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三五章 自觉（一）
只当了个笑话，笑过去了徐亨欲效荷兰制度的想法，徐亨自己也跟着笑了笑，觉得想一想还是可以的，真要做是没胆子的。
想着父亲的话，徐亨觉得日后确实还是要跟紧兴国公的政策，对外扩张对徐家肯定是有好处的，如果父亲的话讲的确实有道理的话。
“父亲，明日要讨论香料问题。现在基本上都知道，国公的意思，是要降低香料的价格，准备当年的茶叶事件一样，在欧洲打一场价格战。靠压低降价，夺回被巴西香料占了半壁江山的香料市场。”
“这事大家的看法不一，不过国公应该还是会讲道理。他喜欢尽可能用道理把我们说服，而不是用监管者的身份强制去压。”
“只是……压低价格，肯定会让大家的红利短期降低。而且这种事，到底要投入多少钱，谁也说不准。”
“靠压价打价格战，就是比砸钱。但父亲也知道，国公说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他们可以靠发低息的债券，维系高额的支出周转。本朝是没办法发债券的，因为利息和利润差不多。”
“按父亲说，我肯定该支持国公。但这其实也是得罪众人，因为没法发债券，只能扩大募股，这对大家来说都不利。原本一万的利，一百个人分，现在变成一万五，却二百个人分，公司是壮大了，但现在入股的这些人肯定不满。”
“日后要推选董事会成员，国公又说将来就不监管了……咱家是不是不应该得罪他们呢？”
徐涛沉吟片刻道：“你之前说的一句话，很明白。国公是官，你我是民。对你我商人来说，利润决定一切；但对国公而言，这西洋贸易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类似于西域都护府的东西。”
“朝廷的目的，终究还是扩大公司，你我的利润根本不在朝廷的考虑之内。国公考虑你我的利润，主要在于朝廷希望我们投钱，商人言利，朝廷又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利润。”
“但有一点你要记住，如果朝廷不出面，也就没有南洋，更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查封两年、丹麦公司被加税的事。”
“离开朝廷，你什么都不是。你连货都卖不到欧罗巴去，别说欧罗巴，就是近在咫尺的日本，你大哥是怎么死的你也知道。”
他既没有说支持，也没有说担心得罪其余股东而不支持，只是说了说公司和朝廷之间的关系。
希望儿子能够清楚，公司看似很强，实则全靠朝廷在后面撑着。没有朝廷，公司屁都不是，甚至根本没有讨论香料定价的资格。
跟那群股东搞好关系，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将来推选董事会的时候，自己家族能够被推选进去。
但徐涛觉得，刘钰就算说日后不监管了，这董事会的人选，朝廷就真的一点不干预吗？
只怕未必吧？
朝廷真能放任这么个庞然大物毫无监管？
这个监管委员会现在看来，什么都管，将来就算放弃了一些监管，却也不可能什么都不管。
不说别的，只说公司本身是没有军队、舰队、制定法律的权力的。这一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都不同。
朝廷手里拿捏着南洋驻军、拿捏着舰队，这监管到底是否持续，只怕是个根本不用考虑的问题。
而就算不考虑军事问题，只说政策问题，朝廷一个政策，就能决定公司今年的贸易额暴增一个丹麦亚洲公司的存量。
那么，朝廷能让公司暴增，也随时可以让公司生不如死。
刘钰讲过英国平行东印度公司的事，徐涛却明白，这种事也就能发生在英国。在大顺，只怕根本用不着走到成立平行公司来遏制的地步，甚至就算成立了，也不可能出现成立当天就被旧公司买走了股权实现控股。
既如此，监管……不监管，或者考虑靠拉关系博将来董事会的人选，怕真没什么必要。
就算国公高风亮节，怕也会扶植一派，在董事会里打擂台，而不可能让他们这群商人自己做主。
徐亨听懂了父亲的意思，心想无非是说要紧跟国公，不用去考虑其余人的看法。如此说，自己也就知道明日该怎么办了。
…………
第二日一早，徐亨来到会场后不久，桌上就被发了一本名为《荷兰香料贸易之得失》的小册子。
一些早来的，已经坐在那开始看了。
距离正是开会还有一段时间，徐亨也没有去和别人聚堆，询问询问他们对今日讨论香料问题的看法。
实际上，其余人也没有。
或者是真的不私下讨论，又或者是昨晚上已经悄悄讨论过了，但至少现在凡是认字的都在那默默地看着那本小册子。
徐亨也和其余人一样，拿起那本小册子看了起来。里面都是用白话写的，通俗易懂，小册子也不厚，整体上也就是围绕着荷兰的香料政策得失来展开。
只看了几页，从一开始的序章，徐亨就看出来了，看来日后要改变香料的垄断模式这件事，已成定局。
只是，不知道今日会有多少人反对？
看了眼会场上的自鸣钟，距离正式开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徐亨心道还是把这本小册子看完吧。
大约三十多页的小册子，一个半小时时间，足够看完。
但和徐亨一样，大多数人看完一遍之后，忍不住又翻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地读。
不少人越读越是频频点头。
徐亨自己也是如此，第一遍读完，读了一个大概，便觉得这里面的道理着实说得通。
里面没说西洋贸易公司日后要行什么样的政策。
而是说了荷兰的香料贸易政策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这样又导致了什么后果。
句句都在提荷兰，没有一句说大顺。
但读完第一遍之后，却处处都能看到隐藏在其中的对比。甚至是自发就想到了很多荷兰实行的政策，对大顺而言，实在并无必要。
因为里面将荷兰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分析出来，可顺着这个“为什么”来反观大顺，就觉得大顺这边根本不需要考虑荷兰这边要考虑的问题。
咕咕、咕咕……
自鸣钟响到九点的时候，有人摇了摇铃铛，叫人安静下来。、今天来的人，比昨日更多，后面挤的满满当当，很多人都只是投资很小的小股东散户，有些则根本就是一些新学毕业的学生，等着去南洋工作、或者等着今年冬天的西洋贸易公司雇员招聘考试，好奇之下过来旁听的。
徐亨看了眼台上的刘钰，将余香满口意犹未尽的小册子放下，心道国公果然是个喜欢讲道理的人，今日的事，看来已成定局。
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我看完这小册子后，是觉得没办法从道理上反驳国公。
自然，这就如同国公昨日讲的英国“佃农”的事，按照他的数据，确实能推出国公想要的道理。只不过，这数据到底是真是假，那就难说，可不信还不行，因为除了他之外，并无别人去做这种似乎没什么用、但实际上却有大用的事。
台上，等着众人都安静下来后，刘钰便问道：“桌上的小册子，你们未必都看完了。既如此，我先给你们念一遍。念过之后，再给你们半小时时间，你们互相论一论。”
台下的徐亨听刘钰开始念小册子，听了一阵，发现刘钰真的就是在照本宣科，便没有继续听，而是翻开小册子，去看中间几段特别标注的荷兰的特殊情况。
这里面没提一句大顺。
但看完之后，徐亨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刻舟求剑”这个典故，觉得刘钰终究还是在说，不要学荷兰人的政策。
荷兰人的政策只适合荷兰，却根本不适合大顺。
这里面举的，是丁香和胡椒的价格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个定价的根本原因——小国的悲哀。
要么，就不搞垄断。
要么，搞垄断就不要想着既要垄断、又担心别人的竞争。
小册子里，用了一句话来形容荷兰东印度公司：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小姐心，丫鬟身。
比如丁香，又是屠杀、又是砍树、又是建堡垒，为的就是垄断。
真的拿到垄断权之后，十七人委员会又怂了。
担心最低十几倍的利润，会让英国看着眼红，所以好容易垄断完了，又怂的主动降价。
为什么主动降价？
因为利润太高，怕太招人嫉妒、太叫人眼红，以至引诱英国人抢夺，导致军事开支增加，降低利润……
那早干什么呢？在花大价钱垄断、屠杀、砍树之前，就没想过这个事吗？
还有胡椒。
胡椒公司是靠打价格战，打赢的。
按说打价格战打赢了，拿到了垄断权之后，就该减少出货量，从而提升胡椒价格了吧？
结果又是担心英国这边眼红，吓得明明已经靠过量倾销打赢了英国和葡萄牙商人，结果十七人绅士团自己怂了——理论就是只要我自杀，那么别人就无法杀死我——然后继续维系胡椒的低价和过量销售。
所以折腾了一圈，意义是什么呢？
想要垄断的高额利润，所以投资巨大去搞竞争、屠杀、砍树。
真垄断之后，又不敢承担垄断之后被人看着眼红的反击，自己主动降价。
当然，垄断和降价，都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里面的考虑，其实反映了荷兰国力的衰落，不只是绝对衰落，还有相对衰落：乌龟先跑两步，兔子在后面追，乌龟觉得和之前的自己对比，其实跑的也不算慢了，但相对于那些兔子，就越差越远了。
这里面当然没提大顺，一句话都没提。
但徐亨看完之后，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是天朝拿到了垄断权，需要担心他国的武装入侵南洋而选择降价吗？
或者，是降价还是涨价，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
至少，在南洋，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第六三六章 自觉（二）
等着刘钰在上面照本宣科地念完，便给了众人半小时的讨论时间。
徐亨一旁的一个之前曾做南洋生意的，问道：“介生啊，昨日我们都没听懂国公在讲什么，唯独你见识卓越，当真是青出于蓝。”
“今日国公这小册子，你可看出来什么了？”
徐亨闻青出于蓝之语，心中暗喜，却仍道：“您过奖了，我也不过是拾人牙慧。”
“今日国公给的这小册子，似乎在讲一些我们都能理解的道理。国公的意思，一直都说，今天降价是为了明天赚更多。”
“国公一直说，葡萄牙的巴西那地方，也适合种植香料。而且葡人再从南洋锡兰撤走之前，就携带过去了木苗。所以我看国公的意思，就是靠公司的资本雄厚，准备在香料上低几年利润，先把葡萄牙的香料挤垮？”
“我听说，那巴西等地，人工颇贵，非是这里能比。降价到一定程度，咱们依旧还有的赚，只是赚的少一些。而葡人在巴西的香料种植园，必是撑不住的……”
徐亨只觉得自己说的颇有道理，不想那商人却笑道：“介生啊，这降价垄断的事，我看也没什么人反对。我们这些老头子，虽是老朽，但也知道什么叫先赔后赚。”
“看了国公小册子里荷兰定价的事，我倒是别有感叹，想到了一些别的事。”
“哦？您想到什么了？”
徐亨没想到旁边这岁数五六十的商人居然完全同意降价倾销确保垄断地位一事，心里不禁好奇这老头儿想到的到底是什么。
老商人笑了笑道：“这荷兰人担心丁香价格过高，而致英人觊觎，于是主动降价，务求英人不要觊觎。”
“可当年，我去巴达维亚卖茶叶，去了之后就被荷兰人扣住，一连扣了半年，逼着他把茶叶用赔本的价卖掉。”
“这英人远在万里之外，荷兰人尚且惧怕至此；而天朝就在巴城千里之内，荷兰人竟丝毫不担心。”
“现在想想，南洋尽在手中，货船直奔荷兰，天子一怒，各国公司颤抖俯首，当真是恍若隔世。”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里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呢？”
“国公这小册子，真叫我心里难过，想到好多过去的事。”
“一想到英人没说话，荷兰人自己便吓得不敢定高价；再想到这巴城距离天朝如此近，荷兰人之前竟毫无防备、毫不在意。”
“你知道，被人轻蔑的那种感觉吗？连防备你都不防备你的那种感觉，你们真的是难以体会的。”
“我久随国公，因国公而富。可真正叫我死心塌地追随国公之路的，就在当年国公一句话，叫荷兰人不得不将巴城唐人迁至锡兰。因为他真的怕你了，所以才要考虑你的感受，你的意见。”
“想想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
这事徐亨当然知道，小声道：“听说是对天赌誓，说这辈子再不去巴达维亚做生意。”
老商人苦笑着仰起头，想着过去的事，许久道：“是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对天赌咒吗？因为我们从未想过，朝廷会出面帮我们商人。我们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
“所以我们只能对天赌咒，尽显无能。”
“现在呢？若是我们受了欺负，会先去对天赌咒吗？我们必然会放下句狠话，然后来找国公诉说、求朝廷做主。”
“从当年的连想朝廷都不敢想，只能对天赌咒；到现在觉得再出了类似的事，第一个想着去找朝廷。”
“从当年荷兰人扣我们的船，丝毫不在意天朝就在旁边；再到现在我们抢了荷兰人的南洋，他们还要喜笑颜开与我们合作贸易。”
“你们这些小伙子哪里经历过那种呀。”
徐亨没经历过，也真的无法有这种当年跑南洋的老商人的共情。他真的难以想象，这些当年在巴达维亚对天赌咒这辈子再不去巴达维亚的老商人，知道大顺通知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人往锡兰迁荷兰人就听话照做时候的感觉。
这些老商人不是感慨自己当年只能哭天抢地、无能赌咒。
而是感慨，英国人屁都没放一个，荷兰人竟然担心丁香价格更高，引来觊觎，主动降价。
可天朝就在南洋边上啊，这么多年，荷兰人竟从未考虑过天朝的影响，仿佛天朝就像是一块幕布。
只是个真实存在的死物。
徐亨很难理解这些老商人“恍若隔世”的感叹。
但他脑子里却想到了另一件事。
那就是，祖国，这个新学里出现的词汇，好像真的是有意义的。
也或许，之前新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只是灌输性的教育，和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君为义之类的话，区别不是很大。
大概就类似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
而现在，看过荷兰香料的定价问题后，再联想到大顺暂扣东印度公司、给丹麦亚洲公司加税的事，对“祖国”这个概念，徐亨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的利益相关的感触。
他不是搞工业的，不是搞纺织之类的。
而且就算搞，现在大顺的工业资本家，也很难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祖国这个概念，因为大顺真的没有机会用加关税的方式来保护本国工业。
使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感受，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华夷之辩的帝国主义扩张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徐亨学的那一套，把爱国作为一种“所不虑而知”的“良知”。
此时良知的含义，和后世不同。
如同孝顺父母理所当然，徐亨接受的新式灌输里，爱国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不虑而知”的良知。
但这种良知，需要一个契机，让他们将这种良知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这种良知才是长久的、坚挺的。
虽然徐亨不能理解老海商的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触。
但这些年新学教育种下的种子，却在这一刻渐渐萌发。
国家是什么，他渐渐有了一个有些清晰的认知。
国家是什么？
国家，在他眼里，就是当海商们只能走私的时候，国家出兵打开日本国门，使得走私成为合法。
国家，就是当荷兰人垄断香料的时候，国家出兵攻下南洋，让本国商人垄断香料。
国家，就是当西洋贸易公司要打开欧洲市场的时候，国家出面搞了鸦片案、不敬案，查封了英国商馆、给丹麦商馆加了高关税。
国家，最好就是他们赚取更大利益、保证他们得利的一个工具。只可惜国家不完全是他们的，因为国家现在不准他们在国内趁着灾年买地，也不准他们放高利贷。
今天这个小册子上，写着荷兰人拿到了丁香垄断之后，惧怕英国人觊觎，主动降价一件事，更让徐亨渐渐明白，国家对他们这些大商人的意义。
其实刘钰一直瞧不上这些海商，觉得他们都是潜在的买办阶层。他心里始终带着偏见。
一旦外国货能够在国内赚钱的时候，这些人一定是最先当走私贩子、买办、给外国人带路的。
不只是他们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也一样吗？逼的英国纺织业多年面临着印度和中国棉布的打压，甚至造就了一波大失业。
荷兰商人，生生逼死了本国的工业，最终毁灭了荷兰，拍拍屁股去伦敦了。
然而，现实又是如此的讽刺。
在大顺，最先觉醒了帝国扩张式爱国主义的，既不是手工业者，也不是小市民，更不是工业资本，而是这群刘钰眼里的潜在买办阶层。
大顺极为特殊的入超贸易地位，极为发达的手工业，极为特色的垄断产品，使得这群人走向了一条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都不同的路。
英国东印度公司赚得是本国的钱，卖的是印度和中国的货。
而大顺的这些海商，欲当“买办”而无机会，他们甚至找不到几种商品，能够赚本国的钱。
即便能赚的，如西洋参、貂皮，那也是本国真的没有替代品，丝毫不与本国的手工业冲突。
欧洲的扩张式爱国主义觉醒，最早的参与者，是小市民、行会手工业者、工业资本，甚至贵族。因为他们面临着邻国的巨大竞争，包括贵族种的粮食，养的羊，都要和他国竞争。
而大顺，先觉醒的，却是这些被刘钰视作买办后备军的海商集团。
因为……英国的贵族，要面临普鲁士贵族、法国贵族、波兰贵族的羊毛、粮食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却要面对本国工业资本、羊毛纺织业的竞争。
然而，大顺海商，要面临的，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航海条例、丹麦亚洲公司的竞争。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能引发他们和本国手工业、工业竞争的外来商品。
他们是大顺最早直面这种国际竞争的，也是最早切身感受到这种竞争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
而反倒是本该是爱国主力的工业资本、手工业，却依旧没有感受过这种竞争。
对他们来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他们的货，还是大顺西洋公司买他们的货，并无区别。
甚至茶商们最怀念的日子，反倒恰就是跑南洋的海商们最痛苦的那段日子——奥斯坦德公司挑战荷英茶叶垄断事件，以及巴达维亚扣茶船事件，是在同一年。也是那一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始了直航贸易——而那一年，茶叶生产者赚的盆满钵满。
士绅们最怀念的日子，恰恰是大顺没有全面下南洋的日子，因为那时候的米价能让他们的租子更值钱。
这种近乎魔幻的阶层觉醒顺序，甚至是魔幻到家的买办后备军成为了最先觉醒扩张式爱国主义的，也算是一种时代的幽默吧。
一群买办后备军，被本国勤劳的百姓、两千年积累的强势手工业，愣生生逼成了最先觉醒了爱国扩张主义的一群人。
刘钰给他们的评价，一点都没错。一旦外国货反压了本国货，这些人就会使最先带路来毁灭本国工业的一群人。
荷兰人证明过了、英国人证明过了，甚至于另一个时空鸦片百年的历史也证明过了。
不过刘钰倒是很善于把握，觉得这些买办后备军历史上对国内能有多狠，如今情况特殊，对国外就会有多激进强硬。
第六三七章 自觉（三）
或许是一万次说教不如一次现实做事；亦或许千百年来重农抑商为商必要联官的传统导致的。
让刘钰有些始料未及的，如“考察市场、根据消费人群定价、扩大贸易额”这样的“商业正途”，这些人着实是差了许多，缺乏意识。
但是，“勾结官府”、“国家干涉”、“朝廷支持”之类的“歪门邪道”，竟是一点就通，甚至不点就通。
其实想想倒也是，就像是当年的琉球封贡的“刻舟求剑”事件一样。
那么多随贡使去的商人，之前就没考察过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也没考虑过解除海禁导致琉球特殊中转地位消失，不去思考供需关系，于是带了一波琉球王根本吃不下去的货。
但是，在首里城作乱放火，给封贡大臣贿赂，借天朝威势去逼琉球王，让琉球王把货吃下，那可是顺手就来的本能，不需要有人教。
现在这种情况，也几乎类似。
对欧洲市场的需求考察、定价考察，需要刘钰教他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但在香料问题的小册子上，隐晦地点了点国家对贸易的干涉、如今实则各国都是武力为后盾决定贸易是否兴盛的道理，这些人竟不需要刘钰解读，一个个全都了然。
