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四五章 威望（下）
不从国家的利益去考虑，只说商人的利益，荷兰人这边也得承认，大顺下南洋的举动，确确实实让大顺的商人阶层得到了极大的利益。
对比一下荷兰这些年的政府首脑，天上地下。
荷兰人这些年什么都没做成，手工业萎缩，这可以说荷兰以商业立国；那商业呢？
波罗的海贸易权，被英国人赶走；北美贸易，被法英制裁；南美贸易，被西班牙和英国堵截；东南亚和印度贸易，这回更是连有都没有了。
奴隶贸易因为三十年前的《乌得勒支合约》规定，英国有向西班牙殖民地输送奴隶的“义务”，所以荷兰在黑奴贸易上也没机会吃到什么好处。不是因为荷兰高贵的自由的德性反对奴隶，而是因为荷兰没机会搞这个贸易，所以整天喊什么法国礼仪将给荷兰带来奴隶制，这和当年荷兰当年整天喊公海航行自由是一样的。
在大顺下南洋之后，刘钰的名声和威望在荷兰算是达到了顶峰。
刘钰来过荷兰，而且还影响过荷兰的一些事，发表过许多有趣的、或者一针见血的社论。走后又引发了那么大的风波，荷兰人着实熟悉。
在下南洋之后，尤其是一批被俘的荷兰军官被先期释放归来后，更是将下南洋之事吹得神乎其神。
又说什么锡兰木马计，又说什么巴达维亚义军倒逼迁民计划等等。
这些，一部分是他们的猜测，另一部分也是刘钰自己对他们的吹嘘，为了创造一个东方神话的吹嘘。
这些消息新闻传播的非常快，再加上这些军官们参观了富庶的江南地区的城市，又猛吹了一波很多他们不太了解的东西。
诸如运河附近种植的可以做蜡烛的乌桕树；诸如成片的一眼忘不到边的桑田……这些江南常见的景象，他们都认为这是“工商业极度发达的象征”。
作为殖民地军官，他们的视角也关注了一下大顺对日本贸易的控制、打开日本国门后迅速扩张的市场。
在他们眼里，自然而然的，主导这一切的刘钰，就是“古老东方帝国商人阶层的灯塔”。
虽然两边为敌，但荷兰的商人阶层的心态，更多的还是“恨其非姓奥兰治”的那种恨。
由此来说，康不怠说，如果荷兰的商人阶层知道是刘钰作为这个监管委员会的负责人，非但不会打消他们的投资积极性，反而会提振市场的信心。
荷兰人当然希望，有个人可以引领他们拓展他们的商业。
之前还能指望自己，现在自己肯定是指望不上了，那就只能指望别人了。
对这一点，安东尼等人倒是并没有反驳。
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在这，也确实如康不怠所言，年息足够高，荷兰商人并不会太在乎到底是政府监管还是十七人绅士团。
当年十七人绅士团领导东印度公司的时候，十年报一次账，排挤董事会其余成员根本没发言权，只要年息足够，当然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即便董事会的其余人说的很有道理：股份制公司，我们也是董事团成员，为啥没有发言权？
但道理这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为心中永恒的正义而斗争的豪情的。
在20%的年息分红面前，董事团那些人“非常有道理”的话，就和放屁没啥区别，崩不出太多水花。
既然康不怠直接给出的年息承诺是8%，安东尼等人心知肚明，这显然还有往上提的空间呢。
4%的年息，荷兰的投资者会质疑政府监管。
8%的年息，荷兰的投资者会质疑监管负责人的水平。
12%的年息，荷兰投资者只会询问准备发行多少股。
除却这些商业上的威望外，如果是刘钰来做这个监管负责人，其实还有另外的好处。
大顺这边，与瑞典国会的那群人关系不错。
除却中瑞的贸易合作，刘钰当年也确确实实“帮”了瑞典人好几次：对俄开战之前，大顺率先给了俄国外交压力，与俄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西北勘界问题谈判；俄瑞战争中，刘钰也确实在俄国帮着发动了政变，虽然说瑞典人也没想到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上台前承诺瑞典大使可以退还领土的“坏女人”，一上台比前任还他妈狠，但不能把事后的“意外”和之前的帮助混淆。
而在俄国这边，刘钰确确实实在女皇政变中帮了很大的忙，而且还被欧洲宫廷传为政变典范：控制官员、尽量不流血政变成功。
而且女皇身边的一些亲近人物里，欧洲这边都知道有个和刘钰关系好像还不错的黑人，如今也是官运亨通。
仅这两点，也就意味着荷兰拓展波罗的海贸易就能得到极大的帮助。
尤其是俄国那样的国家，女皇的个人喜好和私人关系，有时候可以决定很多事情。
这些威望，都是这些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既是刘钰的，也是大顺的，是一种在欧洲的惊艳亮相的延续。
但是，安东尼等人考虑的，不只是商业上的问题，而是大顺与荷兰之间的这个中荷贸易公司的定位。
这是关系到荷兰赌国运的大事。
按这么搞，最多几年，英荷之间的矛盾就会尖锐到不可挽回。
荷兰中立，就是对英国最大的背叛。
如同刘钰计划要搞的“武装中立同盟”一样。武装中立，就是与海上优势极大的英国的对抗。
法国当然欢迎大顺组建武装中立同盟，因为法国刚刚在西印度群岛被英国人扣了一大批的商船、抓了一大批的商人，拖走三四船殖民地的白糖。
西班牙当然欢迎大顺组建武装中立同盟，因为西班牙一些地方的驻军，刚刚因为英国的海上封锁，日子过得和乞丐差不多了。
但是英国呢？英国有商船，有海军，一群搞武装中立的，他的舰队决战优势还在，可封锁呢？
一群打着中立旗号的商船，运法国殖民地的货，是劫还是不劫？
劫，平添了一大堆敌人；不劫，封锁卵用没有，海军的战略意义直接废了一半。
不能封锁和掌控航线的海军，除了战略决战，还有啥用？可战略决战，人家蹲在港口里不打，能咋办？
荷兰中立，也和这个类似。虽然问题不一样，但中立就是拉偏架的道理是一样的。
而且中荷贸易合作，也就意味着荷兰贸易的拓展方向，基本与法西殖民地无缘了。
大顺不会去把整个欧洲都得罪一遍，肯定是拉一派打一派，荷兰的贸易拓展方向，就只能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要是去吃法西的势力范围，那纯粹是为英国做嫁衣裳，把法西海军力量打残了，大顺的海军依旧去不了大西洋，纯粹给英国出力。
饼就这么大，你多吃一口，别人就少吃一口。
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就现在而言，从20年的经济危机和投机泡沫来看，至少短时间内没有把饼做大的机会。
吃了英国人的饼，英国不得拼命？
英西战争打到现在，谁会相信真的就是因为詹金斯的耳朵之辱？分明还是贸易之争。
而这，就牵扯出一个摆在安东尼等人面前不得不考虑的事项。
新组建的这个中荷贸易公司，前身是啥？
荷兰东印度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啥没有要印度？
因为前期那是烂地方，英国人在东南亚竞争失败被赶过去的；现在那是好地方，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无力争夺，打个特拉凡哥尔都能被土邦军队暴打。
接盘之后的中荷贸易公司，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延续。
那么，这个中荷贸易公司，发展重心是在哪？
发展重心是印度，好不好？
对入股者、投资者来说，当然好。
印度那地方可比现在的香料值钱多了。
可安东尼刚才嘴上一直在说“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考虑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公司是不合格的”，然而他心里想的却不是荷兰股东的利益，而是尼德兰的利益。
中荷贸易公司的发展重心，若在印度，荷兰就哭了！
好处都让公司拿了。
英国的怒火全堆到荷兰头顶上了。
公司里有大量的荷兰股东，那公司算不算荷兰国的利益？公司得利，算不算荷兰得利？这就是个辩经问题，显然，在安东尼看来，不是。
就大顺在东南亚的表现，安东尼等人可是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孟加拉之所在，与锡兰及伦敦，孰远？
英国从本土调兵，绕非洲，走开普，过印度洋；大顺调兵，从锡兰，说难听点，弄个维京人抢劫的那种桦树皮船都能去印度。
锡兰，别人不知，荷兰人岂能不知？至少数万华人，而且都是习惯了热带气候、在锡兰吃了好几年菠萝蜜都没吃死的人。
英国距离印度最近的、有数万英国人的地方，在哪？
安东尼所赌的国运，前提是大顺与荷兰合作，打开欧洲市场、打通波罗的海贸易，打开北美走私渠道，干废英国海军优势，荷兰重当海上马车夫。
荷兰大不了不生产商品，只当商品的搬运工。
可不是说，荷兰的商业资本配合大顺的人力，去把印度拿下来。如果学之前VOC先上车把门焊死的做法，股息分红怕不是要30%？
股东欢呼雀跃。
然后英国心说我去不了印度，还去不了阿姆斯特丹吗？
这和他刚才义正辞严地说“股东的利益是公司必须放在第一位考虑”的话，完全相悖。
所以谈判本身，对监管、对股息的质疑，都是扯淡。
真正要谈的东西，还是“中荷贸易公司的战略方向”。
说实话，安东尼希望刘钰对公司进行监管，前提是刘钰心中的战略构想和他的战略构想相同。
以刘钰的威望来压住公司股东的短视，这正是他导师期待的“没有世袭国王的王国”的政治构想在公司上的体现。
否则，纯粹股东的利益去考虑，印度又肥又容易吃，股东为了利益肯定是吃印度而弃欧洲。
荷兰已经在康不怠嘴里的所谓的“短视的民族性”上吃过大亏了，安东尼心知肚明那些商人都是一个鸟样，哪里是尼德兰的民族性问题？大顺这边的股东，若无人压着，能舍近求远？
这就又回到了安东尼最初的担心：大顺拿荷兰当枪使，那荷兰还不如给大英当枪使呢。在印度得罪了英国，大顺和荷兰的股东金融家吃饱了，拍拍屁股走了，英国的怒火荷兰自己哪里扛得住？
到时候无奈之下，投法，真就傀儡国了。法国的文化入侵、陆军优势，这谁顶得住？
现在整个德语区，都弥漫着一股子“反法国文化入侵”的风潮，荷兰是觉醒最早的那个，荷兰的精英非常清楚和法国做邻居、做朋友、做小弟的区别。
而赌荷兰国运的中荷贸易公司，从决断力、威望、手段来看，最能压得住中荷两边商人的最佳人选，当然是刘钰。
关键是，刘钰到底是怎么打算的？这说不清楚，条约就没法签。
第五四六章 误解
如今康不怠主动提出这茬，安东尼也正好借坡下驴，遂道：“侯爵大人的能力，哪怕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讲，也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个人也是佩服的，即便是之前作为交战国。”
“当然，尼德兰的商人们，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也是既敬佩、又恐惧的。您当然知道，敌人的恐惧，是对这个人最大的赞誉。可喜的是，我们化敌为友了。”
“欧洲的情况，也确实如您所说，德国人在法国当元帅、德国人在英国当国王、甚至荷兰人也能去英国当国王。我们并不质疑一个外国人的领导。”
“然而，侯爵大人的诸多所作所为，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是一个严重的爱国者。”
“一个严重的爱国者，是否会在中荷贸易合作中，完全公允地站在中荷两国的共同利益上？”
康不怠笑道：“中荷既然已经开始了合作，化敌为友、止干戈为玉帛。那么，在东南亚问题和印度问题解决之后，荷兰的利益，就是大顺的利益。”
“这样的话，一个爱国者，不是正好有利于中荷之间的合作吗？”
他着重点出了“东南亚和印度问题解决之后”这一点，这个道理就说得通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占着南洋一天，中荷关系就是潜在敌人；荷兰放弃东南亚和印度，荷兰就可以和大顺做朋友。
这个逻辑说得通，那么一个大顺的爱国者来监管中荷贸易，自然可以说有利于荷兰的利益。
安东尼闻言，心想那可未必。
大顺的名声还好，对盟国那是相当的讲究，无可指摘，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中法之间的关系都表示出了某种程度的羡慕。
但刘钰个人的名声，至少于荷兰这群政坛老手而言，比隔壁普鲁士的那位强点有限。
战略欺骗，尤其是针对荷兰的战略欺骗，搞得次数有点多。
而且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尤其是很难猜出来他的真正目的。等着真正目的看清楚、看明白的时候，却已经无法挽回了。
就如巴达维亚的糖厂事件，现在回望，方能看懂当初的奴工起义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搞乱巴达维亚，因为在大顺那边看来巴达维亚打起来简直不堪一击，而是为了迫使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接受迁民计划，使得大顺没花一分钱，在几万里之外的锡兰有了数万人口。
当初整个荷兰都怀疑，巴达维亚奴工起义，是英国人在背后当搅屎棍。
配合上僧伽罗英国教官事件、特拉凡哥尔英军教官反击荷兰舰队事件、以及之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漳州打压荷兰商人事件，让荷兰没有丝毫的怀疑，就把这个大黑锅扣在了英国头上。
当初整个荷兰都认为，大顺即将和俄国开战，刘钰即将节度西域，以配合瑞典，东南亚可高枕无忧矣。结果顺俄之间根本没打起来，反手大顺就倾全力下南洋了。
这么久之后，才能透过那些迷雾，看清楚真正的目的。
现在只嘴上说说，到时候一定能保证荷兰的利益，哪怕前期看着好像荷兰确实得利了，但谁知道十年后、几十年后，会不会发现又是一场阴谋？
这种事，难以预想。
安东尼便直接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询问道：“先生作为侯爵大人的私人顾问，并且说中荷合作之后，荷兰的利益就是贵国的利益。那么，请问，您认为，荷兰的利益在哪呢？”
康不怠还真没想过印度的事，这倒不是说他不知道印度的利益，而是因为信息差的缘故，他一早就知道，西洋贸易公司，不管印度的事，只管西洋的事。
印度的事，皇帝也不准备让西洋贸易公司，或者说中荷贸易公司去管。
而且他也和刘钰讨论过印度问题。
两人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大顺的特殊国情，使得贸易公司不可能拥有英荷模式下独立的外交权、司法权、开战权、军队、政府、税收等等。
打不打印度，中荷贸易公司即说的不算。
而且皇帝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既有钱、又有军队、又有一片自古富庶的天竺土地的庞然大物存在。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国内都没有实封的公爵，能让一个公司手底下占有几比中原的印度、手里二三十万军队、几十条战舰？
所以，印度对大顺是有利的，而且非常有利，但攻伐印度、夺取印度的步骤，因着大顺的特殊国情，就不得不和英荷法等国完全不一样。
第一步，以印度的人头税、土地税，蛊惑皇帝。
第二步，发展对西洋的贸易，使得棉布等有广阔的市场；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印度的大米等，成为大顺沿海城市和南洋的重要需求。
第三步，工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即便皇帝死了，人亡了，工商业带来的巨额赋税、容纳的大量的失地人口，都倒逼朝廷不敢轻易反动退步。
第四步，工商业发展急需的棉花、大米，迫使朝廷不得不控制印度。人亡，政不息。
而要把这四步做完，其中最最最重要的一环，恰恰就是欧洲市场。
欧洲市场打开，才能使得大顺的工商业，在不伤及小民之利的情况下，被呵护着成长起来。
现在大顺的萌芽们，无力解决大顺的小农破产问题——既做不到法革那样的全国土改，也做不到以沿海几个工商业城市镇压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做到前者，比登天还难。
做到后者，意味着要和传统文化、儒家仁义、王朝根基、做过英雄的统治阶级搞全面对抗。
小农破产，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把工商业掐死，以大顺的意识形态，怎么都不算错吧？
而就现在萌芽阶层的那点力量，真有本事镇压全国范围的、而且肯定还有大量读书人以“匡扶正道”为心念而参加的大起义？
不说别的，就一个松江府的粮价问题，都搞出了诸多矛盾，这才哪到哪儿呢？
是以，大顺的工商业想要发展起来，必须以一种非常非常畸形的方式：避开国内问题，以国外市场为驱动力，悄悄成长。
这就是大顺的特殊国情。
内部市场，内部需求，小农经济为主导，大顺皇族很清楚自己江山的根基是啥。
若必须做取舍，皇族或许会有分化、歧路，但做皇帝的那个一定是支持小农和。既是做皇帝就支持小农经济，也是不支持小农经济的那个皇子肯定是被剿灭的“逆贼”。
而要萌芽们能发展到足以对抗旧势力的力量，恰恰需要一个巨大的、巨大到让整个世界都被影响的市场。
因为大顺的人口多、集权强、皇族既是保天下驱鞑虏的英豪后裔又是当年均田免粮的英豪后裔，稳定的一批，号召力可不是满清那群人在末年的号召力。
恶龙好杀。屠龙英雄不好杀。
不说真要到反抗地步时候的朝廷能掌握的人力财力物力，就是现在朝廷平时的常备力量，二十万正规的线列兵、五十万可招募复原的人员、十几万良家子、几十万边境纳血税的对抗萌芽们最凶狠的永业田自耕农府兵……这份清单就在这摆着，需要工商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武装夺权？
这是个可以量化计算的东西。
需要工商业的总资本力量，能够达到几十亿规模以上；需要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至少有个百八十万正式的工人。
英国资产阶级能操控议会的前提，是在20年泡沫爆炸之前，股份制公司和各种公司的股本，大约是3亿五千万英镑，折合库平银十亿两。
英国什么人口？封建余孽什么力量？每年被迫前往城市的农民有几个？
大顺的体量，按照英国20年泡沫之前的三亿五千万英镑的股本规模，做个等比数列，有能控制全国的力量，这得需要新兴阶级有多大的力量？
英国资产阶级想要发展，影响范围有多大？北美、印度、加勒比、荷兰、西班牙，现在哪一个不被影响？
大顺的新兴阶级要能达到英国的势力，相较体量，影响范围又得多大？
不说完全达到这个规模，只说发展过程中成为一支朝廷不得不考虑的力量，就需要多大的市场？
满清乾隆年间，对外贸易总最高额一年是3700万两，听着这数额不小，但商人阶层跟个蚂蚁有啥区别？想要不当蚂蚁，想要有撼动朝廷的力量，这个贸易额得翻几番？
不是新兴阶级不强，是敌人太强大。同样的贸易额放在荷兰，那就是个庞然大物，联省议会都得点头哈腰；放在大顺，狗一般的人物，想要捏死只需要当地州牧府尹说句话。
大顺的内部市场不敢轻动，也没法动：奇葩的税收制度、鸵鸟一般的君子远庖厨的税收政策和基层加派、地主们动辄百分之五十的地租，几亿人里刨除掉百十万有消费能力的，剩下的那群人有多少消费能力？
解决内需，理论上非常简单：土改。
有钱才能消费嘛。饭都吃不起，过年扯上二尺红头绳欢欢喜喜过个年的水平，指望能消费工业品，养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养不大，萌芽一辈子就只能是萌芽。
地主倒是能消费，有消费能力。可一家人能穿几尺布？把他的地分给一百个人，布匹的购买力不说扩大一百倍，几十倍或者十几倍总是有的。
理论上非常简单的事，土改，内需，工商业发展，资产阶级壮大，对外扩张。
但……做起来比登天还难，根本没戏。
内部，这不敢动、那不敢动，也就只好“苦了欧洲”了。
把欧洲、印度、日本、东南亚、北美作为市场，说不定能够养出来一支可以对抗大顺旧势力的新阶层？
说的更明确点，就是以地球上二分之一的人口，来对抗地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二分之一的人口，是新兴阶级燃起燎天大火的薪柴。
