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九零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五）
法扎克莱没听到刘钰要断绝贸易，心里着实害怕刘钰这是憋着什么坏，等到时机来临的时候插一刀。
他在大顺这些年，一直关注刘钰。发现刘钰是个非常会选择时机的可怕“幕后外相”。
对俄国的领土谈判恐吓抓的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瑞俄战争的时机；下南洋，抓的是荷兰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时机。
他着实是怕，刘钰又在等什么时机，来波大的，直接把公司给收拾了。
刚才被刘钰指着鼻子骂了半小时的娘，法扎克莱尽量假装心平气和，小心翼翼地问道：“公爵大人，众所周知，您是一个支持贸易的人。我认为，伦敦公司和贵国还有相当大的合作前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错误，请您宽恕。”
刘钰呵呵冷笑一声，盯着法扎克莱看了一阵，才道：“你问我支不支持贸易，我当然是支持的。但贸易，也得符合法令啊。天子明谕，禁止鸦片贸易。你们不要说什么大顺的法管不到印度之类的话，然后把我批判一番，说我长臂管辖。”
“罗刹国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身为沙皇，比你们一个小小公司，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那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诸帐事，不也得问问天朝的意见？”
法扎克莱忙道：“不敢，不敢。鸦片一事，公司确实有责任，确实监管不严。我们日后一定加强监管，不会再出这样的情况。”
说着，心想，我已说了日后加强监管，你若真要断绝贸易，便要说没有日后之类的话。
到底是否断绝贸易，给句痛快话吧。要不然，我这心里悬着，实在难受啊。
等了半天，也不见刘钰回答，又悄悄抬头看看，见刘钰在那慢悠悠地喝茶，一脸轻松。
好半天，刘钰放下茶碗，缓缓道：“说真的，我不是很愿意和你们英国人打交道。主要你们说话跟放屁似的。”
“上回跟我说，你们正在游说议会，要放开茶叶关税，以后茶叶购买量激增数倍。”
“傻老婆等汉子似的，我眼巴巴地等着这些年，我等着啥了？你们游说了半天，成果呢？”
法扎克莱有些心虚，只好道：“大人，您要知道，丹麦人、荷兰人卖的茶叶，很多都是我们英国人消费的。所以，您应该把他们的茶叶量，算在英国市场内。”
他避开了敏感的中国瑞典联合贸易公司，不好说你们也走私，只好拿这两家说事。
刘钰嘿了一声道：“亏你还是做生意的，账是这么算的吗？茶叶不是必需品，是嗜好品，你懂伐？”
“死贵死贵的，大不了不喝，大不了喝咖啡可可，非得喝茶叶啊？你们关税那么高，要不是有走私茶，我们的茶叶出口量会明显下降。这怎么能算在你们的市场里呢？”
“这玩意儿不是馒头大米，不吃就得死，不得不买。你们英国是没有经济学吗？”
“我今日也懒得开导你，只说你们当初的承诺没兑现啊。我手里可是有账目的，你们要是没走私的话，这几年的茶叶购买量并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法扎克莱低头不语，心道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
废话，欧洲正打仗呢，能不下降吗？我们的船还总被劫，适当削减一点贸易额，也是正常的。
“大人，您知道我们的苦衷。不列颠自有国情在此，与天朝迥异。便是国王，亦不能一人决定关税。这关税问题，牵扯颇多。还请大人在给我们一些时间。”
刘钰摇头道：“你们啊，成不得事。我问你，当初欧洲开战在即的时候，议会是不是让你们买国债了？你们为什么不拿出点钱，直接推动茶叶关税？既无远见，今日事还有什么可说？”
“要只是不兑现与本官的承诺也就罢了，你们还走私鸦片。别跟我扯那些废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心里清楚，没必要非要找些理由减轻你们的罪恶感。”
说罢，刘钰微微一笑，念了一句他会的为数不多的英文念白。
“Tobe，ornottobe。”
“BEIC的生存还是毁灭，在我，不在你们。”
“我们有句古话，叫投鼠忌器。法扎克莱先生，你们公司做的好失败，连让我们忌器的资格都没有。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断绝和英国的贸易，对天朝毫无影响。你们连丹麦人都不如。”
“你为什么不反思反思自己呢？反思反思，为什么你们公司的贸易额，连丹麦都比不上？”
“我曾经对英国寄予厚望，我和别人说过，英国的潜力很大，哪怕法国的人口更多，但因为政策和产业的问题，英国的潜力才是最大的。”
“可你们辜负了我的期待。”
“你好好想想，你们是新教国家，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一比零；你们没有丝织工业，法国有丝织工业，二比零；你们喝茶，法国人喝咖啡，三比零；你们有海上优势控制贸易线，法国海军一言难尽，四比零。”
“这么大的优势，你们却把我逼成了一个对英国反感的人，你们好好反思反思，你们到底错在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哎……”
刘钰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完，长叹一声，法扎克莱也在反思中叹了口气。
如果一开始中法交流，是出于俄国这个共同敌人，还说的过去。
那之后呢？
法扎克莱也觉得，是英国做错了，错失了一个最佳盟友的机会。
英国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将这个抽象的整体具体化，家里干纺织厂的，与家里是搞东方棉布进口贸易的，他们在纺织品关税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吗？
英国很多人是挺直了腰杆子的，从不认为大顺和法国走的过近、以至于可能制裁英国，是英国自己的问题。
他们也没有反思，英国当初要是主动贴近大顺，说不定今日就不会被贸易制裁所威胁了。
他们认为，英国的纺织业、制陶瓷业的、咖啡和啤酒产业的发展，必将和大顺发生矛盾。除非自己把自己的工业全都拆了，否则早晚要和大顺产生诸多龃龉的。
但还有很多人，腰杆子本身就不是直的，比如法扎克莱，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诸多董事。
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首先是先反思自己，英国是否哪里做错了，才导致大顺或者说刘钰对英国的态度如此不满？
而且在他听来，刘钰说的也确实有道理。
当初说好了，公司可以游说议会，放开进口关税。可结果自己失言了，不但没有游说成功，反而导致了棉布关税又加了许多，那人家大顺能高兴吗？
这可不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
在法扎克莱看来，英国明明有机会轻松地赚钱，日子过得要比现在更好，却偏偏选了一条错误的路。
要是当初就放开关税，不但可以垄断整个欧洲的茶、丝、瓷、棉布，还可以在大顺下南洋之后拿下全部的香料欧洲专卖。
英国总共多少人口呢？靠做这种贸易，不也一样可以发财吗？
想到这，他内心先自觉有些理亏，气便不壮。
“大人，请您一定要知道，公司对关税的态度，绝对不是英国议会内一些人对关税的态度。而且您也要清楚，英国是个广阔的市场，英国也有能力扩大大顺贸易品的销量。”
“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达成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诸多努力。”
刘钰哂笑道：“诚意呢？空口无凭，我需要一些诚意。而不是像上次茶叶关税一样，给我画一张大饼。”
法扎克莱其实已经做好了接受处罚的准备，如果大顺这边说要因鸦片问题罚款，他也认了。只要数额不是太大，股东们也会同意。
他不觉得这是跪不跪的问题，而是如果断绝了对华贸易，损失更大。只是明末时候的贸易额，为了打开贸易许可，在日本就花了六七万两银子请李旦等人疏通关系。
现在的贸易额增长十倍百倍，公司半数的利润都来对华贸易，若能交罚款了事，反倒是有利的。
既然刘钰询问诚意，法扎克莱心思一动，问道：“大人认为的诚意，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展现我们的诚意呢？”
一直垮着个批脸，即便笑也是嘲笑的刘钰，一瞬间转换了情绪，眼神明亮且满怀期待地说出了一个单词。
“eter”
“我想要这种可以抗住海上波涛颠簸、抗住潮湿环境冷热交替仍旧走时准确的钟表！”
“回去，利用公司的影响力，搞到一支这样的钟表，无论是大钟还是怀表，都可以。”
“你能搞到，我就可以请求陛下，给你们开具一个继续经营、只要不再贩卖鸦片等违禁品，至少二十年的许可证。”
“钱，不是问题。两万英镑的奖励，我来出。”
法扎克莱愕然地重复了一下这个词。
“eter？”
然后摇摇头。
“大人，这是管制品，一级管制品。如果我们搞到了这个，舆论哗然，会认为我们是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这将严重影响我们在国内的经营。”
这东西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纵横七海的基石。是谁有资格规定哪一条才是零度经线、且日后全世界必要以此为共识的国之重器。
以后世来看，此时谁能生产走时准确的表，就相当于后世的GPS系统。大顺这边搞月相图，实际上也就是搞一个东西和此时的GPS分庭抗礼。
纵然法扎克莱希望保住对华贸易，却也不可能在这种事上犯原则性的错误。一旦被曝光，东印度公司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第五九一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六）
“大人，恕我直言，您想要的诚意，在我看来，意义不大。”
“地球的大小已经确定，海图会实时更新，很多都是公开的资料。贵国延续我们的航线，不再需要付出成千上万海员的性命，就有了稳定的航线。”
“东南亚地区，贵国更是继承了荷兰人在这里一百多年的海洋制图积累。我不知道您这样渴求此物，到底是为了什么？”
刘钰心道其实我并不是很想要，大顺的月相图星表制作，在欧拉等一批人加盟之后，在与法国俄国这边的科学院合作之下，已经快要完成了。
但欲所求者，必示以不求。
刘钰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是有些忌惮的，他说没有“投鼠忌器”的资格，其实是瞎说。
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他很投鼠忌器。
因为信息差的缘故，有些事，法扎克莱并不清楚，但刘钰知道；而法扎克莱知道的事，刘钰基本清楚。
刘钰所惧之“器”，其实挺多的。
比如还在欧洲的齐国公要参加奥王继承战争结束的和会，要提出武装中立同盟构想，这需要英国承认。
比如彻底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切割，荷兰本身已经退出了英荷共同防御条约，大顺的货船可能遭到英国的劫持。
甚至刘钰可以确信地说，法国人对大顺在澳门搜出鸦片这件事，必然内心高兴无比，巴不得大顺和英国彻底闹翻，法国就能拉到一个极为坚定的真正的战时盟友。
对大顺和不列颠两国政府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大顺西洋贸易公司，都是双方谈判的筹码。
而印度问题，是东印度公司的事，和英国政府的关系虽有一些，但不是很大。
这是两码事，要分开论。
刘钰内心的底线，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出的底线是：这件事，是否要断绝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于皇帝。事情报上去，但皇帝会表示继续查，以确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件事中的责任到底有多大。
实际上，也就是拿着东印度公司做人质。
到底有多大的责任、到底要不要断绝贸易以示惩戒，不在于东印度公司到底犯了多大的错。
在于同样可以拿着中荷贸易公司做人质、拿着是否承认武装中立同盟做筹码的英国政府，是什么态度。
英国政府若是承认武装中立同盟，不去抢劫中荷贸易公司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
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中的责任，就不是很大，至少没查出来严重的责任。
如果英国政府不承认武装中立同盟，甚至抢劫中荷贸易公司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
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中的责任，就非常大，而且一定可以查出来非常严重的连带责任。
皇帝一天不下结论、金口玉言把这件事定性。
东印度公司的问题，就只能是暂时没找到证据，不是已经无罪释放的结案状态。
嫌疑人，暂时没找到证据；和所有证据都证明无罪。
这是两回事。
这种博弈，在于一个主动和被动。
大顺先扣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然后主动传给英国政府，让他们在武装中立同盟问题上让步。
主动权在英国。因为大顺先露了底。
大顺先扣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然后英国政府主动来谈判，拿武装中立同盟问题做筹码。
主动权在大顺。因为英国先露了底。
做事，是先发制人，后发至于人。
谈判，是谁先坐不住，谁就陷入被动。
至于航海钟问题，只是刘钰需要一个从宽处理东印度公司的理由，至少是让东印度公司觉得可信的理由。
同时也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给英国政府释放一个信号。
东印度公司作为连接大顺和英国的战略情报的传递者、作为英国对大顺战略情报的搜集者，有些东西，需要做给东印度公司看。
不然就是抛媚眼给瞎子，人家根本看不到。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场类似于之前针对荷兰或者俄国那样的战略欺骗，只是为了传递某种信号，让英国政府不要在武装中立同盟和贸易问题上找麻烦。
刘钰当然知道东印度公司不可能搞来航海钟，本身现在就那么一个现货，装在战列舰百夫长号上，现在还没有返回英国。就算回去了，就算木匠再做一个进化版的H3，这种限量品，东印度公司那里搞得到？
再者说英国有非常严格的技术管控，76年搞出蒸汽机，一直对外严格封锁，各国都是绞尽脑汁才弄到的，英国此时的行政能力非常强，控制力远非大顺可比。
他只是想要借这个事，传递一些东西。英国那边，能听懂的，自然听得懂；听不懂的，也没必要听。
法扎克莱说清楚了航海钟问题的难度后，刘钰面色稍微舒缓了一点，便叫法扎克莱先起来，又叫人上了茶。
法扎克莱欠着屁股歪坐在椅子上，心想看来你真的很想要这东西。但就算我能搞到，也绝对不会给你。大顺的仿制能力，一旦拿到手，公司的价值还剩下什么呢？
既是你真想要这东西，倒是可以虚与委蛇。只说这东西难搞，却不说一定搞不到。只有没搞到手，公司才有价值，搞到手了，公司就没价值了。
到时候，能否贸易，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正好如今公司也没有什么能够牵制你们的、威胁你们的手段。
关键是，你要这东西到底干什么用呢？如果只是在亚洲地区，贴着海岸走，或者跳岛，根本不需要这东西啊。
象征性了润了几口茶后，法扎克莱又道：“大人，航海钟一物虽好，但于天朝的实际用处，却并不大。大人若是急需一些地方的海图，公司亦可以用这些海图，作为诚意。”
刘钰心道你倒是会做买卖，西印度群岛那边的人给我海图吧，还算是有诚意。你们东印度公司的海图，我要有个卵用？下南洋拿了荷兰积累了百余年的情报资料、水文测绘，南洋印度地区的海图，比你们东印度公司还全呢。
他哼哼一声，表示不屑，随后讲了个现编的故事。
“之前我派人去南半球寻找将来观测金星凌日观测岛屿的时候，我们的探险队找到了一座小岛。便问了一些手势可以简单看明白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时候，也是用点头或者摇头作答。”
“但是呢，事后我们的探险队就发现，完全不对。后来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岛上，点头是否定、而摇头却是肯定。”
“我现在和你说话，要决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有些事，我们的认知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往往产生了诸多的误解。这是文化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异处，我想你应该也能感受到。”
法扎克莱虽不明白刘钰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很感同身受地点了点头。
“大人说的没错。确实，有时候，我和贵国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很多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对同一件事完全不同的理解造成的误会。”
“但大人应该是了解我们的。”
刘钰笑道：“我了解你们，可你们不了解我啊。在真正谈一谈BEIC日后命运问题之前，我要先和你讲清楚。”
“我不是商人。”
“我是大顺的兴国公，朝廷大员，我是官。”
“大顺也不是不列颠，贸易决定了不列颠的兴衰，却决定不了天朝的兴衰。”
“但，你是英国人，又是商人。很多事，你的思维根本不足以与我共语，站的层次、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向，都不一样。”
法扎克莱连忙道：“大人所言极是。小人乃腐草之荧光，岂明天空之皓月？古人云，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此之谓也。”
刘钰呵呵一笑，摇头道：“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圣人且不敢自比皓月炎阳，况于吾？只能说，譬如一堵墙，有人眼中这是白色、有人眼中这却是三尺见方、有人眼中这是泥巴的。难道说，认为这堵墙是泥巴的，便可以认为这堵墙是白色的人说错了吗？”
“在说清楚我是官、而你是商这件事之前，我先问你个问题。问你个你肯定明白的问题。”
“你既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管，颇懂商业事。”
“那我问你，国民财富到底是什么？白银又是什么？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就知道，我说我是官而你是商，你我之间的思维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了。”
刘钰的问题，不是针对法扎克莱的，而是希望通过法扎克莱的口，传给英国政府的。
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法扎克莱这个商人的解读，必然是有问题的。
法扎克莱想了想，给出了一个刘钰意料之中的回答后，得到的却是刘钰笑着摇头的态度。
“这就是你我之间身份差异造就的、对同一件事的理解完全不同。”
“天朝和你们不同。实际上，天朝在宋朝时候，就已经尝试发行纸币。甚至在前朝初年，纸币是真正的法定货币。”
“白银在那时候，只是商品。和尿壶、瓷器、盘子、白面、丝绸，没有什么区别。”
“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你们将大量的白银运到天朝，促使了天朝的白银货币化。”
“而反过来，因为天朝的白银货币化，又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急速发展。”
“对朝廷而言，白银是财富的象征，但不是财富。军队、政府，百官、救济百姓，吃的是米麦、穿的是布匹。白银，只是一个等价物，大家都认可的等价物，可以换大米白面、可以换布匹草药的等价物。”
“哪一天朝廷不用白银了，换成纸币，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问题就来了。天朝和你们贸易，换回来的是一堆白银。这些白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甚至哪天如果我们采用纸币的话，那我们要这么多白银有什么用？”
“内部纸币流通，完全没有问题。”
“外部……外部倒是可以用白银，但问题是我们能买到什么呢？如果我们从你们那买不到东西，国内又不需要白银作为货币了，那我们要这些白银做什么用呢？”
“你想一下这个场景，天朝国内完成了纸币改革，白银除了作为装饰品金属外，剩下的作用就是对外贸易。因为你们肯定不认天朝的纸币，只认白银。”
“可是，我们能从你们那买什么呢？好像，什么也买不到吧？凡能买的，天朝地大物博，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棉布比你们的呢绒好、玻璃比你们的平板也不差，瓷器比那些软瓷代尔夫特陶更不知道好多少，木料我们自己有、粮食我们自己种……”
