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四零章 新危机（下）
这等儒学学术危机的大问题，皇帝也是不宜参与过深，主要是他也没那水平。
刘钰等人已经抵达天津的消息，伴随着快马到了京城。
一并来的，还有天津府府尹的一封定期汇报。
自从废弃了运河漕运，天津卫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更快升格为了天津府。
还驻扎着各路衙门，管漕米的、管仓库的、管运输的、管长芦盐的，外加管驻军的管炮台的。
天津府尹给皇帝的奏折上，提到了这几年天津府周边出现的一项新产业。
说是每年秋收之后，以往那些堆积在地里只能焚烧的秸秆，如今伴随着海外贸易，竟也渐渐成了一项产业。
西洋贸易公司的人在这边订货，而乡间妇女则收集麦秆，编织成草帽辫。
天津港口附近，如今建立了几家作坊，专门就是将收购上来的草帽辫，编织成女式草帽的。
这些作坊只是不编草帽辫，而从草帽辫变为女式草帽的全过程，都在作坊内做。包括编织、定型、漂白、染色等等。
成型的草帽，则装箱打包，运往欧洲售卖。
草帽辫，就是用麦秆编制的。
若用来做劳作用的防雨草帽子，肯定不值钱。
但欧洲女性常用的那种大檐草帽，则就可以换白银。
欧洲人种不种麦子呢？显然是种的。
欧洲人会不会编草帽辫、做草帽呢？
显然也是会的，否则这草帽就不可能在欧洲流行而不是在大顺流行了。本身这种草帽也是欧洲女性带起来的风潮，女人的钱总是比男人的钱好赚一些。
总的来说，就是凭借着极低的人力成本，极低的农村手工业妇女编织草帽辫，再由商贩收购运到天津，在天津根本欧洲人的订单需求，制造成女式草帽。
装箱，运到欧洲，居然比欧洲本土自己用麦秆编织的帽子还便宜。
再加上“神秘的东方韵味”和“中国热”加成，以及现在大顺在手工业、尤其是编织纺织业上的优势，大顺真的是肉也吃、汤也喝，愣生生击败了中欧地区的草帽编织业，彻底占领了欧洲女性的头顶，主动带动起一股草帽风潮。
大顺这边的封建糟粕，和欧洲那边不一样。
欧洲女人的头发，这时候和别的地方的毛差不多，最好不要露出来。
是以销量很是不错。
历史上巅峰时候，只做低级的草帽辫，并不编织成成品，都拿到过一年100多万两白银的贸易额。
这还是一些“聪明”的商人，发现欧洲商船来回一趟要一二年，遂买通验货的改变尺码，将0.95码篡改成1码尺，导致差一点整个产业崩盘被隔壁人力成本同样低的日本抢走的情况下。
如今靠着这一顶顶原本根本一文钱都不值的麦秆编织的帽子，在天津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产业，而且是绝对外贸出口型的产业。
古人云，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见一叶而知秋将至也。
也就是这年月没有从天津到张家口的方便交通，不管是铁路还是运河都没有，使得这边只能运送一些最上等的骆驼绒、羊绒等。
这要是交通物流体系发达了，想想连麦秆这样的产业都能把欧洲卷的失业，只怕到时候连欧洲的呢绒也要被卷的没活路。
天津府尹给皇帝的这封奏折，肯定不只是单纯诉说一下这个现象，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
天津府尹研究过这几年搞翻译运动而传进来的欧洲书籍，当然也看了不少刘钰派系的人出版的关于经济学的小册子。
天津府尹还专门找人问了，确定欧洲也有麦秆，而且这种编草帽的技术就是从欧洲那边挖来的工匠传授的，否则两边的审美根本不同，怎么知道欧洲女性的审美喜欢戴什么款式的草帽？
所以，天津府尹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危机。
在给皇帝的奏折上，算是开眼看世界派的天津府尹给皇帝分析了一番，说“物美价廉，并不是别人一定会买的理由。兴国公的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设想，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好时时提及与西洋人听”。
现如今，天津作为京城门户，肯定是不准直接沟通西洋的。但即便不准直接沟通西洋，也使得天津的不少产业，完全是依托松江府的海外贸易存在的。
就拿这草帽产业来说，如果西洋人一旦像棉布、茶叶一样加税了，草帽卖不出了怎么办？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解决思路。
如果是封闭保守派，面对这种事，多半要一了百了最简单。直接下令，查封草帽产业，趁着还没有发展壮大之前，直接毁了，这将来人家要是不买草帽了，不久不会造成失业流民了吗？
而天津府尹不是封闭保守派，面对同样的事，他的奏折上，则是建议朝廷最好还是要多造一些军舰，万一将来人家不买，就去敲门自由贸易。
当然天津府尹不能写的这么直白，而是用了“效日本开关故事”这个在大顺已经可以算作典故的典故了。
主要是虽然漕运全部改革，是最近才完成的。但在这之前，天津已经开始尝试时接收江苏的漕米海运了，试行成功之后才有了全面海运的基础。
而伴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港也逐渐有了商业味儿。
比如附近几个县，开始大量种植花生，这玩意儿比种粮食更赚钱。而辽东麦、虾夷米等，又保证了这里的粮价波动很小。
花生运到天津，再往南方运。
以京城市场为目标的蒸汽动力的磨坊、榨油，原始简陋的火柴作坊、卷烟厂等；为欧洲出口准备的乌枣加工等，也都逐渐发展起来，甚至花生也开始出现期货了。
这种逐渐改变的经济基础，使得天津府尹认识到贸易的巨大价值。加上本身天津也压根不是个好的农业府，纯粹是因为漕米海运而兴起的，本质上也就是个类似于淮安那样的商业城市。
天津府尹想要当好，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东西。
而了解的多了，也就不可能拍脑袋拍出来个直接全面禁止草帽编织业这样的想法。
不想禁止。
买不买的权力、加关税的权力，还在别人手里。
这咋整？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
提醒朝廷，应该继续扩大海军，保持海上优势，否则将来可能出大乱子。
这是天津府尹的危机意识。
皇帝对这封奏章颇为满意，批了个有出息、有见地。
但心里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难言滋味的视角。
心想本朝的百姓怎么就穷成了这样？要说丝、茶、瓷大量出口也就罢了。
可欧洲是种麦子又不是种水稻的地方，麦秆编织的东西，居然能在漂洋过海之后，比欧洲本地编织的还便宜，且有不错的利润？
他倒是听刘钰说过，美洲金银、物价革命的事。
但麦秆实在是太常见、太寻常、甚至太卑贱了，这玩意居然也能漂洋过海去卖钱，着实是把皇帝有点惊到了。
看过天津府尹的这封奏折之后，皇帝又拿起来另一封关于危机感的奏折。
这是一封来自南洋的奏折。
事倒是也简单。
南洋海军在巡查过程中，抓到了一艘英国走私船。叫“une”，翻译过来要是按希腊神话叫波塞冬，或者叫海神号。
这艘走私船上装着鸦片，船长手里拿着的是明古鲁副总督签署的执照，但又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
审问之后，倒是可以确定，这船不是前往中国的，而且船上还有公司特别警告不准往中国贩卖鸦片的文书，以免再出事。
船是去往婆罗洲马辰的，那里之前就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栈。
南洋这边，皇帝派去的负责香料贸易的，就上奏皇帝，说抓的英国的这艘海神号，该怎么处置？
东印度公司不承认这是他们的船，只是说他们签署了执照，允许他们去往明古鲁贸易。
审问之后也确实没证据，说这艘船上的鸦片还是往大顺国内卖的。
英国东印度公的明古鲁总督，希望大顺方面保护英国公民的合法财产。
因为英国承认，大顺取代荷兰人对南洋的占领。
但“只要没有中国旗帜飘扬的地方，即可视为自由的航线和中立港口。”
大顺这边虽然在南洋肯定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想法，但是借助对朝贡国的控制，严禁各国私下里与别人交易。
然而明古鲁就卡在南洋里面，时不时就弄一些走私船。
这些走私船也确实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有时候会是南洋小国、酋长的、私商的。
防不胜防。
奏折上，说完这些情况后，就说希望朝廷能够早做决定，直接把南洋其余西洋国家的领地都收回来吧。
早点开战。
否则这种走私，真的是防不住。
而且也没法弄得太僵。
大顺现在垄断着南洋的特产贸易，而垄断就必然产生走私。
抓又没法抓，抓不绝。
以至于奏折上明确说道：“任何一艘不经本朝允许而在南洋购买货物卖往西洋的走私船，都像是把手深入本朝的褡裢里偷东西一样。每一艘走私船，都是本朝海外贸易的损失。”
“鉴于此，朝廷应该早做准备，至少将明古鲁的英国人赶走。也应该将南洋所有的西洋殖民地都驱赶走，否则，这种由西洋人据点为中转的走私贸易，是很难杜绝的。”
“臣以为，应该继续扩充海军，彻底解决南洋问题。否则每年被他们偷走的特产，至少价值百万两白银。”
“若治标，则需增巡航舰20艘。”
“若治本，则应早日开战。”
南洋这边的奏折，除了关于走私问题和建议继续扩军开战的问题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希望朝廷派出前往土耳其的使团。
“本朝商贾找到了新的商机，有印度商人在南洋，给本朝商贾提供了新的商机。土耳其人喜欢纯白色的棉布做夏装，但英国人于那边搞鬼。南洋这边派出的商船，前往穆哈和吉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那里对英国人只征收3%的关税，而对我们则征收12%。在吉达港，麦加的节度使，更是征收了18%的高税。使得本朝商贾的货物难以售卖。怀疑英人向麦加节度使行贿，但英人在那盘踞已久，本朝商贾欲也行贿却不得门路……”
“是以，恳请朝廷派出前往土耳其的使团，商谈关税诸事。”
“本朝商贾与英东印度公司矛盾日多，朝廷应早做打算，一方面着手协商谈判，一方面亦当着手准备战争……”
类似于天津府尹和南洋问题的奏折，还有不少，基本上都是开眼看世界派对大顺海外贸易额持续增加的危机意识。
这种危机感倒不是救亡图存的那种危机，而是纯粹觉得，要么大顺当初就别扩大海外贸易；要么大顺就得一路走到底，早做战争打算。
现在的情况，一旦欧洲那边断绝和大顺的贸易，大顺的外贸向的产业至少得死一大半。
第七四一章 平衡
经过这些年的折腾，皇帝也渐渐按照他的逻辑，理解了一些事。
之前的诸多战争，泛泛来讲，是为了省钱。
而现在海外扩张派要进行的战争，泛泛来讲，是为了挣钱。
战争的逻辑，好像是变了。
即便可以这样理解，皇帝倒是也没急着就开战。
大顺现在是有枢密院，有国家整体战略的。
不再是无头苍蝇了，明摆着要打但要等待时机。
再等一次下南洋时候那样的、欧洲干起来的时机。
为此，皇帝特别给南洋那边的人写了批复，整体意思就一句话：不要独走。
要忍耐扯皮，严抓走私，只问直接责任，哪怕明知道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指使也不要去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麻烦。
同时告诉那边，穆哈和吉达那边的关税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找荷兰人之前留下的关系去行贿，朝廷不会在这个时候派出庞大的出访土耳其的使团。
目的当然不能明说，更不可能直接告诉那些非决策圈的人，是为了防止访罗姆而罗刹惊诧，从而投英。
好容易批复完关于南洋、贸易、中土关系、中英关系、殖民地管理、走私等问题的奏章，皇帝又拿起来一封很特殊的奏章。
说是奏章也行。
说是一本学术讨论论文也行。
简单来说，就是刘钰念念不忘的月距法经度测算，在乔治·安森带着他的百夫长号和航海钟跑到伶仃洋数年后，终于取得突破了。
大顺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欧拉，给出了一个月球轨道的近似公式。
但也很痛苦地表示三体问题是压根算不明白了，给出这个近似公式后，他决定这辈子再不碰这个问题了，纯粹浪费时间……留着这点精力，研究点别的吧。
既是月球轨道计算的近似公式有了。
“大学阀”牛顿逝世后，夫拉姆斯蒂德的北半球星表，也终于找回发表了。
大顺与法国那边的密切合作，以及大顺与荷兰买办集团的全面合作和在好望角的经营，南半球星表也绘完了。
三大前置科技：三体问题月球特殊解近似公式、北半球星表、南半球星表，全都有了。
理论上，大顺的任何一条船，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只要天空有星星和月亮，就可以自信地说“我知道我在哪儿”了！
换句话说，地球的广袤大洋，再也不会有地图之外的海岛、大陆了。
地球，或者说天下到底有多大、有多少陆地、多少岛屿，已经可以确定了。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不断地航海，不断地测绘经纬度，绘制地图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方法，有个好消息。
也有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大顺造不出来航海钟，也没事了。
每艘船不需要配航海钟，也能得出经纬度了。
从今天开始，紫禁城中轴线，有机会成为天下的、世界的本初子午线了。虽然只是有机会，但至少是有机会了。
坏消息是：
航海钟是不用了，但每艘船上，必须配一个懂微积分，且能够快速计算方程，经过严格数学训练的、且必须能做快速方程组运算的大副。
根据此大副的数学水平高低，计算经度的时间，在两个时辰到十二个时辰不等。
没有初级高等数学的数学能力，没法当合格船长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
招一批数学水平很高的“脑力劳工”。
真的就是脑力劳工。
他们需要负责，在惟新元年，通过庞大的数学运算，编写出惟新二年的星表月距表。
然后，船上的人就不需要再即时演算了，只需要和那群炮兵一样，查表就行了。
每一个会用三角函数表的人，未必会用数学把每一个角的弦切都算出来。
同理，每一个会用星表的人，也就不必可以用数学把那些繁复的数据算出来。
而这个“脑力劳工”的解决方案，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大顺现在的数学水平，本土学生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
坏消息是，这些能胜任这样运算的学生，都得是科学院入学学习的水平。
所以，大顺的新学教育，尤其是数学系，需要扩招。
不但要扩招，而且还需要扩充钦天监的编制——如果这件事交给钦天监去办的，当然这件事怎么看也该是交给钦天监去办。
钦天监，应该扩充大约400人左右的编制，而这些人是需要每年都重新计算的，因此是不能裁撤的。
这也是这封奏折转到皇帝面前，需要皇帝圣裁的缘故。
物质奖励什么的，科学院自有基金，通过投资松江府的公司获得收益，来支付科学院的成果物质奖励。
但，直接增加大量的吃财政饭的编制人员、科学院扩招这些，就需要走朝廷流程，让朝廷批复了。
这事，可真不是小事。
要牵扯到紫禁城的那条中轴线、牵扯到星辰运动、牵扯到日月流转，这可不是有钱就能搞的，是严重到堪比有钱豪商穿龙袍那样的政治问题。
最简单来说，这要是一群傻吊傻乎乎的，觉得现在经济中心和海运中心都在松江府，本初子午线直接设在那位零度貌似更方便，那可是要灭杀九族的。
不过，关乎政治象征的事，只要考虑到其中的政治意义，那么政治意义本身就是最没意义的。
比如奏折上，写一句皇帝万岁，那就几乎等同于废话。和奏章要谈的事没有一点关系，似乎纯是废话。
但要是谁在奏折上，写一句皇帝不万岁，虽然皇帝万岁是废话，但这句不万岁可就事大了。
皇帝拿到奏折的这一刻，就不需要考虑中轴线、日月星辰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在考虑中的意义就无限接近为零了。
他要考虑的，就是扩招、扩编、编制航海年历这些，对他统治的意义。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现在大顺开放导致的儒学危机，这个子午线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大顺以后可以拿着这个问题，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大会，然后确定京城子午线就是天下的本初子午线，从而获得“中国”这个天下概念、而非国家概念的巨大精神胜利。
确保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
儒家士大夫会非常高兴，至少不会反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
后世的人，是无法想象此时盛世下的士大夫，若是拿到一副后世的格林尼治子午线的世界地图，看着中国的经度居然不是零、不是世界的“经度中心”，会多么崩溃和反对。
被人打一顿打的不得不接受，那是另一回事。真要那样，这反而都是细枝末节不必在意了。
然而现在不是处在“压路机”时代、觉得可以执掌天下嘛。
自信，和近代化被动冲击下的极端保守化的假自信，是不一样的。
子午线到底在京城，还是在格林尼治或者巴黎，在此时大顺主动开放，主动改变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是个非常严峻的政治问题。
皇帝真心觉得，这个月球运动的近似公式，来的当真正是时候。
龙颜大悦地批复了此事，认为这件事应该速办，而且不是内帑出钱，是户政府出这笔钱。
赶紧扩招，赶紧加编制，尽快把这个月距星表航海年历做出来。
当然，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龙颜大悦，那可能说明，大顺往前走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
之前二十年的潜移默化影响，似乎毫无意义了，皇帝依旧是个标准的儒家君主。
实则，不是。
皇帝高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和将来去打印度无关也有关。
说无关，没有这份月距法星表，大顺去印度也毫无问题，从锡兰那使使劲，用个破澡盆也能过去。
皇帝考虑的，是南半球大陆上的金银矿问题。
如刚刚批复的天津府尹、南洋那边的奏折上的危机感，皇帝作为这些年大顺自上而下改革的总头子，自然比这些自发感觉到危机感的人更明白。
皇帝也曾与改革派核心决策圈的人议论过这件事，就说如果将来对欧开战，大顺的海外贸易受到影响了怎么办？
海外贸易受到影响，现在皇帝已经明白，这直接关系到大顺的钱银兑换币、铜币价值、银价、作坊雇工生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每年巨量的白银流入，大顺的银价并没有贬值，甚至相对于铜钱，还隐隐有所升值。
刘钰是弄不明白这个混乱的、多参数的货币系统的。皇帝当然也弄不明白。
但都知道，一旦海外贸易断绝，肯定会出大影响。
刘钰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发钞。
靠国家发钞，搞建设，拉动生产，顶过去那段时间。
赢了，就需要顶一阵就好。
输了，可能就得构建一个以好望角以东的、包括印度在内的内部循环了。
发钞不能只发纸币啊，大顺对前朝和蒙元发纸币的事，始终心有余悸。
所以，这个国家发钞、搞建设、拉动生产顶过那段时间的钞，从哪发？
