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七零章 恶龙残影（九）
人的正确思想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至少在货币到底是什么、该不该货币贵金属化、该不该复征实物税的问题上，明末这些启蒙学者是通过社会实践、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比较符合直观逻辑的想法。
盛世主动打开大门交流，和那种已经落后之下被人敲开大门被迫交流的很多想法、逻辑，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后世的人，觉得一些正确的东西，此时的人并不觉得正确。因为……因为对面好像也没强到哪去啊，此时也就那么回事吧，凭啥对面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里面终究还是类似那个“儒学是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来其中的区别。
比如大顺放开和欧洲的交流，刘钰要发展海军，天文学是航海术的前置科技，所以大顺恶补了天文学的最新发展。
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关于天文学里面的一些知识，如赤极、黄极这样的概念。
而大儒们肯定是要解决“西洋人知道，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这是基本的骄傲。
所以，所谓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恒星右旋之枢，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未有。遂有大儒曰：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于西人也。
就是说，天文学这种知识，是科学。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一些人惊诧于六大经书里居然没有记载。
而骄傲的人，就需要证明，说不是没有记载，是你们根本不懂先贤到底在说什么。比如“璇玑玉衡”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黄道极，这是做了个比喻。《周髀》里已经说过了，只是你们不懂其深奥，胡乱瞎理解而已。
这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是好事，因为现在的大顺，不是被人打到哭爹喊娘，觉得敌人不可战胜的时候。
得多脆弱、多没底蕴的文明，被人超越一点，就吓得觉得要全面反思，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种问题，甚至最大的幻想都是觉得自己可以当二等人，至少比黑种人高一等的程度。
这种考据式的贴合追赶，当然是好事，可以在科学问题上，尤其是数学、天文学、代数学等问题上，无缝贴合地追赶学习，并且极大地抵消了抵触情绪。
但在数学、天文学这些“理工科”范畴之外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
且不说，现代化，是一种全世界共同摧毁旧时代残余，共同取其精华搞出来的一套东西。
只说治国、理政、经济学、赋税制度、殖民、工商、政治学这些东西，这和数学天文学还不一样，凭什么就叫此时的骄傲的士大夫，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正确的、对的呢？
况且，对面这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也没见得有啥过于高明的理论，甚至很多此时现有的理论是根本无法解决大顺面临的困境的。比如所谓的自由贸易理论，哪怕是原本历史上，亚当斯密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用了取巧的方式给出了个特别解释。况于现在，刘钰都开始与荷兰买办合作，到处走私的背景下了。
船坚炮利追上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所谓工业化带来的差距，也就那么回事吧。追上燧发枪、调整好税收制度、解决炮兵技巧，凭着体量，当个压路机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刘钰和林敏关于盐政改革的分歧，或者说刘钰和大部分大顺官僚、士大夫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而大顺的主流思潮，源于对前朝那条恶龙的反思，前朝的残影至今笼罩在大顺的头顶上。
这种残影的笼罩，类似于宋极力避免唐末藩镇武人乱政的教训，搞出了一个宋。
明到底因何而亡？
明亡时候，士大夫们是进行了集体反思的。
反思的一个结果，就是相对心学异端的反而动之，最终引发了崩塌式的对理学的反思。
而在治国理政上的反思、经济制度上的反思、税赋制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不是凭空的反思，而是针对大明末期的种种乱象的反思。
国祚近三百年，哪怕后世，三百年的时光，也足以湮灭很多东西。
况于此时。
明末的反思，更多的是反思明中晚期的种种乱象。
归结于一条鞭法的。
归结于横征暴敛的。
归结于白银货币化的。
归结于税收制度的。
当然，也包括盐政制度、货币制度、税收问谁收、工商业发展等等。
但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生活在英国，所以他在手工业已经发展的英国，写出了国富论；而法国那群人生活在法国，所以法国大革命之后，搞出了雅各宾土改。
明末士大夫的种种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历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无处不在的融化在躯体里的仁义道德所凝聚出的。
刘钰说他的想法对，他怎么证明？
若是后世，被人甩飞了，拉开了巨大差距了，可以靠“开眼看世界”来证明。
那么，现在呢？现在他的想法，怎么证明是对的？
此时的古今中外，并不包括未来，所以没法证明他是对的。
而在盐政改革问题上，他能够获得皇帝的支持、并且最终获得了改革派的妥协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说，还是源于主流士大夫对前朝的反思。
但这种反思，又注定了与刘钰只能做短暂的同路人。
因为，包括后世盛赞的王夫之在内，他们对前朝的反思，很多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是一种皇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治国导致完犊子了，要是按照自己想的去治理就会很稳固的心态。
仍旧是出于“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以小人养君子乃天之制也”、“百姓、禽兽也、非人哉”的角度去思考的。
而黄宗羲反的，可不是反君主制，反的是君主专制，取而代之的，则是“士绅阶层对其余阶层的专政共和，加儒家教区制”，搞半封建制，学校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监察机构。
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于学校。
学校里的人，又怎么选呢？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
道德规范呢？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异端思想呢？
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非要说这是以民为主，或者非说这是代议制，倒也不是不行。
但着实是有点被人打上思想钢印之后，先认定什么是对的，然后再往回翻说，然后穿凿附会的感觉。
如果说，是自己这边确实没机会自发进入现代化了，最终自我安慰式的幻想，从这些想法里找只言片语，去寻求答案，是可以的。
或者说，已经落后了，从先贤的言论中寻找似乎和对面那些东西一样的理论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如此时的大顺，靠这一套东西，真的能够完成转型吗？
对明末乱局的反思，得到的是一个避免明中晚期乱局的主流反思思想，如同宋之余唐末五代，但能完成毁灭旧时代的使命吗？
前朝犯的错误的反面，一定就是正确的吗？
恶龙残影下催生的诸多想法，倒也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套路走，肯定是试都不用试，必然走不通。
譬如王夫之的赋税观，认为不应该收资产税，也不应该把土地评为上中下收税，而是全国统一，全部“摊亩入丁”，全都按照人头税征收。
譬如其劳役观，认为两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恶政。应该退回到租庸调制，而且，税要轻，役要重。
税轻，展示出来天子不认为粮食、财富是好东西，这都是垃圾。
役重，展示出来天子认为民力才是好东西，体现了天子对百姓的重视，以民为本嘛。
并且得出结论，如果税轻、劳役重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懒人了。因为种地还是不种地，大家都要服劳役，那么大家为什么不种地呢？
以及，如果取消土地评级制，统一税率，或者按照人头征收。那么，所有人的税都是一样的，你穷肯定是因为你懒，你就会努力种地，而且努力把烂地种成好地。
还有比如针对明末的土地税地方上收的离谱，以及农民军均田的想法，而提出的不用均田和限田，只要降低赋税，土地就不会兼并了。
这或许算启蒙思想，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否符合国情呢？应该说，也是符合的。
至少是符合明晚期的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思。
毕竟，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根据现实和历史，得出的可能是阶段性的结论——若一树，五千年不开花不结果、五千年后年年开花结果，那么人类判断这棵树不开花不结果，就是正确的。
就明晚期的魔幻程度、征税横征暴敛、基层胥吏狂欢、赋税全压在土地上的状态，这种看起来真的很没谱的反思，其实真的不能算错。
当时眼前太黑了，被当时过于黑乎乎的眼罩蒙蔽了双眼，觉得光明就是单纯的白色而已。很正常。
只是特定时候的反思，未必真的可行。
第七七一章 恶龙残影（十）
正如以文御武，是五代十国这头恶龙的残影一样。
如今前朝晚期的诸多堪称魔幻的恶龙姿态，留下的诸多残影，就是大顺此时的主流想法。
当然，这道残影，对刘钰的一些政策的实施，是非常有好处的。
也就是同路人的状态，是可以借用的。
比如这一次的盐政改革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商业发展政策朝中反对声音虽大但终究还是有支持者等等，也是源于对明末诸多问题的反思。
只不过，刘钰是在借用这种反思，干和反思关系不大的事。
比如他就不认为废引改票是创造性的改革，但他要借着对明末状况的反思，借着盐政改革的机会，搞他认为有意义的淮南垦荒改革。
而他的大厂晒盐法基本上得到了改革派妥协性的支持，源于对明末反思的一些思路。
仍旧以王夫之为例。
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其实影响了不少人。
而这个看法的本质，用老马的那句话说，叫“统治阶级中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
作为地主阶级中的老练的思想者，明末的许多反思者，得出的结论，其实很简单。
自耕农、小农，才是帝国稳定的柱石。
一切改革，都应该以保护自耕农的稳定性为最优选择。
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应该控制盐业，并且根据国家的预算，在控制了盐业生产之后，按照预算均摊在盐的价格上，从而在生产端完成征税。
如果国家的开支是固定的。
那么，盐上征收的税，就不用从自耕农手里征了，从而就保护小农了。
当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站出来保护帝国的，不是佃户和矿工，也不是勋贵士绅商贾，真正能站出来的是稳固的自耕农，假如还有的话。
虽然好像挺难理解的，觉得在盐里加税，和直接征土地税，有区别吗？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里的自耕农，特指的是六经、古书里的定义——百亩之田到三百亩之田的农。
放在这个人均二亩半地的时代，其实叫中小地主更适合一些。所以这和王夫之追求的“按口计税”一样，这是对特定阶级有利的想法。
而这里面，又不得不说在盐税问题上，大顺的儒生们对先贤的解读。
单看盐税的话，好像先贤的想法，是不成体系的、甚至自相矛盾的。
一边说汉昭帝时候，文学贤良竞欲割盐利以归民为宽大之政，这纯粹是打着“归民”的幌子，实际上是归利于大商人、大豪商。毕竟产盐的地方，离吃盐的地方很远。如果国家专营，虽然苛刻，但最起码还有个度。可要是商贾来，必然要喝百姓的血而根本没有度。
所以，一定不能让盐利“移于下”，要官山海以利天下而利。
另一边，转头又说，官山海实在是恶政，使得百姓根本吃不起盐。如果交由市场，由商人负责，那么一切就好起来了。
所谓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官府最好啥也不管，这样的话，盐价才会平稳。要是高了，肯定有商人跑去平抑价格；全面取缔盐业专营，那么也就没有私盐了。
这就有点像是后世，一边盛赞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必将自我过度到君主立宪制，一边又认为大明应该加强皇权继续加大江南税收、打击东林党，有点类似。
出于对明末思想家的尊重，大顺这边的儒生对此，做了很多解读。
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还算圆的过去的解读，就是说，这里说的管，指的是管生产端。
生产端要管。
销售端要放。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由这个角度的解读，也就引出来了这一次盐政改革的诸多争端。
因为，刘钰一直着手的，是生产端的改革，而销售端他认为只是借着改销售端的名义，实则搞生产端改革而已。
也因此，林敏等盐政改革派，从一开始就没怎么考虑生产端的改革，考虑的只是废除盐引世袭制，改成盐区内自由流通制。
也也因此，扬州盐商豢养的儒生，搞卷堂文，搞社团建言，发力点不能在盐引制不能改，而发力点只能在维护盐户小民利益的角度。
当然，皇帝，包括朝中一些真正为社稷、皇权着想的忠君爱国之辈，包括林敏等人，妥协性地支持了刘钰的盐改垦政策，也是因为刘钰的大型晒盐场计划，达成了明末反思之下对盐政的最终构想：
即，【官于出盐之乡，收积而鬻于商。官总而计之，足以裕国用而止尔。官有煮盐之饶、民获流通之利。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其或贵或贱，可勿问也】
官方通过生产端直接征税，征税之后，商人爱怎么卖就怎么卖。
当然，这里面还有刘钰给打的几个小补丁，重新调整盐区、发展四川井盐覆盖湖北、官方大宗运输到特定地点减少商人囤货居奇可能、官方控制一定的盐进行价格调控等。
最终才让朝堂内，包括皇帝，对这样的盐政改革予以了支持。
其思路，和这样是生产力的进步，鸡毛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官有煮盐之饶、民获流通之利】的思路。
主要是一大堆小盐户，控制起来确实麻烦，也压根控制不住。而且彻底解决了淮南盐成本问题，使得即便加了一部分税，依旧可以保持对私盐的一定优势。
所以，感谢前朝的一些政策，以及思想界对前朝政策的诸多反思，在前朝恶龙的残影下，盐政改革，包括根本性的搞大盐场的方案，算是刘钰为数不多的、符合思想界主流理念的改革。
而至于说盐户和圈地的问题，以及现在扬州生员喊着“为了盐户利益”口号的现实问题，其实林敏感觉真的就像是在看笑话。
虽然没有刘钰说的那种，挥舞着人民的乞食袋屁股上却挂着封建纹章这个视角的可笑度，但他们自有笑点。
林敏就觉得这就是正宗的“言有似是而非仁义之实者”。
至于这些生员的请愿能不能有可能获得支持，反正是朝堂里其实不太可能获得利益群体之外的支持。
这个，用老马的那篇《委员会告同盟书》里的一段，其实就非常容易说清楚。
【他们（小资产者、小农、小市民的）……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构，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