“我们的白银，每年超量的顺差，对外花不出去怎么办？没有什么值得买的、或者想买的却又买不到，怎么办？”
“在你看来，财富就是白银、黄金。”
“但在我看来，或者说，站在天朝天子、朝廷、官员的角度，所谓国民财富，就是供给国民每年所用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朝廷收税，可以收白银，也可以收粮食、布匹、盐巴、铁器，只不过白银方便交换。但换成纸币、交子，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如果这样理解财富，我是否可以认为，和你们贸易，你们得到了丝绸瓷器棉布茶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们得到了一大堆白银，可天朝的白银花不出去，那么这本身是否是一个天朝国民财富流失的过程呢？”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却是一群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搞股票的、投机的。这不太对吧？”
“西班牙人根本不会做事，就因着挖到了银矿，便一个个穿着最华丽的中国丝绸、用着最高端的瓷器，这就让我感觉有些问题。当然，朝廷也是这个态度，是以，有些事，可能要变一变了。”
第五九二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七）
刘钰说的如此“有道理”，法扎克莱却用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验，下意识地在脑海里冒出来一个成语。
南辕北辙。
心道你一边说对外贸易换来一堆白银是国民财富流失。
一边却又大张旗鼓募股千万两组建西洋贸易公司。
这何异于一个人要去南方，却往北驾车呢？
你的话，当真是一句不可信。
固然，我们英国是没有什么值得你们用白银买的东西，白银在这种“不平等”的国家贸易里，对大顺而言确实不是有效的国际货币。
但，难不成荷兰就有什么值得买的？
只怕你们不但不反思用你所谓的“国民财富”换取一堆“没用的”白银，还要变本加厉加大走私力度哩！
他这一瞬间的情绪，很明显地在脸上表现了出来。
刘钰这些人察言观色的本事学了不少，加上他说的这些话……他自己都不怎么太信，这是标准的立靶子自己打。
把重商主义，扭曲成重贵金属主义。然后再把他自己用重贵金属主义伪装的重商主义批判一番。
见法扎克莱如此颜色，刘钰也不急着让他立刻相信，而是又道：“当然了，民众的普遍认同，是货币流行的基础。但是，我说朝廷觉得，有些事必须要变，甚至可能要恢复纸币，当然知道推行困难，然而却不得不做。”
“你们英国有拥有发钞权的英格兰银行。日本有石见银山。西班牙有波托西银矿。奥地利有施瓦茨银矿。法国也有约翰劳推行的纸币。”
“可天朝有什么呢？既没有大银矿，也没有大金矿。国家不能控制货币，对外贸易完全成了天朝的发钞银行。”
“从前朝中期开始，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交替进行。三十年战争，白银输入锐减，立刻就出了大问题。战争结束后，米价又开始腾跃，折银比例节节降低。”
“若将天朝如今的白银岁入折合粮食，看似比之前朝多得多，可实际上折算之后和前朝的岁入差毬不多。”
“然而，这几年物价又基本稳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话说的真真假假，但也不是无稽之谈。
大顺实际上只有理论上的发钞权。
至少，在云南铜矿开发之前，连铜子、通宝这样的钱，都得看日本那边的脸色。有段时间没有日本的铜，铸钱都是问题。
铜都如此，更不用提金银矿，天朝更缺。相对经济体量，本国那点金银虽也不少，但肯定不够。
天朝的白银货币化，纯粹是国际贸易发展、东西方贸易导致的。若没有东西方贸易，要么纸币配铜钱、要么仍旧是实物税配丝绢做钱。
刘钰说，对外贸易是大顺的发钞行，从理论上讲倒也不能算错。
这些问题，对于经历过20年经济危机，经历过牛爵爷改革币值金本位的法扎克莱而言，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刘钰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让法扎克莱从一开始觉得刘钰纯粹是“Stanktones，funoffoolishtalk”，渐渐思索又觉得貌似确实“国公高见”。
最后的那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很简单的经济学问题。
在大顺每年巨额白银顺差是个不可辨驳的事实前提下，大顺的物价却保持基本稳定，这证明什么？
简单地、粗糙地讲，证明每年进入大顺的巨额贸易白银，和大顺手工业品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
法扎克莱明白刘钰说的潜台词是什么。
如果，有一天，对外贸易出了什么问题，大量的白银不再涌入大顺，而大顺的手工业增长率维系不变，会带来什么问题？
显然，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今天能买10斤米的白银，放到地窖里存着，明年就能买12斤米、后年可能买15斤米。那干嘛还花钱呢？那干嘛还投资呢？你投资的回报率，跑得赢白银升值吗？
有资格花钱的，岂不是都把银子窖起来，不去花钱了？那必然要出大问题的。
法扎克莱经历过欧洲的通货膨胀，也经历过短暂的通货紧缩，各种奇怪的问题在20年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中——包括不理性的狂热投资、股票违背任何经济学原理的暴涨——都已经上演过了。
他好像能够理解刘钰说的“我是官，你是商，思维方式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大顺真的出现了类似的白银货币问题，这么大的国家，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而大顺，又确确实实没有发钞权。
云南铜矿的那点铜，用于发钞，跟不上这几年暴增的经济增长。
一旦对外贸易这个“大顺央行”不发钞了，大顺的经济就要出问题。
“公爵大人，您虽然讲的有道理，但却不是未雨绸缪，而更像是杞人忧天。天若塌了，自然要灭亡，这么想是一点没错的。可现实是天怎么会塌呢？”
“贵国的海外贸易，怎么会赚不到白银呢？”
刘钰摇头，叹了口气道：“世上万物皆无永恒，贸易优势更是如此。我是去过欧罗巴的，考察过里昂的丝织工厂，也见过梅森的瓷器，更研究过欧洲各国的棉纺织产业发展。”
“我对将来，并不乐观。尤其是英国，拥有十三殖民地的上等棉花，又搞出了飞梭和混纺技术……技术暂时不会，总可以学。将来一旦赶上了，天朝的大量出口还能延续下去吗？”
“你要知道，文明交流会带来技术爆炸的。不可能永远防住瓷器技术偷窃、茶种外流、提花机等器具被人私自出口等问题。”
“曼彻斯特的棉麻毛混纺品，如果质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是不需要在价格上完全和松江布持平的。”
“关税、运费、资金周转、天朝的利息年息，这些都使得曼彻斯特的棉麻毛混纺品，只需要天朝棉布130%的价格，就可以让天朝棉布彻底卖不动。”
“那一天，现在当然不至于。可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呢？三十年后呢？”
“况且，任何一个清醒的、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欧洲的这一次战争尚未结束，下一次战争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海上矛盾、神罗内部的矛盾、殖民地矛盾，这次战争一个都没有解决。”
“一旦再有一场不亚于三十年战争的大战，天朝出口锐减，白银瞬间通缩，天朝怎么办？”
“我是官，是朝廷大员，白银在我眼里只能是货币而不是财富。你认为，这还是杞人忧天吗？”
“朝廷，或者说政府，关系的是屹立不倒，是稳定，是延续。而不是去关注今天棉布的利润是多少、明天香料的利润为几何。”
法扎克莱对此十分赞同，他已经渐渐明白了刘钰说的“官、商”之别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虽然大部分是刘钰希望他理解的意思，但这种理解至少还是有能讲得通的道理在里面的。
法扎克莱也不认为自己有很强的政治头脑，但对刘钰说的下一场战争正在酝酿、现在就算停战也只是一场各国舔舐伤口的休战这个问题，颇有同感。
公司肯定要和法国在印度继续争夺的，这毋庸置疑。
北美、加勒比、非洲的矛盾，一点不比法国亚洲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矛盾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而且刘钰说了一个在东印度公司看来非常可怕的场景，那就是伴随着各国的技术进步，使得各国的商品价格在扣除了关税和运费之后，趋于相似。
对一家英国的贸易公司来说，英国货比中国货便宜也好、英国货比中国货贵也罢，都是可以接受的。
东印度公司可以接受曼彻斯特的棉布，比松江府的棉布便宜也更好，打的松江府的织工一个个饿死在家里。
也能接受松江府的棉布比曼彻斯特的棉布更好，打的曼彻斯特的织工一个个去北美种植园当契约奴。
唯独不能接受松江府的棉布和曼彻斯特的棉布，彼此价格在互相的八成左右。
在国际贸易的资金动辄以一年季风为周期的时代下，按照英国的利息水平，八成左右其实就没啥赚头了。
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出现呢？
法扎克莱虽然内心对刘钰的每句话都很警觉，担心刘钰又在诈他，搞各式各样的欺骗。
然而刘钰说的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实话。
没有谎言，没有诈术，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的的确确就能得出和刘钰一样的结论——只要脑子正常。
刘钰在制造焦虑。
只是制造焦虑的他，本身并不焦虑。
却用一种道理上必然焦虑情绪，把焦虑传递给别人。
法扎克莱站在公司股东的身份角度，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焦虑，不得不去考虑公司的未来。
在大顺下南洋这件事之前，各国东印度公司不会产生过多的焦虑。可以互相对抗、可以互相使诈。
但从未有人想过，一个偌大的、资产上亿的、延续百余年的、在金融市场可以影响阿姆斯特丹股交所的巨型公司……能在一夜之间破产、倒闭、一无所有。
至少，在大顺下南洋之前，人们会想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能欠债、可能某年不能兑付足够的股息、可能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财政问题、可能会出现董事会的内斗。
却从未有人想过，曾经那个跺跺脚欧洲贸易都要抖三抖的巨型公司，在短短半年之内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直到这一刻，欧洲很多商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荷兰东印度公司给人们带来的这种稳固的感觉，只因为不远处的那头巨龙，之前一直睡着了。
当巨龙沉睡的时候，并且拿刀子戳两刀都不醒、只是扭扭身子的情况下，人们分析问题的时候就会潜意识地觉得这东西死了，就是个背景板。
就像所有人考虑问题的时候，都不会去考虑太阳万一熄灭，我这件事还不能做成一样。在太阳从未熄灭过、几千年来每一个明天都会照常升起的常态，让太阳的存在成为了某种背景板。
之前的天朝也是一样。
对各种各样的东印度公司的各种市场信心，也是源于天朝只是个背景板的前提。否则，没有人会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信心：这么大的利润，旁边就是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正常情况下怎么会有金融信心？怎么会募集到足够的股票？怎么能发行债券还有人买？
二十年前，这头巨龙忽然一下子醒了。于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容纳半数的中国股份、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夜之间崩溃。
这种焦虑从中瑞合作开始，到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夜崩溃达到顶峰。而焦虑的背后，就是不能再把天朝沉睡当成太阳照常升起一样的常态。
这就好比，假设欧洲人现在于大顺周边发现了巨型的、堪比波托西的金银矿。这时候，开矿的说发财了，要在欧洲募股。如果天朝是醒的、并且欧洲人的思维认可了天朝是醒的，那么这个矿要是能募股到一个银币，便可以自信地说这一个银币绝对是托。
之前欧洲投资界对荷兰英国等东印度公司的市场信心、投资信心，只能证明一件悲哀的事实。
从他们来到东南亚的那一天、并且香料最高得到过1400%利润的时候仍旧获得了大量投资的那一刻，整个欧洲都在潜意识里认为，天朝是死的、睡着了的，并且将此作为常态且认为不可能醒过来。
第五九三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八）
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
一场剧烈的变动、战争，会加速社会意识跟上社会存在的脚步。
大顺在亚洲下南洋、在欧洲干涉俄国政变，就是催生这种社会意识跟上时代脚步的军鼓。
大顺的对外战略，需要一群脑子好使的敌人、至少是一群意识到“时代变了”的敌人。
否则，恐吓、威慑之类的办法，就用不了。
这就好比之前来伶仃洋的乔治·安森，那就是个标准的对社会的认知落后时代的人。相隔数万里的大洋补给线、大顺的战列舰已经开始巡航亮肉、自己舰队的水手因为坏血病死了三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开着一艘破百夫长号居然还在伶仃洋牛哄哄，这不是没意识到“时代变了”是什么？
和这种人，怎么打交道？正常思维完全没用。
当然，在下南洋事件之后、在俄国政变之后，欧洲各国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对世界格局的认知。
英国东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这种冲击的。
只是，还不够。
现在，刘钰用另一种方式，唤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内心的焦虑。
这就是在逼着东印度公司发散思维、开创思路、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不但要让法扎克莱焦虑，还要让法扎克莱将这种焦虑，传递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以及任何一个投资在500磅以上的股东。
你们不想赔钱、不想将来一夜破产，最好就是转变转变思路，看看好望角以东的亚洲地区，哪里还有利润增长点。
比如说……雪域高原以南、南洋以西的某个地方？
比如说，公司的利润增长点，应该放在于某富庶之地收税上，而不是单纯的贸易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多远算远？
刘钰这是远、中、近三位一体的焦虑。
近，有鸦片事件悬而未决。
中，有大顺开辟了中荷合作贸易，理所当然会打压竞争对手。
远，有技术交流导致的技术爆炸，最终会导致单纯的东西方贸易无利可图。
自然，这种引导，有利有弊。
引向印度，也意味着吕宋问题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能解决了。这种焦虑，必然会让英国放弃吕宋，转而集中力量于印度。不会捧着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的。
而西班牙作为潜在的“反英同盟”的准盟友，真要是英国把吕宋还给西班牙了，那就短时间内还真不好动手。
但这种利弊，从稍微长远来看，也不是问题。南洋既下、印度既服，孤悬海外的吕宋，早晚的事。
有所得，便有所失。
在这种焦虑引导下，刘钰面前的法扎克莱果然沉思起来。
虽然脑子里始终有个声音在提醒法扎克莱：
小心，小心！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个魔鬼，他的话不可信，他骗过很多人，想想锡兰移民吧、想想瑞俄战争中俄边境谈判吧、想想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吧！
然而，这个声音之外，还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
是的，你眼前这个人是个魔鬼，但他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依靠的也不是谎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接受锡兰移民计划，又能怎么样？屠又不敢屠、救济又不肯救，暴出大起义的结果就是大顺提前出兵，锡兰移民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多赚了几百万两白银；俄国不接受边界谈判又怎么样？瑞俄战争爆发，若真不接受，大顺难道不会出兵西进吗？
这两个声音不断在脑海中回荡，法扎克莱的内心越发紧张和恐惧。
眼前的这个人，很随和，脾气很好，虽然刚刚因为鸦片问题骂了半小时的娘，但现在依旧文质彬彬地请他喝茶。这个人并不残暴，也不以杀人和战争为乐。
但这个人背后却蕴含着一种叫人与他为敌时候莫名恐惧的力量。
未知。
法扎克莱心想，你的每句话，好像都不是假话。
可你说的每一句真话背后，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
然而，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话，让我们自己思索，最终总能达成你想要的目的。
你到底要做什么？
想不通这一点，法扎克莱的内心始终不安。
而且，更加的不安的，便是一开始本能地警惕刘钰说的话可能是谎言、蕴含着某种阴谋；然而在本能地警惕过去之后，认真思考，却又觉得每句话都是真话，叫人无法辩驳且合乎理性的真话。
法扎克莱紧张之余，不免多喝了几口茶，滋润一下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的喉咙。
在长久的思考之后，法扎克莱终于问道：“公爵大人，您的话，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站在您的角度，或者站在您是国家高级官员和内阁成员的角度，您思考的方向是无可指摘的。”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和您把‘航海钟’作为我们诚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刘钰仍旧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你看过一部书吗？是你们英国人写的。”
“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法扎克莱当然知道，也可确定刘钰不是要用航海钟去找乌托邦群岛，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会做的事。
眼前这个人一点都不浪漫。
于是他点点头，表示这本书自己当然读过。
但只表示读过，却并不对此书发表任何政治上的见解和意见。
刘钰则用舒缓的语气，引用了里面的一句话。
“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引用完这句话后，刘钰笑道：“我们天朝呢，玩的比你们早点。村社什么的，解体比较早；井田制什么的，都完了两千年了。也没有什么公地可被圈、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村社的公共土地。君子庶民的等级分野，早就名存实亡了。”
“我们天朝，一直以来实行的，是最为标准的土地私有制制度。自唐朝均田制瓦解之后，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国家都不能干涉。”
“当然，我们也没有你们那边的村社的传统地租，传统在金钱利益面前，一文不值。我们千年前证明了这一点，你们最近的圈地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想，你一定对伦敦街头游荡的失地农民，印象深刻吧？当然，你们有《济贫法》。”
“从《济贫法》问题上，就能看出来天朝和你们英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这有助于你们理解天朝，什么是天朝、天朝存在需要做什么，以免我们彼此之间产生诸多误解。”
他借着济贫法的问题，逐渐把问题引到了土地问题上。
或者说，引到了英国和大顺在“抑兼并”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英国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就开始征收济贫税了。
