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零章 开眼看世界
这边丹麦商馆被暂时性查封，那边就开始不断响起来鞭炮声。
放鞭炮的有瑞典人，也有中国人。瑞典人放鞭炮自然是因为丹麦公司加了出口税，意味着瑞典公司可以抢占丹麦的份额；而中国商人放鞭炮，也是差不多的原因。
之前查办了英葡，现在又找茬丹麦，如今西洋贸易公司的第一批货船已经返航，几种刺激之下，西洋贸易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了一波。既赚了钱，看着自己手里的纸，昨天还一百两，今天变成了一百二十两，当然值得庆祝。
与丹麦人合作的中间商，也几乎是第一时间找到了丹麦商馆。
他们的嗅觉足够灵敏，所以要“按合同办”，问问丹麦商馆委托他们收的货物还收不收？不收的话，是要按照一定数额给予违约赔偿的。
丹麦商馆无计可施，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刘钰，希望刘钰能给宽容宽容，不要讲契约精神，要考虑到丹麦公司的状况。
一下子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出口关税，等于丹麦的茶叶、锌、瓷等紧俏货物，很难争得过的中国参股的瑞典、荷兰。
茶叶贩子们认钱不认人，都是干走私的，这走私茶加出口税加的和英国正规渠道的茶差不多贵了，谁还买高价走私茶？
但市场就在那摆着，丹麦人空出来的份额，自然是被中国、荷兰、瑞典瓜分了。
刘钰在彼得堡拉了俄国入伙，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主导权其实已无悬念。俄瑞矛盾缓解之下，这等于就是把丹麦孤立了。
反正刘钰想的明白，丹麦本国市场狭小，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论战斗力，先解决瑞典、俄国的围堵再说吧。最近的殖民地特兰奎巴，实际上也就是大顺嘴里的菜，孤零零的一处殖民地，对大顺毫无威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柿子挑软的捏，先弄一个完全没能力对大顺进行报复的国家，一点点夺回贸易主动权。
只是轻飘飘的一句命令，决定了一家资产数百万两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衰，这其中靠的就是大顺千万百姓的辛勤劳作，使得大顺有资格搞贸易禁运。别的不敢说，但只论丹麦的话，和有没有海军并无关系。
几日后，在股票期货交易中心附近的大茶馆里。
坐在这里的商人或者投机商们，三五成群，点了茶点。
卖报、卖火柴、卖香烟的小孩子蝴蝶穿花一般在茶馆里穿梭，忙碌的就像是采蜜的蜜蜂。
茶馆老板这几日生意好，脾气也好的多，遇到那些嬉皮笑脸来讨块客人剩下的点心的小报童，也只是骂两句踢两脚，并不驱赶，任他们把客人剩下的点心吃掉。
新进来的客人点了茶水后，便问道：“今天都有什么新闻啊？”
卖报火柴烟卷的小童听到问题后，忙道：“头条是朝廷把漕工编了厢军，今年冬季枯水的时候要开挖淮河，朝廷要解决自宋……”
“这也配叫头条？谁关心这个？我说的是贸易的事，有什么大消息没有？”
商人们对报纸上的这条消息并不关心，这与他们也没啥关系，就算淮河今年再发水、洪泽湖直接溃堤了，那也淹不到松江府啊。
报童翻了翻，道：“有了，今日有一份《丹麦亚洲公司历年海关出口清单》，是国公那边放出来的。”
商人一听，掏出几张最小额的纸钞道：“对嘛，这才是大事。再来一盒火柴，一包南洋烟。不用找了，剩下的你买糖吃吧。”
报童熟练地道了声谢，递过去客人要的东西，心道这几日客人们可都很大方。
商人撕开南洋烟上面印着“已缴税”标志的印花，顿出一支，手摸出一根白磷火柴，熟练地在桌角上一划，摇晃了一下手腕，翻开了报纸。
大顺的基层管理能力不强，也就只能在几个特殊地区收到烟草税，松江府无疑是重中之重。
主要还是这边有钱，有人手，查的严。别处根本管不过来，各个村庄也买不起，多半都是自己种自己抽。
很多事，习惯了也就那样了。尤其是一群走私烟草的，被当众鞭打行刑流放南洋做苦工之后，这里的人习惯的就更快了。
松江府的这些人也没感觉到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仿佛温水煮青蛙一样的过程，今天新点这个、明天新点那个，渐渐也就熟悉了很多之前不存在的存在。
买了报纸的商人看了一眼上面的海关清单，顿时就被那些枯燥的数字吸引了。
这些可能是士大夫最不重视的枯燥数据，但在这些投机商、商人眼里，就是灿灿的金、闪闪的银。
随着来到茶馆的人越来越多，今天这份印有货物清单的报纸，便有那么点“洛阳纸贵”的意思了。虽然有点有辱斯文，和文采无关，全是铜臭阿堵。
不知道是哪一桌的人拍了一下桌子道：“妙啊！这丹麦公司一被加税，咱们的西洋贸易公司和中瑞贸易公司不是要发一笔？”
“我看国公今天放出来这消息，这是给过几天公开账本造势呢。显然是大赚了啊。”
“本就大赚，这是赚上加赚！”
几句话，茶馆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常坐这里的，都是些投机商，专门从这里面搞消息的。
“哎，你们说，是不是朝廷准备撤资了？国公放出消息，拉高一股的价，朝廷要把手里的那些股份变现钱？毕竟朝廷现在正用钱呢。”
这想法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反驳。
“怎么可能？现在正是风头日上的时候，细水长流，这可是个下蛋的金鸡。朝廷哪能卖金鸡？”
“对啊，对啊。你看，这丹麦公司的货，被咱们吃了。今年发货又能加不少的量。明年的股息还得涨。这时候往外卖，那可不明智。”
大多数人都支持后者的意见，那个觉得朝廷要撤资的，也觉得自己有点笨了。心想倒也是，哪有这样的好事？朝廷要是现在撤资，撒出来多少，这边就能吃多少。
奈何国公管着，他如何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往外撒？
另一个商人敲着报纸道：“你们看看，欧罗巴那边打仗，倒是肥了丹麦这样的中立国。这几年出口的，明显比前几年高了一半以上。听说齐国公在丹麦遇了事，其国大臣多有不敬之语。我看，这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要我说，就该把这些洋夷都赶走，咱们又不是没船、又不是没水手，朝廷凭啥让他们把钱都赚了？”
这商人发完牢骚，又问道：“哎，诸位，你们听说没有？英国商馆昨天放开了，朝廷说日后再查，暂时允许他们做生意。英国馆长去国公那纳了保票，以后英国这边的商馆调动要和国公那边打招呼。”
旁边一个喝慢茶的笑道：“没影响。现在虽然才五月，新茶才下来，距离起风还有半年。但出了这么档子事，谁头那么大，和英国人做大买卖？我倒是听说，是福建那边的茶商来求国公，说是英国人今年若再不买茶，他们就要一堆茶。让国公看在那些搓茶雇工的面上，放英国人一条生路。”
这谣言倒是有那么几分道理，最起码能自圆其说。
茶馆是个非常适合传播谣言的地方，而这种谣言内部的逻辑，则算是大顺特色的一种启蒙运动。
利益，经济，利润，逐利，阶层，雇工，农夫，海商、坐商，每一次政策变动、贸易变动带来的谣言，总是掺杂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分析。
让这里的人逐渐习惯了一个道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为了投机、经商、抛售、收购，这里的商人不得不关注国外的局势、历史、文化、政治。
而有意无意地关于阶层利益考虑方式的引导，也叫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谣言中，逐渐熟练地掌握了一些完全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思考方式。
法国的咖啡馆里，争论的是神学衍生出的天赋人之权概念，靠类似于几何学的定义和公理向外延展。
大顺的茶馆里，争论的是英国茶税政策对福建茶农的影响、是漕米货币化政策对米贱伤农问题的讨论，靠这些年潜移默化影响下的阶层利益分析向内衍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身处其中的这些人，并不知道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甚至完全感知不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
靠着种种“听起来确实有道理”的分析、谣言，逐渐将一种听起来有道理的、对世界的解释慢慢灌输进来。
毕竟，世界万物，有无数种解释。而大顺需要的那种解释方法，恰恰就隐藏在这些或真或假的谣言和分析中。
至于此时，处在无声细雨中的这些人，感兴趣的不是方法，而是结论。
是大顺决定继续和英国贸易这个政策，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他们而言，是赚？是赔？是否有可投机的方向？
这才是他们最关切的东西。
而要关切这些东西，就不得不去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荷兰的政治制度，然后才能慢慢体会和此时大顺的区别。
如今，摆在他们眼前的，暂时只是简单的贸易利润问题。
丹麦公司被加了出口关税，对贸易大为有利。
那么，英国公司被允许继续贸易，是否对贸易有害呢？之前一直传闻的英国将要降低茶叶关税的消息，会是真的吗？明年的武夷茶期货，是屯还是卖？
第六二一章 此刻非彼刻
“这位仁兄说的，我看八成是真的。前一阵朝廷不是出台了政策吗？”
“南洋种植园，不得栽种茶树。茶种不得去南洋。各地海关、马六甲舰队，也要严查茶种出境问题。”
“当时就有人说了，南洋种植园不得栽种茶叶，其实还是‘百万漕工’之忧。若在南洋、锡兰等地栽种茶叶，则福建、两湖茶农如何活？”
“而且这还不只是茶农的事。还有那些发包的、运货的、运输的。这些人朝廷也得给他们找活路不是？”
“是以，我看福建那边可能真有人找国公了，希望放英国一条生路，免得百姓无可衣食。”
众人联想到前些日子朝廷新出的关于茶种的海关政策，越发觉得其中大有道理。
若在南洋搞种植园，肯定比现在更容易赚钱。毕竟英国人喝的都是便宜茶，大规模搞茶园，定向出口，又省却了许多陆上的运输费用，确实更赚。
但朝廷毕竟还要考虑，这钱，该让谁去赚。
让开种植园的大商人？
还是让福建采茶的百姓？
显然，朝廷选择了后者。
顺着这个思路，商人们又讨论起来英国后续贸易的诸多可能的变动。
他们既是关注这种事的商人，自是要关注一下英国的政策。荷兰国、丹麦国、瑞典国的茶叶都卖给谁了？这一点他们也得知道。
他们还得知道，欧洲要是要打仗，那么铅和锌就会涨价；也知道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开战，人参就会稀缺暴涨。
一些广东商人不会不记得一个很特别的影响，因为法国船用冰块做压舱，几乎把广州城一些窖冰的产业挤黄了。结果因为英法在北美开战，互相劫船，以至于广州城居然夏日缺冰。
这些东西，他们知道发生了，然后有人会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为了投机需要，为了商业需求，西洋文史类书籍的翻译越发的多。
而这些商人自然也渐渐明白了，西洋贸易公司和瑞典公司每年那么多的茶叶，到底是卖给了谁。
自然也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关乎他们利润的，不是是否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贸易，而是英国的茶税是否会被取缔。
同样是大顺的商人，海商、金融投机者、坐商、生产商，在英国茶税问题上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海商、投机商，是支持英国高茶税的。
对他们而言，英国高茶税，造就了西洋贸易公司的茶叶利润。
反之，英国放开茶税，英国又有航海条例，西洋贸易公司带的茶是没办法竞争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就像是丹麦亚洲公司，在这件事中的遭遇一样，他们无论如何都在拿货问题上竞争过大顺的商人集团。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况且就资本丰盈程度而言，是地头蛇、地头龙还两说呢。
但对大顺的坐商、茶叶贩子、加工商而言，他们是盼着英国放开茶税的。
英国放开茶税，对刚刚尝试把握贸易主动权的海商不利，但对坐商和茶叶贩子，大为有利。
作为茶叶生产商，把茶卖给东印度公司，和把茶卖给大顺自己人的西洋贸易公司，有区别吗？
并无区别。
甚至，因为海商集团逐渐垄断，实际上是压低了茶叶收购价的。尤其是这几年，又是制裁英葡、又是查办丹麦的，大顺崛起的海商集团几乎是傲气无比地告诉那些茶叶商人：就这个价，爱卖不卖，不卖留着明年当旧茶吧。
而对茶商来说，最快乐的日子，恰是那几年市场“充分竞争”时候，忽然插了一杠子的奥斯坦德公司主动挑起茶叶收购垄断贸易战的时候，英、荷、葡、奥，四国竞相加价、拆台、送礼、囤货。
只是这种充分竞争很快分出了胜负，从充分竞争到垄断，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同样一条政策，就如同朝廷不久前颁布的禁止种植园茶叶律，有交手称快者、有如丧考妣者、有怨恨朝廷者、也有对朝廷感恩戴德者。
在大顺查办丹麦商馆、对丹麦加增25%出口关税的幸福中，英国商馆被允许贸易、以及对英国是否会放开茶税的担忧，成为了一片笼罩着这些海商头顶上的一朵乌云。
…………
于此同时。
海商讨论欧洲各国政策、丹麦人心急如焚、英国人幸灾乐祸的时候，齐国公正在那和刘钰说着此番欧洲之行的过程。
丹麦的事几句带过，无非是丹麦老国王死了、新国王登基，齐国公随便找点茬，弄出点外交纠纷，撂下狠话，甩下脸子走了就是。
齐国公是为数不多知道大顺要“在印度收土地税贴补国内用”的人之一，和刘钰说起欧洲之行的事，也清楚刘钰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最关注的英国问题。
“守常啊，这一次鸦片的事，并没有对英国下死手。但英国那边会不会真的放开茶税？这里面的道道，我虽不是很懂，却也明白简单的道理。若放开茶税，咱们这几家公司的茶可就不好卖了。”
“现在，西洋贸易公司、中瑞罗刹联合贸易公司，茶叶都占了好大的利。很多也是往英国卖的。”
“现如今正是趁热打铁的时候，我也投了不少钱在里面，等着收益呢。陛下估计也放了不少钱。”
“在欧罗巴那边的时候，我倒是专门打听了一下英国的茶税风声，听说英国现在在茶税问题上，也是群魔乱舞。”
“东印度公司雇了不少人，整日写甚么社论，论取消茶税的好处；也有人一条条反驳，只说取消茶税的坏处。”
“依我见，这倒是党争之相。”
“各寻枪手，皆言大义，英人党争之乱，我看近在咫尺。”
刘钰笑道：“岳父大人看的没错，这就是党争之相。争到最后，也都争的魔怔了。鸡蛋敲大头，还是敲小头？便如宋时新党旧党之争，凡胜者，必要全盘否定。哪怕旧党新党的一些政策也并非全然恶政，依旧要否。”
“英人还有世子党、还有逊王党、还有如今的英王党。争也正常。至于说茶税一事嘛，这倒不用担心。”
这一点刘钰心里倒是非常有底。
历史上，英国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真是全民买单的。
废除茶税，总税额不变，这就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如果说“高效集权”这个词可以使用，英国无疑是最适合的。
英国政府按照窗户收钱，在明亡不多久的时候，靠窗户税，就能收4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两年的辽饷，这在大顺或者大明是不可想象的，也根本收不出这笔钱。
这应该也是促成英法的18世纪建筑的玻璃风格不同的一个原因，英国是按照窗户多少收税的；而法国是按照玻璃宽度收税的。
所以法国的玻璃风格细长一些，而英国那个时代的窗就大一些。
历史上为了对东印度公司的资产阶级进行扶持，英国加征了窗户税。
用窗户税，来补取消的茶税。
也就是说，靠英国中产阶级全民买单，来扶植东印度公司不垮。
这种扶植力度，应该说是大顺这边的商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什么叫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啊。
但，彼一时、此一时。
1766年吃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和现在没吃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都叫东印度公司，但不是一回事。
1766年打完七年战争、打崩了法国殖民体系，威望正高的英国政府；和现在被指责是“神罗诸侯”、被爱国者党攻击、被法国一波捅穿了比利时丢了荷兰这个传统盟友的英国政府，都叫英国政府，但也不是一回事。
所以刘钰可以断定，英国国会绝对不会通过放弃茶税的法案。
刚打完仗，正缺钱呢，这时候放弃茶税，从哪补？
从中产那补，全民为东印度公司买单？
就现在英国国王的声望、父子矛盾、德国人还是英国人的质疑，肯定是不敢的。
况且现在的东印度公司，还没有被英国政府重视到割中产的羊毛来救的地位。
赚多少钱，决定公司的价值。连孟加拉都没拿下，公司游说集团的力量，还不足够。
而且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刘钰挑起来的北美人参战争，使得殖民地豪商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离心度急剧增加。
走私贩子和北美豪商，是个高度重合的阶层，这时候敢放茶税，除非是英国几百万人里没有一个人才、议会里蹲的全是头脑不健全的狒狒了。
想了一下，刘钰笑道：“我估计，这事最终还是朝三暮四的解决办法。英国那边可能会先放出风来，要取消茶税。但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定会放弃，等于是收买北美人心的筹码吧。”
“我既逼他往印度发力，自是要吓唬吓唬他们。不吓他们，他们定不下决心。至少这几年，走私贸易不用担心。”
“这几年，闷声发大财是最好的。”
齐国公对闷声发大财当然是支持的，他自己就入了不少股呢。
思考了一下刘钰对英国政策的推断，齐国公又道：“如此说，今年西洋贸易公司的茶叶，可以加量？至少要把丹麦公司空出来的这百万两的货加上？”
刘钰笃信道：“加，大可加得。不吃独食，但吃大块是没啥问题的。反正经瑞典还是经荷兰，对咱们来说，不过是左手倒右手的区别。”
“反正英国现在减不了茶税，东印度公司只能琢磨印度了。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即可。不用急。今年不但要加上丹麦原本的货量，还要再加一部分货呢。我给他加到25%的税，丹麦人运回去就要赔钱了，看着吧，过一阵他们得来求着我让我吃下他们定的货，否则他们就跌赔给那些供货商违约金。”
“既是与荷兰合作了，那荷兰人当年在巴达维亚扣国朝海商的船、逼着国朝海商降价赔本销售的手段，也该学一学嘛。”
反正这些年刘钰和荷兰人打交道，是没见过什么鼓吹的黄金时代巴伦支精神，倒是各种脏手段看了个遍。
第六二二章 战前舆论准备（上）
“我看这是好事。既是朝廷遣你监管，商人们需得见到利润攀升才能支持监管。只要英人不废茶税，这对朝廷加强对这些商贾的管控，也有极大的好处。”
齐国公想了一下又笑道：“总不能指望着一群才知道这西洋参不是产自酷热南洋的人，去和那些搞了一二百年贸易的老油子对抗。要是指望他们对抗，非要把老本都赔进去不可。”
