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七零章 被盟友坑的法兰西（下）
十三州殖民地的豪商们的期待是美好的，现实也是美好的。
法国人的舰队，早已经是一支行政海军了。
文官掌军这倒是完全可以理解，集权的必经之路嘛。但是文官挤得海军司令都没话语权，这就有些过于行政化了。
军队和政府部门还是有些区别的，不能把军队纯粹地当成一个政府衙门。
法国人的海军一言难尽。
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设计师，能让欧拉这样的天才在舰船设计数学应用大赛上屈居第二；有在蒸汽铁甲舰之前最好的风帆舰模板的74炮战列舰，真的是可以一直用到蒸汽船时代之前；有科尔贝尔早在几十年前就定下的“定期服役、预备役水手注册领三分之一军饷”制度，水手也不缺。
但是，海军就是差。
法国的地缘环境，甚至让法国都没有资格在陆海之间二选一。
英国可以铆足了劲造海军，让风帆舰成为不列颠最可靠的城墙；法国要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海军上，只怕能被奥地利、荷兰、西班牙在陆上打爆。
当然要说大顺也有类似的问题，但问题是法国也就个四川省大小，大顺却是十好几个四川这么大的省……
没制海权，殖民地战争就是输。
路易斯堡在圣劳伦斯湾的布雷顿角岛，直观一点，若以圣劳伦斯湾比作渤海湾、将魁北克比作京城，这路易斯堡的位置正好就是大顺的威海卫海军基地。
处在海湾的南部半岛上，直接可以封锁海湾。位置可以说是相当的好，否则大顺也不会在威海卫或者旅顺港建海军基地。
但问题也出于此，位置好的前提，是得有制海权。
有制海权，这样的位置作为海军基地、堡垒要塞区，简直完美。可以说选址非常的科学。
但没有制海权，这样一个突出的角岛，被人一封锁，除了投降，还能咋办？
这就类似于假如大顺现在把开普敦买下来，结果还没在锡兰站稳脚跟，就急匆匆地找到了南非的金矿，那就属于为他人做嫁衣裳了。
法国被刘钰坑的内核，也是如此。
没有制海权，却过早地被刘钰引爆了人参热，而且是在法国忙于欧洲战争的时候引爆了人参热。
这不啻于如同一个三岁孩子抱着块金砖。找打。
饶是如此，法国人还不忘谢谢刘钰。
尤其觉得刘钰人真不错，给法国送来了这么好的贸易，之前赚了百十万两白银，大大地增加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持续作战能力。
这就是坑人的最高境界，不但让对方感觉不到被坑，还要被对方深深地感谢。
在英国殖民地豪商发动了“人参战争”的两个月后，法国在圣劳伦斯湾的重要港口路易斯港，不得不举起白旗投降。
和杜普莱克斯在印度遇到的情况一下，陆战守城，法国是有信心的。
但是，没有制海权，英国人的加勒比海舰队一来，法国海军跟死了似的，根本不露面，能坚持两个月已经算是法国人超常发挥了。
路易斯堡被攻破后，大量的新英格兰民兵发了笔横财。
堡垒中囤积的许多没来得及运走的人参、貂皮，使得投资这次人参战争的英国殖民地豪商不但回本了，还赚了一笔。
那些跟着他们一起来的殖民地民兵，也都分了一些，更是坚定了他们继续打下去的想法。
路易斯堡一破，河口的魁北克似乎就指日可待了，只要法国的海军不能支援。
但接下来的战斗，新英格兰地区的民兵们就感受到了大顺这边的恶意。
他们这边刚攻下路易斯堡。
纽约州以北地区的印第安人，就成群结队地袭击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村镇。
血腥的同态复仇，是部落社会的习俗。
既然白人虐杀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也用同样的方式虐杀白人。圣经里也鼓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大家都以眼还眼，你割我的头皮，我便割你的头皮就是了。
伶仃洋事件之后，刘钰这边给北美的印第安人送去了不少的火枪。在国际舞台上混，自是要说到做到。
这些法国的印第安盟友不能列阵打仗，但是蹲在山林里搞伏击、趴在树丛里搞偷袭，如同捕猎一样的狩猎着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徒移民，却做得很熟练。
本来印第安人的火枪就用的不错，刘钰这边又送去了一批非常适合搞伏击的米尼弹膛线枪，使得印第安人搞偷袭复仇的战斗力直线上升。
同时，魁北克地区，大顺这边除了送去了一些挖参人之外，还送去了一批死硬的、虔诚的、在大顺严苛的禁教令之后依旧不肯破门出教的天主教华人教徒。
能在大顺这么严格的禁教令下依旧不肯破门出教的，那可真的是绝对的虔诚。法国在北美是搞非常严格的宗教政策的，新教徒不能在殖民地。浓厚的天主教氛围，也让这些绝对虔诚的华人教徒，如鱼得水。
得了路易十五的特许居住令，也自增强了法国在魁北克地区的力量。
如此一来，新英格兰的民兵想要攻下魁北克，可并没有那么容易。
而南部地区，大量的印第安人，受到法国人的指使、或者作为法国人的盟友，不断对英国殖民地发动袭击，也使得大量的新英格兰民兵不得不选择退回去，用来抵抗日益增多的印第安人偷袭。
刘钰希望法国人在北美出于劣势，但却不允许英国人借此机会彻底将法国人赶走。
法国的海军，也实在是不争气。
只能说，好在西班牙那边出了个海军天才，海军上将布拉斯，在打完了英国人、保住了西班牙的美洲优势后，才病发身亡，仿佛是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一般。
使得英国对西班牙的战争，并未取得全面的优势，在吕宋虽然胜利、但在美洲却是失败的。
这使得英国舰队无力攻打法国在加勒比的殖民地，总算让法国暂时保住了底裤。
在人参贸易之前，拿整个加拿大换后世吃泥饼的海地，法国人也不会换的。
真要是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都丢了，法国这次可就彻底被动了。刘钰虽然在坑法国，但也不希望坑的太过分。
如今这般，这就刚刚好。若是真让英国人在殖民地上获得全面的优势，战后谈判也不好谈。
获得了优势、优势也不是很大，这就非常适合刘钰对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欧洲外交格局的谋划。
法国不能大败、但也绝对不能大胜。
殖民地可以丢一些，为的就是在欧洲取得优势之后，用来进行利益交换。
总归，奥法矛盾小于奥普矛盾、将来中、俄、奥、法四国大同盟的基础，就是法国不能占据奥属尼德兰、也不能傀儡荷兰。
能让英普同盟结成的基础，是英国不能被法国逼着放弃汉诺威，要让英王在欧洲大陆还有领地，而且时时刻刻琢磨着保卫“龙兴之地”，宁可放弃英国的许多利益。
而这两个基础，在法国于欧陆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刻，所能依靠的就是海外殖民地的惨败。
英国会把殖民地还给法国的，用以换取法国在奥属尼德兰撤军、换取法国承认英王的汉诺威选侯身份。
看似奥属尼德兰和英国关系不是很大，但低地地区直接扼着英国海峡的咽喉。英国可以允许荷兰武装中立，但绝对不能允许法国控制荷兰。
一旦法国占据了奥属尼德兰，荷兰除了给法国当傀儡附庸之外，再无别的路可走了。
法国要是有了荷兰的港口，英国就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也同样，海外殖民地的利益越发重要。法国为了要回海外的殖民地，恐怕也不得不接受大顺提出的调解建议：
一：大顺大使馆将资助和支持荷兰议会派驱赶走奥兰治家族，以革命或者政变的名义，重组政府，宣布荷兰加入武装中立同盟，对欧洲战争采取中立政策。交战国海军不得泊靠荷兰的港口。
二：荷兰废除与英国的诸多条约，包括两次无限期续约的《英荷共同防御条约》。
三：法国从奥属尼德兰撤军，承认英王汉诺威选侯一体，换取英国将北美、印度的殖民地交还法国。
四：如有必要，为了确保荷兰之中立地位和废除英荷条约，或可让法国放弃对斯图亚特家族的支持，以此换取英荷同盟之瓦解。
至于说北意大利的那堆破事，大顺就真的是一点发言权都没有了。
不过好消息是北意大利那边，法国和西班牙打的并不顺利，神罗在那边是压着法国和西班牙打的，这也可以保证奥地利可以要回奥属尼德兰。
这是大顺准备参与欧洲和会、扩大中国影响力的基本条款。
大顺又不是主要的参战国，这个条约最终还是要英法双方点头的。
要让英法两国都点头，大顺这边的小动作就不能少。总而言之，思路就是让法国在欧陆获胜、在殖民地惨败。
现在来看，已经基本上达成了这个构想的先决条件。
只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出面，在法国觉得危机四伏、之前的胜利难保的时候；在英国觉得法国陆军强悍不可战胜、再打下去自己也要撑不住的时候。
其实现在各国都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打了好几年的仗了，花钱如流水。
各国想要打仗，就得花钱。
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借钱。
想要借钱，便要去金融中心。
此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在阿姆斯特丹。荷兰有着不禁金银出境的政策，也有着此时世界上最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而且利息非常低。
但是……
阿姆斯特丹的金融秩序因为大顺下南洋崩溃了。
于是，顺理成章的，这场因为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数年的战争，其实已经到了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
虽然欧洲人民还看不到战争结束的曙光，但远在大顺的刘钰已经看到了停战的黎明。
大顺的使节团要做的，只是等待。
等待法国这边也撑不下去的时候，出面调停，给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案，然后打着武装中立贸易的旗号，将走私发扬光大。然后在英荷贸易矛盾到顶点的时候，舰队进驻阿姆斯特丹，帮着荷兰打赢第四次英荷战争，废掉英国的《航海条例》。
第四七一章 商人的期待
欧洲的战争即将结束，却还未结束，最终的结果仍旧扑朔迷离。最终的走向始终还笼罩在迷雾之中，即便大顺这边百千算计，但欧洲的战争总会出现各种意外。
南洋的战争还未结束，然而结局已经注定，最终的结果除非是他们的上帝亲自出面搞机械降神，否则已无任何的意外了。
夏日一到，苏拉威西等地的荷兰城堡还未全部攻下，下南洋的大量官员已经开始回京复命。
跟随他们一起回去的，既有大量南洋小国的贡使，也有一部分挑选出来用于太庙献俘的荷兰俘虏。
浩浩荡荡的船队没有直接前往天津大沽口登陆，而是一如从前为了炫耀富庶一般，在松江停靠中转。
提前得到了消息的大量商人，纷纷涌向码头迎接。
名义上是庆祝天朝重返南洋、万国来朝。
实际上，还是为了打听一下朝廷下南洋之后的贸易打算。
松江这些年商业发展的不错，这里的豪商都有敏锐的商业嗅觉，下南洋这么大的事，他们如何不能觉察到里面的商机？
如今正值夏日漕粮北运的季节，长江下游省份试行海运，百千船只都在这里集结，更显繁荣。
如今南洋已经攻下，周边短时间内也没有可以威胁到漕粮海运的敌方势力，想来日后这港口会更加的繁忙。
带着百分之十免税的优惠，这些运送漕粮的船，在意的不是这点运输费用。而是大量的免税货物，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入北方市场。
比起来运河上的截留、卡税，如今大量的货物都选择走海运，已经基本挤占了那些运河运输的货物销售。
伴随着大顺把“猪圈”设置在松江府，原本通往广州的一些陆上商路逐渐出现了颓废的态势。
诸如江西的瓷器，原本是走广州出口。如今转走大湖长江，原本一些做运输生意的没了事做，这几年江西以南的白莲教又有兴发的态势。
国家是一个整体，整体上大顺这几年唯一扩大的市场，也就是个日本。欧洲市场的拓展暂时还没有什么成果，松江府出口的货物多了，广东福建出口的就少了，很简单的道理。
加之对日、对朝鲜贸易的开展，也放弃了走南线、琉球。而是选择从松江直航长崎、亦或是威海前往平壤、釜山。
也如刘钰之前征伐日本、苛责琉球时候那般预想的。琉球丧失了中日贸易中转的特殊性，国小民穷，这几年很多人选择出海做海盗。
原本中日之间固有贸易，但琉球被萨摩藩控制，打着朝贡的名义搞贸易。萨摩藩吃肉，琉球也能喝点汤。
如今琉球的商业地理优势彻底丧失，许多人铤而走险，干起来了无本买卖。
这样一来，反而更促进了松江长崎直航航道的繁荣。
看着松江府洋面上停靠的大量的粮船，想着日后朝廷准备废漕改海的决心，刘钰下意识地看了看一旁被江南富庶惊住的苏禄国的使节。
心想这琉球贼、苏禄海盗、外加越南海盗，这三股海上的不安稳因素，估计便是数年之内海军重点的“照顾”目标了。
此番入京，还是要早点和朝中的人说清楚。所谓先礼后兵，还是要先警告一下苏禄国。
估摸着苏禄国也难控制那些海盗，但既然告诉了，通知了，将来围剿的时候，面上也好说。
这些使节们也都是第一次来天朝，第一次落脚就是在天朝最为富庶的地区，看的是眼花缭乱。
官面上的接待结束后，当地官员便依着上面的命令，让这些小国使节走走看看，以见天朝之繁华富庶。
刘钰略微休息了两日，松江府的各路商人们便设宴邀请。
设宴的地方，就在对日贸易公司大楼的附近，那里如今已经有了朝廷设置的证券交易所。朝廷倒不是为了方便交易，只是为了征收印花税。
但有朝廷作保，人们还是更倾向于官面衙门的契约，哪怕需要多交一些钱。
原本大顺的江南就有足够的商业氛围，不说如日本江户那边早早出现了大米期货交易所，但诸如辽东的大豆之类，也早已经出现了期货市场的雏形。
如今只是把这种雏形的交易，正规化了。一方面吸取西洋的经验，一方面也吸取一下日本江户大米期货交易所的经验，整体上还算可以，暂时还没出现能敲动粮价的大商贾集团。
也可能是这些商贾们在天朝久了，大约知道有些东西最好不要乱动，比如粮价之类。即便有买卖炒作，但价格基本上还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之内。
从码头附近通往证券交易所，有一条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马拉铁轨路，这是去年才建成的。
大顺也确定了日后铁轨的宽度，取决于大顺的马屁股有多宽。
建成之后，松江府的人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简单的公共交通工具。
据说已经有商贾看到了商机，准备投钱合股，在几处明显能赚钱的路线上修几条。
除了拉人，关键还是拉货。
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当然是愿意投钱的。
码头以及贸易公司周边的核心地带，也学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修了一些路灯。
松江府这几年多出来不少的新职业，比如点灯人、马拉轨道车的御手、售票员、证券掮客、专职投机商……
赴宴的路上，刘钰掀开马车的窗帘，看着道路两侧的路灯，若有所思。心道你们准备的倒是齐全，挂路灯确实比砍头挂城墙，看上去“文明”一点点。
等到了赴宴的地方，一众在松江府排的上名号的商人，都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见了刘钰的马车一来，吹拉弹唱的节奏便开始了。
刘钰也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马屁如潮。
他倒是不担心皇帝多心，觉得他和商人走的太近。
因为下南洋之后，他手里已经没有兵了，而且驻扎在松江府附近的野战部队的主将，和刘钰根本不熟，军官也都是一水的非青州军出身的。
日后皇帝要让他当钱袋子，不敢放心地交到内务府手里，恐怕自己手里要过手不少的内帑。皇帝是不太可能直接明着下场投资的，有些事还是要做的遮遮掩掩。
估摸着此时这些迎接他的商人，最最关心的，还是朝廷在下南洋之后的贸易政策，以及朝廷是否准备垄断。
人的意识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从过去的历史中领会。过去的历史，和南洋有关的，也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一事。
那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垄断专营公司，靠着行政命令禁止民间出海，但官方垄断香料贸易，确实赚钱。
这些商人们便有些担心朝廷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甚至怀疑朝廷会不会再度禁海？让朝廷自己垄断南洋贸易的利润？
新兴阶层们的担忧和期待，刘钰当然懂。
在一通马屁之后，他也是开门见山。
“尔等今日宴请我，若说只是为了祝贺天朝再下南洋、万国来朝；亦或是说祝贺我再立新功、武功赫赫……其实我是不信的。”
“你们也与我多熟悉了，你们真正关注的，我岂不知？要知道，这对倭……呃，对日本的贸易，也是本官一手操办起来的。”
“这些客套话，今日便免了。”
说着，朝着北边拱了拱手道：“圣天子差遣我从松江上岸，倒也不只是为了叫那些小国使节见见天朝富庶繁华。你们想知道的事，今日当可知晓。所谓士农工商，四民皆为国本，尔等商贾，四民之一，圣天子岂能不在惜？”
“加之之前伐日、今日下南洋，尔等也都出力不少。有提供船只的、有运送粮草的、还有出辅助船的，这些朝廷都记在心里。”
一番话讲完，提纲挈领，直击这些新兴阶层的心灵。
这，的确都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听到刘钰谈及之前伐日、此番下南洋，商人阶层的出力，商人们心中大喜。
既然先谈到了功劳，那肯定是要让众人一起跟着吃肉的。就算是不吃肉，也能喝口汤不是？
现如今松江府的大量豪商，手里都捏着一笔现金，就等着下南洋的战事了结，看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呢。
这几年投资方向也有不少，很多都是朝廷主导的，也都还算赚钱。
比如虾夷的垦殖和鱼虾买扑、比如辽东铁矿的开采、比如京畿煤矿的开发，听说这几年还要主持一下天保府的石油搞一种能替代上等鲸油的灯油……
但这些，比起来南洋贸易，似乎终究是差了一些。
都知道南洋贸易赚钱，想想也知道，这西洋人不远数万里，跨越几重大洋跑到南洋，若不是暴利，哪能那么大的瘾头？
虽然也不知道朝廷到底准备怎么搞南洋贸易，甚至不知道朝廷到底是否向商人开放。