那三分之一人口，是封建势力最后的最坚固堡垒的木牛流马。
以此为基础，康不怠和刘钰讨论印度问题，也就扭曲成了那四步走。
而四步走的关键，又是欧洲市场，唯有如此，等着朝廷发现一股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蔓延的时候，才能投鼠忌器，犹犹豫豫，最终不得不被绑架着人亡政不息地继续占据印度。
欧洲市场给大顺带来的，不是单纯的钱的问题。而是几十万、甚至加上配套的产业相关、运输、海运、贸易等人员可能百万的庞大人群，以及国库几百万的新收入。
唯有如此，朝廷就不得不慎重：不扩张吧，这几十万、上百万人没饭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啊，动一动就得伤筋动骨。这就逼着朝廷只能继续吃印度，保证棉花大米，保证一支庞大的舰队控制贸易。
扩张吧，老祖宗说过一句话：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越扩张，这个新利益群体就越强大。
除非皇帝壮士断腕，老子也不要这工商税了，也不要这海外贸易的利钱了，通通毁掉。花个几千万两，搞个平叛，迁民。
而这，又是个筹码平衡问题：工商业和海外扩张，能给皇帝带来多少钱？
一百万两？皇帝可以立刻决断，断腕。
一千万两呢？配上印度的土地税人头税，二三千万两呢？
这决心还容易下吗？
大顺的特殊国情，又使得有些话，没法和皇帝说清楚。
怎么蛊惑皇帝争夺印度？
不能和皇帝讲什么“市场”、“原材料”、“利润”这些东西。
不是听不懂，而是不能讲。
只要目的达到，过程无所谓。
于是简单粗暴：印度如今藩镇节度使乱战，正是入侵而取土地税之利的时候。三五千人，便可取一省之地，得半个河南之税赋。
皇帝的目的是收税。
收税的目的，是解决国内的问题：漕运、治水、边疆、雪山、西南改土归流，以及朝鲜和北部越南的郡县化，这是天朝皇帝应有的梦想。
但想把这些事全办成，许多年下来，照着十亿两来吧，没钱哪有资格当能被后世称颂的大帝？
若能全做完，皇帝便觉得自己真的比一比唐宗汉武了。
田贞仪说刘钰是“阉党”，那么“阉党”便要洞察皇帝之喜好，投其所好。
明明是为了印度的市场、棉花、靛草、原材料，却说是为了漕运、治水、边疆、西南。
如果说，把资产阶级抽象成资本、再抽象成钱。
那么，刘钰和皇帝的分歧可以很直白。
皇帝赚钱，是为了天朝花钱，钱还是钱，是为了花而赚；刘钰赚钱，是为了赚钱本身，让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
什么玩意儿的本性是逐利？
但却说，赚钱是为了让皇帝有钱可花。
这种情况下，也就使得，中荷贸易公司，根本不可能去搞印度。
皇帝搞完了之后，当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可以；皇帝没搞完之前，自己使劲去搞，还带着外国人去搞，还搞了一个比中原还大的地盘，这是要干啥？列土封疆？准备造反？南边一个帝、北边一个帝？
于是，这也就产生了康不怠和安东尼之间的误解。
康不怠从没想过，中荷贸易公司去经略印度，这根本不再选项之内。
中荷贸易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打开欧洲市场，趁着必然不久的下次欧洲战乱抢占海运。
然后战乱后期各方疲惫的时候猛插一刀，直接夺到欧洲的贸易主导权和海运制海权。
这对荷兰简直是利到天上去了，大顺吃肉，荷兰可不是喝汤，而是也跟着吃肉啊。
咋还质疑犹豫呢？
安东尼想的，则是印度离着大顺很近，刘钰又是个处处为大顺利益着想的人，让他主导公司的政策，会不会导致大顺联合荷兰的商业资本，去抢占印度？然后荷兰本土被英国一顿暴打？
商人们长着腿，荷兰就算打没了，只要公司的股票还在，去大顺印度东南亚，不一样做大商人？
可共和国往哪跑呢？
他怕的就是这个：法国在印度已经被英国打残，英国基本吃定印度了。中荷贸易公司要是扩张方向是印度，那必是要和英国起大冲突的。
以安东尼的格局，所能想到的国家利益来看，怎么看，都觉得大顺吃印度，是省力而又最有利的下一步战略。他哪里想的到一场地球的二分之一的薪柴对地球三分之一木牛流马的最终决战？
第五四七章 一分钱难倒天子（一）
即便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可终究目的是一致的。
谈判的过程虽然漫长，可最终总能说到一起去。
46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大顺与荷兰的谈判渐渐告一段落。荷兰退出战争导致的汉诺威南部门户大开的局面，也让英国不得不加紧了和谈的步骤。
看起来，欧洲的战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在阿姆斯特丹的齐国公摩拳擦掌，准备代表大顺，第一次参加欧洲战争结束后的正式和谈，即便这一次不是主角，可终究有了说话的机会。
齐国公这次参加战后和谈，也知道大顺不是主角，也不是执牛耳的盟主，故而主要就办三件事。
对英施压，迫使英国归还印度于法国、以拒绝西洋参贸易来迫使英国放弃路易斯堡。使得北美十三州开始离心离德。
组建武装中立同盟。
以及，扯淡。
所谓扯淡，就是做《反海盗公约》、《反私掠船制度》、《反奴隶公约》的发起人。
为什么说是扯淡？因为这就和后世参加《销毁核武器公约》的国家，就他妈没有一个有核国家一样。
这次能加入《反海盗公约》、《反私掠船制度》，做发起国和缔约国的，除了大顺，便是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或者那些连出海口都特么没有的神罗小国，自己根本就没有。
而哪怕是和大顺关系一直不错的法国，都绝对不会成为缔约国的。更别提英国等海洋大国了。
这和一群太监发起《禁女色公约》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特殊的，就是大顺特殊的贸易顺差情况，使得大顺对海盗深恶痛绝。任何海盗，都是对大顺出口贸易的影响。
而大顺搞私掠船，就俩结果：
或者，劫广东省的船，逼着商船从江苏省出海。
或者，如明末那般，走马尼拉的，被逼着走巴达维亚。
而这两种情况，对大顺都毫无意义。南洋都称内海了，英法搞私掠都是在公海搞，没听说法国给塞纳河上发个私掠许可证、也没听说英国给泰晤士河发个私掠许可证。
但这种扯淡，今天算扯淡，百年之后，那意义或可就大不相同了。
齐国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展身手，图的就是这个刘钰说的“百年后青史扬名，凡提及废奴、反海盗公约便不得不提岳丈您的名字”的机会。
…………
于此同时，遥远的东方。
在北部奔行了数月的信使，来到京城的时候，得知皇帝已经南巡。
鲸海侯刘钰，因南洋战事，加封兴国公，亦随行御驾。
信使又匆匆南下，追到江苏，得知皇帝一行前日刚祭了河神，在渡口过了黄河，如今已在黄河南岸。
后世的人很难将江苏省淮安市和黄河联系在一起，可这时候黄河偏偏就是这么流的。
黄河南岸，皇帝与一众王公大臣，正在此时江苏的重镇清口，视察闸门。
“前朝潘季驯言：清口乃黄淮交会之所，运道必经之处，稍有浅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须令全淮之水尽由此出，则力能敌黄，不能沙垫。偶遇黄水先发，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浅阻。然黄退淮行，深复如故，不为害也。”
“以淮河水入洪泽湖，洪泽湖水清。”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以，理论上，只要将洪泽湖不断加高，比黄河高，以洪泽湖的清水冲刷黄河的泥沙，束水冲砂，就能保证河道通畅，也可防止黄河不断淤积。”
“只是……”
许多年前，江苏节度使就曾上书，支持废漕改海方案。当时也提出了很多现实的问题，皇帝虽然当时并未同意，但也派出了支持废漕改海方案的人去考察。
如今南巡至清口，许多年前埋下的人，当着随行的王公大臣、河道官员、江南官员的面，朝花夕拾。
皇帝听到“只是”二字，只道：“古人云，不可讳疾忌医。你只管说，天灾之事，黄河水患，三五年一次，万民流离。这有什么可避讳的？”
那个跪在那里奏报的懂水利的官员得了皇帝的金口，便道：“只是，这么下去，实不是办法。”
“前朝时候，要保前朝皇陵，纵然蓄水，却也不能太高，否则就要把前朝皇陵淹了。”
“本朝无此顾忌，不断加高洪泽湖的水位。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黄河每年都在淤积增高，洪泽湖的水位也只得不断提高。”
“否则，就不是清水冲黄沙了，而是浊水入洪泽了。”
这是个简单的水往低处流的道理，想要冲黄河的淤泥，就得加高洪泽湖的水位。
大顺的祖陵不在这儿，反正黄河淹不到米脂。
所以没什么顾忌，提高水位淹了就是。虽然为了数百万百姓淹了前朝皇陵挺不讲究的，但把人家祖坟扒了换地方，似乎也不太好……
可饶是如此，黄河早已是地上河，洪泽湖需要继续加高才行。看谁高的快呗。
如今，洪泽湖、从淮安往下的黄河，全都是高于地上。一旦要是发一场大水，绝对是百万灾民级的灾难。
而且，既然要蓄淮河的清水，洪泽湖又着实没有黄河长高的快，憋在洪泽湖里的淮河水，从哪入海呢？
那水利官员又道：“凡治水，总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
“以前朝，保漕运、保祖陵为先，而后万民。”
“至于本朝，虽无保祖陵之虞，奈何漕运依旧在黄淮万民之前。”
“保漕运，不保百姓；保京城，不保黄淮。此非王道！”
这话，说的就有些大胆且难听，随侍皇帝的刘钰赶忙出来圆场，昧着良心道：“理虽如此，却有大有小。”
“漕粮乃京城命脉、驻军征战之所需。若漕运断，京城乱、驻军乱，祸乱之百姓，何止百万？”
“何止百万之大祸，与黄淮百万百姓之小祸，也就只能保大舍小，苦一苦黄淮的百姓了。”
那水利官员也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说的有些难听，等于是直接抽皇帝的嘴巴子，见刘钰出来打圆场，也只能附和。
皇帝叹了口气，并没有斥责，也知道刘钰昧着良心打圆场既是为了这个敢说话的官员，也算是保住了朝廷的一点脸面。
遂与那官员道：“兴国公所言，不无道理。朝廷亦有难处。你既有见识，便只管说，不需担心什么。”
“谢陛下。”
水利官员叩谢之后，索性将心里的话说出来。
“既要先保漕运，后保黄淮万民。那黄河若有洪水，就只能舍南保北。”
“让洪水往南冲，不能往北冲。往北冲，就会导致泥沙淤积在运河里，运河难以通行。所以每每黄河大汛，为保漕运，若实在保不住的时候，就要扒开南部大堤。”
“可如此一来，黄河泥沙冲入洪泽湖，洪泽湖水底更高，这就又需要更高的堤坝。”
“现在已经堪堪稳住，要是再来这么几次，一旦洪泽湖决口，向南冲入平原，直入长江，只恐高邮、扬州等地，人皆为鱼鳖矣！”
“此其一也。”
“其二，欲要治黄河，首先便要解决‘治水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个目标不能确定，如何能治好黄河？”
“治水是为了保漕运优先？那只能束手束脚，一辈子治不好黄河、淮河。”
“唯有治水是为了治水、为了黄淮百姓，方有可能治好黄河、淮河。”
“然兴国公所言，漕运关乎国家安乱，是以……微臣斗胆，请行海运！”
“唯有如此，才能为了治水而治水；为了黄淮百姓而治水。唯有如此，水工官员，方可放开手脚。若不然，终究治标不治本。”
“如今堤坝越来越高，黄河高、洪泽湖也高，如今或还能控制。十年后、百年后呢？微臣请朝廷为江山社稷千秋着想。”
皇帝并不觉得行海运的事，是出自刘钰授意。而是非常确信，这是一部分真正为国的官员的真心话。
作为天朝皇帝，他是有内外之分的。
外部的事，只叫刘钰去折腾。折腾的目的，是拿到钱。而拿到钱，最终还是要解决内部事的。
这废漕改海一事，当真是大事，可谓是彻底改变自宋以降的诸多格局。
不只是百万漕工。
就如这清口，如今人口五六十万，当真大镇，南北交汇之处。若废漕运，这几十万因着漕运而聚集于此的人口，如何办？
点点滴滴，纠缠复杂，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
皇帝是想解决的，但这时候解决，只恐存银不够。
到时候半途而废，怕出乱子。
想到银子，皇帝便以目瞥刘钰，心道也不知那荷兰国的贸易事宜，究竟如何了？
若不成，怕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将这香料等物，卖于不列颠、葡萄牙等国，由他们贩运了。
总不能眼巴巴看着那些香料只是香料，却不是白花花的银子。
又不好学前朝成祖，只将香料做俸禄，发于众人以便省钱。
刘钰倒是不觉得荷兰的事会出什么差错，感觉到皇帝在看自己，心道这事儿，你要真能办成了，可要花大力气喽。
后世新中国，五十年方治好了淮河。虽说一开始的苏北灌溉总渠等，也没有什么机械，纯靠人力，和现在的生产力水平相差不大。
然而，那是什么组织力？那是被“前朝降将”都赞叹为“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作，深入普及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的能力。
那得有“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的精气神和情怀。
大顺有吗？
先把地租问题、加派问题、赋税问题解决了，让底层百姓真的知道自己是人，再谈什么精气神吧。士绅的牲口哪有精气神这东西，大顺现状，就是千八万人，外加两亿牲口。
没有基层组织力和控制力，那就拿钱砸呗。
大顺很难治好黄淮，要治好黄淮，需要上百万真正觉醒的民众、需要几万先锋队、需要对基层完成改造权力及村、需要土改、需要开天辟地的豪情，而这样的中国，现在还不存在。
不过这样也好，你要折腾，便要花钱。而且几乎是天文数字的钱，至少七八位数。
缺钱，你就不得不放开对工商业的限制、不得不加大海外贸易，这倒是好的。
如今还就真不怕你好大喜功，倒怕你混吃等死。
但凡你好大喜功，想要千古留名，又不想耗尽民力烽烟四起，那就只能跳出过去的经验，从过去没有的地方弄钱。
学大宋搞商业全面官营垄断，你大顺也配？学汉武全民赐爵，你大顺哪有那么多空余土地？
这不能学、那学不了，那就乖乖地从海外弄钱吧。
这，就有了让新型阶层悄悄长大的空间。
刘钰心里好一顿腹诽，皇帝自不知道刘钰心里在想什么，回过神，先叫跪在那的水利官员起来。
借着这话，指着河道里的滚滚浪花问道：“废漕改海？诸卿以为如何？”
这话问的就扯淡。
当地的地方官不敢说话。
因为猜不透皇帝的心思。
万一皇帝真想废漕改海，当地地方官、河道官员说反对，只怕被扣上了“只谋私利、心无社稷”的大帽子。
这时候支持，日后怎么在同僚中混？万一皇帝就只是碍于这个水利官员的话，不好不问呢？
地方官、河道官员，哪个愿意废漕改海？
半天没人说话，皇帝竟主动说起来一件事。
“前些日子，葡萄牙国自澳门，贡狮子等外域异兽。又贡一大鸟，幸左平章事有‘楛矢石砮’之博见，言其名为‘鸵鸟’。”
“左平章事引《唐书》言：永徵元年，吐火罗献大鸟，高七尺，黑色，足类骆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铁，俗谓驼鸟。”
“兴国公便说，欧罗巴诸国，有这样的说法。只说这鸵鸟一物，遇到危险时，鸵鸟会把头埋入草堆里，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就是安全。”
“这倒是与‘掩耳盗铃’一词，异曲同工之妙。”
第五四八章 一分钱难倒天子（二）
大顺对外交流，皇家动物园也算是成果之一。葡萄牙在莫桑比克抓狮子鸵鸟都容易，摸清了天子和皇帝、国王的区别，这几年送来了不少奇葩动物。
又赶上“分销垄断”的诱惑，更是卖力争取。
鸵鸟之名，唐既有之，如今自是延续。这鸵鸟心态的故事，却是第一次在大顺的土地上传播开。
皇帝讲完这种鸵鸟心态，更是借题发挥，从漕运开始拔高到大顺的种种政策上。
“掩耳盗铃者，世人皆笑。鸵鸟埋头于沙，外域人亦笑。然而只看本朝、前朝之政，又有多少掩耳盗铃、鸵鸟埋头之事？”
“这漕米，一年征收五百万石，可谁人不知，征收五百万石，运至京城，期间损耗、克扣、意外、耗费，竞达三五千万石。”
“朝廷只说，三十税一，仁政也。”
“可其中的耗费、耗损，又不在朝廷正税之内，只由地方摊派。地方摊派，难道摊派到士绅头上？还不是百姓承担？”
“运河两岸，多受其苦，甚至有编排唱词，说大顺大明一个样……后面的话，朕也不想提了，着实难听。”
“朝廷只当不知，却问本朝三十税一，广大地区不过收漕米500万石，如此轻税，缘何百姓还有不满？”
“更有甚者，或觉得，反正我征收的是三十税一。底层加派，那是底层的事，和我无关。这算不算是掩耳盗铃、鸵鸟心态？”
“奈何朕却不是鸵鸟！”
这话说的硬气，刘钰心里却只想笑。
心道果然这硬气的话，得有实力才敢硬。之前海军没拿下东南亚、驱逐西洋势力能保证海运没有风险的时候，也不见你敢这么硬气。
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废漕改海，你支支吾吾，和稀泥一般，比之现在的硬气，可真是有些意思。
“兴国公？”
说完这番硬气的话，皇帝直接点了刘钰的名字。
“臣在。”
“爱卿最知海事。朕若废漕米而替以银税，按如今市价，与你600万两白银，你可能保证每年京城500万石米？”
这明显是故意吓唬人的，就算改革，也不可能上来就搞这么激烈的。运河两岸这么多人的生活，官员的态度，才是大问题，至于运米到京城这点事，其实现在只是小事。
刘钰心想，你要给600万两，叫人承包，门槛都能给你挤破喽。
转手日本买些米、暹罗买些米、甚至印度买些米，运到京城，这600万还能剩下个一二百万。
但这里面哪是米的事？
可皇帝既然这么问了，刘钰也只好应声道：“臣……敢担保。”
又想，不但敢担保，要真这么干了，还能玩出花儿来呢。
分拨下去，订单预定，保准一大群人跑去南洋开稻米种植园。哪怕去台湾呢，一年几熟，人力又贱，这都大有赚头，年回报率绝对不低于30%。
且给10000两，而且还是每年一万两，要求保证每年10000石大米，保准一群人拿着钱，招募流民、签订奴工，去往台湾南洋开垦。前期投入点，后期弄个三五万亩土地，每年领着银子，这还有个不赚钱的？
日本那边早就有专门搞大米种植园的豪商，大顺这边差啥？是差人口还是差技术？
而且，资本承包，也有保证。真要是遇到灾情自己种植园里出不来，那朝廷可不管，自己买去吧。买不到？抄家，土地充公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真就不怕这些搞稻米种植园的。
真要是每年有600万两的热钱涌入，绝对变成“南洋大开发”，顺带大量资本又能往松江富集，赚的钱且来松江投资。
奈何皇帝现在这么说，多半也就是吓唬吓唬人。
再说了，现在京城那里吃得了这么多大米。辽东这些年开发的极好，大顺又没柳条边，人口日增，土地开垦，每年的粮食经辽河运到辽河口，走大船可以去天津。
大量的黄豆甚至都把松江府搞出来黄豆期货贸易了，京城背靠辽东，而且还是大顺犁庭扫穴大量移民之后的辽东，会缺粮食？的确，有松辽分水岭阻隔，现在的生产力也不足以开发黑沃土，但辽地也产粮食啊。
一群祖上老陕的勋贵、陕西河南的老兵良家子后代，喜欢白面还是大米？
心里不住吐槽，也知道自己现在是虱子多了不愁、债多了不养，皇帝有什么得罪人的事，非得找自己顶在前面。
既是名声都已经臭了，那就顶呗。
“陛下，臣以为，废漕改海，利国利民。”
“如今南洋已下，南洋虽还有英圭黎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但都不足为惧。”
“数年前，英人远征舰队借泊伶仃洋，其人数、船只，若天朝有意，一夜可全灭之。”
“倭人称臣，倭寇不敢袭扰。即便有，两艘战列舰、十艘巡航舰护航，只让数万倭寇乘其小船，亦不得近身。若两艘战列舰、十艘巡航舰，竟被海盗劫了，自臣以下，大小海军官员，尽可自杀矣。”
“况且，如今船队欧罗巴去得、南大洋去得，走黑水洋至京城，何异于力拔山兮之勇问之可能拿举破轮乎？”
“若以买扑之法，令大户商贾承包，不但可以保证漕米数量，更可使无数缺地之人前往南洋谋生。”
“便不买米，若买麦，亦可使鲸海周边、虾夷等地、辽东蒙边，开垦无数大田。”
“陛下若废漕运，臣以脑袋担保，绝不会短缺京城所需粮食。天津卫战列舰群尚在，更无南不听北之虞。”
“江淮百姓，既省了摊派，也省了运粮之徭役。更可为将来治理黄淮打下基础。”
