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八五章 工业革命（二）
县城里的产业，几乎都是围绕着苏南资本的需求展开的。
本地的工商业，布局还算是比较完整。
粮栈，以及粮栈配套的高粱烧酒业、榨油业、豆饼加工业。
商号，售卖从营口沿着辽河运输上来的棉布棉花绸布茶叶白黑红糖香料铁器以及从生到死的基本全套杂货。
客栈车店，提供辽河运输线的夏季水运、冬季爬犁冰运的全套服务：吃饭、喝酒、马料、窑姐儿。
后世的歌谣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煤矿什么的，暂时就算了吧。铁路还早，对煤需求最大的苏南地区，现在用的是徐州府的煤。
至于大豆高粱，则和原本的演化路线，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
大豆的演化路线基本是一致的。
原本历史上东北地区大豆产业的发展，源于一战之前的欧洲战备，无烟火药对油脂的需求；以及合成氨工业之前，日本农业对豆饼肥田的需求。
现在，这里的大豆产业，也是以一种资本需求的商品化模式发展起来的。
苏南资本来东北，沿着辽河流域运输方便的地区，进行圈地，种植大豆。
苏南的蜡烛工业、肥皂工业，急需东北的豆油。
苏北的棉花种植业，也需要价格低廉的、此时所能找到的成本最低的氮肥。
而因为化肥工业此时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南美洲的硝石做氮肥又实在太远，是以由于豆科植物的特殊性，资本圈地种植大豆，成为了苏南资本投资的一项优先选择。
因为豆科植物自发的固氮机制，使得豆类的产量呈现一种非常奇葩的状态。
伴随着后世化肥的使用，小麦亩产从原本的一二百斤，蹭蹭蹭地涨到了一千四五百斤。
伴随着后世化肥的使用，黄豆的亩产，从原本的二百斤，憋憋屈屈地涨到了三四百斤。
就此时大顺的情况来看，小麦的普遍亩产，是低于黄豆的。
大量的空闲土地，被资本圈占之后，招募垦荒。外加刘钰在江苏省镇压起义，大量的起义军成员被用一种类似于契约奴的形式被发配到了东北，以及豆类作物的收割种植相对方便，使得专门面向江苏、南洋、日本的大豆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都是资本的需求，促进了豆类的种植。区别无非是原本是卖向欧洲和日本，现在主要是卖向江苏。
而豆类作物不能年年种植，需要改茬。大量的黄淮区移民，又促使高粱种植面积迅速上升，并且很快成为了东北地区的主食。
纬度更高的松辽分水岭以北，因为朝鲜人逃亡、日本稻种的缘故，主食是大米。
纬度更低的松辽分水岭以南，主食是高粱米。
这里面的缘故，就和原本的历史有些不同。
明中晚期开始，黄淮地区由朝廷推广种植高粱。
作用是为了治水，高粱秸秆用作一些小型河堤的骨架，也同时催生了黄淮地区的高粱酒发展。
大顺在黄淮地区实行了激烈的改革，以及海运的发展，营口地区辽河运输线的延伸，使得大量的黄淮区百姓进入东北。
由他们带来的高粱种植技术、高粱酿酒技术，迅速铺开。
并且很快，高粱成为了松辽分水岭以南地区的广泛主食，并且伴随着南部地区人口增长，一部分人被挤得继续向北翻越松辽分水岭，使得高粱种植不断北移到松花江流域，和由海参崴乌苏里江延伸的水稻种植业逐渐杂合。
有了上次淮河修筑工程的经验，朝廷对于东北地区的酿酒业，并没有进行遏制。
相反，酿酒业作为一个蓄水池，可以保证在必要的时候，花钱就能买到足够的粮食。
高粱米也是粮食，用来救灾，肯定比大米便宜。
原本大顺唯一能控制的粮食资源，也就是每年征收的那点漕米。现在则可以弄到各种乱七八糟的粮食，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大宗商品。
以这个三江口县为例，其所有的产业布局、经济发展，其实都是围绕着江苏资本的需求所布置的。
农民和圈占土地的资本种植大豆。
大豆在这里加工成豆油和豆饼。
豆饼沿着辽河运送到营口，实际上也是非常便捷的，尤其是冬季一到，从黄龙府后世的长春，运送到沈阳，冰爬犁只需要不到十天时间。
豆油之类，则一般是等到夏季，由船只沿河，一直运送到营口，在那里装船往南运输。
高粱则是基本用作酿酒，再把高度的烈酒装捅，运送到营口；或者是沿着辽河逆流而上，运送到蒙古牧区，换取皮子。
去年开始，这里倒是又多了一项产业。
亚麻种植。
从罗刹国引进的亚麻良种，以及从罗刹国引进的格林科夫梳麻机，使得亚麻产业也开始生根增长。
新型的格林科夫梳麻机，使亚麻纤维的生产效率快速上升；而漫长的冬季，大量的女性又将这些亚麻纤维纺成亚麻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里又没得棉花，包买制很快就在周边发展起来。
这些亚麻纱，也要运送到营口，再从营口运送到松江府，主要方向是作为经线，纺织成英国的混纺棉布，大量走私到北美和欧洲，打击英国刚起来的棉布纺织业，顺便换取白银。
纯棉布质量太好，英国缉私部门一看就知道是走私货。而荷兰的走私集团给出的以真乱真的办法，却可以最大程度地扰乱市场，掺杂了亚麻、羊绒和棉纱的混纺棉布，很快成为了走私界的大宗商品。
罗刹人刚发明的梳麻机，很快被引入了正急需做经线的麻纱的大顺。
但鉴于苏北种棉花价值更高，是以亚麻种植仍旧是放在了东北地区，搓成成品纱线后，再海运转移。
当地人对于高粱、黄豆等产业，早已经习惯。
这亚麻产业，倒是个新兴起来的，不免好奇。
当然，肯定知道这玩意儿是织布用的，这几乎是傻子都知道的事。
但争论的点，是比较奇特的。
此时，那些赶着马爬犁的车夫，正熟练地使用小额纸币，买了几斤本地烧锅里产的高粱酒，要了几斤高粱酒酒糟的副产品羊肉，和客栈酒肆里的其余人，谈论着今年出现的、遥远的苏南地区运来的新明星产品——让这些原本男耕女织的移民所震惊的、竟然达到了二尺八宽幅的棉布。
然后他们在讨论：“你们说，这二尺八大布里，用没用这边的麻线？”
客栈里的人对这些东西都很熟悉，因为这些赶车赶爬犁的，主要就是将各种货物南北运输。
去年兴起了亚麻纱，今年这边就有了二尺八大布，难免不叫人有端联想。
原本的织布机的宽幅，只有一尺，是以现在俗称为小布。
而这种宽幅超过了二尺半的改良棉布，被俗称为大布。至于这玩意儿是怎么织出来的，怎么能织出来二尺半宽，当地人基本不了解。
但今年新来的这些大布，很快就取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同，裁剪衣服做棉裤什么的，都比以前方便多了。
一阵争论这大布里面到底有没有麻线，直到有个商铺的伙计，用有些浓重的江苏口音道：“这二尺八的大布，还真就没有麻线。这都是南通布，南通布没麻线，松江府的大厂出的棉布，才有麻线。”
“我跟着掌柜的来这边做麻纱生意，这里面的事，我可知道。南通那边的布，和这边纺麻差不多，都是撒机子的办法。而松江府那些大厂，是上大工。不一样。那边的大厂用麻线，撒机子的不用麻线。”
所谓撒机子，是俗称。
按刘钰的叫法，叫包买制。
所谓上大工，也是俗称。
按照刘钰的叫法，叫工场制。
辽河流域的麻线纺织业，既有上大工，也有撒机子。
亚麻变成纤维的过程，要用梳麻机，是工场制。
而麻纤维纺成麻线，要分包给农村的妇女，是包买制。
这商铺伙计倒是没有说谎，这二尺八的大布，里面还真就没有麻布。
或者说，包买制为主流的南通，生产的棉布，是不用麻线、羊绒的。
这里面，也算是大顺特色工业革命的一种特异性体现。
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标志，是珍妮纺纱机。
那么，大顺工业革命的开端标志，就是此时在江苏大规模生产的脚踏铁轮飞梭织布机。
事实上，哪怕蒸汽机已经在井盐行业、煤矿排水等行业上展开了应用，但也不算是大顺工业革命的开端。
大顺工业革命的开端，是刘钰在江苏完成了改革，苏北成为长绒棉产区之后的“脚踏铁轮织布机下乡”。
伴随着苏北圈地种棉的进行，原本繁华的运盐运河，现在成为了运棉运河。
南通，成为了淮南棉花过江的集散地。
机器轧花、除籽、梳棉，人工纺纱。
而新型的脚踏铁轮飞梭织布机，因为价格略贵，是以很快包买制就成为了南通棉布产业的主流。
资本出钱、买棉纱，为农村妇女提供铁轮织布机。
再低价收购她们制成的成品棉布，支付一定量的劳动报酬，织布过程都是在各家的家庭进行。
但前期的棉花种植、采摘、去籽、轧花、搓条、纺纱等；以及后续的染色、浆洗等，则多半都是以工场制的方式进行的。
而脚踏铁轮飞梭织布机下乡，这就是刘钰说的纺织业的技术进步，或者说特色的纺织工业革命，必须“先织后纺”。
第七八六章 工业革命（三）
脚踏铁轮飞梭织布机，不能算作大型的工厂制机器，是标准的手工业，而且是家庭手工业配置。
但生产这种手工业机器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蒸汽机可以催动更大的鼓风机、更大的鼓风机提供了更高的冶炼温度、更高的冶炼温度提高了钢铁产量、更多的钢铁产量可以用作生产这种手工业机器。
但不管是钢铁产业、还是这种铁轮飞梭织布机，其利润的根源，终究还是那些在方便了东北寒冷去移民、在南洋彻底击溃了印度棉布的布匹。
事实上，按照原本历史的技术水平来看，这种也就是1800技术水平的家庭手工业的织布机，如果在全国普及。
那么，至少原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候的技术水平，机器布依旧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不是外国的机器布，而是哪怕本国生产的、完全没有关税的本土机器布。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要与时代、与自己的特殊情况相配套。而不是全面照抄原本历史上的先发国家，因为无法复制那些先发国家的人口、人均土地、农村经济。
在东北全面占领了市场的南通二尺八大布的背后，折射出的、背后隐藏的一切，就是大顺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启。
原本的亚洲棉，是无法纺出足够强度的棉纱的，也就根本无法织出来二尺八宽幅的布。
苏北的棉种改良，解决了这个问题。
原本的本土纺纱机，也是无法纺出了可以支撑二尺八宽幅布匹的土纱的。
苏北棉花种植配合松江府的纺纱进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纺车改良的前提，又是苏北的长绒棉。
原本的冶铁数量，也是根本无法支撑几千上万台脚踏织布机的铁轮需求的。
之前由蒸汽机发展起来的新兴冶铁业，解决了这个问题。
依托小农经济本就脆弱的东北地区，以及依托辽河水运和冰运所辐射的几千万亩地广人稀的土地，由布匹作为最终纽带，带动了棉纺、冶铁、机械行业的有利可图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出现，垄断了大顺的长绒棉。
不管是南洋的、苏北的长绒棉，都是被垄断的。
宽幅布所需的长绒棉棉纱，自然也是被垄断的。
同时，普通家庭无法承担脚踏织布机的成本，以及长绒棉棉纱的垄断导致的百姓无法单独购买，也使得在苏南、苏中地区理所当然地普及了包买制。
如何最低程度地减轻工业化对小农的冲击？
那就是铁轮机包买制下乡，依托东北南洋日本市场，实现江苏全省的农村织布机升级换代。
这样，矛盾就转化了。
如果能够完成整个江苏省的农村织布机升级，那么，应该说，大顺的蒸汽机织布行业，以现在的技术进步速度，也至少五十年内，没有生存空间。
但是，矛盾却由直接上机器产业的“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小农经济的反扑”，换为了“棉布生产的发展，与棉花棉纱数量不足”的矛盾。
由原本的，整个黄淮区、苏北区小农破产，发动起义反抗新时代发展的可能。
变为了。
要么继续对外扩张；要么对外扩张到顶之后，新兴资本集团绑架了整个江苏省的人口，要求吃掉国内市场，瓦解国内其余地区的小农经济。
每让一台铁轮机下乡，就意味着，新兴资本集团又绑架了一户百姓。
并且，这一户百姓将支持资本改造全国的进程，也就是他们的铁轮机和宽幅布，毁灭原本小农经济的一尺布的过程。
当然，当江苏省的家庭手工业者们按照资本的意志去改造全国的时候，一旦获胜，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他们毁灭了自己阶级意义上的同盟军，那么将来资本消灭他们的时候，自然也就没人站出来和他们一起作战了。
而背后调控他们，该什么时候支持对外扩张、该什么时候觉得翅膀硬了要把全国吃掉的力量，是藏在他们背后的垄断了棉纱和长绒棉产业的资本集团。
或者说，是一条看得见的手，在控制宽幅棉布的产量和去向，决定冲击的方向。
刘钰说，现在去海外是好的。于是，在对欧走私、对南洋的印度棉布替代、以及英国被大顺的走私逼着出台了更严苛的棉布禁令的背景下，酿造出了惟新三年的印度苏拉特棉纺织萧条，并且这场萧条一直延续到今年。
看上去，好像铁轮织布机走入家庭，是稳固了小农经济。
实际上，恰恰相反。
外表看起来和小农经济很像，男耕女织，但实际上江苏省的小农经济已经被刘钰悄悄瓦解了。
每个用铁轮纺织棉布的家庭，实际上都是资本的雇工，只是工作场所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而已。
整个流程，看似自由，实则都是严密的管控下。
南洋的棉花、苏北的棉花，在南通或者松江府，进行轧花、去籽、搓条等流程。
然后进入纺纱作坊，纺织成可以织宽幅布的长绒棉纱。
每个包买商，需要提前预定棉纱，再把这些棉纱分包给在家庭中织布的织工。
织工织布完成，拿到自己的工资——布他们无权自己处置，只能交给包买商，然后再自己花钱买布。
包买商拿到布后，印花缴税。
逃税是很难的，因为上游的棉纱被控制，能织多少布收税部门是心里有数的。原本的棉花和土纱，是无法纺出来这种宽幅布的。
布要卖到哪里去，看似自由，实则也并不自由。
被斩断的运河、盐改之后在关键地方设置的检查站、以及海运和陆运的成本差异，都限制了这些布匹的流通方向。
那些被卷入了铁轮织布机包买制的家庭，其生产的逻辑，也不再是自己用、多余的拿去交换。
其生产逻辑，变为了出卖劳动力赚取报酬，再用出卖的劳动力换取的报酬，购买生活用品。
只不过，这个瓦解过程，仅就江苏省的自耕农而言，是微创的、无痛的。
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身份，由小农，变为了包买制下的特殊雇工。
那这些痛，被谁承受了呢？
天灾人祸之下，不得不闯关东求活的河北、山东的百姓；顶着超高死亡率下南洋的黄淮与闽粤百姓；日本麻纺织业被棉布冲击下的普遍破产；印度苏拉特地区的棉纺织萧条。
不管是闯关东还是下南洋，过程本身都是痛苦的。
包括大顺此时的闯关东，其过程更像是殖民公司买契约奴，去那边圈地种豆，而不是自发一点点的小农逃亡拓展。
这和历史上的东北移民发展有很大的区别，原本历史上的东北移民的一波高峰，是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修铁路、开矿、工商业贸易所导致的。
而现在，则是依托辽河流域，资本出钱以利润为导向的种植业，也可以叫大豆种植园，或者粮食农场为主。
其实本质还是围绕着棉花产业来的，苏北地区的资本要的是廉价的豆饼。
靠根瘤菌、新垦土地的养分根系吸附所产生的，肥效相当于硝酸铵30%的豆饼肥料。
相对于遥远的南美的硝石矿而言，豆饼做肥料，还是便宜一些。
棉花种植既需要稍微盐碱一点的土地，也需要极高的肥力。
豆饼虽然能吃，但需要吃豆饼维持生计的人，肯定也没钱买，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大顺别的地方百姓饥饿，和资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圈地种豆的资本，也并不是因为大豆此时产量比小麦高、可以提高大顺粮食产量、让人民免于饥饿去种豆的。
只是因为这玩意儿种起来方便、收起来方便、卖起来方便。
也是为什么此时的辽河流域大豆种植面积疯涨、但水稻种植甚至赶不上更北更远的乌苏里、松花江地区的原因——那地方啥也运不出来，除非朝廷拿出秦时的苛政修一条跨越分水岭的运河，或者铁路蒸汽机车技术进步，否则还是种点自己吃的东西吧。
在铁路修通之前，那里的土地，是资本所不屑的。
至于此时大顺东北的高粱，大部分，只是大豆种植的副产品，因为需要改茬，预防病菌造成的减产。
一粒黄豆，被资本以盈利为目的，种植在辽河流域的土地内。
秋天成熟，被农业雇工收割。由于资本大范围地投资圈地，是以马拉收割机、脱粒机得以普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基本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
但相对于欧洲早期农业的种一收五，黄豆因为特殊的自固氮作用，倒是基本上可以做到种一收八。
一粒黄豆变成八粒，然后被圈地的农业资本家，派人送到周边发展起来的县城粮栈。
在县城粮栈中，换回纸币，再用纸币换取布匹、铁器、茶叶、白糖等等。
而这八粒黄豆，在县城，被加工成豆油和豆饼。
通过辽河，这八粒黄豆的豆油和豆饼，运送到营口。
装船，海运到松江府。
豆饼被苏北的圈地资本家买走，堆砌在苏北的圈占垦殖土地中，化为肥料，滋养棉花。
豆油被苏南的工业资本买走，加工成蜡烛、甘油、肥皂。
然后棉花通过汉代挑起吴楚七王之乱的吴王刘濞开凿的那条运河，运输到南通。
在南通，经过梳棉机去籽、成棉、打包，运输到松江府。
在松江府的工场，被加工成棉纱，再卖给资本雄厚的包买商。
由这些包买商，发给南通的家庭，由这些家庭里的妇女，织成二尺八宽幅的布。
这些布，再被回收到松江府，和那些豆油加工出来的蜡烛、甘油、肥皂等，一起装船，运送到营口。
再从营口北上，来到各个县城市镇，卖成纸币。
然后再买更多的黄豆、豆饼、豆油、亚麻纱、柞蚕丝、高粱酒、木焦油、高粱米、小麦、大米。
完成一个基本的、需要大约两年周期的循环，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积累和利润。
应该说，直到此时……大顺才算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
也使得这一切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而不是变种的洋务运动。
第七八七章 工业革命（四）
英国产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基础，是在产业革命之前已经发生的农业革命。
但大顺是没必要学这一套的。
或者说即便要学也要搞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不要去刻舟求剑。
因为两者的情况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英国人非常自豪地说，圈地之后，再加上农业革命，英国的小麦每英亩产量，从原来的每英亩2.15夸特，提升到了3.25夸特。
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一英亩，等于6亩地。
一夸特，在诺曼征服后作为小麦重量单位，是512磅，大约是450斤。
换成更容易理解的数据，圈地和农业革命之前，亩产是150斤；圈地和农业革命之后，提升到了200斤。但到200斤的统计这一步，已经是1800年了。
这个数据，对大顺而言，毫无意义。
因为纯粹技术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在西汉，已经完成了。
亩产150斤，而且还是单季种植、还要休耕，这很高吗？
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大顺而言，大顺特色的“工业革命前置的农业革命”，是搞到一个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不是去搞什么亩产革命。