但是，只要朝廷没有明令说绝不可能，这些人就心存一丝希望。
心存一丝希望，就早早预备下了大量的现金。免得到时候募股的时候，手里没有现钱，竟还要去借高利贷。大顺这边的贷款利息，可比阿姆斯特丹高多了。
第四七二章 东印度公司模式水土不服
刘钰的这些话，开了个好头，叫这些新兴阶层感受到了希望。
但随后，刘钰并没有直接谈“权益”，而是先谈起来了这些新型阶层最讨厌的“义务”。
“我知你们最关心什么，朝廷也不是无意叫你们一起跟着发财。在商言商，想发财，也没什么错。”
“但南洋诸事，不只是发财这么简单。如今朝廷在南洋用兵，南洋广阔，缉私寻常、驻军严防、又要防止南洋货物私卖于西夷人。这都需要钱。”
“如今朝廷用兵，军费所需，无非地丁银、盐税所出大头。”
“都是士农工商四民，农民交税打仗、当兵流血。到头来，利润却全让你们得了，这不合适吧？”
“你们要说西北用兵，或许觉得自己出钱不舒服，觉得那西北万里之外，关我东南何事，缘何要我等出钱？这我也不与你们争，争论无益，但多多少少似也说得通。”
“可这下南洋……你们觉得合适吗？”
话音既落，这些大顺的新兴阶层们就都没话了。
绝大多数人，肯定是只希望享受权利，不希望付出义务。
大顺的农民属于那种根本不奢望自己能有什么权利的阶层，但商人阶层就大不一样。
要说合适吗？
不说这下南洋，便是东北、西北的防务，说与他们无关，那于情于理，也都不合适。
商人们其实也能理解欧洲那一票东印度公司的模式。
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亦或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驻军开销、战争开销，都算在公司的运营成本之内。
不可能说国家用国家财政替公司打仗，然后收益全让公司拿了。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当然有可能，但前提是商业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在大顺，莫说什么商业资产阶级专政。说的难听点，商人的地位，连“被统战”的资格都没有。
大顺朝廷更在意小农的利益，而不是去在意商人阶层的看法。因为广大百姓能干什么，从陈胜吴广到大顺太祖皇帝，已经证明了很多，也证明了他们的统战价值。
可大顺的商人阶层……
英国的资产者阶层能让国家不得不重视，因为他们能摁着国王的头谈事。
大顺的这些新兴阶级，还差得远，完全就是一群待宰的肥羊。
老虎可以和群狼妥协，甚至可以和一群数以万亿的蚂蚁妥协，但绝对不会和一群大肥羊妥协。
大顺的这些新兴阶层的担忧，也正出于此。
沈万三的故事，可能是假的，但在商人中流传的很广。
刘钰上来就谈了这么多关于“钱”的事，这些新兴阶层担心，是不是朝廷准备吃独食？
吃独食不说，还要割他们的肉作为股本？
也就是刘钰在商人阶层中的信誉还算不错，这几年朝廷也算是按照商人阶层的一些“规矩”办了些“人事”。
总还没有使得这些人尽皆惊诧。
一众人互相看了看，便将目光投向了对日贸易公司的董事林允文，他和刘钰早就熟识，当年刘钰去日本幕府那边谈事的时候，就是此人做了刘钰的日语西席。
一些人千言万语，觉得还是让林允文出面说说的话。
林允文见众人都不说话，又都给他使眼色，也只好出面道：“鲸侯所言极是。这权益与义务，自是没有无义务的权益，也不该有无权益的义务。”
“朝廷下南洋，花的是士农工商之农的钱，我等也都知晓。若是让我等独占利益，确实也不合适。”
“只是，还请鲸侯明示，朝廷到底是何意思？我等愚钝，实在难以捉摸。”
话说的好听，可实际上真正能理解并且贯彻“自是没有无义务的权益，也不该有无权益的义务”这句话的人，寥寥无几。
但凡稍微能明白点，明末也不至于出现神州差点陆沉的情况。
和商人也用不着谈什么道德，全世界的商人都一个样，大顺的也没高级到哪去。
欧洲那些商人干过的事，中国商人也一样干过。
虽然刘钰经常嘲讽荷兰金融家在荷兰打仗的时候，还给敌国贷款，但中国商人在打仗的时候往敌国运粮食铁器，百年前那都实在是寻常。
虽然刘钰经常吐槽西欧海商的海盗作风，但中国的海商也没好到哪里去。历史上琉球封贡，海商们刻舟求剑，自己拿着禁海时候的经验多装了货，结果卖不出去，强迫琉球王吃下全部货物，甚至打砸抢首里城。
虽然刘钰经常嘲讽西欧人的殖民政策残酷，但中国的商人时不时卖点“番膏”、“番心”、“番乌腕”之类的药材，听名也知道大概是啥玩意儿。
既然商人阶层都是差不多的鸟样，林允文说的这番政治非常正确的话，也就听听便是。
指望这些人能真的明白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和指望明末的地主阶级主动维护大明朝的统治差不多。
刘钰也不急着将下南洋之后的手段讲出来，而是反问道：“你们既都觉得如此不合适，却不知你们觉得最好是什么样？”
刚才问刘钰问题，林允文还敢说话。现在刘钰反问，林允文就不敢说话了。
说的朝廷不满意了，自己要遭罪。
说的朝廷满意了，自己的同行们肯定不满意，日后免不得要被排挤。
这时候啥也不说，便是聪明人的选择。
长久的沉默中，这些新兴阶层们思虑良多。
若是真的说真心话，到底想要什么样？他们心里其实也有谱。
这个时代虽然没有满清，也没有满清的十三行制度，以及大顺既然下南洋了那么担心西洋船靠近漕运起点而将贸易中心转移的可能当然也没有了。
然而，若说这些商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符合他们心中期待的贸易模式，当然还是类似于十三行的模式。
不过下了南洋，这表象就会有些改变，内里还是一样的。
无非是朝廷用地丁银、盐税做军费，造舰，扩军，控制南洋。
像荷兰人统治南洋一样，对香料进行严格的管控，禁止私人经营。
然后，将对西洋贸易的垄断权，授予这些大商人组成的行会、商行。
这样，赚钱的是他们、花钱的是朝廷，自己啥也不用管，大顺的手工业基础加上南洋的香料，真的是坐在家里数钱就行了。
若真是这样，真正的大豪商，不搞个三五千万两白银、不做东印度公司的债权人、不买纽约的地产、不投资北美的毛皮贸易，这都对不起他们的垄断地位。
这种模式，是刘钰最为讨厌的，也是一直以来极力避免的。
从纯粹的商业角度，这种模式无疑是商人们最喜欢的：想要把市场和运输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那就要打仗、要花钱，这都是成本。
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超额的利润，谁会去想着花高昂的成本、赚取可能更高的利润？
只不过，在场的这些大顺的新兴阶层里，地位低的，不太敢在这种时候说话；地位稍高一点的，早就和刘钰有所接触，知道刘钰完全不喜欢这种毫无进取心的获利模式。
再者刚才刘钰的话已经说的相当清楚了，花着农民缴纳的地丁银和盐税，去给商人阶层赚利益，除非大顺是金融资产阶级专政，否则这是绝不可能的。
眼看这些人都不说话，刘钰叹了口气，心道真他妈的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们既不说话，我便说了。”
“我也猜到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我要说一句：真要是坐地收钱，朝廷花的国库银子、用的国家的军队，那这好处凭啥要分给你们呢？”
“要说你们觉得朝廷就算这么干，也得找商人组建商行，领官商之地位，到头来还得用你们做牙行、皇商。”
“可我要说，你们觉得本官是不懂贸易？还是本官自己干这事，干不成？是不是非得用你们？”
说罢，眼神顿时冷峻起来，在赴宴的众人身上游走一圈，锐利无比。借着中央朝廷两千年积累的威压，让在场的商人一个个浑身不自在。
除了两年前习惯的威压，还有刘钰之前干过的那些事压身，叫这些商人不得不认真思考刘钰的话。
的确，真要是坐地收钱，朝廷干嘛还要用他们？
一个个均想着，之前鲸侯赴日本、搞贸易、又组建中瑞联合公司，真要搞对外贸易，在场的哪一个比他对西夷诸国更了解？
若论商业手段，比起在场的这些人更是不弱。
确确实实，朝廷如今是完全有能力搞官办垄断专营的，而且完全可以绕开他们这些商行做中间商。
一些人从刘钰的语气中听出了怒气。
可也有一些人，却觉察到了商机。
反向思维一番，便觉得这是好事。
如今朝廷不缺钱。
不缺关系。
不缺对西洋贸易的理解。
不缺航海术。
也不缺能组织大规模贸易的人。
什么都不缺，这种情况下，鲸侯仍旧说朝廷可以给众商人机会，那岂不就是真的有机会了？
做过刘钰的日语翻译和日语老师的林允文，察言观色之后，主动出面道：“鲸侯且息怒。鲸侯的本事，我们自是佩服的，谁人不知若是鲸侯主持贸易，定会大赚？”
“只是……这下南洋，虽不是前所未有之事。可是这如何贸易，却的确是前所未有之事。”
“昔者，三保公下南洋，这南洋获利，皆是将香料运归国内售卖。如今许多年过去，南洋贸易一直不曾中断，即便荷兰人垄断，香料贸易走私依旧不曾断绝。这国内已无多少利润增长的空间，自是要卖到西洋去。”
“此其一之不同于故事。”
“二者，圣天子仁慈、朝廷宽大，亦给我等发财机会。这又与三保公下西洋之时不同。”
“前后无故事可鉴，便只能放眼如今。”
“然而，不论荷兰、英国之东印度公司，虽有可取之处，但却与天朝制度不合。”
“兵者，非圣人不可用。”
“政者，非天子不可制。”
“我等不过商人，焉敢野望东印度公司之兵、政？”
“是以，我等实在不知该如何办。”
这正是今天这件事的关键处，林允文的话，如醍醐灌顶，将那些尚且不自知的商人们都唤醒了。
附和声顿时响成一片。
“然也！然也！”
“兵、政之事，我等一介草民，焉敢野望？”
“英荷之制度，我等断不能学；这三保公旧事，若学又犹若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是以还请大人定夺。”
一些之前没想到这一节的人，此时也是冷汗涔涔，心道鲸侯刚才一直说军费、驻军等事，原来是提点我们这一节。
这等事，那是我们可以动的吗？
见林允文说到这关键地方，刘钰缓缓地点点头道：“若能这么想，也不枉朝廷也想提携提携你们，叫你们一起跟着发财。”
“下了南洋，只是个开始。日后想要发财，就需得控制南洋。”
“若不然，英国的走私船来转一圈，买了香料，他们如何肯买咱们的？亦或者，当地的商人收了香料，却悄悄乘船走私运到明古鲁、吕宋、乃至印度，这也赚不到钱。”
“垄断、垄断，若是连货源都无法控制，如何能叫垄断？”
“但者之前也说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立与统一。”
“你们不想花钱、不想给南洋驻军出钱，那么，你们也就别想着南洋贸易。这很合理吧？”
“总不能说，朝廷那国库的钱，却只让你们发财，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那祖上跟着太祖皇帝打天下，这不能说打天下的时候，出力流血，等着坐天下封功臣的时候，却找个什么事都没做神州差点陆沉之际在家隐居的人来封公侯吧？”
这样一问，在场的商人连声道：“合理、合理，大为合理。”
“若是我等能参与贸易，要维持垄断，出钱当然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这……”
嘴上都说合理，心里却琢磨着朝廷到底准备收多少钱？
朝廷动辄搞助捐、纳捐、摊派，真正明着的税，并不多。
若如前朝，还号称三十税一呢，然而一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这是自古以来就有效的道理。
商人们怕就怕这个。
大顺不是没组建过类似的垄断专营公司，比如对日的贸易公司。但南洋的事，和日本的事不一样。尤其是林允文提到了“军、政”，不是他们这些商人能触摸的道理之后，这就更加明显了。
对日的专营垄断公司，是扑买制风格。
花钱，买了垄断权。
完事。
需要稽查走私吗？不需要，因为日本锁国，直接就帮着缉私了。
需要驻军吗？也不需要，日本只是开放了港口，对日的贸易公司只需要把货运过去卖钱。
需要负责日本的土改、土地政策、税收改动吗？也不需要，因为根本无法插手，不管是幕府还是诸侯，把控的都很严。
啥都不需要，这和南洋能一样吗？
南洋绕不开军队、绕不开政府。
军权、政权、治权。
这玩意儿，就大顺的政治环境，可能承包出去吗？
甚至说，封建南洋，都比承包出去搞垄断公司更有可能，虽然前者也是扯淡，但至少在大顺内部还算是可以讨论的一种扯淡。
新兴阶层们有自己的期待，可他们的期待是被刘钰否决的期待。这种情况下，怎么看，都觉得朝廷是想要割他们的肉、剪他们的毛。
说到这里，刘钰并没有直接深入这个话题，而是转了个方向，问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商言商，无非求财。你们也不必避讳。”
“这样吧，我先问你们个问题。”
“你们觉得，每年的平均回报率达到多少，你们会选择投资？”
“给你们点时间，你们商量商量，拿出来一个大致的数目。”
“我心里，大约也有个数目。”
“若是我心里的这个数目比你们想的高，那就可以谈。”
“若是我心里的这个数目，比你们的底线要低，那我也不用浪费口舌了。”
“说什么天朝威望、制霸七海，你们多半也没什么兴趣。也未必说得动你们。从天朝征罗刹、伐日本、建海军至今，投笔从戎的、弃商从军的，也没几个。”
说完，摸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挥挥手道：“给你们两刻钟的时间商量。两刻钟后，你们拿出一个数。”
收起怀表，刘钰便坐在那不说话了，只是慢悠悠地自己吃茶。
下面的商人们顿时如同水滴落入了油锅一般，又如同夏日的粪坑里投入了一块石头惊扰的苍蝇。
嗡嗡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刘钰既说的直白，这些商人也就不避讳当着朝廷大臣的面讨论“阿堵物”这等低贱之物。
各个桌子之间坐着的都是熟人，他们知道南洋会发财，但对于南洋到底能有多少收益，心里没数。
也不是说全然没数。一开始觉得朝廷会采用坐地收钱的模式，搞官商垄断经营，由他们做专营商。
要是这样的话，那利润可就大了。
估摸着那样的模式下，朝廷也就是每年收个垄断费、每年宫廷里需要什么稀罕物件的时候由他们上贡、每年再给各路神仙打点打点。
不说百分之二三百的利润，百分之七八十的利润肯定的拿得到的。
可如今刘钰直接戳破了他们的幻想，明确表示你们想赚钱，那么驻军、缉私的钱，你们也得出。
这还能剩下多少利？
他们心里不清楚，之前也没想过。
如今又问内心底线，众人一时间也拿不出个统一的意见。
第四七三章 艰难的第一步（上）
下面乱哄哄的，在认真讨论到底年息多少才是他们心中的底线。
上面安静静的，刘钰内心是真的有一个明确的数目，但对这些商人是否愿意投资，内心没谱。
说一个听起来很魔幻现实主义的想法，让荷兰人出钱，养大顺的海军和陆战队，有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不但有可能，而且是非常有可能的。
几年前刘钰在欧洲考察过，欧洲的大量资本，现在缺乏投资空间。
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在20年，集中爆出来两三个大泡沫，实在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可是工业革命这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还没爆发。
一旦货币超发，且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很容易出现泡沫和投资狂热，或者是对一些奇葩东西的炒作。不管是郁金香、南海公司股票、还是密西西比黄金，都是差不多的道理。
二三十年过去，欧洲有什么新的利润增长点吗？
应该说，是没有的。
不但没有，甚至还有所倒退。
按照刘钰的估计，如果大顺想要在荷兰借国债，只需要给到6%左右的年息，就能借到。
如果按时还钱，把信誉评级刷上去，十年之内，完全是可以的降到5%、4%左右的。
但是，按照借国债的利息去考虑拉拢荷兰金融资本的想法，又是错误的。
得给荷兰的金融资本足够的利益，才能让他们控制议会，完成游说，从而投资大顺的“东印度公司”。
这个年息，刘钰认为，大约在8%以上即可。
现在欧洲各国的国债，利息最高的，也就是俄国。但俄国体量真不大，用不了那么多钱。
大量的闲钱没地方可去，8%的年息，足够荷兰的金融资本出卖自己的祖国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为大顺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那就是账目十年才公开一次、十七人董事会大权独揽、各省商会之间的分歧在统一的利益面前可以暂时搁置。
这些基础，决定了大顺可以拿到公司的控制权。
只要，大顺这边承诺，每年至少8%的年息分红、甚至10%。但前提是大顺要对董事会绝对控制，荷兰的金融资本是可以答应的。
10%的年息，在荷兰真的已经挺高了。
大顺不缺资本，就说南洋这么大的摊子，其实二三千万两白银的股本，也就够了。二三千万两白银，大顺还用不着跑去荷兰借钱。
只不过，大顺没法吃独食，只能拉上荷兰人。
拉上荷兰人之后，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了：用荷兰人的钱，统治荷兰的前殖民地。
8%左右的年息，或者稍微高点，荷兰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大顺这边。
刘钰怀疑，8%的年息，是否足以说服大顺的商人阶层？
前期来看，利润不会太高，经过估算，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原有市场规模、以及南洋驻军、土改、战争等花费。
至少在三五年之内，其实也就是12%、13%这样的水平。
而且既然要考虑日后要与荷兰、法国联手，废掉英国的制海权和《航海条例》，军舰也得造。
每年至少也得从利润中拨出一艘战列舰、两艘巡航舰的钱。
当然要说日后打赢了，完全控制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当然是不止12%这么低的回报率的。
问题是商人阶层最多也就看三五年，这都算远见了。说的天花烂坠，三五年之内见不到钱，他们多半会选择撤资。
现在话也不能说满了，今年与荷兰的谈判肯定是没戏的，怎么也得拖到明年。
现在注资，至少要到明年过年，才能拿到年息。其中还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政治活动，也需要从公司资本里扣除。
话不能说满，刘钰预留了一些余地，基本也就是这样了。
主要还是前期吧，英法瑞葡等国的贸易，还不能停。瓷器、丝绸这些，也不能专营垄断，这也让利润不能那么高。