问题就出在这个贷款上。
按照这些生员搞出来的这一套设想，纯粹的官营官收、按照大明余盐制出现之前的全盘官价收走的模式搞，肯定是不行的。
这都不用想。管控大几万人口的小盐户，还要确保官收、确保没有走私、确保盐户主动把盐上缴或者强制上缴……无论哪个，难度都太大。
搞收购制，盐户有懒有勤、天有不测风云、人还有生病健康，肯定会有人撑不下去，无法支撑生产了。
又不让商人入场，那就得国家信用机构，来给这些盐户发放小额贷款吧？
利息不能高了，否则根本还不起。而且毛的抵押都没有，连草荡和灶坑，所有权都是朝廷的，盐户只有经营权。
对这样的人搞低息贷款，朝廷是有钱没处花了吗？
花高价，养一群产盐成本在淮北大盐场大约15倍的小盐户？
那干嘛，不用搞大盐场低成本赚来的钱，养一支军队，直接把反抗者屠灭呢？这样性价比更高啊。
朝廷真正会算账的人，都会这么算的。
至于圈地种棉本身，这就更有说法了。
虽然说，大顺认定的学问是永嘉、永康学派，但终究体系没建立起来，但是里面一些话还是有助于刘钰的圈地运动的。
比如水心先生叶适，就专门谈过这个问题：
【富人者，州县之根本也，上下之所赖者】
为什么说是上下之所赖呢？当然也是有解释的。
上之所赖，就不说了，官吏找富人征税理论上，当然只是理论上，更方便。
而下之所赖呢？
其一：小民没有土地，在富人那里租种，富人养活了小民。
其二：如果有地，但是没钱耕种怎么办？可以向富人手里借高利贷。
其三：万一遇到灾年了什么的，岁之有急，求诸富人。
其四：要是真混不下去了，把自己卖了当奴隶，也只能是富人买，穷人肯定买不起。
其五：手工业者，唱歌的、跳舞的，都得仰仗富人吃饭。
当然，这里的富人，指的是大地主。那稍微一改动，圈地种棉的，到底算是大地主还是农业资本家，这就可以蒙混一下。
而得赖前朝横征暴敛，胥吏腐化、基层崩溃，对于前朝的反思中，也有这么一个著名的理论。
【大贾富民，国之司命！】
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又差，皇帝跟殖民者似的就知道收税收钱养自己那一大家子亲戚，遇到天灾了救济也少，这时候就得大商人、大富户出面放高利贷。
要不是这些人放高利贷，得多少百姓饿死？
而且这些大贾富民，还担负着“流金粟”的巨大作用，流通财富和货币，财富或者货币或者商品，得流动起来，才有意义。
虽然这个理论，在经济脆弱穷困的地方，实行起来是不太现实的，很可能被刘宗敏李自成等教做人。
但是，在这里，在淮南这个特殊的、小农势力最脆弱的地方，偏偏又是可用的。
凭着大顺官方兴而不行的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凭着前朝的恶龙残魂，对扬州生员反对圈地这件事，倒还真不是个大事。
至少在道义上，还真就能圆过去。
第七七二章 争功（一）
此等状态下，大略既定，莫说几百生员，就算再多几倍，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运河一废、盐业一转，扬州爱闹不闹，皇帝反正是不在意，要不然也不会给刘钰配部队了。
终究，运河被废之后的扬州，还是扬州，但对定都京城的大顺而言，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含在嘴里怕化了、生怕出一点事的扬州了。
主要还是为了朝廷在面上过得去。
如今距离最终审判的日子越发的近，林敏内心倒是不紧张，只是在思考这件事之后该怎么办。
他身边的这几个心腹幕僚，也被告知了刘钰和林敏关于怎么在这件事上让朝廷过得去的办法。
对于这些生员搞得卷堂干政一事，林敏的心腹幕僚们也认为这是“言有似是而非仁义之实者”。
不过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刘钰这一派的人终究是不一样的。
对刘钰所说的让林敏举着仁义大旗反仁义的做法，这些幕僚觉得，虽然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恐怕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他们站在林敏这个江苏节度使的角度，分析了一下这件事。现在倒是还好，都知道林敏就是刘钰的贰佐官，是来稍微给刘钰压压火的，怕刘钰办事办的太粗暴弄出大事来。
如果这件事干好了，江苏的诸多问题解决了，很显然林敏将来是有机会入朝堂决策圈的。
江苏，作为大顺改革的试点，皇帝派了林敏来做刘钰的贰佐官，实际上也就是希望传统的科举派，亲身体验一下这种激进的改革，然而找出一个平衡之法，总结改革中出的诸多问题，看看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和革新进行融合。
否则的话，这个贰佐官当的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显然林敏并不是来监视刘钰的。
林敏的心腹幕僚们借着这件事，还是决定和林敏谈一谈江苏这边日后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
或者说，这一次生员闹事被解决之后，到底是治标治本了，还是压根没治标也没治本，只是把更大的矛盾暂时压下去了。
“大人，这生员鼓噪一事，实属正常。”
“昔者，顾亭林言：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
“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
“小有所知，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
“生员问题，已经是积弊难治了。稍微一动他们，他们就说是杀士、坑儒。”
“而本朝太宗皇帝，当初又有遗训，不要搞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不要暮气沉沉，要让儒林还有生气。”
“遂，结社、议政之事，比之前朝，本朝也不差于前朝。”
“顾亭林言，彼时全国有生员，不下五六十万。而能中举者，又有几人？”
“本朝生员，只多不少。而能为官者，更少。”
“全国有六七十万生员，有身份、有地位、又不能中举或得赐进士，若不做流氓，不在民间鼓噪，做什么呢？”
“前朝隆庆元年，李幼滋为常州知府，因童生考试一事，差点被常州府五县的诸生打死，撕碎了官帽、砸碎了车盖。一府知府，尚且如此狼狈，可见诸生在乡间如何。”
“是以，扬州事小，生员事大。”
“我以为，大人与江苏，既为国公之贰副，如盐、如工商、如税等，大人尽可从之，功实归于兴国公也。”
“唯独生员一事，大人当有处置之策，方可为功，亦不负陛下之望。”
心腹幕僚的话，很有道理，林敏也颇以为然。
现在江苏的事，其实已经无法更改了。皇帝就下了决心就要在江苏改革，而且走之前还专门召见了林敏说明江苏改革关系到黄河大灾等等，林敏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
但这些改革的首功，肯定不是他，他也不是改革的真正推动者。
甚至他也认为，如果真按自己当初设想的盐政改革方案办，真的就像刘钰说的那样，最多十年，又是轮回，世袭引，改成世袭资产然后囤票，没有本质区别。
幕僚的意思便是说，江苏改革的功劳，林敏肯定是有的，皇帝也会记着而且将来多半要重用的。
但这些工商业、税制、盐法上的改革，首功不是林敏的。
林敏如果想要真正做出能让皇帝觉得他真正有能力的事，就要盯着工商业、税制、盐法这些问题之外。
是刘钰手段只能粗暴、而且刘钰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由江苏引申出的全国的六十七万生员问题。
不是说生员问题一定要进行改革，而是皇帝改元惟新，摆明了是想在死前继续折腾折腾，至少把一些之前遗留的问题解决掉，趁着盛世机会多折腾一些，免得留给子孙继承人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
倒也不是说谁不改革谁下台。
而是林敏自己心里清楚，自己被推到了江苏，做了一方节度使。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摆明了跟在刘钰后面，将来也是有自己一份功劳的。
那么，节度使再往上，是有机会进决策圈的。
做官嘛，谁不想爬到高处？
先是说，刘钰改革的这些东西，功劳是刘钰的。
那么，自己怎么能够体现出能力，让皇帝继续青睐？
再是说，如果自己爬到了决策圈里，想要混到平章军国事的层次，又能否在国内推动一些不那么激进的、不是只适用于江苏这个特殊情况的、可以在全国推行的、并且在江苏实践中有基本解决方案的改革？
他不认同刘钰的很多改革手段，也不认为在江苏的这些改革能够推向全国。
但是，这不代表他这个改革派不想在传统王朝的框架内，进行刘钰说的修修补补的改革。
江苏式的激进改革，在林敏看来，以及加上皇帝暗戳戳的承诺，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不这么激进的、奇葩的、不符合传统的改革，难道就在别的地方一点不做吗？
这里面，终究还是因为他这个“改革派”的身份。
虽然他早就说过，也很清醒地表示过，自己这个改革派和刘钰的改革方向，压根不是一路的。
但被皇帝推到这，这个标签已经摘不下去了。
如果要墨守成规，那皇帝日后干嘛要用自己这个贴着改革派标签的人？
啥也不动、啥也不折腾的人、能维系的人，多了去了，自己泯然众人。
幕僚给他选了一个方向，说或许可以积累一些经验，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这算是个好方向，也或者说不是个好方向。
说好，是因为全天下的许多大儒，对这个问题都相当的头疼，觉得应该改。
虽然他们本身也是利益的得益者，但也不否认生员问题已经很严重，
大顺刚开国那会儿，急缺人才，那倒好说。
伴随着局势稳定下来，问题越来越麻烦。
全国六十七万生员，三年一次乡试，全国也就录取了三五千人？能到进士的更少。
当官的，除非是犯了事，一般来说，活得肯定比老百姓岁数大。
哪有那么多的官缺啊。
制度就是这么个制度。
考举人本就难考，考上了还不一定能熬到做官，然后下面还有一堆秀才。
反正考试也没有年龄限制，家里有钱，一年一年又一年。
生员是读书人，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利益，还有朝廷的一些优待。
地方上乱的一批。
有混黑社会的，有搞地方政治利益团体的，殴打县令、罢考罢学之类的事，层出不穷。
很多人都看出问题来了，也都希望进行改革，即便很多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还是站在国家、社稷、天下的角度，认为要改。
道义上的支持，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说是不好的方向，则是改不好，容易出大事。
宋朝不是出过跑到西夏那边干出一番大事的落榜生吗？
而且，搞这种改革，肯定要牵扯到土地、优免、税收、考试录取、学校制度等等一系列问题。
肯定得罪人，而且得罪很多人，甚至可能搞出来大事，在朝堂上被人拉下来。
好处、坏处都有。
这也算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属于是明朝开国之初的理想化的乡村自治、乡贤教化的政治设想，伴随着白银涌入、工商业发展、人口暴增之后的不相容。
在理想化的乡村自治、乡贤教化、遏制工商的设想下，对生员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免，等于是给他们工资，让他们在基层干活。
只是，时代在发展，这一套东西现在肯定是玩不转了。
那么，就不得不设计一套新的东西，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显然，刘钰这种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极端激进式的改革，在一省或许还行，但推广到全国肯定要炸。
那么，林敏就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根据江苏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为大顺设计一套传统的、但又是崭新的、不以明体制为基石的制度？
如果不能做整个的制度设计，或者不敢折腾这么大。
那么，有没有办法，只稍微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明末的那些著名的思想家，都很善于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之后，给出的解决方案，只能说一言难尽。
顾炎武发现了生员问题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减少秀才数量，一个县就两三个名额，然后搞辟举法。
这样改的话，旧的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新的问题肯定又出现了。
而且，只怕比现在的问题更严重。
考虑了一下幕僚对他的“前途”的建议，林敏问道：“你们觉得，兴国公叫我以仁义而制仁义，其意如何？”
这几个心腹幕僚对此肯定是有看法的，遂道：“此事，我以为，国公此举，还是与本朝开国时候降衍圣公为侯一样。”
“其意，在于羞辱。”
“是要当众揭穿这些人的心思，名为仁义、名为百姓，实则是为己。”
“但……但这个办法，意义不大。”
林敏笑道：“他眼里的意义，与你我眼里的意义，自不一样。有些事，他觉得意义重大，可我看来毫无意义；有些事我觉得意义重大，在他看来不过修修补补。”
“不过，今日不谈兴国公如何看待此事。只说以你我来看，这件事没什么意义？”
幕僚点头道：“正是。兴国公这么做，我大致也能理解一二。但要说于大人之眼界来看，意义真的不大。”
“就算不羞辱他们，不当众揭穿他们名为仁义、实则为盐商之利的嘴脸，以兴国公的手段和习惯，难道真就不改革了吗？”
林敏笑道：“自是不可能。这些人便是再闹，以他的性子，多半直接上军队弹压的。”
幕僚又道：“是以，我说，这么做，其实和本朝开国之初的做法有点像，但又完全没有开国之初那么做的意义。”
“颜习斋言，宋儒之后，儒者皆为阴人、雌化、去雄矣。”
“夫子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故要使女子倾心，必要使些手段。”
第七七三章 争功（二）
“太宗皇帝也说，羞辱她们，比当舔犬有用。越是羞辱她们，她们就越会自发地亲近你，一些人甚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荡、妇，主动与她们做割裂。”
“是以，开国之初，以剃发、易服、华夷等事，多加羞辱。越是羞辱，越使得一些真正的人才，投身朝廷。”
“一则证明自己非是那等人尽可夫的荡、妇；二则嘛……”
幕僚说到这，笑了笑，这桩事也不是啥隐秘，很多人都知道。
但就明摆着这么干，当初确实是对整个儒生群体搞过汤妇羞辱的。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人主动站出来做了切割，努力证明自己不是，使得开国之初确实吸纳了大量的人才。
但是，个别人做了切割。
可整个群体，并没有“知耻后勇”。
相反，基层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后来，羞辱根本没啥用了，若是割鸡能做官都有的是人抢着来，况于这点羞辱。
也就用于乱世时候，招纳那些真正的、有抱负、有信念的人才，效果很好。
也确实，让他们做到了自发、主动地去论证大顺的合法性。
幕僚又道：“但是，兴国公对这些扬州生员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就是盐商的犬狗？”
“还是说，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喊着盐户的利益，实则是为了盐商的利益、自己的利益？”
“他们心里一清二楚。而且国公也压根不准备从他们中选拔可用之才，那羞辱这一顿，又有什么用呢？”
“难道指望他们经过这番羞辱，他们自己良心发现，真的去为百姓、为社稷、为天下谋福祉？”
“对一群已无廉耻之心的人羞辱，怎么可能会有用？知耻而后勇，是针对那些心有廉耻之辈的。”
“开国之初，大加羞辱，很有用。毕竟尧舜禹汤之封壤，总真的有些礼义廉耻之辈、心怀天下之徒、欲为名教证名之士。”
“选而用之，则天下安。”
“羞而辱之，则自有人论得国之正。”
“然而兴国公对这些扬州生员，是何等态度？他就算日后要在江苏搞更大的变法，难道真的会用到这些人？”
林敏嗯了一声，认为幕僚说的却是没错。
刘钰就算将来把改革，过了长江，从淮南推进到徐州府，那么改革过程中对这些生员怕也不会真的任用多少。
而且，也确实，真有抱负的、真有为百姓着想的，恐怕也和刘钰的理念根本不和。
理念不和，又怎么要用？
在林敏看来，刘钰单单在江苏，就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隐患，只怕日后争斗不会少的。
比如苏南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的过程，其实不必多提。
生员闹事、反对，肯定有。
但对刘钰是基本无效的。
一来他有皇帝支持。
二来皇帝手里真有一支科举之外的力量，而刘钰这边还有一支科举之外、皇权之外的第三方的、不是正经读书人的新学学生。