因为就现在这个没化肥的时代，大顺的亩产已经到顶了，不可能再高了。
重要的，是找出一个地方，一百亩地的粮食，种植者全家只能吃30亩，剩下的70亩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
对上，使得朝廷在白银涌入后的不知所措中，不会倒退回实物税，而是确信钱可以买到粮食。
明末一些大儒认为明初制度好、认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白银货币毁了大明的思潮，其实就是面对实物税改货币税、商品经济发展、白银巨量流入后的不知所措，人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会自发反动追溯，大顺终于克服了这个不知所措。
对下，使得工商业发达地区，可以种植经济作物、从事工商业发展，从“鱼米之乡”、“漕米之半”的商品粮基地地位解放出来。
“产粮大省”，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从来不是个好词。比如后世的河南、东三省、苏北。
但又是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人均三亩地，是出不来商品粮的。因为农民首先要保证自己吃饱，然后才会卖粮。吃饱了地瓜，还想吃个白面馍馍呢。
人均三十亩、甚至一百亩的地方，才能做商品粮基地。因为一个种一百亩土地的人，和一个种十亩地的人，吃的饭量是一样的。
大顺特色的“工业革命前置的农业革命”，就是下南洋、拓关东。
对英国来说，农业革命和圈地运动，带来了四个好处。
廉价的劳动力。
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
为城镇提供粮食。
拓展工业品市场。
其中，前两项最为重要；后两项基本算是凑数的。
第三项可以靠东欧的再度农奴化，第四项本土的那点市场实则根本养不活英国的工业。
然而对大顺而言，这四大好处中的前两项，卵用没有。
大顺一点都不缺廉价劳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
被后世吹的神乎其神的英国纺织业，1750年，棉纺织业海关出口量，不是关税量而是出口总额，是4.6万英镑，折合15万两白银。英国直到1780年，议会还专门出台了特殊法令，全面禁止印度棉布进口4年时间，不只是加关税，而是全面的行政令禁止——这就是自由贸易。
中国和英国，在18世纪，最大的差距，在于英国可以征收GNP的13.5%的税；而大顺在刘钰改革之前，不说14%国民生产总值的税，能不能收到手里1.4%，都是个问题。
大顺再怎么差，也不至于棉纺织品出口量，只有15万两白银。
更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对印度棉布搞行政禁止。丢不起这人。
大顺的新兴阶层，其实也根本不缺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尤其是刘钰毁灭了扬州，迫使资本南迁之后，更不缺。
相反，对英国意义不是很大的第三项、第四项，也就是为城镇提供粮食、拓展工业品市场，这才是大顺工业革命前的农业首要问题。
下南洋、资本去关东圈地，刘钰之前二十余年的一系列筑基，也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南洋的稻米种植园、关东的大豆农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至少，东北地区脆弱的男耕女织经济，和严寒无比的不能种植棉花的气候，为苏南的轻工业品，提供了一个国内市场。
幸运的是，东北冬天冷，但夏天真的热，雨热同期。
冬天冷，意味着棉花需求量大；夏天热，意味着可以种粮食换棉花。
而南洋的稻米种植园、运河被废、漕米转移，使得苏南脱离了成为“农业大省”的命运。
至少在朝廷层面，不需要担心“改稻为桑”的粮食不足问题了。
“感谢”荷兰人，在南洋折腾了近200年，初步瓦解了南洋的村社经济，使得印度棉布在南洋打开了市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大顺下南洋，直接继承了南洋的印度棉布市场，江苏布取而代之。
而从山海关到黑龙江的广阔土地，不存在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条件。为大顺提供了一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拥有海运和冬季高速公路的广阔的轻工业品市场——在轴承、滚珠技术出现之前，滑动摩擦力的马拉爬犁的运力，高于车轮。
当这一切都解决之后，伴随着惟新五年刘钰在江苏的改革全面完成，大顺的工业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伴随着苏北圈地种棉、改良土地的需求，所引发的连锁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就是工业革命。
在南通，每年大约会新增8000台铁轮飞梭织布机，流入到苏南周边的乡村。同时还有5000台，进入城市的手工业工场。
在东北，从营口到黄龙府，每年大约新增几十家的大型榨油厂、酿酒作坊、蒸汽机带动石磨的面粉厂、马匹养殖、亚麻梳麻、柞蚕缫丝、木焦油作坊，以及沿河的商业服务业发展。
在京畿、天津发展起来的冶铁业，每年要为这些榨油、蒸汽机、铁轮织布机、马拉脱粒机等，提供更多的钢铁；造船厂要为不断发展的运力，提供更多的帆船。
在苏南，要为这些棉花生产更多的脚踏纺车、轧棉机、梳棉机；要有更多的码头工人搬运货物；要建立更多的油脂产业的蜡烛厂、肥皂厂；要为逐渐发展的城市和富裕人口，提供更多的玻璃窗；要为这些玻璃窗，开采更多的芒硝，或者建立更大的硫酸工业为原始制碱法提供原材料。
在徐州，要为海州的晒盐场、苏南的轻工业，提供更多的煤，以及购置更多的蒸汽机用于煤矿排水。
在松江府，要为这些逐步发展的产业，配置资本，富集资金，投机炒作，并且不断投资到基础建设中，比如徐州到海州的运煤运河、马拉铁轨路建设。
在南洋，要为需求极大的造船业，提供船索黄麻、帆布材料、桧木柚木；要为苏南日益进行的改稻为桑、改田种棉、生活水平进步、以及京城所需漕米，提供更多的稻米种植园，甘蔗种植园。
在朝鲜和日本，要为大顺发达地区逐步提升的识字率，提供更为廉价劳动力所生产的纸张，土佐和平壤的造纸业是为数不多还能和大顺竞争的产业。
应该说，他们在造纸业上，卷赢了大顺。代价是他们试图建立的甘蔗种植、棉花种植、伊万里烧瓷器等产业、丝绸制造等，被大顺全灭在了起步阶段。
事实上，任何幻想着在18世纪的中国，直接搞纺织机械化，尤其是织布机械化的设想，都会遭到现实的毒打，会被世界上最坚强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教做人。
从而深刻理解什么叫“张之洞创建的湖北制造局的机械纺织，只能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卖棉布，几近破产”。
什么叫“只有在大灾之后、赤地千里、土地荒芜的状态下，才有可能改良棉种成功，推广长绒棉”。
以及什么叫“温情脉脉和和稀泥传统导致的淮南垦荒最终滑向了传统租佃制，使得佃农不愿意种植长绒棉，因为地租强迫制下只有秸秆全都属于他们，于是他们三天做一顿饭，将秸秆运到上海去卖——本土棉产棉不行、纤维长度不够，但秸秆够多；长绒棉不能密植掺杂副作物，而副作为不纳入地租范畴”，以至于改良到1933年，长绒棉在江苏的种植面积全面下滑；上海家庭有37.7%使用棉花秸秆做饭取暖，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普遍贫穷，住房面积太小，秸秆太占地方堆不开，不得不买体积更小的煤。
任何幻想着着在18世纪的中国，搞珍妮纺纱机，甚至幻想这玩意儿就是工业革命的设想，也都会遭到现实的毒打。
深刻理解号称英国棉纺织业开端的曼彻斯特法案能获得通过的原因，是“曼彻斯特、兰开夏的棉布，不是真正的棉布，只是传统的毛麻纺织品的一种变种，因为必须使用麻纱和羊绒作为经线以获得足够的强度，它不是棉布，所以可以绕开棉布禁止令”。
以及什么叫“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纱线，【也】能作为经线，但不能织造平纹布”。
【也】这个字，很重要，对英国来说无所谓，但对大顺来说这个【也】字甚至是整句话的关键。
种种这一切的本国自有国情在此，使得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斩断了一切的温情脉脉，刘钰下了狠手。
圈地区就是圈地，佃农在圈地区范围内就是要被消灭，不准租佃。
恶意给淮南圈地区补偿的小农贷款，五年破产收地，反抗全部被镇压，枪决或者流放带头反抗的英雄人物，参与者做契约奴由资本购买送往南洋东北。更不可能和稀泥让小农垦荒。
对东北就是要全面经济附庸，提升大豆产量、控制豆饼价格，让大资本用营养丰富的豆饼肥田——此时全国90%的百姓而言豆饼还是一种美味的营养品——从而确保圈地种棉的利润，引导资本圈地、改良棉种。
让资本购买机器、资本下乡，垄断集团控制棉纱，搞包买制，实现江苏农村的手工织布机换代，实现资本对农村纺织业的全面控制和剥削。
彻底毁灭千年繁华的扬州城，制造混乱，迫使资本南迁过江，投入到纺织业、基础建设运河投资、东北圈地、南洋种植园等。
全面清查土地，提高亩税税率，降低粮价，迫使商业资本无法选择“买地收租”的模式——要么投资到别的行业，要么买地种桑种棉搞经营。
暴力镇压“谷贱伤农”的儒生请愿集会，继续对南洋米、辽东麦实行压仓抵税政策，鼓励进口，继续压低江苏省粮价，逼迫“苏常熟、天下足”的地方进行农业转型。
地主倒是也考虑过，那我不收实物租，我收货币租不就得了？
然而，他们的考虑，使得《多收了三五斗》的魔幻故事，提前上演。
【为什么要粜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区别在于后面那一段：【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花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
不过，此时，上海的好多厂、南洋的种植园、苏北的棉花田，并没有关门。
路路没有断绝，大家也不必沉默。
佃户们，退了租，逃荒去做工吧。
士绅们，把土地经营起来，种经济作物来缴纳无法逃避的土地税吧，不收漕米，不收实物税，只收白银纸币，不交税的通通革除功名，欠税是不行的。
自耕农，让女人从包买商那里领取织布机和棉纱，赚取那点劳动报酬吧。
至于结局，倒是类似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集会，发通电，大意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大顺还没有四等车，但却有四通八达的水道。一船又一船的江苏佃户，开始学会了时间概念：几点起床、几点上工、几点吃饭、几点下工。
以及什么叫几点钟。
还有就是关外东北的口音，渐渐出现了淮音、吴语、扬州话。
比如此时正在黄龙府三江口县酒肆里争论南通二尺八大布，到底有没有麻线的这群人。
第七八八章 工业革命（五）
这些掺杂了大量扬州、吴语、黄淮口音的移民，本身就是大顺特殊的东北开发的一部分。
而由于东北的特殊情况，也根本不存在由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阵痛。相反，从一开始，这种经济就是外源性的动力。他们也就根本感受不到转型期的问题。
更本质来讲，就如同后世一些学者考察了东北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口结构，得出的结论一样：东北地区，实质上，是在用土壤换取货币，只不过以大豆作为媒介，转移土壤中的肥力元素。
实际上，此时大顺对东北的开发，也是秉持着这个思路。
主要商品是大豆，实质上就是以大豆为媒介，将土壤里的氮、磷进行转型的过程。
大豆在苏北的价值，不是靠大豆的光合作用合成的淀粉体现的。或者说，此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光合作用增值的碳水化合物，是不怎么值钱的。
最值钱的，还是固氮作用、根系吸收的土壤的氮磷等元素。
南洋的稻米，卖的是南洋的阳光能量；东北的豆饼，卖的是根系吸收的氮磷钾。
豆饼的氮元素含量，在6%，是粪肥0.35%的二十倍；磷含量，在1.8%，也远高于粪肥。
靠着这种未开发的土地，在化肥工业出现之前，支撑个五六十年，暂时看来肯定是没啥问题的。等出来后，靠化肥回撒，补回去似也或许可行。
虽然本质上还是卖资源，不过也确实促进了整个大顺新体系内的商品经济发展。
卷入其中的这些人，自然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东北和苏北之间的商品交换。
但他们已经很习惯这种商品交换塑造的经济基础所造就的和移民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今已开发的土地，60%在“大农”手里。所谓大农，指的是拥有土地在500亩以上。
而种豆、收割的特殊的需求雇工的劳动状态，使得传统的、单一的封建租佃关系基本没有产生，或者之前已经产生的也逐步被瓦解。
相反，农民对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依赖性，远超过对地主的从属关系。
老马说的那种封建租佃状态下的【超经济剥削】关系大幅削弱，而资本主义性质的纯粹【经济剥削】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体现在这些人身上，便是他们并没有类似于“租子过高”之类的抱怨，而是更关注于市场价格、布匹价格。
即便扯淡也是更容易扯向这二尺八宽幅的棉布，到底是不是纯棉的，这之类的猜测。
因为这些东西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他们没有男耕女织的可能，所有的布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都得靠花钱买。
这也是为什么松江府的纸币，能够迅速占据了这里市场，取代白银和铜钱的重要原因。
大顺收不到多少税，靠官方移民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松江府富集的商业和金融资本。
使用白银作为税收货币，也就意味着朝廷放弃了发钞权，发钞权在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的手里。而这里作为大顺国内对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依赖性最强最深的地方，加上大顺本身白银黄金不足的特质，使得这些可以购买初级工业品的纸币，成为了这里的通行法定货币。
朝廷的态度是无所谓的。
东北和江苏、南洋，用相同的纸币，朝廷收的纸币，能买到高粱、大豆、酒、丝绸、棉布、铁器、盐、稻米……那么，朝廷自然不会反对。
因为到现在为止，大顺仍旧还是延续前朝的小政府状态，既没能力管太多，也管不太明白。收上来税保证国防、家天下传承、治水，也就是了。收的税能买东西就成。
既是管不太明白基层，于是一个显然十分可疑的人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来到了这些马爬犁车夫的头目身边，借着二尺八宽幅布闲扯的苗头，敬了一杯酒后，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能够搭乘一下往沈阳运送豆饼、蜂蜜和豆油的爬犁，一起去沈阳，转道营口，显然是准备在开冰之后乘船南下。
提出这个请求的人，操着一口有些抹不去的苏北口音。
身体壮实，披着一件羊皮袍子，腰间悬着一口短刀，脸上还有一道明显的伤疤。
今年春天，皇后不豫，于是皇帝大赦天下。
从刘钰在苏南苏北改革开始，发配到东北、南洋的那一批扬州人，当初判的罪名还是蛮奇怪的，在十恶不赦的范畴之外。
虽然他们起事，但是他们绝对不是谋反；虽然他们起事，但里面没有邪教参与，所以不是不道；加之大顺的祖坟也不在黄淮区，是以和谋大逆也拉不上干系。
剩下七样，离得更远。
故而今年皇后不豫的大赦，这些人都在其列，理论上是可以回乡的。
但即便不说以貌取人，只说大赦之后操着扬州口音、一看就是当年被流放发配到这边的人，能琢磨着回南方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当年被流放、发配到这边的，大部分不是在作坊做工、就是在地里干活，日子还算安稳，但肯定经不起折腾一圈回乡的钱。
这几年能攒下钱的，要么是逃亡之后啸聚山林抢劫发财、如今金盆洗手的；要么就是去挖金子什么的，居然没死的；或者是挖到了人参，把队友都弄死之后自己私吞的。
正常劳作、打工、做雇工种地，怎么可能攒下返乡的钱，或者怎么可能愿意折腾回去？
只是过了三江口，再往下就是通江子，沿途都是大市镇。这里不比松辽分水岭以北，这几年也没什么大的贼寇、土匪。
既是给钱，那也英雄不问出处了，心里有数就好。
都是出来闯荡的人，若有机会抢劫赚钱、挖矿藏金逃亡、挖参杀队友，谁愿意出这孙力，老实干活？
对这种赶上大赦就算是得了第一桶金的人，众人心里还是佩服的，当年那些贩私盐的，不也是赶上当年改元大赦摇身一变，如今都成了朝廷倚仗的大贾豪商了嘛。
这车队的头目说话也带有苏北口音，也算是他乡遇老乡，不免亲切。只不过这个车老板子倒还真不是被流放过来的，而且来东北的时间也比较早，否则也不可能混到车队头目的位置。
这是当年南洋大开发之后，资本开始圈地之后，主动向北发展吸纳的一批苏北人。
车老板接过了钱，又被敬了三碗酒、二斤肉，便满口答应下来——马匹是东家的，这拉客属于外快，不赚白不赚，反正再往前也没啥危险，一天一座城镇。
“我们只道沈阳。到了沈阳再去营口就好说了，如今正要赶在破冰之前，把今年的货都运过去。”
“要不然到了二三月份，冰脆水又涨，行不的船，就得等到六月份走船了。”
“兄弟这是要回老家啊？”
希望搭便车的这人也不否认，直言道：“正是。今年大赦，我们这批人总算是可以回乡了。趁着还能动弹，还是要回乡看看的。”
这没什么可隐瞒的。
这边还算好的，有些地方抓出来十个人一问，可能得有两三个都是被镇压之后判处流放的。
听到回乡看看这句话，车老板儿不免有些感叹，自己这辈子怕是回不去了。回去又能做什么呢？
如今已经把家安在了这里，在商队谋个事做，管着百十人的马队，专门为商号运送货物，日子过得还好。
吃喝不愁，天天有酒，虽说冬天冷点，但这几年也逐渐普及了盘炕和地火龙。这里又不比老家苏北，也没有什么盐田草荡，最不缺的就是木柴，冬季其实也好熬。
家乡的记忆早已淡了，如今就记得当初来的时候，从上船就开始吐、恨不得把苦胆都吐出来时遭的那份罪。
想到这，车老板儿举起酒碗和那个请求搭车的人碰了下，又道：“兄弟在老家那边还有家人吧？”
搭车人也碰了一下，嗯了一声，一口苦酒闷下，叹道：“还有两个弟弟，也不知道如今过的如何。要是家里没人了，我也便不回去了。爹妈早就没了，还回去干什么？”
车老板儿再也没多问，只说今晚上睡一觉，明儿一早就走。
搭车这人又谢了两句，自去结了酒钱。
这搭车人说自己还要两个弟弟，倒是实话。至于家里还没有别人，其实还是有的，还有老婆孩子呢，只是不知道老婆孩子如今还在不在。
搭车人也算是大顺工业革命前置期的标准受害者，他在惟新元年就犯了事。
原本他是盐区的盐工，只可惜他是被场商雇来的盐工，不是有身份和草荡的盐户，其实就是私下里帮着场商煎私的。
惟新元年，盐区改革，他这个尴尬的身份，比那些卖了草荡、典押了草荡的盐户还要惨。
