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零章 屎里掺饭
这句话彻底击碎了德川吉宗最后的一点希望，话入耳中，气血翻涌，眼前有些发黑。
许久，才让眼前的黑暗散去，头脑一阵恍惚。
稳住心神，不想让刘钰看出来，只好提笔写道：“我以为是刘君要养寇自重。”
刘钰拍拍额头，笑着摇头。
“养寇自重，是寇要有威胁。将军啊将军，我给你三十年时间，你能凑得出威胁到威海的舰队吗？三十年后，我可能都入土了，有这么养寇的吗？”
“与其说是养寇自重，不如说是光源氏养若紫。我想要一个合格的幕府将军，至于谁当幕府将军，那倒不重要。”
“将军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若是想通了，就谈谈朝贡之后，大顺如何保护幕府之稳定的事吧。”
他总算是用了一个日本产的典故，也不知道德川吉宗是不是看过这本小说。这个时代女人和物品差不多，以夫为纲，倒也符合朝贡之下的一种类比。
德川吉宗心里有些不痛快，对这个比喻感到有些屈辱，但刘钰之前的话已经让他陷入了一种绝望。
几个月前，他作为幕府将军，还在喊着口号：就是另立新君、把幕府旗本打光了、幕府倒台、自己战死，也绝不和谈！
而现在，面对刘钰屈辱性的比喻，内心却已经开始了动摇。
漫长的纠结中，考虑着刘钰提出的日本复仇计划的种种不可能，即便不情愿，却也不得不认可，刘钰说的没错。
日本，好像真的没有机会了。
试探了半天，也没试探出大顺将来的战略，到底是不是尚有继续开拓之心。
反倒是觉得，按刘钰所言，大顺开战也需要有目的。
似乎除了做世界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外，好像按刘钰的说法，似乎也没有对南蛮开战的必要。
连日本都能让做出一副让荷兰人前往江户朝贡的样式，如果天朝只是为了朝贡，只需要礼部和官员在国书上动动手脚，就全成朝贡了。
难道说就到此为止了？
沉默许久，德川吉宗终于放下了最后一点颜面，面子这东西要有第三者在场才有价值，现在只有两人在这，递送文书的又不识字，并无什么颜面需要去考虑。
“天朝，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幕府？”
真就按照刘钰说的光源氏计划那般，放下了脸面，询问大顺的目的。
或许可以听。
或许可以照做。
也或许可以从这些要求中，参悟出一些道理，或者猜测大顺的目的。
刘钰见德川吉宗终于在表面上低头了，他也没有再刺激德川吉宗，本来他想说的是“像将军这样的幕府，正是天朝想要的，只要将军废除节俭令、不得干涉买卖用何种货币即可”。
但要这么说，有点过于羞辱，就像是说德川吉宗在大顺眼里就毫无威胁一般。
真要说起来，刘钰对幕府的要求也真的不多。太难的政策，幕府也根本办不到。
反正现在日本的情况就挺适合贸易的了，日本不存在土改的问题，一人一作、禁止买卖、租佃刚有苗头就开始打压。但日本的武士阶层吸了太多血，导致百姓根本没啥消费能力。
也正好现在大顺这边的工业革命还没开始，主要还是卖一卖奢侈品……比如玻璃，此时可不是生活日用品，而算是奢侈品。
日本距离太近，又穷的可以，不是一个合适的工业革命后的市场，但却是一个完美的前工业革命时代的、消费主力完美符合大顺手工业优势出口物的市场。
武士吸血，对大顺而言其实算是好事。血就那么多的定量，均分下去，奢侈品市场反而缩小了。
“将军不用急着问天朝想要什么样的幕府，应该先听听天朝给出的条件。”
“若幕府能够照行，天朝保证不会售卖给诸藩武器，也不会直接和诸藩交易。”
“幕府将军的册封，天朝不会干涉，如果能执行嫡长子继承制，那最好。如果不能，天朝礼政府也会以‘幕府非王，选贤不选长’为理由，不会如同朝鲜那般对宗法礼法盯得特别紧。”
“如果有人倒幕，天朝会出兵支持。规模一定比岛原之乱中荷兰人支持程度高。甚至可以派军队镇压。”
“天朝保证幕府将军的世袭，并且赐予郡王爵。”
“如果日本遭受了南蛮入侵，天朝必然出兵。”
“天朝不会接受任何私自前往天朝的日本人，一经发现，立刻抓获，送归幕府处置。”
“可以适当售卖幕府一批火器。”
“在幕府财政困难的时候，天朝海商可以借款给幕府，年息只有百分之十五，以关税作为抵押即可。”
“如果再度出现享保饥荒这样的惨事，天朝可以调动一批粮食进行救援，帮助幕府稳定局面……”
一些不可能明着写在条约上的条件，被刘钰一一说出。
条约签订，是两国之间的事，是以主权为签字人的。而这些条件，则是私下里与德川氏的条件，根本不是幕府这个官方部门。
德川吉宗看过之后，直接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有朝一日，民意沸腾，要求削藩、归政、公武合体呢？”
刘钰心道你愿意怎么合就怎么合，老子在意的是你的经济制度，可不是名义上是否统一。
只要还是农兵分离、只要还是土地封建，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幕府是成不了事的，没有主动把自己改死的改革。
“将军要怎么削藩？各藩的武士怎么办？土佐的情况，将军应该知道吧？山内氏鸠占鹊巢，长宗我氏的旧部一直不满。搞一堆谱代大名、亲藩大名替代？”
“还是准备效商鞅，废井田、废武士、废藩置县？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另有说法。”
“要是将军急躁，我觉得礼政府就等着翻《谥法解》就好了。”
“但若不急躁，也不是不行。”
这个回答实在出乎德川吉宗的意料，他只是想试探一下，可看刘钰这意思，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好像还挺支持。
这让德川吉宗一下子警觉起来，但凡刘钰支持的，八成藏着什么鬼。
而且可恶的是，刘钰支持的东西，往往还能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警觉之余，德川吉宗还是问了问，如果真想效法商鞅，废井田、废武士、废藩置县该怎么搞。
“权谋之术，无非平衡。就像天朝儒学为尊，朝堂却不能只有一家之言，故而扶植良家子，以非儒学问，维系平衡。但天朝早已废了封建，只需要平衡之术即可。”
“幕府却不同。天朝废封建，用了整整千年，从商鞅变法，到推恩之令，再到九品中正，直到科举取士。”
“幕府要把这千年的路，短时间内走完，就需得手里有兵，而且这兵，不能是武士。”
“要能打天下，还得能治天下。如今能治天下的，唯有儒生。”
“所以，天朝怕儒生一家独霸朝堂，故要平衡；幕府欲要将来废藩置县，必要扶植儒生。”
“文靠儒、武靠武士正兵外的奇兵。”
“原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现在却有机会了。”
“先要当好买办，废除节俭令，以贸易货物削弱各藩财力，幕府才能多出来财富养兵。”
“开办学堂，传授儒学，教授儒学大义，培养一批武士之外的能认字的。而且为了防止和武士同流合污，又必须学的与武士不同，儒家经典最为合适，朱子学尤甚。而且要广学汉文，以便解读经典，使之与武士不同，各有仇恨，难以一致。”
“这需要钱，将军正好可以用做买办的钱，开办学堂。”
“学堂之外，派遣年轻儒生前往天朝学习兵法制度，用当买办的钱，组织奇兵。”
“奇兵以百姓为主，不要武士。专习火器，以儒生为军官。”
“如此，三十年后，当有数十万精通汉学之儒生，亦有数万火器犀利之奇兵。既可打天下、又可治天下。”
“此事不可急，需奋数世之余烈。而后废封建而行郡县，科举选拔以为官员。废除武士世袭，最后支付这一世的俸禄，日后一切与平民无异常。此所谓一劳永逸也。”
“先开源，然后节流。万万不可先节流，然后开源，不然还没等井挖好，武士们叛乱，直接把井推倒了，把你就埋井里了。”
“怎么开源？当然是当买办了。不当买办，那就没办法开源。我去过土佐，百姓已经被压榨的一点油水都没有了，所以想要榨百姓是榨不出来了。”
“我念及将军对我建设海运的帮助，所以我才给将军送来了开埠、关税啊。可惜将军不但不领情，反而怨恨我，这让我感到很不痛快。”
“而且吧，当买办还有一个好处。日本不是天朝，不是一统的。百姓只会怨恨他们的领主，而幻想着将军是个青天大老爷。”
“若是使劲儿卖给诸藩大顺的货物，诸藩财政困难，就会更加使劲儿压榨百姓。到时候，将军要废藩置县，百姓岂不赢粮景从？”
“若安心做买办，一年如何不弄个几百万两？只要有钱，就能办学校学儒学，就能编练奇兵代替正兵。等到奇兵强大到足以胜过正兵、等到日本积累了几万儒生，何愁大事不成？”
“金银是个啥呀？真要是将军废藩置县，广播朱子之学，公武合体，三纲五常，日后不要金银，废了金银，如大明发纸钞，不也一样吗？待到废藩置县、日本稳定之后，幕府发行纸钞，强令百姓将金银上缴交换纸钞，而以金银买卖天朝货物。以天朝货物为基，锚定纸钞之值，岂不美哉？”
第一七一章 守土官长
不怕日本有雄心野心甚至复仇之心，就怕日本躺平等死。
真要是躺平等死，来混不吝的手段，强化《节俭令》、强化禁民间戴金银、严令武士要安贫乐道不要穿丝用瓷，继续用旧有的统治方法来继续统治，深化社会死气，那大顺这边就只能再打一遍。
但只要不躺平等死，就绕不过一个问题。
钱。
就刘钰去江户送地瓜之前，连削弱诸藩的参觐交代都停了的财政情况，真就是除了当买办之外，再没有别的来钱方法。
腐朽的满清可以搞十三行，垄断对欧洲的出口贸易，顶着火绳燧发的半代代差，从巴尔喀什湖打到尼泊尔再到缅甸。不是所谓武德充沛，唯能氪金、且几十年能氪得起十一二亿两而已。
日本可没有能大宗出口的东西。八十年前短暂的瓷器雄起，不过是因为明末大乱，欧洲人在中原拿不到货，恰好丰臣秀吉在朝鲜战场上抢了一些瓷器工匠。
既不能靠出口挣钱，那就只能选择靠进口挣钱。
刘钰好心好意地给了百分之六的关税，可不是大发善心，而是让幕府有动力扩大进口。反正穿得起丝绸的，也不差这百分之六的税。等着日后机器纺织业发展起来了，需要扩大日本百姓市场的时候，再打一顿要求降关税就是了。
德川吉宗就知道刘钰没安好心，看刘钰写的“岂不美哉”，心道金银这么无用，你怎么像是苍蝇见了血似的？你大顺怎么不把金银都送人，岂不美哉？
但现在也正是前有狼、后有虎。
就刘钰这副一脸求财的模样，德川吉宗确信刘钰还有半句话没说。
幕府要是搞节俭令，那大顺就可以换个幕府，大顺自己搞征服可能有点麻烦，武士怕被四民平等、取消特权，一定会拼死抵抗；但从伊达氏到毛利氏再到锅岛氏，扶植一个新幕府难度还是不大的，满打满算三四万有大规模野战能力的旗本，打一场萩城之战规模的野战，德川幕府自己就会崩解。
不改吧，慢慢等死。
改吧，好像刘钰给出的办法，真的是唯一可行的。前提是幕府仍旧统治，要不然办法倒是挺多的，不止这一个。
德川吉宗已经吃过甘薯救荒和铸币改革的大亏了，现在真的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细细琢磨了一下刘钰给出的思路，好像也的确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每年的关税、特许专营、硫磺铜料专卖等，能给幕府新增三四百万两的收入，确实可以养得起一支一两万人的正兵之外的奇兵、也可以在德川直辖领的核心地区开办一些学堂。
别的选择都不现实，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此时还没有展示出足以让日本震惊的实力，而且在这么多年的锁国惯性之下，只能学西洋之器，绝对不可能学西洋之道。
汉学在日本本就有很广泛的基础，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亚文化和衍生文化，上上下下儒生并不缺。而且基本上也跟得上时代的主流，大顺这边全面反思朱子学、日本这边也开始出现了古儒一系。
不过，这件事对整个日本、整个德川幕府的统治而言，却也有一些让德川吉宗犹疑不决的地方。
“刘君为中华之人，却不懂儒家大义，亦不知名教之德。”
“宋时，苏子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贵国之大儒顾炎武，亦曾有著作流传长崎。以其所言，以为宋之亡天下，实亡于王荆公变法。若如青苗法等害民之法，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
“然荆公变法后，人心趋利而忘义，这正是宋亡天下的根本。这不像是害民的青苗法，知道有害可以一日废除。这种趋利忘义、结党言利的风气，为祸百年而不知。”
“《小雅·角弓》言：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猴子爬树不用教，自己就会爬。可王荆公动辄谈钱、谈利，这却是在教天下的‘猴子’爬树，让天下士、民，都趋利忘义。”
“刘君既叫我于日本广播朱子之学，却又叫我鼓励奢靡消费；叫我办学求贤而奖儒生，却又叫我不准武士安贫乐道。这何异于南辕而北辙？”
“幕府求利，这难道不是让日本的风气‘教猱升木’吗？若不成，日本之风气为之一变……届时便无有退路。”
“若不行之法术，不成，还可以退回武家法度；行此法术，风气一变，退而不能。”
“刘君这是刨根之术，唯可进，而不得退。”
刘钰看罢，盯着那句“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心道你自己信吗？
无非是担心事情不成，武家制度崩溃，又没有完成统一削藩的大业，以至于退路都没有了。
这就是标准的干大事而惜身，老琢磨着留退路，可现在不是你想退就能退、想不往前走就不往前走的。
真要是大搞节俭令之类，收拾完南洋的荷兰人，一看日本这边的贸易量没有巨额增长，肯定还得再打一顿，那时候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这又何必呢？
不搞节俭令，不用行政手段控制贸易量，那武家制度必然崩解。
心道反正由着你折腾，真想折腾，不折腾个几十年，两三代人，是折腾不明白的。两三代人之后，时代早就变了，到时候大顺的工业，就巴不得去掉武士阶层，有个更广阔的日本底层市场。
日本既不像印度只是个地理名词，至今还没有早期的民族意识；又不像印度气候适宜耕地众多，是大顺周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棉花、靛蓝的原材料基地。资源也缺乏的很，这就不适合作为一个原材料基地，搞正统殖民统治。
这时候见德川吉宗还在琢磨着退路，刘钰也直接亮出了獠牙。
“此事，不在于将军，而在于天朝不允许将军往后退。将军若想留退路，天朝的货物如何卖的多？那这一仗不就白打了吗？难道将军真的想让天朝再打一次，或者扶植一个新的、更喜欢拿关税和专营贸易之利的幕府将军？亦或是想着各藩自由与天朝贸易？”
咄咄逼人的笔锋之后，是江户海面上的巨舰大炮。面对这样的屈辱，四周并无外人，德川吉宗知道大顺不可能允许他还有退路，只好询问密约的内容。
即，幕府到底要答应大顺什么条件，大顺才能保证德川一族的统治，保证日后德川削藩时候大顺不会反对。
这些不可能明写在条约的内容，也正是刘钰这一次同意和德川吉宗见面的理由，他可不是来和德川吉宗辩经、谈国家之所以存亡到底在强弱还是道德的。
密约的条款，也没有多复杂。
先是大顺这边出人，在五处商埠处，协助日本国办理海关，检查关税。
明确关税之后，上岸且缴纳了关税的货物，沿途不得再加任何的税种、厘金等等类似的东西。
大顺为幕府提供一批火器和几艘军舰，当然是花钱买的。作为回报，幕府要出人，协同大顺的官方人员一起，完成日本国国土的勘探和绘图，以示服从。
幕府不得出台节俭令之类的条款，也不得禁止商人前往开埠地贸易，更不得硬性规定商人所用的货币种类。
是元文钱、还是享保钱，亦或是更早的金银钱，大顺这边的商人，会和日本上古商定兑换数量和含金银比例。
幕府也不得禁止大顺海商和日本国的金银兑换商人进行交易，幕府不得硬性规定金银兑换比，一切由双方商贾进行协商。
在涉及到大顺商人在日本犯罪的问题时，由大顺驻派长崎等地的办事人员，会和幕府的商埠奉行，一同办理。
幕府不得私自与西洋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一切与天朝体系之外国家的交流活动，必要汇报京城，由京城出面进行交流。