“我此番去欧罗巴，所见所闻，只觉若论对产业经济之管控，欧罗巴有大宋之风，本朝万万不及也。法人之统制经济，方有可能出荆公这样的改革，我朝是做不到的。”
“禁海之策，我看这东西方区别倒是不大。丹麦英法等国亦禁自行前往亚洲贩卖，而得垄断之利。其与前朝三宝下西洋而又禁民间片帆下海内帑独得香料之利，有何区别？”
刘钰对此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想来以齐国公自小接受的教育，能看到这一步亦算是难得了。
但齐国公有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各国其实都在搞某种程度的禁海，都在搞垄断，而且都是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的。
欧洲人，尤其是新教国家，自来双标且无耻，这一点刘钰这几年多有领教。毕竟最先收拾的荷兰，就是个新教国。
我可以禁海禁私人贸易、我可以航海条例、我可以禁止你们的货船在我国卖货。
但你不能不允许我们收货，也不能不允许我们割让你们的舟山、抢澳门，否则你们就是有罪的。
这种思维方式，不只是此时大顺人难以理解。
就算到了后世，中国人依旧难以理解。
以至于一些人读到后续屈辱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只要开放贸易，英国人就要乐开花了，就不会打我们了”。
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但现实却是英国连续两次出台禁止东方棉布法令；最高征收了220%的茶叶关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任何非公司的东方货船直接击沉。
所以这件事的本质，就是真的被忽悠瘸了。
相信他们有一套非双标的、统一的、普遍的评价标准。
老马在1840年代就说，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本质，就是一种垄断。一旦当“自由贸易”威胁到他垄断的实质时，他将必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自由贸易”。
鸦片战争的根源不是因为自由贸易，而是因为“清政府禁止种植罂粟”，使得外部鸦片可以造成实质上的垄断，因为本国不让种。
刨除掉鸦片的罪恶属性，如果单纯把其看做商品，一旦放开随便种，一个四川省就能打的英国货没人要，事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甚至都不用四川出马，当时一个云南就够了。
就像是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在国会上控诉【在此前二十三年间，公司被强制往中国销售的纺织品和五金，为公司带来了1688103英镑的损失】。
公司董事可是在国会上的发言，总不可能20年国会的人39年就全死了吧？
所以英国人知不知道就算零关税，他们的纺织品和五金也卖不出去呢？
还是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要找个自由贸易的理由卖实质垄断的鸦片呢？
奈何老马1840年代说的一针见血话，后世百余年依旧没人听，也没人信。反倒是先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以至于挨了顿打。
好在看过老马的书的某格鲁吉亚人反思的结果，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绝不愿意”。
总算没反思成因为不自由的贸易所以挨打活该、打得好。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禁止鸦片呢？
马戛尔尼能成为使团代表的原因，是他前面的查尔斯·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死。
而卡斯卡特使团来华之前的首相训令中，明确指出【如果商约中规定不得运输鸦片，你必须答应。千万不要冒着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风险，来抗争这方面的‘自由’。】
【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应该在东部海面‘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上’寻找出路】——什么叫“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呢？只能说，不愧是出过莎士比亚的文字，可以把走私说的这样委婉，别具“朦胧美”。
【假如割让给我们建立商栈的土地，应该选择在北纬27度到北纬30度之间，因为听说优良的茶叶就产在这个纬度区间】
所以英国人很清楚鸦片贸易是被禁止的，不但清楚，而且清楚的那种清楚，所以才要选择“东部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这边纺织品卖不出去呢？
当然知道。
但为什么还能卖出去呢？
因为一个字。
卷。
1767年，东印度公司曾找到供货商潘某，说如果你能把呢绒卖掉，我可以从你这收茶叶，不从别人那收。而且给你加价，每担茶叶给你加一两银子。
潘某算了算，就算把这些呢绒赔钱卖了，只要英国人从自己这里拿茶叶、而且每担茶叶多给一两银子，那么自己还是赚的。
所以历史上潘某靠着这种卷，卷到被《COTEPARIS》评为18世纪初世界首富，家族白银能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英法舰队。
至于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涨价呢？
这……大概也是中国这边的资产阶级的特色吧。所以新井白石在长崎，用个简单的二桃三士之计，就能挑动的宁波帮、漳州帮、福州帮放弃铜的定价权，让给日本定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群非得有个强人扶着的阿斗，缺了铁腕强人用皮鞭抽打，就是全世界最费拉的布尔乔亚。
为什么东印度公司非要带呢绒呢？
因为要讨好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免得他们再攻击公司是买办，所以宁可赔钱也要带呢绒，大不了从茶叶上找补嘛。
好比你是议员，你又是开呢绒作坊的。你跟东印度公司说，你不带我的呢绒去中国，我就在议会提提案，说你们是买办。那还能咋办？带呗。
于是，纺织工人有了工作、工业资本往中国卖出呢绒、在议会上放东印度公司一马、东印度公司一边说自己赔一边赚了钱、茶叶供货商潘某也卷赢了同行成了18世纪世界首富。
大家貌似都赚，那这里面的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看似是喝茶的英国人出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
就算东印度公司没有承担呢绒赔本销售的义务，他就会良心发现降价吗？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取决于成本，而取决于购买者能出多少钱。英国济贫法的房补，就是个绝佳例子，房补加多少，房租涨多少。
里面唯一遭受损失的，是中国的纺织工匠。
本来正常价格的英国纺织品没人会买的，但架不住有人赔本卖啊。
谁他妈能想到，1767年在中国卖的英国纺织品，比他妈在伦敦工场的出厂价都低？
英国政府为什么明知道茶叶贸易导致白银外流，还要在查尔斯·卡斯卡特使团训令中，将茶叶贸易放在第一位呢？
因为那时候，【茶税每年能为政府提供325万英镑的税收】，已经不少了，折合1000万两白银，够三年辽饷了。
这和现在大顺逼着日本开关，幕府明知道“金银如骨，不可再生”，但依旧支持的原因一样。因为能给幕府提供巨额的关税收益。以建立起对其余诸侯的绝对优势。
当撕开隐藏在外面的迷雾，看到本质之后，很多事要解决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不是卷吗？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充分竞争”到垄断的地步，垄断之后还怎么互相卷？你能搞独家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我便搞不得？
不是双标吗？
那就去荷兰质问为什么荷兰能在中国建商馆，大顺不能在阿姆斯特丹建商馆？因为议会的法律授权是神圣的？那简单，天子的授权也是神圣的，打一顿夺回南洋占据锡兰侵入印度，一波把荷兰势力从长崎推到波斯。
不是非要买茶捆绑呢绒吗？
那就垄断，把小商人全压死，要买茶叶拿现银，呢绒一件不要，就算海军用也只买法国人的。你要能从别处搞到茶叶，明儿当地的地方官就得被穿小鞋，国公带着节度使都去打招呼了，啥叫官僚对上负责制啊？
不是鸦片要寻找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吗？
直接先来个鸦片案，明确告诉英国人，别找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了，否则大顺就要闭关锁国啦，高呼白银不是财富而国民财富是总生产品。
他这一手以魔法破魔法的手段，当然需要朝中的支持。
至少，对“联法反英”的政策要绝对支持。
实际上，以此时国内来看，单纯从贸易角度讲，英国是个远比法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国茶税，更是会让皇帝在内心天平上产生某种游移——如果英国取消茶税，扩大了茶叶销售，皇帝为什么不学宋朝制度、或者俄国大黄专营制度，把茶叶对外出口全捏在自己手里，专卖给英国呢？英国茶税都能收1000万两每年，大顺皇帝捏死茶叶专卖权，也不能少赚吧？
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皇帝又拿到了高额茶叶贸易利润，为什么要和英国开战呢？法国人搞国产替代，穷吊一个，啥也不买，为啥不帮着英国打法国呢？
谋求海上霸权，就需要投入巨资搞舰队，而舰队是没办法镇压在国内日后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为什么非要自己搞舰队去欧洲开拓市场，甚至打一仗呢？
以前刘钰自己垄断着外部信息，尤其是在刘钰打脸传教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掌控着大顺的对外政策。
但现在，随着交流的增多，尤其是这一次齐国公访欧归来，刘钰已经完全无法垄断外部信息了。
这时候，他就需要趁着齐国公从欧洲归来这个契机，把“联法反英”这件事，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为一个在大顺政治正确的“政治问题”。
趁着齐国公说到欧洲各国的海贸政策，刘钰这些年收集了不少英国人的黑材料，这时候便笑道：“所谓闭关、禁海一说，我倒想起来一件趣事。”
“前明崇祯十年，英人威德尔带着舰队来华。当时便说【中国闭关自守，有条件地对葡萄牙人开了一扇门，但这扇门对英国是加锁封闭的。我准备利用葡萄牙人的那扇门，去谦卑地去敲门】。”
“【当然，如果敲门被享以闭门羹，我将破门而入！】”
刘钰说完便笑。
齐国公愣了片刻，可能是一时间觉得这话太过震惊，竟没反应过来。
随后，才仰头开怀大笑起来。
“崇祯十年，破门而入？哈哈哈哈哈……这英人威德尔倒是敢想。”
第六二三章 战前舆论准备（中）
“怪不得当年乔治·安森来这边，守常你对英人如此厌恶。之前只觉得那不过是因为贸易利润之争，原来根子竟是在这？”
“前朝崇祯十年……呵，这一百多年过去了，英国人此番在欧罗巴和西班牙人开战，且都闹了个大笑话。水兵还没等上船，先病了三分之一。去个美洲且只能维系2000人的远征，百年前却想破门，倒是可笑。”
“我在欧罗巴时，法王时常给我讲英人自大且令人讨厌，不可信任。我只当那是英法世仇若如吴越……这么一想，倒似非是虚言。”
刘钰正色道：“岳父大人，此事虽可哂，但不可不防。”
“上一次岳父大人往欧洲，走马观花，未必看得到太多。”
“此番岳父大人一驻数年，期间又参加亚琛和会，就没感觉咱们和欧罗巴诸国，尤其是新教国家诸人，实难沟通吗？”
“很多时候，说话如鸡同鸭讲。相反倒是和那些旧教国家，竟多少还能讲明白一些道理。”
“我说的这鸡同鸭讲，不是说语言不通、典故不明。”
“而是……怎么说呢？”
他不知该怎么说才好，齐国公却是一拍手道：“我正要说这个，确实如此！鸡同鸭讲，鸡同鸭讲，此言大善。”
“绝对不是语言不通典故不明，而是很多事明明道理是这样的，他们却以为是那样的。”
“就像这一次，这不是因为禁教的事吗？我这边的人就说，天朝数千年来，不曾信什么陡斯之神，却亦是礼仪之邦、君子之风。”
“我本以为，本朝禁的是旧教，这新教国家该拍手叫好才是。结果呢？”
“他们却言：【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
“我手底下的人便拿你说，便说你搞出接种牛痘之法，挽救万人性命，而你又不信义，所以你的所作所为也要下地狱？”
“不信义之前，做好事，反而是更坏的？”
“他们竟说是……你得下地狱，而且比别人罪恶还大，因为你不信神，你做的事，你种痘救人，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完成的。不但是罪恶的，而且还是魔鬼的引诱……”
齐国公的话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当时争辩的时候，齐国公见势不对，赶紧把自己这边的人带走了。
因为这边的人说上头了，说完刘钰觉得可能分量不够，准备把尝百草的神农、燧木取火的天皇、以至于现在的天子都加上。
齐国公当时一听这话就知道，就算加上天子，再有功德，那也是“下地狱”的命。
这话是要搞出外交争端的，大顺又没有能在欧洲报复的舰队。
齐国公觉得到时候被人诅咒天子一顿，“君辱臣死”，自己非要在这边跟他们拼了不可，否则回来可就没法交代了。他倒是不怕死，估计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好容易搞出来的贸易局面，这时候最好还是别出岔子。
是以赶紧把话刹住。
他和旧教的人打过颇多交道，大顺禁教之前，一大堆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宫廷工作，还有几个三品官。
这些旧教的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可没新教这么极端。而且一直在往本土化上靠。
齐国公哪见过新教极端化的因信称义这一套啊，当死彻底懵了。
心说这他妈不是扯淡吗？完全就是鸡同鸭讲的感觉不说，如今被刘钰这么一提，又提到“闭关”、“禁海”之事，竟是一下子想通了不少。
心下隐隐明白刘钰说的那种“鸡同鸭讲”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己以为普天之下有道理，大家都是人，是人就得讲道理。到这边，直接分成是人、不是人、信义是人、不信义不是人了。
那还讲个屁的道理？
刘钰听齐国公讲完这个事，笑道：“此事，其实说来也简单。国公可知道本朝龙兴时候，欧洲正因为新教、旧教打仗？”
齐国公点点头，刘钰又道：“国公是否知道，如今不管是本朝，还是日本，儒生欲变革，必要言称先秦，语必孔孟？”
齐国公又点点头，随后明白过来。
“你是说，物极必反？所谓新者，必要比旧者更旧？凡变革，必要言称古训、言借古训？”
“新者实则旧之旧，必要比旧者更旧、更信、更极端？”
“按你所言，这不管是基督，回回，改来该去，只能越改越极端？若不言古，便不可撼动现今，只有言必称古，方可撼动现今为异端邪说？”
刘钰嗯了一声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若不提古训、圣人，为何能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既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就必要比现在的做法更古、更原。”
“其实也不知是基督、回回，便是本朝所兴明教，若行变革，也必先古。想要变革的君子，必要比现在的君子更像古时的君子，才能变革为新。”
“这新教，着实比旧教更原、更极端。”
“只是，自明末起，与明教高士所争者，皆为旧教徒；而至本朝，朝中为官者也为旧教徒。是以本朝少与新教国家打交道，不知其极端之处。”
“他说我救人越多，下地狱越惨，正是此等道理。而若旧教，倒是还会加几句，我的行为倒像是个圣徒，奈何蒙了心并不入教。”
他这么说倒也是倒因为果，因为耶稣会的人要走上层路线，要在中国混，总不能搞因信称义那一套，对着皇帝、高官说你们不信非要下地狱不可。
耶稣会那群人还是很明白大顺的皇权是什么意思的，敢那么说别说试图传教了，肯定直接凌迟了。甚至在往欧洲的信里，也说皇帝其实已经算是半个基督徒了，做了很多好事云云。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旧教的确也不是好鸟，但从利玛窦到之前在大顺官场混的那些传教士，只要不谈上帝，士大夫还能和他们交流。
齐国公这次和新教打了打交道，顿觉之前他觉得厌恶到极点的旧教，竟他妈可爱了几分。
本身大顺一边禁教，一边盟法国，很多人就感觉有些不理解。但经这么一对比，一下子似乎就理解了。
法国固然不是好鸟，但其余的那几个更坏。
刘钰借着刚才说的前朝崇祯十年的事，又道：“其实英国人这等想法，着实正常。”
“我给岳父大人捋一捋哈。”
“英国、荷兰这些新教的，自己搞贸易保护，自己搞禁海政策、自己搞航海条例、垄断授权。完后大明崇祯十年就指责天朝闭关。那我去泰晤士河卖货行不行啊？很明显不行嘛。”
“我上次去荷兰，我说你们荷兰国能在天朝开商馆，为啥天朝不能在荷兰开商馆？他说的那些道理，和你刚才说的【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比说，按咱们的道理，你饿了来我家吃饭，吃了几天，我说我没钱了，要去你家吃饭。这不很正常吗？”
“但他们的道理呢？那就不是人与人的道理，而是人与畜生的道理。”
“这就好比人和耕牛，耕牛干活可以。但耕牛想吃粮食，就不行。咱们这些不信义的，根本就不是人。”
“不让牛吃粮食，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和不是人的，怎么能讲人的道理呢？”
“所以我蒙主的恩典，来你家做生意，你就得开门。你若不开门，你便是罪恶的，要下地狱的。”
“但你来我家做生意，不行，因为我蒙主的旨意不给你开门，你来开我的门，就是罪恶的，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我说，完全是鸡同鸭讲，讲不明白道理，根本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人与人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人与畜生的交流。”
这几句话，让齐国公着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回味着那句“不让牛吃粮食，不是理所当然吗”，连声道：“对对对！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这种感觉。明明没道理的事，他却说的理所当然。”