自然，要从南半球那片大陆上找了。
既然南美有大金矿、大银矿；非洲有大金矿、大银矿……没道理南半球那个大岛没有。
要弄一条此时稳定的开发南半球大岛的航线，这就很需要能算经度的月距法星表了。
当初刘钰忽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要用航海钟技术换大顺出口许可。
刘钰考虑的，是依靠金矿引诱资本，而开矿又需要农业基础，从而促进一波大顺移民南半球的热潮。
这也恰恰说到了皇帝的心坎里，区别就是刘钰考虑的是人民去那边吃得饱，中途死一半，好过在家守着二三亩地；皇帝考虑的是百姓去那边，免得在家造反，解决一下人地矛盾，同时挖金银，提振朝廷收入。
他西班牙能靠挖金子，挖出来个全球帝国，大顺挖金子，顶过去海外贸易断绝期，或许总是没问题的。
通过这次修淮河、通过西北战争发财的陕西资本开发井盐等几件事，皇帝也明白看到朝廷财政调控的作用了。
毕竟连满清乾小四那样的，也明白给当兵的发工资，实质上也是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所谓“兵丁用度宽余，则百货流通，商人可获自然之利。加恩于兵丁，未尝无益于商贾也”。
大顺这边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了，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实在不至于。
搞明白这一点，如今又有了月距法星表图，实际上大顺卷入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对英开战的最后一点后顾之忧也没了。
继续发展工商业，准备去南方大陆挖金子，攒钱，一旦开战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国家投资搞建设搞扩军，顶过去就好。
皇帝觉得，如此做，便不会出现那种百工失业而作乱的危机，完全可以继续搞，包括整个江苏和盐政的改革，也是可以继续深化坚定不移的。
第七四二章 破绽
如今又没有个小册子，叫《资本主义ABC》，皇帝也压根不知道自己搞的这些改革到底算什么玩意儿。
但恰恰，儒家是真有《王道三代甲乙丙》的，皇帝也压根明白自己搞的这些玩意儿离这些有多远。
但关键是，他不搞这些改革，也没说就离得很近。皇帝自己很清楚，当皇帝的和王道三代之间到底有多远。
皇帝设想的那种“内外制衡两个政府皇权居中”的设想，从月距法星图表这件事上，就体现的很有趣。
天下的本初子午线定在哪，这是儒家角度的需求。
南半球金银、国家财政调控、增加国库收入，这是改革派角度的需求。
悄悄改变经济基础，为新时代准备好温床，这是刘钰这种反贼派的需求。
皇帝暂时还没意识到反贼派到底要干啥，因为没人教过他，原来反贼除了李自成、司马昭、王莽这三种终极形态外，还有另一种模式。
李自成是靠小农百姓造反。
司马昭是靠军权谋反。
王莽是靠儒家意识形态圣王。
所以局限性有时候也是个好东西。
皇帝的局限性，使得他对造反的理解，也就仅限于这三种的无限多变种。
这三玩意儿，刘钰哪个都不沾。
而且刘钰的手那么脏，满身是血，妥妥的纯臣模板。
于是当刘钰回京后，大朝会上，皇帝上来就先表扬了一番淮北盐政改革的成绩，让今日份的日常弹劾变得寡淡无味。
刘钰也非常得寸进尺地上了《奏请淮南垦荒疏》。
一二三四五六七，各种好处讲了一大圈后，朝堂上那些反对盐改的大臣忍不住在心里狂骂。
淮北盐政改革，如果以盐税的角度看，大获成功；如果以王政的角度看，大获失败。
如今改革派携胜利之威，谁都知道肯定要动淮南，众人想的反驳反向也都是针对淮南盐改的。
却不想刘钰来了波迂回，提的角度却是淮南垦荒。
这就真的不太方便打拳、发力了。
七八条垦荒的好处念完，既是大朝会，各地节度使来述职的时候，这种事肯定是要议论的。
“诸位爱卿，对淮南垦荒一事，如何看待？”
朝堂上的保守派一时语塞，垦荒，垦荒能怎么看？谁也不能反对垦荒啊。
终究，还是有人出面道：“陛下，兴国公所言淮南垦荒之事，看似利民。实则未必。”
“淮南乃产盐重地，若行垦荒，盐政必坏。”
“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淮北盐政改革成功，是否可以说明淮南一定可以用？谁敢保证一定不会出差错？若不改盐政，如何垦荒？”
“然而，淮北盐区，不过几十州县。而淮南盐，所涉地区，连绵千里。一旦败坏，则恐天下大乱。”
“如今淮南盐政，虽有积弊，但只要多加申饬总商，严加监管即可。而若贸然改动……”
说了半天的废话，既没有一句谈到这“淮南橘、淮北枳”到底体现在哪；也没有说清楚“申饬总商、严加监管”到底能取得什么效果。
待说了好半天，终于说完，皇帝才道：“朕以为，淮南盐之大弊，既在总商，也在盐户。”
“淮北盐改，诸多政策，不过故人之智。唯独晒盐一项，是惟新之政。”
“盐斤既足，商贾方能行销各处，而使百姓不苦无味。”
“这样吧，既是淮南盐牵扯极大，要行新政，也要尝试着来。既说淮南橘、淮北枳之说，那可以先栽一棵橘子树试试。”
“众卿以为如何？”
说罢，以目送刘钰，问道：“兴国公，你这垦荒疏，既然众人并不反对，那么这样如何？”
“先以一部分盐地草场，垦荒。所减少的产量，由晒盐法补足。至于行销之法是否可用，也可以先拿最难几处试试。”
“这淮南盐，行销最难的几处，是哪里？”
这是个弱智问题，显然，此时的物流体系、交通情况，越远越难。
但这里面有一个变动。
之前确实是江西最难。
所以刘钰直接说是江西。
虽然他之前给皇帝的密折里定的是湖北。
皇帝也跟着附和道：“江西官盐不畅，早已有之，确实困难。兴国公果然大勇，上来就挑了个这么难的地方。”
然而并不是所有大臣都是没脑子的，此时立刻有人站出来反对道：“陛下，臣以为，江西官盐，另有说法。”
刘钰卖了个大破绽，果然有人上钩。
此大臣立刻分析了一下江西之前官盐不畅的原因，并且指出，江西之前官盐不畅，是有特殊原因的，现在只要管理得当，完全是可以解决的。
为何？
因为许多年前，大顺的出口贸易中心，在广州。
江西的瓷器、茶叶、生丝等，需要向南运输，经过大庾岭商路到广州。
都到了广州了，回去的时候难道空着手？
都到了闽粤地区了，难道回去的时候空着手，自然要携带一些私盐啊。
这些携带的私盐，就是江西官盐销售不畅的原因。
甚至淮南盐在江西，几乎是全面崩盘，压根销不动。
景德镇周边的百姓，瓷器是往南方运的，难道不吃南方盐？
如今，时代变了。
大顺的对外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松江了。
这也直接改变了江西私盐的构成。
原本状态下，可以算一算，江西吃私盐有多方便吧。
福建的武夷山茶叶，是对外出口的重磅产品，走的路线是先去江西，经鄱阳湖打包，分成北去蒙古罗刹的；南去广州的。
这些运茶叶的，那么老实，就不带私盐？
景德镇的瓷器，是要从景德镇向南，过岭，去广州的。
这些运瓷器的，就这么老实，不带私盐？
这要是淮南官盐还能畅销，那也真是奇迹了。
然而，如今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松江府。
景德镇的瓷器，怎么出口？沿长江，去松江府。
武夷山的茶叶怎么出口？沿着大顺第一条“私营运河”，通闽江，走福州，打包装船去松江府。
贸易中心的改变，直接废掉了江西的闽粤私盐。
商贾夹带，才是私盐运输的重要途径。
带着枪炮、拉起队伍、闯关过卡的私盐贩子，已经不是一般的私盐贩子了，肯定会被朝廷重拳出击的，是以这反倒是最不打紧的份额。
这个有脑子的、真正考察过盐业问题的大臣，觉得刘钰想要投机取巧。
现在贸易中心在松江府，去运瓷器的商人，回程的时候，直接捎一些官盐，刘钰可不是直接就赢了？
那群搞瓷器运输的，都和松江府那群海商认识。
虽然现在江西官盐依旧销售不畅，但本质上是啥？
本质上是下面把朝廷当傻子糊弄：皇帝你看以前江西私盐就泛滥，卖不出去官盐，所以现在卖不出去官盐很正常。
故而，考评什么的，就没必要卡那么紧。
朝廷鉴于过去的经验，刻舟求剑，所以对江西基本是一个摆烂的状态。
江西官盐默认摆烂……所以，谁说私盐一定是私盐贩子携带的？卖官盐的卖私盐，不是很正常吗？
和地方官员二一添作五，跟糊弄傻子似的糊弄朝廷，小日子过得美滋滋。
每年官盐的销售额都不足，朝廷也觉得没办法治。
然而，糊弄朝廷的，糊弄者肯定不是傻子。
所以刘钰一说要在江西尝试改革，立刻就有人反对。
顿时把江西私盐的问题掰扯清楚了，深刻把握住了“时代变了”这个主题的精髓。
昨天朝堂还全以为江西盐业没救了，今天瞬间就有许多人明白江西私盐因为贸易中心改变而发生的内在变化，并且指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条补救措施。
刘钰则是一脸愕然的表情，似乎自己的小心机被人识破了。
他这一招声东击西，也是把握了精髓。
他想要的是湖北。
可给他江西，他也丝毫不怕，甚至真的就很容易玩出花来。
瓷器出口都论百万、千万计，这运输力，回去的时候带着盐，朝廷给点运输费，那不是很简单？
皇帝听完大臣论证完江西私盐的变化，颔首道：“爱卿所言，似有道理。兴国公，你以为他说的对吗？”
刘钰出来道：“臣以为……应该，或许是对的吧。只是臣一时没想到，因为贸易中心改变而发生的诸多变化。”
皇帝大笑道：“哈哈哈哈……是啊，你一时没想到，他也一时没想到，全都一时没想到！”
“好！好！好得很！”
“今天要论盐政的事，就一下子想到了。那江西私盐年年都拿着过去的行销数，年年都在论江西卖盐困难，为闽粤所侵、为闽粤所侵！”
“原来从当年西洋商馆迁到松江府后，就已经不是被闽粤所侵了！这么多年，竟无一人想到，只有今天一下子就全都想明白了！”
借机发了一通火，大臣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这时候谁也不想触霉头。
大部分人则心想，我们真的冤呐，我们作为庙堂之臣，哪里知道贸易中心改变对私盐走向的影响？这压根是真的不懂，不明白，可不是明明知道却装不知道啊。
可是一众人心里就算是冤，这时候没法站出来喊冤。难道站出来说自己是傻子、冤的很，是真傻而不是装傻？
刘钰则悄悄看了一眼反对他在江西尝试的那人，心想，你这个傻吊。
贪污也好、腐败也罢，皇帝压根不在意。皇帝在意的，是盐商和朝堂有同盟关系。
今儿这个局，就是死局。
你要不说破江西的事，我搞江西盐，借着瓷器运输回程，屁大功夫就能见效，官运商销，半年私盐就得死绝。
那淮南盐改就更没有阻碍了，淮南为橘，淮北也为橘嘛。
你要说破江西的事，那就是盐商已经在朝中有了坚固的势力，可以直接通过蒙蔽皇帝的方式，获得私利。
皇帝以前不在意盐商多吃点，吃相难看，作为皇权垄断特许的寻租方，皇帝有的是办法把钱抠出来。
吃的难看点没啥，直接蒙蔽中央和地方的信息，那可就有意思喽。
第七四三章 大改
皇帝发火也只是在朝堂上表达一下态度，吏治问题基层糜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时候谁要说真能根治，纯粹放屁。
借这个态度，不过是给改革派壮壮声势。日后再慢慢收拾，毕竟前朝太祖皇帝的故事告诉李淦，靠杀人是杀不好的。
现在盐政改革派、反改革派、以及刘钰这样的混在其中的造大反一派，彼此之间既有争斗分歧，有时候也会在一些问题上一致。
现在三方明眼人，都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晒盐法配蒸汽机提水，已经解决了困扰历朝历代盐政的生产不足问题。
反改革派在生产问题上和改革派对抗，是毫无胜算的。
双方唯一有可能分出胜负的地方，就在盐区的“边远地区”。
盐政两大难题，生产、运输。
生产问题解决了，边远区的胜负，决定了淮南盐改的深度。
对总承包商，盐引囤积商而言，虽然生产充足会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但最大的损失还是取消总承包商制度、取消盐引分区制度。
斗的方向，也就要把握在这个范围内。
即，证明在边远地区，这一套反垄断法拆分的改革，会适得其反。
所以，今天朝会上为什么要提到江西？因为这就是个模板一样的“盐区边缘省份”。
但同样是盐区边缘省份，内部也是有区别的。
江西，其实距离淮南产盐区不算太远。江西的边缘，来源于江西私盐泛滥，或者说来源于从明中期开始的闽粤对外出口，导致的商路携带闽粤私盐问题无法解决。
可现在，江西问题，伴随着贸易中心北迁，实质上已经完全可以解决了。
故而，反改革派的大臣立刻反对拿江西做实验。
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在生产问题被晒盐法和蒸汽机提水解决之后，盐政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物流问题”。
越远，改革派改革的效果越难体现，也越容易出大问题。
江西伴随着海外贸易，已经不算“远”了。
那么江西不能做角逐场，应该选哪？
发完火后的皇帝，便点了林敏的名字，劈头盖脸先是一通输出，然后问道：“卿既管两淮盐政，兴国公大谈垦荒，虽和盐政相关但终非其本业。依卿所之见，这盐政问题到底出在哪？”
林敏对本职工作还是熟悉的，但皇帝在问之前先对他进行了一番言语输出，他也索性只能把大顺的烂伤疤揭开，把事情说明白了。
江西盐政问题，既然已经引出来了地方和中央的冲突，那么也不差他说的这些真相了。
“回陛下。江西盐政崩溃，非在一时。”
“之前历年，江西盐政估算引额，约在25万引。折每引350斤，则每年需盐8000万斤。”
“然而历年江西的官盐实销，只在50%上下浮动。最高年份，也只销了55%。”
“但实际上，江西百姓又不缺盐。”
“江西一省，各处私盐泛滥。”
“而私盐最泛滥之处，在吉安府。”
“臣斗胆，以吉安府为例，说清楚江西盐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皇帝示意许可，确实，江西每年的盐引实销都在一半左右，早已经是个老大难问题。
林敏便用吉安府的例子，把这件事彻底讲明白了。
原来，吉安府的盐，是归广东的，吃的是广东盐。
明末大乱，还涉及个收复台湾府的问题。
广东、福建那些年始终是前线，拉锯、海战、登陆反登陆、劫掠反劫掠，大顺打的又是保天下的旗号，既没法勾搭荷兰人，也没法勾搭葡萄牙人。
战乱，导致食盐产量锐减。
广东、福建的盐产量锐减，又牵扯出新的问题。
比如吉安府，原本是广东盐区的，朝廷收税得考评官员，考评官员肯定要涉及税收。
涉及税收，就得涉及官方督办把盐卖出去。
盐业专营，专营意味着朝廷必须以行政力量，保证专营，即保证专营垄断商人获得利益，否则谁花钱缴税买盐引啊？
广东、福建作为两岸对峙前线，食盐产量降低，这几乎就是明晚期，两淮盐政“有引无盐”的翻版，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现在的淮北盐政改革，即便改革前的政策，也和之前不一样。
而之前，闽、粤等地的盐政，是商人到府、州、县承包，然后拿到承包单据后，上面报总账，按照承包额，再放引。
问题是广东的盐产量即便不降低，也还是缺盐的。
为何？
因为这又关系到人头税、盐税问题。
人口越多，要缴纳的税越多。
要缴纳的税越多，地方官完成的难度就越大。
考评要是连税收不都不考评，那还考评个屁？
隐匿人口在税法改革之前，对地方官是有利的。
人头税倒是还好，也甭管是隐匿的就不收了，还是地方上做假账、给朝廷账目上的人头税交齐剩下的自己分了，那都无所谓。
关键是盐。
隐匿的，只是账本统计上的人头。
可不在账本统计上的人口，也是要吃盐的。不是说不往账本上统计，这个人就不用吃盐了。
本来就因为战争前线的缘故，盐产量降低了。现在又有大量的隐匿人口要吃盐。
盐商是脑子多抽抽，不去距离盐产区更近的地方卖盐，却跑到吉安府卖盐去？
再说，隐匿人口吃的盐，必然导致官盐的产量降低——得把很多盐产量报成私盐，隐匿人口只能吃私盐。
吃官盐朝廷就算再笨，也会感觉到不对，几个人啊怎么吃这么多盐？怎么，别的地方都是一人一年吃五斤盐，这江西人是特殊材料做的，一年吃40斤盐？
这就导致，引多、明面的盐少。
吉安府的商人压根不去买引。
商人不去买引，上面考评难道管得到商人？
上面自然是狂喷地方官：你们干什么吃的？盐引都招不出去？你们这治理能力有问题啊，升官？升个屁！
而当时的两淮盐，因为是大明袁世振纲盐法最早实行的地区，和广东福建的老办法又不一样。
两淮盐的负责制，是这样的：总承包商拿盐引，销售商买引。觉得那个市能卖100斤盐，那就买100斤的引。地方官的责任，是这100斤交了税的盐，能卖出去。而那个市，按照人口算，其实能吃500斤盐，但这就和地方官关系不是太大了。盐税只和承包商挂钩。
而广东盐区的责任，是：你这地级市多少人？一人按五斤盐算，你们市100个人，你需要在你们市卖500斤盐。这500斤盐，编号，你们地方官负责找商人来买引，买引之后，核算汇总，去盐区排号拿盐。盐税和地方官直接挂钩。
战争前线、考评、隐匿人口导致缺盐等等问题，加在一起，使得吉安府的地方官选择了“用脚投票”。
广东盐区的政策，配上考评、和海峡对峙盐业被影响的局面，就是个死局：
人口天天不增加，咋治理的啊？啥水平啊？人口都不增加，还想升官？摆明了是行政能力不合格啊。差评，别想着升官了。
人口增加，人口考评倒是上去了，那盐引考评又掉下来了。咋整的啊，能卖500斤盐，结果连100斤的引都卖不出去，你们这是咋处理地方和商人关系的？差评，别想着升官了。
而两淮盐的政策，恰恰是吉安府的地方官员喜欢的。
盐税，和地方无关了，是朝廷——两淮盐政使——总承包商——次级承包商的责任。
是否承包吉安府的盐，那是两淮盐政使和总承包商、次级承包商的官司，你们玩去吧。
我们地方官只负责一件事：你们运进来100斤盐，我保证你们这100斤盐能卖出去；你们傻呵呵的运进来500斤盐，等着破产吧，既然无奸不商，自然不会有商人运500斤盐进来。
这责任，可就比以前“统计人口、计算盐引、本地招商、缴纳盐税”这一套小多了。
所以吉安府的地方官迅速达成了一致，上疏朝廷，用“广东产盐不足”为理由，要求归两淮盐区管。
户政府那边讨论了半天，同意了。
整个吉安府的官员，可谓是长松了一口气。
这个办法有没有问题？
问题大了去了！
完全违背自然规律，吉安府是离广东福建近？还是离着两淮近？
日后必然是广东盐、福建盐泛滥。
但，王八蛋才当几十年的地方官呢。
当时的问题，当时解决了。
以后的事，和当时的地方官有什么关系？
于是吉安府在并入两淮盐区的那几年，地方官的政绩是蹭蹭蹭的暴涨。
各县官员，果断重拳出击，打击私盐，顺便还把这些年藏着的一部分人口给统计上去。
几年之内，当地的地方官考评全是上等。
人口增加、盐商销售满意，果然有能力，赶紧提拔！
等那段时间过去了，日后的麻烦也就来了。
两淮盐在吉安府，终究是干不过闽粤盐的，严查走私也只能管一时，可管不了一世。
但，等着吉安府的官盐销售不畅、走私盐畅销彻底让官盐崩盘的时候。
当时吉安府的地方官早就不在吉安府了，该升官的升官了、该退休的退休了。
而朝廷这边，抓责任都不好抓。
谁的责任？
对一心升官的地方官而言，我的责任，就是盐商在两淮承包了多少引，我负责把这些引卖出去。是盐商不买吉安府的盐引，那和我有啥关系？
对有良心的官员而言，这盐铁专营政策，本就是汉武遗毒，早该取缔了，走私贩子来贩私盐，开个口子就是了。
对总承包商来而言，自己手里捏着盐引，直接和产盐的沟通，搞点小手段卖点私盐、提升盐引承包价，就能挣钱，吉安府官盐能不能卖出去，关自己屁事？隐匿了那么多人口，盐还怕卖不出去？
对次级承包商来而言，这吉安府的官盐不好卖，爷不去不就完事了？非得去啊？盐税是总承包商和朝廷对接，关我们屁事？真当我们小盐商是为百姓服务的？非得赔本也把盐卖到边远地区？
对老百姓来而言，官盐那么贵，我得多忠于你们老李家，放着便宜的闽粤私盐不吃，去吃两淮官盐？宁吃四十文一斤的官家盐，不吃十四文钱一斤的私家盐？况且吃得起吗我？
林敏借着这个机会，直接把大顺的这些烂伤疤揭开，意思也非常明确。
盐政改革，不是个简单的改革。
这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而已，用不着大加惊诧。
盐政改革，是要涉及到生产、承包、运输、销售、缴税、考评、乃至于盐区重新划分的整体改革。
搞小淮北、甚至小淮海的盐政改革，压根就是修修补补中的低级修修补补。
既然都改到了这种程度了，就应该直接大改。
虽然都是修修补补，但手臂都快烂掉了，还琢磨着找扬州修脚师傅修灰指甲，这不扯淡吗？
