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六五章 旧怨
第二封奏疏送走之后，刘钰就在黄河大堤上巡视了七八日。
站在高高的堤坝上，拿起望远镜，看着只有一河之隔的对面，阜宁县的巡河徭役们就像是对待敌人入侵一样，恐惧着即将到来的雨季。
几名之前在清口见过面的治淮河的官员，也在对面的堤坝上。
刘钰回头看了看那如一道山丘般的黄河二道堤，那些散布在二道堤与一道堤之间的田野里种满了各式作物，只是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收获。
自宋至今数百年的冲刷和淤积，已经让黄河高出了平地太多。谁也不知道，或许某一天黄河就会决口北流，好好的济南，怕是要改名为河南了。
如果不废漕运，将来黄河决口，从兰考北上，或许朝廷那边还能选择黄河归故。
现在漕运一废，黄河真要决口了，真的走北道夺大清河入海，恐怕朝廷算一算，觉得就这样吧。
再加上如果淮南淮北的盐改若是成功，淮南苏北的土地改革能够成功，这里面让朝廷决策的天平会更加倾斜。
想着这场百万人死亡千万人受灾的大灾难，或许可能就在今年，可能十年后，也可能几十年后，如同一把随时会落下、但又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能落下的利剑，刘钰只能冲着黄河讷讷地念叨了两声。
“母亲河啊母亲河……哎。”
史世用与刘钰相熟多年，当年面对看起来千年僭越的那样庞然大物，刘钰都是谈笑间运筹帷幄，如今面对涛涛河水却如此长吁短叹，看着背影有种说不出的无力落寞。
“国公不必感叹，如今海运既兴，漕运被废，朝廷每年也能省出来三五百万两的疏通运河的钱。这也意味着可以多花三五百万两在黄河河工上。人不能胜天，可国公也算是尽人之所能事了。”
刘钰只是笑笑，苦笑着摇摇头，心想自己干的这些事，哪一件不是间接决定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命运？
都说君子远庖厨也，然而只怕将来黄河决口，朝廷最终决定不复故道而走鲁西南向北，沿途的几十万上百万淹溺、饿殍的亡魂，至少有五成的责任在自己，在海军，在苏南苏北的一系列改革上。
“变法还是要继续啊，朝廷应该完善财政税收制度，保证足够的粮食储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灾情。变法深入一分，朝廷多攒一分银，到时候便可能少死一个灾民。否则今年死十万、明年死八万，这些已然成为习惯的死亡，加起来也有千万了吧？”
许久，对着黄河水，刘钰像是安慰自己一样，给一时间有些情绪触动心态软弱的自己打了打气。
史世用也跟着叹了口气，心道看来国公也有脆弱的瞬间。朝中早就有人上疏，力陈下南洋之苦之难，备说【装船运送、与畜无异】，非王道也。
这种大仁、小仁、大义、小义之争，当真压心。诸多改革，根子也都出在这：如果不改，每年死的人，都是“正常”死的，正常淹死几万、正常饿死几万，谁都没责任。可要变法，恐怕那些问题都要压在变法者的身上了。
正准备再说点什么，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史世用回身一看，派去京城的手下回来了，跟随来的还有几名禁宫里的禁卫。
没有摆案焚香，传旨的人选也不合规矩，而且不曾宣读，只是将一封密旨交到了刘钰手里。
其余人都退到远处，刘钰自己将密旨打开，皇帝开篇就写了六个字定题。
爱卿忠心可鉴。
后面则是同意的刘钰要和盐商们玩一玩的想法，并让刘钰坚定变法之心。本来准备先淮北、后淮南，一步步的来。既然刘钰准备连根拔起，那就让刘钰放手去办。
又说担心刘钰的息本不足，又送来五十万钞。
刘钰看着密旨开篇的忠心可鉴四个字，心下只想笑。自己在皇帝看来，可不忠心可鉴嘛，自己送出去这么大一个把柄，收受贿赂，这等于给皇帝递过去一个随时可以用、但又根本无法说清楚的把柄。
只是自己送的把柄已经够多了，本来就想的清楚，打好基础，一旦皇帝身体有不行的征兆，就立刻跑路。
也不差这一个了，算是给皇帝背个黑锅，换皇帝生前继续敢用吧。
合上密旨，刘钰回头冲着黄河拜了拜，心想既走到这一步了，已经不能退了。
现在已经是不进则退了，但愿漕运废掉、淮河修完、苏南苏北加盐税改革完成，朝廷能积攒下足够的银子，应对可能的黄河决口北上山东的大灾。
只盼着母亲河可怜可怜千万百姓，三五年内不要决口，等着朝廷的库银从修淮河、改漕运、安置漕工等恢复过来后，再决口吧。
不然，没钱赈灾，不知道要死多少呢。而且说不定就要给皇帝扣个“上天预警”、给自己扣个“天诛国贼之警示”的大帽子。
一众人也不知道皇帝的密旨写了什么，只看到刘钰走完接旨的程序之后，又在那拜黄河，一时间不解其意。
许久，待刘钰拜完了黄河，走到众人旁边，拉着缰绳的时候，忽然猛力地呼了口气，似是下了什么决心。
翻身上马，故意用一种高亢的、仿佛要冲走刚才的那些抑郁情绪的语气，大喝道：“儿郎们，随我回海州！”
说罢，竟也不等身边的护卫和随同前来的孩儿军，一马当先径直冲了出去。
史世用等人赶忙上马，追赶过去。
一路烟尘，竟少停歇，不日到了海州。
再入海州，盐商们自有耳目，只说兴国公这几日根本没在盐场长久停留，反倒是在黄河岸上驻足数日，实不知是何等打算。
盐商们越发感到困惑，怎么都看不明白了，心说这么大的事，或者在海州、或者去扬州、亦或者去盐场，都能理解。
可是，跑黄河堤上干什么？
还听说跟兴国公一路来的孩儿军，这几日散出去，有些人在打听私盐贩子。
朝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皇帝修完了淮河，还要修黄河堤，觉得上次在扬州要的钱要少了，可已经要过一次了，这一次也不好再伸手，却叫兴国公来要钱来了？
若这么想，似乎竟也解释的通，否则孩儿军怎么来查私盐贩子、却不查官盐贪腐等事？
海州这边的盐业总承包商郑玉绩这几日也没闲着，将这边的情况快马加鞭地送去了扬州。
淮南、淮北，至少在盐上，那是一荣俱荣、一废俱废的，没有橘枳之别。
…………
得到消息的扬州，几日后也乱成了一团。
几个大的淮南总承包商，抛却了平日里的明争暗斗，坐在了一起，讨论着这一次朝廷派刘钰去淮北的意思。
只从这一次盐商密会的名单上来看，会感觉这一次盐商聚会过于魔幻。
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
平日里他们的关系可不好，相当不好的那种不好。
秦晋商人与徽商之间的斗争，可是从明朝中期就开始的，两边的商贾基本上是不结亲的。
能把秦晋商人和徽商聚拢到一起谈事，足见这件事对盐商来说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
历史上，明朝的“商籍科举之争”，只是两边斗争白热化的表现，可不是两边斗争的开始。
历史上，最终徽商全面胜出。
而如今这个时代，两边则是平分秋色，还未彻底分出胜负。
这和大顺的勋贵皇族都是陕西人，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满清和大顺起家的位置不同。
历史上的满清本身就起家于辽东，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窃取神器。
如今的大顺是被怼到了荆襄，在荆襄绝地反击，一步步反推回了辽东。
这就产生了区别。
对辽东犁庭扫穴、对西北蒙古用兵作战，需要商人协助办后勤。明朝的开中法，正是这些秦晋商人崛起、深入两淮盐业的巅峰。
历史上的满清，是往南打，北边本来就是他们的老窝。
大顺是往北打，需要深入辽东、蒙古。
历史上的满清，用不着秦晋盐商来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的前几十年，不是很用得着，即便用规模也没那么大。
而大顺，往北打，就需要秦晋盐商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之初犁庭扫穴的阶段，很需要。
于是这个蝴蝶的翅膀，就导致了此时和历史上的区别。
历史上徽商凭借地利和宗族人脉，因为满清前期不需要秦晋商人办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晋盐商衰败了。
现在，徽商依旧凭借地利、宗族、人脉、祖上百余年的积累，却只比那些陕西、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备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个进士、82个举人；而江苏浙江安徽的“商籍”，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个进士，35个举人。
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举人数严重降低；而作为对比，单单一个徽州，41个进士、94个举人。至于别处的，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
同样的，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在大顺这里，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开国前五十年，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但开国五十年后，渐渐少了；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茶叶、放贷、碱面商人后，数量更少。
徽商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习惯不同，或者说，陕西山西的商人很难适应江南的风俗。
所以，被讽刺为：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则喜好结交文士，号称“左儒右商”，是以在江南如鱼得水。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在解决了西域和罗刹问题后，徽商也早晚要把陕西山西商人给彻底赶走的。
这个节骨眼上，看似差不多是势均力敌，实际上则是徽进陕退——不要忘了，大顺开国之初的几十年，北方战争一直持续，盐商协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所以实际上山、陕的商人是在极大的五十年优势下，被挤到现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地步的。
实际上，这就是败了。
其实很多陕西商人已经跑路到四川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两淮不留爷，爷卖四川盐去也！
是以走私盐问题中的“川盐入楚”问题，也可以视作是陕西商人两淮正面打不赢，转战四川“曲线斗争”去了。
理清了扬州盐商之间的关系、矛盾，以及旧时代商会的地域性要素之后。
就可以很直观地理解，这一次陕西、山西、安徽的盐商居然能坐在一起，是多么魔幻的一个场景了。这是一个在日本长崎，宁波帮、福州帮、漳州帮都能因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旧商会时代。
如今，一个幽灵，盐政改革的幽灵，在两淮上空徘徊着。为了对付这个幽灵，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抛却了从大明正统十四年开始的三百年恩怨，联合起来了。
第六六六章 给钱
对这些盐商，刘钰基本不怎么正眼看。
至少在刘钰的评价里，这些人比那些跑去小仓对马走私的海商走私海盗们，差的太远。
平日里刘钰对他们唯一一个算是正面点的评价，也不过是：
他们的存在，客观上，使得在明亡顺兴期间被毁灭的江南庄园主经济下的畸形文化繁荣，得以在扬州延续。
高额的利润和财富，豢养了一大批的风雅文人，使得音乐、诗歌、绘画等这些前朝依附大庄园地主经济的文化得以传承。他们取代了明末江南大地主的金主地位，塑造了畸形或者正面的各种审美。
但他们却也很快堕落，贵族的审美基础，是不劳而获为荣；商人的审美，是白手起家为荣；中产的审美，是一技之长为荣。
至少现在扬州府的文艺作品，戏剧歌舞等，逐渐丢掉了一技之长、白手起家的故事内核，而转向了以不劳而获的贵族优雅为底蕴。
商人审美贵族化，意味着百年固化，也意味着这种堕落使得他们最后一点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贵族这玩意可以量产，血统而已，甚至现册封都行，非往这边靠，那不是反动吗？
是时候摧毁这一切的经济基础了。
让松江府最近流行的那种【海上冒险误入黄金岛一夜暴富的坠崖奇遇流】；【勤俭持家原始积累的生活种田流】；【资本生息投机买卖的天才投机流】；【今天努力买织机、明天卖布生息当机户、后天赚钱当大工厂主的稳步发展流】；【指腹为婚女方悔婚，一气之下去南洋闯荡，三年后用松江府银行百两大钞甩在前准岳父脸上的阶层跃升流】；【新世界里、以钱为尊。商界之内、无有老幼齿序，以其财产多少论地位的社达混沌流】；【误入监狱，学到技术，技术复仇的，迎合中产心态的要有一技之长为立身之本、且一技之长有大用流】这样的文化审美，取代扬州府的盐商金主所塑造的“腐朽”、“反动”的贵族、士绅、地主审美。
这场布尔乔亚的文化上的革命，就先从毁灭盐商集团的经济基础开始吧。
扬州府的大盐商根本想不到他们在刘钰心里的评价如此之低，也就更无从想到刘钰想的是直接把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摧毁。
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如今在淮北徘徊的刘钰，到底想要干什么。
至少他们不会想到，刘钰准备将他们连根拔掉，而不是小打小闹。
扬州的郑家这边的主支作为这一次的召集人，只能先说话。
“如今兴国公在淮北。这淮北盐场，我们这边的产业资本多一些。这话，按理也该是我们郑家先说。”
“但在说之前，诸位需得明白。”
“淮北与淮南，若如皮毛、唇齿、巢卵。淮北的事，是我们郑家的事，但也不只是我们郑家的事。”
“兴国公是什么意思？朝廷是什么意思？陛下是什么意思？今天诸位不妨都说说。”
郑家的人定下了调子，在场的几大盐商也都同意。虽然平日里斗的你死我活，但如果真的要搞盐政改革，他们这些做总承包商的，就是首先被针对的对象。
淮北盐改若是成功，必然会波及淮南，到时候大家就都要遭殃了。
可朝廷到底是什么意思？
皇帝不久前刚刚南巡，盐商出钱出力出人，接待。
皇帝说要修淮河，盐商立刻给钱，几百万两给出去。
哪怕是街头那些小混混，那也得讲个规矩吧？今天给了钱，给足了你面子，也给足了你里子，至少不可能拔吊无情，接着就翻脸吧？
商人们均想着，历朝历代，除了暴虐残酷的汉武时候，也没有对商人这么狠的吧？也没有这么不要脸的皇帝吧？
一旦总承包商制度取消，也甭管是陕西人、山西人，还是徽州人，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全得玩完。
只不过，是否会发展到那一步，就很难说。
盐商们也见的多了，从明朝开始，就不断有人提议改革盐政，但又有哪次改成了呢？
是以盐商们秉持一个原则：说，随便说。
实际上，这不只是盐商的原则，也是此时士大夫、士绅、乃至于朝廷的原则。
因为儒家小农经济适应特色化之后，儒家有其自己的政治正确。这种特有的政治正确之下，各种奇葩的言论是从来不缺的。
缺的，从来都是做，能引人反感的依旧也是做。
就好比北派大儒，整天嚷嚷着激进的土地改革，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甚至还要搞三十年赎买制……
但一点都不妨碍此人名满天下，成为各处书院的座上宾。
然而，真要是有人这么做，那么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死后可能都要被挫骨扬灰。
特色儒家的政治正确，迫使每个人都要接受他们所不愿接受的话语，然而这种政治正确恰恰是违背社会基础的、甚至是反动的。遂只能一边喊着政治正确的口号，一边做那些完全相反的事。
盐政问题也是一样。
说？说的多了。
从盐票法、晒盐法、盐纲法、盐引法、承包法、官营法……这都是朝堂上的常客，今天说、明天说，但关键是做不做？
盐商不会去恨每一个提议盐政改革的人，除非这个人真的去做。
朝堂上的改革、变法的呼声，也不只有盐政改革，实际上说法多了，但真正改的有几个呢？
是以，刘钰被皇帝派去淮北“回松江的路上顺便巡查”，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是要动真格的？
还是皇帝实际上还是想多要点钱？觉得之前给的不够，又不好意思再来要？
对刘钰，这些盐商的印象并不好，但之前刘钰也并不掺和盐政的事。
他们在朝中都有关系，据说兴国公从几年前入朝开始，一改之前的骄傲少年的姿态，在朝堂上天天装死，基本不怎么说话，甚至不参与讨论。
但这并不代表刘钰不做事，恰恰相反，刘钰做事的风格让这些盐商心里十分没底。
当年江苏节度使建议要搞海运，刘钰在朝堂上也是没说话。但今年废弃漕运，现在想想，到底是江苏节度使上疏力陈的因素大？还是刘钰建设海军拿下南洋的因素大？
有这么件事作为底子，这些盐商们对刘钰就多了几分恐惧。按照一些儒生的说法，这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谋者无赫赫之名，打仗也好、改革也罢，都是争取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此人很少去追求那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权谋取胜的方式。
但他们想了半天，也没想到刘钰至今为止做的事，和盐政有什么关系？
漕运和海军的关系，哪怕不是秃头上的虱子，可也总有一些端倪，能看出其中的联系。
刘钰做的这些事，至今为止的事，和盐政哪些能关联在一起？
想不通，想不懂，也就更加不明白，皇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真的要改？还是借改来吓人，觉得狼来了的故事讲多了，这次又压上了更容易吓唬人的兴国公，以求众盐商出钱？
郑家的人见众人都不说话，也只能道：“我听说，兴国公在淮北，去巡视了一圈盐场。可也没有在那久查，而是去了黄河大堤上，看了一旬的黄河。”
“之前兴国公在接风宴上，取笑说我们吃碗炒饭都要五十两银子，让他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公子都觉得咂舌，又说我们结交官场那是效吕不韦故事……”
这些话，这些盐商们就渐渐品出了一些滋味。
中间那句让钟鸣鼎食之家的公子都咂舌之类的话，都是屁话，没人信。如今唯一能和盐商抗衡的商人势力，在盐商看来，势均力敌的也就是松江府的那些海商了。管他们的人，能被这点奢侈的饭菜吓到？再说公侯府里什么生活，众人又不是不清楚，怎么可能嘛。
但这些话连在一起，怎么听，都觉得像是在要钱。
其实盐商们心里是不忿的。
皇帝南巡，要修淮河，凭什么只问盐商要钱？
凭什么松江府的那些做外贸生意的，就能在皇帝幸苏南的时候，去往南洋考察种植园？
凭什么那些海商不出钱？
要说对谁有影响谁出钱，那就算是洪泽湖高家堰溃堤，难道还能淹死我们这些盐商不成？
已经给了几百万两了，皇帝这是还不知足？
郑家人的判断，是刘钰准备要钱，其余人的判断也大致如此。
有人问道：“郑兄，那边还有什么消息吗？或者，诸位，你们这边都有什么消息？现在大家也别藏着掖着了，都是一条绳的蚂蚱了，总得理出来个章程啊。”
郑家的人摇头道：“我这边没什么消息了。”
另有人则道：“朝中这边也没什么消息，陛下之后也没有再问盐政改革的事，只是前段时间说了一些关于下南洋的事，陛下还是信任兴国公的，认为兴国公的政策是有利于社稷的。别的，好像也没什么了。”
“哦，对了，之前苏南那边捐了一笔钱，说是希望西域移民途中，沿着路径种上一排树，捐献了些银两。但即便西北用兵，他们也无机会插手，实不知兴国公鼓动他们捐这些钱做这些毫无意义之事干什么。”
一众盐商七嘴八舌地将一些但凡和盐政、刘钰有关的事抖落了一番，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
“松江府那边呢？”
有人问到了关键处。
“松江府那边……一切正常吧？他们正忙着今年的海贸货品，到处在忙。也没听说他们准备做什么。咱们和那些海商，是井水不犯河水，互相不影响。”
“他们不插手咱们的盐，咱们也不插手他们的西洋东洋贸易。”
也有人想到了一件刚听说的事。
“倒是听说朝廷那边要招一批新学学生，说要考核选拔。不过不占科举官缺名额，只做小吏。估计或是去南洋、或是去鲸海的吧？这不是礼政府管的，而是陛下那边的人选拔。各办新学的地方，都有名额。但这好像也和咱们无关。”