幕府有义务维系锁国体制，除五处开埠地之外，如有各国商船私自前来贸易，尽数击沉、捕获。
如朝鲜、安南等国的船只，“漂流”到了日本，应尽快送往长崎，由大顺这边将其护送回国。漂流至日本的船只货物，可归幕府所有，若朝鲜国对此有疑问，由大顺朝廷出面协调。
稻米、小麦等粮食，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关税应该全免。两国应互通有无，以利百姓之无饥。
为低调处置萨摩藩，以及监视萨摩藩日后不再侵琉球，大顺要在萨摩用一块地，天朝驻扎一支军队。地钱由大顺出，由幕府出面，调换转封为幕府直辖，再借给大顺，只是没必要传的沸沸扬扬。
大体上就是这么几条，总结起来无非就是金银套利、朝贡藩属无主权、关税货物下船不增税、禁止“殖民地”之间绕开宗主国私自贸易，以及卡在萨摩藩和琉球之间，监视西洋人来日本的必经之路。
因为贸易顺差，美洲、欧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地涌入中国，所以导致中国的金银兑换价从二三十年开始逐渐下跌。而日本因为白银外流、黄金产量不低，都使得金银兑换比值很高，使得大顺的海商完全可以靠金银差价，数年之内把日本的金银价榨到大顺同等水平。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是涉及到上千万两白银的大利润，换言之十万吨吨位的海军，自是要仔细和德川吉宗谈清楚的。
日本有奇葩的关东用金、关西用银的货币习惯。东部惯用金，最先感受到冲击的，肯定是德川氏直辖的领地，这事儿要不说明白，一年之内德川氏肯定要嘀咕。
第一七二章 日本之马尔萨斯
不过这种冲击，也未必是坏事。
金子能换的白银多了，而大顺延续着张居正的改革，基本上可以算是白银做基准货币，幕府这几年的财政可能还真有可能大有好转。
说不定幕府还觉得，开关挺好的，你看手里的黄金越来越值钱的，原来一两金能买的丝绸，现在只要八钱就能买到了。
德川吉宗考虑了一下刘钰提出的秘密要求，除了绘制地图这件事外，别的其实都很容易答应。
本就存在先当几年买办攒钱的想法，他也怕刘钰真的因为节俭令等再来打他，本就想要这么做，还能换回大顺对幕府延续的承诺，可谓很值。
唯独就是绘制地图这件事。
既是日后安危皆在大顺之手，也是彻底臣服的一个标志。即便大顺还没有压迫到让日本上交版籍，留了几分颜面，但只怕日后再绘制大顺全图的时候，一定会像朝鲜的情况一样，把日本也绘制在版图之内。
但这时候实在没法反抗，负责谈判的松平辉贞已经说过这个密约的事了。不答应这一点，大顺是不可能卖枪炮和军舰给幕府的。
二百万两白银对幕府而言不是笔小数目；被大顺站在国土上绘制地图，也不是件小事。
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况且如今各藩各有心思，恨不得争着抢着当鱼肉，德川吉宗亦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能答应下来。
对刘钰的承诺和保证，他还是信得过的。如果真不是这样的心思，那也实在没必要卖给幕府枪炮，只是刘钰挖的坑到底在哪，他至今还没看出来。
坑，肯定有。这一点德川吉宗很确信。只是到底是十年后才陷人？还是百年后才陷人，那就实在不得而知了。
明知是坑，可跳下去的诱惑还是极大的。
“这些条件，不需要签订条约。一则传出去不好听，天朝也恐日本的一些愚昧百姓以赵构暗讽；二则古人云信不由衷、质无益也。”
“不论如何，既是将军答应了，咱们亦算是同朝为臣了。将军封个郡王，到时候我若见了将军，还要行礼哩。”
“既都是勋贵一族，正该与国同休。天朝不亡，则幕府难灭，这一点将军大可放心。”
德川吉宗也只好点点头，确实，这玩意儿要是明明白白地写在条约上，确实不太好。
好在大顺的保证对德川氏而言，诚意很大。尤其是在册封世子的问题上，可比朝鲜那边宽容多了，朝鲜那边换个世子，还得和礼政府打几年嘴炮，完后还得送礼。德川氏这边，只是走个形式而已，和德川氏之前“奏请”天皇延续将军之位差不多，区别不大，换个人奏请就是。
两个人又讨论了一下武器交割的时间，确定了在第一批赔款到位的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大顺这边可以先租借给德川氏一批水手和军官，作为教官，教授德川氏属下的人怎么开船、开炮。
可谓是诚意满满。
这种诚意满满的背后，更加剧了德川吉宗的绝望，看得出刘钰真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日本将来反噬。
以之前的经验来看，德川吉宗认定刘钰看事很准，如今如此诚意卖枪卖炮，原本想着只是表现一下绝望，会面之后是真绝望了。
两人商定了后续的一些重要问题后，会面就此结束。不过刘钰暂时也不能立刻离开，大阪开埠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这件事要交给在德川吉宗看来有能力且忠心的阿部正福来做。
后续的一些细节，还需要阿部正福和刘钰进行一下沟通，尽可能做到双方都满意。
会面结束后，德川吉宗召见了阿部正福。
在正式任命他为大坂城代、总摄开埠海关诸事之前，德川吉宗很深入地和阿部正福进行了关于开埠后法令的交流。
阿部正福认为开埠之初，没有经验，也缺乏时间，暂时不能够组织起专营制度。
应该先允许商人自发贸易，待熟悉了开埠贸易之后，再由幕府挑选出合适的大商人，组织株仲间。
所谓株仲间，就类似于股份制垄断，一家称之为一株，仲间为伙伴之意。也就是几家合伙，买断某种贸易品的专卖权，这样便于幕府收取利益。
阿部正福的思路便是先让商人广泛竞争，胜者通吃，由幕府授予胜利者特权，强化专营。
前期在竞争阶段，也容易总结出市场的规律，幕府亦可亲自下场，看看什么赚钱投入其中，赚上一笔。
鉴于金银价的问题，阿部正福则建议这一次赔款大顺尽可能赔给白银，幕府准备囤积黄金。等到金价上涨的时候再抛出，从而套利。
之前的海商也不止一次用金银差价套利，日本有这方面的经验。原先可以管制，但现在既然彻底管不住了，这钱还不如幕府直接下场，自己去赚。
既然幕府铁了心要拿关税填补财政亏空，而且也确实找不出更好的填补财政的方法，阿部正福也只能贯彻幕府将军的意志。
一方面阿部正福站在公事的角度去看，开埠对日本未必是一件坏事，他有自己在福山藩改革的经验，也有自己对经济的理解。
另一方面，站在家族和私心的角度去看，自己这个大坂城代肯定只能是暂摄开埠事宜。若是自己能够做的好、做的完美、做到了让幕府有钱花，日后阿部一族肯定是要增加封地，距离幕府中枢也就更近了一步。
如今正适合和刘钰勾兑一下，做到幕府满意、大顺也满意，这就是他这个大坂城代能否继续干下去的第一道考验。
德川吉宗也没有把和大顺之间的密约内容告诉阿部正福，只是说了说日后财政收入的思路，他这个大坂城代只要能尽快把钱收上来就好。
事物都是正反面的。
进口关税收钱越多，同样也意味着日本金银外流的越多。
但日本的金银外流，那是政治家要考虑的事，比如已经故去的新井白石。而现在，已经定下来要靠关税和专营来充实财政的幕府，已经不可能再去找一位政治家来制定决策了。
几日后，刘钰即将乘船离开，前往下关换约的前一天，阿部正福特来见他，对开埠后的关税、经营、司法权等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方向上，要和德川吉宗先谈定。
小细节上，要专门的刀笔吏来商榷。
不大不小的这些问题，作为将来开埠的指导方向，两边的身份都算是比较合适。
两边见面之后，阿部正福先介绍了一下自己。
刘钰则是习惯性地问了问阿部正福，在做藩主的时候，对本藩的财政问题是如何改革的。
从一个人的施政政策，大约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经济学趋势。日本封建制下，诸多藩都在不断试错，各种奇葩的政策层出不穷，这种细节正可以为谈判交流做到心里有谱。
阿部正福便将自己主持改革的思路大致说了所。
控制人口数量、限制结婚年纪、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弟弟给哥哥当佣人等，从而确保土地不要彻底碎片化，使得百姓拥有一定的抵抗灾荒的能力。
同时对于已经零碎化的农民土地，不具备长子继承确保土地不拆的太碎的条件的，则默许豪商、豪农兼并。
虽然鉴于德川吉宗和德川宗春的路线之争，阿部正福之前口头上是支持德川吉宗的节俭令、反对德川宗春的‘鼓励食禄阶层消费才能促进经济’的说法。但其实阿部正福内心是支持德川宗春的路线的。
阿部一族一直致力于进入幕府中枢，出过不少人物。岛原之乱阿部正次敢先斩后奏，主动承担责任要求各藩准备武力镇压；黑船事件后，签订日美条约的也是阿部家阿部正弘。
既想要进入中枢，也免不了需要钻营、关系、送礼，财政状况一直困难。农民身上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只能琢磨着从豪商豪农那搞一些，故而经济政策也倾向于扶植工商、在保证嫡长子继承制和晚婚制的前提下默许豪农兼并经营、依靠武士这种食禄阶层的消费能力活跃经济。
阿部正福大致介绍了一下，刘钰内心也就给阿部正福定了性。
大顺这边，因为儒家传承的文化基因，天然亲近西蒙斯第为代表的小资社空想，后世也继续延续，在文化上天然亲近小资社，多数人不喜欢冷冰冰的、理性的科社，当然也讨厌资本主义。
这个时代，从何心隐到黄宗羲再到颜元李塨等，都试图复古，把现有的生产力强行塞回旧有的生产关系里，复归完美的农业宗法制田园牧歌、仁政下的井田制、手工作坊行会宗法化用温情掩盖。
而日本这边，则可能很亲近马尔萨斯那一套。
日本土地狭小，嫡长子继承，如《楢山节考》里那般人老了就扔到山里去。
可能若是没有外部势力侵入，自行发展下去，多半在封建与资本的交替期内，马尔萨斯主义会大行其道。
阿部正福的人口政策是一个方面的体现。
再一个就是马尔萨斯著名的“第三者必要论”，在日本这个食禄武士占据统治性力量的国度，绝对会被宣扬光大。
所谓第三者必要论，就是说：开工厂的，卖的所有的货物的钱，肯定比发给工人的工资和设备损耗原材料费用等要高，毕竟要赚钱嘛。
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因为总的货物价格肯定高于工资，卖不出去怎么办？这就需要一个第三阶层。
这个阶层不生产、只消费。比如，武士、贵族、武士的仆从……他们的存在，就能避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
所以要保证封建贵族的存在、保证封建食利阶层的存在，才能发展工业……
这简直像是为日本量身定制的。
如果没有西洋势力的入侵，各自衍化，再加上日本被大顺锁死在这，无法外扩，也无法废弃武士，多半会衍化成这般模样，衍生出这等理论。
单就此时阿部正福提到的他在福山藩改革的情况，这苗头已经很严重了，只是缺乏系统理论。
刘钰心道，这倒是个完美的可以忽悠日本的理论。商人喜欢、武士喜欢，至于农民，就从下关到这边一路的考察，已经自发生一两个就不生了。
当然，大顺也喜欢。日本的“第三者阶层”对此时的大顺，可真是太重要了，就指着他们买货呢。确实，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只不过促进的是大顺的工商业，未必是日本的。
第一七三章 四凶
藩政体系之下，在享保大饥荒之前，日本各藩都在框架之内尝试着不同的变革，试图扭转财政亏空。
有鼓励消费刺激生产派、有专营专卖敛财派、有上下节俭藩主带头只吃米团子派、有废除金银强行发行纸币藩札金圆券派、也有阿部正福这种减少人口确保小农不要零碎化派。
整体上，全失败了。一场享保大饥荒，除了伊达家的仙台，剩下的全打回了原型。仙台藩那是顶着60万石的义务，享着200万石的实利，手底下还有铜矿自己铸钱、鲍鱼海参等俵物也是长崎出口的主力、享保年的虫灾冷夏也没影响到那，这实在不用啥政策。不作死，财政一般不会出问题。
刘钰是看不上这些人的改革思路的，很多连修补匠的水平都不如，但这时候却是抡圆了猛吹阿部正福。
因为阿部正福在太田资晴背锅“被”自杀之后，成为了新的大坂城代，而且看样子是要暂摄海关诸事的，显然日后必可称为幕府中枢中的中枢。
这种人，对将来日本的政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待阿部正福讲完，刘钰先是做出一副震惊的神情，随后收敛，赞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吾观日本各藩之施政，多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唯独阿部君的手段，竟有治本思路。”
“人口日多，而地不加增。粮食产自地里，地不加增，人却增多，人不吃饭会饿，人多了，粮食不够吃，这难道不就是祸乱的根源吗？”
“多子分地，土地零碎，难有余粮。但有饥荒，则不能生存，只好将土地抵押给豪商豪农。武家制度的根基，却是份地制，如此岂不破坏根基？”
“吾观列国之政，无有不如此者。”
“《左传》云：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今观之，则恐此四凶犹在。”
“若人口日多，混沌、穷奇、梼杌、饕餮必化作战争、饥荒、瘟疫、动乱，以此将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数量。”
这是在和日本人谈话，又是在禁天主教风气极重的此时，刘钰自是不好用“天启四骑士”来比喻，只好搬来了舜流四凶。
反正都是四个，差毬不多。
他是一边在朝廷里和皇帝说过，科学院说不定可以让亩产上四五百斤甚至七八百斤上千斤、使劲儿移民垦荒；一边又在日本鼓吹马尔萨斯这一套，顺带把马尔萨斯天启四骑士本土化。
阿部正福倒是听德川吉宗警告过，刘钰的话，不要全都相信，尤其是他夸赞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思索里面隐藏的祸心。
可这时候，四凶之论，竟让阿部正福有一种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感。
尤其是关于“武家制度稳定的根基是土地而非人口、人口只要能保证能耕种土地即可”的判断，更像是把他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一般。
而四凶之论，更是让阿部正福觉得，似乎感触到了人家至道，终于弄清楚了战争、饥荒和动乱的本源。
自战国大乱之后，日本的人口确实增长了一波。
但时至今日，已经停顿了，应该说日本的人口是18、19世纪世界里的一朵奇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都在人口暴增，唯独日本一直是条直线，自享保饥荒之后，更是彻底平稳。
和传说中中了马尔萨斯之毒的法国不同，日本的人口平稳，有其特殊的原因。
法国的面积，也就和四川省相当、略大一丢丢。
但其耕地面积加牧场面积，是接近三亿公亩，折合四亿五千万市亩，几乎相当于明朝成化年间统计的地亩总数了。而人口此时也就和日本相当，两千万人。
法国的自耕农和大顺的自耕农、日本的自耕农，此时并不是一个概念。就像是俄国的革命之后，划定成分的时候，贫农的概念是“只”拥有折合市亩46亩的土地；而法国的自耕农此时确确实实可以做到“节日里家家锅里一只鸡”，所以法国人懒得移民海外，不会像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活不下去往海外跑。
法国也是嫡长子继承制，法革之后，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要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制度、旧习惯，故而实行均分继承法。
这个大顺的百姓自然熟悉，父亲没了，儿子分家，可没说有大儿子把地全拿走的情况，最多也就是占着祖屋就是了。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辈一辈分地。
