷祚和吴敬梓因为大义、小义的事闹掰。
孟松麓可能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对经济的分析，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分析模式。
他也没觉得这有啥不正常，而是试图把这种崭新的经济分析思路，和原本的儒学融合起来。
反正权哲身是要去乡约村社的，与其到了那之后慨叹“上国不过如此”。
还不如先看看这些繁荣地区，生出上国富庶的感慨，再打打预防针，说清楚乡约村社面临的特殊情况。
而且，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权哲身的提醒：先富后教是夫子的理念，这是论语可证的。
而想要富，先挖河。
既通交通、亦为水利。
不过，这本身也是儒学的一个现实困境：以朝鲜国为例，假设，如果用轻重术聚敛钱财，然后修水利、挖运河、置灌溉。对，还是不对？
这就又涉及到了儒学从宋以来的学派纷争，或者说此时大顺儒学界的影射显学——“管仲”，到底仁不仁？
影射显学的那个“管仲”之外，真的那个管仲仁不仁，这还涉及到追述先王之道，追到哪？
是追到周孔？
还是追到孔孟？
还是追到孔荀？
第八零七章 上国心态（五）
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江苏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广的？
亦或者，江苏的改革，只适用于江苏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学派还折腾什么呢？不管是富民，还是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在别处就不行？
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标准答案”，回道：“若只说江苏一地，闲民，未必是坏事。”
“知江苏一地，政抑闲民，其义非也。所谓闲民，先儒之谬说，夫闲民不可少也。”
“有闲民，然后佣赁可得也；有闲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闲民者，或助力于农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刍收。”
“其筋力劳苦，有甚于常职之民。”
“先儒以为，闲民者，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故曰闲民，此真大谬也！”
“先儒枉疾此辈，每欲惩之酷罚，岂不怨哉？”
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在对着虚空输出。
先儒所言的闲民，和现在的闲民，本质上没啥区别，但社会基础的变化，使得发生了区别。
什么是闲民？
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没有“常”职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在工厂里做工的，在码头上扛活的，其实都是“闲民”。
说是农，有地吗？
说是商，有产吗？
说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任何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就叫闲民。
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对先儒而言，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也没有个常职，这不是“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是啥？
而现在……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和现实脱节”了。
农圃、工商、刍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掌管山川林泽，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业、林业附属的狩猎、采集、药材等行业。
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正名”，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
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就考虑过。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多出来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那时候百废待兴，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
他不是没想过，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虑“转业”，为士、为商、为工等。
但那时候，他认为，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士、商、工，能容纳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死结，使得李塨最后搞出来一个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亩、劣田百五十亩，待劣田变好田再均分五十亩……
实际上，其实这个问题，就算此时的江苏，也压根没有解决。
单单扬淮等地的大约一百五十万人，也压根不是全都成为“无产”的闲民。
而是绝大多数，不是被扔去了东北，就是扔去了南洋，外加大约四万平方里的盐荡区，以及靠着大量的基础建设维系着这些“闲民”有事做。
改革可不是只涉及到扬淮地区，江苏几府，都有不同的问题。
数量可绝对不止一百五十万人，实则更多。只不过因为扬淮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漕运业和盐业，两大支柱产业都被刘钰废掉，而且是在数年之内完成的，问题之大可想而知。
其余府县的问题，只是相对而言，没那么激烈而已。
此时世界就是这么个现实，百年前荷兰一小片地方想吃饱，就直接引爆了欧洲为争夺市场的几场战争，英法西轮番下场。
江苏这么多的人口，要是超半数都是“闲民”，而且暂时有活干饿不死，闲民没变成起义军，那估计得吃下半个世界。
刘钰非要联法打印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变革，必要死人。要么孟加拉大饥荒，死掉一千五百万人，瓦解掉原本的棉纺织业经济，让大顺的闲民有事做而不是选择起义；要么大顺自己死人，内战爆发，农民起义，死个七八千万人。
不是死别人，就是死自己。
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运河一废，别的地方不提，别的行业不提，单单扬州府的五六万运盐工，和其家属大约二三十万人……反正现在是消失了，不存在这个群体了。
未必是被杀了，而是对一个脆弱的家庭而言，忽然转换职业、离开故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苦痛。
对朝廷而言，这是“代价”。
对江苏的激进改革，皇帝能够支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初废运河时候讨论过的“黄河”问题。
治河，必废漕。
这是共识。
那么，废漕，就能治河吗？
显然，不能，黄河也是此时的大顺配治的？黄河向往哪跑就往哪跑，最多也就是修修补补。
那么，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什么？
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黄河治不了的，夺淮入海近千年，已经淤积的过高了。
决口北上，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如同西洋故事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以这个现实为前提，皇帝就必须考虑，如果不废漕运，一旦黄河决口，漕运堵塞崩溃，会出现什么情况？
漕运断绝。
中央政府失去粮食和江南的白银。
百万漕工无业，起义。
加上大水灾造成的百姓生存，北方起义大爆发。
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割，中央集权崩溃，地方势力崛起。
大顺要完。
所以，废漕运，走海运的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黄河肯定会决口，然后保证江南这个经济中心和京城那个政治中心的联系。
问题一多、堆在一起就不好解决了，就成了明末困局怎么走都是死了。
是以，先解决漕工问题。
然后，等着黄河决口，依靠江南的财力和粮食，完成镇压。
百万漕工，加山东、河南的几千万百姓，这就是皇帝内心已经预想过的“漕运改革的代价”。
从皇帝统治的角度看废漕运，阴暗的角度，就三个字：
【分批杀】
先废漕运，杀一批最有反抗精神，和天生自带组织力的漕工。
再等着头顶悬着的那口剑落下，杀灾民。
杀剩下的，把青壮募兵，剩下的或者饿死，或者屠戮，或者扔到东北南洋。
不要把问题等到一下子全爆发再去解决，到时候，杀都杀不完。
在内心早就酝酿、想象过处理上千万人反抗的局面后。
有了这个心理基础，皇帝对刘钰在江苏搞得激烈改革，以及雪片一样的弹劾，压根不觉得很震撼。
而最艰难的转型期，已经熬过去了，至少在改革最伤民的时候，皇帝支持。
