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五章 随意问问
可他没想到，自己刚准备舍车保帅，把多明我会卖了保耶稣会。
旁边一个衣服上绣着黄鹂鸟儿的小官便出身道：“国公，下官斗胆，请国公勿要被这夷人蒙蔽。”
“下官查证，这澳门的庇护圣母堂，常被人称之为‘唐人庙’。就是专门为我天朝人入教、入洗而准备的。”
“原本澳门凡要入教，必要衣葡萄牙国之服、言葡萄牙国之语，是以入教者寥寥。而这庇护圣母堂，却专门改了规矩，各有华人专用的仪礼制度，亦不需易服。”
“是以，每年入教者不计其数。更有从远方乘船而来，专门参拜受洗的。”
“这澳门地方，当行大顺之律令。陛下既有令，不得再入教，之前入教的不愿退教的可往澳门。但禁教之后，这庇护圣母堂，依旧还有受洗入教之事，络绎不绝。”
“是故，下官以为，也无需分什么这个会、那个会。”
这香山县官员的话，更是把旁边的澳门主教伊拉里奥吓得脸色铁青。
刘钰不再搭理蒋友仁，而是问澳门主教伊拉里奥道：“本官只问一句，可有此事？你最好实话实说。之前来办案子的，我也认得几个，他们做事也都是有些手段的，料想也会先查封你们的教堂，各种资料档案都会扣押封存。天朝可是不缺懂拉丁文或是葡萄牙文的。”
“犯错而说谎，罪加一等！”
主教伊拉里奥看了看旁边的几个武将，知道他们在查封的时候，确实如此。把人赶出去后就直接贴了封条，整理卷宗。
知道抵赖不过，只好道：“确有此事。但……但其中内情，还请大人明察。”
刘钰笑道：“查自然是要查的。既是承认了，那就好办。”
他倒并不想直接捣毁这个庇护圣母堂，而是又问道：“我再问你个事。这澳门原本的唐人信徒，做礼拜、晚祷之类，是去这个庇护圣母堂？还是别处？”
伊拉里奥不知道刘钰要干什么，只得实话实说道：“之前入教的，并不去那里。最近入澳门来的信徒，多去那里。”
只一句话，已经让刘钰找到了挑唆“新人、旧人主客之争”的切入点，遂笑道：“哦。那这一座庇护圣母堂，料想是不够吧？这几年涌入了不少人，想来特别拥挤？”
主教也不知道刘钰说的是正话反话，可刘钰既问了，他又不好或者说不敢不答。
“确实拥挤。”
“嗯。”
刘钰也没说好还是不好，就从鼻孔里嗯了一声，心道我这次来还真不是专门来办你们的，但是皇帝有命，我也得假装一下我在挑唆你们，这倒是个机会。
如今大军控制了澳门，军舰又堵在海上，城墙早就拆了，大炮台也被大顺这边的军队控制了，主教的态度恭谨了许多。
刘钰暂时不想先处置教会的事，又将那几个澳门议事会的人、还有澳门的“都头”——这不是刘钰这么叫的，而是澳门议事会的人就这么叫，他们不会在和大顺的官方人员交流时候叫什么“总督”。这是租借的避风港，只有居住权，不是殖民地，是以根本没有总督。
在大顺这种要讲究名正言顺的地方，他们可不管乱叫。之前那个咋咋呼呼要把海关的大顺旗帜拔了插葡萄牙旗的“爱国者都头”，早已经被果阿那边抓回去了。
议事会的几个人跪在那，低头等待刘钰的询问。
刘钰哼了一声，斥道：“暂先不提传教之事。本官只问你们，天朝对你们如何？欧罗巴诸国里，是不是对你们最是优待？”
“除你们之外，可曾有一国在天朝另有租借地？昔年荷兰国、英国，多次希望租借舟山一处岛屿，天朝可允了？若说国力，这二国比你们葡萄牙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再说法国……天朝与法国之关系，也不知比你们亲近多少？尔等可曾见法国人有如澳门之地？”
“皇恩浩荡如此，你们不知报效，反倒作奸犯科，当真罪该万死！”
“传教、鸦片、贩卖人口事，你们说说吧！本官也是讲道理的，不是不给你们自辩的机会！”
那几个澳门议事会的头头叩首道：“天子之恩，无不尽施外国。惟我等葡萄牙人蒙恩又重于他国，又岂敢忘？”
“国公容禀：传教之事，实如蒋德翊所言，福建所抓之白多禄，乃多明我会人士。且若论国籍，他是西班牙人。”
“我国自前朝崇祯年间于西班牙国独立出来，两国世代交仇。欧罗巴诸国尽知：西班牙与谁为敌，葡萄牙便与谁为盟。”
“鸦片之事，我等实在不知。多是一些走私商贩，以大船泊于海上。犯罪作奸之辈，以小舟靠近转运，避开检查。”
“天子明谕禁止鸦片，我等受天子大恩，岂敢违背？”
“人口贩卖之事，实非贩卖为奴。而是因着多有缺衣少食之辈，主动希望有人替他们介绍一些工作，签了合同去工作。这是他们自愿的，也非是我等贩卖。”
刘钰嗤地一笑，摇头道：“行啊，原来你们竟是一点错都没有？”
那几人正要再辩解，刘钰摆手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与不是，我也只是随口问问你们，看看你们是否诚实，以决定日后这澳门到底该怎么办。你们既是这么说，我也就都记下了。”
“到底是不是？咱们日后便知。”
“好了，你们先散了吧。”
说罢，也不逗留，只叫大顺这边的官员跟着他一起离开，留下澳门这边的一众人跪在地上不知所措。
等刘钰等人走远，这几个人才起身互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半天，才有人道：“他来办理此事，可见这件事……用他们中国的话，这是捅上天了。我看，很危险啊。还是赶紧往果阿那边联系吧？”
可另一个人道：“如何能去果阿？现在莫说是人，就是个苍蝇，也难飞出去。海上有战舰，强闯直接击沉；陆上各处关口，都有士兵守卫。”
“你说的没错，这位公爵大人亲自来了，澳门，恐怕要被收回了啊。你要知道，之前我们接触最多的，也就是香山县的县官。见个节度使，都是极大的事，这一次可不一样了。”
作为这些人眼中的“外相”、大顺禁教活动的重要推动者、天主教的背刺者、戴进贤教出来的绝对的异教徒，刘钰的名声还是很响亮的。
在他们这，不是千古流芳的那种，遗臭万年绝对够得上。
朝廷直接派了这么大的人物，这一次澳门怕是又要经历一次大顺开国之初的收回危机。
只是，上一次有底野迦神药，这一次又能靠什么呢？
…………
另一边，刘钰只叫了广东节度使、骄劳布图，以及海军的那两个主要军官。
香山县这边的人，直接被隔绝在外面等着。
一共叫了四个人，三个都是熟人，还一个广东节度使也是巴不得赶紧把这事扔出去——朝廷的态度一日三变，万一自己办错了、会错了上面的意思，岂非责任？
广东节度使知道刚才刘钰在外面问的那些话，不可能这么简单，遂道：“国公来办教案、鸦片、人口贩卖三事，不知要先办哪件？”
“一起办。先办鸦片的事吧。查出来多少？”
“回国公，实物倒是没多少。主要是季节不对，现在大量的船都要返航离开，旧货多半消耗了，但新货还没到。不过，抓了不少人，打了一顿，一个个牵连出来三百余人。”
广东节度使报了个大概的数，刘钰点点头，以目视骄劳布图，微微一笑。
骄劳布图也笑道：“国公，我在北边也办过类似的事，抓过干走私的人。”
“是以，根本没用本地的衙役、卫军之类。而是直接调动的营军。”
“于肇庆府、惠州府、潮州府等地，都派了人等着。这边谈出来一个，快马去报信，那边就抓一个。”
“是以，谈出来的，大部分都抓到了。还有个百十人，逃亡了，暂时尚未抓到。”
“至于鸦片走私规模，每年当在1500箱左右。”
“抓了几个葡萄牙人，打了一顿后，也都招了。其中700箱左右是葡萄牙人的，剩下的是英国人的。但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敢自己卖，是以都是批发出去，叫别人来卖。有时候是夹杂在货里，有时候确实是在海上用小船接应。”
“当地驻军、士绅、海防，也多有参与的，已经都控制起来了。有葡萄牙商人已经招了，说是果阿那边有命令，要防止英国人抢了他们的份额，是以禁止外国来的鸦片直接来澳门。”
刘钰算了算，1500箱，还不是很多，属于苗头期，完全可以控制住。
广东节度使见骄劳布图说的明细，又见刘钰对这种汇报方式很是满意，知二人早就相熟，却也不想显得自己只会谈谈大略，忙道：“国公，若按律办理，倒也简单。”
“朝廷早有令：贩卖走私鸦片者，杖一百，号枷三月，流三千里；引良家子弟抽的，绞；从犯，杖一百，流三千；邻里地保知情不报的，杖一百，守边五年。抽的，打，流。”
“但此事既惊动天听，不知是否更加严办，以儆效尤？”
刘钰听了听按律刑罚，笑道：“杖一百？若还能活下来，流三千里戍边能活着走到，倒也是条好汉。”
“此事陛下吩咐了，从严从重、特事特办。你是地主，这边的事你熟。且去寻些铁匠、木匠之类，我要做些断头台。比之绞刑，还是断头台更有些意思。”
“论罪轻重。重的，炮决；轻的，断头台。”
“抽的抓了多少？”
广东节度使脸色微微一变道：“抓了不少，关押起来，宛若炼狱。断其来源，以头抢地者有之、日夜哭嚎者有之、撕扯皮肉者有之……惨不忍睹，下官所见，已然非人，实猪狗也。”
“此物，着实大害！若流行，恐有灭种之虞。国公言，要从严从重，下官亦有此意。下官之前不曾亲见，见了之后，夜不能寐。”
第五七六章 区别对待（上）
广东节度使算是真正见到了鸦片的危害，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折磨成一个瘾犯了之后猪狗不如的鬼。
他说有灭种之虞，当应防微杜渐。
“说得好！”
刘钰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夸奖了一句，把如何评价鸦片走私问题的基本基调定了下来。
因为，鸦片走私的评价基调，不只是“灭种存亡之虞”。
还有一种评价基调，叫“白银外流”。
但刘钰并不想那白银外流这个基调，用在鸦片问题上。
如果白银外流是问题，那么解决方法可不只是禁绝鸦片这一种办法。
会有人发散思维，觉得自己种，白银不就不外流了吗？
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准，万一路将来走歪了也说不定。
是以现在才是苗头期，就该把调子定死了：治理鸦片，和白银外流、无养兵之饷没有一丁点关系。
治理的原因，纯粹是这玩意儿能把人变成鬼，会有亡国灭种之虞。
只有一开始就这么咬死了，形成大顺的政治正确，方可防备万一将来路子走错了。
当然要说这玩意儿一点用处没有，那也不是。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药物，止疼的东西，治不好病，但可以假装治好了病，叫人感觉不到疼。
只是要做选择的话，宁可让人疼死，也决不能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口子，一放就乱，就现在的基层管理能力，根本管不住滥用药用的鸦片，还不如直接往死了禁。
“既然你们都亲眼见了此物害处，过几日可随我一同联名上奏天子，备说此物之害。日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可任其泛滥。”
“要让此物名声，如不忠不孝杀爹害娘般恶臭。”
“日后广东一地，恐为此物入境之关，你们当定下诸多规矩，严防死堵。”
刘钰补了一句，骄劳布图与海军那边的军官自无反对，广东节度使也觉得此事对自己无甚害处，而且他也亲眼见到吸了此物之后那些人的可怖之处，出于为社稷考虑的心思，也点了点头。
“国公便是不说，下官也准备上奏天子，言明此物之大害。而且此物颇贵，西洋人若走私的多，天朝纵是有金山银山，也要被慢慢吸走。”
刘钰闻言忙道：“这就是画蛇添足了。金银，小事；国种，大事。既有大恶，又何必再谈这些小恶？只说一个人坏，说他杀爹屠娘谋逆之大恶，后面再加一句生活奢靡竟用牛乳沐浴云云，那就大可不必了。”
广东节度使不知刘钰出于什么目的，非说这是画蛇添足。但想着刘钰都明说这是画蛇添足了，心道你既这么说，便不写就是。
但论理，你要说这是画蛇添足，那也未必，若如一个人犯了罪，总不能说他的大罪就足够凌迟这种顶级惩罚了，剩下的小罪就不提了吧？
心里这么想着，觉得不以为然，但也不想在这种时候平白无故招惹刘钰不爽，遂道：“是极。国公所言大有道理。那这鸦片之事，从严从重处罚可不必提。剩下的教案、人口二事，又当如何？”
这就有点把刘钰问住了。
刘钰上来就先说鸦片的事，因为实际上他这次来澳门，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贸易和将来战争做准备。
鸦片是害处太大，他深恶痛绝，而且这涉及到别人所不知道的、他这个假的大顺人所独有的一种心结。
是以，必要从严从重。
然而，教案、鸦片、人口贩卖这三件事，他真正要大办严办的，其实也只有鸦片一件事。
至于教案和人口贩卖……
刘钰有些不太好表态，只能搪塞一下。
怎么说呢，教案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将来能不能打出威名，靠着天下人嫌贫爱富的性子，塑造文明优越论。
澳门过几年就收回来了，将来堵一堵就行。
就大顺这政治环境，将来不管谁上台，只要不是脑子锈了，哪怕是个稍微合格的封建帝王，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好的了，甚至不可能会有正式的官方往来。
哪怕是个封建帝王，也不会允许治下的一群人要听另一个皇的，除非教廷自己解散不再管全天下的旧教徒。这和开放保守无关，只和灭佛、屠黄巾道的宗教传统有关。
至于人口贩卖，这事……其实最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契约奴工，或者说契约长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大顺海外移民的主要手段。
历史上的华人奴工，运输途中比黑人奴隶强不到哪去。也有往秘鲁、智利等地运输华人奴工，一船400人到地方后死的就剩10个情况的，而且并非个例。
不想这么搞，唯一的办法就是官方组织移民。但这并不现实。
仿佛美洲的情况来说，这年月技术限制，移民成本还是很高的。法国在加拿大，搞了一百年，总共移民一万来个人，休养生息可劲儿生，到现在一百多年也就六七万人。
英国的移民政策也不是官方的，要么是被迫害的清教徒、要么是圈地之后无法生存的穷人以契约奴的身份运过去、要么就是各种殖民公司雇的人。
说到底，还是富人不想去、穷人去不成。
移民的话，现在各国朝廷都没钱去搞，熬到蒸汽船铁路时代，东北更北还好说，到时也不晚。南洋及更远的海外，可来不及了。
南洋这边算作内，可以管得住。美洲那边，难不成就真的一点不管？不想办法移一些人，壮大族群？
几十年之内，大顺的工业也不可能容纳足够的人口，至少不会发生缺工业人口的情况。
想要让族群遍布南洋之外的世界，比较现实一点也就是默许人口买***如伴随着大顺的进步，大量原材料需求之下，美洲的开发也会增速，欧洲资本会尝试在南美开采一些大顺用得到的商品。
比如铜矿、硝石之类的东西，这都将是大顺急需的东西。
开采，就需要劳动力。
大顺这边的劳动力价格，还是便宜。赶上灾年的时候，三馒头就能骗一个人。
还是得靠资本投资，然后买劳动力的方式，将大量人口移过去。
现在来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叫大顺朝廷无能呢，费劲巴拉的，一年才能收3000万的税。
历史上东边的那个小国明治维新改动了武士阶层后，纯粹靠着农业税，也能收到七八千万两。
有钱才能办事。
而后世的中国，也是完成明治维新那种对旧阶层的夺权后，也才算是能收上来钱了。南京政府时代加上关税和滥发抗日前也就折合3亿美金，解放土改完成不到两年就能达到折合40亿美金，一边抗美一边剿匪加建设两不误。
没钱咋办事。
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甚至主要还是农业税，还少了大量的进口关税。
但，瞬间国家可支配的力量提升了十倍有余。
都不用谈什么精神力量，组织力量、民族觉醒，就只说这财政收入，对付31年九一八之前财政收入才不到8亿美金的日本，40亿对10亿，怎么输？甚至都不谈什么自力更生，趁着大萧条发展工业，只说买成品武器，那时候的枪炮才几个美元一支？
中央财政收不上来钱，是不可能做成事的。
明朝很富，但中央财政没钱；大顺比大明强点，那也有限，中央财政现在能收的这点钱……刨去养兵的，移不了几个民。
刘钰也没有足够的本事，靠自己就把大顺的地主阶级洗一遍，靠去掉中间商集中财富，以真正的中央集权组织展开官方移民。
以大顺现在的人口、土地亩数，如果能把地主阶级废掉，在保证百姓生活比以前更好的前提下，农业税加垄断贸易的财政潜力，每年当在两亿两左右。
只多不少，而且还是在绝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比现在高、负担比现在轻的情况下。
真要是每年户政府能收两亿两，不谈别的，只谈官方移民、官方组织垦殖、官方组织实边，几年就能把东南亚填满。
然而，现实是不可能的。
现实情况，官方无力移民，也就只能靠唯利是图敲骨吸髓，把人的劳动力当做商品的资本了。
南洋确定要当基本盘的地区，如锡兰、西爪哇等地，当然是要尽可能搞一些自耕农百姓，不要弄得这么难看，免得到时候又再暴动，重上火山大聚义。
朝廷要花些钱、花些心思。
而暂时无力做基本盘的地方，那就默许人口买卖吧。
对人口买卖是要管控，但不能立成太高的政治正确，走走形式也就是了。坚持是契约长工，不是所属的奴隶，也就能这样了。
地球就这么大，确定了，不可能再有新大陆了。有限的土地，谁占着就归谁，那这个年代也就甭管是怎么过去的了。
日后再说日后的事，先把人塞过去。
等着将来或是起义、或是鸠占鹊巢、或是将来武装起义，或是族群建国，都得需要人口基础。
将来可以被批判、可以上史书被辱骂、甚至可能遗臭万年，那都无所谓，死后原知万事空嘛。
既如此，总共要办三件事，其中两件都是可以走走形式的，那么被抓典型的自然也就只剩下鸦片走私了。
从严从重，并非是三件事全部如此，而是特指鸦片问题。
广东节度使问人口和教案问题，刘钰支吾了半天，只好先推诿道：“先办鸦片事。剩下两件，另有说法，倒先不急，届时我自有分说。”
“不过，只要拿到了走私和英人、葡人的口供，就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凡事口供里涉及到的商会、商馆、公司，其仓库、货栈、商船，通通查封。”
“莫须有嘛。万一有夹带的呢？先扣住、贴上封条，等本官确定他们确实清白之后，再放人。”
“若葡人鼓噪，或其军头、议事会有什么意见，抓。他们没资格和我谈，英国这边让他们的公司负责人来谈，葡萄牙这边让果阿那边派人来谈。他们本也就能和香山县的官儿谈谈，你我何等身份，和他们谈岂不有损朝廷颜面？”
第五七七章 区别对待（下）
骄劳布图与海军那边的军官，自是明白刘钰这是“正愁没借口搞一搞他们的贸易竞争”呢。
这么一说，心里如何不明了？
当下便道：“国公放心，我们这就去办。便是没有，难不成就不能搜检之下竟在货物中‘发现’夹带吗？”
刘钰大笑道：“那倒是。这些事，你们就先去办吧。我与节度使大人一同去审问审问那些走私贩子。你们自去吧。”
“是。”
三人行礼之后，便退下了。
广东节度使引着刘钰去了关押犯人的地方，小吏递上卷宗，刘钰扫了几眼，便叫人把一个走私箱数最多的人先带来。
不多时，一个需要别人拖着才能走动的、满身都是血痕的人被带到了刘钰面前。
刘钰见这人的伤口已经有些发炎，怕跪一会没等问完话就死了，遂发了发善心，叫人拿了条凳子，不用跪着了。
自问了几句后，刘钰问道：“朝廷早就下令不准贩卖走私鸦片，我见你以前也是商贾，亦是一方人物，不会不知道吧？”
“既知道，明知故犯，又知此事一旦事发，最轻也是绞刑吧？”
那个已经被打了好几顿的走私贩子倒也是个硬汉，听刘钰这么一问，冷笑一声道：“若说我贩卖鸦片，真论起来，国公大人也有几分责任。”
他的官话说的尚可，听口音也不似是岭南人。
旁边几个官员厉声怒喝，刚要制止，却被刘钰停住，忍不住笑道：“这倒新奇。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走私贩子明知必死，想到戏文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气势，应声道：“广州府自前朝以来，就是贸易重地。各国船只往来，多少人靠此吃饭？国公一句话，便将各国商馆迁到了松江府，可想过我们广东府的这些买办，该如何办？”
“替洋人买办的、转运货物的、分销洋货的、补给船只的、港口贩卖水果蔬菜的、运货的脚夫、乃至于妓院、酒馆、旅店，又有多少人就因着国公一句商馆必于松江府的话，没了活计？”
“至于朝廷办的这个公司、那个公司，我们这等小人物，如何轮得上？先是满朝勋贵大臣优先入股，然后就是各地豪商，最后才是散商。”
“你们发财，难道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松江府日益富庶，广州府却萧条冷落。说是大买卖谁都可以入股，可哪里轮得到我们？等我们知道，早就完事了。”
“如此情况，我贩卖点鸦片，赚些钱用，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之前各朝禁海的时候，出海也是大罪。今日有罪，明日又无罪，和这个，又有什么不同？”
“我之前与西洋人做些生意，若不是国公非叫他们迁徙至松江府，我哪会做这种营生？”
这理由听的刘钰只想笑，旁边的本地官员吓得面如土色，心道这话若是被朝廷听到，会怎么想？