虽然有种种困难，不过也要好的方面。那就是葡萄牙人虽然带走了香料种子，在巴西种植，可是那里的人工成本也好、环境也罢，暂时还不能动摇东南亚的香料地位。
要打垄断的价格战，可以暂时放一放，日后再说。
而印度方面，刘钰说动皇帝的，是印度的地丁银。
往印度方向动兵，大约也就三五千人的规模，急不得，花费也不是很大。皇帝也不希望印度的地丁银让商人阶层插手，这笔费用可以不算。
暂时来看，大顺能接手的，其实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遗产。基本上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的利润是多少，大顺这边暂时最多也就拿这么多。
当然一个八百万两白银资本、12倍杠杆的债券，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利润还是可观的。加上大顺可以废除一些原本荷兰公司的奇葩制度，也不用担心缺乏白银通货买大顺货物，只要渡过利润最低的前几年，日后肯定是日进斗金。
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恰好相反。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刚开始的几年，动辄50%的回报。从而养成了荷兰全民投资的习惯。
不过，改变社会意识的这个使命，已经由许多年前的对日贸易垄断公司完成了。松江府的豪商们，现在也是乐于将钱进行投资和债券的。
对日贸易公司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影响巨大。刘钰要的主要也是这种改变社会意识的影响力。
作为铺垫，现在看来，很有意义。
大顺不可能采取英荷东印度公司的模式，朝廷这边又要对董事会进行控制，这里面也就掺杂了朝廷的信誉。
所以刘钰既不能说什么“愿赌服输、做买卖哪有只赚不赔的”这样绝对正确的话。
也不能给出一个过高的、足以引诱众人、让众人纷纷投资的回报率。
法国搞了个密西西比公司，许诺的回报率倒是高。但泡沫炸了之后，法国的政府信誉跌落了二十年，现在借钱都不好借。
以刘钰这些年在商贾阶层中积累的信誉，其实要玩击鼓传花、高额回报诱惑之类的把戏，七八千万两还是可以弄到的。真要学约翰·劳，狠狠心，搞一个密西西比神话类似的南洋神话，搞诈骗集资，弄个一二亿两也差不多。
不过，大顺作为一个封建帝制国家，两千年积累的惯性，这种商人的信任、将近二十年时间培养出的在新兴阶层中的信誉，刘钰觉得比七八千万两是要值钱的。
于是他也只能小心翼翼，即便内心觉得好好搞的话，也未必不能达成15%的年息。
可他不敢说。
因为不能十分确定，也不敢说百分百的把握。
朝廷下场，有些话就不能乱说了。
如今自也只能是给出个最低值，然后愿者上钩。
最低值，基本上还是可以保证的，这一点没啥问题。
这个放在欧洲已经足以让金融家、银行家们疯狂注资的年息，在大顺这边之所以刘钰心里没底，主要还是大顺这边的土地价值。
佃户普遍的50%地租，大顺又他娘的搞人头税摊入土地税，废除人头税，也就意味着要按照土地摊派。
大顺的税率真的不高，将近十亿亩土地，一年收个2000万，还真就是二三十税一的水准。
可是底层到底被收多少钱，谁也没数。
废除人头税，基层谈判不按人头按土地，吃亏的，肯定还是自耕农。
土地价格这几年是降低的。
小农破产，实属正常。
土地价格降低，标准的佃户50%的地租率……大顺倒是从不用担心羊吃人，因为英国地主是因为地租太低收回了土地，大顺这边的地租，除非是羊拉金子否则不太可能羊吃人。
英国那边的封建传统地租，确实不高。
资本主义地租，确实高。
当然土地所有者愿意将土地收取资本主义地租，而放弃封建的“祖宗之法”。
英国的封建传统，动辄租期就是祖孙三代。
最少21年、最长99年，基本就是永佃制了。而且地租比大顺这边低得多。
99年，放在四五百年前，好像没啥变化。但放在这个时代，99年物价鬼知道涨成什么样了，按照99年前的地租标准，土地所有者也没法保持贵族体面了。
这年月，平均一英亩土地的租金，是20便士。
一英亩大约是6亩地。
240便士是一英镑，三两白银，也就是一英亩土地租金，大约是三钱银子。
平均两亩地才一钱银子的租金。
大顺肯定是没有这么低的地租的，半钱银子你想租一亩地？加了个零，还差不多。
以满清乾隆时代的地契来看，最富庶的苏州府，一亩地的价格，在米价昂贵的时候，是12两银子一亩；米价正常的时候，是4两银子。
地租，是八斗、九斗。
也就是说，这块地的地租，保证能收到八斗，地价在米价暴涨的几年，是12两银子一亩。但随后就降到了4两银子。
正常米价就算一石米一两银子，八斗怎么也得有个六七钱银子。
这还是米价高涨的时候，而实际上，上海县的土地，正常年份也就二三两银子，因为收租子只能收五斗。
历史已经证明，搞摊丁入亩，会导致土地价格下降，因为劳役、徭役、摊派不按人头按土地，那么小农更容易破产、土地价格也会下跌。
能收五斗租子的土地，二两银子一亩。
往少了说，就打五斗租子，只能卖四钱银子。
这年回报率是多少？
40%。
稍微赶上灾年，米价上涨，回报率动辄年息100%也有可能。
现在问题来了，就大顺这国情、这惯性，这土地保值程度……
有一万两银子，是买地呢？
还是投资有风险的有限责任制公司波动的股票？
这是傻子都知道的选择。
故而说，大顺也好、大明也罢，没法在本国借国债、没法照猫画虎学西欧银行、国债等模式的原因，非常简单。
你朝廷无能，既给不出50%的年息、又不能让耕者有其田让佃租下降。
朝廷要是能给出50%的年息，两年翻倍的国债，你看有没有人买？
但是朝廷又不能拉金屙银，怎么可能给得出50%年息的高利率？
或者哪怕按照古儒那一套空想，搞成人皆有其田、十一税、井田制，哪怕国债10%的年息，你看有没有人买？
但是颜李古儒学派那一套，三十年租佃之后土地归佃户所有，也就类似于三十年分期赎买制度，和平过渡……连空想都算不上，简直是妄想。
放到贸易投资上，也是一样。
在荷兰，5%的年息，就能贷到款，只要信誉够；8%的年息，能让资本把募股的门槛挤爆；15%的年息，能让你直接发公司资产20倍的债券。
在大顺，资本歪头看看，转身去囤地了。
5%的年息，也配让天朝的资本投资？
所以阻碍大顺的毒瘤到底是啥？
这与个人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与土地拥有者是好人坏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到底是什么逼着刘钰去与屠杀过台湾和澎湖的荷兰人合作、非要找国外市场，对国内市场的狭小几近绝望？又到底是什么逼的刘钰对这些商人们不敢报出最低年息，而是还要担着损失信誉的风险也要多报一两个百分点？
刘钰心里是一清二楚。
但他解决不了，也不敢解决。
第四七四章 艰难的第一步（中）
大顺的根本问题在内部。
刘钰始终在外面折腾，是为了由外而内催生解决问题的阶层。
但现在，内部的问题反过来制约了新时代的发展。
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
将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这是一条鞭法的继承，其中的逻辑非常明确，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贯以之。
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对人口迁徙的控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可坏的方面，就是土地价格降低，小农更容易破产，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变的前提下，买地囤地的收益率远高于投资工商业。
这一点，在当初刘钰鼓动开发虾夷投资的时候，豪商们就说过这个问题。
他们虽然没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知识储备，但是长久的经验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以土地计税，必然导致导致土地售卖价格下降，因为苛捐杂税的无底洞也和土地绑定了而不再与人头绑定。
想要真正让工商业发展起来，既要让资本流向工商业，也要开辟更大的市场。
大顺这边还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
比如将永佃制普及下去、比如进行减租政策，但这些实行起来又着实是难。
明末倒是出现了一波永佃、减租、减息、不为奴的风潮。
不过那风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动的，而是佃户、奴仆们直接抄家伙，趁着“天地翻覆”的机会，拿刀子逼着地主们逼出来的。
然而乱局结束之后，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
或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
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
华北地区、北方大部，经过明末长久的战乱、拉锯、起义、反抗、屠杀，如今基本还保持着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运河地区，因为长久的水患，民风凶悍，贼匪太多，动辄出现天灾之后，打着“孔老二被困陈蔡的时候，从叫花子祖师范丹手里借过吃的，但是他妈的日后也没还。现在我们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孙，让你们这些孔老二的徒孙士绅还点钱、还点吃的，父债子偿、师债徒偿，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这样的口号，靠着底层宗教组织起来，乱成一团。有些地方士绅不得不多有让步；有些地方则是士绅就是贼匪的头目，搞出什么佃户避讳、除夜权之类的魔幻情况。
过了江淮，江南地区，大地主、大庄园就比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习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绝大多数人是佃户。这和北方、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大顺当年杀人比较多的地方的经济基础，就完全不一样。
再往南，宗族势力强大、基督教传播日凶，大量的被宗族欺压、被吃绝户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给了宗教极大的可乘之机。加之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出现了许多的失业者，宗教这几年着实泛滥。
这种基本被撕裂的社会，隐藏在大顺开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潜在的巨大危机。
危机之下，便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阻碍。
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注定了许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这就使得他们在本地的关系网很深，对于囤地收租这种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同时也意味着，想要在资本主义萌芽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永佃等方式，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就非常困难。
没有配套的政策，想要发展工商业，就特别的难。而这个政策，不是说朝廷鼓励工商业发展就能发展的。
大顺想要让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长大，和西欧是不一样的。
大顺想要发展资本主义，要么减租、减息、永佃、土改。
这样的好处，一是增加国内市场的购买力。
二是降低土地的收益，从而让资本自发向工商业转移。
这是符合资本逐利性本质的，也是治标治本的。
但大顺做不到。
要么政府官办。
但政府官办，以大顺的封建王朝的组织能力，也就能办一些重工。
比如军工、造船、钢铁，当然这个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科学院已经搞出了蒸汽机。
要么，再就是靠先知，靠后世的见识，把握时代的命脉，找到利润率极高的新兴产业。
不说和囤地买地的回报率一样——除非这先知掌握了炼金术，否则鼎盛时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就和在大顺买地收地租差不多——但至少不能太低，如此才能吸引民间资本。
而且这种产业，还不能与民争利，还不能危机到大顺的小农经济，这是大顺的统治基础。
所以只能去外部找市场。
也所以，组建南洋贸易公司，以垄断对抗垄断、以舰队对抗舰队，这就至关重要。
拿到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拿到了欧美市场，一些新兴产业的利润也会上升。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本流向工商业。
而这种对外贸易，又注定了彻底官办就是死路一条。彻底官办的结果，只能是趋于保守，甚至逐渐萎缩退化成闭关锁国的十三行模式。
而且其中的巨大开销，不把民间资本拉进来，就大顺这垃圾到极点的税收能力；这眼瞅着就被连印度都没有、远不是日不落的英国的国库岁入超越的基层控制力和财政体制，根本玩不起官办的七海争霸。
这就落回了今日宴会的主题。
投资回报率。
南洋问题，军事层面从来不是问题。
经此一战后，刘钰非常肯定自己之前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敌人，实际上大顺不需要猛造一堆战列舰，也一样可以拿下南洋。
军事层面的问题，就像是切豆腐一样简单。
真正如愚公所面对的两座大山一般的难题，是下南洋之后的政治、贸易、经济问题。
所有觉得下南洋、开口岸、搞贸易，就能让天朝瞬间强大、开化、日后便是第一强国、子孙吃香的喝辣的的人的思维，和满清酋长搞十三行的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一样的。
区别无非就是一个在广东开门、一个在马六甲开门。都是等着人家上门提货，就多出来点香料的几百万两收入而已。
很简单的道理，拿茶叶举例：影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不在于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而在于伦敦的茶叶专营垄断交易所；在于伦敦议会的高额茶叶进口税；在于法国的本国替代优先、国家工业主义政策下的鼓励本国殖民地咖啡；在于荷兰瑞典丹麦的走私贩子能不能躲开英国舰队在北美的缉私巡航。
更不要说诸如英法的《棉布禁止令》、斯德哥尔摩这北极圈地区尝试养蚕、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丝织工厂、墨西哥桑蚕产业鼓励令等等这些奇葩且蛋疼的现实。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本质，是福建的武夷红茶，终于从高关税清单上取消了。因为再不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合法”茶叶，就要被走私贩子逼死了。“合法”渠道的茶叶便宜了，走私贩子没活路了，所以要倾茶。
这茶叶既不是锡兰茶、也不是印度茶，因为那一年英国还没偷到茶种呢，倾的就是福建武夷的红茶。
当时的高关税政策，使得茶叶市场已经饱和，只能降税来扩大市场。
在一个饱和的市场里，不去考虑市场的问题，却去考虑是供货商那边不自由贸易，单纯从商业逻辑来考虑，那也说不通。
刘钰极端反对满清的十三行和一口通商，故而极端反对下南洋和开放贸易就一劳永逸什么都解决了的想法。
因为这两者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是完全不懂现实世界经济逻辑的臆想。
大顺面临的问题，或者说，中国在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是自己是否开放贸易。
而是，欧洲是否开放贸易。
大顺也好，大明也罢，主观上是封闭的。
既没有政策鼓励、也没有退税保护、更没有什么配套的出口优惠。
但客观上，就像刘钰整天鼓吹自由贸易一样，一群主观上思想封闭僵化且根本不懂贸易的封建官僚，凭借劳动人民两千年的智慧和努力积累的底蕴，却可以随便喊自由贸易。
此时的欧洲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真搞自由贸易，有任何一个能在大顺搞成贸易顺差的，那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得重写。
主观上的封闭、客观上的贸易优势地位，使得大顺的处境非常的别扭。
现在大顺需要的，不是自己开放贸易、反思自己。
而是要有足够的炮舰，去欧洲敲门：开门，自由贸易。
下南洋，拿到的是货源。
这和大顺原来的贸易模式一样，丝、茶、棉、瓷，都是货源。无非就是从出口五大件，变成出口六大件。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这大顺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想要破解对外交流的封闭、想要扭转全民族沉睡的窘态，这条路的开头确实是走的无比艰难。
从一开始的征西北，解决东北西北之陆地之患，使得大顺可以下南洋而无后顾之忧；再到让利于商人，将对日贸易公司的利润拿出，逐渐扭转社会的惯性意识，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让一些商人逐渐习惯了投资股份制公司；再到欧洲之行的纵横捭阖、机关算尽，最终下南洋……
这都是这条路的开头。
大顺现在只是在这条漫长之路的起点，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迈出了半只脚。