“朝廷……之前盐改的提议吵得凶，这些日子倒像是沉寂了，除了朝廷差兴国公去了淮北外，好像也没什么了。”
从上述这些情况来看，似乎是皇帝准备再多要点钱的可能要更大一些。
但，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事却不简单。
今天要点，明天要点，没完没了，那还了得？给的太痛快，皇帝一看，我去，行啊，我刚要完几百万两，又这么痛快地给了这么多，看来是没见底呢，这不得继续要吗？
不能太痛快地给，但也不能不给。
不给，那就是不给皇帝面子了。
给的少，也不行。
这要是给个二三十万两，皇帝心里只怕有疙瘩，觉得这是打发要饭的呢。
怎么给，给多少，能够做到恰到好处，这便要仔细研究研究了。
大不了，各家按照各自的盐引承包数，兑一兑。
第六六七章 割袍（上）
这么讨论下来，钱肯定是要给的。
但给完钱之后，还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否则，这件事就没完没了。
今天拿这个来说事，“勒索”个百十万两。
明天没钱了，又拿这个来说事，再“勒索”个百十万两。
这还了得？
兑钱，倒是小事。
便是再兑个三五百万两，这些人也兑的出，关键是凡事总得有个尽头才是。
盐商们对这种事可谓是经验丰富。
经常有人来投靠他们，就类似于门客。然后有些人吧，今天写个对联“卖”给盐商换点银子、明天写个福字“卖给”盐商换点银子。
有点类似于冯谖，今天嫌没鱼吃了、明天嫌没肉吃了，谈剑高歌要回家。
要不怎么说战国四公子不是谁都能当的呢？
这些盐商的态度就非常明确，遇到这种给脸不要脸的，就直接让他滚蛋。
不然就是个无底洞，非要缠死你。
虽说要的少，也就个三十两五十两的，但却知这种事不可长久，越长久越蹬鼻子上脸，日后欲壑难填。
此时盐商看待皇帝，大概就是类似这种的感觉。给的太痛快了，说不得明天就得蹬鼻子上脸。
现在就觉得刘钰是来要钱的，是来替皇帝讨饭的，这钱就不能不给。但给又必须要有个说法。
盐商们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今日只能先散了，叫众人回去后纠结那些心腹幕僚们，好好想想办法。
盐商们一个个在江南文人的眼中，那都是“乐善好施”、“宅心仁厚”、“风雅大量”的。
比如一些盐商专门造的庭院、景观、引以为流觞曲水，时不时就邀请各路文人来此聚会，作诗。
有些人书法好，就资助他们银钱，让他们抄写十三经。待抄写好了，就送与达官贵人，将人引荐出去，之后自有回报。
有些人文采好，就专门创造作诗词赋的机会，还专门出钱给这些人刊登诗集。
当真是做到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应该说，刘钰的评价是没错的。在明末大乱、江南庄园主经济被摧毁的背景下，这些盐商的存在，客观上延续了明末江南的文艺繁荣。
搞艺术创作的，得有人养着；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欧洲的博物学之类的大发展也有些类似，前提都得是有钱有闲。无非是方向是的区别罢了，这年月，没钱没闲，别说什么文艺创作了，买几张画画的宣纸买得起不？
不过，这样的文人并不是幕僚。
文人是讲风骨的，真正投靠做幕僚的很少，幕僚某种程度上讲，是有主仆之分的。
幕僚、清客、文友，是三个不同的档次。
真正依附这些盐商生活的幕僚，可能不太精于诗词歌赋，但一些实用性的诸如算账、出主意之类的技能，还是不错的。
但饶是这些幕僚有些实务上的本事，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这里面始终有个绕不过去的坎，便是虽然看上去，皇帝的行为和要饭的没啥区别，但实际上区别可大了去了。
皇帝能叫你掉脑袋，而要饭的最多晚上拉一坨屎甩你家窗户上。
一众幕僚也给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把大盐商扬州这一支的、郑玉绩的长兄郑玉绪弄得着急上火。
正上火间，下人来报，说是有人递来了拜帖前来拜会。
来者姓吴，字敏轩，名敬梓，颇有才名，之前亦曾在郑家小住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郑玉绪兄弟的父亲还没死，恰得了一块太湖玲珑石，遂以此石为镇，修了一座藏书阁，号“玲珑馆”。
收藏书籍不下十万，每天在此抄书的人不下三五百，春夏秋冬都要举行诗会，结交文人。
许多穷酸文人也来蹭饭，他也一并招待，并不驱赶，文人皆称其为“小孟尝”。
那吴敬梓，郑玉绪也认得。祖上也曾是跟着前朝永乐帝起兵清君侧的武官，得了个世袭的骁骑卫的官。日后家道旁支转为科举，亦出了不少人才，家中亦曾富有数万金，后诸多原因家道中落。
昔年郑玉绪的父亲活着的时候，因慕吴敬梓之名，与之交往，知其缺钱，不等其开口，便赠银二百两。
郑玉绪以为这又是来打秋风的，心中不免烦躁。
若是平日，为延续父亲的小孟尝之名，说不得还要去接待接待，可如今正遇到盐政改革的风波，哪里还有心思？
只是这人颇有名声，其虽贫贱，但其平日交往之辈，亦有几个江南儒林中的北派儒学南渡的领袖人物，非同小可。
与盐商打交道的文人，也因着才华、名声、关系，而分三六九等。
其时，有外省儒生游历扬州，见扬州儒生遇到盐商，低头恭谨道：昨日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盐商连话都没回，只是嗯了一声点点头，正眼都没瞅一下就走了。
一时间外省儒生错愕莫名，直呼乾坤颠倒、士商易位、大顺要完。
但显然，这吴敬梓的名声，非是那等能被盐商“微颔之、不答也”的人物。至少他的朋友圈里有几个能人。
郑玉绪正要叫人捧个二三十两银子打发了了事，又看了看拜帖，读了一下里面的典故，心下一动。
将已经要去准备银钱打发的下人叫住，道：“且慢，我自去迎。”
出了门，远远便挤出了笑容，拱手道：“敏轩兄！这是从何处来啊？快请进！”
吴敬梓见郑玉绪来迎，心想我言此事，于民多有不利。
只是，春秋战国之义，士为知己者死。
昔日我落魄时候，不发一言，其父便赠银百两于我。为人者，当知恩图报。
他今日若是叫人送些钱于我，只让我走，我亦算是了却了一桩纠结。
然他今日竟来亲迎，此等知遇，不可不报。
有恩不报，岂为人乎？
一想到自己写的讽刺里的那些丑恶嘴脸，再想着自己家里因为分家产的那些破事，吴敬梓终究还是决定不要做自己讽刺的那种人，要做个知恩图报的人，亦算是圆满一下儒士对春秋战国侠义的精神满足。
寒暄几句后，引入堂中，郑玉绪问道：“敏轩兄此番前来，有何见教？”
吴敬梓道：“此番不为别的，正为郑兄心烦事来。昔者，淮阴不忘老妪一饭之恩，侯赢思报信陵驾车之义。吾尝思慕之，今日前来，正为此事。”
郑玉绩心下大喜，知道这吴敬梓有几个知己好友，都是些有本事的。如那金陵名士、颜李古儒之学南传的领军人物程廷祚，便与吴敬梓相交颇深。
真正有大本事的，自不会来做这幕僚门客。而颜李之学，又重实学，不似那等只会吟诗作对的学问。这程廷祚能以此人为友，亦足见此人有些手段。
郑玉绩想着自己手底下的幕僚们无解的盐政事，难不成竟要落在此人身上了？
想到此处，不禁故意开怀道：“敏轩兄来的正是时候。如今盐政改革之说，天下传的沸沸扬扬，兄弟我正手足无措呢！”
说到这里，吴敬梓的脸色一时间有些难看，心里难受的紧。
这盐政改革的事，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也因为这事，他和自己的朋友程廷祚闹到了绝交的地步。
对盐政改革一事，吴敬梓是支持改票法的。他的朋友程廷祚也是支持的。
两人早在金陵就讨论了许久，相谈甚欢，只是随后两人就选了一条各不相同的路。
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大，年纪相仿，词赋风格相近，都好用古，尝以为被人诟病的“用典太多”的辛稼轩的词是真好词。
对一些事，两人的看法也颇相似。
今年都四十好几了，但在吴敬梓此番来之前，两个人却选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二十年前说起了。
十多年前，北儒古学派的颜习斋的高足李刚主来金陵，程廷祚方始看到了颜习斋的大作，对里面狂喷程朱理学、认为要复古、均田、搞分斋教育、搞实学体系、搞农学工学商学分斋选拔的做法，大呼“相见恨晚”。
甚至在公开场合，说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话：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颜氏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气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故尝谓：为颜氏其势难于孟子，其功倍于孟子。
这里面的典故，说的是孟子的地位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当时孟子面临的情况很难啊。面临着如墨翟、杨朱这样的大手子的弟子围攻，怼的天下之学，不出于墨、便归于杨，儒学已非当世之显学。
而过去的天下大害，是不用儒学；现在的天下大害，是有些人打着儒学的旗号搞私货。
是以，颜习斋面临的环境，比孟子还难啊，异教总比异端好对付。
是以，颜习斋的功劳，几倍于孟子啊。
这话，就说的有点……有点骇人听闻了。这在此时，简直狂人狂语，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和亚圣比肩。
从见到颜李之学后，程廷祚去彻底放弃了之前的学问，开始研读颜元、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书，并且开始实践自己的实学之旅。
将颜李之学在江南立住了脚跟，并且还弥补了颜李之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颜李之学，是“明鬼”的，加上颜李之学的一些注重实学的思想，配上这个“明鬼”，直接被人抓住了最大的弱点：这是墨，不是儒。这不是异端，这是异教。
他补足了颜李之学的世界观宇宙观，时日一久，已然是江南颜李学派的扛鼎之人。但实际上，他自己崇尚一套“广其爱，非独爱其亲”的理论，但他坚决不管这个叫兼爱，而是叫泛爱。
吴敬梓对宋明理学也是批判的，应该说，二十年前的那件事，并没有让两人走到今天这种分歧的路上，应该还是同路人。
这件事之外，程廷祚在大顺最有名望的一件事，源于他写的一首诗。
一首在刘钰还没有抓到白令、建设海军之前写的一首诗。
其诗名为《忧西夷篇》
残忍如火器，讨论穷无隙。
逢迎出绪余，中国已无敌。
沉思非偶然，深藏似守默。
此岂为人用，来意良叵测。
侧闻托懋迁，绝远到商舶。
包藏实祸心，累累见蚕食。
何年袭吕宋，剪灭为属国。
治以西洋法，夜作昼则息。
生女先收纳，后许人间适。
……晾非慕圣贤，礼乐求矜式。皇矣临上帝，鉴观正有赫。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里面肯定是故意抹黑的成分，最起码那句“夜作昼则息”就肯定是故意黑的。不过后面那句“生女先收纳，后许人间适”，亦可以理解为将“除夜权税”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总之，诗里面加上前面的序，就说从利玛窦来华开始，这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身怀绝技，整天逢迎说中国无敌，仔细想想这里面恐怕不是偶然，而是深藏祸心啊。
你看那吕宋，不知道啥时候被人攻破了。只怕这些传教士，是蚕食中国的急先锋，不可不防啊。他会不会先传教，然后用教徒带路来征服？像吕宋一样。
这些士大夫还傻呵呵的以为人家真是慕圣贤、求礼教来了。
只怕中国将来有吕宋那样的命运啊。不要被人骗了。要警惕。
程廷祚写这首诗的时候，大顺的海军还没影呢。
当然，如果继续正常发展下去，估计程廷祚会逐渐“极端排外”化。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另一层特殊的缘故，那就是在刘钰出现之前，实学垄断在天主教传教士手里。
要反天主教，士大夫就很容易将他们手里掌握的数学什么的一并反了。
但是。
大顺没有正常发展下去。
第六六八章 割袍（下）
刘钰的出现，使得皇帝下旨，分了“西学”和“实学”，将文化宗教和科学数学彻底分开，进行了切割。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且能解方程组、算几何学、介绍牛顿的理论，怒斥传教士传的哥白尼理论是过时的，至少也得谈弟谷开普勒体系。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却能告诉皇帝罗刹国东正教神圣罗马帝国教廷法兰西英格兰之大致情况。
这种切割，也就导致了后续程廷祚和吴敬梓两人的分歧。
之前，两个人都是一样的：觉得完了，这个时代病入膏肓了，要批判过去的宋儒，要批判时代，不然天下就要完犊子了！
时代再不改，就没救了，就要亡天下了。
可批判之后，怎么办呢？
在反对和批判的时候，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是同路人。
然而到“怎么办”的时候，却出现了分歧。
有的人因为时代的因素迈出了这一步，找到了觉得至少可以怎么办的方向。
有的人则蹉跎于批判之中，找不到方向，寄托于道德上的改变。
就像是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谁都喷，教士、贵族、皇帝、国王、行会师傅、农民，都在喷，都在骂。选择的道路，各有不同。有往回退的、有空想的，也有继续往前走的。
在程廷祚认为“西洋传教士以学问为饵、包藏祸心”的七八年后，皇帝下旨区分实学和西学。
在程廷祚担心“传教士恐为西洋蚕食之先卒”的十年后，大顺下令禁教，但实学依旧引进，只封杀了宗教书籍，毁灭了天主教堂。
在程廷祚担忧“何年袭吕宋，剪灭为属国”的十几年后，大顺海军下南洋，一举夺取了从锡兰到日本的广阔大洋。
可以说，刘钰解决了程廷祚心底的一个疑惑：即科学是否和西洋人是绑定的？
其实谁都知道不是绑定的。
但来一个会几何的，就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会代数的，还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懂弟谷开普勒体系的，更是大中华教区的副会长……
这怎么说？怎么想？想反天主教，要不要反这些？
一旦不绑定，这个热衷于颜李实学的人，接受了“东西方皆准的学问就不分东西方，而陡斯这东西不是东西方皆准的”说法之后，立刻觉得有了方向。
松江府日益繁华，程廷祚与吴敬梓在大顺下南洋之后，相约游历了松江府。
而这次游历，也是两人日后分歧的开始。
程廷祚看到的松江府，是万物竟发、人皆谈实、农工商百家之学各放异彩，各有用处。人之欲，人伦日用、饮食男女、趋利避害、乐生恶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只能顺势用之，加以节制即可。但如一人饿的久了，在其猛吃的时候，说节制是无意义的……所见之处，一片勃勃生机。
而吴敬梓看到的松江府，是人皆求利、狂躁不安、以钱为尊、以利为上、铜臭之气尽掩道德。投机倒把、囤货居奇，以不劳而获食其股息为荣，各色人等行色匆匆，皆为钱而往来。为争家产、股权，衙门官司判断终日不绝；众人所论之事，或今日豆价期货如何、或昨日贸易得息几许……所闻之处，尽是群魔乱舞。
两个都已经四十多岁的人，自此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程廷祚想要从头开始，从新学学堂开始，学习那些新学学问，通晓地理天文算数几何物理化学，知天下之大道，而融周公孔孟之学，兴泛爱之世。
吴敬梓则想要写一本《商贾外史》，尽刺讽新时代的诸多魔幻。
如果说，这只是两人分歧的开端，那么最多算是眼中所见之物的区别。真正让两人走向绝交的，则是“大义”、“小义”之争，也就是所谓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盐政改革。
两个人都支持改革，但在盐商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分歧。
吴敬梓说，当年自己穷困的时候，盐商二话没说，就给了二百两银子，不等自己开口，免得自己难堪。
再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亲族争夺家产、破败之后受尽白眼、被亲戚躲着。对比一下盐商的态度，当真是感慨万千。
春秋之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报之！
当时赶的也巧，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刘钰就劝史世用说，回来后找个枪手，将他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写成故事书，也好叫天下人知东洋故事。
免得写个《说岳全传》，那些外国，整个儿一中原批了层古怪名字的皮，金兀术简直快成儒将了。或者写个南洋，那南洋诸国，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区别。
因着史世用的书，再一个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顺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学和古儒学派的争端，种种。
这里面，就因一件旧事，引发了诸多讨论，
那件旧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实就一春秋战国时代，士为主家复仇的事儿。
有人说，此真春秋遗风，战国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义，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
而有人则用刘钰的那一套理论，给予了全面的批判。
当然，不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批判——春秋战国养士之风，在于分封制，在于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离开主人，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如今，最像分封制的，就是盐政那一套。
信陵君孟尝君等，都有自己的封地、田产，那些士都要依附他们生存。
而盐商手里拿着盐引，父子继承，新人无法入行，盐引永世不易，这和封地又有什么区别？
只有分封制，才能养士，才有所谓武士精神。
盐商现在养了一堆幕僚、门客、清客、豢养儒生，为其鼓吹，和蓄养门客有什么区别？无非是那些儒生还有别的路可走，可以科举可以干别的，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灭再无原本的好日子。
是以孟尝君失势的时候，一众门客全都跑路了，这正体现了天朝在向前走——它把士人的义等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那一套，代替了由幻想和道义掩盖的那一套。
欲求赤穗之士，必要废郡县而复分封，保证人不能随意流动、保证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则其所谓的士之精神自现。
此正兴公所谓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试问天下，谁欲废郡县而回封建？
程廷祚当时看完，就觉得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当即就拿着这套东西怼了自己的好友吴敬梓。
然后就争论起来了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小义。
如果大义和小义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什么是大仁、什么是小仁？
如果大仁和小仁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有句话讲，叫不经人苦，莫劝人善。
两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也算是早早为两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程廷祚小时候家里穷，父亲靠卖字为生，当然肯定不是穷措大那种写字，而是中高端的那种，养活他读书。他接触了颜李之学后，又因此被后来的岳父赏识，因为其岳父也认为“圣贤者贵于致用！虚谈性命，惫神章句有何用哉”？不但因此得了老婆，而且岳父一家人从不嫌他穷，鼎力支持。街坊里邻，也多喜爱，遂自小产生了“泛爱，不独爱其亲”的思想。