可刘钰自己都没有什么愤怒，这些官员也知刘钰是什么态度，一时间只是惶恐，不敢说什么。
其实刘钰选择松江府作为大顺新的海外贸易重心，除了倒逼朝廷养海军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长江流域比珠江流域更广阔，而且位置恰能沟通南北。
原本的历史上，近代以及现代开放之初，给过广东两次成为文化中心的机会。
但实践证明，珠江流域还是太小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哪怕是岭南文化圈物质基础最强势的八十年代，最终被追平之后终究也只是昙花一现。
现在大顺既有了海军，也能保证漕米安全了，广州作为贸易中心的优势，从各种条件来说，都远不如松江府。
长江比珠江更大更广不提。
广州附近也没啥特别优秀的货物，这时代都知道，【广州亦产丝，然若以本地丝之粤缎、广纱，黯无光彩、色亦不足。用吴丝，方得光华】
既是这样，那把丝从吴地运到粤地，再在这里纺织出口，不就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吗？
而伴随着松江府这些年贸易的发展，本地生丝所需尚且不足，而广州出口又被松江府抢了，单单纺织一项，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更不要说别的了。
刘钰遂问道：“你之前是做什么生意的？”
那走私鸦片的贩子道：“走大庾岭商路的。如今大庾岭商路已经萧条，之前江西瓷要走希江，然后过关五岭到广州再行出口。现在江西瓷不走大庾岭了，直接向北走长江，往松江府了。”
“强龙不压地头蛇，我在那边又不认得许多人，也无门路关系，哪里抢得过吴人？自国公辟松江府为口岸之后，日渐困顿。”
“国公不会不知吧？”
刘钰坦然自若，点点头，道：“我如何不知？”
国家的政策变动，往往会影响数十万人的生计，不只是漕运如此，贸易也是如此。
大庾岭商路，源于始皇帝征百越岭南时候修的基础。到唐朝时候，张九龄又修缮完成。
可以说，这条商路，类似于大运河。
只不过，大运河沟通的是北方和江南。
而大庾岭商路，沟通的是岭南和两湖。
不管是大运河，还是大庾岭商路，某种程度上，都承担着维系国家的统一、不使产生离心的重要作用。
但这些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是悄悄地把大庾岭商路给彻底废了。
只不过因为不关系漕米问题，所以和废大运河不同，并没有立刻引爆诸多问题，也没有在朝廷内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影响颇大，应该说影响了几十万人的生活。
无非这不是运漕米的大运河，这里的“百万漕工”，朝廷并不是很在意。
最开始，广东缺米，纵然丰收，也仅够半年之食。
所以，两湖地区的米，走大庾岭商路，一路到广东。
而刘钰上台主持贸易后，发展航海术，打造海军，开辟海运，使得广东现在吃的都是南洋米，而不再是两湖米。
他无意间就废掉了大庾岭的大宗稻米贸易。
至于剩下的，就更不用提。
生丝、茶叶、大黄、瓷器、棉布等等，也不需要走大庾岭商路去广东了，而是或者就近、或者改变方向去松江府了。
这里面随便一项，影响都在三五万人上下。
比如茶叶。
历史上引起了北美独立事件链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武夷茶，加工中心在崇安星村，闽北地区。
大顺这边，前期因为台湾问题，以及时代惯性，以及荷兰等国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之前没有直航、澳门在各国直航之前是最重要的茶叶中转地、各国要到三十年前才纷纷直航贸易等因素，茶叶的出口地也一直是广州。
形成了历史惯性。
而想要把闽北的茶叶运到广州，需要在闽北装箱，用人力运到江西上饶的运河口镇。
再从运河口镇，运到鄱阳湖。
而实际上，鄱阳湖才是大顺的茶叶中心。
除了福建的武夷茶外，两湖江西等地的茶叶，也是在鄱阳湖地区加工——除了西欧贸易，还有蒙古雪山等国内贸易所需的茶砖，以及俄国贸易所需的茶砖。而且西欧那边也不是只喝武夷茶，要在这里配两湖地区的其余茶货。
这里的加工中心长年累月，也有技术优势，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这里成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欧的茶，在鄱阳湖分包，转赣江、过南昌、到赣州。
到了赣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经挑夫挑着过大庾岭商路，去韶州，再经北江到广州。
单单对西欧出口的茶叶一项，靠此吃饭的挑夫，就有五万余人。
这五万人肯定也得养家糊口，稍微折算一下，就相当于至少二十万人的生计。
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贸易，贸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叶运输路线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改变。
在刘钰牵头下，商会和贸易公司领头，以股份制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商路，修了运河和道路，连通了闽北和闽江，直接到福州。
从福州装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当然不会出这笔钱，商贾们没有人牵头也不可能搞股份制基建。
但是，这个基建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茶叶省去了极大的运费。
大顺这边又搞外贸半垄断，并没有因为运费降低就内卷降价出口的情况，单单是省出来的运费，两年就够把投资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运河和新商路去闽江，谁还挑着走那么远去广州呢？
仅仅茶叶贸易的路线转移，就影响了男女老少一二十万人的生计，其余的瓷器生丝粮食等，又要影响多少人呢？
这当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贩卖鸦片的理由。刘钰听他一说大庾岭商路，内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万漕工，终究这关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岭南边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对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觉得真要是这些人起事，镇压一番杀了，其实比安置他们要省钱的多。
这个走私贩子的这些话，并不能引起刘钰对他的丝毫同情，只是让刘钰意识到，岭南问题也该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华北；经济重心在江南。即便废了大运河，华北和江南地区也是紧密联系的。
岭南地区的定位，又该是什么？才能保证南北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过朝廷的力量进行调控干预，将广州定位成“沟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转地、南洋米贸易的集散地”？最起码，容纳一些无地的失业人口做工。
还是说，保持原计划不变，仍旧通过国家干预，将所有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都让给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粮食期货等贸易，仍旧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个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对诸如粮食期货之类的新事物的态度，以及皇帝猪圈养猪的心态，刘钰略作犹豫后，还是狠下心来。
心道：岭南百姓的命运，还是自发去下南洋吧。不衰败穷困，哪有动力自发下南洋？
第五七八章 不得其时
心虽狠下来，但老百姓不是被人操控的木偶，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自会有自己的想法。
从一开始，刘钰心里就清楚，从自己把大顺的海军建起来、贸易中心转移到松江府的那一天开始，岭南的农民起义就进入倒计时了。
几十万因为原本贸易转运而为生计的人失业、原本手工业用苏丝湖丝搓粤缎广纱的“中产”也陷入贫困，加之本来就有的主客矛盾，起来反抗是早晚的。
从明朝开始，广州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一直到各国在松江府建立商馆之前，都没有被动摇。
百余年的惯性，大量依附贸易中心而生活的人口，在贸易中心转移到松江府后，生存肯定是成问题的。
这对岭南地区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只是不显山露水的，寻常人也看不到贸易中心北移的巨大影响。
但是，现在大顺中央财政还没有问题、军队刚刚经过军改，应该说这场可能的起义是必然不可能成事的。
黄淮地区虽然也经历了废漕改海的变动，但那里作为朝廷的统治重点地区，在皇帝下决心治淮之后，应该不至于酿出来大规模起义。
土地兼并，需要男劳动力佃活，养不活孩子肯定优先溺死女婴，黄淮地区的男女比例都快到130比100了。
光棍造反，可真是全无后顾之忧，饿了便结伙吃大户，抢到东西就回家。
平时为民、灾时集结为军，战斗力不是很强。
只要大顺中央财政不崩，手里有个几千万两的存银，就算黄河改道，黄淮地区不至于出大事。
朝廷手里这点钱，其实没办法同时应付两个地方的“百万漕工”。
放任岭南地区，而将有限的财政放置于黄淮，确保中原稳定，从封建王朝统治的角度来看，是一招“好”棋。
皇帝终究是皇帝而已，起义了，肯定屠。
屠完了，收容收容残余的，借着战乱的大量死亡缓解一下土地矛盾——只需要算一笔简单的账就行，假设移民一个需要100两白银，而100年白银足以武装一个线列兵。100万两白银，可以移民一万人，但要是武装军队，屠戮镇压个十几万人不是问题。
屠戮十几万青壮，剩下的老弱病残也成不得事，或者饿死，或者逃亡途中死掉，杂七杂八加在一起，轻轻松松解决一百多万人。
这是一个稍微算一下就能算清楚的账。
想到这，刘钰内心还是很感慨的。
盛世起义，可能后世史书上，连一句“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这样的评价都得不到。
可能唯一能得到的“有意义”的结果，就是让皇帝加深一下对人地矛盾和经济学基础的认可，强化对外扩张移民的决心。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某种程度上讲，刘钰觉得是自己造成的。
大顺和满清不一样。
满清末期的岭南起义，有一部分贸易重心北移到上海的因素，以及外来商品对旧经济的冲击。
是被动的。
而能被动的原因，是打不过。
打不过，说明腐朽到顶了。
腐朽到顶，又使得起义难以平定，最终中央集权崩了，又无人能够重建中央集权，为后续的各路军阀混战新的五代十国打下了基础。
也导致了将来工农的武装割据，可以在夹缝中生存的客观条件。
然而大顺这边，是主动的。
主动的原因，是海军建起来了，不用担心被人劫了漕运，国势正盛。
国势正盛，意味着统治能力很强。
统治能力很强，意味着平定起义非常容易，不会出现黄巾、黄巢之后的局面，朝廷中央不可能崩。
朝廷中央不崩，意味着反动势力仍旧强大，将来要推翻也就更加艰难，也完全没有武装割据之类的机会。
这种盛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始终没有解决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解决，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小农经济，一旦新兴阶层的力量危及到小农经济的稳定，有着巨额财政基础的大顺就会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反动。
岭南、黄淮，这是两个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但是，刘钰看来，未得其时。
如果王后拖个三五十年，拖到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有掰腕子的实力时，再引爆这两个点，直接将大顺王朝爆的摇摇欲坠，或许能简单点。
然而，这两个最可能引爆的点，一个被治淮和刘钰给皇帝弄来的大量内帑银稳住了；另一个很可能会在数年之内爆开，而数年之内大顺朝廷的力量不但不会削弱甚至可能达到了顶峰，轻而易举就能平定。
明末的情况，是问题堆积在了一起，太多了，集中爆发了，不好解决了。
大顺这边，则是本有可能把大顺的朝廷炸的摇摇欲坠的各种问题，被分散、分批解决了。并不会影响大顺的统治，而且新兴阶层的力量此时也严重不足。
刘钰也没办法去和岭南失业的大量百姓说：为了民族的未来，你们忍一忍，等二三十年后新兴阶层成长起来后再起义。你们为王前驱，沉重打击和动摇旧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为新兴阶层踏上历史舞台铺路。
鸦片贩子对刘钰发的那些无耻和无理的怨言，提醒了刘钰，从现在开始，很多事情都和从前不同了。
而他也意识到自己现在陷入了一个近似无解的怪圈：想要往前走，就需要皇帝的支持；皇帝支持的前提，是皇帝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让皇帝感觉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就需要刘钰需要不断加强皇帝的力量、至少让皇帝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加强；皇帝的力量被加强，又严重威胁将来歧路时候的变革……
以至于现在如此的难受。
自己这个一直试图给大顺挖坟的人，却生生把可能威胁动摇大顺统治的反抗力量，一个个“加速”逼出来，不会一起爆发，而是分批分次且在王朝盛世的时候解次序解决掉。
大顺的情况如此特殊，只怕将来的新旧对抗，要比原本历史上更血腥更残酷，也更艰难。
这几年就总是时不时涌出一种无力感，一种脆弱的失败主义情绪，时不时就会弥漫在他心头。
今天这个鸦片贩子的几句话，说起岭南商路衰落的问题，让他内心再一次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沉痛的无力感。
旁边随同的官员看到刘钰在那沉默，不免觉得奇怪。
广东节度使心道，虽然这鸦片贩子的话，听起来似能自圆其说，但其实根本不值一辩。兴国公也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杀的人数以万计，不说征战事，单单一个狮子国移民，因之而死的南洋唐人也有万余不止。
兴国公到底在想什么？可绝不是因为这个鸦片贩子的几句话吧？
猛然间，广东节度使仿佛一下子想明白了一般，内心暗惊道：不好！
这厮嘴里胡说，他罪必死，倒不必提。
可他说的大庾岭商路事，这几年确实颇多无业流民为贼寇。
怕不是国公担心，将来真要是这边出了事，以至于民乱四起，而有人效《流民图》故事？
到时候，将岭南民变的原因，全都归结于国公身上？借此将其推倒？
又悄悄看了眼在那沉默思索的刘钰，越发觉得是这么回事。
再一想，更觉心惊。
心道这鸦片贩子，非是本地口音，又如此嘴硬。说出话来，亦非是寻常奸徒所能说出的。
莫非……莫非这里面竟是神仙打架？或是这人背后竟有什么人物？原本实在广州做生意的，待松江府兴起后挤不过去，便做了这等勾当？
甚至连被抓该怎么说的话，也是有人教唆的？
这要是行刑的时候，叫喊起来，亦或是继续审下去审出什么问题，可就麻烦了。
我一小小节度使，虽也算是封疆大吏，但相较朝堂上那些真正大人物，可着实谁都招惹不起。
越想越是心惊，越想越觉得只怕未必没有这种可能。他也不知刘钰想的是天下事，自以为所虑的是朝堂勾心斗角事，略略慌乱之后，便定了心思。
“国公？国公？”
几声轻唤，将在那沉默皱眉的刘钰唤醒，本来皱着的眉头在内心烦躁的低沉中，强行展开。
“国公，此贼的话，简直强词夺理。国公不必介怀。商路尽归松江府，乃自然之理。之前聚于广州府，才是逆天理而行事。此天理，非人力也。”
“况且，若真是活不下去，行作乱之事，倒也说得过去。但此贼贩卖鸦片，他说的这些就毫无道理了，不过强辩而已。”
“此等人，国公又何需与他辩驳？下官以为，叫人割了他的舌头，免得到时候乱说。”
刘钰微微一怔，不屑道：“他这番狗屁话，哪有什么道理？我只需几句话，便叫其哑口无言……”
广东节度使却轻拉了刘钰一下，两人走到无人处，才小声道：“国公，只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屁话，可恨之处非在其贩卖鸦片，而是将岭南事尽归于国公。”
“我刚才虽说，此天理，非人力。但，若如大河决口，淹死了人，是一回事；这主动挖河，淹死人，又是另一回事。”
第五七九章 无用功
他这么一提醒，刘钰恍然，心道果然仲贤和贞仪不在身边，很多事自己还是想的少了。
又看了看广东节度使，忍不住问道：“此事若真实说者有心呢？我岂不是非要查到底？你却要让人割了他的舌头，你就不怕我觉得你也是背后的人？”
广东节度使笑道：“国公，有句话，下官斗胆明讲。”
说完，他看了看刘钰，没有犹豫，说道：“于国公的角度，心恨国公的人，多了去了。国公至今无事，在于圣眷。”
“是以，下官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问清楚，不如根本不要问。明枪易躲，暗箭其实也易躲。有陛下圣眷，暗箭根本伤不得国公。”
“到时候真闹僵起来，朝中也不好看。”
“官场上之前有个笑话，说国公好治不病以为医。今天这个事，不是不病，而是有疾在腠理。真要是闹的大了，都知岭南商路衣食所系事，届时朝廷是管？还是不管？”
“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便可以不管。”
“知道，不给假装不知道的机会，便不能不管。”
“到时候，岂不是把国公架在火上烤？而且，到时候烤的，又何止是国公？”
“松江府事，通商之事，陛下是支持的。”
“古人云：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下官斗胆，诉说私心，到时候闹得不好看，下官怕也难免被牵连。”
“下官虽不才，年轻时候却也多读激昂边塞诗篇，朝廷拓土开疆，下官心中也自欢喜；下官也不至迂腐无知，不知道打仗需得用钱。朝廷这几年税不加增，打仗的钱何所来？”
“故而这商贸事，下官也是支持的。是以，下官觉得，这件事，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论鸦片走私之罪，不要牵扯更多，淡去就是。”
“届时表奏陛下，暗里早做准备，或是探查、或是查办、或是安抚、或是赈济。总之，不要出事，就是最好的。”
广东节度使以非常丰富的大顺官场泥潭经验，耍了个花枪。
有些事，可能危言耸听，但一旦危言耸听的话成了现实，那之前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而不屑一顾的人就算是犯了错。
岭南那些失业的大庾岭商路“漕工”会不会出问题？
这一点，广东节度使不敢确定。
如果说，没有鸦片贩子的这番话，都好说。
出了事，镇压就是，除非是自己贪赃枉法激起的民变，否则朝廷不会因为有民变就治罪的。
但如果鸦片贩子的这番话闹得人尽皆知，他作为广东节度使，就得公开上奏以自保，免得将来真出了事，就要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把这些“风言风语”上奏。
可这么搞，自己就相当于被那些要搞刘钰的人当枪使了。
关键是看皇帝的态度，现在显然是支持刘钰的诸多贸易政策的，到时候真要是把问题归结于朝廷的贸易政策上，这就是打皇帝的脸。
虽然不是他这个广东节度使打的，但他牵扯进来，将来皇帝看了心里也必犯膈应。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私下上奏提一提这事，朝廷直接派人去查办，看看民情是否严重。