“这几年我在欧洲，和那些新教国的人打交道，就是这种感觉。完全讲不了道理。就像你说的商馆问题，我自然也是惯常地说了你说的那些，他们给的回答，就是这种感觉。”
“你若不说，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形容！”
齐国公的这一次欧洲之行，确实产生了许多想法。
他第一次去欧洲，那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
那一次去欧洲，只是一种类似于汉朝听闻西边有个罗马，自己未必是唯一文明的那种感觉。
既不是那种天朝上国看啥都觉得是蛮夷。
也不是那种被欧洲人击败之后，由极度自负转为极度自卑的那种“道心破碎”的感觉。
而是一种纯粹的平等视之的感觉。
等着这一次去了欧洲，齐国公并不是如上次一般走马观花地去看，而且加之受了刘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次在欧洲数年，所见所闻，都让齐国公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是刘钰刚才讲的前朝崇祯十年的那种事的模板。
齐国公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现在并不知道有个词，叫做【双标】。
但大部分事情，都和刘钰讲的那个崇祯十年的英人故事差不多。
崇祯十年的这件事，对此时大顺的人来说，可笑的地方倒不是“夜郎自大、可笑不自量”。
不自量这种事，虽然可笑，但不是那么可笑。
而是，一个有航海条例的国家，一个禁止东方商船直接停靠其国港口卖货的国家，一个有行政授予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为什么会觉得别国选择不和你做生意就是错的？
齐国公觉得，这一点他就很难理解。
这件事只是个其中之一，实际上齐国公这一次访欧之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不通道理”。
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华夏文化培养出的那种基本道德和是非观，在欧洲那几个新教国家是完全说不通的。
华夏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普世帝国的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甭管这套道德标准是不是全是对的，亦或者是不是符合时代。
只说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标准。
外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也是用这一套标准。
甚至自己也是笃信这种单一标准的。
比如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有点那啥……
所以只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后人听说祖先夺天下的过程，也是趴在那羞愧的哭，说如此国祚岂能长久？
亦或者说是西洋传教士，只要做的符合这边的标准，依旧可以得一个“利子”的评价。
但齐国公在欧洲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如今被刘钰这么一说，当真是说到了心坎里。
尤其是这几年大顺一直在喊让欧洲各国允许大顺开商馆，而且觉得自己早就让他们建商馆了，按说自己去那边建商馆很合理才是。
可对方回绝的理由，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不应该。
气势上，理直气壮地拒绝倒没啥问题，本来就是没屁清清嗓子闹点动静，大顺也没指望扯淡就能扯到在欧洲开商馆。既要拒绝，气势上不能输，也正常。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内涵，那就有些让齐国公感觉非常别扭。
应该说，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因义称信，导致的鸡同鸭讲，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第六二四章 战前舆论准备（下）
对新教国家的“诋毁”，刘钰也就是点到即止，无非就顺便再说了说新教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原住民都死光了这点事。
天主教当然也不是啥好鸟，但有一说一，旧教殖民地的人确实没死光。
五十步笑百步，偏偏有时候是真能笑的。
他说的这种“人与畜生”的感觉，也算是解开了齐国公在欧洲这几年一直心存的诸多疑惑。
回想这几年在欧洲的点点滴滴，那些有意无意中的文明冲突的细节，一个差不多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也渐渐在齐国公的脑中成型。
同时也似乎更加理解刘钰为什么早早就把目标定在了那些新教国家，不管是荷兰还是英国，甚至在计划中要被推到英国那边的普鲁士。
齐国公心想，似乎按这个说法，这些新教国家更极端，更容易拿别人不当人？
然而这普鲁士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太过拿人不当人当畜生的事，暂时看着挺正常的啊。
将这个疑惑一说，刘钰实在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心道那都不是看做人和畜生了，直接往肥皂上奔了，连畜生都不是了。
苦笑了半晌才道：“普鲁士？且看将来吧，若它能在这场纠结了儒、旧天主两姐妹、东正罗刹的反新教大同盟活下来，日后也未可知。”
渐后，齐国公似是想到了什么，笑道：“守常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你要拉的合纵连横，倒是有些意思。”
“等于是拉上东正、旧天主、本朝名教，对抗新教？”
“可见你对新教着实警惕啊。你觉得其实天主教威胁反而没那么大？”
刘钰摇摇头，又点点头道：“是也不是。”
“我自警惕天主，但天主教成不得事。教条颇多，便难在本朝传播。东正更不必提。”
“但于新教，这就另有说法。”
“凡有圣人之学，欲要变革，必称复古。”
“所谓新者，往往就是极旧。”
“也非是欧罗巴如此，本朝、日本、朝鲜，其几道新学，或者‘宋儒不灭、真儒不兴’；或言‘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那他们到底算是新学？还是旧旧学？宋在春秋之前，他们要回先秦之学，却称自己是新学；而在先秦之后的宋学，倒成了旧学。”
“代之以新教、旧教，虽不一样，道理却是一样的。改新、改新、越改越旧，越改越原。”
“倒是旧教，日后可能会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事，不知道会把经文解成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更老的东正，多半也就儒教化了，封个衍圣公置于皇权之下；更近的新教，反倒最可能原教化，最是狂信难改，半点动不得。”
“耶稣会这边，和东正教，走的都是‘附儒辟佛’的路子。但听起来新、便觉得似乎一定更宽容的新教，是绝不可能走‘附儒辟佛’这条路的。”
“哪种危害大，不好说。可能附儒辟佛，比狂信狂热危害更大，藏得更深。”
“但因各有教廷、牧首管着，其实也是戴着枷锁。若不本土化，便难传播；若本土化，其内部又不许。”
“是以其在美洲等文明原始之地，或许传播。但于本朝，实则极难。”
“此其一也。”
齐国公对此倒是不担心，挥手笑道：“附儒辟佛的路子，倒真是这么回事。但也就是赶上了好时候，自前朝末，便多有大儒觉得宋儒为释家所污，非要正本清源，否则被天竺释家所染的儒学不改，早晚必要重蹈明末之祸。”
“利玛窦倒是会见缝插针，抓得一手好时机。但再这么附儒辟佛，有些东西终究是冲突的。”
“他是附儒辟佛，然后重注六经，重解上帝之名号。但那些反宋儒、为祛除释家所染的，岂能分不清这个？”
“祛了旧污、却添新染？”
“无非就是本朝对宋明儒学破而未立新，却少个大儒破后立新悟道。但越是这么僵着，他们想要附儒辟佛就越难做。”
“你这么说，确实有理。本朝只要禁绝，罗马教廷依旧尚有指示，便难传播。”
“我于法国时候，法国有号伏尔泰者，闻天朝禁教，亦言：天朝的天主教徒是听皇帝的？还是听教廷的呢？若是听教廷的，哪一个皇帝会允许自己的臣民侍奉另一个皇帝呢？”
“既有此等道理，确实还是可以管住的。其二呢？”
刘钰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其二，而是问道：“岳父大人觉得，佛教、白莲弥勒，此二者哪个为大患？”
白莲教那是造反专业户，谁都反，这问题齐国公只笑了笑，连回答都没回答。
刘钰又道：“新教所谓因信称义、各印经书，自旧教脱离，没有教廷管束，其实很容易走向由佛而为白莲弥勒的路子上去。”
说到这个，齐国公不由吸了口凉气，细细一想，似乎好像确实有可能。
齐国公虽然去欧洲次数颇多，从罗刹到法国，东正旧教新教国家全都去过，但要说真正分清楚这几个教派间的区别，却是极难。
不过，大顺既然禁教，烧毁的圣经版本可是不少，从表皮来看，很多大顺的大臣还是很容易“分清”这几个教派的区别。
当然，只是表皮的区别。
聂斯托利派翻译的圣经，叫《真经》、《旧法》。
旧教内部派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耶稣会翻译的名称是“上帝”。
多明我会认为上帝是异端，用的“陡斯”。
折中派既不想反教廷，又希望本土化，用的是“天主”，取《史记·封禅书》里的“一曰天主，祠天齐”的天主一词。
但天主这个词其实也被否了，因为有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翻译到了罗马那边，天主后面还一句“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
要是用天主这个词的话，便等于说淄博南边的山才是天主圣山，所以实际上天主教这个说法理论上也并不存在。
东正教翻译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些问题，用的是“道”、“神”这种概念，约翰福音开篇是“太初有道、道即为神”。但很快，也被上面否了，因为用“道”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词汇，有点偏重于希腊那一套了。
至于新教的经书，此时还并未翻译。
齐国公想到之前禁教时候的东正、天主的那些翻译问题，以及由翻译问题引发的诸多争端，似有所悟。
似乎，刘钰的意思是说，这都是一群咬人的狗。
但东正、旧教，是被链子锁住的。
哪怕利玛窦那样的人，抓住了明末反思儒学被释家所染的机会，大肆搞本土化替代的“正确”路线，也被教廷紧急叫停。
单单一个“天主”、“上帝”、“神”的翻译该用哪个词，旧教这群人就挣了快一百年了。
而新教，则像是一群没有链子拴着的疯狗。不一定能搞成什么样。
这也就是刘钰说的“佛教”和“白莲弥勒”的问题。
大顺对天主教不视之为邪教，只是视之为文明冲突，禁教是皇权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端，文化对抗体现在儒家士大夫和传教士争夺“道”、“天”、“上帝”、“太极”、“气”之类的解释权上。
这和白莲弥勒不一样。
不过刘钰也不只是在危言耸听，实际上打着改革革新、实在原教复古的新教，是非常容易衍生出诸多奇葩教派的。
这时候还没有新教传教士的翻译版本圣经。
但历史上新教版本却闹出过一个著名的本土化魔改按例。
比如新教讲究的是各国自行翻译圣经，不会出现明末天主教那种到底是上帝、神、还是天主的争论。
于是，新教第一版把圣灵，翻译成圣神风。
结果被否了三位一体的太平天国本土化发挥了一番。
既有圣神风，为啥不能有圣神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呢？
遂有圣神风法王杨秀清、圣神雨法王薛朝贵、圣神电法王韦昌辉……凑齐了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
如果死板地用天主教规定的“圣灵”，而不是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也根本传播不了这么快。
这就是个类似于佛教转弥勒的例子。
中国很特殊，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所以，特殊到历史上凡有“国际”总部，直接干预的，必然失败。唯有“国际”总部不管，这边本土化发挥，方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包括当年的佛教，也是本土自行解决了“比丘需要十个比丘戒师才算正式、但本土一个比丘都没有，土办法解决从0到1”的问题。
东正、天主，都有国际总部，形式主义的教条很严重。
这一点，刘钰算是针对大顺国情，准备对付新教诸国的一大杀手锏。
如果说，前面说的“人和畜生”的区别，只是叫皇帝感觉不爽，但觉得人和畜生、人和老虎是有区别的，毕竟此时天朝甚强，完全不必担心被新教诸国送去地狱。
但这个“佛教转弥勒之虞”，那就是针对大顺皇帝的特效痛点了。
而且，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一点就通的。
有链子拴着的狗，也没链子的疯狗，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把新教和荷兰英国制度强行联系在一起后，皇帝必会去思考。
应该说，在大顺禁教、英国也能用放开茶税做筹码的背景下。
刘钰的“人与畜生”、“佛转弥勒”、“英荷制度”这一套素质三连，将会极大地影响皇帝做出判断。
那些不知情的西洋人，说刘钰是大顺的“幕后外相”，实则刘钰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自己最多也就是个类似于法王路易手底下那个“国王的秘密”的小圈子外交国务的成员而已。
真正决定大顺政策走向的，还是皇帝。
他只能引诱皇帝，却无法自行决定。
这一点从始至终他都想的很清楚，田贞仪说想要做事就要摆正心态做“阉党”，便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素质三连的加持下，联法反英，就不只是印度的财税、贸易的争端，而是更加上了一种“神圣同盟”的特殊光环。
俄国、法国、中国，这三个君主制最“坚固”、看起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最不可能皇冠落地的国家，将联合起来，展开对英荷模式的“神圣围剿”。
而且，看似大顺禁绝天主教，但实际上这种禁绝反而加深了和法国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法国后续驱逐耶稣会做了一些铺垫。
因为齐国公说起大顺禁绝天主教却又联盟法国的事，谈到了法国国王的态度。
“以我观之，本朝驱逐耶稣会、多明我会，法王嘴上虽不说，但心里未必不支持。”
“本朝说的明白，只要教廷允许天朝教徒祭祖、拜神、祭周公儒庙。效和尚道士度牒制度，由礼政府监管本国天主教徒，由礼政府任命中华教区大主教而非归罗马管，那么也不是不能允许传教。”
“法王路易也多次问我，本朝是如何解决‘大儒携大义而欺帝’这个问题的。”
刘钰笑笑，问道：“岳父大人如何回答的？”
齐国公也笑了，摇头道：“我能怎么说？法国人囚过教皇，本朝降衍圣公为奉祀侯、主祭周公、仲尼替颜回，依次往下降。立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匾羞辱、开国公侯自成武德宫体系分庭抗礼呗。”
“当时我便说了，即便佛陀复生，来到本朝，亦要老老实实做个伯爵必要在奉祀侯之下。”
“且，要么世袭，要么由礼政府加封挑选弟子继承。”
“你也知道，因为其好美姬、宠爱妾的事，法王当年被主教扣下忏悔，强迫其认错。此事，我在法国这些日子，法王提了不止一次，可见心多有恨。”
“本朝禁教之法，法国民间大儒名士如伏尔泰者，亦是支持；而其宫廷之内，法王的态度亦是如此，虽不明言，但以我观之，他日法国必也会有类似之事。”
“我此番去，陛下也正要我看看法国对本朝禁教驱逐耶稣会一事的真实态度。本想着要多结好，以备长远结盟之用。如今看来，似无甚问题。”
刘钰哈哈大笑道：“本来就不会有问题。法国与那鲁密国亦曾结盟，能有什么问题？”
“岳父此番回京，陛下面前，还是要说说新教诸国的事啊。”
“朝中多有人言，说我是最喜欢好治不病以为功。”
“这英人不是什么好鸟，鸦片的事，现在确实不严重。真要严重了，必深恨之，方知其狼子野心。”
“然而我宁可好治不病以为功，也不想等着真的病的厉害了再做杏林事。”
“伐日如此，征准如此，此番联法、夺印、反英亦是如此。”
“吾宁被人嘲笑好治不病以为功，也绝不想学伍员非要悬头证明自己说得对。”
“宁在史书上扣个好战求功、屡开边衅、求利无义的帽子，也不做被人感叹悲剧可惜的千古诗篇常客。”
“万请陛下知西洋国势日盛，不可停战舰建设。自古京长安者，未有不经略西域的，今南洋既定、漕米南迁，马六甲为玉门，春风当度，不可反复犹疑，必应定死国略不当修改，任那些人大义如雪反对如潮。”
第六二五章 觉醒（一）
齐国公知刘钰一时半时走不开，他要在这边处理完账目问题，再带着皇帝内帑投资的利润回去。
不过齐国公手里也有一批白银需要带回去，就是大顺在荷兰发行的第一笔国债，叫淮河水利建设债。
年息6.5%，鉴于是中国的皇帝或者说是内阁六政府借钱，此时中国在欧洲的富庶形象使得荷兰金融资本并不担心大顺这边还不起钱。
而且借的也不是很多，区区700万两而已，为期十年，每年支付年息的一半，十年后支付全息，可延期。
每年大顺只需要支付20万两左右的利息。这比每年的蠲免相比，还是便宜；而且若能修好，蠲免省了许多不说，一些三等田成为一等水浇田，税收也能收回来。
这种国债，其实只要按时付利息，根本不用还本金。而且可以预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6.5%的年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都算是高息了。
伴随着大顺与荷兰展开了合作，以及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大量的闲余资本伴随着战争结束无处可投，这种在大顺算是白捡一样的利息，在阿姆斯特丹变成了了炙手可热的长期投资。
齐国公也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商人无义”，荷兰的金融资本对大顺夺取东南亚的行为，伴随着大顺与荷兰展开合作，这些人对大顺的态度并不仇恨。
这也是荷兰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某种程度上讲，产业资本，是有祖国的。
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
产业资本需要祖国的关税保护、舰队控制原材料、驻军控制海外市场。
金融资本……谁是县长无所谓，反正都是县长夫人。
历史上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资本吸干了荷兰后，转移到了伦敦，最后转移到了纽约。
荷兰的产业资本，实质上已经被荷兰的金融资本打死了。
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刘钰对能从刚结束双方战争状态的荷兰借到钱一事，信心十足。别说仗都打完了，第二次英荷战争的时候，支撑英国打仗的国债，超半都是荷兰人买的呢。