苏南改革之后，是有类似的“公务员”考试的。
但是考的那些玩意儿，总归正经的读书人生员，多半是考不中的。
只不过，这些“公务员”既不是官，也不是吏，而是身份尴尬的编外人员，吃地方财政饭的，属于是雇佣人员。
苏南经济发达，而且又把控着垄断的对外贸易，不只是西洋，还有日本，是以真的是富得流油。
故而这些编外人员养得起。
一些秀才自觉无望，不得不尝试去学新学。而闹事之后，还有些生员士绅，也参与到工商业、海外贸易之中。
通过分化瓦解，使得闹事一批、打压一批，总算凭借着苏南发达的经济和财政，稳住了。
但稳住了是稳住了，矛盾依旧在。
读圣贤书的，考不了“公务员”，因为考试内容都是些农学、算学之类的，大量的新学学生视为好出路。
这些“公务员”又逐渐取代了生员在基层的统治力量，尤其是城市地区，更是彻底把生员挤压的机户没有太大的基层政治上的生存空间了。
而且财政上给的薪水，也真的不低。
至少比一些真正底层的生员要强。
看上去，这是好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能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中举，那就早点去转学实学，将来有个谋身之术。
但问题在于，希望在这摆着，无数故事告诉人们，只要努力，皓首穷经，说不定哪天就中了！
是搏个一旦中举就直接飞升的希望？还是搏一个老老实实混口饭吃的现实？
再者，对生员的优免，名义上是出于君子和庶民之别。但本质上，还是朝廷又不发工资，优免有些土地，让生员干点基层工作。
可苏南这边改革之后，基层的一些事，也是花钱雇人干的。整体上还是凭借自身的优势，搞的和稀泥政策。
那这种情况下，生员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就算将来要把改革、变法的种种政策，从苏南、淮南，贯彻到整个江苏包括苏北，那么生员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啊。
幕僚说，刘钰既然不想用这些生员，那么羞辱他们意义何在呢？
而且也确实，就算真的有人不是去当盐商的狗犬，而是真的真的出于为百姓、为盐户、为小民而凭着心中的浩然之气站出来的，那么这也和刘钰的理念压根不和啊。
所以从这件事上，林敏和幕僚都认为，这得不到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经验。
如果林敏真的想要解决生员问题，江苏省确实是个很少的尝试地。
刘钰没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压根不想解决，只是强压了下去。
如果林敏能够在江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对他个人而言，是相当有利的。
显然，不管是工商业还是盐政，诸多改革，他林敏不是首功。
这一点，皇帝知道，很多人也知道。
他需要解决一些刘钰遗留的、压根没去解决的问题，才能在这场惟新元年开始的变法中，拿到属于自己的功劳。
如果做得好，皇帝认为有用，将来说不准真的能爬到宰执之位的。
那么，先不论全国，只说现在的江苏省，这么多的生员，该怎么解决？
就不求他们有功，只求不要添乱，继续给福利、膏火银、廪米、特权，养着他们？
还是说，穷措大，连个举人都没混上的，不配算作读书人？亦或者，落榜生、复读到三十岁的，就不让参加乡试，以减少数量？
第七七四章 争功（三）
虽然都算是正经读书人群体，但其中的鄙视链还是存在的。
林敏作为正经读书人且是做了大官的，内心其实非常赞同顾炎武的看法。
而且他也分得清，什么是绅、什么是衿。
或是为了面上好看、说出来好听，亦或者是习惯性的用尊敬称呼，总说绅士、绅士。
实则一群生员哪里配叫绅？
分明只是衿而已。
用他一幕僚的家乡话来讲，纯粹是石九公冒充石斑。
按照林敏内心的想法，其实两次乡试都考不中，就证明水平根本不行，就干脆也别折腾了，学点吃饭谋生的本事得了。
江苏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江苏省的名额本就不多，长江南北的经济差距又大，长江以南凭借经济优势，几乎垄断了江苏省的高级录取名额。
扬州很多生员，往上考又考不中。
无非就那么几条路，几乎全都是围绕着扬州的特殊经济地位混饭吃。按照刘钰这么搞，要把扬州原本的经济基础彻底搞废，这些生员以后吃饭都是问题，这可咋整？
顾炎武说生员的危害，言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
用后世的思路理解，就是各个县的人大的代表，或者叫议员，全都有免税特权，使得许多人把产业转移到这些议员名下，从而达到少交税的目的。
而且可以动辄可以殴打县长、书记。甚至于像是李幼滋这样的主管工商业的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当副省长的时候，都差点被县乡的这些议员们打死，然后这些议员屁事没有。
而就业方面。
类似于全国每三年才录取3000名“大学生”，平均每年录取1000，但全国有60万到70万高中生，年年复读，年年复读。
而且只要考上“高中”，自动获得县议员身份和诸多特权。
林敏的思路，是增加报考的资格难度，复读生不准继续往上考。
同时降低一下对高中生的福利和特权，逼着他们去读“中专”，学点技术，混口饭吃得了。
这里的“中专”，指的是去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测绘学、航海术、农学、地理学、博物学、生物学。
这里的大学，指的是经书中举。
包括黄宗羲在内的被称作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大儒，对这种事的态度，也几乎是一致的。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这是以“教法”治国。
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这是通过焚书，来进行文化控制，诛少正卯。
包括顾炎武提出的征辟制、察举制，搞出这一套，再配上儒家道德体系，会搞成什么样？你能孝顺爹妈，我就卧冰求鲤；你能卧冰求鲤，我就杀儿养母。
所以，与其说这是启蒙思想家，不如说是宗教改革。新教之新源于复古之旧，更加原教、更加复古、更加极端而已。
学校议政、限制君权、地方自治、辟举士绅、三代之治等等，本来就是经书里的复古。
而且是正统的复古。
不是说这东西不好，大顺这边这么搞，真的是可以自发进化的。只是说这是一个甲乙丙丁这种过程，这明明是乙，不能非说它是丙。
先复古运动打破被扭曲的儒学的桎梏、回归本源，通过考据之类寻找宋之前儒的本质，再因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出现启蒙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正经的读书人，对官与吏、绅与衿这样的概念，是分的非常清楚的。
现在全国的生员大约六七十万，照这个架势继续下去，估计再过个几十年，就要突破一百万了。
而全国现在真正有编制的、不算胥吏、只算官，再刨除掉军队那些人，真正吃正式中央的财政饭的，也就20000。
而很多胥吏工作，又是这些读书人根本干不了的，或者说压根不想干的。
一方面朝廷无法提供奖金一百万人的正经读书人的就业；另一方面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尤其以苏南等地为例，又急需一些专业的“中专”人才。
这个问题看似好解决，就像是颜元的设想一样，地方官学搞分斋教育不就得了？
但问题是，如果国家在最终选拔官僚的时候，根本不考那些“杂学”内容，会有人主动去学吗？
有这时间，为什么不多读一些应试范文呢？
理论上，倒也不是不能解决。
那就是在底层就加大选拔难度，如果走“正途”无望，早早就扔去“杂学”分斋。
感觉有希望考科举、中举的，扔进“尖子班”，只学经书。
而感觉没什么希望的、不能中举的，早早扔进“普通班”，学学数学、物理、天文、会计这些东西。
把颜习斋设想的分斋教育，搞成“分班”教育，强制不准“中考”。
然而，这么搞，恐怕又要出大乱子。
而且，这么搞，必须要从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搞教育改革。
就算不在全国搞，也要最低在一个省内搞。
不然的话，苏北搞了分斋教育改革、苏南却没搞，最终省试的时候，却根本不考分斋学问，这苏北和苏南本来就因为一省之内名额固定而矛盾颇深，这么搞不更得出大事？
真要闹起来，这可不是现在这种六七百生员鼓噪的小事了。
恐怕真要闹出来全省两三万生员，打砸节度使衙门、围攻府尹衙门、殴打节度使的学变。
对生员改革这件事，林敏是动了心思的，也认为若是做成了，虽然得罪许多人，但也确实能够得到极大的名声，或者说看皇帝现在改元惟新的状态或许能简在帝心。
“你们觉得，陛下改元惟新，这惟新，竟要新到何等程度？若行变法，哪怕于一省之内，陛下中意否？”
幕僚们对这个问题早就思考过，遂道：“老爷，本朝之前，多有动荡，又要安稳人心，又要北伐南征，是以无力变革。尚在休养生息、稳固人心。”
“自陛下亲征，伐破罗刹、瓦剌。兴国公征讨倭国、夺取南洋，实则朝廷也就这些年，才将有变革之力。”
“况且未雨绸缪，若此时不变，恐就要如王荆公、张太岳那般，要到朝廷颓弱时候再变了。届时恐有心而无力矣。”
“陛下既改元惟新，又废运河、又殖南洋，想来是希望变的。但这变法，又当于一省之内。”
“幸得兴公之敛财之力，江苏一省为财税重地，多次变革，赋税不减反增。最难的苏南，兴国公已变了一些。”
“此事，老爷当这么想。”
“如老爷不折腾生员之弊，又有什么可以为老爷自己的功劳呢？”
“若变，只能于江苏变。关键是吸取变之经验，而不在变本身。兴国公于苏南改革之后，财政建丰，便是不变也养得起诸多生员。”
“国公根本就不变，或许他觉得他非科举出身，若他来变，易惹对立，似是勋贵夺文生科举之利一般。”
林敏也知道这件事的敏感程度，想了一下刘钰在苏南的变革，确实是过于鸡贼。
若说生员、士绅没有优待？
其实苏南变革之后，这些生员、士绅的优待，依旧还有。
但这种有，和以前的有，有不一样。
以前是提前规定优免的范畴，以至于投献、诡寄之事，层出不穷。
而现在，是一律征税。
征税之后，再按照生员、士绅的名额，退税优免。
所靠的，是皇帝钦点的诸多贰佐官、武德宫和新学体系拨付的数百吏员。
以及，废运河、废漕米征收、废运粮运布差役之后的真的落实了募役。
以及他多年征战打出来的名头和威望，压的那边不敢乱动。
加上也给了一些甜枣，并没有对之前欠的钱粮清算，终于等到了皇帝改元，免除欠款。
而这，又是再给皇帝上眼药。
因为每年要“退税返还”给士绅、生员们的开支，苏南加在一起，约有100万两。大约是每年造四艘全新战列舰、配全额火炮的钱。之所以那么多钱，因为除了退税，每年还有廪银、膏火银、学堂、修儒庙之类的钱呢。
这100万两，又是专门脱裤子放屁一般先运到户政府手里，到时候再走正常流程申请，然后再发下来。
历来，往里收银子高兴、往外拿银子不爽。
这优免退税返还，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看上去好像挺好的。
但实际上，士绅们差这一点“合法”的优免吗？
只要开了口子，基层就能把这个口子撕成溃堤。一个生员们动辄殴打府、省级官员的地方，底层士绅们真的能够“合法”优免吗？
刘钰是纯粹的搞一刀切政策，切完之后再退税。
既在名义上保证了读书人颜面、体面；也彻底把土地税收了上来。
至于不满，刘钰既能压得住，又给他们一些投资工商业、海外贸易的甜枣，以及加大了收买底层生员的力度。
以及……皇帝手里的效忠皇帝的军队。
所以，在生员政治特权和数量问题上，刘钰在苏南其实是一点没动，只是动了动土地税。
反正苏南经济发达，养着一群基本没啥用的大约两万人生员阶层呗，谁让人家有统战价值呢。
而一些会计、税吏、海关、印花税雇员等，生员又基本不会报考，因为丢不起那人，君子不器嘛。
再说考的那玩意儿基本也考不上。这些开销，又是另算的。
是以，林敏琢磨着，自己要是能够“节流”，皇帝应该是非常高兴。
除了节流之外，为长江以北的这些生员们，尤其是扬州府的生员，找一条以后的活路，也算是好事。毕竟，扬州府的大部分生员，真的就是靠盐商和原来的运河特殊地位吃剩饭的。改革了，总不能朝廷每年再拿出几十万两，保证扬州生员原本的生活水平吧？
是不是可以让这些生员，去干那些领地方财政开支的活呢？
第七七五章 争功（四）
他敢琢磨着拿江苏的生员，来刷自己的政绩，得皇帝的青睐，主要还是因为他觉得江苏的生员们，没啥造反的空间。
像是别的省份，真的是挺怕得罪了生员，以至于读书人去和造反的人合流了。
到时候，那可就出大麻烦了。
江苏就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扬州这边，多半是要造一造反的。
比如那些盐工，但一来可以吸纳一部分去海州那边；再者造反也成不得大事，真要翻了杀一杀，也简单。
现在刘钰搞的改革这么大，淮南盐户改革一完成，江苏最容易、最可能造反、受灾荒影响最大的苏北、淮南地区也就没啥造反的空间了。
朝廷又不怕秀才造反。
朝廷怕的是有人造反，读书人参与其中。
然而江苏这个样，又靠海在炮舰射程内、又没有了运河的要挟、又即将解决苏北盐户群体，又每年往南洋疯狂移民，又解决了淮河水患，剩下那点活不下去的人造反也成不了气候。
既如此，何不进行一些改革？
至少，这分斋教育可以搞起来。
这也算是林敏的一些政治抱负吧，他对明末的一些反思，还是想当认同的。
否则他也不会在朝中支持盐政改革，并且改革的方向还是王夫之的销售市场化那一套方案。
而且生员问题确实已经是个大麻烦了。
大顺又不是蛮夷，去搞一些极端的打压，甚至动刀子。生员们依旧延续着明晚期时候的状态，在地方上势力极大。
也是应该适当减少一些有特权的生员数量。
只有减少，在生员内部搞出来分化，才会使得那些真正有特权的生员，站在朝廷这边，而不是去代表地方势力。
否则所有生员都有特权，升又升不上去，那肯定在地方上拉帮结派，破靴成林，使得地方上被处处掣肘。
这一次也正好恩威并用，这一次搞卷堂文，就先把这些生员羞辱一番。
他内心已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又和幕僚们商议了一番，幕僚们对林敏的想法，基本上表示不怎么认同。
“老爷想要搞分斋教学，难度不少。”
“我等出于好奇，也曾试着去学过那些实学道理。天文地理、算数物理，很多东西，需得自小学国公所谓的通识教育，日后方可继续往下学。”
“而学了之后，一不能科举、二不能做官。或为小吏、或为雇员、或做翻译、或为测绘会计之类。”
“每月所得，不甚太多。这也只对那些穷人子弟有吸引力。但凡家里有些钱财的，还都是希望学一些正经学问、书经文章。”
“比如兴国公要在淮南，与那些垦荒公司办农业学校，专门为了将来概念棉种、粮种。”
“正所谓，君子不器。这些行业，实在是贱业，君子所不齿。”
“而就算有些许人觉得培育粮种、棉种不是君子行贱业，但若能进学为生员的年纪，也要进二十了。到时候分斋去学，一来恐怕晚了；二来还要从头开始学实学的通识、道理，如何及得上那些自小就为了‘中午管一顿饭、学会解几何题目赏二斤肉’那样的贱人实学学出来的人？”
说到这，幕僚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事。
实学，或者说杂学，被刘钰这二十年搞得已经相当复杂。即便说从六七岁开始学起，真的能学明白，也得下极大的功夫。而且很多纯粹是熬人的手段，比如无休止的解算术题目、背诵一些稀奇古怪的通识，论要下的功夫，这的不啻于自小熟读经书。
幕僚的意思就是说，真到了童生试之后，再于官学搞分斋教育，实在是来不及了。
可要是，那些学杂学、实学的，也能通过分科考试，得到生员身份，只怕不只是江苏，而是全国的生员都要罢考抗议的。
朝廷已经有个武德宫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现在连生员都可以通过这些乱七八糟的学问考取了，那你大顺不想当这个天子，我们找别人来当。
然后，幕僚又道：“如果，自小就开办一些夹杂实学的课堂……这考秀才、考举人、中进士，难道也要考这些实学学问？若不考，谁人肯学？”
“是以，就算官学搞分斋教育，入学年轻的十七八、年长的四五十，竟要他们再去和那些自小学实学的争竞？”
“正经学问不及人、实学学问亦不及人，都是一知半解。又有何用？”
“那还不如不改，朝廷就花钱养着就是了。”
对这个问题，林敏也确实头疼。
现在被刘钰这么一搞，在学问上，出现了严重的割裂。
家里穷的，为了将来有个稳定的工作——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科举，去学点实学当会计、当翻译、当船员什么的，几率怎么也更大一些。而且关键是还管饭，刘钰和一批新兴商人每年投不少钱搞实学教育——这些家里穷的一般会选择专门的实学小学堂。
而但凡家里有点钱的，肯定想着获得一个特权身份。读私塾、请西席、去家学族学，读到十六七岁参加县试，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而且，幕僚其实已经说的很委婉了：就算官学搞分斋教育，找工作也不好找。人家真正需要实学学生的，比如垦荒公司要学农学种棉花的，是脑子有病啊，不去专业的实学学堂招聘，去招这些官学分斋的半吊子？
要在官学搞这种分斋教育，实际上就是培养出一大批半吊子，那实际上还是啥用没有。
假装好像是有所改革，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意义，实在是流于形式。
而流于形式的目的，又必然是为了形式，那这种形式又得不到半点政绩，根本没有用。