若能防患于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也圆了皇帝面子。
因为这件事是无解的。
真要是出了事，难不成朝廷再把松江府关了，挪回广州？那大庾岭商路的这些人的生计解决了，松江府延伸出的商路的人不是还要出问题？
闹起来之后，最大的结果也就是让皇帝脸上无光，借机攻击一下刘钰。广东节度使想的明白，要想办，皇帝早办了。既不想办，这时候拿这个说事看似是在攻讦刘钰，实则就是在抽皇帝的脸。
到时候就算自己没有这心思，皇帝也多半怀疑，自己这个广东节度使是不是故意掺和进来、故意把问题搞的大家都知道没办法假装不知道的？那可就黄泥巴掉裤裆里，说不清楚了。
本身，查鸦片这个事，皇帝已经足够安抚广东节度使了。
查的是澳门，但抓的大量的人都是广州城的。真要是皇帝生气了，这不是现成的理由吗？
你个广东节度使是干什么吃的？在你眼皮子地下走私鸦片、贩卖人口，你都看不到？
广东节度使心道，鬼知道陛下知不知道商路改变引起的问题。这要是根本就知道，不想闹的不好看，也舍不得花钱解决，我却来揭皮，这不是不开眼吗？
至于刘钰这边，他劝刘钰的这些话，按他的理解，就是“君子欺之以方”。
倒不是说欺骗，而是和君子可以讲道理，讲大义。
虽然朝中很多人反对刘钰，但就其人品，大部分人内心其实也认可他是个畸形的君子，算是一个求道践行的人，只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抓着他想要干正事的心态，就可以用为了干正事来说服他。
是以他说服刘钰的思路，总结起来其实就还是：国公要办正事，固然要防备小人背后捅刀，但现在捅刀并无意义，所以一切为了办正事，剩下的就不要深究了。深究下来，会影响办正事。
待其说完，刘钰只是笑了笑，心道这等狗屁倒灶的事，我也真是懒得管。
现如今北边要修淮河，要废漕运，要解决那边的百万漕工。皇帝估计这时候也真是不想闹的脸上无光，知道了不管就不好，假装不知道就可以不管。
自己本就在风口浪尖上，皇帝多半也觉得自己不要主动生事。然而刘钰心想，我压根就没准备生事，这点屁事勾心斗角，并没有什么用。有这心思，不如看几天星星画月相图呢。
自己心烦的，是将来在埋葬王朝的时候，会不会流更多的血。哪有闲心去搞这种阴谋诡计？
哼了一声，冲着一旁啐了一口，只道：“罢了，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叫人割了他舌头，不要弄死，到时候还可以在断头台上起个以儆效尤的作用。”
广东节度使暗松了口气，忙道：“国公以国事为重，在下佩服。”
刘钰嘿了一声，又道：“但他的话，也提醒了我。”
“呃……”
广东节度使有些愕然，心道就算提醒了你，你能怎么办？如今广东又不是没有海关，也不是禁止西洋商船来，而是地利所至，松江府一开，西洋船便不来此处了。
除非逆天理而行事，强制关了江苏、浙江、福建的海关，逼其非要来广州不可。
但自己只是大顺的广东节度使，又不是唐末藩镇的广东节度使，名字一样，可实际上就是个干几年就去别处的流官。
虽也多为自己考虑，但心里多少还有那么点社稷情怀，逆天理而行事，实有损朝廷利益。
利弊权衡，还是不要再折腾为妙。
刘钰却没有说以行政力量扭曲贸易路线、发展广州贸易的事，而是说道：“如此一提醒，我倒是也要提醒一下节度使大人。”
“如今朝廷既下了南洋，正是鼓励下南洋的时候。非比以往。”
“现如今又取消了丁税，摊入土地，人口流动也与各州府税收无关了。”
“你既为广东节度使，日后还是要多鼓励移民事。”
广东节度使想了想，苦笑道：“国公，这话与我说说，也就罢了。”
“于情于理，于大义，我都该说，国公所言极是。为了存百姓嘛，广东地贫，下南洋就是让百姓找条活路。”
“但情、理、义，只说天下几人记得？便说这取消丁税事一出，各地人口暴涨，难不成真的就是短时间内生出来的？还不是与税无关了，这人口就不必隐瞒了。”
“鼓励移民一事，也是类似。说情、理、义，都该如此。但若无政绩考核，谁人能真上心？”
“费大工夫，又无政绩，几人肯干？下官便实说了吧，天下官员，又有几个能为存百姓的？朝廷真想下南洋大迁民，那就将迁民和政绩挂钩，以作考评。”
“当然了，国公也清楚，一旦将这个事与政绩挂钩，自然又会出一些破家败门的惨剧。”
“有利有弊，国公自权衡。”
他这么一说，倒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刘钰，便问道：“你说这个政绩挂钩，是什么意思？”
广东节度使道：“下官就随口一说。譬如南洋广阔，就画出一地，为广东代管。如若台湾府归福建类似。”
“代管之处，便归广东政绩。以人口、耕地、垦殖等等为考核。甚至沿海各县、各州，亦各自画出一片地方。”
“如此一来，本身丁税取消，人多了各地官员便觉得是麻烦了。若能以政绩挂钩，考核升迁，我看移民便快。”
“只是，坏处就是会出各式问题，比如增税、摊派、强制迁民等等。”
“关键还是没钱。朝廷其实默许地方摊派，这就容易出事。届时必然借机加大摊派不说，也恐会搞出强制迁徙之惨剧。”
“是以我说，有利有弊。说到底，朝廷又不拨钱，遇到好官，合理摊派、士绅捐献，还行。但好官太少。”
“真要这么干，后果国公也知道。”
“故而，与政绩考核挂钩，会乱当地百姓；不考核，只说道理，又无什么用——迁民要钱，助捐摊派，迁民南洋，却无功绩，除非真心为了百姓的人。但这样的人怕也不多。”
“因之，国公鼓励也好、不鼓励也罢，除非改变政策，否则无用。本身丁税银子已经摊入土地了，朝廷下南洋之后也不禁止百姓去南洋求活，我看区别不大。”
说罢，看了一眼刘钰后笑道：“国公必知道，凡事无钱不行。朝廷给钱，好说。但自明以来，朝廷的政策就是不给钱，足了国税之后，地方所用不足，便默许地方摊派、加增。这便是症结所在。”
“只要朝廷不给钱，又不和政绩挂钩……呵呵，哪个官员会闲着没事，摊派当地，引得民怨沸腾，却送贫苦百姓下南洋？”
“然而只要和政绩挂钩，下官敢保证，三年之内，必出民变！破家毁庭，摊派无度，借机敛财，惨不忍赌。”
第五八零章 滑不留手
能做到一省节度使的，自不是书呆子。
不过有些话也不要说得太明白。广东节度使虽然说鸦片一物有大害，但他也不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提前发现控制住就好。
即便皇帝让他查办，那也只是该查办查办、该上疏表态说此物大害就上疏，在它看来事虽大，却好解决。
他和刘钰说这些的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税法有问题，这才是朝廷真正要解决的大事。
本身若能延续一条鞭法，完善一下，确保朝廷征税之后，地方不再加征，然后中央和地方分税，这就很好。取消徭役，完善募役法，配合取消丁税，正合适。
但他不会说出来的。只要说出口，就要得罪人。
得罪的甚至不只是那些利益相关的人。
甚至可能直接得罪皇帝：这么搞，肯定要明面上加税。哪个皇帝不想着史书上记一笔，轻徭薄赋、三十税一？但地方所需不摊派、算在国税里收上来再分，就不可能三十税一。
从明朝开始就知道，朝廷一直在搞君子远庖厨、掩耳盗铃那一套。但就和琉球问题一样，谁闲着没事干揭开这画皮啊？
堵上耳朵、假装不知道。
当三十税一的好皇帝不好吗？
干嘛要当十而税一的暴君？
现在他这么和刘钰说，其实要说的更明白点，就是在提醒刘钰，不要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美梦。
户政府又不给钱。
地方怎么鼓励迁民？鼓励有个卵用？靠鼓励能游过大洋、鼓出种子耕牛？
再者说了，就户政府收那几个子儿，稍微遇到灾荒和战争就不够用，估计也给不起。
现如今那鸦片贩子把蒙皮揭开了，几十万人的生计要解决，之所以要低调处理，不还是考虑到朝廷根本没钱吗？到时候不低调处理，也不给钱，朝廷的脸往哪放？
广东节度使心道，这事虽说我觉得是对社稷有好处，并不认为迁回广州是好事。但惹出来的麻烦，毕竟不是我惹出来的。现在你却叫我帮你解决这些无业百姓下南洋的事，你又不给钱，我怎么解决？
又想，反正我话说明白了，好处坏处都说了。你要是真急眼了，要上疏陛下搞政绩考核挂钩，到时候激起民变，那也和我无关，我可是提醒你了。
总之，情面给到了，事情我不办。
朝廷承认贸易中心北移，确实出现了无业流民生计问题，我可以办，地方加派一些税，给他们解决了。
朝廷不承认这件事、假装不存在，我就不管。出了事朝廷出钱镇压，反正不是我摊派加税引起的，责任找不到我头上。
要不然，朝廷不承认有事，我却主动加派税去解决，万一没解决了，出事了。那到底是你的责任？还是我加派税导致的？那可说不清。
事情没办之前，应该先把锅分清楚。
不然，便是，宁无功，毋有过。
哪怕户政府就明说了，没钱，不拨钱；内帑也说了，没钱。只要皇帝或者天佑殿，或者你兴国公背这个锅，自己就可以办这个事。没钱，大不了加派嘛。
但既不给钱，也不背锅，自己是断然不办的。
再者说了。
商路变动、贸易中心北移，好处谁拿了？
大部分好处都归于内帑了，在广东留了一堆烂摊子，按理也应该是内帑出钱。
总不能说，好处内帑和入股的勋贵们拿了，然后烂摊子让户政府太仓国库银子收拾吧？
这本就不合道理。
况且国库户政府也不出钱，那岂不就还是让他们这些“基层”地方官来解决？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他们这些地方官“乱摊派”，是不是正好就是个平息民怨的借口？
借地方官之头颅一用不提，曹孟德最起码还汝妻子吾养之呢，这要是被借头了，只怕妻子都要戍边流放。
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问题，而是刺人而杀之说非我也兵也的问题。
这种话，点到即止。
刘钰也不好意思树大旗、讲道理。因为这种事一旦开始讲道理，那大顺的合法性就没了——你大顺有这么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难道就没有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么不见你李自成、李过、高一功、李来亨老老实实体谅朝廷？
是以，大顺自复京城鼎定天下后，对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
从当年的“帝不甚暗”开始，对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动擦屁股，洗白。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冲南不冲北、保漕不保民”的情况？
谈道德，那就没有大错、小错，只有对与错。
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君子远庖厨”，“假装不知道”，“非朝廷不爱民，实在是朝廷不知道，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然而不知道”，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最为流行的做法。
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这事就不能深究。
至于刘钰异想天开地想要让地方鼓励迁民，广东节度使更是直接告诉刘钰，别幻想了，没用。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好处你们拿了，出了事我们地方上担着，我们是不会做的。
所以内帑、勋贵、户政府或者江苏省不出钱，那碍于朝廷颜面，我们就假装广东根本没有因此产生的流民和失业。
你要非说有，非要点破这件事，那你出钱——或者，不出钱也行，出六政府、天佑殿带大印的公文，让我们地方自行办理，加派、助捐，将来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
刘钰被广东节度使委婉地喷了一通后，无奈自嘲道：“是故，韩非说：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正是这样的道理啊。是我异想天开了。”
广东节度使听刘钰说的这么正式，忙道：“国公心系百姓，关心则乱，这是好事。只不过，国公久在军中，或与商人打交道。这地方上的事，着实难办，与军中、商贾大为不同。”
“非我等不办，实是挟太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国公素有智谋，或可以不寻常手段解决，亦未可知。下官只是说，以下官愚钝的思虑，所能想到的两个办法，都各有利弊，做起来极难。倒不是说这事就一定解决不了，只是我不知该如何解决而已。”
给刘钰足够的台阶后，刘钰本想着趁机说说人口买卖的事，但想了想，觉得现在也不是时候。
广东节度使滑不留手，除非自己公开说，鼓励变种的人口买卖，把大锅背起来。
否则只要澳门的三个案子办了，广东节度使和地方官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这种违背大顺政治正确的话，刘钰也没法说，尤其是皇帝找借口惩治葡萄牙和英国商人的节骨眼了。
而且，刘钰觉得，就算说了，以现在看来这滑不溜秋的广东节度使，也肯定是面上点头，心里却琢磨着只要皇帝没松口、没用公开的文书支持，自己也不会办，免得沾上事。
这时候不好说什么，也只好又回到了审讯的地方。
几个卫兵早已经动手，把那个鸦片贩子的舌头戳烂了，拖到了后面。
刘钰又叫人提审了其余几个数额较大的，这回倒是没有刚才那个鸦片贩子那么“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必死，但必死，和死前受非人的折磨，还是不同的。
几套刑具一摆，才上到夹棍，一个个就是问什么答什么了。
刘钰来之前，广东节度使牵头，已经审过了。
但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和刘钰想要的方向，还是有偏差的。
刘钰审问的方向，主要还是葡萄牙人、英国人那边的情况。问上线为主，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是借机搞葡萄牙和英国商人。
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主要还是下线为主。因为广东节度使的目的，是揪出来罪犯，真正的治理鸦片问题，防微杜渐。
审问的结果，也和刘钰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
纯粹走程序正义的话，英国东印度公司还真是没法弄：按照供词，确实有英国货。英国货，也确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会用自己的船装，而是让非公司的商人装货。
而且，在给他们货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写一份“声明”，声明这些鸦片不会往中国销售，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售卖和抽。
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人是往中国卖的呢？呵……
葡萄牙这边就简单多了，几个主要供货商都是葡萄牙人。而且葡萄牙没有一个实体公司，都是私人行为，从理论上说，私人行为不牵扯国家，不能说因为一个某国人犯罪了，就彻底禁止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本国。
这就是葡萄牙和英国，此时在鸦片贸易上的最大区别。因为英国有个垄断的公司实体，非公司员工很难参与东方贸易，一旦被抓到，那就是公司实体的责任，完全可以把公司禁了。
然而，这都不是问题。
因为，大顺的法，和他们的体系完全不一样。英国人始终没明白一点，皇帝说你们可以贸易，你们就能贸易；皇帝说你们不能贸易，你们就不能贸易。至于你们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根本无意义。
大顺没有《航海条例》之类的东西，但若需要，皇帝写几个字就行了。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
第五八一章 县令
提审了几个国内的走私贩子接应者和下家之后，刘钰问道：“涉案的这几个葡人和英人，都抓了？”
“在澳门或者广州的，都抓了。不在的，便没抓。防御使带兵来的，澳门本地葡人军头虽有几条枪，但见了大炮和军舰之后，就只是嘴上抗议了一下。”
广东节度使觉得这很正常，象山县的县官都能管得到的地方，省级的防御使、节度使，还带着兵来，这些人哪里敢说什么？
至于该如何处置，广东节度使也没觉得这有什么该考虑的，杀就是了。大顺是属地管辖，自来如此。
这些人，肯定是要杀的。
但刘钰要做借机生事的举动，杀人不是目的，目的还是折腾葡萄牙和英国。
当然不能把事办死了。
办死了，那也简单。真追究起来，英国东印度公司肯定要被驱逐出境，禁止贸易。
然而暂时来看，这并不合事宜。
早晚要打，但现在就给他们驱赶出去，英国这边也会劫船以报复。两边隔着大洋，谁也奈何不了谁，但刚与荷兰这边完成谈判第一阶段的大顺肯定吃亏。
不过该吓唬吓唬，还是要吓唬吓唬的，至少要在欧洲那边，给英国和葡萄牙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拿出东西交换。
大顺想要的东西，自然是“武装中立同盟”，需要英国和葡萄牙承认。
既然谈判，就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是大顺下南洋之后，反倒不如大顺随时可以威胁南洋的时候，更容易与荷兰谈判，必要自己让出利益不吃独食方可。
真要是直接驱逐了事，后面就没法谈了。
和绿茶勾搭一样，得若即若离，而不能一下子就断了念想。得让对面觉得，使使劲儿还有机会。
除了这些之外，再就是借这个机会，使点手段，确保今年中荷的联合贸易，能够吃下除了中瑞俄三国合作的波罗的海贸易圈外的欧洲大部分东方贸易品份额。
确保今年来一个开门红。
这就需要扣押葡萄牙和英国的货船，而且是以非常正当的理由，谁让你们搞鸦片贸易呢？
为了给出一个足够明确的态度，刘钰觉得自己和广东节度使都不应该直接去和澳门这边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谈。
一来身份不对等。这本来就该是香山县县令甚至县丞出面的事。
二来刘钰是全权处理此事的，他一出面，就必须要表态、定性，这就没有回寰的余地了。
于是刘钰问道：“这香山县的县令，是个什么样的人？官声如何？机变如何？”
广东节度使也知此事关乎国朝体面，不可能一个国公一个节度使封疆大吏，来去和一个小小澳门这边的人直接谈……那要是果阿那边的人来了，岂不是非得皇帝亲自谈了？
“这香山县令，官声不错。办义学、兴水利。不是本地人，也不是临海省份的，是安徽宣城的。”
“姓张，名汝霖，字云野。若国公要严办，选此人最为合适。倒不是说他办义学兴水利之类的。”
“而是此人到任之后，捐资家财，修了宋末枢密副使、越国公张世杰的墓。并捐资买地几十亩，做守墓人年节祭祀之用，以飨崖山投海之忠魂。”
“墓成，作文以祭之，文辞知心，于当年崖山海战之事悲切之情满溢。昔者澳门有葡人作奸犯科，他亦素来严办，华夷之分，极是清楚。”
“是以，国公若要严办，可面授此人。”
听广东节度使说这香山县县令专门修过张世杰的墓，刘钰忍不住赞道：“倒的确是个心有大义的人。至于他做官的水平如何，我又不管这些，倒无所谓。但既是在数百年后到任于此，便先修张越公之墓，也足见此人对葡人态度了。”
“且叫他来，我面授机宜。”
…………
门外，张汝霖有些惶恐地等待着刘钰的传唤。
作为香山县令，本来就有管辖澳门一些事的权责。结果澳门出了这么大的事，惊动朝廷、天子震怒。
若说节度使大人，那还能说无暇管控。
他这个香山县县令，却是难辞其咎。
眼皮子底下，出了买卖人口、贩卖鸦片这样的事，从节度使、防御使等人来了之后，他也一直忙里忙外，也算是一种将功补过。
要说朝廷会不会处置自己，现在还不好说。
但很快就会知晓了。
张汝霖觉得，兴国公此番来，定是要斥责自己几句的，那自己的命运就可以知道了。
从斥责的态度上，就能揣摩出上面的意思，到底是要处理自己，还是认为这件事和自己关系不是很大。
终于等到了里面传唤自己的消息，一直紧张不安的张汝霖反倒是轻松了一些，觉得是死是活，总归是可以知晓了，也实在好过这种整日惴惴的日子。
进去后，磕头拜见，张汝霖悄悄看了看刘钰，心想同样是三十多岁的人，人家生下来那天要做的官就比自己大，自己混了这么久才是个县官，哎……
对刘钰，张汝霖还是心存一些敬畏的。
非是敬畏他的名爵官职，而是因着刘钰收复西域、挫败罗刹、使僭越倭人称臣等事，着实畅快，足以佐酒。
虽然对刘钰其余的一些举动，比如兴办新学、不学圣人之言之类的行为，非常反感。