第七四四章 上了贼船
再说了，他这个江苏节度使，其实干不了这么大的事。
这种事，分明得是挂政府尚书；挂三公、三师、三孤；或者伯、侯、公这样品级的人来总协调。自己能管的，就是两淮盐的生产、盐税征收问题。
自己这个江苏节度使，别说挂三公三师三孤了，都他妈快混成徐州府尹江宁府尹了，还能管得了江西吉安府的事？自己多大的脸，一个江苏节度使去管江西的事？
如今这江苏官，是最难当的。
上面一大堆的出镇勋贵、黄淮都督、漕米海运、淮河治理、运河废弃整改、漕工安置、工商海关、垦荒、税改、驻军等等中央直接派下来的人。
哪个都惹不起。
公公婆婆一大堆，自己就是个小媳妇。
所以你也别冲我输出，我就一贰佐官，盐的生产、盐引改票，我能管。
别的，你直接问兴国公就行。
林敏将这个盐政的烂伤疤一揭，本就是借题发挥的皇帝也只好再跟着骂几句官员只考虑自己私利，却不顾朝廷大利云云。
对这件事看透本质、真正懂行的官员，全都不说话。
一些喜欢腹诽的，均想，这两淮盐政的事，本就是朝廷自己弄出来的。
是朝廷的财政制度和之前的煮盐法，根本不支持官方收盐的唐时旧制。
再说了，两淮盐政的改革，不管怎么修修补补，之前都是为了把资本圈养起来，缺钱的时候找他们报效。
本质上就是朝廷“寓税于盐”，盐商抠老百姓的钱，朝廷急需用钱的时候再抠盐商的钱。
你现在有了海外贸易、有了玻璃之类的新兴产业的工商税，有了锡兰的肉桂槟榔，如今腰包抖了起来，翻脸不认。
当初把考评和盐税绑定，不就是因为前朝盐政崩溃，你想收钱吗？
既是绑定考评，你当大家科举千军万马杀出来，都是为百姓来服务的啊？不还是为了升官发财吗？既是为了升官发财，那自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
也别装的现在多震惊，要不是弄出来海外贸易让你收着钱了、要不是北方战争结束了、要不是能用别的办法借到钱了，你敢动盐政？
这本质上和土地税三十税一没有任何区别嘛。难道皇帝都是傻子，真不知道这么搞，地方财政根本不够？
真正明白这里面改变的，全都不做声。
不明白这次盐政改革、运河改革到底本质是什么的，这时候还是老一套思维，顺着皇帝的话，说起来地方吏治的问题。
但也没啥用。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除非不收盐税了，否则的话，官盐地方要是不督办、不和考评挂钩，最多十年，朝廷要是能收上来现在一半的盐税，那就真是见了鬼了。
不过，这一次刘钰倒是真的没有腹诽。
在听完林敏论述“江西官盐为什么只能卖50%、江西南部几府的官盐为什么彻底崩溃”之后，心想，贞仪说的果然没错，这两淮盐政使未必就不支持重新划分盐区。
关于盐政改革的事，田贞仪和刘钰分析过和改革派的盟友关系，就说过这件事。
田贞仪说，两淮盐政使的政绩，不在于两淮卖了多少盐，而在于官盐比例。
哪怕把湖北、湖南等都砍了，只要剩下的地方，两淮盐政使能确保100%的额度销售，那么这就是两淮盐政使的政绩。
哪怕把各省都并进去，两淮盐的销售总量上去了，但相对于计算的销售额度却只有70%，那么也是两淮盐政使的责任。
这是假设林敏是个为自己前途着想的推断。
假如林敏内心真的是个为百姓着想的，那么他就更应该支持重新划分盐区的大改革，让吉安府那种地方吃两淮盐、让当年陆逊火烧连营的地方不吃四川盐却吃淮南盐，明显就是对百姓不利。
林敏不是全国的盐政总督，大顺也压根没有个全国的盐政总督。
既把持住这一点，田贞仪便告诉刘钰，改盐区的事，是完全可以拉改革派做盟友的。
现在林敏虽然没说的那么直白，但拿吉安府从广东盐区划到两淮盐区这件事坐例子，潜台词也就非常明显了。
片刻后，和那些思想还没转过来、没看透问题本质的官员，扯了好久吏治问题的皇帝，终于发话道：“既是这样说，那吉安府等地，应该重新划分盐区才是。而江西也要在盐区上进行拆分。”
“北边吃两淮盐，南边吃闽粤盐，如此，百姓得利，商贾得便。”
“那也既是说，按你们的意思，淮南盐政在江西的问题，既不在生产，也不再总商制度，只要重分盐区，就可解决。”
“兴国公，你既力主淮南垦荒，这两淮盐割掉吉安等州府，也可使那些盐户垦荒，不至于盐户无业，倒也正好。”
“但淮南盐政的试点，选在江西，便不好说了。那江西该怎么改？这试点又该现在哪？”
很多人心里其实也都有了答案，那就是湖北。
淮南盐的两大问题省份，一是江西，一是湖北，都是销售额严重不达标的地方。
江西的销售额只有50%，湖北的销售额也没好到哪去，只有70%。
而且鉴于湖北太远，经常会出现诸如“沉船补斤”、“淹销补运”之类的糊弄傻子的情况。明知是糊弄傻子，还得捏着鼻子认了，只要别干的太过分就行。
朝廷手里也没盐，也没运输能力，不捏着鼻子认，非要明察秋毫，明天就得给你弄出来个“百姓无盐、民怨沸腾”。
然而刘钰这时候却不提湖北的事，而是进言道：“陛下，臣以为，江西暂时无需考虑。”
“哦？卿言何意？”
刘钰忙道：“臣以为，江西要改，就要大改。小改之下，折腾来折腾去，反倒麻烦。”
“而且，不管是四川井盐、还是东海晒盐，实质上本朝已经通过发展技术，解决了历朝历代都困扰的‘生产不足’问题。”
“既然和历朝历代的情况都不同了，臣以为，这盐最好就是在生产端收税。”
“只要大型井盐工厂、大型晒盐工厂发展起来，即便在生产端收税，私盐也必死无疑。”
“臣以淮北晒盐大厂为例，就算直接在生产端征税，也比不征税的淮南盐便宜。”
“所以，既然如此，朝廷应该一改历朝之经验，设置盐政总管。直接隶属于户政府，协调各处盐政。”
“至于盐区划分之事，这就是日后设置盐政总管该规划的事了。”
“而要不要这么改，这么改行不行，淮北的橘子到了淮南是不是仍是橘子，还是要来一场试点改革。毕竟盐政事大，乃朝廷重要税源。”
“牵扯之大，要改就要大改。大改到底能不能行，正要明证。既然江西不足以为证，那除了江西，淮南盐区各地，随便选。”
他把话这么一怼，所剩的选项就更少了。
他底气满满，反对的再傻，也不可能说，哎，那你先在江苏、安徽试试。
那样的话，还不如直接放弃抵抗，任其改革就是了。
江苏、安徽是送的。江西压根就是个坑。那剩下的地方也就真的呼之欲出了。
现在反改革派已经被刘钰逼到了墙角。
拿盐户说事，刘钰在搞垦荒，试验性的垦荒颇见成效。淮南盐政改革，道德制高点的“小民生存”，其实已经被刘钰掐住了。
拿效果说事，淮北盐改，贪废运河之功为盐改之力，淮北的官盐销售额明年稳定下来翻倍是定了。
现在唯一能拿出来说事的，也就剩下偏远地区的盐市场稳定了。
皇帝便趁势问道：“既然兴国公由此信心，那么江西盐政事，暂且先不动。诸卿还有什么说法？”
半晌，也没人说话，皇帝便道：“如此，成功与否，看两件事即可。”
“其一，百姓是否得利？所吃之盐，是否降价？所需之盐，是否满足？”
“其二，以过去数年湖北官盐之实效额，相对改革之后销售额之比。”
“除此之外，既说淮南垦荒，那么垦荒和盐政相辅相成。”
“那就还要加上一条，要保证淮南盐户生存。诸卿可还有什么要说的？”
群臣中，林敏站出来道：“陛下，臣有话说。”
得到皇帝允许后，林敏咬咬牙道：“凡所改革，必有得利者、必有失利者。”
“兴国公若行改革，变路线、变法度，变生产地。所牵扯者，又何止盐户？”
“除去盐户，依托盐商为生者，何止十万？又兼其父母妻子，不下五六十万。”
“地方府尹，州牧、县令，均无手段处理此事。此前所未有之变。”
“此事，必要公卿出镇，总领全局。否则，单单考评一项，便使官员胆怯心惊。”
“其中痛处，必要朝廷拨银以暂缓。朝廷拨银，又必不可分诸州府，必要有人总管、规划。”
“臣斗胆直言，谁出镇总领，谁担此责任。非公卿身份，镇不住、担不动。臣为两淮盐政使、江苏节度使，但臣反对兴国公的变法手段。国公执意要行，国公总领担责。”
“臣不贪其功，但亦要权责分明。虎兕出于柙，典守之责也。可若因变法，而至淮、扬衰败，典守之责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政不通。”
林敏知道在朝会上这么讲，是不太好听的。
但他也没办法了。
当初在船上，刘钰试探的那几句话，把他吓到了。
他倒不是怂了，而是明白自己已经被皇帝给坑了。
这时候这边的事就必须要办成了，所以需要一个授权。
他是改革派，但改革的设想可绝对不是按刘钰那么改。
很明显的，照着刘钰之前明里暗里的那些言论，只怕这次改革非要出大事不可。
这事和废运河可不一样。废运河，不但流血了，而且流的还不少，单单是各路香教无为白莲，就抓起来不少人。
但，废运河是皇帝直接背锅的。
那是皇帝拿着东北、西北、日本的几场大胜的威望，在赌。
没这几场威望压阵，皇帝都背不动。
林敏这样的改革派之前跳的太厉害。结果真办事的时候，发现自己以为已经是很激进的改革了，到头来其实只是个弟弟……哪个之前在朝堂里嗷嗷喊着改革的人，想过要直接废掉淮南的盐业，搞经济转型种棉花？
这也太吓人了。
既然已经被皇帝给坑了，这时候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要让刘钰名正言顺，否则和地方势力地方官的扯皮都扯不起。
第七四五章 坐庄（上）
林敏说刘钰手段粗暴，这也不是啥忌讳，朝堂上哪个不知？
皇帝压根不是很在意这些，皇帝嘛，搁后世的标准，有一个算一个，枪毙都不冤。
前朝宪宗给于谦平反，评价算还行的，《宪宗实录》不也记录过【率汉、鞑官军，分路抚捕……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薙之……】
草薙禽狝，草薙者，割草也，茅草要过火嘛。这么干不也因此大功，授太子太保、谥襄毅。
大顺也快了，贸易中心改变加土客矛盾的岭南，早晚要出事。
之前刘钰顶着50%的死亡率往南洋送人，这罪恶也差毬不多了。
刘钰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醒，大顺新兴资本家的总后台、总头目、总黑手。
正因为他相信自己根本解决不了土地问题，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便只能创造条件、营造基础，等待将来觉醒的人民用澎湃的力量高举义旗，新阶级领导下抛弃小农局限性的枷锁，把李家王朝和旧时代一起埋葬，解决最终的土地问题，靠着之前积累的底子完成工业化。
皇帝对其自己的定位也非常清楚，封建头子。
如今是新顺，是高悬霸主鞭的黑手；可不是当年反抗时候漫卷的农奴戟。
皇帝还能听不明白林敏的潜台词是什么？既要改革，扬州数万甚至可能十数万依托盐业为生的人，生计生活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朝廷又没足够的钱，保证他们的生活和以前一样不下滑，肯定是要出事的。
皇帝知道刘钰的“五年平淮”计划，对于废盐垦荒一事，在淮北盐业改革大获成功之后，皇帝已经坚定了想法。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皇帝现在花惯了海关、贸易带来的金银，让他缩手已经很难了。
大顺这几年的正经收入，不包括抄家、报效什么的，但要算上内帑收入，土地税所占的比例，已经逐年降低，如今只占到70%左右了。盐税配那些关税、乱七八糟的买扑费什么的，占了剩下的。
这倒不能证明大顺的工商业在总生产中的占比已经很高，只能证明大顺的土地制度极端不合理，土地税收根本收不上来多少。
况且，现在棉花问题，也确实成为制约大顺向东北移民的重要问题了。
东北不是西域，种不了棉花。
海参崴那边之前报了个好消息，说是用日本的白毛稻红毛稻改良，已经可以尝试在东北种大米了
当时以“祥瑞嘉禾”名义送来的消息，皇帝还有点不太相信。命人去彻查之后，才意识到，那破地方居然真的能种大米？
大喜过望。
这可是件大事。
之前过了松辽分水岭再往北，其实是种不了玉米的，之前尝试过，种植失败。
而刘钰向北扩张，靠的是抓的哥萨克，推广的种黑麦。
基本上是靠着黑麦和土豆，在往北挤。
几十年前，在遥远的美洲，发生过一件事，叫塞勒姆女巫审判案。
大顺在向北扩张之后，因为依靠黑麦和土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然不叫女巫，而是类似于大仙上身之类的，弄得人心惶惶。
原因都差不多，黑麦麦角毒素中毒，幻觉加癫狂痉挛。这玩意儿就算有人解释，用处也不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吃黑麦，要是能吃大米就最好了。
大喜过望之后，皇帝又迅速转入了担忧。要是能种大米……高兴之余，还要抓紧时间往北边移民，堵死朝鲜那边向北扩张、逃亡的路。
朝鲜人可也是会种大米的。
前朝的教训让皇帝至今心有余悸，绝对不允许再出现类似的女真崛起事件。
而要往北方继续移民，既需要大量的棉花，而且是便宜的、能够方便运输到海边港口城市的棉花。
伴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也被带动起来了。
松辽分水岭以南，围绕着大豆、小麦等粮食贸易，一条依托辽河与海运为运输方式的、粮食商品化的经济带已经逐渐建立起来。
从通江子到营口，号称“八百里间，帆樯衔接，艨艟万艘”，涌现出一系列的城镇。
虽然这些城镇修的地方，都在河边，铁路时代一开启，现在兴盛的这些城镇就会如此时的淮安扬州一样经历衰落。但此时嘛，水运还是唯一站得稳的大宗贸易品的运输方式。
夏季行船、冬季利用水面结冰做免费天然的高速公路，配上新作物的种植、棉花普及、江苏工商业发展、日本开埠等等，松辽分水岭以南，已经基本彻底成为大顺的基本盘了。
而松辽分水岭以北，大顺按照刘钰的思路，走的是海运“画地为牢”的方式，沿着河流一点点先把海边、河口等地占了。
经过这些年的移民，移民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
人去了，可以给人做雇工、做长工，或者做佃户，人口越多，移民成本也就越低。
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得起貂的。
棉布配棉花做的袄裤，才是移民的主流装备，而三五斤棉花才能塞一条稍微能御寒的棉裤，一亩地现在也就产个十几斤棉花。
大顺之前多方征讨，朝鲜、日本相继有限度的开埠。而不管是朝鲜，还是日本，都是没法种棉花的。
东北移民的需求、朝鲜日本对棉布的需求、松江府海外出口的需求，都使得大顺急需一个棉花产地。
大顺从荷兰人那接手南洋后，大顺的棉布要迅速挤占印度棉布的市场，这也使得棉花需求激增。
这些，就是刘钰给皇帝的，要改变淮南经济结构的理由。
理由逻辑就是：首先，那是一片荒滩地。
其次，辽东地区的开发和海运兴起、南洋大米的输入，使得大顺的粮食危机没有那么迫切了。
而辽东能种粮食，但是种不了棉花。
所以，用辽东、南洋、虾夷的粮食，换江苏推广种棉花。这样，也不用担心百姓皆种棉桑而无食。
甚至，刘钰直接在搞粮食进口免税，使得粮价一天天的往下跌，江苏作为海运贸易冲击最严重的地方，“米贱伤农”的问题已经日趋显现。
米贱伤农怎么办？
要么，强力的国家机器出面调控，搞平粜。
要么，米贱伤农，种棉花，换大米，使小民得米贱之利而无米贱之伤。
皇帝想了想大顺的国家机器能有多强力后，果然选择还是去种棉花吧，大顺哪有能力调控米价。
当然皇帝也是存了一些小心思的，江苏已经成为了大顺的钱袋子了
如刘钰之前说的在黄河以北开煤矿，走海州海运去松江府来控制江苏的道理类似。
粮食是比煤更重要的东西，皇帝觉得若是让江苏完全不能粮食自给，倒也是好事。到时候，敢有什么动静，把粮食一掐，保准老老实实。
再者如今京城所需漕米粮食，或来自虾夷、或来自南洋、或来自辽东。废弃了运河之后，凭借海运能力，其实江苏产多少粮食，对大顺来说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
克服了这种刻舟求剑的惯性之后，剩下的很多道理也就想通了。
刘钰的改革，有他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三观和逻辑。
皇帝当然不可能认同这一套三观，但支持刘钰的改革设想，因为刘钰有一套专门用来“忠于陛下、加强皇权、利于社稷稳固”的逻辑链。
他给皇帝说的理由，和他真正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完全不一致。
当然皇帝也不可能一点不防着刘钰，信任归信任，该防备的还是要防备。
皇帝能够放心让刘钰在江苏折腾，因为皇帝有自己的打算，也有自己可以掌控全局的准备。
他改元惟新。
这一次改元，除了显示变革的决心，还有个小小的副产物。
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恩科了。
改元开恩科，简直是名正言顺到不能再名正言顺了。
开恩科，也就不需要非按照制式的考试方法来选拔人才。
皇帝可以拟定题目，通过这一次改元恩科，选拔一批皇帝想要的人才。
这些人才不是学新学的，而是正儿八经地科举取士，恩科也是科嘛。
题目皇帝早就想好了。
废运河之利弊。
盐政改革之利弊。
盐税收还是不收、国家税收的意义。
这些恩科拟定的题目，就是个大坑。
看起来，好像是皇帝要以恩科方式，展开士大夫的几天大讨论，这些到底是对是错。
实则，皇帝眼里，读书人阶层关于海运河运、盐税无税的意见，就是个屁。
他只怕两种人。
失地小农。
类似矿工。
皇帝心里有非常确定的答案，恩科弄这些题目，就是为了遴选出一些符合皇帝想法的人才，再把这些恩科人才扔到江苏。
为什么不用新学人才？非得从科举里面选？
因为新学人才不能做官、武德宫出身的那边已经不少，暂时有些失衡。而正统科举出身的，很难说是否能快速适应江苏省的一系列变化。
他要塞进去一些恩科出身的，平衡一下。
之前跟刘钰说，不要人亡政息，让刘钰整理出一套班子框架，然后正规化。
那么，正规化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刘钰的幕府班子。
恩科所取之辈，皇帝准备都扔到江苏当贰佐官，多学、多看、多琢磨。
等着刘钰把脏活、带血的活干完了，刘钰就可以回京“休息”了，到时候恩科出身的这批人，真正皇帝提拔出来的、支持改革但又和刘钰的“道”不同的人，就可以接手了。
不管是南洋，还是江苏，皇帝都是用这种办法。
而且是明着用的，刘钰也是压根就明白的。
两边都明白，而且完全了解这就是为了将来摘果子夺权，心照不宣，这就叫君臣信任。
靠着刘钰主动放了军权、靠着松江府大营的两万良家子驻军、靠着海军扩军皇帝提拔的军官成长起来了、靠着威海卫旅顺卫两大军港的主力舰队军官替换、靠着这种换血替代的明招、靠着刘钰只有幕府而又不能开府的名不正但借君之权而行事，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完全撑得起“五年平淮之大权”的。
第七四六章 坐庄（中）
林敏的请求，以及提前说穿的改革必然带来动荡等问题，让皇帝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问道：“诸位爱卿，依你们之见，这盐政、淮南、淮北、苏南的变法，怎么算是成功？”
这个问题就挺难回答的。
反对改革的人还真就没法说。
如果论税收、财富、财政这些明面上能见得到的东西，他们可不想提。提这个，和认输没啥区别。
而空谈义理呢，又因为前朝末期的变故和反思批判，也没法只是空谈。空谈多了，被人耻笑。
刘钰搞钱的本事，朝里都看的到。奇奇怪怪的手段用出去，就是能搞到钱。
若指望他搞得民不聊生，也难。海运兴起，江苏一地，流民还没等起事呢，先被赈济之后往南洋扔了，压根没机会。
只要有钱，海军听话，南洋在手，舰炮能吼，江苏海运这么方便，怎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流民？
百姓吃盐降价？
这个更不能提了。
那怎么算是成功？
怎么算是失败？
朝堂上反对变法的人，一大主要原因，是反对刘钰主持变革。
刘钰下手太黑。
他是真敢推广十一税、清查田亩的。
苏南已经被他折腾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扩散到整个江苏，日后不敢想象啊。
万一皇帝真的脑子抽了，不守承诺，真要在全国推广变法，这可咋办？
恨得牙根痒痒的地方，就在于运河一废，民间的负担大大减轻，使得很多改革具备了条件。
朝中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欲治河，必废漕。