吴敬梓小时候家里富，他爹为了多继承家产，自小把他过继给了长房。从小生长的环境，那就是“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为了家产恨不得一家人互相屠杀。他老婆被家里的人逼死，他的那些同族的哥哥弟弟恨不能除之后后快。家道中落，受尽了别人白眼——就这家庭，应该说，很难产生“泛爱”、“兼爱”之类的想法的，连父兄都没让人感受到爱，还去爱别人？
程廷祚人如其名，作的厉害。从接触了颜李之学开始，就狂喷各路学说。但其又因喜好实学，是以农、史、兵、河渠、天文、地理“莫不穷委探源”，以至于虽狂妄至极，但江南名士亦多与之结交。
吴敬梓则是家道中落，受尽人间冷暖，遂开始迷恋，有钱就、看戏剧、沉迷虚幻世界不能自拔。越是自小缺爱，越要大大方方，广交朋友，热情好客，获得缺失的爱的代偿。虽靠着当年科举的功底，以及自身的天赋，文章做得不错，但终究兴趣不在那，更多的在琢磨怎么写。
程廷祚本就很出名，结果那首二十年前写的《忧西夷篇》，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禁天主，更是被当世赞叹为“二十年之远见、江南儒林膺服”——如果原本的历史，这叫一百二十年之远见。他说不想科举，岳父说，行，科举干啥呀？爱干啥干啥，学点有用的实学学问，或者自己在家注书也行嘛。
吴敬梓呢，则是在经历家产之变后，一度穷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自己的亲爹，自小把自己过继给别人为了多分家产；自己的兄弟姊妹，为了家产大打出手，逼死了自己老婆。那些自己有钱时候广为结交的朋友，这时候都没影了。
在这种情况下，盐商的那二百两银子，那二百两他没开口、且盐商给了圆他面子主动给的二百两银子，到底有多沉重呢？
这真是很难说清楚的。
程廷祚问他：你支持盐改吗？
吴敬梓说支持。
那你还要帮盐商吗？
吴敬梓说要帮。
因为，那是我自小学的“义”。
那是我讽刺世间百态而所追寻的东西。我不想变成被我讽刺的那种人。
于是程廷祚割了袍子，迈步走进了松江府的新学学堂；吴敬梓则转身离开，独自一人来到扬州府。
第六六九章 名与实
来到扬州之后，郑玉绪没有叫下人打发二三十两银子，而是亲自出宅来迎，打消了吴敬梓内心最后的一点纠结。
现在郑玉绪最关心的正是盐政改革的问题，但吴敬梓却没有直接和郑玉绪说盐政的事，而是讲到了大顺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
“郑兄还记得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吧？传闻那场科举改革影响了很多人，兴国公手底下的首席幕僚康仲贤，就是因为那场科举改革最终放弃科举的。”
“之前有人谈，取士之法，培养不出真君子，都是些寻章摘句之徒。遂要以选君子的方式，选拔人才。”
“甚至极端者，提出务要通六艺、晓六经。要知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要晓《易》、《书》、《诗》、《礼》、《乐》、《春秋》；要涉墨、道、阴阳；要通史、汉、三国、唐宋；要考实务；要论局势……”
“如郑兄这样的家庭，到底是喜欢八股文章选拔呢？还是如后面这种诗书礼义都要考的选拔呢？”
这个问题，看似和盐政改革没有任何关系。
郑玉绪也不明白吴敬梓要说什么，想了想，笑道：“对我们这等家庭而言，自还是后面那种更好一些。”
“平民百姓之家，读书尚且不易，又岂能驾车、骑马，再读四史、论大势呢？”
“反倒是固定格式的八股文章，每年竟有平民百姓出头。是以最后国朝仍旧保留了八股格式，却扩大了选题范围。”
吴敬梓点头道：“其时要求改回八股的大臣，就说，如此前选材，不过【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那八股文章，着实是好东西。”
“这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我略有些文名，也正是束发时候，八股文练出来的。这八股的好处，便是固定格式，选材有限，使得平民百姓出身，亦有与那家学渊源之辈相争的机会。”
“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回顾本朝当年科举改革之事，再想今日的盐政改革，郑兄还不明白该怎么办吗？”
“这次盐政改革，已经不可不改了。”
“今日不改，明日还会有人提。明日不改，后日还会有人提。”
“改，方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孝廉就是好，谁这么提，谁傻。
“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这才是郑兄要发力之处！”
“如果当时科举继续搞君子模式的选拔，天下人会不会觉得不好呢？比起商鞅变法之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是不是依旧看上去是公平的呢？”
郑玉绪哎呦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忙道：“是公平的。科举嘛，就是公平的。你没钱学骑马、没钱学弹琴、没钱去读阴阳史汉、没人脉去了解朝廷政策，那是你没本事、你家没本事。规矩就摆在这，又不是按照出身门第来选的，这有什么不公平呢？”
吴敬梓见郑玉绪已经有了眉目，点头道：“我欲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如今盐政之法，天下汹汹，皆以为要改。但要改的最大的民意，就在于郑兄等大承包商，手里的盐引是父死子继的。这是王侯将相、的确有种。”
“但是，郑兄可以想想，钱父死子继，天下人会觉得不对吗？”
“盐引，到底是钱？还是权？”
“王侯将相，的确有种，这会让天下反感。但豪商家产，其子仍有万贯家财，天下人会反对吧？”
“把权，变成钱；从明，变成暗。”
“用我之将讲的故事，那便是废弃举孝廉之法，乃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废弃举孝廉行科举，科举怎么考，却是可以做到‘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类比于盐政，则是‘以票盐之法、行纲盐之事’。改而不改、变而不变。由原本的权力，变为更公平的银钱；由原本的因为你姓郑，变为因为你有多少钱方可入场做此行。”
“如此，天下无话可说。之前是他不姓郑，所以没资格入场；可现在，赵钱孙李周武郑王，谁都能入场，只要你有白银。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以盐纲论，郑兄你和那些散商的区别，就是你姓郑，而那些散商不姓郑。”
“以票盐论，郑兄想想你和他们的区别在哪？”
这简单的几句话，正提点到了关键处。
“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若如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实？”
郑玉绪仔细体会着这两句话，越品越是品出其中滋味无穷。
听吴敬梓这么一问，恍然道：“若以白银公平论，我与他们的区别，在于我有白银百万，而他们只有三千五千？”
吴敬梓拍手道：“着！只要画出一条线，家产十万方可从事盐业，那么这就叫‘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
“郑兄还是把持盐业，只是把持的原因，由郑兄姓郑，继承了父辈祖辈的盐窝；变为了郑兄有钱，够到了从事盐业的资格线。”
“直接对抗改革，殊为不智。不如借力化之，另行手段。”
吴敬梓的想法，源于程廷祚怼他的、引用的松江府对赤穗事件的评论里的那个道理——用公开的，去取代隐藏的。用钱，去取代道义身份血统。
看透了松江府那一套“用钱之多少来区分人”的标准，是以一针见血地给郑玉绪点出来了解决的关键。
郑玉绪思索着吴敬梓的话，渐渐品出了一些关键。
朝廷如果要盐政改革，走的肯定是票盐法。
到时候，就是要鼓励小额的资本入场，瓜分掉大盐商的管控。
盐引改盐票，使得有个千八两银子就能入场，不再需要股本在上百万的大盐商了。
其中的关键一点改革，就是取消盐引的专营制。
比如郑家，拿着几十万的盐引，这些盐引就是他的，规定就是他的，是可以父死子继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
好比两淮盐区，管着百十个州府。
把这些州府，分成甲乙丙丁午己庚辛等等个不同的销售区。
甲乙丙靠的近，则甲乙丙的盐一起运过去，再大仓库分发，再由专门负责甲乙丙销售区的人拿去卖。
甲的盐不能去乙、乙的盐不能去甲，当然私盐甲乙都不能去。
而甲乙丙丁午己庚辛这些销售区的特权承包，是继承的，不变的。
比如郑家，拿着七八十个销售区的特权，他需不需要自己去干？
显然不需要嘛，好比他有七十个销售区，朝廷问他收70块钱，相当于一块钱一个区的专营权。
他为啥要自己去干呢？两块五一个区的销售权，卖给次级承包商不就得了？何必要自己去干？
这几年议论纷纷的盐政改革，出发点就一句话可以总结：
【利上不归朝廷、下不能哺小民，而尽归中饱之辈矣】
核心思路，就是取消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怎么取消中间商赚差价？
朝廷那群琢磨着搞盐政改革的人，想法也非常简单：市场化。
放弃盐引、盐纲制度，让小商人入场。
一张票，多少盐，写的清清楚楚。
买了票之后，只要是淮北盐区的销售范围，都可以销售。
理论上，这样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就可以解决诸多问题了。
然而，作为这些大承包商、总承包商，怕的就是这么搞。
这么一搞，他们的垄断权直接没有了。
现在吴敬梓给出的思路，是不要明着对抗，而是要往“票盐之名、纲盐之实”路子上走，顿时给郑玉绪提供了思路。
作为大盐商，有的是资本，难道买不起盐票吗？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买不起，而在于别人也能买了。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办法，可以既采取票盐法、又能从财产上制定一个范围不准那些小额资本的商人入场呢？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了。
只是，该怎么做呢？
吴敬梓见郑玉绪还在思索，又道：“郑兄可明白，朝廷为何要改盐政？”
“根源在哪？所求者何？”
“为百姓乎？”
“为盐税乎？”
这是个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没法回答的问题。
明明知道，但难道说，朝廷根本不是为了百姓才改革的？
盐政改革是因为什么？
按照政治正确的口号，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百姓。
这是政治正确。
刨除掉这些政治正确，实质原因是什么呢？
是私盐。
私盐为什么卖的好？
因为官盐贵。
官盐为什么贵？
理论上，按照每引盐收的税，私盐是干不过官盐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最高死刑”的成本。
但是，凡事要讲理论上，那就只能是理论上了。
这种变种包税制下，朝廷问总承包商收税、总承包商问次级承包商收钱，有二道贩子赚差价，于是官盐越发的贵。
官盐越发的贵，私盐越发的好卖。
私盐越发的好卖，官盐就越发难卖。
官盐越发难卖，煮盐的这些灶户生产的官盐就越少。
官盐越少，私盐就越来越多。
私盐越来越多，官方买盐引的人就越来越少。
买官方盐引的人越来越少，灶户就只能把大量的盐卖给私盐贩子，导致私盐越来越多。
私盐越来越多，最终就是盐政彻底崩盘，朝廷除了土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就要完蛋。
理清了这一点，就明白，朝廷要盐政改革的根源是什么？
是解决官盐收税的问题。
之所以要动这些总承包商，是因为他们作为中间商，赚了太多差价，被认为是官盐卖不过私盐的主要原因，应该不用加之一。
百姓只是幌子。
第六七零章 照旧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怎么才能让“盐商从业的标准提高”，从而达到“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的地步呢？
吴敬梓又道：“盐改之方向，无非是放开盐引，让小商人入场。那么，盐改本身是天下悠悠之口，早晚要动的。”
“要做的，就是变而不变。”
“所谓变，是让天下那些说要盐改的人，无话可说，确实改了。”
“所谓不变，就是到最后控制盐的人，还是郑兄这样的人，实则没改。”
“这‘变而不变’的关键，郑兄可知在哪？”
郑玉绪已经隐隐约约地触摸到了那层关键，但却一时间找不到发力点。
他已经认可了吴敬梓的思路，思路肯定没错，这个思路很新奇，但非常有效。
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这个思路，变成现实？
他起身冲着吴敬梓作揖，恳切道：“还请赐教！”
吴敬梓道：“其中关键，就在楚北、皖西、江西等远地。”
“这票盐改革的呼声，已经沸沸扬扬，想来郑兄也多读这些文章。只是……”
说到这，吴敬梓带了些嘲讽地笑了一笑。
“只是松江府的那群人没有跟着呐喊，他们在忙着赚钱。如果那些人入场，就定会指出这些改革说法里的一个重要漏洞——小盐商，是否有资本、有能力，将盐运往更远的皖南、楚北？”
“如果票盐法，是只要给钱拿票，就能到处卖，是否会造成靠近盐场附近的盐泛滥、而远离盐场的地方无人起运？”
“如果票法再配合纲法，分为不同的盐区，甲地票不能在乙地卖，那么这和纲盐又有什么区别？无非原本是每年收税的时候给钱，现在是卖票的时候给钱，郑兄难道不能直接把票全买了？”
“如果不分引地盐区，只要是淮北盐场的覆盖范围就可以随便卖，那么谁愿意去远的地方？小资本小散商是否有那等财力，去皖南楚北？”
“若不能覆盖盐区偏远之处，岂不仍是私盐横行？”
“朝廷要的，是打击私盐。但显然，这样只是打击了江苏河南的私盐，却加重了江西、湖北、安徽的私盐。此其一也。”
“其二，小商人入场，就不提是否有资本转运到湖北皖西等远处，只说他们三五百斤一引，怎么查？是不是比大船更容易携私？”
“这么改，只能让江苏河南皖东的私盐收敛，却无法触及到私盐真正泛滥的湖北、江西。”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
吴敬梓的这番话，正打在了朝廷盐政改革的七寸之上。
如果拿百姓说事，那么，完全市场化的盐改，能否惠及到偏远地区？
商人求利，怎么保证商人去买盐业概念里偏远地区的盐票？
如果不拿百姓说事，别扯大旗，谈实在的，谈盐税、谈私盐。
那么，这么改，等于是两淮直接放弃了江西、湖北、皖西的官盐市场，彻底扔给了私盐。
这里面是这么个道理：小商人，是无力承担盐业概念上偏远地区的销售所需的资本的。
按照那些人嗷嗷叫的盐政改革方案，整个淮北覆盖的四五十州县府，都算作“淮北销售区”。
最低300斤，就能入场。
入场买票，就能在整个淮北销售区售卖。
确实，立竿见影，两淮地区的私盐可以瞬间绝迹。
但远处呢？
完美市场条件下，理论上，只要利润够，那么一定会有人去卖的。
但问题就在这个“完美市场条件”是否存在？
散商买的官盐，运转到湖北，周转多久？资本是否充足？利润几何？
私盐本来就存在，私盐在那卖，卖不出去官盐，收不回本，是否还会再去？
这个时代和后世最大的区别，就恰恰在这个运输成本、周转周期上。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搞盐纲法、搞窝商的另一个目的，是集体运输，方便查走私。
现在搞小商人入场，三百斤一船、五百斤一船，今天走、明天走，这走私不得走飞了？
查的过来吗？
大顺的官员不懂太多的经济学术语，可不代表他们不明白。
这一次盐政改革的思路，是标准的市场竞争思路。
列出的优点，一共四条。
其利一：票商少费，则盐价日贱，贱则可胜私。
其利二：票商携本二来，先税后盐，再无欠税之弊。
其利三：票商量力而行，即便资本无多，亦准其贩运，则广生民间生计。
其利四：商贾各自竞争，恐人之不买己货，固其盐必洁白，以质取胜，百姓得利。
即，只要放开市场化经营，那么不但老百姓吃的盐越来越便宜，而且在充分竞争之下，各个盐贩子的盐必然不敢以次充好，肯定盐的质量越来越高。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官员的思路好像也没错。
但有两个问题没考虑到：
其一，怎么保证商人集团不用资本垄断盐票？靠朝廷干涉？那岂不是和改革的指导思路背道而驰？
朝廷怎么干涉？给足够的权，那不是又退回到盐官谋私的老路了吗？不给足够的权，靠什么管这些加起来几千万两的大盐商？
其二，远离食盐产区的地方，小商贩是否有资本承担这么远的运输、周转呢？
而对大商人来说，为什么不在方便销售的地方卖呢？为什么不主占优良市场呢？
谁会去主动为百姓着想，自己专门抢远处运输不便地方的盐票？
好的销售区，大家抢破头。
不好的销售区，无人问津。
抢破头的地方，恶性竞争；无人问津的地方，私盐泛滥。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说辞。
但这个说辞，却可以作为理由，引出盐商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些大盐商怕的是什么？
怕盐票卖钱吗？
他们又不缺钱。
他们怕的是“三五百斤就可以承办买票”。
那么，什么叫“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呢？
就是提高入场标准。
理由，也非常简单：
小商人经得起一年多的周转时间吗？
经得起运过去之后，私盐竞争卖不出去带来的破产吗？
经不起。
一旦经不起，三五年之内，偏远地区的盐就没人去卖了。
到时候，私盐就会直接泛滥。
而朝廷，要的恰恰是为了官盐打败私盐，才搞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那么，朝廷是否需要一个大豪商，来承办这些需要长期资金、资本投入的地方？
以保证远离食盐产区的地区的官盐稳定？不至于今年有来的、多到卖不出；明年没人来，百姓嘴里淡？
需要。
需要的话，利润好的地方，比如淮北盐区周边，让给小资本；最难的地方，给大资本？
这可能吗？
既然改了票法，那我不干行不行？来去自由嘛。我干嘛不抢最好的销售区，去办哪些麻烦地区？
那么，有没有解决办法？
自然有。
吴敬梓给郑玉绪出的办法，一共分六步。
第一步：要明确，直接明着对抗盐政改革，就算今天风头过去了，明天又会提。
所以，一定不能明着反对，要绝对支持盐政改革。
第二步：支持之后，借由盐商控制的儒生，发动舆论，力陈那种小资本入场的危害，尤其是直指“影响朝廷官盐在湖北等地的销售，反而可能会使私盐更加泛滥”。
直接询问那些支持盐政改革的人，是否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准备怎么改？
把各种极端可能都提出来，就问他们万一出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敢不敢如当年传教士和钦天监那样，赌头，立字据，保证不会出类似的事？出了的话，自刎谢罪？
第三步：提出解决方法。
小商人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完成偏远地区的转运。
那么，这就需要资本充足的大商人，来承担湖北、皖西、江西等地的运盐卖盐工作。
同时，小船容易携私，而大船却并不容易携私，因为一旦被查，成本太大。
而小商人肯定往容易赚钱且容易周转的地方使劲，却把不容易周转的地方空出来，这也不合理。
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往偏远地区运盐的商人，得到补偿。
如何补偿，则以“远运近补”的方式，即按照比例，近距离的盐和远距离的盐，达成一个比例，捆绑卖票。
比如说，苏南这种地方，大家肯定抢破头。
但没事，可以抢，前提是你得承担一部分皖西、楚北这些边远地区。
比如50万斤苏南的票，必要捆绑20万斤皖西的票。
否则的话，谁来保证苏南的票是公平的？管盐票的二叔的三侄子的四外甥，怎么确保他们不优先拿到苏南的票？
第四步：趁热打铁。
一旦捆绑卖票，则小商人就更干不了了。