但中和之后，还是敬畏多一些。
大顺的合法性就源于保天下事，又多兴那些慷慨激昂诗文，儒学道统上虽没有完全立起来，但也是立让辛弃疾和词的陈同甫为标杆。
这些年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还是有不少情怀壮烈之辈的。虽然年纪已是而立不惑时候，年轻时候的冲动渐渐散去，可偶尔还是会涌出一些。
不至于到没见出师表必泣涕的程度，但修修张太傅的墓碑、听到大顺复西域臣倭奴的时候纵酒而歌还是做得到的。
张汝霖心想，若朝廷真的治罪，倒也算是圆了心中一愿，竟能见到复西域臣倭奴的兴国公。
“罪官香山县令张汝霖，拜见兴国公。”
“张汝霖，你为香山县令，又兼管澳门事。澳门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之前竟一点风声不知？别处也就罢了，当年陛下下旨禁行鸦片的时候，便以广东为重，因着这里一直就是贸易口岸。此案子还不曾办完，我也不好说你到底是不是收了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真这样，非要严办不可！”
前面的都是套话，不管怎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斥责是必然的。
后面的话，却让张汝霖听到了一丝生机，心思一转，暗道：这，莫不是说，若是我没收人家的钱，便不严办？
想到这，心下更是轻松了一些，忙道：“国公明鉴，下官也知鸦片之害，更知陛下谕旨。监察不严，着实有过。但若说下官收了钱，那真是冤枉下官了。下官知道，若是收了钱必死，也无需说什么以命担保。但说，士可杀，不可辱。若让下官顶着一个收钱默许鸦片贩卖害国害民的名声，下官当真是死不瞑目。”
“下官亦曾感叹，这澳门，自该收回就是。若收回，又哪有许多事？商贾言利而无德，唯利是图，下官只求此事之后，收回澳门，关闭贸易。天朝岂可专以利行事？”
刘钰不置可否，心道妙极，正是自己要用来吓唬葡萄牙和英国的人。
沉吟片刻，刘钰问道：“依你之见，这件事该如何解决？”
“回国公，该杀的杀、该抓的抓。收回澳门，封闭澳门所有教堂，驱赶夷狄传教士，不可使之乱我国政，又生异端邪说。入教之辈，皆不祭祖先，忘却祖宗，与夷狄无异。当行驱离。”
刘钰暗笑，心道怪不得干到这个年纪，还只是个县官。当初那白云航，也是靠着教案起来的，但他可圆滑的多，在福安的时候那是揣摩上意赌一把，大办特办简在帝心，到文登之后却又手段圆滑，你不如也。
若朝廷真要收回澳门，此番哪里会是这样的阵仗？
不过，这也正好。
“嗯，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自该如此。不过，此等大事，也非是澳门本地议事会，以及军头有资格跟本官谈的。”
“朝廷自有法度，要是澳门出了事，也自该你这个香山县县令去训斥、质问，是这样的道理吧？”
张汝霖连忙点头，心道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下官明白了。国公此番来，是因着这鸦片、人口、传教等事，非只澳门一处。而是遍及广东、福建，非一省、一县之事，是以非要国公出镇。”
“但澳门事，本事下官分内之事。训斥，交涉，亦该是下官去办。若由国公和节度使大人去办，倒是损了国朝颜面。区区芝麻大小的澳门，如何竟能得国公训斥？”
刘钰嗯了一声，说道：“正是如此。我出镇来办，不是来办澳门的，而是协调各地。澳门的事该谁管，朝廷是有法度的，就该你香山县来管的。你自去办，顺便和他们讲清楚，想和我谈，他们不够格。一个兵头、都头，直接和天朝国公、节度使封疆大吏谈，成何体统？”
刘钰心道我正是要把小事化大，大事化巨，方才便于拖延时间到季风过去。我既唱红脸，便得有人唱个白脸才是，节度使还是太大了，唱白脸容易把对面吓崩了以为彻底没戏，你正合适。
第五八二章 恐吓
然而张汝霖虽然明白了刘钰的意思，心里仍旧有些不解。
“国公，下官以为，这件事的根源，就在于澳门。如果收回澳门，即便再有传教士想来，也不方便，更没有去学汉文的地方。在别处私自上岸，也很容易被抓到。无有澳门数典忘祖之辈带路，他们如何能够深入四川江苏福建等地？”
“但收回澳门，却又非是下官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决定的。”
“是以，下官秉公处置，实在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啊。便是训斥训诫解决，又有何用？”
“以下官所能做的，就是依律，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然后再将澳门葡人英人头目训斥一番。除此之外，再做更多，就是擅启边衅、无视朝廷了。”
刘钰笑道：“所以，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只管做好你该做的事就行。剩下的事，你不在其位，便不用管。什么事你所在之位该做的、什么是你所在之位不该做的，若是连这个也用我教你，我看你也别做这县令了。”
张汝霖似乎明白了朝廷的意思，又似乎还是不能理解朝廷的态度。按他所想，这种事，完全就是一狱吏足以的事。朝廷却把国公派来，这事显然不是处置处置这么简单，怕就怕自己误会了朝廷的意思。
但国公既说在其位、谋其政，意思就是让自己站在一个县令的角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虽不懂朝廷到底要干什么，可至少知道了自己要怎么办。
心里有了底，又见刘钰并没有对他大加训斥，知道自己的官位说不定还能保住，只要自己做得好。
欢喜之下，行礼拜谢后自退了出去。
一出了门，绕到远处，香山县县衙的小吏衙役等都在这里等候。
朝廷这一次查办，抓人什么的，根本没用香山县县衙的人，怕的就是里面有内鬼，而是直接调动了防御使手里的机动部队。
然而现在人也抓了，基本上问出来的香山县县衙的合作者也都清洗了，剩余的这几个人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没来得及、或者说还没有机会参与其中。
张汝霖看看街道上上的阵仗，险要处都是大顺的机动野战部队在站岗防守巡查，心道若不收回澳门，何需如此阵仗？
要是朝廷直接让自己查办，自己匹马单枪入澳门，也足以叫这里的葡人首领听话。自己虽无子龙之勇，但自己是朝廷命官，背后是个刚收复了西域压服南洋的朝廷，这些葡人又能把自己怎么样？
原本没有这些士兵控制澳门的时候，他底气就壮，葡人和唐人争端杀人的时候，他都是直接把葡人抓到香山县县衙去办。
如今又有了如许士兵，更不能堕了朝廷颜面。
遂叫人命澳门的议事会、兵头、耶稣会会士、主教等几人前来，他自要摆出县令大人的气态。
县衙的几个人轻车熟路地去通知那几个葡人来见县令，早有懂葡萄牙语的本地人做通译，跟在张汝霖身旁，以便传译。
…………
澳门的葡萄牙和英国人这边，现在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
一开始广东节度使亲来、舰队封锁了澳门船只出入、军队开入澳门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出大事了。
好在议事会和兵头以及主教的脑子都很清醒，根本没有高喊诸如这里是葡萄牙领土、要让士兵们殊死战斗之类的话，而是乖乖地让出了炮台等战略要地。
一个节度使都能如此，如今大顺朝廷直接派了个更重量级的人物来，这些人自是觉得简直是天都要塌了。
怕不是，大顺这是要收回澳门吧？
澳门的葡萄牙人，有本地派、有葡萄牙派，两边本不是一条心。
但，无论本地派还是国家派，对澳门意义的认知却是一致的，至少他们都认为澳门很重要，不能被收回。
对国家派而言，澳门要是被大顺收回，意味着葡萄牙可以就此彻底离开东南亚、缩回到果阿了。
葡萄牙是百足之蛇，死而不僵，在东南亚还是有殖民地的，尤其还控制着产黑檀木的帝汶。
但是，若是澳门被收回，大顺又取代了荷兰在东南亚的统治，占据了马六甲和巽他，缺乏澳门的中转，那些地方就可以直接扔了，根本守不住而且完全就是赔钱货了。
况且，以大顺对天主教的态度，岂能容葡萄牙还在东南亚？看看吕宋，同为天主教的西班牙，大顺的幕后外相那么讨厌英国，不还是在詹金斯耳朵战争中为英国提供补给和港口吗？
至于本地派，那就更不用提。澳门除了产几条鱼外，什么也不产，甚至粮食都不够吃。
之所以能发展，还不是靠着大顺的货物，发展贸易？
丢了澳门，等于他们手里的贸易线，全都被大顺接管了。
人家买货的，认的是丝绸瓷器棉布，而不非是葡萄牙人的丝绸瓷器棉布，谁带货去就和谁贸易，至少东南亚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一支能保卫关税的海军。
如今大顺这阵仗，摆明了是要收回澳门啊。甚至是担心广东节度使不能镇得住，直接把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派来，这是个从俄国打到荷兰的强人，这不表明了要是交涉不成就准备一波把连同帝汶等地之内的葡萄牙东南亚殖民地都吃掉？
这人可是刚指挥完吞掉荷兰殖民地的作战，经验丰富啊。
越想越是这样，一个个早就慌忙了爪。
刘钰来到澳门之后，就迎接的时候见了面，被训斥几句之后，再也没见到。更添了心中惴惴。
左等右等，等来的却不是刘钰把他们郊区，宣告收回澳门，驱离出境的消息。
而是等来了香山县县令的召集。
议事会、兵头、主教、耶稣会的人哪敢怠慢，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县令召见的地方，潜身缩首，不敢高声。按照之前就一直如此的规矩，双膝跪地来见县太爷。
张汝霖看着这一群澳门管事的人，心里也是无奈。
抓人的事，防御使帮着干了。
审问的事，节度使领了皇命查。
处死判刑，自有出镇的国公来管。
他能干什么？
心想国公既让我在其位、谋其政，即便朝廷要收回澳门，这命令也不是我下，那我岂不是只剩下给他们上课了？
先是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大意就是前朝见你们落水可怜，特许你们在这里晾晒货物；本朝大度，也不曾驱赶你们。然而你们却恩将仇报，不但不思回报圣朝，反而走私鸦片、拐卖人口云云。
他这一通臭骂不要紧，把这些人全都吓坏了。他们又不知道，这是刘钰让他在其位谋其政，而抓人审判的事又轮不到他，他就只剩下这点事能做了。
在这些葡萄牙人和耶稣会会士听来，这分明就是要收回澳门的前奏。
按这个逻辑，自己这些人，分明就是伊索寓言里农夫怀里的那条冻僵的蛇嘛。
忘恩负义。
这时候做官的，尤其是科举出身的，都是读书读出来的。真要是说话，就算空无一物，都能连说几个时辰不重样，况且又是这种大义在身、舰炮在侧、言之有理的情况？
从这些人来了，就开始挨骂、上课。一直骂到了天色将晚，却还不够。
“今日天色暗了，你们暂且回去。待明日，继续前来，本官自要开导开导尔等！”
“临走之前，本官再赋诗一首，赠与你们！”
“耶稣不怪生衰汉，玛窦何心唆故明。圣代即今殷未雨，百年淫蔓一洗空。”
这些人心里烦躁，本就担心澳门的命运，又被人居高临下地上了一整天课，甚至明天还要再来。
这诗做的水平极差，不懂汉学只能听通译直译的心道这也就是在你们大顺这要是在欧洲非要上火刑架不可。
懂汉学的传教士觉得这啥玩意儿啊也配叫诗？再说，这说的耶稣跟什么妖魔凶兆、朱厌化蛇似的，汉统衰落、王莽酿祸，和耶稣降临有个啥关系？只是时间巧合了一点点而已……
可即便如此，一个个也只能拜谢，嘴里称是，慢慢退出。
等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全都苦着个脸。
他们现在着实也是无计可施。前朝天启年间，对付对付荷兰人，还能凭借海岸防御打一打。他们可不会傻到真的要和面积广阔、刚以雷霆之势把荷兰从东南亚彻底驱离的大顺对抗。
尤其是土生的葡萄牙人，见多了大顺香山县的县官执行死刑的场景，也不是没杀过葡萄牙的商人、水手、黑奴之类。
他们对中国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澳门起兵对抗，那叫谋反，领头的是要被凌迟的。
现在大顺又不给出明确的态度，但听起来却又根本就是要收回澳门的样子，这时候说什么也都没用了，一个个只能唉声叹气。
县令那首即兴诗，简直如同明讲了，都把耶稣扭曲成朱厌化蛇这样的凶兽，一出天下凶了。又说要把百年藤蔓一扫而空，这不明摆着要连根拔起吗？
根是哪？
根可不就是澳门吗？
和那些出于利益、贸易考虑的人不同，耶稣会这边考虑的更多。
他们对大顺要收回澳门这件事，可以说是所有在澳门的欧洲人中最为担忧的。
澳门，是中华教区的根，如果澳门也丢了，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就彻底完了。
日本没有澳门，所以日本这些年除了在荒岛上还能找到当年流氓的切支丹教徒后裔外，已经没有天主教徒了。
传教所需的钱财、传教士要学中文的最佳地点、和大顺宫廷打通关系、培养华人传教士，这些都需要澳门作为中转。
不然，随便去个地方，直接就被官府抓了。
今日去听香山县令张汝霖训斥开导的人里面，也包括前些日子和刘钰套过近乎的蒋友仁。
他虽然是新来的，但天主教有内部组织和品阶。他是巴黎圣叙尔皮斯神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就是干部，起步就是六品执事；在南锡进修几年后，就升到七品司铎了。
放眼澳门，在天主教干部体系内，即便他是新来的，那也是可以直接参与这种会议的。
他在大顺禁教之后，仍旧被派来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是耶稣会在大顺禁教之后，进行的一种新方法的尝试。
这种尝试，也算是延续了利玛窦的那一套：以科技为饵，以数学天文为食，引诱士大夫亲近，从而慢慢传教。
只是，那时候半本几何原本，就足够引诱。现在，却不行了。
耶稣会的会士，确实要进行一定的科学教育。然而之前派到中国的那些耶稣会会士，科学素养不能说不高，只是在科学圈里属于二三流的人物。之前二三流人物就能引诱朝廷，可现在二三流人物已经不足用了。
本来耶稣会在大顺禁教之后，试图和大顺这边辩经，说清楚传教的好处，但大顺这边直接给出了拒绝的理由：天主教廷一天不松口，中华教区的人士任命由大顺礼政府负责，一天就不可能允许传教。别处，大顺不管。但在大顺，教皇的话，必须没有礼政府的话管用，否则一切免谈。
在正式方法碰了一鼻子灰后，耶稣会认为，既然现在大顺创立了科学院，开始重视科学了，是不是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呢？
蒋友仁是法国人，天文学导师还是俄国科学院天文系的负责人，是否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耶稣会以这种方式重返中国？
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不同，耶稣会认为，想要在中国传教，必须要走上层路线。上层同意、同情、许可，下面就好说了。否则，就只能秘密传教，效率太低。
现在来看，谁是上层？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了天主教釜底抽薪的一击，以至于连用科学为饵这一招都不那么容易用了？这事明摆着的。
然而，刘钰见到蒋友仁、蒋友仁把推荐信拿出来后，刘钰直接和旁边的人说警惕耶稣会打科学牌，这就一下子让耶稣会极为被动。
现在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是分层的。
早来的一批，也就是在禁教前就来的一批。当时在科学界就是二三流的人物，现在其实差的更远了，因为几十年的时间，数学天文等进步极大。
六十年前来华的那一批耶稣会成员，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本就不是当时的世界前沿。六十年后，更是被甩的完全落后了。
禁教之后，大顺朝廷和教廷打了好几年嘴炮，没干正事。
一直到蒋友仁来这边，才算是耶稣会在确定不可能靠嘴解决禁教问题后的一次新尝试，通过各种关系，在各个大学挑人，找当时一二流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培养指导，然后再来中国。
也就是说，当年两千年前的半本几何原本，就能被当时的士大夫惊为天下奇书。
而现在，不会微积分、不懂万有引力、不知道星表月相、不知道土星环木卫四土卫五这些东西的传教士，已经没资格在大顺尝试上层路线了。
第五八三章 看懂了史书的传教士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总和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如同蒋友仁是耶稣会会士，同时也是一批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弟子。
而在他们看来，刘钰既是大顺的勋贵和幕后外相，同时也是个科学圈里的人物。
于是等到蒋友仁等一批尝试新路线的人来到澳门，接触到大顺这边的更多情况后，便有些绝望。
蒋友仁在翻越了一些大顺这几年出版的科学类书籍后，觉得自己的水平比禁教之前的传教士肯定是高出许多。
但要说能打动大顺的兴国公，让他出于对科学的支持从而允许耶稣会再度入京……怕是痴心妄想了。
他受到的专门面向中国的特训，是天文学。找的理由，也是参与15年后的金星凌日观测、确定日地距离这件大事。
但是，他来到澳门之后，翻阅了这几年大顺科学院的一些期刊册子之后，发现大顺毫不掩饰地在搞月相图，试图打破英国航海钟对经度定义权的垄断。
一群搞月相图的人，哪怕今年就有金星凌日，大顺都能抓出来至少三五十人参与观察测算。更何况15年后，又得有多少人有能力干这件事？
利玛窦来的时候，拿出几何原本，天下独步。
蒋友仁自觉，自己的天文学和数学水平，比利玛窦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想要达到利玛窦那种天下独步、士大夫皆以为大才的水平，自己却要能做到独自解决费马大定理、独自解决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这样的问题，才有可能。
不是自己比不过前人，而是目标受众的水平比之前高多了。之前整天啃白菜，偶尔吃块肥腻的猪淋巴结那也是美味；等着吃惯了山珍海味之后，谁还能再去把猪淋巴结奉为美餐？
针对大顺特殊国情特训的数学和天文学，没办法用来做机会。
那剩下的，就更别提了。
不是说水平不够这么简单，而是剩下的，完全就是“异端”、“谬论”、“扯淡”、“妄图篡夺神的伟力”了，这是耶稣会不可能踏足也根本不可接受的东西。
比如蒋友仁看到的一些威海、松江府等地新学的教科书，主要是《通识》、《自然》等，完全既是在摧毁宗教的基础、亵渎神的伟力。
比如豌豆故事、比如沧海桑田泥沙淤积出的中原、比如原子分子……前者分明是在试图触摸上帝才能管控的力量，不管真假，本身这就是不对的。
蒋友仁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能流利背诵《圣经》的人，并不能自己一片空白地独自写出《别的什么经》，能写出来的无一不是一时人杰、搅动世界的人物。
同样，这些接受新学教育的孩子，你问他们豌豆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发现证明的，他们可能也就讲个故事。但他们却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
蒋友仁觉得，大顺已经没救了，已经是上帝抛弃之地了。他们已经开始向孩子下毒手，自小灌输那些魔鬼言论了。
可怕之处，就在于“常识”二字。
教徒的常识，是七天创世。
这些被灌输了魔鬼言论的孩子，他们长大后的常识，却和七天创世一点沾不上边。
和儒家士大夫，还能讨论讨论玄之又玄的道、太极、气、理。
和这群人，讨论什么？讨论为啥双眼皮单眼皮？这是上帝才该掌控的力量，是凡人该讨论的吗？
本来耶稣会的目标，是扭曲概念、鸠占鹊巢，把上帝之类的词借来用，取而代之。
现在耶稣会试图走动的“大顺幕后外相”的这条路，人家根本就不给鸠占鹊巢的机会，大肆宣传魔鬼言论，根本不谈什么太极、气、理之类的东西，甚至自己扭曲了“道”、“自然”的概念。
关键是，人家根本也不争辩。
而是利用权贵的权力，直接灌输下一代。
武功绝然的国公，手里又有钱，皇帝又宠信，纵有反对的，却也没什么用。
天文学和数学，不够优秀，不能鹤立鸡群；其余常识，则根本是魔鬼言论，自己根本不可能比魔鬼更优秀吧？
那还怎么渗透？
在福建事件之前，蒋友仁只是觉得前路艰难。
福建事件配上鸦片事件后，加上刘钰直接说警惕耶稣会打科学牌的话后，蒋友仁就直接绝望了。
他认为，耶稣会一直试图走的上层路线，已经失败了。