如今，即便只是半只脚，这这半只脚还未落地。
因为，让这些新兴阶层能够投资、能够认识到权益和义务的统一、能够忍受自己花钱养军队来维护自己利益、能够将大量的金银从土地上转移到海上，这才算是这只脚真正落地。
迈出这条漫长的、逆天改命之路的第一步。
第四七五章 艰难的第一步（下）
在场的这些被刘钰视作大顺未来希望的这群人，此时并没有想这么多。
他们主观上，既不会关注天朝的未来，也不会关注下南洋对将来的影响，当然也不会在乎所谓的海外市场，以及由外而内诱发的改变天下的力量。
主观上毫不在乎。
他们只关心钱。能赚多少钱。
对于投资南洋贸易到底每年能分到多少年息，他们内心其实也没底。
这时候刘钰在那里看似淡然地喝着茶，这些人也和刘钰算是熟悉了，并不忌讳，一桌桌的人讨论起来。
刘钰按照土地的收益，来计算这些人内心能接受的回报率。
这些人却没有过多的考虑土地问题。
因为，大顺囤积土地确实赚钱。
但是……
大顺内部割裂的经济基础，使得囤地也不简单。
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是土地一旦超过了二三百亩之后，想从这些拥有二三百亩土地的人手里买地，就很难了。
人家基本上不会卖。
而为数不多的小农，他们确实会破产、确实有时候缺钱不得不卖地。
然而，他们的地又不是连成一片的。这家卖个三分地、那家卖个五分地，一小块一小块的。
囤地也不是不能囤，但是东边一小块、西边一小块，管起来麻烦不说，只说手里这么多的银子是否能一次性买那么多银子的土地？
如果不能，这些银子本身就是死的。
大片的土地、田庄之类的，拥有者自己手里也并不缺钱，在土地回报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在大地主、大田庄所有者没有破产之虞的情况下，也很难买到手。
这就好比手里的一万两白银，理论上，全部买地，每年40%的回报率，能赚四千两。
可是，现实里，可能这一万两白银，却只有三千两银子的土地卖。剩下的七千两，只是理论上买地的回报率更高。
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之下，使得他们并没有如刘钰所担忧的那样，准备张口就来个至少20%的回报率。
林允文更是和一桌上的人谈到了另一个问题。
“如今朝廷每年赈济救灾的钱，越发多了。朝廷手里有钱，这赈灾也就能多花了。”
“加之如今海运昌盛，从辽东到广东，船只往来，若走黑水洋，月内即到。”
“即便遇到天灾，倭国的米、辽东的麦、暹罗的米，皆可转运。这几年米价很是稳定，甚至一些地方的米价因着南洋米的进入而日贱。加之天灾朝廷以米赈灾，寻常人家若非万不得已，也难将土地售卖。”
“加之在这里买地不很好买，大部分土地都已阡陌相连轮不到我们了。剩下的，便是小块小块的，也不甚有什么滋味。”
“若是日后朝廷从南洋赚到了钱，我看若遭了灾，各地的蠲免怕也多起来。这倒是不可不考虑。”
他说的，也正是大顺南方的一些现实。
南洋是产米地，而且大米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伴随着人口渐多，朝廷对大米多采取免税的政策。
加之松江等地的海关，管理日严，克扣勒索之类的事虽也有，但终究和以前相比少了许多。
海运的低成本、航海术的进步，使得大顺终于有了“河西荒、则移河东之粮”的能力。
虽然大顺这边赈灾，基本上就是上面拨十两，层层贪污、克扣之后，真正到饥民手里的，也就一两。
但是。
内地地区，交通运输不便；沿海地区，大顺海运逐渐进步。这就导致了同样是十两银子剩一两，但是内地地区要买高价米粮；而沿海地区，可以买便宜的暹罗米辽东麦。
同样的被克扣贪污只剩下一两的银子，赈灾效果可就差远去了。
再因着大顺特殊的“以史为鉴”，尤其是对明末之事的深刻记忆，使得大顺在赈灾上还是稍微舍得花钱的。
这几年也没什么大灾，自从刘钰去日本“雪中送炭”的那场波及日本和中国东部的大灾之后，大顺也没有出现过超大规模的饥荒。
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的几年，而且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一些人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卖了经济作物再用钱买暹罗米、辽东麦吃。
即便仅限于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可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就是不可逆转的。
加之那些施行海运漕米的省份，也省去了许多运输漕米的徭役。百姓不怕税，却怕役，税最多破产、役却能倾家荡产。
总的来看，大顺航海术的进步，海运兴起的现实，以及即将对南洋全面控制的局势，似乎让很多问题可以暂时压制住。
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松江等地的资本，也是过剩的。
不管是放高利贷、开当铺、买地等，其实早已经饱和。
不是不赚钱，而是放贷的、开当铺的、或者买地的，能干的早就干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扩容的空间了。
就类似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谁都知道，若能投股荷兰东印度公司，拿18%的年息，好得很。但问题是，你没机会挤进去。
大量富集的资本，在松江府，也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过剩状态。
说松江的这些人，是新兴阶层，并不是说他们是大顺这个时代才出现的。
在大顺之前，这种做买卖的豪商、搞走私贸易的大商人，便有不少。
但明末时候，即便是海贼王郑芝龙，思维方式依旧是“招安、买地、囤地、衣锦还乡、子孙国子监读书、宗族兴盛”。
可这几年，伴随着各种股份制公司的兴起、伴随着对日贸易的高额利润、伴随着大顺朝廷对商人居然也表现出一种似乎要讲道理的样子。
这些身份和前朝那些豪商差不多的人，思维方式渐渐出现了变化。
他们也买地。
但一般就是买个千八百亩的，做一旦投资失败之后的子孙基业。
剩余的钱，则是尽可能找一些投资方向，赚取商业的股息。
人还是那群人，可随着经济基础的逐渐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也渐渐变动。就像是二百年前的荷兰、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阶段，行为惯性慢慢转变的阶段。
加之大量的资本富集，高回报率的诸如囤地放高利贷之类没有多少扩容空间，使得这些人对于此番下南洋的股息回报率期待，并没有刘钰担忧的那么高。
他们逐渐意识到了，钱动起来才是钱。不动起来，就是一堆放在库房、地窖里的银子，不会减少，但也不会增加。
这种意识，便是将手里的银子，逐渐看成资本的过程。
银子还是那些银子。
动起来后，便成了资产者手里的资本；不动起来，那就是地主家地窖里的银堆。
一众人讨论之后，有人便道：“鲸侯所言的回报率，自是扣除了驻军、缉私所需费用的。”
“只说这驻军的钱，该不该咱们花，这事儿虽值得讨论。但若是这回报率早已扣除，对咱们来说也就只能是值得嘴上论一论了，并无什么实际的用处。”
“既是这样，无非就是相当于咱们往外贷款。贷了款的人做什么用，和咱们无关。咱们只要能按时收回利息即可？”
这些人不少都是对日贸易公司的股东，对于这种股份制公司的责任、内部权利等，还是有所了解的。
他们当然知道这和往外放贷不是一回事，自己投了股，按理说也要有知情权、决策权才是。
然而，他们也认识到，南洋和日本不一样。
这里面还涉及到军队、舰队、政府、征税、垄断、统治等等事情。
若说按道理，出了钱，就该有决策权，以大顺这两千年的集权惯性来说，他们下意识地就觉得纯粹扯淡，怎么可能？
怎么敢这么想？
如此一来，他们对南洋贸易募集股金的理解，更像是大顺发行的“国债”。
顺着这个思路妄下讨论，他们实际上就把这个问题理解成了另一个问题。
即：在松江府若发行国债，朝廷给多少利息，他们愿意接受？
在刘钰这些年的信誉加成下，在朝廷这几年还没有割肉放血的情况下，这就是个纯粹的、单纯的经济上的考量了。
大顺松江府的这些新兴阶层，可以让大顺以什么样的利率，借到本国的国债？
一众人一番讨论之后，得出了一个基本上算是比较一致的数目。
“15%”。
对此，这些商人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有人道：“昔者，王荆公行青苗之法，20%的利息。在一些地方，可称善政。”
“然，这20%的利息，亦非一年的利息。”
“正月三十之前，申请夏粮贷款。五月三十之前，就得偿还。”
“虽说一般的农户，只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需要贷款，五月还、还是正月还，区别不大，反正都只能靠卖粮食还。”
“但是，真算起来，正月借款、五月还款，利息20%。这按一年算，就是45%的利息，对吧？”
“既说一年45%的利息，即可称之为善政、仁政。如此算来，我们收15%的利息，着实不高。”
“朝廷有法令，放贷之息，以三分利为上限。我等折半，亦不为过。”
“若是再少，便没甚么滋味了。”
按照他们的误解，将特殊的、国家管控军政权力的股份制公司，扭曲成为了国债的理解。
他们觉得，15%的年息，亦算是给足了朝廷、给足了鲸侯面子。
大部分人都这个数目，也都算是可以接受。
朝廷真要下南洋，肯定是要用大笔银子的，大额数目下，若真能保证每年15%的利息，以现在的环境和局势，可算是他们能接受的底线了。
第四七六章 抓与放
“15%？”
给的两刻钟时间一到，这些商贾们给出了刘钰回答。
刘钰面无表情，不惊不喜，依旧是慢斯条理地喝着茶。
这些年在官场上厮混，这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和那些大顺的职业官僚是没法比，但多多少少也有了那么一点本事。
既像是反问、又像是自问的一句话后，周围便鸦雀无声，都在等着刘钰下一步的回复。
其实刘钰内心是很高兴的。
15%的年息，虽然依旧不敢答应、不能接受。
但是，坐地起价、就地还钱，这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嘛。
比他之前内心预估的20%，实在是低了不少，着实可喜。
半晌，这些人见刘钰也不说话，只要又将林允文推出来。
“鲸侯，我等皆以为，这下南洋的事，涉及太多。军、政都非我等商贾所能涉足。”
“是以皆以朝廷为准。”
“以15%之年息，已算是我等回报朝廷。”
“不管是民间借贷、亦或是国朝法令，三分利亦可接受，这二分利极为善贷。我等取一分五之利，足见我等真心。”
刘钰对这番话还是点了点头。确实，15%的年息，放在大顺，真的是绝对的低息了。
朝廷规定的最高利息是30%，大顺承明律，但大顺或者大明的法律，尤其是关系到贷款这种经济问题的，在基层其实就是个屁。
就算是两家都有势力，也有空子可钻。
就像是阿拉伯地区，按照教法，是不能放贷的。
但是，我不放贷，我借给你十块钱，但我只给你七块钱。你还钱的时候还我十块、借据上也是十块，我一分钱利息都没收你的，这怎么能算是放贷呢？
类似的办法，全世界通用。
无非大顺这边，因着有法律；中东那边，有经书；西欧那边，有经院哲学可以把利息解释成风险收益金……
都差毬不多。
中国为什么有九出十三归的说法？
因为从明朝开始，法律规定的最高利息，就是三。
九出十三归，就不违法；其实是同样利率的十出十四归，理论上就违法。
这就是个标准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治不了。
不能拿着《大明律》或者《大顺律》，将里面的东西当成是全部的现实。
既然在现实中做事，刘钰自是承认，他们给出的15%的年息，确实算是低息了。
点头之后，刘钰又问道：“你们说的皆以朝廷为准，是什么意思？”
“呃……”
林允文一时间不该怎么回答，心道这好像也不必说。我们这些商人，难不成真的能决定朝廷往哪用兵？难不成真能决定攻伐那些南洋小国？
朝廷怎么可能给我们把控军队的机会？
南洋、西洋贸易，没有军队，怎么可能办得成？
什么叫以朝廷为准？那自然就是单纯的以朝廷为准呗。
沉默后，刘钰道：“要以朝廷为准，这么说，对也不对。”
“说对，朝廷的法律、规矩、制度，当然是要遵守的。”
“可说起来，这南洋贸易，朝廷又不是专营官办。只要守法律、按规矩做事、按制度做事，朝廷也不想伸手太多。”
“军队、政权、税收、土地政策这些东西，你们确实不能触碰。”
“但是，货栈、价格、运输、囤货……这些东西，朝廷亦不想多管。”
“做生意，没有只赚不赔的。”
“军队、政权、税收、土地之类的事，不能单纯考虑利益经济。”
“但做买卖，你们若入了股，自是股东。你们便要担风险、担责任。要出决策、定贸易，这怎么能叫一切以朝廷为准？”
“我只说，若是将来朝廷赔了钱，你们心里怨恨不？只觉得朝廷的决策不对，那朝廷就要被你们怨。”
“可若你们自己定的贸易决策，到头来赔个一塌糊涂……就像是你们自己做买卖，不是因着朝廷关卡税收赔了钱，而是自己没搞好，你们怎么也怨不到朝廷吧？”
“有些责任，朝廷不想担，也根本不想管。”
这话，说的就有些意思了。
在场的商贾们琢磨了一番，心里咂摸出一丝滋味来，心道若这么说，好像还是更类似于对日贸易公司的模式？
若是那样的话，这可就另有一番说法了。
“依着鲸侯这意思，是说朝廷管军政大权、贸易的事还是我们管？”
刘钰笑道：“废话，难不成你们觉得这是朝廷缺钱问你们借钱，你们只管收利息？”
“说句不好听的，你们觉得15%的利息，亦算是给足了朝廷体面。可实际上，朝廷真想借钱，在欧罗巴，不说5%，至少百分之七八的利息，还是可以借到钱的。”
“天朝上国之名、地大物博之蕴，加之欧罗巴人多年的鼓吹，信誉足够，没人会怀疑朝廷还不上这个钱吧？”
“如今时代变了。至少，上层的时代变了。”
“各省的小农，感觉不到。他们也不可能跑到欧洲去借钱。”
“但朝廷几次三番出访欧洲，你们以为还是只能问你们借钱、助捐的时代了？”
“就不说朝廷之前在欧罗巴的名声，只说这下南洋的大利，若在欧罗巴借钱，更是金字招牌。当年英国的南海公司、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随随便便就能筹到几百万两，这还只是空架子。”
“朝廷下南洋，可是实实在在的。荷兰人在南洋取利百年，更是人尽皆知。朝廷真要彻底官办，哪会问你们借钱？”
这番略带一丝要挟的话，在场的人多数对此还是相信的。
他们之前就和西洋人多有贸易，就算是西洋人在这边有商馆，可搞货还是需要大顺的本地商人。
他们对西洋国家的一些事，尤其是诸如贷款、募股、分红之类的事，这些年也询问了不少。
确实，那边的利息，尤其是大额的、国家出面借钱的利息，确实不高，比他们觉得给足朝廷颜面的15%低得多。
时代真的变了。
小农确实感觉不到变化，世界还是周身附近三十里内。
但大顺官方的很多事，已经不再是局限在天朝之内了。
包括，借钱。
这话真正的杀伤力，还在于那句“朝廷真要官办，哪会问你们借钱”。
这话，既是说，朝廷这一次不是问你们借钱的，你们不用给朝廷面子，朝廷也不屑于要这个面子。
也是说，真要是朝廷准备官办，是真的不缺钱，你们不要觉得缺了你们就办不成。
要挟之后，刘钰又道：“朝廷的意思，是说日后这南洋贸易，商归商、官归官。”
“何谓商？何谓官？这个想来我也不必说的太清楚，你们自己心里也该有数。哪些是商、哪些是商不该碰的，你们心里其实也有谱。”
“便是说，这西洋贸易公司，是双重结构。”
“有朝廷的督办，也有你们股东的董事会。涉及到军政征伐事的，董事会要通过朝廷督办。”
“朝廷督办审核通过后，上报朝廷。”
“朝廷出兵，按照标价，从公司的账目里扣除。”
“定出规矩。比如说，这士兵作战的军饷、赏钱、抚恤等。作战规模大小、人数、作战时间、消耗的火药炮弹等，都写明账目。”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至于说收购定价、建设货栈、建造多少商船这些，这就是你们董事会的事了。”
“不过，前期的话，朝廷的督办要管的宽一些。以六年为限吧。”
“一来你们对西洋局势尚不十分了解、二来你们对南洋的事所知亦不算太多。朝廷先派一督办，既为官方督办，亦为朝廷这边所出股本的董事。前期先把规矩定下来，待数年之后，木已成舟，便将督办和董事会分开。”
“日后还是要按规矩办事的。”
“但规矩本身，还是要和你们这些股东商量的。每年的账目，也会按时公开。”
“我之所以要让你们出个底线，便是因着前期朝廷督办，万事开头难。到时候，达不到你们的心理预期，怕是要出乱子。”
“等到日后过渡期一过，贸易这边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出了事，赔了钱，董事会负责、股东承担，朝廷干干净净不担责任。赚了钱、朝廷也不眼红，你们只要按规矩缴税便是。”
大顺搞得这一套东西，有些新鲜，有点像是1774和1776年法案之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政治军事和商业分开。
政府任命总督，总督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绕开委员会和董事会做决定。而且总督兼任驻军总司令。
虽然像，但因为国情的差别，里子里完全不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从根本不受政府监管、到逐渐爆发了内部危机不得不求助政府、政府最终往里面掺沙子最终控制的过程。
大顺这边，则是彻底反过来。大顺这边，完全受政府监管甚至官办是常态，而刘钰要做的，恰恰是削弱朝廷对商贾阶层的全面控制。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创立之初，为了让商人阶层放心，其口号便是“公司绝对不会雇佣任何一个政客、绝对不会允许政府人员进入公司、也绝对不会允许政府对公司的任何管辖”。
包括在印度打仗的兵，都是公司自己的雇佣兵，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军队。
但给资本无限的权力，结果就是吃人不吐骨头，彻底玩崩，最终不得不政府监管。
大顺这边，谁也不敢喊类似于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的口号，那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对英国政府来说，做的是“花一百五十年时间，将一个完全不受政府监管的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再到完全废掉东印度公司”。