这时候，提出“验资换票”，即：资本达到一个数额，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周转，才能买盐票。
要拿出足够的本金，证明有能力。而普通商人周转困难，利息又高，再拿出本金做保证金，这还怎么干？
这时候，验资的双重目的，就达成了。
资本充足，才有资格干；资本不足，那肯定干不了。资本半足半不足的，再拿出保证金，直接可以退场了，周转不开。
第五步：提升入场资格线。
将转运买票的最低额度，提升到2000旧引到5000旧引之间，也就是大约70万到140万斤盐。
这样一来，就完全阻断了股本在10万两以下的小、中、大却不太大的散商。
不只是盐的钱，还有运费、周转等等，没有10万两，根本办不起5000引的买卖。
一旦将10万两身家以下的商人挤出去，剩下的就好说了。
第六步：旧总承包商坐下划分垄断区。
原本的大盐商，聚在一起商量下，协商好各自的额度、片区，谁也不要多吃。齐行控场。
如此，就算盐政改革，改成了票盐法，但实际上握有盐票的，还是这些大盐商。
只不过，原来的盐引，是我爷爷有，传给我爹，再传给我。
现在，是每年公开卖票，走一遍流程，我的盐票和我爹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你要有钱你也可以买。
将这六步全部做完，也就达成了“变而不变”、“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的目的。
改了吗？
改了，
盐纲法废除了吗？
废除了。
改成盐票法了吗？
成了。
盐引不再继承了吗？
是的，不再继承了。
每年开票公卖吗？
公卖。
然后，和之前有区别吗？
要说有，也有。
要说没有，似也没有。
几大盐商靠着手里的资本，即便改了票法，只要把关键的“小商资本不足不能转运皖西楚北”这张牌打出去，提升买票资格额度，那么依旧还是控制着盐的垄断。
到时候，等风声一过。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之前卖引。
现在卖票。
之前是按年包税。
现在是按年拍买。
之前是我直接继承我爹的盐引。
现在是我继承我爹的钱，再用钱买盐票。
这样一来，既可以让那些喊着盐政改革的人，无话可以说，也可以达成盐商们反对改革的目的。
因为他们反改革的本质，是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对“改革”这个词敏感，听见就浑身难受，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不触动旧利益，改呗，使劲儿改。
第六七一章 猜疑链（上）
这一招，其实是对盐政改革最有效的反击。
因为这种改革，在吴敬梓看来，就是一时之利。
和均田差不多。
均田之后，确实会在几十年内迎来一波王朝的盛世。
但均田之后，依旧允许自由买卖，那么最终也还不过是兼并，兼并完了再均田的话，已经到了中后期了，还有那执行能力吗？
治标不治本。
而工商业的累进和大鱼吃小鱼的速度，可比土地快得多。吴敬梓可是在松江府看到了大资工商业的兼并累进和压制小作坊的速度的，土地的兼并速度比起资本工商可差的太远了。
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历史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类似于兼并之后均田的盐政改革，治标不治本，在改革之初的三五年，确实民众大受其益，财政税收增加。
但不过几年后，在天平天国爆发起义之前，江西盐区就已经崩了，私盐彻底战胜了官盐，因为小商贩根本无资本也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随后湖北盐区也崩了，因为无序自由，使得大量小商贩入场挤进武汉等大城市，食盐滞销，大量盐商直接崩了；同时计划中美好的小商贩，又无资本承担远离水运的远方地区的买卖。
以及……确确实实，盐纲没了，但是巨富之家纷纷合作买断了盐票，再把盐票倒卖，和之前的卖盐引如出一辙。
与后世用勒拿河做笔名的那位评价中山先生的一些土地政策的内核类似：用【少女般的天真】去制定政策，主观上的目的和客观上做的恰恰相反——虽然据说是因为中文转法文又转比利时文最后转涅瓦明星报的俄文，多次翻译导致在土地政策上的翻译出了点问题，但不抠细节的话整体上对政策的评价是没错的：南辕北辙，理论不扎实。
这些官员也差不多，妄想依靠仅仅改变法权根据为手段，怀揣着反垄断的美好幻想，结果制定出纯粹的、加速的、正统的、资本的、快速兼并后必然行业垄断的政策。
应该说，吴敬梓对土地兼并问题的思考，和在松江府的所见所闻，让他找到了大顺这一次盐政改革最大的漏洞。
这一刀若是插进去，似乎确实是个破局点。
但是……他忘了考虑一件事，大顺不一样了。
所以，大盐商郑玉绪兴奋地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又一冷。
再看吴敬梓，感觉就有些不太对了。
如果……用资本划线，来保证只能自己入场，之前这么搞，肯定是没问题的。
整个大顺，能瞬间拿出几百万两现银的，只有盐商。
不是说从前别人没有钱，而是土地之类的是不动产。以及士绅的经营模式，并不需要大量的流动资本。而盐商需要大量的现金、流动资本，手里也握着足够的白银。
独一无二。
至少从前是。
但是，现在呢？
现在这么搞，这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吗？
比资本？
比银子？
比流动资金？
松江府的那些“暴发户”会怕这个？
他们怕的就是不比资本比白银。
怕的是比关系、比宗族、比朝堂、比社会网。
划得入场券是多少？要白银还是要黄金？亦或者是锡兰北美的珍珠？
搞“验资抵押”？一群几乎是大顺“白银发钞行”的海贸集团，会害怕用庭院房产为质押，但怎么会怕用白银为货币的验资抵押？
有那么一瞬间，郑玉绪都怀疑，这吴敬梓是不是被松江那边的财阀收买了，跑到这里来当做死间的？
这么搞，以前行。现在可真不行。
而且，现在于淮北巡查盐业的，恰恰就是那些松江府商人的后台、幕后黑手。
再想想吴敬梓出的这个办法，难道真的只是巧合？
恐怕，寻常人都不会这么想。
郑玉绪也就是个寻常人，扛着箩筐靠走街串巷卖盐一步步干起来的，是他的祖辈，不是他。
而盐商和口岸之前那些坐在家里卖茶叶瓷器丝绸的差不多，都是些废物。这也是刘钰不是很瞧得上他们的一个原因：躺着赚钱太容易，把人都养废了，既无进取精神，也无扩张之力，甚至连基本的舆论公关都做不好、不会做了。
便是正常人都会怀疑，况于这等养废了的、破产之后只能让老婆在家接客卖钱的？
怀疑更甚，郑玉绪不可不防。
“敏轩兄，你这办法妙是极妙啊。只是，我有一事不解。”
吴敬梓以为还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心想反正都已经这样了，一并说了，也权当了却了一桩心事，自此之后，我不欠你，你不欠我。
“郑兄但讲。”
“敏轩兄为人狂放，江南多知，又多哂讽士绅富贵之辈，入木三分。说句难听的，我等盐商，在民间的名声并不好。”
郑玉绪说到名声不好的时候，笑了笑，接着道：“为官的，以为我们是中饱之辈，以至于官盐敌不过私盐，皆我等之故；平民百姓之家，以为我等为富不仁，心里多有嫉恨。此番盐改风声一出，多少人拍手称快。”
“按说，敏轩兄对我等盐商也无什么……无什么好感吧？”
吴敬梓也不作伪，理直气壮地点了点头。
“郑兄说的没错，我确实无甚好感。只不过，为人者，当有德。”
“昔者淮阴侯不忘一饭之恩；乡民偷穆公之马而穆公赐酒解马肝之毒，韩原之战乡民效死；魏夥不殉其父爱妾，终有结草之报……此皆古之大德，而今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之际，时人虽多忘，吾却不肯忘。”
“当年穷困之际，受令尊大恩。岂可不报？”
说到这，又忍不住叹了口气道：“为报此恩，我与挚友割席断袍，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他说的诚挚恳切。
可郑玉绪心里忍不住道：扯淡！这年月还有这样的傻子？
松江府那群人可真有意思，便是要来间我，竟还用这样的理由搪塞？
便从春秋算起，几十本官史私史加一起，又有几个这样的人？怎么偏偏我就遇到了？
这读书人的秉性，别人不知，我这个做盐商、养门客的岂能不知？家业富贵的时候，朋友满天下，一旦衰变，即便翻脸不认人，竟比那秦淮河上的女人翻脸更快。
他本来听到吴敬梓给他的出的主意的最后几步“验证买票”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嘀咕。
萌了这个念头，一旦开始预设立场了，再往下想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了。
心道只怕这正是松江商人的主意。
因着如今兴国公巡查盐政，又是陛下身边的红人，只恐直接给出验资买票的办法，会被人攻讦为谋取私利，为身后松江府一党谋其利益，是以不好直接说。
却派这老穷酸来我这里，给我出的主意，若不是我聪明谨慎，只怕已经落入其坑里了。
先让我发动江南儒林，力陈盐改可能遇到的问题。然后再由我出钱，发动江南儒林，大谈验资买票的重要性。
如此一来，天下舆论皆以为我说的有理。
届时，兴国公顺水推舟，便道如此也好，那就验资买票吧。
到时，岂不是松江府的资本蜂拥而至？
谁人不知盐是肥肉？
若比资本，只怕我们还差了半截呢。
到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话是我们自己说的、办法是我们自己提的。
说不得兴国公还得假意反对一番以彰显他公正无私一心为社稷哩！
这番才叫做顺手推舟半推半就呢。
这才叫自己挖自己的坟坑呢，真要是信了这穷酸的，我们这些大盐商家业败矣！
想到这，郑玉绪挤出笑容道：“敏轩兄的办法，着实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小弟这里有些纹银，只当谢礼。亦算是敏轩兄平日读书写文时候，冬日买些炭拢手、夏日买些冰来祛暑。来人啊……”
刚要喊人，却被吴敬梓打断道：“郑兄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此番来，不取一文。我为郑兄出这等上不利国家、下不利万民的主意，已是迫不得已。如今若再收了郑兄的钱，只怕我这后半辈子都睡不着了。”
“昔日之恩，若以钱论，二百两。若郑兄仍保有盐业，则百年获利不下千万。我万倍报之，亦算是圆了当年心愿、了却当年羁绊。”
“自此之后，你我之间，再无交情了。”
“话已说完，告辞！”
说罢，就要离开，郑玉绪一怔，忙问道：“敏轩兄欲往何处？”
“松江府。士绅盐商的百态，我已见过，如今松江府群魔乱舞，又有新丑，前所未见，正欲细观。郑兄，我恩已报，吾义已取，咱们就此别过！”
拱手作别，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孤零零地一个人朝着东边走去。
郑玉绪看着吴敬梓的背影，心道，也是，你若做成了这事，食盐之利尽归松江府商贾了，好处自少不了你的，哪里还瞧得上我这些银子？
我爹当年见你可怜，不等你开口，就先给了你二百两银子，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
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啊！
慨叹了两声，郑玉绪想着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得不赶忙再去召集各大盐商商讨此事。
他将吴敬梓的办法一说，这些盐商的想法和他几乎一样，都道：“端的是好计策！生怕坑不死我们，害不绝我们啊！何其歹毒？”
“我等盐商，与那松江府那些去东洋西洋南洋的、做花布绸布茶叶的、搞造船玻璃挖河的，一向井水不犯河水，我们自不去掺和他们的买卖，他们也莫要觊觎我们的盐。”
“可见这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些人竟不知足，还要把手伸到我们这？这等办法，真当我们不曾看过三国演义？这不就是庞统去曹营献连环计吗？”
第六七二章 猜疑链（中）
既然根本不相信吴敬梓的用意，或者根本不相信实践还有豫让之类的侠义，盐商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原本只需要和朝廷斗智斗勇。
现在，则还是提防“后院起火”。尤其是提防刘钰借着改革为名，推动“验资买票”制度，让松江府的资本集团冲进盐业中来。
历史上，这些扬州的盐贩子，在满清赚了多少钱很难算清楚。但最常见的、也是很保守的估算，是五十年，2.5亿两到4亿两白银，纯利润。
盐业到底有多赚钱，这是不必说的。这么大一块肥肉，原本只有他们能吃得下，现在又多了一群虎视眈眈的人，处境何其难……
否了吴敬梓出的方法，这些人也只能采取他们最熟悉的办法了。
他们已经连试着变一变办法的能力都没有了，只会在他们熟悉的领域发挥过去的本事。
…………
“国公有所不知，世间都说，如今官盐甚贵，皆是大承包商的缘故。实则不然。”
“天下人多愚，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啊。”
不久之后的海州城中，一个从扬州来的有些文名的说客，带着盐商们的意思和意思，来拜见了刘钰。
与时俱进，他们带了一个华丽的木箱子，里面装着从松江府银行那兑换的白银兑换券纸币，说是扬州点心。既没有送珠宝，也没有送奇物。
刘钰笑着说扬州点心其实挺好吃的之后，这说客才开始说话。
上来就来这么一套说辞，其实就是标准的尝试型行贿法。如果刘钰直接不接话，让他滚蛋，那就表明态度了。
同样的，如果刘钰继续让他说，那就意味着有戏。
在盐商们否了吴敬梓提出的办法后，并且要提防松江府财团插手盐业之后，想出的办法最终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判断上——即皇帝想再多要点钱，但是之前修淮河已经要过一次了，皇帝有点不好意思拉不下脸来，所以故意让刘钰来吓唬他们。
实则，刘钰就是替皇帝要要饭的。
那么，要这么想的话，事情的关键，就不是道理了。
而是台阶。
讲的道理是不是真的有道理，意义不大。
关键是，讲的道理假装是个道理，做成个台阶就行。
所以才会选择上来就说到了盐政改革的关键问题。
刘钰没直接让他滚蛋，而且还笑着说扬州担心真不错，这就让说客看到了希望。
等这说客说完什么不知其二之后，刘钰轻捻了一下为了不让自己像东厂太监而留的胡子，慢斯条理道：“这盐政事，关乎国家财政。国家无钱，则如何安稳边疆？赈济水旱？”
“如今私盐泛滥，世人皆知由总商制度而起，使得官盐日贵。官盐贵则退、私盐贱则进，难道这私盐泛滥还有别的原因不成？”
那说客忙笑道：“国公，实不相瞒，这话看怎么说呢……”
“是。”
“也不是。”
“是，是说总承包商确实让次级承包商出过钱，真要这么说，那也没错。”
“但要说不是，事情也不能只看表面。苏子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过来说，不入此山中，焉知真面目？”
“小人斗胆，请试为国公言之。”
刘钰轻咳一声，也不说话，只是慢慢饮茶。
说客见状，忙道：“确实，总承包商的确是问次级承包商要过钱，理由如国公那日在酒宴上说的那般：以各府州县缉捕私盐的犒赏花红为名。”
“但是，国公不妨这么想，如果不以犒赏花红为利，各府州县是否愿意出力缉捕私盐呢？”
“那些小贩子，只看了总承包商让他们出钱承兑，就说三道四、怨天尤人。”
“然而，若不努力稽查私盐，他们这些小贩的官盐又卖给谁呢？他们卖盐的时候，觉得好卖，所以看到总商手拿盐引，心怀嫉妒。若是盐不好卖，他们还会如此嫉妒吗？”
“可他们的盐好卖，不正是因为他们出了钱缉查私盐的缘故吗？”
“小人斗胆类比，若如国课征收。百姓觉得，凭什么要收他们的钱？可他们也不想想，若国不收课税，如何能护住边疆安稳？如何能保天下太平？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圣朝起于义军，终结乱世，恢复天下。是以圣朝以义治天下，禁宫匾额且有爱民之语。不忍加税于百姓，各地府州都无余钱缉私。”
“盐商出钱，做花红犒赏，严查私盐。”
“往小了说，那是为了维护小商贩之利，使得他们不至赔本。”
“往大了说，那也是为了朝廷能多卖官盐，如此才能多课盐税。”
刘钰心想扯淡，国课是不多，可地方税并不少。再说了，总承包商要钱，就只干了这个了？这真是标准的一堆屎里挑豆子，说这是一堆豆子。
他却也不如以前一般直接嘲讽，而是缓缓道：“如你所言，这些总承包商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小人不敢。若说问题，国公明朝秋毫、朝廷目光如炬，自然不会看错。确实，是有些问题的。然而，水至清则无鱼，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里的原话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大顺毕竟要避讳，虽然之后也改了名，但“过而改之”这四个字牵扯的有点多，是以文人尽量避免。
说客见刘钰没有反对，又道：“国公可知，这票法实是出于无奈之举，之前才有试行的？如那福建等地，因着管束无力，而至晒盐泛滥。上不知出了多少盐、下不知道要缉多少私。”
“一开始，是按照盐田面积算，可后来发现这也根本不行，算不准。”
“最后，也就只能不得已而用票法。”
“可见，这票法一事，实非什么新意。只是前朝，乃至于更早，虽有票法，却也只是因着实在管束不了，不得已用之。”
“然而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闽、粤之盐，日日北进。三十年前尚在闽北为界，如今已至湘北、赣中。”
“每多一人买私盐，朝廷便少收几文银钱。而这几文银钱，打起来，便是一枚铅弹、一枚炮丸。”
“治国理政，岂可如那些腐儒所言？前朝教训，岂可不妨？这盐税是国家头等大事，若改票盐，只恐私盐泛滥，盐法败坏，以至于国家无钱可用。”
“而想要收的上盐税，小人以为，当于三处发力。”
“其一，便要控制盐场。取消长芦、福建、广东等地的晒盐法。各地百姓，一律如明初故事，以灶煮盐，不可晒盐。”
“如此，只要控制住了柴禾、盐锅，则私盐必少。朝廷便可复江西、湖南之失官盐之地。”
“其二，与四川各地盐场，加增灶柴税。蜀人煮盐，得天独厚，使用地气，不废薪柴。是以蜀盐价贱，往往有越界之举。”
“给蜀盐加薪柴税，朝廷即可收复楚之失盐地。”
“其三，所重之重，就在于缉私。重查、重判！”
“官盐所以难卖，皆因私贩太多。私贩之所以多，因为蜀、闽、长芦等地的盐，多以晒盐手段，价贱。”
“是以，治蜀、闽、长芦之盐，为治本。”
“而严查私盐，为治标。”
“此三种手段齐用，治标治本，又何愁官盐销售不畅呢？”
“若官盐畅，则朝廷税多。”
“朝廷税多，又可以给更多的银子查私。”
“查私越严，则官盐更多，又反过来促进了查私。”
“如此循环往复，才是真正盐铁手段！”
这话属实把刘钰给都笑了，心里实在是忍不住了，大笑道：“他妈的，那复井田、辟周礼，收天下之金铁而使百姓复用青石耒耜好不好啊？”
笑的同时，心里在想，果然是复井田周礼回三代之治的口号形成的习惯？改革的时候老想着跑步往回退？
说客见刘钰笑骂，自己却不慌张，他本来也没指望这话真的有人采用，只是为了引出来那个台阶。
刘钰笑过之后道：“你们啊，弄错了地方了。”
“首先，盐政改革，不是本官提出来的。是朝廷大臣提出来的，陛下只是差我考察一下，是否能变？变之利弊？”
“其次，闽、蜀……我管不到。陛下派我来，是考察两淮盐务的。我要听的是两淮的办法。”
“最后，明初时候，战乱多年，蒙元毁败，民生凋敝，百姓多亡。那时候行其制度，自大有道理。本朝起义兵，其缘由正是因为之前的制度与后来不甚适应，天数有变而人不知变，乃有天下将亡之祸。应运而生，此何意也？变以应天时，此真本朝之天命所在。”
“便如个娃娃，长到十岁了，你却偏要把他塞进周岁襁褓之中，此乱社稷之妄言！今日我不与你计较，日后慎言。”
警告之后，刘钰又道：“变法与否，不在于变，而在于为何而变？现在，私盐泛滥，官盐不畅，情况就摆在这。怎么变，那另有说法。你们不要给我讲这般道理、那般缘由。”
“我只问一句，你们准备怎么办？只说两淮盐，你们可有手段，保证朝廷盐税日增、私盐被打压？若有，那也可以说出来嘛。”
“总不能说一点办法没有，或是尽给出些往回退的办法，然后却只能嘀嘀咕咕地诅咒变法，半是诽谤半是挽歌。”
“你们可以提出来办法，只要可以达成打击私盐、盐税日增的结果，也可以按你们的想法变嘛。”
“对吧，现在变是共识，不可不变。”
“怎么变，才是关键。”
“你们老想着不变、不变，或者变人家蜀盐粤盐闽盐，你们这分明是搞错了方向。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今日我送你们一句话：怎么变，那是一个问题；变还是不变，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一个是可以解决的，一个是不可更改的。”