在多明我会因为中国礼仪问题发难之前，耶稣会走的是“忒修斯之船”计划。
一艘船，木头全换了，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上帝之类的名字，还是那个名字，但本意悄悄替换，中国的上帝，还是原来的那个上帝吗？
本想着借着以耶补儒的机会，把儒家的很多东西换掉，如同佛教染宋儒一般，本也是外来宗教，悄悄在本地扎根。
等着日后如同佛教那样，使得百姓不觉得这是外来的东西，到时候再传播真义。
如很多士大夫信徒之前所言，佛教不能杀生吃荤，而天主教不能纳妾，除此之外，剩下的都比较容易守住戒律，也多有君子之德。
然而，这个忒修斯之船计划，被那群搞异端审判所起家的多明我会，搅合黄了。
教廷开会讨论，支持多明我会，否定耶稣会的变通，认定上帝、祭祀祖先等，皆是异端行为，不可用。
忒修斯之船计划失败后，耶稣会研究了中国后，发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
皇帝问题的关键，在于继承人。
而继承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混入皇宫。
混入皇宫问题的关键，是大顺需要历法、天文学和数学知识。
于是开启了上层潜移默化影响计划。
这个计划之前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大顺要绘制地图、要改进历法、要对外交流，正需要人。耶稣会垄断了对外交流的途径，也利用了英荷两国傻呵呵地劫舟山、抢货船的行径，隔绝了新教。
甚至利用在皇宫教授数学的机会，试图影响过继承人。
其实他们的运气已经不错了，耶稣会曾经试图在皇子继承问题上站队的，但是一些久在中国的传教士觉得这是一部险棋，一旦走错了就万劫不复，是以并没有在继承人问题上站队。
这就是运气了。
要不然，更惨。
他们根本不懂中国皇帝。
也根本不懂紫禁城的权力欲望。
哪怕你支持的皇子登基，上位之后，想的也不是如何感谢这些传教士，而是想着他妈的他们今天能支持我，明天我儿子继位的时候他们岂不是也要站队。
皇权岂能容忍外部势力插手？
别说外来传教士了，帮着皇子登基的大臣，事后翻脸不认，被杀的不也有的是？
反过来，你支持的皇子失败，新皇帝上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持大义：朕的兄弟勾结夷狄，朕要驱逐夷狄传教士。
正愁找不到“兄友弟恭”的借口呢，这不是白送到眼前的大义？
即便他们运气很好，没有在继承人问题上站队、支持、笼络，然而新皇帝登基后没几年，仍旧还是选择了禁教。
本来也就还好，虽然禁教了，但还有转圜的余地。因为还有很多传教士，凭借着天文学数学知识，在皇宫里任职。
然而，几年之后，大顺内部出来个奇葩，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把皇宫内的传教士也基本肃清了。
皇帝当然信得过自己人，之前用，只不过是自己人里没有这样的本事，现在自己人里也有这样的本事，那干嘛还用外人？
这奇葩用的是釜底抽薪之际，直接抓住了传教士之所以能在宫廷的根源，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忒修斯之船计划，和上层影响计划，全部失败。
又想搞借科学之名渗入计划。
但这个计划的重要执行者，蒋友仁自己，都觉得必然失败。教廷那群人，根本就老了，根本就不知道现在外部世界的变化有多大。
一个已经试图绘制月相图的大顺，缺耶稣会的这么几个半路出家的天文学士吗？
当真是刻舟求剑，以过去的大顺来制定现在的计划，若能成功，便见魔鬼了。
他澳门的这几年，他读了很多的书，参阅了日本那边岛原之变的历史，也看了大顺开国的一些历史。
在多明我会那边提出在闽东赣南传教、要与在苏南浙北传教采用不一样的方式、因地制宜之后，蒋友仁也受到了启发。
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中国传播正信，就需要采取一种大胆的、前所未有的方法——来一场中国版本的岛原殉教大起义。
既然，大顺开国就是武装反抗成功的；既然，中国并不是只有富庶的沿海地区，还有大量的贫困地区，为什么不在那里传教，利用中国贫民渴望公平、天下归公的想法，依靠宗教组织起来，尝试推翻现在的朝廷，取而代之呢？
利用很久很久前在那些高卢部落传教的经验，帮着盖房子挖井看病，拿出在底层活动的韧性，放弃上层路线，走下层路线。
至少，他觉得，这似乎是现在看来唯一可行的方法。耶稣会的新尝试，其实已经宣告失败了。
只是，即使是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法真的能得到支持，也需要一个澳门，作为提供资金、训练唐人教徒深入内地的基地。
他们这些人，即便能张口子曰闭口古训，也即便能如白多禄一般闽地赣南方言说的和当地人一样，可他们终究肤色就叫人感到排斥，必要以唐人教徒深入内地方可。
他观中国史书，发现以平民身份而成皇帝，或是掀起一场天下大乱的，比比皆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与欧洲截然不同，既如此，何不因地制宜？
第五八四章 东学西渐的诡异产物（上）
然而蒋友仁知道，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异端”了。
这种奇葩异端想法，和他来澳门，或者说，和整个大顺这些年的变化，息息相关。
第一个促使他产生他不自知的异端想法的起因，是因为大顺科学院的建立。
因为本身他来华的目的，就是希望以科学知识为钥匙，重新打开耶稣会返回大顺的大门。
故而他对大顺科学院的情况很关注。
而大顺科学院秉持的“法统”，是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学院体系，使用的又是俄国科学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带本国助理搞研究、本国助理带大学生搞研究、科学是为了应用的模式、是为了技术技术为人类谋福祉。
而不是像英国那群人研究纯粹的、为了科学而科学的、以全面认识自然为最高目的的科学。
是以，大顺这边，算是很标准的莱布尼茨这一科学院体系的。
自然而然，一些莱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顺这里都是很容易找到并且流传的。
本着要了解大顺的科学院，才能从科学院入手打入科学院的目的，蒋友仁当然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
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单子论》之类的文章。
神义，由这个词本身，也能知道意思。
这当然是个老话题，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种。既然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间为什么会存在恶呢？
而这个时代，机械论、原子论又大行其道，但却解决不了世界的连续性、统一性，也不能解释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试图调和和解决这个矛盾，最后通过非常严密的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
为什么有全善、全知、全能的神，世间仍旧有恶呢？
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定有无数种模板。
既然全知，便可能设计出无穷个可能的宇宙。然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所以，全知者肯定是经过比较之后，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了。
刨除掉神之类的概念，大致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规则，然后后续的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则演化。包括生命，也只是这个规则之下演化出的必然。
可能有圆周率是3，或者圆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但最终选的是我们这个圆周率是3.14的这个……而这个，是比较之后最好的那个。
而至于善与恶，则大致是说，恶是人的有限视角的认识，而在全视无限视角下，这其实也是一种善，或者说是合乎秩序的，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视视角下就是善的。
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惩罚恶人，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这么看，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
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是个“上帝大棋党”，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视角，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源于澳门的特殊性。
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
这种极度繁荣，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
耶稣会要传教，传教需要钱，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当然是靠贸易。
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又发三愿，不得经商。
但情况特殊，权宜之计，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筹措经费。
但是，经商这种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
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
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
蒋友仁则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金钱、财富，利润，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
新时代人们都利润、金钱的追捧，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
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在产生了“崇拜金钱”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开始思索更多。
而这种更多的思索，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
他发现，澳门的衰落，和大顺的贸易政策，息息相关。
如果大顺放开贸易，那么澳门就会衰落；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那么澳门就会繁盛。
而在澳门的繁盛期，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解读为“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
然而，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澳门瞬间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
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他是传教士。
所以，他的视角，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
即，“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这个概念，具象之后，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个事实，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或是衰败。
而这不是一个事实，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
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一定得是人呢？
而这个崇拜的基础，不正是金钱吗？因为之前赚钱，所以才敢说优越，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财富的偶像崇拜吗？
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萌芽成长。
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对前朝问题的反思。
简而言之，就是，前朝差点亡天下，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
谁来背这个大黑锅？
自然是理学，当然，也有批判说是理学衍生出的心学的。总不可能让儒家这个总体来背这个大锅吧？
也就导致了大顺这边，理学破，而新学不立的情况。虽然有官方意识形态，但官方推崇的那些，缺一个半圣来整理成体系。
一时间，很多儒生都认为“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开启了直接读先秦经典的风气，认为后世注书明显是掺杂了私货，要直接看原文，看先秦古籍，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
这种风气，根源就是差点亡天下的反思。
而这种风气，也带动起来了先秦古籍的大量传播。然而，先秦书籍，又不是只有儒家的，还有诸子百家的，尤其是先秦时候诸子互喷的文章居多。
蒋友仁在儒学之外，尝试着也看看先秦其余学派的文章，然后就看到了韩非子的书。
韩非子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巫祝经常祝愿别人，长生千秋、万寿无疆。但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也从没指出过该怎么才能长生。
所以当时人们看不起巫祝，逐渐不信这些鬼神之事。
又说儒家的学问也是如此，从不说该怎么办，只说“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如何如何”；但又不谈具体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具体怎么办。
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
韩非子就喷，说儒家的行为，和那些祝人长生千秋的巫祝，有啥区别？这不就是现实里的巫祝吗？
一点也不应验，也没有可操作性。
净说一些上古时候谁也没见到的事。
当然，韩非子的这篇文章，本意是喷完了墨家喷儒家，最后得出结论：民众愚昧，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保卫国家，百姓却认为是朝廷贪婪。是以，民众的认识是靠不住的。治理国家的时候顺应民意，是不行的……
但是，这文章是写给君主看的。
在传教士看来，自然是另一种视角。
蒋友仁觉得，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些东西，很像是也在说天主教。
而因为天主教认定华夏这边是偶像崇拜、崇神贪财、且又非常现实，所以蒋友仁剑走偏锋地得出了一个不算是奇葩的结论：
想要天主教在大顺真的传播，就得摆脱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个问题。
天国，是看不见的，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样。
这个非常现实的民族，比如之前对传教士的优待，源于传教士能带来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不是内心真正信仰。
皇帝都如此现实，那么民众岂不是更加如此？
这便恐怕需要一个人间的实体，确实让他们看到了天主教行、可以，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
而现在，走皇帝路线和上层路线都走不通了，没机会。
那么，先要搞出这么一个人间实体，要咋整呢？
第五八五章 东学西渐的诡异产物（下）
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受到的这三个冲击，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性导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
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
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太极、气、理的概念。
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他本就是耶稣会的人，又是专门来中国的，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
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某日夜读《尚书》，读到汤誓一文，念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时候，猛然一悟。
随即翻阅《旧约》，“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我也听到了。我下来，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
翻完《尚书》，就看《旧约》，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出埃及，和汤武革命，是否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在巴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产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样，但只要精神内核一致。
圣经本身，旧约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
夏桀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听从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这和出埃及相较。
是否其精神内核，可以认为，汤武革命、出埃及记，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
能对着《尚书》、《易经》把《圣经》理解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际、飞到天外去了。
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可他内心的想法，又实在不敢跟别人说。
