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零章 钓鱼
处理完公司分红，定下来高积累政策后，刘钰让银行印了给皇帝的分红和内帑收入的纸币，从忧愁中换了副嘴脸，朝着京城进发。
这一次他没有乘船走海上，这不是担心船沉了导致皇帝担心海运，反正他提的是纸币，船就算沉了也不会有诸如西班牙宝船沉没的传说，再印就是了。
他选择了一条最经典的路线回京城。
苏州府、扬州府、清河渡口、过黄河、沿河北上、过山东，回京城。
大运河马上就要废弃了，他要在大运河被废弃之前，再看一眼。
上次来清河口迎接皇帝，是初冬。
现在却是夏季。
最近天气还不错，按说正是繁华时节，但所见之处，总有种说不出的萧条。
还没进清江口，来迎接的黄淮都督，脸都绿了。
前些日子得了刘钰要来的消息，黄淮都督就知道不妙。刘钰是个喜欢到处溜达、考察民情的人。
这个节骨眼到处溜达，可是容易被人打死。
真要是闹出什么什么事，他这边可担不起这责任。
心道你说你海军出身，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坐船去大沽口吗？你说你走什么运河路啊？这不没事找事吗？
心里诸多不满，可面上也得过得去，只能将身边的心腹人叫来，挑了七八十号好手，吩咐他们跟着刘钰，务必保证安全。
寒暄过后，又引了几个刘钰认得的，如上次要豪言治淮、皇帝以“微禹吾其鱼”鼓励的廖寒辉。
由漕工编练的“厢军”里，里面也有一些刘钰的旧部，都是工兵出身的，如今编练厢军，正需他们。
黄淮都督自设宴款待，但设宴的地方却是在城外大帐，而不是清江口。
“兴公勿要怪我怠慢。若进了清江口，今天这顿饭就吃不痛快了。君子远庖厨，有些事，知道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又是一回事。”
黄淮都督端起酒，先定下来今日接风的基调。有资格作陪的一些靖海宫老工兵出身的军官，也知道是什么意思，这还没开始喝呢，就先跟着劝道：“既为社稷，总有人要吃亏。一时之弊、千秋之利。国公勿要心哀。”
刘钰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后道：“你们放心。这事既是我推动的，后果我又不是不知。八十万的清江口，用不了三年，可能只剩下八万人了。”
“你当我来之前，会觉得我入清江口，竟会是鲜花铺道、民众竭诚欢迎，勃勃生机万物竟发吗？”
“我倒是想的，全是楚霸王被困垓下、乌江自刎之事。”
说罢，他又斟了一杯酒，起身道：“治水非我所长，废漕改海、南洋命运，却与治水息息相关。这一仗，到底是垓下还是彭城，全都仰仗诸位了。请了！”
众人纷纷起身，陪着刘钰饮了这杯酒。
一旁作陪的廖寒辉忙道：“国公放心，我蒙陛下赏识，千钧重担，非要挑起。这治淮，是我的主意，是我的进言。某虽不才，却也有几分自信。”
“如今雨大，只待天寒水枯时候，猛干数月，先通主干，日后支流灌溉水渠等慢慢修便是。”
“秦汉时候，尚能修都江堰、郑国渠、乃至征岭南且能修运河。如今难道反倒不如当初了吗？”
“今日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洪泽湖、淮河、安徽水灾之事，每年都死了。今年治淮，肯定要死人，也肯定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运河两岸人口被波及。但，年年都死，甚至于某一日洪泽湖溃堤，便可以说此人而杀之，非我也，兵也吗？”
“我……”
廖寒辉见刘钰的气色不太好，以为刘钰是觉得自己内心有愧，至少愧对清河口的八十万百姓。运河一废，这些人只能流落他乡，过去的繁华商业一去不返，乃至于淮安府都可能“泯然众府”矣。
他却不知刘钰的想法坚定无比，岭南大庾岭商路那样的事，他经的多了，哪还有这么脆弱的心？
只是廖寒辉的话没说完，黄淮都督觉得廖寒辉的话越说越不对，生怕激昂慷慨说错什么话，便忙打断，笑道：“好了，好了，这不是战前动员。我当年接手兴公的西域诸事，便是去镇压缠回叛乱，也不曾说过这等慷慨激昂的话。实无必要，实无必要啊。”
“如今银两充足，兴公保证海运的稻米粮食到位，科学院又有专门的高效炸药，虽不能用来打仗，有些危险，可炸土却是一流。”
“那先秦两汉、隋唐都能做得的事，本朝缘何做不得？何必想什么霸王被困垓下之类，实无必要啊。”
“你们只当只有你们担着干系？”
“我来做这等最得罪人的事，你们可知此番治水，要淹几人祖坟？几人田产？陛下叮嘱我，只管去做，不要怕得罪人。可说起来，这等事……明面上没人会反对，暗地里又得捅我多少刀？”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咱们在这件事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骂人的话，叫乌龟王八一条藤。”
“可多大点事呢？兴公与我，还有在座的诸位，不少都是血海尸山里杀出来的。便这点事，还值当如此感叹，竟似有留遗后事之态？”
刘钰本就有些麻木，真的是已经到了虱子多了不痒的程度。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能做的事都已经做了，今年能不能成，只看老天爷是否给这个机会，可怜可怜这些被淮河蹂躏了数百年的百姓了。
借着黄淮都督这番话，刘钰也道：“正是如此。多大点事呢？廖兄既是治水的行家，术业有专攻，你既自信，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趁着酒兴，不如将这治水图册展示一番，我也看看。”
廖寒辉点头应下，很快，一副巨大的地图就被挂了起来。
廖寒辉自端着一杯酒，来到图前，当真有那么指点江山的气度。
不过刘钰只觉得感慨，同样都是铁器农具，同样没有机械，同样的百姓，几乎差不多的生产力水平。
同样的工程，不同的组织能力，放到后世关于淮河入海的灌溉总渠，也就是一个地级市的动员水平。
同样是铁锹、土筐、清河口水平的枢纽，一个地级市展开动员，11月开工，5月完工。
而放在此时，需要举国之力，需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数年不能有大动作的举国之力。要调集全国的资源，南洋的米，辽东的豆，京畿的铁，松江府的钱，甚至还要去荷兰借款。
举国的动员力量，堪堪比得上日后的一个地级市。
前一世见多了大工程，此时廖寒辉虽然激昂慷慨，指点江山，刘钰却没那么兴奋，只是静静地听着。
入海运河通道，经过的地方，正是这几年下南洋人口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大灾的阜宁。
新河要从高家堰引水，走淮安、阜宁，然后入海。
日后，还要修一条三道堤，拦在黄河和新河之间。
按照廖寒辉兴奋的介绍，将会把阜宁等灾区，变成灌溉良田。
当然，虽然是在苏北干活，但其实最高兴的，应该还是安徽。
淮河水灾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前朝加大顺的保漕运政策，使得洪泽湖越来越高，上游水流不畅，稍微下雨就必然发水。
下面堵住了嘛。
而且，不用保漕运了，从明朝就开始的“保北不保南”的黄河策略，也基本上可以废弃了。
不过，安徽的事，刘钰管不着。
但从廖寒辉的介绍里，刘钰心里一个“钓鱼执法”的计划，渐渐成型。
阜宁，就是上次大灾下南洋时候，逼刘钰不得不搞纯粹“扔钱”的青苗贷地方。
既然那里伴随着新河修好，要改成灌溉区，刘钰觉得自己这钱不能白花。
自己的青苗贷，在那边颇有影响力，毕竟算是个慈善组织。暗里却遍布耳目。
如今修新河要经过那，定是要动员那里的百姓的。
钓鱼执法，怎么钓？
刘钰心里已经有了个大概。
见廖寒辉说到了计划中的阜宁灌溉区，正在那说起前朝和本朝的诸多“恶政”。
“以往要保漕运，涝的时候，却要往田里排水；旱的时候，田里禾苗半枯焦之际，却要保漕运的水不可用来浇地。”
“如今漕运被废，这新河修好，涝的时候可以排水，旱的时候正可浇地。这才叫河。”
“若新河修成，连接淮安至阜宁，据我查算、清点，至少可增120万亩的水浇田。”
当廖寒辉的手指挪到了阜宁、射阳等地的时候，刘钰道：“这一段，必是要组织百姓，征发民役的吧？我看，只靠厢军，怕是不够。”
廖寒辉忙道：“正是。国公不问，我也准备说。还是要请国公出面协调，将粮米器具，走海路运送过去。”
“那里正是这几年下南洋的主要地方，国公在那边也算熟悉。既是青苗贷能遍布各县，想来粮米器具也无问题。”
“今年无灾，我的意思是……”
他看了眼刘钰，终于道：“我的意思是，欠了国公钱要下南洋的百姓，能否拖延到明年三月再走？”
“十月开工，若无意外，天若早寒又无秋雨，当在三月即可完工。我亦问过，三月时候，季风未起，尚可下南洋。”
刘钰笑道：“莫说三月，便是今年不走，也没什么，不过是再扔个十二三万的银钱。但只不过我这可属于是越俎代庖了啊，这事还是得江苏节度使来给我下个文书，我好协调。他们虽欠着青苗贷，可既还没到南洋，终究是苏北百姓，我可管不到。”
“这样吧，我此番回京，便奏明圣上，说清楚此事。我看，我也多讨个差事，这沿海各地的后勤、补给、征发百姓的钱粮，我来负责。”
他既这么说，在场的人都很高兴，怕的就是他不管。这种协调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后勤事务，寻常人可管不好。而且正是要靠海运，若多出一个部门来协调，正麻烦。
现在众人都他妈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各有各的难处：刘钰身上虱子最多，廖寒辉则是最危险，而黄淮都督压场子得罪人要淹人祖坟田产，如今既是推不开了，那就必须要干好。
刘钰要蹚这趟浑水的理由很简单：钓鱼，执法。
把该给征发的民夫的钱、粮，给当地士绅。
由他们“代发”给劳役百姓。
刘钰心道，全都枪毙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指定有漏网的，今儿给你们贪污、截留、克扣的机会，要他妈不把盐、阜、射等地的士绅杀一半，我明年就改个姓。
而且这事儿，不需要说的太露骨，只要隐晦地和皇帝一提，皇帝心里就该明白刘钰想干什么了。
要是不准备搞个全国大案，会直接告诉刘钰这样不行。只要不反对，那就是默许了，甚至可能都要提前准备行刑队和清查田亩了。
第六五一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一）
刘钰琢磨着怎么搞钓鱼，来办一场类似于前朝“空印案”的震惊全国的大案。
京城里，皇帝的面前也挂着巨幅的黄淮流域图。
只是，皇帝手里捧着在看的东西，却似乎和淮河、运河等问题无关。他在看刘钰的一篇关于贸易的奏疏。
只是皇帝每看一阵，就停下来，目光扫向挂着的黄淮地图，眼睛往海州、扬州等地方瞟。
那是大顺的两大盐场。
一个在黄河以北，一个在黄河以南。
奏疏上，刘钰介绍了一下英国茶税导致走私茶泛滥、走私犯又导致合法茶滞销，合法茶滞销又促进走私茶泛滥等等事情。
这些事，皇帝和大顺的任何一个大臣都能看懂，因为大顺也面临一个类似的东西。
盐。
道理都是这么个道理——税高，私货多，私货多，官货卖不动，官货卖不动，私货更多……和茶一样。
这一次废漕改海，清理淮河，漕米南移，都是些大规模的改革，而且也基本都集中在江苏，这里是这几大改革影响最大的地方。
看似好像和盐没有啥关系。
实则关系巨大。
因为废漕改海，意味着盐的运输线路也要改变了。
之前往南北运盐，都是要等漕米船经过运河之后再运，走的也是运河。
为了方便检查、缉私、防止夹带等等，也要专门设置检查的地方，硬性规定线路，影响规定必须要打捆集中运输方便查验。
现在要废漕改海，不只是百万漕工的问题，还有盐转运问题。
盐要改变转运模式，运河走不了了……今年还能走、明年还能走，但只要废掉漕运，就凭黄河携带的泥沙，最多三五年，运河就彻底淤死了。
运输，不是问题。
从来都不是问题，包括漕米。
运输之外的问题，才是问题。
比如漕米，要考虑没有海军情况下的海盗风险、考虑西洋人直接突袭长江口截断漕米直接南北分裂的可能。反倒是运输的安全性，是最低的优先级考虑。
盐也一样。
运输不是问题，运河就算没了，运输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现有政策下，与运输配套的缉私、检查机构，才是大问题。
大顺朝廷里都是些顶尖人才，科举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杀出来的。能考科举当状元的，你让他们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也基本都是一把好手。
主要是学的那些玩意儿不行。
但真正为官的时候，学的那些玩意儿基本用不上，还是要靠实践积累。他们是聪明人，自然想过许多种改革措施，尤其是盐政的改革。
但之前都不能用，不敢用。
因为朝廷的首要选择，是稳定。
比如大顺的废漕改海，刘钰当初打定的主意，就是等着黄河决口，淤死运河，不得不走海路。只不过皇帝看到大顺下南洋之后，看到海军已经有保证之后，主动尝试了改革而已。
这属于意外的果决，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
现如今，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
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扬州的方向瞟……
似乎，有那么点“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的意思，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
但究其本质，却不是这个原因。
盐税。
对前朝大明、大顺的重要性，排在首位的，不只是盐税本身。
而是作为一种“紧急财政”，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
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就知道纯粹扯淡，只能羡慕。
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穷的叮当响，一年收那几个子儿，一旦打仗、大灾，顷刻间国库见底。
这时候怎么办？
盐商作为“紧急财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盐商“捐献报效”，就是大顺的“国债”。
扬州，就是大顺的“squaremile”。
盐引，就是大顺的“紧急国债”。
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因为垄断权，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
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
理论上，朝廷缺钱了，也可以加税。
但大顺有明末ptsd，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辽饷”、“练饷”、“剿饷”可谓是“记忆犹新”。
太明白这种加税，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
英国可以收窗户税，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上面收200万两，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
所以，这种理论上的事，大顺不敢用。
既如此，加税不行、国债不能，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
然而，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皇帝的养猪政策，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可替代的“紧急财政”来源。
这里面，就有一个“盐政改革”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
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所有方案，都能保证一件事：盐税不会比之前少。
但所有方案，都没解决一个问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改盐引为盐票，不再垄断，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
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平均下来，一年一二百万？
但关键就在于这个“紧急”、“平均”的区别。
今年无灾、不打仗，也用不着盐商报效，财政基本不缺钱。
一旦今年大灾，打仗，才需要报效捐献。
崇祯十三年的500万两白银，及得上每年多收50万收275年。
大臣们给出的方案都很好，也完美论证了各种好处，唯独就没说紧急财政的情况。
现在，刘钰把这个问题给悄么声地解决了。
海军一兴，解决了漕运的根本问题，海运难度从来不是问题，蒙元就能玩明白的东西；海上袭击风险和被切断南北联系导致财政崩盘中央集权崩溃，才是大问题。
外贸一兴，解决了盐政的根本问题，盐税从来不是问题，所有改革没有说废除盐税的，都在保证盐税不会少；紧急财政需求下的筹款，才是大问题。
外贸海商“当猪”圈在松江府。
他们可未必比盐商“穷”。
除了松江府猪圈里的猪外，还有前一阵齐国公从荷兰带回来的700万两白银。
大顺……借的起国债了！
刘钰明确告诉皇帝，这借来的钱，根本不用还本金。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只要那是支付利息，下回都能降到5%的利息。
应该说，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内，欧洲的贷款利息，也就基本保持在5%上下的水平了。
这也得感谢20年的那场波及整个西欧、连续爆炸了两个泡沫经济危机。
虽然说，像郁金香泡沫一样，经济上的泡沫和炒作没啥太久的记性，但这时候“井绳”个三五十年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着这两场泡沫爆炸带来的影响，应该说，三五十年之内，还没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样的投资，能够吸引和容纳足够的资本。