“是以，臣，支持废漕改海。”
“臣，亦不想行那君子远庖厨之事，蹲在京城，只要不见黄淮百姓之苦，便只当不存在。”
一种官员对刘钰嘴里放炮的举动已经是见惯不惊，心道再离谱扯淡的话，兴国公也说过，这算得什么呢？
再说本来的事，漕运废除，就和海军兴起息息相关。这海军不兴，南洋不下，谈什么废漕改海？
海军和你关系密切，将来改了海运，吃香的喝辣的都是你们海军的人，或者那些松江府的大户商贾，还有那些真跑去开发南洋的，我们喝西北风啊？
有官员出身道：“陛下，苏子云：吾头发不可胜数，而身之毛孔亦不可胜数，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拨一毛而身为之变，然则发皆吾头，而毛孔皆吾身也。此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漕米数量，非是问题。然则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不可轻动啊。”
“发皆吾头，而毛孔皆吾身也。则百万漕工，难道就不是朝廷的子民了吗？手心手背都是肉！”
“兴国公所言，利于商贾，却害了百万漕工；吾等所虑，是利于漕工，却也不害商贾。”
这话说的就很有水平。
说刘钰的办法，是一利、一害。
而不废漕运，是无利、无害。
刘钰的办法，死害漕工，但商贾得利；而自己的办法，商贾虽然不得利，但也没有啥损害；漕工也没有损害。
一利、一害；比之无利，无害。
似乎还是无利无害更好一些。
任何变革，都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大部分时候都选择无利无害的办法。
然而不等刘钰反驳，刚才仗义执言希望明确治水目的的水利官员怒道：“大人所言，简直大谬！”
“黄淮两岸的数百万百姓，是不是人？是不是大顺的子民？”
“他们若不是人、不是朝廷的子民，自然无利无害。可他们要也算是人、也算是朝廷的子民，怎么能说是无利无害呢？”
“漕米的损耗，皆加派在他们身上；徭役之苦，数倍于国税。”
“国税虽轻，可民间却苦。这些道理，诸位大人难道真不知道？还是如陛下所说，掩耳盗铃？”
“整天拿着《大顺律》，或是国朝典章，便说本朝赋税之轻，直追汉初休养生息之时。这难道不是只有书呆子才能说出的话吗？诸位大人是真的不食人间烟火？”
“民间加派、火耗、徭役、力银，不是国税，不以税为名，所以就不是税了吗？明日我将马改名成牛，便不是马了吗？”
“黄淮两岸的数百万百姓，竟连人都不算了吗？他们的利害，难道不要考虑进去吗？”
“若不只算国税，因为国税根本不够用。若把加派，徭役等全都算成税，一年国家需税一亿两不止。说好了一条鞭、募役，可真正做了吗？征发百姓，算不算钱？”
“这一亿两，其中只有少部分加在士绅头上，剩下的便全落在了百姓头顶。”
“如今朝廷又将人头税摊入土地，更是把天下赋税，全压在了自耕农身上。如此，用不了多久，兼并之大害，就要毁了江山社稷！”
“兹事体大，不宜激进。可先解决漕运的几千万石粮食的损耗，给黄淮两岸的百姓减轻负担，难道不行吗？”
黄河涛涛，不能掩其言之正声。
皇帝闻言，忍不住蹙了蹙眉。
他倒是听出来这官员的拳拳忠义之心，但问题是这话这种场合说，不太好。
道理谁都懂，但做事不一定非要凭谁有道理就听谁的。这事到此为止，就不该继续往国家财政政策上引了。
这话，在天佑殿说说行，和刘钰等人私下里讨论的时候说说行，甚至皇帝刚才也可以象征性地说说鸵鸟心态、掩耳盗铃等等。
可当着百官的面，把这话说的这么明白，这不是逼着皇帝表态吗？
这事急不来，可以先敲打敲打这些官员，慢慢来，慢慢改，最起码南洋和西洋贸易的钱到位了，有钱了，才能大刀阔斧的干。
现在逼着皇帝表态，是没有用的。
没那么多钱，而且话都说的这么激烈了，皇帝不答应，这不就是说皇帝不把黄淮两岸的数百万百姓不当人吗？
答应，漕运的米，不是问题。问题是运河两岸这么多人，这么多官员，这么多指着漕运吃饭的漕工，还有饭店、车马店、商业、旅馆、贩夫走卒种种，这些人怎么安置？
清口如今大几十万的人口，要是漕运废掉，这地方最多也就七八万人的城市。欧罗巴繁华的阿姆斯特丹，才几个人？一个清口，赶上三四个阿姆斯特丹的人口。
这些都要考虑，而这些就需要钱，才能去解决。
而且，就算不考虑这些，只考虑治水。好嘛，这些水利技术官员，几年前江苏节度使上书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了，真要答应了，啪的一下计划书拍出来，要钱。
现在给得起吗？
掏不出钱来，到时候不是叫反对改漕运的百官看笑话？
正郁闷间，就听着远处传来一声加急传报的声音，几匹驿马朝这边狂奔，手里举着小旗的信使遥遥可见。
不少官员大吃一惊，心道莫不是京城里出了什么事？难道……难道监国的太子……
倒是皇帝一脸淡然，自己既是敢南巡，要是南巡途中，祸起萧墙或者沙丘之乱，那简直就可笑了。
看这紧急的传报，要么就是西北出事了？要么就是朝鲜或者日本出什么事了？或者雪山？或者西南土司？
只要京城无事，这些便都是小事。
命一上将，且领一万新军线列，便都蹉踏了。
不多时，信使到了跟前，奏道：“陛下，有齐国公在欧罗巴所来急奏。信使等不得季风，故从罗刹国返。”
皇帝内心一动，不知是喜是忧。
急忙展开一看，内心大定，暗叫一声好，心道明年便可多有三五百万两的香料钱可花了！当真解燃眉之急！
内心虽喜，面上却不动声色，为示这都是西夷外事，非眼前所讨论的数百万百姓的大事可比，很随意地将信件递到了刘钰手里，随口道：“此等西夷小事，照例不走六政府天佑殿，外交部齐国公又不在，兴国公且先拿个章程。”
然后，自己摆出一副忧虑数百万百姓的神色，似乎根本不在意刚才的消息。相对于西洋诸夷之事，还是自家百姓更重要……至少，得看上去是这样的。
第五四九章 一分钱难倒天子（三）
“众卿之言，或为民请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闷了一声，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便转过身，不再说话，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
淮河的清水、黄河的浊水，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
认为构建的大堤、水闸、泄洪道、冲刷闸，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问题？
前朝治水之义，以保祖陵为上、保漕运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区别？
若不是祖陵不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便是祖陵不在这，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来知道，漕运、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只要保证了漕运，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淦说，自己不是鸵鸟，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
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二十年前，提及海运，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是“危险、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是脆弱的后颈皮，一旦被人切断航道，南北分裂”之类的声音。
凡提海运者，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
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
到现在，至少，嘴上反对海运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为，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
当那些“为国为社稷”的大道理讲不通后，这些反对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当南洋问题、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钱还不够。
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只是说荷兰政变。但皇帝也知道，根据刘钰的战略，政变这一步做完，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
只要谈妥，钱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
当初刘钰的承诺，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现在看来，似乎比预想的要高。
垄断费、股本生息分红、官窑瓷器专卖、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单单这几样钱，便不止了。
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拍着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各地节度使乱战，必有“石敬瑭”之辈，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视之如外，能守则征赋税、不能守则退诸南洋，无有前朝扬、奴乱之虞，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
如果一切顺利，三五年内，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
皇帝心想，只要有钱，这淮河，怎么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换个两淮复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当初江苏节度使的上书就说的很清楚。
黄淮地区，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顺的中央集权能保证的情况下，黄淮地区最多就是为王前驱。
除非大顺的集权烂到跟蒙元一样，小吏锤杀省级官员封闭漕运假装钦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烂到这种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黄淮出帝王。
但是，黄淮糜烂，为王前驱，引出的问题却多。尤其是如果不改运河为海运的情况下。
历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南北之分。
这里阻隔南北，又关乎运河。到时候，或南方督抚日强、若别处再有起义，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员砸在黄淮，怕是要出大事。
黄淮，恰在南北中间，加上运河，若以人论，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医手、脚疼医脚，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废掉，全身都使不上劲儿。
自宋以降，中华历朝就像是一个腰被砸伤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气，现在病恹恹的，腰都没劲，哪还有力气？
问题在哪？
江苏节度使看来，问题就在漕运上。
如果天下太平，这还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钱粮？
南方的钱粮是不是得经过运河？
运河是不是有将近十倍的损耗？
运河的损耗是不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来补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损是不是要催发起义？
起义是不是会截断漕运让问题更严重？
漕运糜烂，是不是打仗也要出问题？
当然，江苏节度使不能用“起义”二字，用的是叛乱、民变、愚民被人所用等词汇。
到时候，外患引发内忧、内忧引发内乱，纵然黄淮地处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镇压，最多只能为王前驱，成不得事。
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一旦是个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乱。
皇帝对此是认同的，其实心里也明白，大明大顺两朝，对黄淮百姓，确实是“狠”了点。
为了保漕运，一旦有水灾，朝廷虽不明示，可实际上是默许“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说的就是安徽，以至于自明以后，提起安徽，鲁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要饭花子。
十年倒有九年荒，问题不出在凤阳那个朱皇帝身上，而是出在燕王那个朱皇帝身上，出在靖难之役定都北京又废海运走漕运上。
过了黄河，运河紧贴着黄河。黄河的泥沙一旦进入到运河里，运河就走不了船了。
几十年前，荷兰使者入京请求贸易顺便攻击天主教的时候，使团成员彼得·冯·霍姆就测量过运河的水深，也看出了运河的问题，并认为淤死是早晚的事。
之后的荷兰使节团还奇葩地给出一个结论，说是底部的淤泥导致了水深过浅，而不得不用平底船，这导致了国家的造船设计倾向于平底船，过度倾向于平底船使得这个国家距离海洋越来越远。
连第一次来运河的荷兰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国朝的人能看不出来吗？
所以，“默认水灾保北不保南”，就是朝廷的政策。虽说淤死是早晚的事，但不让黄河泥沙入运河，最起码能晚淤死个几十年上百年。
洪泽湖越来越高，淮河上游，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水往下流不动，怎么能不发大水？怎么能不十年九荒？
而如果不默认保北不保南，黄河从北边出事，浊水冲入运河，就黄河的含沙量，运河还能通行吗？
自明朝起，就不敢用黄河的水做运河水源。
于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奇葩政策：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
旱天缺水的时候，运河不放水，不准浇灌土地。
雨天发水的时候，运河排水，大量的水入沟渠、淹农田。
当地的老百姓没啥文化，“素质”显然不高，不懂之乎者也，自然直接骂娘。
当地士绅有文化，“素质”略高，懂之乎者也，遂言：国家大计在转输、转输资漕渠、漕渠资河坝。然，民之富藏于田、田之利藏于水。无水灌禾则民贫，民贫何以给转输？
不用黄河的水，就得和农田争水。
可用了黄河的水，最多二十年，过了黄河一直到济宁的河道，就全得淤死。
所谓默认，就是皇帝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说，南边的百姓可以祸害，北边的漕运不能祸害。
但官员干的时候，北边开口子影响了漕运重罚、南边开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当皇帝嘛，对百姓没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
但之前默认，是为了保漕运。
现在有了海运的能力，自然要拿百姓说事了。
之前默认保北不保南时候已经扔掉了良心，现在却忽然长出来了。
若真能解决了漕运导致的治水“束手束脚”问题，甚至根治淮河，相当于大顺手里的基本盘面又多了不少。
将来就算大乱，手里捏住海军，就等同于始终捏死了囊括安徽、苏北的北方诸省的人口粮食，外加海军能控制的苏南、浙江、福建、广东。
别处再怎么折腾，只要把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地、治理好的苏北安徽捏在手里，没有黄淮拦腰截断分为南北，别处便有叛乱，平定便是早晚的事。
因为外患暂时看来，问题不大。
内患的话，捏着这几个地方，海军控制住福建、广东、浙江、苏南。剩下的那些省份，还有啥力量呢？
四川不提，基本稳定，除非是中央集权彻底崩了，这地方才能乱。
除去四川，刨除掉大顺能控制住的地方，能出乱子的省份实在没什么太强的力量。
若真能花银两，解决黄淮区的祸患，哪怕只是解决一下苏北、安徽，听起来似乎花费颇多，但也值得。
唯独不知，这些水利官员，在没有祖陵和漕运束手束脚之后，能否拿出一个根治淮河的方案——根治黄河是别想了，皇帝便是再有雄心，也没敢想着根治黄河，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批数的。
拿出方案，也不知多少钱，能够呢？
…………
已得知荷兰那边政变成功消息的刘钰，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见皇帝在那看着河水发呆，自己只往河边看了看，便收回了目光。
心道我是没那本事。
后世黄河改道之后，治理淮河，尚且花尽心思。
要说现在，黄河还在夺淮入海，就想彻底治好黄淮？那得多大的本事？
便是后世，要是依旧夺淮入海的局面，怕也不好治。
反正要治，就得等着哪天一场大雨，黄河决口走山东，死个几十万人，说不定或许大约也许可能可以治一治两淮。
但这是几十万条人命，只能说等个意外，等场天灾。
术业有专攻，自己根本不懂治水，拿后世的东西照抄作业都没法抄——黄河走北、黄河走南，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都不一样，抄作业那不是扯吗？
就现在走了海运，此时的人力和技术，要和大自然的伟力，而且还是黄河这样的自然伟力抗争，只能说是一个字：难。
便是束水冲砂、便是不考虑漕运安全了，黄淮怎么治？
洪泽湖决口走高邮扬州，几乎是必然的，照这个态势走下去。或者今年、或者明年、或者十年后、百年后，只看哪一年有特大暴雨了。
黄河冲开口子走千年前的北线，也几乎是必然的，两淮地区都已经淤积出地上河了。也只看哪一年出大事吧。
思来想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朝廷手里随时捏着三五千万两白银。真要是出了黄河改道、洪泽湖溃堤之类的事，能立刻拿出钱来治理救治，也便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了。
好容易让皇帝找了件觉得“可以做、应该能做成、相对于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等问题来说理论上最容易做成”的一件事，也算是个好事。就得需要有人给你弄钱不是？
关键皇帝要是就想修个大园子什么的，那才几个钱？要真就那点出息，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怕是长不大就被皇帝毙了。
最好是皇帝多找几个需要大笔钱的“爱好”，或者叫“壮志”。
只盼皇帝能把这件事定下来。这时候，可别前怕狼后怕虎，担心漕工、忧虑花费，就得下下狠心，非得有一劳永逸的幻想，或者叫志向才行呢。
第五五零章 一分钱难倒天子（四）
想着要不要继续进几句“忠言”，让皇帝定下来治理黄淮心思。
皇帝却在沉默地看了一阵流水之后，转而问刚才那个敢于说话的水利官员道：“朕若弃漕运、走海运。治水既不需要考虑前朝祖陵事，亦不需要考虑漕运淤积事，你们可有什么方法真能让这两淮，复唐时富庶？”