这是一种标准的资产税，按照土地多少、房产多少、产业多少来征收，以资产总额决定要承担多少济贫义务。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这种税，以及这种济贫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鼓励兼并”的调控。
比如一个自耕农，有100亩地，假设要缴纳10两银子的济贫税。
一个农场主，有10000亩土地，要缴纳1000两银子的济贫税。
那么，济贫济的是谁？
自然不可能济到自耕农、小生产者的头上，他们是纳税的。
而是要济到穷苦的人身上。
理论上，没有工作或者工资过低，才能享受到济贫补贴。
原本在农场打工，工资肯定比济贫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高。
但是，很显然，农场主会选择降低工资，把工资降到济贫法规定的工资更低的程度。
比如说，原本在农场打工，一个月赚5钱银子，而济贫法固定月薪4钱银子才能领到济贫补助。
农场主一看，这不简单吗？我把工资降到3钱银子一个月，打工的每个月能领3钱银子的工资，还能领2钱银子的济贫的面包补助、房租补助等等。
你我我好大家好。
这就等于什么？
等于对大农场主、大产业主、大资产者来说，这就是脱裤子放屁的循环：我缴纳的济贫税，最终通过工资调节，等于我根本没交钱。只是把我该付的工资，一半以工资的形式、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济贫补助的方式，发给雇工。
而对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业从业者来说，这就不是脱裤子放屁了：我是自耕农，不可能专门去雇人干活，但济贫税我还得交。
很显然，这推动的是什么呢？
推动的，是自耕农破产、小手工业者破产。
推动的，是农场规模扩大兼并土地、工场手工业打败小手工业者。
推动的，是底层使劲儿生孩子，然后工资越发的低，要么去做工要么当契约奴。
如今，英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济贫法》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仍旧是以“鼓励兼并、鼓励工场业、消灭小农、消灭小生产者”为方向。
反过来，大顺这边，实际上也在酝酿一场税法改革。
然而，以松江府准备试行的“十一税”国库地方分税改革来看，大顺的税法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抑兼并”的改革。
通过明确的十一税，砍掉在自耕农、小农、小生产者身上的摊派、地方加派、徭役力役等。
这次改革砍的这一刀，实际上是砍在了士绅身上，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避摊派避力役的能力。
也就是说，之前每年全国至少大约一亿两的有形或者以劳役模式的税收，其中2500万的国税土地税，是按照土地均摊的；而剩下的7500万的地方税，实际上是全压在了自耕农、小农的身上的。
现在，理论上如果税法全国推广，则是将全国的总土地税收定在7000万两，国库依旧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万，剩下的4500万归地方。但，这7000万两的总税额，是均摊在全国土地上的。
这就使得自耕农不容易破产、小农经济更加稳固、男耕女织的模式更加持久，且更能抵御冲击和天灾。
两种税法改革的区别，也就是英国和大顺之间的最大区别的一个体现。
大顺无论哪个皇帝，至少在出发点上，绝对不敢实行“鼓励兼并”、“鼓励小农破产”的政策。
当然，执行下去变成什么样，那又另说。
刘钰和法扎克莱说，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运动，也不是完全瞎说。毕竟，陈胜吴广是与人“佣耕”而不是“佃耕”，没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都是私有土地的话，怎么圈？当年先秦村社的公地，又归谁了呢？
只不过，可以理解为，农业技术进步飞快但工业技术没达标，最终这一步走完，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却又不足以让城市和工厂容纳那么多人，但农业技术却早已达到欧洲16世纪的水平，于是最终搞出的租佃制和小农经济。也促使讲仁义的儒家魔改，以及复井田在汉朝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就成为一种反动了。
应该说，要是英国圈地运动继续进行，却又没有美洲泄压和工业进步，人口继续暴增，早晚也得走到小农加租佃这一步。
这是一种妥协，给底层的巨量人口一条差不多恰恰饿不死的活路，否则就是你死我活。英国砍完国王脑袋那段期间的掘土派运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刘钰讲这其中的区别，其实就是想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给英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以及让英国政府更加“了解”中国。
甚至，似乎像是一种委婉的示好。只不过似乎碍于法国的存在，不好说的太明确。
这可以称之为“鸦片惩罚外交”。
所谓，烈火烹油、繁花似锦之下，危机就在眼前。
大顺正在上一个巨型的、耗费几千万两的治淮工程；大顺要考虑国内改革，要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大顺的武装中立是绝对真心的武装中立，因为大顺在解决掉国内危机之前，无余力继续扩张。
当然，他不能说的这么直白，所以他要提航海钟问题——以让英国顺理成章地做出判断：大顺下南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移民区解决国内土地问题、是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陆移民的跳板。
鉴于赤道无风带的存在，必须要借助洋流，这就需要借助东太平洋的岛屿，搞三角跳。
而太平洋茫茫，岛屿狭小，没有大陆，缺乏航海钟找不准经度，就没法三角跳。
这玩意儿，岛屿不是美洲大陆，甭管经度，航就是了，总能到。
岛屿稍微偏离点纬度，又不知道经度，说不定一场风暴就特么飘到美洲去了，没法三角跳。
刘钰当然就是在扯淡，他对南半球移民的事，寄托在将来的“大顺版的、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上，但这个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面前却扯的很圆。
第五九四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九）
这个圆圆的蛋扯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便是仔细叼啄打破细节。
刘钰抓住的点，便是“官”与“商”思维方式的区别；以及大顺和英国的国情差异。
面对内心虽然仍旧对刘钰充满警惕，可实际上已然是信了多半的法扎克莱，刘钰也就终于提出了一个显露出朝廷“有些无耻”的方案。
东印度公司是很无耻的。你要是不无耻，他反倒觉得你在骗他。
“你们商人啊，要考虑的，是把每一个银币都花在利润率最高的货物上。”
“而对一个从秦汉到现在不知道换了多少朝代的天朝，要考虑的，是把每一个银币都花在能够千秋万代、稳定国内上。”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天朝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可是天朝真正想买的东西，你们又不***如航海钟；天朝根本不想买的东西，你们却又非常想要***如鸦片、呢绒。”
“我这个人，是最讲道理的，也是最喜欢公平的。讲道理，按照公平原则，你们的航海条例一天不作废、你们的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一天不取消……”
“按照公平原则，那我们便可以也设置对等的航海条例，任何非天朝的船只禁止在天朝卖货；我们也可以授予对西洋贸易的垄断权，禁止其余国家参与。”
“不能说，你们一边搞着航海条例、一边授予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却又觉得我们驱逐你们不合理。我就问一句，我们在伦敦能不能开商馆？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船开到泰晤士河口卖货？”
法扎克莱是英国人，理所当然地有他们民族标配的双标价值观。
但现在刘钰以势压人，他也不好按自己认为有理的那种道理来解释，只能讷讷地嗯、啊了两声，既不说合理，也不说不合理。
见状，刘钰哼道：“如果你不想要公平，你就得制定规则，并且维护这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你们的这种贸易体系，允许你们垄断、却不准别人上你们家卖货的体系，当然是不公平的。不是说这种不公平的东西就不能实行，但前提是，不列颠有能力做地球的天朝，制定如此规则，并且愿意为此规则履行义务，维系此世界规则。”
“问题是，你扪心自问，不列颠现在有这个能力吗？不要说在亚洲，便是在大西洋，是否能做到一言九鼎？连个西班牙都打不过呢，你们距离天朝还远着呢。”
这番话不是鼓励英国，而是在给现在的世界贸易格局定性，定性为正义和非正义。
既然你英国搞航海条例、搞行政授权垄断，便不要叽叽歪歪指责大顺这边搞行政授权的垄断，也不要说什么大顺是“不正当”竞争。
你们你们自己都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当”。
如果说，英国现在废弃了航海条例、不搞任何形式的关税保护、不以行政命令维护垄断，而大顺却封闭与英国的贸易，行政授权垄断，那么某种程度上大顺算是“不正当”竞争。
只说现在，既然“正当”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重商主义、就是关税保护、就是行政干涉垄断。
那么，大顺的贸易政策，不但正当的不得了，而且还很仁义地没有对英国的任何商品征收类似于英国茶税和棉布税这样的关税保护政策，简直都有点宋襄公之仁了。
法扎克莱被刘钰如此数落，连带着羞辱英国，内心虽然担心自己“不卑不亢”被大顺断绝了贸易，可还是忍不住轻声反驳了几句。
“公爵大人，您对公平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说，贵国故事里的云里金刚宋万，与三寸丁谷树皮武大，一起去看戏。但是，演出的人，很‘公平’地在他们的身前，立起了一围八尺高的帷幔。”
“对云里金刚宋万来说，身前的障碍是八尺；对三寸丁谷树皮武大来说，身前的障碍也是八尺。”
“所以，您觉得这是公平的吗？”
“贵国的棉布、丝绸、瓷器等，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都优于英国。这时候，你说要公平竞争，难道是公平的吗？”
“当然，我不支持不列颠的关税政策。但我站在一个理智、中立的角度，我认为的公平，和您认为的公平，并不一样。”
刘钰哈哈笑道：“你理解错了一件事。你要明白，在英国，因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存在，无论怎么种咖啡，都绝对没有爪哇的咖啡好。”
“正是这种差异，才促进了贸易的产生。”
“实际上，分工、地域、贸易、擅其所擅，各国各有分工，才是最为有利各国人民的。”
“英国既然纺织不行、瓷器不行、种不了茶叶，那为啥非要干呢？为啥不能发展特色产业，不能放弃纺织业、不能放弃工业呢？这是其一。”
“其二，中英两国的贸易顺差问题，能不能解决？是不能解决？还是不想解决？”
“我说过，天朝收到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却无法在对外贸易中花掉，使得百余年间产生了巨大的通货膨胀。问题就在于天朝买不到东西、钱花不出去。”
“请注意，是买不到东西，而不是说天朝是你们故事里那些有收集亮闪闪金银癖好的多拉格，纯粹有收藏金银的奇葩癖好。”
“我们想买东西啊，我们要把白银花出去。可你们不给机会啊。”
“我们想买航海钟、想买航海钟的全套专利、想买平板玻璃技术的全套细节、想买英国制碱工厂的全套方案、想买英国偷来后改良的西班牙长绒羊、想买英国培育的一些不准出口的马匹。我们不但希望花钱，还希望花到贸易逆差哩。”
“可你们根本不卖啊。”
“按你说的，武大郎为啥要去和宋万比谁的个子高呢？为啥不去比谁的馒头炊饼蒸的好呢？”
这话听起来有些图穷匕见的意思了。
法扎克莱自我理解了一番，觉得刘钰这显然是话里有话。
似乎，无非是在暗示他：你们东印度公司要是能游说国会，放开技术管制，那么你们贸易的事，这都好说。
但你们要是做不到这一点，那不好意思，鸦片问题你们有大罪，违背了皇帝的圣谕，我们不得不封闭英国商馆、驱赶英国商人。
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彼一时。
法扎克莱觉得，之前时候，大顺不是不想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甚至也盼着东印度公司能游说议会，放开茶叶棉布之类的关税。
但现在，大顺这边走了一条谁也没想到的、与刚刚激战完的荷兰合作的路线——也就是合伙走私。
这种情况下，反倒是对放开茶叶关税之类的兴趣不大了。甚至，继续发展下去，西洋贸易公司怕不是还要盼着英国继续搞茶叶关税呢。
要是走私茶和合法茶一样便宜，谁买走私茶呢？
若是早十年，放开茶叶关税，说不定中法同盟现在都瓦解了，中英同盟说不定都建立了。
十年之后，大顺却已经根本不提关税问题了，而是转向了技术保护问题。
只是，因为刘钰说了好多“官”、“商”意识上的区别，法扎克莱觉得某种程度上，刘钰未必不能继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
毕竟，按照刘钰理解的“国民财富”与他所理解的国民财富的区别，增大出口意味着工业规模上升，也就意味着创造的财富上升——这里的财富不是法扎克莱理解的金银财富，而是刘钰说的“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总和”。
这两种财富观的区别，就使得法扎克莱认为，还不是完全丧失了机会。
只要，摸清楚大顺真正想要什么、他们是怎么理解财富的，便有机会顺着去做一些让大顺感到可以接受的、高兴的事。
至于说英国放开技术保护，法扎克莱内心当然是支持的。
本来嘛，在欧洲一月份起航、七月份到松江府、十二月返航、七月份回欧洲。将近两年的时间，结果去的时候基本是空船，只能装一种商品，那就是白银。只有返航的货船，是有利润的。而返航的利润，要均分在两年内。
如果，在欧洲也能装一些特殊的、大顺急需的、利润极高的货物，公司的利润当然也就翻番了。
当然，这些货物得是在大顺合法的。鸦片倒是利润也高，但在大顺不合法。
但难点恰就在这：
如果东印度公司想要说服议会，需要东印度公司的体量足够大，给予股东的分红足够多的、参与入股的人足够多的、能够给王室带来的利润足够多的、能够花钱游说绑定公司利益共同体的人足够多。
如果公司不转变思路，却又意味着，如果公司想要足够大、足够赚钱、足够分红，就需要说服议会，放开大顺所需的技术商品的管制、放开茶叶棉布关税。
这就像是如果要达到B，必须要做到A；而想要做到A，第一步是达到B。
这是一个闭环。
法扎克莱内心渐渐涌出一种想法。
公司想要发展，就必须跳出这个闭环。
是否有另一种思路、暂时跳出对华贸易的依赖，可以使得公司的规模继续扩大、足够赚钱、足够分红，以至于在议会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如果有，那么，这个增长点在哪呢？
第五九五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十）
从始至终，刘钰一句关于“印度”的词汇都没有提。
提的最多的关于殖民的问题，反而是南大洋的巨大岛屿。
然而，法扎克莱的脑海里，却在思索中，不断地涌出关于印度的词汇。在考虑公司内外交困之下新的增长点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钰一个字都没提到的印度。
在他潜意识里已经相信了刘钰“官”、“商”思维方式之别的背景下，他把公司的未来，便寄托在了印度上。
关于南大洋的巨大岛屿，东印度公司没有丝毫的兴趣。
也正是因为刘钰孜孜不倦地讲清楚了大顺和英国的区别、政府和公司的区别，法扎克莱就很容易相信刘钰话里话外暗示、教唆、引诱的一些东西。
的确，南大洋的巨大岛屿，或者说地球上唯一的一块“新大陆”，公司没有任何兴趣。
公司是要盈利的。
那破地方无利可图，要之何用？
弗吉尼亚公司，当年在北美，好几次差点破产解散。
最终，是烟草救了弗吉尼亚公司。种植烟草可以销往欧洲，获得利润，公司活了，弗吉尼亚殖民地人口多了。
而南大洋的新大陆，公司要之何用？
就算那里土地肥沃，可赤道无风带、距离太远、完全没有可贸易的文明等等因素，就算能种烟草，也无利可图，更不要说听闻那地方好像也就适合种小麦棉花和养羊。
在人参贸易之前，整个加拿大，都不如一个海地值钱。
同理，在烟草贸易之前，整个北美最肥沃的土地，也没有一个澳门值钱，更不要提爪哇和苏拉威西、班达、安汶了。
但是，对大顺来说，那偏偏就是无价之宝。
没有大量的人口、没有本土文明、却有四季分明的气候、水草肥美的土地。
大顺每年赚那么多钱，既然没有收藏金银的癖好，那么花在哪里最值呢？
政府不是公司。
政府花钱的目的，也不能是盈利为目的。
这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大顺要拿鸦片问题，来索要航海钟、长绒羊之类的东西。
逻辑非常清晰。
非常通顺。
在刘钰讲清楚了政府和公司的区别之后，有些东西的推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而这个顺理成章之外，刘钰不断地讲大顺的土地问题、讲东西方的地租问题、讲东西方不同的土地生产方式问题，也就在不断暗示法扎克莱：其实，收税是最赚钱的。
如果，将政府考虑成公司。
那么，每年的盐税、土地税、人头税，这是毛收入。
军队开销、边疆守备、治水、救灾、赈济、官员工资，这是支出。
毛收入减去支出，就是利润。
然而，政府不是公司、公司也不是政府。
所以，公司比政府的利润更高。
因为可以省下边疆守备的开销——在法扎克莱看来，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了大顺，所有边疆区都可以扔了，只留下最富庶的省份即可。
可以省下治水、救灾的开销。
可以省下赈济的开销。
这么一算，如果大顺是一家公司，其每年的利润额，如果完全利润最大化的话，完全可以达到几千万两白银的利润。
而且，这个利润又几乎不受市场影响，且不受价格影响。
如果以日本那边征税征到四公六民，即40%的税率。
那么，十万亩土地就能征收大约4万两白银的税作为利润。这是非常高的利润了，也就几个村子的土地。
尤其是刘钰与他讲了一些关于蒙元统治时期的土地税政策、包税制度等等后，这种思路也就更加清晰了。
由以上，可以理性地推断出来，这个利润增长点需要以下特征。
首先，不能是一百年前的北美那样的地方，地广人稀，根本没法收税。
相反，要有足够的人口、成熟的已经存在了税收制度的地方。并且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使得土地税可以征收的足够多。
其次，不能是大顺这样的、完整的、强大的、中央集权还能轻易筹措3000万两白银兴修水利的国家。
相反，必须是中央集权已经崩溃，战斗力很差，地方分散无法集中力量的国家。
再次，不能是中国这样的，动不动就起义的民族。比如当年华人水手暴动反杀西班牙吕宋都督、比如不久前的爪哇糖厂起义、以及比如如今朝廷的开国之路就是一群造反的百姓。
相反，这个族群必须是温顺的、不会剧烈反抗。
用中国的一句古话讲，这叫“按图索骥”。
这种按图索骥式的思考之下，某个地理概念的名称，似乎在法扎克莱的脑袋里冲着他招手，并且说道：“没错！正是在下！”
不但正是在下，而且还是一个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名副其实的地方。
否则，像是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哪里算是印度公司呢？分明是中国公司嘛。
这种仿佛冥冥中天注定的感觉，更让法扎克莱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而随后，刘钰的又一番“威逼利诱”，更让法扎克莱确信弄清楚了这一次“鸦片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少，他觉得自己弄懂了。
刘钰在说完中英贸易顺差过大是英国自己的问题后，也就顺势提出了一项特殊的贸易订单。
“当然，我理解你们的担忧。你们觉得，天朝的仿制能力很强，担心运过来几次货之后，天朝自己仿制了，你们也就无利可图了。”
“对此，天朝当然也是有诚意的。”
“比如，可以花费足够的钱，来买专利和几件样品……你懂的。”
说着，刘钰狡黠地笑了笑。
法扎克莱当然懂，意思就是买办的回扣。
刘钰缓缓地伸出三根手指道：“钱，不是问题。我也知道英国的情况，不管法令是因何修改的，亦不管是不是你们的功劳。总归，30万英镑，十件经测试合格的样品、专利技术。”
“花多少钱搞定，那是你们的事。我们要是找私人去搞，那是间谍行为，反倒不容易得手。”
“你们毕竟是英国的公司，30万英镑怎么花，剩多少，那是你们的事。”
“鉴于你们贩卖鸦片的问题，毕竟倒了一手，不是公司直接来办的，还是有些‘道理’可讲的。”
“这件事是否要将你们驱逐出去，还需要朝廷做出定夺、礼政府这边最终评定。”