大顺这边只要能保证5%到7%的年息，贷款是绝无问题的。
而且凭借大顺的体量这么大，借国债最怕的打败仗还不起钱，只要体量够大，只要还是那个欧洲所认为的“超越了理想国、乌托邦、大洋城”的完美的、道德哲人王所统治的国度，借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再者，大顺不但借的起国债了，而且刘钰还在松江府搞了银行，或者叫“钱庄”，将外贸白银强制性地储存起来。虽然保证1:1的发行，随时可以兑换。
但是，这玩意儿，平时用不着，一旦需要的时候，真到需要“问亲戚国丈大臣借几百万两不然要亡国”的时候，管他呢？
直接先把白银挪用，只要松江府那两万驻军还在，难不成号称“固若金汤”的银行金库真的就固若金汤？
除了上诉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大顺实行的深入加强版的一条鞭法改革。
虽然一条鞭暂时还只是在苏南地区实行，但在别的地方，作为前序的人头税改革也已经拉开了帷幕。
几乎算是说，一夜之间，大顺蹦出来了许多人口。
很多根本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之前人头税存在的缘故，用各种手段隐匿了。
这也导致大顺的人口统计数据迅速更新，而人口统计数据，又是和盐引数量息息相关的。
盐，不是地瓜、土豆、小麦、大米。只统计小麦大米产量，要考虑吃地瓜吃土豆的人。
卖大米不会认为人口激增就增加，很多人可能根本吃不起大米，吃点地瓜啥的混着活下来就是了。
可盐不一样。
吃地瓜、吃大米、甚至吃山珍海味的勋贵皇帝，都得吃盐。
氯化钠面前，人人平等。
人口一多，这盐引的数额也得变。
再配上本身废漕改海导致的巡查缉私的路线都要变动。
虽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只是盐政改革的次要促成原因，但这两个次要原因凑在一起，也正好推进了这一次皇帝对盐政改革的决心。
第六五二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二）
大部分改革急不得，得一点一点来。
然而偏偏这废漕改海引发的诸多变动，慢不得。
朝廷每年给保黄河、保漕运的拨款，就有几百万两白银。这只是户政府的财政拨款，事实上都清楚，大顺户政府拨的这点钱不是大头，大头还是地方的劳役徭役等。
如果缺了这几百万两的拨款，缺了朝廷允许的征发地方，运河是撑不了多久的。
不运漕粮了，朝廷不维护了，就算还能用，最多三年就会淤死。
洪泽湖存在的目的，本就是拉高水位用来冲刷泥沙的，现在为了安徽上游别整天发洪水、为了苏北别整天被悬湖威胁而降低水位，可想而知。
即便之前那样，实际上漕米船在很多地方也已经走不动了，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小工具——比如大型屎刷子、打蛋器类似的东西，在前面拖着搅动起来泥浆，后面吃水深的货船漕米船赶紧跟进。
皇帝心里清楚的很，废漕改海，运河废弃，如果影响了盐的运输，百姓吃盐倒是还能吃上，但肯定不会是官盐了。
这一年几百万的税，放在大顺这种财政收入这几个子儿的朝廷，那可是断臂一般。
既要改革，就得花钱。
户政府对兴海军这种事，肯定没兴趣。
但治理淮河，户政府肯定要出钱，这没得争。
皇帝手里也有内帑，有南洋收益，有锡兰垄断专营之利，有官窑瓷器外销。
但依旧还得从荷兰那边借款，就是因着真要动起来，钱根本不够用。
既然能想到百万漕工，自然不会不考虑十万盐工。
历史上的那次盐引改盐票改革，就直接激发了淮安地区的数万盐工抗议，差点爆发起义。
他们不是煮盐的，但盐引制下，他们要把盐打包、打捆、分装，全是靠盐政吃饭的。
怎么评价这样的差点起义？当然要夸奖和称赞，断了人的活路，却又不给补偿不给新的出路，自然要反抗——办法靠朝廷去想，难道靠自己自觉？
对皇帝来说，他心里很清楚一件事：矿工、码头工、脚夫工、漕工、盐工……这群人要干点什么大动静，可比农民可怕多了。一来他们本身就有组织，二来他们就在商业重镇，一旦出事，立刻天下震动。
安置他们，也得需要钱。
现在皇帝真心是属于那种被一文钱难倒的天子。
只感觉天下之大、贵为天子，却处处缺钱。
漕工要钱。
盐工要钱。
解散旧有的运河巡护要钱。
安排新的缉私路线要钱。
修淮河要钱，计划安置在新淮河垦区的几万户做基本盘的“府兵”要钱，现在风声已起的岭南脚夫运茶工起义要准备镇压钱。
两淮灾情要钱。
不久前成都府茂州地震救济，还是要钱。
顶着巨大的压力，海军建设不能停，这是一本万利的事，真要将来拿下印度，投的钱都能赚回来。
海贸内帑以及垄断费、公司的海军建设积累金，不能动，要确保用在该用的地方。
又一下子投了那么多的钱在淮河，顿时捉襟见肘，数年之内不能有大动作。
钱嘛，无非开源节流。
但有些流，是没法节的。
倒是一群人建议放弃西域，说每年砸百万两搞移民，西域的粮食也运不出来，白花钱，有卵用？不如弃了西域。
皇帝不许。
有建议说，将在雪山的驻军撤了，有事再去，没事就没必要驻那几千兵了。一下子又能省不少钱。
皇帝依旧不许。
再剩下的……
二三十万野战部队，现在确实不打仗，但这玩意儿能节吗？
官员的工资，能节吗？
两淮甘肃等地的灾情，能节吗？
都不能节，军费是大头，但也不可能把好容易花钱编练出来的二十来万野战军团裁撤掉。
倒是还有人建议，说兴国公搞得军衔退伍份田制、水手注册制，不如把这些钱给节了吧？
让那些退伍的士兵自谋生路就是，何必非要朝廷花钱？就算花，也该少花点，至少说不用给他们安排去鲸海或者哪的，再分份田和农具耕牛。
现在不是有些地方兴起了棉纺作坊吗？或者矿井也需要人。而这些拿过枪的新军，都是有把子力气的，又听话，不如给他们都塞矿井里挖矿、搬石头去。这样朝廷就能省一大笔钱。甚至可以运到南洋种植园嘛。
皇帝想了想，觉得自己家族的皇位还想多坐几年，最好还是别作死。
最好还是安排去垦蒙、垦西域、垦鲸海、垦虾夷，做农民，而且还是有地少税的那种农民。
大顺的基本盘是谁，谁能在江山社稷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
皇帝觉得，还是得靠那些纳血税的府兵、自耕农，可靠不住别人，那才是朝廷最忠实的刀。
反正士绅是靠不住，明末的事儿大顺可还记着呢。
商人……就更白扯了。
而那些矿工什么的，明末的时候已经证明，他们可是“当时的大顺”最坚实的一批战友，但问题是如今是“现在的大顺”。
将来谁能成“当年的大顺”不知道，但肯定“现在的大顺”到时候得是“当年的大明”。得自己自己的屁股坐在哪，否则就是九宫山。
如今循环已成，每年募兵与退伍平衡，反正每年也就二三万人，就算省也省不下百万两，这些人的钱，该出钱让他们垦殖为资还是要出的。
是以还特别叮嘱了太子。
但太子对此似乎并不是很以为然，觉得这是冗兵之政的翻版，乃宋之旧弊。
如今皇帝和户政府的日子，也真是过得紧巴巴。
这不能省，那不能节，真快要到扒拉手指头过日子的时候了。
这种情况下，近侍说兴国公带着人押运着一些箱子回京的消息，当真如雪中送炭一般。
虽然，实际上这场“大雪”，包括修淮河、废漕运、改盐政、军改抚恤善后等这些大雪，得有多半是刘钰扬起来的，六成的干系是脱不了的。
现在的大顺，整个儿一铁器时代的“老千里马”，拉动着一套蒸汽时代“sohomanufactory标准3马力提水机”。
机器越来越像样，核心动力却还是老一套，哪能不缺钱呢？
但终究近侍说的“一排大马车拉着箱子”的刘钰，当真是如那天寒时候的送炭翁一般。
“速召！”
皇帝用了一个速字，近侍们只觉兴国公皇恩极隆，却不知这个“速”字，纯纯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等着刘钰进来，皇帝连句诸如“爱卿一路劳顿”之类的客套话都没说，而是直接问道：“可是核算清楚了？”
虽然当皇帝的，作为道德表率，不该对钱表现的如此猴急。但皇帝也真是顾不上了，到底赚了多少钱，早就心急火燎了。
“回陛下，都核算清楚了。只是其中数目复杂，总账自要陛下过目。臣此番来，并未携带银两，而是携带纸钞票据。陛下若用金银，可直接兑取。”
纸钞的模子和样式，皇帝都见过了。而且很多技术，是民间根本不可能有的，也非得朝廷出面，才能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特殊的树皮纸，种种皇家大内的染料、防伪印泥、皇家的官属工匠的老匠人师傅，在松江府那边印钞之前，皇帝就御览过样本了。
这东西，因着中国缺金银铜，经济总量大，货币却不足，宋朝就用过，蒙元到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法定货币，也没什么稀奇的。
皇帝也知道，要是让朝廷来管印钱，至少短时间内可能会引发恐慌。毕竟蒙元和大明的纸币记忆，都不怎么好，后期基本金圆券化了。
也就刘钰在商人那里的信誉还行，暂时先在松江府那边印着，等着什么时候都认可了，再提别的事。
原本有人就建议过，要废两改元，收铸币税。欧洲、日本都自己铸银钱，金币，大顺这边只铸铜钱，这铸币税简直不值一提，掺不了多少东西。
现在则是直接一步到位，连废两改元都省了，直接来纸币兑换券了。
皇帝遂笑道：“即便用金银，许多东西在松江府也买得到。只要能花出去，管他是宝钞还是交子呢？爱卿办事，朕是放心的，这种事也非得你去督办成型不可。”
“如今用钱的地方虽多，但花钱最多的地方还是江左两淮，既都可用纸钞，倒也正好。朕记得，这纸钞最大的面额，便是百两。却听闻你带了一排马车前来，怕是一车就能装个百十万两吧？”
刘钰心道做梦呢？那几十辆大车要是全装的是纸钞，你以为我是在南洋挖到波托西银山了？
听出来皇帝心急，刘钰赶忙将皇帝分红的账目递上。
皇帝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姿态，慢斯条理地打开账目，扫了几眼，心中大喜。
官窑瓷器那边，拿着外国人的图样定制的高级瓷器，还有……还有皇帝禁教，却允许一些特殊官窑烧“带十字架图案”的特殊垄断外销货，一共毛利是140万两。皇帝怎么分、什么成本，刘钰反正是不管。
锡兰的肉桂、槟榔、宝石，赚了110万两。
锡兰的亩税，刨除掉当地截留的，还有3万两。
锡兰的宝石，那边还进献了四枚大的宝石，一批数量不等的小宝石。
今年的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生意成功，要交垄断费，垄断费一共是120万两。朝廷保证会缉私、严查、不会允许私人走私到印度或者别的地方。
按照标准的17%分红的，那就不提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殊”的进项：
为“感谢”陛下给丹麦亚洲公司加增高额关税，按照丹麦公司商馆里搜出来的进货单，今年原本计划要进货328万4054件瓷器，现在肯定是泡汤了。
当然这些瓷器都是中低端瓷器，海商们的股东大会，按照瓷器种类分了分，一共给了皇帝16万两的好处费。关键是听着数量挺吓人，但很多都是些诸如茶杯啊、茶碗啊之类的小件，真正贵的大件、一件就赚十几两的那种不是很多。
瓷器之外，茶叶、黄铜、大黄、生丝等，这些丹麦公司原本的市场份额，分了三分之一给瑞典俄国，剩下的三分之二都被大顺海商吃下了。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又给了皇帝20万两的好处费。
皇帝心里其实有点不太好意思，心想这他妈和当官收钱办事好像没啥区别啊？
但关键是36万两白银实在太香了，再怎么不好意思，可也不能跟钱不好意思。
又仔细看了看上面的说法，心道这倒还好，总不好叫史官“直笔”，只说是这些人“捐献报效”才行。
其实皇帝为了钱，还专门关注过一次瓷器生产，来了个“拍脑袋决策”，从那之后就再也不管了。
前几年，法国王世子二婚，中国这边当然也送了礼物，王世子这边也专门定制了一批瓷器。
尤其定制了一些特别昂贵的如“釉彩灯笼”、“玉瓷笙”、“雪锣”等一些特别稀奇古怪的订制品。
钱，不是问题，那边提供的图样也是为了尽显奢华特殊。
皇帝当时就关注了一下，觉得这玩意在大顺的审美看来，不可能卖出去啊。但在欧洲那边，居然这么贵？还问了问一些去过欧洲的，说法国那边的僭越、逾制之类的讲究是什么？
去过的说瓷器上没听说有啥讲究，皇帝心想这些东西这么贵，在国内根本卖不出去，何不多烧一些去欧洲卖？
他就指导了这么一次，结果可想而知，弄得挺尴尬的——定制货，要的就是稀缺装逼用的，你弄成批量货了，这怎么装？
整的挺尴尬的，还又送了法国王太子一批精致的五彩瓶和新的“粉釉玫瑰族”瓷器，也算是个小小的外交风波。
从那之后皇帝至少在商业上，再也不乱拍脑袋了。
毕竟定制的钱是内帑垫付的，因为法王太子的图样奇葩要求又高，成品率颇低，运过去后太贵，也没卖几件。
运回来吧，国内更没人要，审美不合，谁家能挂个瓷灯笼？
直接在欧洲送礼吧，又像是打法国王太子的脸，最后只能砸了。
除了这种外，应该说，现在除了一些特殊的沿海地区外，全大顺内陆地区唯一能公开见到十字架的地方，就是景德镇。
因为要烧制专门的出口瓷，什么十字架，圣母、约翰、该画就画。
禁教是禁教，赚钱是赚钱。
当然是皇帝垄断了这部分“十字架图样”相关的钱。朝廷禁教，可管不着皇帝的产业。
这几年大顺的瓷器卖的越发好，因为日本好容易刚起步的伊万里烧，被大顺开关之后，不到十年时间，彻底废了。
出口又被锁定，本来可以走欧洲，现在欧洲去不了，又面临江西瓷的打击，大顺的瓷器贸易倒真是蒸蒸日上。
故而在皇帝垄断的高端瓷器外，中低端瓷器没有了日本瓷的竞争，也是卖的很好，多赚了不少。
看完了这些账目，皇帝内心已经是有些醉醺醺的了。
心说之前知道贸易赚钱，否则那些西洋人不可能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不远万里前来。
之前爱卿只说，坐地收钱赚不到大钱，我内心却多怀疑到底能赚多少。
当日他说那瑞典公司，第一年就赚了1.2个瑞典国库收入的钱，我还不信。现在看来，此言不虚啊。怪不得那瑞典公司，之前都要烧账本呢……
皇帝对瑞典人烧账本的话，深信不疑，因为皇帝太明白什么叫烧账本、什么叫阴兵借粮、什么叫水灾毁账了。
但他终究还是没想到，历史上瑞典人为了毁账本和船长私利，自己弄沉了哥德堡号，据说捞出来的货，仍旧还有14%的利。
如今大顺不只是坐商，行商，而是把这里面最赚的“菜贩子”的这笔钱也给赚到了，这一笔笔的数目当然是看着眼晕。
刘钰估计皇帝看完账本也会飘，赶忙泼了一瓢冷水。
“陛下，此番贸易，多有特殊。一来欧洲战争刚结束，二来欧洲已然两三年没有充足的香料了，三来之前又因鸦片案查封英葡等人商馆。非是常态，待过几年稳定了，可能获利会短暂下滑。”
第六五三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三）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的“搞笑”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
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这种情况，对此时的大顺，则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出现了银钱比例的剧烈波动，大顺的这些士大夫也会凭感觉，把问题甩在对外贸易上。
等着真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没有被刘钰提前打预防针，说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给说动了，觉得都是对外贸易导致的。
“陛下，此番开拓了西洋贸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渊之盟，岁币不过十万两白银。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万亦可拿出。”
“自从明末贸易开始，白银流入，日渐增多。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刘钰怕的就是皇帝这么想，道理好像对，但肯定是少考虑变量了，至少历史上证明了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没想明白。
否则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对外贸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和铜币的兑换价，却从700逐渐涨到了1100。
也没法解释二鸦之后，从沸反盈天到2600的兑价，到二鸦之后，又逐渐降低到了1000。
刘钰自己也解释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钱银兑换，若是价格变动，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价。或是积攒铜钱、或是积攒白银，不管积攒什么，都不好。不花钱，不是好事。”
“臣以为，是不是可以定准一物？既定准铜、又定准银，便是什么都没定准。朝廷税收、支出、军费等，既都用银，何不以银为价呢？”
“可印小纸，一张一文，千张必可兑银一两。如此不管铜多铜少，百姓都不会因为兑换之事而愁怨。”
“此事甚大，臣不敢轻为，毕竟臣所办的银行，不过是个钱庄，没有发钞权，只是方便使用兑换白银而已。可若发小钞，那是朝廷铸钱局的事，臣若做那便是越俎代庖了。”
皇帝点点头，他倒是同意刘钰说的“不管高了低了”都不好，最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兑价。
现在朝廷规定的铜钱和白银兑换比，是1000，但实际上各处基本都是自由兑换，毕竟朝廷是不给兑的，全靠商人自行兑，这里面肯定会出诸多问题。
而且皇帝心里明镜似的，缴税要白银，每年收税之前，必然会有商人去兑白银，压价格。
如果说，真能用一种定死了1000文顶一两银子的小钞，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
只是……
“爱卿也知蒙元、前明纸钞事。恐百姓一时间不敢相信。若不强兑，百姓还是更喜欢铜钱；可若强兑，又恐闹出许多乱子。”
刘钰见皇帝还是有些犹豫，赶忙道：“陛下，此事非是小事。日后贸易日多，白银日入十万两不止，但钱银兑换，现在依旧是年年升高。按说白银日进越多，钱价该越贵才是，可恰恰相反。”