现在再看这么“闲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自然也就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至少在江苏，这似乎是个可行的、解决颜李学派心中梦魇——人多，地少，不可能人均五十亩——的办法。如果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也终于让从李塨开始就琢磨着均田而田不足、转业而士工商无以纳的困境，得以解决。
故而，他们学派对“闲民”的看法，转向了为闲民正名，认为闲民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第八零八章 上国心态（六）
孟松麓转述了其学派的标准答案。
然后就指着眼前刚刚竣工的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说道：“自古以来，未曾有开河而不伤民者。”
“而这条河，一举四得，却不伤民，皆赖闲民之力。”
虽然说，他们学派的复古授田尝试，被这几年的大基建搞得很狼狈，但孟松麓还是对这条运河赞许有加，承认这是一条基本不伤民的运河。
权哲身沿途北上，也能感受到这条河的好处。
这条贯穿淮河人工河道与长江的运河，绵延数百里，南北纵横。
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东西向的分支。
将整个淮河，切割成大大小小的方格。
这些方格，既可以灌溉，也可以通船。从工商业的角度，航运和棉花灌溉，都是这条河的好处，也是垦荒的那些人愿意出钱修的原因。
但在工商业之外的好处，终究还是从苏北到长江的百万百姓也得到了实惠。
这条河是沿着过去的范公堤修的。
西边是河。
挖出来的泥土，堆积在原本的范公堤上，形成了高高的堤坝。
堤坝上，二期工程还要借助堤坝，在范公堤上修一条有厚路基的路。
虽然海岸不断东移，范公堤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的价值了。
但是，作为海潮的第二道防线，这条靠着运河的泥土堆积起来的新堤，还是给了数百万人口极大的安全感。
即便是遇到数百年一遇的大潮灾，运河土堆积起来的加固的范公堤，也能确保潮水到此为止。
无论怎么看，修运河都是没错的。
哪怕，那些资本出钱修这条河的目的，压根没考虑二道海潮、内部阻水等民生问题。
但结果在这摆着，确实使得百姓受益。
而且这条河也算是江苏一系列改革之后的一次成功尝试，算是真正贯彻了“募役法”的改革。
对这条河，孟松麓不吝溢美之词的。
“此河既通，不提棉花豆饼小麦的运输。”
“只说资本沿河北上，河流两岸，皆可得兴国公所言的工商之利。织机下乡，棉纱下乡，两岸百姓的生活，十年之后，亦可与南通周边看齐了。”
“哪怕是我们的乡约村社，也可受益。”
“但是……”
溢美之余，孟松麓很自然地话锋一转。
“但是，如齐可得鱼盐之利；秦若学齐，便是刻舟求剑了。”
“是以习斋先生，才要讲实学。将欲动而立功者，不可不知天文、地理、舆情等等。知此学问，方知何事可做，何事不能做。”
“我言，欲富，先挖河、修水利，此正道也。”
“然而，闲民在此、与闲民在彼，这又不同。闲民事，江苏可以这样做，别处未必可行。”
“鹿庵兄还是要得其意，而不该学其形。”
“秉实学，知地理、经济，然后方可救世济民。”
“上国之大，西抵黄沙、东延沧海。各处之不同，非朝鲜一国所能比。”
“圣人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而改之。”
“然于鹿庵兄，此番上国求学，当择适者而从之。江苏之善，于江苏为善，为别处为恶。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此间道理，又非要知本土国情地理，懂经济学问，方可分辨何等可用、何等不可用。”
“又如本派对闲民的看法，自然正确。”
“但，为政者，难在如何控制闲民而不伤，如何不使闲民多且无业而致乱。”
“既为士大夫，当平治天下。”
“闲民不堕，亦不应被暴惩。这是理。”
“而如何让闲民不至于出问题、又如何保证百姓生计。这是政。”
“理与政之间，便要靠实学经济学问，否则便是空谈。”
权哲身深以为然，颇有醍醐灌顶之感，连声称谢。
孟松麓的话说的足够明白了。
闲民这个群体，是要被正名的，就像是商人，也是需要被正名的。
但正名，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说，把土地兼并，无限制造闲民，就是合理的；从而再推出土地兼并就是合理的。
或者说，商人是合理的，那么就可以推出来，啥也不管，让商人可劲儿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囤积土地，就是合理的。
这就是真正的士大夫要面对的问题。
不能一味地觉得，闲民出现就不对。
但也不能觉得，闲民出现对，就啥也不管。
只是，怎么管，刘钰的一些做法，给了这些人一个新的思路。
倒不是镇压之类的手段，那谁都会。
而是通过种种奇怪的改革，使得江苏一省的买已有耕地作为商业投资的难题被遏制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继续”兼并问题。
事后看，效果达到了。
但在事后之前，又很难看明白。
比如南通周边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解决，但继续兼并的趋势被遏制了。
靠的是包括赋税制度、织机下乡、对外开拓、开发东北南洋两大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来解决的。
之前的兼并问题，没有解决。大量的佃户退租，成为闲民。
继续的兼并问题，得到了遏制，依靠纺织业发展，使得自耕农群体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提升，不至于出现一有灾荒就卖地的情况。
同时，粮价降低，又使得传统收租制的利润降低；而自耕农的稳固，又促使了土地价格上升。
买地而后靠地租，这种纯粹的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资本买已有耕地而收租的利润，不如投资到新垦土地、种植园、工商业上。
而反过来，又迫使一些守旧地主选择由实物租，转为货币租。
然而货币租，又使得佃农撑不住，加上每年粮食一下来就会迎来一波粮食降价期，只能退佃跑路——比如原先一石米一两半银子，实物租下，一石米就是一两半银子；现在粮食压价，地主想要保证原本的收益，只能选择货币租，否则收来一石米只能卖一两银子，可问题是佃农自己种的那点东西，也得卖出去才有钱啊，除了退佃跑路，还有啥活路？
如果只看这些改革中的一项，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这些改革掺在一起后，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可以传承、学习、总结的道理呢？
孟松麓等人觉得，肯定有。正是靠着这样的道理，才能够指导改革。
但同时，因为开始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也就越发坚定了他们学派坚持尝试的心。
因为，了解了这里面的道理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模式，是不能用于全天下的。用在全天下，结果就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起义。
江苏的政策，或许可以平移到河南、陕西。
但江苏的港口、长江河运、纵横的水网运河、被富集的包括盐业在内的大量资本、可以方便地移民东北和南洋等等东西，却是无法平移到河南、陕西的。
江苏的改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才改成这样？伴随着改革的成功，以及程廷祚、孟松麓等人接受了一些新理念之后的复盘，发现实在是过于惊人。
不算关东和南洋移民的方便条件，不算气候港口水运等特殊，只算投入的资本资源。
福建的茶叶，利润的七成，都留在了苏南。
五省的盐业，除了朝廷的抽税，所有利润都留在了苏南。
江西的瓷器出口，利润的九成，都留在了苏南。
关东的大豆，八成都被苏北的土地吃了。
剩下的诸如黄铜、大黄、锌合金、香料贸易等等，大部分利润也都留在了苏南。
在扬州被毁之后，积累数百年的盐业利润、漕运财富，也都富集到了苏南。
而这些利润，却又被刘钰引导着往东北、南洋等地投资，用各种手段弄到税来搞基建。
这些条件，也都是别处所不可能有的。
这一切，都让他们的尝试，即便失败、即便被刘钰嘲讽，但依旧坚持。
因为他们坚信，刘钰的办法，不能治天下。
刘钰在苏南苏中，根本没解决土地矛盾，而是把“制造问题”的佃户，给解决了。
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学？
理论上可以学，但现实是不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制造问题的佃户，会让大顺亲眼目睹他们的祖上是怎么得天下的。
这也就是孟松麓在面对权哲身时候的上国心态下，引导权哲身看看这些富庶之地的想法。
富国之道，上国是有的，你们如果找不到路，可以来上国找，而不要想着去外面找。
你眼中所见的，是你们可以追求的未来，也是我们认为天下的未来模样。
但怎么抵达这个未来，你们面临的情况，又是兴国公的手段解决不了的，还得看我们这些人的尝试和构建。
最终是要让天下都能做到狗彘食人食的，如这里一样。
未来就在这摆着。
但从现实到未来之间，还有个最难的怎么做到。
怎么做到，我们会找到办法的，一个终极的、能解决同文化圈内的普遍问题的办法。
为藩属找路，这本身也是盛世危机之下，母国儒生的义务。
这不是为了救藩属，而是为了证明儒学是普遍适用的，至少在天下之内是普遍适用的。
这是大顺展开对外交流之后，儒学急需要解决的理论危机，真正的大儒都会这么做，因为现在压根不需要他们救亡图存，也不需要他们保天下，甚至不需要他们搞实学，总得干点什么。
同时一些大儒也明白，能吸引藩属的，繁华富庶强大，又是经书维系藩属向心的基石。
尤其是面对一个其所传承的学问，明显被西教所染的藩属儒生，更要依靠富庶繁华而收其心。三魂环理论，不是实学，而是西学，这一点，经历了大顺西、实分野的这群人，是很清楚的。