当然这是大顺第一次借外债，这件事还是很重要的，齐国公需要把这大把的金银运到京城去。
大顺是没有中央银行的，之前一旦急需用钱，用的办法就是让商人报效。各路商人报效一波，也能弄个几百万，但这一次皇帝只让盐商报效了一下，对海外贸易这个新崛起的资本集团并没有杀鸡取卵。
齐国公在外，却因为借债的事，早就知道这边要修淮河。想着这一次的大手笔，也知道刘钰这一次处理完账目把大笔的现金带回去，皇帝必会更加坚定支持海外贸易事。
但他还是有些隐忧，问道：“守常啊，我在去欧罗巴前，便有风声说要先解决周边诸国事。不说复安南吧，至少也要控制缅甸、暹罗等地，使之与南洋无异。如此得利又多、也不费事。你对此怎么看？”
刘钰道：“此事我已经回禀陛下，如鲸海故事。画地为牢，先圈四周、再定邻里。我的意思，就是先难后易，勿要先易后难。”
“陛下圣明，正当先做难事。至于易事，或留之子孙、或日后再说。总归，我的意思就是在下印度之前，要安抚日、朝、安南等国。一些事，就可以如以前一般‘视而不见’、‘掩耳盗铃’。”
“天下舆论，虽有开疆拓土盛唐之风是好事，但现在还是要多引导新教事。岳父倒可找枪手出书，谈谈欧罗巴之行新教诸国之怪异事。只叫天下儒林年轻人，将目光放在这事上。”
“至于缅甸安南等国不敬、明贡暗帝等等事，掩耳盗铃即可。之前数百年都这么过来了，也不差这么几年了。”
齐国公也对“先难后易”这个战略颇为赞同，遂道：“如此，我心里有数了。至于欧洲诸国事、亚琛诸事，我也理应先回了陛下，再和你说。这个流程万万错不得。不过，细节不谈，整体上你心里有数就行，一切顺利。”
“嗯。我知道了。那岳父就休息几日，便回京吧。我这边去处理一下账目分红事。估计要在一个多月后能回去。”刘钰盘算了一下今年要处理的大事，估计也就这么多，剩下的时间他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两边说好之后，齐国公又在松江府休息了三五日，自乘船往天津。
送别之后，西洋贸易公司的第一次股东分红大会就正式召开了。
现在的西洋贸易公司还处在监管阶段，实质上就是刘钰把握大方向，整体模式类似于前朝内阁制：董事会类似内阁，或者秘书，处理一些细节问题，制定计划，大方向需要刘钰签字同意才能执行。
这种制度能够被支持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让他们赚到钱。
这是荷兰那边的经验。
当有50%年息的时候，VOC十七人绅士团可以连公司账目都不公开，联省议会要求，股东会联合起来反对联省议会，质问联省议会闲的没吊事为啥非得公开账目？
当有20%年息的时候，董事团屁的权力都没有，只有分红权。十七人绅士出台政策，没有任何董事团成员提出质疑。
当只有10%年息的时候，董事团的其余董事就会质疑十七人委员会的权力，要求改组董事会。
这条经验，也算是葡萄牙和英国被抓鸦片问题；丹麦商馆被欲加之罪增25%出口关税的原因之一。
这一次股东分红大会，要开大约一旬的时间。有资格参会的，都是入股在3000两以上的。再往下那些散户，也不是不能来，但没有桌椅，只能自备小板凳了。
六月初一天一亮，公司总部大楼那里就已挤满了人。
海关总队的士兵早早就在那维持秩序，今天是黄道吉日，大大小小的股东昨天就没睡好。
心里一直装着的最重要的分红问题，今天就要揭晓。
虽然知道肯定是赚了，但到底赚了多少，并不知晓。有人猜今年能赚15%的，也有人猜可能没那么高。
因为之前刘钰说过军事义务的问题，也说过最低年息分红的问题，所以有人猜测，刘钰这算是提前给众人“接了牛痘”，让众人有个心理预期。
不过大部分大股东，心态还是比较轻松的。
主要是大顺这几年新开发的市场，迅速被瓜分干净了。
钱要生钱，才是资本。
实际上这些大股东的投资方向并不多。
日本贸易资本已经饱和，挤不进去了。
南洋开发，真正的大高峰要等到三五年后那些投资巨大的种植园真正见到利润之后。
买地，朝廷又诸多限制，而且这几个大股东实际上是被孩儿军的探子盯着的。皇帝都说的很明白了，下江南修淮河募款，不用你们的钱，是为了让你们在外面挣钱的。但要是真有不开眼的，给脸不要脸，非把这些钱投到囤地上，那就别怪朝廷展示一下什么叫“四民之中、商人最贱”了。
多数人盯不过来。
但这些个身家百万的大股东，可是盯的严实。
国内其余产业的市场，因为小农经济，和村子地主经营小工商业的缘故，实际上并不大。
能投资的铁矿、煤矿、机械制造等，这几年也只是缓步发展，并没有井喷式的迅速发展，能投的方向也不多。
淮河正在修水利，倒是很多荒田在修完水利之后会变成好田。
然而朝廷不准这些商人插手。
准备把那些水利增值的土地作为国有地，在淮河地区搞出足够的基本盘“官田永佃不得卖”的类似均田制的自耕农。
一方面为了赚回来荷兰人债务的利息，另一方面也是朝廷在废弃运河国策之下，必须要保证南北之间的陆上稳定，要准备置至少五万户官田永佃农，主要是退役士兵。
本来商人想着，朝廷修淮河缺钱，真要是确定修淮河了，也可以投资买荒地，朝廷得了钱，他们也得了地。
奈何大顺依旧是严重的抑兼并、保小农国策，坚决禁止大商人在“畿内”搞任何形式的土地开发。
包括收地搞大田经营种棉花，农场经营，也坚决禁止。
所谓畿内，是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嘉峪关以西、松辽分水岭以南、广西以北、到东海。
过了松辽分水岭往北、西域、南洋、鲸海、虾夷等地，若有本事，就是买一百万亩地去开发，朝廷一个屁都不会放，反而会该给政策给政策、该减免三年减免三年。
这种情况下，这些身家最厚的大股东们，其实是被逼着只能往工商业、而且还是刘钰允许的工商业上投了。
也因而，种种限制之下，他们的资本其实没有太多地方可去。这也造成了松江府这个特殊的“迁茂陵”政策下的畸形之地，贷款利息是逐年下降的。
贷款利息逐年下降，大商人们对利润率的底线也就逐年降低。
大顺算是“亡羊补牢”了一波。
在人头税摊入土地税、国税君子远庖厨政策地方摊派导致土地价格暴跌、地租猛涨、自耕不如佃的背景下，依靠出台的种种政策，至少将松江府一代的大豪商能接受的利润底线，从30%，降到了12%左右。
这已经是极限了。
而且只是在松江府畸形有效。
因为松江府已经实行了十一税改，国税从三十税一涨到接近九税一，极大地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
亩税涨了，自耕农的负担减轻了，松江府的土地所有权涨价了，地租已经最高达六成了，不能再高了，投资土地收益率下降了，钱开始往工商业上走了。
这些商人也知道和朝廷对抗的结果，更明白大顺保小农以稳江山的政策，都做到上百万身家了，也都是人精了。
这种情况下，这是大股东、大豪商们，对这一次分红利润虽然也期待，但至少昨晚上还睡得着觉。
反正是赚了，再不济还有刘钰承诺的最低年息。
第六二六章 觉醒（二）
等到太阳升高，吉时已到，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了好久。
洋溢着期待神情的股东们，依次进入到总部大楼的会场，按照各自的桌号坐下。
分红大会要开十天呢，可能要到最后一天才会公布这一次的利润。但他们也知道刘钰是要做一些政策上的解释的，这一点也正是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朝廷管制的原因。
在商言商，谈的都是利润，不谈大义、不谈社稷。
但即便在商言商，政策上的分歧也必然存在。
短期利润。
长远利益。
如何取舍，这都需要在股东大会上说清楚。
台上，巨大的、放着账目本的玻璃柜子摆在那，那些记载着金银数目的账本，仿佛发出一阵阵神圣的光辉。
很快，会堂里渐渐安静下来，刘钰却没有先说欧洲贸易的事，而是先在身后的幕板上写下了“武夷运河”这四个字。
写完这几个字，刘钰便先说了茶叶贸易在整个对外出口中的重要性，然后拿出了非常详实的数字，来引出武夷运河的问题。
“二十年前，武夷山的茶，要先走江西，去鄱阳湖分装，汇总两湖茶。”
“装箱，或走北线，经漠北，到北海，去莫斯科。”
“或走南线，走大庾岭始皇帝故道，去广州。”
“至少在武夷运河修好之前，我统计了在广州茶叶的平均价格。”
“武夷茶，每担是39两银子。”
“功夫茶，是63两。”
“松萝，是76两。”
“熙春屯绿，是120两。”
“咱们先不提这些茶，在欧罗巴能卖多少钱。就先说，这些茶原本在广州的出关价。”
“如今运河修完，别的不提，只说这武夷茶，不用走到鄱阳再南下，而是经运河走闽，装船来松江府分货。”
“如今，只需要20两银子，就能拿到货。”
“咱们在欧洲不搞零售，只搞批发。”
“自有专门的商团负责零售，这都是荷兰人牵线的。卖给谁……那咱们就不管了。”
“这就是咱们要分一杯羹给荷兰的原因。荷兰有个叫VOUT之子的组织，专门就是干这个的，总之就是咱们只管批发，高效的走私贩……呃，高效的商业集团VOUT之子，可以保证咱们明年再多一半的货他们也能卖掉。”
“一担武夷茶，这一次拍卖是100两银子。卖给大客户，也就90两。”
“毛利润，450%。”
“当然了，要是之前没修武夷运河呢？这毛利润也就100%，虽然也挺高，但这一上一下，差的可就大了。”
当刘钰给出450%的毛利润时，会场里顿时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450%的毛利润啊这可是。
之前他们这些搞坐商、行商的，哪能赚这么高的利润？
30来两一担卖给外国人，都知道茶叶暴利，却实实在在没想到真能暴利到这种程度！
“怪不得那些西洋人不远万里来这里呢。真是无利不起早。”
“嘿，要不说西洋人各家都组织贸易公司，不准别人插手呢。这要是充分竞争了，比压价的话，其实运到那40两一担，这生意也照样做得。”
欢呼之后，一群人在那嘀嘀咕咕，掩饰不住兴奋，大声讨论起来。
刘钰隐约听到“压价”这个词，脸上有些难看，心道你们怎么就老想着压价竞争，就不能想着垄断赚钱呢？
等着欢呼声渐渐停歇，刘钰道：“我说这个武夷运河的事，是为了说什么？是为了说，监管是重要的。”
“我说你们都是一群废物，被千千万万勤劳的老百姓养废了，之前坐在家里就能收着钱，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利润、什么叫竞争。这话虽难听，但这话就摆在这。”
“这茶叶贸易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你们有谁说把大家伙组织起来，出资修运河，让茶叶降低运输成本的？”
“我等了二十年，实在等不下去了，实在是受不了你们的无能了，没办法，只好出面组织起来，好说歹说，把运河修起来了。”
“如果朝廷不监管，不给你们定政策，你们依旧只能拿100%的利润，拿不到450%的利润。我这么说，没错吧？”
在场的人早就习惯了，刘钰经常说他们是废物，被老百姓养废了的一群废物商人。
这话虽然难听，但在这一次巨大的利润面前，众人谁也不想在这件事上计较。
嘴上不说，可有人心里也不是不觉得太难听。
有人心想，国公这话说的就难听。
之前卖茶叶是怎么回事？现在是怎么回事？那能一样吗？
修条运河，大几十万两银子，大家互相之间竞争猜忌，你卖40两给荷兰人，我就可以压到39，这种情况下谁能投资去修运河？
就算修完了，让不让别人用？
不让别人用，你自己吃独食，那大家不联合起来搞死你？
让别人用，就算收过船费，得什么时候能把本钱收回来？
有心里觉得不爽的，自然也有心里自我反思的。
一些商人被刘钰骂的多了，也确实反思了一下。
之前刘钰骂过他们，说茶叶全世界独一份的产地，除此之外，别无他家。这纯粹天然的垄断优势，能被西洋人拿走提货的定价权，说你们是废物冤枉你们了吗？
如果说运河问题还能反驳的话，那这件事很多商人是真的无话可说。
实际上在刘钰出手组建贸易公司之前，大顺商人是处处溃败。
在日本，被日本拿走了日本铜的定价权。
在广州，被西洋人拿走了天然垄断的茶的定价权。
这就真无话可说了。
铜，日本是生产方、大顺商人是购买方。
茶，大顺商人是生产方，西洋商人是购买方。
总不能说，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购买的时候拿不到定价权、出售的时候也拿不到定价权吧？
生产、购买，这两者可是极端对立的，按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个拿不到、另一个必然能拿到才是。
除了无能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如果说，当年在巴达维亚被扣船，被荷兰人逼着低价赔钱卖茶，那是朝廷无能。但坐在家里，手里把持着天然垄断，被人拿捏成这样，这就真说不过去了。
有些事，刘钰真的是觉得可能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如果说，大顺之前搞自由竞争的贸易，使得内斗频频，互相压价。
那满清搞十三行，几乎已经是小圈子垄断了，依旧还是定价权被西洋人拿在手里、还要被迫卖呢绒。
这就真的挺难理解的，刘钰前世活那么久，是真没见过垄断行业能被人轻易拿走定价权的。
在又一次刺激了这些商人、让这些商人内心遭受了自信打击之后，刘钰见这些商人面色已经没有不好意思、而是被他常骂以至于习惯后，无奈地笑了笑道：“之所以要先说武夷运河的事，便是要说一些公司的成本开支，是非常重要的。”
“运河、运输，这是一部分。”
“香料的垄断、护航、巡查、缉私，这也是能够赚钱的必要投资。”
“驻军、军费、堡垒。”
“造舰、大炮、土改。”
“在阿姆斯特丹修港口、在开普修补给站、维系几艘战舰的护航规模、在茶叶产区安排检查封箱封条。”
“种种这些，都是开支。你们觉得，是不是必要的呢？”
“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说，包括之前的对日本的贸易公司，也必须要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正因如此。”
“这些开支，本就是保证450%毛利润的基础。没有这些开支，也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
“这一点，我是必须和你们说清楚的。”
“按说，我来监管你们，只要保证利润、保证我承诺的最低年息，这就够了。”
“但总有一天，我不可能一直监管。我希望你们能够成长起来，董事会日后做决定的时候，要适当地向前看。”
“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要只看今年的利润、明年的利润。不要只看投资运河要花几十万两银子，却不想想修好之后能得到多少钱的回报。”
“我知道，有人觉得，每年抽走百多万两的银子，给朝廷，建海军、修炮台，很多人觉得冤屈。”
说到这，很多人有些羞赧地低下了头。
内部关于每年要被朝廷抽走百多万两银子搞海军建设，的确很多人心有不满，觉得朝廷又在吸商人的血。
这种不满，刘钰心知肚明，是以今天先用武夷运河，让武夷茶的利润从100%涨到了450%这件事，说一下必要开支的重要性。
让这些被勤劳的劳苦大众惯坏了的、养废了的商人阶层，不说回到先秦时候“奇货可居操控政治”的水平，最起码也得达到“财阀对内残忍、对外扩张”的水平。
如今大顺的工商业发展，走的其实就是国家扶植财阀的路子。
已经渐渐兴起了几大财阀。
对日贸易财阀集团；南洋银行业和种植园业财阀集团；造船机械采煤冶铁财阀集团；海外出口财阀集团。
朝廷有股份、勋贵王公有股份、皇帝内帑有股份。靠着皇权的支持，授予一些便利和垄断权。
搞垄断性质的大财阀，既便于朝廷控制，也便于集中力量。
做财阀，得有做财阀的觉悟。最起码财阀得知道什么时候得舍得花钱、什么地方的钱不能省。
当财阀若是当成内残外忍的水平，那就真是扶不起来了，老老实实当四民最贱的那个就行了。
大顺是个讲究“道理”和“名正言顺”的国度。刘钰既然选择了监管，就需要和这些人讲明白道理，在商言商，只从单纯的商业利润的角度去讲。
至于说商业利润之外的东西，比如加强对南洋的控制、为大顺找一个人口泄压阀、为将来战争准备战列舰等等这些，他并不提。
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水到渠成，等到对英开战的那一天，这些被寄予财阀希望的大商人们，会是全大顺最支持开战的那群人。
甚至，会用低息回报买足够的战争国债。
若能做到那一步，也算是他们有了自我的阶级意识，至少有了做统治阶级的觉悟——为自己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承担义务。
什么时候能拿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那般积极的阶级觉悟，去搞对外扩张、对内煽动，什么时候这群人就算是真的觉醒了。
但现在来看，距离拥有这样的意识还早，还得一步步地培养。现在就整天琢磨着永禁齐行叫歇、请朝廷放开土地购买等。
既是个漫长培养的过程，刘钰也就点到即止，并没有继续往深里说。
在众人沉默了一阵后，刘钰笑道：“罢了，来日方长。今日是公司大喜的日子，我就不这么煞风景了。点到即止、点到即止。刚说的有些沉重，现在便说说和茶叶有关的、令人高兴的事。”
他回身在幕板上擦去武夷运河字样，又写了两句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六二七章 觉醒（三）
“你们猜猜，在陛下征伐罗刹，我前往永宁寺拓取碑文之前，在伦敦，这最是寻常的武夷茶，多少钱一斤？”
商人们猜到既然刘钰这么说，这价格一定比现在要贵。
但贵多少，却很难想象。
武夷茶，不是什么好茶。倒不是说武夷没好茶，而是说专门往西方大宗买卖的、被特指称呼的“武夷茶”，并不是什么好茶。
论起武夷山的好茶，几十两、上百两一斤的也不是没有。
但若论特定的出口武夷茶，这些商人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七嘴八舌地给出了最高的价格，是三两银子。
按现在的收购价来算，三两银子，这就是1000%的利润，这已经突破了这些商人的想象力极限了。
当然，这些商人并不知道，当年肉蔻和丁香，在欧洲最高有过5400%利润的。
现实的离奇，使得因为知识缺乏而妨碍的他们的想象力，难以想象出来。没见过鲸鱼只见过牛的人，最大的想象力也就是比牛大一圈的怪兽。
刘钰针对三两银子一斤这个数目，笑道：“数对了，但量不对。”
“三，没错。但不是两，而是英镑。”
“武夷茶卖国2磅18先令一斤。20先令就是一英镑，折合三两白银。”
“也就是说，武夷茶那时候卖到9两银子一斤！”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过骇人，这些做买卖的，心里很清楚出口的武夷茶都是些什么货色。
西洋人根本不懂喝茶，真正的好茶他们也不会买，这种特指的、专门出口的武夷茶，几乎是大顺市场上最低级的茶叶之一。
现在于松江府，不算关税的话，其实一钱多银子就能买一斤。就算上船税之类的，往多了算，2钱银子一斤，那这也是4500%的利润。
许是太过骇人，很多商人愣在那里不知所措，仔细体会这种翻几十倍利润的概念，难以想象。
然而也有一些商人，看着刘钰身后幕板上写的那两句诗，若有所思。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茶叶，尤其是武夷茶，若一直维系在9两银子一斤的价格，怕也没多少人买吧？
若能垄断，价格实际上就是自己在定了。
一些商人心道，国公说这个，怕是说关于该怎么定价的问题吧？
他是觉得，现在一些东西的定价有些过高了？
台上，刘钰缓缓道：“我猜诸位也想到了，这定价过高，未必是好事。当然也不是说定价过高一定是坏事，这得辩证地来看。”
“什么叫辩证的来看？这个我先不说，你们听我说完茶叶、香料的价格问题，自己想想。”
“大约也就是陛下征伐罗刹的那几年，茶叶价格在欧洲忽然暴跌。”
“暴跌，不是腰斩那么简单，而是从将近十两银子一斤，跌到了一两多点一斤。”
“如果咱们不去欧洲做生意，而是只做行商、坐商，这肯定是好事。”
“我想，这里面有些岁数大点的，应该有印象，大约也就是本朝征罗刹那几年，西洋人买的茶叶量忽然暴增。原先多的也就是买个六七十万斤，那几年之后，几乎每家东印度公司都要买上百万斤。”