真的是传统的官商关系，使得这些道理，不点就通。
等着讨论的时间一过，刘钰刚要借着荷兰国香料定价的事，说说如今这时代，国家的实力是贸易“自由”的支柱、国家没有实力连垄断涨价都要前怕狼后怕虎时。
不想这些商人一个个自觉地慷慨陈词。
“国公，这些道理我们如何不懂？”
“就是，谁家做大生意，不要和官府打交道？这在国内，我是本州的，便要靠着本州本府的关系；他是外州的，便要靠着外州外府的关系。”
“算到国际上，这官府便是各国的朝廷，没啥区别嘛。”
不但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而且还现身说法。
有说当年对日走私事的，有说当年在琉球首里城逼着琉球王吃下全部货物壮举的，有说去巴达维亚被扣船被迫降价惨剧的。
当真是听取帝国主义叫声一片，琉球国弱，遂被人欺负；荷兰国强，遂能欺负别人；日本国之前尚能自主关税，遂有贸易信牌之制；大顺打下了南洋、合作了瑞荷，故可给丹麦商馆加税。
这些道理，可比昨日去研究什么市场、供需、定价、利润之类的道理，简单多了。
之前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之前合作垄断之前，哪一场内部商战不是都要找朝廷官员站台帮忙？
听着这些商人们自觉的陈词，刘钰竟是一时语塞，愣在那半天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本以为难点在于让这些商人明白，自由贸易此时就是个空想，各国贸易实际上都是国家力量的竞争。
而至于一些商业逻辑、市场考察、定价决策，反倒是实打实的道理，普遍适用的真理，这些人接受起来更简单。
哪曾想彻底反过来了。
“呃……本官要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香料定价，若只以在商言商来算，倒好说。我主要是想说……不过，我看这不必说了，你们竟都明白。倒是省了许多口舌。”
“看来，你们是太多衙门的力量了。稍微把衙门变换成国家，倒也完全说得通。”
下面的商人都在那笑，有人道：“国公这话说的，这外国的衙门就不是衙门了？那当年我们在长崎，不也得给长崎奉行送礼吗？再比如这英国衙门，就国公说的棉布禁令的事，我看就是给的钱不够。给的钱够了，这也一样可以改。”
“衙门的道理，难道竟还有别国商人比我们更明白的吗？”
说罢，又有人笑道：“是啊，就国公说的这荷兰香料不敢涨价的事，我们可是见的多了。有些买卖，就真不敢露出太多的利，否则王大人、李大人的亲戚就要来夺这产业。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王大人、李大人换成英国，那得利太多担惊受怕的换成荷兰，无甚区别。官府靠的是啥？还不是靠衙役、靠军队？”
刘钰愕然许久，无奈笑道：“好吧，是我少虑了。竟是不知道本朝自有国情在此，这种事你们倒是门清。”
“既如此，我也便说了。如今香料已经在手，涨价还是降价，我们说的算。但我们说的算的前提，就是朝廷在南洋的驻军足够强。”
“之前我就说，要花钱造舰。而股息，除了留足明年收货的钱，还要多出一些做积累。包括驻军、要塞、军舰、海军。当然，也不至于竭泽而渔，只是不可能把总毛利，减去运货成本、减去进货成本，就全做股息。”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本朝与荷兰国、英国也大不相同。”
“这荷兰国、英国的公司，若是缺钱了，可以借债、可以发债券，给个5%的年息便可。本朝是无法如此的，因为5%的年息，一文钱都借不到。”
“所以，本朝的公司，要么扩大融资，增发新股。”
“要么，就只能从股息中增加积累，否则资本终究不足。”
“二选一，你们选一个吧。”
商人们这一次当真是连思考都没思考，纷纷嚷道：“自然是选第二个。”
“就是，我们选第二个，不要增发新股。若是缺钱，股息里多投入一些便是了。再说了，别处的人哪有这么多钱呢？”
甚至还有人喊道：“国公不妨到朝廷里说说，朝廷每给丹麦公司加一年关税，这一年借荷兰人的淮河水利债的利息，便我们出！若是朝廷能封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回澳门、封闭各国商馆，或给他们加重税，这朝廷的关税损失，我们出两倍！”
“一年满打满算7%的利，一年也就还40万两的利息。单单是关闭丹麦商馆，不说别的，但说这锌块黄铜贸易的利，一年就不止这些。还有茶叶瓷器呢？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离谱”的、仿佛是和朝廷政策做权钱交易的想法，也是让周边叫好声一片。
刘钰赶忙说了几句场面话，说朝廷给丹麦商馆加税，实是因为丹麦有不敬之言语，莫要乱说。之前查封英国商馆，也着实是因为英国商馆走私鸦片，天朝是讲道理的，公事公办，非是你们想的这样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场面话说了一堆，懂得都懂，心想这事儿谁不明白是咋回事呢？
但场面话之后，确确实实这么干了，朝廷也算是第一次为对外的贸易竞争出力了，这让这些海商和金融资本的联合体，还是可以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重视的。
按说这个时候，刘钰该趁热打铁，谈谈什么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之类。
最起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道理，用在大顺的贸易重心改变上也是个说得过去的道理。
岭南传统商路改变，导致的大约15失业、近百万劳动力家庭人口受影响，按说也该是松江府这些获利的人出这笔钱。
毕竟大顺现在的税收模式就是这么无能，国税收不了几个钱，地方政府要自己搞钱，广东那边肯定对这件事相当不满。
历史上买办横行的时代也是如此，原本是广东独家垄断买办产业，结果后来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上海开埠、福州运茶，使得广东的买办经济体系直接崩溃。
大概这也是后来所谓的广东人革命、苏浙人出钱这个历史现象的原因之一。
现在大顺这边的国税改革，还只是在苏南几府推进，广东现在因为贸易中心改变导致的失业潮，朝廷也不给钱，或者说也没钱。盈余的那点钱都投入到两淮了，按道理说，这十几万的失业安置，是得松江府这些得利阶层出钱才是。
但刘钰假装不知道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也根本不提。
这些商人或许听说过，但刘钰不说，他们又怎么可能主动拿钱？
这和他们选择支持对外扩张可不是一回事。
对外扩张可以使他们得到利益。
而救助岭南的穷苦百姓，他们一分钱赚不到。
再说刘钰即希望借助他们的资本搞移民，现在移的也是两淮的百姓，如今自是只能先苦一苦大庾岭商路的百姓了。
终究，岭南百姓还有自发下南洋的机会，两淮是完全没有这种自发机会的。
往阴暗点想，甚至可能朝廷也明白，只是假装不知道。
皇帝八成算过，岭南失业百姓起事的话，杀光镇压屠戮，比起花钱把他们安置，要便宜的多，尤其是军改之后更是如此。
皇帝不提，朝廷不提，刘钰自然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主动把这个屎盆子揽在自己头上。
既不说岭南百姓的苦难是他们的责任，而这些商人又因为特殊的环境使得他们非常自觉地理解了“朝廷对外扩张和他们的利益高度一致”，今天这场本来刘钰就算给他们上一堂帝国主义教育课的香料问题讨论会议，也就在一片融洽祥和兴高采烈的气氛中顺利着。
第六三八章 南美贸易区
之后的几日，又探讨了关于印度贸易的问题、关于接手波斯荷兰东印度公司商栈的问题、关于公司利润股息最高额度和高积累政策问题、关于银行纸币与银锭兑换问题、关于开普敦设置补给站和马达加斯加海盗补给站问题；阿姆斯特丹荷兰股份分红问题；董事会要下辖商业情报机构问题；股东占股比例和职业经理人决策团分开问题等等。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对的。
但别人的政策要不要全学，需要具体分析。
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奇葩的“一人一股制”，不说本身这个政策就不对，标准的既不资也不封，是资本主义和封建行会的融合怪。
而且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政策本身，就是对了对抗政府议会和王室的，为的就是防止有高额股本的贵族攫取公司控制权，靠商人阶层的人数优势，搞一个以1000磅为基准线的对上平等、对下高一等。
然而大顺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朝廷会认为这公司是要作死。
还有荷兰在东南亚的诸多政策，一方面是因为荷兰商人的短视，一方面也是因为荷兰在东南亚的人口不足。
大顺这边，既有刘钰在这顶着，不至于出现荷兰那种公司和联省议会政府五五开的情况；也不会去考虑东南亚的本族人口不足之下的特殊政策。
总之，这次会议的最终目的，也算是达成了，在公司制度上完成了“东印度公司模式的中国化”。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哪怕是天主教、基督教这种所谓的天启普世宗教，没完成“中国化”这个转变之前，在中国都寸步难行。况于这种和之前的朝贡体系完全不一样的帝国主义殖民公司制度。
虽然一开始一众股东参与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知道到底赚了多少。
但逐渐被种种“开眼看世界”、“辩证去看异同”的讨论所吸引，甚至逐渐淡化了那种迫切想知道赚了多少的心情。
一直到大会的最后一天，刘钰才非常高兴地做了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业务的财务报告。
成果喜人。
西洋贸易公司的主要盈利市场，主要分为四个区域。
南洋贸易区。
印度和波斯贸易区。
非洲和南美贸易区。
欧洲贸易区。
这里面最让这些股东料想不到的，还是非洲和南美的贸易额。
大顺在非洲并没有殖民地，但早在馒头奉刘钰之命前往瑞典考察航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马达加斯加的海盗们接触。
等着西洋贸易公司正式成立，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共和国自封的海盗王，约翰·芭蕉，也有叫约翰·普兰廷的，就开始了和大顺的正式合作。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这一次插手非洲和南美，算是赶上了“时代红利”。
历史上，约翰·芭蕉的转型，要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他转型的方向，是奴隶贸易。
至今，塞拉利昂海岸上还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普兰廷岛。当时塞拉利昂的奴隶都要在这个岛上分装，挑拣。
而他能够转型的重要原因，是詹金斯耳朵战争，英国没打赢，不得不和西班牙签订了《马德里条约》，英国放弃独家为西班牙殖民地输送奴隶的“义务”。
当然，他之所以从加勒比跑到马达加斯加，也是因为时代因素。
一来加勒比地区前些年正在严打，各国的有私掠许可证的私掠船、海军、巡航船，都要对付海盗，重拳出击，抓着就绞。
二来1720年左右，奥、荷、丹、瑞等国，都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而对华贸易就必须要经过马达加斯加附近的海域。
抢一艘东方货物船的价值，可比抢一艘加勒比货船的价值要高，而且这里还是中、欧这两个有能力围剿海盗的地区的“三不管地带”。
一些老海盗，不懂得转型，没有认清新形势，依旧还在加勒比地区混。死的死、完的完。
而约翰·芭蕉则及时转变思想、拓宽思路，跑到了马达加斯加。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商人身份要高于海盗身份，是比上一个马达加斯加的海盗王鲍德里奇更有商业头脑的海盗商人。
上一任海盗王鲍德里奇是傻乎乎的连“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都不懂，看着奴隶贸易赚钱，脑子一热就直接抓马达加斯加本地的奴隶，结果被当地人赶走的。
新来的海盗王约翰·芭蕉至少懂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将马达加斯加作为狡兔三窟的一窟。
马达加斯加是有很强的海盗传统的，许多“优秀”的前行业内大佬，或是在加勒比卷不赢、或是老了在加勒比卷不动了，都跑过来留下过血脉。
之前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就试图和瑞典东印度公司合作，因为最早一批在马达加斯加落脚的海盗，很多是北欧人——这些维京海盗的后裔，是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失败者，既打不过荷兰组织的犹太锡安海盗，也打不过专业的英法私掠者。
刘钰早就盯上了这群人，之前就接洽过。
这些海盗的路子野、关系宽，借助马达加斯加的地理位置，走私路子非常广，毕竟要销赃嘛。
既然此人历史上能转型成为知名的南美奴隶贩子，也算是个优秀的“潜力股”。刘钰还拿出了一部分股份转卖于他，这约翰·芭蕉也算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一个股东。
他负责西非海岸、南美地区的走私贸易，如今转型成功，他自建的“兰特湾海盗共和国”，已经改名为“兰特湾商业贸易共和国”了。
不但转型成功，而且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还迅速利用之前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开打尚未结束、英西战争还在继续打的机会，抢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南美和西非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很多棉布，是往非洲卖的，因为本国有棉布禁令。而大顺一方面以鸦片案为理由扣着英国船；法国在印度还在和英国死磕，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几年根本没拿到足够的棉布。
趁着这个机会，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与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合作，基本抢占了西非的棉布贸易品输入，以及西非部落的武器供应、铅弹贸易、铁锅等生活品。
南美那边，伴随着英西战争结束，曙光也已来临。
本来，西班牙也不是不允许英国贩卖奴隶，毕竟西班牙没有能力自己干这一行。
对王室来说，谁贩卖奴隶其实都无所谓，关键是得把税交了呀。
两边因为奴隶问题闹得不愉快的主要原因，还是英国商人有个不好的“传统”，老想着逃税漏税。
有一说一，英国商人喜欢偷税、走私这个习惯，从北美到东亚都是如此，真可谓是传统了。
一个奴隶要交33比索的“关税”，英国人不但不交，还拒绝支付给西班牙王室专营权费用。
西班牙王室的意思是，你看你独家垄断南美的奴隶贸易，这也算是我入股了吧？我以国家的行政力量入股，允许你垄断专营南美殖民地的奴隶贸易，这怎么也价值20万比索的股本了吧？我也不要分红，你就直接把这20万比索给我就行。
但英国人不但不缴纳关税，连说好的20万比索的股本也不给。
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政策，其实和大顺之前的朝贡贸易有几分相似。
问题在于大顺可以这么搞，可以不准任何别国的船来南洋贸易，南洋一点东西都不会缺。
就不存在大顺无法生产而南洋需求的货——不管是什么，要是大顺没有，别处也没有。至于航海钟之类大顺自己产不了的，南洋也根本不需求。
而西班牙这么搞，就是对自己本国手工业啥水平没点批数了。
所以对王室来说，买外国货也不是不行，殖民地也得穿衣服、喝茶啊，交税就行呗。
关键是英国人又不交税，走私，欠着西班牙国王当初说好的20万比索的垄断金不给。
只要大顺这边搭上关系，保证交税，刘钰觉得还是有一定可能挤进南美市场的。
詹金斯耳朵之战，大而泛泛地去讲，是因为英西之间的贸易冲突。
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西班牙人恶毒残忍地割掉了英国公民的耳朵。
但英国人其实没说实话。
靠着话语权只说了一半的真相。
实质上的导火索，是英国公司的首席会计师马修·普洛维斯，因为公司内部倾轧勾心斗角，叛逃到了西班牙。
公司首席会计师叛逃，对任何专门偷税漏税的公司都是致命的。
于是38年11月14号，西班牙政府正式通知英国奴隶贸易的承包公司、实质已经破产但股份被转移到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泡沫公司南海公司：交出历年来的奴隶贸易账本。
交账本，要查账，算偷税漏税，补缴税款。
割不割耳朵无所谓，关键是要查账本，这必然要煽动开战啊。
反正开战是政府出钱、百姓买单。
交账本、补税，可是公司股东出钱，
死几千丘八，甚至这些丘八还没出港口就先得了1000多坏血病，算得了什么呢？
南海公司又是托利党办的，正好可以借机攻击辉格党的首相，说他懦弱无能、对外软弱、出卖国家利益、放任本国合法公民被西班牙羞辱。
这些年刘钰搜集的情报，也算是摸清了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摸清楚了西班牙这边的贸易政策，所以他认定，大顺是完全有机会在南美贸易中分一杯羹的。
给王室20万比索，折合大约13万两白银，买30年的南美贸易权，就算不卖奴隶，这也赚飞了。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莫说13万两，就是30万两，股东们也绝不会反对。
况且大顺西洋贸易公司，也根本不怕缴税。
西班牙王室这边，穷狠了，开的价是12.5%的关税，外加5%的纯利润。
这个看似高，但关税这玩意儿，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大顺这边的货，也绝对支撑得起5%的纯利润——做假账即可，朝廷可以出个关税单，然后再退税补贴。
就算不做假账，那也是天朝之前睡着了，没能力往南美运货。只要清醒了，哪怕不做假账，就西班牙王室开出的这个条件，对大顺的手工业来说都是包赚的，绝对可以承包。
大顺真不怕12.5%的关税，只怕不给停船靠港的机会。12.5%的关税下，大顺的货物依旧有极强的竞争力——96%的棉布税，金陵布、松江布依旧在英国能卖出去。
所以刘钰先和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合作，趁着英西战争的机会，探探路。
也就是趁着英西战争的机会，填补走私贸易的空白，夺取被英国公司之前占据的市场。
一旦战争结束，就可以立刻转正。
因为已经有市场了。
该给钱给钱、该缴税缴税，而且西班牙这边的殖民地海关官员又是出了名的贪，大顺的商人最明白行贿的意义了。
毕竟，英西战争，大顺也是有资格掺和一脚谈判的——当初本想着让英国占据菲律宾，所以放开港口给英国补给，方便将来一波全打回来，免得和英国开战的时候还得碍于西班牙这个战争盟友的面子，不好对盟友下手。
只是计划没有变化快，鸦片案一出，刘钰又在逼英国东印度公司转型去印度。
现在看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只要不傻，那么菲律宾这块烫手山芋是不可能拿在手里的。
原本拿在手里，意义重大，可以做打破荷兰香料垄断的触手；现在拿在手里，大顺有的是招对付英国人，断茶叶贸易一项，东印度公司现在就会很难受。
是以，大顺可以出面“调停”，终究，东亚、东南亚的事，现在大顺还是有资格说：在天朝传统势力范围内，没天朝点头，啥也办不成的。
英国在广州补给夺取吕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大顺下南洋，无疑将这个印象加深了。
如此一来，既先让转型的海盗集团趁着真空期，填补了非洲和南美走私市场的空缺，随时可以转正。
又可以拿着吕宋问题做好人，通过对葡萄牙的打击、暂时支持西班牙占据吕宋要求英国归还这两点，以及大顺的亲法外交政策、或者是和西班牙签订密约保证英西若再开战大顺给予支持的方式，拿到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合法贸易权”。
当然，现在来看，刚开始的贸易额不算太大，填补期，开支也大。
大顺是绝对不会贩卖黑奴的，不想沾这些将来要背原罪的东西，加之又是新来的，是以南美利润平均每年只顶替了开战前英国一艘大走私船的利润，大约28万英镑，约84万两白银。
其实毛利润更高，因为还向西班牙官员行贿了7万比索，大约4、5万两白银。