“君前无戏言，此时关乎千万百姓，尔等可要想好了再说！”
那官员立刻前出一步，跪在地上，从袖中取出一本图册，双手捧高。
皇帝身旁的近侍连忙过去将图册拿起，递到了皇帝面前。
皇帝接过，却没有看，掂量了一下图册的厚度重量，点了点头道：“既有图册，看来也是用心了。你可说说，可能做到？”
那水利官员正色道：“陛下，自明以来，治水的最大问题，就是目的不明。担心祖陵、担心漕运，治水不以民生为首要。”
“凡事，必有目的，然后方可评判，这事情做的好不好。”
“臣以为，若以保祖陵、保漕运为目的，那么明人治水，可谓治的一流。”
“但若以民生为目的，前朝治水……便不好说了。”
“如今兴国公力主兴海军、夺南洋，漕运之事无需考虑，可从海运。本朝治水，便可以民生为目的。”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啥问题。凡事先看目的，然后才能评价做的好不好。
人家叫画蜥蜴，咔咔画完蛇之后再添四个爪子，这就明显画的很好嘛。
但目的是画蛇，咔咔画完之后再添四个爪子，这就明显画的不好嘛。
可问题是，历朝历代，追尊先圣，总绕不开大禹。大禹治水是以啥为目的呢？至少既不是为了保祖陵，也不是为了保漕运。
再者来说，天子天子，天朝天朝，从儒家的意识形态来说，是不是也要以民生为目的呢？
要画蛇而不是画蜥蜴，这是几乎全天下默认的共识。
那不以民生为首要目的的治水，到底是治的好？还是治的不好呢？
这水利官员说的是前朝，实则句句说的都是大顺。
大顺是没祖陵，但大顺之前治水的目的到底是啥？是民生为先吗？
在场的人哪个不知道？
只是不好说本朝也一个鸟样，区别不大，就治水这事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李家祖坟在陕西而已，于是便拿前朝说事。
就说这洪泽湖，黄河淤积是啥水平，这些地方官和水利官员心里没数吗？你提高洪泽湖水位，得多大本事，和能愣生生冲出一大片陆地的黄河比看谁高？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为了冲刷黄河泥沙，防止淤积堵塞运河。那天轰的一下坝垮了，从淮安到扬州江都，这不都是一片泽国？
皇帝哪里不知道这官员句句提的前朝、可句句都是说大顺的内涵，心道亏得守常，若不然今日这话便不好说。
“卿所言甚是。那若以民生为治水之第一目的，这水该当如何治？”
水利官员道：“臣等自数年前来到黄淮，到处走访、测量。臣等……实不能望大禹之项背，不敢说治理黄河，一劳永逸。”
“但治不了黄河，还治不了淮河吗？”
“如今洪泽湖日高，这洪泽湖高，淮河上游的水，流淌的便慢。一旦暴雨，下游的问题，却也一样导致上游洪灾。”
“陛下可想，若一条河，前面是无底深渊，后面的水流的自然快。可前面要是一片和上游差不多高的湖面，这水流的就慢。到时候一旦下雨，全都积蓄在上游，留不下去，于是安徽各地动辄水灾。”
道理虽然不只是这样的道理，从理论上讲涉及到一大堆的物理学原理，但不知道原理，未必不知道一些原理的具象表现。
这个道理一说，皇帝也还是比较容易就听懂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安徽这些年水患频发，竟是与下游的洪泽湖有如此关系？”
“卿是说，这湖越来越高，上游的水也就难走下去。于是遇到大雨，就容易溃堤，是吗？”
那官员叩首道：“臣不敢说这是全部原因，但关系确实不小。本身黄河淤积，每年河道都要增高；而黄河一旦发水，又岂是人力加高的洪泽湖所能比？到时候倒灌进湖，湖底淤泥增加，湖就越发的高。”
“水流不畅，上游便容易出灾情。”
“而至下游洪泽湖……恕臣直言。自前朝选择漕运的那一天，选择了蓄淮刷黄来防止淤积的那一天开始，两淮的大灾就已经悬在了头顶。只是，到底哪一天这灾厄会落下，那谁也说不准。”
“泥沙淤积，便要加筑高家堰；加筑高家堰，水位上涨；水位上涨，也涨不过黄河发水，倒灌，泥沙又淤积；然后便又要加筑高家堰……循环往复，总有一天，会无计可施。”
“或高出地面三五丈，可以控制；但这么继续下去，十丈、二十丈、三十丈的那一天，总会到来。”
“不说将来，就说洪泽湖一旦溃堤，现在整个苏南又有几人能活？”
“我大顺朝千秋万代，不可学前明事，只觉二三百年溃堤不了，便不用担心。陛下聪慧圣明，我朝千秋万代，当以百年计、千年计。”
李淦心下暗笑，心道便是兴国公智计百出，上一次谈到世间事，都生出宇宙之悲，无计可施，再无心气。哪有什么千秋万代？
若真为千秋万代，我修它何来？
若有炎汉之四百年国运，我愿足以。安敢想大周八百载之命数？
若能国运湮时，尚念本朝太祖均田义兵、太宗保天下驱鞑虏、朕治淮河复南洋西域将来郡安南县朝鲜之功，有若“金刀之谶”故事，纵武侯火熄、伯约功篑，亦可传诵千古。
但现在已经如那西洋故事里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谁知道哪天就要出大事？平日里还好，还可救治，可真要赶上朕征安南、缅甸、郡县朝鲜的时候出这事，如何使得？
且若我今日治了淮河，便是改朝换代，亦要祭祀于我。如殷代虞夏，岂不祭大禹？如汉代之西秦，安不祀李冰？
念及此，李淦便道：“如你所言，这淮河当如何治？听你这般说，倒似应把这洪泽湖毁了？”
水利官员忙道：“臣不敢生此想法。但若陛下日后走海运，不走运河，那么便不需要考虑蓄淮冲黄了，这洪泽湖便与运河无关，只与淮河有关了。”
“臣等勘察数年，所有想法，皆付于图册。”
“臣等，斗胆请大治淮河。”
“使淮河水，五分入海、五分入江。”
“自洪泽湖向东，修一河道，引洪泽湖水东入大海。黄河既已夺占淮河入海之道，便不走旧道，也走不了，除非不断加高洪泽湖。”
“既如此，可再修一条水道。一来泄水，二来亦可灌溉百万农田，使旱地变为水浇田，苏北再成粮米仓。”
“此五分入海之策。”
“所谓五分入江，便取前人故智，自盱眙，挖掘一条河道，取直，通高邮湖。使得淮河水不需全部进入洪泽湖，便可入江。加以闸门，实时调节。”
“此古河道，古来有之。唐、宋时候，皆有挖掘，奈何挖掘一半便逢大乱，未能完成；前朝嘉靖二十九年，为保护祖陵，亦准备挖掘，但也是挖到一半，便即放弃。”
“本朝人力、财富，皆非前朝可比。此事若陛下真要一劳永逸，亦可做得！”
“如此一来，假以时日，洪泽湖便可逐渐消亡。淮河水不入，其焉能长久？”
“待洪泽湖水位下降，淮河上游水流不再阻滞，上游洪灾大减。”
“若遇暴雨，黄河暴涨，亦可凭黄河倒灌洪泽湖，用以蓄洪，分担河堤危险。”
只这么一说，群臣立刻发出一阵嗡嗡声，这得是多大的工程？
李淦内心也是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心道：不是很吉利啊。
挖运河、征四方、建新学、增新部，换个类似的，便是通运河、征高句丽、开科举、改官制……驴毬的，这有点眼熟啊。
赶忙把脑子里这些无端联想摇晃干净，问道：“这么干，得多少钱？”
那官员沉默片刻，缓缓道：“若以募役之法，雇人干活，而不是如暴秦暴隋征发劳役，以每人一个月二两银子为算，第一年需要赶在冬季枯水时候猛干出雏形，日后修补。”
“是以，按每个人每天所担土方来算，第一年需银1000万两。日后每年也需300万两，非得四年或可大成。再日后时时维护，每年倒也不用那么多了。但前期铁器、器具、石料、粮食等，也都要折算钱。是以，第一年，需银米器具合计1300万两，日后四年还需1200万两。”
“合计，2500万两……而按惯例，亦不得不考虑个中克扣贪腐事，当以3000万两计，堪不至民变而功成。”
这钱，大约恰好是大顺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平均下来，每年正好一个辽饷，正好五年……平淮。
他的话刚说完，已经有大臣顾不得君前礼仪，惊呼道：“3000万两？且问问户政府，一年能不能收这么多钱？全国俸禄都停了、军饷全不发、灾荒全不救了？”
第五五一章 短暂当人（上）
如今皇帝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并没有被这三千万两白银的数额吓得不敢吭声。
刘钰在一旁听着这个数额，暗地里窃喜。
心道要说花钱，还是得国家大事花钱啊。
打仗、治水，这才叫花钱。
真要是皇帝没了雄心壮志，去了趟江南，回京之后修园子去了……倒也不是说不花钱，但那才能花几个鸟钱？
使使劲儿，六七百万两撑死了，也配和打仗、治水这样的事比花钱？
不花钱，便没有开拓的动力。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么奇葩。以前开拓边疆，好地方都占了，开拓就是赔钱的。可偏偏，现在开拓是赚钱的。
集权到这种程度了，君主的意志，直接决定着国家的走向。
只可惜黄河治不了、没人敢蹦出来说自己有本事根治黄河。
要不然开个两亿的价码，之后二十年都不用愁皇帝会不对外开拓殖民来想办法弄钱了。
只不过……
刘钰看了看那个水利官员，心道只不过你这计划到底能不能成？
别想的挺好，到时候弄成宋朝三易回河那种事，治水没治成，反倒是弄出大灾？
这事儿要是做毁了，皇帝以后肯定吓得不敢在治水上“瞎折腾”了，怕不是以后只能老老实实、听天由命、祭祀河神保平安了？
淮河当然得治。
最好当然是治好。
要不然再这么下去，不说别的，单说依旧还是保北不保南，提起安徽想到的就是要饭花子；淮河水灾，苏北灾荒，松江府各地又工商业兴起，苏北人都跑去苏南打工，苏南提起苏北就觉得穷，愣生生把一个苏省弄成苏联……若还这样，这些年的折腾，改变了啥历史呢？
想到这，脑袋一热，便要出去谈谈这三千万两不是什么难事的时候，旁边并立的一名官员悄无声息地伸出手轻拉了一下刘钰，示意刘钰这时候别站出来。
小动作很隐秘，皇帝也没有注意到。
这时候，缓过神来的皇帝轻咳一声，示意那些嗡嗡讨论三千万两这个惊人数额的官员先肃静。
然后下意识地看了眼刘钰，示意叫近侍将图册交与刘钰也看看。
刘钰刚才脑袋一热，亦是“老夫”聊发少年狂。
被旁边的官员轻拉了一下后，顿时冷静了许多。
眼看图册已经到了身前了，刘钰跪倒，却不接图册，而是道：“陛下，术业有专攻。”
“陛下若问，水为什么往低处流，臣可以解释其中道理。”
“陛下若问，下游水高泊大，何以上游的水流速就缓而至淤积，臣也能以阿尔热巴拉手段写出三五个公式。”
“但陛下若问淮河水治不治得，入海入江之后，到底有利有弊？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臣不敢以不知之事对奏。”
说完，想到自己刚才出于对数百万同胞潜意识里的爱，竟差点做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人的行径，不禁一身冷汗。
得亏那官员拉了自己一把。
当年江苏节度使和刘钰谈，要准备上书改海运、治水的时候，康不怠就告诉过刘钰，君子远庖厨。
当时想的，就是等着黄河哪天决口了，彻底堵死了运河了，不走海运也不行、不治水也不行了的时候，再站出来。
可要是提前站出来了……刘钰坚信人定胜天，康不怠却觉得人定胜天不是不对，可也要看和“天”的哪些地方对抗。
若是和黄河对抗、和暴雨对抗，以现在的人力距离胜天还差的远呢。
治水这事，谁敢保证？
就算淮河五分入海、五分入江的办法，理论上是好办法，结果治完之后，老天爷当年就给你来个千年以降的最大洪水，就算修的不错，可也扛不住啊。
康不怠当年说完之后，田贞仪事后也说过，治水这事，不要站队任何方案。
治、不治，这个不需要站队。
因为海运一旦有基础了，皇帝必要废漕运。
废了漕运之后，必要治水。
但是，治水细节，万不参与。
就记着一件事：治水，要钱。
缺钱，你来办；方案，你不懂。
刚才的一时冲动，纯粹是潜意识里的情怀发作，这时候反应过来了，立刻推诿。
皇帝也是微微一怔后，随即笑了笑。
心道这倒也是，兴国公虽有手段，既能练兵亦可工商，朕竟觉得他什么事都可分忧了，治水的事，他如何懂？
便叫近侍又把图册拿回，目视一圈大臣，本想问问管河道的总督，却还是没递过去。
提出这个意见的水利官员，皇帝自是熟悉，也知他根底，对他的能力还是信任的。
此人姓廖，名寒辉，不是科举出身，荆襄良家子，武德宫出身。是大顺皇朝的“自己人”。
大顺当年整合了各部势力，内部是有各种山头的。虽然都是“自己人”，但内部有时候也得问问祖上当年是混哪里的，哪个山头的。整合之后，后来的良家子若不认得，互相攀谈，只问祖上当年哪个山头的，或祖上陕北延安的、或者祖上瑞金农会的、豫鲁苏北榆园系的、鄂豫皖矿工黄麻农奴系的等等。
以及，尴尬的、放弃鄂豫皖进川，曾另立旗帜的张某的大西系……
这廖寒辉的祖上，是“集贤会”山头的人。
永昌二年，他们在江西起义，以瑞金、宁都、石城等地为根据地，组建农会，创建集贤会，组织武装暴动，建立田兵，纲领是：减租减息、永佃不易。
历史上，他们被满清和汉族地主合力绞杀，但余部一直抗争了几十年。
如今，荆襄之战后，他们与陕北大顺军配合攻下吉安府，会师井冈山。
虽不是嫡系的延安府的人，但瑞金系的在大顺内部也算是带资入股的，还是大顺打完荆襄之战最虚弱的时候。
再者其凭借对瑞金、宁化等地的控制，对福建地区以及方言人情的熟悉，让当时被满清的汉奸炮兵打的难受的大顺打通了“国际通道”。
得到了大顺急需的西洋火器和大炮，意义非凡。
本来集贤会就完全控制了赣南、闽西的广大农村，使得命令不出县城，群众基础极好。
大顺这边的百战精兵一到，轻而易举将赣南闽西的几个县城拔掉，使鄂湘赣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南下东进寻找出海口、打通国际通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在九宫山后，大顺弃用均田免粮口号，集贤会的减租减息、永佃不易的口号也算是路线正确的。
没那么激进，整合起来比较顺手。
虽然不及满清南明对地主的保护，但减租减息，也没有彻底均田那么激烈，彼此妥协，也算能够接受。
瑞金集贤会一系的人，日后也编入大顺的正规军，转战南北，从炎热的广东打到白雪皑皑的赫图阿拉，出了不少炮兵。
到廖寒辉出生的时候，减租减息的事也就过去了六七十年。
他家祖上本就是在打通国际通道后选为炮兵的，数学底子不错，是以考入了武德宫。
之后又从罗刹人和法国人学要塞工程学，主持参与过大沽口要塞群的设计建造，也以要塞防御为目的，治理过海河河口。
再之后，在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试行海运后，就被皇帝派来了黄淮考察。
能力在大沽口要塞群和海河河口清理等事上，已经展现出来了。
皇帝当初也是怕他进了河道系统后，沾染上河道系统的坏毛病，故而一直没有重用，挂了一个郎官的名，这些年一直在黄淮。
皇帝很清楚，河道、漕运就是个污泥坑，出个不染的白莲花着实是难。
砍头抄家一年至少三四个，但依旧挡不住，真正准备将来治水的人就不能提早往那里面扔。
廖寒辉也不是靖海宫出身，和刘钰也没啥交集。
但与之前的江苏节度使攀祖上交情的话，都是当年鄂湘赣系的，这些年倒也不至于清贫艰苦，自有帮衬。
现在开口就是三千万两，这显然也不是信口胡诌。毕竟主持过要塞群修建，对于耗费和人工效率心里有数。
而这么大的数额，既是敢说出来，肯定也不是指望在田赋丁银或者盐税上。
五年平淮，也不能说全国加个“淮饷”，不吉利不说，皇帝太明白这种上面收五百万下面敢收到五千万的道道了。
既不加赋，又要有钱，而且张口就是三千万两，显然廖寒辉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海外了。
皇帝盘算了一下，这几年自己的内帑里是有些钱的。户政府若是出点，刘钰这边再确保一下海外贸易的收益，五年三千万两，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治淮，可不只是这三千万两的事。
一旦废了漕运，运河两岸那些以漕运为生的，也得一笔钱才能安置。
商贾什么的，逐利而居，可以换地方。可那些纤夫之类，又无土地——但凡有地，谁干这一行？
算上这些，可就不是三千万两了。
当然，廖寒辉只需要考虑治水治淮，也不能怪他考虑不周。要是啥都考虑到了，要六政府和朝廷何用？
略略犹豫一阵，皇帝便道：“这图册，朕先细观，明后日你自来朕前讲解。至于耗费，若能耗费三千万两，根治淮河，复唐之两淮风光，大利天下。”
“钱，不是问题。”
“关键还是要看看这图册所言之法，到底有无漏洞。”
“此事当慎重。不可本欲救民，却成害民。若真那般，还不若什么都不做。”
第五五二章 短暂当人（下）
皇帝这是提前准备了个台阶。
真要是到时候不治，便不是皇帝不爱惜黄淮百姓反倒爱惜三千万两白银，而是计划不够周密未必能够实施。
一众官员也听出来了，心道这事能不能成还得另说呢。
皇帝找完了台阶，就叫众人散了。
自己只带着近侍，沿着河堤漫步，四周都是持枪的卫兵，控制各处道路。
刘钰回了住处，这一次南巡，皇帝特恩随扈的王公大臣携带家眷，亦一起看看江南风光。
田贞仪这时候正在皇后那边，她们这些女人每天都要去皇后那随侍，估摸着还没到点，应该还没回来。
前脚刚回住处，后脚皇帝身边的近侍就来了。
“国公，陛下要国公过去，一起沿河堤行走，且观这黄淮水。另叫国公带着纸笔账目。至于什么账目，陛下也不曾与我说，只说我一说，国公自然明白。”
刘钰心说自然是关于钱的问题，应道：“知道了。陛下只召我一人？”
“陛下还召见了廖大人。自是关乎治淮一事。车马就在门口，国公还是快些将那些账目之类准备好，这就过去吧。”
“是了。”
翻出一个箱子，将箱子递过去，自有人提着。
一路到了河堤处，皇帝还在那看水发呆，水利官员廖寒辉站在身后数尺之外的地方，也不说话。
待刘钰到了，皇帝没有立刻提治淮的事，而是对着河水发了发感慨。
“前朝武宗，曾游江南，据说是在此落水，染上了重病。回京之后不治而亡。”
“算起来，当年武宗接见葡萄牙使团，更留通译火者亚三在身边。这正德皇帝，也算是做天子里，最早懂拉丁语系的那个吧。”
“当时葡萄牙人已经入了南洋，按说这火者亚三也是在马六甲见识过葡萄牙火器的。你说，当初正德皇帝知不知道西洋火器犀利？”
“朕觉得，正德皇帝既有亲征之举，必是知兵的。火者亚三能得恩庇，便说为了投其所好，也该多说军事才对啊。”
“其时史载，便有巡海官员言：葡萄牙火铳之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按说，应该是知道的吧？”
正德年间的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过去的都已成了历史，正德皇帝大概就是在这附近落水的？
刘钰也看了看河水，听皇帝这么问，便道：“莫说过去的事，便是现在，人心又哪里能猜出来呢？若想赞正德皇帝，或可说其学习葡萄牙语，正是为了南洋、为了火器。只是，落水染病，终究没做，对他反倒是好事了。”
“毕竟，若是没做，便叫人遐想无限，多半想，若是其活着、做了、该如何如何。”
“太宗皇帝昔日与集贤会田兵会师于罗霄山时，曾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却只有一次。要抓紧时间赶快去做要做的事，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都会使生命中断。是以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话虽然是太宗皇帝说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话的一部分，但真要是想要整刘钰的话，这话就可以定性为“诅咒天子”。
不过皇帝这时候一点都不想整刘钰，听到的自然就是刘钰劝谏他“别磨磨唧唧，趁着壮年，赶紧多干点事”的意思。
皇帝只笑了笑，看着涛涛河水，也念了一段诗词，只有一二句。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昔年秦王献忠身死，太宗皇帝与令祖入川，见雪山豪迈，乃做此词。今日伫足清江浦，见黄淮事，才明白其中真意。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李过抄的诗词，不过这诗词还是被改动了的，全篇真能拿出来的，也就剩下这么一句了。
和原作相比，其改动的部分，单从立意上说，也算是挺巧妙的。
前半阙，并没有飞起玉龙三百万，惹得周天寒彻这样的句子，而是化成了一些褒赞的句子。
立意就非常容易懂了。
借雪山代指大明朝：人或为鱼鳖前面那句，是褒奖。
借指昔年驱鞑虏、安天下，何等豪情何等正义？到明末大起义的时候，却夏日消溶，乃至万民竟成鱼鳖。
前者为功、后者为罪。
大明这从生到死的功过，谁来评说？
只不过立意虽合适，奈何文笔比之玉龙三百万的原句，实在拉胯，是以如今也就只有这么皇帝念得这么一句流传颇广。