而对刘钰来说，要做的是“花足够的时间，将大顺这边完全官办垄断的形式，‘退化’为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
这是两边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英国的国情来说，政府一开始就要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吓跑。
英国之前管的太少，管的太少的结果，就是资本的短视和窒息操作。
以大顺的国情来说，朝廷一开始就只是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吸引来。
大顺之前是管的太多，管的太多的结果，就是民间资本的活力根本激发不出力量。
因着国情不同，英国要做的，是“抓”；而大顺要做的，是“放”。
朝廷“放”的这个姿态，对商人来说，非常重要。
大顺的商人，从未奢望过关系到军政的南洋问题，他们可以“公司不受政府的任何监管”。
所以这个英国花了130年时间才终于完成、让董事会相当不满、让股东们极为愤怒的监管政策。
在大顺这边，却让潜在股东们兴奋不已，感恩戴德，真真感受到了朝廷这边的诚意。
第四七七章 谈定
除了抓与放的区别之外，大顺这边的南洋贸易公司，与西欧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区别。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印度收地租作为重要收入之前，英荷的东印度公司，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进口赚钱的公司。
整个东印度地区，毕竟不是非洲，欧洲本土的货物其实很难卖出去的。至少此时，不论质量还是价格，西欧商品除了军火，实在是没啥优势。
而大顺的南洋贸易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以进口为利润目标的公司。
当然，目标也不只是简单的出口，而是以扩张市场为目的的。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东印度公司就基本解散了。
除了东印度公司自身的问题外，主要还是与英国本土的经济基础不契合了。
当工业革命爆发，英国需要的，是扩大市场、是出口，有喊自由贸易的资格了，这时候搞垄断专营和把控进口原材料的东印度公司，迟早要死。
但大顺这边要组建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从现在开始，就要承担1820年英国政府的职责，向外扩张、扩大市场、扩张销路。
刘钰可以确定，短时间内，除了原材料外，进口基本没有能赚到钱的东西。
大顺虽不是法国，没有明确的“科尔贝尔主义”指导，但利润的引导下，这几年也逐渐开始搞一些进口替代的本国商品。
包括欧洲那边非常有优势的钟表等，虽然质量还是不如，但是广东、松江等地，已经出现了本地产业——本国的能凑合用，和根本没有，区别还是挺大的。
至少让大顺这个“只吃不拉的貔貅”，更加的难拉出来。
至于真正能赚大顺钱的东西，都是此时的“高科技”，比如航海钟。刘钰倒是希望大顺能白银外流，买一堆航海钟，问题是人家根本不卖。欧洲那边对出口管控非常严格，甚至连非常好的产毛的西班牙羊，都在管制名单里。
这种区别，或者说此时大顺和英国经济基础的区别，导致了这个即将成立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从一开始，必然是侵略性和进攻性极强。
他们就算主观上想当买办，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买办现在买一堆英国呢绒，不是把大顺的纺织业搞垮，还是能把自己搞破产。
这些客观条件，使得他们不得不具备极强的进攻性，对外扩张。
对大顺这些商人阶层的进攻性和侵略性，刘钰是很有信心的。不管是之前的有人就海商、没人就海盗；还是强买强卖、冒着炮击在日本走私……虽然都不是什么好词，但这都证明了他们的“开拓精神”。
所缺的，就是将力量与资本整合起来，以及朝廷在背后的巨大支持。
朝廷支持，就是所谓的“抓”。
现在刘钰用“放”，来坚定这些商贾的投资信心。
而“抓”本身，对大顺而言，这就是个根本不用强调的事。
所以，此时朝廷要“抓”，对这些商人而言，也算是一种信心来源。就像是当初跟着刘钰去日本、在下关海峡纪念因为走私而死的儿子的那些海商，问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在一定的时刻，他们最想要的一定还是朝廷亲自下场。
抓与放的均衡点，不好掌握。刘钰也没说自己就是朝廷这边的公司督办，但这些商人基本默认就是刘钰，所以的“抓与放”的这个均衡点，也是充满信心。
如此一来，刘钰见这些商人已经开始讨论朝廷居然要搞督办和董事会双重中心的组织结构，便道：“之所以我要先问问你们，到底多少年息，你们才愿意投钱。”
“便是因着前几年朝廷督办，这等于是朝廷给你们打的包票。到时候，若是拿不到这些股息，不说朝廷，我自己是要贴补的。否则的话，朝廷的信誉受损，日后想要做事就更难了。”
“你们再论一论。”
刘钰的信誉还是足够的，主要是因为都知道刘钰手里确实有些钱，而且至今为止也没对商人阶层搞各种欺骗。
他既然都这么说了，一众商人们心里也就更加有谱了。
桌上，几个商人小声道：“鲸侯既这般说，他的话还能不信吗？他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
“如今朝廷的意思是要督办暂时监管，大权一把抓。这刚下南洋，驻军、巡查、缉私、准备货栈等等，这些都要钱。做生意，肯定是要投本钱的。”
“前几年，这本钱定是有些大。朝廷既派了督办，那便是担了责任，是有承诺的。如此，这几年的股息，当不会太高。”
“不过，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即便都知道日后赚钱，但……是吧？”
他这一个“但”，后面啥也没说，直接问了句“是吧”。
同桌的人都是商贾，哪里不明白他这个“但”后面想说什么。
无非是如今鲸侯在，说话肯定是算数的。
可将来呢？
再者说，若是将来朝廷一看非常赚钱，又反悔了，不准备把大量的利润让渡他们这些商人了呢？
过去，给朝廷当官商，是要交保证金的，而且也不是想退的。有时候不赚钱了，想退？那也得贿赂，比如当年帮着朝廷从日本买铜的一些人，不赚钱的时候想退就得把全部身家都扔进去。
所以，这个“但”的意思，便是说：道理我们都懂、前期要高投入日后利润高我们也懂。
但是，年息不能太低了。
万一，今儿答应了5%的年息，觉得前期投钱，少赚点很正常。
结果，六七年后，眼看着到了收获的时候，朝廷忽然反悔了，还要继续保持前几年的模式，照着答应的年息给钱，这就亏了。
这几个人琢磨了一下，伸出手势互动了一下，其余人看了看手势，思索一会，也都点点头。
手势的意思，便是“12%”。
按照每个月一分的利，年息12%。
一来，既是做生意，且准备做大买卖的，前期要投本钱，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
既不是借钱给朝廷，日后还要自己参与管理，真要做成了，日后肯定赚钱。
若是要的太多，叫鲸侯不好做、不敢做这个保，生意直接黄了，那也不好。
二来，便是不能定的太低，将来万一朝廷反悔，就按照12%的利，也将将好可以接受，不至于将来太肉疼。
朝廷这几年虽然积累的一些信誉，可是，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对朝廷还是心有隐忧的。
这一桌的人定下来后，旁边几桌也基本定下来了，每年十二个月，按照一个月一分的利，各桌得出的底线也都差不多。
最终汇总后，商人这边的代表便道：“鲸侯，我等又商量了一下。”
“我们都是生意人，前期要投本钱的道理我们也懂。既是这样，一年12%的息。”
“若是账目都公开，有些钱必须要投，前几年少拿一些，我们也不是不能明白，自是不用鲸侯贴补的。我们也不是那等全不讲理、只看银钱的人。”
刘钰点点头，又问其余人道：“这是你们基本都能接受的？”
“能，能。若真能如鲸侯所言，我们都接受。不敢说多，若要募集个千万两的股，我们这些人便也能做成。”
这里的人也不必藏富，多数人都和刘钰打过交道，也在对日的贸易公司里有股份，若说手里没钱，那便是哭穷了。
刘钰见众人报的价格，他基本上也能接受，便道：“不过，此事先不急。我虽是与朝廷作保，这件事也基本定了七八成。可真正做起来，还需一些时间。南洋还需多加整顿，我也要等一些消息。”
他这个要等的消息，还是欧洲那边的消息。
荷兰那边的事若是不成，好好的西洋贸易公司，就要变成南洋贸易公司了。
真要那样了，不说朝廷，便是刘钰，也不希望这些商人参股了。
那还不如朝廷去掉中间商，拿到全部的垄断货源的钱，该治理运河治理运河、该移民东北西北移民东北西北呢。
虽然也好，但比起西洋贸易的对外扩张，还是不够好。只能算是一旦事情不成之后的一个备选项罢了。
说罢，刘钰又笑道：“这所谓定了七八成，其中剩下的三两成，万一不成，这件事就算是没了。到时候，你们便是一分的利也得不到了，只能看着朝廷把钱都自己赚了。”
这么一说，顿时让那些商人们紧张起来。
刚刚给出12%年息的时候，确实有些不太满意。
可现在刘钰又说这事还有不成的可能，刚才的那点不太满意，顿时又成了对万一不成的担忧。
一众人尬笑道：“若鲸侯出面，这事哪有不成的道理？鲸侯莫要吓唬我们。南洋巨利，前朝便知。这荷兰人离了南洋，便是不与西洋人贸易，只说与国内、倭国贸易，亦可多赚不少。”
“江浙一带，谁人不知，便是中元节给祖先烧的锡纸，用的都是南洋的锡？却不知若是对西洋人的贸易成立公司一事不成，这南洋对国内的贸易，朝廷是怎么个说法？”
刘钰摇头道：“此等政策，哪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对外是对外、对内是对内。内外有别，难就难在缉私这事儿上。”
“朝廷要分利给你们，其实你们也该自己想想，若朝廷不分利与你们，你们干不干走私？到时候查也不好查。”
“不过，若是能把你们这些大买卖人都拢到一起，走私就是损你们的利、也损朝廷的利，到时候查走私也容易一些。”
“不说断绝吧，至少少了你们这些潜在的走私贩子……你们可都是有成为国家蛀虫、大走私贩子实力的。”
第四七八章 身份
“哈哈哈哈……”
听着熟悉的、他们已经习惯的刘钰对他们经常的有些“侮辱性”的评价，这些商人们反倒开心起来。
一听刘钰又在羞辱他们，他们觉得这事多半要成。之前好几次，刘钰也是数次侮辱他们，但每次侮辱之后，也就让他们一起发财了。道理也是差不多的，不带你们一起发财，你们就祸害朝廷，那还不如绑在一起呢。
笑过之后，林允文道：“鲸侯这话说的我们无地自容。要不都说我们商贾见财忘义呢？”
“只是，古时，三皇五帝治水时候，堵不如疏。鲧堵不成、大禹疏浚便成。”
“鲸侯当真有大禹故智，哈哈哈哈……”
他们也不会因为刘钰羞辱他们就觉得不好意思，毕竟说得很实在。
除非朝廷把南洋贸易也禁了，连去南洋都不准，或者只要出海就不能归国。否则的话，走私总有办法的。
海峡有军舰堵着，难不成搞不出一条雨林通道？
只要与西洋人多加接触，走私还是很简单的。
刘钰也笑道：“行吧，所以你们知道我为啥不敢担保太高的利润了吧？即便你们都知道与西洋人贸易赚钱，可我这个做担保的，要考虑的可多了去了。”
“想查走私，就得造船。这钱你们觉得，该不该花？”
羞辱过之后，这宴会的气氛反热烈起来。听刘钰这么一问，众商人都道：“自是该造船的。凡抓着走私的，就该重罚。反正我们若是入个股，便不会走私。一旦被抓着，可就亏大了。”
刘钰又道：“荷兰人又在各处修堡垒，严防当地人将一些紧俏货物卖给其余洋人。这驻军是不是也得驻？”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鲸侯考虑周详，我等实不如。一切规矩，自然还是请鲸侯指点。前期多花些钱，也是应该的。”
既已经定下了12%的年息，不管事情将来成不成，可这时候有了12%年息的承诺，自是一股脑地顺着刘钰的话说。
而且这些东西，也确实有道理。做大买卖，不搞垄断是赚不到钱的。搞垄断，这年月没有军队军舰，哪能垄的起来？
刘钰内心也盘算了一下，许诺的12%的年息，只要与荷兰人那边谈成功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奥地利王位战争一结束，下一场大战之前，欧洲会有一波消费热潮的。甚至白糖贸易，也会有所改善。
只要大顺这边的商人，对12%的年息能够满意。
荷兰那边的资本，对12%的年息，肯定是喜出望外的。
至于到底需要募股多少，朝廷的国库要不要占股、皇帝的内帑又要占多少、每年的垄断费多少钱、每年的税额该是多少，这需要慢慢合计。暂时倒也不急。
如今谈成了大约12%的年息承诺，大顺这边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剩下的，也就是荷兰那边了。
想到这，刘钰也感觉到一身轻松，竟是主动端起来了酒杯。
众人连忙惶恐起身，各自将酒杯端起，刘钰笑了笑，微微一敬，一饮而尽后，却没有说类似于预祝成功之类的话。
而是说道：“这年息和回报率，终究还是高了些。年息回报率高了，贷款利息就不会低。我是盼着你们发财的，但也希望有朝一日，这放贷的利息也能低下来。诸君，努力。”
他这么一说，虽碍着官身和面子，众人不得不一起举杯，可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的。
放贷的利率降低，意味着很多行业的回报率就没那么高了。否则的话，就像是今日的西洋贸易公司一般，给出12%的年息，那放贷的利率若是只有5%，放贷的为何要放贷，而不是投资呢？
最后这话，倒像是咒他们将来不要赚太多钱一般。
一众商人无奈，只好一起道：“共勉、共勉……”
待宴会一结束，为首的几个商人便都聚在了林允文的住处，刚才人多且是公开场合，有些话不好说。
私下里要说的话，可就多了。
这西洋南洋贸易，对他们来说，可是天大的事。
林允文在这些豪商之中，亦算是传奇人物，众人皆认为他就是“抱对了大腿”的典型。
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好话，可大部分豪商对他都是羡慕嫉妒，却无什么诋毁。大顺这环境，抱大腿不丢人，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前朝拜阉人当干爹，那且尚且觉得光耀门楣呢。
林允文从当初一个做生意破产的家族出身，到给刘钰做了日语西席，再逐渐成为了对日贸易公司的股东，如今也是身家巨富。
既有田产，也资助新学义学，还捐了五百亩地给新学义学做经费。如今又承办了一些纺织作坊，早不是当初家族破产的模样。
只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再附庸风雅给自己起个表字、来个字号。
前几年出了一件事，也算是给松江府的这些豪商们敲了敲警钟。
有豪商又出钱搞义学、又捐款，最终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入“乡贤祠”。
这乡贤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北海相孔融，曾经为著名孝子甄士然立祠，以此为始，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乡贤祠。
这算是一种荣誉称号，和牌坊之类的差不多。
需要当地士绅圈子里推举，再由当地官员提名，相当光彩的一件事。
但这个圈子，都是被士绅垄断的小圈子。士农工商，商人最贱，虽然有钱，但根本不是“士”这个圈子里的人。
前几年松江府那个搞义学、捐善款的商人，傻呵呵的，有了钱，居然还想要脱离低级趣味，搞点精神追求，居然想着自己也入乡贤祠。
结果这一搞高级点的精神追求，就搞出事了。当地读书人圈子的士绅阶层，联名举报，说他一个商人，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啥资格能算乡贤？
我要有钱，我也能捐。朝廷让商人如乡贤祠，叫那些耕读学子怎么看？
读书人的圈子，都在官场内有关系。一级一级地举报上去，最后的结局就是严查、法办，申饬那些为他提名的官员，并且给了一个“有辱斯文”的大罪名。
至此，这几年有些飘了的商人，才明白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虽然有几个臭钱，可确实混不进“士”的圈子。
这也导致了松江聚集的富豪们的一次分化。
一部分人觉得，就算再有钱，也是最贱的商人，连乡贤都混不上、没资格。
不若将钱都去买地、耕读，聘用老师，非得让子孙出来当官不可。
当商人，哪有做士绅好？既有钱，又有名，还能享受到高级的精神追求。
只要有钱，还有办不成的事？买地、当地主、请老师、教孩子、让孩子考科举，将来若是孩子中了举人，那乡贤祠不得求着自己进去？
还有一部分人，如林允文等，则觉得，既然根本挤不进去士绅的圈子，那还挤什么？不如老老实实地赚钱便是。
孩子们统统送去新学，学些不一样的本事，多学算数航海，将来或是能接管家里的产业、最不济也能出海谋生。
而自己，也老老实实的，就认清自己的身份，别搞什么字号啊之类的，妄图挤进读书人的圈子。
而且林允文的身份又有些特殊，他更是早早认清了。他资助的新学义学，被人砸了好几次，觉得你有钱捐义学是对的，可你捐什么新学，却不学圣人之学，那还不给你砸了？
就你这样的，还想入乡贤祠？
也有人悄悄告诉他，让他低调点。毕竟他还有个给刘钰当过日语老师和翻译的经历，别到时候被人顺着他这搞事情。
还有人说，上次乡贤祠事件，看似是个小事，实际上根本就是士与商之间的矛盾，借题发挥而已。
有人早就对松江等地这几年兴起的重商习气不满，也可能是因为对他们垄断对日贸易的不满，还可能根本就是朝中有高人指点为了对付鲸侯等一众非科举出身人的。
这事看似不大，实际上却是在向朝廷施压，甚至可能就是为了掀起一场朝廷内斗的导火索。
朝廷怎么处置，在乡贤祠事件爆发、被士绅联名举报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一场朝堂大斗，科举出身的彻底压死那些非科举出身的。
要么，朝廷就只能下令申饬，把商人的名字从乡贤祠挪走。
没有第三种可能，比如朝廷站在商人这边，觉得论迹不论心，既是捐钱了、搞义学了，以其德行，完全可以入乡贤祠嘛。
真要是选了第三种，那朝廷非要炸了不可。
不过，第二种，也意味着，朝中对商人阶层还算是重视的。
或者说，朝中支持工商的那一派，暂时还是得势的。
朝廷看似是在训斥此事，实际上却是在表明朝中支持工商的那一派，地位很稳。
否则的话，可不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州乡贤祠的事了。