既如此，改之为何？
这幕僚又道：“如今苏南各地，各式实学小学堂，不下数百座。固然能够升入中学堂的，少之又少。”
“但本来，孩童六七岁到十三四之间，也干不得什么农活。何不去小学堂混口饭吃，国公与那些新兴商贾，每年投资亦不过，但管四五百学堂一顿早午饭还是管的起的。”
“两文钱一支滑石石膏笔、三五文钱一块大青石板、再配一块破布方便擦去膏笔笔迹。也不花许多钱。”
“到十三四岁，若能入中学堂，则如生员有廪银米一般，每个月尚且还能得银米贴补家用。”
“昔者国公于登州练兵时候，收留诸多孤儿，传其学问。一传百、而百传万，国公又通工商之利，二十年间，实学子弟增长千百倍。”
“况且，人之聪明愚钝，以国公之所言，不过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只要都能上学，穷人富人并无差异。”
“他又不教异端学问，相反亦学三字、千文，也背论语数章。其余学问，全无异端，不过是些豌豆、船帆、函数之类。”
“老爷不妨试想，哪怕是巫医乐师百工之辈，也是吾亦无他唯手熟尔。那这实学学问，入官学都十七八岁了，如何比得上那些自五六岁开蒙就开始学的人？”
“老爷总不能让私塾、族学等，皆加上这些学问吧？且不说教师何来，只说县试、乃至省试，考吗？不考，能去私塾族学的，哪个肯学？”
说到这里，幕僚终于说到了这分斋教育的关键处。
“老爷，颜习斋设想分斋教育的时候，算术不过那些、几何也就一本、地理最多知图，遂以为官学再学亦来得及。”
“可颜习斋逝、兴国公生，如今算术竟要算月球运行之轨迹、地理竟要学经纬几何之测算、天文要知引力、化学需通冶炼配比……这些学问，便是京城科学院的那些实学聪慧之辈，亦只能择一而学。十七八再学，已然晚了。”
“不说去岁《格物》月刊里的文章，我等已经完全看不懂了。字全都认得，连在一起却如天书。”
“只说这一次兴国公在淮南垦荒，找的那些测绘土地之辈。他们也都不过十七八岁，然而手段之高，我已经根本听不懂了。”
“是故，官学分斋之想，实已无可能。”
“况且，颜李一门，分斋通学，便效孔夫子传授弟子的模式，如今也已式微。北派几无人矣、南传只余绵庄。何也？所学太多，苦之极也，穷心竭力。”
“梅循斋曾谓吾言：家学三世，于算学一道，如今竟不如廿岁青俊。问之家学，曰世代佣耕于登州，起于学堂，十六入科学院，不及廿，已窥微分积分之门径。”
“梅循斋家学如此，尚且自慨老矣，况半途分斋而学者？”
“便是学了，此番天子下诏，选拔算学才俊算月距星表图，难道这些生员可以胜任吗？”
“是以，若要改，分斋非是妙法。不可用。”
第七七六章 争功（五）
幕僚的话，已经说的不能再明白了。
改革，改变、变动、变法，得有目的。
那么，在生员、科举等问题上做文章，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有才能的、懂实学的、所谓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么，到了县学时候，再搞分斋教育，已经毫无意义了。
成为生员的平均年龄，最小也得个十七八、甚至二十来岁了。都这个岁数了，再从头学那些已经严重分化的、专业化的学科？那能学出来什么？
所以，改革绝对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为目的进行改革。因为那意味着要改变全国的科举制度、改变全部的私塾教育为学校教育。
谁敢这么改，谁死。
而且也根本没钱这么改，现在县里官学收的是生员，而考中生员之前的教育要么是靠私塾、要么是靠族学、要么是靠自己家里请的西宾、要么是靠家学，很少一部分是靠义学。
要改成全面的学堂教育，别的不说，钱从哪来？少建一些，那么谁能入学、谁不能入学？
这和刘钰办的那些实学的义学不同，那边的义学，从第一天入学就讲的很清楚：你们都是边缘人，是做不了官、考不了科举的。
而要是办成从小学堂就开始的分斋式的、以经学为主的生员考试前的教育模式，是要考科举、是要做官的。
再说了，像是治水、工程、建筑、土木、军械、农学、冶金、航海、测绘这样的贱人之学，大顺此时也并不缺这方面的人才。
既然改革绝对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为目的，那么分斋教育这种就压根不要去考虑了。
那么，剩下的目的，无非两种。
一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几十万特权生员在基层的控制力，彻底解决从明中晚期就开始的生员政治流氓化、地方势力化等问题。
一种，就是假装进行了改革，从而让皇帝以为这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功劳，但实际上啥也没变。
如果是为了假装进行了一些改革，并不是以更好地选拔人才为目的，那么其实搞这种官学的分斋教育，也无不可。
走个形式呗。二十岁，或者五十岁，考中了生员，再强制每个月学点别的学问。
这样想，似乎是有些讽刺。
林敏叹息一声，说道：“我曾见过兴国公派人整理的、西洋诸国对本朝的赞誉之词。”
“有一神父名特里格者，言曰：科举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都是最完美的、全能的人才。要考察考生的意志是否衰弱、要考察他们是否对惩罚过于热衷且严苛、要考察他们是否过于宽容然若无力、也要考察他们是否对处理公务漫不经心、还要考察他们是否敲诈百姓钱财、亦要考察他们在统治上是奇才还是庸才……”
“法国大儒名伏尔泰者，亦言：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生命权、信誉、私有财产都会受到法律保护的话，那么这只能是中华帝国……如果任何一个省的官员在离任的时候，得不到万民的称颂，那么这个官员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中华帝国的法律，是唯一珍视道德、私有财产、荣誉和人民生命权的法律。而这又和他们选拔官员的制度息息相关。”
“然而亭林先生却痛陈选材之弊，慨叹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之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天下文华之盛，在江南。江南文华之半，在江苏。我实欲对生员选拔一事，有所作为，使得真的能够为国选材。”
“既言县学分斋之法，不过流于形式，那便罢了。”
“我只是觉得，江苏省数万生员，日后伴随兴国公改革的深入，恐成……恐成前朝宗室那般，成为地方之害、活之废物。”
“他们存在，总要给他们找点事情做，使之有益于地方、有益于社稷、有利于名教才是。”
最后这番话，是站在一个儒生的角度，用一种很难说清楚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的事。
他能当节度使，所以他瞧得起那些连个举人都考不上、混了一辈子也没法出头的生员吗？
内心肯定是瞧不上的，等级社会之下，学历鄙视，身份鄙视，很严重的。
但站在一种说不清楚的角度，再看江苏将来这些生员的命运，林敏觉得刘钰纯粹是要把这些生员当猪养起来。
苏南的税制改革和退税制，换一种角度看，实则是试图把生员变成朝廷的一条条狗。
之前的优免制和特权之下，朝廷和这些士绅、生员发生矛盾，只有“革除功名”这一个办法。
两者之间是没有缓冲的。
本地生员，实际上谁真的靠朝廷官学发的那点钱生活啊？靠的是优免制特权制下的诡寄等地租、合法避税避役等。
而刘钰在苏南的改革，对生员来说，最恶心的地方就在这个退税制。
不说生员士绅的很多利益，被严重打压，终于做到了前朝末年江南地区的百姓最大的呼声——均田赋，不是均田，是均田赋。
只说税收上来后的退税制，实际上使得朝廷和生员之间有了极大的缓冲空间。
听话，就发狗粮。
不听话，就不发。
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要么听生员的闹腾、要么狠下心革除功名。现在多了一个“不发钱”的中间选项。
一年将近四艘新战列舰的钱，退还到士绅生员手中。看起来挺多，实则不多。隆庆元年，光松江苏州镇江几地，查出来的花分田加诡寄田就500多万亩。再算上官学的支出、廪银、膏火银等，支出百万实在是让朝廷大赚。
而这些生员能干什么？
实际上，什么都干不了。刘钰真的就是在养猪，而且比以前还过分。
以前，生员还要自己找食儿，没人管，山高皇帝远，要靠自己的本事凭借特权和优免搞钱花。
现在，是刘钰在他们面前摆了个槽子。
识字率？
不靠他们，靠的是那些考不上功名的穷书生，加上新学学生，搞得义学小学堂教育，因为这些人能接受最低工资。
救灾？
也不靠他们，靠的是日渐完善的基层公务人员体系。
基层管理？
还是不靠他们，靠的是均税之后铺开的青苗贷、和在富裕的苏南地区深入到乡村的义学学堂。
虽然学校加青苗贷银行，根本无法做到全面的管控。然而之前还不下县呢，和之前比肯定是强得多。
当然，刘钰这么做，明着看，或者以此时的视角来看，这是为了彰显“君子小人之别”、“劳心劳力之别”、“让人皆羡慕科举成为生员”、“教化百姓多学名教”。
然而，实际上这就是在专门地制造社会割裂、制造社会矛盾，制造边缘阶层和新兴阶层的不满情绪。
不过这时候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急速发展的经济，掩盖了这些矛盾。但一些仇恨和心觉不公的种子已经慢慢种下。
林敏肯定不会觉得刘钰这是故意在制造矛盾。相反，给生员优待、给正经读书人优待，本来就是天朝正统的标志。不优待，没特权，有几个肯学这些东西，齁累齁累的。
他是一方面以上位者的姿态，瞧不起这些连个举人都考不上的同行；一方面又以朝廷大员的身份，觉得这是地方势力太强，严重影响了朝廷统治；同时又出于一个有点点志向的士大夫的角度，觉得明末那些大儒的反思很有道理，应该要选拔出更好的人才；同时还又想要讨好皇帝的需求，展示一下自己的改革能力。
这种杂在一起的别扭心态下，林敏觉得，自己要是不折腾出点动静，可就真成小丑了。
自己这个当初在朝堂喊的响亮的改革派，改啥了？包括盐政之内的改革，和自己当初叫嚣的改革方向，有一丁点一样的地方吗？
然而，他要是真一点脸都没有了，或者真就是一个纯粹的媚上官僚，那倒真就好说了。
搞分斋教育，走个形式，虽然卵用没有，但不是假装好像有所改动嘛。只要省试不考，就算是在县学搞了别的科目的教育，也就是逼着一群生员去刷个课时而已。
理论上，一百个说不定真有三五个觉得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然而问题是这个新世界的学问，有更专业的两拨人，也确实没啥用。这要是放在一切是零的时候，用处是有的；但现在并不是零，实质上大顺现在的专业科学人才，是比欧洲要多的。
所以这县学、书院的分斋教育的改革设想，直接被刘钰的实学体系，弄的毫无价值了。
看着林敏意兴阑珊，有些郁闷，幕僚还是宽慰道：“老爷，有些事，您还是看开一些吧。”
“本来，前朝末期的许多反思，许多设想，此时其实有用的已经不多了。又何止是分斋教育这一项呢？”
第七七七章 争功（六）
“譬若梨洲先生的钱钞改革设想，源于前朝的银贵且不足，所以才要废金银。”
“然而，兴国公伐日开关、组建东西洋贸易公司，又建银行备纸钞，金银流入日多。”
“针对前朝特殊情况，而提出的废金银之构想，此时已无意义。”
幕僚接着说道：“再如船山先生的口税构想、租庸调设想。也是针对前朝皇庄藩王圈地、生员诡寄花分、宦官横征暴敛、机户被强加义务、税收严重不公等等缘故而矫枉过正的想法。”
“可实际上，兴国公在苏南的改革，证明以口计税、取消亩税全都摊入人头税的做法，是肯定不对的。而且他沿着张太岳的一条鞭法改下去，证明是可行的。”
“再好比习斋先生的分斋教学之想，那不过是觉得生员什么都不会，国家缺乏专业的实学人才。所以比起什么都不会，到了县学成了生员之后，各项都学点至少肯定比啥也不学强。”
“然而，兴国公二十年前就开始搞实学，配合海外贸易发展、战争海军需求、工商业之所需，使得国家此时真的不缺实学人才，一点不都不缺。甚至……甚至有些过剩，一群摆弄棉花、地瓜、南瓜的；还有那些给人接种牛痘的……更有甚者，便是那些炮兵军官，会查表就好，真的需要必须要懂几何、代数、物理吗？”
“是故……”
幕僚总结道：“是故，如果只以前朝末年的反思来做变革，还是要看哪些问题还未解决。”
“比如，顾亭林的生员之忧，他的本意，是希望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那确实是前朝末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其论之本。”
“而现在，本实则不如末。其文之末，在于生员滋生，彼时已有四五十万，如今更有七八十万，日后恐破百万。而其在地方，恐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
“若如此时扬州生员，鼓噪学变，只为淮南盐事，实为一己之私。”
“本以为优免他们，能够让他们自发教化地方。但实际上，他们在忙着诡寄田土、逃避赋税、兼并土地、做流氓打行。”
“是以，之前的首要，此时已经屈居为次；而之前的次要，此时已经跃升为首。原本是为了让天下选出来能打仗能征税能治理的人是首要目的，而现在其实要解决无用生员群体急剧扩大才是首要问题。”
“是以，无非两个选择。”
“要么，保持原本的优待，使用手段，真的能够达成让他们教化地方、抚育百姓、乡贤治县的目的。哪怕花些钱，继续优免，也没问题。”
“要么，就要控制生员数量，打破他们之间的关联，不要让他们顶着乡贤的名却为乡霸事，乃至于颠倒太阿，朝廷在地方彻底失控。”
虽然，幕僚其实说的已经相当、相当的隐晦了。
但林敏内心还是有些羞愧。
幕僚的意思，其实若不这么隐晦，其实就是说林敏，是个假的改革派。
固然，那些一成不变的人，不是改革派。
但他这种喊着要改革的，实际上却也是抱着过去情况下别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只能算是假改革派。
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这两词，总有一款适合他。
只是一个披着改革戏服的扮演者，因为皇帝好像喜欢改革这出戏，所以他把改革的戏服穿起来了。
再配上这次盐政改革，全程他都像是个笑话……林敏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
好在涵养功夫足够，又因着幕僚私下里说，而且说得虽然可以这么理解，但换个角度也不过是忠言逆耳罢了。
甚至于幕僚都把话说的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了。
如果你不是穿着改革的戏服在那跳舞玩，那么就只能从那两个方向入手搞改革。
如果是只想穿着改革的戏服扮演一下，让人觉得你在改革，那么避开这两个最棘手的方向，剩下的都能假装做了改革。
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两个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改革的方向，实际上，里面牵扯的事大了去了。
往深里稍微一想，就明白，那两项改革，实际上都指向一个问题。
即：明朝初年的政治构想，以乡贤、乡约、乡村自治为底层基本逻辑，整个的国家制度构成，都要全面推翻，重新设计一个崭新的、完全剥离了明制的新制度。
这里面包括官僚制度、官吏人数、赋税制度、国家集权程度、税收体制、体制内人才数量、县级往下的管理逻辑等等，几乎要设计出一个全新的体制结构。
但实际上，皇帝本身是没有这个意愿的，而且是认为绝对折腾不明白的。
所以，林敏并不知道，皇帝的设想，是搞类似于变种的辽国南北两面官制。
挖掉登州府、江苏等一些地方，剩余的地方依旧保持原本的体制运转，甚至完全可以搞群相制，按照原本的惯性运转即可。
而以登州府、江苏、鲸海、南洋等，为另一套体制。尤其是在江苏，加强集权的控制力——如果皇帝管不明白整个帝国，那么是否可以管明白一个省呢？
以这里的财富、工商业、税收等，作为皇权的支柱力量，依靠对外扩张保证足够的收入和财富。
内部省份的惯性和传统，足够保持正常的运转，并且基本不会出大问题。
这些分割出来的特殊地方，加强统治，实行新政。
尤其是这一次围绕着盐政改革以及之前的淮河治理和运河改革，皇帝实际上是把江苏做了一个剥离。
江苏通过海运，和京城直接联系。
通过废除运河，剥离了江苏的天朝治水传统。
江苏等以外的内部核心省份，保持传统天朝的逻辑：以治水、赈灾、小农、镇压的传统天朝。
江苏等地区和省份，以一种崭新的治理逻辑，通过海外贸易、对新商品粮基地的控制、贸易白银、外部殖民土地税等，对外扩张。
最终目的，皇帝希望在他死前，能够做到：养二十万兵，不费内地核心区百姓一文钱。
这倒不是他多爱惜百姓，而是因为皇帝很清楚一件事，以过去的历史为鉴、以此时的现实为镜，能推翻王朝的，只能是那些内地核心省份。
内地核心省份的首要任务，既不是收钱，也不是征赋，只需要赈灾、维稳、蠲免。
而新政省份，则是用一种崭新的、脱离了过去传统王朝的治水赈灾小农传统的逻辑，做皇权的力量。
如果，新政省份出了问题，靠内地核心省份的无限人力，镇压。江苏，无险可守。海军切断粮食，这边连饭都吃不饱。
如果，内地核心区出了问题，靠新政地区的财富、资源，镇压。
是以，假如林敏真的能够揣摩上意。
真的能够明白皇帝到底在想什么。
甚至真的能够明白这一次改元惟新的逻辑是什么。
那么，他就不会傻乎乎地琢磨着改革科举、改革生员制度。
因为，皇帝绝对不会允许。
生员制度、科举制度、是维系新政地区和传统地区的最强有力的纽带。
这可以确保，新政省份的主流文化，和内地核心区的主流文化，并无二致。