“西洋有哲人马氏言：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了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替代、银终为金所替代，尽管这个顺序与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是相抵触的。”
“又有人言，在世界市场上，一切货币便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姿态出现……本朝的铜钱在海外贸易里无法做钱用。”
“这钱好劣不一，价值又常变动。若是以往还好，现在对外贸易日多，影响巨大，若不未雨绸缪，恐出大乱。”
“那西洋的波托西银矿，随随便便就采银十亿两有余。银多，来本朝的便多。”
“可若是西洋人互相开战，少买本朝货物呢？银便一下子断绝了。”
“银倒还好说，但恐这钱兑银，要出大问题。世界市场的白银变动，影响对外贸易，那都是大买卖，倒好说。但钱银兑换，涉及小民，那才是大事。”
刘钰时常引用西洋人马氏的话，皇帝听过不止一次，亦不知此马氏为何人。
但这番话，皇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大顺有个现成的例子。
那就是日本的宽永钱。
只要来到大顺，因为含铜量高，来了就被融。作为制钱，确实在两国贸易的时候，只能做贵金属用，而不是钱来用。
刘钰引用的这番话，无非也是说，不管是百姓还是商人，更喜欢银子而不喜欢铜，不得已而用之。
可这种心态，会让银价逐渐提升，大家都喜欢银不喜欢铜，也就导致每年这么多的白银涌入，大顺的银钱兑换价依旧在缓慢上升，而不是简单的白银多了铜钱贵了。
既是打开了国门做生意，就不得不考虑白银涌入的影响。刘钰说未雨绸缪，便是说真要到出了事的时候再解决，恐怕就不好解决了。钱兑换价一旦变动，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至少对大顺来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行政效率太低，皇权根本不下县，推行下去见效需要很长时间。
第六五四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四）
刘钰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在意，主要还是这件事刘钰完全搞不明白。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最怕的就是未知。
因为历史上确实出现过钱银兑换离大谱的事，可照着数据看，又怎么都看不明白，得不出完全说得通的结论。
科学来解释经济，很难。
如果这是别的学科，把各种变量列出来，就很容易得出结论。
但，恰恰这个铜钱和白银的兑换问题，如果按照变量法找逻辑联系，就会得出非常离谱的结论。
历史上1810年代末开始的“银贵钱贱”现象，放眼世界，当时南美这个产银区出了点事：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引导了南美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使得世界的产银量巨降。
似乎这可以算是银贵钱贱的一个原因。
但问题是，现实不是一个火星市场，不是说白银、生丝、布匹都先进到异次元空间，然后迅速出现价格波动。
而且至少在1830年之前，就算算是鸦片走私，依旧是白银流入。哪怕全世界的产银量暴跌，可也没影响白银流入啊？
同样，从1858年开始，已经飞涨到了2500、2600文钱换一两银子的兑换价，又出现了一波大跌，一直跌到了1000这个完美值。
那几年实际上倒是也确实发生了几件不太被关注的“小事”
1850年代，美国发现了超大特大银矿，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旧银山”。
1848年，旧金山的金矿开采达到了新高度。
1851年，澳洲金矿被发现，澳洲淘金热开启。
这个影响有多大？
旧金山、旧银山、澳洲金银被开采之前的十年，全世界产了65万盎司的黄金、1480万盎司的银。大约是50万库平两的黄金、1200万两白银……这是生“印”出来的。
然后，旧金山、旧银山、澳洲，这三个大印钞厂开始“印钞”。
50年代，十年间，开采了500万两的黄金、2500万两的白银。而且这个“印”钱速度还保持着，一直到金山成了旧金山、银山成了旧银山。
听起来，这也可以解释，二鸦之后为啥银又贱了。
可问题又出现了。
从二鸦开始，除了奇葩的几年外，基本都是白银外流。
一边是全世界疯狂采金采银，导致银价下降。这个似乎可以解释那段时间忽然出现的“银贱钱贵”问题。
但现实却又是中国的白银开始外流，本国的白银量是减少的啊，那银应该贵才是啊。
正因为解释不通，怎么都解释不通，所以刘钰对这件事特别的慌张。
但凡能解释通的，他就不慌张。
或是避开、或是绕开、或者想办法解决。
就这种奇葩的根本解释不通的东西，才让他心慌，完全无法控制。
总之，就是如果世界真的是个“火星市场”、真的有异次元空间先把货物金属放里面定价，那么中国的银钱兑换问题，就全说得通了：
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导致世界白银增量骤降，于是1810年代开始钱贱银贵；旧金山、旧银山、澳洲金银矿开发，使得白银暴增，于是1860年代开始钱贵银贱。
但这个解释能说通的前提，又恰恰是不可能存在的“异次元市场、瞬间价格波动”。
恰恰按照本国市场和本国海外贸易的顺差、逆差来算，恰好是反的。
这种变化，不只是历史上的那些士大夫臆想出各种理由，连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也觉察到了这种变化，给出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
也就是1858年，二鸦期间，本来英国的对华贸易，之前已经被拍脑袋政策拍到了140万英镑了。
忽然间，58年的时候，东西好卖了。
东印度公司这边也是一脸懵逼，内部专业人士走访之后，得出了结论是“因为中国百姓用铜钱，而铜钱价值忽然增高，这种贸易增量恐怕很难持续”。
类似于他们这边原本1两银子的货，由原来的1800铜钱，变成了1400铜钱，相对来说降价了，所以好卖了……因为他们不收铜钱，而百姓却使用铜钱，况且一般货也不可能卖一两银子，都是二道贩子用铜钱计价。
刘钰认为铜钱才是大顺的“本币”，而白银是“外币”，因为民间百姓平日里肯定是用铜钱的，国内市场得以百姓用啥来算。
可问题是58年，世界金银矿确实开始大规模增加，那也不可能反应这么迅速，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乡村？这反应速度简直堪比通讯普及之后的期货了吧？明显不对。
然而想破头，也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
能用道理解释的、非玄学的东西，刘钰不怕。
不管是英国忽悠的自由贸易，亦或者什么辉格史学忽悠的英国特色传统造就了英国的伟大等等，这些东西抛开那些宗教一样的扯淡解释，拿出数据来一看就能看明白。
偏偏这个铜钱和白银的兑换，跟玄学似的。
刘钰也是真的怕，伴随着对外贸易增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就炸了，因为完全无法预测，哪怕后世的诸多解释也根本讲不通。
这要是炸了，可是要炸出大事的：要是钱银从800，涨到2500，再暴降到1000，民间必然要出大事的。
别的事，他能解释明白的，可以和皇帝说清楚。
这种事解释不明白，真出事了，他连道理都讲不明白，皇帝也只能选择士大夫的道理，指不定就要出幺蛾子。
统一成白银，虽然受到外部贸易的影响更大了。
但至少减少了变量，简化了公式，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在大方向解决和预测的。
现在这种铜银并存状态，简直测不准，纯粹混沌。
科学解释不了的地方，玄学就会泛滥，臆想出的结论又无法反驳，那就不好办。
皇帝见刘钰对这件事如此郑重，也知道刘钰这些年已然很少在事情上这么郑重了，考虑了片刻后道：“铸钱改革，非是小事。况且若兑白银，朝廷真有那么多白银吗？”
“百姓惯用铜钱，骤变纸钞，无异移风易俗。况且，又该怎么推行？”
“直接兑换？若定价低了，必无人肯换；定价高了，必有奸商于各处收钱，乃至百姓缺钱用。”
“爱卿以为，在苏南试行，有问题吗？”
刘钰对此倒是信心十足，摇头道：“若在苏南试行，定无问题。但此事最好还是多几处推行，朝廷也未必兑银，存铜亦可。苏南情况特殊，若只苏南试行，意义不大。”
苏南有苏南的特殊性，商品经济伴随着松江府作为贸易中心而快速发展。
南洋米大量涌入，小额贷使得一些人尝试种桑卖丝，或者种其余的经济作物。没有了漕米的压力，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试行的亩税改革，都使得在苏南地区推广纸币非常简单。
但现在要面临的问题，是两淮。
既要治水，必然会有大量的白银涌入两淮，朝廷的官方用钱是白银、拨款也是白银。
而且两淮地区因为运河变动，原本旧经济支持解体，这种地方才是最需要稳定货币的。
苏南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而苏北两淮则是当务之急。
刘钰就直接把话挑明了。
“陛下，既要治淮，千万白银涌入。而且这一次要征发百姓，要给使役钱，朝廷不可能发铜钱吧？”
“一下子发下去那么多白银，只恐当地银钱价格会出波动。我只恐有不法之人，去别处收钱，来此地换银，这又恐导致别处的银钱出问题。”
“是以，若只苏南，臣倒是觉得大可不必急于一时。日后纸钞皆受用后，小额纸钞亦无难处。唯独这两淮，最好还是动一动。”
他这么一提，也提醒了皇帝。
“爱卿说起两淮，朕倒是又想起一事。”
“就是朝中早有人上疏，欲改盐政。”
“如何改，想来你也大约知道，无非盐纲、盐票、盐引这几种。也非今日一时之议。”
“每日朝会，如同进了囿园，百兽争鸣、群鸟啁啾，吵得朕头疼。支持的、反对的、各有道理。”
“朕有心变动，你既正好说到了这个小纸钞事，朕便想着，若变盐法，是否可以搭配小额纸钞推行？”
刘钰没想到皇帝的步子会迈这么大，错愕间，皇帝笑道：“放心，扬州盐，朕暂且不动。但海州盐，那定是要动的。”
“运河被废，海州盐必要换路途。既换了路途，顺便也就一并改了。海州盐对比扬州盐，少许多。成与不成，也就是几十万两银子的事，朕现在还担得起。”
“若可，则推至南场；若不可，再说。”
“既然这盐无人不用，而海州盐又供两淮、安徽所需。若能以盐配纸钞法推行，想来会简单一些。”
“只要那些买盐票的商贾，知道这纸钞合用，那么百姓手里若有纸钞，他们也会收拿。”
“纸钞，朝廷税收是认的，若是盐商也认，这应该就可推行了吧？”
皇帝一边想着这种一个羊两个羊的改革，一边琢磨着纸钞的作用。至少站在朝廷的角度，似乎是问题不大。
一来少了火耗，纸钞总不能说这玩意儿熔炼有火耗吧？
二来朝廷用的大宗物资，南洋和江南基本都能满足。就算西北、西南有战事，也可以兑换白银去用，况且现在那边战事也已经基本平定，无甚太用花钱的地方，要不然也不敢修淮河。二将来要用钱的方向，都是可以花纸币屯物资的方向。
三来朝廷这些年也确实被铸钱愁的头疼，到处都在喊钱不够用，白银是大额货币，百姓寻常不怎么用。
而大顺扩军，尤其是扩海军，又使劲儿地用铜。
海军炮最好是铜炮，铁炮容易锈；精锐的野战炮，也最好是用铜，重量更轻。
本来就缺铜，铸钱头疼，又不得不铸。可扩军备战，又不能不扩。
铜到底是贵金属，还是货币，这个矛盾伴随着大顺军改，已经愈发严峻。
真要是能直接用小额纸钞，当然是好事。朝廷把铜做兵器，也省的还得挤出来先满足民间货币需求。
当然，这种事皇帝也不敢把步子迈的太大。既是改革，顺便一起改，那就不妨先在江南、两淮地区改一改，试试。
扬州、淮安、盐城地区的盐，数量大，牵扯多，现在肯定不敢动。至少要等淮北盐场的盐政改革证明有效之后，再尝试改。
第六五五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五）
虽然皇帝早就警告敲打过刘钰，不要做那些“倒逼朝廷”的事，哪怕你觉得对、确实有利于社稷，也不要搞这种“倒逼”式的改革。
但现在看来，刘钰既听话，也不听话。现在要做的这些改革，可能算不上“倒逼”，而是直接在前面铺了一条顺畅的大道，让皇帝不得不走。
漕米改革、盐政改革、运河改革，这三项改革的基石，看似是运河问题。但实际上是南洋问题。而南洋问题，实质上又是海军问题。海军的胜利给皇帝带来了自信，战胜了对海洋未知的恐惧、战胜了对被人攻下长江口而切断南北的担忧，最终导致了这一系列的改革。
皇帝有时候也会想想，这和之前他敲打警告过的“倒逼”有什么不同，想了半天，只觉得可以说不同，也可以说相同。
比如这盐政改革，皇帝心想，你刘钰想不想搞盐政改革？肯定是想的，至少是支持的，但你不说话，等着朝廷主动变。
皇帝并没有继续谈盐政改革和货币改革的细节，而是转而问道：“爱卿极力推崇创办科学院，究其根本，是信荀卿之义：制天命而用之。”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既如此，以爱卿观之，这盐政改革，是否算是制天命而用？而这货币改革，又是否是应天以治？”
刘钰略作思考，回道：“陛下，天行虽有常，然非常人所能度之。臣于经济一事，甚至不敢谈知其皮毛。但陛下既以荀卿之义相问，臣亦不敢不答。”
“盐政改革，算是应之以治。”
“货币改革……臣根本毫无头绪，所以恳请改革。”
“这就如一个筐，外面有一个大果子，但怎么也塞不进去。要么，学会编筐，编一个更大的筐，把这个果子塞进去；要么，把果子削笑了，塞进原来的小筐里。”
“臣愚钝，不知经济之天行之常，粗知一丁点皮毛，无法解决银钱问题。”
“是以，解决问题，无非两种。要么，解决问题；要么，解决问题。”
汉语博大，皇帝微微一笑，如何不知这两个“解决”的含义之别？
如果不能解决银钱兑换的问题，那么直接让钱银兑换这个问题不存在，不就解决了吗？
这几年刘钰搞得蒸蒸日常，皇帝也知，若刘钰说对经济只略懂皮毛，那朝中其余人更是皮毛不懂了。
既然刘钰都无法解决钱银兑换问题，恐怕别人也给不出更好的办法。
轻笑之后，皇帝叹道：“人力有穷，天道之常，人所知皮毛，便可成就大事。至于制天命而用之，实非人所能忖。”
“银钱一物，尚且如此。况于治大国呢？岂不是比洞悉银钱兑换事更为复杂？”
“谁人不知当顺天而为，应天以治？只是若不知天道，又如何顺、应呢？便如爱卿，最是好究宇宙之无穷、天地之至理，不也在这银钱一物上难思其解吗？”
“至于治国理政，按着西洋人的说法，或为经验主义，或为理性主义。”
“以过去的经验，去总结得失，通鉴各朝之史。”
“或以理性推演，去推演未来之事，而为国策之指导。”
“只是，现在的许多事，过去并不曾有经验。若如苏州府之齐行叫歇罢工之事、若如大庾岭商路百姓失业之事、若如航海外贸带来的海量白银问题。”
“然若理性，区区一个钱银兑换，都如此难推测预判，又谈何治国以纯粹的理性去推演呢？”
刘钰心下暗笑，心道你这纯粹是望文生义啊。
再说以史为鉴是那么个以史为鉴吗？人家画个鸡蛋，画个椭圆，往里面填茶红色；你画个鸭蛋，也是画个椭圆，然后也往里面填茶红色，这他妈不叫以史为鉴，这叫刻舟求剑。
的确，海量白银内流的问题，之前没遇到过。可他妈永乐年，海量香料胡椒内流，也没遇到过？
大庾岭商路百姓失业事，之前没遇到过。可他妈市舶司转移、商路偏斜，泉州港衰落，也没遇到过？
刘钰大概也明白皇帝的意思，无非还是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恐惧和不安，总觉得大顺走的方向越发古怪，和过去完全不同。
要说可以推测，倒是还好。
可现在一个钱银兑换问题，都推测不明白，大顺的路子越走越怪，逐渐到无史可依的地步时，又该怎么办？
前途漫漫，是好？是坏？
这好坏，又有不同的主体。是百姓？是士大夫？是皇族？是皇帝？
若是别的事，刘钰还能说几句。
但今天被皇帝用银钱兑换的事，拿捏了一下，提点了一番，他也无话可说了。
只好用一个皇帝大概能听得懂的比喻，将这个问题解释了一番。
大顺的货币系统，和现在大顺航海面临的经度月相图问题类似。
如果只有一个地球、一个月亮，算起来很简单。
如果只有一个太阳，一个地球，算起来也不难。
但一个太阳、一个地球、一个月亮，三者之间都要考虑，那就变得极为难算。
至少刘钰是算不明白这样的问题，历史上欧拉也感叹过自己算日地月问题浪费了自己几年的生命毫无成果。
大顺的货币也是如此。
如果只是铜币，算起来简单。
如果只是白银，算起来也简单。
可偏偏，铜币配白银，又没有规定的兑换比，这就根本算不明白——铜币和白银不是元角分的关系，而是纯粹市场波动的兑换比价。
这就使得根本无法测算。
皇帝有之前那些西洋人钦天监教授的弟谷、开普勒体系，也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对刘钰的这个比喻，多少还是能够听明白的。
然后皇帝问了刘钰一个问题。
“爱卿的思路，朕听明白了。”
“那么，历朝重农抑商，是不是也和爱卿这个思路类似呢？”
“可以理解小农为基础的社稷运转，却无法明白商贾工商为主的社稷运转。于是抑制工商，为的是用自己所能理解的道理，去治理去管辖，所最熟悉的就是把天下变成一个大农村。”
“这与爱卿弄不清楚钱银问题，就直接废掉铜钱的思路，有什么区别呢？”
刘钰坦然道：“回陛下，似无区别。这天下是陛下的，陛下圣意如何，决定天下如何。既无区别，只在于陛下怎么想。”
“但实际上，还有区别。这银钱问题，如果是按照陛下所言的思路，应该是废弃白银，而只用铜钱。天朝自古没有以白银为铸钱币的习俗，这白银也是明时大量流入的。”
皇帝闻言哈哈大笑，知道刘钰在影射朝中有人反对西洋人的学问这事，虽然皇帝钦定的“西学”只是宗教相关的，而把科学技术定为“实学”，但在一些人却一直在故意混淆。
至于说股份制、买断制之类的东西，即便刘钰翻出古书来照着过去的古书寻章摘句，说古已有之，但依旧还有反对之声。
现在刘钰用铜钱和白银做喻，皇帝明白刘钰的意思是说全退回去是不行的，但可以用过去管铜钱的经验来管白银。只看皇帝是想彻底退回到“青铜”时代，还是与时俱进，继续往前走到“白银”时代。
天下是皇帝的。刘钰只是个打工的，不想用，可以不用。
这话在皇帝听来，自是龙颜大悦，笑过之后道：“爱卿说到了点上。朕既用你，自是不想往回退。如今围绕着运河事，多有变革，正是可进不可退之时。”
“然而变革既起，就要出许多新问题。”
“何以谓之新？过去不曾有之事。”
“这些新问题，朕本以为，以爱卿之智，都可处置。直到今日这银钱之事，朕方知原来面对这等新事物，爱卿也有不知所措、恐惧不安的时候。一时感叹罢了。”
“朕也不妨和你说说，昔日你说兴海军、取南洋、兴工商，朝中也有许多人，和爱卿面对银钱事心态一样：不知所措，恐惧不安，不知前路如何，不知前路有何魑魅魍魉，更不知该如何解决。”