法国的百姓过惯了自耕农的美好日子，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均分继承把土地分成小块，以至后代越来越穷，于是自发选择了少生娃。
日本则是……就算长子继承法，继承的土地，都未必赶得上法国均分继承法各个儿子分到的土地。
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风气几乎是自发地朝着少生的方向转变，溺婴、扔进寺庙、堕胎等等，一般也就生两个就拉倒了。
大顺这边是“赶苗拓业”、“垦蒙垦辽”、“走西口”、“跑鲸海”、“奔西域”、“下南洋”、“闯台湾”，总归还有地方可去。
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这时候说“四凶”之论，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
再说，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妈养的，大儿子继承家业、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既以土地课税，检地之后石高确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
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是人均三十亩，，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
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来，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
人多了，吃的就多，贡赋不变，就得一揆。
地拆零碎了，稍微有点灾荒，农民就扛不住，直接破产，只好问商人借贷，抵押土地，一无所有。
武家制度下，武士们当然不喜欢中间商，他们希望直接管辖百姓，而不是让土地再经过豪商、豪农的手，过一层油。
这是“国本”，不可不察。
刘钰存了忽悠的心思，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构想，被刘钰这么一通吹捧，自是很快认可了刘钰的说法。
心里固然存着一丝警觉，但更多的是认可德川吉宗所言的“刘钰之言不可不信，亦不可不疑”这句话的前半句，那自然也就只剩下“不可不信”了。
“中华不愧大国也。刘君之言，亦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这四凶之论，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刘钰笑道：“此论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启发，有感而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种种，方才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
“日本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财富皆取余土地。假使一亩地产一石米，五斗归公、五斗归民。”
“假使一个人种，这五斗米够吃了；两个人种，这五斗米就需混着萝卜、甘薯；三个人种，这就只能饿的请求藩主减免赋税了。”
“可藩主、幕府征收的赋税，是按照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有什么区别吗？”
“再者，若幕府、各藩救济，本来应该饿死的百姓反倒活下来了。活下来生了娃，更多、更穷、更苦、人均土地更少。这本就是违背天道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越是救济百姓，百姓就越苦、越贫。”
“反过来，若是不救济百姓，多余的百姓该饿死就饿死了，不该饿死的就不会饿死。如此，就能保证这‘四凶’，年年有害，而年年不大。今日广岛死几个、明日福山死一些，无非一藩之事，不会动摇全国。”
“若是不断救济，到了某日，积攒了几十年的‘四凶’之害，全数爆发，如何收拾？”
十分极端反动的话，当着阿部正福的面讲出来，阿部正福也没有感觉到太诧异。
很明显大家都是“贵族”，这贵族嘴上可能说仁义，真正施政的时候，其实都是把百姓当牛马的。
好皇帝、好贵族，是知道牛马也得吃草；而坏皇帝、坏贵族，无非是希望百姓做木牛流马。
刘钰这番话，颇合阿部正福的心思，他心里相当赞同。
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藩内实行“晚婚少子保证尚可自足的农民不把地拆零碎、默许豪农豪商兼并让‘多余’的人口连老婆都娶不上不留后代”的政策。
刘钰又道：“传闻中，家康公曾说，使百姓半死不活，没有余财，正是政治的秘诀。”
“商君亦言：治国之道，需一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此一脉相承之道。”
“百姓太苦，则会反抗。家康公之前，百姓贫苦，一向宗整日一揆；之后，岛原百姓天主教一揆。太苦，百姓就会沉迷宗教，而宗教一物，最适合组织百姓。天朝亦有五斗米、黄巾道、白莲宗、摩尼教等，层出不穷；日本的一向宗、切支丹教，亦不可不察。”
“百姓太富，就会僭越，不能安守本分。农就是农、士就是士、工就是工、商就是商、贱民就是贱民，这便是本分。若百姓富了，手有余钱，岂不下克上而乱法度礼法？”
“日本的百姓为何苦？一则公赋太多、二则土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百姓已不是没有余财而温饱的程度，而是连温饱且不足呢。”
“阿部君觉得，日本可以降低公赋吗？若不能降低公赋，那就只能从第二点入手了。”
阿部正福信服无比地点点头，心想此人果然是个说话不可不信之辈。
贡赋自然不可降低，降低的话，武士必生不满。百姓一揆，武士尚可镇压；若武士不满，又靠谁来镇压呢？
既不能动武士的利益，那所有的改革，就只能从小百姓身上琢磨了。
改革的目的无非两点。
钱。
稳定。
钱已经可以靠关税和开埠贸易专营拿到。
稳定，好像确实减少人口是个好办法。阿部正福心想，刘钰虽是敌人，但此人手段极高，自己的想法竟和此人不谋而合，当真可沾沾自喜矣。
第一七四章 看破
带着对刘钰的最后一点警觉，阿部正福还是问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
你刘钰的想法这么“正确”、这么有远见、这么符合天道，那怎么听说大顺经常开仓救济百姓呢？
问出这个很尖锐的问题后，刘钰不得不再一次把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的故事，给阿部正福讲了一遍。
“是以，天朝和日本岂能相同？”
“大顺北有蒙古、河套，皆可垦耕；西有西域、绿洲，亦可屯田。百姓尚且还没到无地可垦的地步。”
“日本也是一样，此一时、彼一时。若日本此时只有十万户，我的说法那就是不智愚昧了，反而应该鼓励百姓生育，如勾践故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
“可日本现在已超两千三千万之众，土地零碎、豪农豪商日多，兼并土地，小农贫苦无依，难抗天灾，此时岂能还用勾践故事？”
“或有人想，当以日本之剑，为日本之犁夺取土地。可放眼四周，日本纵有剑，又能砍向何处夺取无主之地呢？”
“再说你也打不过啊。”
“就算卧薪尝胆，也得三四十年。三四十年后，只怕人口激增之下，‘四凶’之害积累，万一遇到冷夏、火山、海啸等等，四凶之害便会一朝爆发，席卷日本。”
“而且之前锁国，百姓愚昧，尚可无忧。如今我朝去土佐、长州等地转了一圈，日本百姓皆知‘均田免粮、唯才是举、四民平等’，一旦爆发，可就不只是以前只求‘一揆’而请藩主减税的地步了。”
“这大洋以东数万里之外，倒是有一处蛮荒之地，名为阿美利加。土地数千万，肥沃远胜美浓。”
“然则，有钱人自不肯去，没钱人又去不成。若幕府、各藩为日本之长远考虑，当可组织移民。只是数万里之外，必然自立称王，这正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花幕府的钱、利日本万民之将来，却不知幕府可肯做乎？若是肯做，过些日子我将海图送来，幕府出钱造舰，移民，我亦可帮忙。”
“但关键这也得有钱啊。”
“你看啊，我给你算一笔账。就按元禄检地来算，日本的总土地石高，其实只需要一千万人口。如今却多出了将近千万。每年还要增长二三十万。”
“这每年二三十万的‘多余人口’，要运到阿美利加，每个人要保证活过第一年，怎么也得投个三十两银子。少了的话，还不如直接装船到了海上扔海里得了，还省钱省事。”
“这样的话，一年就需要多支出一千万两白银。”
“幕府能每年拿出一千万两白银吗？”
“就算学前明，加增辽饷，日本亦可以为和族之未来，日本之谋万世，苦一时百姓，加‘移民贡’，均摊在每户身上，一户大约不到一两银子。这……拿得出吗？”
“有这钱，不如买枪买炮，拒不救济、拒不减贡赋，从而让‘多余’的人口自发饿死，亦或按人丁征税，家里多人丁的，便要增税，从而迫使百姓自然不愿生子。这正是符合天道的行为。对不对？”
阿部正福闻到“人丁征税、以遏人口”后，连连点头，心道此人果然有些手段。
至于说移民遥远的阿美利加，那真是傻子才会做。
这阿美利加在数万里之外，昔年伊达政宗也曾派人去过，往来就要三五年时间，而且风浪颇大，十不存三。
幕府花钱，却让别人到那边自立为王去？这么远，又不可能将贡赋交给幕府，只有傻子当将军，才有可能这么做。
征辽饷征成什么结果，不言自明。况且按刘钰这么算，得一户一年多缴纳一两白银，这如何缴的起？
以三十余年前元禄检地时候的标准来看，有这样一个记录。
和歌山的一户豪农，名为大田才藏。此豪农登记在册的土地，有两町五反，一町大约是十公亩，大约15市亩。换大顺标准，他家一共大约40亩土地。
他的弟弟没有娶亲，作为家人依附哥哥生活，实际上也就类似于奴仆。但兄友弟恭，既是亲兄弟，还是要给买身衣裳穿的，不能光着腚。
家里一个老婆、两个孩子，还有五个仆从依附他生活，算是他的长工。
此人重视水利、知道买肥料肥田，精耕细作，两季种植折算在一起，水田亩产在450斤左右，旱田在250斤上下。
登记在册的土地，按照石高算，是45石，换言之他要在收获的时候，缴纳22石左右的赋税。
但是此人比较聪明能干，又搞一年两季，种一些小麦、荞麦。
合计一年收入大米、小麦、荞麦等一共90石。扣除22石的贡赋，实际剩下大约65石。
按当年的物价，把这些收入全换成钱，大约是1500戋。
1戋大约是4克白银，也就是一年全家收入6000克白银，折算之后大约是12两大顺库银。
自己一家人吃喝拉撒、工具损耗修理、家人一年过年做一身衣裳。
每天要给雇佣的长工每人每天约莫0.3戋的白银，也就是平均一人一天1.2克白银的工资。
麦子价格比稻米便宜，大约是100克白银一石，倭石大约在200斤到300斤之间，很难确定。
换言之，长工干一年能买大约700斤左右的小麦、或者350斤左右的稻米，估计应该是管吃，否则好像发的这点钱不够吃。
一个月的工资是大约30克白银，大约折合是一钱银子……大约是武林外传故事里同福客栈伙计工资的一半。
不谈故事谈历史，人工成本是大顺的大约二分之一、荷兰的八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日本三十年前的粮价，也确实低的吓人，要是现在还这么低，大顺这群海商搞粮食贸易都能发财。
不过德川吉宗上台之后，最大的改革方向就是稳定米价，防止米贱伤农、伤士，如今米价已经没有这么便宜了。
最后总计下来，一年实际盈余在5戋左右，也就是全家五人、再加上五个仆从，忙活一年，最后剩下20克白银。
他家吃的比较好。因为大米价格比较贵，所以卖了大米买小米、谷子、大麦等，还是可以保证全家吃饱的。
就算现在经过德川吉宗的改革，米价上去了，估摸一年也就能剩个一两银子。
这还是可以载入史册、至少在纪闻录上留下名字的豪农。作为豪农，一年净收入连一钱银子都不到。当然，这里面是走账的，可能不走账的、不纳税的土地也有一些，实际收入或许更高一些。
但刘钰开口就是“一户一年一两银子的移民税”，阿部正福自然认为这是扯淡，真要这么收，百姓非得揭竿而起不可：凭啥收我们的税，去移别的民啊？再说收这么多，就算不吃不喝也交不起啊。
既然移民是扯淡的玩笑，那么用丁口税来控制人口，这就是个很好的办法。
商鞅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征税强迫分家；日本若能用得好，也能通过征税控制人口。
阿部正福暗自点头称是，心道大国之人，果然有些手段。如此一来，三十年后，日本的人口就会降到一个稳定的程度。
也就是刘钰所言的“人口论四凶”不会闹腾的“合天理”的人口。
这话在大顺说，必是要被打死；但在日本这种有扔老人上山饿死传统的地方，还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幕府的税，是按地不按人的，这样税收一点不会少。
武士本身也是食禄阶层，幕府的军事力量也不会减少。
百姓数量少了，土地不零碎化，继承之后，努力耕作，还能剩下个几十克白银。若是遇到灾荒年，也可渡日，不用将土地抵押给豪商豪民，从而可以确保小农的稳定。
再加上多余的百姓，在大顺强迫日本开埠之后，可以从事运输、手工等行业，这都需要买米吃；而若是米价太低，大顺海商必然运作转卖到大顺那边，又可以保证米价不会太低，也不会伤及到武士的利益。
好像……确实是个十全十美的政策。
阿部正福警觉地想了许久，也没想出来这政策背后有什么坏处。
唯独就是从刘钰的谈话里觉得刘钰太重法术、霸道过重而无王道，这种人作为敌人，确实难打交道。
他又请教了一下刘钰关于征收丁税的意见，刘钰有在文登试点摊丁入亩的经验，只需要把文登的经验拿来，反其道而用即可。
“这征丁税，可以称之为化石为丁。要以小农日本土地的石高贡赋为准，以一家二子为基。减少一定的贡赋，把减少的贡赋用丁税取代。”
“如此，一家一子的，少交了贡赋；一家二子的，和之前无甚区别；一家三四五子的，赋税就要比以前收得多。”
“一家一子少交的贡赋，二十年内，便有回报。一则土地不会零碎，不会使得小农极度贫困，这有利于幕府的统治；二则粮产不变，吃饭的少了，便少了一揆、家有余粮，这也省了救济的花销。”
阿部正福喜道：“妙哉！果然善政。只是刘君出此主意，怕也有私心吧？”
“只怕刘君想着，二三十年后，百姓有了余钱，亦可多买中华之货物，还是为开埠着想啊。”
此时此刻的阿部正福，自认自己简直是杨修转世，一眼就看穿了刘钰暗藏的心思。
可他不是杨修，刘钰也不是曹操，就算说破了，他也死不了。此时正该说出来，叫刘钰知道日本国亦非没有善谋之人。
刘钰一怔，随后故作尴尬一笑，心道你还真他娘是个天才，我自己都没想的事，你居然都猜出来了。
“呵呵呵呵……确有此意。不过此为双赢之事，到头来有利的，不还是日本国吗？天朝也不希望日本国动乱，若四凶一出，日本大乱，天朝必要出兵周全幕府。只是……出兵帮忙，这不得花钱吗？所以天朝还是希望日本稳定、长久安定的。既为藩属，已非敌国，所谋所虑，那便不能用敌国的视角去考虑了。”
阿部正福亦点头称是，心想虽你自有目的，但终究按你这么做，日本是得利的。这大抵像是郑国渠疲秦之策，确实疲秦了，但也确实利秦了，当真是双赢之政。
第一七五章 全套一条龙服务
阿部正福自认自己已经看破了刘钰隐藏的目的，但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固然大顺这边可能是为了将来多卖货，但开埠对日本带来的好处，也足以抵消。
最起码，如果大顺这边买日本的大米，日本的米价还能往上提一提。武士，是幕府的国本，他们的俸禄是大米。米价高，他们有钱花，这才能更加忠心于幕府，也有利于各藩的统治。