“此事颇为麻烦，我估计也需十年时间吧？”
“我就先把鸦片的事，添油加醋地如实上报，最终结果如何，我也做不了主。”
“在此期间，每年我会付给公司一万英镑的经费。为期十年。等到货到手后，我会直接支付剩余的尾款。你知道的，我是有偿付能力的。”
“此外……”
刘钰从桌上摸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了法扎克莱，上面都是一些大顺希望由东印度公司那里购买、走私、或者是说服英国议会允许对大顺出口的一些特殊货物。
各种货物的价格，都很高。
这些货物都有利可图，这种超高的定价本身，正是因为英国政府的技术保护。
真要是放开了行政管控，几头羊、几匹马、几张图纸、几块钟表，就算钟摆是金子做的、钟壳也是金子做的，又能几个钱？
在法扎克莱接过小册子，或者说技术品管控清单之后，刘钰用手指摆出一个十的字样。
“十年时间。公平、公正、公允地审理清楚鸦片责任问题的时间，是十年。当然，责任清楚了，也不是不可以另有说法。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
“如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能够在十年内达成这些交易，我想，贵公司在天朝的信誉、在天子陛下那里的形象，都会得到提升的。到时候，只要不继续搞鸦片贸易，不搞一些违禁品，完全可以放任你们继续贸易嘛。”
“况且说了，我对英国的市场还是非常看好的。说不定，哪天你们就放开茶叶关税、棉布关税了。这对我们的手工业发展，也是有极大好处的。”
“你呢，可以把我的意思，明确地转达给公司高层。当然，你个人的好处我也不会少了你的……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一年在公司忙里忙外的，累够呛，赚几个钱？完后财务又查账、又审核，弄不好还去董事会和伦敦法院告你。”
“你搞好了这几单生意，你就是把钱都买了国债，靠利息，下辈子都能赚的比你在公司拿工资高。”
法扎克莱看似很高兴地点点头，内心却想，中国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十年时间……
十年之内，公司如果想要为了继续发展，必须要明白，中国贸易只是暂时还能做，且只能保证十年。十年之后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
公司必须要有危机意识了，必须要尽快召开董事会，转变思路，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
必须要明白，一些延续了很久的事，并不是理所当然、亘古不变的。
时代，变了。
这十年的机遇期如果把握不住，那公司就彻底被中国人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或许中国人十年后会卸磨杀驴，或许不会。
但公司的命运，不能寄托在中国人的“或许”上，必须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及早摆脱对中国贸易的依赖。
只有这样，公司才有和大顺讨价还价的资本。否则，被人扼住咽喉，怎么讨价还价呢？
当然，茶税问题、这也需要尽快解决。解决了茶税问题，提升茶叶收购量，也可以促使大顺投鼠忌器，这也是一种把握命运的方式。
但最终，公司最好还是不好和中国产生太过密切的联系，至少要确保，哪怕中国这边真的断绝贸易了，公司也不会如VOC一般瞬间崩溃。
“公爵大人，您的意思，我会尽可能完整地、明确地传递给公司董事会。并且我个人保证，公司会努力对技术品出口管制、茶税等问题，尽全力游说。”
“我是没有资格觐见陛下的，我也希望公爵大人能够在天子面前，说清楚，公司已经认识到监管不严的错误，并且保证不会再犯此类错误。”
“而人口买卖、传教等问题，我个人可以保证，公司绝对没有参与。公爵大人明察秋毫，自然知道，我国早已经脱离了罗马教廷，并且在传教问题上绝对不像天主教那样狂热。而人口买卖问题，公司不但不会参与，也可以保证，不会买任何途径的华人人口。以免造成……误解。”
他说是误解，实际上的意思是口实。
法扎克莱心想，锡兰的事，我们记忆犹新，同样的错误绝对不会犯两次的。我们不但要不给你们口实，更是要小心你们这些族群的人在我们的殖民地有任何增加。
第五九六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一）
从刘钰那里离开时，法扎克莱的脸因为长时间的假笑，已经有些僵硬。
回到住处，法扎克莱提起笔，像往常一样，将这一次澳门之行开始的见闻，记录在日记之中。
…………
【12月4日。晴。澳门。】
这位中国的公爵大人，以其一贯的无耻，和如同腓特烈二世一般的声名狼藉的信誉，采取了无耻至极的不正当竞争手段。
看来，公司今年的财务报表会非常难看。
他说，鉴于天朝一直以来的办事效率，以及这件事需要递呈皇帝最终决定，公司所有在澳门、上海和广州的商船，都将被扣押一段时间。以严查确保里面没有私自携带鸦片、或者出示足够的证据证明船上的任何人都没有从事鸦片贸易。
我尽力说清楚了公司的问题，但这位公爵大人不为所动，并且用政治的黑暗性来解释这件事：
他认为，如果不严查的话，将来万一有证据证明公司商船私藏了鸦片、或者船上的水手和员工有直接参与鸦片贸易的证据，那么他将被他的同僚、以及朝廷的其余官员攻击，说他很可能收受了贿赂。
为了他的官位和家族，为了他在皇帝面前的受宠，他当然不会在意公司几百上千股东的利益。
这让我想起来我国的议会里，互相称呼政敌为苏格兰马贼、爱尔兰盗匪。以及詹金斯耳朵事件中，那些指责反对开战派的人都收了西班牙银币贿赂的故事。
看来，世界是相似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体系，以一种可以明确区分对错的道德来治国，我想只有极端派和更极端派存在的空间。
无疑，这对公司不是一个好消息。
2月份季风期一过，如果仍旧不能开船扬帆……恐怕今年的茶叶和生丝利润，都可以说再见了。
【12月7日。阴。澳门。】
可怕的消息传来了，东方人的野蛮实在让所有文明人感到震惊。
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公爵大人，作为处置此次澳门事件的钦差，勾诀了罪犯名单。
实际上，与其说这是处刑，不如说这是一场屠杀。
324名和鸦片贸易有关的人，包括且不限于走私者、私运者、提供器具者、开鸦片馆者，被判处死刑。其中240名中国人，剩下的84人里，有12名同胞。但是，我无力拯救他们。
不但如此，残忍的血腥公爵还给我送来的观瞻邀请，说给我留了一个好位置。
除了这300多个可怜人外，多明我会的一些人也被判处了极刑。
其中，以白多禄为首的多明我会会士13人，被判处炮决。而他们在福建、苏州等地建立的地下教会组织的许多成员，被判处流放到澳门。
这些天主教徒大部分都是穷人，他们和当年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不同。实际上，他们连凑钱逃离这个恶魔国度的能力都没有。
可怜的澳门。耶稣会会士当然没有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些不断被流放过来的人口，会让澳门变成地狱的。
然而，耶稣会和澳门主教，又不可能选择不接纳他们。只是，站在商人的角度，我想知道，耶稣会是否有能力救济他们、保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
【12月17日。晴。澳门。】
今天是首批处决的日子。我被“邀请”去观看，的确是个头排的“好”位置。
不得不说，中国是个崇神的民族，他们的偶像崇拜情节非常严重。如果科学、力学这样的东西被证明有效，他们也会像崇拜神一样去崇拜这些东西。
今天的首批处决，采取了新的处决方式。这种处决方式，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的看法，对理性和科学的崇拜，也是可怕的。
一个大约20英尺高的木台，上面用滑轮组结构吊起沉重的断头刀，断头刀是斜面的。
至于为什么是20英尺高，血腥公爵的一个学生，用一种非常自豪的语气告诉我，这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这样的高度，才有足够的动能，保证每一次端头的干净利落、而又不会损害断头刀。
至于为什么是倾斜的，这个年轻人也用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力学原理来解释。
我从未想过，有人会把科学用在这种地方。实际上，他们就是将科学作为一桩新的神来崇拜，这和他们拜庙宇、龙王、财神、祖先，没有任何的区别。
甚至，他们会把科学的应用，看成另一种形式的神的显灵。
在京城的科学院，他们研究科学的目的，说的很清楚，是为了应用。并且延续了莱布尼茨的论调，多次对英国王家学会那种“为了科学而科学、为了研究世界的普遍真理”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并斥之为“沦落为某些贵族阶层的消遣”，比如一些研究各种蘑菇的论文。
明显的功利主义。和他们拜神一样，渴求的不是创世的真理，而是诸如降雨、天晴、丰收之类的东西。
不过，血腥公爵的这个学生，对断头台有另一种解释。并认为，这是一种仁义。
认为以科学的方式处决死刑犯，比我们欧洲的火刑、车轮刑、分尸、绞刑更为人道。
会让罪犯死的毫无痛苦。相对绞刑和分尸，这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进步。用他的话说，这叫仁。
按照他的说法，对白多禄等人的判决是处以炮决，实际上是更仁的。因为这样的痛苦更小。他从力学的角度给我讲述了炮弹出膛的速度、击碎人体的速度，并得出结论：炮弹的速度，是依靠20英尺高的断头台下落的速度的四十五倍。所以，在死与未死之间的最痛苦时间，也是四十五倍的差距。
我讽刺地问他，是不是发明更为有效的、杀人更迅速的武器，也是一种他所理解的仁？
但他不但没有把这些话当做讽刺，反而眼神中流露出特别的光彩。
他说，相对于被铅弹击中的人体而言，那种无法救治但一时又死不了的痛苦，若是发明一种威力更大、击之即死的枪械，无疑也是一种仁。武器只是工具，他不能决定战争是否开启，所以他只能尽可能解决战争中的痛苦。
有这样的想法，难怪他会用科学来解释断头台的优越性。
这种风气是可怕的。在他们的科学院，或许也是秉持着这样的心态，才制造出了在他们看来更为仁义的舰炮、榴弹炮、装填速度和滑膛枪一样的膛线枪。
可怕的民族。
不过，在观摩了处决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可那位血腥公爵的学生的看法：确实，相对于斧子、铡刀、火刑、绞刑、车轮刑来说，这种处决方法似乎确实更为人道。
切口平整，过程迅速，毫无痛苦。
这场处决还要持续数日，还包括日后在广州城的一些处决。今天的处决结束后，血腥公爵告诉我，日后再有贩卖鸦片的，通通如此。
我只能表示，公司以后一定加强监管。
我还能说什么呢？
【12月25日。广州。阴。】
中国人选择了主降生日这一天，在广州城对白多禄等传教士进行处决。他表现出了一个虔诚者应有的英勇，甚至在死前还在规劝那些将他绑在大炮上的迷途羔羊迷途知返。
并说主不会怪罪他们，他们只是执行了异教徒皇帝的旨意。
愿他的灵魂安息，去那水草肥美之地。
【12月26日。广州。晴。】
“信西洋人的神，不能得永生。”
“信科学，能不得天花。”
这是他们在处决了白多禄等传教士后喊出的口号，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对立，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不相信科学。
显然，这种人为制造的对立，是为了用一尊新的神，取代可能的真神。按照血腥公爵的说法，在地里除草最好的方法，是种松树，而不是蹲在地上去薅草。
血腥公爵很清楚科学是什么，但他却故意把科学扭曲成一种神明。显然，他试图用类似传教的手段，迅速传播这种观念。
不得不说，这种人为制造的对立，是有效的。但他忘记了理性崇拜会带来灾难，让人以为拥有了可以窥伺天道神力的力量，认为天道是可以总结出规律的，并且顺从这种规律去做就好、违背这种规律去做就坏。这是妄想。
然而，他们发明的接种某种神奇之物而预防天花的方法，已经在江苏大城市、军队里推广了。
据说，日后皇帝宫廷也要推广。因为十多年下来，确实证明了百分百的有效，且没有什么危险。和欧洲一样，哪怕是宫廷，孩子能够活过五岁，都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今天这是在广州城进行推广，大量的官员和豪绅带头，给他们的孩子接种豆苗。
他们对十二年前肆虐的那场天花记忆犹新。
无疑，这又将是一场有效的政治宣传。
他确实种下了一片松树，来预防再长起来的杂草。
虽然说，他这么做，确实救了很多人。
但里面的政治味道太浓了，可见他缺乏一颗真正仁义善良的心。
不能因为他真的救了许多可能染天花而死的人的性命，就说他是一个好人。
因为他的目的是邪恶的。
他拒绝在澳门推广接种，虽然他的理由是人手不足，京城已经认可了有效性，要把大量人手送去京城，以扩大影响力，为后续的推广助力。
但我认为，他是想通过一种对比，瓦解信仰。
大量的人口拥挤到澳门，商业衰败，住房紧缺，城市脏乱，很快将会瘟疫流行。天花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他在制造一种对比。那些执行他意志的人，一定会下地狱。
虽然我厌恶他的残暴阴暗，但我不得不也去接种豆苗。
第五九七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二）
【12月27日。广州。晴】
给我操刀种痘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
和大部分所谓的“实学”子弟一样，他是一个与周边的读书人格格不入的人。
事后，出于感谢和礼貌，我和他聊了几句。
他说自己是学的最差的那批人，所以用来做这种工作，每个月赚不到几个钱，但总比之前的生活要好一些。
通过聊天，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实学”家庭。
他的哥哥也读过书，在陆军的炮兵服役，前年就被调往了川西高原，据说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平叛战争。
不过战争的规模并不大，朝廷只是调集了一批精锐的榴弹炮兵。
我问他学习实学的原因是什么？
和我预想的一样，这是一个功利的民族。
他的回答是一开始中午有一顿饭，并且有机会从事一些还算不错的工作。而且他的母亲因为会纺纱，这几年出口贸易很好，至少能够养活他读书到十二岁——这是一个残酷的分水岭，考核不过，就没有前途。而十二岁已经算作大半个劳动力了，家里不会养闲人的。
他在十二岁的考试中考的并不好，但也不坏。至少相对于那些回家的人，他还算是幸运的。
我试着询问了一下他是否理解在做什么，他用我完全听不懂的奇怪的道理解释了一番为什么接种豆苗有用。我笑着问他自己理解吗？他说就是这么教的。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非常难以反驳的理由——他哥哥作为炮兵，虽然学三角函数，但在打仗的时候却不会用到，而只需要背表即可。
我说，所以，为什么要学呢？
他说，先生就是这么要求的。
我说你喜欢学数学吗？
他说不喜欢，但是不学就只能回去做苦工，甚至没有种地的机会。因为他家根本没有土地。
我试着问了他一些关于《孟子》的章节，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会背的没几篇。我想，怪不得他们这种人是边缘人，连我这个外国人都不如。至少，我还有自己的字、号。
我问他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好好工作，攒钱，娶媳妇。然后，赚一些钱，将来去课堂里描绘的、南半球的那片四季分明的土地耕种。
那里暂时没有地主，所以只要有力气，就可以开垦足够的土地。
他希望自己死前，有一些儿子和女儿，有100亩土地，并且有两头牛和几匹马。
神奇的是，这个根本背不了几篇《孟子》的可怜人，却可以理解经纬度概念，并且理解冬夏颠倒——他们以京城为零度经线，当然不会以别的地方，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他们通识课的内容，我完全不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即便他希望前往那里，但是理解经纬度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问他知道英国在哪吗？
他很机械地背诵了一段东西，包括我们的首都、和欧洲是否有陆路可通、殖民地。
以及……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汇：黑三角贸易。
我说，知道这些，并不能让你发财。
他说是的，但是一旦学了，就很难忘记。而且，一看到我，就想到了三角贸易。
我不得不和他解释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奴隶贸易并不是很有关系。
我更希望他一看到我。
或者，看到任何英国人，就想到彬彬有礼、绅士、优雅。但他想到的却是黑三角贸易。
【1月13日。阴。冷。上海。】
松江府的天气有几分伦敦的感觉，至少冬季是这样的。
今年公司的业绩，也会如同今天的天气一样。
码头上公司的货船，仍旧被扣押着，看来已经不可能赶得上季风了。
相反，他们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正在兴高采烈地装配货物。
每一个抢买到了股票的人，都兴高采烈。
他们用贪婪且期待的目光，看着一箱箱的茶叶、生丝、大黄、丝绸、锦缎、瓷器、棉布、木器、漆器、药材、高档消费品装箱。
愿一场风暴，让他们血本无归。
除了那些常见的货物外，这一次他们也装配了一些特殊的货物。
比如一种特殊的药物，实际上没人知道这种药物到底是什么，只是知道这种药物非常昂贵，可以非常有效地缓解心脏的病痛。
这是科学院的产物，是血腥公爵主导的机密项目。
哈，我很怀疑，一群致力于如何有效杀人的人，怎么会研究出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是他们垄断的，我们即便想要贩卖，也拿不到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产品，诸如专供出口的、在法国贵族女士中颇受欢迎的一种高档化妆品——蛤蜊油。
用蛤蜊壳盛放，据说可以非常有效地滋润皮肤，且预防皲裂。
还有一些高端的、带有各种花香的肥皂。如同苏州的面点师傅雕琢过的高端造型，主打的就是贵族市场。
此外，还有几十箱高档的、面向贵族狩猎运动的压缩气泵枪。非常稳定，射的更准，而且不会有炸膛之类的危险。做工很细致，价格也很昂贵。
很难想象，二十年前，他们还需要从法国那里进口燧发枪。二十年后，他们已经开始出口精致的贵族狩猎枪械了。
我刚来广州的时候，几块玻璃就能贿赂当地官员。而现在，用玻璃作为贿赂，只会惹的官员勃然大怒，认为是一种低贱的羞辱，是瞧不起他。
显然，血腥公爵的话是对的。技术交流会促成技术爆炸性的进步。
这也正是他的可怕之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正确的、不是谎言。可他说的每一句实话背后，都隐藏着他真正要做的目的。
他说的是实话，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公司确实需要考虑技术进步之后无利可图的下一步打算。
但是，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也在他的算计之中呢？
从码头上来看，他们在尽可能地扩大他们的商品规模和种类。
这更加让我感到那位公爵的可笑之处，他声称的国民财富观，和他所做的一切，就像是灰衣主教和白衣骑士的区别那么大。
即便是放开竞争，公司想要垄断茶叶也根本做不到。这恐怕需要巨额的资本。
况且，他们就是生产者，血腥公爵作为高级官员，可以不动声色地让我们拿不到想要的茶叶。
但这也不是绝境。
议会应该认真讨论茶叶关税的问题，只要取消了茶叶关税，公司还是可以破解困境的。
商馆的人并不知道我返回的时间，也没有派马车来接我。好在有成熟的有轨交通，我支付了铜板，在拥挤的从码头到市区的车厢里，听到的最多的还是这些中国人关于贸易的讨论。
二十年前，并不存在股票这个词，但现在车厢里的每个人都在讨论。连拉车的马匹的马蹄声，都不能掩盖住他们的讨论。
在即将靠近市区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车里这些人讨论了除股票、利润、资本、回报率之外的东西。
他们在讨论一本最近在江南市井中非常流行的、翻译过来的我国的小说。
实际上，丹尼尔·笛福销量最好的小说，是《鲁宾逊漂流记》。然而，在江南市井中，这本书并没有流行起来。
相反，这本《摩尔·弗兰德斯》却很流行。
我试图理解为什么江南市井没有流行《鲁滨逊漂流记》，如伦敦街头那些幻想着出海发财的人一样热爱，但我并没有能力理解这个差异产生的原因。
据我所知，这本《摩尔·弗兰德斯》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就像是他们中国有两种《西厢记》一样。
一本是有诸如绣鞋儿刚半拆，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以及事前垫上白手帕，事后将染红的白手帕拿出来观摩，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的版本。
一本是至少可以大方阅读的《会真记》。
这本《摩尔·弗兰德斯》也是一样。
一本是基本忠实于原著的翻译。
另一本是所谓的“加料”版。我有理由相信，翻译加料版的，很可能就是一群在荷兰跟着那位无耻公爵搞小报的那群人。