“爱卿今日经此一事，当也该明白之前朝中众臣的心思了。亦算好事。免得爱卿总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呢’、‘有什么可不安的呢’、‘那些新问题不是很好解决吗’。”
“爱卿若能明白这些，以朕看来，实胜过你贡来的几百万两白银票据。如此方知世上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用理性来推演的，亦可灭却你的骄气，拉住你的激躁，行事多一分考虑，此方朕之大幸啊。”
“既已明白，那这件事就先这么定了。以淮北盐政改革，配合卿所言的小钞改革。推进过程，不可急躁，急则生变。需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此事你也无法推断出来结果好坏，不可如以前一样，认定一件事便要只争朝夕。需慢慢来，你等得起，朕也等得起。”
第六五六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六）
被皇帝教育了一通，刘钰估摸着皇帝这是准备堵住自己的嘴。
至少，不要把苏南的一些税改经验，趁着这一次就要推行全国。既然你连钱银兑换的问题都不能保证“制天命而用之”，又怎么敢保证别的就一定行？
既说不要急躁，又说什么那些大臣也有和你一样的对未知的恐慌，可偏偏又说盐政改革配合小钞改革就这么定了，那也便是说暂时就仅限于此了，不要再扩大了，包括苏南的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利而暂无弊端的如亩税一条鞭法之类的改革，就先消停一下。
刘钰心想自己本来也没指望能迅速把一些政策推向全国，你便是不说，我也不准备这么干。
以史为鉴，盐山、宁波都搞得挺好的青苗法，推向全国不也出大事了吗？
“陛下教诲，臣自谨记。”
“除此之外，臣还有一事要奏……”
借着改革这个话头，刘钰说到了治理淮河的事。这里面毕竟还牵扯一个“下南洋”的人口问题，而且物资都是要从长江口那起运。
所以刘钰借着这个由头，主动提出来了要帮助协调那几个县的百姓征发问题。
这种大工程，根本不能指望当地县官，他们管不明白这么大的工程量。必定需要有人出面来协调的。
黄淮都督管的还是那些厢军，并不能全管地方的事。
应该说，从后勤转运、身份地位来看，刘钰似乎是做这件事的完美人选。
但皇帝听完了刘钰的“计划”之后，就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对了。
刘钰的计划，如果是别人说出来，皇帝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对。
无非就是皇权不下县，所以各地的乡绅要承担起组织百姓的重任。
那么，可以采取承包分片制，每个乡绅负责在农闲时候，调动本地人口，承包一定的河段范围。
在此期间，朝廷会把补给、粮食、工具等分发给乡绅。简言之，就是乡绅承包制。
这个想法在大顺很正常。
但被刘钰提出来，就大为不正常。
刘钰对乡绅是什么态度，皇帝也算是略知一二，不说仇恨吧，至少是不信任。
而且皇帝也听说了关于下南洋事，刘钰和那些乡绅之间闹出来的一些不愉快。
皇帝听完，就感觉到有些不对，眼睛不自觉地看了一眼一旁挂着的黄淮地图，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刘钰。
待再看了几眼地图后，心里忍不住道：“妙！妙！妙极！朕叫他多读书，竟真读了，至少这郑伯克段于鄢，引蛇出洞的手段，倒是真有了些心得！”
“如此一来，半数下了南洋，半数得了土地，自此，淮地无忧矣！”
心里暗叫了几声妙，眼睛再度盯上了一旁的那副黄淮形势图，心下连连盘算后，轻咳一声道：“爱卿所奏之事，朕必要叮嘱两句。”
“其一，这治淮大事，非比寻常。”
“朝廷投银数千万，乃历年之积累，自平准之后，少有大战，积累至今，方可行此修淮之事。”
“爱卿虽号称不懂水利，却也知道，治淮事，只能冬日为之。”
“一旦夏日，江河消融，水势浩大，那就不能再做了。”
“而一旦今年做不完，等着夏日水来之时，一切就全白费了。黄河多次决口淤积，土地皆为黄土，水一冲就要淤积阻塞，夏天之前完不成，今年投入的几千万两就全扔了。”
“有些事，非要倚天。除非冬季，否则不能挖掘。有些事，春夏秋冬皆可。这就不一样，爱卿一定要知晓。”
皇帝也根本不提刘钰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点了点刘钰，首先要确保淮河治理这件事不能耽误。
有些事，非得今年冬天办。
有些事，春夏秋冬，都可以办，总有机会。
当然最好的就是趁机一切都办了，但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来两全其美，那就要弄清楚先后次序。
刘钰连连称是，忙道：“陛下圣明，此事臣牢记心中。”
“臣此番来时，经过淮安，亦看了看河流走势，与人询问了一番治水问题。前朝试图修过引淮如江的水道，但因投入不足，没有一次性完工，夏日暴雨便全白费了。”
“臣也知道，这治淮事，一旦投入，今年若不大致出形通水，明年夏日若有雨水，朝廷的几千万两白银就算是打水漂了。”
“如陛下所言，有些事，非冬天办不可。臣牢记于心。此为第一要务。”
皇帝知道刘钰很清楚轻重，在这里也就是提醒一句，不要因小失大。
见刘钰说的通透，皇帝又道：“第二件事嘛，就是昔年太祖皇帝入京时候，改殿之匾额，‘爱民’二字，不可忘却。”
“虽说治水也是利于百姓，但也是为朝廷做事。如今朝廷尚有些盈余，不可使百姓饿着肚子干活。”
“每日伙食，必要保证。募役之钱，也要发足。”
刘钰忙道：“臣记下了。爱民二字，臣不敢忘。”
“为确保万无一失，臣也准备发动商贾，运送一批玉米、高粱之类的杂面，一旦出了什么意外，大米不能保证，亦可用这些粗粮替代。保证不会让征发的百姓挨饿。”
“同时也将准备一批低劣棉花，虽价贱，但亦可御寒，以备不时之需。”
皇帝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嗯了一声，以示鼓励。
心里却想，你这是生怕杀不绝、灭不尽啊。
士绅承包，本就必然要有贪腐。
然后你又运来一批便宜的玉米面、高粱米，放在市场等着。朝廷发的粮食，理论上却是南洋米。
你这不是等于在猫面前摆上咸鱼，然后等着猫吃了鱼，再把猫打一顿吗？
这倒也好。
你既准备郑伯克段于鄢，也不得不考虑第一要务是保证河要修好。
如果只是给大米，贪的多了，修河的百姓吃不饱。
如今换上便宜的玉米高粱地瓜土豆，修河的百姓至少可以保证吃饱，你也给他们创造了偷梁换柱的机会。
这倒的确可以一举两得。
皇帝心里盘算了一下，这件事真要搞的话，至少要波及三个县。而且这三个县的士绅，估计要直接没一半。
罪名倒是现成的：克扣朝廷河工钱——大顺的一等一罪名，和普通的贪污可不一样。
男的杀。女的送去虾夷给人当媳妇。小孩子送到西域充军。
这案子可是要抄不少家啊。
然而皇帝对此并无太多感觉，而是将目光转向了那张地图，站起身径直走到了地图旁。
手指顺着黄河、洪泽湖的方向，延伸到廖寒辉计划的那条淮河水道。
从洪泽湖引出，过淮安、走阜宁，下引至射阳、黄沙诸河，连为一体。既为淮河入海，又做灌溉之用。
黄河在北边。
往南就是盐城，再往南就是扬州府、长江口、南通……那就是朝廷现在的钱袋子了。
如果这里不安顿，日后灾祸频繁，若真的爆发了民变……
往北，是不太可能往北的。
一来有黄河挡着，不容易过河。
二来北边穷的也是叮当响，可南边不多远就是盐城、扬州府，真要是爆发了民变、起义，肯定是要往南边去的。
那就直接威胁到了朝廷的钱袋子了。
如果万一往北，越过了黄河，那就可以直接威胁到淮北盐场，会直接影响到几个省的运盐。
即便要废弃运河，这两淮也万万乱不得。
下南洋的条件如何，皇帝内心大概也有数。便是这样的条件，当地的百姓还争着抢着下南洋，连南洋几成的死亡率都不怕，只怕当地真的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两淮问题，积重已久。
漕运、水灾，两大灾难压在百姓的头顶上，每年往这里面投的赈灾钱都有几十万两，为的就是稳定。
一旦要是当地起事，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凤阳府可也是在两淮地区。到时候，反顺复明，那就是现成的口号。
现在刘钰一边在组织下南洋。
另一边，准备来一场郑伯克段于鄢的手段，彻底解决黄河以南的苏北问题。
如果真能成功，意味着黄河以南的苏北地区，也就是紧贴着朝廷钱袋子的地方，会稳定很长时间。
稳定，意味着分割。
即便黄河以北的苏北地区依旧穷困，暂时依旧无法解决，但也可保证黄河以北真要是出了事，不会渡过黄河与南边的相应呼应。
那么，两淮地区，就会分成几个小方格。
真要是出了事，也不至于整个两淮都云集响应。
以黄河为沟渠、旧运河分割，就很容易扑灭各种民变。
而且，海运兴起，只要保证南边不乱，不至于起事后威胁扬州府、通州府，即可保证朝廷的米粮钱财不会断绝。
以前运河时代，凡有水灾，潜规则是保北不保南。
现在，则是要尽可能保南，因为运河已经没啥用了。
水灾之外，民变起义也是一样。只要钱袋子不乱，朝廷就能拉出来部队去打。
皇帝盘算了一下，如果按刘钰这么搞，从盐城到阜宁，恐怕至少三分之二的乡绅要被杀干净。
抄家之后，土地自然归了朝廷。
本来朝廷这边就难办：修了淮河，原本的下等田，成了水浇地，这钱怎么算？怎么收？
现在好了，直接归朝廷后，分与小农，直接收他们的税。
再配合上刘钰的下南洋政策，三年之内，黄河以南的苏北地区，就能解决许多问题。
朝廷既省了每年的救济，又可以收到足额的税款，顺便清理了一下从南宋开始就糜烂的两淮士绅问题。
保证了朝廷钱袋子的侧翼安全，确保百年之内淮南地区不会出大规模的民变。
同时也可以保证，那些得了土地的百姓，在二三十年内对朝廷忠贞不二。
一旦将来钱袋子地区出了新时代的民变，亦可保证不会糜烂成灾。
而且朝廷杀的名正言顺，只要那些人敢动心思。
那些人会不动心思吗？
皇帝想了想刘钰的毒计，提前准备便宜的劣质米、玉米土豆地瓜等粗粮，又让乡绅承包办理，怎么可能不动心思？
皇帝回头看了看刘钰，心道叫人动歪心思的手段，你是有的。商贾那边，你也足以安插进去人手，只是做完之后，最好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朕这边就不方便安插人做这事了，免得日后被人认出来倒不好看。
这事儿，说出去，好像也确实不太好听，显得朝廷在引诱这些人作奸犯科一般。
别的倒是都好说，谁来做都不影响。
只要将来授田的时候，恩出于朕，即可。唯独不知日后史书，当如何褒贬此事？
第六五七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七）
皇帝做事的出发点，和甲申年改变的禁宫正殿匾额四个字里最后那个“民”字，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只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倾向小农就是维系皇权稳定这个道理的。自耕农才是皇权的支柱，而士大夫并不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卫皇权的，还得靠自耕农。
佃农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绅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这场血腥屠戮，在刘钰说出他会准备劣质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杂役政策、免地方摊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权、侵吞朝廷对国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动。刘钰在苏南搞改革，效果显著，尤其是亩税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苏南情况特殊，而且那是刘钰在动了他们的利益之后，又给了个可以投资的甜枣。
如今淮南苏北的这场变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为皇帝找到了一条“斜径”，虽不可复刻，但效果却可以达成最想要的结果。
踱步几圈后，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图上向南急转弯的黄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几圈，逐渐下移。
从阜宁、盐城，淮安，已到了扬州府、镇江府，又渐渐向东，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苏州府……
伴随着漕运改革，镇江府的驻军也可以裁撤或者调换了。
漕运时代，镇江府要是被人打下来，距离中央集权崩溃也就不远了。
而现在，镇江府的地位伴随着漕运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变天下震动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为海运起点，又是沟通日本、南洋的中转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镇江又不同。
镇江府只是运河的起点，守住镇江，若是因外敌，或敌从东南来，运河仍能通畅。
但松江府不是走运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权没了，也是卵用没有。
当然这也不全是坏处。
好处也有。
外敌不想，考虑内患。
比如农民起义，可能切断运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断运河。
但是，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变出来一支海军。
就算他们变出来一支海军，可也变出来一群能够海战的军官。
海军是技术兵种，至少相对于陆军来说是的。
只要他们变不出来海军，也就意味着朝廷不会因为财政崩溃。
钱袋子、米袋子在手里，总就能镇压下去。
朝廷的战略，也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保运河、保漕运、保这个、保那个，被人牵着鼻子走，很容易来一场“攻其所必救”的计略——这对当年玩过攻打藩王调动敌军的大顺来说，是开国史，记得清楚。
好的也有，坏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这个李家从高一功手里接下的帝国，走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不得不继续发展海军、继续扩张保证足够安全的南洋缓冲区的地步了。
伴随着南洋成为产米基地，某种程度上讲，马六甲已经接替了镇江府的地位。
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无路可退了——运河一旦被废，真要海上出了事，那运河可不是三年两年能修好的。
运河被废，是破釜沉舟的举动，没有回头路了。
海军不行，连夜修运河，哪怕有的是银子，那也得修几年，到时候怎么样呢？
科学院倒是搞出一些铁轨车，但那玩意儿皇帝去看了，也就还只是个玩物，要到真正变成“不需要水的大运河”，皇帝怀疑自己都未必能够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无可退。
帝国在慢慢滑向一条之前的二十余史无史可鉴的路上。
一时间，皇帝很是理解了刘钰为什么对钱银兑换那么紧张的原因，那种不知未来的莫名恐惧、无法预测、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断的事物，总是叫人慌的。
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变化，又伴随着必须重视海军，引发了更多的新问题。
海军，就需要一群新学军官。读十三经的当不了海军，经纬度都算不明白，怎么当海军军官？
哪怕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许多地方的新学学生，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们无法科举，但他们还有学问——可现在帝国已经被逼到不得不重视海军和贸易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缔新学，只能任其“泛滥”。
的确不能科举，那会天下震动。
然而也得给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干什么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苏北淮南地区，也就是刘钰准备杀许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将当地劣绅屠戮干净，朝廷是不是可以学一下秦时制度，选拔新学学生，让他们作为小吏，填补乡绅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苏北？
一来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须要有人承担原本乡绅的位置——修黄河，国家出钱，那维护当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来组织。
二来新学学生里，一流的进科学院，次一等的入海军，再次一等的做商贸职员，可这些仍旧无法给优秀的人才上升空间。南洋是一个方向，淮南亦可为一个容纳的水池。
三就是收税问题了。
十税一甚至八税一，在土地分给小农、取缔了那些地方摊派之后，百姓依旧是负担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来维系运转。
靠收上来的税，给那些新学学生做薪水，朝廷依旧还是赚的。
除了这三点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统治深入到县以下，也就意味着要管很多的事。
统治统治，只管收税，那不叫统治。