不知道的，都是装不知道。
而知道的，就很清楚，运河已经废了，治河之类的支出、民间的摊派税收、劳役等等，都会大规模减轻。
朝中所有人都知道，朝廷国课正税，从来都不是民间苦难的根源。
那些杂税、杂役、摊派、地主的地租才是。
刘钰真要是下黑手，就现在这个条件，江苏还真就不容易爆出来大事。
变法是好是坏，总得有个标准。
有了标准，支持者说，改革会变好；反对者说，改革会变坏。
这就不是空谈。
可标准到底是啥？
支持改革派不需要说话。
反对改革派不知道该说什么。
许久的沉默后，皇帝遂道：“罢了，盐政一事关系甚大。兴国公虽然素来于经济一道多有手段，但终究非是小事。”
“这盐政改革，既然江西你们觉得不行，想必安徽、江苏更不行。”
“既这样，湖北如何？”
“湖北行销甚远，人口又多，若是湖北都能民得其利、国得其税，那这件事也是实在没有在讨论争辩的意义了。”
“诸卿以为如何？”
刘钰自无不可，还有些阴阳怪气地说若是定在江苏、安徽，自己还感觉胜之不武呢。
皇帝是以退为进，现在已经退到这里了，其余反对改革的也就真的无话可说了。
这里面，真正知情的如皇帝，则清楚自己假意后退的根由，就是认定湖北一战一定能赢。
现在先退一步，湖北一战只要赢了，不但是朝堂上再无法反对，原本的大盐商也必然元气大伤，到时候整个淮南盐改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皇帝再看看其余大臣，反对盐改的大臣这时候也只能同意，都已经被刘钰骑脸到“别处胜之不武”的程度了，再争下去就真的是自取其辱了。
虽然看起来好像没回答林敏刚才所陈奏之事，但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如果湖北这边的试点改革成功，那么整个淮南盐政都要大改。而到时候，自然会让刘钰出镇负责，林敏自副之，刘钰担责任。
如果湖北这边改革不成功，那么淮南盐改也就宣告结束了。淮盐盐改结束，垦荒什么的，也就根本不存在了。那么林敏担心的那些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然而，刚才还担心淮南盐改改的过于激烈、会出大乱子的林敏，这时候竟然又再奏道：“陛下，臣以为，治国大事，不可意气。”
“臣以为，盐改垦荒之事，利国利民。臣只是担忧国公手段粗暴、行事激进。”
“可臣也反对一点不改，臣亲眼目睹了大晒盐场产盐之术，也研读了前朝徐光启的垦荒疏……”
“臣以为，就算湖北失败，也应继续改……”
皇帝面无表情，听完林敏的陈奏，心道这倒真是个可用之人。但其中机密，你既不知，哪里知道刘钰在湖北已经胜券在握？
朕焉不知盐商手段？奈何其手段再高，终究还是那几样。
无非沉船、点火烧仓、制造恐慌、飞升盐价、待后续买入囤积等等。
难道还能玩出别的花样吗？
不足为虑。
“林卿心存社稷，朕心甚慰。但此事已决，无须再议。”
“既是拿不出反对变法的理由，变法一派说的好处如国税等反对者又不认，朕也无奈。”
“争来吵去，到头来争的是什么？争的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种争辩当于书院，不应在朝堂。”
“你说国库增加收入是对；他却说仁义道德才是对、国库增加收入不能作为治国的标准。”
“那这怎么谈？”
“既无法谈，那就不如各退一步，效当年西洋传教士和本朝士大夫历法之争，大家都认，那就愿赌服输。”
“散朝！”
皇帝像是憋着股火一般，气冲冲地宣布散朝。
但其实才转过身去，脸上那股仿佛憋火一样的神情就散去了。
然后给近侍提了一个非常古怪的要求。
“去寻个骰子之类的赌具。”
近侍虽然大为不解，但还是立刻去办。
很快，皇帝办公的地方，桌上便多出来一套精细昂贵的赌具。
皇帝没有批阅奏折，而是提着骰盅哗啦啦地玩了一阵，一直等到有人觐见。
他也没有把赌具收起来，就那么放在桌上。
前来觐见的史世用叩拜之后，也不敢抬头看皇帝，自然也就根本不知道皇帝身前的那套赌具。
他是被皇帝召来，也知道肯定是询问关于盐的事。
“湖北那边的情况如何？你都摸清楚了？”
史世用忙道：“回陛下，基本摸清楚了。湖北私盐，有半数，都源于运铜船。”
“铜船之内夹私，沿江而下，在湖北各处售卖。”
“除铜船夹私之外，夔州各地的井盐，也只能靠官府严查。但地方官一来认为严查导致民不得业、二来也多有好处，是以查的也不甚严。”
“兴国公叫我等去找私盐贩子，也是找到了许多。湖北各处，这些私盐贩子均可抵达。道路通畅，并无障碍。”
“湖北盐价颇贵，走私横行。如今盐引数，虽然能销七八成。但孩儿军多方暗查，引数恐不真。若全然算引，所销官盐，恐怕也就六成。”
皇帝盘算了一下，又问道：“淮北盐场，你也亲眼看了，观感如何？”
“回陛下，着实骇人，实难诉说。一处盐场，各种配套的池子，不下十五六个。这也确实不是小户所能承担起的。但其产盐，也着实多。无论是成本，还是产量，都实实在在不是淮南盐户所能比的。”
“而且，只要追加投资，很快就能提产。那些投资商也多盼着能够增产，朝廷把持收购，池子多寡能产多少盐，也都有据可查。”
说到淮北盐场的见闻，史世用又不得不说起来淮南盐场的一些事。
“臣派人于淮南暗查，方知私盐之乱。”
“包地的场商，派人沿途放哨，白天点烟、夜里放火，传递信号。”
“巡查若来，刚才出城，那边已经知晓，早做准备。巡查之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终究面上看也无私盐，便也罢了。”
“逃避榷场盐税，纵然这盐比之淮北晒法贵出许多，但也依旧同样在淮南的榷场官盐便宜。”
“小盐户苦不堪言，或卖身投靠大场商，或因放贷薪资等多欲逃亡。所得利者，还是那些有资本买柴、有销路私下卖盐的包场商。”
“臣也专门去暗查一些盐户，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垦荒。他们皆愿，只是苦于朝廷禁垦，又有专门的巡草巡林。”
皇帝需要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掌握下面的情况，史世用的回答和别的渠道的回答基本一致，遂颇为满意地点点头。
今天就是下了个大鱼饵，等着别人上钩呢。
他连运河都敢废，力排众议，如何这点事就不敢拍板？
无非是给那些大盐商一丝希望。
现在闹成这样，湖北已经成为直接关系到日后盐政是否要全面改革的赌场。
双方都会被全部的本钱压进去的。
对面的本钱压的越多，皇帝赚的也就越多。
要不然，抄家啥的，名声多不好听。刘钰这是要把那些人压的本钱全都赢到手，还让皇帝免了个抄家的暴君名声。
这个看似是希望的希望，皇帝确信对面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况且……他还有眼看要输，掀桌不赌的权力。
想到这，皇帝拿起骰盅，哗啦啦地摇了几下后，志得意满地问道：“你既常在市井，必善赌。朕且问问你，若想赢，最重要的是什么？”
史世用愣了片刻，回道：“臣以为，无非两样。”
“其一，手段要高。这自不必说。”
“其二，本钱要足。若本钱不足，胆气便不足，未曾赌，便先输了三分。”
不想皇帝哈哈大笑道：“你错了！要想赢，最重要的，是当庄家。”
笑声中，皇帝心想，你便是本事再大、本钱再足，压了全部，掷了个最大。我这坐庄的，在你开了之后再改个规矩，说最大的输，你如何赢？
第七四七章 坐庄（下）
史世用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心中腹诽道：这哪是赌钱？按你这意思，手里有枪，直接抢不就行了，还赌什么啊？
皇帝飘了片刻后，便将那骰盅之类的赐给了史世用。
“你既得了，不妨去和兴国公赌几手，顺便把朕关于逢赌必赢的理解告诉他，也省的他压的太大而心慌。”
“和他赌上几把，叫他散散心，与你谈谈。待过几日你去汉口，如何办事也有裨益。”
史世用叩谢，离了禁城，自提着骰盅去找刘钰。
既是皇帝有令，他也只能和刘钰来赌几局。
两个人奉了皇命，掷了几把后，史世用问道：“国公，陛下说这次稳赢，你大可放心。既是押注的一方，又是坐庄的一方，我就没听过这般还有输的。”
他随便一抖腕子，便掷出来一个状元，笑道：“市井间，这就是最大了。不过若有本事，非说这个最小，那便没得输。”
“我们赌钱，若想叫别人高兴，自然会摇的差一些。毕竟规矩最大。”
“现在想来，这不是本事。真有本事的，是开了骰盅之后，自投出来个一秀，我却投出来个状元，这时却说规矩改了一秀比状元大，一秀赢。这方叫本事。”
刘钰举着骰盅哗啦啦地摇了半天，连个一秀都没掷出来，把骰盅往桌上一放笑道：“史兄，你这话说的一点没错。现在是旧有的规矩，改还是不改？自然，是坐庄的说的算。”
“但是吧，骰子投之前就定规矩，和投完了之后都掀开了再定规矩，是不一样的。”
“你说‘愿赌服输’这四个字，最重要的是哪个字？”
史世用想都没想，接过骰盅轻摇一下，随口回道：“自是‘服’字。我若是赌输了，自然服气。可他要是出老千，那自然是要剁了手指的。”
刘钰哈哈一笑道：“说的没错。所以，规矩还是很重要的。规矩定下来，你才能坐庄，每天都有人来你这赌，所以才能稳赢。可你要是自己坏了规矩，这次赢了，下次没人了，那就很难说了。对吧？”
正哗啦啦响动的骰盅停下，史世用停手道：“国公，这话怎么说呢……以我的浅见，就拿盐法来说，既是废了纲盐法，这本身就是在改规矩。只不过，你认为，新规矩下更好玩；而他们觉得，还是老规矩好玩。”
“或者说，你觉得，新规矩下，你赢面大；他们觉得，老规矩下，他们赢面大。”
“坐庄，固然是把规矩定下来，才能稳赢，而不是只赢一次。但关键就在于，这规矩该向着谁，这才是大事。”
“有句话，说出来可能有些大罪。但，天下的规矩就在这摆着，谁支持这个规矩，大家就让谁坐庄。所以，本朝之前要均田免粮，后来也不得不保天下。”
“啥是天下？我读书少，可也知道老夫子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天下，就是规矩。”
“保天下，就是保规矩。身体发肤的规矩、科举的规矩、衣服的规矩、土地的规矩、盐的规矩、本朝保了规矩，所以天下人让本朝坐庄。”
“在这个规矩下，愿赌服输。盐商来来回回换了好多波，可规矩没变。大家都不怨恨，愿赌服输嘛。”
“如今要改规矩……所以说，事就难办。”
这话，史世用说的也没错。
但史世用是大顺人，所以他觉得，是天下的规矩，大顺是当时唯一一个有能力保这规矩的人，所以坐庄了。
然而，刘钰不是大顺人。
所以，在他看来，这天下的规矩其实没那么复杂。
至少，史世用说的，身体发肤的规矩，这明明是大顺这边赢了之后，愣生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才塑造出这么一个觉得这规矩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是，实际上，刘钰知道，在另一段历史中，这个规矩，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至少士大夫地主阶层是不怎么太在意这个规矩的。
否则，很多事就解释不通了。
甚至，大顺当年也完全没机会搞道德羞辱，挂个微管仲的牌匾在奉祀侯府了。
刘钰笑着接过了骰盅，从里面只取出了一枚骰子，然后道：“史兄，大规矩、管着小规矩。”
“现在，我定个玩法。我说，就这一个骰子，点数大的就赢、小的就输、一样的算平。”
“那我只要保证我能把把掷出来个六，我就需要保护好这个大规矩。”
“若没有这个大规矩，那就有些麻烦。”
“这把我掷了个六，你掷了个五，我说六比我大。”
“下把我还是掷了个六，你却掷了个三，我再说六比三大。”
“那你说旁边那个看眼的、暂时还没押注的，是喜欢直接立出来个明明白白的大规矩呢？”
“还是喜欢零七八碎的小规矩，哪怕赌的多了，这些小规矩可以总结出一个大规矩，但终究没有立下这个大规矩，便让很多人心里嘀咕。”
“心想，看起来，好像是点大的就赢。但坐庄的没说这句话，谁知道下次规矩是什么样呢？”
刘钰又拿起另一枚骰子道：“除了我这边开局外，旁边也开了一局，但旁边的规矩就非常明白，有大规矩、有小规矩、各种规矩全都明明白白的。”
“那你说，你是去那边赌？还是来我这边赌？”
史世用看了看这两枚骰子，笑道：“那自然是去那边赌了。”
刘钰拊掌道：“所以说，这一次盐政改革，放在湖北，关键的问题，不是我掷出个六、他们掷出来个五。”
“这么说吧，我有十足的把握掷出来个六。并且我确信，他们只能掷出来个三。”
“所以，这一次的关键，是立出来一个大规矩。这个大规矩，不是为了这一次赢的，而是为了更多的人跑这一桌来下注。”
“这一次湖北事，是工商业的商鞅立木。是立大规矩的。”
“绝对不要玩成张仪欺楚。”
商鞅立木和张仪欺楚的区别一说，史世用联想到刘钰一直以来的态度，恍然道：“国公的意思是说，旁边那一桌规矩明确的，是土地？而这一桌工商业，规矩一直不明确？所以，有钱的都跑那一桌去赌了，来工商业这一桌赌的人极少。”
“只要坐庄、开桌，那就稳赢。所以，定下规矩，并且保证这条规矩，才是坐庄的人必赢的办法。坐庄的输赢，和赌术、赌本，都无关系？”
刘钰笑道：“史兄，我问你个事。我要行的盐法变革，你也知道。但是现在规矩简陋，很多漏洞。”
“比如有个非常明显的漏洞，我若有钱，我就把所有的盐都买下来。我也不吃，我也不卖，我就叫别人买不着盐。毕竟，湖北不产盐，就算淮北开足铁牛提卤，晒出来堆积如山的盐，但也一时半时运不到汉口。”
“当然了，这个漏洞是可以补上的，定个规矩说不准这样。但现在，我故意没补这个漏洞，他们就钻这个空子，就使劲儿买盐，就不让别人买到盐，导致缺盐。我也不管，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史世用多少读过书，知道这件事往大了说，涉及到昭公六年那桩著名的争论。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法律要是写的明明白白了，那么肯定就有人老琢磨着钻法的漏洞，按照那场争论的说法，这是鼓励每个人都做坏人。
但史世用知道，刘钰今天说的这个，和这么大的话题无关。
在他看来，刘钰压根不关心这么大的事，而是一直琢磨着让资本往工商业上跑，而不是往土地上跑。
虽然其实和那个刑不可知的争论差不多，但又不一样。
刘钰说湖北盐政改革，是工商业的商鞅立木。
说开赌场的、坐庄的想要赢钱，既不需要赌本多，也不需要赌术好，只需要一个规矩立在那，坐庄的维护这个规矩，那就必赢。
重农抑商的根本逻辑，要和“禁商有田”这个一直以来的想法配合在一起看。
商人积累资本的速度太快，比种地快多了。而土地私有、土地允许买卖，商人兼并土地的速度有多快？
这个问题，是刘钰解决不了的。
他很清醒，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修修补补，他拼尽全力、拿出几百年的见识，最多也就能保证几项收益高于土地投资的工商业项目。
并且还要用尽手段，让工商业获得的高额利润，不要去投资兼并土地赚地租这种会导致自己挂路灯的事，用尽办法往外走。
史世用尚在琢磨的时候，刘钰又道：“有些事啊，治不了本。土地兼并之弊，明末时候，诸多大儒都讲的不需要再讲了。之后颜李之学，也讲均田。”
“但，《淮南子》有句话，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算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
“土地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可能有时候收益不高，可能今年赔了，但平均算下来，终究是赚钱的，所谓有余也。”
“而土地那边的规矩，可是明明白白的。一点错不了。哪怕你想兼并土地，也得按着这个规矩来。”
“在这个大规矩下，灾年买地、放贷收地……也包括啊，秋天时候去人家地里放火让他欠债用地抵押；旱天的时候掘断水渠，让他颗粒无收，然后借债买地。等等、等等，甭管用啥手段，我就问你，这地契连本朝开国，是不是也得认？”
史世用点点头，这话倒是不假。
土地兼并的手段很多。
但是，土地地契的规矩，是大家都认的。哪怕大顺当年造反，九宫山之后，也是保这个规矩的，虽然有很多稍微偏向性的政策，但这个基本的大规矩是绝对认的。
认了这个大规矩，才有资格和士绅地主讲天下、汉人。
不认这个大规矩，结果就是如同历史上喊出“减租减息、永佃不变”的福建田兵那样，汉人地主带着满清鞑兵联合围剿，杀个精光。
而在这个大规矩之下，投资土地成为了第一选择。
所谓：
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
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
虽有强虐之人，不能竞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
千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
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无可问。
独此一坎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
这么深刻的觉悟，是这边独有的吗？
并不是。
1720年的泡沫爆炸之后，法国那边也有人这样想过，得出的结论，就是投资工商业，完全不如投资土地保值。工商业投资可能会爆炸，但土地炸不了，最终手里还是会有一片土地。
当然，大顺这边更愿意买地的原因，不止此一项，还有很多原因，很复杂。
但，土地的法、土地的契，是执行的相对来说最严格的法、相对来说最认可的契，这是没问题的。
“制民恒产”大义加身，阜宁县土改，也不敢用“制民恒产”这个大义，搞三十年赎买之类的空想。
而是，刘钰下套，用“克扣河工款”这样的大罪名，杀的人。土地是抄家之后，再分给百姓的。
小农是小资产者，他们不会背叛自己的阶级，他们认可的最终还是私有下的法权，只是希望有人把他们头顶上的人拉下来而已，但绝对不支持把他们脚底下的经济基础法权制度都改变。
这样的经济基础，铸造了大顺最稳固的上层建筑、道德法律。
也就是最稳固的地契、相对来说最严格的土地规矩。
就像是两个赌场。
一边是土地。
一边是工商业。
土地那边的规矩非常稳、非常明确，赌客也就都喜欢往那边跑。
虽然，大顺的工商业要发展，有诸多诸多的问题。但，一个稳固的规矩、一个愿赌服输的规矩，也是可以略微吸引一点资本往工商业上跑的。
现在刘钰真的是蚊子再小也是肉，他要尽一切可能，在不敢、也没能力动大顺土地制度的情况下，把资本往工商业上拉。
大盐商破产，不会让工商业兔死狐悲。愿赌服输嘛。
大盐商在大顺朝廷不由分说抄家之类的打击下破产，工商业才会兔死狐悲。
盐引总承包商不是什么好鸟，刘钰也没想着和他们讲规矩，真要是自己玩砸了，他丝毫不介意直接动军队。
但只要还没有彻底玩砸，他就需要制造一种假象：定下的规矩之下，愿赌服输而已，老子没有掀桌。
如果这种假象实在制造不下去了，他丝毫不介意掀桌，让他们尝尝封建帝国的铁拳。因为淮南产业转型更重要一些。
这就和他在淮北盐改时候搞得“明票暗引”、“让合适的人拿到合适的票”一样。
他只是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是有明确规矩的假象，目的是骗人把钱往工商业上投而已。
正所谓积土成山嘛，不敢动根本的土地问题，只能是任何有利工商业的都要用，况且这也不是蚊子肉。
真要是玩砸了，不得不用封建铁拳的时候，那两淮盐商积累百余年的资本，可是未必会往新兴工商业上跑，而是更可能吓得埋地窖里、能买地就买地。
第七四八章 定性
湖北盐政，搞成商鞅立木，那是战略胜利。搞成张仪欺楚，那就只是战术胜利。
在单纯的盐政一事上，两种胜利，结果是一样的。
但对盐之外的工商业，那就大为不同。
史世用拿着骰盅来刘钰这，转述皇帝对于“坐庄”的认识。
刘钰则也希望史世用转达一下，坐庄是靠抽红来赚钱的，不是靠摆杀猪盘的。
哪怕明瞪眼的事，皇帝是把苏南当猪圈。
但刘钰希望皇帝明白，如今，还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还没到明末那种必须要用刀子收钱的时候，哪怕你心里当猪圈，也得有猪圈的规矩。
这才是真正的坐庄。
刘钰的明面身份，是大顺兴国公。
他只能负责把猪养大、养肥。