“是这样吧？”
这些股东里面，成分复杂。
有之前搞对日贸易的、有之前当西洋买办的、也有一部分跟对了人鸡犬升天的。
一些之前专门做西洋买办生意的，对这件事可谓是印象非常深刻。
只不过之前都多想，现在被刘钰这么一提，顿时想到，可不是嘛。
恰恰就是天朝征伐罗刹，在黑龙江与罗刹开战的那几年，西洋人买茶叶的量暴增了数倍甚至十倍。
之前不理解是什么怎么回事。
现在看看幕板上写的那两句诗，似乎明白过来了。
若茶叶依旧七八两银子一斤，那真是没多少人喝得起。纵然欧洲有的是金山银山，淌了这些年尚且没淌干净，但想来十两银子一斤的最次的茶，那也不是寻常人喝得起的。
刘钰刚刚说，价格定的高低，到底是利还是弊，要辩证的去看。
这些商人当然不知道什么叫辩证的去看，但他们觉得，之所以忽然降价，肯定是有原因的。
果然，刘钰道：“你们也知道，现在欧罗巴正在打仗，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崩了，家无男丁，只有个公主。”
“应该说，咱们的茶叶能够卖的多，得非常感谢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位先帝。”
“甚至说，咱们现在卖茶叶，能有四五倍的利润，也得‘感谢’这位神罗先帝。”
“大约是我去黑龙江的四五年前吧，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神罗先帝，组建了奥斯坦德公司。你们一些之前做行商生意的，应该有印象。昙花一现，也就存在了七八年吧？”
这个在历史上没泛起什么太大浪花的公司，在此时这些商人的记忆里还存在着。刘钰这么一说，很多人立刻想起来了这家公司。
二十多年前，忽然有几条船来到了广州。那时候，商人们见识到了法国旗、英国旗、荷兰旗，但新来的这家公司却打着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旗帜。
这些记忆的碎片被唤醒之后，很多事情便联系到了一起。
正是大顺对罗刹开战的前几年，这家新冒出来的公司，忽然出现在了广州。
然后，茶叶的销售量开始暴涨。
再然后，大约也就是大顺征讨准噶尔的那几年，这家公司忽然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
若不是刘钰提醒，他们都不知道，原来这家公司所属的国家，就是现在欧洲战争互相劫船导致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做买卖就大赚特赚的那个战争导火索的奥地利。
这些过去存在过的、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事情，渐渐在这些商人的脑海中逐渐织连起来，隐隐似乎已经找到了茶叶为什么降价、以及为什么刘钰说要感谢这位神罗先帝的原因。
“咱们有句话讲，叫破鼓万人捶。”
“还有句话，若要去调戏尼姑，多半要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这哈布斯堡家族组建了奥斯坦德公司，第二年便赚了钱。瑞典、丹麦等国一看，便是这种心思：就连奥地利都能靠海上贸易赚钱，我如何赚不到？”
“那之前搞海上贸易的，都是英、法、荷、葡这些传统的海上大国。这就好比周边如朝鲜、安南等国，会觉得，有些事，天朝能做，我们可做不成；可要是琉球国竟也做成了什么事，只怕朝鲜、安南等国便想，琉球都能做，我自也能做。”
“大抵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奥地利陆战尚可，海上实不及丹麦、瑞典等国。之前英荷葡等国做这贸易，他们只能干看着，自知能力不足，英荷能做，自己未必能做。”
“及到这奥地利也做成了，丹麦等国心里便有数了。”
“于是乎，雨后春笋一般，各国都组建了自己的对华贸易公司。你们应该有印象，就是天朝征罗刹前后，大批的新公司的货船来到了广州。”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只说这奥斯坦德公司，来到广州就盯上了茶叶贸易。那时候茶叶可还是七八两银子一斤的暴利呢。”
“英荷一看，这还得了？”
“可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七八两银子一斤的茶，一年也就能卖个百十万斤。不可能那么多人买。”
“现在被这奥斯坦德公司横插了一杠子，按照七八两银子一斤的价，最多也就百十万斤的量，那年欧洲却一下子有了七八百万斤。你们说，咋办？”
都是做买卖的，这问题一问出来，所有人都瞬间就有了答案。
咋办？
降价呗。
茶叶不是金银，放个十年八年也没事。
新茶、旧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而且这玩意儿占着资本，不赶紧回笼资金，下次来广州靠什么买货？一旦断裂，只怕公司就要被其余的竞争对手打垮。
那自然是原本能卖七八两一斤，现在往死了降价，至少别砸手里，能回多少钱是多少钱了。
但还有些人想着，那奥斯坦德公司如昙花一现，等着那公司的商馆都没了之后，好像茶叶价也没涨回去。
这么一想，肯定是这些公司发现，降价之后，依旧有利可图，所以才都选择了降价才是。
那之前是没想到降价反而赚的更多？
还是说，想到了，但不敢做呢？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的吧？
台上，刘钰说完地对哈布斯堡家族的第一次“感谢”，又说道：“事后，大约是本朝征准噶尔那一年吧，这神罗皇帝因着生不出儿子，为求各国承认其女儿继承，不得不把奥斯坦德公司解散，以作为英、荷等国支持他女儿继承的筹码。”
“我说的第二个‘感谢’，就在于这个解散。”
“这么说吧，奥斯坦德这地方，距离英国伦敦，也就相当于从松江府到苏州府这么远，甚至可能还不如。”
“你们猜，如果他要是生的是儿子，要是不解散这个公司，英国会不会被逼的取消茶税？”
“你们要知道，今年英国的茶叶关税，是125%。荷兰之前是盟友，碍于情面，其国又弱，不能做的太过分；那瑞、丹等国又太远。”
“那你们想想，若是松江府的茶，收125%的税；而苏州府的茶，免税。你们猜，管得过来吗？”
“就苏州府到松江府的距离，只怕他要是生的儿子，怎么也不取缔奥斯坦德公司，怕是英国早在本朝伐日的时候就要降低茶税了。”
“英国降低茶税，对坐商、杭商来说，倒是好事。可对咱们这些做海上贸易的，那可不是好事啊。现如今，西洋贸易公司第一年的茶叶，就有450%的毛利润，而且一下子就是上百万斤的量……”
“往远了说，还真得说，得亏这送子观音给哈布斯堡家送去了个闺女。”
第六二八章 觉醒（四）
虽然这两声感谢，在刘钰嘴里，油腔滑调，很有些戏谑的滋味。
但对这些尝试着开拓对欧直接贸易的商人而言，这两声感谢倒是真心实意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就如同在大顺卖不出去咖啡一样。
若是从零开始，恐怕这茶叶也会经过百余年时间，才能在欧洲卖的这样好，普及开来。
如果说，这前人栽树，是葡萄牙人种下的种子。
那后续最重要的浇水，还真就是前些年昙花一现的奥斯坦德公司浇的。
不但因为恶行竞争，浇出来一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得茶叶在欧洲的销售量，由原本的几十万斤，上升到现在的一两千万斤。
更因为生闺女的事，使得英国至今还没有取消茶税。这是西洋贸易公司，甚至说，是大顺和瑞典合作迈出向欧洲贸易第一步的基石。
在场的人很清楚，瑞典人就是搞往北美走私茶叶捞金的，也因此才会被大顺轻易卡住不得不和大顺分股合作。蓝旗国多大、人口多少，这些人心里是有数的。那点人口却买那么多茶叶，除非蓝旗国的百姓把茶叶当白菜萝卜用。
其实与瑞典合作的价值，不只是赚钱。
更是让瑞典人死了上百人、沉了许多船探索出来的航线航路，大顺没花一分钱、没死一个人就拿到手了。
从种种这些来看，在场的商人觉得刘钰戏谑的这两个“感谢”，其实也真的应该“谢一谢”这哈布斯堡家族。
这种戏谑之后，刘钰又道：“如今前人栽的树，咱们乘着凉。别的不提，只说这茶叶一项，其实咱们的公司已经完全有能力垄断了。”
“垄断吗，大部分情况下，无非两种。”
“一种是自由竞争，砸钱，降价，砸到对方破产，然后垄断。”
“另一种嘛，叫行政干预。”
“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英国可以行政干预授予垄断权、荷兰可以、法国可以、瑞典可以、丹麦可以、普鲁士可以、葡萄牙西班牙都可以，为什么本朝不能行政干预授权垄断？”
“用不用，那另说。”
“就算不用行政干预的垄断，靠砸钱、靠资本比拼谁的血厚，咱们也一样赢。”
“那么，假设我们拿到了垄断权，你们觉得，这茶叶应该是继续降价？还是垄断之后涨价呢？”
降价？
涨价？
看起来，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然而，在场的人都清楚，这其实是一场考验。
刘钰作为监管者，实际上对将来董事会的成员任命，有绝对的建议权。虽然说，朝廷的监管不会持续太久，按照之前的说法，是步入正轨之后，依旧会有监管，但不会是如现在一样，爹味十足，以至于连进什么货、卖多少钱、怎么装船等等都要审核，都要管。
然而，一旦将来不监管的这么严了，谁来做这个头？
谁来当这个董事长？
理论上是董事会成员选出来，可若朝廷不点头，这就很难做。
看起来，涨价还是降价，只要回答涨还是跌即可。
可是，这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东西。
商人们想着刘钰刚才讲的茶叶往事，心想铺垫许多，这便是提醒我们：是涨，还是跌，必要抓住道理。
只有抓准了道理，找到了做这种大宗生意、宏观角度的道理，才能决定公司将来是发展的好还是不好。
在场的人不止一次听刘钰说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事，是作为“反面教材”来讲的。
从香料定额、到瞎逼提价导致被巴西丁香木替代、再到无序扩张蔗糖业出现危机、再到公司不扩大股本而发债运营等等，都是反面教材。
这些反面教材的背锅者，就是VOC的十七人绅士团，也就是真正的董事会常务董事。
他们的决策，导致了公司经营困难。虽然有多重因素，但至少有几个问题是绝对躲不过去的责任。
茶叶涨价还是降价，一旦走错了步，可能就会严重影响西洋贸易公司的利润。
毕竟这是大几百万两的大宗生意。
桌上的人嗡嗡讨论了一阵，很快就各执一词。
也有人站出来陈诉自己的观点，刘钰面上看不出喜乐，只是让众人去评说。
有说应该涨的、有说应该跌的，还有说应该不涨不跌的。
涨还是跌，那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
真正有意义的，还是“为什么”要涨？或者“为什么”要跌？
一直讨论了许久，终于有个二十七八岁、在这群人里算是年轻的商二代站出来，冲着刘钰行礼后道：“国公，恕在下愚钝之言，国公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猜，国公是故意为之。”
“在下亦学过几何学问，国公这个问题，就像是说一三角形，一条边是1，另一条边也是1，那么第三条边有多长？”
“国公给的条件不足，在下觉得，无法回答。”
旁边的商人一怔，远处的则纷纷将头扭过去看这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姓陈，名亨，字介生，是家中幼子。
其父早些年是跑日本生意的，他大哥当年去小仓走私，被日本人用炮轰死了，当初大顺伐日的时候，其老父还跟着前往日本，为儿子办了法事，战争期间更是负责军中后勤事。
如今年事已高，便观其诸子，选了接受了新学教育的小儿子接班，怕其余儿子不服、兄弟不睦，是以老人归于幕后，台前只让这个儿子来做。
在这群商人集团里，陈亨属于是“日本贸易系”的，年纪虽小，但凭着家里之前积攒下的基业、以及提早抱上了刘钰的大腿，并且在对日战争中靠着辅助军需辎重发了财，亦算是商人中和朝廷走的最近的一批人了。
众人也知道刘钰的性子，不是很在意繁文缛节，故而见陈亨说刘钰给的条件不足无法回答，倒是不担心他，只是不知道他语出惊人，竟要怎么说？
这有几分像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下面有学生却说老师出的题有问题，自然而然会吸引“全班”的目光。
很快，这些人都转过头，看着刘钰，心说国公怎么说？
刘钰也只笑笑，说道：“你说说看，什么叫条件足？”
陈亨虽年纪不大，却能被老父顶着其余兄弟的压力选中做继承人，自有胆魄。此时挥洒泰然，说道：“在下读过国公当年在文登时候的一篇文章。是讲关于永佃和亩税问题的。”
“当时文登州州牧白大人要搞人头税改革，大人便派人去做了考察，写了那篇《文登州地亩税赋考察报告》。”
“里面用详实的数字写了文登州的总亩数、总赋税、人头税轻重、亩税轻重。百姓的人均亩数、徭役繁寡、粮价几何、平均负债等等。”
“由此，才能算出来，亩税人头税改革，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哪些人得利、哪些人受损。”
“在下读过之后，方知道理只在这些数字之中。是以，这茶叶价格，是涨、是跌，不是靠这里张张嘴。”
“而是要拿到欧洲百姓的种种数字。”
“现在喝茶的都是些什么人？一个月赚钱几何？茶叶消费在他们赚的钱里占多少？”
“欧洲做工的，一个月赚多少钱？种地的，一个月赚多少钱？”
“做工的有多少人？种地的有多少人？经商的有多少人？做官的有多少人？”
“做工的是否喝茶？”
“如果不喝，价格降到什么程度，他们可以喝？”
“种地的是否喝茶？”
“如果不喝，价格降到什么程度，他们中的富裕者会喝？又降到什么程度，不富裕的也会逢年过节的买上一些？”
“降价降到什么程度，能卖出多少货？”
“降价多卖出的这些货，所得的利润，是否比之前更高？”
“这些东西，一概不知。”
“这与一些人坐而论道，连望远镜都不会用，却谈什么道法、宇宙、太极之类，有什么区别呢？”
陈亨说到这里，刘钰已经频频点头。
旁边的商人见刘钰频频点头面露喜色，心里忍不住道一声哎呀！
尤其是一些专门琢磨“上有所好”的，更是茅塞顿开——顿开的，不是这等道理。
而是他们专门买了蒸汽机，像石狮子一样用，不伦不类的放在自家园林里当摆件。
有时候宴请刘钰吃饭的时候，便会烧开蒸汽机，让蒸汽机提水。有人甚至传言，说国公久经沙场，所以喜欢硝烟味，这烧煤的烟味国公喜欢云云。
除了这等此时全世界最奇葩的景致——唯美的江南园林的佼佼者，往往在假山竹林碧波菡萏间，挺立着冒着浓烟的烟囱——还有诸如改家中的仆从为雇工制复其本名；昂贵的园林花园里留出土地不种花草而是故意种粮食或者奇葩植物；出门不乘轿子坐马车……甚至还有奇葩的好好的园林青石路非要铺上铁轨，任其生锈。
暗地里，刘钰对这种怪现状，讽刺为“楚王细腰奇葩版的【洋务运动】”。
这些“上有所好的【洋务运动】”爱好者，此时听到陈亨说读刘钰写的小册子，竟能让刘钰频频点头，心下如何不懊悔？
心道，原来不但要在圆子林间摆上蒸汽机冒烟玩儿，还要多读读那些新学的书哩……而且，看似读书比买机器还重要呢。
第六二九章 觉醒（五）
刘钰对陈亨的想法很是赞许，对大多数商人他嘴上虽骂的多，但在这件事上，倒是可以理解他们。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这些商人的思维，还没有从行商、坐商、买办的思路，适应他们新的、对外扩张抢占市场的社会身份。
一群之前坐在家里收钱的人，要求他们去了解欧洲的市场行情，也着实是强人所难。
欧洲市场茶叶卖多少钱、有多少人喝得起，之前和他们无关。
之前他们只关心，欧洲从他们手里买茶叶定什么价。
现在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才第一次前往欧洲返航，也算是大顺第一次主动把货物往欧洲卖。瑞典不算，因为瑞典大顺这边没有绝对的主动权。
这一次西洋贸易公司的船，是正大光明地在阿姆斯特丹停靠的，是大摇大摆在荷兰七省的拍卖会上拍卖批发货物的，也是真真正正卖了一批期货券的。
一旦自己把握了主动权，就要考虑更多的问题。
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和奥斯坦德公司竞争茶叶垄断权的那几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赔了不少钱，但对当时的大顺商人来说，这种赚和赔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依旧按照正常价格批发茶叶。
现在身份转变了，就必须要考虑这些情况了。
老朽一辈指望他们转变想法，太难了。
只能把他们熬死。
现在提出这些想法的，是年轻人，这就是个非常值得庆贺的事。
陈亨见刘钰点头赞许，又道：“国公自来不做这种空谈事，想来国公这么问，肯定早已派人去搜集了那边的情况。若不然，国公是不会问的。”
“国公不妨那那边的情况说出来，这样大家才能判断到底是该涨价，还是该降价。”
一众商人恍然大悟，心道是啊，国公做事向来不讲空谈卦算，他既然这么问，自是有道理可论的，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
刘钰笑着点点头道：“说的没错。但问题是，这是我这个监管者该做的事吗？你们董事会是干什么吃的？如果我不说话，我不去做这些事，你们怎么办？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这就跟养孩子似的，你说襁褓之中的时候，要照顾的无微不至。等着长到二十了，还得告诉孩子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吗？”
“从和瑞典合作开始，从对日贸易开始，至今也快二十年了吧？也该长大了吧？”
“不过现在就事论事，我就将搜集到的那边的情况和你们说说，你们自行判断。”
“英国现在和咱们差不多，一样是个主要以种地、养羊为主的国家。他们圈地之后，不是租赁小块维系社会稳定，而是雇工制。那些无法做工的、用不了的人，要么去死，要么出海，要么去城市做工。”
“既说卖茶叶，那就要说这足足几百万人的农业雇工。应该说，此时英国任何一个农业雇工的日子，过的都比天朝大部分的百姓强。啤酒肚，笑意满满的脸，算是标配吧。”
说着，他拿出了委托田平在英国那边搜集到的数据，不得不说，英国的农业雇工和大顺的佃农，完全是两个阶层。都是农民，或者都可以叫农民，但真不是一回事。
“我给你们念念。”
“英国养羊、种地，所以雇工最贵的时候，是割草和收获的日子。工资是按周结算，这是西洋人神创世的说法，一周就是七天，一个月是四周。”
“割草的时候，一个熟练劳动力，一周的工钱大约是10先令。一个月下来，大约是30先令，也就是1.5英镑，折合大约五两银子。”
“农闲季节，长工嘛，农闲季节也得发工资。那时候低一些，平均下来是6先令一周，一个月是24先令，大约是3两四五钱银子。”
“我随便举一个普通农业雇工的一家收入，你们自己算算，茶叶定价应该怎么算？”
“一家住在莱斯特郡马基特哈伯勒地区的一家农业雇工。”
“家长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做活老手，一年做长工，加上做计件，忙的时候加工钱，干份外的活，一年收入是大约35英镑，100两银子吧。”
“大儿子十九，年轻火力壮，但论干活，还是不如二十七八到三十七八的壮年。所以一年能能拿到大约26英镑。”
“二儿子十六，一年能赚22英镑。”
“小儿子十四，干点杂活，一年是10英镑。”
“他老婆养羊挤奶，一年能卖个3英镑；再加上农忙时候打打零工，一年能收入个大约十英镑。”
“每年农场主还给发福利，啤酒、煤块之类，积攒下来，一年也能卖个三五英镑。”
“这就是一家挺普通的农业雇工，但凡有点产业，也不至于给人去打工。这一年下来，一家人的收入是多少呢？”
“一家人收入大约100英镑，300两银子。我就不提本朝了，就说之前对日考察的时候，日本一家过的算不错的、家里雇人干活的地主，你们猜一年能不能专300两银子？能不能保证每天吃上大米饭？”