这不是皇帝爱民如子，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高利贷也是贷，最起码是贷。
一方面，把乡绅一扫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担起乡绅在乡间的一些身份，乡村很快就会混乱。
最简单的例子，荒年放贷。
小农是很脆弱的，万一哪年有灾、万一哪年有水、万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烧了……
甚至万一爹妈死了，总得买个棺材、吹个响器吧？这不都需要急钱。
既是准备用毒计将淮南劣绅一扫而空，最简单的乡绅所承担的放贷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担？
承担，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摆在那，问题多多。商人、乡绅，可以让还不起贷的卖媳妇、卖女儿，朝廷能这么干？
不放青苗贷，小农如此之脆弱，万一出点什么灾情，乡绅又被一扫而空，这些百姓又该怎么办？
小农积累的那点东西，也就够每年吃的。稍微遇到点灾情，就扛不住。乡绅固然可恶，但乡绅也确实承担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说，如今天朝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直接统治百姓了，只能选择间接统治，用乡绅做代理人——很类似于英国计划在爪哇搞的殖民统治，由乡绅作为小农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皇帝、皇族、勋贵，类像是一群殖民者，靠着军队的暴力，维系和士绅阶层的和平。士绅作为殖民者的中间人，负责管辖广大的农村。
谁来当这个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来的规矩即可。
官方放贷、调节、平粜、打压豪强强制卖地、民间赈灾、小灾下的救济……这些手段，现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捡不起了。
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填补这个空缺。
看似朝廷赚了，不用承担太多的麻烦事。
实则就造就了朝廷现在一年只能收个两三千万两白银，折合一下白银通胀下的购买力，有没有明朝前期的实物税多都难说。
对比一下可以执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证授权垄断、可以征收各种间接税直接税的英国；对比一下能搞统制经济、能官方把对外贸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国；再对比一下只管战争、治水，其余在经济方面几乎毫无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买卖、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铸币铜钱和白银的兑换率全凭市场决定——哪个才像是传说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农学派拿中国说事，不是没原因的。
英国可没说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镑的兑换，全凭市场决定。
哪怕是整天被刘钰嘲笑的荷兰，也没混到发行的铜币和荷兰盾的兑换，不走币值，而走自由市场兑换吧？
当然，刘钰的评价是朝廷无能，废物，而不是他们主观上想这么做。
和大顺的“贸易顺差”类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锢”类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么，而是无能到根本不会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么。
虽然刘钰对大顺朝廷“无能、废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并未说出来。
但皇帝这些年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己内心也是有类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国的税收国库岁入，知道了英国的土地税和乱七八糟的各种税能收成什么样后，这种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对来说，其实无能的程度没有数据对比的那么严重。
只看白银不对，还得算上两边粮食、布匹等西欧物价革命导致的将近三倍的差异。虽然都是白银，但大顺的20两，和伦敦的20两，真不是一回事。大顺的种种奇葩政策，虽然制定政策的时候根本没意识，但客观上也确确实实延缓了美洲白银带来的世界性的物价革命。
不过，皇帝哪懂这个，看到国库白银收入数据对比，自然胆战心惊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这般，皇帝就想着在淮南苏北、苏南地区，尝试种种集权改革。苏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苏北则要走上下直辖模式。
既要这么搞，那么除了要收税，就不得不把乡绅原本承担的一些事，承担起来。
所以青苗贷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总得有人放贷，以度灾年，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败阴影，让皇帝内心很是犹豫。
第六五八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八）
转了几圈后，皇帝终于忍不住问道：“爱卿搞得青苗贷，效果如何？若在别处搞，行不行呢？”
刘钰立刻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
“回陛下，别处搞不了青苗贷。”
“搞青苗贷的前提，是加税，丈量田亩，减轻小农负担，以及有足够的自耕百姓，要取消漕粮运米劳役，要保证募役法摊在一条鞭亩税里。”
“否则的话，青苗贷有什么意义？贷多少，地租就加多少，这不过是给乡绅送钱而已。”
“苏南的青苗贷，臣只贷给家有十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半耕半佃的，一律不贷。要么卖地下南洋、要么卖地去做工。贷给他们，等于白贷不提，毫无用处，反倒是钱都流进了租子里。”
“此其一也。”
“其二，若还行亩税极低的国课，负担全在小农身上，怎么贷？县里只说要加收摊派、役钱，这不是等于办青苗贷的给县里送钱？”
“是先有了苏南的亩税一条鞭法改革、取消了运河漕米运粮劳役，然后才有青苗贷。”
“至于臣于苏北搞得青苗贷，不过是……不过是花钱买他们余生的劳动时间而已。为的还是下南洋，而不是助小农。臣也根本助不了。”
皇帝对刘钰说的“一条鞭法加取消运河漕米运粮劳役”然后才有青苗贷的先后顺序，仔细理解了一番，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心想这话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苏北新淮河区，是可以搞的。
既然要在苏北新淮地区搞一起大案，搞完之后，肯定也要配上成套的新法。包括亩税一条鞭等。
只是，土地不准买卖是不可能的。
就算定下来土地不准买卖，农户也一样弄出来“田皮”、“田骨”，反倒更加麻烦。
既是土地能够买卖，那么朝廷若是放贷，收不回来，就得走收地这一步。收百姓的地，最是艰难，也最容易出大乱。
可朝廷既想尝试加强集权，就必须改变过去只统不治的手段，要把统治深入下去，就不得不承担乡绅所承担的诸多作用。
而且总也得考虑一下成本，万一赔的太多，朝廷根本无能到连在一州两县搞青苗贷的能力都没有呢？
思索之后，皇帝又问道：“如爱卿所言，假设一处行了一条鞭法、又以有地的自耕小农为多，那么这青苗贷就是可以用的，是吗？只是，若农户无钱呢？”
刘钰淡定无比，语气毫无恻隐。
“若无钱还，则收抵押的土地，强制执行。青苗贷办贷者，亦有类似秦时以吏为师的责任，宣讲清楚。”
“收地之后，朝廷公开出卖。”
“失地百姓，或去苏南等地做工，或下南洋去种植园。”
“若真有这等地方，这等制度，臣敢保证容纳的过来，不会有什么流民之变。”
“其一，百姓均有自田，又减轻负担，纵有灾祸，也非是一下子就全一无所有为流民的。”
“譬如那洪泽湖，一下子溃堤，苏南苏北皆为鱼鳖；但若开掘入海口，涓涓细流，则无大碍。”
“如今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每年都需新人手。但要是如之前阜宁水灾那般，一下子涌入二三十万，肯定容纳不了，必有民变。”
“而若百姓皆有田产，今年破产两千、明年家破八百，这就好说了，足以容纳的过来。”
“青苗贷，反过来又可以减缓这种破产的速度，使得百姓以涓涓细流的方式，慢慢去做工商事。”
皇帝略微愕然，半晌道：“爱卿之意，即便现在天下均田，爱卿也绝不支持井田，而是允许买卖兼并？只是均田之后，抢在兼并之前，使得工商业能够容纳每年兼并失地的百姓而已？”
刘钰叩首道：“陛下，臣不是不支持井田。而是，朝廷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井田农民，每年入城做工的人，恰好是城镇工商之所需？若无此能力，井田何益？工商不兴，人口滋生，地不加增，早晚会有流民。”
“是以，臣对北儒一派井田之说，自来嗤之以鼻。把手段作为目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
“假若可以均田，配之以青苗贷、加税减负，减缓兼并之速度。而外可得南洋、印度、波斯、欧美之市场，发展工商，配之以南洋、印度之稻米，或有可为。”
“抑兼并之说，历朝也就说说而已，如何真能做到抑兼并？王莽倒是真正想要抑兼并，治标治本，但结果天下大乱。”
“既以历朝治国之本事看来，都无法做到抑兼并，那就只能顺势为之。以青苗贷减缓兼并，却不抑制，而使工商业吸纳失地之百姓。即便吸纳不了，尚且还有南洋种植园一途。”
“宋之青苗贷，为的是民不加税而国用足。本朝若在一些地方行青苗贷，则是为了延缓兼并。臣在苏南搞青苗贷，则是为了提高地价，防止商贾买地而不投工商。虽都是青苗贷，可各处目的不同，不当一概而论。”
皇帝试着理解了一下刘钰的逻辑，对刘钰的想法，只能说既不全赞同，也不全反对。
南洋米、印度米，确实不少。
而若得南洋、印度、波斯、阿非利卡等地的市场，百万人事工商为业，也未尝不可。
更多的，可能容纳不了。
但皇帝想问的，本就是距离苏南很近很近的黄河以南的苏北，只隔着一个南通州。
更远的地方，既没有这等均田的机会，也不可能自己跑几千里来苏南从业工商。
听起来好像确实没问题，但皇帝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
不过刘钰这么说，也证明两个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皇帝不说他说的是苏北，刘钰也不说他知道皇帝说的是苏北，但句句都和苏南工商业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秃头上的虱子了——如果皇帝说的是陕西，那真是八竿子打不着。
“那么，爱卿觉得，若行青苗贷之法，朝廷会赔钱吗？”
这一点，刘钰坚定地摇了摇头。
“陛下，若有一地，先均田，后行青苗法，哪怕青苗贷年年赔钱，其实也是赚的。”
“陛下当知，若用纸钞，可以多发！”
“只要百姓借助青苗贷，都认纸钞，其实每年多发的纸钞，也足够赚回来了。看似青苗法赔钱，但印点钱就印回来了。”
这个想法更让皇帝错愕，蒙元前明的纸钞宝钞，已经爆过雷了，现在刘钰居然敢这么想？
可在这种事上，皇帝又信任刘钰。
“哦？爱卿就不怕纸钞如前朝宝钞？”
刘钰笑道：“陛下勿忧。若某地均田，而又不限买卖……臣斗胆试为陛下言之：一户小农，若有耕牛，所能耕者，当有百亩。即便某地均田，一户小农能均百亩吗？”
皇帝淡淡一笑，知道这是个根本不用回答的问题。
大顺有多少地、有多少人，他心里多少还是有数的。
百亩？差远了。
刘钰又道：“那么，若为小农，地不足百亩，陛下亦知天朝百姓对土地之热爱，岂能不存钱以为置地？”
“存钱置地，钱便不可乱用。”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从卖粮食上来。”
“朝廷发的纸钞，可以换成他们的粮食。只要他们还想存钱买地，那么他们就会不断卖东西、卖更多的东西，来换钱；反过来说，钱，就能买到粮食、买到东西。”
“便超发纸钞，这些渴望买地的百姓，也会如同一个水池，把这些钱钞蓄入水池当中。”
“此为其一。”
“其二，若行青苗法，百姓若缺钱，必来借青苗贷。所以，若最终破产，收回他们土地的，依旧是朝廷。”
“百姓想买地，兼并的地又在朝廷手里。而这些地，又可以用纸钞来买。”
“朝廷公开拍卖这些土地给百姓，百姓再把纸钞花出来给朝廷。朝廷取走一部分印花税，回收的钱又继续流入青苗贷。”
“而买土地、纳税，都可以用纸钞，百姓更加认可纸钞——如果纸钞连地都能买，那么还有什么买不到呢？”
“如此，以均田百姓意图购地的心态，使得他们做纸钞的蓄水池；又靠青苗贷垄断土地买卖，回收印花税的同时，又让百姓知晓纸钞能买地，更加信赖纸钞。”
“加上超发的数量不多，就算青苗贷赔了，超发一点也就回来了，怎么能赔钱呢？”
“朝廷想要让百姓认纸钞，一个就是朝廷要先认，如前朝一般，朝廷自己收税都不认，又怎么可能让百姓认呢？”
“再一个，便是让百姓确定，纸钞能买到东西。而且，最好是朝廷手里的东西。朝廷手里啥也没有，百姓能认吗？配上青苗贷，朝廷手里会有土地、盐、税收、贷款，百姓又为什么不认呢？”
“关键还是青苗贷控制了土地流向朝廷手里，只要百姓确定能买地，那么，他们就需要纸钞。”
“他们要纸钞，就要卖粮食——然而实际上，让百姓相信纸钞能用的，正是百姓自己。是他们卖粮食存纸钞准备买地的行为，使得纸钞成为了钞而不是纸。”
“所以，青苗贷一定要配合均田，再配合用地做抵押，最终配以纸钞。”
皇帝倒是没想到均田、纸钞、青苗法、一条鞭税改这些东西都是有联系的。但仔细想了想刘钰的话，觉得又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
纸钞是可以超发的，只要有手段，就能一边超发，一边让纸钞稳定。
刘钰所说的青苗贷，显然不只是纸钞，还包括“盐”、“种子”、“农具”、“渡荒粮”，或者说，让百姓确认纸钞能买到这些东西。最后就是青苗贷要债时候的土地了。
如果纸钞连这些东西都能买，那么百姓就会认可纸钞，纸钞就可以适当多发。同样的，因为巨额的出口顺差的白银，保证纸钞能够有一定的兑付能力即可，加上均田百姓的蓄水沉淀、他们准备买地囤钱而卖商品来保证币值，超发绝无问题。
既是这样，青苗贷赔钱是不可能赔钱的，而且还有这等诸多好处，似乎确实可以试行。
况且，还有苏南工商业和下南洋兜底，流民也不会成为大问题。
这里关键的“大量小吏”问题，对大顺来说，又恰恰不是问题。甚至刘钰都默认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甚至正是为皇帝解决了个难题——一大堆识字且有学问的人没事做、不能当官，不能科举，这不是嫌自己死的慢，自己挖坑埋自己吗？虽然一流人才都去了海军炮兵商贸科学院，可新学里的二流人才也够吓人的了。
皇帝思索中，刘钰又补了一句。
“陛下，即便说，百姓还不起了，那么，自会有人做这等生意。”
“商贾觉得有利可图，自会替百姓出了这笔钱，然后把百姓做包身工，送入工场做工还债便是。”
“若能均田，做工要价变高，自然也就有利可图。替百姓还了债，送去工场干到还完钱，给多少工钱，那还不是任人拿捏？”
“如果朝廷非要考虑赔钱还是不赔钱的话，臣也就只能这么说了，绝不赔钱。”
“但如果朝廷考虑的，不只是赔钱与否，而是江山社稷，那么这个问题就另有说法，便不应以赔还是赚做考量。”
第六五九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九）
皇帝听出来刘钰语气里有些埋怨和牢骚，却也不甚在意，只笑道：“爱卿何必做此等妇人怨态？青苗贷非是小事，之前多有祸害，不可不察。但若论对钱钞、经济的理解，朝中无人出卿之右，爱卿对钱钞经济的谏言，朕是信得过的。”
“无论如何，此次改革是要改的。改到什么程度，也就看卿等这些变法派做的如何了。”
“盐政，钱钞、淮河、废运河、漕米……哪一件不是关乎天下安稳的？一下子改这么多，不要说朝中诸多大臣心慌，朕也心慌。”
“既说为了社稷，别人谈义不谈利，爱卿却谈义出于利。本来变得已经够多的了，朕实不想再出什么差错。”
刘钰心想，变得多吗？变来变去，明面上能变的，可有一点触及到根本的土地制度了？若不触及，那不都是些修补匠级别的改革吗？
改革、改革，哪有那么多成功的改革？便如后世的日本，顶着个“维新”的名号，那就是改革了？都武装割据、数万人会战赌国家命运了，这也能叫改革，那岂不是可以改名为辛亥变法、己丑维新了？
哪怕是让商人羡慕的东印度公司的不受政府干涉，那也是商人们“喜迎荷兰新朝雅政”，赶走了试图加强王权的国王，和外国国王做交易，交易出来的1000磅以上人人平等、1000磅以下皆是贱民的奇葩不论股本千磅以上一人只一票的制度。
现在大顺这般修修补补……刘钰心想，早晚的事。
无非也就是新时代孕育在旧时代的母体里。
只盼着新时代呱呱坠地之前，这旧时代的母体，吃点好的、喝点红糖水、吃点煮鸡蛋，养好身体，生下来个健健康康的。
别生出来个天生缺陷、胎里病缠身的、半死不活的、骨瘦如柴的。
或者极端点别到时候一尸两命罢了。
不过皇帝也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毕竟这事没法在明面说。
这只是做了个钓鱼的局，万一那些猫儿就是不贪腥，万一各个乡绅都是真君子、真乡贤，不为钱货所动，那现在说这些也就毫无意义。
而这，又是青苗贷的基础，否则确实如刘钰所言，毫无意义，只是给县官或者乡绅送钱的举动。
“罢了，此事只是假设，就先不提了。千头万绪，一件一件做吧。正好，要督办治理淮河的物资，爱卿既出镇苏南诸州，又辖制南洋缉私、漕米等事，这事爱卿就一并办了吧，恰爱卿是最合适的人选。”