杀猪的时候，猪起身反抗，还是要看猪的本事，难道指望他来拯救、刀下留猪？
现在大顺的盐政改革，怎么定性？
本质上，是私盐泛滥、总承包商盐引制度、以及万历四十五年定下的盐业法权规矩，严重影响了大顺的盐税收入。
但是，大顺需要展示给工商业看的“本质”，假装是一场市场化的改革。
哪怕，皇帝压根不这么想、那么改革派大部分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盐税，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那些工商业者这么想。
大顺是很别扭的国度。
仍旧还是刘钰在淮北搞得“明票暗引”一样，如果完全放开票制，不搞暗引，那么大豪商垄断盐票就是合法的。
更进一步，比英国更快一步取消盐税行不行，完全只在生产端收税、朝廷不做任何的调控行不行？
不行。
因为英国四面都他妈是海，而且岛就那么大，生产和运输都能保证充分的竞争。
而大顺……就湖北来说，距离海边，赶上从伦敦到布拉格了。全面放开，就现在的运输能力、利息高度、周转周期，五年就会出垄断一省盐业的大商人。
一句话，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商业组织，在1857年工业革命之后解散，是正确的；而要是在1657年就解散，搞自由的散商制，谁都能去好望角以东，那能被荷兰葡萄牙把屎都打出来，英国在东方贸易里就只配吃屎了。
类似的情况，在大顺更为明显。
这种极度别扭之下，刘钰只能精心编织一个美妙的、虚幻的谎言。
骗商人们不要老把钱往土地上扔呀，其实工商业也有规矩啦，不要怕，只要你在这规矩之内玩，工商业的这些票据什么的和地契一样安全可靠。
所以湖北盐改要想不搞成张仪欺楚，就必须要给出明确的、且带有漏洞的规矩。并且在这个规矩之内，在商言商，用商人的手段打死淮南盐商。
坐庄的，直接下场去赌，并且愿赌服输。
本身，这就是给大顺工商业最大的面子，最有效的定心丸。
他要让大顺的“沈万三故事”，败于商战，而不是败给皇权。
至少，得假装是这样的。
…………
几天后，由皇帝的骰子所引发的意见，已经秘密传到了皇帝眼前。
刘钰在这封秘密奏疏上，用了杀人诛心四个字。
希望皇帝在湖北盐改过程中，搜集那些盐商的不轨行为。但是，只要没有违背规矩，就先不要处置。
等着这边胜利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
一来体现陛下之明察秋毫，早就知道你们玩这些脏手段。
二来体现陛下之宽容大度，你们玩这些脏手段，朕却跟你们玩明的。
三来就是让江苏的商贾放心，只要在规矩内玩，就是安全的、有保障的。不再把钱老琢磨着投入土地，尝试往工商业上多投一些吧。
皇帝对刘钰这封奏疏的批示，倒也简单明了，主题就四个字。
“此事在卿”。
皇帝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还是在刘钰玩的好不好。
因为，皇帝的目标不是守规矩，在他看来规矩并不是最高优先级。
最高优先级，是两淮盐政改革、淮南垦荒退盐。
如果刘钰玩的好，可以这么搞。
如果刘钰玩砸了，皇帝才不会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会直接动用暴力机器，把淮南盐商拔掉。
因为，淮南盐商，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不管是战争价值，还是紧急借债价值，都没了。
对皇帝来说，对他的统治无价值的大肥猪，就可以直接宰了。
刘钰这么搞，若能搞成，也算是给足了皇帝面子，免得落个“沈万三”的故事，传到后世又不好听。
能保住面子最好。但面子和里子，只能鱼与熊掌的时候，只能舍面子而求里子了。
在给刘钰坐了批复之后，皇帝又召见了林敏。
有些事，需要他这个皇帝来讲清楚，让林敏知道在那边到底该怎么配合刘钰，做好这个过渡期的两淮盐政使和江苏节度使。
召见之后，皇帝先问了林敏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吓人的问题。
“朝中都知，欲要治河，必先废漕。如今漕运已废，以爱卿所见，这黄河真的就能治住吗？”
林敏以为皇帝是要和他盐盐政改革的事，或者谈淮南垦荒废盐的事。
没想到皇帝问了这么个吓人的问题。
这问题根本没法回答。
皇帝见他许久不说话，说道：“你大胆说，朕要听实话。”
“回陛下……治不住。每年淤积甚高，至宋于斤已数百年。所堆泥沙之巨，实非人力所能治。昔日范公堤，今日已距海百里。”
皇帝嗯了一声又道：“那么，依你所见，若是现在黄河出了大事，本朝救灾可能救的过来？”
这一点，林敏也并不怀疑。
“陛下，臣言，今非昔比。”
“南洋米、辽东麦、朝廷如今手里能够管控的粮食，远非前朝可比。所能集结的财富，也不是过去所能比的。即便真有大灾，亦可救治，而不至赤地千里、流民千万。”
“修淮河一事，便如兴国公所言，这是一场救灾的总预演。能修淮河，也就证明朝廷还能救大灾。”
“粮食调度、财税调度、军队调度，这些都证明本朝江山稳固。”
皇帝笑道：“你发现没有，不管是南洋米还是辽东麦，是黄河、洪泽若出大灾，无论如何都威胁不到的地方？”
“如今江苏的天灾危险，只三处。”
“黄河、洪泽、海灌。”
“若江苏遭了灾，朝廷是能调来米救灾的。”
“可若江苏遭了灾，盐从哪调？”
“一旦遭灾，若只是水灾波及一省，以本朝现在的财力、运力、粮食产区海运，只要近海，便无流民百万、易子而食之事。”
“两淮盐税，三百余万，购买辽东虾夷南洋之粮食，亦足够赈灾所用。”
“但不要忘了，若江苏一旦遭了大灾，这盐也就没了。到时候，各处岂能不乱？”
林敏心下一惊，却也不得不承认，真要是江苏遭了大灾，首先影响的就是盐业。
悬在江苏头顶的三大灾，黄河、洪泽、海潮倒灌，只要规模够大，淮南盐必要受到极大的影响。
皇帝又道：“是以，兴国公力主，将盐场全都转移到响水县以北。”
“测绘队的人测绘后表示，即便黄河将来出了事，响水以北而至胶东，都无大碍。”
“兴国公的意思，就是关乎朝廷安稳的粮食、食盐，必要放在受大灾威胁最小的地方。”
“朝廷修一条从洪泽到大海的淮河河道，就已经费劲全力、数年积蓄。”
“而朝廷，无论如何是无法根治黄河的。这场灾难，早晚要出。”
“与其讳疾忌医，觉得无需考虑此灾。”
“不如未雨绸缪，仔细规划一旦出事，如何最大化救灾。”
“灾一旦发生，关键就在于救。”
“而能不能救、能救成什么样，又在于朝廷手里能掌握多少资源。”
“如果大灾的同时，盐税也废了、盐业也崩了、朝廷没钱了，那么这场灾可就大了。只怕原本死个百十万，竟最终要死个几百万。”
林敏冷汗直流，自己或许并没有讳疾忌医，但是也真的没考虑过真要是发了巨大的天灾怎么办。
按这个思路，就是这场大灾是迟早的、防不住的。大顺的能力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绝对不可能制服黄河，这是无需考虑的。
所以，既然大灾必然要发生，那么就要考虑救灾。
救灾的前提，一定得是朝廷还坚挺、还有钱。
现在，刘钰通过北上、南下两大战略，将大顺的“商品粮”基地转移了。靠着强大的海运力量，在救灾这一块上的粮食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而出了事之后，盐呢？
江苏缺粮食，可以用全国的粮食来救。
可江苏要是缺了盐，有用哪里的盐来救？
淮南盐占了大顺现在盐产量的一半以上，一旦出事，那就真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不只是盐税那点钱，而是会直接四处烽火，各处积攒的矛盾都会因为盐价飞涨而爆发出来。
皇帝讲完这些，又道：“朕岂不知，若将盐区北移，必有许多人失其生计？但正所谓，不谋一世，不足以谋一时。”
“淮南煮盐，土卤日淡；若行晒盐，淮南地势低，晒盐不能取土卤，必要近海，近海则多险。”
“且各处运盐，皆赖水道，一旦大灾，纵然海边无事，运盐道途皆毁，又将如何？”
“若兴垦，淮南无收，尚且用别处粮米接济。若兴盐，淮南无收，又去哪里弄盐？”
“是以，为社稷长久，淮南废盐兴垦，乃大策也、亦大利也。”
“无河患之虞的海州产盐；依托长江水道的松江府做中转囤积分派地；以海运为联络。”
“此虽大义、大利，然不可说与别人，以免恐慌。今日你知，不可再传他人，也应全力辅佐，行此百年大计。”
第七四九章 皇帝眼里的改革
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但实际上，在废弃运河、漕运转海之前，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
很多人都知道，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北方威胁始终存在。这种存在，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南方做经济中心。依靠漕运、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依靠两淮盐政，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
在这个体系之下，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治河必先废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有前朝的台湾事件、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喊再多也不敢动。
解决了海运问题后，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了所谓的“勿要讳疾忌医”的资格。
在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装傻，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
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但管杀不管埋，就明确表示，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准备救灾就得了。
在皇帝看来，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
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延续统治。
相对于赈灾这种“保守治疗且等死”；变革和扩张移民是“积极治疗且等死”。
这种意义上的转变，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
皇帝当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同样的事，在刘钰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结论。
比如。
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苏州织工罢业、松江府踹工歇业、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西家行会”对抗东家等等。
在刘钰看来，就是这证明……萌芽……发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来，那就大不一样。
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得出了三个结论。
其一：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非常容易摆平，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
其二：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反观明末时候，真正有威胁的，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粗略纲领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粮、均平天下、铲平不公、减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农、和各种矿工矿奴等等。
其三：这些工匠们更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惧和害怕那些工场主和东家，并且视他们为坏人。而工场主则因为打不过他们，也更需要朝廷的保护。同时也因为大顺农村的极端贫困，不管是工匠还是工场主，都对自己现在的稳定生活基本满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他这个皇权，可以用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工匠和工场主之上。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场主。
这种脆弱的、软弱的、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是成不得事的。并且他们是非常支持朝廷稳定的，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让工场主多发两个钱、过年割点肉送点酒就能解决的。
此辈，不足为虑也。
所以，皇帝支持苏南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处在工厂制之前的变革阶段期，真正能迸发力量的东西皇帝还没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这些人可以提供足够的赋税、海关收入、贸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过这些财政金银，遏制真正的有危险的东西。
再比如。
废漕运、改海运、修淮河、变盐业等一系列事件链。
在刘钰的视角下，是以苏北苏中为原材料产地、苏南为工业基地、南洋西洋为市场，催生新时代所必须的新阶级。
但在皇帝的视角下，又大不一样。
在整个事件链里，皇帝看到的是如下问题。
便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但是，钱和物资并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统治，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资，如粮食、盐、武器等等。
钱在稳定的时候，可以等同于物资。
但白银货币化，导致朝廷收税收白银，手里能调控的资源并不多。朝廷手里只有点粮食，但粮食也不多，而且一点盐都没有。
在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白银能够在想花的时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换取朝廷急需的各种实物。
即，大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通“钱——物资”的快速转换。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辙，有钱有时候也买不到急需的东西。
也就是说，大顺必须保证市面上，存在足够的流通的现货，且是大宗的。
在必要的时候，朝廷用钱能确保立刻买到这些大宗的现货。
这些流通的现货必须是流通的，但又不会对内部造成巨大冲击的。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就是日本、朝鲜、南洋，以及一些再加工产品。
必要的时候，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换个地方即可。
比如，刘钰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
本质就是动用了白银，买走了辽东、虾夷、南洋等地市场化的、非小农的大型种植园和农场的粗粮，很多粗粮是用来酿酒卖的，所以有充足的现货。
并且，如果一旦本国缺粮，大顺的海军可以迅速动员，以日本和南洋市场为主的虾夷农场、南洋稻米种植园的粮食，快速运回国内。至于日本和南洋缺粮，反正影响不到皇帝的统治。
大顺解决了“白银和物资”快速转换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皇权的力量，加强了统治。
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实物税”，那么怎么保证钱能买到东西就是大顺统治下去的精髓。
要么，退回白银货币化之前的收实物税，加大百姓徭役、运输、损耗。
确保朝廷手里始终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要么，认定无法往回退，那就确保大宗物资能买到。
确保朝廷手里有钱、有海军，就等于朝廷手里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从刘钰跃上大顺的决策层开始，实际上大顺皇帝李淦，花了二十年时间，搞明白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弄明白了：哦，原来钱不是财富啊，粮食大米食盐铁器耕牛布匹才是财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就琢磨出来个这？
但实际上，这并不好笑。
中华帝国从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认为使用白银等于国家放弃铸币权、等同于把铸币权让给商人；再到隆庆元年正式白银货币化和税收白银化；再到大顺主动海外贸易白银涌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实物税的时代截然不同了。
也终于回过味儿来了。
而等着皇帝回过来味儿之后，再回头看看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终于融会贯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他自认为是有效的一套逻辑，来理解这一切的改革。
比如盐场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盐场方便管理，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只需要一小队士兵、三五个狱吏，就能完全接管这些大盐场，保证盐的生产。
或者说，保证朝廷手里有盐。
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虾夷、东北、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
皇帝盘算了一下，如今他手里握着的、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里，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必要的时候直接抢。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但或许足够救命、翻盘。