文辞虽差，不好流传，但这立意用在大顺身上，却也依旧合适。
昔年也是驱鞑虏、保天下、起义兵，何等豪情何等正义？
安知日后会不会也夏日消溶，人为鱼鳖？
眼下现实，更和鱼鳖相距极近。
黄河河道已经高出这么多了、洪泽湖的水位也已经高到全苏北苏南的人都编出来顺口溜，认为哪天要是堤坝垮了，扬州就看不见了。
可治水，怕真不是那么简单。
万一治不好，治成三易回河的惨剧，似乎反倒不如不治。皇帝担心，自己将来和赵宋那几位的名声并列，自己想的是汉武唐宗，要真是和那几位并列，只怕是真能从坟里气活过来的。
廖寒辉的治水道理，听起来是可行的，秉持的也绝对是禹圣“堵不如疏”的原则。
宋朝时候，李垂作《导河形胜书》，秉持的也是这样的原则——现在黄河之所以决口，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出海不畅，既然一条河道不畅，那干脆一口气给黄河挖个五六条河道出海，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故道的出海压力，一面还能做水利设施，顺便还可以当军事设施。
道理好像是没问题的，而且也绝对和三易回河的事扯不上干系。
因为这理论一看，就是为了不变道。否则的话，挖那么多入海口干啥？
最终三易回河，还是因为黄河河道决口了，便准备顺便把黄河治了。
三易回河，这和康不怠说的让刘钰“君子远庖厨”的黄淮计划其实有些类似。利用黄河决口的天灾，顺便改变黄河的走向，堵口子的时候人为干涉，走山东不走江苏。
而廖寒辉的通淮计划，则更类似于李垂的《导河形胜书》。
认为淮河的水都憋在洪泽湖，不如挖开入海口，让淮河通畅，这样上游中游就不至一发水灾就决口，顺便还能做水利设施灌溉。
当年李垂的想法影响颇大，但最终束之高阁。
总结原因，就俩字。
没钱。
折腾不起。
大顺有钱吗？
如果只看天朝内的赋税，大顺其实也没钱。
十亿亩土地，一年加上盐税之类，才三千万两，实在是可怜。
可大顺的税收潜力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朝廷一年收三千万两，下面的摊派力役之类加起来，不敢说多，但一二亿两肯定是有的。
地主是不是中间商，这是阶级思维。
就算刨除掉这种阶级思维，胥吏地方官这种纯粹治国术意义上的中间商，也吃干净了大顺的税收潜力。
三千万两看着多，但实际上，若折算成实物税，算上白银涌入的通货膨胀，其实也就和元末明初朱元璋时代差不多。
而且那时候还是军户制，大顺的良家子算是高级一点的军户，但朝廷手里捏着的二十万野战线列兵、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这也是巨大的支出。
也就是这些年拓展了海外贸易，堪堪让皇帝手里有了几个子儿，这才能敢去想着折腾折腾。
但皇帝此时的心境也是相当矛盾和复杂。
嘴里念了两句诗，考虑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这千秋功过，也要从两方面看。
李淦自己说，自己不是鸵鸟。
既然不是鸵鸟，廖寒辉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现在不管，一切照旧，指不定哪天就“高邮扬州不见面”了。
以前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
现在说明白了，再说不知道，那就是鸵鸟了。
当鸵鸟，将来出了事，后人怎么评说？
往前说，大顺之前确实没能力。修养生息、犁庭扫穴、移民辽东、稳定局势，一直到李淦去打罗刹人开始，才证明这些年的休养生息缓过来了。
往后说，历朝历代，最有能力干一番大事的时间段，也就是立国百年左右的时候。
之前的一切还没有完全朽烂、之后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彻底迸发，过了百年之后，大顺会不会乱那都难说。
本身李淦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觉得自己老牛批了，绝对比儿子牛批，自己要是干不成的事，儿子将来也肯定干不成。
自己最好学学唐太宗征高句丽，把那些可能的危机祸乱在儿子上位之前都解决了，不能指望自己的儿子也有李治那样的水平。
那么，现在不能装鸵鸟了，如果还不治理淮河，将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洪泽湖垮了，黄淮彻底毁了，后人该怎么评说他？
这是一点。
再一个，就是即便要做，事情能不能做好？
花一堆钱，也把淮河修了，也五分入海五分入江了。
结果修完之后，一场大雨，比没修之前还惨……
日后后人会怎么评价他？
届时把他和赵宋那几位并列，李淦内心着实是不甘心。
甚至再狠一点。
拿着下扬州、修河渠、改官制、办新学、四方征战这些事。
影射他也就是个运气好点，赶上了火器时代、海上贸易时代的杨广呢？
“千秋功罪，千秋功罪……”
皇帝望着河水，喃喃自语。
许久，忽然问了一个把廖寒辉和身边近侍全都吓了个半死的问题。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朕若是现在死了，日后评价如何？”
唯独刘钰心里暗道，得，好好的政治动物不当，又犯了“是个人”的大病了。
第五五三章 决心
腹诽归腹诽，刘钰还是羡慕嫉妒的。
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有资格“任性”地偶尔当一会儿人。
包括诸多皇子在内，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
皇子之下，刘钰已是公爵，到顶了。
可即便是他，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他要是有过多的“人性”，一旦站出来，将来治水出了事，他就有大麻烦。
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实则就是自言自语，自我感慨。因为这话，就没有臣子敢接。
盖棺定论、盖棺定谥号，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
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
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现在做完的事不提。
剩下的事，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自然是大事。
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那叫大事吗？
以史为鉴，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最终坐上龙椅的吗？
以史为鉴，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为鉴，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而不是说北方游牧——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麦和手工业，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
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主义的错觉、刻舟求剑的潜意识，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
西南改土归流，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就是修修补补。
除去西南改土归流，还有西北移民、东北移民，乃至于皇帝设想的郡县朝鲜和北越，要么就是小事，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事。
而治水，治淮、治黄河、废漕运等等这些，属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治标治本的那种。
刘钰就说过，皇帝很自负，皇帝想办大事、治标治本的事。因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来的小事、治标不治本的事，即便儿子不如自己，也差不多能办成。
可大事，就没有一个简单的。
甚至可以说，治淮、治黄河、治水，竟然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那个。
剩下的，李家王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保证小农经济、保证自耕农、保证土地兼并的延缓，保证不至于民不聊生。
胥吏狂欢、基层加派、士绅控制、土地买卖、黄淮水灾、兼并破产、漂没贪污……这才是要解决的大事。
而这些大事里，开口就要3000万两白银的治淮，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一个。
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才堪堪能解决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大事，而且还不保证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
听起来有些魔幻，可事实就是如此。
剩下的随便拿出一个，是3000万两白银能解决的？
就说次简单的、理论上是可以用氪金来解决的……治理黄河。
3000万两？
3000万两就想驯服黄河？欺负欺负淮河得了。真要是铜瓦厢决口了，300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着。
剩下那些，胥吏、士绅、加派、贪腐、兼并、地租……哪一个不比治理黄河要难？
做政治动物的时候，刘钰“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的时候，皇帝哈哈大笑，觉得刘钰是打仗打多了，得了战后病了。
然而一旦不做政治动物，偶尔当回人，一样也会生出这种无力感。
刘钰自然感觉到无力，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暗影双生的新阶层上，寄托在未来上。
他直接躲开天朝内的事，觉得外面的事比天朝内部的事简单多了。
干就是了。
哪怕是爪哇土改呢，他都能直接告诉牛二：多简单，杀就是了。他妈的就是把万丹苏丹的头剁了，有人跑来朝廷告状，他也扛得住。在爪哇，剁个有十万亩土地的当地大土地主，都不如在河南江苏剁一个一千亩的士绅麻烦大。
爪哇土改能杀，山东河南的土地问题，刘钰敢说杀这个字吗？
可皇帝不是刘钰，他是天子。在他看来，外部扩张的最终目的，就是有足够的钱，来解决内部问题。
只要保证现今的基本盘，能把基本盘内部的问题解决了，外部自然不是问题。
这么想，绝对正确。
中华这么大的体量，内部问题解决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此时西洋诸国算个啥呢？
然而最正确的想法，往往意味着这是一条根本走不了的路。
所谓：正确的废话。就是如此。
一个治淮，就直接让皇帝感慨万千。真相把国内的事都解决了，何异于登天？
皇帝也知道自己偶尔发发的感慨，根本无人敢回答，终于对着涛涛河水叹了口气，不再提自己“如果现在死了如何如何”，慢慢转过身来，不再去看那涛涛浊浪。
唤来身边近侍，吩咐了两句。近侍便让身边的护卫、内官等，各自散去在五十步外，恰恰是听不到皇帝说话的地方。
等一群几十步外的护卫围绕的中心，只剩下皇帝、刘钰、廖寒辉三人的时候，皇帝示意廖寒辉靠近一点，然后问了一句话。
“朕不想要你的脑袋，也不在乎什么全家担保之类的话。朕只想问问，五分入海、五分入江的治淮策，有几分成算？”
廖寒辉的态度，让皇帝预判了他的预判，多半问起来，肯定就是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和全家担保。
但治淮这么大的事，一个项上人头，一家几十口人，有个屁用？
“回陛下……”
廖寒辉仔细斟酌了一下，用了一句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自宋决黄河后，历朝历代也不是没有想着治水的。譬如治淮，有些工程已经开挖了。但往年季节都没有大雨，偏偏开挖的那一年大雨倾盆，成果尽倾覆。”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臣为人，是以只能谋事在人。”
“若天无异常，当有八分成算。”
“臣在图册中，已测得诸多数据。淮河流量、开口流量、通江流量、地势高度、所需人工……这些，都不是臣坐在书斋之中一拍脑袋得出来的。”
这话看上去并没有保证什么，但在皇帝看来，也算不上滑头。
而是将事情直接说清楚了，真要干的话，天若不予，人力奈何？
最终做决定的，还是皇帝。不是他一个郎官能定下的，哪怕是河道总督，也没这个决策权。
这，不是天朝外的事，是天朝内的事。
是要走六政府、天佑殿、大朝会的。
不是下南洋这种皇帝内帑出点钱，直接绕开六政府天佑殿去与荷兰谈判的事。
这件事，做成了，就是皇帝圣明。
做不成，就是皇帝一意孤行。
廖寒辉不是把皮球踢给皇帝，而是说最终天佑殿六政府和皇帝，才是帝国的决策者。自己，只是确保决策实行的人。
也包括上书直言和劝谏。
不是他不想极力争取，而是如皇帝所说，自己的项上人头、全家性命，顶什么用呢？
得到“八分成算”这个答案的皇帝，犹豫了略微片刻，转头看向了刘钰。
“兴国公，朕若急用钱，你能弄多少？”
刘钰想了想，回道：“看朝廷还不还。有些钱，不用还。有些钱，最好还是还。”
“朝廷若从盐商身上弄钱，其实到头来还是从百姓身上弄。但这事儿，盐商有钱，源于朝廷垄断政策。他们享受着朝廷的垄断政策，得了利，弄点钱是没问题的。缺了他们，自有别人顶上。”
“海外贸易，虽然也是朝廷垄断政策，但又不一样。”
“盐商之类，你不干，朝廷放开政策，别人自然可以干。”
“海外贸易，朝廷放开政策，结果就是海商被荷兰人扣在巴达维亚屁都不敢放一个；结果就是海商去小仓‘自由贸易’，被倭人拿着大炮轰死好几十；结果就是连两晋三国时候都能去的狮子国都去不了。”
“陛下委臣兴工商事，盐政臣是管不到的。”
“只谈工商，陛下让臣弄钱，若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根本不想还的话，臣可以弄八千万两。”
“可要还的话……那就是借贷。”
“5%的年息，臣能弄1000万两。”
“30%的年息，且朝廷保证能还，甚至以盐税做抵押来作保，臣能弄大几千万。但，30%的年息，三年翻番，朝廷根本还不起。”
皇帝嗯了一声，也明白盐商垄断和海外贸易垄断的区别，现在的大顺连走出印度都难，各国都在搞垄断专营的时候，只有以垄断对垄断、以国家对国家。
盘算了一下，若是借款1000万两，按照5%左右的年息算，一年利息大约是五六十万两。
于是问廖寒辉道：“若治淮，变水灾为水利，可灌溉多少田地？使多少田地由旱田变为水浇地？”
“回陛下，若引淮走高邮入江、引洪泽湖直接入海，所利田亩，在120万亩左右。”
“除去灌溉水浇地外，其余田亩，自安徽至苏北，数百万亩耕地亦可减轻淮河水涝，三五年一次水灾的蠲免救助，亦可免去。”
皇帝下意识地心说：这不发水灾的地方，是省了蠲免和救济，但是赋税却没加啊。120万亩水浇地，纵然从下田抬为中上田，即便清查亩数增上田之税，可够得一年五六十万两的利息？
第五五四章 一钱多花
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维，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
待这种心思消退，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
缺钱。
户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够。
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现在还没出货，押在仓库呢。
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对西洋贸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
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
对南洋战争，花的是内帑的钱，这些钱肯定是赚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
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而大顺的记忆里，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皇帝是想着，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刘钰既说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周转一下子，也好过加增“淮饷”，引得天下出乱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
趁着冬天，治理淮河的钱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这些钱也得出。
全算下来，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
不借钱的话，就得一点一点地攒。攒到啥时候呢？攒十年后，假设一切风调雨顺，钱够了，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税的话，确实也能赚钱。
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这时候全力进印度，就是在和英法为敌。
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
英法合力，能让大顺的货船，连非洲都过不去。
对内加税、或者对内改革呢？
加税是不考虑的。加税意味着出事。
对内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
但一来，这种事难做。
二来，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进入官吏系统，对抗本地士绅。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
三来，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
士绅靠的是免役、免摊派，不是免税。
所以对士绅来说，税率越低越好，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
但这么低的税率，国家到底够不够用、基层要不要摊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摊派，和他们无关，本来也不是“合法”的税收，他们大义在握。
地方官随便加税，当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渔杀家》都知道，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
如此种种，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
虽然说，历朝历代，问商人借钱这种事，要追述到汉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样，开历代之先，借钱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钱，就得还呐。