事实上，也正是后一个版本，导致了这本书的流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真正原版的并无几人
或许，这对中国这边的小说而言，是一种新奇的形式：完全以女性的视角展开，以女性自诉的方式，描绘了她令我作呕的一生。
而这种女性视角自诉的形式，为那些添油加料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挥机会。
这个在监狱里出生的女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娼、赌、骗、偷、嫁，以及自己的某一任丈夫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利用女性视角的优势，将其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心理描绘的非常微妙。
再加上许多人喜闻乐见的细节，那种慢慢地堕落的心态描写，无疑是这本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对于第一次的描写，实际上我们也会用非常隐晦的词汇——而那本忠实于原著的翻译者，只用了四个字，女人的【最后特权】——但另一个版本却用了四页纸和大量的拟声词来描写。
这完全不是原著的内容。但却凭此“洛阳纸贵”。
不过今天在车厢里发生的讨论，非常的有趣。
有人说，故事里的这个女人，简直是人尽可夫。最终却获得了种植园，安享晚生，这不是一本好书。结局应该是烂死在妓馆里。
可也有人反对说，这就像是《水浒》，依着规矩，这世道便没救了。这女人虽然偷、骗、嫁了无数次人，但难道不是因为这是监狱出生的她能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吗？否则一个英国监狱出生的女人，可否有一丝一毫地机会，弹钢琴、说法语、跳舞、穿海狸皮的皮草呢？又是什么导致了她母亲被关进监狱呢？难道她母亲不想好好生活吗？
支持两方的人在车厢里发展到互相辱骂。这让我很难想象，因为一本明显的、应该被严查封禁的、明显过多笔墨于床上和姿势的、下三滥的书，看过后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学感慨。
本来只是因为书里的缘故，最后发展到了松江府女子因为做纺织自食其力而导致出现的诸多问题。
不过最后他们并没有打起来。
因为有人上来售卖报纸，上面关系到一些期货物价的消息，大家又开始放下分歧，和谐地讨论投机的事了。
看来，赚钱，可以弥补很多的分歧和仇恨。
是啊，中国人刚刚抢走了荷兰人经营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可不也是转身荷兰人就与中国人合作了吗？
呸，毫无廉耻心的荷兰人。
【1月14日。阴。冷。上海。】
公使先生并没有得到觐见大皇帝陛下的允许。
大顺朝廷给了一个非常外交辞令的理由：朝廷正忙于日本国将军王的册封事宜。
日本国的幕府将军老了，决定将位子给自己的儿子。按理说这只是他们本国的事，甚至只是幕府自己的事。
但伴随着之前的伐日战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大顺帝国并不干涉其内部的问题，但法理上却需要大皇帝的册封。
这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并不相同，但以我的理解，更像是一位联邦体系内都承认的君主，各藩属国更像是自选的、宗主国不得干涉的总督。
在天下体系内，中国是王畿之地，日本国在经过伐日战争后，是藩属。
很幸运，我们排在了五服之外的之外。是夷狄。
所以鉴于亲疏远近之关系，朝廷现在没时间搭理我们。
皇帝更认为，这等小事，交由兴国公去办理，已经是杀鸡用牛刀了。实际上，这完全是香山县县令的职权范围。
公使大人在扬州府逗留了几天，礼政府随行的官员也在忙着日本的事情，或许是皇帝暗中有什么指示——公使连行贿都竟然被拒绝了。
看来，皇帝根本不打算和我们打交道。或者，因为我们贩卖鸦片的事，在大皇帝的眼中我们是不值得交流的罪犯。
于是公使先生就不得不返回了。
“中国人还没有封闭天津的使馆这松江府的商馆。而且法国商馆也没有买鞭炮庆祝，至少现在还没有买。我想，这值得庆贺。”
公使先生在见到我后，这样自嘲。呵，法国人。
我也只能将我与那位邪恶公爵会面的过程告诉了他。
全部。
包括邪恶公爵私下里引诱我偷窃技术、许诺给我足够英镑的事。一方面是出于我的爱国心；另一方面我不认为他只找了我一个人。
凭良心说，他许诺的英镑确实会让大部分人动心。
但我知道，他想要的东西，并不是能够凭我一人之力可以得到的。
最稳妥的方法，还是通过正常途径，经过议会许可。我只拿我应该拿的那部分好处费，这就足够了。
公使先生在听完我的转述之后，和我一起痛骂了那位公爵的无耻，不正当的手段。一直骂到我们的词汇不要说一位绅士，就是爱尔兰人听到都会羞耻于语言竟会如此肮脏的地步。
但骂过之后，我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于不列颠王国来说，不应该忍受这样的屈辱。
但对不列颠王国的利益来说，却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屈辱。
我坚信，他们拿到不到证据，证明我们直接参与了往中国销售鸦片的证据。
但公使并不这么认为，大皇帝陛下的禁卫军，他的儿童禁卫军团兼秘密警察，完全控制了港口里停靠的商船。如果需要，他们完全可以摆出二百箱鸦片。
如果真的被栽赃，议会只会解散我们的公司，而不是因为我们就开战——为詹金斯的耳朵而战，我们是为了得到中美洲，至少看上去是有机会的。但是，为了鸦片而战，有什么理论上我们可以夺取到的东西吗？
【1月15日。阴。冷。上海。】
昨晚上和公使先生讨论了很久，凌晨才睡。但早晨七点钟，就被人叫醒了。
翻译转达了一下某位官员的意思，2月4日，会有最后一队商船前往欧洲。中国方面询问我们是否要跟船回去一些人，把问题说清楚。他们很“仁慈”地表示，我们可以派人免费搭乘他们的商船，即便是去印度，也可以在锡兰换乘。
议会需要我们这些驻中国人员的意见，公司董事会也急需我们的第一手情报。看来，我们必须在2月4日之前，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我应该配合公使，撰写一份简单但却能够明确说清楚的中国考察报告，以期让议院的那群动物们，了解一下真实的东方的世界。但愿他们那比狒狒大不了多少的脑袋，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五九八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三）
【1月16日。上海。阴。冷。】
在讨论正事之前，我们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商馆的正常运转出了问题。
很多雇佣的中国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向来都雇佣一些本地人，当年在日本的时候也是雇佣当地的武士在商馆工作。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再次上演。
就如同当年日本国对我们表现出冷淡态度的时候，很多在商馆工作的武士另寻他路。这里的中国人也一样，包括我们的中国厨师，他们都传闻我们犯了大罪，可能会把他们株连。
而对厨师来说，中国有句话，叫三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他从不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在商馆工作只是因为我们给的银币比别处多。相对于可能要被株连的风险，多出的银币并不值得他冒这样的险。
之所以之前没有走，因为他们知道我去了澳门见那位公爵。在他们看来，或许我会成功。然而等我回来，在门口监视我们的士兵并未离开，他就知道我失败了。
我尽可能和他讲清楚，我们现在只是“嫌疑犯”，而不是已经确定的罪犯。他将信将疑，不得已，我又许诺给他每个月涨几个银币，他才同意留下。
一些往我们商馆送补给品和蔬菜水果的商人，鉴于门口监管的士兵，他们也不敢随意进出，怕惹麻烦。
好在，当地的官员和我有一些交情。我请求这位官员出面解决，送了三瓶威士忌和一些上等的长厄尔羊绒布给他，并且攀谈起当年的交情。这才得以解决。
我和这位善良的、通情达理的官员之间的交情，要追述到很久以前了。当时那位公爵大人还不是公爵，这个官员当时只是在海关负责一些特殊的审查和统计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那位公爵大人提前派来统计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货物量、规模、种类的。
这个官员当时问我，说是公爵大人讲过一个牛顿被苹果砸的故事。他想知道，苹果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味道？并且愿意出一笔钱，搞一些苹果树。
公司特意运来了一批上好的果木苗。实际上，中国人现在吃的苹果，都是公司带来的果木苗。
一批被种在了纬度适宜的文登州，栖霞山。那里是血腥公爵起家的地方，在那里很有威望。另一批被尝试种在了苏北地区的一些河流泛滥留下的荒地中。这两种苹果我都尝过，不得不说，栖霞山的苹果比苏北的苹果好吃多了。
只是，苹果的交情，只能保证我们的补给不会被切断，却不足以保证我们的贸易能够继续。
他们把这一次美洲和欧洲作物的流入，称之为“第二次张骞凿西域”。这种物种交换从前朝就已经开始，不过苹果对他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今天我又谈起来苹果的交情。
那位官员说，如果我们送来的是玉米、南瓜、番薯、土豆之类的东西，或许能够让朝廷对我们更好一些。朝廷首先要保证百姓吃饭，不是吃上苹果，而是一天能吃三顿饭。
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如果前朝时候不以传教或者强制贸易为要求，而是读懂中国的需求，献玉米、番薯、土豆等新谷，献祥瑞于陛下，解天下之饥荒，只怕贸易早就开启了。
哪怕不献新谷，而是献如狮子、长颈鹿、鸵鸟之类的异兽，一样可以。
我对此表示赞同。的确，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明白这个帝国的行事逻辑，用我们的习惯思维来套用这里，所以不断地遭受着失败。
但是，机会已经过去了。
那位官员和我小酌了几杯，酒后他说，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要做的不是去后悔，而是去吸取教训，避免下一次犯同样的、只是形式不同的错误。比如看到刀刃去摸一下出血了，下一次看到剑刃觉得这不是刀刃于是又摸了一下，那就是不知道总结事物的规律了。
和明显，这也是一个新学系，或者他们朝廷里称之为新学党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很诡异。他也只是个算不上大的官员，像他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已经很多了，而他不是最优秀的，所以只能在这种地方做个六政府编制外的特殊的小官。
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他的意思是，朝廷想要芝麻，你却送个西瓜，这就不对。朝廷想要新谷异兽，我们却送来宗教和呢绒，这当然也不对。
送礼和讨好别人，要以别人的需求为准，而不是自以为是。
但，我想了想，觉得这很难。
如果说，在之前，献新谷、异兽等祥瑞，是朝廷想要的。
那么，现在他们想要什么呢？
我想，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些技术，航海钟之类的东西。
这是公司能力之外了。
我仿佛开玩笑一样地说，现在什么东西能打动朝廷呢？
他说，钱。因为他觉得朝廷有新气象，皇帝陛下是要做千古功绩的，这就需要钱。然后他说我们公司不但送来的钱少，还走私鸦片，当然毫无价值。
我笑着说如果鸦片能够合法贸易，征收关税，不就有钱了吗？
他却说，但凡是地里能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存在靠关税赚钱的可能。中国要的，只有地里长不出来的东西。他反问我说，从北极到赤道的纬度、从雪山到峡谷的高度，从西域黄沙到江南水乡，从白山黑水到爪哇南洋，请问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种不出来的？
我对此无法反驳，是的，鸦片也是地里面种出来的。别处能种的东西，这地方也能种。如果这地方种不了，那么地球上就没有可以种植的地方了。
回想了一下苹果事件，我越发表示了赞同。实际上，在上次所谓的为将来金星凌日测量而进行的探险考察中，他们就带来了一些南美的植物，在他们的最南端省份种植。
橡胶、金鸡纳等，也都已经在台湾和海难种下了。就像苹果一样，迟早会铺满的。
临走的时候，出于礼尚往来的因素，他送了我几盒上等的烟卷，以及几块鲸海北极地区的海象或者海狮海豹之类的油脂为原料的香皂。
我感到有些郁闷。
之前我们可以用玻璃、机械表之类的东西作为礼物。而他们只能回以丝绸等。
可现在，他们却用简单机械生产的烟卷、以及制碱业衍生的香皂等回礼；我们却只能赠送酒、呢绒布……
显然，他们的天然碱不足以支撑他们日益发达的玻璃制造业和油脂加工业。或者说，是因为玻璃制造业和油脂加工业和对鲸海地区野兽的捕捉，推动了他们制碱业的发展。
他们在北方有制碱工厂，但是怎么制作的是秘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用食盐作为原料。
因为他们有高昂的食盐税，所以才选择将工厂放在用盐量较少的地方，以防止他们不去生产，而是拿着朝廷特批的盐引去倒卖食盐。毕竟相对于生产，垄断的食盐走私更赚钱。
有一点可以确定，鉴于盐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我国肯定会比大顺更早废除高额盐税。
【1月18日。上海。晴。】
前往日本的册封使团已经抵达了上海。这一次大顺帝国派出了规模空前的册封使团，规格极高。
天津卫、威海卫等地的舰队也在上海集结。一支在大西洋上都足以纵横的舰队，将同册封使团一起行动。
6艘74炮战列舰、15艘巡航舰组成的册封使团舰队，让我嗅到了浓浓的威慑味道。
舰队会走一条很老的航线，他们将先前往琉球，然后再由琉球前往日本。鉴于琉球国这几年的表现，“宽仁”的皇帝恢复了琉球的王爵，这一次也是顺便去琉球告知的。
我想，这其中的意思，更多的是出于他们的天朝体系来考虑的：琉球虽小，亦在天朝体系内平于日本的王爵。只要天朝体系还在，天朝就有义务存续祭祀。同时也是在告诫各藩属国：做得好，就是王爵；做不好，琉球也不是没被降等过。
当然，在这个册封日本将军的日子之前，先恢复琉球的王爵，实在是有些特殊的含义。
他们的舰队，就是保证这种特殊含义能够被日本所接受的武力保证。不过，日本幕府还是乐于接受的，因为他们甚至要依靠大顺海军的力量维系锁国政策，保证各个藩国不会和大顺展开走私贸易，以压制他们的力量。
与其说是锁国政策，不如说是幕府试图独占关税和贸易收入。
日本国彻底失去了大海，大顺的舰队明确警告过日本：舰队规模，也是礼制的一部分。
陆军无所谓，你们愿意养多少武士就养多少武士。
但是，舰队不在此列。
他们将舰队超标，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但是在天朝体系内非常有威慑力的罪名：僭越、逾制。
大概，皇帝把舰队的桅杆，当成了他冠冕上的冕旒。
僭越和逾制的罪名，非常严重。
大顺帝国在威海卫、天津卫、伶仃洋的舰队主力，保证了他们可以惩罚这种犯罪。
实际上，海军这种东西，只有第一是有意义的。第一之下，都是暂时没有沉没的存在。
在此时的风帆下，我认为可以把地球分为两个海域。
太平洋和大西洋。所以，可以存在两个第一，因为遥远的距离，使得二者不可能发生倾尽全力的海战。
大顺帝国在太平洋上的绝对优势，使得他们有资格作为太平洋的天朝。
这一次册封，我们这些“五服之外的蛮夷”里，最高兴的就是法国人。因为大顺的册封使团携带的礼物里，有大量的人参、珍珠。
大顺已经明确地向我们传达了大皇帝的态度，对我们在北美攻占路易斯堡表达了严重的不满。大皇帝说他不想干涉外夷之事，但我们走私鸦片，让他很不高兴，而且在圣谕发布之后还不收敛。所以他会拒绝购买英国商船的人参——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我们不归还路易斯堡，就算我们挖到了人参，他们也不会买。
贸易什么、禁止进口，这是各国的自由。但实际上，这正是中国的无耻之处：除了卖给他们，我们还能把人参卖给谁呢？
如果不卖给大顺，那么人参就是毫无价值的草根。路易斯堡和加拿大的价值也就锐减了。
日本也喜欢人参，但我很清楚，就算我们去了日本，也会被幕府那边派兵赶走的。
这关系到东方帝国体系内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名分。
大顺帝国可以让德川氏为幕府，也一样可以帮助其余的封建国解散幕府。而大顺支持德川氏的唯一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吧。
大顺掌握着儒家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说幕府合礼，能找到其合礼性；说不定哪天就有博学之士上书其不合礼，那就不合礼。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一定要在殖民地扶植名不正言不顺的，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压迫国内其余势力。
回想公司在中国的失败，我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专门的、培养殖民地人才的学校，考察殖民地的文化、信仰。
了解他们，才能统治他们。
这是从王国到帝国的必经之路。
第五九九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四）
【1月19日。上海。晴。】
我不得不说，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是蠢货，根本没有什么头脑。
大顺对日本的册封，引起了我们的讨论。
当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在日本失败，最终全面撤出日本。
在这种时候，当然是担心公司在中国也遭受和在日本一样的命运。
公司的参赞等人，完全不懂我们为何成功，也不懂我们为何失败。
他们认为对日本贸易的成功，是由于三浦按针。并认为法国在中国的成功，因为白晋等传教士。
实际上，他们完全是错误的。
但有一点可以讲清楚，我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当年撤出日本的情况，是相似的。
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如何才能留下中国。或者说，公司的未来，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努力，该如何改变公司原本的业务。
公司的大部分人，都夸大了三浦按针的作用。
我可以明确的说，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与公司在日本的失败，与公司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公司在日本的成功，是因为那些天主教大名在关原之战中基本站在了另一边。而公司在日本开展业务的时候，恰逢大阪之战即将开打，大量的天主教大名追随丰臣家。
我们不是旧教国家，所以德川氏找到了我们，试图与我们合作。
公司得到的第一批订单，就是200斤用来制作火枪子弹的铅。随后增加到4000斤。
以及得到了大约二十门大炮的订单。
可以说，公司在日本看似成功的原因，与公司的努力毫无关系。
完全就是日本方面的需求。
大阪之战后，不再不需大量的铅弹、钢剑、大炮，公司的业务就飞速萎缩。
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公司在战后，拿不出日本所需的上品。而在战前，许多天主教徒站在了丰臣家那一边。
我们能卖的，荷兰人一样能卖，而且质量更好。
我们不能卖的，荷兰人也能***如香料之类。
公司在日本根本就没成功过，看似短暂的成功，不过是大阪之战的战时需求。
一旦战争结束，公司撤出日本是迟早的。
我们在东南亚竞争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我们在日本贸易的失败。谁是东南亚贸易竞争的获胜者，谁才能在日本站稳脚跟。
荷兰人证明了我的观点。
21年我们与荷兰合作炮制平山常陈事件；23年安汶岛屠杀，荷兰人对我们动手；23年末我们就退出了日本。
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卖的呢绒卖不动；我们之前有大量利润的铅块，战争结束后卖不动；日本人想要的香料，我们弄不到。
所以，有没有三浦按针，是否影响德川家向我们购买火枪用的铅块？是否影响日本战争结束后，不再对铅块有大量需求？是否能影响我们的呢绒是否畅销？
如果能，那么他的作用巨大；如果不能，那他的作用有多少呢？
同样，在中国问题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原因吗？
我们能做的事，其余贸易公司也能做。
公司只有拿出“我们能做的、其余东印度公司做不了、我们无可替代”，才能取得对华贸易的真正优势。
否则，大顺把我们驱赶，不要说影响其经济，就连单纯的对外出口都无法影响。即便他们没有西洋贸易公司，瑞典丹麦法国普鲁士也会高兴地分走我们的份额。