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可以迅速征集粮食——可以用钱，如果没钱，那就直接用枪。
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钱能买到物资、物资能运到地方。
现在，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时候，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
在一切平稳、一切顺利的时候，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
然而一旦出事，钱不管用、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他可以让舰炮、大炮、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
皇帝这二十年，总结出来两个道理。
第一个：大顺的十亿亩土地，是士绅的，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而大型盐场、大农场，可以是皇帝的，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
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但成本大不一样。
第二个：真到乱世，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钱，不如粮食、盐、铁、布管用。
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又放弃了均田制后。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去治理了。
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冠冕堂皇罢了。
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说，遂用“大义”、“大利”这样的理由；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暗示林敏：扬州淮安的衰败，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的必要代价。
要么，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要么，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
第七五零章 站台
林敏当然没能力解决黄河问题，也就只能应下此事。
于是大顺在江苏省的最高管理机构，就呈现出一种非常奇葩的状态。
名正言顺的最高长官，是江苏节度使林敏。
但实际上管事的，是刘钰。
刘钰名不正言不顺。但他代表皇权的延伸力量。
他负责江苏的政策管理，不是因为他是大顺的兴国公，只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宠臣。
换言之，这个人可以是刘钰、也可以是张三、赵四，只要皇帝信任。
刘钰有自己的幕府团队，但他的幕府团队没有一个有正式的官职。
而江苏节度使只能屈居其后，名正言顺地发布指令、管理下属的官僚。
这种状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皇帝和林敏的那次秘密谈话，使得林敏彻底没有了选择，只能在大事上听刘钰的。
这一次两人回江苏的时候，还带了一队士兵，拨给刘钰直接管辖。
对于皇帝的这个安排，刘钰直言不讳。
“这些兵，是用来镇压民变的。”
两人沿着范公堤巡视淮南滩涂的时候，看着正在荒滩区盖房子、运人口而忙碌的垦荒公司，刘钰直言不讳地告诉林敏，这些士兵是干什么用的。
“压谁？”
刘钰笑笑没说话，带队来到了位于南通州的通州垦荒公司的办事处。
负责组织垦荒一系列事宜的经理和一众董事会成员都在这里等着，他们在等官方批复的垦荒许可。
隆重的迎接仪式后，刘钰也是毫不避讳，直接告诉他们这些人。
“这一次废盐垦荒，就是一场圈地运动。”
“对盐户来说，那些草荡也根本不是他们的。”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给钱然后自谋生路的决定，那最好。以后你们怎么对待这些地，都没关系了。”
“如果他们不愿意，而是希望得到一些土地。”
“那也简单。你们用一亩换二亩的方法，等你们垦出来滩地之后，拨给他们。”
“我算了算，就他们的种植手段，最多三年，必然破产。到时候，再低价把地收回来就是。”
“你们把草荡都垦成田，也就是断了他们煎盐为生的活路。”
“他们一没有资本搞晒盐场、二来你们把他们煮盐的草荡都占了，他们就算再想干以前那种煮盐私贩为生的生活，也不可能了。”
“我估摸着，肯定会有人专门闹事。朝廷是站在你们这边的，小打小闹抓监狱，送南洋种植园；出人命，那就不是一般的百姓了，必须要重拳出击。”
“我不要听这些盐户有多苦，也丝毫不想听那些悲惨的故事。反正他们早晚要改行，大型晒盐场迟早会逼死他们。早死做托生吧。”
他这么一说，在场众人都大喜过望，连声称赞朝廷政策。
应该说，这里是此时大顺继承的大明基本盘内，最适合搞圈地运动的地方。
而圈地运动从来都没有那么光鲜。
进步，有时候是非常血腥的。
其实就算刘钰不说，这些大的垦荒公司也想到了怎么“合理”地把土地集中起来。
如刘钰所说，这里的盐地，如果不是大资本模式，小农是根本无法开垦的。
算准了这一点，这些垦荒大公司的策略也就非常简单。
比如，盐户如果不想要土地，甚至不想转行，尤其是一些拥有渠道的场主。
这些垦荒公司的资本家们，终于等来了刘钰带来的政策。
那就非常简单了。
按照朝廷的规定，荡田垦荒废盐，一亩草场补偿盐户100文钱。
不卖也得卖。
强行圈占之后，拿钱走人。
不走，直接拆房子，砸锅。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土地，那就更简单了。
给他们一个非常优厚的条件，平均下来每户可以租赁给25亩地，这已经不少了。
而且这25亩地，是经过垦荒公司前期开垦过的。
如果他们接受，那么就像刘钰说的，最多三年，这地就得被收回来。
因为，种粮食的话，这里根本就是低产区，用不了三年就得破产。
而如果种棉花……
一来，这些盐户会种棉花吗？
二来，就算会种，玩得起大垦荒公司这种一亩棉田、二亩草覆盖反盐的模式吗？
最多三年，这些拨给小农、没有公司维护的地，就几乎废掉了。
重新反盐、地力耗尽。
到时候，卖不卖，自愿。
现在既然有刘钰给他们站台，他们圈地的时候自然是更加肆无忌惮。
哪些地可以圈、哪些地不能圈，当然这也是定好的。
不是这些资本家心肠好，大善人，主动去圈范公堤以东的大片荒滩。
他们倒是想去圈已经开垦好的耕地，但问题是他们敢去吗？
敢去村落圈地，能直接被人打死，爆出来大规模起义，这点钱都不够赔的。
之前让刘钰头疼的第一家垦荒公司打死人的事，就非常典型。
垦荒公司圈占了土地，大量的无主草荡也都圈了。而当时的几家盐户在场主的带动下，反对他们圈占草荡。
因为他们要煮盐，要煮私盐谋生。
这不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
情况就在这摆着，正常煮盐根本维持不了生计，这些无主草荡的草，是他们煮盐的根本。他们煮私盐也是为了生活。
而这种煮盐的模式，又基本可以确定，真正所谓“独立”的小盐户，必须要依附盐商。
基本上就是盐商场商豪强，占据大片的无主草荡，这些草荡是谁的，谁强就是谁的。
盐户在这些场商盐商的庇护下，产官盐也产私盐。
圈地圈的那些名义上无主的荒滩，在民间法里，是有主的。而那些荒滩草荡被圈了之后开垦，就等于断了他们煮私盐的生计。
用来煮官盐的草荡，是有数的。朝廷为了方便控制，你多少草荡、该出多少盐，心里大致是有数的。
但只靠官盐是活得很惨的，投效场商之后煮私盐，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小生产者是不肯去当农业雇工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双方的矛盾就这么爆发了。
两边打仗的、动手的，是盐户和高价从海门那边招募来的会种棉花的农业雇工。
幕后势力，是新兴资本，和原本的场商草荡地主。
一开始的矛盾很简单，盐户把圈地公司的边界木牌给拔了，然后两边就开始动手。
上头之后。
盐户这边，把农业雇工的工棚少了。
雇工这边，把那些盐户的房子和煮盐的器皿砸了。
然后就打，然后就死人了。
然后就刘钰一句话知会了当地县令，然后当地县令就问那些盐户场商要证据：那些荒草荡，你可有证据证明那是你的？你可纳税了？
煮官盐的草荡，是要纳税的，虽然税低，但也是纳税的。纳了税，才能说这草荡地你有使用权，是和“灶”绑定的。
这个煮盐的铁锅，绑定一定范围的草地。铁锅的主人会换，但铁锅绑定的草荡不会变。
其实，盐商场商也是地方豪强，也县令也是有交情的。
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刘钰递话了，明显是偏向这些垦荒公司，县令能咋办？
最后也就判了斗殴，垦殖公司赔偿那边一些烧埋银子，就此了事。
这个风波过去之后，本质上这边的问题，也就变成了“淮南到底是垦荒，还是煮盐”的争执。
这需要朝廷最终定下来。
一旦定下来，淮南就是要垦荒，不再煮盐，那么圈地的范围也就更大，要把盐户的草场全部圈走种棉花。
大顺的国情在这，最终决定拍板的，还是皇帝。
说句难听的，百万漕工，运河都废了，就那么光鲜？就没有起义、反抗？
都杀了那么多了，也不差这点盐户。
况且，大部分盐户是接受垦荒的，他们中的大部分生存极为艰难。
林敏说，刘钰手段粗暴，说的就是这一点。刘钰才懒得去搞区分，直接一刀切。
他既没有足够的基层执政能力去挨个分清，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一战”爆发之前给苏南搞出来足够的棉田。
这一次更是直接带着军队来的，那就更加简单粗暴了。
当然，淮南废盐要一步步的来，要一点一点的圈。
最适合种棉花的地，先圈起来。
剩下的，靠在海州那边的大型晒盐场的低价盐，直接把所有的煮盐户全部逼破产。
只要海州晒盐，能拿到在淮南区销售的许可，哪怕海州盐全都收税，淮南煮的私盐也必死无疑。
但虽说要一点一点的圈，可整体策略是不变的，刘钰就是坚定地给这些垦荒公司站台。
耕地不圈，也不敢圈，惹不起。
草场地，通通圈。
明码标价，不接受也得接受。
要么，拿钱走人去工场去盐场去抗包去南洋；要么，在这里当雇工；要么，分给小块土地三年后破产。
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反抗，直接顶着后世刽子手的名号，直接上军队。
这一次既然决定在海州扩盐场，将湖北盐区划归淮北盐负责，那么这一次圈地的范围，就大多了。
等于是把整个提供湖北食盐所需的草场，全部圈占。
牵扯十余万人、几万户，这要是不出事就见鬼了。不是每个盐户都愿意放弃自己的那先小产业、主动拥抱这种所谓的“进步”的。况且背后还有大量的盐商场主。
林敏这个小小的江苏节度使，真的镇不住。他敢这么搞，能直接被人告死。
第七五一章 小麻烦
终究刘钰只是给这些人站台的。
真正如何垦荒，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来弄。
协调资金、董事会内部策略、长久规划等等，刘钰最多也只能给他们一点前期支持。
既然选择了商业经营，那么就得愿赌服输。
经营不善，破产、抵债；或者内部董事会争吵、分歧；投资者希望短期见到利益而对资本投入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刘钰是不怎么管的。
整整将近四万平方里的面积，也不是他能管过来的。
终究也只能选择先扶植一两家，赚到钱了之后做样板，以及在两淮盐业破败之后，让更多的资本选择这个方向而已。
在整体上表示了对他们的支持后，刘钰也耐心听完了这些人的一些抱怨。
或者说，农业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一种常见的必然。
这些人除了土地所有权和圈地问题外，主要抱怨了几个方面。
首先便是抱怨，雇工没有时间观念，因为这些雇工之前多是一些农户，除了一部分高价雇佣的会种棉花的海门那边的人外，大部分雇工都是些遭灾失地的农民。
董事会和经营理事就向刘钰抱怨说，公司的时间制度，想要推广下去，可能需要个三五年时间。
如现在马上要到春天了。
他们定的时间，是六点钟起床，六点半吃饭，七点钟乘车列队前往地里，大约七点半到八点开始干活。
干到十一点半，往回走。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午饭。下午一点半上工，五点半下工。
这些在刘钰看来，是非常正常，后世似乎压根觉得不需要培养的东西，在这里就非常不正常。
刘钰所处的时代，是从小开始上学，一步步培养出的时间观念、准时观念、集体协作，是一种无形中的培养。
而这时候，这些雇来的农户，对于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按时吃饭这个概念，很难遵守。
经营理事在抱怨完后，真诚无比地感叹道：“我们真的更喜欢要那些当过兵退下来的，或者是那些新学学生。他们至少在按时上工、按时吃饭这件事上，不需要教了。”
刘钰对此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道：“既是选择了这么做，那也是没办法的。慢慢来吧。三五个月，怎么也就都会了。”
“再一个，这件事想要解决，还是要靠办学校，从小教孩子明白时间是什么意思，无缝将上学变为上工。”
“我也知道，投资商嘛，只是为了赚钱，不会闲着没事花钱办学校的。但这确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长久之计。”
学校问题，也是个老大难问题。
如今垦荒，和后世张謇垦荒的时代不同。
张謇时代，垦荒公司虽然也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流血事件、圈地血腥。但是，终究领头的是个怀着“实业救国”情怀的人，是个老状元，是有家国思想的，不是纯粹的资本家。
但现在嘛……
大顺如今这个吊样，现在无论是看不出来需要“救国”这个情怀的。
既无情怀，那么投资商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
也就注定他们不可能投资兴办学校之类的东西。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需要的人才，都可以雇佣到。比如有学问认字的学农学的，从新学体系里雇佣就行了。
再比如，办学校教孩子读书？那用这笔钱，雇灾民可是更便宜。
所以，就像是当初成立东洋贸易公司时候一样，东洋贸易公司得到了垄断权，代价是必须要履行他们的军事义务，以及帮助大顺海军训练水手。
而这些垦荒公司，刘钰也是给他们强加了义务，或者说，是一种交换。
刘钰保证，他们可以用极低的价格圈地，他出面把阻碍圈地的人通通摆平，如果有大规模反抗直接上军队。
而代价，就是这些人每年需要支付总利润2%的经费，作为各项支出。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教育。
前期这笔钱是不用花的，后期的话，刘钰会把科学院那边拆分出来，在苏北建一所专门的农业大学，以及配套的小学教育。
鉴于苏南已经进行了十一税改革，日后在整个江苏推行十一税改革，将国课上缴之后，地方政府手里会有几个钱的。地方政府也要出一些，尽可能把初级教育体系搭建起来。
虽然所有的投资商都觉得，每年支出2%的利润，长久下来肯定比圈地少花的钱贵。
但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刘钰站台，他们这垦荒公司也根本办不起来。
这些盐户、小农，以及背后的场商，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哭。
比如棉花成熟的时候，往棉田里点火；比如夜里焚烧雇工的工棚；比如挖断灌溉的水渠；比如拔开放海潮的堤坝。
这些都需要杀鸡儆猴，没人给他们站台，他们会哭死的。
当然现在距离盈利还早，暂时也不用先出这笔钱。
既然条件早已经定下来了，这时候经营理事也只能说：“国公高见，确实，只有兴办教育，从小培养方可。”
“董事会当初答应国公的条件，如今其实也愿意出钱，先把专业农校建起来。无非多盖几间屋子的事。”
“还是要靠他们，改良棉种、杂配牛羊。”
“反正，前期投资的钱不少。既然这样能够取悦国公，这点钱大家还是愿意出的。也盼着国公日后能够高抬贵手，若是经营出现了困难，急需资金周转的时候，还望国公能给支援一些低息的贷款。”
他也明确说，一众投资商愿意出钱盖学校，就是取悦刘钰。和松江府一些豪商，在好端端的园林里弄个蒸汽机在那冒黑烟，差毬不多。
当然肯定不可能就靠这点小取悦，就能让刘钰帮他们弄低息贷。既然刘钰支持、且要扶植一个样板，那么面上还是要做点形式的。
对这个要求，刘钰笑道：“你们且放心，我知垦荒之难，也知道你们的困境。日后若是急需用钱的时候，我自会帮你们协调。”
他说的真心实意，也确实是准备在垦荒公司出现资金问题的时候，协调贷款的。
这里不比英国圈地运动的环境，这里是苏北。
水灾、洪灾、海潮、风灾……几大灾轮番来。
而且这里要真正赚钱，必要投入巨量的资本，进行土壤改良、水利工程。
一两年内是见不到收益的，每年都要投入上百万两的白银进行水利工程建设。
而且这里是淤积出来的平原，还要建设海堤。
这些都是大笔的投入，也是小农对这里的荒地并无兴趣的原因。小农没资本搞这些东西，直接种，就算朝廷巡查草场煮盐的不抓，小农也支撑不了。
而这，就又涉及股份制公司的特殊性了。
对于投资商来说，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实现江苏的近代化、或者为了让大顺攒下一点家底子。
他们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
获得高额的回报。
这个回报，平均利润是要很高的。
一旦遭遇了天灾，需要修复水利、海堤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会急需一笔资金。
而如果盈利的话，投资商是绝对不希望靠增发股份来缓解资金压力的。
他们会天然地倾向于借贷，顶过去。
当然，如果开垦好了，他们也有资格借贷。全大顺最好的、最集约化的、可能是水利设施最好的棉田，以此为抵押，贷款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但贷款的利息，这又涉及到大顺的普遍高利息了。
实际上，全大顺大额低息贷款最大的可能，只能来自于内帑。皇帝曾经借贷给一些盐商，用了非常低，也就10%的年息，帮一些商人顶了过去。
而松江府的银行，实质上也是可以贷款的。但这个银行，本质上不是银行，而是一个纸币和白银的兑换所。
真正掌管这些的，还是官方力量，必要的时候可以放贷，申请手续过于麻烦，但刘钰肯定是能帮着解决的。
再一个，就是刘钰的信誉可以帮他们拿到欧洲的贷款，利息较低。只不过，麻烦的地方在于这是土地，大顺是不准欧洲资本涉足土地的。皇帝修淮河问荷兰借贷，实质上是无抵押的借贷，是凭借屹立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那顶皇冠借的。
当然，想要借贷，总能绕过规定。
总归这里面都需要刘钰帮忙，或者说需要朝廷帮忙。
一般来说，关乎土地，最好不要私下里借钱，因为私下里借钱必然出事。
法国出过不少，比如订单加借贷，忽悠发财，然后稍微一操控，农民破产，不得不卖地。
北美那边也常有，比如想兼并，故意挖断水渠、或者成熟期放火，逼破产然后兼并。
这都很正常。