刘钰也说了，盐商和其余工商与海外贸易的区别，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盐商；而盐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还嘛。
正想着呢，廖寒辉进言道：“臣以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变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这劣田，原本价值二两银子，如今变为水浇田，价值增至四两。”
“二两变四两，其中二两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内加诸于上，或许拿不出，那么将这一半的增值地钱，分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废漕改海，民间劳役减轻，漂没耗损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否可以增税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亩。确定田亩数后，若真能保证十而税一，或者八而税一，民间负担反倒比三十税一要轻。”
“如此，二三十年内，这治淮费用，当也收回了。”
“臣以为，治淮需三五千万两，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着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将全部的钱都投入淮地。”
“今日补淮，明日增淮之税而补他处，未为不可。”
“只要治好淮河之后再增，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运，即便加税，百姓的负担也是减轻了的。”
廖寒辉这些年一直在黄淮区，对皇帝诉说的“朝廷做鸵鸟”的说法，当真是理解的相当透彻。
百姓的负担到底是不是国税？
廖寒辉自是清楚。
他觉得自己这个办法，算是跟松江府那边试行的印花税学来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据交易的时候，按照交易价格来交税。
那么，土地从劣田变为水浇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亩税之外，完全可以视为朝廷投资的一部分回报。
把土地从劣田变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给国库，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治淮的钱，是各个省凑的。国库没钱也不行，将来别处遭灾了，也得用国库的钱赈济，让淮民偿还各个省凑出来的治淮钱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这和后世不一样，这三千万，就是大顺一年官方的财政总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黄河也罢，没听说有投资需要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廖寒辉也知道这个数额对大顺来说，着实是大了点。就算大顺如今还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工商业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会留下一个顶大的财政窟窿。
他这想法，也只是一地一府的视角。
皇帝对此不置可否，并没有斥责，也没有称赞，而是问刘钰道：“兴国公不知治水事。但于钱上向来看的紧。”
“若朕真欲废漕运、治淮河，爱卿可有什么策略？”
刘钰多少年前就琢磨着废运河、走海运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准备？
如今皇帝不问他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而是问他这件事要做该怎么做好？
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于是他便将这些年对于漕运、海运、漕工等等问题的考虑，一一陈奏。
总结起来，无非两句话。
漕工组建厢军。
漕米买扑承包。
这两句话可以概括的策略，让皇帝陷入了沉思。
说起来也简单，听起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总结起来，无非还是之前的老办法，旧瓶装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么反正要找人干活。
找人干活，又不想征发劳役。
那么就得给钱。
同样是给钱，为啥不把钱给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影响生计的人呢？
将他们编入厢军。
不发盔甲、不发火枪、不发鲜艳军装，一身装备行头也花不了几个钱。
按照每个月二两银子的饷银，再保证能吃饱饭，让他们专门干活去呗。
编入二三十万厢军，专门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这些人来挖。
找靖海宫培养的工兵军官生来做军官。
当然，要赶时间的话，农闲时候，可以募役当地百姓去大堤干活。发钱就是了，反正是照着3000万两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笔钱。
遣散安置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无疑谋生的人，又是一笔钱。
而如果编制厢军，就可以用一笔钱，解决两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后维护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后，海河、辽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治理？黄河长江是不敢动，挑软柿子捏不行吗？
日后维护、治水延续，直接可以用成为熟练工的这批厢军。
另一句话，漕米买扑，则是在确保海运没有问题、海军可以控制南洋、实在出事了可以运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个花一笔钱，解决两件事的办法。
江南地区，白银充足，完全可以支撑完全的白银货币化。
那么，原本要缴纳实物租的漕米，直接换成银子缴税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银，交给商人。
按照价格，承包给商人。
然后，朝廷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比如台湾、南洋新垦地，十年免税等等——反正这些地方原本也没有税。
由此，以政策性引导，让这些豪商去南洋、台湾去办稻米种植园。
而兴办稻米种植园，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为运河被废导致的运河两岸经济下滑、以及后续的经济下滑导致的贫苦农民，外加水灾等年年都有的灾荒，就可以让大量的需要朝廷赈济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种植园当苦力、奴工。
一来大顺的人力便宜，也就与荷兰人用的泰米尔奴隶差不多。
二来，大顺的这些人，多半本来也会种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兰人在爪哇推行种靛草要强，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种。
这样一来，原本每年要给百姓带来大量负担的漕运，便可承担三项责任。
其一：保证漕米供应。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赈灾。
其三：充实南洋人口，如两晋隋唐开始的对江南的开发，假以时日，南洋华人众多，亦可为天朝的基本盘。
其四：促进南洋发展，由大量种植园，带来小买卖繁荣、消费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长远地保证大顺所理想的小农经济在天朝内的稳定，缓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确实多熟，粮食产量肯定比两淮地区要高的多。
同时，因为人口南迁南洋，兴修淮河水利设施，南洋米产量增加，以及不再需要缴纳稻米实物租而缴纳货币税等等因素，运河地区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趋势也会增加。
而增加的这些棉花，又恰好可以提供对外贸易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荷兰谈判很顺利的完成第一步、在南洋被大顺所得的条件下，纺织业肯定是要大发展的，这又可以给朝廷带来更多的赋税。
原本是害民害的两淮崩溃、运河两岸恨死漕运的漕米，若行此手段，不但可以缓解运河的苦难民役；还能当做朝廷赈济灾民下南洋的手段。
单这几点，就比继续走运河要强。
其中朝廷并没有多花一分钱，因为漕米本来就是要的。
至于说考虑承包种植园需要时间，那也不是问题。
只要有银子，大顺有海军，有足够的货船，几百万石大米，在南洋随便就买得到。
从爪哇买到暹罗、再买到锡兰印度，只要海军能在南洋称雄，就根本不存在买不到的情况。
再不济，还有辽东的粮食呢、日本的粮食呢？日本既然为了搞了大米期货交易，钱到位，军舰还能继续去那边转圈，日本的各个封建主巴不得大顺去买米呢——日本百姓是交实物税的，可不是交银子，这些大米得换成钱，才能买开埠之后大顺带去的大量货物。
所以，刘钰觉得，现在完全废弃过时的运河漕运、废弃经济最发达的江南还有实物税的时机，已经到了。
要说在北方还收实物租吧，也能理解。之前北方白银确实不足。
但不在北方收，却在白银存量最多的江南收实物租，这就说不过去了。
伐日本、下南洋、驱逐西洋势力确保海运安全的同时，其实也确保了大顺的粮食安全。至少，是京城的粮食安全。
从全局考虑，刘钰并没有去琢磨治淮之后的加税或者土地增值的问题，他觉得这倒是细节。
他支持松江府尹搞十一税的原因，不是为了朝廷收更多的税，而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降低松江府的买地收益，从而降低松江府的工商业贷款利息。
真要是大顺爆种改革，李淦疯了搞激烈改革，真一年能收大几千万两的土地税，刘钰反倒郁闷了，这庞然大物得让新兴阶层长到多大才能推倒？
要是在淮河刘钰搞均田，刘钰是支持的，增加内需购买力。
但不动最基本的所有权问题，搞这种修修补补，除了户政府能多收点钱外，对工商业发展意义不大。
他的目的就是让皇帝花钱，并且花钱之后还能感觉到非常爽。
并且这钱一定是从工商业赚来的。
刘钰觉得，真要是去借债，一年五六十万的利息，根本不是事，他也丝毫不琢磨着在土地上往外挤。
欧洲即将结束战争，国债利息趋于稳定，暂时看也没啥好的投资方向。他们也不会急着要回本金，而是会更倾向于每年收利息。
这钱，等于就是白拿的。
还不还的，真要是大顺对外扩张了半天，竟到一千万两都要赖账的地步，也根本不用还了，来大沽口武装讨债吧。
而要是能稳定十年都没有引发挤兑，证明大顺已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还差这一千万两的本金？
第五五五章 最终还是看天意（上）
治水问题，刘钰不敢掺和，他控制不了老天爷。
但要说保证京城和驻军以及野战军团所需的600万石粮食，他便可以拍着胸口担起这责任。
虽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也其乐无穷。
可终究，比起治水的与天与地奋斗，保证漕米的与人奋斗实在是更有乐趣。最起码可以自己掌控命运，但治水自己没办法掌控是否来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暴雨。
这些年过来，皇帝对刘钰还是非常信赖的。觉得要是刘钰拍胸脯保证的事，那肯定是胸有成竹的，从当年的罗刹边境战争到这一次下南洋，都印证了这一点。
只是之前皇帝始终觉得，刘钰有时候总会使一些“先斩后奏”或者“倒逼朝廷不得不从”的手段。这都形成习惯思维了。
耳听刘钰又提出这么一个听起来似乎“十分合理、十分有利于朝廷”的政策，皇帝也几乎是下意识地想了想这件事可能会引发什么影响？可能又会“倒逼”朝廷将来做出什么决策？
想了半天，觉得好像最多也就是倒逼朝廷不得裁撤海军、必须保证一支在南洋有绝对性优势的海军。
除此之外，暂时倒也看不出什么别的。
之前任命米子明为南洋都护的时候，殿前奏对考教，米子明说要分“内外”。南洋的工业发展不起来，而且杂乱无章的岛屿，都使得南洋很难存在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
因为南洋虽然有柚木，但是造舰不只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吞金兽。
拥有一支十余艘战列舰的舰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需要几十个省份的税收保证、需要强大的手工业作为支撑、需要一整套的帆布缆绳锯木产业、需要一个海军部下辖的后勤管理处统合……总而言之，南洋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个很近的、大顺也很熟悉的例子，就是荷兰。富庶数倍南洋、航海术十倍南洋、远洋海战传统百倍南洋，但结果就是现在连一支战列舰舰队都凑不出来。
用刘钰的话讲，那叫在阿姆斯特丹看着岁数和他爹差不多的大的荷兰最年轻的战列舰，想着曾经荷兰纵横四海，当真有“黍离之悲”，叫人潸然泪下顺便忍俊不禁。
是以看起来，只要有一支舰队捏在天津卫、威海卫、旅顺卫这三处距离京城很近、陆军野战部队随时可以控制港口炮台的地方，倒也确实不用担心南洋会威胁到朝廷的漕米稳定。
不用担心造反、割据。
剩下的，便都好说了。
皇帝暗道，守常的手段果然异于常人，若说他聪明过人，倒也不是，如他所言，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接触多了那些西洋开拓殖民的手段，想法也就与朝中众人大为不同。
但怕的不是他聪明过人，若真是聪明过人，倒还好了。若韩白李岳、若周公武侯，皆非常人也，百年难遇，不可复刻。
怕的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便可想出这样的手段。
这殖民扩张的手段，西洋人已用的纯熟，西洋人不需要近水楼台，只怕在殖民扩张之上他们便是水。若他们再有聪明之辈……便若朝中科举出身的状元们的才智，若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想出的方法怕也比守常想出来的要强，这西洋人中的顶尖聪明者本就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果然，大敌仍在大洋上，而非西北东北了。
无论如何，这海军还是要继续建的。
马六甲，当为山海关。而印度，当为东北地，隔绝罗刹与山海关。此事终是要做的。
既如此，他想“倒逼”朝廷继续维持造舰，以确保南洋漕米，倒也没什么问题，反正也要做。
这既没了问题，剩余种种，倒确实是良策，大为有利。
一石三鸟，一举多得。
“爱卿所言，确实耳目一新。”
“朕算一下。若养三十万厢军，月饷二两，加上吃饭……爱卿的要求又高，不但要求吃饭，还要求吃饱。这一年就得500万两白银。”
“每年再多支出500万两，而且还是年年如此。”
“这笔钱，以前是不走户政府的。当地地方官摊派和力役就能解决。但现在走户政府了，就得朝廷花钱。”
“户政府的摊子越铺越大，进项却没加多少。只怕户政府不会同意。若由朕内帑出，终究不是这么回事，还需制度化。”
既说制度化，那就是说钱要走户政府走国库太仓。
而走户政府国库太仓，有天下内外之分，这钱就还得从天朝内弄。
皇帝也是在询问刘钰对廖寒辉提出的“淮河加税”问题的看法。
刘钰本就对此不是十分热衷，他觉得不改变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修修补补。
而且征税成本在那摆着，皇帝要征收倒是有手段：一大堆新学学生、手里还有武德宫良家子，以足够的人才储备空降两淮，清查田亩、安插足够的基层税吏，进行控制。
长期肯定也会发生“新学生堕落”问题，短期倒是确实能做到一个看似矛盾的巨大成果——加税的同时，减轻百姓负担。
这些东西，皇帝深谙平衡之法，自然不可能想不到。
于是刘钰便道：“户政府的事，陛下宜与朝廷合议。但淮河尚未治理之前，加税之事本就不可能，蠲免还差不多。臣以为，这钱，三五年内，还是内帑出为宜。天下非只两淮。户政府的钱，不可见底。”
“西南改土归流、西北移民，此二项，非臣所擅手段能做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往这边投钱的，商人趋利，西南西北事，还是要靠朝廷推动。”
“臣所擅者，也只有鲸海南洋，此等可以商人取利之处。”
“至于说一年多出五百万两，算不算冗兵之政……臣以为，有事做，就不是冗兵。”
“淮若能治，除大江大河之外，还有何处治不得？这倒是与海军异曲同工。”
“若不用，便是冗兵。若用，便不是。”
皇帝嗯了一声，心道海军是不是冗兵，朕心里是有数的。日后真要是得了南洋身毒之利，料想太子也未必愚钝至斯，这你倒不用担心过甚。
思虑一阵后，皇帝又问道：“若真将漕米寄于南洋台湾，爱卿觉得，每年可以迁走多少人？安置多少灾民？”
刘钰早就盘算过。
既然是民间资本参与的下南洋和“以工代赈”，那么其实按照奴隶贸易的思维来考虑数量就行。
南洋的香料其实已经差不多到顶了，人体四液学说在欧洲退潮之后，香料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稻米种植园、靛草种植园、棉花种植园、咖啡种植园，这些东西，才是南洋将来发展的关键。
就南洋之前糖厂和甘蔗园的情况来看，即便有“居留许可证”的特殊情况，但只怕搞种植园之后，那些在种植园干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奴隶贸易的航程很远，大顺从两淮下南洋也不近。
人口来源，要么就是灾民、要么就是欠了高利贷还不上的被人“卖”到南洋还债的。
当然大顺没有奴隶，只有可能一辈子都还不完债务的契约长工，从法律意义上讲确实不是奴隶。但……本质上到底是不是，刘钰心里还是有数的。
按照奴隶船一船装个千把人的效率来看，真要是朝廷将漕米寄于南洋，第一年安置个二三十万人是不成问题的。
死亡率高点，南洋的坏境黄淮地区必不适应，加上蚊虫疟疾热病之类，三十万去了，第二年能剩个十五六万活着的吧。
第一年三十万人，第二年开始每年还要补充大约十万左右，等着后续发展起来了，人口多了，贸易拓展了，肯定会逐渐增加的。
挖矿、种咖啡、种棉花、砍树等等这些，也得在四五年后才能发展起来。
盘算之后，刘钰道：“除第一年外，日后每年十万是可以保证的。日后逐渐增加。”
“这十万人，朝廷就不用出钱救济了。而且青壮多半被挑走了，剩下的老弱……呃，也就不太可能‘叛乱起事’。”
“算上朝廷出钱编入厢军的，废弃运河的这段转型阵痛，也应该可以把控得住。”
“虚说百万漕工，但若真能解决五六十万，也就差不多了。”
皇帝点点头，这些年他也算是稍微见识了一下“民间资本”的力量。
往西域移民，民间资本根本不参与，无利可图。朝廷花钱花的让皇帝都心慌。
仁慈一点，一个人迁徙的成本，得100两左右，甚至150两，才能到伊犁定居。
虽然伴随着定居点日多、粮食渐能自足，迁徙成本逐渐降低，可这钱也是花的心惊肉跳。
人少了没卵用，人多了花不起。