他这种盐工，是一分钱补偿都没有的。属于“黑户”，“盲流”，那场草荡争执和他没有啥关系。
他也不懂啥叫分化瓦解，就知道到最后，他们这些被场商雇来干活的盐工，毛都没有一根，只能是赤条条来、赤条条滚。
垦荒公司和场商谈好了，直接拆了场商给这些盐工居住的棚屋。场商只是在那些典卖了草荡的盐户身上做了退步，他们雇佣的这些无产的盐工，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给的。
场商说，兴国公不是给你们出路了吗？去垦荒公司种地啊，反正你们也是卖力气的，在哪卖不是卖？
第七八九章 工业革命（六）
这个煎私盐的，都不是什么善茬。心里就觉得憋屈，凭什么自己给场商干了好些年，最后一丁点补偿都没有？连房子还被垦荒公司要求限期拆除。
一开始他也没想着犯事，便去垦荒公司问了问。
垦荒公司那边，说更喜欢要从海门、松江那边过来的，有棉花种植经验、有种地经验的人，不是很喜欢要这些盐工。
而且垦荒公司那边说的也很明白，花钱雇人是为了挣钱的，这批盐工根本不会种地，花钱雇你们那不是养了批爹吗？真要干，那也不是不行，拿最低工资。
这群人本就憋着一股火，一气之下，几个领头的一撺掇，便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垦荒公司那边说的好像也没错。
自己这群人累死累活给场商干了那么久，就算要补偿，也得场商给。如今直接拍拍屁股走了，这还有天理吗？
于是一群人便去讨说法，结果就闹大了。打伤了人不说，后来在气头上，还把一些房子、工棚给烧了。
官府自是向着有钱人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而且废盐垦荒，这是要坚决执行的政策，对于这种反抗者，正要杀鸡儆猴，必要严打。
好在搭车的这个连夜跑了。
跑到了松江府，正赶上那边进行城市扩建改造，说是日后也得搞身份等级制。
搭车的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官司，而且还属于那种领头的要犯，一咬牙一跺脚，便去了招工去东北的船。
说是去挖金子的，苦是苦点，可是一个月给的钱可不少。
差么点把苦胆吐出来，总算是到了营口。从营口沿河而上，又转陆路，到了吉林船厂，才算是到地方。
可真到了淘金子的地方，才知道那才是真正吃人的地方，去了可就别想跑出来了。
如同大顺京城西山煤矿故事一样，骗进去后，欲逃者，巨梃毙之。
好在他有一身的本事，又是参与过盐工抗争的，竟在这地方组织了一场逃亡暴动。
不但跑了出来，还偷着带出来一块狗头金。
他运气也真的是好，跑出来后，就赶上了皇后生病、皇帝大赦。改头换面，熬了一阵，便想着要回去看看。
看看自己那俩弟弟，是不是还活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是不是还活着。
俩弟弟都从事和盐有关的工作，都是在原本的运盐河上做盐工的，负责装卸运输的。
想着自己偷出来的这块金子，也能换不少钱。待回到老家后，弟弟若在，老婆孩子若都还在，便带上一起，来东北买块地。
一家人从头干起来，弄几头大牲口，好好干几年，赶上年景好，日子也就好过了。
他从那边逃亡的时候，盐政改革才刚开始。如今老家到底什么样，他也不知道。
老家有多大的变化，他是不知道。但一天之后，他就知道，老家肯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因为马爬犁，到了辽河与招苏台河的交汇的通江口。
他对这里印象深刻，当年就是在这下的河船，走的老驿站道，去的吉林船厂那边的山沟子金矿。
几年过去，这通江口都和自己来的时候完全不同的。
毕竟去到金矿之前，那些招工的老乡还是和蔼可亲的，许下了许多好处和美好愿景。当时还在通江口逗留了一段时间，又招了一些人才一起去的。
那时候通江口人已经不少，但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主街已经换成了青石砖铺出来的路，商铺林立，还有许多的大粮垛。
车老板儿见搭车的感叹，便道：“这几年通江口可是发达了。夏天行船、冬天走冰。东西辽河的豆子，都在这堆着。据说是去年一年，建起来的大粮仓，就能容七八十万石的豆子。”
“好些人家在这里囤货。秋天收了，冬天运过来，一些货要到夏天通航了才能全走完。”
“这边再往下的辽河，能通大船。再往上，就通不了那么大的船了……”
搭车的着实想象不到资本的力量，短短几年之内，愣生生把这通江口，弄成了一个每年大豆贮存量上百万石的大镇。
等着过了沈阳，别了老乡，又搭了别人的爬犁到了营口后，更是觉得自己仿佛在金矿里过了几百年一样。
如今还在冰封期，船还未通航。要等到过了年的三月中旬，才能开船。
好在一点，这纸票，在这里也能花；自己说的话，这里的人也完全听得懂。
手里有钱，便做什么都行。
码头那边打听了打听，知道现在有定期从营口起航的客船。都是大船，专门拉客的，需得提前买票。
当然也有那种小船，更便宜。
但搭车的也算是在金矿里捡回来一条命的人，可是知道那种小船，鬼知道会不会半途杀人越货抢钱，把人往海里一扔，抓都抓不到。
就像是当初在金矿里一样，死那些人，往深山里一扔，几天就没了，也不见朝廷去管。
是以这年月，还是乘大船安全一些。
定好的启程时间，是四月初。三月中的那艘客船，早就已经没票了。
如今从营口，往来朝鲜的、天津的、松江的、威海的，船倒是多得很。
他买的票，并不是直航松江的。而是先去威海，在威海停歇，转去朝鲜的仁川，再从仁川去松江。
这是他能买到的最早的回江苏的船票，那些直航的，早就卖没了。
这种中途转折的，需要的时间久一点，真正做稍微大一点生意的，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是不选择乘坐这种客船的。
距离开船还有三个月时间，搭车的也只能先在营口住下，等着冰融雪化。
剩余的时间，便在这里逛了逛，越发感觉仿佛自己在金矿住了几百年一样。
比如那些烧煤的、耸立着烟囱的火磨面粉厂；比如一些以蒸汽为动力的锯木家具厂；还有些实在不方便从松江府运输过来售卖的火柴厂等等。
其实这倒真不是这几年仿佛一下子变出来的一样。
而是因着当初他逃亡到松江府的时候，穷的啥也没有。城市再大，也和他没关系。
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来看看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城市。
更早时候，他只是在淮南盐场利煮盐，生活半径也就三十里。
没有缉私巡查的时候，就负责摊灰，淋卤，煮盐。
或者是去草荡里割草、晾晒、捆绑、运输。
要么就是刮盐。
而盐工一般情况连裤子都不穿，吃的和猪食差不多，唯独也就是不缺盐。
即便淮南距离大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那么近，可在他干盐工的那几年，其实几乎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甚至可以说在他眼里毫无变化。
和他爹那一辈、爷爷那一辈讲述的故事，几无区别。
至于说城市原本的风情，和他这种人也没啥关系。
有句这人不知道的诗词，古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腰缠十万贯，才能欣赏到二十四桥的月、妖娆的姬、文人的聚会、青楼的诗词。
要不然去扬州府做敖盐的盐工，离这些东西可就远了。
如今他虽然没有腰缠十万贯，但棉裤里藏着一大块金子。有钱又有闲，这心态就大不一样，就可以看看城市，自是觉得有些看不懂了。
其实辽河口的发展，早就已经开始了。
大顺之前往辽东犁庭扫穴，又大量移民，想要控制东北，肯定要靠水运的。
只不过之前的发展和移民，换成明朝初年时候，也基本没啥区别。
直到这些年，资本开始介入后，发展才和过去不一样了。
一来这里是此时整个东北地区的唯一有价值的商业通道。
要输运送大豆之类的东西，靠推车、马车之类的，运到关内，怕是裤衩都要赔进去。况且，京城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豆子。
在资本介入之后的关外开发，完全是依托辽河水运的。
是以，几乎所有的黄豆制品，都是从营口装船运往江苏的。一年大几百万石的规模，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
同时，这里的气温相对来说较高一些，种植小麦的也比较多。
东北大部分地区的主食，是粗粮，是作为大豆种植业的副产品出现的高粱。要采取一年豆、一年高粱的模式。
但那时对底层百姓而言的。
商人也好、士绅也罢，肯定是不吃高粱米的，那玩意儿粗粝难咽，怎么可能吃得下去？
京城一群老陕，也比较喜欢吃白面。
是以营口这边还有比较发达的面粉业，走的也是原本历史上清末的奇葩路子——蒸汽机配改良石磨。
转运大豆，是商业。
而榨油、做豆饼、磨面粉，则是工业。
作为江苏的经济附庸，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江苏的需求搞出来的简单工业，还有一部分比如面粉等是为了供给京城的。
除非像是火柴作坊这样的轻工业，这年月只能搞白磷火柴，一般情况不选择装船运输，容易出事而且也赚不到太多钱。
再比如玻璃，确实不太好运，这边又有煤。
所以才会选择在这里配置一些江苏也有的轻工业。
剩余的，基本都是江苏需求的。
大豆加工。
柞蚕缫丝。
木器家具制作。
也算是初步搭起来一个围绕着江浙资本财团而出现的标准原材料产地经济。
这里有柞蚕丝缫丝业，但没有丝绸工业，都要运送到江苏进行再加工。理论上这里倒是也能种棉花，但刘钰并没有允许科学院在这边改良适应本地气候的长绒棉，之前沈阳那边种过一点本土棉也立刻就被刘钰指挥金融资本扑灭了。
第七九零章 工业革命（七）
种种资本需求所发展起来的工商业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那就是东北的高粱酒。
准备返乡的搭车人，原本并不喜欢这种高度的蒸馏酒。但他在营口等待开船的这几个月，并没有机会喝到家乡的黄酒。
不是没有，而是比较贵。而这种高度的蒸馏酒，相对而言，非常便宜。
他虽手里有块大金子，但毕竟是苦出身，还想着买地当地主呢，自是舍不得花这个钱。
淘金的时候，他就已经习惯了喝这种高度的蒸馏酒。现在想起故乡的味道，觉得只能回老家之后，找到弟弟，老婆孩子之后，再尝尝家乡的酒了。
这是他个人的微观感受。而在更宏观的层面，这种高度的蒸馏酒，也是大顺在江苏初步工业化的一个标志。
作为资本种植大豆业的副产品——这源于大顺继承的两年前的农业技术，不可能搞那种三圃制、休耕制，而是采取垄作制换茬的方式——以及黄淮地区从明中期为了治水河堤而发展起来的高粱普及和高粱酒酿造，和大豆制品有个显著的区别。
大豆种植的资本投资，单纯地源于苏北的需求。
而高粱酒产业，既源于初步工业革命地区的需求；也是因为生产出来之后的反向作用挤占了其余竞品的市场。
道理也很简单。
江苏省这些年的初步工业化，造就了大量的底层百姓。
这和原先不太一样了。
原先，也就是十几年前、七八年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苏南小手工业者的黄金时代。
努力干几年，或者手里有技术，比如织布织的好，是真的有可能达成阶级跃升的。
然而，以纺织业为例。
当刘钰为首的资本垄断集团控制了长绒棉和棉纱、当脚踏铁轮织布机开始普及之后，想要从织工跃升为机户，已经不太可能了。
初步工业化、扬州资本的南迁，使得底层的身份逐渐固化。
底层，比如织工、纺纱工、码头力工、梳棉工、脱脂工、染工等等，基本没啥阶层上升的可能了。
但同时，又因为大顺的对外扩张、资本富集、粮食控制，使得初步工业化地区的吃饭穿衣问题基本解决，尤其是城市。
但也就是吃饭穿衣基本解决了，往上爬又不太有可能爬的上去。
加上大量的海军退役水手涌入城市，六七成精神病人的水手基本都有酗酒的习惯。大顺开发南洋，大量的甘蔗种植园配套的甘蔗渣酿酒，也使得这种烈酒习惯，很快在初步工业化的城市普及。
底层基本靠廉价的酒精，来麻醉自己，来缓解每天的疲劳。
反过来，作为大豆种植副产品的高粱，又没办法作为大宗商品粮——吃不起饭啃地瓜南瓜野菜度日的人，买不起高粱；买得起高粱的人，不太可能去吃这破玩意儿，吃米吃面粉。
本身因为大顺下南洋的甘蔗种植园带来的甘蔗酒产业已经铺开了烈酒消费的市场习惯，高粱酒又很快挤走了不是很适合大顺这边口味的甘蔗酒。
底层对生活的绝望和自我麻醉，鸦片之类的东西又严厉打击，自然而然地大量烈酒充斥着初步工业化的城市底层人口。
而酒类，在这里也承担着一个“替罪羊”的角色。
初步的工业化展开，城市也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诸如刘钰在江苏搞得佃农民不聊生的改革，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治安恶化、偷窃抢劫、黑帮殴斗等等，标准的工业化早期普遍问题依次出现。
大顺不是正儿八经的宗教国家，也没有经书说不准喝酒。
但，酒终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毕竟商朝亡国，就源于“闻殷述令，唯殷边侯田，越殷正百辟，率肄与酒，故丧师”的喝酒问题嘛。
所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底层城市人口的绝望、剧烈变革下的城市人口激增等等问题，酒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
士大夫们找不到问题的本质，也无法理解社会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更不明白现在这种奇幻状态下的生产力提升却又道德败坏、百姓收入提高却反倒出现了希望又开始绝望的城市问题该怎么解决。
于是一些人就把问题，或者说为了影射刘钰在行殷商之政，大顺有复殷商亡国之危，把诸多问题定在了烈酒泛滥上。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城市烈酒泛滥，恰恰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几乎是在全部先发国家的内部，都展开了传统道德回潮引发的禁酒运动。
并且这场工业革命所引发的酗酒运动，广义范围来讲，从此时英国的杜松子酒禁令、到后续的茶党禁酒运动，再到后世中国八十年代的假酒死人问题和印度二十一世纪的假酒死人问题，也算是这场广义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期酗酒问题的延续。
短期来看，基本是无解的。
工人倒是也希望有稍微高雅一点的生活情调和精神生活，但工资不允许。哪怕是沉迷于看小说呢，也得先认字不是？
体现在大顺上，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毕竟不论是甘蔗酒还是高粱酒，都是资本导向的。
某种程度上讲，在大顺这个宗教传统不是很强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禁酒和反禁酒运动。
其实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传统社会和自发近代化斗争的一部分。
刘钰肯定是不支持禁酒运动的，此时他站资本一边，而且认为这件事想要解决只能靠生产力继续发展，工人阶级壮大，争取自身权益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平衡分配、普及义务教育、提升城市公共开支、催生文化娱乐等等，才能解决。
否则的话，只会搞出来一堆问题，完全的治标不治本。
于是这种畸形的产业，发展的也就越发迅速。
一方面，是交通不发达，物流无力，一些地区的百姓真的还在吃草，而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大规模酿酒和用豆饼肥田。
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资本涌向荒芜但交通海运相对方便的土地，种植更多的利润导向的作物，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移民数量。
甚至出现了早期移民被金融资本逼迫，开始越过松辽分水岭，自发进入松花江流域的问题了。
这可是“好事”，资本不愿意过松辽分水岭，那就把松辽分水岭以南都挤占了，让那些被资本击溃的小农往更北、更偏远的地方迁徙，迁徙到那些铁路出现之前做不了商品粮基地的地方去。
工业革命的自发出现，也改变了一些历史上的俗语。
比如原本的东北三宝，是人参、貂皮、鹿茸角。
此时大顺的东北三宝，是黄豆、烈酒、柞蚕丝。
前者对应着封建社会下的士大夫阶层的需求。
后者对应的，是新时代下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原本的东北三宝，在此时的大顺，逐渐成为了“高丽三宝”，甚至已经仿佛要成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了，甚至可能会被认为是自古以来了。
当然，仅就大顺此时的进出口海关记录来看，这原本历史上的东北三宝、如今大顺俗语里的高丽三宝，单从进出口数据上来看，也可以叫“法兰西三宝”。
甚至在此时的历史中，在奥王继承战争范围内的英法第二次北美殖民战争，都被称作为“人参战争”。
直到几个月后，冰融雪化，想要回乡的搭车人乘船，在仁川转航逗留的这件事，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高丽三宝”引发的问题。
或者说，至少，这“高丽三宝”也算是仁川开埠的一个导火索事件。
四月份开冰之后，大型的风帆客船便扬帆起航，在威海短暂停留后，便折向东方去仁川。
回乡的搭车人买的客票，是带吊床的，比起当初他像是被贩卖奴隶一样运到东北挖金子的时候，条件好的多。
他隔壁的吊床上，是个从威海上船的小商贩。
因着搭车人原先在黑金矿里挖金子的时候，也有不少胶辽口音的人，故而两个人的交流是绝无问题的。
两人因为很简单的吊床摇晃碰撞问题，无意中搭上了话茬，便聊了起来。
自称做点小买卖的小商贩无意中碰到了搭车人，道歉之后，还敬了一块嚼烟，因为上船不准带火柴和卷烟。
搭车人接过人家的嚼烟，也就闲聊起来，便问对方去朝鲜国是做什么买卖的。
小商贩就说自己做点小买卖，人参买卖自己做不成，那都是大买卖人干的；纸张贸易，稻米生意，自己也插不进去。
是以主要去那边，做点鱼胶买卖，边缘产业，赚点小钱。
自己在那边有个不大的小商铺，这一次是去那边解决点生意上小问题。
搭车人对朝鲜不算十分陌生，在黑金矿干活的时候，里面也有几个朝鲜人，印象还算不错，暴动逃亡的时候，这几个朝鲜人下手很凶。
就着这个因头，两个人就聊到了仁川开埠的事，小商贩就感叹现在的大买卖人做的买卖，就说起来“高丽三宝”的事。
第七九一章 工业革命（八）
“得有七八年了吧？我那时候刚从新学堂毕业没多久，我记着看报纸说，朝鲜国又开了一个商埠。”
“那时候我本来都考上专学了，家里说继续上学就没啥用了，让我跟着做点生意。说是朝鲜国开埠了，让我去闯荡闯荡，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家以前也是做点生意，我有个远房的叔伯兄弟，以前在釜山那边当兵驻扎了好几年，会说朝鲜话，这不就去那边做买卖了嘛。”
无论是新学、专学、还是报纸，对搭车人而言，都是陌生的。
但也恰恰是因为这小商贩上的是新学，所以因为搭车人当年搏命从金矿带出来的那块金子，使得两人的阶级拉近了，可以在一起谈笑风生。
如果这要是学的是四书五经，考上的不是专学而是进士，两个人巨大的身份等级差距，是不可能有机会一起说话的。
小商贩也没瞧不起这个搭车人，很简单，这年月坐客船的，身家肯定也得在几百两以上了。
真正的苦力、干活的、底层移民，是不坐客船的。而是堆在仿佛运奴隶一样的货船里面到处跑的。