如果将来人口真的控制住了，按照刘钰所言的“千万人口”足以，阿部正福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届时，百姓人均一町地，每年缴纳10石左右的贡赋，算上“二毛法”也就是大顺那边的两年三获的冬小麦，一家人年均还能剩下20石左右的粮食。不但可以保证小农有足够的抗灾能力，而且到时候还可以大量出口粮食去大顺，平衡金银外流。
日本此时的兵制、政治体制，决定了武士之外的人口，确实是有很多“多余”的人。
这些人的存在，既不能增产粮食，因为土地决定了上限；活着又得多吃粮食，造成社会的动乱、一揆遍地；又没有资格当兵，农兵分离加刀狩令；纳税又不计人头，而是按照土地亩数。
阿部正福很认可刘钰的说法：多余之人，要之何用？
战败之后，改革势在必行。
只是，不管是阿部正福，还是德川吉宗，从战败中汲取到的教训，最多也就是火器不如人。
日本的民间舆论，则认为是诸藩扯了幕府的后腿。要不是诸藩扯后腿，幕府抗战到底、另立新君，至少不用朝贡。
就这种教训，改革的方向也就基本定死了。
激进点，如刘钰所说的，努力当好买办，攒钱鼓励汉学，搞出一支能和武士对抗的力量，将来削藩一统。
反动点，如阿部正福所思，一切围绕着武士制度和武家法度的稳定，而基础便是等级制度、身份差异、以及小农不能彻底零碎化。
前者，得有失败之后身死族灭之胆魄。
后者，那便是消减人口、维系人均土地面积，保证小农经济才能保证武士统治。
对大顺而言，前者，日本必有事大主义、挟华自重者。
再者刘钰嘴上说支持幕府削藩，可当年张仪嘴上还说要给楚国五百里膏腴之地呢。
后者，日本人口就锁死在千万左右了，一旦工业时代来临，一千万人口，有铁矿煤矿的北海道被大顺抢了、有煤铁的长崎又在炮舰射程之内，本国又缺乏原材料，使使劲儿说不定真能成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不过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反正改革得花钱。在刘钰看来，这买办，幕府是当定了。只要想改革，不管是反动还是激进，都得当。
不反动不激进的保守，遏制消费、鼓励节俭，那就容易再挨一顿打。
现在就该先给阿部正福上一课，回去后找康不怠炮制一篇引经据典的《人口论》，大肆在日本传播。
最好是日本这几年再来一场灾荒，保管叫日本知道啥叫天启四骑士，立刻惊呼此书真天地之大道也。
他没读过人口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也知道马尔萨斯的三个著名的论证。
假设，生产了四十个物品，却有五十个人需求。如果什么都不管，必然是最有钱的四十个人买走这些东西。
如果有社会福利、有贫苦救济，给最富的前十个人以下的四十个人，一个人发一块钱。那么结果还是前四十个人把东西买走，但东西也必然涨价一块钱。
所以社会福利并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导致处在中间阶层的人，花更多钱。
假设，生产了五十个物品，发给工人的工资只有三十块钱，再加上工厂主一个人，那么必然有十九个物品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只能裁减工人，导致能买得起东西的人更少，然后继续裁减，直到社会崩溃。
但是，如果有十九个贵族、骑士、仆从等，他们不事生产，只买不卖，那么这五十个物品就全都卖出去了，工人的工资也就趋于稳定。
以及，英国有济贫法，济贫院里太多人生不如死，有议员就建议，允许人低价雇佣济贫院里的穷人去盖房子。
一来缓解英国的住房问题，二来促进社会就业。
马尔萨斯立刻反对，认为正是因为房子少，所以穷人才不结婚，生的孩子也少。如果济贫法鼓励大规模盖房子，结果就会导致“有房子，会使得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的过早，从而生更多的孩子，这些孩子投入劳动力市场，必然导致房子更加紧张，工资价格更低，也就是越盖房子越缺房子。”
相反，如果不盖房子，这就使得买不起房子的人就不生，人越来越少，最终房子就不缺了。
越不盖房子、越不缺房子。
同样，还有粮食问题。
粮食越贵，越不缺粮食。
这几条论证很有名气，实际上正是因为这几条论证，才使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再是一本孤立的小册子，而是成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而不单单是针对人口的学问。
如果只是人口反面的学问，并不能让“天朝的学问”，继续引领周边蛮夷的前进方向。毕竟伴随着开埠，旧制度会不断瓦解。
想当天朝，就必须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引领朝贡体系内的风潮，给他们一一指明道路。
恰恰马尔萨斯这一整套体系，恰恰又不只是人口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几乎是完美贴合日本统治阶级在变革时代的种种需求。
就像是著名的谷物法论战中马尔萨斯所提出的观点，绝对是会受到日本的统治阶层的欢迎。
即：粮食价格越高，靠地租收入、或者米俸收入的人的财富越多，他们就越能够买更多的东西，从而促使工商业的稳定。不管这地租是归地主、武士、还是政府。
粮食的价格越高，雇工的工资也就不得不提升，这样一来，工人的工资也高了。
粮食贵，工人的工资高了、农民卖粮食富了、食利和米禄阶层也有钱了，大家都有钱，那么只要提升粮食价格，整个国家就会昌盛发展起来。
同时，如果粮食价格低了，雇工成本就低了，工商业就会短暂繁荣起来。工商业提升起来，从事非农业的工商业人口就会增加，而马尔萨斯论断：“工业人口过多，不利于国家的安宁与幸福”。
这一整套体系，从现在、到将来，都会受到日本统治阶层的欢迎。
尤其是既要谋深远，就需要考虑将来有一日，伴随开埠，小农经济被冲击之后，工商业发展起来必然要产生的一场论战：地租是有碍社会发展？还是遏制社会发展？新时代是否需要一个不事生产的食禄阶层？武士的存在是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弊？
若是早就打好基础，到时候武士阶层们就会直接拿着马尔萨斯的这一套理论，怒斥那些认为发展工商业武士无用的人。
从第三者必要论、到地租促进社会发展、再到工业人口过多不利于国家安宁与幸福，这一整套的东西，足以让武士的反动反抗拥有合理性。
而且马尔萨斯本来也是个保守主义者，认为大英的传统文化，在于贵族、地主。工商业发展，会毁了大英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贵族和武士，这本身也是个十分“有力”的论证方向。
前期用来降人口、后期用来支持武士反动反扑做理论支撑，全套服务一条龙。
大顺这边盯着诸藩，不准他们以小胜大搞倒幕运动，就有的统治阶层就会很稳固，而就有统治阶层稳固的情况下，改革不可能成功。
幕府真要是有心搞削藩统一、废除武士，少说也得准备个二三十年。
大顺若没完成蒸汽革命、没拿到印度的原材料基地，就直接效张仪欺楚，说话当放屁，支持诸藩抵抗幕府，直接炮击江户。
若完成了蒸汽革命急需一个废除了地租阶层的统一的日本市场，那就坐着看戏。
若自己内部也正乱着，那就煽动武士高举魔改的马尔萨斯主义反叛，高呼和族正统在武士制度，食禄不事生产的武士的存在才能促进工商业发展。
若感觉到日本有些难以控制，那就直接撸袖子自己上，武装干涉，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肢解日本为九州岛、四国岛、关东、关西。
把几种可能都封堵住，即便不知道《人口论》的全貌，但也听说过鼎鼎大名的马尔萨斯天启四骑士。
围绕着这种思路，考虑到马尔萨斯的屁股坐在哪，以及这种思路的延伸，很容易就能炮制出一篇技能遏制日本人口增长；又能为将来日本觉醒时候，武士阶层可以举着反抗的理论就好。
只是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也就能把天启四骑士换成四凶，以免这本书在日本海关被查扣——《帝都景物略》就因为顺带介绍了一下大明京城的天主教堂，结果被禁了一百年。
他是不行，但康不怠的文化水平足够，又不是正统儒生而是颇近黄老，魔改一下“天道”的含义，应该足够在日本流传了。
这也算是一种“天朝对文化圈的辐射效应”，反正天朝变革的思路，日本没法学；日本变革的可能，天朝也没法复制。两国看似文字相通，但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天差地别，想要对日本持续施加影响，就只能为其“专门定制”。
第一七六章 河豚之喻（上）
古有汉文贾生坐论不问苍生问鬼神；今有刘钰和阿部正福不问开埠租借问人口。
两人相谈甚欢，越谈越是投机。
一个本有此意，一个曲意迎合，谈话谈到最后，话题越发反动。
若在五十年后的巴黎，断头台C位是保准的。
两人一直谈到半夜，阿部正福意犹未尽，双目炯炯有神，不住地点头盛赞刘钰的看法。
强忍着心中对知识的渴望，阿部正福还是叉开了话题，和刘钰商讨了一下开埠后的一些细则。
一直到天色将晓，阿部正福才依依不舍地送刘钰离开。
后面谈到的一些开埠的细则，刘钰也没有压迫太狠。
在一些阿部正福觉得不起眼的地方紧了紧、在阿部正福觉得要据理力争的地方松了松。
回到船上，天已经大亮了。
往年这时候，兵库津的北前船已经开始大规模出海了，但今年情况特殊，这些船主都在忙着和大顺这边的海商订货。
以往要去虾夷，现在虾夷暂时是去不成了，那就不妨晚走一两个月，拿到大顺这边的货物再说。
大顺海商的代表已经开始去和日本这边的人接触，准备雇佣一批人营造仓库。
刘钰也没有再这里继续逗留。倭王肯定要去天朝朝贡的，这件事没必要非要加在条约里，而是让倭王主动前往就好。
毕竟条约里还有三亿多两的利滚利利息呢，倭王不去朝贡，天子可不会免了这些利息。
估计此时正在搞一些礼仪流程，估摸着可能会朝贡一些鲍鱼海参之类的东西。幕府那边也肯定会派人去，只是什么级别，那暂时就不得而知了。
按照约定，要在四月十七日于下关换约。想来日本这边的朝贡团，也会在四月十七日换约之后前往下关，和刘钰一起前往京城。
四月十七日是个分水岭。
大顺可以和独立的日本签订这种不平等条约，但不能和朝贡国签订这种条约，面上说不过去。
只要错开这个时间，哪怕四月十七日换约、四月十八日决定朝贡，那也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面上大顺对朝贡国很照顾，撮合琉球和日本，化敌为友，免除三亿两利息。
面上日本也不是被逼着朝贡的，而是换约之后，深感天朝军威，效遣唐使旧事。积年不贡，使团级别高了点而已。
返回下关之后，朝廷那边派来的仪仗也已经到位，这代表着帝国的颜面，不能丢份。
十六日下午，距离换约还有一夜时间，松平辉贞按照日本这边的礼节，邀请大顺这边在下关的大小官员赴宴。
地点就选在了下关靠海的一处适合观潮的地点，正值农历十六，潮水正大。既来下关，又不可不尝河豚，正宜品河豚而观潮。
明日就要换约，大顺这边的大小官员也就跟着刘钰一并赴宴。
朝廷这边新派来换约的礼仪官员，都是些读书人，听闻日本人喜欢写汉诗交流，一个个跃跃欲试，只盼着能在异国扬名，以彰显天朝文华之美。
刘钰也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做好了闷头吃饭的准备，心说今日倒要看看谁那么不长眼，叫我赋诗。老子那武德宫的考试，都是找的枪手，怕是今日要出丑。
本来想着明日就要换约，这边的事就算了了，哪曾想菜才没吃几口，日本这边就有人出来添堵。
倒是没琢磨着让刘钰出丑，叫刘钰赋诗什么的，而是日本这边有儒生看着外面的大潮，慷慨激昂地念了一首词，语气无限的愤懑。
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朝又暮。诮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
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
一首词念完，原本就是个吃饭喝酒赋诗的场合，气氛一下子变得郁闷起来。
不只是大顺这边的官员被日本儒生念的这首辛稼轩的词，弄得很是郁闷；松平辉贞心里也是不痛快，心道输都输了，换约的事早点过去就是了，何必再起风波？
为了防备刘钰遭人刺杀，幕府这边可谓是对下关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西南诸藩更是担心刘钰遇刺，导致西南诸藩被仁政，更是把最忠心的武士都送到了下关做防护工作。
千算万算，没想到武士刺杀的事没发生，倒是儒生先念起了悲愤的词，借着农历十六的大潮在这发感叹。
刘钰虽是文化水平不高，可这首词也听得懂其中的心气。
大顺这边的官员都望向刘钰，这要看刘钰的意思。是直接开怼？还是别样应对？
刘钰本来夹着一块河豚天妇罗，这时候放下筷子，拍了拍手，笑道：“曾闻，日本有儒生问其先生：若孔孟复生为将，来攻日本，如之奈何？其先生曰：纵孔孟亲来，亦执之，此方为报国。”
“这话，我大为赞同。”
在场诸人谁也没想到刘钰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一时间中日双方的人全都错愕无比。
然而刘钰心道你既能借题发挥，我如何不会？你会背诗，老子不会，但老子借题发挥的本事可不差。
在众人的一片错愕中，刘钰用筷子夹着那块河豚天妇罗，在半空中摇了摇。
“只是，有形之师，人皆可见。这无形之师，却鲜有人能够提防。譬如此物，此何物也？”
那念诗的儒生错愕于刘钰的“大度”，见刘钰不但没有甩脸子，反而夸奖他有反抗之心很好，这一下子便有些懵。
见刘钰如此问，只好道：“此天妇罗也。”
“嗯，天妇罗。古人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可知此物缘何叫天妇罗？”
“呃……”
这倒是把那儒生问住了，刘钰将夹起的那块天妇罗往地上一抛，笑道：“此物源于西洋葡萄牙人，我倒是学过几年他们的语言，知此物为‘tempura’，炸鱼之意。此为音译，若如姑苏。”
“日本国久与荷兰国贸易，难道就不曾听过荷兰人说过一句话？新教徒，不吃鱼？”
“日本国自号禁切支丹教，却不想这切支丹教的宗教食物，却大行其道。我刚刚说的新教徒不吃鱼，尔等可知何意？”
“我所说的‘无形之师’，便是此意。”
“切支丹教徒斋戒时候，不能吃肉，故而吃鱼。葡萄牙人斋戒时候，便吃天妇罗。这是切支丹教教餐。而荷兰国新教徒，不守切支丹旧教之习，以不吃鱼而表心意。”
“如今日本国竟以此物为食中上品，如今正值春日，恰逢切支丹教复活节前后，正是斋戒日。倒是吃的一顿好鱼！”
“日本国自称禁教，却吃斋餐。此何异于一人自称儒生，却深信墨翟、杨朱等无君无父之言？”
“是以我说，无形之师，最难提防。你们却无一人知晓，说不得葡萄牙人纪闻言：日本人最喜tempura斋餐，嘴不称信，身实信矣！哪怕你们管这玩意儿叫炸鱼呢，也不该叫甚么天妇罗！”
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活脱脱一副文化守护者的姿态。
配上这个时代连贸易都能想法设法变成朝贡的思维方式，在日本严格禁教的大背景之下，这种借题发挥已是极为严重。
松平辉贞惊诧之下，却也相信刘钰不是信口胡诌，赶忙叫人撤下了宴会上所有的天妇罗。
那儒生也是愕然无比，实在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个讲究，更被刘钰的上纲上线弄得脸上臊红一片。
刘钰又道：“是以我说，无形之师，最难提防。你既为儒生，当知此时天下，不是儒家内争之时，而应一致对外。”
“以兵锋抵御有形之师、以文华抵御无形之师。”
“如今你在切支丹教复活节期间吃着教餐天妇罗，被无形之师入侵而不自知，却在这感叹天朝征伐。”
“却不知天朝征伐，实是为了日本好。”
“天朝征伐，一不割地，二不杀人，不过是为彰显正义。毕竟尔等侵琉球在先。礼义廉耻，法度森严，天朝为礼而出兵，此伐也、非侵也！”
“当今世界，浩浩荡荡，无形之争，无处不在。当今时候，正该尊王攘夷。”