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彻底让这里的商人震惊了。
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刘钰这么热衷于跑到外面做生意了，真的是国内的老百姓实在是买不起太多的东西。
一年一家雇工的收入是300两白银，这实在是让这里的商人难以想象。
他们虽然不务农，但也知道，大顺“中产”的标准就是当兵，一个月加上吃喝算下来大约3到4两银子，一年折合50两白银。
而这种收入，已经足够让许多百姓趋之若鹜了，因为给的实在太多了。甚至一些朝廷官员对于给当兵的一个月三四两白银的月饷也多有微词
刘钰没问大顺的农民如何，只问了隔壁的日本。
很多人是做日本贸易的，很清楚即便日本乡间的“乡贤”，也真的未必能保证顿顿吃大米。
而如果一家一年能收入300两白银，至少顿顿吃大米是吃得起的。
这样一说，在场的商人就明白过来了，这茶叶到底是该降价还是涨价了。
四口人，一年300两白银，折合一家一个月收入在25两左右。
如果一家人的月收入在25两，那么显而易见，七八两银子一斤的武夷茶，肯定是不会买的。
如果降到一两多银子一斤，应该说，对月收入25两的家庭而言，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奢侈品。
……但是，如果降到5钱银子一斤呢？
恐怕，并不会增加茶叶的出货量。
之前喝茶的依旧喝，因为买得起；之前不喝茶的，依旧不喝，因为之前也不是买不起。
当然，这是大顺定的价格。
实际上，英国的茶叶市场，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因为今年英国的茶税是120%左右，正规渠道的非走私茶，价格仍旧过高，严重制约了英国的茶叶消费市场的增长。
在场的商人不是傻子，只要正确引导，给出数据，他们自然会得出正确的推论。
虽然他们不懂经济学原理，但就如同拉瓦锡没发现氧气之前是不是地球上的人都不用呼吸呢？
只不过，这些商人们在短暂的梳理推论之后，一个个面上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数据能推出正确的道理。
但是，数据本身是不是准的呢？
刘钰开口说出的这组数据，实在是有些太过骇人了。
商人们按照大顺的国情，心想国公莫不是算错了吧？
一个佃农，一家一年能收300两银子？
天朝莫说佃农，便是有个三五百亩土地的乡绅，一年收得到三五百两银子吗？
这英国是有金山呐？
还是有银海啊？
包括提出这个问题的陈亨，都觉得刘钰说的是不是有点太扯了？这天朝和英夷的百姓生活，已经有这么大的差距了吗？
再说这也根本不合理啊，种的是金子吗？一个人一年能种出来一百两银子？要是连一百两银子都种不出来，怎么可能雇人还给100两？
这组数据，实在是冲击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一时间难以接受。
“国公……莫不是这统计有错？一家佃农，一年能挣这么多钱？”
刘钰哈哈一笑，却没有直接解释，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这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有这么个故事，说是有一日王荆公写了一首菊花诗，言：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学士见到后，觉得荆公纯粹胡扯，你家菊花会落得满地是花瓣啊？遂提诗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没去过黄州的人，不会明白黄州的菊花什么样。”
“同样的道理，你们怎么就觉得，这英夷的农民，和本朝的农民，是一样的‘菊花’呢？”
“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同样的地主，英国的地主就支持对外扩张；而本朝的士绅就总说穷兵黩武反对扩张呢？”
“难不成，真是人的缘故？英夷的地主就武德充沛，本朝的士绅就软弱不堪？”
“英国的纺织业，都赶不上一个苏州府。真正说话有力的，还是地主，怎么就不一样？”
这听起来是政治，但实际上还是商业，是利益。
刘钰回头将幕板上的两句诗擦掉，重重地写下了司马迁的名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让大顺的人理解圈地运动是很难的，因为村社、公田，在春秋晚期就完全解体了，实际上在两千年前已经走完了圈地运动。
让一群在土地早就私有买卖的国度生长的人，去理解什么叫圈村社公田；让一群在土地早就私油买卖的国度生长的人，去理解为什么要争取土地所有权归个人而爆发的一波又一波的起义。
确实很难。
但这一步略过之后，剩下的问题，这些商人理解起来就容易了。
英国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一群特殊的地主。
地主——羊毛——呢绒出口——地租——西班牙金山银山却没工业能力——海军确保呢绒出口——羊毛涨价——地租增加——维系地租上涨——继续扩张卖呢绒。
从根源上讲，依旧还是逐利。
而对大顺的士绅而言，这就不一样了。
士绅——战争要花钱——花钱要从他们身上收税——北部边疆区对他们而言一毛钱都不值。
依旧也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
出发点一致。
国情不同。
导致一致扩张，一个保守。
对江南士绅而言，大顺对罗刹开战、征伐准噶尔，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西域的土地，白给他们，他们都不想要。就算在那投钱搞开发，弄出一堆粮食棉花来，怎么运出来卖钱？卖不了钱，粮食除了喂狗还能干啥？
但对英国地主而言，因为詹金斯耳朵开战、因为航海条例开战，这好处可就大了。
市场扩大——英国呢绒出口量上升——羊毛价格上涨——地租上升。
这不是什么民族性武德充沛、也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新教文化的区别，而是阶级利益的驱使。
对大顺的士绅而言，对外扩张，地租会上涨吗？
更近一点说，坐在家里就能收生丝茶叶的钱，为什么要扩张呢？
英国不扩张，法国的羊毛、荷兰的呢绒、西班牙的羊毛、德意志诸侯的呢绒，都会挤压英国的呢绒产业，使得英国地主的地租收益下降。
大顺不扩张，士绅的地租会下降吗？
反倒是，江南士绅眼中的朝廷武德充沛、对外扩张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伴随着大顺控制南洋和东南亚，大顺改变了漕米转收货币税、大顺航海术的急速发展，松江米价从一两降到了7钱，士绅的地租货币化核算之后，还比之前下降了……
他们要是支持对外扩张，那可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第六三零章 觉醒（六）
理论上，可以收回佃地、改稻为桑。
但儒家的思想，是不理性的，而是人道主义的。
理性，是血腥的，且血淋淋的。
这么搞，就是在逼着上亿的佃农家破人亡。
刘钰举英国农业雇工的例子，其实也是为了和这些人一直说的“国内根本没有市场”，不是一句虚言。
国内没有市场。
想赚钱，只能往外打。
国内的百姓是真的达不到在农场做工一年收入100两的程度。
没钱，衣食尚且无法满足，怎么可能去消费呢？
也是为了让这些新兴阶层觉醒阶级意识，大顺的对外扩张，不能依靠士绅，只能依靠现在可能要出现的、扭曲的、勋贵和商人联合的财阀集团。
只有他们，对外扩张才是有利的。
按照刘钰举的数字，某种程度上讲，马戛尔尼说的“在中国农民脸上，绝难见到英国农民那样的啤酒肚和红扑扑的脸庞”这句话，实在正确的不得了。
但是。
这里面不只是马戛尔尼用的春秋笔法。
实则，拿出来详实数据的刘钰，也玩弄的春秋笔法。
因为，在英国、在法国，和在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并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
很多人带入的是中国农民的地位，去想象欧洲农民一定过得比工人惨，所以农民就是英国收入最低的阶层了。
在场的这些商人，听到“农业雇工”这几个字，想到的就是他们熟悉的大顺佃农。
然而，这就是一种谬误。
事实上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很多英国工人的梦想，都是做工赚钱，然后去当农民。
而此时英国一名教师的工资，一年其实只有大约15英镑，大约是成手的农场雇工的一半。
英国的农业有其特殊性，英国的贵族和地主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的联系性，使得英国的土地收益很高。
加上圈地运动，土地税高且济贫税反补贴给农业雇工导致自耕农破产等因素，使得英国大农场的人均劳动面积远高于大顺。
甚至应该说，是高几十倍。
平均来看，10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大约6000亩土地，平均用的雇工人数是38.5人，折合每人要劳作150亩。
英国实际上是三圃制，三分之一春耕、三分之一秋耕、三分之一休耕。
加之，英国这边的羊毛出口，使得放羊实际上比种粮食赚钱。
这就使得平均每个农业雇工的劳动量，基本上达到了小农的极限——100亩。
也就是说，如果大顺平均每个劳动力，有100亩土地，那么恰好就是自耕农的极限。
如果大顺平均每个劳动力，也有100亩耕地，那么日子过得自然不会差。
然而，现在……10亿亩土地，两三亿人。
实际上按照汉唐时候的生产效率，恢复曲辕犁、牛耕、耧车、水车等，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只需要一千万劳动力，也就是大约6000万家庭人就够了。
如果以理性的思维来看，剩下的两亿人都是“多余人”。
中国如果复刻英国的制度，那这2亿的“多余人”，只能全部杀光。
华夏几千年的道德，以及现在的现实，不允许这么“理性”。
这些“绝对理性”上的“多余人”，也得活着啊。
在这些人也得活着、大顺又不可能土改的情况下，这就是在逼着新兴的工商业集团，对外扩张。
实际上，刘钰在引诱。
因为他举得这个例子，也不是真正的平均情况。
而是拿特殊地区的最高水平，来说这是平均情况。
实质上英国的平均情况，比这个要低。
这家人属于是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而大部分农业雇工的家庭年收入，其实在30英镑左右，大约100两白银。
不过，即便这样，英国的农业雇工的收入，比大顺的中等农民年收入要高。
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英国的农业雇工需要自己用工资买饭，英国的面包价格大约是1.5便士一斤，相当于3两银子买160斤面包；而在大顺，3两银子能买360斤大米。
因为美洲白银的开发，使得欧洲经历了价格革命，整体物价大约是大顺的2倍到3倍之间——一中世纪夸特小麦，8蒲式耳，大约400斤，售价是50先令，8两白银；而大顺的小麦价格，以白银计算，恰好是英国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很快英国的粮价就会暴涨，暴涨到一中世纪夸特小麦最高到120先令，也就是18两银子的程度。这也就是英国后来谷物法定在一夸特4英镑不准进口、防止降价的根源，利益相关，因为工商业的势力顶不过贵族地主。这个夸特是中世纪的400斤大夸特，不是后世那种25斤的小夸特。
只是，不能说【英国的100两，不如大顺的20两】。
平均家庭年收入100两白银的、真正的、不是被刘钰春秋笔法挑选出来的农业雇工的生活水平，或许真未必如年收入20两白银的中等农民家庭。
《红楼梦》里有一段，刘姥姥说【五分一斤，十斤五钱……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
也就基本上这样的庄户人了，毕竟农业雇工没有土地，吃喝用度都得自己买。
但虽然生活水平，100两的英国雇工和大顺中农差不多，可实际上对工商业来说差距就大了。
雇工要买吃的、买衣服、买鞋、买这买那。
大顺的中等农民，吃的自己种，穿的自己纺。
况且，如刘姥姥那样的、亲家父辈当过京官的“庄稼人”，是多少呢？
故而，对大顺的工商业而言，英国最底层的农业雇工，依旧是“活人”。
而大顺中等农户以下的百姓，只能算是工商业眼中的“牲口都不如”，连被统计成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最多过年买条红头绳。
牲口最起码还能剪毛卖钱呢，如今一斤上好的西班牙长绒羊毛，还要6钱银子呢。
一头失踪多年被抓到的羊，剃下来了54斤的毛，30两银子呢，够在灾年买三五个大闺女了，真就人不如畜。
英国的600万人口的消费能力，如果大顺的那些中层农户、贫农、佃农也算是“人”的话，及得上大顺6000万人。
就像两淮地区一样，年收入达到英国底层农业雇工水平的，一个千把人的村子能有三户不？
在这种情况下，不说别的什么工业品，就说茶叶。
大顺的二三亿人，市场已经饱和了。
想要内部市场扩大，只有土改一条路，让百姓有钱消费。
而不是把六成的租子给地主，因为地主也只有一张嘴，他能收一千人的租子，但却不可能一年喝一千斤茶叶、穿一千匹布。
土改的目的，是纯粹的理性。
土地收益降低，才能使资本流向工商业。
百姓有了土地，才有消费能力，才有内部市场的扩大，反过来促进工商业发展。
不走这条路，不说别的，大顺连10%利息的国债，都在国内借不到。
而这条路，又是默认不可能走的。当年李自成走了一半，就走到九宫山了，大顺李家自己不想死的话，自然不敢动。
既然默认这条路不能走。
那么，自然也就只剩下对外扩张这一条路了。
所以刘钰用一个特殊的英国农业雇工的例子，来当做平均数，以此来引诱新兴集团的对外扩张欲望。
因为，按照这个数据，如果打开欧洲市场、打开英国关税，单单是茶叶贸易，就能扩大十倍不止。
刘钰要引诱他们自己做出推理：造舰，是为了利润；扩军，是为了利润；开战，是为了利润。
士绅可以反对开战，因为他们确实没好处。
但新兴阶级必须明白，只有对外扩张，才能得利。
同样，谁支持开战，谁出钱，简单的道理。
大顺对外扩张，不可能用户政府的太仓银，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用不起，也按理不该用。
要不然，就得在国内夺权、土改、消灭地主。进行一整套的改造，打烂一个旧世界，再愣生生按照资本的诉求，创造一个有内部市场的新世界。
哪个难度更大呢？
不言而喻。
对外扩张，简单多了。
持续多年一亿两白银投入海军，足够控制欧洲的东方贸易品垄断，打开欧洲市场。
而一亿两白银想要彻底改造这个国家，消灭地主、分配土地，可能也就宋江方腊王庆田虎那样的动静吧。
现在这个事实就摆在眼前，刘钰面上说的是茶叶定价问题，实则说的是“去吧，去西方，那里是流着奶油和蜜的土地，那里有你们最想要的东西——白银！”
此时只是对这些商人集团进行觉醒教育，而这种觉醒教育持续下去，必然会产生一个非常可笑的结果。
一直高喊着自由贸易的大顺海商集团，会因为英国真的取消了茶叶高关税，而选择对英开战，理由是自由贸易。
到时候就会演变成一个笑话。
为什么对英开战？
因为英国高关税保护，没有自由贸易。
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呢？
因为英国真的要取消高茶叶关税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英国的市场太诱人了。
诱人到刘钰说英国雇工的生活，已经让许多人想着干掉英国东印度公司了。
伴随着刘钰讲完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大顺西洋贸易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至少在董事会、大股东层面，已经迅速激化，不可调和了。
陈亨问的问题，只是单纯的商业定价问题。
但当这个问题被刘钰用这种方式阐述之后，这就不再是个单纯的商业定价的问题了。
看着幕板上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这个原本单纯的商业定价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我们怎么才能卖更多的茶叶”这个问题。
是“我们”。
不是大顺。
谁代表大顺？
对大顺的茶农、坐商、行商来说，英国取消茶税，是值得放炮庆祝的好事。
而对大顺已经逐渐崛起的海商财阀集团来说，英国取消茶税的第一天，公司的股价就会暴跌。
如果大顺是议会制，伴随着英国取消茶税，会看到茶农坐商行商搓茶的工业资本的代表反对开战；而海商集团则鼓动开战，并且肯定会炮制出类似于“张二麻子耳朵”的事件，煽动舆论，鼓动情绪。
当然，这是双向的。
一旦要是大顺的生产力水平不如英国，立刻就会出现逆转：
大顺的茶农、坐商、工业资本，会要求大顺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海商集团，则高呼自由贸易会促进竞争，放开关税，加大进口。
此时这种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在刘钰略微夸大地说完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之后，会堂里所有人都已经没有兴趣去谈论该“涨价”还是该“跌价”了。
而是都在讨论，怎么扩大对英国的出口。
既然英国这么有钱，怎么才能让他们多买我们的东西呢？
这就不是一个茶叶该怎么定价的问题了。
第六三一章 绑定（上）
“我们应该在英国卖更多的茶叶，还有其余的货物。”
原本是讨论茶叶日后如何定价的问题，到此时已经完全跑偏。不过这种跑偏和一开始讨论茶叶定价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
渐渐把话题引向了这个方向，刘钰心中暗喜。虽然贸易和抢钱有很大的区别，但有些地方和抢劫一样，在更富裕的地区抢劫效率更高。
在实质垄断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对方开关低关税贸易，就是一种“合法合理合义”的抢劫。毕竟这事儿，换种角度，就可以叫“为了英格兰人民的喝茶自由，让英格兰人民喝到更便宜的茶”。
话题既引到了这里，能说的可就多了，时间便过的飞快。
第一天的股东大会就在一片对欧洲贸易的美好愿景中结束了。
等到傍晚散会的时候，商人们都对之前对刘钰提出了质疑的年轻人徐亨夸赞几句。
徐亨问的刘钰喜笑颜开的情况，众人眼睛又不瞎，都看在眼里。心想他家本就是最早搞对日贸易的，当年伐日的时候又颇多出力，如今年轻一辈里又出了个这样的人物，徐涛那老头子的大儿子死得倒是巧。要是当年不死在小仓，兴许还出不了这么个小儿子接班呢。
徐亨终究年轻，没那么多城府。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最喜欢被别人夸奖的年岁。
父亲选了他当家族的掌门人，自也是一心想要表现的好点。只不过在这种股份制合作的情况下，自己想要表现的好，还真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往刘钰身边靠，得刘钰几分看重，便胜过许多。
志得意满地受了人一通夸奖，脚下像是没了根似的飘回了家。他家不是松江府的人，只是后来搬到了松江府，买的好大的宅子。
回到家中，先去拜见了老父亲，虽然名义上把权交到他手里了，但老头儿暗地里还是足以一句话收回一切的。
进屋的时候，当年大顺伐日本时候还能跟船帮助后勤的徐涛，响彻着风烛残年的咳嗽声。