也确保一旦新政失控，可以利用江苏的两万多生员，迅速转回保守。
至于生员罢学闹事之类的，皇帝看来，根本就是很简单的事。兵是干啥用的？
打压一番，再给甜枣。
就当年鞑虏入关，剃发易服都能接受继续做官的水准，只需要继续给他们做官的机会即可。
日后该考生员的还会考、该琢磨科举的还会琢磨。一省不为官，可以中状元、着红袍，去内部核心区做官，甚至宰执传统的天下。
江苏的生员，科举传统，绝对不能丢。
但是，他们的张狂，也确实要整治。
是以，皇帝内心认可的做法，就是治一治，办一办，压一压。
压完之后，继续甜枣的给。
几万生员，做“万一需要全部格式化恢复旧传统时的备份”——官员可以从外地调，本地基层却不能从外地找。
而且，皇帝其实很也中意刘钰在苏南的处理方式。
虽然皇帝心里明白，刘钰收上来钱再发下去，其实有故意给他上眼药、引诱他废除一些优待。
但实际上，皇帝认为在苏南，既然已经完成了均田赋改革，那么对这些生员的进一步的经济上的打压就无必要了。
至于说每年还要再把收上来的钱发下去，皇帝觉得这钱花的很有必要。
这钱就是收买江苏士绅生员的，确保江苏的新政不会出轨、彻底脱离朝廷的控制。
真要是这钱舍不得花，日后说不定会有大麻烦。
而且这钱花了，等于给江苏的士绅群体挂上了锁链，不听话就没钱，增加了朝廷和生员乡绅之间的缓冲。
经济上的打压是无必要了，可是政治上风气上的打压，还是要进行的，否则也无法做到集权对一省的绝对控制。
总之，皇帝绝对不会进行科举制的改革，也绝对不会缩减生员数量，并且该给的一些物质上的补助和优待必须给。
哪怕，明知道两万多人，大部分都没啥用。但，只要这两万多人还在，主流文化就绝对不会变，也不会产生隔阂分歧，并且始终有一支可以制约江苏新兴势力的地方势力。
为了一个可能的、将来或许会用、或许不会用的“全部格式化恢复旧传统的备份”，每年要花一百多万两，值不值？
对刘钰来说，这是一年四艘战列舰，养一群大部分是废物、没啥用的人，亏死了。
可对皇帝来说，太值了！
然而林敏这样的被刘钰称之为“还是保守派，连修修补补都算不太上”的改革者角色扮演爱好者而言，他真的不能理解皇帝“改元惟新”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新，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不知道。
而此时，被幕僚直言说中了心事的林敏，想的则是：可以利用这一次的生员反对盐政改革一事，揭穿他们假仁义而真利己的画皮，借此机会上书皇帝，试探一下解决生员问题的改革可能。
若可以，则抓住机会，在这场自己几乎全程陪跑的改革变法中，赚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功劳。
第七七八章 为利而战
林敏想的挺好，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或者说，他实在是低估了，长江以南苏州松江几府县的生员们的流氓程度，和斗争经验。
就在公开审理这件事的前三天，数百名松江府那边的生员，来到了县城，直接和扬州府的生员打了起来。
这一次没有专业的打手参与，因为身份等级制在这摆着。但两边都是专业专业的、从事打行的秀才，吃的就是这碗饭。
两边可谓是势均力敌，但终究扬州府这边还是打输了。
究其原因，也和大顺这边取消了选拔“兵王”的武举制有关。大顺早就取消了武举制。
而原本历史上，因为没有取消武举制。这扬州府要和江南几府争夺有限的举人进士名额，是以很难争得过。
由是扬州府这边便另辟蹊径，除了不少武举人。
但因着大顺取消了武举制，是以和原本历史上相比，扬州这边白便无机会走武举这一条蹊径，是以生员的“武德”便下降的厉害。
相反，江南这边，一来这秀才流氓化，本来就发源于苏州府抗倭之后的征召兵遣散问题，秀才当流氓那是吃饭的本事。
二来颜李学派南下，由恽鹤生、程廷祚等人传承。这颜李学派传承的保定、沧州等地的打人手段，也一并传来。虽然正经学问传下来的不多，可这街斗打架的手段却是传了不少。
这一进、一退，加之这些年扬州府的生员斗争经验，因着盐商群体不喜欢打打杀杀，而更多的人琢磨着怎么画画、写戏、做词来讨好盐商、致仕官员，内部争斗较少，是以着实是打不过。
松江府这边来的生员，加上邀约的苏州府、常州府等地的有功名的流氓生员们，倒也心里有数。
若这事在扬州城，便是再给他们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去。去了非要被人打个半死扔出来不可。
然而既不是在扬州城，而是在两边犬牙交错区的县城，这还有什么可怕的？
至于说为什么松江府的生员要跑来打这一架，这事儿和刘钰的关系还真就不怎么大。
和理念无关。
和信仰无关。
和到底支持分散的小盐户还是支持集约化的棉花种植园，也没有太大关系。
只是和私人利益有关。
盐业专营。
盐又是所有人都得吃的东西，哪怕皇帝，也不可能不吃盐。
这东西，比开赌场还赚钱哩。
专营下的盐业，以及盐业的转运、销售、物流中心，可以看做“开赌场”。
假如说。
全国都不让开赌场。
但只允许一县、一府开赌场。
那么，又是素来不服中央、地方自治到经常殴打县官、府尹的地方。
因为这个“专许”的资格，这也就是封建王朝之下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有资格闹事的只有生员。
这要是没有这等级制度，只怕两个县、两个府的老百姓，都要齐上阵打破头、抢个你死我活。
道理是一样的。
淮南废盐改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扬州直接丧失了盐业物流中心、盐业金融中心的地位。
海州很远。
如果真要是在连云港地区搞晒盐，那么广阔的苏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原本的两淮盐区的销售范围还是得吃盐啊。
那么，盐就必须要走海运，经连云港，到上海。
在上海，进行分装、分销、运输。
那么，上海就要取代扬州，成为盐业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
这对生员有什么好处？
别说对生员了，就是对底层老百姓，好处都大太多了。
扬州生员过的什么日子？
大盐商指头缝里露出来点，就够许多生员的小日子过的美滋滋了。
考不上举人没事，只要有一技之长，会唱戏、会写诗、会画画、会嫖、会玩，说不定就能投大商贾之所好，便可以衣食无忧。
哪怕是投资书院呢，书院搞好了，盐商资助的多，当书院掌院这种一二千两的肯定是轮不到普通生员，但补助的膏火银可也比别处滋润呢。
想想就行了，历史上盐商衰败后，一些盐商不会谋生，不得不靠老婆出去卖赚钱。可见这得富裕成什么样，不富裕怎么可能让人奢靡到啥也不会干的地步，这可是真正的素封之家，正统的素封的贵族范儿，因为贵族的美学基础就是不劳而获，得达到根本不会劳作才能算是迈入了贵族门槛。
这些松江府的生员，自然也希望自己也能过上这样的好生活，大商人、大豪商越多，就越容易吃到残羹冷炙。
关键现在松江府的风气不好，这些年伴随刘钰的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商人吧，很多要么是之前在海上搏命的走私贩子、要么是以前干过无本买卖拿到第一桶金的、要么就是认为结交读书人没卵用不如把钱买股票的一群人。
抠抠索索的，不是太舍得花钱。而且刘钰一直在松江府这边搞资产阶级的文化上的革命，鼓吹节俭投资、鼓吹一技之长、鼓吹白手起家。
这和那些大盐商的风格，就完全不同。
如今，这类似于“唯一准许开赌场的府县”，在扬州和松江之间摇摆不定呢，松江府的生员要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巨大好处，那才是见鬼了呢。
海州肯定是不可能作为盐业的物流集散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毕竟去江西湖南湖北安徽，还是走长江水道方便。且把盐打包装船到松江府再重分装，显然也有利于缉私，这都是明摆着的事。
松江府这些年可是得了太多好处，生员们对于地方利益在哪，可是心知肚明。
福州府已经不止一次不满了，凭啥非得在松江府出口？凭啥茶叶就不能直接走福州，直接出口？
广州府也是早就不满了，凭啥让所有的西洋商馆全都搬迁到松江府？这澳门固然是衰败了，难道广州府就没衰败？现在广州的粤绣行业，都因为拿不到湖丝，而导致产业急速衰退了。
这些年松江府凭着国家给的政策，以及唯一出口的地位，获得的好处实在太多。
即便在生员看来，风气不好，舍不得结交他们。但饶是如此，露出来的残羹冷炙，也让他们吃的很饱，自然是盼着把赚钱的盐业也弄过来。
不说别的，单单是前一阵刘钰遵从明末大儒的设想，搞城市扩建，就让不少的生员靠着自家的土地房屋发了大财。
所以，这件事……
往光明了说，可以吹成是“人民的觉醒，支持集约化的资产阶级的土地种植政策”之类。
往事实里说，其实就是两群指望着吃盐业超额利润的群体，在争夺盐业中心的地位。
这和两个村的农民，为了争夺水源而械斗，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两边喊的口号恶心一点。
两边的口号，全都是打着以人民的名义来的。
扬州这边，说垦荒公司与民争利，要制民恒产，要为了盐户真正的利益而采用严苛的封建身份继承制，要有匠户精神，子承父业，做匠户好盐。
松江这边，说扬州生员嘴上喊着仁义，实则不过是一己之私。要为了盐户真正的利益，应该让他们脱离苦难的盐户身份，拥抱自由。拥抱饿死的自由、拥抱去盐场做工的自由、拥抱去南洋种植园做苦力的自由、拥抱卖给包身工去松江府搓棉条梳羊毛的自由。
至于他们嘴里的“民”。
一部分，前一阵刚被流氓殴打了一顿。很多当时穿着寿衣的老人，如今正在家里养伤呢。
另一部分，则忙着赶紧割草，将来什么样自己又决定不了，万一真的无法改垦，还得赶紧煮盐，好换下个月的米吃呢。
没有生员，这些“民”，莫说说话了，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手里捏着部队的刘钰，又不让军队进城。
县城里这点衙役什么的，平日里县里的生员闹事都不敢管，如今两边掺在一起，一千多人的生员、秀才、甚至还有举人，这谁敢管？
好在这些生员是奔着打架来的，临斗之前，摆出破靴阵，两边厮打。倒也没有冲撞节度使，也没有逼着节度使讨要说法。
好在，两边干起来之后，刘钰带着兵进城了。
松江府这边的生员，因为之前土地税改革等事，吃过刘钰的亏。
知道刘钰真敢下黑手，也真敢让军队拿着枪托砸秀才。
之前亩税改革、清查田亩、平均田赋事件中，松、常、苏等地的生员列出破靴阵，被刘钰以骑警破之，并用上了先进武器——海南、南洋等地引种的橡胶所制成的橡胶棍。
在各县各府各个击破，合计以150破一万三千，取得了远超后世奥格里夫大捷的战绩。
而且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当年探险船带回来的树苗，如今制成的橡胶棍，可以把那些生员打的哭爹喊娘，却又不伤骨头，是以也没死人。事后木已成舟，给了甜枣和退税补贴，也就没事了。
告又没有用。
故而松江府这边的生员，一看刘钰又带着骑警进城了，已经取得了优势的他们立刻散了。如今秩序恢复，生员们暂时也打不起来了。
第七七九章 经验丰富
打是暂时打不起来了。
可是松江府这边生员的斗争可是没停下。
有了明中晚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新时代下的新经验总结，松江府这边的生员们，可谓是步步紧逼。
虽然不再动手了，可是在舆论上，扬州府那边的生员已经彻底输了。
之前的政治流氓，配合专业打手，已经在这个突出部，获得了舆论上的胜利。
而这些生员们，则凭借这个良好的基础，在用拳头取胜之后，更加巩固了胜利。
江南地区的生员们，对如何掌控舆论、如何煽动舆论，在前朝中晚期的斗争中，磨砺地愈发成熟。
比如，要煽动舆论、要造谣，就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要搞舆论，千万不要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如果真想煽动舆论，真想造谣，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
这些东西，可真不是刘钰教的。
而真的是生员在前朝的斗争中，自己悟出来的。
比如经典案例的“民抄董宦”事件。
第一步，如果要煽动舆论、造谣、获得舆论优势，就需要明白，民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是什么、民众能接受之乎者也吗？
显然，不能。
所以，就需要先写一本戏，叫《黑白传》。
将要攻击的董其昌的种种罪名、丑恶，写成戏剧。
百姓是喜欢看戏的。
将舆论放在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中，迅速传播。
出钱，到处演戏，让百姓来看。
短短几天时间，整个松江府、苏州府，都知道董其昌以七十岁高龄，老牛吃嫩草，抢民女。
等着董其昌反应过来的时候，木已成舟，舆论彻底不在他这边了。
至于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就不重要了。
看过戏的百姓，都知道，董其昌这个老不要脸的。
不但编成戏，还写成了小说。
还专门让说书人，在各处说这本书。
有点类似于刘钰在荷兰办的黄色小报，而且这些掌控舆论的读书人，也非常明白老百姓都喜欢啥类型的。
所以据说这《黑白传》里，包括戏剧啊，都是些诸如“如何将她的纽扣儿松”之类的话。
等着后来事情闹大了，后续的舆论那就更是奔着下三路去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嘛，而且传播较快。
以至于说这部戏和小说的作者，因为仗义执言，记录真相，被董其昌报复而死。
而董其昌还让他的家奴，去上人家殴打这作者的母亲，还把人家老母亲的裤子扒了，绑在椅子上之类的。
诸多细节，绘声绘色，宛若亲见。
以至于还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说是后来告上公堂的时候，有“剥裤捣阴”之词。
至于真假……
这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这种配色的消息，传播速度极快。
市民当然喜欢看这样的戏、这样的小说、听这样的故事。
而更专业的《民抄董宦事实》、《景船斋杂记》、《说梦》等小说，也纷纷流传，越发传奇。从一开始的七十岁老者是如何强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到后来家里恶奴如何捆绑秉持公义者的老母亲、如何扒裤子等，越发的详尽。
事实不重要。
重要的，这些前朝的斗争经验，被证明是有效的。
要明白，受众是市民、是有正义感的老百姓，也是喜闻乐见下三路的老百姓。
搞些四六骈俪的，卵用没有。
就演戏。
说书。
这才是煽动舆论、掌控舆论、此时走入群众的好办法。
松江府的这些秀才，都是老斗争员了。
造谣。
煽动。
制造仇恨。
传播。
等等，都相当的专业，真的不需要人教。
刘钰在阿姆斯特丹玩的那一套，这群人在万历四十三年，就玩的不稀罕玩了。
就是人怂一点。
当年周顺昌事件，在打死锦衣卫之前，宾朋满座，因为罪状就是个贪污，不是啥大事。
等着真闹大了打死锦衣卫了，直接挑战皇权底线，几乎要定成“吴人皆反”罪名的时候，人情冷暖，立刻就“止三五人”还来看望了，生怕沾上关系。
是以这些生员虽然被刘钰在江南用橡胶棍殴打过，但也并不太敢造刘钰的事，怕真的被抓，也怕刘钰把他们的退税扣了。
但如今是对付些和他们一样等级的生员，背后还是个在他们看来肯定要衰败的盐商，那还怕啥？
一时间，各种讽刺盐商的、讽刺扬州生员的、描绘盐户悲惨生活的各种戏剧、小说、说书，沿着盐河传的飞快。
包括且不限于，这些儒生为了讨好盐商，是如何让自己的老婆精心打扮勾搭盐商的；那些盐户又是如何被这些人逼迫欺骗的。
此时这里比较喜闻乐见的经典戏剧，看戏名也就知道都是啥。
本来嘛，民间的戏剧，都不是多高雅的东西。
本身，《和尚打‘斋’》、《小寡妇上坟》、《莺莺拭红帕》之类的东西，就层出不穷。
这些东西，秀才们也有不少是弄个笔名，靠这个吃饭的。如今写这样的剧本、评书，那真是如同兔子啃芹菜一般简单。
很快，在人民朴素的善恶观下。
盐商是坏人。
盐户不想煮盐。
为盐商说话的就是坏人。
这样朴素的观点，传播的飞快，每天都有说书的说新的段子。
不过，夹在这些段子中间的，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夹杂的关于政治、经济的私货。
林敏虽然对江南的破靴阵早有耳闻，却真没想到能搞成这样。
如今刘钰已经带兵进了城，林敏也算是彻底安心了，知道事情不会再闹大了。
见了刘钰后，忍不住笑道：“口皆喊着仁义，心里想的都是生意。”
“前朝洪武皇帝，对生员有十二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准生员议政，所谓天下利病，生员不许言。更严禁生员去诉讼，告不干己事，一律革除功名。”
“是以，梨洲先生才欲行学校议政之古法，实是对此规定的反而动之。终究，还是要先正心，然后才能做事。”
刘钰心道这玩意儿和心正不正有啥关系，搞政治的前提、政治构想的前提，是人心要正，这不是扯犊子吗？
生员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不就是正常的操控舆论、给对手泼脏水的套路吗？
地方议员打架，那不是正常的不得了？
“林大人，此番事，我邀请了一些江南大儒来此。这件事，生员闹一闹，也正常。”