第八零九章 上国心态（七）
只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孟松麓等人的乡约村社尝试，本身就在前朝泰州学派的范围之内，加之搞这件事的时候真正愿意和底层接触的，又多是一些传承了泰州学派思想精髓的儒生。
虽然因为泰州学派当年说武王伐纣之后应该退回陕西、让薇子做天子这件事，使得此时并没有真正扛着泰州学派旗号的人。
但换了衣服，人还是那个人。
孟松麓在权哲身面前，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自可以认为他们学派被西教所染。
然而轮到他们自己的时候，却也被一些宗教想法困扰的不行。
当年黄宗羲就说过，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学派的儒学，走的是平民化、宗教化的路线。
靠气功治病、吟游诗歌、讲演故事，把复杂而成体系的儒学，搞成类似宗教的方式，以一种让“愚夫愚妇”能听懂的方式，传播儒学道德。
学派创始人做过《鳅鳝赋》，也说过“入则为国师、出则为万世之师”的话，大体可以看出来他思考的儒学改革方向，到底是什么。
简言之，一群泥鳅、鳝鱼被困在水缸里，奄奄一息。这时候，他这条先觉者，跃入天河，化身为龙，降下玉露，携带这些奄奄一息的泥鳅同入大海。
有诗赞曰：一旦春来不自由，遍行天下壮皇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凤归来尧舜秋！
愚夫愚妇，根本听不懂系统化、几乎哲学化的儒学。
那么，就把儒学简化，简化成平民也能懂的东西，依靠类似宗教的手段、类似宗教道德的方式，让儒学道德深入基层。
其实，就是试图把儒学改成平民宗教，再利用宗教，提升百姓道德，最终做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之世。
而这个道德、或者说人人君子的道德构建，又是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伦常秩序，井然无犯”为根基的。
简单点理解，想搞一个“儒教教廷”，通过民间传教的方式，让道德复兴。
平民……平民百姓是更容易接受气功治病、梦中救世、大中垂象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呢？
还是这些根本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会更容易接受那些大部头的儒学理论呢？
这学派，在明末的时候，就被多少人喷过了，说这根本不是儒学，含教量太高，这么搞肯定最终会搞成黄巾、白莲。
再说了，儒家的学问，是那么简单能理解的吗？是平民百姓靠几句诗歌、道德、乡约这些关乎日常所用的东西，就能解释明白的吗？
这么搞，这还是儒学吗？
其实某种程度上，明末顺初的诸多事，都算是复现了当年朱熹的预言。
毕竟朱熹的学术底子摆在那，是明知道有些东西是假的，但为了对抗而假装不知道的那种人。
朱熹早就说过，陆王心学这一脉，被佛禅所染，早晚会找不到出路，最终兜兜转转发现走不通，自然会回头。
而事功学说、功利学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可能动摇根基的。不是动摇他的根基，而是可能展开之后，最终把孔孟的根基给刨了，哪怕叶适陈亮他们都是儒生，但这条路走下去会很危险，难以控制。
明中期到明末顺初的种种，基本是沿着这个套路来的。
空谈心性，导致东林党的道德尊朱派回潮，阳明之学盛极而衰，自然回头；道德尊朱派的路也走不通，实学派崛起；实学派、考证学、功利学崛起，直接挖了朱子学的根，也导致了打开了缺口，以至于有【扬矢周孔】之虞，因为只靠周孔的原旨圣经撑不起整个天下。
至于如今，程廷祚、孟松麓等人尝试儒学复古的乡约村社时候，所处的位置，又必不可少导致大量的泰州学派的儒生投身其中。
因为，泰州学派一脉觉得，和百姓接近、搞平民化，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也只有他们，才肯真正扎根村社，与那些泥腿子接触，讲授儒家道德。
颜李学派，终究走的还是精英主义。
颜元的想法，是认为儒生的路走歪了，所以要搞分斋教育，把一个个儒生，都搞成六边形战士——懂学问、懂水利、会武术、懂兵法、知天文、懂地理——由他们引领百姓，发展经济、开展教化。
这和明末的大混乱时代，有直接关系。
按照颜元的设想，如果顾炎武说的六十万生员，各个都是颜李学派试图树立的那种形象。
即不是六十万废物蠹虫，而是六十万会武术、懂兵法、懂水利、知天文、懂算数、会稼穑、服从指挥、绝对听从师长的生员，做到【人皆兵、官皆将】，做到“先生有命，弟子赴汤蹈火而从之”，每个儒生都是合格的君子，明末那点事还叫事？
目的还是培养几十万有能力、有技术、有道德、有学问、能打仗、会种田，上马能直捣黄龙、下马能治水均田的儒家精英。
那么，他们认为，若真要办成了，再把土地问题解决了，理论构建完成了，天下根本就不再可能出现明末那种差点神州陆沉的情况。
而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生存的年代，东虏还是大明忠臣呢，压根没有什么太大的外部威胁。
反倒是内部，死气沉沉。
王艮在拜师王阳明之前是干啥的……一个盐丁出身的，出去“做了几年生意”就“家道日裕”了。干的啥买卖，也就不必说了。
私盐贩子出身，对于内部那种暮气沉沉、封建枷锁、等级制度，肯定是相当不满的。
他由心学衍生出的“淮南格物论”，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天道存在，那么，普通百姓、愚夫愚妇的吃饭穿衣、欲望需求，这就是天道。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关键是【凡有异者，皆为异端】。
玄而又玄的那些东西，百姓不知、不行，这就明着这些玄而又玄的高深理论，都是异端。
于愚夫愚妇相同的，是谓同德；于愚夫愚妇相异的，是谓异端。
甚至直接说“六经皆我之注脚”。
还有“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这是一套标准的为小生产者、工商业者、小商人小资产者服务的意识形态理论。
发源于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明中晚期对封建人身控制的放松、小生产者私营手工业逐渐发展的现实情况。
而他是盐贩子出身，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所以漏洞太多，很快就被大儒批的体无完肤，认为这套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
也正是因为他是盐贩子出身，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所以在传道的过程中，反而比较善于用一些平民百姓听得懂的宣传方式，歌谣、唱诗，讲故事，偶尔再讲个“神迹”，梦中托天而救世等等，影响极大。
而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何心隐，则是组织了聚和会。这不是东林党那种松散的地域或者说党争冠名的党，而是真正有政治理念。
虽然是空想的，但也是有政治理念并且做了尝试去搞乡村自治、甚至有可能准备武装抗苛捐杂税的。
到李贽那，思想更是直接放飞，被儒学主流评价为“人妖”、“异端之尤”、“妖怪之物”了。
泰州学派，出了名的“以狂闻名”。
但其实颜李学派这群人，也狂的一批。比如王源年轻时候就是个愤青，得谁喷谁，李塨直接说：“你我之辈，当与尧舜周孔衡长短，何故教论时辈耶？”咱们是要和尧舜周孔看齐的，和这群庸碌之辈扯淡，毫无意义。
如今，这两派凑在一起，难免产生一些奇妙至极的化学反应。
一派狂，是公认的异端，是异端之尤、祸乱天下之邪说，甚至还要为明末的思想混乱背大锅。
另一派也狂，说自己是真正的儒生，至少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然后说只读经书之辈，非儒也，文人也；而天文地理算数物理音乐骑马射箭兵法农学这些，一分学、九分实践，能够精一艺的，才算是入门级儒生。文人压根不配叫儒生。
一派走的是人人成圣的精神需求之路。
一派走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反面，从一开始就认为均田为天下第一仁、天下第一义，虽然空想过诸如赎买、自发还田等等，但核心思想还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只是认为无需暴力，可以通过温和手段解决，甚至或许可以靠地主的仁心自发还田给佃农。
基本上，颜李学派王源的“惟农民身份方可有田论”、“城市土地房税论”、“商人纳税额度授勋提升为虚衔士大夫论”，算是旧时代土地均田思想和工商地位的最终版本了。
旧时代限定下，不可能提出比这个更高级的版本了。
泰州学派后期的儒学平民化、人人成圣论、歌谣唱诗传道法，也算是走到了儒学宗教化的边缘了。
按说，这两派应该算是两个反向极端了，压根不可能有坐在一起聊天的可能。
但有两种情况，两派可能会聚在一起，搞出点事情来。
一种，就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两家走到了一起，来“救世”。
成体系的天朝均田田亩制，配，梦中托天救万民的神迹。
六艺精湛能打仗能种田懂水利会兵法、认可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的“真”儒生，配，歌谣布道传名教的平民化儒学魔改。
一家动则一家兴、天下动则天下兴的习动理念，配，泰州聚和会的超越了宗族的组织模式。
……指定是能搞出点大事的。
甚至基本就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巅峰配置了，要素齐全。
另一种能让两家走在一起的情况。
那就是大顺此时特有的“盛世”危机了。
第八一零章 上国心态（八）
伴随着大顺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分工，江苏改革，对外贸易，西方冲击，儒学理论无法指导此时现实等等一系列问题。