大顺这边也学习了一下荷兰人的手段，行贿写借据单，回来报销。
这在大顺行不通，大顺的官员会觉得这实在侮辱自己，求人办事送礼还得写收据？
而在欧洲似乎这边很流行，行贿得写收据单。
不过，因为是走私，虽然行贿了7万比索，实际上的利润率还是很高。
而且因为是直接从大顺拿货，不需要像英国公司那样先去伦敦交税再出港，实际上利润率要比英国人高不少，扣除掉运费和行贿的利润率，大约是65%。
而这里面还有西洋贸易公司的垄断专营费用要交给朝廷、海军建设捐助、港口建设、驻军开销等，虽然是在南洋或者大顺花的钱，但也要均摊在南美非洲贸易里，均摊之后的利润率大约是35%。
就算将来合法贸易，给西班牙王室5%的纯利抽成，关税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倒无所谓，依旧还能保持60%左右的毛利润，依旧是在扣除均摊积累后还是可赚的。
第六三九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上）
如果说，西非和南美贸易，是这些刚刚开始开眼看世界的大顺海商们没有想到的。
那么，波斯、印度、南洋这些大顺接了VOC盘的地方的贸易，则是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高利润。
之前他们看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账本，在荷兰公司里，南洋印度波斯贸易，赚钱，但成本也大。而且还涉及到中央派的十七人绅士、七省商会；与巴达维亚地方派的一些争斗，所以账目很复杂。
所以股东们倒是从未怀疑过可以盈利。
但当刘钰报出盈利数目的时候，他们大感意外。然而等刘钰说完这些比荷兰人盈利更多的因素后，又都觉得确实在情理之内。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能够在接了荷兰人的盘之后获得高额的利润，有大顺贸易的特殊性。
在荷兰人经手的时候，始终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白银不足。
比如荷兰必须要去印度的苏拉特买棉布，再用印度的棉布运到香料群岛，换取各种香料。
而为什么他们不用松江布、金陵布呢？
不是因为松江布、金陵布比苏拉特的棉布差，也不是因为大顺这边的棉布比印度的棉布贵。
而是因为……白银问题。
在印度，可以用胡椒之类的香料，由买办中间商做周转。
比如印度的买办商人，可以收荷兰的香料、杂货、五金、针头线脑等，核算一下价格。
再用核算的价格，支付给荷兰人棉布。
这其中，是不用白银周转的。
但如果荷兰人要买大顺的棉布，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怎么买？
此时全世界都面临一个问题，伴随着气候转暖、新作物交换，人口开始暴增。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均食肉量就在下降。而食肉量下降，使得香料的销售受到极大的影响。
大顺的问题比欧洲更严重，人均吃肉量更少。
而富庶地区，比如扬州、江南等地，这里的菜系又不怎么喜欢香料。这是审美问题，扬州菜、苏杭菜，都是清雅为上品，并不喜欢香料的那股子太浓的味道。
这就使得荷兰早些年就试图往大顺推销过香料，但推销失败了。
再者，大顺这边的走私比英国更难管，大顺这边根本不缺香料，即便荷兰人垄断。
河南的胡辣汤，即便荷兰人号称垄断了香料，却依旧没断过。胡椒之类的香料哪来的？自然是大顺那些个手段高超的走私贩子了。
于是情况也就出现了：荷兰人在大顺买货，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支付白银和黄金。
而在刘钰断绝了荷兰和日本的贸易之后，这个现金不足的问题也就越发严重。
荷兰人明明已经开始和大顺直接通商贸易了，但却不得不选择印度的棉布。
因为为数不多的白银需要购买无法替代的、利润率更高的茶叶、瓷器、生丝。
荷兰人算过，一块钱买布去南洋换香料，和一块钱买茶回欧洲卖，后者利润更高。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为数不多的白银要用在高利润的商品上。
同时，又因为白银不足等问题，使得荷兰不得不选择欧洲的一些日用品，因为在欧洲他们也可以用债券的方式进行周转。
众所周知，资本是趋利的。
如果欧洲的日用品、五金商品，真的可以在中国盈利的话，那么他们的贸易中一定会夹杂着大量的日用品，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国会中的那段发言：过去二十三年，纺织品和五金品销往中国，为公司带来的160万英镑的损失。
所以，可知大顺的日用品、五金商品，肯定是比欧洲便宜的。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明明距离中国更近，但却因为白银不足的问题，使得他们不能够用便宜的中国货在东南亚销售。
有限的白银，要用来购买利润率更高的货物。这就使得他们往印度和东南亚销售的小商品，是价格比较贵的欧洲货。
同时，因为巴达维亚的特殊政治地位，又使得所有交易都必须要在巴达维亚中转。
船要先来巴达维亚，配货分装之后去印度，换了棉布之类，再来巴达维亚分配，发送到各个地区。
有时候又不得不考虑货币不足的问题，不得已减少货物供给。
减少货物供给、又保持垄断，那么显然，必然会导致走私横行——西班牙给荷兰人上过好几次课了，自己货不足还非要垄断，这不是找着被走私吗？
现在大顺这边接了荷兰人的盘，至少在货源这个问题上，杜绝了荷兰面临的问题。
在货源提供上，大顺这边是绝对自信的。
甚至连中国短板的钟表业，历史上英国人都感叹过，往中国卖了二十年的高价钟表和八音盒，结果就是二十年后伯明翰的发条工匠因为二十年的外贸兴盛而多收徒工，然后二十年后集体失业。
再一个，巴达维亚对大顺来说，一文不值。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都”，但对大顺来说，马六甲意义更大，巴达维亚毫无特殊性。
于是，大顺的货船，是在松江府直接配货，配货之后直接拉到南洋的各个城市、岛屿。
白银资本充足，同时又依靠纸币、依靠手工业品的绝对优势地位，建立起了纸币信用。
拉去、卖货、收钱；买香料，给钱。
不需要买办在其中加一层价，也不需要买办来周转白银，直接采取货栈模式：公司自己建货栈，收货、卖货都在货栈。
这一点也是大顺资本与荷兰资本之间的差别。
荷兰的利息太低了，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本规模一直不大，缺钱就发债券；大顺的利息太高了，使得西洋贸易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股本规模就比荷兰那边大得多，因为注定没法借钱，只能靠股本和利润积累，流动资金反倒更充裕。
大顺这边，也确实不需要面临荷兰的“白银紧缺”情况。
大顺的贸易是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出来逆差，海商们也不想这样——这对海商来说甚至不是一件好事，去欧洲装满货、回来的时候除了白银基本空着船，这一来一回是一买一卖，还是只卖不卖，利润区别可就大了，问题是海商们想了半天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带啥——但反过来的好处就是大顺不需要搞那种麻烦的以物易物的交易，直接用钱做中间媒介，而不是买办阶层做中间媒介。
单单是这一点，南洋这边的利润，大顺就比荷兰高出不少。
印度、波斯方面的利润，还要“感谢”荷兰人这几年打开的胡椒市场。
刘钰一直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委员会，也就是赶上了时代的风口，猪都能上天的时代。
就决策能力而言，但凡有点决策能力，也不至于导致巴达维亚甘蔗园无序扩张导致的华人反抗。
胡椒问题也是这样。
第二次英荷战争，因为航线被掐，导致欧洲市场的胡椒供小于求，价格暴涨到1.1弗洛林一斤。
十七人委员会一看，这价格不得赚飞了呀？
于是下令巴达维亚，使劲儿囤胡椒。
他就根本没琢磨琢磨，为什么胡椒价格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会暴涨。
如果说，头一次这样也还能理解。
实际上第一次英荷战争的时候，就出过类似的事，也是战争导致胡椒供小于求，价格激增，然后暴跌。
就算是条狗，第一次摇摇铃给口饭吃、第二次再摇摇铃给口饭吃，第三次摇摇铃狗也该知道铃声和饭有某种联系了吧？
能把这种联系总结成规律，并且说得通，就是科学。
十七人绅士团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
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后，让巴达维亚那边可劲儿囤胡椒，可劲儿收。
在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的那几年，一度每年往欧洲运1000万斤胡椒。
然后还不收手，继续扩大收购量，终于导致了1680年胡椒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由高峰时候的1.1，降到了最低点的0.19，这已经不是腰斩了。
十七人绅士团倒也不是傻子，就是反应有点迟钝，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刹不住了。
按说这种情况下，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用价格战保证了欧洲市场上荷兰对胡椒的垄断。
既已经达成了垄断，按说就该减少运量，制造稀缺，准备涨价了。
但这时候十七人绅士团又怂了，觉得要是涨价的话，英国不得眼红啊？不得去抢夺东南亚啊？又打不过英国，还面临法国的威胁，干脆，就维系这个低价吧。
只要我足够便宜，那么你就不会眼红，不屑于眼红。
秉持着这种态度，前些年扩大收购量导致的产量，就不能像是丁香一样靠人为方式毁灭，那不是在引诱英国人抢夺吗？
这么大的产量咋办？
欧洲吃不掉、中国又不要、日本肉都吃得少也没听说胡椒配咸鱼的，瞅了一圈，那就只好往印度、波斯卖了呗。
在大顺下南洋的前四十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极大地拓展了印度市场，甚至使得印度人更喜欢吃各种香料了。
这就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刘钰才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有形资产，没几个钱。股本也好，破公司大楼，各处的货栈也罢，这些有形资产根本不值钱。
但VOC的无形资产，那是真的值钱。
几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了一种习惯、一个市场、以及一整套的贸易体系，这都是巨大无形资产，一波送给了大顺。
不同的问题要不同对待，有些要涨、有些要跌。
比如丁香，有巴西丁香木的竞争，大顺这边肯定是要扩大种植，以低成本优势，毁灭巴西的丁香木种植园，重夺欧洲市场。
但胡椒是没有良好的替代品的。
大顺也不怕英国人眼红来抢夺，根本不需要考虑涨价之后英国人眼红咋办。
所以大顺一方面接手了荷兰留下的印度胡椒市场，一方面将胡椒的出售价格上调了50%。
价格上调50%，可不是利润上升了50%这么算的。
一块钱成本的东西，卖两块钱，利润率100%；上调50%，卖三块钱，利润率200%。
这是一个正常定价。
而不正常的定价还在于大顺下南洋，对荷开战，导致世界市场的香料供给在两年内严重不足。
短期的价格暴涨，利润更是惊人。
毕竟囤货居奇、投机倒把、炒作垄断这种事，欧洲人更熟练。胡椒的价格这几年非常的高。
除了香料、棉布贸易。
还有锡兰被大顺夺占，改科伦坡为高浪埠之后，完成了对锡兰宝石、肉桂、槟榔的垄断。
锡兰槟榔，是印度染布的重要染料，印度人喜欢槟榔染的那种颜色。
虽然锡兰的宝石、肉桂和槟榔，都是皇帝独家垄断走内帑收入的，但因为要销售还得找贸易公司，所以皇帝和公司五五分成。
英法在印度开战，大顺又对荷开战，而大顺快速解决了南洋问题，使得大顺迅速完成了对印度市场所需的槟榔的垄断。
英法都不想在锡兰问题上得罪大顺，双方都很默契地将各自的力量从锡兰退出。本来也没啥势力，三两个肉桂工厂而已，得罪大顺不值得。
英法在印度的战争，互相劫船，使得大顺这边抓住了机遇期，狠赚了一笔。远远超出荷兰人经营时代的利润。
肉桂更不用说。
其余的香料，因为烟草、茶叶、咖啡等新嗜好品的冲击，使得销量降低。但肉桂恰恰相反，肉桂是欧洲人非常喜欢的往咖啡、茶、酒、糖甚至烟草里添加的香料。
新嗜好品的广泛传播，促使了肉桂销量的增长。
大部分，这些情况，都算是算准了时机、抓住奥王继承战争机遇期，专门搞的刘钰来诱惑人的开门红，利润自然高的离谱。
第六四零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中）
这些都是单纯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纯粹商业问题。
包括战争导致的供小于求的涨价、英法争夺印度导致的大顺趁虚而入垄断一些商品的销售等等。
在纯粹商业问题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南洋的统治，大顺与荷兰的统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确一点：
东南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南洋，是大顺朝廷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诸多的差异。
荷兰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
大顺在南洋的统治，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垄断，是要公司全额承担成本的。
大顺在南洋的垄断，作为统治的副产品，是有一部分国家财政支撑的。
而这部分财政支撑的海军、驻军、归义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南洋而专门设置的，是将来夺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税的副产品。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还得发军饷，顺便就暴力垄断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员，VOC不欢迎他们来东南亚。
来干啥？来当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润？来当走私贩子？
东南亚是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所以巴达维亚的糖厂甘蔗园，八成是华人在干；各个岛屿之间的贸易，八成是华人在做；公司与土著之间的中介，八成是华人在当。
荷兰非公司员工控诉巴达维亚总督对华人太好而对本国人民太差，又不是没发生过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间阶层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这本身就是个极大增加统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顺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大顺朝廷是鼓励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内地，人地矛盾，准备让好容易无害偶像化的铲平王，再出人间化身？
赶紧滚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给，反正政策不花钱。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经济中间环节和上层环节，统治成本就比荷兰人低得多。
荷兰的私商，有能力把货运到欧洲去销售。
大顺的私商，只能去大顺国内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欧洲尚且站不住脚，私商凭什么去欧洲卖货。
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南洋。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南洋只是个普通的货源地，论价值都比不上茶丝。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以严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类的产量，确保价格。因为资本不厚，只能增加单位利润。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要以宽松的手段，增加丁香的产量，从而打价格战击溃巴西的丁香木，重夺欧洲的丁香市场，赶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
在土著眼里的荷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那几千驻军，首都就是巴达维亚。
而南洋是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土著眼里的大顺，是个从西域到鲸海的巨大帝国。
土著眼中的荷兰，荷兰人吹嘘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阔过的舰队，既来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机会赢的。
土著贵族眼中的大顺，是无法反抗的，是赢不了的——反抗荷兰，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达维亚；而反抗大顺，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击紫禁城，否则就要面临泰山压顶一般的报复。
尤其是刚伐过日本，夺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来听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择难度是不一样的。
荷兰公司的驻军，既是“卫所兵”、也是“京营”。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个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没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这里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过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养兵的钱。
总不能说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选择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个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
第六四一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下）
这种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情况，不只是在南洋表现出和之前的巨大差异，更是在锡兰印度这边表现得与众不同。
锡兰不属于南洋的范畴，也不是南洋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预贸易的地方。
锡兰的宝石、肉桂、槟榔，实则算是皇帝的小金库。
大顺皇帝不算贸易公司的股份，还有两个小金库。
一个是高级的官窑瓷。
这些高级瓷，由外国的高级贵族提供图样，由实则是皇家垄断的官窑生产。
这里的高级贵族，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纪就有的名门望族，如今是谁有钱谁高级。
这些专门外销的高级官窑瓷，为皇帝带来的不菲的收入。
西洋贸易公司也不可能去问皇帝收运费，实则皇帝就是白赚了这其中的差价。
再一个，就是锡兰了。