而我们能做的、无可替代的一样东西，既是茶叶关税。我国的喝茶人口，是欧洲之冠。甚至可以说，包括瑞典丹麦在内的大部分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都流入了我国。
只要解开这一点，那么公司就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以茶叶关税向中国讨价还价。
而现在呢？我们手里有任何筹码吗？
只有先降低关税，才能用提高关税做筹码，讨价还价。
现在关税这么高，我们是没有任何筹码的。
可偏偏，议会的那群蠢货，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应该从荷兰那里学到足够的经验。
荷兰人能够在日本站稳脚跟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东南亚。
我们如果不能降低茶叶关税、却还想要在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就需要得到印度。
足够近的距离，才有足够大的贸易额。从英国到大顺，棉花粮食都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运费和周转；而如果我们离得足够近，即便是棉花粮食这样的低利润的商品，也有利可图。
我说，不要再在中国这边做任何努力的尝试，毫无意义。
我说，要解决中国贸易的困境，要么在孟加拉解决、要么在西斯敏斯特宫解决。
总之：
【中国贸易的问题，无法在中国解决】
然而，他们却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
呵，一群蠢货。
甚至还有蠢货认为，应该再去告御状，说明白这一次澳门的鸦片贸易和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要大顺官员学学法律，弄清楚责任关系。
甚至，有蠢货建议，在皇帝过些天可能来松江府的情况下，绕开军队的监视，去拦路告状……
我很震惊！
躲开监视的军队，去拦截皇帝的御驾？
去和皇帝讲什么犯罪的直接关联和间接责任？
上帝啊，公司为什么会派这样的蠢货来中国？
敌在利德贺街！
【1月20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拒绝参加那些蠢货的讨论。躺在床上一整天。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弱智的决定，我只能选择在2月4日跟船离开。
我可不想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一生。
公司内部当然可以存在争斗和勾心斗角，但却不能因为派系缘故，派一些根本不懂东方现实的人来中国。
他们用在美洲、非洲、甚至印度的经验，来套用中国。
这是对每一位股东的犯罪！
【1月21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依旧拒绝出席他们的讨论。不过公使先生站在我这边，他认可我的看法，看来至少他们不会做出极不明智的决定。
无论如何，我要给董事会写一封信，并且中途需要印度方面的建议。
这件事，只有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来决定。
幸好，公司的股东大会的特点，决定了我很有胜算。
根据1689年的垄断授权法案，公司董事长不再由政府任命——以此，作为迎接荷兰人做我们国王的条件。
他不答应不再由政府任命董事长，我们便不认他做国王。
之前的国王对我们的控制太紧了，我们必须把他赶走。荷兰人乐于接受这样的条件，我们也乐于要一个这样的国王。
同样，当年的垄断授权法案，也进行了针对他们的修改。
公司只有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才有推选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只有2000磅以上的、且必须在英国出生的人，才有成为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但是，无论有1000磅的股额，还是1000000磅的股额，都只有一票。
这可以保证，自我而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皆无票权。
王室、大贵族、地产所有者、大投机商，他们在董事会的推选中，无论拥有多少股本，也只有一票。
而那些穷人，小职员，出资低于1000磅的，没有任何资格参与公司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司的董事会，由一群稍微聪明一点的、脑容量大于野兽的、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精英商人们控制。
也确保了公司不会被王室和政府控制，拥有真正的自由。只要不是垄断授权法内的义务，公司无需去做。
这也保证了，公司真正掌握权力的董事会：
既不需要狂热爱国，搞出类似于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表态——出于利益支持对西班牙开战的，是在西印度和美洲有贸易的；而主导舆论态度的，却是那些低级的、没什么钱的狂热的人群。本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杜绝了被狂热主导的可能。
也不需要事事听从政府和国会的统治，避免了法国或者西班牙那样的情况——主导他们贸易的，是政府。而政府总会给公司添加太多的国家义务，比如培养海员、比如履行军事义务、比如捐款、比如移民等。
这一点，大顺的贸易公司也存在，而且更加严重，比如要履行军事义务、要履行培养海员水手的任务、要配合作战提供后勤支持等。
或许，区别就是大顺的货物不愁卖，否则他们这么沉重的非商业义务，一定难以为继。
大顺的商人很羡慕我们公司的制度。
可惜，他们没胆量、也没能力学我们，绞死自己的皇帝，请一位外国人来当天子。
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
依照委任状第七款之规定，我这样级别的公司高级员工、且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是可以提出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提议的。
只要董事会半数通过，即可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转型之问题。
依据1726年之新授权法，公司董事会可以自行制定法律、开设法院、制定税收政策。这已经为公司的转型铺垫好了一切。
现在，需要的，就是我这样的、以及在印度等地的公司高级职员，写一份非常明确的企划书，说明公司转型、加大在印度投资、摆脱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以及这么做将为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即可。
既然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我这份建议书的出发点，也应该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展开说明。
我认为，只要外面还在开会的那些蠢货还没有做出真正愚蠢的决定、使得中国方面勃然大怒把我们全部抓紧监狱，我就有机会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方式，调整公司的战略。
影响公司转型的，只是很多人的思维定式。
谁说，一家公司盈利，一定要靠贸易或者生产呢？
收税也可以盈利啊。
荷兰人都知道，如果股票投机和炒作可以盈利，那么盈利就好，为什么非要贸易和生产呢？
我想，我应该能够说服他们，对华贸易的利润依赖，会让我们陷入VOC一样危险的境地。
毕竟，我是公司里最懂中国的。当年的茶叶事件和对荷兰公司竞争，我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不知道印度方面，会不会有一个真正懂得印度看似阔大，实则不堪一击的人呢？
但愿印度方面的公司高级员工里，有一位我们自己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第六零零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五）
【1月27日。上海。小雪。】
很高兴公使先生说服了公司在中国商馆的大部分蠢货。我们至少不用担心触怒天朝皇帝而被驱逐了。
对这个东方帝国不了解的人，根本不明白一群“夷狄”绕开官员和监视的军队，直接拦皇帝的御驾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故事里仿佛一个骑士庄园大小的中国——可悲的是，欧洲大部分对中国的臆想，是以骑士庄园那么大为想象的，皇帝动辄走遍他的领土体察民情。
公使先生认同我对茶叶税问题的看法，但印度问题我并没有和公使先生商量。
他询问了我关于荷兰与中国和解一事的看法，我的回答非常干脆：立刻放下仇恨和怨气，选择与中国合作，是荷兰从我们共同的威廉殿下去世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
公使先生担心中国方面会不会如法炮制VOC解散事件，并且担心将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东印度公司。
我不得不向他讲述了两个中国故事，一个叫刻舟求剑、另一个叫守株待兔。
或许，中国方面也会有人犯这样的错误，但至少那位公爵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告诉他，荷兰的选择对荷兰来说是绝对正确的，恰恰是因为没有我国东印度公司所要面临的困境——荷兰不会有棉布禁止法案。
分散的行会力量，不足以撼动阿姆斯特丹那些金融家、投机商、贸易商人的存在。
我们则不同。
我没有直白地解释我们的不同，因为公使大人也是有爵位的贵族，有自己的土地。
我不好说的太清楚，羊毛和呢绒贸易，支撑了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而谁敢动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谁就会被贵族们反对。我们东印度公司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工业资本的作坊主和土地贵族们一起来压制我们，我们很难胜利。
这或许会触动公使大人的敏感的尊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为祖国、为荣誉、为贵族的荣耀、为忠诚、为情怀而工作和从政，坚决不肯承认他们是为了地租而奋斗。
实际上，伦敦街头悄悄流传的小报、社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沃波尔政府主导的间接税改革，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根本原因是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土地的经营模式，是依靠农业雇工来完成的。
首相试图讨好土地贵族，降低农业税、提升间接税。但实际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深入了解英国的土地经营模式。
他犯了和我们在中国外交与贸易上一样的错误，自以为是。
间接税酒类等消费税的提升，意味着农业雇工成本的提升。
在大量土地采取农业雇工制的时候，提升间接税消费税，等同于提升雇工成本。这是中国故事里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反对沃波尔的许多人，只是因为波沃尔的改革增加了他们的雇工成本，使得土地收益降低。但他们决绝承认这一点，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不会提及他们的利益受损——来反对这一项政策。
这和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改革的反对，从来不会承认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是用各式各样的圣贤先王的借口。或许，唯一诚实的，是宋朝的一位士大夫大臣，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承认了。
公使先生无疑也是这样的人，我还是不要揭开这一切比较好。
但我还是尽可能说清楚了英国与荷兰的区别，已经大顺帝国为什么不可能用对付VOC的方式来对付我们。
血腥公爵搞垮了VOC，荷兰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
而如果血腥公爵搞垮了我们BEIC，我们议会的选择，将是彻底断绝对华贸易和对印贸易，并且伦敦将上演一场烟火表演，庆祝此事。
我们那些可爱的、与羊毛呢绒价格决定地租高低的贵族们；那些慵懒的、不知进取的、只知道依靠关税保护来保护他们利益的纺织业工厂主，充斥着两院。
他们在我们的人失去了公司的支持后，会立刻出台更加严格的进口管制法令，切断与东方的一切贸易。
对那些地租贵族、纺织从业者来说，东方贸易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地租下降、呢绒销售困难。
他们每个人都清楚，我们现在无法往中国销售除白银之外的任何商品。不只是中国，实际上我们连日本都难以售出什么。
血腥公爵可以在欧洲到处兜售他那可笑的自由贸易理论，但除了荷兰没有人会搭理他的。甚至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或许，不应该用甚至，而应该用尤其！尤其是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
血腥公爵没有就鸦片问题对我们进行深究，而是恐吓我们，一部分原因，或许也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英国和北美市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鸦片有种特别的痛恨，从他随意勾诀了三百多人的死刑就能看出。
公使先生并不能轻松地理解这一切，是因为他没有看太多这几年中国这边流行的、一些关于贸易、商业问题的小册子。我在松江府看了很多，不得不承认，他让我学会了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
这些小册子是很容易说服别人的，至少公使先生就很容易被我说服，认可了我的想法。即，公司不会重蹈VOC的覆辙，中国人也不会用对付VOC的方法来对付我们。
此外，我们在此前战争期间每年700万英镑、2100万两白银的军费，也让中国人不会生出任何试图以武力解决的想法。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国虽然只有中国百分之五的人口，却有比中国更高的军费。
而且我们只有60000人的陆军，他们庞大的陆军，以及内陆边防的需求，使得他们无力维系庞大的、庞大到跨越大洋能够战胜我们的海军。
我们可以收到17%的土地税，而他们还在为3%到5%的土地税能否收齐而发愁。
我坚信我的判断，大顺帝国要整合他们的内部，进行变革，而无力继续扩张。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来说，如果能像我们英国一样，收到17%的土地税，这将比任何贸易都赚钱。
不管是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淮河治理工程、移民计划，还是这一次大张旗鼓地威慑日本、恢复琉球王位等，都是在试图消化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试图重整他们的天朝体系。
相对而言，安南、朝鲜、缅甸、暹罗……这些国家，更应该感到担忧。我可以预感到，在这一次册封日本之后，他们的舰队还将前往这些国家，以便让他们近距离地观察一下大皇帝陛下的“冕旒”有多么粗大。
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或许是对军功的渴望、或许是看到血腥公爵因军功封爵的羡慕，已经有很多人借着琉球问题，残忍地掀开了一些他们之前一直假装不知道的事实——不管是越南，还是暹罗，还是缅甸，他们的国书或是被知道真相的人润色的过的、或者如同日本之前一样自己试图搞朝贡体系并把每一次长崎贸易来船记载为唐人来贡。
这些东西一旦被揭开，就不可能假装不知道。而之所以被揭开，是因为新兴的军事贵族们，渴望军功，封侯拜相。
血腥公爵打开了东亚和东南亚的潘多拉魔盒。
既然兴国公可以因为军功封公爵，我们为什么不行？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当许多年后他们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会如同血腥公爵自己说的那样：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1月28日。上海。阴。】
给公司董事会的建议和分析，我已经基本写完了。但我在斟酌，一些话是否适合公开？
股东大会推选董事会，这种事，那些写小报、匿名社论、讽刺小册子的人会如同苍蝇一般飞来。
有些话是可以公开的。有些话是不能公开的。
但这些话，必须让董事长知道。
可我怎么确定，谁会被推选为董事长呢？
董事长和董事会的政策，直接决定了公司转型的成败。以及公司愿意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
以及，能募集多少资金。
南海公司能够募集巨额的资金，因为我们的乔治国王，担任董事长。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可以募集巨额资金，因为皇帝的宠臣，担任监管委员会总监。
托利党人南海公司的失败，拖累了我们。
如果我不把大量的计划、野心说出来，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资金。
国内因为南海泡沫的影响，对这种投资持慎重态度——这也是公司现在暮气沉沉的原因，公司的股东们，虽然逐利，却趋向于更稳妥的方案。
而更稳妥的方案，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轻易地脱离对华贸易利润的依赖。
这种舒适的常态，使得我们丧失了进取精神。
相反，法国人在印度要更加强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而把大量的计划、野心公开出来，这又会引起我们敌人的警觉。
在野心和计划之外，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托利党、辉格党、国王殿下、威尔士亲王殿下、小爱国者、乡村理想建设派，我们该站在哪一边？
公司的游说，公司培养的议会席位，应该为公司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头苍蝇一般，只在乎与公司有关的议题。
我们需要政治上的盟友，而不是只靠金钱的游说。
因为公司如果转型成功，意味着公司在印度的政策，将面临巨大的分歧：以公司盈利为主？还是以他们所谓的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主？
这是棉布禁止、还是允许这个议题的变种，只不过不再是棉布了而已。当公司不再依靠棉布贸易赚钱、而是依靠土地税赚钱的时候，新的问题也必然来临，他们会像棉布问题一样，打着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旗号，迫使我们不能以最大化盈利为政策。
对公司而言，任何形式的监管都要避免。每一次对人类的自由的侵犯都以“必要”为借口，这是奴隶的纲领。我们只对股东的利润负责，没有义务去考虑所谓国家利益的必要性。
在国家授予了我们垄断权、并且保证我们的垄断权之外。国家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对公司的政策进行干涉。
第六零一章 罗马和迦太基
【2月2日。上海。阴。】
后天就是帆船起航的日子，今年最后一批大顺的商船。
他们抢走了我们今年的贸易额，使得我们的商船只能停泊在港口内，船上的货物要面临潮湿、虫蛀、鼠咬的风险整整一年。
令人作呕的不正当竞争。
可我们却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反制，因为我们拒绝任何一艘大顺的商船绕开我们公司，进入泰晤士河。
而且，大顺也没有任何兴趣从我国进口可以进口到的货物。
血腥公爵辱骂我，说我们这是双重标准，他说我国根本禁止大顺的货船进入才是不正当竞争。
显然，他不懂不正当竞争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允许大顺的货船进入，是因为我们有国会授权的垄断权、有航海条例。我们是合法的不允许他们进入。
而大顺扣押我们的货船，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允许我们贸易。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是公司这个主体法人从事了对大顺的鸦片贸易。我们是分包给散商的。