“闹完之后，真正判决之后，这件事如何定性，还是要控制一下。由颇有威望的大儒压阵，把这些事写清楚，装订成册，也算是儒林一桩盛事。”
“届时，便有不服气者，便以十年为期。十年之后，且看苏北之生活，竟是好还是坏便是了。”
“十年之内，不得再议。林大人以为如何？”
林敏知道若是刘钰预先不知道请来的大儒是什么态度，肯定是不会请的。至于有没有给他们贿赂，收买，那就不是自己所能知道的。
这世间，肯定还有不少真正的、有仁义、有情怀的儒生的。
看这意思，刘钰是准备把这件事，搞成一场大讨论。
届时，肯定还是要羞辱那些扬州生员的。
但羞辱之后，就要进行一场争论了。
这场争论，还算是比较必要的。
有点类似于盐铁会议，但又不是发生在朝堂中央。
也算是在经济、赋税等问题上，对明中晚期的一些思想混乱的总清算。
尤其是盐业问题。
包括是否应该允许私人随意开采盐、盐到底该不该收税、盐引制度到底该不该废除等。
终究朝廷从太宗皇帝开始，就立下了认为永嘉永康一派的学问比较不错的态度。这也算是祖训了。
这里面涉及到的经济思想问题，在刘钰看来，若是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讨论，加以引导，是可以形成一些新思潮的。
通过大儒出面的争论和记录，整理之后刊行。
政治上的东西，肯定不能碰。现在碰还太早，没有经济基础，搞这些东西就是无本之木。
哪怕是黄宗羲的学校议政思想，且不提乡贤封建半自治这一套能不能行，只说皇帝肯定是不乐于见到这些东西的。
本身就是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现在最好还是把话题都带向单纯的经济问题。
主要还是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的一些经济上的思索，配合叶适等永嘉永康学派里一些摘出来的关于工商业的讨论。
无非也就是诸如酒该不该征税、茶该不该征税、盐该不该征税；商人大贾对国家的作用、国家应该控制哪些方面的税收等等。
也算是为江苏下一步的全面的税收改革、工商业税收制度，打好一个基调。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对明末的一些反思和经济思想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刘钰对明末的那些思想家，还是充满敬意的。只不过他们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针对明末那种特殊情况的矫枉过正。
不管是现在听来感觉可笑的人头税取代土地税、全面放开对商人的管控、放弃使用金银等等。
都是针对明末特殊情况的反思。
不是说全都是扯淡，而是说思考的很有深度，但不具备普遍性。
是明末乱政、魔幻江南、藩王占地、胥吏无度、诡寄投效，以及土地人丁黄册等等特定情况下的反思。
现在苏南解决了关键的劳役问题，所以整个的征税逻辑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再延续前朝特定情况下的反思去思考经济问题，肯定是要走偏的。
是以，这一次，主要还是要把这个“刻舟求剑”的问题解决掉。不要让那些大儒们，再跟着明末的反思去考虑经济问题了，很多东西发生变化了。
要通过这一次盐政、垦荒、圈地等问题，引导他们思考，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已经有了“豪商大贾、国之司命”；“市场调节、盐价自平”；“富人养活了穷人”之类的想法萌芽，便要试着引导一下他们，去思考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第七八零章 破立之困（一）
正如林敏和他的幕僚们所疑惑的那样，这一次搞对扬州生员的羞辱，好像于施政上并无意义。
实际上伴随这运河被废、海运兴起，扬州的城市地位的下滑、以及盐业改变重心等未来，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废运河、换盐场之类的涉及全国，涉及朝廷的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几百儒生所能阻挡的。
刘钰在苏南搞动静更大的土地税改革，面对一万多生员士绅，还不是棍棒殴打再给甜枣，很容易就解决了？
要是连这种朝廷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都会被一州一府所阻挡，那只能证明大顺的中央集权已经彻底崩了。
然而，现实是并非如此。相反，这些年皇权和中央集权都在加强。
那么，这种羞辱，或者说把事情搞这么大，真正的意义，也就在于借这件事，展开一场关于经济、儒学的大讨论。
或许，也许、说不定、大概、可能，就解决了大顺破理学，但新学问迟迟立不起来的问题。
虽然刘钰的意识形态，和儒家基本上尿不太到一个壶里。
但出于理论自信，刘钰还是希望给儒家许多机会，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自发变革和魔改，从而引着大顺走向近代化。
既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自己花了二十年改变了，至少改变了苏南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基础。那么，新的上层建筑是否能立起来呢？
所以这一次，不过是借着扬州生员反对废盐改垦，搭台子、唱大戏。这些人最多也就算是戏剧开场前的那声锣。
是以，这件事的发展，也算是个标准的头轻、脚重。如林敏的幕僚所言，就算那些生员得了舆论支持，大有道理，那么兴国公就真的放弃废盐垦荒的改革了吗？
既然根本不可能，那么这个形式本身的意义，又能多大呢？
事情的发展，也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
最终审判的那天，刘钰就当是看了一场“为了拉拢人民，把人民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的闹剧。
军队入城，维持秩序。
搭好大台，公开审理。
林敏打着仁义大旗反仁义，嗓门调子比那些扬州儒生起的还高，认为扬州儒生说的大有道理，就要在江苏省全面恢复身份等级制、匠户继承制、官营匠户制。
扬州生员骑虎难下，只能跟着林敏起的高调走。
但这边，场商和草荡持有者，已经与刘钰达成了妥协。
同时也在刘钰的逼迫下——刘钰手里分别捏着“私煎盐”、“盗卖官田”、“强取山泽之利”、“非法土地交易”等七八个，随便拿出来一个都够抄家的罪名——也与盐户达成了妥协。
场商和草荡商，获得了入场大型晒盐场的入场券资格。
而他们也分出了一部分利益，给了那些把草荡已经抵押出去的盐户。
大部分盐户反对的根源，不是反对“拆迁”，而是反对拆迁的时候，自己的国有产权的土地抵押给了别人，使用权和所有权都不在自己手里，没有补偿。
于是非常滑稽的一幕也就这么出现了。
林敏先举起了仁义大旗，起高调直接一步到位，高到了要全面恢复明初制度的高度。
扬州生员无奈只能跟进，嘴里喊的全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丁点关系，全都是为了百姓、为了盐户、为了人民”。
但结果就是，他们嘴里的“百姓”、“盐户”、“人民”，被林敏的仁义大旗吓到了，当庭反对：不，你们不是为了我们，我们根本不这么想。
不久前还反对垦荒圈地的掩护，在得到了补偿之后，全体跳反。
甚至一些“盐户”公开讽刺，说这些生员嘴里喊的都是百姓的利益，可实际上全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残羹冷炙。显然，会说残羹冷炙这个词的，不太可能是真正的盐户。
于是，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扬州生员最后只能以“劳力者愚笨，百姓蠢之极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样嘀嘀咕咕的自怜自艾收尾。
闹剧结束之后，终于以这一次的圈地补偿为标准案例，制定了之后的补偿标准，以及如何处理产权不清问题的草荡地的范本。
闹剧结束之后，就是真正的重头戏。
请来的各地有头有脸的大儒，举办了一场“如皋之会”，探讨经济、政治、税收、制度、工商业等问题。
以及更深层次的“理学破、而新学问不立”的一次尝试。
这场“如皋之会”，很特殊。
微缩来看，特指大顺惟新元年，在废盐垦荒问题上，扬州生员闹剧发生之后，由江南大儒在如皋举行的一场持续了十几天的研讨会。
宏观来看，却要从这里开始，一直延续到惟新五年，大顺终于完成了江苏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平息了废运河的后遗症、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顺西洋贸易走私黄金时代的工商业狂野发展过程中，大儒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和解释。
更长远看，就是意识到时代变了的大儒们，在刘钰创造的经济基础变动之下，试图以全新的解释，彻底解决大顺的正统意识形态问题，解决理学被批判、但新学问迟迟立不起来的窘境。
这场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大争论，从第一天开始，就让刘钰所得甚多。
刘钰对自己的那两把刷子，心里有数。
他知道自己根本没资格掺和儒学的讨论，也一直没弄明白，大顺为什么试图立永嘉永康一派的学问但却一直立不起来；为什么明末开始的自发的思潮反动，似乎还是绕不过理学道德的坎。
为什么大顺的官方学问，迟迟立不起来，但却并不阻碍社会的运行。
以及为什么大顺的很多政策和做法，又被儒生认为基本算是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但实际上这一套学问并没有立起来，而且根本不成体系。
这些他其实一直懵懵懂懂。
直到这一场如皋之会，他才弄清楚了一二。
这里面当然很复杂，但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切入点，窥一斑而见全豹，为什么说大顺其实走的还真是永嘉永康一派的学问，但只是没立出来体系。
如皋之会，自然要谈道统。
要谈道统，就不得不谈理学问题、宋儒问题、宋儒瞎解儒学、反动回儒学本真、反动回六经还是回三代的问题。
这里面一个很小的不起眼的问题，就是大顺禁天主教问题所引申出来的“道统”问题。
理学是因为佛教的强势，不得不进行自我变革，试图在理论上遏制对抗佛教而产生的。
朱熹当年评价过叶适、陈亮等人的功利之学。
说江西之学，是被禅学所影响，而且影响的太深。当然也是走到了歧途，但禅学是无法探究天地真理的，所以，当继续往前走，发现走不通的时候，江西之学自然会退回到真正的儒学上。故而，江西之学，问题不大。
但是，叶适、陈亮等人的学问，讲功利，而这东西，是真的可以用的。而且学了就能用，用了好像还有效，但这已经脱离了儒学的真谛了。所以，“此意甚可忧”。
而叶适的观点……实际上，叶适连孟子传承儒家道统这一点，都不认。
叶适认为，朱熹这群人搞道统学问，搞新儒学，抬高孟子、子思等人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偏离了儒学正统。
如同孟子时代，杨朱、墨翟的学问，成为了显学。而儒家岌岌可危的时候，孟子为了对抗他们，不得不搞出来一些违背儒家原教旨的学问。但实际上，也已经悄悄被杨朱、墨翟等诸子百家的学问玷污了正统儒学。
而那时，二程、张、周等人，因为佛教影响太大，搞出的太极无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等这些，都来自于《十翼》，也就是《易传》，然而这玩意儿根本孔子所作，明显一大堆阴阳家的东西，明显是孔子去世后儒学被诸子所染、不再纯粹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衍生出来的太极什么的，虽然可以对抗佛教，但却根本不足以传承尧舜禹的道统。
“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道之本统尚晦”。
叶适原教旨到连孟子传承道统都不认的，所以他说道统到底在哪？
道统在三代之治，道统甚至不在六经当中。
六经，是孔子阐述道统的，不是发明道统的。而如今宋时，这群人居然再注解六经来发明道统，这不明显的不是真儒吗？
故而对待佛教问题，叶适认为，这件事其实也简单。
“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按佛在西南数万里外……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
简而言之一句话。
跟他们辩论什么呀？
直接走行政命令，禁绝不就完事了？
孟子著书立说，对抗杨朱墨翟诸子百家的学问，结果在一些思路上，却用了这些异端的思维方式。
周张二程为了对抗佛教，搞出来一堆心性的东西，难道不是在用佛教的思维方式对抗佛教吗？
叶适认为，这本身就错了：用别人发明的概念，去对抗别人的思想，说别人是错的，但辩论的核心却还是别人的那一套东西，这纯粹是把路走歪了。
孟子、子思说的心性，和佛教的心性是一样的玩意儿吗？传统里的断灭、觉知，和佛教的灭、觉，是一样的玩意儿吗？根本不是一样的玩意儿，为了对抗，却把自己家的东西改成别人的意思，这是赢了还是输了？
第七八一章 破立之困（二）
所以由此思路，在叶适去世数百年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东西。
那就是天主教。
以耶补儒的想法，在明末很是盛行了一段时间。
但伴随着大顺官方认可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很多大儒也立刻引发了警觉。
即，又犯了和当年对抗佛教一样的错误。
把天主、上帝这些概念，都给弄没了，弄成人家的了。
拿着别人设好的圈套，自己往里面跳，用别人的思维方式去改造自己的学问，然后对抗别人的学问。
那改到最后，还是儒吗？
本来明末反思之下，很多人就对宋儒相当不满了，觉得完全是曲解了儒的本意，所以才要破程朱而近孔孟。
天主教问题，更是再度中招。
这种情况下，大顺直接选择了行政命令，武力禁教，辩个锤子辩，补个锤子的补？
随后又以皇帝诏书的形式，直接分解了“实学”和“西学”。
不涉及到什么上帝、创世、道、气之类的东西，都算实学。
而掺和了上帝、道、气、太极之类的涉及到精神层面的东西，都算西学。
这种封闭式的暴力禁教，算是被大儒们视作大顺继承永嘉永康一派学问的传承。
总之，按照永嘉永康一派的学问，或者说叶适关于道统的观点，如果将来有一天，要拿着别人的东西，从儒学里寻找相似观点对对抗，那么这本身就是假儒。
真儒应该是以三代为根本、以六经为述道，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叶适认为，这种站在别人的立场看自己，或者根据别人的立场来改变自己，就是对儒学的最大背叛。
这是“自变于夷”。
儒家的基础，是人伦、礼、义、仁、忠信，以及由此衍生的制度，是纯粹的现实。
而天竺佛学的着眼点，是人身的喜怒哀乐，是空之又玄的追求真、妄。
这两者的立足点都不一样，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学问里，搞出来心性之类的东西，去对抗人家呢？
这就像是，为什么要把一个评价绿色红色黑色的体系，非要加上酸甜苦辣呢？你讲你的酸甜苦辣，我讲我的黑白青红。
叶适对宋儒理学的反击之处，也就在此。
他之前的永嘉学派，理论构建是出了大问题的。
他们承认程朱等人的道统，但又在承认的基础上，着眼于史学、实学、功利，谈事功、实绩。
那还有个不输？
承认天命、心性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下玩功利、事功，这要是不败，那就见鬼了。
而叶适，则是直接釜底抽薪。
明白着说，理学这一套东西，根本不是儒家道统，纯异端。
压根不承认理学体系，也就不会被心性天命之说，打压事功、实绩这些东西。
想要理解真正的儒，就要复归本源。
抛却孟子开始的对儒家的解释，重新捧起六经，直接去理解真正的儒，是要走复古革新的路子。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立”上。
永嘉永康学派，是讲功利的。
叶适对功利，是有自己的解释的。
功利，要看目的。
“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这才是尧舜禹文武等人的王道。
也就是，要苦心为民解决忧患、让人民得到利，以此为目的的功利，才是王道的功利。
但问题是，他为了践行王道，也反对陈亮的“王霸并用”。
说是秦之后的功利，是曲解了功利的本意。
如韩非、李斯等人的功，是兼并六国，这是王道的功业吗？
张良、陈平等后世的大臣典范、立功典范，他们的功，和自己说的功，是一回事吗？
包括诸葛亮在内，时人解说，他虽然用霸道，但所作所为已经接近王道了。但诸葛亮也只是为了复汉，用的也是霸政，怎么能算是接近王道呢？
这一点，又和算是同学派的陈亮发生了冲突。
陈同甫生活的年代是什么年代？是靖康之耻的时代。
他又是何等样人？
据说辛弃疾的那首破阵词，源于陈亮骑马过河，马害怕，三次接近河边三次又退回去，陈亮觉得这马和偏安一方的那群人一样怂，拔剑斩马，辛弃疾倚窗目睹，遂引为知己。
就那个时代。
就那个脾气。
陈亮自然是搞王霸并用的，甚至直接说，儒家道统在谁手里？