南洋的香料比较杂，商品比较乱。而锡兰，既是大顺前出印度的基地，也因为其出产的商品比较单一，而且还有一个“正统”的朝贡国。
大顺的传统藩属国理念，使得大顺和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的关系，远胜于荷兰人与他们的关系。
康提的国王作为一个南印度来的外来户，可以想象，本地贵族的权势有多大。
国王选择振兴佛法，拉拢佛教僧侣，以教权压制贵族势力。
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
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是“天下”这个概念延伸。天下，说白了，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在“天下”这个范围内，是普适的。出了天下未必管用，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
贵族分权国王？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肯定是不对的。
于是，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
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殖民者”、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
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
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
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更是没影的事。
历史上，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恰恰产生于宗教。
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
是英国人要种茶叶，要拍卖僧侣的田产，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
而在这之前，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
毕竟，之前有国王，是被贵族以“不能够善待外国人”、“和海边的外国人发生冲突”等理由推翻的。
指望着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特色种姓制度的人，觉醒民族主义，也确实是难。
至于说本地贵族对外来者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当初“邀请”荷兰人来对抗葡萄牙人的重要原因，就是荷兰人当初给的香料报价更高。
直到等着荷兰人真正站稳了脚跟之后，这些贵族才发现他妈的葡萄牙人、荷兰人都一个鸟样。
才感叹：“送走了生姜、迎来了辣椒”。
而且荷兰人还他妈的吃独食，抓走肉桂种姓，非要自己搓肉桂以节省成本。
贵族心说我就指着这点肉挂挣钱呢，当初说好了，你们自己定了个高价，到时候买我们的，我们才欢迎你们赶走葡萄牙人。
现在你们居然不问我们买，竟想自己吃独食，抓走我们的搓肉桂种姓去自己生产？
至于说僧伽罗人的底层……用荷兰人的话，这叫“我们应该多重用中、低种姓的人，他们对高种姓的不满，胜过对我们这些外来者”
而另一个很可能主导民族主义觉醒的僧侣阶层，大顺和他们之间就更没啥冲突了。
一来大顺是泛信信仰，也并不搞强制改宗，再说也没法改，本身也对佛教不那么反感。
二来大顺又不准备吞掉僧伽罗王国种茶叶，自然不会去动僧侣阶层的田产。只要不动他们的田产，僧侣们就非常乐于与大顺接触。
主要是大顺不可能傻呵呵地跑去锡兰种茶叶，本国两湖、安徽、福建的茶叶有的是，干嘛跑到这里来种茶叶？
历史上英国人偷了茶种，锡兰的高山地形又特别适合种植茶叶，这才选择了大量引入泰米尔人来种茶叶。
而要种茶叶，就得吃掉寺庙的田产，寺庙的僧侣阶层自然是会为了自己的田产和英国人不共戴天的。
既然不需要在锡兰种茶叶，那么高山地区的僧侣土地，对大顺而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而接盘荷兰的海边平原地区……这里面也得“感谢”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宗教政策，尤其是葡萄牙的宗教狂热强制改信政策，使得一堆高种姓贵族的土地占有者都跑去山里了。
大量的空闲土地，足够大顺的移民使用。
当初也正是因为这些大量的空闲土地，才有了“巴达维亚华人迁徙锡兰做债务奴隶”的荷兰设想，因为他们发现泰米尔人的劳动效率不如华人，而锡兰的大量土地又被空置。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锡兰的农业环境很特殊，华人是最契合的。
狮子国的名号，中国早有耳闻，两汉时候这里就有了文明国家，而且还是个标准的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
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得僧伽罗一些民众习惯，在中国这个也有治水传统且要在锡兰沿海地区搞小农经济的外来者统治下，诡异的非常……合拍。
在沿海地区的僧伽罗人，非常适应大顺官员的统治模式。
非常适应在农闲时候服劳役修水利。
非常喜欢均田小农经济为主。
非常适应按时缴亩税的特色。
非常适应兴修水利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的西洋人很难理解的逻辑。
以及大顺虽然不是佛教国家，但当地华人至少见佛也拜，反正多拜拜没坏处。至少不像葡萄牙人一样，砸佛寺。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不只是基督教这种一神教，更是破坏了锡兰原有的灌溉系统、水利工程。
其破坏程度，基本上等同于宋朝黄河南迁，导致两淮从《禹贡》中的上上田，混成了现在这种帝国之癌的程度。
荷兰人眼里的锡兰，就是肉桂和宝石。
大顺眼里的锡兰，如果以马六甲做山海关，则锡兰就是沈阳。
进可攻、退可守，没了沈阳，山海关也是早晚的，这一点对有前朝教训的大顺而言，还是看的非常通透的。
是以大顺就不可能只盯着锡兰的肉桂和宝石，毕竟肉桂和宝石虽然值钱，但大顺皇帝是天朝皇帝：问他更喜欢商业利润？还是更喜欢去印度收土地税？
肯定还是土地税让皇帝更喜欢，这是一种惯性。
一个和黄河、长江、淮河搏斗了几千年的民族，来到锡兰这种需要和季风引起的水患搏斗的国度，当真是如鱼得水。
此时没有国家比大顺更懂治水，更懂什么叫灌溉农业，什么叫水利工程、什么叫小农经济的水稻农业。
如果把锡兰做明末时候的沈阳，对天朝而言，这种边境前出基地最熟悉的操作是什么？
自然是屯垦。
修水利、复灌溉、分小农、积累粮食，几乎是一气呵成、毫无滞涩。
让大顺的科举官员去管如安汶、班达之类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已然融入世界市场”的地方，他们还真未必管的明白。
他们确实管不明白，因为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小农经济，经济完全围绕着“卖香料、买粮食”的纯粹商品交易进行。
但锡兰就大为不同。
就算是大顺的科举官员，来锡兰当官，也一样可以玩得转。
因为要干的，就是大顺地方官的日常：治水、发劳役修河、组织劳力、征税、修水利。
而当地的百姓，也和班达、安汶、爪哇等地的百姓不一样。
这里的百姓对治水、发劳役修水利之类的事，也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几千年的习惯。
说的难听点，就大顺官员的平均水平，既管不明白更先进一点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也管不明白更落后的村社不解体经济。
既头疼于类似于苏州府那样的织工齐行叫歇的未来，也头疼于土司贵族在本地拥有奴隶和绝对权力的过去。
但对管灌溉农业水利支撑的小农经济体系，有特别的心得。
官员对锡兰的百姓和旧制度，也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锡兰的最高种姓叫“高维加摩”，理论上这是最高种姓，包括王族之都是这个种姓的，而这个种姓的最大特权，是种地，而且占人口的六七成以上。
剩下的，打渔的卡拉瓦种姓，只能打渔，不能种地，世代不易；搓肉桂的萨拉加马种姓，只能搓肉桂，不能种地打渔，世代不易。
号称最高种姓的“高维加摩”，天下以农为上，是以为最高，高于工、商诸业。然而占人口的六七成，穷的租地主的地、富的田连阡陌、最高级的统治阶层理论上也算在这个种姓之内、最穷困的佃户也在这个种姓之内。
锡兰的佛教没有太多印度那边的奇葩故事，虽然也说什么佛祖涅槃重生之类的话，但这里的原始佛教僧人更喜欢辩论，辩论的时候却又基本上保持着“不语乱力怪神”的风格，且也非常喜欢玄之又玄的扯犊子。
虽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但毕竟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是一个以灌溉农业、小农经济、水利集权政府为经济基础的族群。
这些经济基础决定了，大顺对统治这里，非常适应。
就像是大顺内部向来觉得，军改和海军证明了对付这种沿海细长国家有奇效之后，将来郡县化越南北部和朝鲜，会水到渠成，至少统治起来比在西域习惯多了。
不管是西爪哇还是锡兰，大顺都是统治优先，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物。
大顺的选择也非常简单。
选择直接管辖的四军镇中心地带，才不会去搞什么因地制宜呢。
如锡兰这样的，原本是水稻农业小农经济为主的，那就好说。
如西爪哇这样，我不是很懂这种村社原始状态，那就直接把它变成我比较熟悉、非常了解的社会形态。
……如果现实让我不熟悉，那就赶紧修改现实，而不是我去适应现实。
只不过大顺本来就是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基本政府无干涉的放任主义政策——当然是被动的，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但凡有点强势政府的能力，也不至于国库收入和没有印度北美也不收税的英国差不多。
在国内确实引发了诸如土地兼、工商业不振、财富迅速集中之类的情况。
但在南洋，从商业利润的角度，却因为大顺自身的发达手工业，效果出奇的好。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胡扯自由放任主义引申出的自由贸易体系，听起来和扯淡差不多。
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大顺现在的这种对欧洲贸易状态，恰恰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斯密·亚当等一批英国最早的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最完美的中国贸易模式。
以后世整被打上“欧洲18世纪全面领先”这个思想钢印、打上“英国叩开中国国门就是为了自由贸易”这个思想钢印，来理解的18世纪对外贸易情况，是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
甚至完全不能理解18世纪，中国商品将欧洲逼成什么样了。
更不可能知道法国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没有刘钰给他们指点人参貂皮贸易这个点子，他们要绕路去南美走私以获取对华贸易的白银。
以至于有一条专门的法国——秘鲁——中国——好望角——法国的对华贸易白银走私航线。
大卫·休谟这样的哲学经济学大佬，在这个时代，这么评价过中国的手工业：
【前往中国的遥远路程，是一种天然的阻碍……】
【假使中国只近在我们身边，如法国或者西班牙，那么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
为什么大卫·休谟会拿中国说事呢，因为在亚当·斯密之前，也就大约是这几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大讨论。
这个讨论的中心，就是围绕着中英贸易的。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成功对欧贸易，更是直接加剧了英国的这场大讨论，使得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瞬间分出了胜负。
第六四二章 旗手
历史上，和休谟争论的图克，坚定地站自由贸易，并且认为：
【假如对华贸易能够畅通无阻，取缔东印度公司的专利专营，并且全面取消中国货物的关税……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贸易会强化英格兰的领导地位，并且让中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
争论的时间，也就大约是这几年。
而休谟给图克的回复，意思非常明确：扯淡，英国现在根本不配自由贸易。
休谟拿出了数字，详尽的数字，来证明中国货物的质优价廉，以及中国的人均存银量低于欧洲使得中国的人力成本更低，所以一旦放开自由贸易，结果就是【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
而这，还是休谟高估了中国的人均工资得出的结论——他推断的中国的工资，是月人均140便士，1.75两白银。
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家庭手工业，没这么高的工资。
相反，这恰恰是大约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的家庭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收入。
他忘记换算两边白银以粮食计价的实际购买力差异了。
图克是个牧师出身，只会喊口号，既无数字、也不考察，就是在1747年嗷嗷叫地喊口号，觉得取消东印度公司、取消关税，一定会强化英格兰贸易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总之，数据没看到一行，就得出了一句【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
休谟虽然数据有误，但最起码有数据。
休谟很痛苦地在给朋友奥斯华特的信中，提到了他和图克的争论，认为图克是个“对上帝慈爱深信不疑的善良的期待者”，但缺乏对数据的基本了解。
并认为，如果不是距离过远，就算不考虑双方手工业效率的差距，那也需要一直到中国的人均拥银量和英国一致，英国才有最基本的竞争力——即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和英国一致，月均人均工资4.5两白银。
但休谟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又绝望地表示就算把此时欧洲的白银都送去，也难达成这种工资平衡。
这里面关于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也是一个困扰了休谟一生的经济学上的疑惑。
按照此时的自由贸易论观点，认为理想条件下，自由竞争会带来一种均衡优势。
比如说，英国的纺织业被中国纺织业打败了，那么，英国的资本就会自然流向英国竞争力比较强的方向上。
比如冶铁？比如纺麻？比如造船。非得干纺织啊？资本会自己配置的。
不可能说中国啥都行吧？
不可能说中国纺织业强，那冶铁也强吧？总会有个不适合的、竞争力不强、我们英国恰好合适的产业。
针对这个想法，有人当时反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荷兰的贸易中间人的角色被他国取代，长时间经营贸易和航运的荷兰，是否能找到新行业来替代呢】
当然，在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的争论中，关键是“替代”。
而有趣的是，在此时大顺存在的这个现实下，关键是“他国”。
大顺取代了荷兰，做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被当时的几个经济学大佬思考着。
到亚当·斯密时候，依旧没有忘记思考这个问题。
而亚当·斯密是这么评价对华贸易的：
【假若不是路途遥远，和极高的税率，中国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将压倒我们的】
【假如贸易不受限制地发展，那么英格兰的棉织品和丝织品都难与东方的精品竞争】
于是，问题出现了。
亚当·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级人物，但问题是他又是个民族主义者。
他鼓吹的时候，英国的生产力水平是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所以他鼓吹自由贸易绝无问题。
但他真正了解到对华贸易的数据之后，了解到棉布税率茶叶税率之后，他又不得不承认，真要是自由贸易，英国工业要完。
在面对对华贸易的问题时，有人就问亚当·斯密，面对中国商品，你依旧坚持自由贸易吗？
既要坚持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又要承认中国商品在自由贸易下会对英国工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亚当·斯密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那些资金不足的民族，如中国，应该把资金放在发展工业上，这是当务之急。而如出口、转运、航运业务，则交由那些资本充足的外国代理。他们应该把资金放在正在被他国挑战的工业上】
【由英国资本，承担中国货物的出口、转运和航运上】
【中国资本应该集中追赶工业】
【英格兰应该成为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中间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到了死胡同了。
他的理论不能说错。
但就这个问题，却已经拙劣地无法解释中英贸易问题了，这就是标准的顾左右而言他。
人家问他的，是你高喊着自由贸易，那么中国商品对英国工业产生了冲击怎么办？
他回答的，则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断绝对华贸易，但我们也不买中国货，而是由我们来当这个中西方贸易的中间人，由我们来取代荷兰人的角色。
回答了质疑者的问题了吗？
回答了。
真的是符合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吗？
符合。
但符合当时英国的现实吗？
扯淡。
人家的问题，是说真正的自由贸易，而不是他这种拙劣变形的“我们当中间人，我们不买，卖给别人”的说法——还有个关键问题他也逃避了。
即，英国的工业品是只卖给英国人的吗？欧洲市场呢？
英国工业品是只卖英国本国的吗？
只靠英国自己的市场，靠羊毛收地租的贵族，就得先把亚当·斯密给扬了。
按他所说，英国的未来，就是欧洲市场让给中国工业，英国全面转型第三产业，转型航运、转口、服务业？
当然，后世证明这是对的。
但，显然，在这当时，在英国工业革命还未发生即将发生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被接受的。
理论要指导现实，而当时的现实，不是说需要一个让英国工业完犊子的理论的，而是要让世界相信这套名为经济学的新宗教，确保英国利益的。
因为亚当·斯密的回答，就是标准的我都要：
英国相对欧洲发达的工业，要坚持自由贸易。
中国发达的手工业，可以让过剩的英国资本流向服务业、航运业，但不进英国，而是卖给别的欧洲国家。
但这种我都要的回答，是无法解决“中国的棉布在欧洲市场也会对英国工业造成冲击”的问题的。
他回避了。
而刘钰对大顺贸易政策的制定，恰恰是“完美地实现了亚当·斯密的构想”。
区别就是没用英国资本发展航运业，而是用中国资本发展的航运业。
并且他坚信中国不缺资本，而且此时工业也不是说很发达，也不是说很落后，而是根本用不着【缺乏资本的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投入到那些被他国超越的工业上】
珍妮机大顺用不了，那是棉麻毛混纺的用的，大顺的棉布用珍妮机的线，织不出来。大顺要的走锭精纺机，距离问世还早呢。
再说了，缺乏资本，可以靠卖货积累嘛。吭哧吭哧把工业发展起来了，你们不来运货，反手加个关税，那不是直接内爆小农经济了？