“现在票盐法就在这摆着，支持者就明说了，若行与淮北淮南，则每年增盐税50万两，且再无盐商拖欠积欠之弊。”
第六七三章 猜疑链（下）
那说客闻言，故作惊诧道：“国公何等样人，难道也信这样的话？”
“前朝尚有五年平辽之豪言呢，但实际又如何呢？他们如何保证盐政一定如他们所想的那般，只要改革，便可多利几十万？”
刘钰似笑非笑地看了说客一眼，盯了片刻，慢悠悠道：“你的意思是说，一定不行？”
说客忙道：“回国公的话，还如刚才所言。行，也不行。小人斗胆试为兴公言之，若无道理，小人这里离开，再不做这口舌之事。”
见此，刘钰心想还是自己的态度让这些人产生怀疑和误解了，否则的话，他们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很多事，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但既然对方已经掉进圈套了，明知道这番话都是如之前“给蜀盐加薪柴税”、“查禁闽粤晒盐法”之类的扯淡言论，可刘钰还是假装收了钱需得给人个机会才是。
“国公明鉴，这行与不行，要分开来看。”
“淮北，行。”
“淮南，不行。”
“但恐天下人觉得，淮北行，则必可移此政于淮南。”
“然而，一来，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枳橘如此，盐政亦如此，淮北可行之法，怎么就能得出结论，证明淮南一定行呢？”
“二来，天下愚者多矣，多以为淮北可，则淮南必可。然而淮北之盐，不过三十五万引；淮南之盐，数倍于淮北。一旦其政移于淮南，盐政崩溃，则势必大乱。”
“昔者，王荆公以为，盐山等地既已行青苗法，且效果显著，遂以此为论，以为全国皆可。然而结果如何呢？”
“再者，本朝开国之初，太宗皇帝之训，移民辽东，于苦寒之地当多种玉米等物为食，以为此物不苛土地，秸秆又可烧柴喂牛，极佳。然而，所结穗棒，不过三寸；穗未成熟，霜寒即至。乃至于许多戍边之民，煮其种籽造绝产之霜，而求归乡。”
“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在这里行，怎么能得出在那里一定行呢？然而这样的道理，便如太宗皇帝、王荆公那样的人物，尚且不能够免于误判，寻常人又怎么可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言行，便是说，淮北若行新政，必可行。”
“但，淮北与淮南不同，所辖范围不同、道路交通不同，淮北能行，淮南未必就行。”
“一旦淮北行，则天下人必以为淮南必可，这才是要提防的地方。是以我说，行也不行。”
“天下愚民太多，悠悠之口难防，到时候淮北真的行了，那些人又怎么能够理解淮北和淮南的区别呢？”
“索性，淮北行也不行，此方为上上之选。”
按照正常的说客讨论，这时候刘钰就该问“淮南为什么不行呢？”
但刘钰没问淮南为什么不行，而是问道：“如你所言，你也认为淮北可行？”
这说客来之前就明白，这件事是傻子都能看出来必然行的事，要是在这件事上硬顶、非说不行，那也实在没必要说下去了。
他当即郑重地点了点头，示意确实，他也觉得淮北改革一定成功，然后就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就非常有意思。
既然大顺盐改的目的，是打击私盐，那么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问题来。
盐改派认为，官盐卖不动的原因，是这群总承包商吃得太多，所以官盐太贵。所以，改革的重点就放在这些总承包商身上即可。
说客则认为，官盐卖不动的原因，是因为私盐太多。因为官盐收税，所以无论怎么样，私盐都比官盐便宜。
而淮北地区官盐卖不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总承包商吃的太多。
而是因为漕运。
长芦盐场的盐，通过漕运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运河两岸，严重侵袭了淮北盐区。所以才导致淮北的官盐不好卖，数据看起来非常难看。
总结起来。
就是说，盐改派认为，主因在总承包商，走私是次因；而盐商派则认为，走私是主因，总承包商是次因。
如果不把主次因果弄清楚，那就没法在改革上做出针对点。
听完说客的话，刘钰也是暗暗赞了一句，心想都说江南文华，果然不假。这些盐商在江南日久，他们虽废了，但他们豢养的门客幕僚，倒是有些高手。
《僖公二十四年》云：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
刘钰想要急速盐改，他想用的故智，正是这一招。
漕运被废，应该说，短期之内刺激淮北官盐销售额增加的，确实是漕运被废、长芦盐没办法走私的缘故。
甚至可以说，这将是盐政改革“立竿见影”、“惊世骇俗”、“一场得两场之利”、“奇效之下淮南凭什么不改”的根本。
但是，长期来看，终究还是总承包商的问题。
只是，反差越大，越容易造成对比效应。
所以，刘钰计划的就是趁着新的走私路线没出现之前，以雷霆万钧之力完成盐政改革。
然后拿着官盐销售的巨大增长，把所有的原因，都归于盐政改革上，而尽可能淡化废漕运的作用。
依靠强势的对比效果，迫使朝中任何支持旧制度的人，通通闭嘴。
从而迅速完成淮南盐政的改革。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些盐商虽然都是些废物，可手底下幕僚还真不都是吃干饭的，居然有人看出来了问题。
想都不用想，盐商这边有大量的舆论鼓吹手，多少文人、尤其是知名文人，都是靠盐商养活的。
他们本身在朝中就有关系，一旦把这件事挑明了，制造了舆论风波，恐怕对淮南的改革也会拖延下去。
到时候，盐商的朝中关系，就会那这个大作舆论，要求等过几年、等废漕运带来的影响消散之后，再去改革淮南盐政。
那样的话，极是不妙。淮南才是真正要动的地方，淮北只是个引子。淮南若动不了，盐商只相当于断了个手指头，可不会伤及根本。
听完这些说辞，刘钰不动声色，心里一边琢磨着这些盐商到底要干什么，一边问道：“如你所言，似也有那么三二分道理。那么，淮北行，就算这个道理对。那么，淮南不行，道理在哪呢？”
说客心想这正是重头戏，于是舌灿莲花般，将盐商各家幕僚总结出来的话术都搬了出来。
搬的角度，恰恰正是吴敬梓提出的那些东西：收复私盐区，小资本小散商无力，反而会加剧私盐区扩散等问题。
只是，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角度是同一个角度。
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事。
而这些人给出的办法，则明显就是个……台阶。
吴敬梓是承认，总承包商的封建垄断特权，是官盐不畅的主因，内因。而其出发点，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了报恩，让这些盐商“跟上时代”——盐引是封建特权，权力父死子继，在科举制国家下，是被人诟病的。希望盐商与时俱进，将权力父死子继，变为财产父死子继。
而说客心里知道原因是总承包商的特权，但嘴上说的主因则是走私，而其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送钱、同时找个台阶，然后双方妥协。
目的不同，反对改革的理由一样，给出的办法就完全不同。
说客代表盐商，提出了三个“改革”方向。
其一：朝廷成立专门的巡盐部门，经费由盐商报销，每年三十万两，按时“报效”。
将原本的、非正式的、私下里的“缉私花红犒赏”，转正，成为正大光明地由各级承包商分摊的钱。
因为他们认定的主因、内因，是走私太多嘛。
所以，解决的方向，或者说给台阶的方向，也就是出钱缉私。
其二，每年给皇帝内帑二十五万两，以备不时之需，作为“形成制度”的报效。
其三，运河被废，旧有的运盐路线必须要改。该运盐路线、沿途稽查、关卡设置的钱，由盐商出。今年报效200万两，但今年的前两项就不给了。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皇帝上次来要钱，觉得不够，还想再要点，有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觉得刚要完再要不好。
那么盐商这边就主动点，拿出200万两，其实搞这些东西也花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就当给皇帝送礼了。
而且他们保证，这一次的报效，绝对是这些大盐商出，不会克扣次级承包商，也不会转嫁于食盐百姓。
应该说，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但偏偏松江府海商资本集团的崛起，使得这个办法真的很容易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举动。
而且，现在在淮北巡查盐务的，恰恰正是松江府财阀的总后台，盐商猜疑是非常正确的，不猜疑才是脑子彻底被狗吃了。
所以他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自我催眠似的告诉自己，皇帝真是上次要钱不够，这次又来要钱了——必须信、一定信、不得不信。
不是他们脑子生锈了。
而是伴随着松江府资本集团的崛起，实际上一旦改革，他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而他们的一切，只能寄托在朝廷不是真的想改革上，改革为名、要钱是真。改革的胆魄是没有的，以改革的名义搂钱的胆魄，不但有而且很大。
否则，只要改，必完蛋，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不得不信、不可不信了。
但……这番话，恰恰触动了刘钰内心最为警觉的地方。
尤其是当说客拿那些运盐不便、路途颇远的地区说事的时候，刘钰心里顿时兴奋起来。
可以说，这正是刘钰最警觉的地方，也是刘钰给皇帝写第一封奏疏的原因。
如果，真的发生了食盐大战、这边运那边吃，非要让盐政改革出丑这种事，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些路途稍远的盐销售区。
因为，就算这些盐商的脑子再不好使，也不可能守着淮北盐场，玩“来多少、吃多少”的套路。
那和守着西域黄沙，在吐鲁番无限收砂子，没有任何区别。
唯独此时的交通条件下，只要在远一点的地方玩一次，就可以直接让改革变得极为难看。
这里面的问题，也确实在于朝中制定盐政改革政策的那些人，真的就是少女般的天真。
他们真没学过《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但他们、包括历史上那次改革，却真的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步，就是取消朝廷控价、减少朝廷管控。
因为，放开盐引制度，朝廷如果控价的话，肯定不行。
定的高了，私盐泛滥。
定的低了，肯定没人去。
那么，只有让市场充分竞争，让商贾自行定价，才会既不缺盐、也不价格太高。
理论上，只要让衙门出个公告：不准齐行控价即可。
要让官盐便宜，就得既取消总承包商，又减少中间环节的管控，还要收回各处对查盐的权力，唯有如此，方才能改革成功。
这就给了盐商极大的漏洞。而且，还有个问题，朝中那些给出盐政改革方案的人，始终没正面回应：怎么杜绝富商买票？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
第一：盐票是不是无限卖？
如果无限卖，必然崩。这不只是物价混乱的问题，而且还是打价格战，小散商有个吊毛的机会，能赢总资产几家在大几千万里两的盐商？
如果不是无限卖，而是控销售区分售额度，怎么解决远近利润不同的问题？怎么确保大盐商不先把利润最高、运输最方便的地方吃下来？
第二：盐票倒卖，是否合法？
如果我钱多，我买了200万引的盐票，我是否可以再转卖给别人？
如果可以，那么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能，采取什么方式卖票保证公平？怎么把偏远地区的票卖给有能力承办的大商？
再一个，我有钱买200万引，先不管我转不转卖，只说我这么买，可不可以？
刘钰是支持大顺的这一次改革的，但他并不支持朝中那些人的做法，这是标准的矫枉过正。
很多问题是不能刻舟求剑的，历史上的那次盐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那之前，大盐商经历了白莲教、私盐泛滥等等缘故，其实已经崩了。
但现在，扬州府的那些大盐商，正是资本雄厚、享受到了之前二十年大量东西洋白银流入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的时候。
对付半死不活的人，不用去考虑这人反抗怎么办。
可要是对付活蹦乱跳的中年人，虽然可能很快就要老了，但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反抗一下子也不得不防。
只不过，刘钰真的是高估这些盐商了。
他本就存了这些盐商死前肯定要搏一搏的心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防的就是盐商搞反击，闹得非常难看。
而且他又不知道吴敬梓去给这些盐商分析了情况、出了一个实际上最可行的主意。
这些盐商考虑了海商集团的崛起，却没考虑另一个问题：皇帝可能把整个大顺最赚钱的两件买卖——不比大顺朝廷收土地税赚的少——交给同一伙人吗？
所以如果刘钰知道了吴敬梓出的主意，一定会觉得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成功。
但他不知道，也更不可能知道盐商否了这个想法，而是采取了最保守的策略。
即把希望寄托在朝廷不改。只要给了钱就不改上。
如果刘钰知道，他肯定会笑着骂一句废物，觉得真的是养废了，这他妈和等死有啥区别？
可他并不知道。
而且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并且他内心考虑的角度，从一开始就明白海商的势力已经够大了，而且是新兴阶层，皇帝会本能地担心，不可能再给更多的利益了。
加之他知道大顺的下一步战略是南下打印，是以这本身就又是加强海商势力的过程，而势力在必然扩张的前提下，皇帝更不可能把盐在给交给群势力越来越大的群体了。
在此信息基础上做思考，他就根本没考虑过盐商考虑的那种“替他人作嫁衣裳”的可能。
是以，当说客说到盐政改革可能遇到的偏远地区的问题时，在信息不同的猜疑之下，刘钰第一时间就觉得，盐商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切入，对抗改革。
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刘钰就不觉得私盐贩子是主要问题。
而且，明显的，这场改革想要成功，那么其政策的关键点，一定是“化枭为商”。
换句话说，大盐商认为的主要因素，实质上在这个思路的改革下，是直接被化掉的。
但是，这只是化掉已有的大部分走私贩子，即便他们能够提供市场信息、销售路径，但想要和大盐商对抗，只能是一支强势的、以朝廷为后台的力量。
否则，是赢不了的。
但刘钰也不得不承认，朝中那些支持盐政改革的人，想的简单了，并没有完善后续的诸多制度，使得漏洞太多。
这也就是在这个时代，放到后世，人都从资本厮杀中杀出来的，这么多的漏洞，能直接捅破了天。
本来他并不是掺和进盐政改革中太深，但从考察了淮南盐场给皇帝写了第二封奏疏之后，刘钰也只能把这场改革扭一扭了，扭到一种他希望的模式上了。
既不同于朝廷内那些改革派的模式、也不同于旧的总承包商的模式。
这些盐商既然拿这个他认定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说事，刘钰心道这也正搔到了痒处，便怕你们不玩呢。
不过既是要玩，那也顺势把一些漏洞补上吧。
如今盐商既已出招，刘钰心道这倒也好，便笑道：“如你所言，这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远处行销，小商无力承担资本，反倒导致私盐泛滥？”
“那若是行改革之事，却无这个问题呢？那你们还有什么可说？”
说客和他背后的盐商，其实真没有刘钰想的那么有种、有激情和活力，以及斗争精神。
说客知道自己只是来送钱、送台阶的。
这时候见刘钰这么说，便也笑道：“国公明鉴，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国公需知，这盐上的事，不比战争。”
“如太祖皇帝时候，一年席卷河南京畿。”
“但这盐，若是私盐寸进、官盐日缩，官盐想要收复‘失地’，可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
“江西丢了，四五十年，尚未‘收复’为官盐区呢。如果变法真这么有用，竟能一夜之间官盐重夺江西，那可是神乎其技了。”
刘钰跟着笑了笑，手指不经意间在“点心盒子”上敲了几下，摇头晃脑道：“有道是，隔行如隔山呐。你若问我海战、算数、乃至行销欧罗巴货物，我是如数家珍。”
“但问我贩盐诸事，我还真就不一定比你们更明白。”
“陛下差我来，也是考察一下，听取民情。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
说客的目光在刘钰敲动的手指上逗留了一瞬，心里登时明白过来，连声道：“国公所言极是，极是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刘钰又道：“术业有专攻，我本来也没有在盐政改革上发声，这你们想必都是知道的。不过既领了圣命，那就不得不尽心竭力了。”
“可我就不懂了，你们既有了办法，怎地不直接上疏朝廷？”
说客心下更明白了，心道这不是废话吗？直接走官方，那不是显得我们再给皇帝“行贿送礼”嘛，这也不好听啊。
“国公，这盐政改革事，牵扯甚多。一旦讨论起来，各有道理，难就不免麻烦。”
“陛下既信赖国公，国公也只是传达一下我们的意思，这就不妨交由国公这里，回禀圣上，由圣上独断。陛下聪颖绝世，自会分清利弊。”
“我们的意思，都在这奏疏中，还请国公代呈。”
“这种事，小人以为最好还是不要声张，否则恐有些该碗口割舌之辈，乱嚼舌头，诋毁圣名……竟以市井之见，来评判陛下圣裁之英明，那可就是我们的罪过了。”
刘钰呵呵一笑，缓缓道：“如此，似也有些道理。那么，这事我就先回禀陛下吧。但我也不得不多说一句。”
“国公请讲。”
刘钰正色道：“既是这件事你们也知道，闹得越大，越不好收场，那你们这段时间最好也不要闹。”
“既选了不走朝堂正途，却由我代呈陛下，有些事你们自己就心里有数才是。”
“虽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但，改与不改，终究在陛下、在朝廷，而不在市井舆情、江南风向。”
“我可不是很想看到，是改、是不改，竟成天下讨论之势，到时候可就难收了。”
这显然就是在警告不要发动舆论，现在最好消停点，等皇帝那边的消息。
说客如何不明白，忙道：“国公教的是，小人记下了。此事，终究在陛下、在朝中诸位大臣。其利其弊，难道以陛下之圣明、诸位大臣之聪慧，还分不清吗？”
第六七四章 决胜千里之外（一）
“知道就好。我再多说一句：你回去告诉你背后的那些人，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
说客自来至此，还是第一次看到刘钰神情如此严肃，和之前全然不同，连忙道：“国公请讲，小人一定传达。”
“嗯。告诉他们，来的太容易的钱，永远不是自己的。让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只是在替朝廷管钱，朝廷让他们有钱，他们就能有钱；朝廷不想让他们有钱，他们就没钱，有的是人可以替代他们。”
“明白了这个道理，便不要有太多牢骚，更不要有什么怨言怨语——既有怨气，真有种，那就不要干。”
若是平时，这番话听起来就有些瘆人了。
但如今这个节骨眼上，这些话反倒是叫说客放心。
“国公放心，这等道理，便是不说，也知道的。小人也一定依据不落地将这些话传回去。除此之外，国公还有什么训示？”
刘钰挥挥手道：“别的就没什么了，可无可无的事。只要明白其中道理，一通百通。今年漕运改革，旧盐路要改。百万漕工已经够麻烦了，陛下力排众议……你们要是有点眼力价，便该知道，这时候是该‘献祥瑞’、还是‘天象警’了。”
“我不希望今年再出什么‘淹销补运’、‘沉船失盐’之类的事。”
说客心中更喜，连声道：“了然！了然！”
心想这话就说的很明白了，看来陛下真的只是来要钱的。想来也是，今年诸多变革，又是漕运、又是淮河的，哪里还有这么多精力同时干别的呢？
既说废运河是陛下力排众议才做的，这时候要是盐政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是打皇帝的脸吗？