在唐宗汉武、在汉唐帝王的手里，他们才是真正传承了道统的人。
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因素。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怼理学。
理学认为，孟子之后，道统衰落不传，所以才导致了佛教侵袭，汉唐是没有道统的。
而陈亮则认为，如同道是永恒的，那么汉唐时代是现实存在的，难道那时候的老百姓都是迷迷糊糊没有道的生存吗？
道不是空的，得依托事务存在，或者说得靠功利体现。
这汉唐时候，人民富足，对外战争动辄打到北方草原、远征西域，显然汉唐不但不是没有道统，而是很有道统，要不然怎么解释汉唐咋没被人怼到偏安西湖呢？
是以“唐宗汉祖之初心，未必和商汤、武王有什么区别。虽然可能犯了些小错误，比如急于登位什么的，但问题不大。所谓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大功大德固已着天下矣”。
他和朱熹之间因为这件事是打过漫长的嘴仗的。
陈亮说，不但汉唐继承了道统，实际上，三代之治，也是王霸并用的。根本不是都是王道。
所谓三代是王道，汉唐不是王道，无非就是三代把一些事做到了极致，而汉唐没有做到极致罢了。区别不大。
朱熹则回复他“老兄视唐宗汉武之所为，察其心，是出于义啊？还是出于利呢？是出于正呢？还是出于邪呢？很显然嘛，唐宗汉武之心，都是出于利、出于邪。”
“假如说，建立国家并且强盛，且传世久远，那就是得天理之正。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分明是以成败论是非啊。”
并且朱熹也是在和陈亮的嘴炮中，第一次提出了十六字心法的重要性。
当然，互喷到最后，不了了之了。
朱熹中了陈亮的计，真的在汉唐道统上开扯。
说汉唐心术不正，只不过“暗合”道统而已，实际上根本不是道统。
陈亮则反驳说，暗合也是合，好比天下人一下子全都瞎了，你就说阳光不存在了吗？道始终存在，暗合就是合。
然后不知何故，朱熹那边就不再喷了，可能是觉得陈亮纯粹在强词夺理，不屑辩之了。
当然，大顺当初选择永嘉永康一派的学问，试图立为正统，原因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
当时那情况，比靖康耻偏安一隅还危险。
还讲个锤子的出于义欤？出于利欤？
干就是了。
而且大顺开国之后，以李唐自比。
又采取了羞辱儒生的手段，是以也确实希望被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道统的。
可问题就在于，陈亮的这套东西，儒家认吗？
怎么可能认。
三代之治其实也是王霸并用？
所谓王道，和霸道其实是出于同源？
汉唐和三代之治，只是做的“尽”与“不尽”的区别？
汉唐和三代之治，本质一样，只是三代之治做的好，汉唐在一些地方做的不够好，二者只是单纯的“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
陈亮的这套学问，可能也就他自己信自己这一套是儒学吧。
压根站不住的。
是以即便叶适也喷陈亮的王霸并用之说，但陈亮死前还是让叶适给写的墓志铭，因为真的没别人了。
而且，他的理论构建，确实不足。
而最终补足这些理论的，是叶适。
然而叶适在补足之后，又走向了“克己复礼为仁”，要建“王道之功业”的路子，后面还是走不通了。
简而言之，如果魔改陈亮的那套理论，是可行的。
但那不是儒，异端味儿太浓，浓到无论哪家的儒都不可能承认汉武唐宗手里捏着道统，更不可能承认三代之治其实和汉唐没本质区别。
叶适的那套东西，补足了陈亮的理论，但不可行。
看起来像儒了，但如果不走心，不谈心性，要建王道功业，功利要符合王道，那就得走礼。
总得有个东西，证明你这么干是王道吧？
而且关键叶适这一套东西，稍微搞不好，那就奔着原教旨去了。
这是连孟子都否认的一派。
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大顺的情况就是“破而不立”。
但也不至于真破到永嘉永康学派的地步，破到连曾子、孟子传承了道统都不认。
包括那些极端的复古派，也是近一分孔孟，可没说近一分三代六经孔夫子。
破了理学，但又没全破。
新的道统立不起来，谁敢把孟子的道统都否了？
况且，大顺起兵，可不是驱逐鞑虏起的兵啊，而是反抗原本的大明，是需要孟子的理论支撑的。
虽然说，真正立住的，是靠驱鞑虏，但新顺旧顺不能相互否定啊。
总不能说李自成的旧顺是贼，九宫山之后的新顺才正统吧？
这就需要孟子站台，还真就不能把孟子给否了。
立了浙学，但又没全立。
一整套体系建不起来，只能只言片语凑合着用。大顺用来自比李唐，但也不至于真舔着脸说汉唐就和三代一样。
更简单来说，刘钰在淮南搞圈地，这是哪家的儒学教的，这是王道？刘钰自己都不好意思往这件事上贴金，之后发生的几件后续事件，更是让这件事的定性变得扑朔迷离。
第七八二章 破立之困（三）
这种对儒学回归本源的原想，以及对宋儒的反思，也不是大顺自己的特有现象。
而是整个儒家文化圈同时进行的。
包括海对面那个岛上，很多大儒也基本都是这个态度。
如松村九山，就说：孔孟之学，为注释家所害久矣。汉晋时候，多掺杂老庄之意解经；宋元之后，更混入了禅学。
学徒习之久矣，讲之既惯，日月感化，终于陷入禅学之见解，对孔孟主旨茫然而不知何物。
儒学欲兴，必尽废宋儒之注释。
这种反思，和颜元觉得必须要破程朱，方可近孔孟，理解起来差不多。都是觉得天竺那边的宗教太恶心了，直接把儒家的本源真意给玷污了。
整个儒家文化圈都在反思宋儒瞎鸡儿注经的问题，都想要回归儒学的本源。
然而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尤其是整个文化圈的文化母国大顺自己的主流儒学，都是对宋儒的反思。
这就必然会出现复古派的通病：层层加码。
你要废宋儒？你以为你就算是复古就算是真儒了？我连孟子都不认，一杆子直接戳到孟子之前。
这当然不是单独儒家文化圈的问题。
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通病。
清教徒为啥要跑到美洲？还不是因为觉得英国即便改了国教，不再是天主教，但还是不够纯洁，被天主教所染，不知圣经主旨为何物，遂要继续往回退？
伊教那边的很多原教旨的教派，为什么那么极端？还不是觉得现在的派系不够纯洁，不知真经主旨为何物，遂要继续往回退？
只要开始往回退，那就必然出现退到什么程度的争端。
退不退，是个问题。
一旦开始往回退，退到哪，又是个问题。
事实上，当大顺的主流开始反思宋明理学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注定的了。
一旦开了口子，退到哪，就不是人为所能控制的了。
而大顺的特殊情况，又使得大顺真的不能否定孟子。
可举着永嘉永康学派的旗帜，又面临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问题。
打江山的时候，陈亮的慷慨激昂的学问，当然是热血奔涌的。
但一旦开始坐江山，那么怎么评价霸道，怎么评价唐宗汉武，这就必然要受到主流儒学的反扑。
对李贽等人的反动，导致了明末东林道德主义兴起；对宋明理学道德主义的反动，导致了陈亮等人的霸道学问兴起；对这些王霸并用的反动，导致了仁义理念的回流。
当然，在大顺这个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王朝，以及鉴于大顺整天自比李唐，又加之皇帝鼓吹刘钰的“南洋即西域论”，使得儒生不好直接评价汉唐和三代的问题。
而刘钰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讨厌刘钰的一部分人儒生，最多也就是给刘钰身上泼脏水，这倒没什么。
真正想让刘钰死的儒生，选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政治隐喻”点。
谁呢？
管仲，管夷吾。
泼脏水，抹黑，现在来看对刘钰是没什么威胁的。
真正的高手，真正想让刘钰死的人，把刘钰这些年参与的诸多改革，隐喻为管仲。
一方面，这是标准的捧杀套路，这是不需要说的。
另一方面，这也和大顺主流儒学的“退到哪”问题息息相关。
主流都反宋儒的理学。
但宋之前，还有唐、汉、先秦、孟，一直到最原始的六经、孔、以及三代之治。
这里面，包括大顺降衍圣公为奉祀侯；将儒庙里孔子的地位从师圣二位一体往下拉了一格，也算是源于大顺立永嘉永康学派学问。
因为，按照那一派的思想，孔子是“述道”，而不是创道。
道，在三代，在尧舜禹，在商汤文武周公。
孔夫子只是将早已经存在的“道”，记录、叙述出来。
而这么一搞，也就给了那些想要搞死刘钰的恶政隐派，一个巨大的操作空间。
即便不提他们想要搞死刘钰的捧杀手段，只说单纯的学问问题，管仲就是大顺儒学“退到哪”这个问题的一个象征性人物。
而且，之前挂在奉祀侯府前的那块“披发左衽”的羞辱匾额，也是因管仲而引发的感叹。
如何评价管仲，其实就可以直接影射这些年刘钰的改革。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甚至给了一个“如其仁！如其仁！”的评价。
孔子一般不会轻易给人“仁”的评价，纵观当时，得到这个评价的人真就不多。
而孟子，对管仲的态度，应该说是相当低的。
公孙丑就问过孟子，说先生如果在齐国掌权，能取得晏子、管仲那样的功绩吗？
孟子颇为不屑，认为拿管仲和他比是对他的侮辱。齐国人口那么多、土地那么大，真要是他上去的话，以王道而统天下，“由反手尔”。这么好的基础，管仲又干了那么久，也没体现啥能力啊，谁上谁都行。
关于管仲的评价，对于那些反对刘钰的儒生而言，一部分……指的是不是处心积虑想要捧杀刘钰的、比较低级的反对刘钰的儒生，这里面的意思，一样可以用在刘钰，或者用在大顺身上。
这么多的人口。
这么强的国力。
就不过是败罗刹、收西域、征倭国、下南洋这点小功劳而已。
若是用王道的话，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这哪里是功劳？
这分明体现了刘钰等改革派的无能。
这种隐喻，是比较低级的。
对刘钰的伤害，几乎是零。
皇帝根本不在意，反而不过觉得这些人也就是怀才不遇、发发牢骚，大顺也确实该反思一下怎么解决生员太多、举人太少、官缺更少的录取比例太低的问题。
怀才不遇，自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也很正常，无需在意他们的评价。
当然，这种评价本身，也是大顺的官方儒学“破而未立”的体现。
因为本身来说，当年孔子和孟子怎么评价管仲，就是后世南宋时候，永嘉学派和朱熹关于道统的争论。
陈亮评价汉武帝、唐太宗，并且认为他们传承了道统。
朱熹认为，他们没有传承道统，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利不是义、是邪不是正。
类比于过去。
就是孔子认为，管仲虽然这样、虽然那样，但是保护了诸夏免变夷狄、九合诸侯使得百姓免于战火，如其仁！如其仁！
而孟子认为，管仲的出发点是霸道，不是王道，所以管仲很一般。
其实就是一回事。
也难怪为什么叶适等人，包括儒家文化圈里的外国人，如太宰春台等，都觉得孟子是异端。
再往深里说。
这就是大顺立永嘉永康学派的功利派，与理学派关于“仁”的争论。
管仲认为的仁，是什么？
当然，《管子》肯定不是管仲写的，是稷下学宫那边搞得，很明显是掺杂了诸子百家的一些解读。
【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
拿这一次盐政改革的淮南废盐问题来说。
扬州儒生说的仁，源于“克己复礼为仁”，是要让盐户子承父业永远当盐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仁。
而刘钰是“因为盐户想要怎么样的利，我达到了盐户对生活的向往，所以我仁”。
往宋时永嘉学派和朱熹的争论来看。
就是陈亮认为，老百姓渴望安定的生活，不想被异族屠杀，不想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这是老百姓想要的利。而唐宗汉武做到了，仁在功上体现，所以唐宗汉武传承了道统。
朱熹认为，仁义、王道是有标准的。甲乙丙丁午己庚辛这几项，一一列出来，符合的就是王道，王道方可谓之仁，否则就是霸道。所以汉唐时候，道统其实已经丢失了。
当然这里面就又绕回到针对管仲的评价上了。孔子评价管仲，是否可以理解为，管仲的功绩体现了仁？
但显然，陈亮这一套说法是无法成为主流的。
也所以，叶适才会在其后，疯狂地打补丁：虽然讲功利，但还是要克己复礼为仁，要符合王道的功业，才是儒家的功利、有益的功利。而要是走偏了，那就是霸道的功利，比如穷兵黩武之类，这就不行了。
是以到了此时，拿着管仲说事，其实延续的，还是这一套东西。
无非孔孟评价的是管仲，陈朱论的是汉唐，而如今大顺自比又没法直接拿汉唐隐喻遂又绕回了管仲。
真正想让刘钰死的捧杀派，搞杀得这一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管仲背后是齐桓公。但齐桓公能力就很一般，因为主流认为阿斗其实就是齐桓公模板。
隐喻之下，大顺这些年取得的武功、兴盛，到底是管仲的功劳呢？还是齐桓公的功劳呢？
后代人们会怎么评价齐桓公？又怎么评价管夷吾？
如果没有管仲，齐桓公就是个昏君啊，最后死了身体都招蛆了，都没人安葬啊。
管仲搞工商之利、鱼盐之利，嘿嘿，后世只会记得管仲，可不会觉得这里面是齐桓公的功劳呢。
这就是捧杀一派的险恶之处。
因为，若搞政治隐喻，把刘钰比作阉宦，其实就是给刘钰挠痒痒。
皇帝会在意吗？皇帝反而觉得，阉宦是自己人，大顺不能有阉宦，搞个阉宦也不错嘛。
若搞政治隐喻，把刘钰比作权臣，其实也是给刘钰挠痒痒。
皇帝会在意吗？皇帝会觉得，权臣？他刘守常也配？诸葛武侯那样的政由其出，才算权臣；或者手里捏着兵权的，也堪堪算是权臣。就这样的得罪了一群人，手里连个兵权都没捏着的人，也配叫权臣？分明是宠臣嘛，当皇帝的不至于连权臣和宠臣都分不清。只要皇帝想让刘钰死，当天就能死的人，是不配叫权臣的。
而只有拿管仲搞隐喻，才是真正有威胁力的杀招。
第七八三章 破立之困（四）
这种捧杀式的政治隐喻之外，刘钰对于这场儒学争论的态度，则是完全的置身事外。
一来他水平有限，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
二来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顺皇权，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有“道统”。
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经的王莽。
军权的赵匡胤。
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水平极低。
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有大儒站出来解经。
至于他自己，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
拆掉儒学的体系，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
寻章摘句。
断章取义。
拿出来一句话，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
至于说儒学道统、学派、孔孟、宋儒这些东西，他是“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用”。
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儒学，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土地税改革问题。
反对他改革的人，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一点不仁义。算下来，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了。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这简直是暴政啊。
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
说三十税一，是标准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没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
夷狄，五谷不生，没有城郭要营造、没有宫室要维护、没有宗庙要祭祀。也没有百官、有司。
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有了灾荒也不救济、出了问题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
所以，孟子说，税率过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
顾炎武说：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难道，蒙元不是夷狄吗？所以，低税率，就是夷狄的陋习。