历史上，1775年到1795年，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按照账本明账，一共从中国进口了5660万两的货物。
这只是进口报关价，不是卖价，而且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外，还有丹麦、瑞典、法国、葡萄牙、荷兰呢？
大顺手工业者、茶商，吃掉进口的报关价白银。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吃掉转运的利润。
二十年几亿两白银，就这个时代的工业，啥建不起来呢？
18世纪末英国最大的棉纺织厂，阔里班克纺纱厂（QuarryBank），初始投资3000英镑，9000两白银，很多吗？
就算翻10倍，9万两白银，一次去南美走私赚的够投仨。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没错的。
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论断：
英国的命运，是发展服务业；假若不是路途遥远，和极高的税率，中国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将压倒我们的。
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提出的自由贸易本质上是为了英国服务的理论，使得他在面临中国贸易问题的时候，无法回答。
忠于理论，则现实需求会否定他的理论。
忠于现实，他的理论无法解决英国怎么面对中国商品冲击的问题。
所以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和稀泥。
而将亚当·斯密的设想，以及休谟困扰了一生的荷兰转型能干什么的问题践行的，恰恰正是整天高喊自由贸易、甚至把大顺去欧洲的第一艘商船都取名为自由贸易号的刘钰。
他背后的三万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给他打下了基础。
他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旗手。
这使得这场围绕着英国该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诸多问题有了答案。
当荷兰的东西方航运业被“他国”取代后，荷兰怎么办？
显然，大顺正在做这个实验，可以发展服务业、走私以及相关业务嘛。
可以开旅店、妓院、餐馆；可以搞金融、投资、拍卖；可以做国际走私集团的窝点。
亚当·斯密高估了英国工业的先进程度，至少在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商品毫无优势。
亚当·斯密低估了中国的资本积累速度，至少在他那个时代，能干的纺织厂之类，投资真没几个钱。
亚当·斯密的理论，基本是正确的。
只是错误的数据、低估和高估的现实，推出了错误的结论。
而这个错误的结论，又被大顺替换掉他设想的英国资本后，践行起来。
所以，刘钰才号称自己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最大拥趸。而且刘钰想看看，当大顺真的碎掉英国航海条例后，英国又该怎么评价自由贸易理论？
第六四三章 欧洲贸易区（上）
现在刘钰举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而且本身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流行的前提又是“远洋是天然关税”背景下的中国航运贸易被外国把持和关税打压。
如今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船完美地完成了第一次远航贸易，也就为英国此时正在进行的关于“重商还是自由”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原本声势浩大的自由贸易支持者，瞬间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伴随着大顺棉布在英国的走私，极大地损害了英国贵族的利益——茶叶就还好，不损害贵族的利益，但棉布会导致羊毛呢绒绑定的地租下降，严重损害贵族的利益。
英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贵族依旧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只是因为之前他们的地租和工商业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一旦这种共生关系破裂，人们就会发现原来英国依旧是个贵族地主主导的国家。
历史上，这个画皮被揭开，是《谷物法》的确定。
而现在，这个画皮被揭开，则是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的大量货物瞬间充满了战后消费狂潮的欧洲市场。
曾和休谟论战，并且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图克，被人在公开场合讽刺。
“当然，您是一位虔诚的、对上帝慈爱深信不疑的善良的期待者。你当然会因为您的虔诚，为追求永恒的真理而选择殉道。”
“但您是否有资格，让曼彻斯特的棉布工人、伦敦的毛呢工人、农场的农业雇工，为您所追求的、深信的永恒的真理而殉道呢？”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自由贸易将会毁灭英格兰的一切。而中国人甚至是不信上帝的、公开反基督的。您作为一名虔诚的牧师，却选择支持这些异教徒毁灭英格兰的学说？”
图克被逼到彻底退出政论圈，隐居不出。
而这场在英国爆发的关于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争论，也以一种非常可笑的方式收场了。
重商主义的支持者，没有选择与自由贸易的支撑着进行理性辩论。
相反，他们认可、甚至公开支持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从理性和逻辑上讲，这是正确的、无可置疑的正确。”
“但是，从现实上讲，这将毁灭英格兰的一切。从工业到乡间，都会陷入一场萧条。”
重商主义者没有选择辩经，而是抬出了现实的大旗。
是要永恒真理？
还是要英格兰？
也几乎是从这一刻开始，在英国。
“我支持重商主义”，成为一句分量等同于“我周五不吃鱼”的话。
……吃鱼不吃鱼，在伊丽莎白时代，类比于大顺开国的时代，其重量基本等同于剃发不剃发。
不只是英国人，大部分沿海的欧洲人都不会忘记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海面的那一年，对欧洲经济带来的震动。
也就是一年半之前。
那一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已经到了尾声，亚琛的和谈已经开始。
那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商队，因为“鸦片案”，被大顺暂时查封了商馆。
那一年，是中荷开战导致东南亚香料在欧洲供小于求、价格暴涨、囤货居奇的最后一年。
虽然这不是中国商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早在大顺征准噶尔之后，中国的商船就已经去过瑞典，以“儒家仁义的人道主义原则”，送在大北方战争中被俘后辗转到了准噶尔的瑞典战俘回家。
但这是第一次纯粹的中国的贸易公司组成的船队前往欧洲贸易，那时候与荷兰的谈判虽然成功了，但荷兰的股本资金还没没有注入，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也没有加入编队。
更重要的，是大顺在东南亚彻底击败了荷兰，在欧洲连续两次参与宫廷政变，由背景板成为真实活物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欧洲。
当时荷兰的一个名叫亚当斯的英国人，这样回忆：
“庞大的船队在鸣礼炮之后，却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那就是中国人船队中最大的两艘商船，无法在阿姆斯特丹泊靠。”
“荷兰人已经五十年没有造新的战列舰了，他们的港口也已经很久没有停靠载重量如此大的货船了，港口已经淤积到了这种程度。”
“虽然之前中国的外交公爵宣布他们的新公司会出资修筑荷兰的港口，但是清理需要一个过程，显然这时候距离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的商船非常遵守法律，他们静静地等待着海关人员的核算，并且用非常容易计算的西班牙银币或者荷兰的佛洛林支付了海关关税。”
“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国并没有银币，他们的官方单位是单位计算的纯白银，他们称之为‘两’，大约是三分之一英镑价值的白银。但显而易见，他们并不缺乏任何种类的欧洲银币，不管是英国、荷兰、西班牙或者是任何国家的铸币。”
“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曾满怀期待地认为，他们将会从兑换业务中大赚一笔——参与印度贸易的人都知道，在印度，莫卧儿的总督们，授予我们欧洲人贸易权力的一项条件，就是我们带去的各种银币，需要经过他们的铸币厂重新熔铸之后才能使用，而阿尔乔特的王公铸币厂，常常会收取总价值7%左右的铸币税——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认为，或许可以从中国人的手里赚取与印度人收的差不多的铸币利润。”
“然而他们失望了，中国人并不是携带他们官方的、以单位计算的纯银锭来的。而是携带了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铸币——我们并不缺乏你们的银币，事实上在我们的广州、松江等地，西班牙银币也是一种流通的货币，大额贸易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含银量称重，而不是清点数目，那会浪费太多时间。一位负责交易的中国人这样说，显然，他们深知欧洲商人喜欢将银币的边角磨蹭掉银粉的习惯。”
“在缴纳了关税、核算了货物价值之后，中国人将他们的货物搬运到了VOC的仓库。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叫VOC的公司了，中国人抹掉了VOC原来仓库的雕刻，该用了他们的名称，以证明这是他们的资产。”
“根据之前的谈判——当然，我知道的，都是公开的内容，至于秘密谈判的内容我是无从知晓的——这一批中国货物，将会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要照顾荷兰七省的利益，按照VOC之前的一些旧规矩，按照七省各自的份额，让七省以固定的价格分到一部分。”
“另一部分，则是采取拍卖制，但不会在七省分别举行拍卖会，而是只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拍卖会。”
“与其说，这是中国与荷兰的谈判结果，不如说这个联省议会之间达成的一种都能接受的结果。”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如果采取拍卖制，那么荷兰省将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其余六省并不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只有荷兰省可以得到利益。如果中国方面，或者说，荷兰省方面不接受之前旧规矩下的七省份额制，那么他们将坚决反对与中国贸易公司的合作。”
“中国方面采取了折中的方式，承诺会拿出百分之二十五的货物，作为份额。而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会进行拍卖。”
“在协定签署之初，各省都不是很满意这个数字。但是当中国货船真正出现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其余诸省惊恐地发现，他们低估了贸易总量，低估了中国人的贸易额。”
“他们并没有为中国人承诺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总货物额，准备充足的资金。”
“但所有人知道，这一次的贸易将会获得巨额的利润。因为中国人以反对鸦片为理由，无礼地扣押了英国和葡萄牙的货船、查封了商馆。”
“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就这样在荷兰上演了。”
“几年前，中国人对荷兰宣战，夺取东南亚，导致了VOC破产，债券无法兑付，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陷入了寒冬。被称作荷兰的第二次灾难年。”
“几年后，中国的货船抵达了阿姆斯特丹，直接让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复活，欣欣向荣，甚至在极端地时间内，提高了贷款的利率。”
“各省的商会都在寻找银行家，借贷足够的资本，准备吃掉分给他们省的份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鸦片案和几年后再度堆积的香料会带来多少利润。”
“中国人只接受白银、黄金、和铜抵偿价。他们认为，荷兰并没有值得他们往回运送的货物。”
“于是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寒冬过去了。”
“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亲切地称呼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旗帜为‘寒冬里的侧金盏花’。”
“因为他们公司的旗帜上，除了我们不认得的汉语外，还有两个我们认识的字母——A·H。”
“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更愿意相信，A是春季之神阿多尼斯、金盏花的缩写；而H，是永冬hiems的缩写。”
“甚至有人怀疑，A·H，是中国人的高度自傲，自认为自己就是阿芙洛狄忒的最爱，那个即便经历过死亡和堕落，依旧会在春天复活、永恒不灭的阿多尼斯。就如同他们的王朝，一次次寒冬的毁灭，又一次次春阳里重生。
“但事后我问过他们的A·H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人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新学里借用拉丁文的注音系统，并不是什么寒冬里的金盏花；也不是说意味着中国人来了，阿姆斯特丹的春天就来了；亦或者是他们对自己文明总会熬过寒冬春日复生的自比。再说他们表示谁认得这什么阿多尼斯是谁呢？”
“其实，那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字的拉丁文注音缩写——爱华。”
“我试着发了发‘华’的音，至少，有件事值得高兴，他们应该不会太喜欢法语。”
第六四四章 欧洲贸易区（中）
这个叫亚当斯的英国商人所看到的，只是浅浅的表面。
实质上，内里大顺和阿姆斯特丹金融家银行家的合作非常愉快。
合作愉快的原因，和大顺下南洋导致阿姆斯特丹金融寒冬的理由一样。
因为对华贸易只能用白银，注定了需要银行业进行周转，才能拿到足够的资金开启贸易。
也正是因为这种周转，使得VOC破产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货到了，虽然盈利，但不是货到的当天就能拿到钱的。
现在这种情况，只是过去那种情况的翻版，只不过大顺这边作为批发商，而那些走私组织、七省商会，需要大量的现金来购买大顺的货物，再卖出去赚取利润。
这当然就盘活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业。
很多走私组织，或者七省商会，他们是有销售渠道的。这些销售渠道，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信用，从银行家那里借到足够的钱。
银行家也明白，这些有渠道的人，会赚钱、会盈利，不会带着小姨子跑路。
至少今年不会。
今年的商业前景是肉眼可见的，英国和葡萄牙人被大顺以鸦片案为理由进行打压，今年欧洲的货物缺口非常大。
而且利润会非常高。
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被大顺毁灭打击之后，又被大顺施展了复活术。至于更现实的大顺朝廷要修淮河而问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借钱这种事，反倒是小事了。
茶叶、瓷器、丝绸，就是信誉。
虽然实际上大顺与荷兰的合作，并不全部是大顺想要的，尤其是那个奇葩的七省额度分配政策。
显然这不符合自由贸易信念。
但荷兰自有其国情在此，想要合作，就得这么做。
大顺也是瞅了一圈，就荷兰这边的合作简单点。至少，不需要与荷兰的羊毛贵族地主、工业资本斗智斗勇，因为他们在荷兰已经不怎么存在了。
荷兰各省要份额，至少都想吃肉，无非是你多吃一口、我少吃一口的事，是非对抗性矛盾。
而要是和羊毛贵族、呢绒地主、工业资本斗智斗勇，那就麻烦了。那是我要吃肉、你就得吃屎的对抗性矛盾。
当然给七省配额的价格，肯定比拍卖的价格略低，只当是给七省的实权摄政派买路钱了。喂饱了他们，他们就会愈发支持与大顺的合作。
七省的份额分完之后，各地的拍卖会是在那年的12月份举行的。胃口最大的几家走私贩子集团，几乎吃掉了大顺这边百分之七十的拍卖茶。
如J.J.VOUT&SONS这样的走私组织，当然是非常敏锐地抓到了商机。他们的主要走私方向，就是英国和北美。
实际上他们不止卖茶，还卖配套的茶具、瓷器、加勒比糖。
英国的茶税高、糖税也高，但北美实际上早已经习惯了喝茶，这不能不说是这群走私贩子的巨大功劳。
那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深陷鸦片案，这对走私集团来说，可不是“今年他们被查封，要发财”、“明年他们解封了，我们就卖不了那么多”这么个逻辑。
而是完全可以趁着英国东印度公司深陷鸦片案，不但维系原本的走私茶市场，更是准备一步到位，抢占一些合法茶的空间。
历史上其实荷兰的走私组织，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评价挺低的，并且用过“无能”这个词来形容。
因为有段时间，泽兰省的走私团伙，能让东印度公司买他们的走私茶，再让东印度公司合作运回英国摇身一变成合法茶。
大顺这边则对茶市场并不是太关注，这是明星产品，也是地理垄断商品，而且已经有了非常广阔的市场。
与茶类似的出口几大件，基本都是如此。
茶、丝、大黄、绸、瓷、锌、白藤、金刚藤、硼砂、漆器，这些东西，都是如此。
要么是垄断。
要么看似没垄断、实际上还是垄断。
比如丝。
法国人重商主义最严重，是以法国不少人也希望断绝对华贸易，说就算段断绝对华贸易，我们的女人一样也有绸缎可以穿。
法国那些养蚕的也说，没错，我们可以。
但尝试过一次后，法国的丝织工匠不得不告诉法国那些养蚕的：不，你们不行。
因为法国人发现，原本他们的丝绸业确实能织黑色绸或者低端纱绢，但别的根本不行。
尤其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白色，和伴随着商业社会迅速成为美的土豪金色，用他们自己的丝弄出来的白绸，就像是有人在上面涂抹了一层不可名状的淡黄色污渍一般。
丝绸本来就是奢侈品。
奢侈品这个东西很特殊，都买得起丝绸了，还差加点钱买点质量更好的中国生丝的织品吗？
贵族要的就是个面子。他老婆穿这靓丽的洁白纱，自己老婆穿的黑不溜秋的本土纱，那也丢不起这个人啊，也不是买不起。
法国重商主义学者给法国出的主意，是不买中国丝，这样既盘活了本国的生丝业，也能防止白银外流。
但理论上是这么回事。
实践操作下来，则是不但没盘活本国生丝业，反倒是本国的高端丝绸织造业也差点完犊子。
这些明星产品，大顺这边是信心满满，觉得肯定行。连有低端替代品的丝都是如此有恃无恐，况于其他的？
大顺这边主要在意的，还是棉布贸易。这东西确实有竞争，而且还是你死我活的那种竞争。
因而希望走私贩子集团们，能够帮着大顺打开棉布的销售市场。
荷兰国的市场倒是好说，荷兰本地也没啥工业能力了。
被行会和工业资本视为救星的执政官被赶走了，现在商人资本集团和摄政才是掌权的，反正都是买，自然是买大顺的棉布。
但荷兰的市场终究还是小了点。
法国那边，出于外交上的战略利益，大顺也暂时不准备往法国走私棉布，不能见小利而忘义。
肯定就只能可着英国这边猛薅了。