“你既为儒生，我且问你，若你为春秋诸侯之臣，而如今夷狄势大，这时候是征伐他国？还是尊王攘夷？亏你还是儒生，难道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再如虾夷之地，北方的罗刹人早已侵入到了肃慎，沿着岛屿而下，立了不少的十字架。你们却丝毫无知，这等情况，不靠天朝补救，难道你们想要让日本日后都信奉东正教吗？”
“再如我征伐罗刹，期间也曾遇到过一个名为传兵卫的日本人。你可知罗刹人在哪里将他救起的？正是在虾夷地！几十年前，罗刹人就已至虾夷，你们可知道？”
“罗刹王开办日语学堂，培养了数百上千人，所求者何？”
“这周边的危险你们丝毫无知，正是因为天朝为你们抵挡的风雨，将西洋人的入侵挡在了外面，若如张开羽翼庇护，你们却嫌弃羽翼之下憋闷。不恨外面的滔天大雨，却恨庇护你们的羽翼，是何等道理？”
“古人云，医者好治不病以为功。非是无病，而是病在腠理，未至膏肓。难道你们真要等病入膏肓的时候，才后悔吗？”
“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天朝攘夷，以至于日本没有感觉到夷狄的威胁。若无天朝庇护，只恐此时虾夷地已尽归罗刹矣！”
“自古以来，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你为儒生，当知亡国、亡天下孰重孰轻。”
“此时不尊王攘夷，却恨王施惩戒者，皆天下之贼也！”
“凡有此等人，自安南至朝鲜、自西域至虾夷，名教子弟，当人人鼓噪而攻之！”
第一七七章 河豚之喻（中）
凡事只要一上纲上线，鸡蛋里必能挑出来骨头。
刘钰从天妇罗里挑“名教之存亡”这样的大义，也正符合此时日本、中国、朝鲜等一致禁天主教的背景。
这也不只是儒家自己的事，而是中华文化以及其衍生文化和被融化文化共同的敌人。
在大顺这边，把“陡斯”翻译成昊天上帝；在日本这边，把“陡斯”翻译成“大日如来”；在大顺这边，以耶补儒，试图先挑战释家的地位；在日本这边，曾经天主教徒和佛教徒之间互相烧教堂庙宇……
以及不准祭祖、不准祭孔、不准周公叫圣人因为封圣要得到教皇允许等等，这几件事引起了儒家文化圈的强烈反弹。
刘钰这番话自是没必要在大顺找茬，毕竟大顺这边找的盟友，是号称天主孝子的法兰西。日本这边最起码还找的是荷兰，至少不是天主教国家。
但日本这边的儒生借题发挥，念辛弃疾的观潮词，舒展心中的郁闷，也就怨不得他也借题发挥。
大顺这边的官员悄悄看着刘钰，内心都想笑。朝中谁人不知，鹰娑伯懂个屁的名教文华？十三经看没看全都是未知数，在这装这么名教守护者？
腹诽之余，内心也是佩服，心道这借题发挥的本事，倒真不愧是在朝堂里摸爬滚打多年的水准。虽说这些年一直在外，可耳濡目染之下，这等本事多少还是学了一些的。
日本这边的儒生终究水平差一些，连新井白石这样的人物，去朝鲜之后，都感觉到“文化自卑、武力自信，与朝鲜交，唯靠武力以致对等”。就准备换约的接引寺，到处都是朝鲜通信使留下的题字、题词。
被刘钰这么一上纲上线，顿时哑口无言。
儒家内部有很多矛盾的言论和思想，比如汉时就有的马肝之论。
文王武王，到底是造反？还是代天行道？
最后还是汉文帝出面指示：不争论。
马肝有毒，马肉没毒，消停的吃点马肉就得了，非得把马肝也吃了才算真正吃过马？
今儿刘钰说的这事，也是一个没法争论的东西。
这种类似的争论，在九十多年前的日本，就已经争论过一次了。
当年的长崎奉行山崎正信，见明末大乱，想尽办法搜集明末大乱的情报，其中抄录到日本的，有《抄录李贼复史军门书》、《史可法回大清摄政王书》、《闯贼僭登基诏书》等等。
一边是直接写李自成是贼，但“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这又绕回了当初的马肝之争，商汤周武是造反啊？还是代天行道？
一边是《史可法回大清摄政王书》里，“谨啓大清国摄政王殿下”、“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
这不只是让中原的儒生懵圈，不知道到底是站农民军一边，还是直接投大明蓟国公大将军吴三桂为先君报仇。
日本这边的儒生也是出现了剧烈的思想混乱，一直“不争论”的马肝之论再一次被翻出来。到底谁是正统？谁对、谁错？
之后大顺这边废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改用保天下的口号，荆襄涅槃，日本这边一揆渐多，怕大顺这边的反抗思想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统治，再加上南明借兵和大顺之间结下的梁子，之后就断绝了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现如今刘钰又翻出来了类似的话题，大顺在保天下、保名教，打一顿日本，到底是对？还是错？
日本的儒生能产生“若孔孟为主将、来征日本我们该怎么办”的疑惑，是因为本身就有这种疑惑，所以才问。如果没有这种疑惑，当然就不会问。
而且本身大顺也确确实实没割地，对马和隐歧岛，那是为了名教之德“以直报怨”，割给琉球了，恰好是琉球割让北方五岛的两倍时间。
不管事后琉球是否“主动”交给大顺代管，反正大顺是没割日本的地。
开埠那是租地，给租子的。本身长崎就有唐人町，这也算不得啥大事。开埠是为了提高日本的米价，改善武士儒生和农民的生活；开埠是为了让日本的百姓得到充足的货物。这都是很仁义的。
虾夷按刘钰所说，那是罗刹国南侵，日本根本没能力攘夷，大顺作为天朝，是有义务去攘真正的夷狄的。
这种疑惑，可以说是自遣唐使以来、至明中晚期宋儒之学开始在日本扩张所引起的思想大混乱的体现。
而刘钰的诡辩和借题发挥，只是把这种思想大混乱引爆的导火索。
从明末开始，日本儒生涌现出了三种不同的思想。
这不是说朱子学还是古儒学的争端，那争端，实际上是打着先秦旗号想往前走的、和打着宋儒之学想往后退的争端，牵扯的还是经济问题。
这里说的三种思想，是关于华夷问题的。
一派认为，自己就是夷狄，就该努力学习中华文化，恨不能生在中华。
一派则认为，日本自己也可以叫中华，只要符合礼、符合比周边民族先进、有藩属朝贡体系，那么中原可以叫中华，日本也可以叫中华。
中华是个文化概念，只要儒学守礼就是中华，和地理没有任何关系，称呼中华的时候应该改为地名如震旦、支与那。中华是中国的自称，在日本，中华就是日本的自称。
还有一派则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中国根本就不是中华正统。
因为日本国万世一系，在降生的那一天，就是按照天道的礼仪所定型的。儒家礼法，是天地大道，殊途同归，日本产生儒家大义的时候，可比周公孔孟早多了。
日本之所以多用汉文，因为文字这东西日本原来也有，只是孝德天皇大化改新的时候，把日本的典籍“悉数为灰”了，所以导致现在看不到日本古文字书写的典籍了。
要是能看到的话会惊奇的发现，其实古代日本也有文字，而且也写了自己的儒家经典，和周公孔孟之道殊途同归。
可惜因为孝德天皇大化改新、全面唐化，都烧没了。
前两派还是在儒家天下观的范畴内闪转腾挪，最多也就是“僭越称两华”，也没离谱到第三派这种糅合怪的程度。
山鹿素行在提出第三派理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家、耶稣教、儒家的影响。
就像是宋儒面临佛教“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成型的宇宙观影响，不得不搞出了理学来反击、而被大顺的古儒一派批评为“理学为释家所染而不自知”一样。
山鹿素行这是自以为自己是“复古之儒”，实际上整个体系却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儒、耶、释三家的影响。
延续着日本圣堂林家和耶稣教的辩论，认定天理在造物主之前。那么先有天理、后有宇宙，既如此，在宇宙创立之初，天理早就存在，那么创世之初就有一个“文华制度完备”、符合天理的日本国，也是合理的。
天理既然在造物主之前，那么儒学也就是在创世之初就存在的。只是周公、孔孟等人，悟出了大道，传播出去而已。但实际上，儒学早就在日本出现几万年了。
就像是乌云笼罩的时候，不是没有太阳，只是海西边的那群人那时候还处在蛮荒，看不到而已。
山鹿素行之所以能这么搞，主要还是因为……中华的史书太详实了。
神话就是神话、史书就是史书。
而山鹿素行拿着日本的神话，对照着中华的史书，说你看时间，是不是比你们早？
他这一套三家糅合怪，此时在日本的下层武士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在上层儒生那，是被批判的。
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朴素的自卑情绪下转为自负的民族主义雏形，而且是立在不败之地的那种：比孔孟还早的日本儒家经典，在孝德天皇的时代被烧了，所以现在看不到；你说没找到存在的证据，不就恰好证明那时候烧的干净吗？
这和后世那种“史书都是篡改过的、所以史书不可信”的一派，几乎是一样的道理，根本就是不败的。你举出史书中的例子，他也会告诉你那是篡改过的。
新井白石这样的儒家大手子，去朝鲜也在文化上感到自卑。但大手子的做法，是解构天下观，炮制各自称华论，水平还是有些的。
山鹿素行则是自卑之后转自负，搞出这么一套自嗨的东西，这对下层武士的影响力是极大的。
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是浸在骨子里的，越是水平低就越容易被这种自卑后转自负的东西所蛊惑。
但是，理论家不是谁能都当的。想要封圣，自称一派，山鹿素行还欠缺了点火候。
他根据日本的情况，否定了“天”这个正统的概念，而是转用了“武”。
因为如果不转用“武”来寻找正统性的话，只靠“天”衍生出的“道德”、“礼教”等，日本在朝鲜面前都会自卑。
但如果是“武”作为正统性的话，在朝鲜面前就不自卑了：我能打得过你，就证明我是正统。
所以山鹿素行把伊邪那美创国时候的“天琼矛”作为神器之首。“盖蒙昧之时，除暴驱邪彰显圣道，非武不可”。
这就导致这一套体系里有个最大的问题，就像是奥地利画家的那一套理论一样：如果日耳曼人优越，那么结果必然是战胜其余劣等的民族；如果日耳曼人不优越，那也活该被其他民族所灭绝。
赢了吃香喝辣、输了全族灭绝，在最后一刻不自杀的日耳曼人都是假日耳曼人，既然证明了自己劣等，为什么不全族自杀为优越民族腾地方呢？总之，种族的优越论没错，只是优越的不是我们日耳曼人而已。
所以刘钰操练了十年海军，枢密院下令暴打了日本一顿之后，这第三派理论几乎是瞬间崩解了。
既然“武威”是正统的标志，那么打输了不就恰好证明自己不是正统吗？
“武威”不是不好，只是不该野心这么大，只能胜、不能败。
若是拿出“我蛮夷尔、唯有武威”的心态，这就没什么漏洞的。
问题是既想当天朝、又不认天德而认武威，那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这理论的一切基石就崩解了。
任何功法都有破绽，要找准罩门。
如果此时大顺的大儒和山鹿素行辩论，只能是鸡同鸭讲：大儒不相信日本的神话是正史、山鹿素行的一切根基都是神话，鸡同鸭讲，谁也辩不过谁。
你说拿出你们之前有文字的证据，我说大化改新的时候焚书坑古，都烧了，所以这不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古文字古文化都被烧干净了吗？
你说你们的神话是历史，拿出证据来，我说这些都是记录在书上的，你们的书可以是历史凭什么我们的就不能是？我就问你万世之前周公孔子是不是还没诞生吧？孔子哪年出生的，我可是能在你们的史书上大概推断出来。
这么争论的结果，就是相信大顺大儒的还是相信大顺大儒、相信山鹿素行的还是相信山鹿素行。
但吴芳瑞突袭京都，在京都放的那一把大火、李欗砸了京都御所的僭越之物，以及随后大顺愿意“补偿百姓数万两白银”的仁德之行，正打在了山鹿素行这一套理论的罩门上。
如果神话是真的，那武威就是天命，输了就证明天命不在日本。
如果神话是假的，那日本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衍生品，衍生文化没有天命。
用武器的批判崩解了第三派的体系根基之后，日本儒学界实际上也就剩下了前两派。
一派自认蛮夷、一派各自称华。
但刘钰借着“天妇罗”而发挥，又把剩下这两派的根基都打碎了。
天下的概念，是随着交通工具而逐渐扩大的。当帆船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关上门来自称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刘钰借天妇罗之题，提出了天下就是地球、地球就是天下的概念。
一方面，“恭维”日本不是蛮夷，而西洋人才是蛮夷；另一方面，既然天下就是地球、地球就是天下，那么华夷之辩就和以往不同了，华也就只能有一个。
如今天下儒生，要做的是“尊周攘夷”。
可以认可朝鲜、日本都是周天子的诸侯，反正也不怕七雄再临，反正这个体系，早晚崩解。
而崩解之前就现在大顺的路子继续往下走，再不济也不至于混到个被人问鼎的程度，至少在天下这个概念崩解之前，不可能有危险。
朝鲜可以继续做“帝出乎震”的美梦、日本也可以继续做“群雄逐鹿争天子”的美梦，但周天子可不再是八百里京畿的周天子了，帝出乎震也好、群雄逐鹿争天子也罢，最终还是要靠枪炮、人口、生产力的。
周天子要是六师仍在，哪个敢霸？齐侯的尸体还在大锅里煮着呢，诸侯估计也都喝过汤。
吴芳瑞一把火崩解了日本“真华”论、刘钰的天下概念解构崩解了“各自称华东西两华并立”论、最后的蛮夷也分三六九等结好了那些自认自己是蛮夷的儒生。
如今他一个根本不信儒学的人，在这怒喷日本的儒生“斯害也已”，连喷带骂。
几个自认蛮夷派的儒生盯着地上被刘钰抛下的天妇罗，脸红低头，心道若天下如此论，当真该尊周攘夷。
唐人既为天子，我等亦是诸侯了，也不是蛮夷了呢。就算是蛮夷，那也是比南蛮高级的蛮夷。楚不贡苞茅，而天子征之，天子亦无错啊。楚人纵蛮夷，那不是比更南边的南蛮高级一点点？
做蛮夷，也要分三六九等的。
第一七八章 河豚之喻（下）
儒生的另一种功能是祭司、教士，他们的想法主导着社会的主流思想。
若是臭不要脸自比为楚，一样也可以继续分成两派。
一派是“我蛮夷尔、待我带甲百万，观中国之政”。
另一派便是“我蛮夷尔、当多读经典，化夷为夏、融入天朝”。
这样一来，也就简单多了，各自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整体的独立意识上已经茫然了。
把复杂的派系思想，找一个筐，筐里又分成若干小筐，恰好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能装下，而这个筐把握在大顺手里就好。
不能想着找一个筐，让混乱的派系思想扔进去后，都能变成同一种认同，这就很不现实，关键是时间不允许。
至于“带甲百万观中国之政”和“多读经典、融入天朝”哪一种在将来才是主流，这就既要看儒学的理论建设能否魔改成适应新时代的东西、又要看大顺的武力经济能超越日本多少了。
人都慕强。强者，放个屁都大有道理，慕强者会自发论述强者的优越性。
正如大顺此时官方的“永嘉永康之学”类似，义理，要以功利来体现，你干不出实绩，那么义理就是虚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刘钰之所以给德川吉宗出“削藩一统”的主意，除了使坏之外，也是因为只有日本的经济基础和此时的大顺一样了，此时大顺的一整套价值观才能完美输出到日本。
大顺日后变革的路，才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
而此时双方经济基础的不同，使得很可能日本偏离出去，觉得没法从大顺这边学到有用的东西，很可能跑去全面西化。因为就经济基础来看，日本倒是和欧洲的封建体制几分相似。
要么削藩成功，集权如大顺，大顺怎么走后面就跟着怎么走；要么削藩失败，马尔萨斯主义影响下人口减少、武士反叛有理认为自己存在才能促进工商业发展。