大权把握在皇帝手中，皇帝真要想动这些支持工商一派的人时，这件事哪能这么容易了结？这么容易了结，虽然看似乡贤赢了，实则其实是输了。
这种让这些朝中做官的局外人根本看不懂、觉得只是小事的事，这几年已经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举报的、痛哭的、写报讽刺的、血书反对的，这都是明的。
借乡贤祠这等小事而搞事的，都是暗的。
有的人看得懂，有的人看不懂。
林允文是看不懂的，可他背后也有人指点，他也明白自己因为给刘钰当过日语翻译的出身，已经让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乡贤祠事件后，和林允文一样选择继续当商人的人，更加喜欢相对来说商业氛围更浓一点的松江府了，根本不想离开这里。
他们不是南洋的那些人，不需要什么类似于迁茂陵令的手段，很多人还是自发地离开了家乡，将家彻底安在了这里。
第四七九章 作死
此时做商人，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
身份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林允文打定了继续保持商人身份的主意，难免就会觉得商人的财富和社会的政治地位有些严重不符。
只是这些“大逆不道”的心思，只能隐藏在心里，即便是再熟悉的人面前也不会轻易表露，更不要说写日记这种没事找事的行为。
如今来到他宅里商谈日后西洋贸易事的，都是前几年乡贤祠事件之后决定继续当商人的一群人。
既是都笃定了继续做商人，而不是转型去当乡绅，这西洋贸易也就至关重要了。
“林兄就没从鲸侯那里得到什么消息？”
林允文正色道：“这话日后再也休说。鲸侯也说过这内幕交易的事，如今朝廷又遣鲸侯来松江府，正是为了处理贸易事宜。我过去虽是运气好，鲸侯不以我粗鄙，不耻下问，讨论了一下关于倭语的事。可我是什么身份？鲸侯何等身份？即便有心攀附，又哪有机会？”
否定之后，问话的商人忙道：“林兄勿虑，我等也有分寸，不是问这个。而是说，关于这西洋贸易、南洋贸易的事。鲸侯只说此事约有七八成把握能做成，这剩下的二三成，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酒宴上，我等也不敢多问……”
林允文依旧摇头。
“此事我也不知。”
“或在庙堂之高、或在九天之外。”
“皆非我等力所能及之处。鲸侯既不说，哪个敢问？鲸侯若想说，又何必打此哑谜？况于既有七八成把握，也定下来了股息事，我看还是准备银子为正事。”
旁边的商人忙道：“银子定是要准备的。只是，这几年朝廷虽然对我等商人也算是宽容，可有些事，终究还是得留个心眼啊。”
“林兄在倭国开国之前，在鲸侯拿到倭国贸易许可证之前，就常跑倭国。想来也知道，这跑倭国的，以前也有为朝廷做事的。云南的铜矿开起来之前，朝廷缺铜，都要去倭国买铜。”
“凡领了事的，一旦不赚钱了，想要退，那就难了。这西洋贸易公司，怕就怕将来朝廷不允许退股，或者就按照咱们定下来的股息发钱。”
林允文笑道：“这几年不也搞了不少的募股的有限责任的公司吗？这股票不要了，卖与别人便是。之前确实是有你说的情况，但这几年也不曾有类似的事，西洋人也都如此做，朝廷如今也在师夷长技。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非贤不及老聃、苌弘之徒，西夷亦有所长之处可以学。鲸侯这些年一直如此说，我看这西洋贸易，没什么可担心的。”
那商人叹了口气道：“西洋人金山银山多得是。钱利一多，难免不会叫人眼热心馋。”
“这不像是对倭国的贸易，几百万两的货物。若真的是全然控制了对西洋的贸易，怕是一年千万两的货利。可不是小数目。”
“便是鲸侯支持，也难保朝中没有眼热之辈。到时候，开拓的事，我们做了；但取利的时候，却将我们推开……”
“林兄且想想，前几年的乡贤祠之事。我等哪有什么说话的权利？不过是一群最贱之民。到时候朝廷一纸文令，我等能怎么办？”
“今日鲸侯得势，一切都好说。将来朝堂之争，或是鲸侯坏了事，你说得准？”
林允文听这话，感觉这里面话里有话，便问道：“这到奇了。你若是怕，便不投钱就是，鲸侯也没说非逼着你投钱。若要投钱，又何必前怕狼后怕虎，这可不是做大生意的心态。”
那几个商人彼此看了看，终于说道：“林兄，我们的意思，是说林兄和鲸侯这边能搭上关系，鲸侯的为人我们也是知晓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这些商人也悄悄结社，借着鲸侯这条线……这就算是庙堂之高，朝中争斗，也得用钱不是？我们虽不懂，但若缺钱、或者需要用钱的时候，便牵个线，我们给一笔钱，使得朝中的政策向着我们？”
“朝中有反对的，肯定也有支持的。若有对我们有利的，这钱，我们也该舍得花才是。”
“朝中若无人，我们不就是一群待宰的肥羊？”
林允文被这几人的想法吓了一跳，忙道：“休说！休说！你们这不是作死吗？我等使钱给州牧、最多到府尹，这都没事。可若是朝中的事我们竟要参与，甚至还要给钱，这不是给人把柄吗？”
“本来支持还是反对，都是公事，各有大义。若是我们使钱，这就是结党了。到时候，朝廷怎么看此事？天子如何看此事？”
“我听鲸侯说，当年宫中洋人颇多，就太子之事，西洋人便在禁教还是兴教的事上，物色人选，竟有染指宫闱继承之心，终究出了大事，乃至于禁教大风起。”
“你们这么想，可真是作大死啊。这是你我该碰的东西？
“万不可这么想！万不可这么想啊。今日你们把这话说出来，可就到此为止了。”
“若还想保住脑袋、保住家业，此事以后便是半个字都不要提。烂在肚子里！”
林允文心道这几个人是疯了，怎么敢想这种事？
他们这些人虽是豪绅，也能接触到一些官员，最起码当地府尹还是常见的。
但是，真正捅到天上的朝堂里的事，他们哪里能明白？
林允文也不懂，可好说也跟着刘钰混了几年，耳濡目染之下，再加之上次乡贤祠事件之后有人提点，多少还能明白一点。
朝堂之上，谁最大？
最大的那个人，最怕的是什么？
本来这种事，朝堂上有争论，实属正常。
有支持工商的、有不支持工商过度发展的，各执一词，即便暗地里也有利益输送，那也还能维持个体面，假装是公事公办、出于道义社稷。
可要是真的大张旗鼓地搞什么结社、搞资金支持、利益输送之类，这可就不是小事了。
朝廷想要办他们，实在是太容易了。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理由。
关键在于朝廷想不想办、皇帝想不想办。
本来没事呢，真要是搞出个明面的商人集团、在搞出一群在朝中的代言人，那不是纯粹找抄家呢吗？
皇帝真想要找毛病，谁身上干净？就林允文自己来说，当年破产前搞长崎贸易的时候，走私过、运过违禁品，真想要查，哪能缺了罪名？
要说起来，今天出现这种情况，也算是前几年乡贤祠事件的延续。
那件事爆发之后，松江府聚集的豪商阶层先来了一次分化。
一部分走传统路线，化商为地主。
另一部分选择继续做商人的，也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严重不足。既然如此，何不琢磨着在朝中和那些支持工商业的人联合起来？
朝廷也是个藏污纳垢之地，亦不是天庭之上，哪里不需要钱？
若能在朝堂上与一些支持工商业的官员合作，结党成势，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类似于乡贤祠事件的事情再度发生？
加之他们在松江府常常接触那些西洋人，一些西洋国家的商人地位，也确实让他们眼馋不已。
潜移默化中，他们也受到了诸多影响。
一部分人，如现在和林允文暗自商量的这些人，琢磨着官商勾结，结党成一方势力。
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花钱资助一些反传统儒学的儒生，鼓吹四民一体、工商亦是国本。
甚至有人借着宋代叶适的一些文章，大肆发挥，只说什么“《书》言‘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都属于是在作死的边缘试探。
且不说官商结党，尤其是在工商业上绑定颇多的一部分勋贵阶层，很大可能就是商人勾结的目标。
只说后者那番话，简直就是指着皇帝或者朝廷的鼻子在骂了：真要是重本轻末，也还算有点道理；但是带着重本轻末的名头，却用来‘自利’，自己发财，这咋能叫抑商？分明是打着抑商的旗号，自己去获得商人应得的利益……
再要是在欧洲，算不上作死，这可能叫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北意大利开始，一堆屁大点的小国，商人势力稍微强点，干趴本国的封建阶级还是有可能的。亦或者商人势力很大，本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妥协。
但在大顺，这就是作死。
这些豪商放到欧洲也算是有钱的大商人，但不管是荷兰还是北意大利还是英国的体量、小农阶层的数量、士绅阶层的能量、中央的集权程度，能和大顺一样吗？
这点小火苗，随随便便上面来场玉露恩泽，就全扑灭了。
距离他们能掀翻旧势力，还差得远呢，这时候就琢磨着搞事，不是作死又是什么呢？
第四八零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一）
在林允文被他同行们的话惊出一身冷汗的时候。
刘钰也在松江府府尹这里，经受了一场旧势力的诘问。
宴会结束后，刘钰本来心情不错。
松江府的府尹又来拜见，本来说好要去周边考察考察，既看看农村情况，也看看松江府的手工业发展，约好一切从简，就在明日。
这松江府的府尹，也不是科举出身，和刘钰虽然不熟，但因着都属于是“廷臣”外放，走的是非科举路子的缘故，聊得还算投机。
江南一地，经济发达，文化兴盛。
大顺当年从均田免粮，最终不得不妥协成保天下，江南的大庄园、大地主经济并未被全部破坏。
坏处一大堆。
好事却也有一些，比如江南的文化、戏曲、小说等，都有了大发展。因为大庄园主、大地主会资助“艺术”。
比起满清时代对江南搞了几次屠杀、又在前期尽可能维系小农经济、搞几大案削弱了江南大地主的势力来说，此时的江南以依附大地主、大庄园主兴起的艺术，确实不错。
不管是明末那种奢靡人文的审美，还是小说诗词以及结社论政之风等，让刘钰在这边很是欣赏了一番。
这松江府的府尹，也在刘钰边欣赏的时候，说起了一些旧事。
“下官自来松江之前，陛下召见，多教下官这松江与众不同之处，又讲了一件前朝旧事。”
“说是前朝永乐、宣德年间，这松江府的知府叫赵豫。”
“彼时，松江府的百姓，有什么事，都不去宗族解决、也很少私下解决，而是什么事都要告官，由法律解决。”
“赵豫来后，便要移风易俗。凡是案情不严重的，便与告状的人推说，只道‘明日来’。”
“时间一久，这松江府便有歌谣，说是‘松江太守明日来，来了也白来’。”
“数年之后，及至赵豫离开，这松江府的风气，便真的被这种和稀泥的手段扭转了，移风易俗之下，一般的案件也不来官府，要么宗族解决、要么私下解决。”
“后世传为美谈，以为真儒家之道。”
说到这，这松江府府尹拱手道：“不过，下官来之前，陛下刻意讲了这个故事。却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如今这松江府，乃朝廷工商兴发之处、财税重要之地。凡事不可和稀泥，要讲规矩。若能走法令的、走诉讼的，万不可叫私下里解决了。”
“昔者赵豫移松江好讼之风，是为功；如今下官也要易松江不好讼之俗，方为业。”
“鲸侯最喜规矩，这工商业初立，规矩更多。好在新学之中有不少人，可以为吏，否则每日下官也不用干别的了，只要应对这些诉讼就罢了。”
刘钰笑道：“陛下既选你来做这松江府尹，那也是见你有才能。你我都是武德宫出身，廷臣外放。这松江府，如今正是财税重地，非能不足以当任。陛下圣明，这里非比从前，从前小农居多，皆为邻里乡人，诉讼之事，尚可和稀泥。如今这是乃工商重地，若再和稀泥，可就不妥了。”
正要和和松江府尹谈谈工商业发展的事，有门子来报道：“鲸侯、府尹大人，外面有十余名乡绅求见。只说有事要与鲸侯诉说，都是有功名在身的。”
刘钰侧身用略带疑惑的眼神看了眼松江府尹，心道你不会是给我找什么事吧？
疑惑的眼神一闪而过，随后用调笑的语气道：“莫不是这些人有什么冤屈，竟是伸冤无门，得知本官在这，要直达公侯？”
松江府尹苦笑道：“鲸侯说笑了。都有功名在身，哪有什么冤屈？之前也来过几次了……”
说罢，示意门子先出去，待房内无其余人了，才道：“下官实是没想到他们会在这时候来烦扰鲸侯。其实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主要还是松江府这几年工商业发展，大量流民入此做工。朝廷又多免粮米关税，甚至鼓励自海外运粮。”
“如此一来，这事就有分说了。”
“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松江府的地租多以稻米斗数为准。这些有功名的，家里多有土地。粮价降低，他们的收入自降，自来不满。”
“若以君子之心谈君子之事，还是‘米贱伤农’。再往大了说，个中还是本末之争。”
“松江府工商也日益兴盛，如今只看松江府，这工商税、海关税、印花税等，远超地丁银子。”
“只看工商业，自是粮米价越低越好。”
“但终究，这里面还有诸多小农。若只是这些人，倒还好说。但他们裹挟小农之民意，这就难办。”
“去岁又有暹罗米入境，又恰逢丰收，米价极低。而百姓赋税，除去漕米，又用白银。商贾又在收米时候，压低价格……这些人在乡间煽动，顿时群情激奋。”
“陛下遣我来松江，自然不是为了收松江的这点地丁银。孰轻孰重，我还省的。可是，这事儿下官实在是解决不了，只能拖延。”
“讲道理，下官又讲不过。总不能说，米贱伤农不对吧？又不能说，小农就该破产？”
“不过，下官确实没有觉得此事麻烦，正好推给鲸侯解决的意思。只是，这些乡绅得知鲸侯前来，肯定是要讨个说法的，以求上达天听。”
刘钰闻言，苦笑道：“我也解决不了啊。可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还能不见？只是，你就没想出什么办法？”
松江府尹道：“下官也不是不想办法。也曾想过，将地丁银，折成米，收米不收银。废货币税、复实物税。但若收米不收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纵然少了收获时候商人盘剥，可小农还是要卖米维持生计的。”
“米贱伤农、米贵伤工。”
说到这，松江府尹叹了口气，拱拱手道：“如今方知下官赴任之前，陛下那番话的深意。此时此刻、实非彼时彼刻。彼时彼刻，赵豫时的松江府；与此时此刻，下官治下的松江府。全然不同。”
“世上安有两全法？不负工商不负农？”
“只看松江一地，以税收论，肯定是保工商不保农。可这道理，却不能说。总不能说，这先贤之道，在这里有用、在别处却没用，竟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吧？他们拿着这个来说事，只问我，米贱伤农的道理，难道不对吗？天下百姓，多为小农，难道不对吗？”
“下官实难应对。”
刘钰揉揉额头，哎了一声道：“我也难应对啊。得了，既如此，还是见一见吧。不见也不好。”
松江府尹长松了口气，忙叫人请那些乡绅前来。
既有功名在身，见官不拜。而且刘钰也不是科举出身的，也没有恶名在外，这些乡绅自是不拜。
见礼之后，看了看这里面还有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戴着方巾，穿着青衫，刘钰也不好蛮横，只能叫人坐下。
也不知道是真的穷，还是装的穷，有几个人的身上，居然还打着补丁。
若是旁人，说不定就见之心酸。可刘钰也是见识过当年文登州大灾的，只是点补丁，还不足以叫他落泪。
客套之后，果然如松江府尹所言，直接说起来米贱伤农的事。
“鲸侯，府尹大人。如今又到了外船来泊的时候。南洋米入松江，百姓皆无活路了。”
“民间皆言：南洋米、东洋麦，堆如山、贱如粪，农人苦，商贾笑。今岁多收三五斗、贷债又涨六七钱，丰年只盼灾荒至，米价腾跃好还钱……”
“农者，国之本也。谷贱伤农，此天地至理。鲸侯纵少读圣贤书，难道竟不知此道理吗？”
“古人云：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
“如今松江府舍本逐末，多行雕琢刻镂之事，贩于东洋；锦绣纂组，货于西洋。”
“若此风日盛，则恐天下大饥、民众皆寒。”
“我等今日前来，非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了松江府的数十万百姓、为了天下数万万百姓。”
“松江一地，人皆求利，此风若兴于全国，难道日后男子都去做工、女子都去纺绣？到头来，便是堆积了金山银山，又有何用？”
刘钰本想直接问一句，你家有多少地呢。
但想了一下，又觉得这么问确实无情。不管怎么说，松江府工商业的发展，极大地损害了小农阶层的利益，这一点确确实实。
这不是说工商业发展导致的小农阶层的利益受损，而是因为海外贸易兴起、大顺的航海术进步，以及配套的为了保证松江府工商业发展的粮食进口免税制度导致的。
对工商业来说，粮食价格肯定是越便宜越好。就算是大顺人工成本低，想要维系手工业生产，也得保证那些做工的人饿不死，才能持续不断地劳动。
当然，还有因为税制改革之后，以白银的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使得商人阶层经常在收获的时候压低米价。
正面说，这叫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反面说，就是农民破产比之前更加容易了。
这不是后世的农民，太便宜了大不了不卖。
此时的小农，既要缴税、又要交租、还要还债，新米一下来，就得赶紧卖钱。
不过，究其本源，还是土地兼并和高额地租导致的。但是，这本源根本治不了，等于废话，也就不必去考虑。
眼看着对面说的如此有道理，刘钰饶是有些急智，这时候也没办法在正面反驳。
“此事，本官也已知晓。你们都是读圣贤书的人，最有仁义之心、恻隐之意。实非那些只知利而不知义的商贾所能及也。”
“此事本官倒也有些办法。我说来听听，你们觉得如何？”
“这首先嘛，便是清查田亩土地，行永佃之法。田间地租，皆降，以每亩田收获之35%，为最高佃租上限。这是治标。”
“再行北派大儒之均田策，三十年为期。三十年后，土地皆为佃户所有。此为治本。”
“百姓受苦，那便只能苦一苦你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士绅了。仁义大道，又岂是区区田租可比？”
“我看，正好在松江府试行。也可先问问百姓民意，到底是愿意忍受外来米压价、但地租降低、三十年归己？还是宁愿保持现在的租税不变，却只要进了外来米输入即可？”
“此二者选其一，民意不可违嘛。”
第四八一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二）
刘钰这么说，就纯粹是胡搅蛮缠了，而且也就是过过嘴瘾。