况且，这里面可不还有兴国公的一顶大帽子吗？只怕，兴国公现在只求漕运改革稳定，剩下的都是可谈可妥协的。这漕运可不止漕米，还有盐运呢，这可都是大事。
便是淹销补运，也不该非要今年，日后有的是机会。
看来这也算是上面给的一种‘契约’——皇帝保不改盐政，你们盐商给钱且要保证这两年不要出事，被人说什么“看，运河一改，连盐都出事了吧”。
这种大事，说的越重，越安全，这个道理说客心里有数。
刘钰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又敲了敲“点心”盒子，示意说客可以走了。
待说客离开，刘钰便喊在外面的人道：“去把史将军请来。”
片刻后，史世用便进来，也没问刘钰和那些人说了什么，眼睛只是在刘钰手指点着的点心盒子上扫了一眼，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刘钰也没说刚才的事，只道：“私盐的事，史兄查的怎么样了？”
史世用既明白刘钰说的定向查办是什么意思了，这时候便笑道：“查了挺多，越查越杂。查到军中一些人，尤其是原来巡查漕运的一些人，都参与其中。国公要找的人，自和这些人无关。纯粹的私盐贩子也查了不少，这边都有眉目了。”
“查下去之后，还发现各地的盐场、运口，都有一些商霸。甚至有一些凶狠的贩子，竟是带队直接闯卡。而各地盐口的商霸，也是人多势众好勇斗狠，私下里欺行霸市，很是嚣张。”
“按说这些人不该我们管，但在当地根深蒂固，若我们不管，还真不好办。”
“国公既要化枭为商，私盐贩子倒是可以不动，这些商霸动不动？”
这属于是分内私活，孩儿军其实不管这些欺行霸市的事，但既是要配合盐政改革，这事就非得他们管了。
刘钰想了想道：“不急，继续盯着，继续查。记住，千万不要急。先稳住，日后再说。私盐贩子这边，你找几个心腹可靠的……嗯，就假扮绑票的，抓几个私盐贩子身边的心腹弟兄，秘密押送过来。我问点事。别亮官面身份。”
史世用一猜便知，这是要掌握以下私盐贩子的销售网络，看看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这里面的道理也非常简单，私盐贩子是被官方压着的，不是他们能力不行。如果他们现在能搞十万的市场，一旦让他们转正、化枭为商，那么他们是绝对有能力翻四五倍的。
“成，我这就挑些好手去干。这种事，国公放心，我们之前也是各处撒网，三教九流的人物都识得。去的了白山黑水、蹲的住江户倭贼，安南朝鲜也都去得，这等事没什么难的。”
刘钰笑了笑，起身把那几个点心盒子一推道：“还有个事要麻烦史兄。加上之前陛下给的一些钱票，数目不小，派些人给送到松江府去。越快越好，路上注意安全不提……这里面都是钱钞，非是库平的银锞子，一箱就几万，万万小心。”
银票这年月还是新鲜玩意儿，非得资本雄厚、商本丰富的大商，才能发行可兑换银票，之前大顺可是没人有这等商力。那些搞皮货生意、在蒙古放贷、往罗刹卖茶的，距离能有这么雄厚的资本还差几年呢。
只看这样一个小小木箱子，里面竟能装几万白银，史世用也觉得新奇，伸出手掂量了一下，嘿嘿笑了两声道：“谁能想到，这里面装着几万两？那行，我这就去挑人，国公且把箱子封上蜡漆吧。”
…………
淮北盐政改革风声日紧的时候，似乎并未影响到松江府的商业行情。唯一有影响的，可能也就是海运的股价又涨了，废运河，意味着日后京畿贸易权的南方货，都要走海运不走运河了，之前那些搞试营运漕米的，可是要发财了。
除此之外，剩下的看上去也就按部就班。该收货的收货、该准备季风来临之前的西洋货物的准备西洋货物。
兴国公的松江府别院，也和往常一样，停了不少的马车。虽然兴国公还在黄河北边，虽然之前管事的康不怠据说如今在罗刹，但并不妨碍这里面依旧有人管各种各样的事。
虽然前朝赵豫为了移风易俗，搞出来了“松江太守明日来”的典故，一改松江府喜欢打官司的风气。
但刘钰开始影响松江府之后，又反向来了一拨移风易俗，被夸上天的明日来这种根本不是儒家，而是乡愿那一套。
是以这种反向的移风易俗就是鼓励有事去衙门解决。因为时代在发展，作为商业发达地区，再搞什么明日来这一套，那就没有明日了。
饶是如此，各种各样的新衙门之外，还有许多事是需要有官面身份、但以非官方身份协调的事。
这种事，自是以兴国公的松江府别院为中心。
今日来的客人，对这种风格已经见惯不惊。他们坐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旁边一个小隔间，隔间前垂着帘子，里面的人和他们聊事情。
既不是在官厅里说话，而且官厅里也绝对不会有帘子有女人，自然都是一些商业上的事。
和往常一样的客套话结束后，今日来的几个商人忙谦虚了几句说自己都是小买卖。
帘子后的田贞仪便笑道：“你们倒是谦虚了。”
“如今江浙有句话，叫高家管生、薛家管死。谁人不知？”
那个姓高和姓薛的商人赶忙说不敢，不过对这种评价，心里还是高兴的。
薛家是个海商，在大顺下南洋后，抓住了商机，牵头组建了一家专门面向南洋和辽东的贸易公司。
本身原来就是做南洋生意的，整合之后，借着大顺下南洋的东风、借着股本整合，几年时间，就将其余同业的散商打的抬不起头。
外界说的什么“薛家管死”，里面的缘故，自和薛家牵头组建的贸易公司的贸易品有关。
薛家的人，在一二月份，从南洋的邦加等地，收购锡块。
运到绍兴、杭州等地。
绍兴此时号称“锡半城”，以绍兴为中心画圈，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锡箔业。
中国是个重祖先祭祀的国家，伴随着明朝开始白银货币化，那些看起来像“银元宝”的锡箔元宝，迅速流行开来。
显然，这个风俗也是明朝开始的，就像是冥币顶上有面额一定是纸币流行之后才有的风俗。
纸钱像孔方兄，但如今孔方兄多不值钱啊？一个“银元宝”，能换多少孔方兄？这年月又不是纸钞时候，冥币上不能写数额、以至把天地银行弄得跟“津巴布韦银行”似的，自然是“银元宝”横行。
南洋邦加等地的锡，运到浙江，赶在七月十五中元节之前出货。
薛家的商船在六月份时候，装上锡箔，去辽东。
在辽东等到八月十五，大豆收获，再从辽东运大豆来松江府。
然后去浙江装满锡箔，去南洋，面向南洋华人过年时候的祭祀祖先的锡箔消耗——南洋华人日多，加上背井离乡，过年时候烧的锡箔更多。
因为他们要告诉祖先父母：我们背景离乡、离开你们的坟墓，是为了赚钱。你看，给你烧点银元宝，使劲儿烧，为了你们在那边不受苦。
过完年，再去邦加装上锡块，回江浙。
因着民间传说里，掌管“区别善恶、核定等级、发往投生”的转轮阎王，因着权力管辖范围的关系，必是“受贿行贿”的重灾区——像是十殿阎王里的老大秦广王，虽说权责更大，但有生死簿管着，这玩意儿不好贿赂不说，而且还没死呢，怎么烧钱过去行贿？
所以这管定罪善恶转生的转轮阎王正是花钱的地方。
偏偏按照故事里，这转轮阎王姓薛。
而薛家又是专门干这等生意的，是以便戏称说什么“薛家管死”。
至于高家管生，这里的生，倒不是因九天锡麟金阙监生金盆送子高元帅的姓氏。
这里的生，指的其实是“抓周”。
高家牵头组建的公司，主营业务是针头线脑、珠钗笔墨、拨浪鼓、小花鞋之类的诸多杂货。
南洋、辽东等地，各处卖杂货的商铺，都是高家在供货。
中产之家，孩子满周岁要抓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能在各种杂货铺买到。一问货的好坏，都说是高家那边来的货，是以渐渐有了这么个名声。
薛、高两家，只是今天来的这群人里的很普通的人。
他们谦虚说自己是小买卖，其实相对于别的豪商来说，不过是垄断了全国沿海和南洋的锡箔锡块、杂货日用而已，确实也只能算是“小”买卖。
除了薛、高两家外，今天被邀请来赴宴的其余商贾，也都是类似的情况：是新时代的胜利者，靠着下南洋、股份制、征日本等等契机，迅速战胜了其余地方的商人，依靠强大的融资、航海等优势，完成了某些商品的垄断。
但垄断的种类又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些“那些真正豪商看不上”的小角落。
他们的共同特点，便是在各处有商铺货栈，三教九流的人认识的多。
都是新兴阶层，之前根基不深，是靠着时代一跃而起的。
都渴望做更大的买卖，但苦于无有门路。
在辽东、京畿、南洋等地，都初步建立了商业网络。
说是大商人，但又不是很大；但说是小买卖，那又是睁眼说瞎话了。
第六七五章 决胜千里之外（二）
田贞仪接到了刘钰的信和那些银票，上面对该怎么办也说的很清楚。
刘钰盯这些人也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早瞄准了这些人，今日宴请，自是看中了他们的一些优势。
一番谦虚寒暄之后，田贞仪便道：“诸位也知道，平日里这些生意贸易上的事，我是不管的。是以今天这个事，也是他要我代他宴请诸位。如今他在北边领了皇命，回不来，便托我来代办这事。”
在座的商人一听这话，一个个都是喜上眉梢，心想这是要再往上爬一层了啊。
如今松江府的豪商，也渐渐看出来了朝廷的一些工商政策，是在一些需要对外竞争的地方，扶植一些财阀集团。
如对东洋贸易的财阀集团、对西洋的财阀集团、北方制造军舰和兵器的财阀集团等等。
能挤进这些财阀集团，才算是完成了松江府新政下的阶级跃迁的最终形态。
这一点，是和扬州等地的盐商不同的。
扬州等地的盐商，跃迁的最终形态是：家族卖盐，当总承包商，然后子弟科举，中举点进士，为官，宗族资源支持，爬到朝堂高层。
松江府的工商阶层，跃迁的最终形态是：在混乱期快速完成整合，走完充分竞争下的垄断一步，哪怕是边角料产业的垄断。兴国公这边看你的产业有潜力、有需求，准备干一票大的的时候，把你拉进来，成为新集团的创始人。
松江府这边新产业的发展模式，说白了，就是官方牵头，先知引路，政策倾斜，合力发展。
不知道什么新产业、新动向能发财？没关系，二十年的现实已经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跟着走、准没错。东洋证明了、南洋证明了、西洋证明了、之前没人看好的玻璃证明了、没有官方牵头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蒸汽机也依旧证明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差不多算是潜规则的规则，即新兴产业要新人，尽可能将不同的产业分开。
大顺这边不要一家从制瓷、挖煤、织布、染色、贸易、金融全套产业的大垄断。
今天来的商人们一看彼此，这身份都完全符合之前总结的种种潜在规则，心里如何不喜？
众人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个个却都很快安静下来，将耳朵支棱起来，生怕漏听了半句。
田贞仪听众人顿时安静下来，气氛有些肃穆，隔帘轻笑道：“倒也不必如此，不是什么太大的买卖。当年伐日的时候，布了枚闲棋冷子。如今南洋稻米种植园、辽东豆、虾夷麦也已稳定，他便想着这日本既有米会所期货，不如拿下日本米、豆、麦的定价权吧。”
“此事……也恕我直言，你们虽也是富甲一方，但单凭你们的财力流水，恐也做不到。”
“当然，财力物力是一回事。财力物力之外，还有个别的问题要先解决。”
“他倒也不怕你们抖落出去，又不是什么阴谋，无非是靠南洋米、辽东豆、虾夷麦平推罢了。”
短短几句话，这些商人便一个个口干舌燥，心想果然国公做西洋贸易做的眼界太高，这控制一国米价的买卖，竟都是小买卖了？
这控制米价，可不是小事。万一出了事，是要朝廷兜底的。没有朝廷点头，可是不会去做，万一被人查抄了呢？
获了朝廷认可的这种大宗买卖，可就是朝廷许可的“财阀”了，日后必多扶植。
什么叫真正的、松江府商人眼中的“商人阶层跃迁的最高形态”？
自然是那些有朝廷背后撑腰的大财阀了。
最简单的，就是东洋贸易公司、西洋贸易公司。倭人对东洋贸易公司客客气气，为的是啥？自是因为背后的朝廷，手里有支海军。
朝廷下南洋，谁得利最多？自然是西洋贸易公司，等于是用朝廷的海军力量，去打一家股份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财阀。
而在松江府的商人看来，盐商是财阀吗？显然不是，盐商分明是朝廷养的可以剪毛的羊，吃的是万民百姓这种草，只不过朝廷嫌自己割草怪累的而已。
虽说田贞仪说的明白，控制东洋粮食定价权的事，可能需要调动大量财力物力，包括漕米、豆、麦、米仓、海商的钱。
今日在座的这些人，显然实力不足，相较于真正顶层的力量还是差了不少。
但这事儿既是告知了他们，显然他们在这场可能的商业战争中会有大用，而这便是他们梦寐以求地跃迁为财阀的机会。
怀揣着兴奋，尤其是对自己往上跃升的兴奋，忍不住问道：“却不知国公要我等做什么呢？”
田贞仪道：“古人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也知道，二十多年前，欧罗巴那边的股市出了点事，是以……”
娓娓道来了松江府的一些政策，这些人也都纷纷点头，这都是他们知道的道理。
无非就是吸取了欧洲二十多年前那次泡沫危机的教训，松江府这边加强了监管，所有的金额超过一定数量的股份制公司都是需要严格的审核通过才能成立。
尤其是伴随着松江府银行的建立、大量的白银流入，而这些流入的白银虽然刘钰想方设法进行政策拉动，但因为土地政策等缘故，是的松江府的资本有些过剩。
故而这种监管模式也就提上了日程，防止出现有人鼓吹类似于郁金香、南海、密西西比那样的大泡沫。
说到这，这些商人心里头更加兴奋了，心想自己想的果然没错。
果然是要成立新的行业公司，国公这是准备拉自己这些人做开拓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平衡之法，毕竟大量的行业不能都拢在一群人的手里。
等说完了这个，果不出这些人所料的，田贞仪道：“如今漕米半数出自南洋，海军部改革之后，东洋南洋各地的军需运输，也今年希望商贾能够承担一些，毕竟专门为这些地方准备运输船，一时间也看不出东洋南洋有打大仗的意思，军舰要加、运输补给船要适当往民用那边放。”
“是以，他的意思，就是组建一个承担运输业的公司。”
“包括运送漕米、东洋南洋驻军的补给、一旦打起来要全部征调归属海军后勤局调派的公司。若是要操控倭国之米麦价，也非得一家这样专业的大型运输公司不可。”
“西洋那边，有西洋那边的说法。南洋东洋黑水洋，自有这边的说法。加上如今漕米运输，也是挪用一些船只来做，也最好改动一下。”
“再一个，日后周边各地若有什么诸如操控米价之类的大动作，也方便调拨。”
“他的意思，便是这种行业，和朝廷这边绑的太多，但朝廷只在战时全面接管，平日你们自负盈亏。当然，所有大订单，如漕米运输都交给你们——运存分离，上船之后船沉了，或你们自己出钱、或你们自己买海运保险——是以，以此扶植一下你们，问问你们的意思，是否愿意？”
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心想自己这是哪辈子的坟头上冒青烟了？这等好事，竟轮到了自己头上？
怎么会有人不愿意？
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风声。
只是不知道这等好事会落在谁头上而已。
海军那边的改革，也是朝这个方向来改。
运河真正废弃之后，承担漕米运输，也是一项利益极高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是朝廷为数不多可以用政策扶植的产业。
如果说，西洋贸易公司这种，是对外扩张的先锋。
而这种航运公司，则完全就是朝廷对天下内统治的刻意扶植。
前期可以通过漕米、军需、补给等等，拿到稳定的订单，确保发展。
这里面既有军事改革上的因素，也有漕运改革的因素。
在漕运改革之前，这样的巨型专门承担运输业务的公司，是很难有生存空间的。
因为显然，不可能再让他们用载重量小的小船，而是要用尽可能大的运输船。
大型的运输船，不是远航货船，而是最远到南洋范围的运输船，造价比远洋海船低，但也不是谁都承担得起的。
在漕运改革没确定之前，谁会挤出资本来做这种事？造一堆船闲着，等着漕运改革确定下来？有这钱去南洋圈种植园、圈南洋的新贸易行业不好吗？
一旦漕运改革确定下来，那么就急需这样一家专门的海运公司，赚运费而不是赚商品差价的大型公司。
前期依靠朝廷的“订单”，来维系公司的运转，才能不断发展。
而海军军需局的改革方向，也在漕运改革确定之后，定下来的改革的基调。
这也是枢密院总参谋部对周边可能战争的推演：
即，远洋海军的作战规模，最多也就到一次性运输五七千人陆战队的规模，这是大顺的极限了。
这支海军之下的运输舰队，要求可以做到保证五千陆战队远渡大洋进行作战。但更大的规模，既无必要，也支撑不了。
而朝贡势力圈的作战规模，不管是郡县化朝鲜还是越南北部、亦或者干涉缅甸暹罗、镇压日本叛乱等，作战规模是要上万人的。
打不打是一回事，是否为战争做好了准备又是另一回事。但为了可能的战争，做多少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又是另一回事。
海军，是否有必要，在马六甲以东，保持一支数量庞大、海军直辖的、吃军饷的、随时可以保证数万人作战的运输船队？
枢密院总参谋部的讨论结果是：不需要。
那么，占据不小军费的运输舰队怎么办？
允许海军靠运输船队自己经商，从而解决部分军费问题？
自己经商，这个想法一经提出，海军那边倒是大为支持、力陈好处，节省帑费云云，但还没到枢密院，才到海军部就被否了。
大顺海军和罗刹海军一样，都是血统荷兰。但区别是大顺师承法国、吸纳英国，而法式行政化海军的思路，与之前的兵部体系一脉相承，海军主将并不能任职海军部尚书。
于是，在漕运改革已经确定的背景下，在南洋战争已经结束且短期内马六甲以东不会有大规模战争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战略推演下，在海军自己用运输船经商的提议被否定的前提下，海军这边的改革也就配合着漕运改革一起出现了。
即海军裁撤掉一部分运输船队，作为朝廷资本入股，并由民间资本组建一支专业的海运公司。
在非战时，即便自己找不到生意做的极端情况下，由朝廷的漕米运输、人口运输、海军基地后勤补给运输的订单，来维系运转。
一旦战时，则划归枢密院和海军部下辖的海军后勤局，快速进行整合，作为后勤力量转入战时状态方便动员。
同时，这里面也有对南洋贸易发展模式的改进。现在做南洋贸易的，入行成本太高，必须要有自己的船。而入行成本高，又意味着大量的低利润的贸易没人去做，有能力自然先抢高利润的。
组建大型海运公司的目的，除了漕运和海军改革的需求之外，也是促进南洋发展的需求：做买卖，未必一定要有自己的船了。
也就是，运、贸分离。
使得南洋更快地成为苏南手工业区的海外市场。
在这三种意愿、条件的融合下，这个大型的官督商办、朝廷内部订单扶植、在战时由海军后勤局接管、在平时盈亏自负的大型船运公司的出现，也就成了漕运改革后的一种必然。
如果做完这一步，单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大顺的海军动员潜力——不是海战力量，而是战时动员潜力——已经彻底和朝贡国势力圈内的国家拉开了两个代差。
也从侧面证明了，在枢密院总参谋部的潜意识里，将南洋东洋，看成了大顺的内海，才会认可这样的模式。
只不过，田贞仪今天说这个，用刘钰的话来讲，这叫“杀鸡先用牛刀”，为的却是做盐政改革、苏北郑伯克段式的土地改革的支撑，打响这家公司的开门第一炮。
第六七六章 决胜千里之外（三）
这种行业，肯定是要靠朝廷扶植的。
扶植的意义，既在于将来真要是在朝贡圈内打大仗，用得着；也在于前期依靠漕米、赈灾、后勤等巨额的订单，才能保证此行业的前期生存。
这种扶植很有东方特色，既不同于英国的董事会决定一切的东印度公司模式，也不同于法王直接控制的殖民和印度公司模式，而是东方特色下的、从盐铁专营的发展中脱胎而出的一种特殊的官督商办。
某种程度上讲，开中法和对北方游牧战争持续状态下的盐政制度，也算是一种对财阀的扶植。只不过盐有些特殊，而且伴随着大顺的战略重心由北向南，从大战略上讲盐商的衰败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刘钰这也算是“一钱多用”。
借着漕运改革，靠着大顺唯一能动用的政府干涉力量、真正唯一有力量管控的京畿区的漕米问题，完成了“资本投向南洋大开发”和“扶植航运财阀”两个目的。
所谓扶植，就是说由上面挑人。觉得你行，就扶植你；行还是不行，取决于上面想扶植谁。纯看资本和能力的话，能干的人多了去了。
刘钰现在只能影响一下海军后勤局改革的方向，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但他无权决定是否这么改。
不过，一旦定下来，他可以直接选择扶植谁。
田贞仪大概给这些人讲了一下朝廷的政策，以及扶植的方向。
朝廷肯定不会出钱的，没现钱。
但可以将海军运输船队，折旧之后算作资本，投入到航运公司当中。
朝廷可以让这些人选择两种回报方式。
其一，将朝廷这边的海军裁撤的运输船，折旧之后算作资本，以年息15%来算，分7年还清，也就是还朝廷本息共一倍的钱。
其二，便是朝廷直接算股份，按年分红，但朝廷这边适度加强监管。