要么成为后世体系内天朝分工论的一部分，要么自废武功再无雄起的机会。
往前走、往后退的路，都给设计一套。
在经济基础之外，刘钰借天妇罗的引子，搞出了宗教战争的这一套形而上的东西，大帽子扣下去，压的日本这边的儒生一个个喘不过气来。
心里或有同意的、或有反对的。
但在嘴上，此时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
松平辉贞这边，则是尽可能希望不要再节外生枝了，赶紧把条约换了，送走大顺这尊大神，尽快让大顺在萩城撤军。
他是想赶紧叉开这个话题，哪曾想过刘钰非要选择在下关换约，更有其余的目的，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
撤掉了天妇罗，可桌上还有其余的河豚菜品，下关本就是个吃河豚的好地方。
趁着宴席间尴尬沉默的空档，刘钰又道：“我刚刚说的，尊周攘夷之论，又说天朝庇护诸藩之言，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
“下关多产河豚，古来就有冒死吃河豚的说法。可以我观之，这河豚还有另一件事，正要你们引以为鉴。”
历史上《马关条约》的签订，选择了下关，选择了河豚馆子，伊藤博文取的就是“冒死吃河豚”的寓意。
豪赌一场，输了就死，活了就冒死吃了顿最鲜美的河豚。
但若想借题发挥，河豚又何止这一种可喻之意？
况且以此时大顺的体量，来伐日本，也实在和冒死吃河豚沾不上边，最多也就是脚踩癞蛤蟆怕染一脚丫子足癣级别的。
他选在下关来换约，自是早就准备着以直报怨，你说河豚我也说河豚，早就准备了一大堆的话，甚至这些话可能许久之前从长崎“参”江户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了。
和借天妇罗一事发难是一样的思路，刘钰便说起来了河豚的另一个特性。
“河豚此物，若遇危险，先鼓胀自己身体，叫人以为雄大而不敢吃。或黔之驴，技穷之前，虎亦惧之；然技穷之后，善刀工者，剖解河豚，只知味道鲜美，却不见中毒身亡。”
“日本国有蒙元神风之事，自以为如河豚，叫人知道身有剧毒而不敢吃。乃至于平秀吉侵朝鲜，大明以蒙元之鉴而不渡海。”
“可面对西洋人，西洋人又不知蒙元之鉴，只是看到了河豚鲜美。日本国只能鼓胀身体，叫自己看起来雄大，使之不敢吃咬。”
“鹰狩演习，邀荷兰人观看；南蛮船至，筑前小仓兵备……不过鼓胀身体而已”
“我亦不夸大，西洋诸国汇总，军舰百倍于天朝。登陆海战，皆胜天朝。”
“今日一战，西洋诸国方知，日本国之前不过鼓胀身体而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何不生出贪婪之心？”
“河豚之毒，西洋人以其航海之术，不屑蒙元之鉴；河豚之鼓胀，被我一战打破。如今哪里是河豚？分明是一块肉肥而体虚的豚，去了河字。”
“河豚肉本鲜美，又没了毒素，也没了鼓胀骇人，只怕比之鲫鱼还要诱人。至少，鲫鱼多刺，西洋人未必肯吃。”
“而只要天朝尚在，西洋人便不敢吃日本这条无毒的河豚。”
“是故，尊中华，就是保日本。三万里内，必须要有一个天子，处置儒学诸国之纷争，保天下之道德名教、存各国之传统。”
“诸君想想，若有朝一日，日本国不信切支丹教、便信新教、东北地方信东正教，那日本还是日本吗？”
“天朝既戳破了你们鼓胀的躯体，叫夷狄知道日本国徒有其表，便有义务保护你们。如此，方不负天朝之名、天朝之义、天朝之德。”
把划分势力范围说的如此大义凛然，却也说在了在场这日本人的心头上。
鲜美的河豚顿时没了滋味，一个个看着被刘钰说成是“去了河字的豚”，只觉得再吃下去就像是再吃他们自己。
河豚无非有毒、能鼓胀身体。
河豚有毒，肯定是有人吃过死了，然后才能知道河豚有毒。
这本是个保护自己的妙法，但总有厨师有庖丁之术，使之无毒。
蒙元之战，算是中了河豚的毒，自此之后成为了“不征之国”。
现在刘钰亲自操刀，让全世界看到了该怎么吃“日本这条河豚”，现场教学，包教包会。
到头来还得感谢刘钰日后的保护，以免被人吃了。
可问题是之所以有人吃它，不正是因为刘钰操刀展示了可以毒不死的缘故吗？
更可悲的是现在有毒这个特性被破解了，吹起膨胀也被刘钰证明了不过虚大而已。
若说不担忧西洋人，那是假的。
百十年前葡萄牙人就攻打过平户，刘钰之前去江户诋毁西洋诸国灭国绝族的书，近十年间也已流传开来。至少刘钰之前的名声不错，又送甘薯解饥荒又送铸币改革方案提米价的，德川吉宗混了个米公方的称号，刘钰也得了个“甘薯救荒君”的名头。他的书，还是有不少人看过的。
后世伊藤博文用河豚之喻，不过是战胜后自负得意的意境，搞出了一堆看似情调的美滋滋。
如今刘钰是河豚之喻，则是推销他的天朝存在才使得日本免遭南蛮入侵论。
一个说毒，一个说胀，各取所喻。
松平辉贞此时是真的郁闷了，本想着按照以往的常例，换约之前大家吃顿饭，招待一下。
结果从天妇罗到河豚，全都被刘钰借题发挥了一番，众人案几前的菜，就几乎没什么可吃的了。
现在刘钰把日本比作了河豚，谁还敢吃？谁还好意思吃？
日本这边人都停下了筷子，不敢把自己的“国之所喻”吃掉。
大顺这边的人想着明天就换约了，也不想节外生枝，差不多得了，这时候提筷子吃河豚，那就有些打人打脸不给面儿了。
外事招待的宴会，吃到所有人无菜可吃的地步，松平辉贞也是深感不好意思，心里也不好埋怨刘钰。
终究今天这事，不是刘钰非要借题发挥，是自己这边有人先借大潮念辛弃疾的词。
这回可倒好，念词的被怼了一顿不说，今天这番话定是要被人记下广为流传的。
一边吩咐着叫人再准备一些菜肴，为了防止刘钰找茬，特意吩咐准备些寺庙的素菜就好。
松平辉贞也只能站出来打圆场道：“刘君河豚之喻，或有道理。只是携兵锋之威，这话就算有道理，那也变得不那么有道理了。有毒也好、膨大也罢，终究不是刘君戳破的吗？”
刘钰也没有继续再争执，话点一点就好，不用说的太透，今天在场的人自有会把这些东西整理之后，发挥一下写成文章论证对错的。
想着今天的事，份儿也拔了、面也取了，实无必要再羞辱一番，遂笑道：“此所以讳疾忌医之典故，两千年不衰。人们不恨疾病，却恨说出有病的医生。罢罢罢，此事便是三千年，亦还是如此。”
“如今被我一说，这案几上的菜都不能吃了，松平君既为主人，当叫人添酒回灯重开宴才是。我便喧宾夺主一下，来人，撤去这些菜品！”
通译赶忙翻译了一下，松平辉贞本也不想今日再闹出什么意外，敬了一下刘钰。
大顺这边的人也知道台阶已经给了，日本这边今天气势完全被鹰娑伯压住，不会再没事找事了，便有人提议联诗、赏潮。
然而日本这边终究还是有人出来说话，一个年近六十多岁的儒生起身道：“联诗、联诗，何用也？”
“夫唐之太白、子美，皆终于诗人；明之于鳞、元美，好弄文辞，至死不倦。然俱无功业之足称于世，岂不可悯哉？”
“余常为此愤懑，好古君子何不自省？刘君既言日本有疾，却无人在意，是何道理？”
“大国治政，自有手段。若常平仓、平粜法，可解米贱伤农之困；若至百官、明司职，亦为治国之首务；效大国设方伯、太仆、宗正之官，去管诸藩、宗室、内府事务；一货币、统金银，绝关东关西各用金银之弊政……”
“哪一个不是于国有利的经济实务？”
“汉文贾生，不问苍生问鬼神。你们却不问治政联诗词。当真道不同，不相与谋！”
这老头儿喷完之后，松平辉贞斥责叫他噤声，刘钰见这人说话大为不同，奇道：“此何人也？”
“见笑了。此人姓太宰，名纯，自德夫，号春台。虽行事癫狂，却有才能。本国大儒荻生徂徕，亦称道其才。”
刘钰还没什么感觉，倒是大顺这边的几个官员惊道：“莫不是作《朱氏传诗膏肓》之太宰春台？昔者孔子作《春秋》，君子以为拨乱反诸正。先生作此文，似亦有拨朱熹胡乱解诗之意。昔日鹰娑伯自长崎带回先生所作之书，粗读之后，竟与某所作之书，不谋而合，不想今日竟能相见！”
却也有大顺这边的人拊掌笑道：“原来是效王荆公托古改制而作《产语》的太宰春台。昔日鹰娑伯从长崎带回此书，序言说此书乃先秦东渡之古本。文辞惊艳，确有先秦古风，然若说这是先秦古籍，我是不信的。开篇《经济录》，实效王荆公托古改制之言。此非儒学真义，我看乃农家、法家之学。托古改制，断不可取。”
“王荆公解《周礼》行申商之政，春台兄倒是更进一步，自己写本书，说是先秦古籍。只怕过些日子会有人考证出夫子所传‘六经’皆为夫子欲改制而自撰的……”
一片或是恭维、或是质疑、或是称赞、或是嘲笑的声音中，刘钰和松平辉贞对视一眼，心道这世界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以国为圈，自己是一边的；若以文为圈，自己和自己属下不是一个圈的，竟是圈外人……
第一七九章 时代局限内的强者
托古改制、借古讽今、伪造先秦古籍等等情况，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可谓是身经百战、见的多了。
尤其是大顺这边朱子学破、而功利学还没立起、还未出现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托古言志、伪造先秦古籍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当年刘钰从长崎带回一些日本的汉学书时，《七经孟子考文》引发了一场小轰动，而太宰春台伪造的古书《产语·经济录》，也因着伪造水平极高、颇有先秦文华，被大顺的文人观摩了一阵。
但他们观摩之后四处考证，最后得出个结论：里面的很有用词，不小心用了《史记》里的词句，作假没太到位，这本书即便不是完全伪造的，至少也不早于汉代，根本不是先秦古籍。
松平辉贞说他是狂士，也着实不冤枉他。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导致了古学派的崛起，证明了诞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朱子学，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太宰春台则是在这场事件的大辩论中，着实爆出了一些惊人之语。
简单来说，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选了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接待。浅野长矩是个土鳖藩主，根本不懂那些繁琐的礼仪，就找懂礼仪的吉良义央帮忙。
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滴，总之礼仪不到位，很丢人。浅野长矩就觉得吉良义央故意整他、让他丢人，就拔刀砍了吉良义央。
幕府这边有《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就是武士争吵，只要两个人都动刀了，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殴处置，都要撸掉封地。
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知道是将军派的人要搞死他们这些实权派、找儒生侧用人掌权，在被刺杀后，撑到了别人到来，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你们作证啊，我没拔刀，我这不是打架斗殴。然后才死。
吉良义央也学堀田正俊，被砍了一刀也不还手。这就不适用《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加上这是招待天皇，算是“御前失仪”，幕府就勒令浅野长矩自杀，安抚了吉良义央。
自杀之后，大罪撤藩。赤穗藩穷的一逼，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家主没了，就等于失业。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开城交出了领地，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0.6的高价，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
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心里越想越气，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刺杀了吉良义央。
就这么点事，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
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
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室鸠巢就说：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而众报仇于都下。二子则求仁得仁，诸士则舍生取义。虽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齐。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
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是义士。
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个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统“一君”的朱子学，来解释“封建多君”的日本，这就很矛盾。
礼大于法？还是法大于礼？
君臣之礼，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还是听朝廷的？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浅野长矩无能，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
他们的家臣，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以小义而谋大不义，不能称之为义士。
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这件事上来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说，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台，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
他认为，这47个武士，从其作为来看，根本也不是为了义。
而是因为撤藩之后，衣食无着，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
明明是求利，非要说求义。
真正的义是怎么样？
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义央，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
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幕府来接手，就是不给，直接开战，死战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才是义。这才是春秋之义，你看吴起死前之计，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义，君主之令叫开城门，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袭江户，当街格杀吉良义央，然后再自杀，可谓求仁得仁，亦可谓之义也。
结果呢，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之后生活穷困，生出不满，心里憋气，又去刺杀。