而之前的鲸海开发、虾夷开发，朝廷一毛钱都没出不说，还收了买扑费用。
结果就是因为有利可图，数年时间，鲸海虾夷等地，已有数万人不止。
究其根本，也就是船能方便地从虾夷跑到日本、跑到天津。而船不能从甘肃跑到伊犁。
现在刘钰开口就是保证一年十万左右，且朝廷不花一分钱——理论上，买漕米的钱，专款专用，就是不给南洋，也一样得花出去买米；或者直接征收大米，那么大米就不是钱了吗——这确实倒是解决了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
但皇帝还是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爱卿如何保证，每年这六百万的钱，都去开发南洋了？而不是被用来在江南买地？”
“朕担心，会不会本为了缓解人地问题、减缓兼并之害的钱，反倒是促成了兼并事？”
“商人求利，如何保证这笔钱用在朝廷想让用的地方？若是每年六百万钱不去洋南，反入苏南，以致买地囤地，又将如何？”
第五五六章 最终还是看天意（下）
皇帝这些年没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刘钰从先秦故纸堆里翻出来胡诌曲改断章取义后的道理。
对资本的逐利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皇帝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外都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国家放水发钱，希望钱流向的地方，然而钱总不往那边流。
大顺这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刘钰希望钱往工商业上流，但现实往往是钱往土地上流。
皇帝担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万两的白银，明明预想是开发南洋，解决粮食和人地矛盾。
结果呢，这些热钱，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严重。
刘钰设想过，逼着小农破产，逼着百姓下南洋。
但那说的是闽、粤地区，最多加上个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难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着走到有船、有人收购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还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顺要面临的问题始终都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的认为那里能赚到钱，于是花钱让没钱的去给他们赚钱”。
所以，刘钰对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矿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开垦的上好土地上。这里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土地再好，粮食卖不了钱，只对穷人有吸引力。
卖不了钱的粮食只是粮食，对吃饱的富人而言毫无吸引力，除非这些粮食能换成钱。而南半球大洲能让粮食换成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地的金矿需要矿工，矿工需要吃饭，种粮食是为了挖金子。
而对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开发买卖奴工上，而不是自发移民去当自耕农上。
短期内刺激南洋开发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从南洋收粮食。而能让国家层面收粮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驻军所需的漕米。
大顺是个假的大政府，混到一年收入3000万两的程度，根本没太多的能力搞国家调控。漕米粮食算是为数不多能调控的东西。
但皇帝对现实有些了解，就不得不怀疑这么搞真的能如人所愿吗？
自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土地制度就是标准的私有制。土地是可以买卖的。
不想让钱流入到土地买卖上，就俩办法。
要么，土地不能买卖。
要么，土地收益率降低、其余行业收益率增加。
土地不能买卖，是不可能的。就大顺而言，做不到。
虽然北派大儒一直想要恢复井田，但他们给出的那办法，纯粹扯淡。而且他们是以井田为目的的井田，纯粹的反动。
刘钰不是不支持那些古儒一派提出的变种井田制，但他理解的变种井田制，不是为了井田而井田，而是为了防止小农在时代浪潮中破产无以为生导致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反动。
变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足以容纳每年百万级别的破产人口的时候，再把井田一脚踢开。
这就是纯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学的意识形态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条奔流的大河，儒学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三代之治说，河不对，应该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坝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刘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则是认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让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亲河一样，大顺的特殊性，使得这条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坝堵起来，下面没法疏浚。所以筑坝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确保下游能容纳足够的洪水之后，再把坝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之后，华夏被儒学浸润导致很多人本能地亲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坝那一步同路之后，原来的同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需要一群人、数百万拥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群体，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既然不现实，那刘钰宁可发洪水，也绝对反对筑坝，搞反动。
皇帝的担心，是从大顺王朝的稳定性考虑的。
小农经济越稳定，王朝也就越稳定。
对皇帝而言，对外扩张，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搞钱。搞钱，是为了让王朝更稳定。
但刘钰骨子里就对王朝稳定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以小农经济稳固为基石的王朝稳定性，不但没兴趣，其实一直在挖坟来埋大顺。
但这个坟地，不是这么好挖的。
而且皇帝现在担心的这个问题，看似只是担心具体细节，实则本质上还是对工商业发展的隐忧在作祟。
这种隐忧的根源，源于土地的私有买卖合法。
商人越富、越有钱、赚钱越快，皇帝就越担心，大量的工商业的钱用来买地，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加剧。
而大量的资本用来买地的担忧，又源于土地收益率太高。
大顺的地价奇葩的低、地租奇葩的高，都导致了买地的收益率实在是太高了。
既然商人逐利，那么，明显的，钱会往买地上流动。不只是皇帝担心的这一年几百万漕米的买扑钱，还包括任何工商业从业者。
皇帝不是站在古典的“大家都是做生意了谁来种地”的角度考虑的，而是纯粹站在“商人这么有钱买地兼并怎么办”的角度考虑的。
除非，土地不能买卖，使得钱除了流向工商业之外，没有别的钱生钱的途径。否则，这种事是很难禁止的。
去和商人讲道理：哎呀，不要囤地造成兼并，应该把钱投入工业，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让国家富强。
商人看看土地的收益率和风险性、再看看工商业的收益率和风险性，心道我可去你吗的吧。
靠情怀和道理，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皇帝担心这个，刘钰也只能实话实说。
“陛下圣明，所虑极是。”
“此事既是因为治水而起，臣也请以治水喻之。”
“钱流动起来，可称资本，资本就如流动的水。”
“流到此地，便要分叉。”
“一边是天朝内的土地。”
“一边是工商与南洋荒地。”
“古来治水，无非一堵一疏。”
“这事也是如此。”
“堵者，或抑兼并、或行手段使买地收益降低……亦或惊天动地，拼着天下大乱，均田不得买卖。”
“疏者，便让工商南洋之利，高于在国朝买地的收益。商人逐利，自然会去。”
“这一堵一疏，皆关乎国家大政，非一州一府所能为也。”
“加税、减摊派力役，这是堵。臣对天朝内部的事，所知不多，亦不曾为政地方，非臣之所能。”
“但在工商一事上，臣自信还有一些手段，能保证这些钱流向南洋。亦可保证这些钱，有一部分是以安置流民灾民的方式花掉的。”
“陛下所虑，其实是天大的事。商人固然囤地买地，那么各地士绅乡绅地主就不买地囤地了吗？这件事要解决，恐非人力所能。”
“既非人力所能，臣以为，何不另辟蹊径？买地囤地，是因为人们爱土地吗？不，只是爱钱。”
“既如此，想办法让他们有更好的赚钱的路，这才是治标之上策。至于治本，除非古儒一派复井田之议，否则无解。
“百姓是因为没有地而活不下去吗？对也不对，但更准确来说，是他们除了土地之外，再无其余可行的谋生手段。若是另有手段，或做工、或从军，或出海，便无土地，他们也饿不死。”
“既如此，便给百姓找一条拥有自己的小地之外的谋生手段，亦是可行之法。”
“南洋广阔，土地肥沃，一年多熟。”
“既不可井田，有些事是早晚的。但，疏通至南洋，亦可延期。”
“臣既有手段，让他们把钱投入到西洋贸易上；便有手段，让他们把钱投入到南洋。”
“至于说，钱越赚越多，将来利润大的都赚完了，又来考虑土地……臣以为，既不能治本，那就不如在默认必然如此的情况下，想办法控制在沿海几州几府的范围内。”
“即便兼并，百姓亦可去南洋求活，沿海方便。或者，亦可救济。”
“与其假装能够解决，假装卖力去做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实在不如不要讳疾忌医，便认了这件事解决不了，想办法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对此，臣已有一些想法，或可控制在沿海或江南几州几府之内。但尚需细思。”
皇帝眼前一亮，心道既有办法，那就好说。若只是控制在江南或者沿海各地，确实好解决。怕就怕这些商贾赚的钱，跑到河南山东京畿湖北陕西等地囤地买地，以至于百姓无可活、又没法下南洋，那就只能造反了。
福建广东各地既能下南洋、闯台湾，这些地方造反的就少。而且即便造反，多半也成不得事。倒是河南陕西安徽等地，若真兼并过重，必出大事。
刘钰只说这想法尚需细思，皇帝也就没有再问。
心里权衡了一下各方的利弊，本就有倾向性的想法，最终敲定。
于是将廖寒辉召到身前，语重心长。
“卿也听到了。”
“治水一事，关乎海军、贸易、南洋、漕运，乃至土地、井田、赋税……凡此种种，哪一个都是社稷大事。”
“无海军，不可海运。”
“无海运，不可废河。”
“不废河，不可治水。”
“无钱，不可治水。”
“无稳固的漕米来源，不可治水。”
“不能安置漕工，不可治水。”
“不能处置废运河后的贫苦百姓，不可治水。”
“治淮，非是驯服黄河这般的旷古功绩。但其背后，亦是牵扯甚广。”
“说是举天下廿年之力，也非虚言。”
“朕非不爱惜两淮百姓。之前或不可为，如今既可为，自要为两淮百姓行仁善大政。”
“卿切记，治淮一事背后到底担负了多少、牵扯了多少。万勿辜负朕的苦心！”
“从昔年建海军开始，朕就在等这一天。如今这件事交在你身上了，但愿朕没有看错人。”
刘钰闻言，心道毛线，建海军的时候你压根就没想这么远。
然而看破不说破，皇帝这番话，已经让廖寒辉泪眼婆娑，跪在了地上。
“来人，取笔墨！”
呼喝一声，皇帝御笔亲提了一句话。
微禹，吾其鱼乎！己亥月十三。
泼墨写完这几个字，皇帝只淡淡道：“朕给你留着，若真治成了，卿也当得起这句话。”
“兴国公昔日复唐时一别千年的西域，因功封爵。你若能复宋时一别六百年的富庶两淮，封爵何难？”
“历朝历代，未有因治水而封爵的。朕愿爱卿敢为历代先！”
只是随便的几个《左传》上的字，廖寒辉并没有惶恐地表示自己当不起之类，而是感情迸发伏地大哭道：“臣，定尽全力！”
一旁的刘钰见状，心想皇帝这是准备赌一把大的啊。听这意思，漕运改革还要加税改，就要靠治淮成功来压。若成，威望冲天，事事皆成；若败，上天预警，事事皆废。
大顺可不差会画流民图的。
如今也只能默默祈祷，但愿老天爷给两淮百姓一条活路，要是修的途中就发特大洪水，这天人感应、上天预警的大帽子一扣，估计皇帝再也不敢搞什么敢为历代先的事了。
刘钰暗暗祝祷道：“老天爷啊老天爷，这也算是你和耶稣打架的关键时候。你可得给点力啊。人能谋划的都谋划了，成不成还得看你啊。”
第五五七章 哄一哄
等着皇帝终于表演完了爱民忧民的戏码，只叫廖寒辉先行退下，自明日开始每日到皇帝身前讲解治淮图册。
待其走了，周边只剩下刘钰的时候，皇帝才说出了一锤定音的话。
“朕决心已下。爱卿要把朕的内帑充实起来。打仗也好、治水也罢，没钱，是万万不行的。”
刘钰连忙称是，心想能明白这个道理的皇帝不少，但能解决的可没几个。
“陛下，既是要治水，显然就定了废运河之心。那么，这漕米事项，臣所言可行乎？”
皇帝依旧还是点了点头，这一次没有犹豫了。
“就按你说的办吧。你做事还是稳重的，若你觉得做不成的事，你也不会应承。”
“多余的话，朕也不必说了。漕米到底多重要，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朕也知道，这广西广东等地，早就吃南洋米了，一年几百万石只多不少。黑水洋航线已走熟，去京城自不是事。”
“但朕还是那句话。这笔钱，最好是投向南洋。投向天朝所能驻军控制的地方。”
“即便缅甸、暹罗有，那里终究也只是假装朝贡。你也说了，欺上瞒下，互相糊弄，那暹罗等国的国书，是被官员润色之后润成朝贡的。”
“最好这产米地，还是如江南一般，在国朝绝对可以控制的地方。”
“朕以为，买不如税、税不如垦。”
刘钰心下暗笑，皇帝又道：“既然齐国公自荷兰国传来书信，荷兰国的事已有八成了。朕看你也先速速去松江准备往荷兰国送货的事吧。如今已是十月，一旦错了风季，又要等一年。”
“你等得起，朕的银子却等不起啊。这一年便是民间放贷生息，又是多少钱？而且朕现在着实是缺钱，治淮加漕工等等事，明年少说也要准备个2000万两，即便你能从荷兰国借到……”
说到这，皇帝忍不住笑起来。
“这些年花钱花的顺手了，只看库里没有千把万两，朕总觉得心慌。非是朕贪财，这万里江山都是朕的。只是，你久在外面，躲着朝中的事，哪里知道什么叫花钱如流水？户政府和太仓的那点钱，要不是朕以内帑贴补，早就见底了。”
“这些年，摊子铺的太大，已是没有回头路了。西域东北西南，各种摊子都已经铺开了。”
“既是铺开了，便不能回头。现在回头，之前投到西域的那千八万两银子，就全打水漂了。”
刘钰心道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前几年花钱花爽了，摊子铺大了，你也不敢轻易把资金链断了。
而且西域西南这种摊子，又不能对工商业搞竭泽而渔，这是个长期投入的过程。
这倒也正好逼着皇帝不敢杀鸡取卵。
多有捧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皇帝现在居然破开了这个小农思维方式，同意借债了，这对皇帝来说也算是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了。
杀鸡取卵的话，皇帝也知道，一次性搞个几千万两顶天了。
但这将近二十年从蒙古到日本再到西洋贸易的收入，可不止大几千万两了。孰轻孰重，皇帝还是分得清的。
当然，对商人来说，一天不能把皇帝的头摁在桌子上，他们就一天不放心，被杀鸡取卵的可能性始终还在。
只是，对皇帝而言，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即便要杀鸡取卵，那也是眼看着天下已经要彻底完犊子的时候了，不得不拼死一搏的时候了。
暂时倒是真不用担心了。
皇帝肯定会去盐商那抠钱，但这就和刘钰担心的事无关了。盐商和西洋各国的包税人差不多，坑就坑吧。
现如今皇帝也着急荷兰的贸易、以及他内帑收购的一批压在原VOC仓库里的货，只让刘钰赶紧去松江。
刘钰想了下，问道：“那陛下……这松江府行十一税的事？”
皇帝踌躇片刻道：“试行。朕会选派一些年轻人来做此事。丈量田亩、清查土地，也算是练练手，提前熟悉一下。”
刘钰心下了然，既是说提前熟悉一下，那就是说真的准备在治淮之后在两淮和江南试行税改了。
仔细想想，若站在皇帝的角度，这确实是个好机会。
反正废运河、走海运得挨骂；税改也得挨骂。
反正都是反正了，不如两顿骂凑在一起。只要治淮成功，就全压下去了。治淮不成，挨两顿骂和挨一顿骂，也没啥区别。
“陛下既有命，臣这就告退，回去收拾一下，便去松江。”
皇帝还想说点什么，或者看着这奔流河水，此情此景，有些忍不住想要一吐为快心中的一些事，但终究也只是嗯了一声，示意刘钰可以离开了。
等刘钰离开，皇帝一个人站在河堤上，呆呆看着河水沉默不语。
一直到天快黑了，近侍才壮着胆走过来，给皇帝披上了大氅。
“陛下，如今天冷了，还是早回行宫歇息吧。江南虽暖，可这初冬晚秋的风，却比京城还要冷哩。”
皇帝却没有应声，只是裹了裹大氅，继续站在河边发呆。
…………
刘钰回到住处，田贞仪也刚从皇后那回来。
两人说了说白天发生的事，田贞仪就只是在那笑。
笑了好久，这才道：“三哥哥被人拉了一把，却也是白拉。三哥哥倒的确没有力主废运河，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的时候三哥哥也没说话。”
“但废运河一事最终能成，还不是源于三哥哥折腾海军？这一笔一笔的账，别人心里都记着呢。”
“还有陛下要改税制，这事儿……我记得十多年前，三哥哥在朝中大放厥词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吧？便说直接从京城空降一些人去地方，过去清查。”
“你只当别人忘了，可实际上哪忘得了呢？到时候啊，新账旧账一起算。”
刘钰则早已纯粹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大笑道：“算他吗的算，真到算的时候，咱俩早跑了。”
“至于故意坑我、或者制造障碍、使绊子。我也根本不跟他们在天朝内玩，买米也好、贸易也罢，他们要真有那本事影响到南洋、影响到阿姆斯特丹市场，倒还好了呢。”
“暗地里使绊子的本事，窝里横一横得了。真有那本事在南洋、欧洲给我使绊子，我明儿就直接学留侯，跟随赤松子去也。都有这本事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就算胆大包天，找人假扮海盗劫海运船……也不问问，就算是被西洋人称作东方阿尔及尔的苏禄，敢不敢在我面前升海盗旗？”