声带已经有些老化，呼吸间都能听到莎莎的仿佛拉风箱的声音。
“父亲，今日国公夸我了呢……”
当下将今日发生的事和父亲一说，徐涛听后，点点头。
“亨儿，今日说得好。我早些年初见国公的时候，便知这是个不喜欢空谈的人。你今日能抓住重点，实是我家的喜事，我这也就放心了。”
“今日国公的意思，你可还听出来什么了？”
徐涛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小儿子，询问他对今日刘钰说这番话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徐亨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回道：“父亲，我听国公这意思，好像还是说要扩大对外贸易？国公一直反对大家当坐商、行商，说这样毫无技巧，纯粹是勤劳的百姓织工让咱们坐地收钱，算不得本事……”
徐涛呵呵地笑了两声，招手让小儿子坐下。
刘钰今天的这番话，不同的人听来，能听出不同的意思。
徐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早年就是搞走私贸易的，为此还搭上了大儿子。
新井白石出台了贸易新令，减少日本的金银外流，顿时让那一年的出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才导致了徐涛让大儿子铤而走险，过马关海峡去走私，结果死在了海上。
大顺后来的伐日战争，他全程参与，作为贸易公司的代表，负责协调后勤。
他年事已高，这辈子也算是经历了太多。从当年的对日贸易拿到铜矿定价权，压的日本商人不得不赔钱卖铜以便从生丝上找补；再到被新井白石一个行政命令逼得儿子这个走私贩子被炮打死；再到对日战争打开日本国门，原本的走私成为了合法的贸易。
经历的多，也经历过走私转正为合法，经历过被一纸行政命令逼得走投无路的种种情况。
如今回望过去，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幽幽回味了许久，才对小儿子道：“国公今天说的这番话，你未必真的明白。我经历的多，这话我却听得明白。”
“你也知道，你大哥死在了日本。说句不好听的，当时你大哥干的那叫什么？其实就是走私。”
“问题是，这种走私，国公怎么看？”
“你也知道，当年我跟着国公去签马关条约，也给你大哥做了做法事。国公也倒了杯酒，对你大哥的定义是【为日本人民能穿上更好更便宜的丝绸棉布而献出生命的自由商人】，还给立了个碑。”
“国公一般不会轻易评价别人，但凡他评价了，可能他内心依旧不屑，但却在试图传递一种意思。用国公自己的话讲，这叫‘态度’。”
“当年国公签马关条约的时候，还派人去祭扫了新井白石的墓，只说为他驳基督、而兴名教之功。实际上，国公懂儒学吗？便是懂，他也不近朱子学问。无非就是赞他当年为防金银外流做的种种手段，似有种恨生不逢时不能做对手的感叹罢了。再就是骗诱一下日本的儒生，以儒为勾连，使得日本儒生顺从天朝之统治。”
“你觉得，若本朝丝、棉、茶等物，皆有舶来品竞争，国公还会高呼什么自由贸易吗？只怕他做的，要比新井白石还要过分。”
大儿子已经死了许多年，实际上徐涛连模样都已经忘记了。只是这些年亲身经历了大顺的海外贸易拓展，联想到自己之前的经历，对刘钰的许多做法，总比别人更能理解一筹。
徐亨没经历过父辈在日本贸易的苦涩，只是听说过当年的二桃三士之计之后，各家都要争相给长崎奉行送礼以求那么几张定量的贸易信牌。
听说过，没见过，也就完全无法理解父辈们当年的经历。
如今徐涛说起往事，延续至今，徐亨想想刘钰的政策和整日呼喊的口号，不由点了点头。
“确实，若真如父亲所言，国公必要做的比那新井白石更严苛。国公虽嘴上说，国民财富总和是生产的总消费品，金银只是一般等价物。但实际上，他对金银很看重。”
“他虽批判重商主义，但实际上，他奉行的也是重商主义。只出口，不进口，关税保护。”
徐涛哈哈笑道：“亨儿啊，记住一句话。做皇帝的，最恨称帝的；做商人的，最恨其余商人。最恨重商主义的，一定是那个最奉行重商主义的。”
“国公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他内心对英国的棉布禁止令怎么看？”
徐亨想了想，嗯了一声道：“自是支持的。国公以为，那样有助于国内的纺织业发展。国公不是总骂我们，说我们是被勤劳的农工惯坏的废物商人吗？他是不能不提农工的。他内心认为英国的棉布禁止令是妙招，所以才经常咒骂？”
徐涛觉得孺子可教。
“然也。凡国公骂的凶的，那便是真正戳到国公痛处的地方。国公常讲一句话，敌人骂我，那是我的荣耀。他每次提及荷兰人骂他卑鄙无耻、俄国人骂他凶狠狡诈、日本人骂他无耻至极的时候，都是眉飞色舞，挺胸抬头，红光满面，洋洋自得。”
“反过来，他骂的那些人、那些政策，多半是真正让他难受的。”
“所以十多年前搞对日贸易的时候，他骂新井白石骂的最凶，所以后来天朝伐日。如今他张嘴闭嘴都在骂英国东印度公司，如今又提这英国富庶，以我这七十年的见闻来看，国公心里这是动了杀机了。”
说到这，徐涛忍不住笑道：“你要知道，当年国公要对日本动手之前，那是跑到江户去参江户的，该跪的跪、该舔的舔，跪完之后呢？”
“而这英国东印度公司，国公骂的最凶，还有鸦片这等国公极端厌恶的事。结果呢？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依旧让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反倒是拿‘无辜’的丹麦公司下狠手。”
“他若是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下重手了，尤其是趁着这一次名正言顺查鸦片的事下了重手，这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倒没事了。”
“可他没下重手，反倒高举轻放。旁人不知，我可是跟了他二十多年，亲眼见到他是怎么打开倭人国门的。”
“这么好的机会，他不打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大的要来了。”
徐亨倒是还没往这方面想，他最多也就想着可以扩大走私规模，毕竟荷兰那边有专业而且成熟的走私分销团队，那个什么J.J.VOUT&SONS组织，据说路子特别野，走私茶能从波罗的海卖到南美，有各种欧罗巴的知名士绅参与，关系能一直找到各国王室去。
暗想最多也就是扩大一些和这些走私分销商的合作而已。
毕竟这和打日本不一样。
打日本，终究近，而且日本根本没有海军。大几百万两的军饷就够了。
打荷兰，那都要大顺的海军全力压上。
这要打英国，怎么打？
实在是不敢想象。
然而父亲的话，似乎也有道理，以之前的经验来看，至少以对日的经验来看，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之前可是整日骂新井白石，骂的那么凶，最终一波彻底推翻了贸易许可证制度。
如今更是三天两头骂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前伶仃洋的乔治·安森事件，更是暴露出一种“无缘无故”的恨。
然而现在却没有趁着鸦片问题好好处置英国人，被父亲这么一说，徐亨觉得确实有点问题。
第六三二章 绑定（下）
“父亲的意思，是说国公准备对付英国人了吗？只是，会怎么办呢？”
徐涛笑道：“国公手段，我怎么能猜到呢？你知道打日本的时候，咱们家是怎么做的吗？”
这算是徐家的发家史，之前搞日本贸易、日本走私，最多算是个二三流商人。论影响力、财力，和扬州盐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现如今，徐家却是大顺海外贸易集团中商人内的几大核心人物，尤其是和林家等联结姻亲，这几年海外贸易更是做大做强，早不是当年的地位了。
日本一战，是徐家命运的转折之战。那一战，徐家鼎力相助，负责协调后勤，还出钱劳军。
虽说固然有儿子当年走私被打死的因素。
但更多的，还是徐家抓住了机会。
“亨儿，记得，在天朝做生意，需得抱紧大腿，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一定要舍得花钱，花的多，赚得多。”
“对日一战，咱家出力了。所以，一跃而起。”
“怎么打，我想不到、你也想不到。但真要打，我也不懂这个外交、那个道理，只知道跟着国公走，准能发财。你投入一分，他必叫你见到一钱，国公是个最讲究立‘典型’的人。”
“南洋种植园，为什么别人都不看好什么油棕之类的新东西，我偏偏要你拿钱建呢？有人笑我说这是在舔国公，这么说也没错，但大家都能明眼看到舔有好处的时候，舔便不值钱了。”
“你既读书，自是读过《史记》的。可记得孝文皇帝怎么评价李广的吗？”
徐亨是读新学的，前四史也要学，而且这也算是千古名篇了，自是熟记于胸。
“孝文皇帝说李广生不逢时，若生于高祖时候，当封万户侯。”
徐涛笑道：“正是。武帝时候，他一生难封，而成事的，却是霍卫。国公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态度，就是如此，所以他整日骂我们，说我们是一群废物，只会坐在家里收钱。若生在别的时代，坐在家里收钱，也能收成巨富。但，如国公常言的，时代变了。”
“他不喜欢坐在家里收钱的举动，所以谁能明白这一点，谁才能成事，否则就是李广难封。”
“国公又素来喜欢立‘典型’，在贸易上，向来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今还想要保守地坐在家里收钱的，国公必会叫其家破人亡。”
老人一番话，让徐亨顿时把之前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联系到了一起。
比如大顺下南洋之后，一些南洋巨富不愿意变卖产业迁徙到松江府，于是他们家族破败了；比如之前围绕着是走出去贸易、还是坐在家里收钱的争论期间，那些支持坐在家里收钱的那群人，被排斥在贸易体系之外，靠着股份制的巨额资本，几次涨价降价，就将那些人弄得家破人亡。
“父亲这么一说，令儿子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前都说国公慈祥、面善。虽然嬉笑怒骂，但不拘小节尔。也没有太多架子，最不喜欢排场仪仗……现在想想……”
“哈哈哈哈哈……国公慈祥心善？”徐涛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笑的前仰后合，咳嗽不断。
徐亨赶忙端起茶送服下去，又轻敲了几下父亲的后背，待喘匀了气，徐涛顺了顺道：“国公和蔼不假，但要说妇人之仁的那种心善，我是一点没见到。都觉得他不怎么爱杀人，但他是从罗刹打到西域又打到南洋的，这话就说的没谱。”
“不说战场杀人，只说这贸易上的事，日本如何了？荷兰偌大这么个快两百年的公司，被他不声不响地弄没了。便说国内的，运河百万漕工、大庾岭十几万脚夫，两淮数十万百姓下南洋、几万南洋唐人迁锡兰，都是谁一手造成的？”
“他倒是真的不靠自己这样那样的关系、官场去杀人，甚至他都从没有对单独一个人下过手。”
“但他常说一个词：路线。”
“我不太懂这个词，但大约也能明白。”
“什么叫路线？是坐在海关收钱、还是走出去贸易？是长痛不如短痛迁南洋，还是君子远庖厨任两淮灾死为常？”
“这，大概就是我理解的路线问题。”
“别走错路，跟准他。”
“国公到底要走什么路，我自然不知。但现在，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国公肯定要对英国人下手，因为鸦片这件事上来看，这和他之前对日本人做的几乎一样。”
“明白这一点，你便能明白很多事。不明白这一点，你就要成为国公说的那种‘被时代淘汰’的人。”
徐亨赶忙应了，却又道：“父亲想的虽有道理，但今天国公的意思，似也只是说要扩大走私。父亲这么想，是否有些过于‘激进’了。这对英开战，非比日本、荷兰，耗费巨大啊。”
“儿子也知南洋地理，英国只有明古鲁一处，于本朝又不甚重要。至于英国，与那欧洲尚无陆路可通，其远在数万里之外。”
“这打日本，需得登陆岛上，而进至其国城。英国如此远，恐似……”
对激进这种新学里的新词，徐涛这老者也已经是见惯不惊。
不过对儿子形容自己的想法过于激进，他倒颇为不屑，反倒觉得儿子保守。
在儿子说了好些这个理由、那般困难之后，徐涛只问了一句话。
“走私、走私。你哥哥也是干走私的，人家不让走私的时候，怎么办？”
“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咱家是经历过这种事的，比他们更明白。”
“把走私，弄成合法的，才不会出你哥哥被打死那样的事。走私怎么变成合法？”
“看看日本就知道了。打一仗，然后就合法了，就不是走私了。”
“你见过国公做什么事，喜欢被人捏着卵蛋吗？”
一时气急之后，徐涛又冷静下来，缓缓道：“如今咱家与国公，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国公的路线，是对外扩张，走出去贸易。这个路线又注定了我们很重要，换了谁，只要继续走这个路线，便不能动我们。你懂吗？”
徐亨点点头，这个道理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你要知道，一旦路线转为闭关贸易、关口通商……你也知道国公常说的一句话，咱们都是废物，坐在家里收钱的事，有百姓勤劳而得的生丝茶叶瓷器，傻子都能赚钱。”
“既然傻子都能干坐商，那么咱们还是不可替代的吗？”
“既然不可替代，谁上都行，斗倒了国公、变换了国公的对外扩张路线，轮得到你我来当这个收钱的坐商吗？人家没有亲戚朋友？没有门生故吏？没有门人下属？”
“国公说的一点没错，百姓勤劳而得的茶丝瓷，只要朝廷闭关通商，傻子都能赚钱。而傻子，是可以被人替代的。”
“故而，我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倒不是说和国公这个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是和国公的路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只要不对外扩张，我们都是可以被替换的人。”
“而国公的路线能否走下去，取决于国公能不能让朝廷赚更多的、比坐商通商更多的钱。”
“走私，等于是卵蛋被人捏在手里。不提国公，只说我们自己，我们能允许吗？能接受吗？一旦被人捏了，对外赚不到钱了，那时候国公被人搞了，路线变了，你我算什么呢？”
“到时候，谁管这边的事，谁就会派心腹人来做这一行。”
“你以为国公一直在骂我们是废物，坐在家里傻子都能赚钱，是在说什么意思？”
“是在告诉我们，真要是坐口通商贸易，轮不到我们来赚这个钱，懂吗？”
“王大人的亲戚、李大人的侄子，能不能干这种傻子都能赚钱的口岸通商贸易？”
“你是王大人的亲戚，还是李大人的侄子？”
“你告诉我，到时候朝廷真要是搞口岸通商贸易了，坐在家里等着西洋人上门提货，这买卖难在哪？”
“现在对外扩张，要新学出身的，得懂海图、懂洋流、懂经济、懂天文地理、懂欧洲局势、懂西洋语言、懂物价规律。”
“更重要的，需要巨额的资本，不是几百万两，而是几千万两，那不是随便哪个大人就能出得起的。”
“要是搞口岸通商了，需要懂什么？国公今日和你们讲茶叶价格问题，讲到奥斯坦德公司事件，我只问你，当年搞坐商贸易的时候，不懂这个，影响赚钱吗？”
“现在搞主动贸易，不懂这个，就赚不了钱。我们不是傻子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那种傻子都能赚钱、李大人的侄子、王大人的亲戚都能赚钱的路线，不能走。”
“这就得要我们必须跟着国公的政策，要建海军？支持出钱；要建开普的补给站？支持出钱；要搞巡航舰队护航？支持出钱；要对英开战？支持出钱。”
“不支持出钱的，才是傻子。坐商轮不到你我，甚至轮不到如今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东，懂不懂？”
“咱们之外，还有一群科举的士绅；还有一群武德宫的良家子。咱们算个屁啊，竟然以为口岸通商省成本是好事？的确省成本，赚大钱，可轮不到你，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可叹一些蠢货，连国公整天骂咱们说是废物、说当坐商傻子都能赚钱，到底是为什么这么骂，都搞不懂。还觉得心生冤屈……也不想想，国公到底在说什么。”
徐涛越说越是激动，徐亨听的冷汗直流，心里恍然大悟。
心想，原来一直说我们是废物、说坐在家里收钱傻子都能赚……竟是这个意思？
的确，若真的不主动走出去，关门通商收钱，唯一的难度，就在于赢了其余的货商。
而到那一步的时候，靠的不是公司的政策、靠的不是航海术的高明、也不是对经济学问的理解，甚至不是资本多少。
能否赢其余的供货商，只在于，你是王大人的亲戚，还是李大人的侄子，是王大人官大，还是李大人官大……
如今这些股东里持对外扩张、加大成本投资持反对态度的人，确实都是蠢货。
反对之前，要先三省吾身：
我有亲戚是六政府尚书吗？
我有关系能靠到天佑殿吗？
我祖上是跟着太宗皇帝打天下的勋贵吗？
若都不是，傻子都能干的买卖，凭什么轮到自己呢？
对外扩张，必要搞股份制，集中几千万两的资本，垄断货源、切断海峡、巡查走私、供养舰队，所以大家才有机会和国公谈笑风生。
而若搞口岸通商，哪里用得着几千万的资本啊？一万两盖个仓库，拿到朝廷特许的通商批文，先拿西洋人的定金，那边州牧节度使打个招呼先拿货后给钱就成。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徐亨连声道：“父亲几十年见闻，果非我们这些年轻人能比。”
徐涛叹了口气道：“那是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哪知道当年我们是怎么当孙子的。怕就怕这二十年间，竟让许多人以为，现在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更可悲的，是那些经历过的，竟也傻乎乎地反对国公的扩军、加大成本的路线。”
“哎……国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可悲的是，如今股东里，好些人竟不知道自己的屁股到底是坐在哪。”
“反正你就记住这句话，公司所需的资本越多，我们越重要；公司坐地收钱根本不需巨额资本，我们就是臭狗屎。”
“越花钱，越需要投资，我们越重要；越不需要花钱、越省成本，我们越不重要。”
“公司若是需要三四千万两白银周转，我们就还可以安心，皇帝南巡就不问咱们收钱；公司要是需要一亿两白银造舰巡航开战补给，我们简直固若金汤、无可撼动；可公司只要三五百万两就能周转赚大钱，我们就离滚蛋不远了。”
第六三三章 老走私贩子的见识
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老话，在这种新旧之交的时代里，未必正确。
只不过徐涛这种老头儿，属于是大顺商人中的特殊人群。
对走私、走私转正为合法、贸易、国家力量行政干预贸易之类的事，经历的太多，太容易理解这其中的道道。
大顺的对日贸易的海商，算是大顺商人中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刘钰之前就搞对日贸易的海商。
他们经历过明末战乱结束、经济恢复，国家缺货币的时候，拿着朝廷的固定价去日本买铜。当过朝廷的买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经济总量太大，是真的缺货币。而大顺的这些大臣，虽然不懂经济学，但也不至于混到跟朝鲜似的，要搞全面取消货币政策，只能去日本买铜回来铸币，以应对战乱恢复后的本国经济。
经历过日本贸易黄金时代最后余晖，掌控着铜的定价权，拿着比日本的开采熔炼价还低的铜块，因为日本商人可以用生丝来补这部分赔的差价——类似于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让清朝十三行买办用赔本价卖呢绒，从茶叶上找。