荷兰的走私集团在看过货之后，则是一口答应下来，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将走私棉布这种事做大做强。
但是走私贩子也希望大顺这边能够主动适应欧洲走私市场的特殊情况，并给大顺这边出了个主意。
走私贩子举了个例子，就说中国的货币，主币是白银，辅币是铜钱，那铜钱能不能造假呢？
大顺这边说肯定能，但抓到要杀头。
荷兰走私贩子就问，那如果多加铜，造的和真的一样呢？
大顺这边就说，造的和真的一样，也根本不赚钱啊。造假的目的就是多加便宜的锡、铅，造的和真的一样的话，赚什么呢？
荷兰走私贩子却说，这假的铜钱，你们造不出来真的。那假的英国允许的款式棉布，你们也造不出来吗？或者说，你们造出来的难道不是质量一样，但成本比他们允许的那种款式的棉布更便宜吗？
把假钱，造的比真钱还真，含铜量一样，那怎么能查出来是假还是真呢？
荷兰走私贩子认为，大顺的棉布当然好卖，也可以在欧洲市场打开销路。但主要是中欧市场，尤其是神罗市场，这是荷兰商人的传统势力范围，没有问题的。
但英国那边走私，就有点麻烦，容易引起警觉。
大顺的棉布质量太好，一看就是东方棉布。而英国现在也产混纺棉布，但是质量很差，一看就是英国货。
荷兰走私贩子表示，他们可以提供全套的技术支持，大顺完全可以投资一个专门的“造假”工厂，专门生产曼彻斯特那边的英国次等棉布。
只要保证价格比曼彻斯特那边的更低，他们就可以用假的把真的打败。英国人到时候别无选择，要么选择接受棉布、要么选择放弃棉布只能穿羊毛。
但棉布取代羊毛，在荷兰走私贩子看来，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一旦英国选择连新出台的曼彻斯特棉布法案也废弃，那么英国的纺织业就会彻底完蛋，到时候也根本挡不住大顺棉布的倾销。
荷兰走私贩子说，当然这些好棉布还是可以卖的。但从长久来看，这种以假乱真的假货，先把英国刚起步的棉纺织业搞垮，将来利润才大。
既然说大顺这边又不缺钱，大顺的工匠又是欧洲闻名的【中国的工匠能以惊人的才能模仿欧洲人向他们展示的工艺品，他们能够熟练地仿制出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图样】，那么造假完全不成问题。
这种造假，就不好查。
而松江府的棉布，就像是一个中国人混入英国当间谍一样显眼，太容易被抓获了。
这玩意儿和茶还不一样，茶体积更小，更容易藏。而且内陆的走私网络，他们也有，可以保证全程无阻。
能从伦敦，一直卖到费城。
但布匹太显眼，一辆马车能装数百斤茶叶，但装不了多少棉布。海上走进去容易，陆上的关卡不好过。
如果大顺能够仿造出英国的劣质棉布，那么他们就能保证将这些棉布运的满英国都是。
而且，还不会让大顺损失多少钱。
因为松江府的好棉布，依旧比曼彻斯特的劣质棉布便宜。而大顺造出来的假曼彻斯特劣质棉布，会和好棉布卖差不多的钱。
在中欧市场，完全不用担心假棉布损害了好棉布的销路，如果价格一样，傻子才买劣质棉布。
但在英国，因为棉布禁止令的因素，好棉布容易被查，劣质棉布更容易运输。
走私贩子认为，棉布和钱不一样，棉布要是造的和曼彻斯特的一样，那么真假是无法分辨的。
而且他们自豪地表示，他们有各种印花戳、税戳。
法国人在海关搞“锡铅锁”，箱子都要特殊印记的铅封封住以避免走私品，海关封箱时候用锡铅合金做成特殊的记号。
但法国人这个月的新防伪锡铅锁刚出来，他们这边就有对应型号了。
英国那边更不用提，棉布的票据、印花，他们都能搞到。
但关键是松江布一看就是外来的，而且陆上确实不好运。
茶叶不只是体积小，而是英国有正规茶，只要手续全，你说这是走私茶还是合法茶？长得都一样。
但英国没有合法的、大规模销售的纯棉布。
是以大顺这边最好转变一下思路。造劣质假货，不要靠物美价廉，这是行不通的。
第六四五章 欧洲贸易区（下）
只要肯钻研，方法总比困难多。
只是荷兰走私贩子的这番话，是真触及到大顺海商的思维盲区了。
不是说大顺的商人就温良恭俭让，买卖真公平。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里，充斥着前走私贩子，海贼，理论上该被绞死或者二十斤号枷的罪犯。
超三分之一的大股东的第一桶金，都不干净。非常的不干净。
杀人、放火、走私违禁品、行贿、抢劫、首里城武装赐贡、跪舔幕府叫陛下、给长崎奉行写上贡赋表之类的事他们都干过。
只不过大顺的特殊国情，阻碍了大顺走私人才的思路。
大顺走私贩子的思路是大顺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阻碍他们走私的唯一原因，只是各国的防止白银外流政策。
货物精美且价廉，之前阻碍他们走私到日本的，只是日本的锁国政策。
我的货好，我的货价格更低，所以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把货卖进去。
是这样的思路。
但荷兰走私贩子的思路，就和大顺这边不一样。
荷兰走私贩子走私思路，可不是天然的物美价廉的优质品去打败劣质品。
而是“以真乱真”。
就比如说中国的茶叶。
都是武夷茶，现在摆在你面前，冲泡之后让你喝，你说哪个是合法的？哪个是非法的？
甚至很可能，这两包茶，都是同一棵树上长的。
只不过，从法律上讲，一包就是合法的、一包就是走私的。
荷兰走私贩子的生活环境，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和大顺的走私贩子思路一样。
而大顺走私贩子的生活环境，也注定了他们与荷兰走私贩子的思路不一样。
荷兰走私贩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的问题，是处在一种重商主义的恶性竞争中，物美价廉并不是商品能卖出的第一优先属性。如果自由贸易理论是真理，那么都不用中国，二十年前印度棉布就已经摧毁英国的纺织业了。
当然他们也表示，自己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自己内心信仰自由贸易的哲理，但旗帜鲜明地支持重商主义。没有重商主义，哪有走私贩子的美好岁月呢？
于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对走私有一套“在欧洲适用、且只适用于中国走私”的特色路线。
欧洲又是无法复制的。
这种“以真乱真”的走私方式，有两个前提。
首先一点，就得能够仿制出、或者从各种渠道拿到和真品一模一样的货。
比如中国的茶、丝、瓷，被强制分成了合法和非法。
那么就能用以真乱真的方式。
其次一点，就是假货一定要比真品便宜。
茶就不用说了，逃开英国的关税，当然比合法品便宜；而棉布这个，又是只能中国做、他国做不了的。
中国可以做劣质的曼彻斯特棉布，做的和“真”的一模一样，而且还便宜。
荷兰就不行了。
不说做不出来，就算做出来也绝对不可能比英国真品便宜。
那就没意义了。
总之，用黄铁矿冒充黄铜，固然会被识破；但用金子冒充黄铜，也一样会被识破。
所以荷兰走私贩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大顺不要老觉得，自己是用金子去挤压黄铜，必然能所向披靡，经济规律现在打不过各国政府的行政命令。所以你们应该把金子去别处换成黄铜，我再卖黄铜进去，而因为重商主义关税保护，在英国黄铜能卖上金子的价。
荷兰走私贩子头目还表示，这个生意是为大顺量身定做的。
羊毛，大顺不缺；蒙古那边怎么会缺羊毛呢？
麻，大顺更不可能缺了，披麻戴孝的礼仪在这摆着呢。
棉纺织技术，大顺也不缺。
能造劣的，不代表能造好的。
而能造好的，必然能造劣的。
大顺想要在英国打开走私市场，要做的，不是技术升级，价格更低品质更高；而是应该技术降级，从优质布降级到劣质布。
大顺的走私贩子们也不是傻，只是受制于特殊的国情，思路不适应欧洲市场的特殊情况。
只是他们觉得哪怕是走私呢，也得是技术升级更好一些才是，哪能想得到要走私居然要先技术降级？
被荷兰走私贩子这么一点，顿时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凡是英国能种的染料，大顺都能种；凡是英国能染的花色，大顺肯定也没问题。
现在，英国女工一天的工资，大约是6便士，一个月180便士，折合一个月二两半银子。在这大顺，是士兵卖命的月饷价。
价格也有的赚。
荷兰走私贩子手里自然有英国曼彻斯特棉布的价格。
蓝棉布每码14便士，条纹棉布每码15便士，低等印花棉布每码28便士，高级染花的则是50便士。
而大顺这边，质量和蓝棉布差不多的东西，这些贩子们的进价大约是17文一尺，成本价更低，就往高了算方便计算，算20文。
一码大约是三尺。
一两银子就算是一千个钱。
80便士是一两银子，一千钱，折合下来一便士是12文钱。
大顺这边的蓝棉布水平的棉布，价格是一码60文钱，5便士。
英国这边是一码14便士。
算来算去，其实和粮价差别也差不多，三倍粮价、三倍布价。
搞劣质替代和手工工场生产的话，加上运费，150%的利润还是很稳的。
虽不及茶叶的450%，但对大顺的股东来说，只要利润率超过50%就是可以接受的。
一年半到两年的周期，折合每年年息在25%完全可以接受。
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其实现在大顺这边也就赚个“价格革命”的差价。
真要是如休谟、亚当斯密等人设想的那样，各国的人均存银量经过充分贸易而大致平衡的话，大顺还就真不太好冲击欧洲市场，至少说没有“可以让欧洲纺织业彻底崩溃”的信心。
当然，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激增是另一回事了。
只是说在现在技术不进步的现实下，价格革命的存在，使得大顺依旧完全可以在此时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上让欧洲纺织业彻底崩溃。
但前提，是能卖进去。
自由贸易显然不现实，那是童话世界。
现实世界既不存在，也就只有两种手段了。
走私。
或者摧毁其国家暴力机器。
刘钰是暴力开门自由贸易派。
荷兰走私贩子是微操技术流。
两者的手段虽不一样，但目的却是一致的，都在试图解决怎么“卖进去”的问题。
荷兰走私贩子有一点是看的非常清楚的：棉布取代呢绒，是历史大势。
如同金银取代贝壳、青铜取代石头。
把握住这一点的荷兰走私贩子，对这件事也是非常上心的，他们也希望能为自己的走私业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商言商，从纯粹的商业利润角度，荷兰走私贩子非常看重棉布走私这套新业务。
因为那个历史大势，是荷兰贩子在比较了印度棉布、松江棉布、金陵布和曼彻斯特混纺棉之后，得出了结论。
此时英国上等的仿驼呢绒，一码才10便士。
而曼彻斯特混纺棉，算是荷兰走私贩子见过的棉布里面最差的，但却依旧最便宜还要15便士。
更离谱的，是英国对本国棉布是有“奢侈品税”的，每码还要加增3便士的奢侈品税。
同时，对中国和印度棉布，实行严格的管控。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曼彻斯特的棉布依旧畅销，而高档的仿驼呢绒一码要低将近8便士，依旧销量年年下滑。
呢绒适合做军装、大衣，确实笔挺。
但穿在身上是真的不舒服，而且染色也是个大问题。再说外套能用呢绒的，裤衩和贴身的也能用毛的？
棉布可以染各种花纹。
呢绒要么是纯色、要么是格子纹，哪怕后世，也很少见色彩特别鲜艳的呢绒染色。
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早期的中国印度棉布进口，为英国人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一去不返。
即便如此严苛的禁令、严酷的惩罚措施、甚至对本国混纺棉纺织品加增奢侈品税，依旧无法阻挡棉布的流行。
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知羞是人之始，同时也是稍微有点钱之后的开支大头。
英国的棉布开始抬头，也从侧面说明，英国人民手里已经有点钱了。虽然不多，但也可以放弃更便宜的呢绒、而追求略微贵一些的棉布了。
喝得起茶的，一定买得起棉布——这是荷兰走私贩子对市场的信心，也是他们对市场规律的摸索。
政府可以某种程度上对抗经济规律，至少暂时可以。
而走私贩子，却是必须要掌握经济规律的人，他们是此时对经济规律理解最深刻的人群之一。
除了对广阔的市场前景的预期外，还有一点，就是荷兰走私贩子的未雨绸缪。
英国茶税，是有可能被取消的。这一点，从很多年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争论。荷兰走私贩子很关注英国的政治动态。
一旦茶税取消，对走私贩子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但棉布和茶叶不一样。
茶税可以取消，因为英国没有种茶的，没有几十万依靠茶叶工业生活的人。甚至和白银外流都无关，因为走私贩子一直在忙，造成了既定事实。只和政府税收有关。
但棉布税，是不可能取消的，因为背后不只是曼彻斯特刚起步的棉纺织业，还有英国圈地经济基础的羊毛纺织业。
今天敢取消，明天就出克伦威尔。
一个优秀的走私贩子，必须要懂得对经济规律的预判，懂得关税与他国阶级生存状况的关系。
所以荷兰最优秀的走私贩子，已经开始为“取消茶税”之后该怎么办，提前做了部署和准备。
只有必须高关税保护的行业，才是走私业务的重要利润增长点。
无关税、无走私。
这一次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抵达欧洲、同时伴随着鸦片案事件，让荷兰的走私贩子们非常担心，茶税的取消，近在咫尺。所以对棉布走私特别上心，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第六四六章 梦魇
荷兰走私贩子担心不无道理。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直航、配上鸦片案事件，按理说确实会导致英国这边对茶税问题的思考。
但，道理，和现实的差距往往非常巨大。
与荷兰走私贩子所猜想的不同。
这一次西洋贸易公司直航、以及鸦片案事件，的确给英国带来的冲击。
但冲击的方向，更多的是落在宏观的情绪、政治、精神层面。
而更现实的关税问题，英国暂时并没有立刻去解决。
英国政府在忙别的。
伴随着《亚琛和约》的签订，持续多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宣告结束了。
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命因为抗议荷兰背叛同盟而回到伦敦的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创作了《焰火音乐》组曲，并在格林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式。
庆祝期间，巨大的台柱倒塌，为这场本就让民众不满的“庆祝”，提前埋上了一层晦暗。
焰火表演只在伦敦小规模地举行。
以威尔士亲王为首的“爱国者”们的势力，也开始煽风点火。
整个英国都在询问，国王到底是神罗的选帝侯，还是英格兰的君主？
人们都在询问庆祝的原因。
询问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为英国带来了什么？
为什么值得庆祝？
普鲁士获得了西里西亚。
哈布斯堡家族保住了皇冠。
西班牙得到了帕尔马。
法国完成了荷兰的中立。
俄国拿到了补助金。
大顺拿到了东南亚并且与荷兰开启了合作。
甚至于波兰都拿到了十几万英镑的出租士兵的钱。
英国得到了什么？就值得庆祝啊？
保住了汉诺威？
可汉诺威和英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尚且泾渭分明，远在欧洲大陆神罗内部的汉诺威，成为了刺入英国百姓和国王之间的一根无法去除的尖刺。
打仗是需要花钱的。
援助奥地利、给俄国补助金，也是需要花钱的。
可这些钱，花的却不是国王的内帑。
国王的长子、第一顺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的身边，早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反对现国王的政客。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这种形式收场，国王现在要面对的当务之急，不是中国贸易问题，而是和自己儿子的争端。
世子党其势已成。
战争、军费、付给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援助、战前让东印度公司承担的紧急国债……现在战争结束了，大顺的货船也开到了英吉利海峡。
可是刚刚结束了战争的英国能怎么办呢？
难道未雨绸缪地选择开战，趁着大顺在欧洲立足未稳，将其推回去？
可打仗是需要花钱的。
唯一能够购买紧急国债的东印度公司是反对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将会被中国掐死。
而最喜欢买英国国债的荷兰金融资本，又刚刚经历过阿姆斯特丹股灾，然后又将大量的资本借给了比英国多出2%利息的大顺治淮水利债。
多出的2%的利息，足够让荷兰人忘记什么英荷传统友谊。
剩余的资本，则要么涌向七省的中国货物拍卖会、要么涌向了走私集团、要么涌向了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荷兰预留股份。
大顺靠着国内百姓的极端贫困、被欧洲嘲笑的人均收入、极高的投资回报率，吸走了金融市场的大部分余钱。
这个时代，不是印钞机时代，而是贵金属时代。
金融市场的钱，就那么多。
大顺拿走一分，英国就缺少一分。
如果无法筹措到国债，那么就只能依靠加税了。
然而现在这种情势，焰火晚会被英国百姓和各路政论家讽刺到刚开始就结束的情势下，怎么加税？
不能加税，那么作为政府重要财源的茶税，怎么能取消？
英国不乏政治家，不乏经济学家。
甚至，茶税问题，也根本不需要多专业的经济学家都明白：关税不一定带来走私，但他妈的最高离谱到220%的关税肯定会有走私。
高茶税，损害的是英国百姓的利益，肥的却是外面的走私贩子。
然而。
道理是道理。
现实是现实。
现实就是，谁当首相、谁当财政大臣，都不可能在这时候取消茶税，取消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
明眼人都知道，这场刚结束的战争什么都没有解决。
这不是和平，只是一场不知道期限的休战。
英国和西班牙的贸易问题、和法国的殖民地问题、神罗内部的奥普问题……这三大火药桶，一件都没解决。
尤其是英法之间的殖民地冲突，因为大顺在里面和稀泥，使得英国这边毫无战果。
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几大矛盾，什么都没解决。
扩军、备战、在休战期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削减税收的。
国王，在忙着对付自己羽翼丰满的儿子。儿子成天喷他爹是“昏君”，这回战争以这种形式结束，这个昏君的名头可算是摘不掉了。
老国王已经六十多了，毕竟历史上他儿子打网球打出了肺栓塞死了这种奇葩情况属于“特别偶然的意外”，老国王觉得自己肯定熬不过儿子。
双方的对抗迅速升级。
内阁，一半人在忙着和世子党身边的那些“爱国者”们对抗。
另一半清醒的，则明白休战期要做的最要紧的事，就是在下一场战争开始前，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
外交局势也非常不利，大顺拉了荷兰进武装中立同盟，反手在丹麦扬言要对丹麦加关税这明摆着在拉拢俄国和瑞典垄断波罗的海贸易权。法国不提，西班牙还打着呢。这要是外交打不开局面，下回可就要出大事了。
从国王到内阁，或是出于不在意、或是出于没办法、或是忙于真正的大局，总之，对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直航和鸦片案事件，并没有投入明面上的过多关注。
但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对英国的冲击，却实实在在的在民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里面的背景很复杂。
既有大顺当背景板时代，英国因为之前“手工业自信”而产生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之争。
有关于议会制、国王权力、传统与现代、帝制与虚君的争端。
还有就是“宗教”还是“理性”、“以德治国”还是“以教治国”的争端。
而这三个派别，无疑都会拿大顺当稻草人。
和伏尔泰所描绘的英国与中国一样，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
关键是大顺太适合当这个稻草人了。
离得太远，货物却近，刘钰之前来欧洲就在那喊自由贸易，完后大顺又是帝制模板——当然是奇葩的模板，道德哲人王、绝对君主制、官僚内阁制这三个根本不搭边的东西，却可以随需要而在各路人马的嘴里自由变换。
真相到底如何，没人在意，重要的是借着中国说自己想说的。
好的是他。
坏的也是他。
关于“宗教”还是“理性”的争端，其高峰点，就是《格列夫游记》里指代“他们嘴里的中国”的慧骃国。