以及刘钰是在泰州学派的大本营淮南搞的盐改这个特殊情况。
使得这两个学派的继承者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进行了一次尝试。
这种尝试，两个学派的化学反应呈现出一种非常微妙且有趣的状态。
在教育、儒学正统、政务和意识形态上的小社会尝试上的一点“小”分歧。
颜李学派是反对科举的。
认为科举制度是无法选拔出人才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学派的制度构想，总结为两句话。
学校教育。
官吏一体。
乡人之子，若到八岁，则选拔进入乡学。如果聪明的，可以五岁入学；如果有病，可以推迟，但最晚不能超过十岁。
乡学进行启蒙教育，学会礼仪、认字、算数等基础知识。
乡学是走读制，住在家里。
五年后，也就是十三岁，选拔乡学中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县学。
在县学，再学五年。
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当然，伴随时代发展，天文、地理、水利、物理、农学，这些东西，都是主张学的。
经书，总共分为八门，经书任选一科学。
县学必须是寄宿制，哪怕就住在学校旁边，也必须住校。
在县学，学到十八。在进行一次考试和选拔。
选拔其中的优秀者，进入郡学。允许县学生复读，但只允许复读一年，一年之内还没考上，就算没戏了。
县学进入郡学后，郡学算是省学的预科，只学三个月。
主要是考察之前是否作弊、各项是否合格、道德是否达标。
郡学入省学，考核之后，选拔送入中央的太学，他们学派起的名是成均馆。
成均者，取《周礼》之【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也。
总共分十二个专业，或者叫十二科。
成均馆学成之后，分配到各个县。
在各个县的县衙，实习三年。根据各自的专业，担任县衙的“吏”。
三年实习期满，根据实习期的表现，选拔成为正式的官员。
不经过三年基层实习的，是不能做官的。
而那些乡学、县学，复读期过了仍旧不能进学的，则可以学习一些别的专业技能，学医、学制造、学技艺、学制器等等。
应该说，想法是不错的。
这也是当初大顺科举改革出了问题之后，颜李学派建议全面复学校教育而取消科举的建议不被朝廷认可的原因。
想法是好的。
但是，朝廷没钱。
这么搞，这得多少钱？
在全国铺开乡学八岁入学制、十三岁县学选拔制、十二科分专业制，当朝廷手里有金山吗？
财政税收制度在这摆着，基层控制力就这么个现实，土地掌握在乡绅手里，税收压根收不上来多少钱，打几仗、治治水、赈赈灾，国库就见底了，哪有钱搞这样的学校教育？
颜李学派倒不是空想，当初大顺科举改革的时候，他们就说过。没钱，土改啊。
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这也是他们学派和刘钰不对付，两边互相嘲讽，但却又关系尚可有时候又互相称赞的原因。
因为刘钰搞得那一套新学，基本就是这么个类似的体制。
只不过，专业和他们的十二科专业不一样。
但是，八岁入学，小学选拔进初中、初中选拔进专业学校或者科学院的整体思路，倒是基本一致的。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刘钰搞得新学体系，也是非常重视实践的。
他们学派是反对那种“静坐参悟”式的儒生的，学派的精髓就是“动”。
颜元举过几个简单的例子，说好比一种菜，你看书描述它什么味儿，不如亲口尝尝；好比学音乐，你天天捧着理论书去看，不如亲手去谈一谈、唱一唱。
学习学习，重在习。要在习中领悟道理，而不是静坐在那参禅打坐琢磨心性。
除此之外，诸如盐税、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商人地位等等，两边倒是基本认同对面的想法。
而这些之外的东西，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糟粕，这一点两边有分歧。
另一部分，这些人的想法则比刘钰还要激进。
比如对商人征收资本所得税。
比如极端的反宗教，但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是“不制民恒产，导致民无所归；而民无所归，以致佛教泛滥”，但制民恒产暂时又解决不了，所以——“僧尼六十岁以上者，允许存在。六十岁以下而不还俗者，皆杀。”
比如对西北的教民问题，也是类似的态度——愿尊国法、奉圣教、移其俗者，授予民籍。不愿者，驱逐出境。既不离吾土，又不尊吾法者，杀。
娼，妓女等，立刻取缔，让他们学习女红，自食其力，务必让他们痛改前非。
这属于正常的激进，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学派原本对于另外几种人的态度。
一种是西洋传教士，认为能够教授历法、算术、制造天文仪器的，可以留下。传教者，杀。
这是比较实用的想法。可见其学派激进之外，倒也没有那么无脑。
而这个问题，也伴随着刘钰的出现，西学、实学分野被解决了，是以他们对刘钰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
另一种嘛……就体现了一种很进步的想法。
比如乞丐。
颜李学派很进步的认为，对于乞丐，无需专门立法。而是只要国家正常发展，民有所有、各有所业，那么乞丐自然会消失；而如果专门立法对付乞丐，则是本末倒置，根本无法解决。
单看这一点，再配上他们对宗教扩张是因为民生不好的判断，也足够刘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嘲讽但又不至于太僵了。
当然，这只是他们好的一面，糟粕的东西肯定也有不少。但能想到这几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如今现实里，他们肯定是要自己的这一套想法，运用在他们的村社尝试中的。
宗教问题、异端问题、妓女问题，村社里当然不存在。
商人的资本营业所得税问题，他们也没机会实践。
但是，乡学体制，倒是可以实践。
而颜李学派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士”，也就是合格的预备役官僚的教育理念，和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思想，便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颜李学派这边的人，在村社里，都算是……技术“官僚”。
而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则从儒学平民化入手，控制了意识形态。
治理村社、教授农学、组织水利工程的那批人，是颜李学派的。
在乡间宣传、传授魔改的平民宗教神秘主义儒学、自下而上抓住了村社意识形态的，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
很多事，比如之前的大基建，运河修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说话，不怎么好使。
还是得靠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出面，把百姓组织起来。
颜李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学，就是在管事，要不就跟孟松麓似的，往来江南江北跑贷款，学实学。
泰州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间唱诗，就是在讲故事，于田埂乡间传授成圣之道，而且还是不识字的平民能听懂的那种。
颜李学派的人，在教育上，把精力花在了八岁以后入学的幼童身上，开蒙知识是学了，可回家之后和家里那群人接触的，又全是泰州学派的那些在颜李学派是异端的理论。
用程廷祚的话讲，等着这群孩子长大，你说他们到底是颜李学派的，还是泰州学派的？
八岁孩子，只能开蒙，不可能系统学习儒学；可等着十三岁进入“县学”正式学习儒学经典的时候，脑子早就被那些平民化改造后的心学想法润满了脑子。
若在别的朝代，亦或者别的时候，其实这点事也不算事。
他们学派本来就有一种意见，比如王源，就觉得，门户之争，其实可以这样：
“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但关键是不必程朱、不必陆王，甚至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吾等专注于经济文章即可。”
这意思也很简单。
虽然我们批判程朱，也批判陆王，但根本是希望天下不要“必程朱、必陆王”。
只要能够领会儒的真谛，做一个君子，做一个道德高尚、言行无亏的人，那么这个人就算是真儒。
现在天下的问题这么多，咱们还是把精力放在实学上，放在那些最实际、最基本、对天下有用的学问上就行了。
这虽然不是学派的主流思想，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毕竟颜李学派的特长，还真就不是上层建筑的构建，比如气、无极、道这些东西。
这和钱大昕评价戴震差不多：你的特长根本不是整这些东西，你非要整，批驳你简直不要太简单。
但问题就在于，此时是此时，不是正常时候。
一来，专注于经济学问，学术、实学这些东西，大顺这边已经有人扛起大旗了，他们学派现在真还就扛不动这个大旗——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们学派肯定是抗实学大旗的那个，但现在不正常。
二来，还是大顺的“盛世”危机。
颜李学派觉得，自己还是要完成上层构建，尽可能解决这个盛世危机，让儒学可以指导现实、并且在天下通用。
既然有别人扛起了实学大旗，那么自己学派还是要多搞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使得能够与他们设想的改革，相配套，从而名正言顺。
真要是水平不够，也就罢了，可能全都转投新学实学了。