按照法律，大顺只能制裁那些散商，没有理由制裁公司。
显然，这个野蛮的国度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可惜，我和他们讲不了道理，他们也野蛮地依靠武力，根本不讲道理。
窗外，那些渴望着今年发财的中国商人和投资者，敲锣打鼓地进行着祈福，祭祀他们的奇怪海神。
鞭炮声持续不断。
我的心情非常不好。虽然早已经知道了这种可能，但当季风期马上结束、确定了一切结果之后，即便提前预想到了这种可能，仍旧在事情最终落幕的时候感到了无比的郁闷。
荷兰退出了战争，普鲁士也退出了战争。显然，战争即将结束，今年将是战争之后的第一年。
可以想象，他们船上的货物，会获得令人嫉妒的利润。
欧洲市场的香料，依旧还是被垄断的。只是从荷兰人，变为了中国人。
那位整天高呼自由贸易的邪恶公爵，对此事缄口不言。真正的自由贸易，应该是允许各国的商船，随意地在东南亚采购香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任何私自采购香料运出马六甲以西的行为，都会被抓捕判刑。
这让他对我们的斥责，变得如此苍白无力。
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或者自诩为有道德的人，面对这种情况，都应该放开东南亚的香料垄断，允许各国商船自由地采购香料。
然后，再来质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开关税贸易、为什么不允许大顺在伦敦开商馆。
可他没有。
呵，政客的丑陋嘴脸。
【2月3日。上海。晴。】
最终，我还是决定将我对公司未来的一些机密的建议，写了几封信，寄送给不同的、我认为可能被选为董事会成员的人。
并恳请他们，以绅士的荣誉保证，不论如何，在不成为董事会成员之前，不能将里面的机密内容公开。
否则，这将严重损害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我们这边派了七个人返回，三个人前往印度，四个人回伦敦。他们将会如实地描述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慎重地告诉他们，不要激起任何的舆论情绪。任何的舆论情绪，对公司都是不利的。
如果，不能开战并且获胜，那么舆论情绪最终的结果，就是被一些肮脏的政客利用，来扩大民间的影响力，从而获得上议院的影响力。
对公司，毫无好处。
最终，只会演变为对公司垄断权和贸易品关税问题的争执，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公司在取得印度方面的绝对优势之前，都应该拒绝引发任何关于对华贸易问题的议会辩论。
只有公司取得了足够的胜利、获得更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因为公司发财，公司才能开始在议会主动挑起议题。
现在，公司面临极大的困境，需要尽可能避免事情被讨论。
我给公司董事会的建议，就是公司在政治上，应该提前布局，提前效忠。
至少，要私下里接触威尔士亲王，并且提前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小爱国者们搞好关系。
那些小爱国者们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即便国王殿下与威尔士亲王如何的不合，最终成为国王的终究还是威尔士亲王。
提前和这位亲王交好，意味着将来政治上的一帆风顺。
我们的国王已经快要65岁了，即便身体很好，终究要蒙主的召唤。即便现在威尔士亲王非常不受国王殿下的喜爱，但没有人能撼动他的顺位。
我们的王储殿下经常在公开场合宣称：【我的父亲是一个顽固、放纵、吝啬而严峻的军纪官，又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昏君】
可以预见，一旦威尔士亲王登基，很多现任的内阁大臣都要被撤换。
并且一定会严厉批判他父亲的外交政策，以此划清与父亲的界限。
这正是公司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位是四十岁、正值壮年的王子、第一顺位继承人；一位是年近七旬的国王。
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国王一定会走在王子的前面。
而且，我们都知道，威尔士亲王竟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只他可以说英语一点，就使他的地位无可撼动。
当然，我必须提醒公司董事会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转变思路。
当公司真的准备将印度的土地税作为利润增长点时，就必须要考虑到，实际上，我们和国内圈地贵族的矛盾，实际上是可以化解的。因此我们才可以转而支持威尔士亲王，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贵族们。
如果不能理解公司模式的转变、不能考虑到公司财政报表中的利润构成比例即将发生改变，就不能够及时地转变思路，从而为公司带来巨大的隐患。
一旦我们将土地税作为重要的利润收入，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进口大量的棉布在国内销售——棉布问题，是我们和那些圈地贵族以及纺织业主之间的最大问题。
公司要学习的对象，不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而是大顺——建立完善的文官体系、税收体系、税制体系。
通过学习他们的科举制度，选拔公司内部自己的文官体系，并且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地方官，完成和大顺地方官一样的最重要的任务，征税。
公司的这种转变，董事会应该了解、并且要比其余股东更先明白这种转变带来的变化。
这意味着，我们和圈地贵族实际上站在了一起。
他们投资，我们分与利润，同时我们不在执着地追求棉布进口贸易，这将极大地缓和我们与国内敌人之间的对立。
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将从圈地贵族转为议会的那些人。那些所谓要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人。
他们可能加强希望议会拿到监管权，影响公司、控制公司。
他们很可能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不准我们在印度竭泽而渔地收税，而是试图将印度打造为符合国内那些工业主们想要的印度。
严重地压榨，将损害他们的诉求。
但不严重地压榨，将影响我们的利润。
对国内的那些工业主们而言，他们希望我们控制下的印度的农民，手里有钱去买他们的商品。
但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控制下的印度的农民，手里有钱交税。
要知道，收税是利润率最高的商业模式。没有之一，因为一旦建立了统治，就几乎是零成本。
如果他们手里还有钱买东西，只能证明一件事：
我们的利润率，还有提升的空间。
如果有钱买他们的呢绒，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直接交税呢？
公司必须明白公司的这种变化，才能够明白我们现在转变在议会游说和支持人选的重要性。
一旦公司确定了印度土地税计划，就不要再在棉布等进口禁令问题上继续鼓吹和花钱了。那只会制造敌人，并且绝对不会成功。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围绕在威尔士亲王身边的那些人，其政治理念，也是对转型后的公司非常有利的。
威尔士亲王身边聚集的，都是对现任党魁不满的、准备推翻现任内阁的、或者对国王不满的人。
他们自称为爱国者。
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博林布鲁克子爵。
他为这些自称的“爱国者”们，撰写了纲领性文件《爱国者们应有的君主观》。
他是个支持君主制的人，并且认为两党的党争政治，是现代堕落的根源。议会沦为了“敲鸡蛋是从小头敲、还是从大头敲”的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无趣之地。
应该组建一个以国王为中心的、没有党派之争的政治模式。
君主作为万民之父，应该超越党群之上。
万民之父，应该在道德的榜样出现，引领各个阶层走出腐化堕落的泥沼。
我们可以预想，支持这些想法的，都会是什么人。也可以预想，一旦被爱国者们包围的威尔士亲王登基，内阁的政策会变成什么样。
但这对我们，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爱国者们，是“蓝水政策”的坚决拥护者。而我们，是“蓝水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英国的基石是商业。或者说，贵族们地租的基础，是商业。没有商业，就不会有圈地养羊，也就不会有高额的地租。
所以，英国的一切政策，都应该围绕着“保护商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扩大陆军、参与欧洲的战争泥潭——而是不断地裁撤陆军，维系更多的海军。
如果说，之前我们的棉布进口，导致了我们和爱国者们的关系紧张。那么，公司如果转型成功，我们和他们完全可以和解。
只要不动羊毛和呢绒，我们的关系就会非常好。故而，我们提前投资、支持威尔士亲王和他身边的爱国者们，是有极大好处的。
蓝水政策的精髓，就是土地——羊毛——呢绒——商业——投资——殖民。
这是我国贵族和别国最大的不同，他们的地租收入，和商业息息相关。
而蓝水政策的国家外交政策，则是【预防任何形式的世界性君主】的产生。任何试图某种形式上做世界性君主的国家，都将是英国的敌人。
英国不需要任何一种形式复活的罗马，英国需要一个破碎的世界。
在这之前，这种政策的最大敌人，就是法国。
按照子爵的论述，现在的世界，是【两种文明中心的战争。是世界性君主的扩张模式，和商业中心下的扩张模式的，两种文明之间的战争】
【英国应该增进自己的海洋力量，并在关键的时刻释放出来。比如对世界的力量格局有重大影响的大事发生时，英国就该站出来，使用最强大的海洋力量。】
【这样，英国就能成为世界分歧的仲裁人；自由的卫士；平衡的维护者】
【这两种文明的斗争，就是要防止法国成为世界性的君主，成为新时代的罗马】
【英国需要一个破碎的世界，并阻止任何试图整合世界的力量】
这些文章，是在大顺下南洋之前、大顺参与了俄国政变之前写的。
现在，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性的君主，未必只有法国人才有潜力。如果整个世界是很久前的欧洲，中国才是那个最有可能成为罗马的世界性君主。
他们的扩张模式，尤其是下南洋、伐日本，也是标准的世界性君主的扩张模式。
但同时还要注意到，大顺在荷兰、瑞典、俄国事务上的干涉，却又挤占了我们的位置：他们在成为世界性君主的同时，还有余力去成为世界分歧的仲裁人、平衡的维护者。
当我们把目光从欧洲投向世界；当大顺开始干涉欧洲，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谁才是那个罗马。
这就使得我们一旦摆脱了对华贸易利润的依赖，就可以以此说服深受其理论影响的威尔士亲王殿下时代的议会，支持我们在印度的扩张。
我们在印度的扩张，就不仅是单纯的为了公司的利润了，而是可以蒙上一层神圣的、保卫英国传统的世界均衡的光环。
而不是将有限的精力，陷入到欧洲的泥潭。
也可以使得公司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海军的支持。
毕竟，我们的国王殿下更爱他的汉诺威，甚至反对蓝水政策。
无论从什么角度，公司在确定转型之后，转而支持爱国者和威尔士亲王，都是绝对有利的，也将为公司赢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实际上，我所建议的一切，其根源就在于一个词。
变。
公司的转型，转型，是个非常沉重的字眼。
政策的转变，转变，就不得不考虑已经在荷兰、瑞典、俄国、法国频频调停扩大影响力的大顺，不再是一个东方故事的背景，而是从睡眠中醒来了。
如果董事长不明白“变”，继续去争取毫无意义的棉布问题，不去理解公司的利润构成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公司被议会控制，将是可以预见的。
如果内阁和国王不明白“变”，继续把目光盯着最有可能成为罗马的法国，却忽视了那个论人口和面积已经罗马的帝国，那么就会丧失“商业中心论”这个唯一能够与“世界君主论”相抗衡的武器。
易。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第六零二章 南洋大开发（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已经简单处理完澳门事情的刘钰，在马六甲海峡的龙牙门附近的新据点旁，和被他邀请来南洋参观的豪商们说出了和法扎克莱在日记里一样的话。
远处，大量的荷兰战俘正在那里施工，营造新的城堡要塞。
大顺是个仁义的国度，并不是抓他们来服苦役的。而是他们得自己赚船票回去，
这年月靠风帆舰从马六甲把人送回荷兰，可不是一笔小钱。
他们又不是荷兰政府的雇员，荷兰政府当然不会出这笔钱。
他们是东印度公司的员工，问题是东印度公司虽然法理上还未解散，但已经破产，哪有钱送他们回去？
既如此，自是要在这里干活赚钱了。荷兰人称之为债务奴隶，大顺称之为劳动赚船票，差毬不多。
大顺没有选择将旧马六甲作为南洋都护的中心，而是选了附近不远的此时称之为龙牙门、狮子城的地方。
这所以选这里，也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因素的。
归根结底，也还是一个“变”字。
伴随着大顺的商船吨位越来越大，从原来的二三百吨可称大舰，到现在如自由贸易号等动辄千吨的大型商船，原本兴起于小船时代的马六甲河口处的马六甲，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龙牙门附近有天然的深水港，马六甲河又不是长江珠江能沟通上游流域、整合贸易区，那马六甲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而且这里航道往南有破碎的岛屿，非常适合建一个扼守海峡的要塞区。
此时的大顺肯定不如天朝时候的日不落，能拿的出一亿一千万盎司、大约6000万两黄金把这里打造成所谓的“东方直布罗陀”。但皇帝给个二三十万两白银，先弄出港口还是做的到的。
这里将作为前出舰队的基地，旧马六甲城则作为一个普通的军镇，不会驻扎舰队。
因为大顺攻克马六甲的时候就发现，那破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作为要塞区，河口分开军事区和市区，实在是太好攻了。
这边荷兰战俘还在修筑港口要塞，那边大顺的巡航舰已经开始了在海峡的例行巡航和缉私。
被他邀请来的这些商人们，看到巡航的战舰，以及这个险要的海峡地形，对下南洋投资一事，心里踏实多了。
既然朝廷花钱在这里搞工程，那便是说朝廷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别的他们不知道，但却常听刘钰说过海防要塞和军港要塞群要花多少钱，这可不是可以轻易被放弃的那种堡子。
他们也知道，刘钰这一次邀请他们来南洋、甚至连澳门出了那么大的事，刘钰都没有多在澳门停留依旧来南洋，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南洋投资。
这几日他们也见到了舰队、军队、驻扎改编后的归义军、朝廷不断往这边运送的大口径要塞炮，这些都是坚定他们“如果有利可以投资”的东西。
但，是否有利，这才是关键。
“穷则变。变则通。”
“我亦知此穷非彼穷，要说那种穷，你们肯定不穷。但要说另一种穷，就另有说法了。”
“朝廷在政策上的态度，其实也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知道。抑兼并，这是长久之国策。”
“如今松江府也要试行真正的一条鞭法，折银到平均亩产的十一税。所为者何，你们也该清楚。”
“总归，朝廷确信，随着人头税平摊入亩，如果再按照之前的征税方式，地价太低，租子太高，兼并必要加剧。”
“你们都有钱，特别有钱。朝廷怕就怕你们把钱都去买地，到时候贫者无立锥之地、你们阡陌相连。”
“可话又说话来了，你们搞贸易赚了钱，这贸易额总是有限的，赚的剩下的钱便是拼命山珍海味，又能吃多少？盖房子屋子，还有礼制不能僭越逾制，又能花多少？”
“钱，总得有地方去。若还是老想法，赚了钱就买地囤地，那便是不知变了。”
“在天朝做事，切忌，逆天而为。”
“天，何为天啊？”
那些提前被刘钰透了风声、朝廷准备让他们承包漕米的，其实内心已经有底了。
南洋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全是茂林，相反，在爪哇北、马六甲等地，还是有一些平坦地形的。而且很多都是稀树草地、草地沼泽，并不全是他们想象的全然是那种雨林茂密之处。
这附近的土地就极好，虽不及爪哇沃土，但也是平坦无比，略有些泥水。
就拿最低承包的万亩来说，一万亩土地才多大？
5里长、5里宽的见方，就是一万亩了。一个时辰能围着一万亩土地跑一圈，绰绰有余。
别的开发他们暂时不考虑，但朝廷出钱让他们承包的漕粮，肯定是赚钱的。
一万亩，一年三四熟，再加上若说爪哇那样的火山灰地，一万亩土地一年怎么也能产个十万石稻米，折下来就是十二万两白银。
投资开垦出来后，雇佣三五百人，就足以。尤其是在大顺科学院那边承诺可以搞出来简单的蒸汽脱粒机之类的器械后，更足以了。
这东西当然不是那种收割机，只是省了用连枷锤稻米穗子的过程，无法移动，只能集中使用，恰恰也正适合这种种植园模式。
商人们也清楚，朝廷能同意刘钰的漕米买扑制，只是为了方便管理。
从六百万百姓手里收六百万石漕米，与从几百个大商人那里点对点拿几百万石漕米，其难度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有运河的时候，往往是运去400万，实则乱七八糟收了4000万不止。
商人们如今亲眼看了南洋的情况后，更知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至于说别的方向的开发和投资，他们还在考虑。
刘钰又道：“其实，雇工的模式是多样的。当然了，天朝是不允许有奴隶的，不过，你们可以搞契约长工。”
“澳门三事，确实夷人买奴是其一。但关键不是‘奴’，而是‘夷人买’。你们懂了吗？”
这些人连忙点头，都道：“国公这么说，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要真论起来，比如说，我雇个人，只管吃喝，干七八年，承诺给他一些农具、几块份地……就怕有心人真算起来，便说这就算奴。”
刘钰笑道：“这你们且放心。只有一次性把一辈子都卖出去的，才叫奴。分天、分月、分年卖的，怎么能叫奴呢？明明是雇工嘛。不想干了，可以走嘛。走了就得饿死，不得不回来，那也不是你们逼着回来的，怎么能叫奴呢？”
一种豪商都说确实。心想既是朝廷是这个意思，那便好说了。
给这些商人吃了定心丸后，刘钰又道：“做买卖，尤其是做大买卖的，这就必须得知道天下大势。就好比你们在松江府炒辽东黄豆的期货，必是要派人去辽东盯着。是丰收？减产？绝收？冰雹？水涝？这不是都要看的？”
“下南洋也是一样。就记住一点，朝廷现在也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关键时候。”
“不变不行了。”
“治淮、治水、改税制，还不是因为百姓苦的久了？”
“均田、井田之说，说了千年了。这几年更是甚嚣尘上。可若是能办，朝廷早就办了，何至于等到现在？”
“既不能均田、井田，那么人越发多、地却不加增，你们说，朝廷对移民南洋一事会是什么态度？”
“朝廷十余年前开始尝试把人头税摊入到亩税中，所为的正是今日。少了人头税的麻烦，当地官府也巴不得你们把当地无地百姓都运走。”
“朝廷希冀、地方官支持，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没有空承诺，而是拐着弯地将一些事实说出来，实际上这是根本毫无逻辑的事，被他安在一起非要假装其中有内部逻辑。
让这些商人按照他的引导，自己推断出朝廷肯定会在南洋问题上管的松一些。
而且刘钰说的也很明白，朝廷没那么多钱搞官方移民，有限的那几个财政收入的钱，要稳固基本盘。南洋是基本盘吗？肯定不是基本盘，在这上面朝廷是不可能花太多钱的。
这一番看似有逻辑的道理，确实说的这些商人频频点头，越想越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实际上，刘钰把住的他们的脉，便是现在大顺也存在一个松江府资本过度的情况，他们急需一个地方投资他们的资本。
这里面固然要看朝廷在土地政策上的能力，能否解决“地价低”的奇葩情况。但大顺一直以来抑兼并的态度，也使得松江府过度集中的资本确实没什么好地方去。
大顺没经历过20年的经济危机，也没有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这样的事——不过就算有也没有什么卵用，投资者根本不长记性，郁金香距离南海才多少年，不也一样不长记性吗——所以现在他们其实也急需一个资本投资的方向，而且是大额的、能容纳上千万的方向。
否则难说出什么奇葩的投机暴雷事件，再弄得跟英法在20年出事后似的，直接吓得几十年不敢再开放股份制公司，那就白折腾了。
工商业富集资本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这速度，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王朝根本承受不住的，如果完全不抑兼并的话，过度发展的工商业的富集资本速度，会直接把周期律缩短一半时间。