不管这两种怎么选，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一旦战争开始，所有船只统一归海军后勤局调遣，届时海军后勤局的参谋部会直接接管航运公司的所有业务和船只。
所有水手，按时登记；所有公司船只，每年报备。
这些商人只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决定选择第一种。
这也是刘钰的一贯策略，从不独断，都会给出二三个选择。但肯定的，商人必然会选择刘钰想让他们选的那个。
从商人的角度上讲，为什么选第一个，也不必说。谁也不想头顶上还顶着个公公婆婆。
而从朝廷的角度，或者从皇帝身边小圈子的角度，将来的税收前景是美好的，相对于长期回报，现在更需要一些短期的、快速回笼资金的回报。
将运输船队折算成给渤海造船厂造巡航舰、战列舰的白银，快速增强大顺的海军实力，为刘钰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战略机遇期做准备。
只要打赢了一战，拿下印度、夺取欧洲的东方贸易主导权，谁会在意航运公司的那点分红？恐怕连印度五分之一的土地税都及不上。
当然这种事赶在这时候，自然也要为朝廷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作出贡献。
田贞仪秉持着刘钰的想法，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只是和他们说了一下抓紧时间。
“交接、挂牌、成立的事，这不必说，你们几家既都同意，那就商量一下。”
“漕米之类的运输，朝廷也会独家授权给你们，这一点你们也大可放心。”
“此外，因为运河被废，除了海船之外，还有一部分江船，从松江府到武汉的江船，这些朝廷的折旧价就更低了。既说是扶植，那就是扶植，而不是想要卖些旧货给你们。朝廷就是要把一些国有资产，用低价转给你们。”
“他的意思呢，就是快，越快越好。一定要在今年北方秋收，也就是八月十五之前，步入正轨。”
“海军那边的人，会在半个月内来和你们接洽。这事儿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己谈。”
“可还有什么问题？”
这几个商人互相看了看，心想这还有什么问题？
朝廷要扶植的话，从来都是这么简单粗暴。就像是当年开国之初北边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陕山之盐商也是这种扶植的套路。
大量的国有资产，有形的或者无形的，以低价甚至直接送的方式给予他们。对这种扶植的套路，这些商人心里都清楚。
而在清楚至于，也从这里面咂摸出一些别的滋味。
江船？
漕运被废之后，朝廷还要把大量的江船交出来，这对公司而言可是个好消息啊。
若能控海、控江，就不提公司自己承办的业务，便是朝廷这边的订单，那也比只是黑水洋航线多了不少啊。
“我等没什么问题了。夫人且放心，时不我待的道理我们是懂的。在北边的人来之前，我们就会定下各自的股本份额、各家先抽一批船，先保证今年季风季400万石的运输量。”
田贞仪回道：“那便好。尽快吧，越快越好。事已说完，我就不便在这里逗留，诸位自便。”
说罢，自从帘子后面离开。
待田贞仪离开，这些商人便放开了刚才的矜持，大声地讨论起来。
赚钱嘛，无非是坐地起价就地还钱，赚钱当然不丢人，至少在松江府这几年的风气道德之下，不但不耻反而是荣。
明显是赚钱的买卖，几家都想要多要一份，但也知道自己多要别人肯定不同意。
若是今天不解决，回去之后谁知道谁家和谁家能悄悄联合。
是以在这种互相猜忌之下，倒是很快达成了一致。
各家先各出一条大船、三天中船，再各分一些股本，待海军的运输船到了之后，再议去造船厂下新的订单。
…………
不久之后。
长芦盐场。
若沿运河北上，到京畿一带的时候，会感觉到说不出的凄凉。
叫人恐惧的日子刚刚过去，一些人家挂着的孝布还没有取下。
但若离开运河，只看长芦盐场附近，却又是一片生机盎然。
百姓或是以小船、或是以小车，将各家囤积的盐，朝着朝廷指定的榷场里送，当面点钱。
一时间，百姓夸赞朝廷、颂扬皇帝圣德的话，不绝于耳。
然而，实际上，甚至只是在半个月前，还不是这样的。
若是那时候来长芦盐场各处，听到的，就是诸如皇帝昏庸无道、重用奸佞之类的咒骂。
几个月前，朝廷将在西京驻扎的西域轮戍军团回调了一部分，大量的孩儿军特务也从京城离开，对运河沿岸来了一场大清洗。
运河沿岸的百姓在那段时间，常见的场景，就是一群西北边军提着枪，冲进罗教、无为教、青莲帮等设立的供帮内弟兄的漕运水手歇脚的庵堂。
连砸带打，宛若土匪。
那段时间，但凡有人念几句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就有可能被流放到鲸海苦寒之地去种玉米。
这些刻意抽调过来的西北糙汉，与这边的漕运水手也无什么瓜葛，往往就是一群人堵住门，然后用枪托砸开庵堂的大门。
进去之后二话不说，先拿枪托照着脑袋砸两下，然后把庵堂里的负责人抓起来。抽出鞭子，帮着庵堂里的人恢复恢复记忆。
军官负责抓人。
专业对口的孩儿军特务组织当即审问。
一：负责这一带的罗教、无为教、青莲、白莲的书记、清虚、太空，都是谁？你自己在教内是什么品级？上线是谁？下线有哪些？
二：上级组织在哪接头？
三：庵堂歇脚的入教漕运水手的名单在哪？
三个问题问完，拒绝回答，先来一顿打。
打完之后接着问，问不出来接着打。
一时间，从京城到山东，沿途到处都是哭喊声。
也爆发了几次教徒起事的情形，但西北驻军很多都是在西域轮戍归来的，真刀真枪在西域和各路人马打过仗的。
时代变了，这些教众如何打得过正规军？
从天津到山东，无为教四阶书记以上的中高层，几乎被一扫而空。
只要确定是书记以上的教众，全部带回京城，基本上都是死刑。
下层教众，先抓起来，关几天，公开宣布退教、辱骂教首、辱骂教祖，才许离开。
大顺朝廷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通过调动和漕运地区毫无瓜葛的西域轮戍军团，用这种极端暴力的方式，清除了漕运改革可能带来的混乱。
京城的大量孩儿军探子深入运河沿线，到处打听，布满暗桩。
以后世的视角来看，这完全算是封建王朝的罪恶体现：这些念着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教众，只是可能会起事，但还没有起事，结果朝廷就直接选择了把中上层抓起来了。
皇帝既然定下来了废弃运河的心思，自然不可能会放着不管，等着酝酿出了大事之后再管。
一来运河被废，大量的漕工失业。而无为教、罗教、青莲帮本来就是个以漕工为主要发展群体的组织。
二来就是运河被废，无为教的重要财源，走私长芦盐的利润，被切断了。可能一些教众会组织起事。
无为教，如果用基督教那一套东西来套的话，可以类比于“禅宗的圣象破坏派”，认为汉家佛教搞偶像崇拜，无为教反对诵经念佛，认为那是形式过重，教义的一个核心就是“不立像、不诵经”，认为佛教搞偶像崇拜和念经是“执着色相”，是异端。
本来一开始也算不上邪教。
创始人是明中期的佛教徒，读了佛经之后，认为“彼国、来世之说纯粹放屁”，提出了：在世间做善事，最多也就得到好点的重生，但依旧还是无尽的苦难轮回。
道在心中，不在偶像上，不在仪式上。只要心中觉悟，则就可以得到救赎。
因为认为“敬香礼佛”之类的仪式，都是“有为法”。
故而自己这一套“信在心中”，自称为“无为教”。
不立文字，不设偶像，不设仪式，不需要会念经，不需要认字，要靠心中的信和顿悟。
应该说，也算是宗教改革新教的路子，把教义的解释权从教会手里交给每个人，信则称义。
显然，这种不需要门槛、不需要认字、甚至不需要仪式和偶像的套路，最容易传播的地方，当然就是运河两岸的大量漕工了。
只不过，二百年过去，渐渐变了味，从一开始的改革式佛道融合，现在逐渐成为了帮派组织。
原本批判的白莲教的那一套，也融合进了这里面，立出来了新的偶像无生老母、无极圣祖等。
而且一开始立教的时候，是狂喷白莲教的。结果现在，直接融合了，
因为……没有正统教义，那么就没有异端异教，啥都能融，甚至还出现了以陆王心学为基础的新无为教派别，号称要搞“儒释道白莲无为五教合流”。
教义这东西，甭管多好，听听就罢了。第一代无为教的祖师应该没啥问题，教义也好，思想也罢，算是一种思想解放。但后续开始就直接自封教主，设置教阶，开坛做法，重立偶像，从教主直接化身大地主，靠收的香火钱份子钱，买房子买地做买卖贩私盐。
如今信徒日多，帮派成员逐渐垄断了运河的食盐走私业，靠着有组织地贩卖走私盐，成为了运河沿岸从京城到江苏首屈一指的大型帮派组织。
朝廷之前又不是瞎子。
之前不动他们，现在动他们，只是因为运河被废了，这样的帮派组织不会对朝廷的漕运产生巨大威胁了——如果运河还是京畿粮食命脉的时候，大顺朝廷可不敢这么对待这些教众，只怕抓住教首，也就关几天便放了。
甚至出现过教内女巫说监狱里关着的教首是弥勒佛转世，而组织教众攻打县城劫狱这样的事。朝廷也只能把起事的人处置一番，不敢搞清洗，怕闹得太大，影响漕运。比起后来禁天主教时候的烧、砍秘密传教士，不可同日而语。
漕运就是朝廷的卵和蛋，谁捏在手里，都能和朝廷讨价还价。
第六七七章 决胜千里之外（四）
运河被废，是皇帝能够清理运河帮派的基础。
但让皇帝直接调动西域轮戍的驻军，动用特务组织孩儿军来抓捕，则是出于另外两个因素考虑。
一个是现在。
一个是将来。
考虑现在，是说运河被废，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
朝廷可以安置一部分人，但剩下一部分人是无法满足的——比如帮派运私盐，这种暗戳戳的利润，朝廷的安置能让这些人满意吗？
起事倒是不怕。
怕的是有组织的起事。
就算是这些漕工朝廷不管，真的起事了，没有人组织的话，也就是旋起旋灭的命运。
可有无为教这样的组织，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与其等着这些人组织起来起事，不如先下手为强。
抓起来一批骨干，再把剩下的那些逼反，反正朝廷现在也不怕运河糜烂，爱烂不烂，漕米也不走运河了，怕啥。
还走运河的话，那叫天下震动。
不走运河的话，那最多也就叫民变，每年这等规模的民变多了去了。
考虑将来，是说大量的漕工被分流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被招纳进了“厢军”，做专门的工程兵部队，修筑水利等。
另一部分，河运被废，海运兴起，肯定会自发地向天津、上海涌入，这是如今态势下海运兴起后南北方最重要的两个港口。
对进入厢军的那部分，要查出来里面的高阶教徒，防止在军中传教。
而对走天津、上海的那部分人，更要把无为教的组织瓦解掉，因为天津和上海已经是朝廷的钱袋子和米仓了。
天津关系到江南的物资转运。
松江关系到江南财税。
朝廷不能允许运河被废后，这种漕运产生的帮派文化，在天津和松江府生根。
大顺这边的手段如此暴力，大量判处死刑的缘故，也是因为实在不好处理：流放到南洋，让他们在南洋生根？再说也没钱流放，索性杀了了事。
如今，距离这场让运河两岸不少地方哭声震天、多家戴孝的风波，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长芦盐场的很多百姓，根本不是无为教的教徒，却也对朝廷满是怨言，牢骚颇多那都算是良民了，更多的是恨朝廷入骨，甚至编排出了不少段子来讽刺皇帝。
无他。
利益使然。
运河被废，长芦盐最重要的走私渠道被切断，生活变得困苦那是肉眼可见的。
盐商的手段高超，压价、放贷，靠卖正规盐，根本活不成。
晒盐的百姓只能靠大量地出售私盐，来获取生活所需。
盐商收盐是有限的，而且甚至很多盐商其实本身就和私盐贩子关系密切。
运河被废，切断的是私盐的走私路径，等于直接把通往市场的路断了。
于是，不但原来的“私盐”份额被积压。
连之前的“官盐”份额，也在减少，因为盐商以公名搞私盐的那部分份额也断了。
长芦盐场有其特殊性。
而这种特殊性，又要追述到大顺前些年发生的军改，以及玻璃制造业的发展。
在大顺军改，全面火器化和燧发枪刺刀纯队化之后，每年硝石的需求量激增。
而大顺既没有拿下印度，也没有南美的硝酸钠，大量的硝石怎么解决？
长芦盐场有连片的盐碱地，这些盐碱地要追述到黄河当年还没改道的时候。每当天好的时候，这些盐碱地就会析出盐硝。
为了解决硝石问题，大顺这边鼓励熬硝，为的是收购这些土硝，集中起来后再进行精炼提纯。
真正能晒盐的地方，是没办法熬硝的。
熬硝的，都不是正统盐产区的贫瘠之地。
但是……熬硝的副产品，是含盐的。
伴随着大顺对硝石的渴求，对战争物资的需求，熬硝法迅速在京畿、河南、河北地区盛行开来。
大量的硝石贩子四处收硝，卖给官方。
问题也随之出现。
管硝石的，是管军需的。
这些人不管盐。
而管盐的，是不管军需的。
这些人不管硝石。
于是，大量的熬硝副产品，流入民间。
说那玩意儿是盐吧……氯化钠含量到底有多少，说不准，又苦又涩，但也不能说他不是，苦一些，可起码比嘴里没味要强。
要说那玩意儿不是盐吧……穷人太多，熬硝法推广开之后，很多人连茅厕的硝碱都充分利用，熬出来硝卖钱、剩下的盐底子自己吃。从税收的角度看，这绝对是私盐。
那一套盐引政策，使得中间商赚的差价太多，官盐太贵。
大顺的百姓，很多底层的生活水平，其实是赶不上北美的奴隶的。这硝底子盐，虽然苦涩，但胜在便宜。
而且官府又没法抓，因为正规的产盐区是不能熬硝的、熬硝的地方必然是盐区那些人管不到的。
大量的小贩就挑着这些硝石底子熬出来的苦盐，到处卖。
底层市场基本被这种硝石底子的苦盐占据，而且因为熬这种盐的和买这种盐的，都是朝廷的统治薄弱地区：一个是连正规盐场都算不上的贫瘠盐碱地、一个是广大农村。
难道朝廷组织一支巡查队，挨个村去抓挑个扁担挂俩粪筐走街串巷卖苦盐的？要有这基层控制力，也不至于混到修个淮河还得跑荷兰去借钱去。
是以长芦盐场在大顺军改之后，每年的官盐销售量都是下降的。
是什么支撑着长芦的盐场看上去很繁荣呢？
漕运走私。
一旦废河被废，几乎是瞬间献出了原形。
很多理论上在长芦盐区销售的官盐，实际上也都沿着运河走私到别处了。
因为这边的官盐价格比淮南盐低。
长芦晒盐法居多，淮南是煮盐法，一个靠太阳一个靠烧火，而烧柴也是成本的，且成本极高，柴禾不是不花钱的。
朝廷的反应向来都是迟钝的。
问个朝廷官员，说军改和长芦盐有什么关系，他们肯定不知道。
而且长芦官盐大量走私，使得名义上的盐税并没有降的太厉害。
朝廷知道漕运肯定是携带私盐的。
但是，具体携带了多少，心里是没数的。
这种特殊性之下，也就可想而知，这些晒盐的民众，会对废弃运河有多大的恨意了。
虽然说，朝廷似乎可以无辜地说，造成煮盐百姓贫困的，是无良盐商，压价放贷。
但问题在于，这些盐商又是谁导致的呢？
前一阵子朝廷又到处抓无为教的人，晒盐的百姓可能不知道运河政策导致的影响，但他们的直观感受是什么呢？
是之前来这里收盐、给他们活路的人，被朝廷抓了。
至于他们是教徒？是私盐贩子？是帮派成员？
对那些百姓来说，都与他们无关。
和他们有关的就是这些人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然后他们被残暴的朝廷都抓走了、处决了。
虽然刘钰对盐政改革的方向，是化枭为私。
但这些携带私盐的帮派，不是他划定的圈里的“枭”，因为他们也是二道贩子，并不负责销售。
而刘钰盐改可以转正的“枭”，不是二道贩子，而是有市场、有销路的那群人。
这就好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如果只是个二道贩子，只怕现在坟头草都三尺了。然而其既自带市场和销路，以及走私途径，那就瞬间复活，成了最完美的合作伙伴。
这些运河走私的私盐贩子，是没有被化枭转正的资格的，属于无价值的走私贩子。
对官方来说，无价值。
可对长芦盐区的百姓，却是衣食父母般的存在。
看起来，似乎民意汹汹了。
然而，很快，朝廷这边的一想政策，又让之前痛骂朝廷残暴、皇帝昏君的百姓，齐声念起了朝廷的好……
朝廷在长芦盐区各地，设置了盐仓，开始收购各个煮盐百姓家里囤积的盐。
名义是：陛下仁德，念苍生之苦，晓小民之困。故而过去各盐场多晒之私盐，既往不咎。明年再行严查，今年为小民之生计，特无限量收购各家之盐，持续一月，各家周知。
而且，给的直接是白银，而不是盐商搞得铜钱。铜钱转白银、白银再转铜钱，这又是盐商的一层盘剥。
民众是非常实在的，眼看着朝廷出台了收盐政策，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一个个顿时就从之前的痛斥朝廷奸臣当道、任用奸佞兴国公废弃运河断百姓活路；变为了一个个感叹皇恩浩荡、皇帝圣明，尧舜之遗风、文武之德沛。
又生怕私盐太多，朝廷吃不下，这边消息一出，顿时男女老少其上阵，恨不能瞬间就把自己家堆积的盐都运到指定的榷场换银子，生怕去晚了朝廷不收了。
换完银子，赶忙去买朝廷的“平价米”。
朝廷从松江府那边调集了一些稻米，平价销售：为防一时银多，恐有奸商趁机速涨粮价。
相对奸商肯定是平价，实则这些暹罗大米还有四五成的利润，倒了个圈，又收回了大量的银子。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仓储囤积的盐，就已经让朝廷震惊了。
这是个简单的推断：
如果平时盐卖不出去，这些人不可能闲着搞这么多盐，显然这就是平年的产量，只是因为今年漕运走私被废，导致出现了积压。
而又可知，盐都被吃了。
所以可证，现在收这么多的囤积盐，就意味着朝廷每年丢了这么多囤积盐的盐税。
原本只动淮南淮北的盐改，恐怕也要波及到别处了。
然而京畿地区的盐商、盐官，在这种关乎利益的时候，迸发出了极快的反应。
他们立刻抓住一点猛攻，咬死了长芦官盐销售不畅的缘故，和盐引制度毫无关系，完全是因为军改之后熬硝的副产品导致的。要解决长芦官盐不畅，最好的办法，是让管盐的，一并管硝，硝行盐制，官方给引，提供铁锅和初始资本，严格登记硝民，指定硝商，统一收购。
第六七八章 决胜千里之外（五）
皇帝在朝中很默契地掩护着长芦盐场收盐的真正目的，在朝堂上借着收盐这件事怒斥群臣，然后故意引战，把长芦盐区要把硝石搞成盐政管辖的方案拿到了朝堂上讨论。
可谓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军队这边，尤其是海军这边的人，强烈反对把硝石行业也按照盐业那么管辖。
在朝堂上阴阳怪气地说盐政管的真好，管的老百姓都吃苦盐了，难道准备让军队也用苦盐来假装硝石？
本来就准备大干一票的盐政改革派，也是坚定反对长芦这边提出的政策。
朝堂吵的越凶，越没人注意到朝廷收这些盐到底要干啥。
皇帝也在朝堂上发牢骚，说收盐这种事朝廷根本收不起。现在到处都要花钱，淮河、漕工、运河，哪里都要钱，现在还要分出来前收老百姓手里囤积的盐，说的像是他的内帑眼看就要撑不住了似的。
但实际上收盐的钱花的根本不是皇帝的，利息是盐商给的贿赂、本金是从银行贷的款。
除了在这种事上扯淡之外，朝廷上下在扯淡之余，正事也是忙的脚打脑后勺。
单单一个废弃运河，牵扯的问题太多。
再细化细化，细化到盐。
再细化细化，细化到随便一指的河南盐。
废弃了运河，就有的盐政体系几乎全都崩了。
河南地处中原，被四大盐场伺候着。
河南人口众多，山西盐、山东盐、长芦盐、淮盐，谁都不想放弃这块肥肉。
都不想放，都事关四地煮盐贩盐百姓衣食所系，那怎么办，只能瓜分掉。一省四吃。
运河被废，牵扯的问题方方面面，仅仅是河南盐，就需要重新划分盐区。
原本的山东盐区倒是还行，运河被废没啥影响。
长芦盐则直接完蛋了，虽然现在运河还能通航，但断了每年几百万两的漕银河工银后，最多一两年很多地方就无法通航了。
这里的长芦盐，指的是合法盐。
而能补长芦盐盐区的，最方便的就是山西运城的盐。
而让山西盐补，则意味着要加大山西盐区的产量——问题是，山西的产量加大了，长芦盐咋办？
山西距离河南很近，长芦更远，没了运河之后，山西盐其实价格质量都占优。
然而，长芦现在就已经快要崩了，再扔掉一个长芦盐区，百姓以何为食？不可能年年都有钱，跟现在一样，跑长芦去收盐存着吧？
是让山西盐暂时弥补一下？
还是说直接把长芦的河南盐区割让给山西盐？
割让之后，长芦地区怎么办？怎么解决长芦煮盐百姓的问题？
不割让的话，那就现在这个局势，就得增加军事开支，准备一支千人左右的缉私队，严查山西盐，钱谁出？
这只是因为运河被废而出现的很小很小很小的、不过涉及几百万人吃盐的“小事”。
类似这样的小事、中事、大事，比比皆是。
朝堂中天天都在议、变、改。
反倒是朝廷在长芦收盐的事，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
也就是一些大臣给皇帝上了奏疏，认为现在这种收盐的办法，是救急不救穷，不可能日后形成定制，还请陛下早点把盐政改革深入下去云云。
而在收盐的长芦地区，整个盐改计划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收购的食盐在长芦盐区几个榷场进行了打包，打包之后，由新成立的航运公司运走。
航运公司的船，在济州岛卸货，将大量的打包好的盐卸到了济州岛。
这里有大顺这边的港口基地，也作为朝、日、鲸海这个小三角贸易的重要巡查缉私港口，又是威胁监视日本的重要基地，是以和威海一样，以驻军和海军的军饷为目标的商业畸形地繁荣起来。
这些长芦盐之所以堆在这里，也算是刘钰做的两手准备。
如果盐商要玩，那就陪他们玩到底，这里运到长江口很方便，大顺这边的船长已经可以闭着眼睛跑了。