皇帝之前已经说的很露骨了，这时候又给了刘钰这么个差事，显然也就是默许了刘钰对淮南苏北士绅下黑手的计划。
能不能出冤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个由头，把苏北淮南的事给解决了。当然，最终办案的不会是刘钰，皇帝担心刘钰下手太……太轻。
而且这等关乎百万百姓的土地分配问题，无论是恩是威，都不可假于他人。
刘钰心知肚明，点头称谢恩。
皇帝又道：“还有就是淮北盐政的事。朝中多有上疏，分析利弊，朕也派人查探了。但于这等经济事，朕还是更信爱卿一些。此番爱卿回去，也顺路去一趟淮北。做一番考察，新盐政是否可行，也汇个章程出来。”
“朕也知道，这盐政问题，不只是朝廷政策。还有奸商、恶霸、军队走私、水运、官商勾结把持盐业、地方恶霸控制卖私盐等事。这等差事，自有孩儿军去办，有什么事你就和他们商量就是。”
“去办事的，你也相熟。”
“剩下的，朕也不多叮嘱了。”
“爱卿就牢记四个字：轻重缓急。”
“治淮，为第一重，凡事必要为此让路。明年梅雨之前不能办成，今年的几百万两就全扔了。不管你做什么，不要耽误此事完工。”
“漕米，为第二重。即便日本、虾夷的米，辽东的豆、麦，亦可，若真出了事，亦可保证京城安稳。朕也相信，这舰船连欧罗巴都去的，自南洋江南到天津，更是易事。但千万不要出事。朕也自会派人知会海军，由战列舰押解。”
“外贸，而第三重。秋冬之际，恰逢季风起，虽然海贸诸事渐已成型，但朕也知道商人短视，若凭他们去做，只怕并不利于长久。而且，外贸一事，已是朝廷重要税源，更关乎苏南、江西、两湖、福建等地几十万丝茶瓷工商从业之民。”
“盐政，为第四重……”
说到盐政的时候，皇帝的语气有些略微的尴尬，这里面的事没法说的太明白。
他要修淮河，问盐商要钱。
可这钱，也不是白要的。
盐商立刻提出了诸多的……呃，叫要求可好，叫恳求也罢，总之差不多的玩意——减税，减免，允许盐引先给一半钱、等卖完盐再给另一半钱，等等、等等。
前面减税不提，后面盐引钱先给一半、等卖完盐再给另一半，这事看似正常，实则是什么？
实则就是利息。
大顺的利息什么样，皇帝一清二楚，国债都没法借的高利息。
这就类似于什么？类似于朝廷问盐商要了100的报效，但实际上盐商得的好处是150，只不过这150的好处是慢慢给的，而那100报效则是一次性付的。
虽说是君主专制，但也不能说想杀谁就杀谁、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
自前朝开始实行盐纲法，各大盐商根深蒂固，与朝廷的博弈也有一定的本钱——朝廷可以对单个人说，不想干，滚，换个人来干，但不敢彻底把整个阶层的人都得罪了。
皇帝这边得给好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朝廷又不给地方钱，就算给，给的那点钱，按松江府府尹的说法，连办个慈幼堂都不够。
这就需要盐商在地方上报效。
除了在地方上报效，换取好处之外，还有给地方官的好处。
计算地方官都是“清官”，一点不贪，一点不要好处，还有另个事呢——考评。
盐政的垄断模式，类似于后世几大垄断组织的“卡特尔”，划分不同的销售区。
对地方官来说，考评中有一项，就是本地盐引的销售情况。
理论上，这地方能卖一万斤官盐，可实际上只卖出去五千斤，这证明什么？显然证明私盐泛滥嘛，显然“证明”地方官没有尽到稽查私盐的责任。
之前人口隐匿，一方面是和人头税挂钩，税额越高，完不成的考评就越低。
另一方面，也和盐的销售模式有关，人人吃盐，人越多，要查办的私盐份额越多，事也越多。
地方官就算不贪，为了考评，也得和这些盐商打好关系，适当地给予一些好处。
对一些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盐政这种事上，皇帝也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比如之前问扬州盐商要钱，刚要完钱，盐商就哭穷，说资本不足，周转不畅，恳求先给一半的盐引钱，等卖完了再给另一半。
钱都收了，总不能立刻翻脸吧？那还能说啥？行呗。
这边刚准了，那边又出事了：往湖北那边运盐的盐商，将湖北销售区的盐，在运河两岸悄悄卖了。然后转运到一半的时候，“船忽遇大浪，沉没于水，虽极力抢救，但盐遇水即溶”，请求朝廷给予减免盐税，令恳求朝廷予以“加斤”、允许他们“加价”。
那能咋办？捏着鼻子认了呗，反正加价也是百姓买单。
不认的话，当地今年可能就没盐用，或者直接被私盐贩子抢占了全部官盐市场。
皇帝这次要治淮，派出孩儿军这样的锦衣卫翻版的特务组织到处查探，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这盐商里面，光是那种“专有名词”，就有【淹销补运】、【灶私脚盐】、【沉船掩私】、【漕运夹带】、【川盐入楚粤盐入湘】、【官商换帖】等等，数不胜数。套路之深，比之漕运种种更甚。
是以皇帝是有心改变盐政的，这里面的花样太多，就算不考虑百姓吃盐，那国家的税收也得考虑啊。
可是这些事，现在又只能排在治淮、海贸、漕米的后面。
皇帝想要解决，但解决起来又很难。淮北盐政改革，只有改好了，才能推广到淮南盐政上。
这里面，肯定是要打一场经济战争的，而现在能调动巨额资本、商贾力量、商业渠道打赢这场战争的，刘钰无疑是最佳人选。
但是，皇帝又坚决不可能同意，让松江府的工商集团，把盐政也给吃了。
现在他们已经垄断了对外贸易，垄断了丝、茶、瓷，垄断了国家的白银“发钞”，再让他们把盐垄断了……之前的旧盐商固然不是什么好鸟，那么松江府的这些新兴阶层就是什么好鸟了？
但现在，要对淮北的盐商动手，又需要有人起个示范作用。
别到时候盐政改革，改成盐票买盐，结果淮北盐商来个集体对抗，据不参与，就要朝廷好看，那乐子可就大了。
犹豫了一阵，皇帝最终决定还是实话实话。
“这盐政改革事，轻重缓急当在第四重。然要么不改、要改就要见到奇效。然而朕又绝对不许松江府豪商连盐业都把持。具体怎么办……爱卿此番回去，途经淮北，想想办法，拟定出一个合适的章程。如果一旦万一需要朝廷借股，爱卿可先一并办了，日后户政府报销。”
“总之，就是改，是要改的。但若是松江府豪绅把持，那改不改，意义不大。爱卿可明白了？”
“至于剩下的事，都排在这四件事后面。爱卿酌情去办——十足把握，保证不影响前四重，就去办；若无十足把握，就不要去办。”
“记住朕的话。挖淮河，只能在冬天；剩下的事，春夏秋冬总有机会。”
第六六零章 修补匠变法开启
又陪着皇帝吃了顿饭的刘钰，从皇宫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吃饭时候，皇帝也丝毫没遵守食不言的规矩，又说了许多改革、变法之类的词汇。
想着皇帝叮嘱的几件事，刘钰觉得皇帝这次南巡也算是开了大眼了，这是憋了多少不满？
要处理的这几件事，在刘钰看来，其实都不难。皇帝担心漕米海运第一次就出事，实则大可不必，运河上那些人能动手脚，大海上那些人有啥本事能做手脚？
若是能在大海上、战列舰护航的前提下，依旧做出大事了，那又何必只能兔子扛枪窝里横？外面大海上有的是发财的机会，皇帝也真是高估这些人了。
至于盐业改革，皇帝又低估了民间资本的存量，其实有能力入这一行的人多了去了，只是之前不给机会而已。
真以为缺了淮北盐商，这盐业转运就玩不转了？扯淡，实在不行，直接把私盐贩子转正，这都可以解决。
一群靠国家行政赋予超额利润垄断权的商人，能有个屁商战本事？
反倒是皇帝觉得不甚在意、认为当排在四重之后的钱钞改革、土地改革，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改革。
大顺是没有自己的十年能挖500万两黄金、几千万两白银的旧金山、旧银山的，钱钞不改革，海外贸易越发达，越要出大事。
手里没有发钞权，发钞权全在对外贸易的手里，真要是放开了资本投机，两年之内松江府那群手握白银外币的人就能把钱价贬值到1500——哪怕不为了投机赚钱，把钱价贬到1500，意味着原本一两银子的货，现在只要6钱银子就能买下来，再卖到外面去，按收购价原价卖就先50%利润了。
刘钰是要带着他们去外面发财积累资本的，不是去到欧洲学**，给他们稳定物价的。大顺没经历物价革命的影响，成本已经够低了，用不着再用货币手段继续增加贸易优势了。
想到这，忍不住暗自摇了摇头，回头对着皇宫，嘟囔了一句。
“tinker”
嘟囔完这句，叹了口气，自上了马车，朝着家里面晃荡。
在京城自己的公爵府里休息了两日，上了两天朝，保持装死状态，浑浑噩噩地过了两三天，终于等到了一个熟人。
得了门迎通报的刘钰，也亲自到了府门那迎接。几年未见的史世用穿着一套孩儿军的武官服，笑呵呵地也没太多隔阂地去说些客套话。
迎入府中后，刘钰便道：“陛下是派史兄去淮北？”
“嗯。这一次既是明查，也是暗访。陛下叮嘱，盐政的事，我们不管。我们只管人。又特别叮嘱我们，国公若是要办什么事，均可便宜听从，只要按时回报就是。”
刘钰笑道：“杀鸡用牛刀了。”
史世用亦笑道：“陛下对此事极为重视，要做什么我们清楚。但朝廷到底要怎么改，我也不是太懂。哪些有利、哪些有弊，就要靠国公安排了。”
“淮北盐场的盐，行销几省，诸多州府。近的不说，如安徽的凤阳府、亳州等；远的也到河南的上蔡、汝阳。场子太大，要抓要解决的人太多。”
“查，怎么查、查到什么程度、优先抓哪些人，这些国公这边得给些指点啊。”
刘钰闻言忍不住笑道：“你应该知道，私盐贩子不关你们的事吧？”
史世用点头道：“那是自然，私盐贩子我们才不管呢。那是地方官、巡盐干的事。我们主要查的是官盐里面的猫腻。关键是官盐里的猫腻也多，轻重缓急，怎么说？”
刘钰挥挥手道：“没这么麻烦。除草是为了种庄稼，而不是为了除草而除草。不妨碍种庄稼的不用管，妨碍种庄稼的才要管。哪些要管、哪些不该管，咱们到了那边边看边说。”
史世用笑道：“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咱们啥时候启程？国公在明，我在暗？还是怎么样？”
“三五日就走，不需要在明在暗，明着去，先去海州就是。大张旗鼓去就是。”刘钰算了下日子，自己在京城也没什么事了，见见朋友、家人，拉拉关系，朝堂的事他是一点不参与，皇帝也根本没准备让他在朝堂玩摇摆。
史世用和刘钰相交已久，知道刘钰做事风格，遂道：“如此，那就要准备准备了。陛下特意叮嘱，一定要保护好国公。我这边也挑了一些好手，也要提前派些暗桩子才是。”
刘钰却不以为意，只笑了笑。
心道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
废运河一事，自己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废了运河，实则就已经得罪了不少盐商和官员，断了他们漕船夹带的财路。这回皇帝又要自己去动盐政法，明明不是自己牵的头，但还是让自己去干，那就表明了是要让自己来吸引火力。
这事儿，其实安全的很。没人会傻到敢对一个公爵明着动刀子的，真要是动了，那不是一府一县的官场震动，而可能会来一场全国性的大清洗，已经算是公开挑战皇权了。
如果这事走公，那么没这么严重，可以攻讦、抹黑、诬陷等等，要按朝堂上扯淡的流程走，可能败、可能胜。
但这事实际上是走的“皇权”的私路，皇帝是摆明了需要一个工具人来吸引全部的火力，这时候动自己，那就等于是地方势力公开挑战皇权，问问鼎之轻重——地方的事，皇帝你最好别管，谁管谁死。
真到那一步，皇帝就剩俩选择了。
要么，装死，走走形式处理一下，宣告自己的所有雄心都是扯淡，认输；要么，把之前一直吓唬人的威慑性力量，武德宫体系、新学体系的人真的拿出来，来一场大换血，杀出个洪武年间的官场气象。
威慑性的力量不能用，理论上不用之前是最有威力的。但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拼个两败俱伤，不得不用了。
…………
淮北。
海州。
淮北盐业界资本最雄厚的几个盐商，不安地等待着。
朝廷派兴国公巡查淮北盐政的消息已经传来，早早派出去的快马不断将拉近的距离回报。
这不是例行巡查，而是皇帝专门指派的偶然行为。
但关于盐政改革的风声，早已经铺开。
改革、改革，但凡改革，总是要去旧扶新的。
若是别人，这些盐商心里也不是太慌张，可偏偏皇帝派的是刘钰。
在松江府贸易大兴之前，若为全天下最有钱的群体是谁？
自然是盐商。
可现在，全天下最有钱的群体是谁？只怕未必是盐商。
只不过，盐商的底蕴厚一些，靠着“结交儒林”、“宗族关系”，二三百年的积累，朝里朝外都有人。
扬州之风雅文华，皆和这些盐商有关。没钱，玩锤子艺术，大量的文人都是盐商包养的。
松江府的那些商人，在盐商看来，也就是一群暴发户。
既是商人，那么当一群商人混到要讲身份、血统、家族、官职的时候，要嫌弃另一群商人是暴发户的时候，只能说这些商人已经“堕落”了。
他们怕刘钰的原因，就在于刘钰身后的暴发户。
区区一个淮北盐场，四十六州府的盐业专营，每年资本不过几百万两周转。
换了别人，说不定这些盐商还真能给他们一些好看，叫他们知道无有资本盐业不能运转的囧象。
可偏偏，刘钰背后的那群“暴发户”群体，若真要改革盐政，一听一年周转才三五百万两，那真是瞬间就能把钱堆满。盐有多赚钱，松江府的那群暴发户心里可是明镜似的，只是无有门路……
如今的情况，也是搞笑。
盐商不敢打资本牌，琢磨的都是官场关系来压盐政改革。
公爵不打官场牌，被人以为要用资本来推动盐政改革。
在头面等着刘钰的这几大盐商，都是徽商，靠着明朝的盐政改革发家的，已历百余年。
朝廷年年堕落，为了图省事，也根本无暇去管庞大的三商群体，索性让一些资本雄厚的做总承包。
总承包，分给次级承包商。
朝廷只和总承包商打交道，该交多少税，总承包商出，免去和那些次级承包商打交道的麻烦事。
这也嫌麻烦、那也嫌麻烦，到处省成本，结果就全是成本、处处漏水。
真要是盐政改革，首当其冲被影响的，就是这些总承包商。
散商、次级承包商，都还有活路。
因为这些散商、次级承包商手里，有路径、有市场、有销售店面。
而总承包商，只有资本和行政赋予的垄断权。
散商、次级承包商，赚的还是百姓手里的钱。甭管加价也好、夹私也罢，到头来还是一斤盐一斤盐从百姓手里抠钱。
而总承包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销路，有的只是资本雄厚，类似于“包税人”的决策，赚的也是次级承包商的钱——想卖盐，一引先给总承包商多少银子。
这和刘钰对付的荷兰类似：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东死而复活的，不是荷兰人的金融资本，而是荷兰人的市场、路径、走私渠道。有形资本在大顺新兴阶层集团看来就是屎，积累了二三百年的无形资本才是无价之宝。
这些盐商也是一样。
他们能压朝廷，因为朝廷吊毛没有，大顺根本没有啥国有资产，调动不了多少资源，简而言之，没钱。
可同样的原因，却压不住背后有一群几千万两股本暴发户的刘钰，尤其是这些暴发户只怕早就对着盐利流口水了。
刘钰的名声，即便在商贾界，那也是两极分化的严重。有跟着他发财的，也有因他破产的。
虽说这一次盐政改革根本不是刘钰提出来的，但被皇帝派了这么个“吸引火力”的差事，这些已经因为漕运改革而受了极大损失的盐商，自是恨得牙根痒痒。
可……又无可奈何。
几个总承包商互相看了几眼，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出来一些紧张、惶恐、警觉和无奈。
“哎……想你我祖先披荆斩棘，积累下偌大家业，国公一来，这家业守不守得住，都难说啊。”
有人小声地发了句牢骚，旁边几人也都有如此感叹，心想自己祖先当年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累钱财，一步步走到今天，难道就要在自己的手里面毁灭吗？
第六六一章 扣帽
距离海州越发的近，刘钰的心情也就越发的放松。
他虽然之前没接触过盐政问题，但经济结构就在那摆着，有些东西大概也能猜出来个大概。
这和后世的承包、分包还不一样。后世的承包、分包，那就10块钱，总承包先拿5块，剩下5块给次级承包商，干一件理论上要花8块钱实则就花了3块钱的豆腐渣。
而这种类似于包税制的承包，则是上面收10块钱，总承包商问下面收20，次级承包商再从老百姓那收30。
官盐的问题很多，但最容易整治的，恰恰就是这些总承包商，先收拾了他们，问题也就先解决了大半了。
至于什么夹私、淹销种种，这些东西管起来麻烦，收效比太低，而且只是管理细节上的东西，不是靠制度构建就能扭转的。
来之前他和史世用说：拔草是为了种粮食，拔草不是为了拔草。
这一路和史世用讲了一下，史世用也就明白了，这一次来查办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方向。
孩儿军没有执法权，只有刑侦权，最终处置还要走朝廷的司法程序。
而定向查办的方向，定向查办，重点恰恰不在于查办，而在于方向。
搞明白了方向，查办反而是最轻松的——谁屁股上没有屎？
刘钰也不是故意羞辱大顺的朝廷无能，而是历任的巡盐官，能干啥？手里面吊毛没有，能调动的资源只有背后的朝廷，但朝廷能解决食盐销售的管理问题的话，还用得着盐商？
但凡要干事的巡盐官，只要敢动，就能被这些垄断了销售渠道的商人搞得生不如死。今天敢动，明天就能让河南吃不到盐，百姓躁动，朝廷也收不上盐引，两天就给搞的赶紧滚蛋。
他却不一样，刘钰还真就不怕这些手段。
他背后，有一个采取了准备金纸钞制度、股份制已经深入人心、可以快速募集资本、有高效的董事会决策团的新式财阀。
而他要对付的，是一群依靠宗族、亲族、同乡关系、依靠结交儒林，搞关系网、同行之间明争死斗的旧式商会。
要是连这样的对手都赢不了，那也别去考虑什么决胜西洋，夺取市场主导权这样的大事了。
刘钰心道，只当练手了。
史世用这一路都见刘钰轻轻松松，自己也被感染，也是轻轻松松。
眼见已经要到海州，便问道：“国公准备来下马威什么的吗？我手底下这帮兄弟，野战未必及得上以前能够接敌快速变阵、横队纵队方阵迅速转换的青州军，但胜在长得雄壮，下马威还是足够威的。”
刘钰笑道：“来什么下马威啊？该吃吃、该喝喝。这种事，无非银子和盐，银子我能调动不少，关键还是盐，能控制多少？今天不来下马威，今天只吃饭喝酒。给钱就收，但是记得，写收据。”
对史世用刘钰是信得过的，他直接告诉了史世用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啥，就是银子和盐。
而盐，本质上也是银子。无非是提前生产出来，所支付的，其实不过也就是一年的利息而已。
不多，问题不大。
史世用也不再多问，如当年日本事一样，这些贸易上的事他不懂，那就听着该干什么干什么便是了。
等到了海州，当地官员和大盐商已经在那等了许久了，走完了迎接的形式，为首的官员和盐商总承包商赶忙道：“国公一路辛苦，略备酒菜，特为国公接风洗尘。”
刘钰笑呵呵地点点头，说话却带了几分阴阳怪气。