“窝里横的一群废物，出了海，连琉球人都像糊弄傻子一样被糊弄的玩意儿，我只要远离朝堂，就根本不正眼瞅他们。”
“对了，我这就要去松江了，过一阵便要去一趟南洋，你去不去看看火山风光？”
田贞仪想象了一下火山的风光，有些向往，但还是摇头道：“暂时去不成。皇后过些日子还要去拈香，从扬州府的天宁寺，一直拈到苏州府的玄妙观。我们这些随行的诰命都要跟着呢。”
“之前一直被圈在京城，好容易来江南看看，虽不是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时候，却也别有风味。看看倒也好。”
“慢慢挪过去，只怕风季都过了。你既说皇帝缺钱，肯定要在扬州逗留很久的，等着盐商孝敬呢。哪能如在泰山似的，连奉祀侯府都没去，直接南下了。”
刘钰笑了笑，心道得亏禁教了，这从和尚庙拈到道士观的风格，这要是没禁教，是不是还得给圣母上柱香呢？
“肯定不能去奉祀侯府啊。去了，那‘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牌匾，到底是摘还是不摘？只要不摘，就放在那，互相尴尬。”
“也好，你就跟着走吧，皇后那边既是要去拈香，多半也是要看看风景。一个圈在宫里的女人，好容易出来趟，估摸着不会少了玩乐。”
“皇帝肯定是要去松江府的，到时候我估计我也该回来了。他不得去看看松江府的这些商人，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是否在他的控制之内？”
“或者，刚从盐商那收了钱，不也得来趟松江府表个态，叫那些商人不用担心？”
“事不宜迟，我明日一早就动身。那边一堆事还要处理，本想着你若能一起去，有些事你也就帮着办了。仲贤如今还在阿姆斯特丹，有些事还非得你给出主意不可。”
“不过，还好，暂时要处理的，也就是海外的一些事。要赶在正月前，把南洋的事处理完。我就回来。”
看着刘钰兴高采烈的神情，田贞仪本想提醒一句“在海外他们固然不能给你使绊子，但治淮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治淮和黄河上，给你使使绊子却也容易”。
但见此情态，也不想扫了刘钰难得的兴致，便也没说。
觉得暂时要分开一段时间，便挑着一些刘钰喜欢听的话，哄他道：“三哥哥，说起来，有些改变，真的是润物无声。细细想来还真有些意思。”
“这南洋远在万里，二十年前若提谁去南洋，只觉得九死一生。现如今也不知是你去的多了，还是这些年连欧罗巴也去得，竟叫人丝毫没什么担心，只觉得仿佛从京城去江南没什么区别了。”
“莫说是我，便是那些夫人们，如今提及南洋，倒也知道了不少，也没如从前那边觉得仿佛数万里之外了。”
“甚至有人还觉得，家里子侄想要历练资历的，宁可去南洋，也不想去西域。这之前，可是反过来的呢。”
没说煞风景的话，知他心里喜好，只故意哄了几句，便正说到了痒处，笑意更甚。
第五五八章 好事
几日后，一众豪商和官员等，在松江府城外焦急地等待着。
官员不算，商人们对皇帝来不来松江府的关注度，远低于刘钰这一次来松江府。
早早派人一直传递消息，得了刘钰从清江口没有再跟随御驾，而是直接来了松江府后，商人们立刻准备起来。
估摸着快到了，一大早就在城门外等着。
几个小厮从远处跑来，只说已经快到了，后面立刻锣鼓齐鸣。
商人自是出于对利益的关切。
西洋贸易公司的事，到底能不能成？
南洋贸易，朝廷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这些东西，比起皇帝南巡，更让他们关切。
之前各种流言蜚语，漫天都是。一些人心急，想要打听打听，可打听来打听去，什么也没打听着。
如今终于把消息盼来了，是好是坏，总算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也省的好些人都已经好几个月睡不踏实了。
等刘钰到了，一众庆贺刘钰封了公爵的话讲完后，刘钰便对前来迎接的松江府尹说道：“我这番来，是为公事。”
“既是做官为臣，自是要先公后私的。”
“陛下命我监管工商诸事。我和你也没什么上下级直属的关系。”
“你自有六政府、天佑殿管着。我嘛，六政府却管不到我头上。”
“但既是监管工商，这公事就要和这些商人办。这接风宴嘛，便不去你那了。与你这边虽也有些事，但事有轻重。”
松江府尹也知刘钰风格，见刘钰这么说，知道是在让一众这些天等的心焦的商人们放心，遂配合道：“既是给陛下办事的，自然要先公后私了。国公请便。”
又听刘钰说还有些事，事有轻重，便知道刘钰说的就是十一税的事。也不知成是没成。
心里倒不似这些商人般忐忑。
成了固然好，不成也没什么。
又闲说了几句后，松江府尹自带着人先行离开。
一众商人果然被刘钰这几句话搞得心花怒放。
如今谁不知道兴国公是皇帝身边大大的红人。
虽然听起来，这差事倒有点像是前朝的税监、矿监。
但毕竟不是太监，而是军功勋臣。
皇帝叫这么个军功勋臣来管工商，看来这西洋贸易公司的事，已是成了。
即便不说成不成的事，这一次朝廷的态度，也让之前流传的诸多谣言不攻自破了。
最贱的商人，能得这么一个勋臣监管，而不是太监，已是一个重大的信号了。
几个领头的见状便准备请刘钰赴宴接风洗尘，刘钰却直接问道：“接风宴准备了？”
“回国公，早就备下了。”
刘钰道：“吃饭倒不急。我点一些人的名字，先随我去谈些事。没点到名字的，先去宴席那等着就是了。”
说罢，雷厉风行地拿出一个小册子，当即就点了六七十个人的名字。
这六七十七个人，都是这些年出了名的豪商，也算是商人中最顶尖的那一拨了。
商人是否顶尖，有个非常简单的评价标准：身家。
这些名字一点完，剩下没点到名字的，难免怅然，心道自己终究还是不够格。用兴国公之前常说的话，这便叫“开小会还不够格，会越小，事越大”。
但这种事，也没得别样情绪。身家不够，就是不够。
也有些心态豁达的，心道虽没开小会的资格，但比起这接风宴都没资格参加的，不还是强吗？
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一个个心里窃喜，只觉得这是被兴国公认证的“豪商”。
若是被朝廷认证，可能会害怕，觉得这是被认证的大肥猪。
兴国公这十余年的信誉名声在这摆着，与朝廷认证的担忧还是不同的。
这些商人也和刘钰打了不少年的交道了，知道刘钰的一些奇怪心态，也知道刘钰要做事的时候不喜欢磨蹭。
应声之后，赶忙上了各自的马车。这些马车在商人眼里不豪华，但知道刘钰喜好的风格比较“古怪”，所以故意搞得好像非常机械感一般。
至于坐轿子的，一个没有。
纯粹的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因为在场的人都知道，如今的南洋都护，以前是刘钰的奴仆伴当，但刘钰却让他做人。
由此一事，自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与西洋无关，自古坐轿子就被一些正统士大夫视为陋习。
王荆公就说过，“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坐轿子在传统文化里，本就是把人当畜生的无道之举。
既有了如今从奴仆到都护的故事传闻，专门分析如何“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的人，当然不肯坐轿子。
至少不会当着刘钰的面坐轿子，没事找事。
大顺特殊的对外贸易环境，使得这些猴精的商人都明白：对外贸易还要靠朝廷做后盾，让兴国公看着不爽了，发财的机会就没了。
既是兴国公不喜欢人坐轿子、又有颇为古怪的审美观，自然是假装一下，也不费劲。
不但是轿子，有些人还故意买来旧式的提水蒸汽机，不伦不类地放在精美的江南园林里。
平时用东西盖住以免影响美观、刘钰或去的时候就可劲儿烧煤冒烟，甚至无聊地用来提水。
旧式的提水蒸汽机，除了那几个大船坞外，最多的地方就是松江府——但意义，和门口的石狮子、园子里的假山一样，摆件。
刘钰也不是不知，明知道这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但他也乐的如此。哪怕假装呢，也比不假装也强。
这样一群投其所好的豪商各自上了马车，很快便到了宴会旁边的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里。
等人都到齐了，刘钰直截了当。
“西洋贸易公司的事，已经成了。你们先别忙着高兴，不是说还有不好的消息，而是一会儿接风宴上再高兴。”
“还有个事，要和你们说说。在我看来吧，也是好事。我听听你们的意思。”
等这些商人忍住了兴奋后，便将漕米的事，简单的说了说。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也就是这么个事情。我读书不多，但也知道，王荆公当年搞青苗法，就是因为面向小农。哪怕现在，疑惑将来，这种小额的贷款，也很难做，而且动辄还不起，又难监管。”
“是以，这种事，和贸易公司不一样。”
“贸易公司，那是十两不嫌少、百万不嫌多。”
“可漕米种植园这种事，最好还是找有实力的承包。出了事，也好管；不出事，也好监管。”
“六万两、五万石米一股。没有小额的。”
“所以我也根本不找他们，只先找你们。如今事情你们也知道了，说说吧，觉得如何啊？”
这几十个人听完，一时间全愣住了。
不是被吓的。
而是这个消息有点过于好，像是假的。
好半天，和刘钰最早熟识的林允文问道：“国公……这事儿……这个，或许朝廷里有人不知道价，但国公肯定是知道的啊。南洋买米，若是量大，五钱银子也买得到。”
“朝廷给的一两二钱的价……若是别人，我们自然窃喜。可国公哪能不知道价？这……这……”
这了半天，也没好这出什么。心里想的是只听说朝廷吸血的，何曾听过朝廷放血？
刘钰笑道：“废话，这有什么不正常的？盐商和这个啥区别？朝廷既能有盐商，为啥不能有米商？”
“你觉得朝廷赔了，朝廷还觉得赚了呢。”
“你们在这装什么不懂人间事？又不是不知道。一年600万石的漕米，中途沉没、丢失、进水、耗损、龙王爷收了、纤夫吃了等等，加在一起一年得收三五千万。”
“如今600万就能解决，当然朝廷赚了。朝廷又不是商人，哪能只考虑钱？”
“再说了，朝廷这里面不还有个下南洋的考量吗？谁让你们去买了？让你们去办种植园。”
饶是这些人信赖刘钰，也见刘钰说出朝廷真正的目的，但还是感觉有些不太真实。
“国公，我们也知道，这南洋一年三熟、四熟。爪哇土地也是肥沃，连富光之前不就是在那做种植园的吗？”
“朝廷……朝廷难道不用这钱屯垦？好像，这也更省钱才是？这等好事，怎么能落在我们头上？”
刘钰嗤的一声笑出来。
“屯垦？”
“还是借王荆公青苗法的事，跟你说说。你说，民间借贷，还不上，卖儿卖女还债正常不正常？”
这些人想都不用想，纷纷点头。
心道这有什么不正常的？
卖儿卖女算啥，卖自己的老婆还债的都有。
刘钰又道：“那要是朝廷放青苗法，还不上钱。朝廷逼着百姓卖儿卖女、朝廷去扒房子抢地，正常不正常？天下能接受吗？”
“呃……”
只一句话，让众人都沉默了。
“朝廷官办屯垦，能办成什么样，朝廷自己心里没数吗？前朝搞军户田，搞到最后，搞成一群乞丐。”
“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宋朝肯定以唐朝的史为大鉴、本朝自是以前明的史为大鉴。”
“到时候整的百姓起义，反抗的是朝廷！”
“包给你们就大不同了。你们压榨的太狠，他们也只是恨你们，朝廷还可以出面调解一下。终究，朝廷是好的，你们是坏的，反你们，不反朝廷，对吧？”
“你们刚才说连富光，他连富光最知道南洋的事了。当年糖厂奴工的事，你说朝廷为啥能让归义军归顺朝廷？”
“要是那糖厂是朝廷官办的，就办的那些事，还归义呢，忠义堂早他么改名聚义厅了！”
第五五九章 妄想
他们当然知道“聚义厅”和“忠义堂”的区别。
“呵呵呵呵……”
林允文等人尴尬地陪笑了几声后，刘钰又道：“所以还是王荆公青苗法的例子。有些事，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都没什么。但有些事，要是朝廷自己做了，那就不好了。”
“这下南洋，怎么下？你们都是豪商，或许不知道底层的日子。这底层百姓就算想下南洋，能不能凑够从府城走到海边的钱这都难说。走了之后父母在家饿死，女儿卖给老鸨子凑钱？”
“与其这样，倒不如鼓励募民募工。”
“既要鼓励，那就总得让你们有些赚头。商人嘛，眼里只有钱。只要有钱，就会去做。”
“所以你们不要怀疑这、怀疑那。这对你们来说就是件好事、对朝廷也是好事、甚至对饱受三百年漕运之苦的百姓也是好事。唯独吃亏的，是漕运沿途的蛀虫。你们放心就是。”
“怎么给你们送钱，你们竟还疑惑起来？”
将这些商人数落了一番，几十个商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除了尬笑之外，一时间也没话可说。
刘钰又道：“其实算起来，黄淮地区的人力，比之闽粤还要便宜。只是，闽粤当地下南洋方便，而在中原地区要自己下南洋就不可能。”
“是以这里面就需要一个中转，一个契机。那就是你们。”
“这种事，其实我也不必说具体怎么做，你们自己心里都清楚。只要开出价码，自有掮客人贩子帮你们搞定，付一笔中介费就是了，按人头数钱。”
“但要是少了你们招揽，他们地处腹心，你说能去哪吧？东北、西域、垦蒙，他们都去不成、太远；下南洋，难不成顺着黄河游到大海，再游到南洋？”
“他们不走，要么饿死、要么起事被剿杀、被屠戮。”
“下南洋，方便闽粤的百姓自发下南洋，可解决不了黄淮的百姓求活难。这就得你们出面了。”
“舍不得花钱，移民就是灾难，很容易催出起义。”
“舍得花钱……就算没有上下过手、没有克扣，朝廷也出不起这个钱？”
林允文想了一下，问道：“国公的意思，我们也明白了。”
“我们是商人，眼界非能想到朝廷所想，便以己度人，以为朝廷也要算计每一分钱。”
“实则不然。”
“对朝廷来说，减轻了漕运负担、救济了黄淮百姓、使得大量百姓下南洋减轻了人地矛盾。”
“我们认为的赚，是银子。”
“朝廷认为的赚，是黄淮安稳。”
“是这样的吧？”
“这就像是一个人想要折磨屎壳郎，便强迫屎壳郎吃屎，他觉得这是折磨，却不想屎壳郎还觉得是奖赏？我们的想法，和朝廷的想法，就如同屎壳郎的想法，与人的想法？”
这个刻意贬损自己这群商人的比喻，让刘钰有些想笑又不便笑，只好道：“话糙理不糙，你要这么说，倒也不是不行。你们商量商量吧，先说说这事你们愿不愿意干，然后咱们再说细节问题。”
“正好，既然这西洋贸易公司的事成了，过一阵，你们这些人，还有大大小小的股东，三千两以上的，都去一趟南洋看看。我自准备船只，组织你们去。”
这种场合商量事情，也没法避开刘钰。但既然说在商言商，这些人只谈利益，也确实没什么需要避开刘钰的。
南洋土地肥沃、尤其是爪哇土地肥沃的消息，又不是宣传了一天两天了。
而且这些年台湾也逐渐开发，不少人去那边募民垦荒，新开垦的土地加上气候，使得产量确确实实就是高。
这些商人也不傻，也向来知道朝廷的抑兼并态度。可出了海，到了南洋，朝廷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要说让他们出钱垦荒西域，他们肯定是不会出一文钱的。他们没有“收藏土地”的爱好，土地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盈利的工具。
之前开发虾夷，他们也是入了钱的，收益率也不错。
靠着日本市场，这几年着实肥了一些人，股份收益也还行，不低。
俵物鱼虾、粮食大豆、配合日本原有的那些专门跑东北航线的海商，很是赚了一些。
但终究虾夷开发是股份制的。
这南洋漕米，却有些类似于这些人最不愿意触碰的“皇商”——之前也不是没有过类似的事，比如在刘钰去日本之前、比如在云南的铜矿开发之前，朝廷是缺铜的。缺铜，就没法铸钱，于是也用这种买办的方式，出钱让人去日本买铜——但结局都不怎么好。
一方面，是新井白石收紧了政策。
另一方面，新井白石稍微使了些手段，便让宁波帮、漳州帮、福州帮的人，先内卷了起来，把定价权扔给日本商人了。
可以说，这种局势一直到刘钰“雪中送炭”，在江户拿到了大部分的贸易许可证之后，这才扭转过来，重新夺回了定价权。
在此之前，一开始，朝廷给的买办费，肯定是赚的。不赚钱，谁接活啊？
但后来，越来越不赚。
这时候咋办？
这事儿，本就不是正常的生意，是和朝廷挂上钩的买办，你说不干就不干？
你不干了，那朝廷负责这个事的官员怎么向朝廷交代？你不干了，牵扯的人可多。
这也不是股份制公司，觉得行情不好，提前就把股票都卖了兑换现金。
到时候，要么使钱行贿，请求朝廷放了他们吧，找别人吧；要么就是把自己之前赚的那点家底都赔进去。
在场的这些商人，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碰这种事。
而且，但凡是朝廷特许的买办，一旦朝廷用钱，是有捐助义务的。
这一点，里面有一个大家默认的道理：就像是盐商，朝廷给你垄断的机会，让你赚钱。但朝廷缺钱的时候，也得从你们身上抠。
故而松江府的这些商人，真不是很喜欢碰这种事。这些年松江府的商业氛围，也让他们更喜欢股份制的合作模式。
如今漕米这事，虽说和当年买铜还不一样，可终究让他们有些不安。
一旦沾上，日后就容易有麻烦。
毕竟这玩意和铜还有一点一样。
铜，最多少铸点钱，凑合着用，实在不行发宝钞。
漕米，关系到京城，关系到朝廷稳定，真要是漕米出了岔子，可就不是跟买办铜料似的赔点钱的事了。
然而这里面的利润，也着实让他们眼馋。
均价一两二一石的大米，怎么看都能赚上一笔。
而且，还能在南洋圈一些土地，日后白赚了几万亩的土地。
米价贵不贵的，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南洋米大概是什么价格、以及米价有时候为什么会贵，他们心里也清楚。
从南洋把大米运到天津港口，对这些已经开始参与西洋贸易的人而言，和去趟日本区别不大，而且还是长崎直达航线开通后的日本。
刘钰说的也很透彻了，朝廷不希望把这笔钱给小农，也不想搞小农模式，因为管起来麻烦。
就说给个农民二十四两白银，让他去开垦土地，刨除去买牛买农具的钱，还剩下啥？今年能见到大米吗？
就算农民会跃迁，不用考虑怎么去南洋。就说直接跃迁到了南洋，种出来了大米，征收成本又是多少呢？需要多少人去管征收？又会闹出多少问题、贪腐？
现在朝廷直接当甩手掌柜，点钱，只要到时候在天津港见到大米就行。见不到，一共百十号人，管起来也容易。
商人们也明白，朝廷是拿他们做个缓冲，其实也就是默许他们对移民的控制。
比如，签长工契约，在契约到期之前逃走的，朝廷多半也会帮着给抓回来。按合同办嘛。
朝廷搞青苗法，自己放贷，收不回钱的时候逼着百姓卖儿卖女，那是一回事。
民间放贷，借贷还不起，判处房子牛马归债权人，这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真要是压榨的太狠，要闹出大事的时候，朝廷也会出面安抚。
毕竟这关系到漕米。
总体上，商人们觉得对他们还是有利的。最主要还一点，只要海军军舰在，再不济，也能买到米，即便赚的少点，也不至于买不到。
而若是军舰不在了，朝廷也不会傻到不复运河，而继续把漕米安全寄托在南洋。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阵后，得出了一个基本一致的意见。
干，大有利可图。白赚几万亩土地。
但是，怎么干，还可以和刘钰讨价还价一下。
“国公，上次开发虾夷，国公提及了弗吉尼亚公司的模式。我们这些年也看了不少，学了不少。既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师夷狄之长技……那，这南洋，为什么不搞成弗吉尼亚公司模式？或者……是不是可以搞成有限责任制？”
正在喝茶的刘钰，噗的一声把茶水喷了出来。
“有限责任制？”
“漕米你要搞有限责任制？不是，你们争论归争论，但能不能想出点阳间的意见？”
“这事儿，已经是极大的让步了。你们不要觉得，松江府这二十年的商业环境，就是理所当然自来如此的。”
“别的都好说，我还能争取。唯独这漕米，你觉得朝廷能允许这一套吗？”
“开发虾夷，和南洋漕米能一样吗？虾夷那边，纯粹就是钱的事，朝廷也就收点垄断钱。漕米只是钱的事吗？”
“事关漕米，朝廷最多只能接受这种保守的官商买办制。别的都好说，唯独这个，绝不可能。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朝廷能接受漕米搞官商买办制，已经是极大的让步了，一部让到了天边的那种让。”
“为了漕米安全，朝廷都能默许运河两岸大小官员贪腐，只要漕米送到，别的一切好说。你们不要搞得做了几年海外贸易，便似不是大顺人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