既是能坐客船，本身也就算是一个阶级的。
甭管钱是咋来的，哪怕是当胡子、响马抢来的呢，只要不被抓，以包括威海在内的几个被卷入大顺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的地区此时的价值观，那都是值得高看一眼的。
挣钱才是真本事，指不定哪天就大赦了，摇身一变就是令人尊敬的工场主。
尤其是登州府是刘钰建设海军的起家地，也是大顺重要的海军和陆战队兵源地，风气如此。一些参与了伐日战争、南洋征服的老兵，很多都发了财，从来都是把烧杀抢掠偷作为酒桌上吹嘘的资本的。
动辄就是诸如“老子当年在南洋万丹……军纪官抽我们，那群怂逼都叫唤，老子一声不吭”之类。
商业、工业、掠夺、财富，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在大顺社会转型最前沿地区的三观。
而火枪，尤其是燧发枪在这些地方的普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成为了可能。
新学教育在这里面，起的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作用。虽然新学里是不学思想制度的，相反还是教三字经千字文论语之类，但对物质世界的客观科学的解释，本身也在悄悄塑造着这批人的三观。
而小商贩所说的“报纸”，也在许多事情中加上一些新三观隐藏下的解释。
比如这小商贩说的七八年前的仁川开埠事件，报纸上可不只是报道了这件事本身，而是更深层次地解释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开埠的。
起因就是因为此时“高丽三宝”里的人参。
一批朝鲜那边的人，越境采参，抓貂，射鹿。
其实这也正常。
但问题是当时也有一批山东人在那边采参，朝鲜这边的人没采着人参，就选择了抢。
伏击了山东那边过去的采参人，打死了十二个。有一个身手好的，见势不妙就溜了。
溜走之后，纠集了二三百人，要和对面那群人干了。
两边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人参从明中期开始成为高端药材，价格日高。加上大顺鉴于明末教训，前期就开始往辽东移民；朝鲜之前也往日本卖人参，这玩意儿又是能换日本白银的。
是以两边的采参人，在边境地区经常碰面，矛盾那都是经常的事。
干采参这一行的，说白了，谁也不是什么好鸟，哪个不是好勇斗狠的。而且采参的地方又偏僻，就像是刘钰当年去永宁寺被抢劫一样，就杀个人也没人管。
这一干起来，麻烦就大了。
事闹得太大，朝廷出面，结果就爆出来更大的事……
因为两边械斗的地点，或者说决战的村落，在大顺境内。
而那个村落，基本都是朝鲜人。
大顺这边大为震怒，惩办了好几个在边境地区的官员，对边境地区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清查，结果一些地方朝鲜人比大顺这边的人多的多。
这也算是正常现象。
一者，大顺直接展开了对日贸易，朝鲜本来靠着垄断中日贸易当二道贩子过的还行。
自从刘钰垄断了对日贸易之后，直接掐断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贸易。
随后就是伐日，釜山开埠驻军等问题，更使得朝鲜这边的传统社会飞速瓦解。
朝鲜可不是大顺，就朝鲜的那点小农经济理念，哪里经得住一个吃了东北、南洋、甚至吃到欧洲还没吃饱的大顺的新兴资本集团？
棉布、瓷器、丝绸、铁器、农具、书籍、小商品、卷烟、酒、蔗糖、玻璃等等，几年之内，就把朝鲜之前对日贸易积攒的那点贵金属，几乎都划拉走了。
两班贵族也想过好日子，那咋办？继续剥削农民，征收更多的贡米呗。
朝鲜和大顺不一样。
好比此时的中西方贸易，假设，只是假设大顺一点军事工业基础都没有，想要买枪买炮，卖点丝绸瓷器就解决的事。
手工业极度发达，农业只从技术上讲更是不知道比朝鲜高到哪里去了，欧洲此时就算搞了农业革命，亩产也没大顺这边高。
朝鲜和日本也不一样。
日本再怎么的，那手里是真的有金山、银山的。
朝鲜有啥呀？
大顺可以叫小农经济非常坚挺、非常顽固。
朝鲜是不能叫小农经济非常坚挺顽固的，是十分脆弱的。
釜山开埠、大顺切断日朝贸易对朝鲜的冲击，是巨大的。
极大地加剧了朝鲜内部的社会矛盾，两班贵族也加大了对底层的盘剥，以维系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巨大的社会矛盾，导致北方地区的大量百姓逃亡。
这时候东北虎、东北豹遍地，这可真的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苛政猛于虎了。
偏偏，大顺对东北的开发，是以资本为导向的、朝廷无力大规模官方移民的经济模式。
就如后世的白山、通化等地，大顺移民连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没占满了，往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跑？
真苦的过不下去的，没钱去那种偏僻之地。
有钱的，投资东北是为了赚钱，跑那种地方去，种出来的大豆也好、高粱也罢，咋运出来？
刘钰已经算是竭尽所能了。
松辽分水岭以南，引入资本的力量，占据交通河运方便地区。
松辽分水岭以北，靠半官方的移民，占据海参崴、黑龙江入海口等地，搞画地为牢模式，先把河口区占了。
可终究，往北移民得绕一个大圈子，绕过朝鲜半岛，效率比起来直接走渤海沿辽河而上，效率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朝鲜那边就不一样了，跑过去就行。
大顺不可能在朝鲜边境地区驻扎过多的军事力量，这是必然的。脑子有坑才花大笔的军费，跑那去驻军。
二来嘛，就是边境地区的走私贸易，十分频繁。
而一切跑到那边的早期大顺的开荒者，其实也愿意接纳朝鲜逃过来的人。
当佃农、当雇工，这不都行吗？
要只是这样，其实也只能算是无奈，大顺这边最多琢磨着，官方出钱，搞一批移民去边境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
多花点钱呗。
毕竟有明末的事，辽东地区是大顺最脆弱的一根神经。
而偏偏，有人在这根神经上跳舞，弄得皇帝暴跳如雷。
那就是在清查边境地区村落问题的时候，有人举报，说是朝鲜那边的官吏，来这边的朝鲜村落收过贡税。
这应该可以确定，朝鲜王不知道，基本可以确定是当地官吏的自发行为。
但这事对大顺这边，可就真的是引发轩然大波了。
这不扯淡吗？
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仁义为本，一些官员出于仁义思想，对一些朝鲜逃亡过来的百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但跑到这边来收税……
辽东本来就是大顺的一颗坏牙，百年前这颗牙叫这边疼的死去活来，这些年倒是不疼了，以为治好了，但当初牙疼的深刻记忆可还是印在脑子里的。
跑到这边来收税这个事，等同于拿着针，朝着大顺的那颗坏牙上，狠狠扎了一下。
当然，这件事本身，肯定是引发了轩然大波的。
但怎么处理这件事，其实隐藏了大顺决策圈真正的态度。
大顺是想着郡县化朝鲜和越南北部的，真要是郡县化了，移民垦殖倒也不能说啥了。
想要当真正的普世大帝国，要两条腿走路。
工业革命只是其中的一条腿。
另一条腿，是儒家魔改，或者怎么样，总归搞成符合工业时代的文化，引领文化圈依旧保持文化母国，甚至是整个工业文明的文化母国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盐政改革，其实刘钰完全可以强推，却非要搞出来如皋之会的原因。
如皋之会，不影响江苏改革之后，大顺工业革命的发生；但会影响日后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
若能自发转型成功，两条腿补全了，天下概念的郡县化问题倒是不大。
但就现在来看，大顺的决策层其实暂时并不想郡县化朝鲜，因为觉得时机未到。
所以，这件事也就是标准的雷声大、雨点小。
皇帝暴怒、礼政府震怒、但震怒之后咋解决呢？
这只能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那就增加开埠的港口吧。
这与大顺官方重视贸易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两边贸易额真的不大。根本原因，还是大顺决策层存着郡县化的想法，以及之前以商控蒙、下南洋商业开路政策的成果，使得大顺这边希望复刻类似的故事。
通过开埠，逐渐增大控制，以为将来郡县之，而比汉唐之功业，这是封建王朝开疆拓土的思维方式。若是单纯的封建王朝开疆拓土，既不改变生产关系，也不拉入市场从属地位，算不上帝国主义，只是古典帝国的扩张。
但正赶在了江苏初步工业革命的当口，使得这一次增加开埠的意义，蒙上了一层标准的帝国主义色彩。
“高丽三宝”的说法，也伴随着朝鲜增加开埠港口、继续放开贸易限制，而逐渐成为一句俗语。
高丽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
威海到朝鲜的航路，成为这“三宝”的最重要航线，并且伴随着登州府新学学生满世界乱窜，把这句话带的到处都是。
但实际上，真正大宗的贸易，是另外三样：稻米、纸张……和女人。
并且是以远低于大顺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稻米产量，在疯狂出口，确保了江苏完成从苏常熟天下足到工业革命起始地的转型期粮食稳定。
第七九二章 工业革命（九）
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肯定不能说是单向的。要较真的话，那江苏等地种大米的百姓还受到朝鲜稻米冲击的影响了呢。
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受到了影响。
问题在于，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是否能够影响大顺的贸易政策。
因为朝鲜的贸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边境采参杀人事件之后，扩大开埠，主动权已经完全在大顺手里了。
虽然朝鲜国内部已经迸发出了一些思潮，认为大顺对朝鲜，由“王道”转为了“霸道”，实际上大顺已经从夏变夷了。因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顺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驻军、官员、勋贵、统治核心集团，是靠财政收入支撑的。
更深入的白银货币化改革之后，发下来的是钱。
发粮食，希望粮食越贵越好。
发钱，自然希望粮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这群人，并不觉得粮食降价是件太坏的事，那这件事也就这样了。
总归，朝鲜国其实最终也接受了这种结果，并且因为朝鲜国特殊的赋税制度、财政收入来源，使得朝鲜国王室，也最终认可了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鲜国，自称小中华。
诸如两班制度、种姓身份、奴婢制度、门阀制度等，没看出来哪里中、哪里华了。
但朝鲜国有一点，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鲜国的税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黄宗羲通过总结历朝税制改革而提出的“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简言之，税越改越多，底层越来越苦。
理论上是从甲税、乙赋，合并改成丙税。现实是改成丙税之后，甲税乙赋都保留着——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条鞭法，说好了是把过去的几股绳拧成一条鞭，结果变成了几股绳还在又加了一条鞭。
理论上，一些特殊税种，在特殊情况下要征收，一旦特殊情况过去就该取缔。然而现实是——比如经典的满清窃据天下后，继续征收“为了收复辽地、击败东虏而加”的辽饷。
理论上，甭管按照人头征税是否合理，但按照人头和劳动力征税，总能保证朝廷的财政支出。然而现实是——按照人头征税，必然导致拥有奴婢的官僚贵族，隐瞒人口；朝廷按照人头征税，那么一些人就选择投效贵族官僚；最后这些税全落在了最底层的百姓头上。
这黄宗羲定律在朝鲜国可是演了个全套。
甚至这还不过瘾，还加上了朝鲜国特色的“青苗法”，还谷制。
简单来说，所谓还谷制，就是变种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给百姓，然后用利息收入支撑官僚和王室消费。
不贷也得贷。
基层搞增收。
这种情况下，朝鲜朝廷也发现，哎，放高利贷给百姓，搞还谷制收那么点利息；为什么不把稻米卖给大顺，从大顺进口棉布之类内部销售，再赚一笔呢？
加之刘钰搞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素来猥琐，从来都是主动帮对面建立海关、允许对面征收一定的关税的。
对日本如此，对朝鲜也是如此。
主动让对面征收关税，只是税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产业压死，还又能让对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从而对内镇压，顺带增加他们对关税的依赖。
日本是幕府拿着关税，美滋滋，帮着大顺压制各路诸侯，做大顺的守土官长。
朝鲜则因为情况特殊，还谷制和黄宗羲定律下的税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里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随着朝鲜内部的变革，允许边远地方用土贡代替稻米。
这就使得朝鲜王朝，在经济意义上，蜕变为大顺资本集团控制的朝鲜贸易公司。
朝廷收税、放贷、收谷、收土贡；然后朝鲜的朝廷，再把这些米、人参、鹿茸等，卖给大顺，换取大顺的棉布丝绸瓷器铁器书籍；再把大顺的这些棉布铁器手工业品，在内部换更多的米。
朝鲜朝廷也不是没考虑过抗争，比如下达过禁奢令，希望扭转风气，从而禁止大顺的棉布、绸缎在朝鲜的流通。
刘钰做的反击也非常简单。
搜集了许多前朝隆庆年间被禁毁的《皇明通纪》，补贴刊行，往朝鲜运。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合法性问题了。
按照明朝开国之初和《皇明通纪》的说法，李成桂是权奸李仁任之子，其父子二人连弑四君，妥妥的得国不正。
本身朝鲜王继位就有点问题，他哥喝了口他的人参汤，嘎一下就死了，兄终弟及。
本来就扣个“弑君”的帽子。
追到祖上，说李成桂就是李仁任的儿子，父子二人弑君成瘾，朝鲜王室自然是扛不住了。怎么，这次你哥死，这属于是家族特色呗？
这李昑因为他的亲妈出身低，连士大夫读《史记》的时候，一句“尔母、婢也”都能暴跳如雷，搞文字狱，况于这事儿。
最终，大顺这边严禁一些“藩属惊诧”的史书出口，海关严查。
礼政府表示这史书写的不对，前朝隆庆年间就被禁了，李仁任其实不是李成桂的爹，我们修的《明史》不采取这个说法。
条件嘛，是朝鲜那边，放开禁奢令，大顺的出口品在海关纳税之后，不再缴纳其余的厘税官银在内部通行无阻。
同文化圈还是有同文化圈的好处，能准确摸到文化圈内的着手点。
西方势力要搞的话，就很难摸到这个点，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找到这个点。
这主意当然不是刘钰这种非大顺人想出来的，自有其身边真正的大顺人给出主意。
结果就是朝鲜搞了一波文字狱。
朝鲜的士大夫阶层本来就内斗的厉害，党争严重，借机搞了一波政敌，百十来个脑袋落地之后，改革派全面失败，被杀了一批流放一批，保守派和反动派全面掌权。
而这场朝鲜的蚊子狱，也直接造成了后续朝鲜国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更直接影响了大顺对藩属“郡县化”问题的最终决策。
因为……蚊子狱处置、流放的这些人，都认字，而且都认识汉字。
官又做不了，又都识字且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恰恰证明他们有资格参与政治——所以这群识字的人会干什么呢？
…………
准备回乡找家人的搭车人，在仁川逗留的两天时间里，并未感觉到有甚么不适应的地方。
一群人卖货。
一群人买货。
说的是朝廷官话，用的是发行的纸币。
他又不是做生意的，也不能亲身感受为什么高利润的“高丽三宝”，实际上是普通商人所不能染指的。但脑子稍微一想也就知道，这种好东西，能做这种买卖的，不管是朝鲜那边，还是大顺这边，肯定都是门路特别宽的。
看了一看，发现倒是和三江口、通江子、营口之类的地方，没什么太大区别，都是买卖货物，也丝毫看不出什么异国风光，便觉无趣。
自等了两日，这边的船客上船，便往松江府而去。
他隔壁吊床上那个做鱼胶生意的小贩已经下船了，仁川这边也没有人再买这个吊床铺，但这个吊床却没空多久。
从仁川起航第二天上午，客船就遇到了点事。
结果他去甲板上透气的时候，正赶上远处发现了几个人飘在小船上，显然是发生了海难。
他就帮忙搭了把手，救上来几个人。
客船这边的人，询问之后确定都会说汉语，不是朝鲜人之后，就收了这些人的钱，给安排到了船上。
归乡人旁边空出来的那张吊床，也就住进来一个人。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操着一口稍微有点古怪的胶辽官话。
简短的交流之后，这人自称自己姓赵，山东省登州府人士，跟随商船往朝鲜做生意。结果遇到了海难，幸好得这艘船搭救。
再多聊下去，这个自称姓赵的便不说话，看样子不是太想说话，归乡人也就没再多问。
唯独听着这个人也姓赵，心想这倒也是缘分，因为他也姓赵，名叫立本，很寻常的一个盐工的名字。
想着这人显然是个商人，又是登州府那边的人。
虽说萍水相逢是个缘分，而同姓虽然也是缘分但姓赵的人多了去了，两个人日后也没见面的机会了。对面又是个闷葫芦，几句话憋不出来个屁，看起来也不愿意和人说话，也没什么可聊的。
只当是自己归乡途中遇到的一件小事，顺手为之，日后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认得谁。
他此时自是想不到，不久之后他回到家乡寻找弟弟老婆孩子的时候，与这个人还会再次相遇，甚至还要同行好一段时间。
直到那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人其实并不姓赵，甚至不是大顺人氏。
而是朝鲜国的人，姓权，叫权哲身。
这个人在原本历史上，也算是朝鲜国族历史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后续韩国的基督教泛滥、士大夫阶层拒绝西学、基督教在半岛底层全面发展开来，都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这倒不是说他是个多虔诚的基督徒，恰恰相反，他是个正宗儒学弟子、两班贵族、朝鲜国开实学先河的李瀷李星湖的关门弟子。
星湖学派左派的核心人物——星湖左派着眼的是朝鲜因为商品经济发展而旧制度瓦解、土地兼并民不聊生的农村，但实在找不到路了，最终走向了“以耶补儒”，希望重建道德建设道德天国三代之治的路。