可偏偏，他们的儒学理论虽然比不上那些入儒庙陪祀的，但也真不低，也是一时人杰。
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现在不需要有，那就把这种使命感，投射到了盛世下儒学的意识形态危机上。
既要琢磨出一种制度，包括官制、教育、学校、议政、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政治构建。
还必须要借着追述先圣、质疑宋儒、考据经书的机会，把新的、能够指导现实、能够自洽他们改革构想、能够解决天下文化圈范围内的上层理论。
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和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关系就颇为微妙了。
这种微妙，似乎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士阶层，学习专业的、正统的、体系化的儒学；百姓，搞这种神秘主义宗教化的平民儒学，弄成类似于魔改后的本土佛教观音之类的玩意儿。
但实际上，却又不行，因为颜李学派的构想，是通过全面的从八岁乡学到最终成均馆的全套学校教育，由官方指定正统学问，这才是真正可以维系天下的方式。
可现实又是他们的全面学校教育、维系大一统和统一的国族天下意识的设想，又做不到，因为没钱。
当然大顺朝廷对于他们学派的教育理念，还是认可的。
因为大顺基本盘的良家子体系，就是这一套学校制度的变种。虽然名义上叫三舍法，实际上倒和他们学派的这一套东西更像。都是自小学习，选拔进学。
但也正因如此，所以大顺朝廷也很清楚，这一套东西全面铺开，得花多少钱。
而且朝廷树立的官方学问，始终缺点东西，融不成完整体系。
所以这又退回到了第一步，他们觉得还是要先把体系构建起来，正本清源。
第八零二章 上国心态（九）
正本清源，阐述真正的先圣之道，在大顺这个有着浓厚的正统道统传统的文化圈里，意义极大。
原本历史上，颜李学派就吃过这么一次大亏。
原本历史上，李塨和方苞是好友，虽然学术相左，但私交很好。李塨死后，是方苞给写的墓志铭。
但，因为颜李学派极端反宋儒、极端反程朱。加上颜元的嘴实在太臭，不但骂儒生是娘炮，还说朱子学“如砒霜，一旦沾上就永无生机”。
而方苞笃信程朱理学。
是以，在给李塨写墓志铭的时候，方苞直接夹带了私货。
说李塨这一生，最大的德业，就是老而大觉、改过为大，在自己的劝说、教育下，放弃了颜元的那套反程朱理学的学问，而是转向了程朱理学。
除此之外，都称不上德业。
方苞在墓志铭上，言之凿凿地说，他劝了王源、劝了李塨，这俩人都幡然悔悟，被自己的几句真言，噎的默然无语，所谓【以余一言而幡然悔悟】。
颜李学派、颜李学派，有颜有李。
方苞这篇墓志铭，等于说：
颜李学派的创始人，背叛了颜李学派。
这套路，后世可能也会经常用。
反正，王源、李塨都死了，没法说话。
方苞的墓志铭也就引发了颜李学派和桐城一派的彻底决裂、
颜李学派傻哔呵呵的，脑袋纯有问题。
居然各种考证，查阅资料，整理书信，摆出各种证据证明方苞在说谎。
拿出证据，说李塨直到七十的时候，还质问方苞，说程朱理学，【至聪明人尽归无用，遂使神州陆沉】，怎么可能会按你说的被你几句话就“幡然悔悟”了？
桐城一派对颜李学派，则直接上了诅咒——李刚主、程绵庄，身灭嗣绝。
后世人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道统之争。
比如李塨之前大儿子死的时候，方苞就给李塨写信，说：你知道你儿子为啥死吗？因为你不信程朱，上天降祸给你们了。【凡诋毁朱子者，多绝世不祀】。
正本清源、道统之争，本来就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上层理论之争，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士大夫阶层、或者叫文人骂架。
但实际上，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涉及到千万人的生死，枷锁，苦难。
不提腐朽学问下的女性苦难，这涉及天下半数的人口。
只说刘钰在江苏走的这条路，不过一省之内。
西江五岭的几十万人、漕运的百万人、扬州淮安的一百五十万人，还有苏北被刘钰往南洋种植园扔去的几十万人，佃户退租后往城市生活的这群人的命运、家庭，受尽了苦难。
从当初的锡兰特洛伊木马计强制迁徙开始算起，这些年，不下五十万人直接死于这场改革。
上层学术之争，关系到今后死的人是谁，枷锁套在谁身上，而不只是简单的上层学派对骂。
至于此时，正本清源、重构儒学，其意义，程廷祚倒是评价过。
说刘钰的改革手段，可以用在一省，但却难以平移到全国。
而刘钰的手段，若藩属学其精髓，则恐天下分崩。
如果是神州危亡之际，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刘钰的手段，虽然霸道太重，但可以保护神州。
但如果是想继续做天朝，那就必须要把儒学重构，作为一个能适应新时代的上层学问，和西洋岛夷对抗，维系“天下”这个概念。
否则一旦周边诸国找不到路，必然会去海外寻找解决办法。
在他看来，儒学现在就要做两件事，以后世的语言，大约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件，扛起来近代化转型的上层意识形态构建，保证文化母国的地位，维系一种文化圈的向心力，维系一种文化优势，从而维系华夷心态，使得文化圈诸国始终保持“仰视”。
第二件，就是完善各种制度设想，解决土地制度、官员制度、选拔制度、税收制度等等，使得周边各国再度掀起遣唐使风潮，告诉周边同文化圈诸国，你们困惑的答案，在天朝可以找到。
这是很标准的上国盛世下，精英阶层的“胸怀天下”。
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另一回事。总归，这时候有能力构建新体系的“真”儒生，不这么想，才有问题。
当然，如果是别的学派，热衷这件事，也就罢了。
偏偏最力主搞实学的派别，在江苏改革看似大获成功的背景下，仍旧热衷于搞这些东西。
实则也就证明了，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刘钰搞得这一套，没办法解决天下的问题，强行推广可能会搞得天下大乱。
否则这群认为“陆王可也、程朱可也；不必陆王、不必程朱”的人，早全跑到实学学堂去学实学去了。
孟松麓在面对权哲身的时候，内心就清楚，朝鲜国现在的诸多问题，固然有朝鲜国自己的原因。
但肯定和刘钰的改革，以及强行开埠脱不开干系。
至少，是加速了一些过程，加剧了一些问题。
孟松麓也能依稀感觉到，刘钰自己也明白这一套东西，用在国内，肯定会出事。所以才尽力往外扩张，把问题转移到外部。
甚至于，他们学派一些人怀疑，刘钰力主要废弃运河，只怕思考的最大顾虑，并不是海运河运。而是怕江苏改革之后，冲击会沿着运河快速扩散到安徽、河南、山东……
别的地方看不到，可眼前这条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可就是最好的镜子。
运河开通，苏南、南通的模式，就沿着这条新运河快速北扩。
这让他不禁想到了在新学农学看过的一场实验，蒸熟的棉籽屑灌在干净的玻璃瓶中，蘑菇的白色菌丝，几天就布满了整个玻璃瓶，把原本干净松散的棉籽屑，用肉眼看得到的白色丝线缠在了一起。
废运河这件事，就像是在这个玻璃瓶里，加了一层隔板，让那些白色的菌丝不能布满整个瓶子，被挡在了某个区间之内。
虽然废运河，只是这一道隔板的构成部分之一，不是全部。还有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包括货币、兑换、税收、航海术及海运成本等等一系列政策，共同构成的这道隔板。
通过破坏原本的国内成熟的市场状态和运输线，强行切割成内外两个部分。
也虽然，朝鲜国的政策、土地制度等，都和大顺不同。
但是，朝鲜国的情况，以及日本国这些年的情况，都让这些清醒的、开眼看世界的人明白，这套东西很危险。
他们目睹了资本的力量。
也在思考，资本既然逐利，那么资本没有束缚，为什么不去临省圈地呢？哪怕不像苏北这样自己种植棉花，即便延续传统兼并土地收地租，利润也不低。
土地作为一项商业投资，即便江苏的情况如此特殊，依旧还是排在最具回报率的投资前列。
对朝鲜国来说，商品经济发展，原本的授田制被破坏，土地兼并开始出现，这是新问题。
可对大顺来说，这不是新问题，但不代表和朝鲜国儒生面临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是类似于陈亮说三代和汉唐都是一样的道统，只是一个满分，一个六七十分的问题。
而不是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儿。
故而他们学派依旧坚信，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天下”第一义。
是【天下】。
不是【国朝】。
整个文化圈，都必须要解决均田问题，搞土地改革。
虽然刘钰嘲讽他们，说他们假装天下的问题是人均五十亩土地怎么吃饱，然后绕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问题在淮南买了块地搞复古演出。
但实际上这也只是两边因为一些问题不对付的互相嘲讽而已。
可以确定，他们学派是坚信天下第一仁政就是均田的。
只不过，伴随着江苏改革的推进，以及他们的圈地空想尝试，逐渐明白全面复古这条路实际上也走不通了。
他们要设计的未来体制和上层建筑，不能是全面复古了。
而是既要包含江苏，又要包含西南山区，还要包含陕西河南，甚至还要解决同文化圈的越南朝鲜日本的问题。
他们认为江苏的改革不能全面推广，因为制度可以平移，但运输条件资本富集港口海运等等一系列条件不能平移。
但他们也不否认江苏的改革效果显著，哪怕不看生活水平，只看百姓的识字率、幼童的入学开蒙率，也比之前高了许多。
所以这反而让他们要做的事，更加艰难。
既不能往后退，也不能全面复古，对未来的设计中要解决“天下第一仁政”的切实可行方案，又不能毁灭江苏的改革成果和工商业发展。
他们想的确实挺高的，但问题同样大。
而且，设想的越高，问题也就越大。