这种话，没法说，这已经不是耶稣会上帝、祭祖祭孔这么简单了，而是简直要让自己精神崩溃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迷糊，便多看书。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蒋友仁从墨家的“兼爱”中，又坚定了诸多他内心已经萌芽的种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爱，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兼相爱、交相利，通过彼此的爱，达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稣会的这些会士，一方面儒家经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对墨家的那种爱，是以蒋友仁在这其中寻找他所理解的爱，与先秦异端的爱之间的异同。
看了半天，只觉得，他们耶稣会理解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爱，是无偿的、没有功利性的。
为什么会有他理解的这种区别呢？
蒋友仁觉得，翻看圣经，经常可以看到神对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爱。
弱者、穷人、受侮辱者，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到好处的。
因为神这样去偏爱那些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所以这种偏爱，造就了他们的爱的无偿性、无功利性。
人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们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说不通的区别——人间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爱弱者穷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人间的爱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性的。
既然爱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人、受侮辱者的偏爱，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爱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爱这些人，为什么却让这些人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而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由于大顺下南洋的军事行动。
在下南洋的军事行动前，刘钰途径邦加岛的时候，从那里即将暴动的锡矿矿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中，有几个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死硬分子。
当初刘钰把这些组织者抓走，不是因为同情他们，刘钰看来他们要走的那条路纯粹扯淡。
而是担心他们起事不成，那些大顺下南洋之后相当优秀的基本盘、兵源、人口，被他们这种纯粹扯淡的路搞得提前被人屠戮干净了。
是以当时把几个领头的全都抓走，直接瓦解了邦加的矿工起义。如今大顺下南洋之后，刘钰学英国人当年的殖民手段，以强制买断的方式，让那些矿工合作自己去干锡矿。
这便一下子为大顺赢到了邦加矿工的民心，使得大顺在马六甲附近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兵源地和基本盘。
而当初要是由着那些人起事暴动，恐怕这些人早就被屠干净了。
当初抓走的那几个死硬头目，那叫叫徐圭、教名保禄的，就是个死硬天主教徒。为了不离教，连秀才身份都不要了，被刘钰抓去船上干苦役，领着去欧洲见识了一圈，结果想法并无太多改观。
从欧洲回来后，刘钰就把他扔到澳门了。
结果这一扔，就扔出了奇妙的化反。
当初在邦加抓的那个叫徐圭的头目，本就是秀才，水平是有的。又是个死硬不退教的，还被刘钰抓着去欧洲转了一圈。
回来后，那些非教徒的矿工头目，都被刘钰放回邦加了。而徐圭因为宗教问题，是不可能被刘钰放到邦加的，只能扔在澳门。
澳门本也没几个秀才，去过欧洲转一圈的秀才更少，就这么一个。虽然是革除了功名，但却不能清除脑子里的学识。
这么一来二去，自是和苦学经典的蒋友仁认识了。
那时候蒋友仁正是自觉自己误入歧途走入异端的时期，两人见面之后相谈颇多。
一个被革除功名的天主教徒前秀才，嘴里虽然还是死硬的做教徒的言论，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传统那一套。
又在矿场干过，又很天下不公，嘴上念基督心里想的还是三代之治天下大同井田均田那一套。
另一个是被这奇葩的东学西渐所影响，自己走火入魔的耶稣会传教士。
这两种思想的碰撞，配上大顺土地兼并、千年前就允许土地私有买卖的特殊国情，大约能搞出什么奇葩诡异的东西，也是非常容易猜想到的。
只是，徐圭和蒋友仁的相遇、思想的碰撞，还顺带解决了另一个他们奇葩异端非常关键的问题。
天主教关注的，是救人。
这是蒋友仁心中萌生出的异端想法里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他想搞地上天国，但这种行为的救人，和他们教义中的精神意义上的救人，并不是一个意思。
然而徐圭凭借他特殊的生活阅历、骨子里还是传统那一套而不自知的扭曲思想，在和蒋友仁讨论之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徐圭说：自己既做个秀才，也当过矿工，还去过欧罗巴，见识了挺多东西。
那人穷，比如大顺的佃户、矿场的奴工、欧洲的那些手工厂工人，到底是上帝的旨意呢？还是另有原因，有人扭曲了上帝的旨意？
蒋友仁其实自己也不明白，但之前也和徐圭悄悄讨论过他脑子里被奇葩的东学西渐影响的异端想法。
徐圭就说：佃户并不是想当佃户，也不是上帝的旨意让他们如此生活。是因为有人扭曲了上帝的旨意，才导致他们不得不接受佃户生活的。怎么扭曲的呢？把土地归位私人所有，满足自己的贪欲，使得整个天下都扭曲了。
在这种扭曲之下，不是佃户主动要当佃户，也不是上帝非要他们做佃户，而是他们不做佃户就没法生活，不得不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那么，让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有能够依照上帝旨意选择生活的选择权，是不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对人的拯救呢？
蒋友仁是被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神义论、宇宙唯一挑选出来的最好的那个、规则早就定下了自然演化那一套所影响的。
因此听完徐圭这么解释后，他觉得大有道理啊。
对啊，佃户、矿工、欧洲手工厂的那些雇工、巴达维亚糖厂的奴工、英国羊吃人造就的那些罪人，不是他们主动选择这样的，而是世界被一些人的贪欲所扭曲，对金钱和利益搞偶像崇拜，导致的他们没有其他选择的不得已选择。
若能让他们有选择，才有机会真正选择聆听上帝的旨意。
这么想，当然是宗教意义上的救人啊。
于是，这个救世和救人的关系，也就这么解决了——救世，就是救人。
天主教和儒家，都是反对新时代新兴阶层的。原教旨的儒家，也是反对土地兼并的。
但他们的反对的方式，是往回倒。
现在也根本没有往前走反对的社会基础、物质条件。
可想而知，这俩人在一番畅谈之后，搞出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多半还是禁欲、教士加井田、教会取代三老、周代官营、劳力交换、十一归公这一套东西。
很扯淡，很反动。但……很煽动人心。
尤其是大顺只是主动搞了个贸易中心北移长江口、还没有搞工厂制冲击小农经济，就在岭南造成了几十万人生计影响的新时代曙光时候。
第五八六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一）
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和大部分文化交流一样，都必然有个问题：既有精华的交流，也有糟粕的交流，有时候又是精华和糟粕混杂一起的。
有句话叫想要某某，就会得到某某的一切，大抵也是差不多的。
徐圭和蒋友仁关于大顺这边特殊的天主教的讨论，便是如此。
不能说全是烂的，有些事朝廷不管，自会有人管。反动并不一定全是坏的，只是个中性的描述词。
均田归公之类的口号又不是第一次喊，连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试图恢复井田制，折中下来也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
然而朝廷又不管，也无力管，这自然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天主教不经过华夏特色的魔改，很难传播开。毕竟华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是有非常灿烂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协，当然会搞出许多奇葩的东西。
往回退是必然失败的。
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每一次简单的几个字可以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大顺这种人口体量下能被记录为经验教训、此路不通的，估计至少也得波及几百万人口、死个大几十万人。
寻常一州一县几万人规模起义的事，根本连上史书的资格都没有。
问题就摆在这，朝廷想解决，理论上也不是不能解决。
但现实就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手段解决。
况且岭南这事还不是简单的、非常传统的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新时代之下所出现的特有问题，之前是几乎没有过的。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也上演过一次，海运兴起导致的西域衰落，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并不是之前统治的核心区，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西域的价值下降，明王朝对西域的兴趣不是太大了，已然是标准的赔钱货了。
这一次却发生在王朝的核心区，岭南如今当然是核心地区。而且还不只是农民问题，更牵扯到几十万因为贸易路线变更而失业的非农业人口。
这些问题，蒋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视角，也没有去做一次社会调查。
蒋友仁只是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徐圭也对此非常支持，认为若以澳门为基地，在这里培养一些唐人传教士深入内地，的确是个好办法。
西洋人的模样会招致警惕，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发展成多明我会在福建那般，当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护传教士的。
而这个想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澳门不能被大顺收回，继续作为一个窝点，远远不断地对内部进行侵蚀影响。
蒋友仁的视角里，澳门问题，关乎耶稣基督在大顺的未来。
自然，在经历了这一次被香山县令训斥之后，蒋友仁担心恐怕澳门不保。
是以，他觉得，无论如何，这一次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彻底和鸦片贩子、人口贸易割裂，只要能保住澳门，那些都是可以、或者说理应抛弃的。
保住澳门，是最高优先级。
这一点，他和澳门的议事会、军头、教会等，无可非议地达成了共识。
…………
与这些或是为了贸易、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传教等等目的，觉得无论如何要保留澳门的这些人不同。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澳门是否收回，毫不在意。
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次搜出的鸦片里，有半数是英国在印度那边弄的。
虽然搞了挺多形式上的东西，程序上似乎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关系。
然而。
道理这东西，和国力息息相关。
若大顺国力弱到英国觉得劳师远征也能打的大顺满地找牙的程度，早就不废话派兵兴师问罪了：中国凭啥扣押我们的货船、凭啥没收合法的鸦片？
然而现在国力别说劳师远征来大顺，就算在印度打，英国也占不到便宜，这时候哪还敢扯这些话？
虽说程序上做了诸多的保险，又是让鸦片贩子写声明不会往中国卖、又是悄悄告诉鸦片贩子出了事是你们自己的事别把公司抖出来。
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全权代表法扎克莱，这个中国通却明白，这些东西，在大顺根本就是扯淡，毫无意义。
道理有个卵用？大顺这边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对欧洲的贸易公司，显然大顺这边是借机生事，来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嘛。
大顺得傻到什么程度，这时候讲什么程序正义，说此事确实和东印度公司无关？然后开开心心地让英国继续贸易，抢走自己人组建的西洋贸易公司的贸易份额？
况且主管此事的，在法扎克莱看来，还是大顺这边最狡诈、最阴险的官员。和傻，实在太远。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在意澳门，也不在意传教，不在意人口买卖，甚至可以弃军保帅暂时停下鸦片贸易。
然而，对华贸易却绝对不能被打击。
当年乔治·安森事件之后，都知道刘钰对英国有种不知理由的讨厌，甚至以至于有英国人怀疑过刘钰就是个隐藏的天主教徒，站在旧教的角度亲近法国。
法扎克莱当年在广州负责坑荷兰、法国、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掌握了颇多在大顺活动的基本技能。当年各国使节入京的时候，他也是力主多送礼，并且将一万多英镑的银子用在公关送礼上。
法扎克莱倒是认为刘钰是个秘密天主教徒的想法纯粹无稽之谈，但他知道刘钰对英国的态度可确实是不太好，还知道刘钰和法国人走的很近。
他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伴随着松江府开埠，大顺为了便于管理，各国商馆总代理不能有的在澳门、有的在广州、有的在松江。再加上本身长江中下游利于贸易，英国商馆也早就签到了松江府的上海县。
按理说，审问，需要时间。
但实际上，福建教案是个意外突发情况，可鸦片问题是大顺这边早就盯上的，为的就是让中荷联合贸易公司今年在欧洲贸易上来个开门红。
是以，刘钰这边刚在前往澳门的途中，大顺从松江府大营里调集的军队就开进了上海和松江府，查封了松江府的商馆。
一则因为孩儿军在澳门那边的密探，早就抓到了英国人的把柄。
二则因为皇帝觉得，证据这东西，就根本不是问题。就算真的没有，孩儿军的手段也能整出英国人参与鸦片走私的证据。
在大顺，只存在皇帝想不想要证据，不存在找不找得到证据。甚至，国内的事，有时候并不需要证据，莫须有那都是给面子。
先扣住松江府的商船、查封商馆，至于证据以后再说。
在天津的英国公使，也赶忙来到了松江府，试图处理此事。
在和公使讨论这件事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法扎克莱并没有对大顺破口大骂，也没有大谈大顺这边的法律丝毫不讲证据。
而是对着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开启了口吐芬芳模式，而且骂的这些人，还都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些“文人”。
“丹尼尔·笛福，就是个写小说的。他唯一可以被称道的地方，就是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
“作为一个小说作家，在小说界或许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笛福懂个屁的商业和贸易？”
“笛福说，伴随着1700年的东方棉布禁止法案，伦敦、诺维奇、坎特伯雷的纺织工人失业现象消失了，重现了过去纺织业的繁荣。”
“然而，他根本不懂，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需要竞争！”
“那些懒惰的纺织工人，没有了印度和中国棉布的竞争，只会愈发懒散、并没有继续改进纺织技术的动力。”
“这样下去，英国的纺织业怎么能够进步？从长远看，废弃棉布禁止令，加大对东方棉布的进口，才能促进我们国家的纺织业的进步！”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笛福他收了那些纺织作坊主的钱！作为一个作家，用无耻的笔墨，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损害了正直的、从事商业的人民的合法利益！”
“这些写小说的作家，利用他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话语权，收了政治献金后为他们幕后的主人摇唇鼓舌，严重干涉了国家政策的制定！”
“还有创作了《格列夫游记》的乔纳森·斯威夫特！他根本就是一个爱尔兰的独立分子，是个一直致力于削弱不列颠王国的托利党人！”
“他懂什么叫贸易？什么叫关税？他却利用自己的名望，反对茶叶关税的降低。公司没有给他钱，所以他不会为公司说半句好话！”
“他明显是法国的间谍，鼓吹和信奉的都是科尔贝尔的那一套本国替代计划。”
这些话，当然是当着英国驻华公使的面喷的。
喷的这些话，基本就是东印度公司这些年无与伦比的怨气。
这两个人，在英国有很大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是在审查法案之前就有大量读者的成名作家。在这个纸和笔的、信息没有去中心化的时代，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力量。
虽然说，东印度公司理所当然也花钱雇人，比如雇佣了一些人撰写了《贸易论》、《论取缔关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呢绒布与棉布之异同》等等文章。
但是，雇佣的这些人名望不够，根本没有取得极大的影响。
和后世一些人的错误认知不同，东印度公司在一开始，是标准的买办公司。
至少到现在为止，东印度公司都拒绝将英国纺织品带到中国，因为每年会给公司带来至少20万英镑的损失，还不如直接用白银买——白银外流，那是英国的事，不是东印度公司的事；被强制往中国运呢绒，损失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利益。
公司要不是被政府逼着采买一部分呢绒，宁可空船来中国。
四年前东印度公司游说的议员，在国会上的发言，也是力争“取消棉布关税，增加竞争，才能促进国内纺织业进步。否则关税保护只能养一群不思进取的纺织业主和纺织工人”。