杀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杀，等着幕府来抓。
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事发后各种求关注，觉得幕府能宽恕你们，这样既泄了愤、又博了名吗？
这完全就是假借大义、求利而言义、心存侥幸、追名逐利，这也好意思叫义士？
而且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伪儒学”的影响，里面权谋、算计太多。当初幕府也是穷，要是多给那些家臣万把两银子，也就没这事了。
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请求“复藩”、“平反”，到处托关系找人，但手里不宽裕，这事儿最后没办成，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杀之念。
在太宰春台看来，领头的大石内蔵助，做事太做作，也“不是个爽利人，算不得好汉”。
决定刺杀之前，和浅野长矩的遗孀告别的时候，弄得跟唱戏似的，表演性质太浓。
先是说“我要去别处做官啦，请夫人不要担心”，气的浅野长矩的遗孀直接骂他滚，因为瑶泉院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给家臣们发俸禄，花的都已经差不多了，这时候大石内藏助说要跑别处当官去了，换谁也得直接骂滚。
然后大石内藏助又跪在院子里，送上绝笔，说此计尔，不想被别人知道……太宰春台认为，这绝逼是琢磨着日后出名，人们探寻背后故事的时候，觉得更有艺术感，适合搬到戏台上。
且看看聂政刺杀的时候，可没和他姐姐搞这么一出，也没怕杀人之后姐姐认不出来以至于埋没了名声。大石内藏助办事磨磨唧唧，不是个爽利人。
总之太宰春台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欺软怕硬，怂；干完之后不赶紧死，大造舆论，等着盼着幕府宽恕，伪；办事磨磨唧唧，表演性质太浓，是求名；一开始不想复仇，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复仇，是求利。
这完全就和“义”字沾不上边，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非义之义”的定义。
评价完赤穗事件后，太宰春台借题发挥，提出了几条想法。
其一，这件事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幕府如果不解决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问题、不解决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问题，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后还会有的。
其二，老师荻生徂徕打着古儒的旗号，实际上搞得却不是儒家的义，又是大义、又是小义的，这是打着儒家的旗号，搞法、墨等学问，假儒！
其三，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必须要警惕基督教的影响。之前太多的传教士在日本殉教，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面不改色的去死、一个又一个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声痛。使得许多人内心觉得很值得敬佩，然后就觉得“殉教而死”是很美、很值得称道的事。但所谓“上智下愚”，日后俗人只会看到“死”，却不到“殉”字，日后说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就得朝着“为死而死”、“死就是美”、“不死就不美”的路子上去了，根本不去考虑“义”了，将来“为死而死”的风气，必成大患。
其四，幕府一边鼓励朱子学，一边不顾日本封建制的现实；既想强调朱子学之礼教，又不想要朱子学之忠君。当真可笑。
其五，儒学这么高深的大义，有几个人能学明白？只要广办寺子屋，学一学儒学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孝顺、忠信等等这些基本道德就够了。再高深的，和大众讲，那就是对牛弹琴了。因材施教，能明白大义的，就继续深造学更高深的儒学，通晓大义。至于普通人，学完了孝顺、忠信这些基本道德后，不如学点手艺、学点技术得了，再往下学儒家大义也是白学。
赤穗这群人就是因为学儒学大义学不明白，又没有啥手艺和技术，失业了养活不了自己，才铤而走险，用他们自以为是的“义”，搞出这么个事来。
别说幕府还发了笔遣散费，要有做买卖、当手艺人、甚至当农民的本事，至于混的这么惨，活不下去了，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气，走这条路吗？
这几条想法一出，整个日本儒界哗然。
山鹿素行的弟子们，赶紧出书阐明士道的真义，里面绝对没有权谋、算计。
林凤冈、室鸠巢等朱子学儒生，赶紧驳斥古学派的思维，简直是贻笑大方，不知礼法礼法，礼在法前。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也被气的头疼，可又惜爱其才，只好道“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终究也没把他逐出师门。
赤穗事件之外，太宰春台也怼过幕府。
说幕府赶紧自称国王得了，夫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朝鲜交流的时候，弄得别别扭扭的。当真是“称王无胆、还政无量”。
又说室町幕府、镰仓幕府、德川幕府，根本就是三个朝代。中华都能改朝换代，也不影响正统，日本改朝换代怕个啥吗？
当然，他和老师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
荻生徂徕打着复古儒学的旗号，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立上下差别，不是为了确定上人高贵而下人卑贱的。只是因为天地间的产出是有限的。好的东西少、坏的东西多。这就需要人为分出高低贵贱，用礼法来约束，什么等级的人用什么东西。这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因为社会生产有限。】
【这个东西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礼法。用钱和礼法来约束，用礼法和钱来约束分成等级，就分配上其实并无太大区别。只是，用钱作为衡量，会使得人道德败坏；而用礼法，则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既然社会生产有限，大家都想要好的、不想要坏的。而用钱来衡量，道德败坏，自然还是用礼法更好。】
这个观点暂不论对还是不对。
提出观点的目的，是以此观点指导社会运行，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荻生徂徕。
而以此观点推出的结果，便是应该节俭。
通过君主合理的分配，来解决社会的危机；要求人人节俭，从而保证有限的生产得以满足更多的人。
以此观点继续往下推。
最合理的政策，就是让武士们回到封地，别在城下町蹲着，将日本彻底自给自足化，恢复真正封建制，井田复古。
因为只要蹲在城下町，城市化，就会产生商品经济，导致钱取代了礼法，去衡量谁该得到什么等级的东西。
而太宰春台则恰恰相反，他否定【社会生产有限论】，认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可以明显感觉到产的粮食多了、布匹多了，各种货物也多了。
社会生产不是有限的，而是可以继续发展的。
奢侈是因为有钱，而奢侈是人的天性，是【天理】，应存此天理，而不是当成【人欲】。
奢侈的表现，是花钱多。花钱多的本质，是挣的钱多。只要挣的钱多、花的钱也多，那就是合理的，不应受到批判。
而且他认为儒学的仁、和义，应该分开。仁，其本质，就是让民众富裕，所谓国富。
认为各藩和幕府实行“仁政”，就是减少贡赋，这是本末倒置。真正的仁政，应该是鼓励农民致富，所谓【富者勤劳而致富、贫者懒惰而遭贫】，此真仁政也。
又借着赤穗事件，说【自古君臣者，不过买卖市道而已。君以领地俸禄而使臣，臣以智力武力而获禄。君买臣、臣卖于君，故而买卖善也、非恶也】。
【赤穗之事，幕府之弊政而致也。各处武士只能卖于本土一家，不能转卖智武于他人。既撤赤穗，臣又不能卖与他君，生无所依，岂不怨乎？】
又批判了武士瞧不起商人买卖的态度，言【武士嘲笑商人，难道你们就没有买卖过吗？每年江户的米市里，卖的最多的就是各国大名。身在买卖中、却笑买卖人，实名与行相悖也。】
当提倡各藩广泛贸易、武士经商，或者学点本事。对老师荻生徂徕的“让武士回乡下去”的想法，大加嘲笑，认为其“反时代而动”、【古学是为破程朱之祸，先生却是真想回到先秦】。
种种奇葩的想法，以至于松平辉贞介绍说这就是太宰春台的时候，刘钰虽感觉自己是圈外人，但也涌出诸多好奇。这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日本的情报，太宰春台的名头他是听过的，也看过他写的一些相当激进的书，还引入了不少太宰春台反朱子学反魔怔了的书册。
本以为这么激进的人，会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想到在这里相见，竟然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
对刘钰而言，在长崎第一次听过太宰春台的名头，是太宰春台说“神道教根本不是本土的，也是从唐朝传来的。既然和儒学一样，都是外来的，那还信什么神道教啊？全盘儒化就得了。”
当时就觉得颇为好奇，于是搜罗了一些他的书。
第一八零章 也就那么回事
看过之后，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局限性还是太重。
但刘钰儒学底子太薄，想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太宰春台既然是儒生，或许一些“暴论”可以做为儒学改革的方向。
当时拿回威海给康不怠看了看，都是汉文写的，康不怠也就赞了赞《产语》的文笔，说颇有古风。
等刘钰提出是不是可以作为儒学变革论点的时候，康不怠直接笑的前仰后合。
“这也就是在儒学不兴、见朝鲜尚且自卑文华的日本。放在咱们天朝，能喷的他连门都出不了。不值一提、不值一辩。”
“不是说他的想法不好，公子不也有想法吗？”
“难的是，他既披着儒皮，大儒便要以儒骨去审视、驳斥。你说他是法家、农家或者其余诸子的学问，都没问题。但你说他是儒学，没人会认的。”
“正如公子当年武德宫考试，以‘西域’破题。公子想要借儒学之皮，就要找对破题的地方。奈何我想了这么久，也没有想到破题的点，公子的水平，那就更别想了。”
“王荆公搞得那一套，你说那是儒学，真儒认吗？可即便如此，王荆公不还是高举《周礼》，行申不害、商鞅、管仲之法术？他敢不举《周礼》吗？”
康不怠对里面的一些见解很是认同，但觉得刘钰借来“篡改”儒学的想法，一点都不可行。里面的东西，放在大顺，若说不是儒学，说不定还会有人当成杂书看看。要说这是儒学，非要被人打死不可。
里面随便拿出几条，康不怠这个其实心慕黄老庄的，都能引经据典地驳斥干净，更何况大顺那些真正的儒学大家了。
而且康不怠觉得，刘钰说的一些东西，比这个说的清楚的多。但刘钰为什么不敢拿出来用？因为刘钰自己知道那不是儒学。
可是这个太宰春台的一些言论，他自以为是儒学，可实际上分明是管仲、李悝等法家之学，在日本可能还能忽悠一些人，在大顺就是秃头上的虱子。
况且，康不怠受刘钰的影响，对经济基础一词看的极重。认为太宰春台和荻生徂徕的争端，源于日本的经济基础，放在大顺这边，并不适用。
这一点刘钰也颇认同，日本终究少了个中间商，不需要考虑中间商的盘剥。武士法理上有地权，但实际上其实没有，而下农兵分离住在城下町，和地主还不是一回事。
自那之后，刘钰也就再没关注过太宰春台，没想到今日在这个场合见到了，而且还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刘钰也是真没想到这个老头就是他。
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想着趁这个机会，和太宰春台探讨下程朱理学的问题。
太宰春台是反宋儒反魔怔了，号称儒家有两次大的毁灭，一次是始皇帝焚书坑儒，另一次就是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搞出了程朱理学这一套根本不是儒家正统的体系。
问题是他认为，始皇帝焚书坑儒，书是烧不绝的，还有后人记诵留下了许多。但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违背孔孟之义，却是在挖儒家的根。始皇帝就像是砍伐树枝、朱熹则是刨根断干，哪个危害大，不言自明。这大帽子扣的就有些实在太大。
但此时面对这些学术上的问题，他却不甚太在意，而是转向了刘钰，问了一个有些和儒学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
刘钰本来正准备和自己这边的军官们、日本那边儒学造诣不深的幕府臣僚们自己组个圈子喝酒呢。
被太宰春台这么一问，他倒是先懵了。
“刘君，请问贵国松江、宁波等地的稻米，多少钱一石？”
“呃……约莫一两七八一石？大约一两四五以上浮动，若荒年二两三两五两，若丰年一两二三？天朝的石和日本的石不太一样，大约五石折日本两石？但松江那边的米价，是以精米算的。同样按照你们这里一石的容量，精米是320斤，糙米的话，也就只有280到300斤了。天朝那边一石，精米120斤，糙米110斤多一些吧？”
两边的货币单位不同，太宰春台对此有所了解，内心算了一下，不管是用银的关西还是用金的关东，除了享保饥荒之前的通货紧缩期，这米价还是比大顺那边要低。
开战之前，下关米交易所里，一石米的价格约为50戋。
因为之前为了应对通货紧缩的铸币改革，含银量从正德钱的含银量80%降到了45%左右。
这算下来，1戋是3.75克，50戋再折算一下新钱的含银量，按照大顺的石米重量和库平银来算，大约是折算9钱库平银一天朝石米。
这肯定是比大顺这边的米价便宜的，固然要考虑松江等地物价较高的缘故，但太宰春台估摸着应该也不会浮动太大，只要不是灾年，当在1.5两到2两之间浮动。
算清楚了这个账目，太宰春台给刘钰鞠了一躬道：“若如此，刘君实又救了日本一次。上一次甘薯救荒之事，虽是将军推广，但若无刘君送来数船甘薯为种、又有《甘薯救荒书》为术，则饥荒要恐波及百万人。”
“我曾想过中华常平仓、平粜法，以此稳定日本之米价。谷贱伤农，伤士，士、农，日本之本也，不可伤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荆公有常平、平粜、市易、青苗诸法，奈何人微言轻，又有狷狂之名，无人肯用。”
“如今开埠，两国之间互通有无。这常平仓建不起来，两国倒是可以互为常平仓，均衡米价，不使士、农因米贱而伤。”
太宰春台也是满腔愤懑，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负无处施展。日本连个常平仓和平粜法都没有，米价涨的时候吓人、落的时候惊人。
奔走数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常平仓”、“平粜法”、“市易法”、“青苗法”之类的唠叨，都觉得听起来很好，但是自己一藩之内搞又有什么用？