不管怎么设计，既然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那么靠这种精英式的、明显是为了培养几十万合格的“士”阶层的教育思路。
所以，指望“士”接受教育后自己把土地献出吗？
而在士之下的百姓，怎么接受这么一整套完善的儒学体系？字识得几个呢？
真正蕴含力量的底层百姓，他们还是标准的“牧民”态度。
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给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走平民化路线。
的确，百姓听懂了。
可在泰州学派有那个武王伐纣该请薇子上位自己回陕西类似言论的背景下，泰州学派在大顺再度复燃，恰恰是因为……
朝廷觉得，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当了大顺的“自干维稳员”。
免费帮着维稳，搞他们干啥？
一个以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却又丝毫不想走百姓路线，指望着圣君、真儒、真士。
另一个走百姓路线，却又是直接被黄宗羲指责虽出于阳明学，但根本不是儒而是禅的；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伦常秩序，井然无犯为核心道德的宗教化路线。
于是两者之间在上层学术上有摩擦。
可在他们尝试的村社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和谐。
…………
“天理人欲，谁氏做此分别？”
“咱们反身去细求，原来只在迷悟间。”
“悟了，人欲为天理。”
“迷了，天理为人欲。”
“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悟、悟、悟，悟出来个天理；迷、迷、迷、迷出来个人欲。”
“你们可悟了？”
从黄龙府金矿逃出来，熬到了大赦，终于返回了故乡，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弟弟消息的赵立本，刚刚踏入这个乡约村社，便在田间路边听到了熟悉的乡音。
一个儒生，坐在马上上，和那些扛着锄头的农夫，唱诵着平民化的儒教。
赵立本没文化，更不懂学派之别。
但总归，这些东西，被黄宗羲坚决地开除儒籍，说这不是儒，而是禅，大抵是不怎么冤的。
第八一二章 脉络
那儒生唱完了这一段“顿悟歌”之后，又说道：“咱们唱一遍乡约歌，也需知道这天理就在人世间。”
说罢，他起了个调子，数十人齐声常和起来。
“天地生人必有先，必有先。”
“但逢长上要卑谦，要卑谦。”
“鞠躬施礼宜从后，宜从后。”
“缓步随行莫僭前，莫僭前。”
“……”
“都说尧舜尤万镒，夫子还在尧舜前。”
“帝力何有于我哉，尧舜有位方有治。
“哪及夫子翻手间，至简至易便做成了尧舜事。”
“是故孔子是灵丹，废瓦也能点金精。”
“君相不学这灵丹道，且往乡间亲自教。”
赵立本听的津津有味，基本上这些东西，他都能听懂，而且配上音乐，倒也是朗朗上口。
哪怕他都不怎么识字，也就认得这几年发行的纸币上的那些字，但这里唱的这些东西，还真就听得懂。
若是生活在这里，再唱几遍，自己也能记住了。
实际上，他是听得懂，又听不懂。
听得懂，是说这些平民化儒学的传教法，把前朝的《太祖六谕》演绎了一下，也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尽可能用口语的方式传诵，确实百姓能听得懂。
也确实，把高高在上的儒学，化成了教会一样的道德规范，传唱之间，叫人明白到底啥叫道德，应该怎么做。
走路该怎么走。
长辈要怎么敬。
说的听不懂，因为这些东西，牵扯到明亡顺兴、泰州学派演化的诸多内核。
读史的人，或者那些在庙堂上为官的、有敏感的政治嗅觉的人，是很容易听懂这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东西的。
这些想法，也确实是王艮的想法，他对“尧舜万镒，而孔子九千镒”的说法，颇为不赞同。
他认为，尧舜不过是因为做到了那个位置上，所以做出了一些功绩，是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正常发挥。
而孔子在民间，位天地，育万物，视天下如家常事。要是孔子在尧舜那样的帝位上，做的肯定比尧舜要强，尧舜只是舞台比较高而已。
孔子是师。
尧舜是圣。
为什么他这么认为，要看他的想法。
是要“出则为帝者师，处则为天下万世师”。
要做师。
所以师的地位，要比圣高。
但等到王艮传到颜钧、再传到罗汝芳的时候，情况就变了。
嘉靖皇帝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对“孝”之一字，极为重视。
毕竟涉及到亲爹问题，还专门把曾子的后人找出来封爵了。
孝，再往上，就要孝到太祖那里了。
而本来一些人就琢磨着“予以为圣人出为帝师，而未尝不师天下后世；处为天下后世师，亦未尝不师帝”的人，为了弘扬学派，那就肯定要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然后引以为进身之阶，从而实现王道。
这时候，嘉靖皇帝搞孝。
孝再往上追，那就是太祖皇帝。
那么，学派到此为止，该怎么办就很明显了。
师，肯定是重要的，否则师的地位下降了，当帝师、当天下师的意义何在？
孝，肯定也是重要的。
皇帝正因为亲爹的事，提倡孝呢。
那么，怎么把“师”和“孝”融合起来？
显然，以“太祖为师”，以“太祖六谕为本”，教化万民，既孝、又师，绝对的政治正确。
而这时候，就不能用王艮坚持的“孔子比尧舜强”的说辞了。
因为，“太祖直接尧舜之统”。
聚和会、萃和会的歌谣，都是“会中启口劝勉，罔非祖训六条”。
把太祖六谕，做成平民易懂的东西传播。
那么，既符合孝。
也符合师。
因为以太祖六谕为道，那么，太祖就是师，即达成了孝即师、师即孝。
当然最终还是要突出师的目的。
孝，毕竟是皇帝孝。
皇帝可以换，师却万世师。
而到了此时，在大顺的统治之下，为何又要提孔子比尧舜要强呢？
两点原因。
其一，就是大顺开国之初，做的有点过火。
衍圣公奉祀侯、师圣一体剥离这些事，终究还是让天下儒生不满的。
这里面说的是尧舜和孔子，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帝力何有于我哉，尧舜有位方有治。
其二嘛，大顺对这件事也不甚在意，源于大顺树立的官方正统学问。
大顺的道统，不是接的尧舜。
而是按照陈亮的学问，认为尧舜等，在道上，得了满分；汉唐，仍旧有道统，得了六七十分。
大顺接的不像是前朝，不是直接尧舜的法统。
而是尧舜，传给大禹，然后商汤，然后文武，然后刘汉、李唐……道统始终在，只是“做的尽与不尽”。
陈亮的这套道统说，可是大顺开国之初急需的东西。
按照朱子的道统说，事儿就麻烦了，对大顺很不利。
之所以大顺选择永嘉、永康派的学问，试图为官方正统。
一方面是因为李过的遗泽。
另一方面，也真的是统治需求。
虽然说，这个学说是战斗的学说，等着逐渐稳定之后，发现其实还是朱子学更好用。
但毕竟大顺开国过于艰难，有些东西传承的时间太久，一时半会真就不好掰开。
而且和满清极大的区别，就在于最适合大顺道统合法性的学问，只有靖康耻之后的永嘉永康学派，而且是真不好用理学。
偏偏这两个学派又是发源于商品经济开始出现的江南地区的，里面确实重视工商业发展。
当然，对统治者而言，道统合法性是主要需求，工商业那一套算是附加赠品。
但这些“赠品”，还是对大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既是选了这个学问，即便没立起来，可里面的说法便多了。
按照大顺开国之初推崇的意识形态学派，道统一直在。
只是一套试卷，得分不同。
那么，尧舜等先王是帝？还是圣？还是帝圣一体？
再换句话说，帝、圣一体，那么是不是把这套“试卷”做到满分，帝就是圣了？
皇帝，按照这一个道统说法，是有封圣可能的。虽然只是有可能，但圣、帝一体，帝“考试”只要卷子满分，就能升格职称为圣。
至于那句“君相不学这灵丹道，且往乡间亲自教”，大顺统治者也只当是“做不得帝师，发发牢骚，何必去管”而已。
而这学派在乡间宣讲太祖六谕，帮助维稳，倒也没必要进行打压。
再者，又因为当初有人为了自己的官位想搞文字狱，也就是泰州学派的“武王伐纣该请薇子做天子、自己回陕西”这个事。
虽然没搞起来，但基本上可以宣告这个学派在官方层面上，彻底废了。
废，指的是不可能作为官方学问了。
既是本身废了，正道走不通了。
其在乡间自干维稳，倒也挺好的。
《太祖六谕》对封建统治者可是好东西。
不只是对大顺这边好，文化圈都一样。
幕府那边，六谕讲义是教科书；琉球那边，也是御教条。
重点就在于“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当然，像是赵立本这样的大字不识几个的百姓，也没有居庙堂之高过，哪里知道这几句唱词里面，隐藏了这么多东西。
反倒是那些比较通俗易懂的道德规范，他是非常容易听懂的。
善自为善，与人为善。俱要勤吾耕煎，守吾门户，爱吾身命，保吾室家。务须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毋以强凌弱，毋以众暴寡，毋以奸欺良，毋轻易忿争。小心奉官法，勤谨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
见善互相劝勉，见恶互相劝诫。
永为良善之民。
这就让赵立本心里有些迷糊。
他算是良善之民吗？
想了一下，只怕自己怎么也算不上良善之民。
当年兴国公搞盐垦改革，他的利益受损，对改革相当不满，选的可不是去当良善之民，而是直接和一些兄弟干了波大事。
被骗到黄龙府金矿之后，自己要是良善之民，就他妈死在那了。靠着一身本身，和当初盐户暴动时候的经验，组织了矿工暴动。
熬到了大赦，终于可以返乡了，虽然大赦之后自己的罪没了，但自己就是良善之民了？
见善互相劝勉，见恶互相劝诫。
啥是善？
啥是恶？
自己倒是兄爱弟敬，长惠幼顺。毋以强凌弱，毋以众暴寡，毋以奸欺良，毋轻易忿争。
可，小心奉官法，勤谨办国课……
官法直接圈地，这也需得奉？不奉便是恶，奉了才是善？
他虽不识许多字，但也算是走南闯北，开阔了视野——虽然是被动的。
但这种从黄淮走到黄龙府、经历过小农经济还未建立就直接瓦解的关东城市乡村的人，哪里还能是这些东西所能管束得住的？