后世看来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慧骃国和中国的关系。
那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不是真实的“中国”。
而是以威廉·坦普尔爵士为首的一群人所描绘的那个“已经超越了色诺芬的制度、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哈林顿的大洋国等一切想象的体制，是以最大的智慧和理性进行统治的”的那个中国。
只是把乌托邦、大洋国、理想国，批了层皮，找了个现实里真实存在、但又摸不着寻常人看不到的国家而已。
毕竟在大多数人不能出国游历的年代，一个真实存在的强大国家，可比那些明知道不存在的乌托邦、大洋国，听起来要更可信一些。
而现在大顺渐渐走出了背景板，也就将一直没有分出胜负的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理性还是宗教、加强君主权力还是继续削弱君主权力的争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一次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直航欧洲，对那些反对者来说，应该说，就是一场梦魇。
既是自身的梦魇。
也是英国的梦魇。
越真实、越近、越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种梦魇也就越发可怕。
所谓自身的梦魇，是此时英国很多人对中国的一种很特殊的情绪。
这个情绪，很难说清楚。
不是简单的商品冲击。
可以用此时已经死掉的一个人做例子，来理解此时英国一些人的心态。
比如写《鲁宾逊漂流记》的笛福。
这里面，有一个类似于“门前两棵树、一课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来分析作者为什么这么写的段子。
就是笛福在他的各种里，总会提到各种“陶罐”。
意识流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写过《达洛维夫人》的伍尔夫，曾经评价说：他反复将一个普通的陶罐，置于读者的关注中，让我们透过这个陶罐看到了遥远的荒岛，和人类的灵魂深处……
但实际上，为啥笛福老喜欢写陶罐、讽刺瓷器呢？真的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人类的灵魂深处吗？
不，其实，因为笛福在写之前，和朋友开了家陶器厂。
然后，那几年中国瓷大量进入英国，他这个陶器厂就……
所以笛福这辈子都在狂喷中国瓷器，狂喷中国。
但凡他的，必有一段诸如“中国的技术其实很差，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土好”、“瓷和茶就是吸血鬼”、“英国愚蠢的老百姓对中国那些傻里傻气微不足道的废物趋之若鹜”之类的话。
要不是就是描写中国人傻呵呵地用烧陶瓷的方法烧制房子之类的奇葩想象。
当然笛福死的早点，他死之前，大顺可能还在沉睡，被动当了波吸血鬼。
受冲击的产业，也限于英国的陶器业之类，不够太全面。
但这一次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直接开到了阿姆斯特丹，声势浩大的拍卖会连续上报纸的头条，这可就不只是干陶器厂的受到冲击了。
如果只是这样，这只叫冲击，还算不梦魇。
而梦魇，指的是大部分这些受冲击的产业从业者，利益相关人群，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
包括笛福在内，他们都有一个近乎一致的观点：
中国不是一个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所以导致我们的呢绒、陶器、羊毛等，无法在中国大规模销售。
而贸易，是普世性的、神圣性的，我们的货在欧洲这么好卖，却偏偏只能在中国用白银买货，肯定是中国不搞自由贸易的原因。
这才是他们梦魇的根源。
他们认为，一定是中国的贸易政策，导致了他们的呢绒、陶罐、羊毛等优势商品，无法在中国卖出。
这种自信，源于他们的羊毛呢绒在欧洲无往不利。
但在中国却遇到了只能花白银买货的、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情况。
新教徒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不行，所以我们不行】这个逻辑。
而是天然地认为我们很行，如果我们不行，一定是对面出了问题。
新教徒是不能不行的，因为他们是神选之人，神不选废物，所以必须行。
他们在之前的对欧贸易中，他们自己赋予了自由贸易神圣性。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他们信仰的、普便适用的神性。
而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这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实则是逼着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做出抉择。
这才是梦魇的真正含义。
要只是行业受到冲击，那不叫梦魇，那顶多是现实问题，不涉及到精神层面。
第六四七章 撒旦与震旦
中国人想要理解英国的这种梦魇，是很难的。
哪怕历史上甲午年败给了从未想过会败给的小日本，国内精英阶层的心态也不是这种梦魇，而是全面转向了“变则通”。
基本上，大顺这边的人，很难有这么魔怔的“虔诚信仰”，所以根本无法理解。
就算是传统的那一套行不通了，最多也就是由过去的极端自信，转向为全面否定。
不是教徒，真的很难理解这种“虔诚的信仰”。
更很难理解，当虔诚的信仰，与残酷的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些虔诚的信仰者的行事逻辑。
要弄清楚这个，首先要明白一点。即在新教的“义利观”之下，贸易是一种信仰。
即【贸易，是我们称之为法律、自由和财产的基础，是世界真正的基石】。
这里的贸易，并不是广义上的贸易，而是狭义的“我赚钱的贸易才能称之为贸易”的贸易。
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诸多疑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有道理啊，贸易确实能带来好处啊。
之所以觉得一些话他们说的有道理，是因为他们语境里的“贸易”，和后世国人所理解的“贸易”，并不是一个概念。
就像是大顺的佃农和英国的农业雇工，又或者如同大顺这边人均一亩地的“贫农”和俄国那边48亩地的“贫农”；亦或者只交血税且自治的哥萨克农民和村社农奴的农民……名字一样，实则根本不是一样的玩意儿，用自己理解的、或者身边熟悉的东西去套，就会套出许多奇葩的想象。
而放在英国这边，这种信仰与现实的冲突，也就产生了一种“无逻辑”的拙劣。
亚当·斯密的那套“英国资本控制中国航运，由英国在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中国货卖给欧洲英国不要的这一套“自由贸易依旧可以解决中英贸易问题”的拙劣逻辑是如此。
更之前的笛福叫嚣着“俄国要不是忙于打大北方战争，完全可以用10000士兵征服中国；30000名英国或奥地利士兵，或者10000名法国士兵，也足以征服中国”。
为什么要征服中国呢？因为“中国贸易的闭塞，违反了上帝的安排，违背了贸易的神圣性”。
如果一直这么想，倒也没什么。
只要讲道理，有一条清晰的逻辑、一个普遍的一致性的理论，对与不对暂不提，至少也算是一种理念。
而不至于出现齐国公感叹的“鸡同鸭讲”的那种情况。
但现实是笛福刚叫嚣完“中国贸易闭塞”，当年就发表社论，要求全面禁止中国棉布、全面取缔中国瓷器，遏制奇怪的中国风园林对英国传统的影响。
并由他的影响力，间接推动了21年的第二加强版《东方棉布禁止令》。直接理由是中国商品导致英国工人失业，导致伦敦等地的毛纺工厂饿殍遍野……
他的建议站在英国的角度没错。
但前面刚高呼自由贸易，后脚就来这么一套，而且还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来，这就让大顺这边的人很难理解。
在松江府，刘钰和齐国公就探讨过这个“鸡同鸭讲”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人的脑子，无法理解新教国家的思维，也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尤其无法理解“理所当然”的“理直气壮”。
这个根源出自其宗教传统的“神圣性”上。
因为神圣性，必须是普遍适用的，而不能是在这里有用、在那里就没有用的。不能说上帝在西方管事，到了东边就得让渡给玉皇菩萨河神山神之类。
这种“神圣性”，赋予了他们屠杀、侵略的“正义性”。
就笛福面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能说通？
当然能，舍弃神圣性，舍弃普遍适用性。
用和其宗教完全相悖的实用主义。
就挑明了说：穷则重商主义、达则自由贸易，我就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着想，本国利益至高无上。
这样一来，不管是笛福，还是亚当·斯密的那一套中英贸易的拙劣解释，就都可以解释了。
但是，这就舍弃了神圣性、舍弃了普遍适用性，也就舍弃了“天赋的正义”。
那法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该不该打击英国，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国利益为上嘛。
印第安人反杀北美殖民者，剥掉殖民者的头皮，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族利益为上嘛。
日本禁绝基督教，驱逐切支丹教徒，屠杀岛原教众，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国利益为上嘛。
荷兰在安汶岛搞屠杀，抓了英国商馆的人，全都弄死，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国利益为上嘛。
舍弃神圣性和普遍适用性，就要舍弃“天赋正义”，而舍弃天赋正义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不可能舍弃神圣性。
大顺这边的高官来到新教国家，觉得鸡同鸭讲根本讲不明白道理的根源，就源于此。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边高喊自由贸易，那边要求禁止棉布；这边高呼自由贸易，那边给出的方法看起来纯粹扯淡……类似的这种正常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逻辑。
中国是找不出类似的词汇来形容这种逻辑的。
看起来，最接近的词好像是“既当又立”。
实际上差了十万八千里。
既当又立的前提，是内心知道“当”是不对的，否则还立什么立呢？
如果内心认为“当”是对的，而且虔诚地相信自己有资格“立”呢？
笛福到死都觉得，羊毛、呢绒、还有他念念不忘的陶罐，在中国卖不出去，是因为中国这边“违反了上帝的安排，没有自由贸易”。
但问题是，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哪怕是历史上的满清……说好听点是对贸易品和本国经济自由放任，说难听点就是压根没感觉到关税的重要性，更难听点就是根本不配叫中央集权政府以至于根本管不了。
统治者根本无法理解什么叫“重商主义”、什么叫“关税保护”——啊，积累贵金属还需要海关政策配合？
不对吧，明明不用啊，只要做生意那边自动就把贵金属送来了啊？甚至不让他们贸易，他们还送礼行贿非要给我送白银啊。海关的意义，不就是收税进国库的吗？关税居然还有别的意义？真是千古奇谭，闻所未闻。
曼彻斯特棉布，就不算运费，开虫洞传送门，最便宜的14便士、168文钱三尺。
质量更优的鲁西南土染蓝布，17文钱一尺51文钱三尺。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觉得如果自由贸易如果真有神圣性，那不是正好说明英国纺织品在中国卖不出去，体现了自由贸易的神圣性吗？
棉布、呢绒什么的，就还能理解，毕竟在欧洲卖的挺好的，盲目自信点，也能理解。
但他念念不忘的陶罐是什么鬼？怎么来的自信，隔着远洋几万里的陶罐，能在中国这个瓷器之国倾销？
现在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船，已经到了阿姆斯特丹。货物拍卖会的新闻整天在报纸上霸榜。
残酷的现实，让梦魇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信仰和现实的反差，使得一个个如同精神分裂。
大顺不再只是东方故事里的背景板。
不再只是贵族老爷建造的“sharawadgi”非对称美学风格的东方园林。
不再只是下午晒太阳时候喝的来自武夷山的红茶。
不再只是昂贵且华丽的晶莹瓷器。
而是一个走出了背景板，参与了俄国政变、煽动了荷兰政变、把货船开到了阿姆斯特丹的、从虚幻幕影凝聚成实体的这么个真实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恰恰又是他们眼里的“撒旦的完美杰作”。
按照此时英国新教的定义，中国是个【在耶稣抵达东方之前，就已经被魔鬼征服的国度。而这个事实最大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偶像崇拜】。
【耶稣会也是一群偶像崇拜的异端，他们将耶稣基督塑造成被人崇拜的神像，与孔子融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与罗马的偶像崇拜，能够携手并肩，并最终成为好朋友】
【在这一点上，耶稣会的那群人的‘智慧’，让中国的魔鬼相形见绌，他们携手捏造的杰作，甚至让撒旦本人都目瞪口呆】
【耶稣会和中国魔鬼形成了一个宗教大杂烩，使得这个融合体，比之前的纯粹的魔鬼更要糟糕。他们将耶稣基督的信仰，与异教徒孔夫子的道德哲学捆绑在一起，并正儿八经地给予了教义解释——这种传教方式本身，就是魔鬼的行径。也只有在这种早就被撒旦征服的民族，才会这样传播】
后世很多人听到“新教”二字，便觉得这一定更宽容、更进步。但实际上就如刘钰说的，或者在中国古代已经无数次上演过的那样，任何宗教改革，第一步必要复古。
新的，就是最古的。
新教，就是最原教旨的。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正统，最接近本源本意的——所以天主教能出解放神学这种奇葩异端，但新教是出不了的。
恰恰又因为在大顺禁教之前，耶稣会垄断着对外交流，使得对这些新教国家相当不利。
这种现实因素，便造就了这种英国的这种说法——中国在耶稣传播过去之前，已经被撒旦征服；耶稣会这群异端，和中国的道德哲学混在一起，弄出了一个让撒旦本人都感到震惊的杰作。
和东方的信仰方式很不一样，东亚被人打一顿之后，肯定会觉得对方一定那都强，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否则他们为什么那么强呢？
但新教教义里特殊的“因信称义”——如果没有信仰耶稣就开始做好事，那么一定下地狱，因为这是在替魔鬼宣扬——和中国这边的逻辑恰恰是相反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
没错，大顺很强，他们的货物很好。
但恰恰，这证明了我们的信仰没错，要与魔鬼对抗，要战胜魔鬼，不要去被魔鬼所引诱——如果这个人不信教，却做了许多善事，那么就是魔鬼附身在引诱你。
换成国家也一样，如果这个国家不信教，却又强势，那么一定是魔鬼在引诱我们脱离正信，在这种关头我们一定要坚定，要更加确信我们所虔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这不只是大顺这边很难理解的东西，也更是加剧了本身如笛福那样的早就反对中国的那些人的梦魇。
越发坚信自己没问题，越发坚信对面是魔鬼引诱，这才导致了信仰和现实冲突的梦魇。
好处是，可以天然地给自己加上一层“正义感”——我们所做的一切，杀人放火、屠杀集中营、灭族屠戮，都是在与魔鬼对抗，我们是天然正义的。
因为我们天然正义。
所以你做不得好，那是你们和我们不一样，活该，这就是你们落后的根源。
如果你们做得好，那是你们被撒旦征服，在引诱我们下地狱——这个撒旦，可以随着时代进步，逐渐换成别的“令他们深深恐惧”的东西。
撒旦只是个用来吓唬人的神像，当随着时代进步，这个魔鬼神像不再那么吓人的时候，换个别的就行，但内核没变。
第六四八章 交出主动权
至于说此前英国内部论战中，以威廉·坦普尔爵士为代表的“挺中派”……
其实和伏尔泰的英国和中国一样，他们说的根本不是“中国”。
换成“乌托邦”、“大洋城”、“理想国”，都没啥区别。
借了个皮而已。
含沙射影。
以古喻今。
指桑骂槐。
基本都是这么一套东西。
而这里面，又恰恰有个英国国内阶层非常特殊的国情。
“保守派”这个词，并不是往回退，而是说试图维持现状。
支持自由贸易的、支持议会的、支持商人权利的，都是保守派——这在此时的大顺必然是极端激进派，但在英国就是保守派，只不过是保守派中的改革派。
而英国还有一个阶层，是反动派。这些英国的反动派，放在大顺，就是保守派。
他们的主张，不用脑子想也知道。即：恢复王权、君权神授，别整天在议会扯犊子虚耗国力了。
除了反动派，还有激进派。
激进派的主张，是理性、自然哲学、反对宗教、道德治国。
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很奇葩的一幕出现了。
英国的反动派，与英国的激进派，合流了……
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形象，都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用皮做了个靶子，各取所需。
如果不清楚这一点，以自己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以为他们说的中国，就是自己所了解的那个，一定会感到不解。
《格列夫游记》的慧骃国，到底在讽刺什么？
【那么些马很好奇：既然你们人号称是理性的动物，那么自然和理性就足以教导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由理性衍生出道德，那么，要宗教有什么用呢？】
在93年大风暴之前、在圣母院被改成理性崇拜圣殿之前……
谁才是这些人幻想出来的那个“由理性衍生出道德、没有宗教的”的国家？
自然是那个【宗教仅限于引车卖浆者流，德学兼备的士大夫阶层并不信教，他们崇尚的是永恒的天道——thespiritoftheworld——而这无需庙宇、偶像或教士。在那里，理性与道德携手架空了宗教】的某国。
所以，他们是慧骃、是马，是动物，是畜生。
但，不是人。
反动派出于君权神授、加强王权的目的，挺中。
激进派出于理性自然哲学治国，根本不需要国教的目的，挺中。
于是双方合流，联手塑造出一个刘钰这样的不是大顺人的中国人都看不懂的中国形象。
那真是看过之后，三代惊呼、文王慨叹、周公堕泪、夫子高歌，万万神州尽尧舜。
还有一部分反动派，是和此时大顺的反动派的心态类似：随着时代进步、商业发展，导致人心不古、道德败坏、坑蒙拐骗、骄奢淫逸，所以要往回退。
往哪退、怎么退，这就需要一个“理想国”。
荷兰人没选择中国做稻草人，因为他们的精英阶层自己编过一个“巴达维亚共和国”，承载了他们所构想的一切：政治、道德、精神、文化、民族。
但英国选了现实存在的国家，施加上绝美滤镜后打磨成理想国，承载他们所构想的政治、道德、精神、文化。
二者的区别，是社会意识依托于社会存在导致的。
荷兰阔过，阔的比较早；而英国现在还处在即将阔但还没阔的阶段，所以暂时还没编他们自己的巴达维亚神话。
等着哪天真的阔到了天下第一之后，肯定也会编造自己的巴达维亚神话的。
当然，他们肯定不叫巴达维亚神话，后世管他们叫“辉格史观”。
与荷兰神话的诞生与破灭一样，这一套东西诞生于拿战结束后，大英正式登基为地球天子的1820年代，恰如荷兰的巴达维亚神话诞生于海上马车夫最辉煌时代。
其实，不管是荷兰式的臆想一个古代的黄金时代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还是英法式的臆想创造一个现实存在且富强的外国，本质都是一样的。
这两种事，现在常见，以后也会常见的，并不稀奇，非常容易理解。
但此时，英国民间双方的论战，反动派、激进派、保守派，几乎三方都在拿着大顺说事，而且各有各的理由。就显得有些群魔乱舞了。
真的、假的、编的、想的，融合在一起，乱成一团麻。
只不过，是“巴达维亚神话”模式，还是“完美外国模式”，其实也从侧面体现了国家的国际地位。
既然英国此时还没资格用“巴达维亚神话”模式，也就使得三方的这场论战，很快分出了胜负。