经历过一夜之间日本收紧了金银贵金属出口的政策影响，不只是徐涛的大儿子走私被日本海防炮台打死这么简单，更有朝廷定死了铜价，以至于许多为朝廷办铜的官方买办在日本拿回铜定价权后倾家荡产的惨事——朝廷按照当年日本没有贸易信牌时候的铜价定的，而朝廷官僚向来反应迟钝，不会因为铜价上涨就说多给这些买办点钱。
最终经历了刘钰一手把“走私”变成“合法”贸易的过程。
他们对垄断、走私、行政干预、关税的理解，是和其余商人不同的。
因为说的好听点，他们是海商。难听点，就是走私贩子、海盗、上岸之后才是商人。
和那些坐在家里收钱的茶叶贩子，真不一样。
所以徐亨说，荷兰的那个J.J.VOUT&SONS组织可以卖走私品、路子野、效率高的时候，徐涛对此并不认为是长久之计。
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事。
当年日本那边也有专门的走私集团，但很快，那些走私集团垄断了出货渠道后，就会携路径以要价，压低了他们走私品的价格。
市场渠道垄断，依旧也是一种垄断。
这一点，徐涛虽然不懂专业的词汇，但他早年在日本贸易的经历，让他对此看的很透彻。
所以他认定，自己都能看明白的事，刘钰不可能看不到。
以他这些年对刘钰贸易风格的了解，知道刘钰是绝对不喜欢被人捏住卵蛋的，不管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是如此。
是以，早晚要打的。
经历过这么多，也使得徐家早早抱住了刘钰。
徐涛算是商人阶层中阶级意识觉醒比较早的那批人，理论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指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把权力和钱绑定，权力不能世袭、但金钱可以世袭，法律要保护商人的资产，允许最大程度的资本的自由。
但，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商人阶层中的聪明人，像徐涛这样的，心里是有点逼数的，看看松江府驻扎的两万野战精锐，这明显不现实。
所以大顺特色的商人阶层的阶级意识觉醒，到此时，只能到徐涛这种程度：海外贸易的规模和周转资金越大，自己的地位才能越稳固。
是爹味很浓的那种觉醒：士大夫是亲儿子，自己像是捡来的，自己这个捡来的儿子，得好好干，证明自己对家很重要，爹才能认可、疼爱、夸两句。当然爹要是全国人民，这就是公仆了；关键现在爹是皇权，是朝廷。
对外扩张的高额开支，不是现在残废的大顺中央财政体系能支付的起的，只有依靠股份制将众人的资本聚拢起来，才能支付下南洋、拓商贸的开支。否则，一年几千万两的开支周转能把皇帝的白头发都愁出来。
而一旦依靠股份制将民间资本聚拢，朝廷就不得不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商人的一部分权利。
包括这一次皇帝南巡，要修淮河，从盐商那里要了钱，但却允许松江府商人“滚”去南洋，错开皇帝幸南洋的时间，这就是一种态度。
这也就是徐涛对儿子说的所谓“与国公的路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这里面也有刘钰当年对日走私的一部分“功劳”。
徐涛有些话，“为尊者讳”，并没有全和儿子说。
他心里想着，真要是口岸通商贸易，会变成什么样，那可真是有现成的样板。
当年国公对日走私的时候，我们对战马、兵器、盔甲、兵书、地图、骑射武人之类的东西，碰都不敢碰。
谁碰谁死。
别的事当年海关都是收了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事是真的不行，要不然日本那边也不会开那么高的价码了。不但这边弄不到，连比大顺这边之前的海关更腐败无能的朝鲜那边，都没人敢碰。
国公一出马，有着官方身份，各路关系，战马地图骑射武人兵书图册，啥都敢运，谁人敢问？
所以是国公本事大，因而才能从江户那拿到将近四分之三的贸易信牌吗？要是自己也能运战马、兵器、兵书，而不被海关抓着杀头抄家，自己就拿不到长崎奉行的四分之三贸易信牌吗？
这是能力问题吗？这明显是爹的问题嘛。
这样的样板在这摆着，让徐涛对大顺要搞口岸通商会搞成什么样，心知肚明。
所以他是最为死忠于刘钰的对外扩张的路线和政策的。
不是因为他武德充沛、有开拓精神，只是单纯的明白自己的爹不是世袭国公侯伯子。
徐涛觉得自己老了，活不了多久了。所以他希望自己选定接班的小儿子，能够明白，家族的利益到底在什么地方。
要么极端激进，极力支持刘钰的扩军、高积累高投入、适当相对低的年息回报率。
要么极端保守，把所有的股票家产变现，去乡间买地，耕读传家，从商人转型为士绅士大夫。
既不极端保守走转型士绅的路，又不极端激进走对外扩张的路，却一边当着商人、一边又认为最好还是口岸通商坐地收钱减少成本，那就真是脑子里面进水了。
在将自己的人生阅历融汇的这些见识传递给儿子后，徐涛最后问道：“你觉得，国公知不知道西洋贸易的利润率大约是多少？知不知道赶在欧洲战争结束前第一次办的西洋贸易会大赚？”
徐亨连忙点头，心道这还用说吗？连英国那边的阶层收入考察都做了的，哪能不确定会赚钱呢？
徐涛又问：“既然如此，以国公的信誉、和这些年投资的狂热，为什么他非要在西洋贸易公司成立前，定一个最低股息呢？他不定这个最低股息，以他这几年折腾的对日、虾夷、南洋等贸易来看，会募不到钱吗？”
徐亨沉吟许久，试探着回道：“父亲，国公是希望大家接受被其监管？做个承诺，以此交换？”
徐涛大笑道：“傻儿子啊，你真是不知道之前到底是什么样，把现在松江府的一切当成理所当然了。”
“交换？承诺？”
“朝廷真要监管，需要你同意吗？你不同意，朝廷就不监管了？朝廷对盐商这么讲理过吗？”
“你以为你是谁？士绅读书人可以罢考来抗议，可以哭庙，可以哭陵，朝廷不得不退一步。商人能干什么？朝廷凭什么和你讲道理？”
徐亨年轻，从长大接触商贸的时候，松江府就已经和别处不同了。
就像他学的另起炉灶的新学一样，没有验证、理论计算、实验讨论的过程，只是填鸭似的教他们引力、地球、豌豆、分子原子这些东西，使得他们自小就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道理。
他长大后的松江府，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仿佛种种诸如有限责任、股份责任、股东权利之类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样，似乎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就像是他觉得地球就是围绕着太阳转动是小孩子都该知道的常识一样。
然而徐涛不是在这样的理所当然的环境中长大的。
徐涛很清楚，朝廷真要监管商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给出个最低股息的承诺，来换取商人的接受，完全不需要。
只是一句话的事。
甚至，朝廷一句话，就能让松江府的对外贸易彻底完蛋，转移到广州、福建、漳州。
“国公之所以给出最低股息，并且询问大家是否能够接受，是因为他打心眼里就不准备把利润全都作为股息分掉，而是准备高积累、高投入。维系一个你我能接受的、食之有点味道但不是很有味道、弃之却绝对可惜舍不得的股息。”
“你再想想，国公这些年在松江府都折腾了些什么？”
“在国税增收取缔地方摊派之后，效仿荆公制度的青苗贷，在松江府也有了；青苗贷搞出来的第一天，就制定了松江府借贷要严查九出十三归的阴阳借贷，小农可以向青苗贷借；规定了松江府的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四成；向看王八蛋似的盯着我们的金钱不准流向买地……”
“这一切，都在逼我们不得不接受他给出的最低股息承诺。不接受，退了股，这钱就是死的。”
“在国公搞这一系列政策之前，他给的股息承诺，我们多少有几分碍于面子接受。可现在，这就不是碍于面子了，而是心甘情愿兴高采烈的接受了。很难放高利贷、很难买地、就算买地地价也高租子又从六降到了四……这钱，要么搞西洋贸易、要么去南洋虾夷鲸海、要么投入到铁矿煤矿机械上，否则能去哪？”
“前一阵不是办了个大案吗？有在名单上的人不信邪，非要偷偷在外省买地，结果被查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
“他有罪吗？《大顺律》哪条规定了，不能买地？可这边打了招呼，那边地方官随便一办，就是个‘强买强卖、趁灾掠田’的案子。”
“你不要只看贸易公司这点事，你要把这几年松江府的种种改革连在一起看。二十年前，谁跟我说年息12%，我看都不看一眼，丢不起那人，没做过利这么低的买卖，我就算按照《大顺律》定的息放贷，一年还36%呢；现在呢？”
第六三四章 笑话
徐亨试着按照父亲说的角度，去联想了一下这些年江南地区的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确实，这几年江南几府尝试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们这些做买卖的没啥关系。
今天变个亩税、明天搞个青苗贷、后天往南洋送人、大后天改革漕米为税银、大大后天取消大米进口的船费……
许多变化，看起来和工商业无关，甚至和这些搞海外贸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可当这一切多了之后，后果慢慢显现出来了。
先是亩税改革，紧接着就是青苗贷。两者结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来出现的“主不如佃”的情况，立刻发生了扭转。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农卖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绅的地种。一大原因，就是大顺把人头税、其余杂费，摊到了土地里面，而士绅是可以免去杂役和大量摊派的，实际上国税的负担确实是按地收钱，但地方税的负担基本全压在小农身上。
亩税改革之后，地价上升，自耕农不再卖自己的土地，而是视若珍宝。
紧随其后出台的青苗贷，当然松江府的青苗贷和两淮地区还不一样，松江府的青苗贷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贷给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
纯佃农要么去南洋、要么去工场做工，不会给维系佃农这条活路的。
松江青苗贷的出台，使得松江府的自耕农更加稳固。
其实，也并没有使得佃农更加悲惨。
虽然，国税增加实质上是对士绅加税。
而对士绅加税自然转嫁到了佃农身上。
但是，这和此时英国济贫法住房补贴下的房租问题是一样的，如果不对士绅加税，士绅就会心慈手软降低地租吗？地租和加税无关，只和佃农的承受极限有关；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无关，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极限有关。
这两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边地区，使得借贷利息急剧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剧降低。
这是“合法”的政策变动。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顺开国之初紫禁城里那块“敬天爱民”的牌匾为大义，用各种手段杀鸡儆猴，打压在工商部名单上的豪商在国内别处买地投资。
这几套政策下来，这些一开始没感觉有巨大影响的海商，忽然发现他们的资本，被刘钰锁住了。
就像是挖了个水池，用各种手段堵住了别的缺口，只留下了三个缺口：定死了额度的海贸、南洋开发、新兴工业。
要么，往这边流。
要么，憋死在池子里。
资本要流动才有利润，肯定不想憋着。
原本还有土地、高利贷、囤地等几个缺口，现在这几个缺口，至少在苏南几府，被堵死了。
在刘钰名单里的豪商想带着资本逃离松苏，结果就是被扒了层皮，痛不欲生。
西洋贸易公司和对日贸易公司，作为大顺的“发钞行”，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畴。筹备的银行，要求金银利润发兑换券，承诺随时可以兑现，但问题是这些纸币，现在来看通用范围只有苏南、南洋、鲸海，以及依托辽河和天津的煤铁区。
想换白银跑路，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说可以随时兑换，但兑换了干啥，得备案一下。
而这个银行的强制纸币兑换，又是以贸易的高额回报率为基础的，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要么，放弃西洋贸易公司和东洋贸易公司的叫人眼晕的利润；要么，接受纸币。
实际上大顺这些年，只开发了一个云南的铜矿，缓解了小额货币问题。但大顺并没有超大的银矿和金矿，所以大顺每年增加的“货币”，可以说，全部都来自东洋贸易公司和西洋贸易公司。
刘钰也没有动存量，而是动的比较容易动手的货币增量。
东西洋贸易的货币增量，又是巨大的。
从明朝到现在，纯粹从外面流入的白银，已经达到了7万吨，折合22亿两。而在明朝之前，中国的总存银量，可能还没这个数的三分之一。
这还不算日本贸易的流入。
是以刘钰直接抓住了流入的关口，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银都是以纸币的形式增发，而纸币现在又确保可以换到足额的白银，但纸币又不是全国流通的。
这类似于在松苏南洋等地，搞了一个“外币区”。而要在大顺其余地方花钱，要用大顺的本币，白银和铜，别的地方暂时根本不认纸币。
徐家这样的豪商，有钱吗？
非常有钱，身家数百万。
但是离开这几个特殊地区，就没钱。
而这几个特殊地区，可以说，不管是奢侈享受，还是吃喝嫖赌，都不影响。
要是苏南地区都满足不了了，那别的地方估计更不行。
既如此，也难说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只能说，他们的钱不自由。
很不自由。
刚搞的时候，众人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觉得拿着白银还有损耗、大额交易还麻烦，搞纸币兑换券当然更好。
可等到人们逐渐接受后，商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上面还有枷锁。
这些缓步进行的改革，当一件件都被联系到一起后，也就成了徐涛嘴里的那个反问。
“现在呢？”
一只有形的手，死死控制着这些海外贸易增值资本的流向。
因为这只有形的手的主人确信，要靠无形的手，这些增值的资本保管奔着土地和放贷去了。
但非全国流通性纸币这最后一道枷锁落下之后，就出现了徐涛现在感叹的这副场景：
国公说，在商言商，咱们要讲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本官是不会用官府手段强迫你们做你们不愿意做的事的！
反手就是一整套政策，让利益最大的买地和放贷难行。
只是先把狗脖子上拴上绳子，然后在绳子范围内，将其最爱吃的咸鱼和腊肉上抹了一堆辣椒粉和老鼠药，所以狗就自愿去吃剩馒头了。
不信可以去问问狗，是不是自愿去吃剩馒头的。
当然，这里面看似还有个问题，就是别处的狗，依旧可以吃咸鱼和腊肉。而且别处的狗，会看到这边只能吃剩馒头，不想来。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个“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特殊情况。
一来东西洋贸易是大顺的发钞行。每年的增值足够支撑大顺缓步的工商业发展了，其余别的地方的猫爱来不来，不差那么几个，自己在家乡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去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二来，虽说相对于买地和放高利贷，真要是高投入降低股息分红，算是剩馒头。但比剩馒头强的，就咸鱼和腊肉，剩下的还不如剩馒头呢。
三来，12%的年息，大顺投资的士绅或许还要捏着鼻子，觉得冤。可放在此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12%的年息，能被投资者把门槛挤破了。至少大顺不怕资本外流，反正刘钰不信哪个傻子会宁买自由的、5%的英国国债，也不买大顺官方监管的12%到15%的干涉股。
四来，大顺特殊的手工业畸形发达，人力成本极低，平均日工资是伦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也是其三分之一，使得大顺只要打开欧洲市场的销路，资本积累就源源不断，已有的基础足够，而不需要别处士绅的投资了。
毕竟这是个棉布贸易战中，靠纯粹手工业，与英国蒸汽机从1767瓦特年对冲到1890年代，手工纺织业居然只崩了一半——手工纺肯定崩了，手工织却因为纺崩了纱便宜而大发展，以至于到甲午战争开打的前一年，南通土布居然靠着机器棉纱反推了一波几乎无关税的洋布——的神奇的勤劳国度。
【没有比下述事实个能说明我们的纺织品在中国的困境：在‘条约’签订后，实际上运往伦敦的生丝，用的是最上等的曼彻斯特棉布包装的。因为那是在江苏所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包装品——比他们本地人常用做包装的杭州粗棉布，还要无价值。】
大顺的特殊国情、特殊的货币发行渠道、特殊的资本增值速度、特殊的人力成本优势，使得这一套政策只能在大顺用，用在别处还真就不行。
用在荷兰，不要说搞这么“严苛”的管制政策，就是把不禁金银出口流动这一条改了，明天伦敦就成金融中心了。
大顺现行的工商业政策，是“朝廷允许商人赚钱、鼓励商人赚钱，但只允许商人在朝廷希望商人赚钱的地方赚钱”。
刨除掉这些政策之外，最后才是徐涛所说的“傻子是可以被替代”的，这是用官僚勋贵来吓唬商人，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个只能吓唬，不能真的做。
这些政策的影响，有些是徐涛这样的商人能感觉的，有些是感觉不到理解不了的，有些是最不重要但却被这些商人以为是最重要的……
但这些政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徐亨顺着父亲提出的思路联想了一阵后，忍不住叹息道：“如今看来，国公对付我们，也是类似于他对付荷兰人的手段，逼着荷兰人不得不按他定好的步骤走下去。迁锡兰、成合作，而至于并无激战。实则结局早已在国公伐日本断了南洋糖销路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父亲不觉得有些害怕吗？这一步步的算计着我们，名诱实逼我们按他定好的路子走。”
徐涛反问道：“不然呢？你知道往哪走吗？你想走成什么样呢？”
徐亨犹豫了一下，见四下无人，小声道：“终究他是官，我们只是民。若如荷兰制度，我最是喜欢，我等商人方可为四民之首。”
徐涛倒是一点不惊，毕竟和西洋人打交道多了，商人自然心里羡慕荷兰的制度，很多人都想过。
遂笑道：“倒也简单，只是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吹口气，先灭了松江府驻扎的两万良家子，再灭了天津威海旅顺的舰队，然后灭掉驻扎京城的七万京营野战新军，这就算开了个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