赵立本心道，这些玩意儿，说给那些一辈子没出过村子的人听听，或还有用。我这辈子，怕是悟不了喽！
还是找到弟弟，看看老婆孩子是否还活着，离了这，自去关东好好过日子去。
他在路边等了一阵，直到儒生引着他们把歌唱完，这才走上前去，叫了声叨扰，询问了一下弟弟的下落。
倒也别说，这里的人似也确实比别处更有教化。
说话客客气气，指点了他弟弟的田地，告诉赵立本可能在地里忙呢。还很热情地询问了赵立本从何而来，怕赵立本不知道，还仔细指引了路。
赵立本道了谢，自沿着指出的路，去找自己的弟弟。
虽然不会念诗，可那种近乡情更怯的心情，还是充满了心间。深吸了一口气，带着一种比当初在金矿暴动时候更紧张的心情，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第八一三章 传承
赵立本沿着乡社的小路，快步走着，并没有心思去看田间干活的人，因为他想早点看到家人，知道自己的老婆孩子是否还好。
可即便走的如此快，终于还是在一处传出朗朗读书声的茅舍前，停下了脚步。
几间很简单的草屋，但却很不搭地有着相对这里而言，还算罕见或者昂贵的玻璃窗，或许是为了让里面的孩子读书的时候光线更亮堂一些。
里面孩子的读书声不断传来，赵立本也听不懂再读些什么，但却驻足听了一阵。
“如果我家孩子还活着，说不定就在里面读书吧？”
这样想着，又朝茅屋那多看了几眼，似乎想要从这些咿咿呀呀地读书声中，辨别出自己家孩子的声音。虽然，他自己都忘了，当初自己因为刘钰的圈地政策而跑路时候，自家的孩子到底什么声音了。
茅屋的前面，是两个很简单的木制小门楼，虽然简陋，却在气质上有些书院的样子了。
上面写着两幅对联，基本上，所有的字赵立本都不认得。
前面一排，是一副有横批的。
横批就两个字。
【通儒】。
上联是：
【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
下联是：
【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
而里面那座简单的门楼牌坊上，则是一副没有横批的算不上楹联的学派入世宗旨。
【但抱书入学，便做转世人，勿为做世转人】
【且勇往直前，以我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
这上面的字，赵立本并不认得。
其实即便他认得，如果不是专门系统学习过儒学的人，至少达到能考举人的水准，也不能明白，这两幅楹联，和他刚才在乡社村口听到的歌谣，竟能在同一处地方共同存在，是多么诡异的一件事。
内圣、外王。
内心成圣、功利学圣。
明显能打出脑浆子的东西，在这里诡异和谐。
因为，琢磨着要搞“通儒”，要办天下不能办之事、任天下不敢任之任的这群人，目标是把天下的百万生员，变为“通儒”，目标是“士”。
而，以歌谣传道，乡间扎根传播六谕道德、愚夫愚妇亦可成圣的，目标是“民”。
当然，更现实的妥协和无奈，是因为这24万亩土地，是这两大学派的人共同出钱搞的。
江苏改革之后，这还涉及到一个非常“庸俗”、“铜臭味”的产权问题。
现实的产权问题摆在这，谁也不能把对方赶走。
如果是权哲身这种受过系统儒学教育的人，来到乡社，看到这一幕幕场面，再看到这两幅楹联，既能看出来这其中的诡异。
也能明白，颜李学派这群人，对刘钰的态度。其态度，简单地包含在“通儒”这两个字里面了。
通儒，是一种愿景，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天文地理兵法农学全面发展的“士”阶层的愿景。
通儒，同时也可以反过来读，是说天下这些和民生有关的学问，都算是儒学之共通学问。
颜元所认为的“士”，或者叫“真儒”，是要【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的。
而他所认为的“德”，要靠技艺，要武能威敌、艺足成事、造福生民、建功立业，方可谓之“德”。
也就还是功利学那一套东西，得做出来事、做出来成绩。
这也就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争端关键一环，也是让最后两人的争论无法进行下去的关键：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利耶？出于义耶？出于正耶？出于邪耶？若能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这是以成败论是非】
陈亮其实也明白朱熹的意思。
自来，中原都对周边碾压。可两人论战的时候，已经是靖康耻了。
如果有朝一日，不用儒学的建立了国家、传世久远、武功极盛、甚至可能百姓也暂时坐稳了奴隶，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他是得天理之正？是否就要以成败论是非？
甚至于，功利学发展下去，将来一群用法、道、墨、兵、霸等学问，甚至压根不用儒学的一群人，得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对儒学而言，国家和人民过好了，可是儒学道统就完了。
所以当初朱熹才说，要防陆王心学，但主要是防功利学。
朱子学可以在蒙元、满清大兴，可以在朝鲜、琉球、日本大兴。
但真要是功利学这一套东西兴起，儒学或许还在，但地位肯定是要下降的，因为立功、为民、取利、打仗这些东西，别的学派似更擅长。
如今是大顺，那“顺祖”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利耶？出于义耶？出于正耶？出于邪耶？
以成败论是非，在“成”的情况下，自然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因为没有后遗症。
不像朱、陈论战的时候，成，很渺茫；败，倒在眼前。那时候，是万万不能以成败论是非的。
现在嘛，是万万可以以成败论是非的。
一片石，或者说荆襄反击的成败，决定了功利学能否复兴。
大顺李家腆着脸非往李唐身上靠的宣传，决定了道统说会采取哪一种。
这也最终导致戴震在那册以食辩喻时变里，隐晦提到的“人之需”，决定了谁才是正学。既然帝王可需，百姓难道就无需吗？
这已经撬开了解构儒学神圣性的缺口。
但在此之前，颜李学派的“通儒”理念，实际上也是在大顺的影射显学“管仲”的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站好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颜李学派对“圣人”这个概念的定义，即，通儒即圣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是圣人。
圣人是可以追的。如同大顺认为三代是可以追的，只要“考试”合格。
正所谓【学者，学作圣人者也。人须知，圣人是我也做得。不能做圣，不敢做圣，是无志也！】
这个，问题倒不是太大。
主要还是一个现实问题。
圣人是“通儒”。
可凡人、普通人，做不到“通儒”怎么办呢？
一派认为，要修德。
一派认为，愚夫愚妇悟了就成圣，圣道就在日用之中。
颜李学派则认为，通儒是最高水平，而通儒之下，按照水平不同分为甲乙丙丁等级的儒生。
关键还是在“艺”，不是说不重视德，而是“德”需要在功中体现，而艺是功的基础。
如果你可以，那你做通儒。
如果你通不了，可以从几十门专业里选一门。
如果你连独立精通一门都做不到，没事，好比红白事。你觉得同时会红白事学不懂，没关系，你学白事儿、张三学红事，这总是能学会的吧？
同理，铸铁，你不能一个人铸铁。没事，你学翻砂、张三学做模、李四学退火、王五学鼓风……
只要你学的东西，能够利济苍生，你就算是儒了。
那么，“管仲”，便不再是仁不仁的问题啦。
而是管仲虽然不是“通儒”，但可以算作甲等儒；王安石用申商之术，肯定也不是“通儒”，但也可以算作甲等儒。
兴国公虽然不懂经典，距离通儒远了去了，而且德行有问题，但“乙等儒”是没问题的。
而这，也就出大问题了。
其实早在大顺开国之初，颜李学派的想法，就已经被很多人攻讦了。
这是儒学自身哲学逻辑的问题，颜李学派这一套东西，按照儒学的逻辑，实际上是在做无用功。
而且，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格物是为了格物”。
但按照儒学正统的哲学理念，格物的目的，格物致知。
是需要和儒家经典相印证的。否则，你这根本就不是儒学，也实在格物致知，而是格物为了格物。
好比数学，如果研究数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数学，那么数学就不再是六艺里的“数”，这就是格物是为了格物。
而颜元自己，也说，学习躬行经济，儒本业也。舍躬行经济之本业，而张口经书、闭口经书，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
经书稍微读读就行，关键是在实践中，领会儒学的真正含义。
所以，颜李学派，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病根。
要么，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自己不是儒学，不用儒学的体系。那么，承认自己不是儒学，那么也就没有“格物是为格物”的困境了。
要么，非要说自己是“真儒”，别人都是假儒，也就别怪人家说你们学派是“格物是为了格物，压根不是为了致知”。
实际上，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颜李学派的哲学，确实是有问题的。
实践，重艺，怎么能格出来道？这些知，又怎么从经典中印证？
这也是为什么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兴起的原因，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圣经”上。
说到底，问题还是，儒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是像颜元说的，是为了“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是为了躬行经济的吗？
显然不是，这是明显的异端想法，怎么配称儒学？