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这边种棉花，一旦土地开发好了，利润肯定是不低的。
因为日本不产棉花、南洋普及了印度棉布的消费习惯而大顺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松江布取代印度布。
哪怕欧洲走私渠道暂时没打开，前期棉花肯定不赔，稳稳大赚。
投资商都是人精，这种坑蒙拐骗兼并吞地的事干多了，也见多了，因此还是希望从官方渠道贷款。
虽然其实朝廷更烂，说不准换个皇帝，直接就把地收为皇庄了。但刘钰的信誉至少还好，相对于那些危险，这些投资商也相对觉得让刘钰出面协调贷款更安全。
毕竟这是苏北，灾荒频发，不可能不考虑抵御天灾的意外紧急支出。
刘钰对此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并且还给出了承诺，如果三年之内出现在天灾，前期他可以借一笔钱给公司。
正要和这些人再商量一下关于后续的轧棉厂、棉花往松江府运输、棉籽回收准备向全大顺推广墨西哥棉替代短绒亚洲棉问题的时候。
几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是公司那边雇来的新学学生，脸上血糊糊的几道抓痕。
见礼之后，也顾不得那么多，说道：“国公，大人，出事了。那边有一百多女子，还有些老头、老太太，围在芦苇荡边。不让我们放火烧。”
“我们也不敢放火，再说要是男的我们也就下手了。可他们找了一群女的，还有老头老太太，全僵住了，这可咋办？”
第七五二章 不可能名正言顺
刘钰一听这个，就苦笑出来。
可能，这也算是小农的传统特色了。
据说，四川井盐那边，也常出类似的事。
而英国圈地的时候，也是妇女在那顶着。
历史上，张謇等人垦荒的时候，被二百多妇女老太，逼得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能选择惹不起躲得起，直接绕开了。
后世苏北垦荒的时候，也不是没打死过人。甚至还直接扣土匪的帽子，抓起来枪毙，组织警卫队。
但，遇到妇女和老头老太，那就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
这时候，这些垦荒公司的人即便知道刘钰站在他们这边，也连忙解释道：“国公，我们真的没圈他们的地，他们的草荡我们暂时绕开了。”
“这些芦苇荡，是无主的，是朝廷的。我们交钱给朝廷……”
刘钰却笑道：“得，你们其实完全没必要解释。”
“说简单点，就是这些芦苇荡是他们煮私盐的。你们惹不起他们，就想办法逼走他们。”
“他们自己的草荡，你们不敢动，也没必要动。但只要把他们煮私盐的草荡烧了，他们煮不了私盐，只靠煮官盐，肯定活不下去。到时候，就会接受你们的条件了。”
“咱们说的坦荡点，对吧？”
公司这些人尴尬一笑，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都是聪明人，也都很容易看透这里面的问题。
凡是没办法搞私盐的“无能之辈”——真正听话的、守法的，在这边都被叫无能之辈——他们是愿意接受垦荒条件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给他们土地背后，隐藏的让他们破产的陷阱，还美滋滋的觉得自己这辈子有机会从小农跃升到地主呢。
能搞私盐的，也就是反对垦荒公司圈占无主草荡的主要力量。
没有这些在造册之外的草荡，也就不可能煮出来私盐。因为苏北没有煤矿，也没有山林，他们又不能晒盐，只能靠草来煮。
公司的把戏刘钰看的明白，这就是个缩小版的“淮北盐逼死淮南盐户”的套路。
区别就是，刘钰是用技术进步，逼死成本在15倍于大型晒盐场的淮南盐；而这些垦荒公司，是釜底抽薪，靠圈占麻烦最小的无主草荡，来逼死这些盐户。
说穿了他们的心机，刘钰丝毫没有怪罪他们，反而仍旧面带笑容。
“行了，把你们的人先叫回来，先去别的地方干。这些妇女的事，我来解决。”
垦荒公司的人自然连忙答应，林敏却有些紧张地询问刘钰，或者说提醒刘钰，这种人惹不起，哪怕你是国公，也惹不起，最好不要惹他们。
“国公，这些妇女……你最好还是不要去。不好办。传出去，名声也不好。”
“万一有了什么触碰，到时候竟要投井上吊，这……这传出去……我也难办。”
刘钰笑道：“你且放心，我干嘛去找他们？说句难听的，她们连官话都不怎么会，我去了有什么用？”
“那……国公准备怎么解决？”林敏好奇。
刘钰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说道：“林大人，你知道，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会是什么后果吗？”
林敏了然，点头，表示太清楚了。
这件事处理不好，那么下一波就会有学有样，照着葫芦画瓢，那么圈地的事就算是彻底没指望了。
刘钰又道：“林大人觉得，我这么搞，算不算与民争利？”
“呃……”
林敏没回答。
刘钰对自己这种粗暴手段的定性，非常自信地给了个“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化在江苏萌生”的评价。
但在儒家史观下，刘钰这种手段的定性，也非常简单，与民争利、夺民之产、罪大恶极。
不是每个儒生嘴里的“民”，都是士绅豪强的。
那属于给人泼脏水了。
这一次的民，确确实实就是最底层的盐户，与民争利。
这是明摆着的事。
人家原来还能有点产业，刘钰一来，左手一招大型晒盐场让人直接破产、右手一个南洋种植园或者松江包身工套餐等着。
这不叫与民争利，啥叫与民争利？
为啥刘钰那么怕法国空想派和儒家合流？怕就怕在这。
从吕四场到灌河口，范公堤到海岸线，这是整个大顺“畿内”人口密度最小、荒地最多、小农小生产者经济最不稳固的地方。
没有之一。
而即便这样，一个江苏节度使都镇不住，还得他这个国公出镇站台。
面对刘钰的问题，林敏确实不好回答。
而刘钰又问道：“我在阜宁办的那些事，名声如何？”
林敏长呼一口气，吐字清晰，抑扬顿挫：“粗暴、残暴、暴虐。知其为鱼而下饵、知其为兽而设阱，奸恶之徒。”
刘钰拊掌大笑道：“这些妇女的事，你办不了，我却能办。妙就妙在我有个残暴奸恶的名声。”
笑罢，刘钰就和这些垦荒公司的人说道：“这样吧，你们呢，把这边的占地场主、难打交道的那些人，拟个名单。”
“呃，也别明天了。一会儿吧。”
“一会儿，你们派人给这些人送个口信。”
“就说，我，本国公，不是来巡查垦荒的，是要来清查私盐问题。”
“给他们三天时间。我在这里等着。”
这个办法一出，众资本家连声称妙。
唯独一旁的江苏节度使林敏，忍不住叹了口气，揉了揉额头。
刘钰闻他叹息，笑道：“林大人，你缘何叹气？这办法难道不好？”
林敏苦笑一声，心道这算个什么好办法？
这不就是阜宁土改的翻版？
你不敢直接动土地法权，却绕了个圈，用克扣河工款的问题来办他们。
这边也是一样，你不敢动、或者嫌麻烦。
明明是为了要土地，却说是为了办私盐。
你在乎私盐？全大顺一半的私盐贩子，都要在你这摇身一变，成为合法盐商。
你就是全大顺私盐贩子的总后台。
现在却说来办私盐问题？
摆明了，这不就是借私盐问题解决土地问题？
你的残暴名声，苏北谁人不知？刚在阜宁杀了数百人，无村不戴孝，如今又要办“私盐”，好一个名正言顺，可这不就是逼着那些场商场主主动接受买地合约吗？
这些人的背后，肯定有专办私盐的场商。哪个场主场商不搞私盐？
你这是觉得，圈占土地是与民争利，换个查办私盐就是秉公执法？
林敏摇了摇头道：“国公，这办法虽能解决问题，但恐非正途。”
“而且，国公明明是为了土地问题，却要用查办私盐这个理由来逼他们……我看，此事还是商议出个办法，亦或者咱们去和那些场商谈谈，劝一劝他们，使得他们明白此举也是为社稷、为百姓……”
“终究，此事最好还是盐名正言顺。”
刘钰心里暗笑，心道拉倒吧，这事儿就没法有正途解决。别说大顺此时的行政能力了，以后世的行政能力，城中村那些违法建筑，谁敢动？
正途……正途就是按照这些垦荒公司的说法，一些场主拿出来前朝的契、海书，以民间习惯法的认可，都弄出来个“日出为界”了。
然而前朝时候，站在盐城城头就能看到大海，现在大海在哪？
这件事难在哪？是大顺是否承认民间习惯法契约？是否承认民间的“非法”对土地的占有？
大顺百姓眼里，压根没有公地这个概念。祖上在这拉过屎、在这片芦苇荡砍过芦苇，那么这片地就是他们的。
民间的习惯法，土地排他性的私有制意识，可比英国圈地时候重多了。
“林大人，我问你。你也不是那等不食人间烟火的。你也知道，民间隐田极多。我算来算去，如果只有朝廷在册的这些土地、纳税的这些土地，以本朝之人口、以此时的亩产，怕是多半要饿死。”
“一户小农，在纳税田之外，又开垦了一些隐田，种点地瓜之类的东西糊口。我问你，这些隐田，若是出了争执，地方官认这些田有主吗？”
“再一个，比如这边有片无主地，但一些村落默许在这片草荡里割草养牛，地方官认不认这些草荡就是他们村子的？”
林敏点点头。
“认。”
“民间习惯和各家作证，优于纳税文书。此仁政也，各地默许。包括之前默许私盐贩卖、默许隐田，皆是如此。”
刘钰反问道：“土地法，乃本朝之根本，你不让我用歪门邪路，难道立出法度？就你来说，如果要立此法度，该怎么立？”
“林大人知道川南盐政出的那些事吧？”
“那些占地的地主、本地豪强，说的有没有错？风能进、雨能进，别人不能进。”
“地是人家地主的，资本想用来开发井盐，人家地主收取每年盐场利润的50%怎么了？爱用不用，嫌贵就滚。按西洋人的说法，他们是私有财产神圣性的捍卫者，这么说，也没错吧？”
“林大人不妨想想，这事该怎么名正言顺的解决？”
“或者说，什么叫名正言顺？”
一句什么叫名正言顺，把林敏问的有些不知所措。
名正言顺，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有法可依。
名，明也，明实事使分明也。
这件事，包括川南盐井的事，是没办法分明的。
如果按照大顺的所有制法权作为大道理，就川南那件事来说，是无法解决的。
而这边的事，虽然有法可依，但又是不仁义的、夺民之产的、与民争利的。
无论从法，还是从良心讲，都不可能二者兼顾的解决。
刘钰问林敏，什么叫名正言顺？林敏没法回答。
而刘钰继续追问。
“如果不讲良心，只讲法律，有法可依就是名正言顺，林大人觉得，这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最简单来说，关于土地制度、土地归谁所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能够既解决苏北圈地，也能解决川南开井？”
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也就是后世争论的“显学”，或者叫“显争”。
即：明朝是否能过渡到虚君立宪、能否靠士大夫阶层“光荣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刘钰对这一套空想是素来不屑的。
其实是和大明末期那些袖手谈心性的人一样，都是在空谈。
有可能，还是不可能，这就是空谈抽象。
离开这个空谈，要明白，重要的是宪，而不是虚君。
否则的话，虚君可简单了，汉献帝刘禅狗脚朕全是虚君。
而具体的宪……
甚至具体的宪，那都是买椟还珠，只追求表面的话，波兰选王制最虚君了。
所有设想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成就了虚君立宪，而不是反过来。
护国公把国会都解散的时候，圈地、造舰、英荷战争打的荷兰割地赔款，英西战争确定海权、真正落实了《航海条例》，一样没落。
而这边根本的经济基础，农业经济，也就是土地。
不空谈，就得谈所有制，具体到这边这个此时全世界小农经济最顽固的地区，就是土地所有制。
所以更具体的法，是要一部土地法、并且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法。
如果假设能立出来，就证明不是空谈。
如果具体的根本立不出来，那就是空谈。
刻舟求剑的问题，就是忘记了，欧洲资产阶级早期的土地政策诉求，这边早就有了啊，两边情况根本不一样。
土地的排他性私有、村社瓦解地主佃户分化、土地买卖尊重地契、田皮田骨所有权使用权分离，都有了啊，朝廷也都承认，并且维护此法律啊。
那么，在土地问题上，所谓的君主立宪下的革新，萌芽们又准备革出来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不空谈的、明确土地制度的、资本主义的、还立得住不会被小农推翻的土地法？
刘钰问林敏，什么叫名正言顺？
然后他又继续深入，假设不讲良心，只讲法律，完全按照法律办事。
那么，在不讲良心，只讲法律的前提下，也就是幻想中的虚君立宪下，什么样的土地法，才能同时兼顾解决川南盐井困境？和苏北圈地困境？解决困扰刘钰的地租利息过高的困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英国人搞出来“耧车”、学会垄作、轮作、学会中国犁的时候，都已经万历三十六年了，再有几十年初代蒸汽机都出来了。
这边农业技术，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诸葛亮还没出生呢。
土地私有制，在这边早不知道普及多少年了。
现在反而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了。
现在大顺如果想发展资本主义，其土地法，只能是列宁评价“少女般天真的用最资本主义的土地法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全部国有化、只收级差地租、取缔绝对地租”的纯粹的、最资本主义的土地法了。
土地国有化，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诉求。
土地国有化，才是唯一能解决这些困境的、不空谈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法。
因为【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
刘钰这个大顺新兴阶层的总头目眼里就是这样的。
土地所有者，如川南井盐的土地拥有者，那就是一群于生产完全无用的累赘。
要之何用啊？
那么，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士绅官僚是否有动力、有能力、有意愿，去立出来这样一个土地全面国有化的、真正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法？
林敏希望刘钰名正言顺。
刘钰反问，林敏不是不知道答案，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反动的、进步的、空想的、扯淡的，大顺诸多学派，都有土地国有化的想法。
有的是复井田、有的是均田制、有的是四民一体工商皆重、有的是希望国有化土地“禁商有田”……
这在大顺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林敏又不是不知道这玩意能解决刘钰说的“名正言顺”的问题。
但是，做得到吗？
既做不到名正言顺，那么就只能用最恶心的名不正言不顺的手段。
包括刘钰在这边圈地、包括川南井盐那边叙州府尹用军队强制签契，全都是肮脏的手段，哪怕放在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下也是绝对肮脏的手段。
大顺现在在苏北，需要的不是“追求永恒的正义王国”的小资雅各宾派，而是一个血腥镇压掘土派平等派的克伦威尔。
英国在1750年左右，也就这几年，已然彻底消灭了自耕农。
大顺别的地方刘钰不敢动，但他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在范公堤以东的4万平方里土地内，消灭自耕农和小生产者。
刘钰不敢在别的地方搞，因为他知道他和他背后的新兴资产阶级肯定会被吊死，赢不了。
而这里，是整个大顺小农经济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他和他身后的新兴资产阶级能赢，所以他们能驱赶别人去当雇工，而不是被别人吊死在路灯上。
但，这不是大顺的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名正言顺立法土地国有化，从而名正言顺地圈地。
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官僚利用封建皇权，无耻霸占土地。
第七五三章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一）
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刘钰来淮南不是巡查垦荒，而是来查办私盐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和垦荒公司有争执的场商，顿时就慌了。
因为……阜宁也在黄河南边，距离这边并不远。
他们知道刘钰是真敢杀人的，而且会“网罗罪名”去杀人。
虽然那些煮盐的灶户、灶丁还在外面斗争，而这些场商却已经准备投降了。
只要他们投降，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或者说，剩下的事，至少理论上可以算作“依法办案”了。
也就是说，只要这些场商选择了投降，那么刘钰理论上就可以出动军队了。
这里面的纠葛，就要从大宋建炎二年扒黄河大堤开始，再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建立了严苛的灶户制度，再到商品经济发展这种严苛的人身控制制度撑不住了说起了。
范仲淹修范公堤，不会闲着没事干，在距离大海百余里的地方修。
黄河南迁，海岸线不断东移，这是整个的地理大背景。
然后还需要知道两个背景。
第一：淮南煮盐，不是用海水，而是用淤泥地的盐。靠的是大海海潮上涨，盐润土地，再把土地里的盐用草灰富集，用水溶化再煮。
第二：这些草荡，不是耕地，所有灶户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这两个背景之下，有些事的出现几乎就是必然的。
明朝前期，控制力还算不错，灶户作为国家的“佃户”，煮盐。
每个灶户都有自己的草场——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和耕地不一样，这些煮盐地的所有权是归属朝廷的。
海岸线不断东移，能够煮盐的淤土也不断东移，浸润泥滩的海潮，在明朝开国时候使使劲儿能冲到范公堤，而现在除非有风暴潮天灾，否则得多大的劲儿能冲一百多里？
所以，明朝的灶户体制下，不谈什么小生产者是生产力低下之类，只说最基本的东西。
海岸不断东迁，需要一个强力的政府，每隔一段时间考察海岸东迁的情况，然后将灶户也一并东迁，重新划分煮盐的燃料草场。
比如说，甲这个灶户，这几年发现，自己场内的淤土已经没办法煮盐了。而海岸不断东迁，东边也长出来荒草芦苇地了。
要注意，如果这时候，甲这个灶户不经朝廷允许，就去东边煮盐，这叫“私煎”，是私盐，是犯罪。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个非常强力的基层官僚机构，通过每隔几年一次的统计，由朝廷的核算部门重新划定每一个盐户的迁徙。
所以……所以，这一套东西，是必然要崩的。
大明要是有这样的行政能力，别说一个萨尔浒了，二十场萨尔浒也打得起。
因为没有这样的行政能力，而盐又是国家运转所必须维持的。
这种情况下，商人阶层就会必然出现，由商人组织盐的生产。
换句话说，就是由商人的资本，消灭小盐户小生产制度，虽然生产力上没有革新技术，但调整后的生产关系是可以维系盐的产量的。
由商人的逐利性，战胜了朝廷统计和分配的滞后性。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其实不合法、但实际上大家都默认其合法”的特殊群体。
比如说，海岸东移，在朝廷盐户草荡范围之外的一些草场，这里其实比被海岸线甩在身后的原来盐场更适合煮盐。