“早就听说你们的一盘蛋炒饭，都要五十两银子，我这正儿八经的钟鸣鼎食之家，禁宫里不知道被赐了多少顿饭的人，倒是少见识，今日开开眼。今天这接风宴，可有那蛋炒饭和什么百鱼汤吗？”
几个总承包商的脸色顿时紧张起来，紧张的不在于刘钰说他们吃的贵，有钱不吃干啥？而在于刘钰那句有些“诛心”的禁宫赐宴的人都少见识。
“国公说笑了，都是些市井传言。便如那些乡野村夫说什么东宫娘娘烙大饼差不多、西宫娘娘金锄头差不多。”
一旁的史世用心里暗笑，心道国公你不是说不来下马威吗？既不来下马威，又来说这些话，那就大可不必了。
一众人边小心地回复刘钰的话，一边迎着刘钰入了厅堂，请刘钰坐了上座。
敬了两轮酒后，一个姓郑的总承包商恭敬问道：“国公此番领了圣命来海州，不知要办何要务？”
史世用脸色不悦，觉得这是在打听消息，却不想刘钰淡淡道：“也不是啥大事。”
“就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改革盐政，陛下差我来看看，这盐政到底能不能改。能改的话，就改；改不了的话，就不改。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嘛，对吧？”
一下子，屋里的人全都没动静了，任谁也没想到刘钰说的这么直白。
若说这话还有另一种理解，似乎更像是索贿——我说能改就能改，我说改不了说不定就改不了。
可想想刘钰的名声，这些盐商又觉得不太像。
然若不是，那直接说出来，这就有些难以理解了。
鸦雀无声间，刘钰的目光投向了刚才问话的那个总承包商。
吃饭前已经有人介绍过，郑氏一族在盐商界，那可是根深蒂固。
这人名叫郑玉绩，祖上和大顺还有点关系呢，不过关系挺绕的——拐着李自成老婆跑路的那个高杰，当年在山东督抚王永吉手底下的时候犯了事，是扬州大盐商郑之谚的儿子郑元勋给说的情。后来高杰在扬州的那些破事，最终导致郑元勋被传闻和高杰勾结，被百姓活活打死。
后人散布各地，但靠着当年的商业关系和家族弟子，改朝换代，家族里依旧还是出了不少科举官员和大盐商。
到了大顺朝依旧还是有当官的、有为商的，家族再起，虽然可能未必都是嫡支。
祖先往上追溯，肯定要追溯到郑元勋，因为郑之谚虽然是万历年间的扬州盐商总承包商，但毕竟不是官儿，而郑元勋是考过进士的。
后代开枝散叶，祖上的基础很重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大家族都是死而不僵，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活过来了，改朝换代影响不大。
刘钰想着过去的那些事，再看看眼前这些人，除了少数是科举考出来的平民，基本上家族宗族都有百余年的底子。
再想想历史上盐商伴随着盐政改革而破败的惨状——据说很多人养尊处优惯了，家破之后，无以谋生，又干不了活，据说有穷的过不下去，和老婆商量下，最终让老婆在家接客换钱的。
刘钰忍不住摇摇头，啧了一声道：“你们不要害怕。改，还是不改，其实对你们来说，无非两条路。”
“要么死守着老路。”
“要么就转变思想，手里有钱，干点啥不成？对吧？”
“话就跟你们挑明了吧，如果要改，先要动的，就是你们这些总承包商。”
这话比刚才的更重，刘钰却不以为意，笑道：“你们不要慌，我以前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你们听听，很有意思。”
“说是某朝啊，有这么一户富贵之家，家里呢出了位贵妃。只说某日这贵妃薨了，家里慌做一团，便要用钱去打点一下太监打探消息。”
“那管家的男丁，平日里香的臭的都往屋子里拉，总搞个娘娘的名头要钱。这时候问老婆要钱，却是一分钱要不出来，还被骂了一通，说甚么都指着娘娘的名义要钱，我什么不知道？”
讲完这个小故事，刘钰缓缓伸出两根手指，眼看着一众人面色铁青，他却笑呵呵地道：“这个故事呢，讲了两个道理。”
“其一，上面得有人。上面的人若倒了，那么下面也就立不住。上面一倒，树倒猢狲散，之前的龃龉连夫妻间都不能再忍了，全爆出来了。”
“其二，要钱，就得打着上面的名义。”
“我估摸着，你们也差不多。比如说，打着官家、节度使、府尹、州牧的名义要钱，让下面的次级承包商、散商出。肯定，你们也出。最起码一点，各地稽查走私盐，花的钱你们也得报效报效是吧？朝廷给的经费又根本不够。”
“但你们的钱，如数奉还。散商和次级承包商的钱，三七分成。”
“我这也就是根据那个故事瞎猜的，是不是，就当我胡诌。但是，你们没打着我的名义，说要打点我，不要盐改，来问下面要钱吧？”
说是胡诌的话，却听得这些盐商和盐官一个个心惊肉跳。这不是啥太高深的手段，自古就这么玩儿，民间摊派、加派，甚至连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的形式主义都省了，这些人玩的手段还真就差不多。
郑玉绩面色苍白，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颤颤道：“国公说笑了。”
刘钰笑道：“是吗？那最好。否则的话，其实这事儿挺重的。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商人干政，这是商人用财富干涉国家决策。和吕不韦干的事差不多嘛。”
话越说越重，众人都知道，这顿饭是吃不好了。
一旁自顾自吃酒的史世用心道，乖乖，这不叫下马威？那你想得下马威，是什么样？再说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第六六二章 前置科技都满足的顺畅
众盐商和盐官互相看了看，心道来者不善呐。
要么就是真准备死拼了。
要么就是准备开口要价了，这么开口，恐怕不是几十万两能打发的。
扣帽子的手段太娴熟了，别的官索贿，最多也就是扣个破坏盐政的帽子，这位直接扣了个商人干政的帽子……
这帽子谁敢接？
郑玉绩悄悄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发干的喉咙，挤出笑容道：“国公言重了。我等哪敢有这等心思？我等不过是些小小商人，国公勿要吓唬我们。”
“只是，盐政之事，关乎千万百姓吃盐，非是小事。我等固然从中取利，但要说反对盐政，主要还是担心改革会导致民不聊生，又损了朝廷盐税收入。”
“如宋时王荆公故事，改来改去，乃至于有靖康之耻。北宋之亡，皆由荆公变法起。”
“很多政策，看起来好，但实行起来不但不能利民，反而害民。”
“是以，还请国公三思。”
刘钰点点头道：“你这么说，好像似乎也有些道理哈，还是得实地考察，研究研究才是。政策万不能拍脑袋决定，尤其是关系千万百姓用盐的大事。”
只一句话，顿时让刚才如同被施了死灵魔法般死寂的场面，瞬间复活了过来。
众人心想，他妈的，公爵就是公爵，索贿都要玩这么大。
扣这个大的帽子，看来这是准备三五十万打底啊。
要不怎么说，挣钱最容易的，就是当年赌命从龙之功呢。
只要收钱，那就好说了，气氛顿时轻松下来。
一时间又冲着刘钰来了一通马屁，说了许多废话。
刘钰提点盐商的话，也就到此为止，并没有再往这个方向上说。
酒宴一散，史世用就来到刘钰房间，问道：“国公今天这还不是下马威？不会真的是想先抠点钱吧？”
刘钰点头道：“肯定啊，钱肯定是要抠的，改革也是要改的。没钱，怎么改？正好，我要给陛下上疏，史兄派人先送回去。然后再派几个人，护送我的人去一趟松江府。”
史世用不解道：“这件事用钱能解决什么呢？”
刘钰笑了笑，敲了敲桌子道：“今天酒宴上，那些人吓唬我来着，你听懂了没有？”
“嗯……他们吓唬国公说，轻易改革，容易搞出来荆公改革那样的情况，会导致民不聊生。”这点意思，史世用还是听得明白的。
“是啊，我都好些年没被人吓唬过了。本来我不想这么玩，但既吓唬我，那就睚眦必报呗。你说钱能解决什么问题？钱能买盐啊。几十万两做利息，加个杠杆，也好叫这些旧时代的商人知道什么叫时代变了。”
史世用也不知道刘钰要做什么，但走流程，他也会把今天的事汇报给皇帝。刘钰既说他也要上疏，也省却了许多麻烦。
提笔写了几个字的刘钰，忽然叹了口气，摇头道：“但愿我这么做，没有弄成脱裤子放屁的结果。真要那样，我可太失望了……这群人真是没救了。”
历史上盐政改革期间，这些盐商除了走官场关系网外，做的最大的一场对抗，就是在家里找道士做法、妖人巫蛊，用斗纸牌诅咒那些支持盐政改革的官员。
刘钰真心希望这些人能够干点什么，最起码证明这些商人还有斗争的精气神。
真要是自己搞来搞去搞成脱裤子放屁，那些人只能窝在家里找妖人搞斗纸牌诅咒，那可真是……没救了，毁灭吧。
感叹之后，刘钰就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疏，大致说明了要改革的手段——派谁来镇场子，那是朝廷的事，他只保证改革过程中不出岔子即可。
大顺这边又不是只有淮北盐场这一个地方。
天津那边有长芦盐场，辽东也有营口盐场，台湾府也有盐场。
而长芦盐场的盐产量，极高。
因为漕运改革之前，长芦盐场的盐，有很多跟着漕米船，流入到各地。
而跟着漕米船走的盐，都是理论上的“私盐”，因为长芦盐场管的范围，不是运河周边。
今年开始的漕运改革，为这场盐政改革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漕运不走运河了，长芦盐场的大量私盐被积压了。
这都不需要考虑，必然的事。
漕米船携带长芦盐，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废漕运的时候这也是个攻击运河的理由，刘钰哪能不知道？
淮北盐场的盐政改革，看似困难重重，实则朝廷根本没看明白，改革的难点到底在哪。
就这些盐商总承包商，说白了，就是一群猪。
他们只有三种抵抗方式。
第一种，利用官场关系，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反对改革。
但这件事的前提，是皇帝是个囔囔踹，耳根子软，遇到耳根子硬的一批的皇帝，并无什么卵用。这帮盐商也就是在现在，遇到汉武帝那样心硬的，托的官场关系那些官都要哭。
第二种，就是在家画圈圈诅咒。
唯一可能造成影响的第三种，就是靠资本对抗。
运多少盐，他们吃多少。
全吃了之后，造成缺盐恐慌，迫使朝廷放弃盐政改革。
至于剩下的种种抵抗方式，只是理论上存在，现实里也就想想罢了。
诸如什么勾结地方官，卡要盐票商人过境，皇帝这边印个级别足够的盐票通行证即可，孩儿军这样的特务组织是干啥吃的？
这里面的关键，不是淮北盐场，而是整个两淮盐场。
淮北、淮南的盐商，一家亲。
如果淮北改革成功，那么下一个肯定就要轮到淮南。
保不住淮北，但要给淮北盐改制造极大的麻烦，从而保淮南。
淮南有25个盐场，而淮北只有三五个。
淮南每年的盐引，有140万引；而淮北只有30万引。
改革，也只能从淮北改。
淮北改革成功了，才能动淮南。
对盐商来说，淮北可以扔，只当割了点肉。
而淮南，则是心肺骨头。
所以如果他们反抗的话，只能选择动用他们的资本，来用尽手段，把淮北盐改搞出一个盐业版的“流民图”的效果。
这样，朝廷就只能退步了。
就算为了保面子，继续在淮北盐改，但淮南肯定是不敢动了。
应该说，这些盐商如果有这样的“斗争”能力，还是让人欣慰的，至少没烂到让刘钰觉得毁灭了拉到的地步，至少将来他们可以转型，转型成为对外扩张的资本集团的一部分。
但就怕简直是一滩烂狗屎。
他们其实可以抓住大顺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大顺每年的税收、资产，是不足以和他们对抗的。
某种程度上讲，两淮盐商的资本总额，是比大顺正常国库年收入多的。
而且大顺没啥控制力，最多也就是控制点漕米，保证几百万石漕米，除此之外，啥也不行——大顺在经济干涉上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京畿地区的粮价。除此之外，都干不了。
这个弱点，是可以利用的。
就算打经济仗，那也得有钱有物资不是？可大顺哪有钱啊。
刘钰的计划很简单，既然别的都好说，唯一要担心的就是盐商靠资本来对抗，那就不得不提防这一点。
漕运改革，使得长芦盐场的大量走私盐积压。
除了长芦盐，还有营口盐、台湾盐，盐，理论上绝对不缺。
但，大顺没有足够的钱，囤积足够的盐，以备打这场仗。
因为盐不是白银变的，需要囤盐，白银不能当盐用。大顺连储备粮都不足，哪有钱储备盐啊。
那么，怎么办？
这时候，松江府银行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盐商给刘钰行贿，刘钰就可以用行贿的钱做利息，立刻借到几百万的白银。
这几百万的白银，可以提前支付给长芦等地的煮盐户。
一来，低价囤积他们之前多生产的走私盐，漕运被废，走私盐根本没有销路了。
运不出去，堆在家里，自然可以低价出售。
二来，也可以提前支付给别处的盐商，预付一定的款项，让他们增加生产。
两淮盐商的资本虽多，但实际上能动用的流动资金并不多。
大量的白银用于放贷；还有一部分用于盐的转运，是一种流转状态，他们手里能够迅速动用的白银，并不是很多。
往多了数，能动用的流动资本，往大了算，2000万两。可2000万两，能吃多少？敢吃多少？真有那么团结？
如果淮南盐商准备在淮北盐区搞事，那么，就放开盐往外卖。
能吃多少，卖多少。
盐的利润在那摆着，他们敢吃，朝廷这边就敢卖。
真要是胆子大，把刘钰用他们的贿赂作为利息贷出来的白银卖的盐都吃了，转手就能赚几百万两。
等着他们吃不动了，认输的时候，再派孩儿军抓人——大顺不是英国，也不是荷兰，没那么多完善的法律，故意扰乱盐政，这也可以定罪嘛。
如此一来……
松江府银行获得了利息。
朝廷获得了利润。
同时，又查抄了足够的盐，建立储备仓库，以备不时之需。
而且，到时候淮南盐商的资本基本都被吃光，一旦他们打输了，那么淮南掩盐政改革也就没有丝毫阻力了。
届时，盐，归朝廷储备库。
本金，还给银行。
赚的利润，朝廷存入银行做贵金属，利用盐和随时兑换，推广钱钞。
刘钰还真就不怕他们玩，就怕他们不玩。
如果他们不玩，直接认怂，那也就是白练手。把受贿的这些银子当了利息，明年把盐卖出去，收拢本金还本金，也就赚个走私盐积压低价的利润，没啥意思。
这种办法若要成功，需要四个前提。
而且，这四个前置条件，现在只有一个没有确定，剩下的都确定了。
首先，需要海运基础。
海运不只是能保证长芦、台湾、营口等地的盐，能够迅速运达连云港……或者叫海州。
更是废弃漕运的保证。
其次，有了海运和下南洋基础，废弃的漕运，使得长芦盐的大量走私盐囤积，严重过剩。
今年这些过剩的盐，又保证了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可以用低价收购这些过剩盐，预备打这场盐之战。
第二个好处，走私盐被切断，淮北盐改的效果，那真是立竿见影。
今年能卖出的盐，绝对比之前要多，也更加证明了盐改的正确性。
有些人只能看到表面：实质上，是运河走私盐的市场，因为漕运被废，空出来的市场被官盐占了，这是真正原因。但在别人眼里，那就是盐政改革的功劳嘛，一改顿时就两倍增加，简直制度万能。
再次的条件，就是松江府银行的大量海贸白银。
可以保证刘钰可以迅速用不太高的利息，借到足够的白银，甚至半白银半纸钞。
这些借贷来的、或者少量增发的纸钞，可以作为资本买到盐之战最重要的筹码：盐。
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朝廷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玩的。
最多拿出二三十万两，作为盐改今年的垫付，力求把盐改推行下去，免得无人买票，可以先做本金买盐由政府卖盐。
这三个条件现在都已满足，那么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皇帝了。
皇帝，想不想这么玩？
如果皇帝不想这么玩，而是迷信皇权力量，以特务组织去查办那些买盐囤盐的，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封建皇权的铁拳，那就玩不转了。
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皇权的力量，可以抓人，但却不能保证商业买卖，反倒会制造诸多混乱。
大顺的经济管控能力和基层行政能力，一滩屎一般。抓人还行，管控无力。
所以刘钰需要把各种好处、因素都写清楚，等着皇帝回信。
皇帝回信同意，他就收钱。
皇帝不同意，他就不收钱，免得麻烦。
至于说盐纲改盐票，这就不是问题。总承包商反对，次级承包商中的一部分人可是支持的。而且还有一支关键性的力量，渴望转正的私盐贩子。
第六六三章 转正
对于皇帝是否能够同意，刘钰认为同意玩一把大的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这还是和经济关系有关。
历史上，不管是大明万历年间，还是满清时候，都爆发过类似的盐案。
而对盐案的处理，也是遵循着经济关系这个基本规律的。
说起来历史上那场盐案的起因，或者说导火索，也很简单。
盐商有钱，儒声有舆论权。
两者肯定紧密合作，盐商花钱养儒、儒生舆论哺盐商。
非要类比的话，似乎类似于战国时候的门客。但战国时候的血统制度，和后世的科举儒林制又不一样，所以其实更类似于……后世的舆论大V。
有个叫骆愉的的文人，写些对联换钱。
就他那对联，说白了，市场上50文钱能换一幅的那种，但他问盐商要16两银子。盐商就给了，给了之后，骆愉又觉得不够花，希望盐商能够帮他“卖”对联，一幅4两，帮着卖个几十幅……这里面什么意思，懂的都懂。
结果盐商觉得胃口太大，今天16两，明天100两，后天呢？遂直接选择了绝交。
骆愉心道妈了个腿的，你不给我钱，这不是为富不仁吗？看我不弄死你。
于是写了一份《盐法论》，力陈现在盐政之害。
当然儒生出手，招招毙命，开炮的方向也不是盐商腐化之类的，而是说盐商“结交后宫”、“送钱给朝中大臣结交嫌贵”、“资本干政”。
但这种事，说白了，和琉球的事差不多，都是掩耳盗铃，上下都知道都假装不知道。
皇权的态度，取决于这里面的经济关系。
皇权给了盐商垄断权。
盐官只是办事的。
所以，结果也就显而易见，皇权狠狠地处置了盐官，但对盐商轻拿轻放。
道理很简单：经济关系在这摆着，少了盐官可以换，少了盐商就麻烦。
权力寻租，这个租是谁给的？皇权给的。
谁在寻租？商人资本。
权钱交易有没有错？在皇权看来，没错。
但是，权是谁的权？钱该给谁？
他妈的，你们这些盐官，就是些打工的，心里没点数吗？
盐商的钱不给我这个当皇帝的，给你们这些盐官？
甚至你们拿七成，给我三成，甚至有时候还不给我。
这真是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真以为你们的权力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只不过是皇权的代表，你们的权力不是你们自己的，你们没资格拿七成。
我在这养猪呢，准备肥了再割肉。结果你们不等他肥，今天卸点里脊，明天割点后鞧，这不扯犊子吗？