大顺朝廷哪有这个胆子，搞减租减息和三十年赎买？
但以此时儒林的政治正确，在这个基础下讲道理，刘钰肯定是讲不过他们的。好在北派大儒们搞出了这么一个三十年赎买的幻想，以魔法对抗魔法，以井田对抗兼并，至少嘴上的便宜还能占。
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只是这个题目提前了二百年，在二百年前是不是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刘钰觉得有第一条路保底的话，那就可以试着尝试下第二条路。走不通，再差还能比甲午战败之后的底子还差？
只是，这第二条路，走起来就有些不仁义了。
譬如现在的松江府，什么才算是“进步”？
小农破产、进厂做工、实在容纳不下去南洋砍甘蔗搓肉桂、或者被迫去南洋垦殖还债。
这……就是“进步”。
把小农逼破产，是有技术的。
不能太急，太急的话，大顺会全面反动，新型阶层的这点力量也根本没能力压制一场比起明末规模还大的农民起义。
要慢慢来，一点一点的来。
比如松江府的低粮价、比如松江府的货币税，从而慢慢让小农失去活路。
要么去城市当雇工；要么被人签约当契约奴……或者叫契约长工，因为大顺法律规定不得蓄奴，所以不能叫奴，得叫长工，然后去南洋劳作。
不把百姓逼到没有活路，谁肯背井离乡去死亡率极高的南洋？
但不能一次性把太多的百姓逼得没有活路，因为一次性逼的太多，还有另一条“吃他娘、喝他娘、均田之后不纳粮”的路子。
这就需要施政者有比较高明的施政手段。
但肯定，这里面没有减租减息三十年赎买的政策。
总归，刘钰和这些士绅们说的这些，也就是过过嘴瘾，根本办不成。
这一番过嘴瘾的话，可是把这些士绅们吓住了。都知道刘钰的名声不好，做起事来像个二愣子，皇帝又宠信，谁知道能不能真的干出这么“祸国殃民”的事？
大顺是不敢搞耕者有其田的，这一点谁都知道。
但是，永佃降租之事，这些年却一直都是底层所呼吁的。明末为了争取永佃权和减租减息爆发的起义，也都集中在南方。
这些年被大顺偶像无害化的铲平王祭祀，固然铲平天下贫富之别这样的激进想法被遏制了，但是更善意一点的永佃减租的呼声一直流传。
永佃减租还好，这三十年赎买政策，可就彻底要挖了全天下士绅的根了。
但从道理上讲，又没法反驳。
因为在他们看来北方那几个脑子有问题的大儒，如颜习斋、李刚主等辈，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复井田。
三十年赎买，只是复井田的一个过渡。
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一个过程。
作为儒生，谁能说井田不是终极理想？在井田这个终极理想之下，北派大儒提出的三十年赎买、耕者有其田、天地间田天地间人共享，等等说辞，在儒家这个特殊的、在刘钰看来颇有些空想的小资小农封建社的思想体系下，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一些过度办法。
除了颜习斋、李刚主的赎买法、永佃继承法外，其学派的其余人，还提出了一些非常脑洞大开的设想。
比如增加官田数量，对官田降税、对私田重税、从而让百姓都将私田投靠官田。
这显然是受到了明末小农投效士绅这种做法的启发。
还比如，严格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农民就是农民、工匠就是工匠、商人就是商人，农民才能种地，商人的身份不能买地等等。
这是受到了复古的启发。
亦或者，将所有土地归官，搞类似于差级地租的方式。
但是他们只学过这些经书，没有啥经济学的知识，这些脑洞大开的想法适合写进人间天堂的描绘，却不适合指导实践。
总然言之一句话，他们的想法全都是扯淡。
搞到最后，必然是农业的宗法制、手工业的行会制。
用后世比较委婉的评价，这叫“主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客观的反动主义者”。
而且还是反动透顶、准备一杆子反动到封建社会早期的那种。
不过，这种反动的空想，在大顺这边却是大杀器，用来吓唬士绅最是好用，而且这既不是“异教”，也不是“异端”，而是可以怒斥宋明理学的真正的原教旨的、复古儒学。
既然看的都是两千年前的经书，那么谁复古，谁就最儒。
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士绅也是看过北派复古儒的书籍，忙道：“鲸侯却是说笑了。自秦开阡陌、破井田以来，土地私有，父死子继，这就是千年来的规矩。佃租永佃三十年赎买之说，实在是北边的那些儒生不懂，胡言乱语，皆为妄言。如此一来，与抢劫何异？这不是助长天下风气败坏吗？”
“佃租之事，你情我愿。非是逼迫，若是嫌贵，自可不租。这等你情我愿之事，实不该管。”
“若如此办，是劫富户之财，必使天下大乱。”
“我等所求之事，不过是禁止稻米进口，为小民苍生求一生路。如此，国家不会动荡、社稷不会危及，只消朝廷一纸明文，便可消弭小民之怨气。”
“治大国，若烹小鲜。岂可行激进之政？”
“农为国本，商为民末。如今却叫商贾得利、小农艰难，恐非善政。一旦动摇国本，这……”
这老乡绅嘴上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心里其实也是真的有点忧国忧民的。只从道德角度上讲，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不一定就真的没有什么恻隐之心、仁义之念。
不过，他们屁股上的封建地主纹章也确实擦不干净。
这老士绅在松江府，不算是太大的地主，也就900多亩土地。
而且还不是上海县的烂地、海边盐水地，而是松江的地。每亩地平均可以收八斗租子。
每年的稻米租子，就有700多石。
他还是挺有道德的，并没有诸如大斗进、小斗出之类的事，只是按照正常的规矩收租子。
前些年，至少在他的印象里，刘钰开始折腾海外贸易之前，他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因为大量的美洲白银涌入，大顺的粮价从明末开始，出现了一波持续上涨的趋势。
尤其是当年刘钰去日本送稻米换贸易许可证的时候，松江府也遭了那场波及东海沿岸的大灾，以至于大米最贵的时候，达到了4两6钱银子一石。
这700多石稻米的租子，就是3000两银子。
可是，随着大顺航海术的进步，天文学的进步，造船术的进步，以及大量的白银收紧进行投资，还有东北虾夷地区的开发、辽东铁矿京畿煤矿的投资、靠海产煤地兴办玻璃厂等资本转移等等等等缘故，这几年松江府的米价可是降低了许多。
歌谣里说的“东洋麦”，实际上是辽东或者虾夷的粮食。
南洋米，也不完全是南洋的米，有一部分其实是台湾的米。
松江又逐渐挤占了广州这个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长江口地区还是试行漕米海运的出发地。
这都使得松江府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粮价持续下降。加上朝廷对稻米进口免税的政策，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大米出现过一波七钱银子一石的低价。
同样的700石租子，最贵的时候，能卖3000两银子。
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只能卖500两。
3000变500，任谁都会抱怨。
这老士绅，又是个非常传统的正统乡贤。
收入除了租子，就是放点高利贷。
很正统，很老派。
所以，松江府工商业大发展，各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老士绅认为这都是邪路，并不参与。
收租和放高利贷，才是正统。搞工商业、入股投资，那是异端。
于是，时代在发展，老人却跟不上，自然而然也就感受到了粮价波动给他带来的冲击。
而且就算是给小农放高利贷，那也受到粮价的影响。粮价降低，佃农更加还不起贷款。
还不起贷款，本来稍微有点地，也都卖了。除了一身力气之外，啥也没有了。到头来就是个债务奴隶，干活的收益也都归来主家。
可粮价低，干活的收益就算全归了主家，那也没几个钱。
这边搞粮食贸易的，都是大买卖人，很多都是领着给朝廷运漕米任务的。这些商人反正也确实可恶，逐利贪心，每年粮食收获季节，都会极力压低粮价。
松江府的工商业确实在发展，但这些乡绅阶层们，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利益受损。
如果没有东洋麦、南洋米，他们当然是支持松江工商业发展的。
大量的人进入城里做事，需要的粮食也就增加。工商业发展，白银多，需要的粮食又增加，粮食当然是涨价的。
问题是，大顺航海术的发展有些快，二十年时间已经打破了“千里不贩籴”的规矩。工商业是发展了，可是运输业也发展了，粮食价格不但没涨，反而落了一些，维持在一个八钱到一两的空间内。
着实难受。体面的生活也日益受到影响。
第四八二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三）
但作为士绅，自己的利益受损，说的时候就不能只说自己。像宋朝那样傻呵呵地说实话，与士大夫治天下之类，这就有些过于狂妄了。
只说自己，那是小人言利。
若说百姓，那是为民请命。
而且有一说一，确确实实对小农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工商业发展的本质，就是奔着把小农逼破产、逼着小农去当雇工或者去南洋使劲儿的。
除了物质上的利益受损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损失。
上一次的先贤祠事件，在高层看，是保守派对支持工商的改革派的一次前哨战。
在底层看，也涉及到一个移风易俗的问题。
之前的风俗，是看这个人的出身，以便确定是否获得尊重。
而现在，松江府有些向钱看了。有钱就是太爷、老板；没钱哪怕有些文化，也就是个穷酸。
虽然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天出现了，但是之前没有这么严重。
而且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商人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布料，那都是有规定的。
可这种规定，从明末就已经被逐渐打破了。穿啥，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实际上管的很松。当然像是龙袍啊、九间庭的房子、朱门铜兽之类的东西，那还是底线，一般也没有敢动这个的。
如今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这些士绅阶层们在精神层面上也受到了损害，最终由上面的保守派支持、下面的人自发搞出了乡贤祠案。
这些问题的本质，还是经济问题。礼法，按照日本儒生的说法，也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反经济基础。
刘钰也不敢真的搞什么永佃、减租减息，这也注定了刘钰在言语上，是不可能辩赢这些士绅的。
松江府小农生活艰难的本质，到底是因为米价降低？还是因为土地兼并？
哪个是本？那个是末？
这一点，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刘钰也知道自己只能吓唬吓唬他们，也不敢真的那么干。
这老士绅讲了一大通看似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刘钰假装思索了片刻后，决定用一套认不清矛盾本质的话术，来试试这些乡绅们到底还没有“跟上新时代”的可能。
问题的本质，是土地兼并、地租过高。
刘钰避开这个本质的问题，却道：“老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这小农苦困的根源，终究还是人多地少。我看即便停了外来的粮食进口，这小农的生活也难好转。”
“即便今日好转，日后生了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地不加增，日后的苦困也是难免的。”
“刚才我所说的永佃、均田之事，似确实有些考虑不周了。”
见刘钰居然能主动说他自己考虑不周，这些士绅们惊讶之余，也连忙顺杆而上道：“鲸侯日理万机，一时考虑不周也属正常。的确，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便是今日均田，明日再均，日后这土地终是不够用的。此事，实不能治本。”
刘钰笑道：“诸位既都有仁爱之心，又多为社稷长久考虑。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听听如何？”
“如今朝廷已下南洋，这南洋荒地甚多。不说南洋，便是台湾，也有诸多土地上代开垦。台湾之外，还有东北、虾夷等地。”
“你们虽是士绅，多有土地。但你们又非基督徒，妻妾也必多，子孙兴盛。固然耕读传家久远，但也不可不考虑日后基业事。”
“不若这样，你们出钱、佃农出力，竟去南洋、台湾等地垦荒种植如何？”
“垦百亩田，出力者取半，你们出资者亦取半。日后留于子孙，亦是产业。”
“待开垦之后，或回乡招徂佃农、活在闽粤等地招募乡民租种。这难道不好吗？”
“如此一来，你们的产业既多，也不用担心子孙兴盛而至家产愈分愈薄；又可使得大量‘多余’的人口有业可依，也是为社稷久远出了力。”
“若是以往，觉得万里之遥，实在太远。但如今，海运兴盛，去台湾、下南洋，都在月内。”
“我看，我们各退一步，如何？”
“本官不在松江府试行永佃减租减息三十年赎买之政；你们也不要再论什么米价之事。”
资本本身是无善恶的，这些士绅手里的银子若能动起来，也是资本。只要用对的地方，肯定是对大顺有好处的。
刘钰也是在给这些士绅一些机会。
如果不能跟上新时代，那他只能想办法让这些人被淘汰。
如果能跟上新时代，那他倒是可以宽容一些，多给他们一些出路。
松江府做大买卖的商人，看不上去台湾垦殖种地这样的事。或许他们有可能去搞点种植园什么的，但是去那垦殖继续收租子，那就没什么动力了。
垦殖也需要付出资本，耕牛种子、水利、抵抗天灾等等。
依靠朝廷组织无地百姓，既不效率，朝廷也根本没那么多的钱。
如果能让这些士绅们把资本组织起来，或者投入资本，这也确实可以缓解很多矛盾，也能够充实南洋的人口。
如果连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松江府的士绅，都对此感到不安、紧张、恐惧或者本能的拒绝，那这些人也就只能在将来全都干掉了。
士绅们也没想到刘钰会给出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实在是出乎他们所料。
一时间众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傻眼了。
刘钰用的是要开窗、先要拆屋的办法。先说要减租减息三十年赎买，然后退了一步，说了这么样的办法。
可这些人本能地对遥远地方的事情充满了恐惧。
就算自己不去，派管家去管理，或者让儿子去，这听起来也实在是有些遥远。
他们并不知道，在刘钰认为“进步”的未来里，没有他们这些坐在家里收租放贷的士绅的位置。
不是说要把他们全杀掉。
而是要么将这些收租放贷的钱，化为资本，投资在对未来有益的事业上。
要么，他们就只能是在面临两难选择时，被抛弃的一群人。
他给出的办法，只是建议，又不是强迫。
而且说得既委婉、又清楚。
你们不要动辄拿着小民做一番为民请命的样子，我知道你们的利益受损了。所以给一个能让你们赚取利益的方向，去开拓外面的世界。
虽未明说，可在场的人听明白了。
许久，老士绅道：“鲸侯给出的办法，竟是要让小民背井离乡，去那炎苦多瘴之地？”
“我等只盼耕读传家，并不想发财取利。纵南洋土地万里，与我等何干？既不眼热，鲸侯又何必拿这土地传家为诱？”
“这尧之都、禹之壤，难道鲸侯以为就真的没有一个半个，真心为民请命的人？”
“鲸侯与那些重利轻义的商贾接触的多了，竟是将我们这些人也与他们等同视之。”
“鲸侯真当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租利而来吗？我们是觉得，朝廷这么走下去，是走错了。本末倒置，将来是要出大事的。”
“鲸侯久居高位，何不去乡间走走？何不到处看看？去看看百姓所期所盼、去看看这松江府小民真正困苦？去问问他们这松江府工商业发展给他们带来的痛处？”
刘钰闻言，大笑道：“昔日我于文登州，也走过看过。小民所求之事，我看还是减租减息、永佃赎买。正是看过，我给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才是要减租减息啊。你们又不同意，我这不只好给第二个办法了吗？”
“罢了，此事你们再考虑考虑，我也再考虑考虑。将来到底如何，过几日你们再来，如何？”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亦或许，这松江府与文登州，大不相同。我也正好去看看、见见，方知百姓疾苦。”
说完，举茶，送客。
这些士绅虽听过刘钰的一些行事风格，但终究没在文登州住过。以为他既剩余钟鸣鼎食之家，如何知道民间到底如何？
眼见刘钰说过几日再来，想着刘钰说的减租减息永佃赎买的办法，一个个心里惴惴不安。
可终究刘钰官位太高，纵然他们都有功名，可人家真的送客了，他们也没办法，只得一个个退走出去。
待他们一走，松江府尹笑道：“鲸侯这是早有移民垦殖的心思了？人头税摊入地亩税，这税银与人头无关了。人走了，土地却带不走，税银不变。又少了许多饥民的麻烦事。”
“只是，他们也未必肯出钱垦殖。若真能出钱垦殖，倒是好事了。届时便如那老太太两个儿子的故事：大儿卖伞，晴天则忧；小儿晒盐，雨天则虑。亦或者，大儿卖伞，雨天则喜；小儿晒盐，晴天则乐。”
“彼时，南洋米继续免税，他们乐南洋的产业；南洋米若加税，他们乐松江府的产业。”
刘钰摇头失笑道：“哪有这么容易呢？我的态度，就是保松江府的工商业，不保松江府的小农士绅。二者既不能两全，便取其一。这当然也是陛下的态度。如今松江府的农税多少？其余工商海运贸易印花等税多少？你是清楚的。”
“我这么说，日后真要做，还是要靠你们。或是说服，或用手段，总归若能让他们出资垦殖，就是好事。”
松江府尹点头称是，心道陛下既让自己来做这松江府尹，所为的，当然还是钱税。
如今人头税也摊入了土地税里，我这松江府尹，巴不得松江府的“多余”人口都去南洋呢。小农最是容易闹事，也最容易起事，之前还要考虑人头税事，如今若能给他们赶走，那就最好了。
但要说让这些乡绅出钱垦殖南洋，鲸侯想的也未免太理想了。实非三五年之内能移风易俗之事。