他们的理由，用的也恰恰是刘钰鼓吹的那一套：
【通过上述证据，我们可以清晰且直观地看到，因为东方棉布贸易，使得我们的亚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下降了12%，使得人民获得了廉价的布料，提高了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伴随着1700东方棉布贸易禁止法令，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看到，呢绒和亚麻布的价格明显提升，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人民的利益，使得人民要为身上的衣服付出更多的先令。并且促成了伦敦、坎特伯雷等地的呢绒纺织业主不思进取的颓废，养活了太多的懒惰的工人。】
事实上，在英国有资格、有工业实力可以自由贸易、对外输出工业品的时候，很快就把东印度公司解散了。
想想也能知道，一个依靠“垄断东方商品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怎么可能会是本国工业发展的助力？用屁股想也能知道，这是个阻碍——一个特许专营进口棉布的公司，会支持本国的纺织业？真当股东都是为国家之崛起而不求私利的圣人呢？
法扎克莱狂喷的笛福和斯威夫特，他们对舆论的引导，让东印度公司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超过400万英镑，1200万两白银。
至少。
这只是法扎克莱一个简单的最低估算。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借助这两个人——一个是死人、一个是爱尔兰人且为托利党还支持爱尔兰独立，都不可能站出来辩驳——来表达对英国政策的不满，并希望驻华公使能够将这些话转达给国内。
因为，很明显，大顺要借助鸦片问题，在大顺尝试开启主动欧洲贸易的时候，来打压东印度公司。
而大顺之所以打压而不是与东印度公司合作，其原因，在法扎克莱看来，就是因为英国有太多像笛福、斯威夫特这样想法的、鼓吹本国工业发展和本国工业替代的“误国”文人。
这是俩典型。
…………PS：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关于棉布贸易的争取，挺蛋疼的。雇人写的那些东西，也真是捡到鬼了，尤其是鼓吹棉布进口有益的那本《贸易论》，我感觉连初中生都难说服。买办公司花钱买枪手、搞游说，很正常。但水平着实次了点。
笛福有本关于中国的小说，叫《月球记事》，手法确实高超：里面的中国，科技强大、道德高尚、远超欧洲。但其实，都是因为月球文明的帮助——讽刺，这样的中国，得去月亮上找，现实里根本不存在。
这是很标准的英国式讽刺，不过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借古讽今”，来反对当时欧洲打着“中国为什么这么强大是因为绝对君主制”的风气：嫌贫爱富，然后觉得一切都是制度原因导致的心态，古来有之。
他反对中国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对东印度公司买办行为的愤恨，觉得英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纺织业，自己的制瓷业。而且当时中国货代表着高大上……笛福的心态，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很常见朴素，稍微带入一下，外国货横行、本国货被人视作低端、审美趋向另一个文明，就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八零后很容易感同身受。
东印度公司当然对他恨得牙根痒痒，历史上，笛福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三番五次试图推动“棉布彻底禁止进口”法令。东印度公司当时都快哭了，能不恨吗？
当然，历史上，这不是满清主观上的发展贸易导致的，而是千千万勤劳的织工、瓷工、采茶女等劳动人民打下的客观底子，坐在家里收钱都能收的笛福这样的人心态破防。
主观和客观一定要分清楚，劳动人民的功劳和腐朽统治者的功劳，一定要分清楚。
就像故事里的大顺一样，统治者知道个锤子的关税调控、保护本国工业？但问题是底子在那摆着，就算海关零关税，西洋的呢绒也卖不动啊，所以可以说大顺以高超的贸易手段，保护了本国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吗？
这就像是盛赞一个继承了亿万家产的人，盛赞他经商有道、目光敏锐一样。可问题是他哪怕是个白痴，一样也可以亿万家产啊。18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哪怕是晋惠帝统治，也绝对是出口额第一、贸易无限顺差。真心的你上你也行、司马衷上都行，坐在家里等着欧洲人来送钱，需要啥能力啊？
第五八七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二）
法扎克莱说笛福就是个写小说的。
可能或许真的不懂贸易和经济。
但笛福的眼睛看到的事实，就是在东方贸易之下，伦敦、诺维奇等传统呢绒纺织工业区，急速衰落，大量的纺织作坊破产、大量的工人失业。
而在东方棉布禁止法令生效之后，这几个地区的纺织业确确实实又恢复了活力，大量的工人重新找到了工作。
法扎克莱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级雇员、500磅以上的中高级股东，他当然站在公司的角度来看英国国内的政策。
笛福挨骂，是因为印度和大顺的棉布。
斯威夫特被他骂，则是因为大顺的茶叶——公司希望降低茶叶关税，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但议会给否了，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提案。斯威夫特在其社论中，辛辣地讽刺了东印度公司，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而这个提案，是当年瑞典东方公司改组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给刘钰的承诺，以获取刘钰放弃和瑞典合作的价码。
但这个承诺，并未达成。
现在，后果已经浮现。
法扎克莱不傻，英国公使也不傻，伴随着商馆被查封、商船被扣押，以及大顺大张旗鼓组建西洋贸易公司这件事，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大顺在搞不正当竞争。
问题是，凭什么大顺与荷兰合作？
而不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
挨了一巴掌之后，东印度公司先反思了自己为什么挨打。
既然鸦片问题显然就是幌子——早不管，晚不管，在本国西洋贸易公司组建的时候管？
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内的政策不利于贸易，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为中国的出口创造最大的价值，所以中国方面才选择了与荷兰合作而不是与英国合作。
为什么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为中国的出口创造最大的价值呢？
因为英国国内奇葩的关税保护、以及更加奇葩的茶叶高关税制度。
为什么英国会有棉布的关税保护？
因为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寡廉鲜耻”，为了自己的利益非要搞工业，不让英国人民穿上更便宜、更好看的印度和中国棉布。
所以，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英国放开关税，那么凭借英国的舰队力量、对大西洋贸易的控制权、北美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就能从中国进口现在二十倍的棉布、三十倍甚至一百倍的茶叶。
这么大的贸易额，再凭借英国的海上力量，摧毁荷兰、瑞典、丹麦的东印度公司，全然垄断东方贸易品。
大顺还敢轻易断绝和英国的贸易？
会把大顺逼到主动去欧洲开辟贸易吗？
这不是国内那些工业资本的错，是谁的错？
当然，这种事，理论上是有两种解决方法的。
其一，改变英国国内的政策，签订《中英友好通商条约》，敞开关税，大肆购买大顺的货物，增加中英友谊。中法之间的友谊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法国有自己的工业，而且很多和大顺冲突，包括瓷器和丝绸。
其二，舰队堵在大沽口，攻下紫禁城，摁着天朝皇帝的脑袋，逼着大顺断绝与瑞典法国丹麦葡萄牙西班牙普鲁士奥地利的贸易，只能和英国贸易。不同意就给一巴掌，打到同意为止。
然而，理论和现实，总是相差过远的。
所以，理论上的两种解决办法，实际上只有一种解决办法。
因为……东印度公司现在超过一半的利润，来自于茶叶、瓷器、丝绸和大黄。
在大顺借鸦片问题搞“不正当”竞争的情况下，不要想着靠道理说服大顺，也不要指望去抗议说鸦片走私的船和东印度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就逃过一劫——这一点，法扎克莱非常清醒——所以，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给大顺足够的承诺，让大顺认可英国贸易的潜力，从而不会把他们驱逐。
现在的东印度公司，既不是拿到印度之后收土地税的东印度公司，也不是英国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且孟加拉大饥荒之后印度本地纺织业崩溃时的东印度公司。
而是一家利润和中国息息相关的、标准的买办公司。
而这，也意味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现在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拿去年来到中国的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说。
这艘商船，来到中国，携带了英国的绒布3533长匹，成本价，也就是在英国的采购价，是62000英镑。但在中国销售之后，所得白银，是167000两白银。
算上英镑和库平银两的兑换币，利润率，亏损11%。
还有26600短匹的长厄尔绒，成本价，61000英镑。销售之后，所得白银，是18万两，不算运费，弄个平，亏损才3%。
大顺唯一大量需要呢绒、且不会赔本的的地方，是海军，但海军的呢绒都是买法国的。
本来为数不多赚钱的，是从明古鲁和印度弄来的铅和胡椒，但问题是伴随着大顺下南洋，自己控制了铅、锡、胡椒，现在这些东西也不挣钱了。
呢绒赔钱，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里面，牵扯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纺织商的关系、牵扯到议会讨论、牵扯到东印度公司要履行的销售义务、牵扯到没有那么快拿到现金不得不走三角账以货抵账等等，这个不提。
只说一家公司，卖本国货不赚钱甚至赔钱、买外国货才赚钱的情况下，被断绝买货渠道，会怎么样？
偷偷搞的鸦片贸易，为的就是搞到现金。法国还有美洲人参能换货，英国除了鸦片还能拿出什么？
大顺是吞金兽，只吃金银铜和一些奇葩货物。
这便是刘钰用人参挑唆英法在北美开战如此顺利的重要因素，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悄悄搞鸦片走私的原因。
东印度公司周转的利润，急切需要中国货物运回去盈利。
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了，法扎克莱不久前得到消息，连普鲁士这个海上弱鸡，都被腓特烈二世授权组建了“埃姆登普鲁士王家江苏中国亚洲公司”。
这种情况下，国内还各种掣肘，还不放开棉布关税和茶叶关税，公司的资金周转已经相当困难了。
一旦被大顺打击贸易，会怎么样？
而这一切的根源，不还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能给大顺带来足够的出口额吗？
若东印度公司对英国政府没有怨气，那反而是见了鬼了。
东印度公司当然不知道刘钰对英国反感的真正原因，但却大约猜到了刘钰没有选择与英国合作、而是选择与荷兰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的纺织业工业资本家、以及本地的贵族圈地养羊的农业地主，他们的实力足够强大，都能出台棉布法令，也能逼着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买一些英国呢绒——比之被自己的商业和金融资本毁掉工业基础的荷兰，不可同日而语。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东印度公司的这点商业资本，不是英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对手。而荷兰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能把荷兰的工业资本打的抬不起头。
这就是两者命运的区别，也是两者一个可以和大顺合作、一个被大顺打压的原因……之一。
在法扎克莱看来，如果英国放开关税，最多三年时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能毁灭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并且彻底摧毁刚刚起步的棉纺织业。
一旦将其摧毁，公司只是买大顺和印度棉布的利润，就能让公司资产翻几番。
而且，也将极大地提升在大顺这边的价值，使得大顺不敢轻易打击英国东印度公司，怕影响本国出口。
如果这样，这完全就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了——以英国的舰队力量，控制大西洋要道，打击各国的对华贸易，从而让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对华贸易额最大的那一家。
在确保控制了东方贸易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有了和大顺谈判的筹码：垄断市场，以关闭市场来恐吓，也是一种谈判筹码。甚至可以让大顺默许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
你要是不买我的鸦片，我就不买你的丝绸棉布。虽然不可能做，但最起码可以拿出来谈判了。
现在，谈什么？
连筹码都没有，有什么可谈的？
你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买茶丝瓷棉，自有荷法瑞丹普葡买，缺你一家吗？你现在买的茶叶，连丹麦都不如，你有什么资格提条件？
法扎克莱当然准备要立刻前往澳门，求见刘钰。英国公使可能也要前往扬州，请求见皇帝，但皇帝是否同意就难说，总归见刘钰还是简单一点。
他也根本不准备扯什么那些程序上、理论上英国东印度公司无罪的借口，他知道这样只会激怒大顺。
他是准备求饶认错，可以认可被罚一笔钱，可以确保日后严加管控鸦片贸易，可以写保证书。
但问题是，仅仅这些，足够让大顺回心转意吗？
是否，还要给出一些承诺：请先不要打压英国东印度公司，且观后效，公司有办法游说议员，放开茶税、棉布税、瓷器税？
这，正是法扎克莱拿着一个死人、一个爱尔兰托利党指桑骂槐的原因。
他希望英国公使能够正视且郑重地看待此事，并且抓住这件事的根源，从国内解决。
而不是试图单纯地讲道理。
公理战胜强权的世界，现在并不存在。
而且英国现在也没有制定公理、就说鸦片合法的实力，连打个西班牙的美洲还费劲呢，哪能让“公理”覆盖到东亚？
所以，他很郑重地向公使说道：“公使先生，请相信我。这件事想要真正解决，不在澳门，也不在紫禁城，只能在威斯敏斯特宫。无论如何，请您将中国的情况，详细且细致地传回伦敦，让他们清醒一点，不要产生诸如詹金斯的耳朵这样幼稚且可怕的想法。”
第五八八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三）
英国公使对法扎克莱的说法，只能部分性地表示赞同。
而且赞同的原因，大部分还是后半句关于“不要再来一场詹金斯耳朵事件”，对华宣战。
大顺倒是的确打不到泰晤士河去，然而现在英法在印度还在势均力敌地摩擦呢。
这时候大顺把舰队开到印度，英国这福气可真是不小了——世界第一第二大陆军强国、世界第二第四或者第五大远洋海军强国、国库岁入世界第一第四，两大强国在印度伺候一个英国，这福气谁能消受得了？
不过，威斯敏斯特宫的事，英国公使觉得还是不太可能。
或许，茶叶税问题能稍微解决一下，棉布税是绝无可能的。
英国可不是荷兰，英国圈地、地租暴涨，全指着羊毛纺织业呢，单单是贵族这一关就过不了，更别说已经崛起的工厂主了。
茶叶税，公使觉得确实该解决了。
动辄80%甚至140%的关税，这不明摆着给走私贩子送钱吗？
“法扎克莱先生，我当然认同您对中国的特殊性的了解。但是，棉布问题，这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您认为，您需要向那位公爵做出承诺，我建议您不要在棉布问题上做出保证。”
“承诺却又不实现，这反而会更加激怒那位大人。”
“您知道的，他对我们国家，本来就有一种莫名的讨厌，或许是出于法国人的挑唆，但原因不重要，他讨厌我们这一点，你我是有共识的。”
公使考虑了一下后，又道：“我认为，以那位公爵对贸易的理解，您不需要说太多。他当然会明白，降低关税后的茶叶销量，并不是现在走私茶加上合法茶的总和，而是必然比这个多的。”
“我个人认为，在茶叶问题上，威斯敏斯特宫的那些人，应该会达成您想要的结果。”
法扎克莱心想，哪怕只是茶叶关税解决了也行啊，真要是降低关税，买茶的人肯定暴增，即便降低了关税，可关税收入反而会增加。
只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坐在威斯敏斯特宫的那群动物们，真的会明白吗？
而且，东印度公司不想招惹中国，可架不住国内的一些人，试图拉政治资本，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以最坚决的口吻鼓动开战——开战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提升这个人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最终也会把诸如懦弱等词汇送给国王。
毕竟，某些政客认为，想要在上议员得到影响力，要么舔国王，要么去民间反对政府获得资本。
二选一，别无他法。
这就是个完美的机会，喊再多也不会开战，毫无风险也不用担责任，却可以得到民间许多人的认可。
让民间觉得，这才是完美的下一任首相。硬派、提气、不妥协、勇于开战。
就怕到时候变成不可控，从鼓吹对华开战，转为焚烧中国丝绸棉布、砸碎中国瓷器、以咖啡和啤酒替代茶叶，那东印度公司可是要受巨大损失的，并且将极大地影响公司日后的盈利。
而这，是极有可能的。
纺织商和大地主贵族，出于对棉布的反对、对羊毛织物价格的保护，会鼓励烧毁丝绸棉布。
那些贩卖代尔夫特陶和梅森瓷的，巴不得整个欧洲都把中国瓷器砸了。
西印度群岛那些种咖啡的、本国的啤酒商，也会放下当年咖啡馆事件的分歧，团结一致地反对茶叶，并用非常冠冕堂皇的保护本国产业的名义。
政客为了影响力鼓吹开战、这些商人或者资本们拿钱煽动，恐怕东印度公司真的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法扎克莱也是两面为难。
说这全是中国的责任吧，说大顺这边无理查封他们吧。可能会引起国内的反顺情绪。
继而引发反对东方货、支持国货运动。
说这不是中国的责任，是公司咎由自取吧。
国内很多人本就看着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眼红，这还不得趁此机会大肆攻讦，至少也得放开董事会管理权，让政府监管，免得再犯这种走私鸦片的大错。