而这，既是刘钰说过的“盐商”的“紧急财政”问题；也是盐商就是皇权寻租的经济附庸。
之所以刘钰确信这一次皇帝会支持自己，原因也很简单，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
皇帝内帑有了海外贸易。
而内帑收入增加、户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很多用钱的地方户政府拿不出来钱，急需一个“不影响内帑收入、不会造成百姓巨大负担而导致起义”——不是皇帝真的以民为本，而是因为镇压起义，得花钱——的新税源。
换言之，皇权的经济附庸的主力，现在是松江府那些垄断海外贸易的人。
户政府没钱需要改革，改哪里？
两大税种，土地税和盐税，动谁比较容易？这也就不言而喻了。
为什么非要改，不改不行吗？
不行。
两点原因。
运河被废，旧的运盐路线改变，相应的就要花钱部署新的缉私、巡查、查办私盐、渡口检查等，这都需要钱。
反正要改，不如一并改了。
第二点，朝廷需要钱。
修了个淮河，计划就要投入三千多万两白银，那么营口等地的辽河、京畿地区的海河等，要不要修？西域移民，要不要花钱？东北移民，要不要花钱？持续军改，要不要花钱？
这些钱能不能不花？不能，因为大顺有明末后遗症。
既然一个小小的二十万人的小部落，都差点让神州陆沉，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一定要不断拓展缓冲空间，防止再出明末的事，罗刹人、蒙古人，都很危险，一定要防备他们。
怎么防？
移民实边。
修棱堡。
正儿八经的棱堡，一个多少钱？移民西域，一个又多少钱？
总之，没钱不行。
海贸的钱，暂时不能动，因为皇帝见到了海外贸易的利润，白花花的银子摔在眼前，要为将来的“印度收地租、打开欧洲关税卖茶叶瓷器”做准备，海商集团不能动。
海商集团的垄断权，也是皇权的寻租。现在看起来，这些海商集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给的更多，而且也是将来对外扩张的马前卒。
两淮盐商是否也有类似于海商集团的军事、政治意义？
有，但都被取代了。
西北、东北用兵，现在依靠提供后勤的商人集团，不再是盐商。而是往罗刹、蒙古卖茶叶、卖布匹、放贷的西京、山西、京畿地区的商人财团。
紧急财政，则被刘钰为首的松江府财阀集团所取代了，而且效费比更高，也不会激发内部的矛盾。
当一个势力无法体现出价值的时候，又肥的一批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被清算的时候。
土地问题，理论上讲，税收效果大……但是搞不好容易炸，而且是炸的稀碎的那种炸，不敢动。
既是这样，皇帝对盐政改革的目的，在刘钰看来也就非常明确了：要税收，要稳定税收。
由松江府财阀，提供紧急财政；盐税，则转为平稳的稳定税收。
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和历史上的那场盐案，本质上类似。
历史上那场盐案：盐商有没有罪？有，大罪。骗补、行贿、作假、贪腐。治不治？一笑置之，治官不治商，只要以后知道该把钱给谁，就没事啦。
换到现在，也是一样的逻辑，只是换了种表现形式：现在来说，私盐贩子有没有罪？大罪。需不需要严格惩治？不需要。皇帝开恩，让他们转正即可，只要转正之后把税交齐，就没事啦。
搞清楚这一点，刘钰对史世用的“提点”，也就更加明晰了。
孩儿军管不管私盐贩子？
如史世用说，他们才不管呢，孩儿军是内部特务组织，管的是官、官盐。
但是，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所以刘钰在写完了给皇帝的奏疏、写完了给松江府那边的信之后，便和史世用说起来私盐贩子的事。
“史兄，我之前就说过，要查，简单，盐政系统里，从官到商，谁身上都有屎。关键是要找准查的方向。”
“而且，按照名正言顺来说，查办、查办，这俩字，你们其实只有一个查字，是不能办的。”
“现在嘛，我建议，你们最好是查私盐贩子。尤其是要查淮北盐区覆盖范围的私盐贩子。”
“查到后，不要动，盯紧点。需要的时候，带他们过来，我请他们吃饭。”
史世用猜到刘钰可能要有大动作，虽然好像这和他们的业务不怎么对口，是地方和巡盐的事，但他们查人肯定比盘根错节的地方专业。
“国公这是准备招安？”
刘钰笑道：“招安也得有资格呐。没本事，也就没招安的必要了。要那种真有本事的招安。”
“好在淮北盐区不大，也就到河南，湖北边上。走私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盐，你们的本事我是信得过的，查他们应该不难。”
史世用点头道：“只要知道该查谁，我们就能查。如国公所言，谁屁股上都有屎，难度不是找屎，而是定准找谁再找屎。既这么说，这事就交给我们了，很快就能查出来。”
“我自派人去办。这边我就陪着国公吧。一来我不方便去查，二来我担心他们对国公不利。”
这等好心，刘钰只能道谢，便道：“这样吧，陛下的御批也得个一旬方到，咱们就别在这了，到时候收钱还是不收，都麻烦。你安排一下，明日一早，就随我去一趟附近的盐场。”
史世用想了想，又道：“这里眼线太多，我派人出去查私盐贩子，会不会打草惊蛇？”
刘钰大笑道：“不会的，你知道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知道，你却以为他们知道你知道。所以你才觉得会打草惊蛇。”
“便是索贿，也需要正当理由的吧？我假公济私，查办私盐贩子，让这些干官盐的给我点好处费，也名正言顺不是？”
“虽说这话有些大不敬，可这些商人还觉得，是陛下觉得上次扬州报效的少了，这钱到底是我收的、还是我代收的，尚且难说呢。”
史世用想了想，笑道：“是了，我明白了。那就先祝国公多收个二三十万，我这就去安排人。”
从刘钰这边离开，史世用连忙安排了人回京、护送刘钰的人去松江。又给皇帝写了封奏疏，完全用第三者旁观的视角，把今天的事、刘钰公开场合说的那些恐吓盐商的话都写出来，封好之后一并叫人送回去。
第二天一早，就在一众盐商错愕的眼神中，和刘钰一起，直接离开了海州。
盐商们赶忙前来相送，询问刘钰要去哪。刘钰只说自己要去盐场看看，别的也懒得和这些人废话，便出了海州，朝着最南边在黄河边上的菀渎盐场而去。
盐商们心道，这菀渎盐场都快要完犊子了，去那做什么？这里虽是黄河北岸，却不比西边那些贴近运河的河段，这里可是没有什么“保北不保南”的潜规则的。
第六六四章 盐改的第二封奏疏
菀渎在后世已经沦落成了个小村子，黄河南流，决口不断，改变了很多事。
不只是愣生生造出来向内延伸百余里的海岸，也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经济条件，原本的富庶地区混成现在这样，刘钰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在史世用陪伴下，刘钰只是在菀渎盐场稍微转了转，稍微和煮盐的百姓聊了几句，就离开了。
这里还是用的煮盐法，实际上晒盐法早就技术成熟了。
想想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了。
煮盐用的柴火、煤，以及巨大的铁锅，都不是穷苦的灶户所能独自承担的。
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制他们，因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所以只能选择往后退，用往后退的方式来管理。
明明早就有了晒盐法，可是晒盐法怎么管呢？
控制好了柴火、煤、锅灶，就能控制煮盐的盐产量，从而防止走私，才能收上盐税。
可要是用晒盐法呢？难道还能像查柴禾、煤炭一样，去查太阳吗？
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样，晒盐之类的新技术能在福建等地铺开，不是因为朝廷主动推进进步，而是朝廷无力管辖。
而两淮地区的盐，太重要了，占了盐税的大头，这里朝廷也只能选择用这种落后的方式进行控制——因为重要，所以落后。
帝国的软件，决定了帝国能控制的硬件上限。让硬件要更新，帝国的软件发现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选择不准硬件更新，甚至让硬件退版本。
那些发展的地方、冲破桎梏的地方，不是朝廷不想管，而是朝廷无力管。
这种事，别人或许还要问问煮盐的灶户为什么这么苦？
刘钰是不用问的。
作为一个在松江府推广废弃漕米实物、改收白银税的人，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时候什么样。
米下来之后，商人就会压价，压到一个极低的价格。
缺钱用的时候，就会放贷，贷出一个极高的利息。
这些煮盐的灶户也是一样，被盐商所控制，压低盐价；需要资本买柴的时候，就放出高利息的贷款。理论上，朝廷有规定价，但凡是一旦只是理论上，那就等于不存在。
本来明初的设计，是官方提供资本、铁锅、柴禾等，煮出来盐，按照官方价格定价收购。
但朝廷没钱，所以发纸钞，发没有准备金、且税收都不收的纸钞。
一整套朝廷全面管控的官山海手段，明也好、顺也罢，都是玩不转的。
小生产者的逻辑从不是反对各种剥削，只是反对自己不是剥削者，这是小农心态注定的事。
即便现在大顺来改革，也很难改成全面的朝廷控制，把这些小生产者盐户，弄成官方盐场的雇工。
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盐，也要保证能从盐里收到税，这也就造就了几乎无解的局面。
除非大顺的基层控制力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
但刘钰身处黄河岸边，想着一河之隔的对面正在修的那条后世同等技术条件、同等铁器工具下，一个地级市的动员和控制能力，与这个倾全国之力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惨烈对比，就明白这不过是妄想。
要推动晒盐法改革的难题，从不是生产技术上的，而是缉私技术上的、是基层管理能力上的难题。
换一种适当松一些的、符合现在大顺控制能力的手段，允许资本入场呢？
靠资本充足，把这些小盐户都挤垮，让他们成为赤贫的无产者，为新时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
略微在菀渎盐场做了一番考察后，刘钰给皇帝写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
一共两个问题。
为什么两淮盐会出现“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走私情况？湖北和湖南，可都是两淮的“销售区”。
因为川盐用天然气煮盐，根本不用烧柴禾。
而广东福建，则因为前朝管辖的少，早早普及了晒盐法。
使得两淮地区的盐的成本，是远远高于这两个地方的。
烧柴，也得花钱。
甚至于，烧柴的钱，几乎是占了煮盐三分之二的成本。
柴禾不是到处都有的，为了煮盐，又许多很多的土地专门种树，用种植的树木，保证煮盐的燃料问题。这又变相增加了淮北地区的土地矛盾。
而不管是四川的天然气煮盐，还是福建广东的日光晒盐，燃料成本是省了的。
所以，想要根绝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最好是让两淮采取晒盐法。
否则，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越查私盐越多。
这是成本问题，用来解决两淮盐的盐税在湖北、湖南被走私盐夺走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刘钰提出类似于松江海商集团那样的方式，以大公司的形式，方便政府监管控制，采取晒盐法。
两淮地区晒盐法，有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因为黄河入海的缘故，使得这里的海水比别处“淡”。
比别处淡，想要晒盐就不容易。但实际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淋卤。
既然没有技术问题，这种大公司投资、挤垮那些小盐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大公司，可以采用一些新技术。
苏北地区本来就有用风车提盐水的手段，但是随着后来一步步往小农退，连煮盐也往小农退，宋时就有的苏北风车已经基本见不到了。
现在大顺已经可以做出蒸汽机了，不敢也不能往纺织业上用，那完全可以用在这些对传统小农经济冲击不大的地方。
为什么这些盐场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
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煮盐的人逃亡，朝廷每年都要花钱招募，给一些股本，让他们来干。
但往往，干不几年，就被盐商盘剥的吊毛没有了。除了逃亡，还能怎么办呢？
这和传统土地小农不同，传统土地小农，朝廷这边担心影响他们的生计。
但对煮盐来说，则是要面对不断有人跑路的情况。
这几年其实更加严重，伴随着下南洋在黄淮地区展开，而劝君莫要下南洋的感叹还没有流传开，大量的盐户是偷着往南洋跑的。
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小民”生计。
反倒是可以用最简单直接的手段，上演一幕“大工场挤垮了个人手工业、使得他们沦为赤贫的无产者”的过程。
恰好，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蒸汽机等，又不是私人小户能够买得起、用得起的。
同时，作为大公司，可以多生产一些存量，只要朝廷监管到位。
相对分散的小户来说，大公司，如同松江府的那些垄断集团一样，其实更容易被监管。
朝廷定出的卖盐价，理论上是有利润的。只是那些小盐户一方面要靠薪柴煮盐增加成本、一方面又饱受盐商“收盐压价、买柴涨价”的盘剥，是以难以赚钱。
所以，如果能够实行改革，既可以保证承办的公司有利可图，又可以压低两淮盐的价格，从而驱赶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问题。
同时，既然朝廷要改革，要从盐引盐纲法，改革成盐票法。
那么，按票纳税，也可以达成盐业生产后朝廷的目标：收税。
大公司是可以压低成本的，而晒盐又是需要场地的，所以私盐只能选择继续煮，比较隐秘嘛，这又是必然无法竞争过采取了新技术的大公司的。
要么破产，去南洋种植园。
要么破产，去盐场当雇工。
要么破产，去要饭。
没有第四条路可走。
朝廷要做的，就两件事：检查盐的质量、按照盐的数量收税。
除了这些和盐业直接有关的因素外，刘钰还说了其余一个和盐业似乎关系不大的好处，或者说是规划。
切入点玻璃生产，而之所以由此切入，因为这几年玻璃生产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了。
玻璃生产考虑要先考虑市场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玻璃的销量年年提升。玻璃这玩意儿运输起来，比瓷器还麻烦，经不起海上的风波巨浪。
所以，最好是在苏南地区直接投产一些玻璃生产厂。
朝廷是支持玻璃产业发展的，因为每块玻璃出厂之前，就会缴税。
而且，朝廷控制着处在北边的、科学院承办的新式的制碱厂。
从源头上控制了玻璃产业的上游原料，这就使得玻璃业虽然是商人经营的，但却没有逃税的空间——多少碱，对应多少玻璃，这和盐业之前根据柴禾数量来推断是否有私盐，是一样的道理。
玻璃制造，又需要大量的煤，或者烧柴也行。
苏南地区的柴价很贵，人口众多，那里又没有大煤矿，城市化率相对别处又高，柴价自然贵。
除了玻璃制造业，苏南地区的一些新兴产业，也都开始使用蒸汽机。比如锯木、造船等等。
如果能够让淮北晒盐也采用蒸汽机提卤，那么构建一个以连云港为中心的煤业港口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
淮北地区是有煤的，尤其是距离连云港不是太远的徐州地区、枣庄地区，都是有煤的。
那里的煤，又恰恰可以使用到蒸汽机——因为黄河改道的缘故，使得宋之前的一些煤矿，都大量积水。而这些粗笨的蒸汽机，做提水用，又恰恰非常适合在那里采煤。
只要有利可图，那么刘钰可以牵头，利用原本的河道，再配合上马拉的生铁铁轨，铁运水运结合的方式，将煤炭运送到海州。
一部分供淮北晒盐使用。
一部分则乘船去苏南地区，既可以缓解苏南地区“薪柴日贵”的窘境，也可以促进苏南地区的产业发展。
因为此时黄河还没有制造广泛的苏鲁黄泛区，实际上这个看起来挺大的工程，其实并不大。
海州往西，因为黄泛区此时还未出现，是以蔷薇河是可以通船的。
同时，还有一个后世已经干涸、但此时存在的青伊湖。
到青伊湖往西，还有个此时很大的骆马湖，因为黄河水的存在，使得骆马湖一段的大运河水量可以通航。
实质上，要修的，只是一段从骆马湖到青伊湖的路，大约80里，没几个钱，资本完全修的起，而且有得赚。
因为这条路不止运煤，还要运盐，运其余商品。算算现在苏南的薪柴价和大顺的航海术水平，海运煤依旧有得赚。
刘钰最后又站在朝廷的角度，分析了一下这样规划“对朝廷、对天子”的好处：
在运河被废弃之后，保持南北之间纽带联系的，只剩下了海军。
这样的纽带联系，是不够坚实的。
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即：南离不开北、北离不开南。
如此，才能解决运河被废弃之后，南北之间的隔阂和分离问题。
朝廷日后想要控制苏南，实际上只需要出京畿、过济南、到徐州即可。控制了那里的煤，也就控制了苏南日益发展的产业。
如此，江山社稷方可稳固。
刘钰的每一次改革计划，都必要让皇帝看到：这样对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天下的控制有什么好处。虽然里面都埋着坑，可刘钰估计皇帝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至于别的……听皇帝和士大夫说说什么天下苍生罢了，可别真信，不管哪个皇帝，只要他坐稳了位子。
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朝廷真的为了天下苍生、天下百姓，晒盐法早特么在两淮地区推广了，还轮得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