正琢磨着，刘钰又道：“既是那士绅说要去看看民间疾苦，正好，随我一同走走。民间的事，我也知道，你也不必担心看到什么不该看的。我倒要去看看，这松江府的工商业发展，到底对哪些百姓有利、哪些百姓有弊。利几分、弊几何。你不用担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又不是来巡按苏浙的。”
松江府尹笑道：“鲸侯要看便看。弊端诸多，我正欲请教鲸侯。何必讳疾？”
心里却想，这话倒是真的，你这都能想出来把小农逼无活路去南洋的办法，别人眼里的弊端坏事，我倒真不怕你看。
第四八三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四）
出了府尹衙门，不远处就是一座已经废弃的天主教堂。
十字架早已经摘下，禁教风波，影响最大的，便是闽粤以及松江府。前朝旧事，徐光启家族作为最早的一批教徒，松江上海等地的天主教之风颇盛。
松江府尹遥指远处的教堂道：“这教堂原是前朝徐光启之孙女捐建的。徐家亦是望族，后与许家联姻，许家亦曾做过前朝的南京通政使。之后家族兴盛，之前本朝不曾禁教时候，也多有功名出身之辈。”
“如今这里已改成了慈幼堂。剩下的教堂，或是出售、出租给那些做纺织的机户用，或是租给了商贾做仓库。”
“这松江府，一直有溺杀女婴的习惯。慈幼堂也多收养那些父母不忍溺杀的女婴。”
刘钰点点头，想着南洋的武直迷制度，问道：“松江府的慈幼堂，钱从何来？钱虽俗，可凡事无钱不成。”
“回鲸侯。一来是衙门拨一些钱，乡绅商人捐助。但主要，还是利钱、地租。拨给一些官田，亦有乡绅专门管理，放贷取息，而后收容收养那些女婴。若这松江府的慈幼堂，数年间，灾年买地、寻常放贷，积累土地，已累积有田千七百亩。”
刘钰仰头看了看这座废弃的教堂，心道果然此时不管制武直迷制度也好，慈幼堂制度也罢，亦或是那些乞讨办义学的，都是一样的套路。
买地、放贷、收租……
想来也是，这年月，只靠捐助那点钱，是不够的。肯定要想办法钱生钱。
这些需要救助的人，本来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
但收养他们的赚钱方法，却又是害他们的根源。
一千七八百亩的土地，除了一部分官田，一部分捐助的，估计都是趁着地价便宜的时候囤积的。
每年收租，倒也够个几千两。
当地有名望的乡绅经营，贪腐肯定是有的。这么大的地产，收租放贷一年几千两的收入，做账非常容易。不管是九出十三归，还是大斗小斗，账面上都看不出问题。
不过，有也总比没有强。
“这些女婴如何抚育？”
若是别的大官巡按之类的问，松江府尹多半就说些场面话了。但他知道刘钰在文登做过许多事，便直接实话实说。
“自下官来此，也知道抚育困难，且钱财花费颇多。而且还要专门雇奶妈。是以，下官便想了个办法。”
“将这些女婴，放到佃户家里寄养。每月月初，慈幼院的人便去试探，给些米钱。”
“一来，得此女婴，可得米钱。二来，佃户娶妻难，这女婴寄养其家，便是做童养媳了，将来也给其儿子做个媳妇。”
“如此一来，这些女婴多半也就活了。”
“自下官行了这等手段，松江府也有歌曰：记得城东收弃子，佃农月旦望门来。”
说罢，他又道：“鲸侯是知民间疾苦的，百姓亦不傻，多狡黠。之前嘉兴府的慈幼院，出过事，一个奶妈养育几十人，哺乳焉足？有人便想出个‘机智’的办法，慈幼院承认收养女婴，但要其亲生母亲领回去养育，慈幼院再给几百文的养育钱。”
“只是，如此一来，听起来似乎是个好办法，极为机智。可执行起来，反倒使得嘉兴府弃养女婴之事更盛：先弃养，入了慈幼堂，再领回去，还能得钱，谁不弃养呢？”
“我这办法，虽也有损阴德，鲸侯也知道，做童养媳之难。加之自小扔在佃户家里，既要哺乳，肯定是生了儿子的顺便一起养着。这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抚育的，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七八岁便为人妇，又无父母兄舅撑腰，日子可想而知。”
“可即便如此，这办法终究还是能多活几条人命。在下面办事，万万靠不得良心。只有良心，却无手段，实难办事。而且往往初心极好，但办起来就办的比没那初心还差。”
“嘉兴府慈幼院事，与松江府慈幼院事，若论初心，那边还更强些。但数年之内，嘉兴府弃婴之风愈演愈烈，反倒是松江府这边稍强几分。”
刘钰闻言，赞道：“所言极是。相对来说，还是你的办法更好一些。嘉兴府那边，那不是在促使人皆弃婴吗？弃婴之后再领回去养，白白得了几百文钱，谁人不弃？”
“只是，你这办法，也是治标不治本啊。你以为，若想要这松江府弃女婴之风渐低，可有治本之法？”
松江府尹想了想，便道：“若说治本之法，下官倒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松江府工商日进，纺纱织布，女子皆擅。若日后棉、丝等物出口更多，养女子也能赚钱，这弃女婴之风可能也就能缓解一些。不过，十四可婚，嫁出去也是给婆家做事，赚的银钱也不给父母，这也难说。”
“除非日后这松江府再来一次移风易俗，以至于家里养闺女到二十方嫁，以求给家里多攒一些纺纱织布的钱。若能这般，弃养女婴之事或能少些。”
他也是武德宫出身，做皇帝身边的郎官，廷臣外放出来的。刘钰算是这些年来武德宫出身的“榜样”，对刘钰如何发迹一事，松江府尹多有研究。
加之松江府之事，与刘钰息息相关。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就像是靖海宫出身的海军军官们，给刘钰送的礼物要么是石头、要么是当地动植物标本一般。这松江府尹也知刘钰喜欢讲实学、做实事，平日里如何做且不说，既是今日陪着刘钰出来，说起话来，自是一副纯粹做实事的模样。
得其所好，说起话来，也就让刘钰连连点头。
说话间，便一起进了这间已经废弃改造后的教堂。在这里主持做事的人，连忙跪拜，一一免去之后，刘钰随手拿过来记录簿子，看着上面那些女婴的去向，果然绝大多数都是送给佃户那边寄养了。
虽说生了女娃，养大之后可以换儿媳妇。但前期养孩子，穷苦人家也着实养不起。
但终究都是自己身上的骨肉。真要是溺死，亦或者扔进弃婴塔、乱葬岗里任其自生自灭，多少还想着送到慈幼堂里，说不定还能得一点生路。
加之徐光启的孙女，一生都在致力此事，天主教在松江府之前传播颇广。
单看收养弃婴这件事上，确实做得比之前的官府要强，松江府这边溺死婴儿的习惯也渐渐少了，多半还是弃养。
又随便翻了翻账目，还是可以很容易看出账目有问题的。慈幼堂放贷的利息，居然非常的遵守法律，全部都是30%的利贷出去的。但刘钰也算是和商人、放贷的整日打交道的，自己结婚自立之前，家里也放贷，如何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
不过他也没说破，看了看就放下了。
拿起登记簿，随便挑了一家附近村落收养女婴的佃户，便道：“正好去看看，也好知这松江府佃农的生活。”
松江府尹知刘钰的脾气，忙对那些急着要去通知的人道：“不要声张。我等自陪着鲸侯过去便是，勿要叫他家提前知晓。”
按照记录簿上的记录，一行人出了城，便折向了附近一个村子。
慈幼院的人每个月要来探视检查，是以轻车熟路。而在慈幼院做事，一来有银子可拿、二来免税免役，是以这并不是像纯粹的福利性工作，而是一项需要挤破头找门路才能干的事。
慈幼院做事的人领着刘钰等人进了一家门院，只看门院，这和刘钰在文登等地见到的佃农家里完全不同。
比之北方的佃农，只看这家的话，似乎这里的佃农比北方佃农的日子过得要好的多。
院子里有齐全的农具，甚至还有一头小牲口。
进去的时候，家主人本以为只是慈幼院的人，可一见后面的官服，吓得瑟瑟发抖。
好言劝阻之后，刘钰笑着对松江府尹道：“若不是本官临时起意，随便点了一人，确信没有什么骗人的把戏……我可真要怀疑你提前知晓了，给我安排演戏呢。我松江府的佃户，若都能如此，还有什么可愁的？”
松江府尹忙笑道：“这既是鲸侯运气，点到了这么一家。也是因为鲸侯之前种下的种，如今结了果。这不是松江府佃户的常态，只是松江府的佃户分两种。”
“这两种虽都称佃户，可却全然不同。鲸侯所见的这家，恰是那种与别处不一样的佃户。”
“我虽不知，但略加猜测，却也知晓。”
说罢，松江府尹便问农户道：“你家里可是那种卖了地、不置实业，却专门租佃种地的？”
这个只看家庭情况颇像是中农的佃农，连忙磕头道：“大人说的对。小人就是那种卖了地、不置实业，却专门租佃种地的。”
刘钰微微一怔，松江府尹笑道：“鲸侯对这松江府的农村有所不知，这里面涉及到两件事。”
“一是鲸侯兴办的海外贸易。”
“二便是朝廷将人头税摊入地亩，按亩课税，不论人头。”
“下官虽也希望治下百姓，佃户都能这家人一般。但下官也不得不说，这家样的佃户，非是天朝常见的佃户，实是松江府之特例，在松江府亦不算多。说他们是佃农，其实还是良农，虽不殷富，但也是中等之家了。这是……假佃农。”
“鲸侯可知，自将人头税摊入地亩之后，民间多有歌谣？”
“或曰：税轻派重皆在亩，不如卖田以佃田；或曰：苦乐相形，佃强于主；或曰：税压小民无力抗，役加老爷不见愁。”
第四八四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五）
松江府尹当即介绍了一下松江府这种特殊的、其实完全是中农水平的假佃农，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基层到底交了多少税。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只看律法，简直就是农民的天堂。三十税一，这税低的实在是叫全世界羡慕。
然而，要是只看法规法令的话，这世界变成天堂也太过容易了。
如果都是按规矩办事，不说正常的土地税，就是加上明末的三饷，也不多。
这里不提地主收租的问题。
只提收租之外的税赋徭役问题。
大顺的土地税，就算加上人头税，其实也就0.05两白银。很低。
但是，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这才是基层的现实。
一亩地0.05两银子的正税，一点都不多。
可是，此时也有一些乡绅对此是有记载的。
曰：每亩正税4分，又每分加平二分，则此一钱二分矣。国课应完，若亩只收一钱二分，尤可支也。
然，官府每逢大役，则按亩加派。若每钱税加至半两，尤可支也。
然，每岁加派十次、廿次、卅次，叠而加之，不可支也！
凡遇过差，公馆、驿马、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夫轿，皆出于是。而乡约贤者又借官私派，民岂能活？
这就说的很明确了。
应该缴纳四分银子的税，基层官府按照惯例，每分银子再多加二分，也就是一分变三分、一亩地的四分便一钱二分。
这样的话，也就相对于十一税，也能活。包括潜规则的两倍的加税，依旧还能活。
但是，遇到徭役、加派、差事，这加起来就没数了。
好比去挖河，你不想去，那就交钱啊。交了钱，理论上官府雇人替你去；又好比有官员来了，走运河，得去拉绳或者准备别的，这也得抓人。不想去，就交钱。
刨除掉地主地租这个根本性问题，基层官吏能把三十税一，干成二税一、甚至达到一点五税一的地步。明末甚至出现了撂荒跑路，大片土地没人敢种的情况。
只看法令、朝廷的制度，感觉封建王朝真的是符合仁义之政的。
可要看看基层、看看现实，只能说，能活二百年的王朝，都是命大的。
原本，还有人头税，摊派的钱，可以摊派在人头税里。同样是一分银加杠杆，加到一钱，但这一分银一部分是土地税、一部分是人头税。
现在，取消了人头税。就算加杠杆，也得有初始的钱数，这些钱就全加在土地上了。
中上层，都有避税的办法。或者说，都不需要专门去避税：只按照国家规定的国税收，根本没几个钱。
他们避的，还是国税之外的钱。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收一两的国税，底层要承担十两、甚至二十两。看似一年收个千八百万的地亩税入了国库，底层估计收了一二亿当不是问题。
所以大顺的财政，比大明强点，但也垃圾到极点，以至于马上要被没有印度、十三州还不纳税的小小英国超越了。
这种情况自明时便有，所谓投效等。
所避的，不是朝廷的那点正税，避开的主要还是基层的层层加码。
这种情况下，刘钰当初就说过的、那些商贾阶层也认识到的“土地售价降低”的情况，也就随之出现。
小农阶层是被盘剥的重点，土地越多，越轻松。
就算不避税，只要能避开基层的加码，就毫无压力。
而现在，伴随着人头税摊入土地税，这种情况更加的严峻。
皇帝坐在金銮殿里，觉得自己行的是仁政啊，三十税一，这还不仁政？
实际上，基层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这是全国的普遍性情况。
普遍性之外，还有松江的特殊性。
伴随着对日贸易开启、伴随着西洋贸易提振、伴随着中瑞联合贸易公司开始扩大走私业务，以及种种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使得松江出现了一股投资风潮。
之前在松江府尹那和刘钰交谈的，是比较正统的乡绅，属于是天朝的OLDMONEY阶层。
不投资、不工商，而是老派地放贷、收租、科举、传家。
他们和松江佃农的特殊性，关系不大。
有关系的，是一些看到投资有利润后，将资金投入到股份制公司之中赚取年息的乡绅，或者是一些大中型地主。
他们急需钱。
但是，贸易的不稳定性、天朝一直以来的囤地传统，又使得他们不想要售卖土地换取急需的钱。
借贷，利息太高。
贷款，没有银行。
卖地，那是败家子。
这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租佃形式。
押租制。
比如说，这块地，如果卖的话，正常卖10两银子。
但是，地主不想卖，大顺卖地是败家子这是一种普遍心态。但又急需现金来投资。尤其是诸如对日贸易公司增股的时候，明显赚钱的买卖，肯定要投钱的。
那么，这时候有农民站出来，说我租你的土地。我给你6两银子押给你，你把地租给我种，每年我象征性地给你点地租。什么时候你想把土地要回去了，你就把这6两银子给我，我就把土地退给你。
这有点类似于典当。
只不过，典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为什么不直接花10两银子买呢？
一来，能花6两无限期的租，每年只给一些象征性的地租，为什么要花10两？
二则，地主自己也不想卖地。卖地容易买地难，土地也是留给子孙最好的基业。将来万一买卖失败，收回土地即可。
三则，土地在谁手里，谁就要承担税赋。大地主有关系，可以只交国税，避开那些摊派。而买地的人，只想要地的使用权，不想要地的所有权，因为有了所有权，就意味着要纳税，承担徭役等等。
四则，地主急需钱，又不想卖地。折中一下，怎么可能按照原价去“押租”？
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松江府佃农的一些特殊性。
询问之后，可知眼前这家佃农，原本就是自耕农。
家里有四亩地。
将四亩地卖了，换成现金。
然后，在大地主急需现金的时候，拿着卖掉四亩地的现金作押，租十亩地，每年只需要缴纳一石租子。
比起正常的、普遍性的租佃，这租子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刘钰见过最离谱的，是收粮时候，百斤一算，六十五归田主、三十五归佃户。这十亩地才收一石的租子，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四亩变十亩。
还省下了之前四亩地要承担的国税和杂税。
他是佃户吗？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资料。
但是，他穷吗？
不富，但相对于大顺的普遍性的佃户来说，肯定不算穷。
这种租佃，对双方都有利。
首先，松江府因为大量的南洋米、东洋麦，使得传统的收租子的收益下降。
其次，投资需要现金。
再次，拿着土地抵押去借债；和将土地的使用权租出去，收取将近一半的土地售价的现金，这两者完全不同。
前者，那土地抵押出去借债，主动权在债权人手里。而且，松江府工商业的投资，也没有密西西比泡沫或者南海泡沫那样“诱人”的回报率，借高利贷去投资，那投资回报率得多少才能值得借高利贷投资？尤其是大顺高利贷利息如此高的情况下，谁不到万不得已，敢去借贷？
后者，土地的所有权，仍旧是地主的。当地主投资失败，或者又想继续收租子的时候，将押金推给佃户，土地仍旧是自己的。
而且，松江府这边，是保护这种租佃模式的，是走官方印花契约税的。大部分情况，双方也不会闲着没事干违约：地主收回去干啥？佃户退了干啥？
绕了一圈，其实谁受损了？
仔细想想，似乎也没有人受损。
国税不高，按照正常国税缴纳的话，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小农破产并不容易。
税高的，还是地方的摊派，以及各种理由加派的钱。而大的地主是可以规避这些额外税费的。
既是要做社会调查，不管是真正的佃农，还是这种实际上是中农的假佃农，都需要询问询问。
刘钰心道这松江府尹，亦算是能吏了。
不管是考虑到基层民情的慈幼院佃农抱养政策，还是对两种不同租佃模式的了解，都足见此人既知道变通，也确实对民间有些了解。
考虑到这户佃农的家庭状况，刘钰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询问他们关于“进口粮食”的看法。
这都不用问，显而易见的事。
粮价降低，这些名为佃户、实则属于承包土地的中农，他们肯定是不满的。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收入，还是种粮食、卖粮食。
而且由于他们一不需要缴税，二来押租制下，他们给田主的租子不多，所以他们最有可能赶上某年粮价飞涨而达成阶级跨越的阶层。
刘钰估摸着，若是问一句，只怕肯定是诸多不满。
明显不满的问题没问，刘钰反问了一下这里妇女纺织的情况。按照以往的习惯，摸出了一些冰糖分给家里的小孩，又差人去准备些餐饭，如此平易近人的做作下，这家主人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说到女人纺织的事，这家主人便道：“城里的商人提供棉花，这边村子的女人便拿着城里商人提供的棉花纺纱线。月初领多少棉，纺出多少，商人收购多少。价格也是商人那边定。”
“赶着农忙时候，白天做农事。晚上，村子里的女人便聚在一起。”
“譬如今日张家、明日李家。每家晚上点一次油灯，每日轮换，谁也不吃亏。”
“若是手艺好的，亦可织布去卖。只是拙妇手笨，只好做些纺纱线的活。待过些日子，我再租佃些地。若粮食够吃，便种些棉花。”
“如今粮价又低，棉价却高。想来再过些年，自己种棉、自己纺织，再去售卖，或能多得一些钱钞。到时候也好给孩子们多置办些土地。”
“只恐过些年，这土地或种棉、或种桑，价格又上来了。便是押租，也要多花不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