他们尝试过改革和救亡图存，尝试过破朱子而立新学，但结果却是真的找不到路了，最终在以耶补儒的过程中反被同化——路是有的，破而后立，砸碎旧的一切，立起新的普遍适用的东西，才能将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再把世界的，包装成传统的；最后世界的，才会是民族的——比如普遍适用的科学原理，正因为是世界的，所以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打上思想钢印，被认为那是西方民族的。
但显然，大顺作为文化母国和文明母国，有这个机会，比如引领普遍适用的工业时代物质基础的新文化，然后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世界的但却是民族引领的。
比如刘钰搞盐政改革的如皋之会，其原因就是刘钰觉得物质基础已经开始铺开了，上层建筑要跟进。因为江苏改革之后的经济基础，很快就会把全世界都卷进这个新的体系之中，一切都会以江苏不断发展的工业化为模板，而以这个模板搞出来的上层建筑，才能是民族的、并且是世界的。
然而朝鲜显然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而也正是因为权哲身这群星湖激进派，儒学底子过于好，又是李星湖的关门弟子聪慧绝伦，可经济基础又不可能让他脱离时代的局限性。
所以他搞的以耶补儒、反朱子理学、以及才学甚高名声甚响亮，传播甚广。
这就直接给了党争严重的政敌一个白送的打击借口。
政治斗争嘛，难道真在乎信仰传播？在政敌看来，基督教不可怕，怕的是借用这个口子，搞儒学改革，最终掌握话语权而掌权，那才可怕。权哲身等人跳的这么高，简直就是白送的机会，直接导致了朝鲜的实学改革断绝、西学传播毁灭。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禁天主教，但最终结局却是基督教没被禁绝疯狂蔓延；但实学科学全部被灭的原因——政敌在乎的真的不是上帝天主昊天孔孟，在乎的是党争，士大夫为了不碰一身屎，肯定不去碰西学实学了。
而底层传播……谁在乎？
党争而已。
禁教没禁教，反倒把实学科学禁了，这也可谓是士大夫党争特色了。
第七九三章 工业革命（十）
至于此时，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租釜山、开埠仁川、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皇明通纪》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
虽然稻米外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不是第一天出现的。
在大顺伐日之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
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终究不同。
之前釜山开埠……有影响，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
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朝廷的边缘人，才在南边混。
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
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温水煮青蛙，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
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
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朝鲜“京”畿圈的范围之内，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
开埠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旧田制破坏、民不聊生种种问题。
大量的文化人、两班贵族、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就开始反思，创立了实学学派的。
这些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
朝鲜不是文化母国，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
其社会结构，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
所以，闻见孤陋，所知者惟宋学耳，少有不同之行，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
而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仁川开埠，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最直观的，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
经济上的影响，还得自己思考。
哪有识字阶层直接看书，影响的快捷？
不只是各种学派的反思、争论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包括小说、杂记、小品文、讽刺短篇……甚至市井金瓶梅、灯草和尚之类的东西。
朝鲜之前的小说，都是贵族小说，识字的都得是两班贵族。
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文以载道、劝善惩恶”，鼓吹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这些东西。
可新兴的这群人，或者说仕途上不如意的读书人，会看这破玩意儿吗？
商品经济伴随着大顺经济侵略而发展，旧时代瓦解，新的经济基础下，人们愿意看那些以过去纲常为内容的小说吗？
朝鲜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
比如《玉麟梦》的作者，刘钰还在黑龙江和罗刹人打仗的时候，人家就是朝鲜国的状元及第了。
大顺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说写个小说都得用笔名丢不起那个人，哪个状元去写这玩意儿？
一个是贵族圈子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
另一个是市井文化，媚于工商市民。
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
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
于是，大量的中国市井小说，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小说、短篇笔记的风格。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那才是怪了。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国不大，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样化——别说大顺这么大，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单单一个苏南、苏北，基础完全都不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显然，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纪》文字狱之前，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
那么，大顺到底什么样？
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旧时代的剧烈瓦解这样的问题，大顺有没有？
有的话，又是怎么挺过来的？
原本的历史上，伴随着《七克》等天主教书籍的传入，星湖学派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顺本身是禁教的，而且是严格禁教的——有些市井小说也禁，尤其是满篇都是嗯嗯、啊啊、乱戳之类词汇的那种，但这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和手里拿着天主教书籍可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禁与禁，是不同的。
更关键的，是因为刘钰的出现，导致了大顺非常顺滑地完成了“西学”与“实学”的切割。
天主教传教士，不再垄断科学和数学学问，大顺因为刘钰的出现而做的这一次“实学”和“西学”的切割，十分完美。
但是，朝鲜国是没有做这个完美切割的。
或者说，其立国基础，以及必须执行的“事周”主义，是没办法做完美切割的。
最简单一点，天文学传入了朝鲜，直接导致了很多人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原来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还有更广阔的宇宙的概念。
由天文学引起的对朱子学一整套伦理体系、纲常体系的瓦解，以及朝鲜国自身定位问题的思考，每一项都是灭顶之灾。
李星湖的弟子们，几乎是迅速分化成了两派。
其大弟子、星湖学派分裂成左右两派的关键人物安鼎福，历史上就说过【吾党小子，平日以才气自许者，多归新学。谓之其道在是，糜然而从之。然而党议横流之计……】
就是说，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全面反朱子理学，接受新学、实学。
安鼎福就警告权哲身，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们这么搞，是要把整个学派都搞死的。
党争这么严重，到时候，政敌会说咱们整个星湖学派，都是异端。咱们就要在党争中，遭到政敌的打击，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啊。我不能这么袖手旁观。
权哲身等少壮派，则认为，不气盛那还是年轻人吗？跟你们一样，暮气沉沉，各种妥协，搞得东不像东、西不像西？
现在国家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了，再不锐气一点，就全完犊子了。
这也导致了历史上的星湖学派分裂，因为党争太烈，不想让整个学派受到影响，就必须做出切割，踢出少壮派，甚至帮助政敌搞清党。
实学派的党争政敌，甚至直接警告过安鼎福：权哲身是聪明人，而全国这样聪明人的十之七八，都已经被异端邪说所蛊惑，都开始搞实学，背弃朱子学，这是即将发生白莲、黄巾之乱的前兆啊！
这大帽子一扣，谁扛得住？聪明人都去当异端了，这是要干啥？
而在此时的历史中，伴随着《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以及引发的“文体反正”运动，使得星湖学派早早做出了抉择。
李瀷自己在研读了大顺这边流传过来的书籍后，也做出了清醒的判断。
大顺能搞实学的本质，是开国之初，鉴于前朝教训，以勋贵和良家子来平衡科举文官，搞出来了一套武德宫内的实学体系，包括几何学、天文学等等，这都是有基础的。
大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党争，因为不过都是皇帝的棋子。
实学不是儒家自己搞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学派党争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大顺的实质，是皇权和士大夫文官之间的角力。
这不是党争。
但朝鲜国是不同的，朝鲜国不能像大顺一样搞出来一个依附皇权的军事集团，所以只能以党争的形式出现。
那么，朝鲜能全面学大顺吗？
废话，当然不行。
大顺周边全都是潜在敌人，罗刹、准噶尔、缅甸、雪山、西域、日本、南洋，自然可以保持一支有意义的军官团，作为皇权的统治基础。
然而朝鲜弄出一个专业的军事勋贵集团，是想干啥？是准备跨过鸭绿江啊，还是准备收复釜山港？
自卫？千秋僭越一朝称臣之后，周边有啥威胁？西洋人的军舰，连马六甲都过不了，你搞军事勋贵，不是准备“帝出乎震”吧？
真搞这种军事贵族的制衡和加强王权，宗主国就会第一时间支持士大夫，换个人上去当朝鲜王。
那么，完全文官体系的朝鲜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不搞实学，朝鲜肯定要完，全面的农民起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搞实学，必然党争。
党争，激进派必然被毁灭。
所以，星湖学派必须自己搞清党，把学派中的激进派，全都扔出去。
但，不管是李瀷还是安鼎福都明白，激进派才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李瀷提出，让激进派的弟子，去大顺看看，去哪里寻找儒学的答案。
去看看真正的大顺，是怎么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去学习那些真正的实学学问；去利用大顺那边现成的儒学改革派学问，寻找自身的救国之路。
学派内的温和派、和稀泥派，坚守本土，以党争对党争，不要让旧党赶尽杀绝，保持朝堂上的力量。
而激进的少壮派，走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下一场党争即将到来，这几乎是朝中的共识了。
又因为《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导致了朝鲜王朝对于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件事，极端警惕，走正常路线是不可能的。
所以，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只能通过偷渡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在仁川、釜山等地的大顺商馆的伙计，若有病死，则顶替身份，乘坐货船前往大顺。
这是有专门产业链的。
一些干这一行的大顺蛇头，直接花钱买命，故意弄死一些人，空出来身份卖钱，也算是大顺特色的死魂灵了。
花得起钱润大顺的，最起码都得是士大夫，钱还是出得起的，有买卖就有杀害。底层也不是没有跑的，但都是做奴隶，去种植园，或者自发过江去东北种大米种黄豆。
至于为什么这么顺滑地思变，因为大顺是文化母国。
文化母国的自发变革，作为藩属，自然毫无滞涩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选择去学习。这和西洋入侵还不一样，至少对朝鲜国来说，很不一样。
权哲身就这样，乘坐了黑船，然后出了事，以自己顶替的姓赵的身份，来到了这艘客船上。
他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去看看已经变革的松江府。
而是去往淮南。
因为大顺的实学派、泰州学派的残余、颜李学派的南传弟子等，在盐政改革中，合力买了淮南好大一块地。
希望依靠乡约、学校、道德、伦理、分斋教育、教化、爱，去尝试一条和刘钰改革截然不同的复古三代的道路。
对李瀷而言，那才是自己人，才是最值得去看看的地方。
第七九四章 工业革命（十一）
但既然是搞实学的，终究还是落在把“教而后富”变为“富而后教”。
在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偷渡中土来寻找救亡图存的答案时，李瀷也告诉过他们。
如果能够找到“道器合一”的办法，当然最好。
如果找不到，那么也要学器，大不了道统一事，以待后来人嘛。
朝鲜国对这些儒生偷渡管的比较严，大顺这边其实管的非常松，甚至其实非常欢迎朝鲜国来学一些种水稻的知识。
刘钰也表示过，可以允许朝鲜国派遣留学生，来农学学习，改进种植技术，为江苏的近代化提供更多的稻米。
至于别的技术，刘钰的态度也是无所谓，因为学了也没什么卵用。
是以客船抵达上海的时候，下船检查非常的宽松，最多也就是走走形式。
权哲身来到松江府的时候，并不是大顺对外贸易最繁忙的时候。
去往欧洲的船，正月才走；欧洲那边来的船，要到过了端午才能到。
不过码头上也丝毫不冷清，熙熙攘攘的人群，行色匆匆。
然而很快，他就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冒犯了。
才走了几步，就有人冲他喊道：“兄弟，住宿吗？要不要快活一下，解解乏？新来的高丽解语花……”
权哲身皱了皱眉，回道：“高丽乃旧名，前朝太祖皇帝赐名朝鲜，安可再以高丽为名？此正逆交替之大事，岂可错置？”
拉客的人一怔，自己在这边干了五六年了，还真是第一次听有人纠结这个问题，心说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嘀嘀咕咕地骂了两句，便不再搭理权哲身。
权哲身看了一眼远处被烟雾笼罩的城市上空，询问了一下，得知去南通天生港的正规客船要后日才发。
便先找了一处客栈住下。
他是两班贵族出身，自小学的是汉学，而且也在仁川学过胶辽地区的官话。手里拿着的钱，也是在江苏省通用的代银纸币。
有钱，且认字，且会说汉语，那么在这种地方，衣食住行便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哪怕不会说话，只要有钱，也一样可以。
住的地方靠近码头不远，很是繁华，夜里也不曾有什么宵禁。
住的地方是一幢楼房，砖木结构的。安的是玻璃窗，他在朝鲜国自然也见过玻璃窗，前几年朝鲜王室一次性就用稻米换了四千余块玻璃，本来这玩意儿是作为奢侈品被禁的，但在禁奢令被取消后，大家都不遵守，那也就毫无意义了。
这些年浸染下来，暂时倒也没有看到什么让他惊诧莫名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起床出门，远远就看到一辆骡子拉着的平板车。
骡子的屁股后面有一块破布做成的兜布，脏兮兮的，里面都是骡子的粪便。
平板车上，横七竖八地装着一些尸体。
两个壮汉估计是往车上装尸体的，正在那抬着一个蜷缩着已经僵硬的尸首。
抬尸体的人显而易见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抬着腿的那个人，嘴里叼着一根烟。可能是因为烟有些呛眼睛，眯着眼，一边抬还一边用土语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权哲身万万没想到，自己怀揣着见证繁华的心态来到天朝上国，睡了一夜后醒来第一看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
路上的行人很多，神色匆匆，却根本没有停下脚步的，甚至在装满尸体旁的骡车旁经过的时候，连露出摇头的神色都没有。
只这短暂的一幕，就让权哲身生出来一种感觉。
这天朝上国，似乎已经从夏变夷了，这最繁华地区的人，道德败坏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连一丝一毫的恻隐之心都不曾有了？