至此，对待大顺的态度，对中国的评价，已经与事实无关啦。
已经是一个“吃鱼”还是“不吃鱼”的立场问题了。
“不吃鱼”的，是忠诚的。
“吃鱼”的，是逆贼。
大顺停靠在阿姆斯特丹的货船，就是压垮这场论战的最后一根稻草。
之前大顺是不主动贸易，全程被动当他们嘴里的“吸血鬼”。
现在这个“吸血鬼”苏醒了，自己张开翅膀飞到欧洲来了。
眼花缭乱的货物清单也已经传到了英国，那些看到了样品和价格之后的从业者，真的已经慌了神。
东印度公司出于利润优先考虑，是不可能买最好的东西的。再加上其国内政策的缘故，使得很多商品是不能进口的，进口也没法卖的。
所以大顺能换白银的货物，其实并不只是只有茶、丝、瓷，还有很多之前因为垄断贸易被封闭的其余货物。
并不是说这些货物要全卖到英国，才会对英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英国特殊的贵族地主与商业联合共生体，使得他们必须要保持规模庞大的海外市场。
大顺对欧洲主动贸易，也是对英国的一种毁灭。
一旦这个贵族地主与商业联合共生体被剥夺了海外市场，那么只靠英国的内部市场，是无法容纳这么大的产能的。
英国的人口在这摆着，工业实力也在这摆着，他的内部市场注定了靠内部市场是不行的。
只是，面对大顺的货船，和船上各色的物美价廉的货物，只靠“诅咒”和“痛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面对可能的倾销，英国可能不熟，但历史上的中国可是“经验丰富”，总结起来无非两种。
第一种，如袁大总统的叔叔袁宝恒，针对鸦片问题，提出的办法是：
【我们将大面积种植罂粟，用于抵抗英国的鸦片。武力无法确保海关自主权，则用本国货驱赶外国货，什么时候英国鸦片无利可图、无法竞争过本土鸦片、从而导致在印度的鸦片种植业破产了，什么时候中国再全面禁绝鸦片】
管不了洋人，还管不了百姓吗？洋人管不得，那就让洋人自觉无利可图退出去，再整治本国的鸦片，更容易一点。
但是，这个办法……只能用于鸦片，无法用于棉布、瓷器之类的东西。
鸦片如果只看其商品属性，使得这玩意种起来，并不比种苞米、种麦子难多少。只要放开了，理论上确实是可以驱逐洋货的，不但理论上如此，现实也确实做到了。
只不过只做了第一步，第二步没做……
但棉布不一样，或者说，工业品不一样。
这个办法，等同于“保持对外贸易的前提下”的解决办法——晚清是被动的保持鸦片贸易，因为敢关门就要挨打。
所以这个办法的本质，就是在保持继续对外贸易的前提下，让本国商品的价格低于外国，从而迫使外国主动退出。
也所以这个办法只能用在鸦片之类的东西上，不能用在工业品上。
敌人的倾销，会导致本国的工场破产，是不可能在竞争之下存活下来的。
如果英国真能把棉布的价格质量，搞得和后来晚晴北洋本土种鸦片那样的相对质量和成本，是可行的。
但如果能搞成这样，那还紧张什么呢？棉布又不是鸦片有危害，可劲儿搞啊。
但英国人看着棉布质量和价格的巨大差异，心里是有数的。
历史上蒸汽机1776年发明，百年后的1876年机织布的依旧无法彻底打败手工业土布。
甚至于伴随着二鸦结束，印度棉纱大规模进入中国、解决了纺纱纺线“效率”问题后，还迎来了一波本土布的回光返照，达到了5.78亿匹的旧时代最高产能。
这个办法行不通，或者说保持对外进口贸易这个前提的办法行不通，那就只能选第二种方法了。
第二种，是正统做法。
暴力机器。
确保海关自主权，加关税保护。
舰队能决胜于远洋，那就决胜于远洋。
舰队无法决胜远洋，那就退守海关炮台。
总之，加个罩子，把自己罩起来。确保没有外部影响和倾销的情况下，自己使使劲儿，追上外国货。
不提什么内部市场是否够大的问题，也不提什么缺乏欧洲市场的英国内部产能相对过剩等，那是后话。只说现在，英国政府的暴力手段，至少在此时，是无法用的。
兵法云：半渡而击。
现在大顺在欧洲就是一种“半渡”的状态。
立足未稳。
英国海军若是不惜一战，现在就全体出动，就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这几条船，全都得交代在这。
赌国运。
赌这么一打，大顺那边就怂了，再也不敢来大西洋贸易了。
然后双方和谈，英国取代荷兰的地位，大顺拱手交出东方贸易品好望角以西英国独家垄断权。
可刘钰狡猾的很，之前和瑞典合作探路，明明路都探清楚了，却一直窝在家里不动。
憋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双方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才忽然出手，试图在欧洲站住脚。
接着就非常无耻地解开了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寒冬，使得大量的贵金属投资流向中国，不惜给到了7%的高利息。
然后又非常恶心地在路易斯堡问题上和稀泥，让英国王室这个“神罗选帝侯”的尴尬身份，无法在战后的怨气中加税。
没钱，没法打仗。
对英国来说，现在开战就是刘钰眼里的最后机会了。
只要现在不开战，刘钰就可以庆祝了——他所有有赌的成分的决策，到这里就算是赌完了，剩下的按部就班就是了。
因为刘钰在欧洲拉起了武装中立同盟。
时间拖得越久，大顺在欧洲的根基越稳，武装中立同盟的筹码就越大。
“中立”本身，不是筹码。
但“中立”前面加上“武装”二字，那就是极大的筹码了。
于是，英国的选择其实被刘钰锁死了。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就开战。
要么，就只能把开战的主动权让给大顺了。
很简单，假如英法再开战：
英国人是选择“中国人的中立估计靠不住，奶奶的，顺便把武装中立同盟一起宣了吧”？
还是会选择“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中立的立场，千万不要过分刺激他们，甚至不要给他们任何战争的借口”呢？
这不是信不信的事，而是必须要信且必须一厢情愿地相信。
但，没有选择半渡而击赌国运，又促使英国人不得不落入刘钰的圈套中。
相信中立，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而是要在不爆发全面冲突的背景下，在边缘地带抢占空间。
这个边缘地带，就是印度。
对英国来说，即便不谈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只说纯粹的国家地缘战略，伴随着大顺苏醒，印度的重要性迅速提升。
只要在大顺尚且中立，还在消化东南亚的时间，拿下印度，英国才有了和大顺在将来全面对抗的基础。
否则，就是各玩各的：只守在大西洋，中国货确实去不了英国，但却可以通过各种中间商去欧洲，而英国也无法对大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威胁与反制。
而在经济上，感受到东西方纺织品的巨大差距，英国人确信至少30年无法追赶——30年，是英国人过度自信的体现——那么能打败东方纺织品的，也只有东方纺织品了。
而东方会纺织棉布且技术能和大顺对抗的，也只有印度。
如果棉布流行不可避免，且如果欧洲棉纺织业落后东方几十年，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控制印度，以印度棉布挤压大顺在欧洲的市场，维系英国的商业利益。
有些事，是没办法的。
当大顺的纺织品走入欧洲后，英国的呢绒出口肯定要下滑的，航海条例管得到本土和殖民地，却管不到那些欧洲国家买棉布。
既然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以东方商品打败东方商品，也就成了唯一的可选项。
至少，航运贸易的钱，还是本国在赚。航运贸易在发展，也就意味着航海业不会衰落，那就至少可以保证本土和殖民地不遭到倾销。
按说，这时候也有破局之法。那就是把印度全面放给法国，让法国和大顺爆发冲突，离间中法。
但，这不是优秀的政治家能做出来的决策，这得是先知……
第六四九章 步步危机
听起来，欧洲那边传来的都是好消息。
而且刘钰赌赢了，英国并没有选择赌国运，顶着刚打完奥王继承战争和民间舆论对大顺半渡而击。
但实际上，在刘钰看来，这对中国……不是对大顺，既是一个好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
抛开任何的预设立场。
排开任何的进步还是反动的批判。
只单纯从经济和财政角度看，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大顺现在面临的巨大危机和挑战。
大顺本国没有大型的金矿银矿，但却采用白银和铜币作为法定货币。
意味着，本国没有白银发钞权，只有铜币发钞权。
去年，大顺铸钱局全年的铸钱数，是1048759660文，折合白银，104万两。
换言之，去年大顺的“央行”发钞量，是104万两。
而去年一年算上今年西洋贸易公司回流的资金，大顺的贸易顺差总额，包括日本、南洋、印度以及欧美贸易区总量，是4200万两。
也就是说，本国的央行发钞量，是涌入的外币的四十分之一。
每年有40倍于央行“印钞”数的热钱涌入，并且无需进行本币兑换，直接可以使用，甚至还是税收认可的币种。
本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即明面上的白色收入，只有3000万两白银。
本国默许地方政府用摊派等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支付地方开支。大约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倍到五倍，在一亿两三千万两左右。
这么大的国家，收3000万两的国税，傻子都知道根本不够。最多维系一下边疆开支和一次性军队，以及官员的工资。
稍微遇到天灾，就得国库见底。
明知道税不够用，还不加税，默许地方用劳役、摊派等方式，支付地方支出，君子远庖厨这一套，装瞎子不知道地方什么样。
白色收入，远低于灰色收入，必然导致统治成本激增。
现在还没崩的原因，是因为灰色收入之下，还有个如明末时候的那种行贿贪污的黑色收入，只不过现在黑色收入还没超过灰色收入而已。
任何有经济学常识的，看到这一组组数据，都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如今朝廷户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去掉盐税，赶不上进出口贸易顺差的一半。
本国的贸易顺差，每年进口的“外币”总额，比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还高。
每年进口的“外币”总额，是本国发钞的40倍；每年进口的“外币”总额，是大约1.5个财政总收入。
就这种情况下，本国还完全没有政府干涉。
土地完全自由买卖。
法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率是年息36%。
平均地租，是土地年收成的50%到60%。
士绅阶层可以“合法且合理”地“避税”，不是说他们不缴国税，而是明、顺体制是个很明显的小政府，中央财政的国税没几个钱，地方开支不够可以自行加派——从明废丞相到大顺的天佑殿改革，只是加强了皇权，加强了君主专制，不是加强了中央集权。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不是一回事。
有个显著的对比，英国离谱的窗户税，夏天定下来要收窗户税，秋天就能把税交齐。
大明或者大顺，甭说三个月就能把新增的税种收齐这么离谱的高端操作，就说士绅欠各地的国税税银，三年能不能把欠款追缴齐了？
税都收不明白，也配叫集权？
还有个对比，隔壁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个吊毛的工业？
依旧还是农业税占了财政的绝对大头，5072万日元，占了财政总收入的88%，当时日元对标黄金，1日元是1.5克黄金，金银比价是1:16，大约折合8000万两白银。
六七倍于日本的耕地，国家财政的农业税收入却是明治土改后日本的四分之一。
假若没有倒幕战争、没有西南战争、没有版籍奉还，不动核心的土地问题，改来改去也就是个天保改革的水平，还真未必及得上被诟病的洋务运动。
刘钰对大顺的士绅阶层和地主恨的深沉，并不是因为“剥削”。
他现在是大顺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布尔乔亚怎么能谈剥削呢？
只谈“利益”、“收益率”、“资本流动方向”。
在资言资。
他是完全站在布尔乔亚的角度，对地主、士绅，恨的深沉。
恨到骨子里，恨不能彻底消灭。
大顺利润最高的两项投资，是土地购买，和金融高利贷。
他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要搞工业，要搞商业，要资本流动，要资金投入，结果大顺的士绅地主让他步履维艰。
工业、工业，都知道国家的未来在发展工业，可他妈的资本都往土地和高利贷上跑，怎么发展？
英国的工业革命活化石，阔里班克水力纺纱厂，年收益率是多少？
13%！
被英国惊呼“三倍于国债收入”、“前所未见的高收益投资”、“引领资本流向纺织业的启明星”。
大顺不说什么九出十三归的擦边球，就完全按照《大顺律》放贷，年收益率是多少？英国国债，基本等于规定的最高利息。
纺织业要达到英国那样的吸金效应，也就是英国人惊呼的“三倍于国债收入”，年收益率得达到108%。
啥实体工业的年收益率能达到这么高？开炼金房炼金子？
三十税一的奇葩政策，士绅免杂役、地方免摊派的脑淤血政策，土地的年收益又是多少？
前几年，极端条件下的松江府上海县，土地价格是2.4两白银一亩，地租是6钱白银一年，收益率40%。
一度出现了“主不如佃”的风潮，自耕农主动卖地去当佃户，逃避杂役和地方摊派。
不说极端条件下的当年的上海县，只说这几年大顺下南洋政策的苏北。
刨除地租之外，还有别的收益。
就近放贷是不是收益？
睡佃农的媳妇、女儿，免费，是不是收益？去窑街，还得花钱呢。
农闲时候，让佃农服劳役，修田埂、坝台、房屋、围墙，是不是收益？
要避主人的姓、名。要给主人的爹、甚至打死狗也得给狗守灵哭丧，上份子钱，是不是收益？
饿到要吃大户，三十多人直接被活埋，扣个“所谋不轨”的帽子，要不是被皇帝知道都没有任何惩罚，是不是收益？
这叫集权？这分明叫中世纪分封农奴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下的魔改版嘛。
关键是骑士还得履行封建义务，还得出兵呢，地主士绅只需要缴纳三十税一的国税而已，哪家的封建骑士的封建义务加封建贡这么低？
要是什么都不管，啥工业的收益率，能达到40%？
单个的布尔乔亚，可以转型，去当地主、去当高利贷放贷者。
刘钰作为大顺布尔乔亚的代言人，代表整个新兴阶层的利益，理所当然对士绅地主恨的深沉，恨到骨子里。
但凡土地问题、税收政策，稍微动一动，他这二十年时间干的很多事，就都是脱裤子放屁了。
可现在呢？
这边忙着搞对外贸易，转身就要担心巨额的白银流入土地，不得不搞纸币兑换券，尽量让热钱别往土地上流动。
和英国人斗智斗勇耗费五分之一的精力，剩下五分之四的精力全都在和土地斗智斗勇。
他不这么干，就只能学历史上满清酋长乾小四了：
乾小四带头贪污、受贿、索要、明抢、搞白手套代理人，用各种手段把对外贸易流入的白银拢到手里，再用战争、赈灾、修园子等方式花出去。
但那并没有任何卵用，不涉及根本，只是在修修补补维系小农经济。换个没那么有“政治动物”天赋的，立刻就露出原型。
再说，指望皇帝，就跟后世开盲盒似的。
SSR级别的刘彻、李二、朱元璋，几率太低。
甚至对中华帝国来说，在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当务之急，不是抽中刘彻李二这样的卡，而是千万别抽到朱祁镇赵构这样的。
不能指望皇帝，刘钰又没本事在盛世造反，搞快刀乱麻的暴力土改，那自然是浑身难受。
天天看着士绅，就想着土地收益率、工商业收益率，眼里的士绅地主全都是经济学的地租符号。
刘钰已经动用了他几乎能动用的所有手段。
包括且不限于：
皇帝直属的特务组织孩儿军，被用来监督这些海商集团的白银流向。
搞脱裤子放屁一般的白银兑换券，尽可能控制每年超过朝廷财政总收入的白银，不流向不该流向的地方。
反动透顶地站在“永禁齐行叫歇”的这一边，用压低人工成本，来换取工商业利润比地租回报略高，跪求资本去办手工工场。
动用封建贵族身份和勋贵关系，杀鸡儆猴处置将大量海外白银用于买地的“无罪”大海商。大顺律没有一条律法规定，不能买卖土地。
顶着士大夫士绅戳脊梁骨的骂名，在苏南地区搞十一税改革，减轻自耕农负担，提升土地价格，降低地租收益。
对大庾岭地区的几十万因为商业中心转移而失业的百姓掩耳盗铃君子远庖厨，明知道皇帝可能会选择武力镇压，也不主动提一句“谁开发谁保护”，让松江府的工商业集团多缴这一份税财政转移支付。
默许开发南洋的人口买卖。明知道那就是债务奴隶、契约奴，却不承认那是奴隶，而说是契约长工，以求降低南洋的开发成本、增加资本回报率，让资本不流向国内土地而流向南洋。
勾结西洋人，借贷西洋金融资本集团的白银，并每年支付7%的利息，却坚决不扶植“民族资本”，不问他们借20%年息的贷款。
每年赔二十多万两白银，在苏南搞青苗贷，力求降低苏南地区的放贷收益，从而让原本无人问津的12%左右的一些工商业，有人开始投资。
顶着违背“米贱伤农”的大义，搞南洋米进口，降低工商业成本，降低地主的实物租收益，变相提升相对的工商业投资回报。
明明是政府这边的监管者，却要跟孙子似的，哄孩子似的，哄着这些新兴阶层，达成“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
这一次分红大会上定下的“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他已经用了浑身解数。
搞了鸦片案、教案，封闭英葡商馆。
搞了丹麦商馆查封加税。
搞了一两年的香料贸易断绝的饥饿营销。
再配上南洋和印度地区的特殊情况。
用尽浑身解数的结果，就是让贸易的开门红，红的发紫，把利润率拉到一个极高的程度。
再把极高，变成较高，说是“高积累、低分红”，实则这个“低”也是相对来说的。
好容易打开的局面，看似无限美好，未来可期，实则脆弱无比。
这种好局面是极端不正常的，而且已经掏空了刘钰所有能动用的手段了。
朝廷没钱，六政府也不可能拿钱填无底洞一般的海军，只能靠商贸的高积累政策堆出来足够夺取制海权的海军。
欧洲战云密布，下一场战争可能在十年内开打，十年内是否能一直保持今年这种极高的积累率？能否攒下一支能够夺取制海权的家底？
这些问题，看似是海军的事，实则还是和大顺的土地、税收政策息息相关。
今年的分红年息，最终定下来，是17%。
这就是刘钰说的“高积累、低分红”的低。其实已经相当高了。
如果土地、税收政策有所变动，使得资本投资土地和放贷的利润率没那么高，实际上这个分红年息完全还可以继续往下降一降。
如果能够如英国一般，平均投资的收益率只有5%左右。
那么，对西洋贸易的回报率，只要能到10%，投资的人也会趋之若鹜。
而压到10%的分红年息，每年就可以至少多造几艘战列舰。
但现在，如果压到10%，那么西洋贸易公司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荷资企业了。
大顺不会有士绅、商人投资的，回报率太低了。
刘钰手里有一份英国和“土地回报”有关的情报，就能知道他现在面临多头疼的事。
英国在牙买加、或者巴巴多斯这样的生产蔗糖的地方，买一片100亩的种植园，大约是5700英镑。
而其回报率是多少呢？这一百亩的平均收益是500英镑——蔗糖有风险，小农无法承担价格波动，只能算平均值。
换言之，每年的收益率，是9%到10%。
而牙买加、巴巴多斯这样地方的种植园，是一等一的抢手货，是“拿整个加拿大都不换”的加勒比热带岛屿。
也就是说，9%的年平均收益率，就可以叫英国人抢破头。
而在大顺，9%的年平均收益率，抢破头就别想了，估计得靠政府强制摊派，才能被逼着经营，换一肚子不满。
大顺为什么能南洋大开发？
因为一个走私的黑奴的价格，是150两，报税的再加30两；一个欧洲契约奴，平均每年大约36两；而一个两淮灾民去南洋种植园大约是每年10两。
一个合格的欧洲水手，年薪120两；而最优秀的华人水手，每年年薪36两。
一个合格的欧洲商船大副，能跑亚洲的，年薪300两，外加一定的私货售卖额度，当然跑加勒比的便宜点，180两。
而优秀的懂数学、会几何、懂制图、几乎都会点法语或者拉丁语、将来可以无缝学习使用月相图算经度、基本上军舰大副级别的大顺商船大副，年薪是120两。
一艘350吨配炮的护卫舰，是8500英镑，30000两白银；而在大顺，同样规格的护卫舰、同样规格的配炮，已经被蒸汽机锯木和镗炮技术压到了12000两白银。
压到这种程度，靠着几乎就是契约奴隶制的“南洋迁民”，还有靠着朝廷的订单漕米，以及对欧贸易吃到全额利润，这才堪堪维系了下南洋“尚可投资”。
而根源在哪？终究还是地主、士绅的土地问题。
土地的收益率、地租太高了。
大顺都不用土改，哪怕能搞成三七五减租，这些烦恼就全没了，资本就会自发流向南洋、虾夷、鲸海、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了。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不知道出路在哪。
而是明知道出路、明知道问题在哪，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