而政府这边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直想要控制东印度公司的。事实上早在而三十年前，议会就尝试过，以免将来尾大不掉。
所以成立了一个名字很像的“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希望两家对抗，打破旧东印度公司一家独大的局面。
但……在英国，没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旧东印度公司直接出钱，买股票，总共才200万英镑600万两白银的股本，轻轻松松买到控股权。
所以这一次承认公司咎由自取，议会那群人肯定会抓住机会，加强对公司的控制。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东印度公司的处境也就非常艰难了。
当本国的工业不行的时候，以转运贸易为唯一盈利手段的公司，必然产生和国内工农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否可以转化为密切的合作？
可以。
前提是工业能力急速进步，击溃孟加拉的棉布丝绸、江苏省的棉布丝绸、江西省的瓷器，然后东印度公司从买办转身一变成为帝国主义扩张世界市场的工具。
以廉价商品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成为工业资本的附庸，做扩张的马前卒。
做不到这一步，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试图以东方棉布扼杀本国纺织业”的买办。
买办和本国工业资本，是有天然矛盾的。
英国又恰恰不是荷兰，不是一个金融资本把工业资本自我摧毁的国家，相反英国的工农业产值相当高。
高到从一开始，刘钰就没指望过英国能买办化，而认为只有空心的荷兰才有机会买办化。
法扎克莱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公司、为自己的股份做些什么，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或许，公司该转变一下思路了，否则即便今天逃过一劫，将来呢？
…………
久后，带着深深不安的法扎克莱来到了澳门。
终于得到了拜谒许可后，迎来的是刘钰劈头盖脸地一顿骂。
法扎克莱唾面自干。
他也没有找太多的借口，主动承认了公司的错误。但不找太多借口，不代表不找借口。
他承认的错误，是公司没有完善监管，使得那些鸦片流入了中国；而不是公司根本就是有意想用鸦片换白银。
刘钰也没有说什么诛心之论，而是根本不论这责任该怎么分，就直接一通臭骂。
不过，骂的都是空话。
倒也完全没提要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的权利之类。
一个字都没提。
这种空话，反倒让法扎克莱更加的不安，浮想联翩。
毕竟，当年大顺下南洋之前，也是和荷兰笑嘻嘻的，甚至都没断绝荷兰的贸易。
越是笑嘻嘻，反倒越可怕。
刘钰看着在那不发一言紧张不安的法扎克莱，心中暗自想笑。
他自然痛恨鸦片贸易，但现在看来，问题不大。
千余箱的销售量，想要禁绝非常容易。海关自主权和舰队巡航权都在大顺自己手里，只要严办，最多也就是更小规模的，出不了大问题。
本来面对英国人心态就轻松，现在法扎克莱又是这种主动认错的态度，刘钰对自己布好的圈套，信心十足。
所谓圈套，其实就是大顺之后既定战略的一部分。
即印度的“上党归赵”计划。
这个计划有三个关键点。
首先，便是让北美的价值提升，让法国有动力在北美投入更多的资源，使得美洲天主、新教、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甚至可能将来的中文，乱成一锅粥。
这个关键点，通过人参贸易、以及大顺没有封禁东北导致本土人参基本灭绝的历史因素，解决了。
人参现在这么贵，可不是他的功劳，而是大顺的明末PTSD导致的历史必然。疯狂移民东北，就那点人参，哪够挖的？挖没了，可不西洋参价格就上来了嘛。
他也就是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叫人写了论文，说明西洋参不是来自南洋炎热地，也是来自辽东苦寒地的，所以温性凉性之前是啥就还是啥，功效一样。
这就使得法国在确定无法同时在亚洲、加勒比、北美、非洲发力的时候，不得不选择战略收缩，放弃一些战略方向。
然后，就是印度的英法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
杜普莱克斯是有能力的。
他的土兵计划很不错，他对印度中央集权集权崩溃后藩镇林立的现实也有清醒的认识。
甚至，法国在印度的军队，也真的比英国能打。当然，仅限陆战，海军一言难尽。
虽然前期因为制海权的原因，法国先胜后败，在印度不占优势。但反过来，英国也确实没啥能力攻城，尤其是不靠海无法得到海军支援的法国堡垒。
欧洲马上就要停战了，那么怎么才能让法国人觉得，英法在印度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转变，已然不值得在印度浪费更多精力呢？
那就需要英国增强在印度的力量。
最后，就是问题已经发现且分析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么让英国增强在印度的力量呢？
答案就是让英国东印度公司感到危机，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假设大顺在将来真的断绝了贸易之后，以现在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方向来看，怎么才能保证公司不会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崩溃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崩溃，源于大顺下南洋。
如果只是断绝荷兰和大顺的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垮不了的。
一来香料贸易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立司之本。
二来……大顺的商人，当然，全世界的商人都这个鸟样，唯利是图。
大顺关闭对荷贸易，荷兰在巴达维亚照样搞中转贸易，照样有人往那边送货，即便大顺的海商不悄悄送货，葡萄牙人也得乐开花——澳门的黄金岁月又回来啦，又能往巴达维亚转送茶叶生丝啦！
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不同了。
和后世臆想出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急先锋的印象迥然不同。
刘钰眼中看到的、真实的东印度公司，在纺织品上，绝不是指望着卖英国呢绒挣钱的，而是把印度和中国棉布运回英国发财的。
然而伴随着1700棉布法令和1720年加强版的棉布法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贸易上的收入锐减。公司的大量利润，来自于中国贸易中的丝茶瓷。
如果大顺现在就凭借下南洋的成功，借着鸦片事件禁绝与英国的贸易，可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会立刻爆出经济问题。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东南亚竞争的失败者，是被荷兰赶到印度去的。他们公司连香料这个基本业务都没有。
只要让英国东印度公司觉得，头顶上悬着一口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他们就不得不一步步走入刘钰提前设计好的陷阱。
第五八九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四）
这个陷阱，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甚至刘钰可以明白着和英国人讲，让他们开卷考试，他们依旧无计可施。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家股份制公司。
公司要盈利。
要回馈股东，要给股东分红。
以利润为导向，这是总前提。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那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先上车的人，把门焊死了，防止后面的人上车。
公司缺钱，就得靠从荷兰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而不是增发募股。
英国这边，之前英国的利息比荷兰那边高得多，一直到这几年才降到了5%左右，之前根本没办法像荷兰一样以极低的利息发行债券。
是以他只能扩大募股，不断增加整体股本。
为什么非要增加整体股本呢？因为公司需要大量现金。
为什么公司明明盈利，还需要大量现金周转呢？
因为大顺这边只要金银，不存在用货换成银子再买丝茶的情况。
一次周转就是两年，而且公司还要面临各国的竞争，之前在广东福建都进行过好几次各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竞争了，这都需要大量的现金。
既不能学荷兰东印度公司发低息债券，又不能和法国一样用人参和海军呢绒换钱，那就只能增加股额了呗。
刨除掉王室占有的股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人数极多，成分复杂。
有头衔的、至少是爵士衔的，有5%左右；有骑士头衔的，大约是15%。
而持股比例中，在3000两到15000两之间的，大约占了30%。
应该说，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这些股东，在英国政治中，也有很强的话语权。
其实放到大顺也一样，能投资3000两到15000两左右的中坚力量，这身家，岂能没有话语权？
这些话语权，不能撼动英国的羊毛贵族地主工业资本家的联合体，但除此之外争取更多的扶持和政策倾斜还是没问题的。
这些股东，当然需要盈利。
他们把钱投出去、投入到东印度公司，可不是为了让英语传到亚洲的，而是为了过年的时候拿红利的。
想拿红利，公司就得赚钱。
公司赚钱，现在又和大顺的贸易绑定，至少绑定了50%以上的利润，要是直接砍掉，一个这么大的公司直接掉了50%的利润来源，公司当然会出问题。
而且，之前公司还刚刚拿到了续了二十年的垄断权，因为之前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当中，东印度公司和政府达成了交易——公司买300万两到600万两的国债，现金支付；而议会要把公司的垄断权延长，并且保证不会再搞什么“东印度贸易公司”这样的幺蛾子。
当时要打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正缺钱呢，自然同意。
现在新续的二十年的垄断期才刚开始，公司股东岂能愿意公司不盈利、自己拿不到分红？
可刘钰明显又是在借助鸦片问题找茬，即便今天还能允许在大顺贸易，一旦明天又翻脸了呢？
所以，公司在这种威胁之下，必须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那么，就如同刘钰和皇帝说，缺钱没钱治淮治水移民，就去印度收税一样。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眼中，新的、肉眼可见的、短时间能见效的、且可以避开大顺断绝贸易威胁的利润增长点是哪？
显然，印度嘛。
奥朗则布一死，中央集权一崩，缺钱就是找印度，这已经是此时世界的共识了。
波斯人这么想、阿富汗人这么想，大顺这么想，英国自然也这么想。
摆在眼前的ATM，谁能拒绝这个诱惑？
在欧洲，大顺还需要和法国继续合作。
是以，刘钰之前在印度把法国一顿坑，因为他不能让法国在印度赢。
法国在印度赢了，大顺和法国的同盟也就到此为止了，大顺没办法干涉太多的欧洲事，只能吃印度。法国赢了，中法冲突不可避免。
怎么让法国“体面”且“满怀感激”之情地退出印度、让大顺接盘呢？
那就是让英国不断增加在印度的投资。
这就像是两个人坐在赌桌上，不断加码，法国人要么跟、要么滚下牌桌。
跟……刘钰确定，法国跟不起。
一方面，是法国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四面出击。
另一方面，就是刘钰和法国展开的人参貂皮贸易，使得加拿大和北美的价值剧增，如果不能四面出击只能二选一的话，是选北美？还是选印度？
这种二选一，这在法国第一艘以加拿大冰块压仓、装着西洋参和貂皮以及五大湖“东珠”的船来到中国、顷刻售完的那一天开始，就已注定。
刘钰常说一句话：
当年后金鞑虏能用辽东的人参貂皮和东珠，养几千兵；法国用五大湖加拿大的人参、貂皮和东珠，养几千北美驻军，不是问题。
先卖几船人参珍珠，闷声发大财。反手武装个几千印第安盟友。英国也武装印第安人？但是不用怕，大顺派点人去给法国的印第安盟友接一接牛痘，英国的印第安盟友赢不了法国的印第安盟友。
他杜普莱克斯设想着在印度培养土兵、搞征税，靠土地税来养东印度公司，让法国倾向于印度。
设想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前期的投资，谁来出？
法国在经历了20年的经济危机后，投资不振，都觉得土地最保值，资本怂起来不敢冒险。
论画大饼，当年约翰·劳画的密西西比大饼，不比你杜普莱克斯画的更香？
结果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年听了大饼破产无数，今天再听大饼就把全部身家压上？
听一个尚未可知、而且刚刚还被英国人暴打的印度土地税大饼；为啥不去投资那个已经见到真金白银的加拿大人参貂皮淡水珍珠大饼？
英国不断在印度加码，他杜普莱克斯纵有本事，却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怎么加码？
到时候，法国人当然也别无选择，选北美不选印度，笑嘻嘻地把在印度的城市交到大顺手里，把大顺拖下英法战争的泥潭。
这是要给法国人留体面、保持中法的“友谊”。就是阳谋。
等到法国人明白过来的时候，也只能按照刘钰给他们规划的路线走。否则还能怎么办？哪怕明知道这是被坑了，脸上也得挂着笑容。
而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刘钰的这一手，仍旧还是阳谋。
刘钰这些年一直在搜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权构成、分红比例、利润来源都有详尽的数据。
在这个数据之下，刘钰站在东印度公司股东的角度，去考虑公司如何增加利润，视角也就非常清晰了。
刘钰可以确定一件事。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其贸易模式来看，历史上的1770年代是个分水岭。
从被荷兰人赶出东南亚，到1770年代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盈利，靠的是买印度的棉布运回英国销售，英国的呢绒和棉纺织业费拉不堪，根本不足以抵挡印度棉布。或者，是用印度的棉布，偷偷摸摸绕开荷兰人，去东南亚换香料，再把香料运回欧洲。
从1770年代到其解散之前，其在印度的盈利模式，变成了从印度买棉花，送回英国纺织成布匹，再把英国布匹运回到印度，卖钱，再买棉花——这正是刘钰最想要的模式。
当然，这只是印度方向。
而在中国方向……只能说，刨除掉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盈利模式一直没变，买中国货，去欧洲换银子，再把银子拉到中国，再买更多的中国货，再回欧洲卖更多的白银。
现在的大顺，不是那个被动的、只能被人刺激一下反应一下的草履虫式的天朝。
而是一个试图掌握贸易主动权的天朝，故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方向的贸易，捏在刘钰手里。让你赚钱，你就能赚；不让你赚，你就不能赚。
而看印度，1770年代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盈利模式的转变，一方面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启。
另一方面，原本也是小农经济的印度，在那一年，瞬间崩了。
为啥小农经济和原本发达的手工业这么容易就被冲开了？
倒也简单，可偏偏大顺学不了——来场孟加拉的大饥荒，饿死个两千多万人，直接把小农经济崩掉，达卡的纺织工饿死了六分之五。
这边小农经济1769年被天灾搞崩了，那边1769年英国发明了水力纺织机、骡机，珍妮机刚开始推广、飞梭已经普及。
恰有天时。
时也？
天命也？
大顺不能学的原因，倒不是说皇帝心肠好，而是大顺要出这样的、能把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直接搞崩的情况，大顺的百姓岂肯做安安饿殍？
肯定是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他没记着当年孟加拉爆发了大规模起义，但他知道这要是发生在大顺，肯定大起义。
所以刘钰必须要在60年之前，也就是十几年之内拿下印度。
所谓君子远庖厨，孟加拉的灾难，可不是他呼风唤雨搞出来的干旱。
正愁大顺的新兴阶层可能会招致小农破产造成大起义呢，这不是天赐之时？一个绝佳的市场，一个绝佳的转移工业化带来的本国小农破产的机会。
工业革命，总要伴随小农经济瓦解造成巨大灾难，不是大顺的，就是印度的。
他当然会很善良仁义地不学英国人那么凶残，适当的救济还是要救济的，不可能像英国人那样在2500万受灾人口中发放了27000两白银的救济，折合每个人发了个铜板；但适当的救济，也不妨碍小农经济的瞬间崩溃。
但在此之前，他又必须要打通欧洲贸易，确保在70年代之前，大顺的新兴阶层不断发展，积累足够的技术、资本和工人，以至于那一天到来瞬间就能爆出产能。
不可能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没有之前的积累，就无中生有地迸出来这些产能和工业力量。这需要前面打好基础。
这是环环相扣的，错一步，都走不出天朝的怪圈。
到了印度这一步，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现在的盈利组成，刘钰设下的这个圈套，也就让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得不钻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肯定明白一件事，公司现在50%的利润，在于刘钰的一句话。
所以，刘钰要做的，只是施压、恐吓、然后使点手段，让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考虑改变利润构成。
他身上有前科。
有面上与荷兰仍旧笑嘻嘻、接着背后就猛插一刀下南洋的前科。
故而，刘钰在施压、恐吓之后，只需要大度地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在华贸易，就能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心神不宁。
会怀疑，刘钰是不是有准备使坏水，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扩大对华贸易，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更加依附对华贸易，从而将来切一刀，像对付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资金链破裂瞬间破产。
法扎克莱拜谒刘钰，刘钰只是笼统地臭骂了一顿，并没有提一句诸如要“断绝贸易”之类的、非常明确的话。
这反而比他直接那“断绝贸易”来恐吓，更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