虽然老师说他在汉城周边的农村看到的景象，是经常饿死几十人、上百人，可终究老师还是有恻隐之心的。
还会作诗感叹伤怀。
然而看看这里的人，连同那些抬尸首的，都已经麻木至此。这就是自己要寻找的未来的吗？
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他靠近了那辆拉尸体的平板车，看了一眼车上的人，好像是夜里冻死的。
虽然已是四月，但夜里多半也不暖和。
倒毙的人身上只穿一条破成布条的裤子，身上挂着一个破口袋，里面似乎装着一点点吃的。
见此情形，权哲身忍不住叹了口气，几句诗脱口而出。
“不知汝姓不知名，何处青山子故乡？”
“蝇侵腐肉喧嚣日，乌唤孤魂吊残阳。”
“一寸短褐身后物，几粒残米乞时粮……”
吟诵一半，冷不防后面有人附道：“这正是高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权哲身猛回头，见他身后站着个二十七八岁的儒生，穿戴儒巾青衫。
他急忙拱手作礼，对面也拱手道：“适才闻兄台做恻隐之诗，我已经数年不曾听闻这等情怀，人人皆以为常。想来兄台是第一次来？”
一看对面的打扮是儒生，权哲身顿时一阵轻松。那些码头上的工人说的都是土话、开店的老板也不是什么文化人，天下儒生是一家，亦算是论语一背，不论是在玉门关还是在江户城，总能找到自己的朋友。
“正是第一次来。”
“哦，怨不得。在下孟松麓，听兄台口音，似是登州府人士？”
权哲身不敢造次，只得先以自己假冒的身份回答，只说自己姓赵，亦不曾有功名。
“却不知赵兄来此所为何事？是为求学？亦或经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若赵兄不嫌，旁边就有一家茶店。”
权哲身对孟松麓的印象很好，又见他一身儒生打扮更不相疑，便道了声叨扰，一并去了附近的一处茶店。
虽很早，里面早已人声鼎沸。
刚进去，就看到几个捧着报纸的孩童穿梭在桌椅之间，叫卖道：“天朝海军在苏禄国又剿灭了一股海盗，绞死一千四百余人。英圭黎国东印度公司向海盗提供武器的证据确凿，南洋都护要求英人明古鲁都督严加约束。”
“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进展顺利，预计端午之前就可以通航。所有船只免收通行税。”
“今年第一批辽东豆期货已经交付……”
“自今年起，鄂州以西，俱用川盐。淮南最后一片盐区废盐垦荒……”
桌上的人都在讨论一些关于贸易的事，权哲身也听不太懂，只好跟着孟松麓去了一处雅间。
坐下后，权哲身奇道：“我见这里如此繁华，素来听闻苏南天下富庶第一。怎么人们竞对倒毙之尸如此司空见惯？”
孟松麓摇摇头，叹息道：“此事说来话长。上海一县，自兴国公改革以来，人口激增数倍。扬州、淮安等大城皆已破败，数万人来此谋生。”
“既来此处，最易做者，码头苦工。然而，你有所不知。”
“这码头苦工，过了端午方才开始忙碌，到正月之后，便有时有活、有时无活。”
“市井间皆言：忙碌时候，力夫难求；闲散时候，无事可做。”
“每年过了正月，一直到四月末，每日总会有那么几个倒毙的。他们新来，又无关系、又无人脉、更无住处。若是钱财花用没了、亦或者被窃贼偷走，便只能挨饿了。”
“若不然，就只能去救济院了。然而去了救济院，也就意味着要下南洋在种植园做事，也非是所有人都肯去的。毕竟，下南洋，不是什么好事。气候又热、瘴气又重。若能熬到端午，货船一来，便都好说了。”
“等着端午一过，货船纷至沓来，朝鲜的、日本的、辽东的、南洋的、西洋的，这活可就多了。这种周期性，非人力所能抗衡。”
“赵兄新来，只见到此地繁华。若再往里面走走，到苏州河，便才知道涌入这里的百姓是何等生计。”
“他们不过在河边搭建木棚，以为居所，就近做工。又赶上去岁一场大火，连绵一日，苏州河边皆为灰烬，五千余人无家可归。”
“资本如今也发觉建房有利，然而有利可图者，多是那些大院宅门，都是些自扬州、淮南等地前来的豪商富户，方能买得起。百姓也只能搭建木屋、或以棉秸秆为棚。”
权哲身心中涌出一种说不出的窃喜，心想原来天朝上国也竟有如此黑暗之处，远非想象中的三代盛世。
这种窃喜来的古怪，为了压下这种窃喜，他还是感叹道：“杜工部之言，虽隔千年，尤然在耳。”
提到杜工部之名，两人不约而同地诵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然而孟松麓念完这句诗后，又忍不住摇头道：“难矣！难矣啊！如今江苏税制改革后，不可随意加税。所有税收，一切归公，然后再分地方库与国库。”
“兴国公素来对士大夫有意见，实则他也未必真的想解决这件事。但借着去岁苏州河贫民棚大火之事，又召集省内士绅，说是税不可增，如果诸位真有恻隐之心、不负孔孟之道，当把优免退税之银，挪为改造民居之用。他当时也引用了杜工部的诗句，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然而……一如当日扬州盐事，闹出偌大笑话。”
“当日优免先收后退税改革的时候，先生便想到可能会有今日，便说兴国公迟早有一天要用退税来羞辱众绅。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至于财政所收，这几年又都忙于正事。如赵兄刚才听到的，报纸上说的，阜宁到南通的运河。”
“如今各州县财政，俱要集中于省，这几年用度也颇紧张。好在今年过去，几大运河俱已修通，海堤竣工，日后会好一些吧？”
第七九五章 工业革命（十二）
权哲身想到这些年在仁川看到的一些违禁书册，对里面的这些事情也知道个大概，不免好奇道：“孟兄，我初来乍到，不甚了解。运河既废，如何又要修运河？”
孟松麓对此可是了若指掌，笑道：“其中不解，实属正常。赵兄不解其中事，这些年省内财政，都围绕着‘棉’之一字展开。”
“朝廷废运河之后，修淮河水利，通海。”
“但需知，朝廷是管治水的，地方灌溉通航事，朝廷并不出钱。尚需省内出钱。”
“淮南废盐垦荒，正需灌溉。”
“运棉来回，也需运河沟通。”
“是以便开始了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工程。若只是为了运棉，倒也可以修铁路。但既是还要灌溉、退盐，那就远不如修运河了。”
“省里出三分之一的钱，剩余三分之二，由从阜宁到南通的各个垦荒公司出。趁着冬季不忙时候，也由各个垦荒公司出人工，协调组织。”
“但运河成，各个垦荒公司再引支流到自己的垦区。”
“自京杭运河被废，新运河可是一点没少修。从苏州到上海的；从阜宁到南通的；从嘉兴通黄浦江的……这些年，省内财政，多用在了运河修建上。”
“赵兄有所不知。资本亦可修运河，但只能修有利可图的运河。而如嘉兴通黄埔之类，运为次、水利为上，资本是一分钱都不肯出的，这必要财政出钱。”
说起财政问题，孟松麓忍不住面露一丝得意之色，因为松江府，尤其是上海的一个财政来源，正是源于他们门派，算起来应该是他的师叔王源王昆绳的办法。
整体上，王源的思想，是支持土地全面国有化的。
虽然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想法比较扯淡——比起颜元和李塨的三十年赎买、地主自愿把土地交给国家的空想，王源的扯淡程度略轻一点，稍微有点可操作性。
他建议是对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分别征税。国有土地降税、私有土地照着50%的税率搞，用不了几年，大家就纷纷“自愿”把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啦。
当然也非常扯淡，不过比起三十年赎买的空想，还是在理论上不那么空想一点。
至于剩下的诸如“缴税授勋”之类的想法，实在是过于超前，不可能实行。
但是，在城市土地问题上，王源这个颜李学派率先提出“惟农有田论”的人，在城市土地上，提出了城市土地还是收房产税比较好。
他认为农村土地最好是国有化，加限制买卖。而城市土地，不建议搞禁止买卖，而是收房税。
虽然这个理论，和此时新的上海县搞得办法，其实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借着资本过江南逃、涌入上海的机会，这一项改良后的城市税，还是得以贯彻实行了。
不过，刘钰与颜李学派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事，孟松麓的脸上又露出一丝不甚愉快的神情。
权哲身看到孟松麓脸上现实露出一丝得意，随后又转为淡淡不愉快，以为孟松麓是在感叹修运河的事。
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在朝鲜的理解，修运河，肯定是要征发劳役，估计又要死不少人，如今看来这天朝上国整天在干一些隋炀商纣的事啊？
遂问道：“如孟兄所言，如今大兴土木、大修运河，百姓甚苦，是以这城中有冻死之骨，众人皆以为寻常？”
然而对这个问题，孟松麓却摇了摇头。
有一说一，虽然当年盐政改革的时候，他奉师命前往淮北多看看，和登州府新学一派的孟铁柱在均田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也虽然，对于江苏实行的诸多政策，刘钰的残酷镇压手段，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老师程廷祚，都颇有微词。
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百姓的整体生活，真的是普遍好了。
就在几年前，一场海潮，淮南盐区还淹死四万多盐工。每年水灾、潮灾、黄河决口、淮河上游暴涨水患、死在加固高家堰上劳役等等，可谓是每年上万那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
如今虽然改革的方向，在他们学派看来，实在是有些不仁不义，可效果真的是显著的。
淮河修了入海，洪泽湖水位渐低，封闭了淮安清河口，黄河决口和倒灌的风险小了。
资本垦荒，政府投资加资本投资，修筑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关键的，还是农村的情况的。
确实，苏、松、常、通等周边地区，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朝鲜米、南洋米、东北豆、辽东麦的疯狂引入，粮价基本保持在八钱银子一石。
亩税改革后，佃户日子过得更惨，纷纷退租。
但好处是这几年疯狂地搞基础建设，挖运河、修水利等，容纳了大量的人口。
而这些人口，又伴随着淮南圈地垦荒的力度加大，不断被垦荒公司消化。
至于附近的自耕农，日子过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亩税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农。
而织机下乡，又使得这个以棉布而闻名的地方乡村，并没有受到新机械的严重冲击。
粮价降低，对自耕农来说，是有坏处的。
但是，亩税改革，折中了这种坏处。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资本下乡、粮价压低，也让很多自耕农直观地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以前，税、赋、加派、按县纳税、乡绅避税、劳役、漕米、损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现在，真正的一条鞭了，统一征收固定土地税。
一正一反，加上刘钰引导的资本织布机下乡，使得这场对小农经济的瓦解，单单就苏南地区来说，还真不酸痛。
当然，从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或者冻死的人。
而码头工作的时间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经常、死人确实不少。
也当然，从废运河开始，再到扬州、淮安衰败，死的人几万是有了。
起义、反抗、镇压、屠杀、流放、遣送，这都是有数可查的。
而那些因为城市衰败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几。
号称八十万人口的淮安，从废运河开始，再到盐政改革完成，十年时间，人口激降到了七万人。
任何一个城市，忽然之间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无数的苦难。
值得高兴的，便是从去年开始，剧烈的动荡结束了。
在刘钰的残酷镇压；以及先织后纺的政策引导；还有就是靠着东北、朝鲜、日本、南洋、欧洲的市场和经济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的盐业利润的帮助下，挺过来了。
二十余年的准备，外加东北南洋这两大泄压阀，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盐不聊生的遗产，两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争，外加军改之后的军事镇压，总算是堪堪让江苏半省的转型，没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这么多，但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混乱渐渐平息了，这确实是能亲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农来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价的豆饼，至少让苏南百姓吃的鱼、吃的肉的数量增加了。
让孟松麓评价整场改革，肯定是不好评价。
但对权哲身提出的对大兴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还是很容易给出了答案。
而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权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鲜国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抗争，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制已经全部瓦解。
朝鲜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处在一个类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阶段，甚至还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朝鲜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自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
才堪堪走到这一步，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
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李瀷、权哲身等人，就算使劲儿往前跑、思想比别人都快，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经济基础在这摆着，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试图全面倒退，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苦于旧制度瓦解、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的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思想界最难受的时候，而且几乎全世界在这个阶段，都会让“往回退”的想法成为主流。
而且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经济学意义上最反动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爱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顺则是继承了明晚期的经济基础、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刘钰拽着大步跃进了二十余年。
同时大顺也继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础上展开且发展的。
两国的经济基础，从正常时间线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刘钰的改革，必然失败；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经济反动回明初，反对白银货币、反对一条鞭法、反对税收货币化，那时候搞刘钰这样的改革，死得更快。
苏南官营手工业开始瓦解、私营手工业发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为主流压倒官田的时候，土木堡才开打。
朝鲜国现在才走到这一步，反动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几乎是必然的。
不出现贫富差距、不出现土地兼并、不出现工商业发展，募役法有个卵用？没有那么多“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修运河不征劳役怎么修？
没有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让这些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不至饿死揭竿而起？
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可能不让农村原本的经济体系瓦解，大量的佃农跑路城市，成为“穷且自由”的劳动力？
所以，简单的修运河。
两边完全是鸡同鸭讲。
在默认各自的经济基础为基本的条件下，孟松麓是根本无法和权哲身讲明白这些运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为什么会不伤百姓。
权哲身理解不了，因为孟松麓默认权哲身明白此时江苏的经济基础、土地制度、税收制度。
第七九六章 工业革命（十三）
如果朝鲜国是自发走到这一步的，其实权哲身和孟松麓倒也不至于弄成鸡同鸭讲，根本讲不通的程度。
大顺这边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制的复古派儒生，对正常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痕迹去理解的。
也就是说，即便孟松麓说的东西，权哲身不懂；但权哲身苦闷的思索，孟松麓能懂，因为曾经经历过，至少也能从天朝这边的史书上读到。
可偏偏，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摧毁了朝鲜国正常的、自发的历史进程。
朝鲜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苏南纺织业革命和仁川开埠之后，对朝鲜国士大夫聚集区汉城周边农村的冲击，是被外部力量催动的。