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不知道要抚恤民众，不知道要修缮黄河，不知道要赈济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值此大争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税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行五一税；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税。
朝廷有钱，才能够修缮水利、赈济灾荒、保养军队、平衡财富、开办学校、保护小民。
只有把税收上来，才能摆脱蒙元以来，所残留的夷狄恶习。
难道孟子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
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既不能管控基层，又不能抚育百姓，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
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基层只能搞摊派、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
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残余。
他这种“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论其体系”的做法，也使得这场“如皋之会”十分难搞。
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偏，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这就算是仁政的基础了。
这也就是心性派壮大的缘故，不然，怎么约束让朝廷行善政呢？
这个，倒不是说孟子学说在这次变革中真正绕不开的地方，这玩意儿用处不能说没有，但实际上就现实来看，颇为有限。
一堆学了一辈子儒学、修了一辈子心的士绅，也没见得真就自发行善了。
真正说绕不开的地方，在于孟子说的一些具体的实例。
比如这番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这番话的本源，是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农家的小生产者公平交换理论的。
但因为时代变迁，后世的重点，都放在了后面的“人与禽兽”的区别。
不过，如果想要解歪经，也不是不可以，甚至非常简单。
即，孟子说的从大禹、到后稷，再到契的过程，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有“先后顺序”的？
或者说，是有主次顺序的？
治水，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权、安全保障、生存保障是最优先的。
然后，才去搞生产。
然后再去搞人伦教化？
如果有主次顺序，或者先后顺序，那么是否可以说，现在刘钰搞的工商业发展、盐政改革、土地政策，发展生产力，在儒学概念中，也是有巨大意义的。
或者换另一个角度，孟子这番话，是否可以理解为，政府必须要承担诸如治水、保护人民、发展生产、教化百姓等等义务？
如果要承担的话，钱从哪来？是不是要收税？是不是要改革？是不是要加强朝廷的财政收入？
总之，把这些话都拆开的话，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
当然，要想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孔孟争端、儒学流派等等问题，并且再从新角度解读这些圣人之言，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
刘钰肯定是没这个本事的。
但他这种解经的角度，还真就确实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也真的是顺着刘钰预想的角度，来理解刘钰所进行的诸多改革。
甚至，人还不少。
但是……
但是，从惟新元年持续到惟新五年的江苏改革中，最开始支持刘钰的做法、甚至接近刘钰解经角度的一些大儒，终于还是和刘钰发生了分歧。
惟新元年改革之初，解决了废盐垦荒的基本规则之后，刘钰邀请了一些大儒前往海州晒盐工厂进行参观。
这些本来就倾向于刘钰改革的大儒们，很是支持，也很高兴。
觉得这样的好处确实很多。
朝廷可以控制盐税，这就可以有更多的钱赈灾、治水等等。
而且，成本降低，商人得利、朝廷亦得利的同时，还能把成本降下来，这确实是有利于百姓。最起码，百姓吃盐比以前便宜了。
然而，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问题终于还是爆发了。
惟新三年初，淮安、扬州的大约两万盐工，爆发了反抗朝廷更改盐产区的集会，或者叫起义。
伴随着盐产区的改变、盐业物流中心的改变，以及过于剧烈的改革速度，那边也确实无法安置容纳这么多的原本以盐为业的盐工。
这次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尤其是扬州、淮安本地人的同情和支持。
因为不只是他们，其实变革过程中，整个淮安、扬州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且因为变革的过于剧烈，扬州和淮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衰落。
运河加淮南盐，就是扬州和淮安的根。
刘钰把根直接刨了。
这么说吧，连扬州城的妓，都反对刘钰。甚至出了至少不下于四十部羞辱刘钰的戏剧。
盐工为主体的起事，得到了扬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还给予了大量的资助。一些儒生甚至也投身到起事之中。
这些人起义的口号，也不是造反，而是反奸臣。直奔海州，要毁灭海州的晒盐厂，给扬州、淮安的百万百姓，留一条活路。
然后……被刘钰这个刽子手，残酷地镇压了。
打死了七百余人，四千人被判处流放到南洋种植园、鲸海、锡兰等地。剩下的人，给了点活路，让他们去松江府那边做工，但房子什么的全都没了，去那边即便还做一样的工作，生活水平也是比起在扬州时候直线下降。
真正恶心的地方倒不是镇压本身，而是刘钰在击溃了起事队伍后，故意纵容一部分人做匪。
原本还算是有诉求、有儒生带领的起事者，被打散之后，配合江苏改革留下的不能全部覆盖的极端贫困化的盐户、盐丁等，迅速土匪化。
刘钰故意纵容，混乱造成了几年间，大量的富户、商贾，或者说，资本，向长江以南的松江府、苏州府等地迁徙。
短短数年，淮安、扬州的大量资本南迁。
之后的继续衰败，一次又一次的底层无法生存而导致的反抗，一次又一次的混乱。
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资本南迁。
唐朝时候，无数文人幻想的骑鹤下扬州的扬州；明朝时候，繁华之盛几近京城的淮安。
一千年的繁华，几年之内，被刘钰折腾的，半死不活。
一切都在从大顺废运河、兴海运、改盐政的数年之内，巨大的反差，而很多人是见证过大顺废运河之前扬州、淮安的繁华的。
楼台倾颓、花木凋零、蜗涎蛛网、衰草颓垣，旧城风景叹凋零。
荒城围败瓦，穷贾坐空桐。
昔日繁华今日衰，观之不堕泪者，非人哉。
第七八四章 工业革命（一）
城市和人有时候是相似的。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并不会引发多少关注；而明人的悲欢离合，总会引发许多人的在意。
扬州、淮安，就是一直以来的明星城市。
这样明星城市的衰落，给文人群体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隋唐时候繁华、两宋时候繁华，甚至蒙元时候也不差，到大明依旧很好。但却在大顺的手里毁了。
一千年的文华，毁于一旦。
一千年的风物，化为丘墟。
原本的历史上，郁达夫曾经怀揣着一千五百年来的诗人赞歌和历史梦幻，去往扬州，寻找他梦中的江南。
但到了之后，却给林语堂写信：我劝你不必游扬州，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士祯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不必游，在梦里，倒来的好些。
如今于大顺，更是如此。
如今不只是一两座城市的兴衰，更仿佛是一种象征。
一种千年文脉、一种千年传承的转型与阵痛，以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苦难。
还有，就是文人的梦碎。
资本南渡之后繁华起来的松江府，不是扬州的味道，而是一种新时代的充满铜臭的味道。
缺了扬州的歌姬、缺了小秦淮河的风雅、也缺了盐商的奢靡精致。
从数据上看，效果其实很好。
大量的资本南逃过江，资本聚集之下的效应开始体现，更多的轻工业发展起来，哪怕是朝廷的赋税、刘钰的依托资本和田产收税的改革，数据都是非常向好的。
甚至可以说，江南地区，迎来了对外贸易和资本活跃的黄金时代。
但味儿……不再是文人心中的江南味道。
雪片般的讽刺、弹劾、控诉，都没有对刘钰造成太多的影响。
因为皇权不在乎扬州的衰败，只在乎中央的财政收入是否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漕米不走运河之后，连漕米稳定的担忧都不存在了，扬州已经成为了皇权心中的可抛弃的代价。
所以在惟新元年改革的时候，皇帝就给刘钰拨派了军队，为的就是将来的镇压。
从大顺废运河漕米开始，到惟新五年江苏的改革结束，以漕工、小商人、纤夫、力工、盐工为主体的起义，大大小小爆发了四十余次。
加在一起，大约三万多人被屠杀。
不下二十万人，被陆陆续续迁徙到东北、南洋等地，这还不包括在江苏省内迁徙的人数。
这场涉及到盐政、棉种改良、工商业发展、银本位纸币、棉纺织业、资本富集、人口迁徙的改革，改变的不只是一个江苏，而是整体上改变了大顺的经济格局。
一场改革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可谓是前所未有。
…………
惟新五年，腊月。
东北，关外，黄龙府。
后世这里叫长春、公主岭。
如今大顺在这边设府，沿用了黄龙府之名，自是为了彰显自己直捣黄龙的武功。
凛冽的寒风自西北吹来，卷起千堆雪。
早已经结冰的东辽河上，蒸腾起一片氤氲。
那是人的哈气、马的汗，扑在了寒风中凝聚出的雾。
百十辆爬犁，借着光滑而平整的冰面，向前滑行。
打了钉掌的马，踩在坚硬的东辽河河面上，发出嘎达嘎达的响声。赶车的车夫蜷缩在爬犁上，头顶上带着的皮帽子已经结满了白霜。
手拢在袖子里，身上的棉袄保存着一点点热气，鞭子夹在咯吱窝下，马儿听话得很，并不需要鞭子抽打。
冰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马蹄刺掌留下的痕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辆爬犁从冰面上经过。
傍晚时候，商队抵达了辽源州，三江口。
这里，已经接近东西辽河的交汇地。站在东辽河放个二踢脚，西辽河上也听的真真切切。
西辽河上游赤峰、通辽的羊毛；东辽河上游的黄豆三件套、高粱两件套，在这里交汇。
凭借着辽河的水运优势，以及冬季结冰后的免费高速公路优势，辽河流域，早早被拉入了改革后的江苏省的初级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或者说，资本，正在按照自己的需求，改变了山海关以外的广阔地区。因为那里是相对来说小农经济最脆弱的地方之一，不是当地百姓不想搞男耕女织，实在是条件不允许。
整个松辽分水岭以南的大部分沿河的交通发达地区，在这些年里，已经彻底沦为了江苏资本的经济附庸。
苏南的资本，想要吃饱。
苏中加苏北，远远不够满足苏南资本的胃口。
最显著的一件事。
松江府银行的纸币，在辽河流域，成为了法定货币，彻底取代了白银和铜钱。
实际上大量超发的、没有足够白银黄金兑换的纸币，沿着辽河运输线，用纸币将松辽分水岭以南的柞蚕丝、黄豆、豆饼、豆油、高粱、高粱酒、木焦油等，运到了苏南。
这么说吧。
在大顺大部分地方农民普遍贫穷，很多底层百姓还吃不饱、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的这个时代。
松辽分水岭向南贸易的最大宗物资，是香喷喷的榨油之后富含蛋白质的豆饼。
而这些豆饼中的一大半……作为肥料，用在苏北圈地种棉的棉田中。
正如今年，也就是惟新五年秋天，刘钰在苏南与大量资本家的谈话中指出的那样：
“东北地区的百姓，不是不想男耕女织，但是条件不允许。棉花种植是不可能的幻想。”
“资本在东北地区的任务，不是瓦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而是应该迅速将松辽分水岭以南，拉入到资本的经济体系之中。使得粮食、农产品，全部商品化，作为江苏资本的附庸。”
“要用苏北的棉花、南通的棉布、江浙的小商品、松江府的纸币，沿着辽河，利用海运，迅速且暴烈地将松辽分水岭拉入到这个资本的经济体系之中。”
“最简单的一个循环，就是用东北的豆饼肥田，种出更多的棉花，然后感谢东北寒冷的冬天所造成的对棉花的大量需求，再换更多的豆饼。”
“纸币，只需要保证能够买到苏南的棉花、棉布、小商品、丝绸、南洋的蔗糖香料、江西的瓷器，那么，就等于纸币能够买到辽河流域区5000万亩土地的大豆高粱。”
“而5000万亩土地的大豆高粱，又加强了纸币的坚挺，这是江苏实行全面纸币改革的重要助力。科学院，绝对不允许在沈阳地区尝试概念棉种、推广棉花种植。”
这番话，已经很赤裸了。
既是对过去这些年改革将一些地区强行拉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总结。
也是在他即将离开江苏之前，对资本的一次重要提醒。
实际上，现实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正如刘钰之前说过的，江苏一省支持不了一个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苏南，如果不想毁灭小农经济造成全面的崩溃和李自成加洪秀全的组合，那么就必须放弃运河经济带，利用海运优势，将日本、朝鲜、东北、南洋、欧洲、非洲、南美，拉入到体系之中。
东北地区很不稳固的、脆弱的、甚至还没有成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使得东北地区在二十年内，彻底被拉入了这个体系之内。
寒冷与棉花，是一种奇妙且神奇的关系。
寒冷地区无法种棉花。
但寒冷地区对棉花的人均需求量，又是温暖地区的几倍。
松辽分水岭的同纬度地区在欧洲，是被北大西洋暖流所庇护的法国波尔多；刘钰当年和罗刹人打仗的地方，冬天最冷接近零下五十度的地方，其同纬度地区在欧洲，是根本不可能需要六斤棉棉裤的阿姆斯特丹；寒冷的长津湖，同纬度的是温暖的里斯本和巴塞罗那，那里的人或许对雪这个鬼东西还会充满诗人的赞誉。
而这些最需要棉花的地方，又是绝对不可能种出来棉花的。向南一些的地方，如沈阳周边，当地地方官尝试着种植棉花，但仅仅一年，就被刘钰指挥的苏南资本和大量的棉花廉价攻击，使得当地富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至少三十年内不敢种植棉花了。
正如此时的黄龙府辽源州三江口县，正在歇脚打尖的这些人身上的棉裤，里面的苏北改良的墨西哥长绒棉，一条棉裤就有四斤棉花。
也正如这里的俗语讲的那样，松江府的期货交易所的一场波动，从吉林船厂到营口，都要抖三抖。
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汇之际的魔幻，已经上演。
鄂川交界的山区百姓，尚且在为饿不死而起义的时候；每年大约400万石的豆饼，被埋进了苏北的棉田、苏南的菜田中，和猪粪牛粪堆在一起沤成肥料。
这种宏观视角下的魔幻，在被影响的数百万人中，并没有感觉到。
如同鱼生活在水中，便不会感觉到水的存在；又如同人生活在空气中，只有空气被抽走之后才会感觉到空气的重要。
二十年间的新东西，已经被这里的人视作了理所当然的自古以来。
如同此时此时黄龙府三江口县城。
辽河流域的城市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县城当街一个县衙门，但衙门的对面却不是儒庙或者先贤祠堂，而是苏南纸币票号兑换所。
做生意的人，赶到这里，每每花一些手续费，存取一些现金——这是二十多年前还没有的事，现在却已经不可或缺——以前朝廷的通宝，也可以在这里换成纸币；倘若是那些发了大财而又居然没被伙伴杀死的淘金客，也要在这里把手里的金子，按照苏南几个月前的汇价，换成银纸票。
街面上林立的商铺，不管是收粮食的粮栈、还是卖杂货棉布棉花的商号，交易也都用纸币。甚至县衙的人收税，也是如此。
虽然理论上，一张一厘银的小票，可以换一个铜子儿或者一厘银，但实际上却没人去换。
如果纸币能买白布黑布蓝布红头绳、锡纸烧纸拨浪鼓、烟叶烧酒牛羊肉、丝绸白糖红糖水、茶叶香料铁犁铧，那么干嘛要换成铜子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