快到刘钰都感到有些震惊的地步。
对日贸易、对欧贸易、南洋贸易、北方铁矿入股开发、虾夷开发、玻璃制造业、鲸海捕杀鲸海豹等动物衍生出的油脂加工业……每年上千万两的欧洲和日本白银流入，几百万两国内存量白银的富集，刨除掉皇帝的和他的，大部分都进了这些人的腰包。
历史上广州十三行的那群人，往往也是二三十年时间，一家最多能搞将近3000万两白银的总资产。
大顺比之十三行，多了许多贸易渠道和投资渠道，包括日本方向，以及一些新产业如玻璃制碱冶铁之类的工业，这种资本富集的速度更是惊人。
原本历史上只有欧洲白银，而且还是被动被人赚走了二道贩子的钱。现在是强迫日本开关、适度新兴工业投入，可谓是直接超级加倍了。
大顺倒是没有十三行，但问题是所谓的充分的自由竞争，到最后肯定还是走向垄断，最终赚大钱的还是这么些个人。
而且引入了股份制之后更是直接少了内卷，直接一步飞升成了联合商行，资本雄厚，散商哪打得过？
这些“抓住了时代风口”的人，实际上在大顺成立西洋贸易公司之前，就已经控制了对外出口。
西洋贸易公司的成立，也只是让他们从坐在家里数钱，变为走出去卖货的海运利润也拿到手而已。
现在是时候把这些资本，引导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了。靠所谓看不见的手，在大顺，很容易手向国内的土地兼并上去。
刘钰现在算是真正体会到为什么皇帝都要抑豪强、迁茂陵、重农抑商了。
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换成大顺的情况，就是工商业在不到二十年里所富集的金银，够靠种地卖粮食攒多了钱再买地的地主干一百年。
偏偏自秦以后土地就能买卖了，到均田制彻底瓦解之后，只怕皇帝都要面对这么一个头大的问题：在土地可以买卖这个大前提下，怎么防止大商人把地都屯到自己手里？
但土地能自由买卖，这是个大问题，大顺也根本不敢动。
再说也没法动。
各派儒学倒是给出了诸多方案，从井田到均田再到公田再到赎买，五花八门。然而仔细一看，都是扯犊子，没有一个有可操作性的。
估计，这也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这种想法长盛不衰的原因。明明生产力水平还不够格，却在土地制度上先千年前就踏出了半只脚。
既然无法解决生产力提升、让资本往工业上跑这个问题，那就不如来个退步，以退回井田时代为最终理想。
再说就算工业起步了，只要土地还能买卖，那不还是有大量资金往最能保值的土地上跑吗？
刘钰这一次邀请这些商人来南洋，探讨南洋开发的问题，也真是被逼到没办法了。
他不解决这个问题，皇帝会帮他解决的——既然这么肥，既然担心往土地兼并上跑，朕抽出刀猛割些肉，不就解决了？
第六零三章 南洋大开发（二）
和这些商人说清楚朝廷的态度后，刘钰又在龙牙门，邀请了这些商人看了看这里的驻军操演。
也是在告诉这些商人，放心大胆地在南洋投资，没有任何问题，有这些军队保护，不会存在大顺取代荷兰这样的情况，被别人取代。
确保了投资者最起码的安全保障后，刘钰就和这些人谈了谈大顺准备开发南洋的模式。
整体来说，就是以种植园做“城”、以种植园周边为“野”。
因为大顺与荷兰有着巨大的不同，南洋之前不属于荷兰，而是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但现在，南洋属于大顺朝廷，而不是大顺根本不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南洋公司。
再加上南洋的土地问题错综复杂，这不是被人屠杀干净的北美，而是连村社都还没完全解体的、大量外族人口密布的地方。
是以，土地问题，要由大顺朝廷来解决。
或是买、或是抢、或是骗，总归这不是这些商人能碰的。
一来是任由这些商人去碰，肯定会激发诸多的矛盾。商人无底线。
二来就是这些商人相碰，也不容易。他们手里没军队，没军队还想搞地？
是以，朝廷会用各种方法，从南洋搞到土地。
搞到土地之后，会划分成不同的区块，租赁给意图开发南洋的人。
租期可以设定为一百年。
南洋的人口迁徙，主要有两个方向。
自发迁徙的，比如闽、粤等地，或是投亲靠友的、或是宗族有认识人的，这个不提。
朝廷也根本不管这些人，愿意来就来，来了编户齐民，该缴税缴税就是了。
另一个，就是被雇佣来的人。
现在刘钰推动的，就是这一种。前一种以宗族纽带来的，他也根本管不到。
这样一来，巨型的种植园就会密集成百上千的人口。
这些人口平时也得有些消费，那么就会以种植园为中心，出现小贩。
至少贩卖些针头线脑、吃喝拉撒、小吃、药物之类。
估摸着，酒馆、妓院之类的东西，肯定也不会少。
以种植园为中心，慢慢周边会形成村落。而这些村落，或者是在种植园干满期限的人会就近选择耕种、或者是闽粤地区的人自发朝这里迁徙。
总之就是以各个大种植园为中心，在南洋逐步形成一种“星辰漫天”的结构，而不是之前那种几个大城市华人才多的局面，彻底改变当地的族群比例。
同时尽可能吸纳大量的移民，缓解大顺内部的人地矛盾。
从成本上来讲，黄淮地区是最便宜的。在那种灾害频发、人口却早就超过土地承受能力的地方，招工十分简单。
不说极端点的等到灾年给个馒头就行，随便给点钱，或者许诺一天吃三顿饭，也足以募集到足够的人口。
除了种植园之外，一些矿区也会承包出去，除了特殊的金银矿之外。金银矿则是按照烟台地区的模式，朝廷监管之下，按百分比抽走一部分。
大顺既然想要在南洋站稳脚跟，就必须意识到大顺与荷兰的巨大不同，或者说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巨大不同。
东印度公司可以搞强迫种植制，大顺不会搞。
因为大顺不准备在南洋搞内部垄断，当然外人尤其是欧洲人是不准在南洋买香料的。
大顺最熟悉的，还是土地税制度。
比起纯粹追求高利润的强迫种植制，大顺最熟悉的土地税制度才是最适合大顺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南洋村社的解体。
用一种加速的方式，使得村社的村长之类，抢占公地，成为第一批地主。
同时因为大顺这边根本不缺人，所以还要考虑怎么让南洋容纳巨量的人口。
那么顺理成章地，这种种植园制度也就成了最优解。
南洋值钱的、可以获利的咖啡、可可、橡胶、棕榈、椰子、棉花、靛草、茜草等等，不要用强迫种植制。
而是任由原来的村社按照之前的传统，该种大米的种大米，他们愿意种啥就种啥，朝廷根本不管。
按时候交亩税就是。
这些值钱的作物，交由大顺资本组织的种植园来种。
当然，已经确定要做基本盘、要进行激烈土改、要彻底把教士贵族阶层一扫而空的万丹地区除外。
西爪哇，将是大顺在南洋的军镇基本盘，不能单纯考虑利润问题。
同时，因为大顺这边贸易的发展，使得种植园的这些作物，既可以销往欧洲，实际上也能够在沿海经济发达富裕地区卖一些。
加之舰队、军队的需求。
以及棉花、靛草、茜草之类工业化必须的原材料等，可以保证这些大种植园肯定是有利可图的。
甚至包括椰子，也可以用来榨油，配合制碱业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甘油、皂等产业。而不是用来喝椰汁。
总之，朝廷那群旧学官僚，对南洋的定义，就是容纳日益增多人口的地方。现在取消了人头税，多出来的人都是“一文不值”的多与人，在他们看来，巴不得都滚蛋才好。
而新学系的军官官员们，对南洋的定义，是原材料产地。他们秉持着内外有别的态度，会严查南洋的工业。
可以允许有可可加工、咖啡加工、榨油、榨糖等产业。
但是，一根铁钉、一把铁锹、一支火枪、一团针线，都要从大顺这边运来。
对刘钰而言，这种大种植园模式，则还有另一个目的。
如果说，英国工业化的第一步，是纺织业。反过来，催生了蒸汽机的使用、发展。
那么，大顺工业化的第一步，不能用纺织业，就得另辟他法。
蒸汽机现在已经可以用的，纺织机、纺纱机之类的东西，还没有。
但谁说蒸汽机一定要先用在纺织业上，才能发展壮大呢？
没有纺织机，蒸汽机依旧是个动力源。
用来做鼓风机的动力，可以；用来做锯木头的动力，可以；用来榨糖、加工可可、榨油、搓棉花籽、提水，这些都可以。
而且比如榨糖之类，原本就有简单机器，只不过是用牛马来推动。换上蒸汽机，直接就能上，而不是像纺织业一样，搞出蒸汽机还得搞出纺织机。
同时，刘钰不得不考虑机器使用对小农经济的影响，所以他迟迟不敢在纺织业上发力。
但是，南洋的种植园里产的东西，大部分和大顺的小农没有任何冲突。
大顺的气候，只有很少的地方能种植这些东西，而且基本还没有种的。
蒸汽机先大规模应用在南洋种植园，可以完美避开对大顺内部小农经济的冲击影响。
在印度拿下之前，在大顺搞纺织业引领的工业革命，就是死。
那将是肉眼可见的、比鸦片战争之后的冲击更为严重的冲击。
毕竟那时候还得跨越大洋运过来、欧洲的人力成本还高呢，还加上运费和百分之五的关税。
现在这可是家门口生产，那冲击将会数倍有余。他可不敢动。
国外的工业品，会造成冲击。难道国内的、松江府苏州府等地的工业品，就有特殊魔法，不会造成冲击？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
既然已经在前朝就完成了白银的货币化改革，同时征税又是征收的白银，老百姓就指望着那点棉布换件衣裳、缴点税呢。
这是个破衣裳都能拿当铺当钱的年月，老百姓手搓的那点棉布，有时候真就是救命钱。
能不动就先不动，动了就要在实力不足的时候准备应对天平天国级别的农民起义。
大顺的国情就摆在这，资产阶级要战胜封建地主头子李家王朝，不在于资产阶级能否推翻封建地主，而是看封建地主和新兴阶级，谁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这一点，也是和欧洲截然不同的。
大顺李家肯定不能解决。
但可以抑兼并、重农抑商、反动销毁工业，这最起码是个办法。
甭管是不是将来必死，至少现在不死。
皇帝的思路非常简单：朕解决不了新时代下的农民问题，那朕往回退不就得了？
是以，刘钰的思路就是在对大顺小农冲击最小的地方，先推广开蒸汽机的应用，养出一个造蒸汽机的工厂。
或者说，机械加工的工厂。
有足够熟练的工人，等着拿下印度之后，可以瞬间产出足够的蒸汽机，以及各种奇葩的机器。
不要慢刀子割肉，要趁着天灾导致孟加拉小农经济崩溃的瞬间，直接把印度的棉布手工业和丝绸行业彻底打垮。
反正天灾也是天灾了，再加点工业冲击，也就那么回事了。挨了三刀再挨一刀，怎么也比三刀刀伤好了再来一刀强。
在此期间，大量的种植园、南洋矿业需求的蒸汽机，也将极大地催动冶铁、采矿、采煤等行业的发展。
而想要有人用蒸汽机，就得搞种植园。
傻呵呵地学荷兰，搞强迫种植、地租纳贡，这是直接往中世纪实物税上退了。
而且，分散的小农，村社，可能用得起蒸汽机？
同时搞强迫种植制，还会影响种植园的收益，也会激发严重的反抗，实无必要。
那点蝇头小利，荷兰这样的纯粹商业思维的国家搞搞还行。
但凡有一点脑子、有一点工业思维的，都不可能搞。
看似一开始赚了，实则赔大了。
大顺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南洋公司。
南洋问题，不需要向股东负责，只需要向朝廷负责。
朝廷不是股东，所以不会天天盯着财务报表，非得眼前这点利益不可。
只要不赔钱……而且显然也赔不了钱，朝廷就不会搞强迫种植制，反而按照大顺的惯性，必然更喜欢收土地税。
当然，朝廷这边，也会扶植这些产业。
包括正好朝廷把学实学的一堆认识字、有学问、但又不能科举当官的人，扔到这边。
在此之前，对他们进行种植业的特殊培训。因为之前识字，所以肯定比不识字的培养起来容易。
一群识字、却又被社会边缘化、又完全没有科举做官机会的人，整天在大城市晃荡……在皇帝看来可不是啥好事。这要是谁造起反来，可是不用担心垄断识字的儒家士大夫忠君爱国不参与了，有预备役识字的造反群体了……
顺带一些退伍的军官，也可以扔到这边。能管一个连队的，来种植园管几百个人问题也不大。
对朝廷来说，迁徙了一些“多余”人口；扔走一批识字却又没法科举做官的有知识的人；顺带给一些退伍军官谋点福利。亦算是一举三得了。
第六零四章 南洋大开发（三）
商人们被刘钰所描绘的未来熏的如痴如醉，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怀疑。这种不怀疑源于将近二十年的正确正确再正确、胜利胜利再胜利的威信积累。
刘钰说这个是有利可图的，并且一二三四五都讲的清清楚楚，也就解开了这些人内心的诸多犹豫。
他们对投资这件事本身，绝无犹豫，这些年来早已经习惯。
但投资选择能否盈利，就必须要犹豫，这也正常。
有些话，刘钰只需要点到即止。这并不代表这些商人就听不明白话里有话。
后世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时代这些大豪商们的心情——看着自己库房里的白银，发愁。
愁的原因，是他们还是清楚朝廷是怎么回事、也大致清楚朝廷对商人的态度。
他们也担心自己海量的白银，最终沦落为他人作嫁衣裳。
可要说这种愁，又是扭曲的。
既然担心，那把钱捐了或者送了呗，没有钱不就不愁了？然而他们又不肯。
觉得这是用自杀，来保护不被别人杀死。
刘钰的南洋开发计划，算是给他们的白银找到了一个出口。
转化为各种产业，而不是纯粹的白银，这样看起来能安全一点。
产业嘛，不能立刻兑现成白银。
只当是为儿孙准备的遗产就是了，自己辛苦忙一辈子，也知道死后只需三尺宽，还不是为家族儿孙准备的？
刘钰说在天朝做事不可“逆天而行”，他们也明白，意思无非是“要知道朝廷希望你们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明明朝廷不想你们疯狂在国内买地制造兼并，却非要疯狂买地，那就是不开眼了。
少不得朝廷就得杀鸡儆猴。
他们和西洋人接触的多，自然羡慕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模式，英国朝廷根本没有一丁点监管权，连总督、军队、法律都是自己制定，自己选拔。
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更羡慕，连账目都不用公开，十七人董事会自己在小屋里就把一切都安排了，荷兰政府也不准查账，连面积比荷兰本土还大的南洋总督人选都得看董事会脸色。
但大顺可不行，他们自是觉得，朝廷可没这么“讲道理”。
而且他们觉得，刘钰可不是刚在澳门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莫须有”吗？朝廷真要找事，不存在没有道理，总能找出理由的。
现如今既是朝廷有意让他们把钱不要往国内土地上投，而是鼓励往南洋投，这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却还不知深浅非要捂着钱趁着灾难囤地，那纯粹就是嫌自己家钱多了。
好在这些年众人倒是达成了个共识，跟着兴国公，肯定有肉吃。人家赚还是赔，都是提前讲清楚。
现在既说这南洋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当在百分之十几，又讲清楚了几种大种植园产物的销售前景，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在他们已经不犹豫后，刘钰最后一番“拔高”的话，又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神圣”性，叫他们更加放心。
“自汉武以来，历朝历代，除蒙元之外，未有对商贾工商如此宽纵的。蒙元那是没本事，治国理政需得技术，他们不会，只得粗放。本朝可非是不能也，是不为也。”
“为何？”
“武皇开边意未已。”
“天朝允执厥中，无非东南西北。”
“武皇有开边之意，却又忧户口减半穷兵黩武之议。是以，当从西洋人那择其善者而学之。”
“西北西南，你们肯定是不肯出钱的。那就只能调动朝廷的财政力量。”
“鲸海南洋，却有利可图。朝廷财政就不必出钱，允你们取利。”
“此正国家之大略。你们日后亦有拓土攘夷之从功。”
“总之就是，不赚钱却不得不花钱的地方，比如治水、赈灾、开边、西域等，朝廷出钱。”
“赚钱还能顺便开拓的地方，你们出钱。”
“赚钱，但是会危及社稷安稳的……你们最好别往那投钱。你们要真是不服气，想试试说我就投了，能怎么样，那也可以试试。对吧？”
“为啥非要成立公司，为啥非要让你们几个占住风口？一句话以蔽之，好管。”
“几十万士绅，朝廷肯定没法查他们侵田夺地、明察秋毫。”
“百十个、最多几百个豪商，孩儿军还是盯的过来的。你们说，是吧？”
“其实这也算是在培养一批财阀……”
一众商人毫不在意刘钰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是基本事实，他们不用感叹。而是对刘钰给他们加上了一个“拓土攘夷之从功”的名声，这就非常值得感叹了。
这便叫名利双收。
如果这真是国家大略的话，至少在皇帝死去之前，貌似不用担心太多。
至于以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天底下，除了曲阜孔家，哪有二百年不倒之大族？
“国公且放心，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我们这般做到百十万身家的，亦算是商贾中的‘进士’了。该有的脑子还是有的。”
“我们也想了，真要是‘逆天而行’，指不定哪天财产就被助捐了。如今既是能赚钱，又可为武皇开边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何不肯？我们也是识抬举的人呐。”
刘钰笑道：“如此最好。也省却许多麻烦。朝廷也是讲道理的，只是不讲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种道理。总之，让钱动起来，你的钱才安全。”
“我带你们来南洋，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陛下要幸松江府，接驾之事你说你们是不是得出钱？便是就算陛下非是那种铺张之人，官员也不摊派，你们说你们自己出不出？”
“陛下的意思，便是那扬州盐商的钱，赚的是百姓的。这松江府的商人们，赚的是倭国的、西夷的。其中之别，是要分清楚的。既如此嘛，有那接驾的钱，倒不如多迁一些百姓往南洋。”
“所谓，救急不救穷。这捐几个钱、蠲免、救济，是为救急；而使之迁南洋，是为救穷。”
商人们闻此一说，赶紧流程性地冲着北边流涕感激口呼万岁。
走完了流程，商人们心里也算是踏实了。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和两淮的盐商尿不到一个壶里，朝廷对他们和两淮盐商也是区别对待的。
历史上盐商肯定是富得流油的。原本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六十年时间，根据约算统计，两淮盐商的纯利润，包括盐场场商和运商加在一起，最高估计有5亿两，最低估计也有2.2亿两。平均下来，一年六七百万两白银的纯利润是有的。
按照估算，年运行成本大约是1600万两白银左右，最低估计的利润回报率，也在年均40%左右。
大顺的人口增长更多一些，盐商的收益只高不低。
这种属于官方的消费税的行业，肯定和官府关系密切，一般人也没机会干这个。大顺吸取了前朝藩王的教训，对盐引问题管的还比较严，使得盐商赚的也确实更多。
但赚得多，而且这种钱属于是朝廷让你赚的，这就必然导致盐商需要经常性地“报效国家”。
自愿的、非自愿的、自觉不得不自愿的……总归，每年百十万两银子是得出的。
若是赶上了灾年、修水利之类，出的更多。
这是没得商量的事。
松江府的这些商人，相对两淮盐商来说，属于暴发户。是近些年忽然冒起来的。
之前当然也有对外贸易，但之前没有形成这种垄断式的规模。再加上奥斯坦德事件之后，包括荷兰在内才大规模在岸上开办商馆、发展直航贸易。
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
而刚开始兴起，就被刘钰用股份制的形式，来了场快速的大鱼吃小鱼，基本完成了对外贸易的“非行政授权的”、经过“充分自由竞争”的垄断。
很多跟着刘钰起家的商贾，现在身价百万有余，可二十年前也就是个几万、十几万两的身家。
他们崛起的太快、太突然，刘钰又一直在朝中撮合，使得朝廷从一开始就尝试转变一下思路。
并没有采取薅羊毛的方式，皇帝也允许让刘钰尝试引导这些暴发户们将用于拓边。
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刘钰鼓捣这些年，基本上这些外贸商人，也最终会盐商化。
或是成为朝廷的金库，或者每年需要按时报效国家。
现在刘钰把盐商搬出来作为比较，又拿皇帝南巡问题说事，只是希望商人们的脑子清醒一点。
反正朝廷是要下南洋的。
朝廷没钱，你们有钱。
你们要是不下南洋，朝廷非要下南洋，朝廷又缺钱，但是朝廷有枪。
刘钰也是在吓唬他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开拓本身就是违背了大顺的历史惯性和常识的。
面对西洋各国，采取坐地收钱的十三行模式，才是朝廷惯性下最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手段。
刘钰希望这些商人能够明白，走到今天这一步来之不易，不想当整天被朝廷薅羊毛的盐商，那就做点让朝廷感觉你们还有用的事。
皇帝不喜欢钱，对钱没有兴趣。只是皇帝要干的许多事，需要钱来推动。这些商人要搞清楚，如果能用钱把皇帝想干的事干了，皇帝也未必非要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把钱收到内帑和府库里，然后再花出去。
想保持这种盈利比盐商有之过而无不及、但是朝廷并没有像对待盐商那样对待松江府新兴阶层的状态，就必须办一些事。
开发南洋这件事，算是新兴阶层和皇帝之间的一种不可明说的君子协定：不劳陛下脱裤子放屁把钱收到内帑府库再发下来办事，我们会“自觉”地办成陛下想办的事，而且效率更高。
皇帝允许他们在其南巡的时候去南洋，就是皇帝的表态。
而松江府大营的两万野战部队驻军、商人完全不能插手的威海卫天津卫舰队，就是此协定的监督人。
当然，此君子协定的最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