这些东西，孟松麓是无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从史书中找到类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书，也在过去找不到“本国手工业被外部力量冲击”的故事啊。
和东北的情况看着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样。
大顺对东北的开发过程，是资本直接从零开始的塑造。东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为气候、环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都脆弱无比，资本一冲即破。
朝鲜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旧制度很坚固，从李成桂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
东北算是平地起高楼；朝鲜国则属于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鲜的实物税来做例子，就可以很明显地理解朝鲜国和大顺之间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鲜国的军布，其实就是一种实物税。
农兵合一制，转为常备军制，肯定得加税。
要养兵。
养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税。
不服兵役就交税、纳布。
根据黄宗羲定律可知，因为这玩意儿是按照人头收的，必然导致大量的底层选择投效贵族士大夫去逃税；以及贵族士大夫必然隐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诡寄问题都一个道理，然后这些税都压在了社会中坚力量的良丁头上。
然后，必然社会矛盾激增。
再然后，旁边就是个宗主国庞然大物，农民起义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只能是自发尝试改革。
改革嘛，经济情况就是这样，改来改去无非就那几样。
摊丁入亩。
摊亩入丁。
士绅贵族优免。
士绅一体纳粮。
基本上就是这四种玩意儿，排列组合、拆分重构。
和明末的思想家类似，朝鲜那边的儒生，也是针对这四种排列组合，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把税按照人头均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口钱法。
有要求“士绅”一体纳粮的户布法。
有摊丁入亩的结布法。
还有诸多类似的这种排列拆分组合的设想。
改来改去，也就那么回事。
如果，没有大顺入场、没有釜山租借、仁川开埠、苏南轻工业革命自织机下乡，之后的演化路线是非常容易推理的。
大家都要缴纳军布。
必然催生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我善于织布，我就织布，然后大家都需要缴纳布匹作为税赋，肯定会有人拿东西来和我的布进行交换。
交换的增加，促进了商品经济。
这里面，即便没有金银货币，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行。本质上和刘钰在苏南进行的全面税收货币化改革是一样的——朝廷不收粮食，所以才会逼着每个人把粮食卖了换成货币，这是最快的推广货币的办法，只要底层还没有抗税起义的能力。
朝鲜的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货币和商品两种属性。
如同大明的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一样。
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
下一步就是农村旧制度瓦解、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货物商品化。
但问题就在于大顺的工业革命爆发了。
因为军布税收改革而刚刚出现、刚刚发展起来的朝鲜家庭手工业，是真的顶不住大顺棉布的冲击。一点也顶不住，几年就彻底崩了。
而且，这里面朝鲜国的税制，真的是帮了个大忙——军布制度下，几十万人要买棉布交税。
朝鲜国自己也美滋滋：通过还米制，也就是朝鲜特色的强制青苗贷，利息赚一波；还米利息米卖给大顺换了棉布，再把棉布卖给百姓，再逼着百姓用布交税，再赚一波。
朝廷收入蹭蹭的涨。
本来是个两条腿轮着往前走的过程：家庭手工织布业发展，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城市发展，以手工业为中心再逐步吸纳这些破产的人口。
现在是因为大顺工业革命的爆发，直接把另一条腿打折了。
农村破产了，手工业没发展起来。好容易靠着之前中日贸易品二道贩子积攒起来的那点资本，全都流向买办商业集团了。
买办嘛，哪国都一个吊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和棉布纺织业全都死掉，让印度棉布直接毁灭英国的传统纺织业。
法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法国的殖民地咖啡种植业，全都破产，从而打开茶的销路。
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是再被大顺夺了南洋之后，迅速全面与大顺合作，一起消灭荷兰残余的那点手工业行会。
于是朝鲜国也就出现了孟松麓此时完全无法理解的现实。
这个现实，被刘钰在大顺死死压着，包括断运河、改盐政、控棉纱等，都是在极力防止苏南对周边省的冲击。尤其是断运河，使得内陆运输成本增加，初步工业革命的优势被运输成本抵消，顶到安徽就顶不太动了。
简言之，怎么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问题，是明末思想界反思的方向。
对朝鲜国来说，则是怎么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问题。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对朝鲜国来说，这个问题又是无解的。
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东亚内部的藩属国，怎么反抗完成了军改、初步工业革命、汉城到威海卫海军基地的距离甚至赶不上京城出门去趟济南的这个帝国主义？
朝鲜国尝试过反抗，搞过禁奢令。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禁奢令以及后续的《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使得朝鲜国呈现出一种诡异无比的状态。
思想上，每一次改革尝试，都会导致反动回潮，思想上更加封闭保守。
经济上，商品冲击，原本负责朝廷和地方的类似于大顺盐商的朝鲜“御”商，迅速买办化，纵深不宽海港遍布，冲击飞速蔓延。
这种买办化，比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复杂。
因为“尊周”，是朝鲜国的立国之本。
买办的亲华属性，自带李氏朝鲜的政治正确。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尊周，现实里是不行的。
可以在内部小圈子里，嘀嘀咕咕说，大顺现在对藩属全无王道、尽皆霸道，这是标准的从夏变夷。
但官面上，能说吗？
北伐？帝出乎震？小中华复正统王道华夏？由天文学地理学引出的地球是圆的根本不存在“中”国这个概念实则夷夏皆同？
哪一个说出来都是灭顶之灾。
历史上，朝鲜国的儒生金若行，还在乾小四统治的巅峰期，提出过“中国已经是夷狄了，朝鲜才是正统，劝进王上，用天子礼乐”的想法。
朝鲜的种姓制是不是华夏正统且不论，只说能在1768年提出让朝鲜王“用天子礼乐”，也真是……
也是可见夜郎国的士大夫脑子朽成什么样了，不说开眼看世界，开眼看周边都是奢望。
朝鲜的腐朽势力和封建意识，可比这边根深蒂固太多了。
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打了许多年的大金，一直到1970年末代“世子”李垠“薨”了，才在72年末把自己的称呼从“内阁首相”改掉。
标准的为“君父”守孝三年、丞相继承大统的套路。
比起来盗皇族墓毫无压力的绿林赤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狗脚朕的传统，两边的情况真的是差得太远。
不管是现实还是传统，这个自称“小中华”的玩意儿和大顺之间的区别，都大到了其实压根不能学的地步。
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因为默认的基础性的一些东西，牛头不对马嘴。说着同样的汉语，用着同样的经典，可交流起来完全对不上路。
交流到最后，权哲身只能试着说出来自己来的目的。
“实不相瞒，孟兄，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一时间难以明白。”
“我此番来这里，是听闻盐政改革废盐垦荒后，一些大儒乡绅良善者，买了好大一片草荡。”
“欲复古时井田之制、乡约和谐，欲行古时学校政治。是以特地来到这里，明日就要前往南通北上。”
“我见孟兄亦非那种庸碌之士。”
“之前听闻盐政改革时候，诸多生员闹出大笑话，有人讽之，诗云：唐宋鞋袜数斤棉，踏进清霜趁暮烟。”
“浅绿周衣长曳地，真红长扇半遮天。”
“才读一卷言能律，财尽千金尚有钱。”
“朱门尽日垂头客，若到乡关意气全。”
“此等腐朽之辈，与大道全无用处。”
“若我辈中人尽皆有君子之气，能如古之道德，恐这天下也未尝不能治。”
“如今终于有人尝试买田，而行书中大道。孟兄久居此地，难道不曾去看看？”
一听这话，孟松麓忍不住苦笑出声，心道自己何止是去看过？自己就是学派里的人，和泰州的余部、明末诸先生的后学，一起尝试搞了这么个类似于前朝何心隐聚合堂的东西。
自己此番出现在松江，也正是因为这个乡约复古的大村社出了问题才来的。
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简言之一个字，缺钱。
这一次修阜宁到南通的运河，所有在淮南圈地的团体或者公司，都必须要按照地亩数量，出这份钱。
省里面只给解决三分之一的款项，剩下三分之一，谁得利、谁出钱。
刘钰压根不想把这个立成样板，既不给特殊拨款，也不给优免待遇。
甚至还写了封信嘲讽，把程廷祚气的急火攻心，差点吐血。
信写的倒是简单，里面就一句话：绵庄先生不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而是搭了个舞台演一出上古的戏，满足各个学派的复古愿望。假装现实的主要矛盾是人均百亩之田如何吃饱，然后通过复杂的尝试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人均百亩田是可以吃饱的！
第七九七章 工业革命（十四）
孟松麓可是记得，当初先生接到刘钰的这封信后，当时就气的脸色苍白。
一连两天都没吃下去饭，长吁短叹。
这封信很短，但嘲讽的点可是足够多的。
首先就是，嘲讽了这群号称实学派的，走的是闭着眼睛空谈的路。
现实难题，是人均百亩地怎么吃饱的问题吗？
真要是这个问题是主要矛盾，还用你们解决？拴条狗在衙门，都能解决。
你们学派前辈的颜元的三十年赎买也好、王源的加增私田税使得私人主动报为官田也罢，最起码还是在尝试思考怎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你们可倒好，闭着眼睛忽视这个主要矛盾。
跑到空地上，玩这种上古角色扮演。
咋的，你们是有能力把全国都变成淮南这种人少地多、交通方便、雨顺不旱的物质基础啊？不能的话，你们在这玩这种扮演，啥意思呢？
要我减免你们的土地税？让我减免你们修运河该出的钱和人力？门都没有。
有能力就上。
没能力，不是有土地吗？
抵押，贷款啊。
还不起，收地呗，多简单。
或者，可以学一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里何心隐的做法，聚会的时候带上小弟打手，车骑雍容，直接抓着前来聚会的方湛的胳膊，曰：“借”我百金。
你们一起搞这个乡约村社尝试的人也不少，都是士绅捐助，谁有钱问谁要呗。
你们学派不是能打吗？学学何心隐，直接带上小弟，聚会的时候直接“借”钱不就好了？
这封信弄得孟松麓等一大批人很是下不来台，而且偏偏这封信给的时间又非常的恶心。
恰逢这边要修基础建设，搞水利、搞运河、搞灌溉而缺钱的时候。刘钰故意拿士绅优免退税的钱来说事，明知不可能，故意恶心人。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讽刺：你们继续幻想三十年自愿赎买、地主自愿把土地交给佃户吧。梦里啥都有，我这要个退税的士绅优免钱，要兴修水利都要不出来，你们继续做梦吧。
孟松麓这一次回松江府，就是来借钱的。
然而找了一圈，朋友每人肯借、士绅愿意捐助一些但也是九牛一毛。
然而，有的是人主动愿意借给他们。
只要他们愿意用土地作为抵押，松江府的不少金融资本主动找上了门，跟程廷祚谈：钱，不是问题。
这是明摆着的事：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修通了，既可以航运，又可以灌溉；海潮堤坝也基本完工了。这些土地马上就要升值了。
只要现在让他们拿土地作为抵押，日后还不上钱，就得拿土地偿还了。这可赚大了，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一通，大基建基本完成，长绒棉价格日日高，不怕这些圈地的借钱，就怕他们不缺钱。
当初盐政改革时候，程廷祚等人凭着自己的影响力，以及各方关系，利用泰州学派的乡约构想，借助明末思想家的后辈弟子的支持，在淮南圈了24万亩的土地。
不算大，几个大垦荒公司都在三十万亩以上。
可以说，这是个明末到此时的空想大杂烩。
当初圈的时候，其实刘钰就和他们说过，告诉他们这地方其实不好，没有巨量资本投入，是不可能完成土地改造的。
或者，你们真的能深入群众，把百姓发动起来战胜自然。
否则的话，有这钱，你们不如带人出海。
去南半球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你们的“三代之城”。
那里土地肥沃，气候条件说真的，比此时的苏北草荡滩涂区，要强不少。
你们愿意走，儒生愿意去，刘钰可以个人资助一笔钱。之前已经断断续续地扔了不少人去那边，牛羊马狗这些东西也已经繁殖了不少了。去了那边，绝对可以尝试你们的道德乡约的三代之城，作为儒学的复古派，去吧，去追寻你们的应许之地。复尧舜之德治。
然而，没读书人肯去。
百姓肯定是愿意去的，但就现在来看，成本又高，资本不出钱是移不起的。
想让资本出钱，就得放出来那边有金矿的大招。
但至少在苏北垦荒完全解决、辽河流域全面商品粮化之前，这个大招暂时还不能放，还得钓着资本让他们往苏北和东北的土地上投呢。
是以搞来搞去，不听刘钰的，非要圈占了24万亩的草荡。
又没有后续的资本投入，组织模式还是泰州学派的那一套，水利设施都搞不起来，还想在苏北这地方建成三代乡村？
这里面的麻烦事太多，远不如一开始设想的那么美好。
现在权哲身提出自己来到这，就是为了去看看那个乡约村社，孟松麓只能是面露苦涩。
而且，在接到刘钰的那封嘲讽信之后，连程廷祚自己都说，这也是出于无奈。
如果真的有用，他应该去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比如河南、安徽等地。这种有代表性的地方若是搞好了，那么就证明或许可以推向全国。否则且不说在淮南都没搞好，就算搞好了，真的能把淮南的物质条件变成全国吗？
而之所以不能去那些地方，道理也非常庸俗。
没钱。圈不起二十四万亩的土地。
况且人家根本也不卖，谁卖地谁是败家子。
所以到头来还真就是绕回了当初孟松麓和孟铁柱在海州的那场争辩：你们连第一步的“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都走不了，考虑后续有什么用？
苦笑一阵后，孟松麓直言道：“赵兄，实不相瞒，你要去的地方，正是恩师牵头组织的。只是，实话实说，效果并不甚好。”
“其中缘由，实在一言难尽。要说胥吏迫压，还真没有；税赋徭役，古之什一……剩下的不论挖河、治水、修堤等等，也确实该花这个钱、出这份力。”
“当初圈地时候，就为了防止各家扯皮、三个和尚没水吃，多半都是竖条通海的。不修水利，无以去盐；不修海堤，海潮倒灌。到时候淹了我们自己还好说，若淹了别人家的棉田，还要我们赔钱哩。”
权哲身先是一惊，随后大悲。
李星湖让他偷渡到大顺，首先要学的，就是在那些违禁书册上看到的淮南复古尝试。
哪曾想还没到淮南，先见到了正主儿，这亲身投入其中的都感觉效果不好，那恐怕……
“孟兄，岂不闻古人云：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孟兄正值当年，当应趁着年轻，施展作为。又何必多做哀叹之态？既不行，改之可矣。”
“这淮南垦荒事，除你们外，剩余的都是兴国公的霸道手段，难道他这霸道手段就真的胜于王道？何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戒之？”
孟松麓苦笑一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刘钰用的那些手段，这边也不是想学就能学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单纯的组织能力问题。
对这个问题，孟松麓用了一个很小的点，给权哲身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学不了。
“赵兄之前所见的倒毙之尸，心生恻隐感叹，甚至以为吴地百姓皆无恻隐之心，实则不然。”
“我说他们再挺几日，日子就好过了。其中货运码头搬运周期的道理，我也说了。再说另外一件事。”
“苏北种棉，八月十五仲秋时候收获。”
“收棉时候，最怕下雨，必要快速收完——种棉花，种多少，不在于地有多少，而在于需要考虑能收多少。能摘多少，才能种多少。”
“苏北八月十五收棉花的时候，恰逢码头不忙的时候。”
“西洋贸易的船，已经卸货；返航的船，还要等腊月季风起。”
“辽东的豆，八月十五才刚收割；南洋的米，早已起运。”
“此等时候，码头的事少，用不了那么多人。于是那些圈地种棉的公司，便在这里雇人，去那边摘棉。”
“原先还要麻烦些，今年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修通，往来更是方便。”
“那些摘棉的人，用的时候便用；不用的时候或死或寒，与圈地种棉的垦荒公司一概无关。”
“对那些公司来说，就可以有多少地、种多少棉。”
“这只是摘棉，剩下的如种植、肥田、养地、休耕、牧草这些，更不用提。”
“昔日兴国公就言，若以小农授田制，户均百亩，温饱或可。然若种棉，五年之内，其地必瘠。”
“当时皆以为是虚言，可哪里用了五年？之前我们也是种粮，可后来尝试着种棉，家家户户资本孱弱，最终只能是一家种个三五亩，摘个十余斤，纺而成布，做各家各户子弟入学之束脩。”
“棉极吃地，三年地力便尽。虽有豆饼可买，然而家家如何买得起？当初圈地24万亩，已耗千金，不过又配了些牛马，几家合用。几年下来，膏腴之地，地力皆尽；地力越尽，越不可能休耕，更不可能种草遮阳防止反盐……”
这些东西真不是技术上的差异，种草铺草遮阳防止反盐，有什么技术难度吗？一学就会的东西。