那么，商人出资，承包这一片草荡，然后他们煮盐生产。
每隔一段时间，朝廷这边考察盐场，需要“升荡”——也就是，将原本非盐户草荡而无主草荡，升格为有煮盐价值、并且课税价值的草荡——的时候，盐商会非常主动的缴税。
因为，如果他们不交税，那么他们就是搞私盐。
而如果他们交了税……要搞私盐，一定不能全搞私盐，那是没事找事作死。必须要有官盐生产许可，至于私下里搞多少私煎，这就叫掺在一起浑水摸鱼，最是难查。
这种事，其实地方官和上面都已经默许了。
因为小盐户太容易破产了，生产能力也真的太低下了，年年有逃亡的，年年还得到处找人来补。
一方面，是天灾。
另一方面，是盐引制导致盐商对这些小户的压榨。
最后就是朝廷的不作为，理论上，朝廷有义务为这些盐户提供生产物资、提供贷款的。但是，万里四十五年的盐引制改革后，实际上连煮盐的盘铁，都是商人在搞……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开了口子，后续几乎就是崩塌式的溃烂。
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盐引制出现的翻版：
原来的运输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商。原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户。
而伴随着盐引制出现的，是朝廷——垄断特权大承包商。商人介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盐业运输销售承包商——生产商——生产商下辖的雇工或者依附他们的原盐户小生产者。
可以理解为朝廷的行政能力的严重退化，也可以理解为朝廷的基层控制力在逐渐瓦解。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工商业的发展。
比如，现在正在和垦荒公司对抗的那些女人、灶户后面的真正组织者，现在已经怕刘钰杀人而准备投降的这个场主，就非常典型。
豪商。有钱。
朝廷升荡，招不到盐户，他主动包场，纳税，产盐。
如果，按照大明和大顺的正规法度，这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
但是，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原本的灶户模式已经崩了，所以这是上下默许的。
地方官已经无法管控了。
不准商人入场，盐直接崩掉，可能退化成万历四十五年时候，有引无盐的情况。
准许商人入场，谁都知道，下一步必然是兼并草荡，放贷灶户，制造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早在刘钰动盐政之前，朝廷内部因为盐业生产的问题，已经吵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严禁商人入场派、准许商人入场派，天天吵、日日吵，也不是啥新闻。
刘钰是大力飞砖的技术碾压派，因为他就知道，只要生产力还是淋卤煮盐这一套，那争吵就是扯王八犊子，毫无意义。
大型晒盐法是降维打击。
而在这个降维打击之前，官员是以淮南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在论事，不管是商人入场派、还是商人不得入场派，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
后世最像这事的，就是俄国的1861农奴改革。
民粹派、传统派反对改革，因为【村社的土地所有权被破坏，个人的自私自利因素占了首要地位，私有和土地买卖之下，地主开始兼并土地，富农形式的粗暴利己主义兴盛起来】。
【农民获得了土地买卖的人身自由，成为了‘自由人’，但是土地使用权没了，沦为佃户、赤贫雇工了……】
这种反动思潮的生命力之顽强，直到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还在坚持这一套，并且上书苏共，希望放弃工业发展，恢复村社田园乡村之仁美，找回真正的俄罗斯，村社配圣君，保持传统。
这边类似的思潮，也差毬不多，生命力极其顽强。
而就具体的盐政问题，仅从经济上来讲，是很类似的，只是因为这是副业不是农本，少了点井田圣王的幻想。
仅从经济上讲，和俄国农奴解放的情况有点类似，草荡，盐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不存在被兼并的可能，理论上兼并是不合法的。
盐户其实就是大明的国家农奴。前期也是由朝廷划定草荡，发给生产工具，盐户不能迁徙，要在领取生产工具后履行在规定场地卖盐的义务且不得外出私卖。
大顺这边放松了人身控制之后，也是一样的状态：盐户有自由了，但是他妈的草荡没了。
这户典型的场商，入场之后就是老三样。
盐户撑不住的时候，他放贷，然后盐户还不起钱了，他把盐户的草荡收了：税我出，你依附于我，你生产的盐把租子交给我。
盐户不想继续干这一行了，就逃亡、脱籍，去那些无主荒地割草，卖给场商煮盐。
显然，按照朝廷的计划，是一户盐户配几百亩的草荡，每年煮多少盐都是有数的可以控制的，那么这些无主荒地的草割来卖给场商，是煮计划外的私盐的。商人是乐于买草煮私盐的。
理论上，仅仅是理论上，这些草荡，盐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是无法出售的，也没资格出售的。
但，这就和后世农村基层土地确权时候的问题一样。之前土地也不让卖呢，但私下里卖的可多了去了，在给农业补贴之后，每年去围各地基层政府讨说法的人有的是。
之前不是没有地方官、盐政官，尤其是反对商人入场派的盐政官希望解决此事。
但怎么解决？
所有契约，一概不认，暴力机器迫使场商把兼并的草荡退还？
刘钰或许敢这么玩，是因为他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且皇帝是支持的。小小地方官敢这么玩，敢直接不认契约，这不是作死吗？
再说，小盐户那一套，朝廷根本玩不转，盐业不想崩，就只能默许商人入场。
这户典型的场商，在入场后，通过放贷、行贿等等方式，拿到了大量的“不合法”但朝廷承认的草荡。
但是，盐户和场商又不是纯粹的雇佣关系，甚至也不完全是租佃关系。
这就又有点像是英国圈地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地主把地租给开价更高的资本家，佃户咋办？
英国那边，是资本家开高价地租，地主主动卖地。
这边是场商办私盐，垦荒公司开不起价，人家一年办私盐赚多少钱？你得开出多高的价，才肯把地卖出去？况且，垦荒公司圈占的无主地，就是在断他们煎私盐的根本，这个价，是无论如何开不起的。
刘钰则是魔法对魔法，你不是不卖吗？好，咱不谈契约问题，咱谈私盐问题。你既知我名头，亦当知我最善于网罗罪名，你觉得你之前办私盐的事，我能给你定个多大的罪？你认识地方官？你觉得地方官是向着你还是向着我？
理论上，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草荡地法理上所有权在朝廷，盐户从来都是只有使用权，甚至私下卖草荡都是违法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官员反对商人入场，会提出让场商退还盐户草荡的法理。
理论上，这也算是土地国有化，真要能依法办事，那倒简单了：依法办事，拍卖土地使用权，垦荒公司拿到。盐户的锅碗瓢盆、盐坑房屋、再按照每年纳税的税额反推煎盐数给补偿，滚蛋。
但，这只能是理论上。
刘钰这个国公，也不敢这么玩，也完全不敢不认这些契约。
所以，场商怕了，只要把契约交出来，那么刘钰理论上就可以直接动暴力手段了。
契约是堵天下悠悠之口的。或者说，是给皇帝留面子的，找台阶的。不然，从地方官到节度使再到刘钰再到皇帝，是要被人喷死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小生产时代的道德、是非标准，以及空想的制民恒产，是无法兼容工业时代的，哪怕刚起步的这几步，都是此时道德下的罪恶脏脏且吃人的恶行。
这件事的根本矛盾，不是圈地不圈地，而是淮北大盐场生产模式和淮南小生产模式的斗争。
刘钰不圈地，这些盐户也得失业，只要淮北大盐场模式不被拆掉。
圈地，只是这种斗争的附属品，区别只在于刘钰要抢时间，等不及这些盐户自己破产的过程。
因为刘钰可以明确的说，淮北盐加上税，也能把淮南盐逼死，那么这些小盐户的命运在海州盐场建起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这些小盐户、小资产者的斗争方向都搞错了。
他们不应该在这边和圈地的闹，而是应该直接武装起义，冲向海州，捣毁蒸汽机、毁灭大盐场。
这也是除了自然条件、雨热条件、海水浓度条件、煤产区条件之外，刘钰坚决反对把大盐场建在淮南的原因之一。
他怕，这些小生产者，真的找对了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方向，去拆机器、砸烟囱。
第七五四章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二）
整体上，商人兼并土地这事，一些官员的评价也挺有意思的，“渐怀地主之思”。
其实朝廷当官的也不是傻子，他们还是分得清所有权和使用权区别的。
所以才嘲讽味很浓地说“渐怀地主之思”，你就一承包使用权的，你也配怀地主之思？
道理全都懂。
事情没法办。
这就是此时大顺的现状。
按法办不了。
按闹一堆人在背后站道德制高点。
这就是此时苏北盐改垦的难点。
大顺律、盐法、传统法、习惯法、儒家道德，皇权意志，这几样东西掺在一起，互相冲突，酸爽无比。
历史上，江苏出来类似的事情，是选择了和谐的和稀泥，退回了盐户们三分之二的土地，让垦荒公司花了大笔钱最后就到手了三分之一。
刘钰则是打定了主意，别说三分之二，是一点都不会退的。
这要是上来就和稀泥，这四万平方里的棉田，得拖到什么时候？后面哪个投资商敢把钱往垦荒上投？
几天后，规定的时间一到。
之前一直和垦荒公司掰扯不清的场商，早早等在那里。
刘钰既然认定这件事无法正常解决，也不可能名正言顺，所以他摆出来自己当国公以来最大的官架子。
仪仗摆开，鼓乐响起，加上他本来就是带兵的，这一次也是带着兵来的。
朝廷大员的仪仗威风，在加上士兵的杀气腾腾，将个封建贵族的气势一下子就拉了出来，让这些场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什么叫“贵贱之别”、什么叫“不平等”，什么叫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
场商们一直跪在那，等到刘钰和林敏等人安坐之后，这才赶忙行礼叩拜。
刘钰没有像平常那样嘻嘻哈哈，而是装模作样地问道：“你们来此，所为何事啊？”
这些场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明知道刘钰这就是要拿私盐的事，逼他们把契约卖了，拿钱滚蛋，以后别在这里。
但这时候要是直接说私盐的事，那不是不打自招？
好半天也没人说话。
好在这时候垦荒公司的人出面道：“回国公、节度使大人。他们都是本地包荡的场商，特来此与本公司商定卖荡的事。”
刘钰嗯了一声，立刻反驳道：“卖？这草荡如何是你们的？不是你们的，你们如何能卖？明儿你在大河中间立个棍，就说这条河是你的了，怎么，也能把河卖了？”
场商们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刘钰又道：“你们不懂法，本官宽容，但事情得说明白了。”
“这垦荒公司，是从朝廷那租到的地的使用权。他们给你们钱，只是给你们的失业补偿。”
“卖之一字，日后休提。”
已经抖似筛糠的场商心里一松，有那么一瞬间，甚至觉得似乎传闻不可信，这位国公大人好像挺好说话的，不像是一下子能杀那么多人的样啊。
但也就是心里这么一转，刘钰又道：“那票据可都齐全？”
“既要有场商的领票，也得有纳课的凭据，少了这一样，日后可都是些麻烦，官司需打不明白。”
这回一个聪明点的场商终于醒过神来，急忙将自己身上携带的密密麻麻的契约，一并举过头顶。
随从将这些契约送到刘钰面前，刘钰看了看，又递给了旁边的林敏。
林敏看了看这些契约，他本身就是两淮盐政使，正宗的专业对口。
一看这些契约，就知道，这事麻烦了。
这些场商手里，不但有领劵，还有这些年来的完课印串。
领劵的作用，是这样的：
前朝制度，盐户就是国家农奴。盐户凭借领劵，可以领取煎锅之类的器皿，这年月铁这么贵，小农是买不起这东西的。还有诸如朝廷搞得一些灶台、灰坑、池子、墩台等等。
这些东西，是朝廷的。
盐户作为朝廷的农奴，对这些东西有使用权。
作为义务，他们要保证，领劵内所产的盐，必须在固定的榷场内售卖，不得私卖。
场商手里的领劵，使得场商的地位，类似于农奴承包商。
他们包的是农奴，一个农奴一套灶台灰坑之类的。
场商雇人来干这些活，给他们买身份，但领劵是在场商手里。
这个在手，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讲，这些灶户、灶丁实际上已经输了，早就一无所有了。
再一个，有些事，细究起来说不清。
万历四十五年的那次盐改，使得盐直接不入官仓，而由盐商当中间人。
朝廷的态度，怎么说呢，只要能收上来钱就行，稀里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就使得几样大件，其实都是靠商人提供的。
比如铁盘，一盘四角，一角重五千斤，那是普通人造的起的吗？
万历四十五年后，实质上就是商人往上打个报告，上面批了，商人来造。这是特大型的煮盐工具，也是为了防备产私盐的，越大越好查嘛。
从那时候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默许商人入场了。之前大顺发生的争论，只不过是事情已经到了不能装不知道的时候，要定个名分、名正言顺了。
再比如这些契约里的抵押还债契。
不管林敏也好，还是当地地方官也明白。
【若质之盐法，非所任许】。
都能当官了，分不清啥叫所有权、啥叫使用权？啥叫所有权可以卖、使用权不能这么卖？
若是真按照盐法来办，全是违法的。
可大部分时候，也就默认了。
因为你今天判了这个不合法，第二天整个淮南的盐户都会来讨要，说自己卖的不合法，请大人把这些草荡还给他们。
盐政官都明白，就大顺这个基层管理能力、行政能力，真要让商人退场，重演有引无盐的旧场面，都用不了三年。
侧面看，朝廷是根本没有什么未雨绸缪的能力的。
正是因为，商人入场后控制的盐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数额。
所以才会出现两派的争执，是继续维系前朝严苛的灶户制度，还是在法律上认可商人入场的行为使之名正言顺。
林敏大略一看这些票据，心里就明白，这些票据一收，垦荒公司已经可以直接把那些盐户都赶走了。
但从盐法上讲，商人作为高利贷收债的草荡又是不合法的。
可问题是，商人收回的草荡，又是按时缴纳折色税的，而且已经缴纳超过了十年。
现在这个情况，哪怕后世见多识广的，但只要不是学法的，估计就难掰扯明白。
就拿草荡来说，盐法规定不能卖。
而商人事实上通过放贷，催债——只需要合法的36%年息就行，假设此高利贷不违法——买到手了。
并且官员默认了这种买卖，承认契约有效。
然后商人又缴纳了十余年的税。
现在理论上朝廷要收回使用权，垦荒公司买朝廷的地的钱已经交了，并且从土地的所有者朝廷手里拿到了使用权。
而另支付的这些钱，是给使用者的补偿金。
现在，不合法买到草荡、并且常年纳税的商人，同意了补偿金。但是，盐户不同意。
那么，就算以后世的法，这事该怎么判？
故而乱成一锅浆糊后，这事到底该怎么判，现在实际上也就是取决于官员了。
官员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和解释权。
而若是取决于官员，他这个江苏节度使和刘钰这个当朝国公往这一坐，官员能怎么判？
继续往下推，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呢。
现在，如果场商和垦荒公司私下里签订了契约，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些盐户，吊毛都得不到。
一分钱都不可能给他们的。
垦荒公司花钱买地买了，但收钱的是场商。那么，那些盐户，难道垦荒公司还会再给他们一笔钱？
他愁眉苦脸地看了一阵，刘钰问道：“林大人，你觉得这些契约和纳课证明，是否可以让垦荒公司直接把地收了？”
林敏心中苦笑，知道自己这算是摊上事了。
这件事，直接牵扯到整个淮南盐商，而淮南盐商手里是有笔杆子的。
刘钰要废的，是淮南盐业。
那么盐商的笔杆子，在这时候就会悲天悯人地怜悯起来盐户的苦难，虽然他们之前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他要执行皇帝的意志，就意味着直接要和旧盐商系统、淮安扬州两府的士绅阶层决裂。
对面是直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夺民之产、与民争利、剥民无产，这几项大帽子，肯定是落不下的。
“国公，这些契约票据，基本都全了。但这里面，比如这草荡抵押。怎么说，也是不合盐法规矩的吧？”
“但官员已经盖印，这又……”
他吞吞吐吐不做表态，刘钰便收了几张契约，与下面那些场商说道：“你们既然卖了契，知道后果是什么吧？”
“现银拿着不便，垦荒公司直接给你们开票，你们自去松江府取了钱，就在这里蛰伏吧。”
“不然，我估计这些盐户，非要吃你们的肉、扒你们的皮。”
“说句难听的，这地产既不是你们的，也不是盐户的，更像是集体的。你们把集体的地卖了，自己拿钱跑了，盐户们能不恨你们吗？”
这时候虽然没有集体财产这个概念，但其实这件事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差不多，毕竟盐户是靠这些生产资料生存的，而这些生产资料也确确实实不是这些场商的。
场商手里的契一卖，拿钱拍拍屁股走了，谁给那些盐户钱？
虽然，理论上，垦荒公司拿到这些票据之后，刘钰就可以直接学圈地运动那一套，让军队上去，把那些百姓都赶走。
但是，大顺的百姓，可不像英国那些农民那么好欺负。
而且，这一次，反对改革一派的人，是这些盐户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一旦闹出来大事，他们必然闻风而动。
想要摆平这些盐户，只有这些票据、契约是不够的。
真要是直接把票据收了，就“依法赶人”，那但凡是场商占据大片草荡的地方，可就彻底乱套了。
这等于是让一些盐户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了。
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补偿，这事就还有不用流太多血就解决的可能。真要是一分钱不给，谁也接受不了。
好好的当个小生产者，虽然穷的叮当响，但最起码还有点自己的产业。一夜之间，从小生产者，混成纯粹的无产者了，一分钱补偿都没有，谁能接受？
终究这边还是要做个示范，解决一下，以后各地地方官也方便处置类似事件，省的连该怎么判都不知道。
“这样吧，你们这些草荡包场的商人，暂且不要离开，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本官安全，你们也就安全。”
“垦荒公司的人，你们且去和那些盐户说一声，就说要依法办事，依契办事，限令他们两个月内搬走。”
“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就把他们的草荡契领都已经到手的事转告一声就行。转告之后，迅速撤回，各地工人这几日只在附近上工，不要去远处。”
“万万不要起冲突，就先给他们传个话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