既然不是，那么你格物不去映照经典，那不就是格物是为了格物吗？
就如同此时如何评价刘钰，和颜元同时代的大儒，张伯行，就预言过。
说你颜习斋的学问，是霸学，是杀人之学。
按你说的，假如一个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而日取六艺学问，农兵工商，算数天文，自早迄暮。世人攻讦，他却不休，曰：吾格物也，此大学入门之道。
有是理乎？
这不是扯淡吗？你学算数天文、农兵工商、六艺学问，算个屁的儒生啊，你连大学之道的门都摸错了，怎么能算儒生呢？
格物致知的结论，必须从儒家经典中衍出，又必须印证与儒家经典的考证，否则便毫无根据。
就你们这学派，继续搞下去，肯定要走向异端，是“祸乱天下之学”。
第八一四章 消亡在即
原本历史上，颜元去世后，李塨、程廷祚等，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补漏洞。
因为其实不管李塨，还是程廷祚，都明白，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
李塨在忙着修补“实践出真知”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
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不再像颜元那么“嘴臭”，狂喷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圣人之学”，具体上则说“圣人之学如日月，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
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呢？
因为颜元死前，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
【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
而最终，到程廷祚的时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学家刘湘奎，因为私藏禁书，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但是，一旦选择妥协，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
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终绝”。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写的卢信侯藏禁书、庄绍光慨叹“我道不行”，辞爵归乡的故事。
只不过，此时此刻，九宫山之后的变化，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因为，原本历史上，大儒张伯行就说，颜元这一套，就是标准的事功学，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而且他断言，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首推陈同甫，其后必王安石，皆祸乱天下之道”。
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道统，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
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
虽然，也确实，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以考据学为证据，说《周礼》不是真经，是伪书，依旧给了要办正事、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
但最终，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自己也投身考据学，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
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
实际上，里面在读的，是他们学派的“洗脑”书。
是他们学派自己的《三字经》。
正本的三字经，当然要学，毕竟编写的确实好，开蒙最佳。
但他们自己学派的，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实学三字经》，也一样在教。
或许，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得从娃娃教起。
古先圣，学教人。有成法，当永尊。
年八岁，入小学。习小艺，履小节。
当出入，与即席。必后长，让莫逆。
至九年，教算术。十年时，宿外室。
学书计，习幼仪。肆简谅，是其宜。
及洒扫，与应对。仪大略，谨进退。
十三年，学乐作。颂诗歌，舞则勺。
及十五，入大学。习大仪，履大节。
学之旨，在明德。要亲民，善为则。
勤时术，舞象嗣。学五射，及五御。
二十冠，始裘帛。学五礼，孝悌饬。
舞大夏，学乃博。畜其德，不外伦。
三十壮，男事当。学益博，无定方。
孙朋友，视所志。大小成，在此时。
年四十，始出仕。发虑谋，道进止。
五六十，居官制。年七十，乃致仕。
此学宗，自唐虞。三事和，六府修。
六府者，曰水火。金与木，土与谷。
……
……
正此德，利此用。厚此生，三事重。
周祖之，曰三物。教万民，使勿拂。
一六德，智仁圣。义中和，自涵咏。
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用各适。
孔门继，诸贤从。或礼乐，或农兵。
子雅言，诗书礼。性天道，不可耳。
文与行，忠与信。是四端，每谆谆。
凡此者，确有凭。
载经书，教人兴。
何至今，但章句？
于实学，乃不务。
谨揭此，以为式。
有志者，自努力！
其实很简单，这套东西的内核，就是把“魔改后的六艺”，作为重建儒学的基础。
以艺为本。
虽然他们学派的逻辑、和哲学困境，始终没解决。
也虽然，学六艺怎么就能通大道的问题，也确实没解决。
但最终，他们选择了“以待后来人”，相信后人的智慧，能把这些东西解决，既要学实学、重实践，又不要被开除儒籍。
办学宗旨，依旧是六德、六行之实事，皆在六艺之中。
通过从小的教育，从小教孩子们改动后的三字经，在上层构建暂时不能解决的前提下，强行给孩子们灌输“要学技艺、学实学，这才是正途”的理念。
可实际上，在此时的大顺，毁灭他们的，也恰恰是他们重视实学的理念。
因为刘钰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张伯行的推断：那些不学经典、不正己心的人，六艺技能学的再多，也不可能就从技艺中通悟圣人之道。
就算把六艺狭义化，刘钰打过仗，种过棉花，搞过数学，六艺里至少占了三吧？那他咋没通圣人之道呢？你们学派总不能说，他是个儒生吧？
原本张伯行的推断，也只是嘴上过瘾。毕竟总不能说颜元、李塨这群人，不是儒生吧？虽然他们有点异端，但不管是治经，还是典籍，配个大儒的称号总是配得上的。
类似于王安石，虽然在大儒看来，路走错了，但总不能把他开除儒籍吧？
之前颜李学派可以说，你看，我们学派这些人，走的就是六艺、实践从圣的路，我们这些实学派的，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现在颜李学派就比较难受了。
新学一系，一群学农学、学算数、学打枪、学放炮、学航海、学天文的。然而问题是，这群学实学的，并没有从六艺成道啊。
这是明摆着的事。
按颜元的说法，说六艺通晓其一的，算儒生；读经的，根本不配叫儒生，只是文人。
那好了。
那些学算数放炮的，六艺之一很精湛，背个论语都磕磕巴巴的只能背选段。他们是儒生？
而那些可以背诵论语、孟子的，反倒不是儒生，而是文人？
这说得通吗？
啥是儒生，是你定义的？你是孔子啊，还是孟子啊，还是朱子啊？你算啥呀？
合着我们这些自小诵读经典的，连儒生都不是了？
反倒是那些经典背不了几句，开口就是几何算数的，反倒成了儒生了？
这就是“正统”之争。
或者说是话语权之争。
如果颜李学派是正统，自然他们可以定义，什么才算是儒生，什么不是儒生只是文人。
但问题是他们并不是正统。
大顺官方树立起来的正统学问，问题也很大，就是始终完不成儒学框架内的闭环，不成体系。
大顺其实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正统学问。
而且朱熹当初的断言，是真的没错。搞事功学，搞来搞去，最后肯定搞得自己都弄不明白。
叶适最后选了“形而下”，要克己复礼，制度在前，即便搞成这样了，可依旧还是无法闭合。
更别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
考据学兴起，引发了考据风潮，一堆伪书，弄得很多学问今天才立起来，明天就被人批说这是伪书引申出的东西，异端。
本身大顺的“影射”显学的管仲问题，本就已经引起风波了。
现在颜李学派不谈管仲仁不仁，而是直接把刘钰认做是“虽远不及通儒大圣，然乙等儒生、或曰中士可也”。
又赶在刘钰等人即将离开江苏、皇帝即将最后一次南巡改革后的江苏、顺带把刘钰等人全都带回京城的背景下，这就难免要搞出事端。
他们学派现在的困境，着实太大。
想的太多。
要解决的东西太多。
但在窠臼之内，其实无解。
甚至他们自己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被刘钰这群搞新学实学的，弄得彻底不能自圆其说了——六艺精湛的一群人，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纯社会的边缘人。不是在工厂，就是在殖民地，要么在军队，要么在农田，着实看不出他们有从六艺实践而得圣人之学的迹象。
总之，虽然和原本历史有所不同，但似乎，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