权哲身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一项好东西，忙道：“既是行上古学校之制，子弟读书，总是好的吧？”
一说这个，孟松麓脸色更难看。
他们学派要搞分斋教育，但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这还是要分清楚的。
经书是本、实学是末。
问题在于，科举不考这些玩意儿，科举实在不占优势，读书无用，干嘛不早早下地干活呢？再说他们学派本身也觉得，科举考的那玩意，不行，也压根不教专业的秀才范文。
实学那边倒是考杂学，可那边实学是本、经书是末，想要读书有用做职员，卷的厉害。一群自小大半时间读经书的，怎么去和那边正规实学体系自小填鸭猛学算术自然通识的那群人，去抢农校、测绘、航海、会计、技工等那点名额？
科举不占优。
实学阶层跃升当小市民中产，还不占优。
前不前、后不后、不尴不尬，自是觉得读书无用。
孟松麓感叹道：“若不是为了科举做官、或者学门一技之长而为城市市民……人皆功利，又有几人是真的为了通晓天地之道统、格宇宙之性理、复君子之德行而读书的呢？”
他不禁想到了当初和自己在海州争辩的那个叫孟铁柱的实学学生，在阜宁干了两年后，直接跳跑，凭着当了两年基层乡村管理的本事和实学底子，如今已是爪哇一处大种植园的职业管理人了，管着七八百号人，好大一片园子。
这都是这几年报纸宣传的“读书有用论”的典型，他自然知道。
而且确实也有用，欣欣向荣，不能做官，可海外殖民地、东北豆园、贸易等，正在飞速发展，容得下这些实学二三流人口。
专门学书经，有用，指不定就一路秀才、举人冲到进士。
专门学实学，也有用，当不了官，当胥吏当技工当职员，也有位置。
唯独就是他们搞的这一套分斋教育，从教育人的角度上讲，肯定有用；从就业角度讲，没用。
家里有个千八百亩地，可以为了修身而学习；家里又没矿，还啃地瓜呢，哪有这心气忙着修身，谁肯学没有铜臭味好处的东西？
这就更加尴尬了，连求学之心，都比不过对面的功利，这怎么争？
第七九八章 工业革命（十五）
孟松麓讲的这些东西，权哲身是越发的难以理解了。
心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人，居然没有土地，要以做雇工、摘棉花轮码头为生。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存在？
十几万人没有土地，以做雇工为生，岂不是必然发生白莲、黄巾之乱？
这样的情况，按说根本不应该在现实世界里存在才是。
如今又逢关于教育问题的思索，他的脑子愈发混乱，又连着问了许多在孟松麓听起来古怪的问题。
孟松麓觉得有些问题问的……就好比在问炒菜为什么放盐之类的根本不用解答的问题，一时间自己也有些语无伦次。
权哲身遂道：“孟兄，在下实在才疏学浅，亦或许这江苏省事与别处大为不同，我实在难以理解。孟兄可否有什么理清这些问题的书册，推荐一二？”
孟松麓内心其实已经感觉到有些奇怪了，隐约觉得对面这位姓赵的读书人，有些不太对劲。
之前看到倒毙死尸，脱口而出感怀之诗，无论才情才是心境，都非是寻常人。
的确，大顺的官缺少，江苏省的“录取”名额也确实相对读书人数来说不多。
但，那是针对进士、举人这个层面的。
考秀才……就之前的短暂交流来看，无论是在哪个省，这文化底子肯定是易如反掌的。
秀才不一定水平都高，很多也就是混个打油诗的水平。江苏两万多生员，真正成名的、拿得出手的有多少？
可对面连个秀才身份都没有，这是一奇。
至于其二，这人一口的胶辽官话，有很浓的威海口音。登州府是刘钰的发迹之地，大量的实学人才满世界乱窜，孟松麓在这边整天那操着胶辽官话的人打交道，对这口音简直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
伴随着对日贸易、对朝鲜贸易，近水楼台的登州府，可比别的地方更能感受到天下的变化。
大顺不是说没有那种对这种变化无法感受到的读书人，地界大了，各地情况不一。
就好比甘肃的秀才，让他去理解什么叫进出口贸易、关税的意义，这也实在是强人所难。
但问题在于对面这位，有着肯定能中秀才做生员的底子，却连个功名都没有；操着一口很熟悉的胶辽官话，却仿佛才从甘肃等地走出来的秀才，对现实的变化一无所知，难以理解。
心中古怪，也隐约猜到了对方的身份。这几年已经处理过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的，包括有日本儒生爬进大顺的船中悄悄出海的事。
不过对这些人，官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甚太管。
加之他又是要去淮南乡约乡贤村社去看看的，亦算是同道中人，孟松麓也没有揭穿，或者旁敲侧击再行多问。
听权哲身要他推荐一二本书籍，便于理解这些年大顺的儒学思潮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几年新思潮、新书、批判宋学、甚至批判汉经学的书，也出了一堆又一堆，甚至还有不少明显伪造的“古书”。
可要说推荐一二本能够说明白其中变化的，怕也是难。真正想要读懂，非得下个二三十年苦功不可。
正思索间，一低头，看到了桌上的一些茶点吃食，孟松麓一拍脑袋道：“对了！有些事，正可以小见大。若赵兄真要弄清楚这其中的变化，我倒是有本书册可以推荐与你。”
“赵兄可闻金陵袁子才、徽州戴东原之名？”
权哲身摇摇头，他这一摇头，孟松麓心里就更加有数了。
袁枚、戴震两人，这几年风头正盛、名气日高。
这也不怪权哲身不知二人名气，实在是因着他老师李瀷，所能看到的“违禁书籍”，都是一些成名人物所作的。
本身又是实学一派，故而颜元、李塨等人的文章看得多，这都属于是“上一代”的人物了。
包括孟松麓的老师程廷祚，其实也属于上一代的人物。
他们的著作，受到新时代的影响较小，甚至几乎没有。是以不管是思维方式、还是探究方法，都很容易被李星湖等人接受。
相反，这几年的后起之秀，都是长在新时代、从识字开始就不自觉卷入了大顺延续了二十余年的改革之中。
本来年纪就小。颜、李，比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小了一代；程廷祚比颜李还小一代；到袁枚、戴震这波人，如今也是三十岁出头，刚刚有名气的时候，权哲身去哪里知道？
只不过，这些人出道就有名，仗着年轻，很是搞了一些大新闻。可权哲身居然一无所知，孟松麓更加确定这位“赵兄”，怕多半压根不是大顺人氏。
再想想这人的口音，孟松麓已经猜了个不离十。
“赵兄，我推荐的这本小册子，是袁子才、戴东原二人合力而作。倒不是什么经文典籍，而是一篇杂记小品，名曰《苏食辩考》。”
“着眼处虽小，道理却大。从餐桌之物入手，由小见大。世人皆言，这是自顾亭林开朴学考证之滥觞后，真正得其真意者。”
权哲身理了一下，奇道：“讲吃食的？”
孟松麓哈哈一笑，以箸轻夹起茶点中的一个生煎馒头，笑道：“按照登州府的叫法，这不叫馒头，这叫包子。”
“如今松江府人流往来，茶馆之中，多有此物。世人皆以为此物乃吴地美食，实则十余年前，并无此物。”
他将这个包子用筷子剖开，点了一下外面被炸的金黄的皮道：“所炸之油，源于登州府之花生。”
“所用之皮，源于辽东之麦粉。”
“其内馅料，黄龙府豆饼所喂之豚。”
“其所以兴者，又肥、又油，贩夫走卒劳力之人所最爱。”
“其所以数年之内遍地开花，源于京畿铁制成的炉、徐州煤搓成的煤球。”
“袁子才、戴东原，取新学之论、承顾亭林考据学之妙，以此物为开端，以食喻时、以小见大。”
“食辩，时变也！”
“一如赵兄母国之《花史》，以花喻人、以花喻史，此正《离骚》文字。”
孟松麓的笑声中，权哲身吓得脸色苍白，最后那句《花史》，已然直接点破了权哲身的身份。
正紧张间，却见孟松麓起身拱手道：“赵兄放心，既来寻道，又何必问自何处来？”
“明日此时，我在此恭候，赵兄可随我一同往淮南。告辞！”
礼毕手落，待权哲身反应过来后，孟松麓已经飘然而去。
看着桌上剩余的生煎馒头等茶点，想着孟松麓刚才的那番点评，喃喃道：“辽东麦粉、黄龙府豆饼、登州府花生、京畿铁炉、徐州煤球，方有生煎馒头？”
再想想孟松麓最后点破他身份的话，心中暗凛，只觉大国风物，果然不同。
按照先生李星湖的教导，珍惜盘中餐饭，将桌上食物吃了个干净后，这才起身出门。
稍微一问，便知旁边就有书店，径直而去。
入店一看，书籍琳琅，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远胜汉城，又忍不住悲从心来。
李星湖曾对仁川开埠后的纸张贸易感叹不已，说朝鲜国产纸，可却不产文。古时无纸，先贤载道于竹简，亦不妨碍大道传承。朝鲜国有纸无文，实可悲矣。
悲虽悲矣，他权哲身终究还是落了下乘。
大顺此时的新生代学者，已经开始将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风气，与大顺兴起的实学经济考量，融合一处。
于朝鲜纸事，大顺的新生代学者并不会去感叹什么有纸无文之类的情绪化的东西。
而是考虑有三。
其一者，苏南人口密集，燃料尚且不足，遑论造纸？
其二者，苏北种棉兴起，棉秸秆却被苏北土地资本家，作为雇工“福利”，发给雇工取暖生火，也不造纸。
其三者，林木丛生之关东，人力昂贵。一夫种豆所得利润，远胜造纸。而朝鲜国、日本国，人力皆贱，海运又比陆运便宜，遂使朝、倭二国造纸业蓬勃。
权哲身的思考，仍旧都留在“有纸无文”的感性之中，悲从心来，感叹久久，终究还是按照孟松麓的推荐，买了那本小册子。
第二日一早，孟松麓再见到权哲身的时候，只见他眼圈乌黑，显然昨天夜里不知道看书到几点，但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见到孟松麓的时候，连声道：“孟兄所荐之书，粗读只觉惊诧、再读思索良多、三读恍然大悟。如今尚且余香满口，食不甘味。”
“万万想不到，这简单至极的生煎馒头、羊肉、鸭蛋、熏鸡、牛肉，竟有如此说法。”
“按书中所言，如天津等港，日后必有油大肉馅且方便的包子畅行。至于熏鸡等物，更随天朝废运河而兴海运，渐在港口蔓延？鸡豚狗彘之畜，因海运兴、因豆饼繁。”
“粗看第一遍，看看其中数字，触目惊心。心中所想，惟一句话。”
孟松麓不等他说粗读第一遍想到的第一句话到底是什么，便笑道：“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赵兄想的可是这句话？”
“读此书者，多半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不想这句，足见此人没有良心；只想这句，却言此人殊乏心智。”
第七九九章 工业革命（十六）
确实，权哲身读这篇杂记小品文的第一遍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那句话，就是孟子的那句“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
甚至他都不用去看更多的书，查查去年大顺哪里又遭灾了。
因为昨天他出门，就看到了一个倒毙的尸体。
天下最繁华之处，都有冻毙饿毙之尸，难道还用去想别处有没有饿死的吗？
这本《苏食辩考》，从很小的着眼点入手，介绍了这些年因为贸易，或者说因为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资本主义体系催生的一系列新出现的食物。
生煎包的考据，自不必提。
吃禽蛋的传统，因着高邮鸭蛋的传统，倒也不必提。
而因为苏南工业革命爆发，苏北种棉所产生的在食物上的影响，却不得不提。
圈地后为了保持土壤肥力、为了增加利润、为了保证棉花生产利润，以及苏南棉纺织业对欧洲走私所需的毛纱，使得苏北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畜牧业、养殖业最发达的地区。
没有之一。
八钱银子一石的豆饼、相对过剩的玉米高粱，这是养殖业、畜牧业的基础。
畜牧业、养殖业，又是肉食的基础。
城市市民，对于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追求；运河被废，原本运河商路上面向漕工的肉食做法，也流向了港口；羊绒纱的需求导致的苏北养羊业的发展，也使得羊肉渐渐成为了苏南地区的“传统”食物。
如同后世的熏鸡，从运河走向了铁路，于是凡有铁路交叉处，必有知名熏烤鸡。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卷入的经济体系，带来的不只是冒着黑烟的烟囱。
而是哪怕在衣食住行这些最小的地方，悄悄改变着当地千百年的“传统”，然后又变为所谓的“传统”，继承下去。
当然，这些东西，毕竟还比较“浅显”。
这本书，之所以被孟松麓所推荐，甚至盛赞这本小册子是自顾亭林开考据学之滥觞后，真正有力量的一本书，就源于他说的那句“食辩、时变也！”
戴震是有政治抱负的。
原本历史上，王国维评价戴震，是很明确的。
“戴震是想取代朱子的地位”。
包括其同时代的钱大昕，也说过类似的问题。大意是说，小戴啊，你天文学、数学、考据学、历史学的水平是很高的。但是吧，你搞性理学、义理这些东西的水平，其实有点那啥……所以说，你最好不要琢磨着搞个大新闻，直接把程朱斗倒批臭，因为术业有专攻。
你擅长的那玩意儿，跑到人家研究义理、性理、心性、道统的这些人的主场，那不是纯粹找抽吗？你一学数学天文学历史学的，去和人家专业辩经的，去辩经，你立的起来吗？
原本历史上，姚鼐曾经点了四个人的名字，评价之凶，可谓极矣。
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文人相争，学派斗争，思想交锋，这都很正常。
但用【身灭嗣绝】这样的词，在讲究子嗣延续的传统里，已经可以算上最凶恶的诅咒了。
李塨。
程廷祚。
戴震。
全都榜上有名，是直接被人恨到希望断子绝孙的。得亏颜元没有去过江南，不像弟子李塨似的后期跑江南去了，否则毛奇龄的位置肯定被颜元顶了。
虽然说，权哲身压根不认识戴震，也其实不是很了解大顺的一些情况、思想争端。
但是，正如孟松麓点破权哲身身份的那个比喻。
说你们国家的那本小说《花史》，写的都是花之王国的故事，牡丹芍药菊花桂花等的争斗，但实际上写的啥、影射的事啥，你心里是有数的。不但你心里有数，这本身就是本汉文小说，传到大顺这边来，大顺这边的任何一个读书人，看完之后都明白到底是在写啥玩意儿。
这就是同文化圈。
而这本《食辩》，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就是《时变》。
是有学术“野心”的。
甚至算是想要“开宗立派”的。
同文化圈内的思想启蒙，基本是类似的。
比如宋明理学，初始是为了反击佛教，完善了世界观、宇宙观。
也就留下了许多“破局点”。
这些破局点，就在宇宙观、世界观众。
对朝鲜国来说，其思想启蒙的起点，是天文学、地理学。
天文学、地理学、日心说之类的东西，传入了朝鲜。
然后，产生了对“中”国和四夷这个概念的思考，开始动摇对朱子学的确信。
这些，权哲身当然是亲身经历过，虽然是私下流传的思想，但作为被安鼎福认为这厮的激进行为必然会毁灭星湖学派的人，这种激进思想自然是早早接触了。
历史上，戴震对朱子理学的撕咬和击破，也是从天文学、世界观、宇宙观上开始的。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左旋说”、“右旋说”争论。
宋儒的理论，是说“天为父、日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
基本上，天文学是为了配合伦理学的。
朱熹的解释也差不多，理由是“天行健，这个事物极是转的速”。
就是说，因为天行健，所以天肯定转的最快，为啥呢？因为天行健。
因为天行健，所以日只能行次健。月亮比太阳大，所以跑的慢。
应该说，到宋代之后，天文学水平，直接倒退回了西汉之前。
以至于到了蒙元时候，科举考试还专门出过这个问题。
就说自从张载提出了左旋说，朱熹著书之后，成为了主流。可这个说法，和汉唐时候的说法完全不同啊。为何会这样呢？
当然，最有意思的不是科举出这个题目。
而是题目的最后一句话：【勿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意思就是说，请认真作答，不要说我他妈又不是舜他爹，怎么能懂天文学？
《左传》说，舜他爹瞽叟，知天道，知气象，导民种植以时。
专门在试题里加上这么一句话，显然之前类似的题目里，有人理直气壮地交了白卷，说过类似于我他妈又不是干这个的，我哪知道之类的话。
原本历史上，戴震正是靠着天文学的进步，从左旋说开始，猛撕宋儒学，最后搞出了《孟子字义疏证》，准备搞波大的，甚至提出了“狱吏以法杀人，宋儒以理杀人”的礼教吃人的观点。
但也确实如钱大昕评价的那般，戴震“跨专业”，站在对面的预设战场里搞，单从义理这些东西上讲，和朱子等人确实是差的太远，非要搞义理，这要是不输都见鬼了。
不但被人撕、批，还直接被姚鼐诅咒和李塨、程廷祚一起断子绝孙。
而现在，因为大顺的特殊情况，使得戴震的思路出现了一些变化。
本身，大顺是反朱子学的。
当然，根源上是因为朱子学不支持造反；而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是“北伐”的学问，大顺的法理源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朱熹说，道统从孔孟之后就断绝了；而陈亮说，放屁，汉唐没有靖康耻，老百姓生活还凑合，是以汉唐传承了道统。
和三代之治的区别，也就是同一套试卷，三代得了满分，汉唐得了七十分而已。大顺李家心说这个道统的说法妙啊，我喜欢，我使使劲儿其实也能得六十分，所以我也是正统。
本来吧，明末对李贽等人的反动、对明末道德败坏的反动，基本上是照着理学道德的方向是继续反动的。但被大顺这么一折腾，直接踢碎了程朱理学，更进了一步。
武德宫本身也是要学实学的，天文学的交流也没停，左旋说右旋说的批判早就开始了，自是轮不到现在的“新生代”，戴震来提。
但为什么说不管是权哲身还是孟松麓，都能从这本小册子里看出来对面的心思呢？
这就源于从“食物的变迁”，引申而出的一些东西。
既然，食物的传统是可以改变的，新的传统取代了旧的传统，是出于“人之需”。
那么，儒学从孔夫子那发源，到孟子、荀子、再到汉经学、玄学、宋明理学等等，是否也是一种“人之需”呢？
这里面通过食物，其实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经济、贸易、工商业，运输业，可以塑造很多新的“传统”。旧的一切，未必都是神圣的；变化，也未必就一定是不好的。
这倒是还行。
主要是第二件事。
这么多种的食物，为什么油乎乎的包子，熏鸡什么的，脱颖而出？而别的食物也随着运河被废、东南西北的资本汇聚、人口流动，各地的食物也都汇聚到此。为啥别的东西没有站住脚，而油乎乎的包子，在工厂和码头工人支撑下，脱颖而出？
是别的食物不好吃的？并不是。因为别的食物在别的地方，也是坚挺的，只是在这里败给了熏鸡、包子、肉饼、油炸糕这些或者是高热量、或者是稍微方便保存的玩意儿。
那么，由此是否可以隐喻，儒学的发展，也是认为选择的结果？各种各样的学说，甚至更早的诸子百家学说，是因为他们不如“正统”学问？还是因为他们被人为抛弃了？
比如宋朝那么重视伦理学，是不是可以认为和五代乱杀、得国不正有直接关系？
基本上，权哲身和孟松麓，一眼就明白，这本小册子有多……高调，以及蕴含的、二三十岁的学术界“年轻人”特有的张狂的、开宗立派的野心。
因为在此之前，不管是永嘉学派、江左学派、江右、闽学等等，这个学、那个学，有争端，互骂异端，但“道统”是神圣的，大家都在争夺对神圣的解释权。
而这本小册子，是走的解构线：鸡毛的神圣传统，哪有那么多神圣的东西？包子战胜了米卷，主要是因为包子油大、弄得快、方便做，吃起来香，在码头、工厂的那些人喜欢，节奏也适合城市的生活。那么，包子因为比米卷神圣，所以包子脱颖而出？要是没有辽东的蒸汽石磨坊一船船地往这运面粉，包子肯定失败。
要从食物变迁的背后，理解世界的变化，由小见大，学问也要追随时代的变化，做出食物变化这样的变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