如果盐商怂了不敢玩，这些盐也不能白白浪费，还得想办法卖出去，准备往日本走私。
虽然日本四面环海，但日本的制盐水平确实是低，敞开贸易的话，大顺的盐是很容易在日本卖出去的。
一来因为日本的气候多雨，并不适合晒盐法。二来也是因为日本真的不会晒盐法，仍旧还是煮盐法。
煮盐法就煮出来了问题。
按说，伴随着日本开港，大顺这边的煤业发展，很容易传播到日本那边。
九州岛北部就有煤矿，那里也是非常适合煮盐的地方，按照经济学规律发展下去，就应该是日本以煮盐为契机，掀起了煤炭开采业的黎明。
日本小冰期气候才结束不久，实际上日本的木料在小冰期气候期已经被砍的很多山都光头了。
按说有这么个先决条件——就像是英国玻璃制造业和煮盐业的发展，人口增加和造船保树等导致木料缺乏，刺激了煤炭产业的发展一样，引发了采煤业大发展和蒸汽抽水的需求——但，日本遇到了日本特色的“谷物法”问题。
即，日本的封建主，是有山的。山是归封建主的，山上的木料开采是专营的。
都用煤去煮盐了，谁他妈烧木头煮盐？
不烧木头，专营木料的包买商怎么给钱？
没钱，怎么维系封建贵族的生活？
两国的诸多不同，导致了一个促进了采煤业大发展并最终出现了蒸汽机，另一个采煤业刚露头就直接被各家封建主给联手摁死了。当然这只是个表面的不同，实质上的东西，英国谷物法的出台，证明天下封建地主都一个吊样。
一边是小冰期气候刚过去不久，大量的山被砍光；另一边则是禁止煤炭煮盐，垄断煮盐木料，这盐的价格也就可想而知。
虽然因为离海近，有各种办法，但相对来说还是比大顺这边的盐价要贵，尤其是和那些晒盐法出的盐想必更是贵得多。
在这边囤盐，刘钰也只是做两手准备，日后这里还要囤积粮食大米，为将来操控日本米会所的期货价做后援仓库，先借机在济州岛上建一些仓储库。
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确保国内的盐政改革，不会出百姓无盐可用的问题，从而把一连串的盐改、淮河、运河问题都牵扯进来而已。
除了盐之外，济州岛上还囤积了虾夷的玉米、鲸海的黑麦等一些价格比较低廉的粮食。
大量的刚修完要塞的雇工，在忙着修筑仓储，他们既不知道这些盐是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堆积了这么多的粗劣粮食是做什么用的。
…………
不久后，海州外海的一艘大船上，刘钰正笑眯眯地看着被绑着的几个私盐贩子。
这几个私盐贩子看着刘钰身上的官服，已经懵的不知所措了。
心说自己不过是贩卖点私盐，抓着最多判些年，或者大不了掉脑袋，何至于还被个这么大的官儿被绑走？
有的是在妓院里被人，被人直接冲进去劫走的；有的是在联络售卖的时候，半途被人绑了票。
本以为只是要钱的，或者是当地卖盐的同行报复他们。
可没想到被抓到了之后，就被装在了快马上，不知道跑到你哪里，又换了海船，如今终于见到了绑票的正主，听了对方自报家门之后，如何不懵？
船舱里除了这几个私盐贩子外，只有刘钰、史世用和两个护卫安全的心腹好手。
一看这几个护卫的气势，这几个私盐贩子就知道输的不冤，就算是狭路相逢，盐贩子也不是不敢和官兵干一仗，但若是这样的官兵怕是打不过枉送性命。
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干的这些买卖，虽是犯罪，可也用不着这样级别的人来接洽对待吧？
一个个心想自己是不是摊上什么大事、卷入什么旋涡的时候，笑眯眯的刘钰先开口了。
“你们莫要紧张。不就是贩点私盐嘛……这罪，可大、可小，甚至完全可以无罪。现在我问你们点事，好好回答，说不定你们不但无罪，身边的人还要鸡犬升天呢。”
说罢，眼睛转了一圈，看了看中间一个人问道：“你是在湖北、河南那边贩盐的是吧？你们的盐是哪的啊？”
“四川盐？两淮盐？”
都这么说了，这些私盐贩子连抵赖都懒得抵赖了，大大方方地承认道：“回国公，我们贩的是井盐。”
刘钰点点头，又问道：“好卖吗？”
私盐贩子以为这是堂堂当朝国公准备干私盐？也想不明白，或者不敢继续往下想，只能实话实说。
“好卖。”
“井盐洁白，而淮盐来武汉的，都是些次等盐，因为次等价贱。”
“再者淮河课税太多，又是逆流而上。川盐顺流而下，地势使然，是以价贱。”
刘钰又问道：“那你们这个团伙，销售范围是哪啊？”
“回国公，我们团伙从武汉，到信阳、罗山、确山、新蔡，这一片我们都跑。”
这边基本上就是淮北盐区的边界了。
听到这，刘钰实在忍不住，笑道：“你们这些个走私贩子是牛批啊，我早就听说川盐侵淮、川盐侵淮。我以为，只能侵一侵淮南，也就是湖北、湖南那些地方。合着你们这都侵到信阳去了？”
私盐贩子听刘钰这话，也不知道是真心夸奖，还是阴阳怪气，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若是夸奖，想不明白一个当大官的，夸他们这些走私贩子干什么？
若是阴阳怪气，那似乎又没什么必要。就算杀头，也就是个州牧、县令就能干的事。
自己这些人虽也是私，可也没跟江南那边的同行似的直接带队伏击官兵，怎么就值得这么大的阵仗？没听说贩私盐还要凌迟的啊，最多不也就砍头吗？
第六七九章 决胜千里之外（六）
诡异的安静之下，这些私盐贩子中有实在受不了的，把心一横心道大不了一死个驴毬子的！
“国公，也非是我们夸口，就是我们有本事，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却做不出事来。若他们有本事，我们别说卖到信阳，怕是襄阳都卖不到。”
刘钰笑道：“扯淡，你们要是卖官盐，也一个鸟样。那就是个笼子，在外面本事再大的，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这是笼子的问题，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
说完，轻咳一声，唤了个人，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将手腕悬起，等待着审问的速记。
短暂的沟通之后，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
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接应人手、运输成本、行贿的额外成本。
再到私盐从何运来，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逐渐深入。
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刘钰看到的，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
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再到反击，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
然后开始北伐，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然后陕西、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
再然后，北方逐渐平定，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
同时因为战争，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
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越过了秦岭，进入了四川。
四川开办盐场的，都是些小手工业，资本不足。
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
而陕西这边的商人，则抓住机会，很快崛起，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
四川士绅的土地、陕西的资本、四川的劳动力，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迸发出极大的、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
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
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签订许多年的合同。
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以地入股”，但又带一部分“押山银”。
所谓“押山银”，就是一次性的收入，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抵押给四川地主，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
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
因为此时世人皆知“蜀人不谙行盐，唯谙产盐；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资本又厚”。
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
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
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
几百米深的井，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
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
从北边战场上赚的。
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
朝廷从江南收的。
应该说，战争和漕运，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
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
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则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信阳等地，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
淮北盐区的周边，刘钰就根本不担心。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守着盐场无限收的，那不是家里有钱，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
这种偏远地区，才是可能发生“战争”的主战场，他需要一些“精锐”的私盐贩子来当“打手”。
第二个，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
在刘钰看来，这就是修修补补。
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
所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
只不过，挖坟的时候，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健康一点，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
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基本就觉得两个字：扯淡。
既是要改，直接动两淮盐区。
还要因为运河被废，需要重新定山西、山东、长芦的盐区。
以及……修淮河水利等问题。
实际上，刘钰想要的盐改，是让两淮盐区直接放弃湖北湖南，全部分给四川盐。
反正要动两淮盐商，不如一次性动的动静大点。
漕运、盐工……这不是刘钰计划中的苏北经济支柱。
他要直接废掉整个运河经济带，从淮安到扬州，全搞废。
苏北还是给苏南做原材料产地，种种棉花、种种粮食，做苏南的经济附庸和“廉价劳动力提供地”。
这么考虑，有几个原因。
他对四川盐好还是两淮盐好，没有太大兴趣。
但他知道，四川盐井的模式，开发一个新井需要几千几万两白银，是个天然的资本聚集型产业。
这也意味着，蒸汽机可以在盐井区展开应用。
至少，可以取代马拉的绞盘，当地本身就有配套的工具，蒸汽机只是个动力，取代马的动力。
趁着这一波出让湖北、湖南给四川盐，保证大量资本投资的时候，把蒸汽机推出去。
谁说蒸汽机的使用，非得先盯着纺织业呢？
同时，盐井技术，是可以用来低效采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既能打上百米的井，技术积累之下，陕西的油田也是可以发展发展的——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鲸海动物脂肪业的发展，以及盐井区劳动密集对照明的需求，都使得延长的油可以提上日程的。汽油柴油全扔掉，现在石油最值钱的就是煤油。
等于是刘钰通过自己在封建王朝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割两淮肉、给四川盐凭空变出一个两湖市场的机会，让一部分新投资直接应用蒸汽机。
而对苏南淮北而言。
在刘钰看来，运河被废，实际上，淮安这样的此时全国排名前八的城市，衰落就已经是必然的了。估计废了运河的二十年后，莫说前八，估计前十八都没影了。
同时，淮河入海，整理灌区……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运河被废，保北不保南的潜规则被取消，大顺已经有了在黄河决口之后，不管，任其向北流解决两淮水患的先决条件了。
一些次要的问题，比如雨季时候，运河排水冲田；旱天时候，运河卡水禁灌的问题，都伴随着海运兴起而解决了。
也即是说，苏北地区的农业条件，马上就要好转了。
淮南是煮盐法，又需要大量的林地提供木柴，这些都可以开垦成为土地。
淮河入海，直接修整淮河灌溉区，使得淮河灌溉区的条件，完全可以发展农业了。
中国有很多适合的棉花产地，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对苏南的轻工业革命发展毫无意义。
比如西域，那真是种棉花的好地方，但此时卵用呢？
山东河南，那也是上等的棉花产地。
但问题是那里是大顺北方的粮食主产区，巨大的人口压力，怎么可能鼓励种棉花？
苏北则没有这个问题。
在宋朝黄河南下之后，苏北地区一直就是粮荒区，几乎每隔几年就需要蠲免，救助，漕米赈济。
这个此时的“破地方”、拿河南一个县都舍不得换除了盐的“穷苏北”，朝廷压根就没有考虑粮食安全的顾虑。
刘钰要说：为了发展工业，让河南种棉花吧。
估计能让人喷死，从皇帝到言官，都得狂喷，这是取死之道。
但要说，让苏北种棉花吧。
只要能保证苏北的棉花，能换到南洋的稻米，朝廷得蹦着高的同意，心想着总算不用每年二三十万两赈济了。
而且，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如果改革持续下去，是大顺的天下畿内地区，唯一一处适合资本大规模投入土地运营的地方。
三个原因。
其一，因为淮南要煮盐。
所以，大片的土地，覆盖着草、树，尤其是一些荒滩，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
禁止开垦。
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
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
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让淮南盐衰退，是一招；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为硬件更新做准备——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先软后硬，很难做到先硬后软。
这两招一下，淮南盐区即便不废，但大量的草场、林区，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都可以开垦。
其二，小农区，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二者并不重合，互不影响。
很多荒滩，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才有利可图。
小农搞，三年就得撂荒跑路。
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是可以种棉花的。但，不是小农的种法。
种一亩地的棉花，需要一亩地的草、一亩地的轮耕田、一亩地的养地田。
比如，甲地种棉花，乙地要种草，用乙地的草，覆盖甲地，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
丙地则种苜蓿、蚕豆、金花菜等，不要空着，防止土地反盐。
而丁地，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
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
要小农种，最多三年，土地盐碱化、失去肥力，种啥也不会长的。
资本投入则不同了，人力又便宜，地也便宜都是荒滩，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如何能不赚钱？
其三，还是蒸汽机的使用。
水利设施，也需要动力提水。
大规模的农田，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也有改良的资本。
哪怕是挖水渠呢，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要么归集体所有，要么归资本所有。
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大量的失业人口，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
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就和别人大为不同。
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川盐侵楚”问题，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在扬州收盐税，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有何区别？
让楚地归川盐，那不就没有“侵”这个字了吗？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
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关系到大顺的财政。
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
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逆流而上到武汉；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哪来的自信呢？
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是一种冒着黑烟、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但显然，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
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江南顶不过徽商，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不去四川去哪？这时候要推一把，而不是往回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