各藩的大米都是商品化的，要拿到下关、大阪等大米交易所里卖掉以补贴财政的，这事儿得幕府出面。
否则的话，本藩建了常平仓，又挡不住其余藩的米入场，根本没用。
但幕府的官方儒学意识形态，是朱子学，幕府将军倒是听说过太宰春台的名头，这一次也征召了他，但之前可并不想用这个非朱子学的儒生。
既然常平、平粜之类的办法没得用，太宰春台在询问了大顺的物价之后，就认为开关开埠是一件好事了。
虽然他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但仍旧在封建制的框框下思索，仍旧认可武士和农民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不反对经商买卖，但认为农业仍旧为万物之本。
日本若能出口大米，作为压舱石，至少可以逐渐拉平到和大顺近似的米价。从9钱库平银涨到一两四五，武士和农民的生活都会大为改善。
刘钰之前看过他之前写的书，觉得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此时能有经济的眼光亦算是难得了。
而且就日本的儒学界而言，当初和他争论、互喷过的大佬，基本上都死了。后生们还没成长起来，如今在日本这边嘴炮最能打的就是这位了。
基本上就这个时代而言，在经济学的见解上，此人亦算是当今日本的第一人。
即便一些经济理论想法有些局限，但也比只能修修补补的那群人强。
如果这个人对经济的看法都基本符合刘钰压榨日本的预期，看不出其中的大问题，那么基本上也就稳了。
有心看看他对开埠之后经济的看法，便笑道：“我亦有此意。两国互为常平仓之说，正是天朝日后宗藩体系的仁政之举。”
“米贱伤农，此事不可不察。米过贵，也更伤百姓。需得让米价达成一个均衡的值，那才最好。”
“春台先生对开埠一事，是看好的方向多？还是看差的方向多呢？”
太宰春台早就考虑过此事，亦道：“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埠还是好的。”
“凡治国之道，务要使米贵而物贱。米贵，则士、农方有余钱，购买货物；物贱，士、农购买的货物就越多，也就越能够促进工商的发展。”
“大国货物，想来价不高。若大国产、日本也产，必要价低方可能入港售卖。如今，日本的物价也会降低。”
“而稻米，大国米价贵约一倍，正可带动日本米价上涨。米价上涨，则士、农余钱便多。这是好事。”
“米贵物贱，方为日本之未来。”
这话如果放在后世，肯定会被人骂一通，觉得完全狗屁不通，怎么可能粮食价格暴涨反而是好事？怎么可能会出现粮价高、而其余物价低的情况？
但这个时代，哪怕六十年后英国围绕《谷物法》的大辩论，这种想法依旧是主流想法。
可以说是脑子问题。
也可以说是屁股问题。
虽然形式上和几十年后英国《谷物法》不同，但本质上区别不大。
形式上，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导致粮价飞升，所以本土地主和贵族们，施压要求不能进口，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日本此时，工业革命的影儿还看不到的，也正因为工业革命没影，所以粮价太低，也所以本土的地主和贵族们，认为出口粮食是好事，以保证粮价，从而保证他们的利益。
刘钰可以理解他们的屁股，却对那句“米贵物贱”有些不解，便追问了一下。
太宰春台也是有心解释清楚，遂道：“米贵之好处，惠及士农工商，非只于士、农。”
“若米贵，不知士农余利颇多，商人的雇工，为了保证他们可以买得起米生活，以金银论，是不是给他们的薪水就高了呢？”
“而开埠之后，货物涌入，大国货物便宜。伴随米价上涨，士农自不必提，而为商人劳作者，因为金银薪水提升了，刨除掉买米的钱，就算和以前剩余的钱一样。但因为大国货物涌入，米粮之外的物价降低，同样的钱，他们不也一样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吗？”
“这难道不是仁政吗？”
刘钰费劲吧啦地理解了一阵，恍然大悟，心道原来是这么个逻辑？怪不得自己一直不能理解东边也喊“米贵物贱有利百姓”、西边也论“米贵物贱有利贫民”，原来在这呢……
若完全不考虑工业的发展，完全不考虑同行业邻国进出口的激烈竞争，这似乎……确实有些道理。
大致的逻辑，是说以金银作为世界货币，粮价越高，意味着雇佣的人就必须开更多的工资，以折合和之前相同的粮食。如此，邻国因为粮价低，所以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也低，金银也就能买更多的邻国低价商品，有助于改善底层的生活？
理顺了这里面的逻辑，刘钰开心极了，连连点头，心道妥了，我写封推荐信，保准你和阿部正福相见恨晚。
…………
PS：PS：关于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太宰春台的思想，而是太宰春台其师侄的想法。便于时代，移花接木，可以理解为长崎贸易在刘钰“信牌数量不变船变大”政策、以及大顺废弃朱子学、还未完全立起来的功利学东渡影响下的蝴蝶效应反馈。还有个很尴尬的地方，前几章算物价米价的时候，小数点算错了一位，尴尬。
第一八一章 大封建套小封建
酒宴过后，熏熏微醉的太宰春台回到住处。
他的同门师兄山县周南已经等待多时，本来以山县周南在儒学界的名气，这一次酒宴他也能去的。
但他的官面身份，是长州藩明伦馆的校长，萩城一战被抓了俘虏，前些日子刚刚释放。松平辉贞担心山县周南在酒宴上说些怨恨的话，也就没有允许他参加。
其实山县周南并没有什么怨恨，终于等到了太宰春台回来，扫了一眼见太宰春台面带喜色，不由奇道：“席间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春台兄面带春风，想来在席间必有高论？”
“我能有何高论？不过是与唐国的刘钰谈了谈开埠之后的事，和他交流要轻松许多。经世济民的学问，只是稍微一点，他便能明白，抛砖引玉之下我也受益匪浅。也就是说些了开埠之后买卖之事。”
“席间刘钰大谈‘尊周攘夷’论，过些日子，可能便会传遍日本吧。”
说罢，将席间关于开埠米价的问题和山县周南说了说，山县周南也是频频点头。
荻生徂徕死后，古学一派就分裂了。一派沉浸在古辞学，训诂学；另一派则沉浸在经世济民之中，认为辞学是小道、儒学大义在于治国济民。
山县周南汉诗做的相当好，汉学底子很高，但也认为诗词是小道。
作为百年后培养出了吉田松阴、桂小五郎、高杉晋作等人才的明伦馆此时的校长学头，打着“朱子学”的旗号，实际上学头都是古学派荻生徂徕的弟子，这朱子学不过掩人耳目而已。
明伦馆中什么都教，农学、算学、天文、医学、兵法等等，山县周南算是此时为数不多几个能够理解太宰春台的那些经济言论的人。
荻生徂徕和大顺这边的北儒领袖人物颜元，同一时代，思想也颇相近，都是打着反对宋理学的旗号，提倡真儒学。
北儒一派号召分斋教育，搞文事斋，学礼、乐、书、数、天文、地理；搞武备斋，学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搞经史斋：学《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搞艺能斋：学水学、火学、工学、象数、农学、园圃等等。
日本这边也差不多，大抵赞同太宰春台提出的“没儒学天赋的人，学点儒学的基本道德就好，把精力放在实学上”。
只是太宰春台狷狂之名太燥，又懒得做官，真正主持并且发扬光大的，还是主持长州藩明伦馆的山县周南。
听太宰春台说完席间的讨论，山县周南叹息一声道：“当年也是在这里，也是官事在接引寺，因为朝鲜通信使的事，导致了我国儒生的一场争辩。同门师兄弟的雨森芳洲和新井君美，自此到君美亡故，再也没说过话，割席断交。”
“今日之言，不知又要引起怎样的争论，亦是把我古学派推上了风口浪尖啊。”
三十年前，就在此地，就在此处，当时还年轻，才有一点小名气的山县周南，也是在这里和太宰春台初见相识。
那时候的太宰春台，不是这时候认为写诗是微末小道、要把精力放在经世济民上的太宰春台，而是一个精通汉诗、沉浸在诗词之中的太宰春台。
那一年朝鲜通信使前来，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因为新井白石要求改日本国大君为日本国国王，朝鲜这边根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幕府改国王、天皇就是大君了，朝鲜这个郡王在礼法上就低了。
虽然不告诉大顺，但不代表他们自己心里不清楚。
从对马开始，对马藩的人就用刀兵吓唬过朝鲜通信使。
而当时新井白石自认在文华上，日本在朝鲜面前是自卑的，朝鲜也总是用文化来羞辱日本。于是鼓励天下的汉学儒生参与接待活动，以示“日本国亦非蛮夷，亦有文华”。
山县周南一战成名，在联诗中和朝鲜人打了个平手，为此朝鲜通信使的正使、为现任朝鲜国王起草登基诏书、惹出了烛影斧声联想的赵泰亿，还专门接见了山县周南。
既是两人都亲身参与过这件事，而且当初那件事也是发生在接引寺、宴会吃的也是河豚，自然也记起了那件事引发的剧烈风暴。
林家人为首，朱子学一派对新井白石群起而攻之，认为新井白石是在搞僭越，幕府就是幕府，不能称王。
全日本的儒生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当然也包括那时候还年轻、才崭露头角的太宰春台和山县周南。
这种事，本来就不该讨论。关系到名义、君臣等等关系，伴随着儒学大规模传播的背景，这种事最好的处置方法就是“不争论”。
也就是这场讨论，使得日本的儒生开始思索“君臣”、“名分”的问题。新井白石的至交好友、前些日子在对马岛被大顺逼到绝望自杀的雨森芳洲，为此和新井白石割袍断义，至死也没再和新井白石说一句话。
转眼三十年过去，同样是在下关接引寺，同样是诸多儒生的参与，换约、开埠等等事宜，必要再一次引发一场剧烈的争论。而这场争论，可不会像上次一样，新将军上台就复用旧号、不再讨论逐渐舆论就平息了那么简单。
而且这一次不再是大君和国王之争，而是朝贡之后地位的地位之争、儒学尊周攘夷大义之争、是日本是否要真心融入朝贡体系之争、是开埠对日本是利是弊之争。
山县周南已经老了，三十年前的事，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宛若眼前。那场争端引出了诸多问题，这一次只怕会更加严重，日本的儒生该何去何从？
是从周？忠国？从义？
“春台兄对‘尊周攘夷’之论，有何看法？”
太宰春台端起一杯茶，沉默了一阵，手里的茶拿起又放下，犹豫了许久，才道：“兄也知道，我是反对柳子厚《封建论》的。魏之曹元首作《六代论》、晋之陆机作《五等诸侯论》，皆大谈封建之利、郡县之弊。”
“我言，呜呼美哉！封建之制！生于今世，亲见其美，真三代制度也。”
“若以唐国为天子，下有朝鲜、安南、日本等诸侯，此大封建。日本之内，各国林立，此小封建。”
“大封建套小封建，正合其理。天下之大患，莫过于夷狄入侵。兄在萩城，亲眼所见唐人军阵之法、火器之利。刘钰言，南蛮人舰船胜十倍百倍，我看此言不虚。若不然，唐人缘何造许多战舰？若只为日本，恐舰船减半亦足，甚至不需战舰，单以陆战登陆长崎，日本又岂可胜？既大造战舰，所谋者，必为南蛮也。”
“兄既亲眼所见，亦可知南蛮军阵之强。我观唐人征伐，这是好事。若不然，日本大祸临头矣。”
山县周南素知太宰春台想法特异，之前就曾多说一些震惊之语，这时候直接说“唐人征伐，这是好事”，着实震惊。
“春台兄慎言。幕府纵不怪罪，可只怕有武士以为兄辱国之言，刺而杀之。”
太宰春台大笑道：“我有何惧？不过实话实说而已。昔年新井君美就言，南蛮技术远胜日本、民众富庶亦弗如远甚。只是，南蛮学问，岂能在日本流传？”
“反观这一次征伐的，是唐人。唐人学问，在日本流传，有何难处？”
“日本多金银，怀璧其罪，技不如人，早晚要挨打。挨唐人的打，远胜挨南蛮的打。”
“挨了唐人的打，一来天朝向来大国，自唐时便多学习。输了就学便是。”
“二来唐人非蛮夷，若是真挨了蛮夷的打，日本国内必有攘夷之论。人多愚昧，攘夷之言，稍有不慎，便是夷狄学问皆不可用。这难道是好事吗？”
“三来唐国本也禁教，能在唐国流传的实学书籍，必可通过审查进入日本。反之，直接学南蛮学问，难免会有切支丹教用语而遭被禁。”
“四来，学唐国，理所当然。学蛮夷，只怕民意沸腾，攘夷之论铺天盖地，反倒不利于实学传播。”
“是以我认为，这是好事。大封建套小封建，此天下也。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朝贡天朝，不过去皇号、称国王，天下未亡；不贡天朝，日后南蛮入侵，此亡天下也。”
“日本锁国太久了，外面的世界一日数变。幸好唐国先兴了实学，日本学习起来毫无障碍；若是唐国实学亦不兴，恐怕实学真正要兴起，就只有南蛮入侵之后了。”
“我向来反对山鹿素行的日本文化自发论的。是以我觉得，天朝强，则日本也不会弱，纵然按刘钰所言这世界被帆船连在了一起，可往来南蛮欧罗巴国，又岂如往来天朝容易？”
“我不但认为是好事，且认为当重启遣唐使之制。只是，又该有所不同。”
此等论点，山县周南回想着在萩城被扣押的那段日子里的所见所闻，若有所思。
不只是秋城一战的战场，更在于日后被扣押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里，大顺军为了防止幕府这边疯了而孤掷一注，整修了萩城的防御体系。虽然和谈定下之后，又都给拆了、炸了，但山县周南却已经见到了许多自己难以理解的手段，不管是测绘、修筑、选址还是海军军官的经纬度测量，都让这个跟着荻生徂徕学过兵法的弟子大开眼界。
第一八二章 借势做正统
其实他已经被太宰春台说服了。
确实，刘钰说的很直白，日本多金银，故而怀璧其罪，早晚要开埠的。
也的确如太宰春台所言，幸好是大顺要求开埠的。
若是换了南蛮夷狄呢？
只怕日本儒生必然不满，攘夷之论定然四起。必要想办法要求闭关、驱逐蛮夷、继续锁国。
这几乎是必然的。
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文化体系、千余年来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自豪的问题。
如果不以中华的衍生文化为自豪的话，新井白石等诸人也不会在朝鲜通信使面前文化自卑，认为朝鲜处处羞辱。
相反，若是大顺这边强迫日本开埠贸易，至少在学习实学技术等方面，阻力会小得多。
山鹿素行那一套日本文化自生论，此时本就不是主流。而因为被大顺逼迫着开关、世界天子还不是昂撒人，这种妄图脱离体系的思潮也必然烟消云散。
换了南蛮入侵强迫开关的话，是继续闭关攘夷还是开关学习的争论的烈度，即便比天朝遇到这种情况要低、比朝鲜要低，但肯定也会持续个十年二十年不止。
“春台兄果有远见，确实如此。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此事确实未必是坏事。只是兄言，效遣唐使制度，又要不同，何解？”
太宰春台笑道：“十三经，本国又不缺。唐人可解，我国亦可解。既有圣道于其中，最终殊途同归。唐国郡县、本国封建，一些制度又不好照抄。是以此次遣唐，当不学经、而学器。”
“你我都是古学一派，本来就该屏蔽后世胡乱解读的干扰，方能读出孔孟本义。若是去唐国学经，反倒乱了学问。”
“器则不同，各色实学学问，又不能靠十三经参悟出来。这才是要学的东西。”
荻生徂徕一派，自开创之初，便是重才轻德。何以谓之才，这便是所谓的器了。
太宰春台觉得反正古学派要研读先秦经典，那么在儒学上，其实完全没必要和大顺进行过多的交流。
大家都是人，都研究先秦经典，大顺那边的人，也未必一定强过自己。倒是实学，经此一战，可以明显看到巨大的差距。
而且这东西也的确不是从十三经里就能悟出来的，还是得要进行交流才行。
山县周南心里同意，便道：“其实此事已有找落。幕府的宗武殿下，即将赴唐修好。幕府也在召集儒生，要求举荐一些有学问的儒者，跟随前往唐国。”
“你我的门人弟子，也有不少，正可推荐他们前往。期间可叫他们多学多看便是。”
德川宗武要前往大顺修好的消息，并非秘密。前往大顺也有些不少的人跟着，除了应有的仪仗之外，医学学生、儒学学者，这都是要去的。
这个年代，古学一派力压朱子学，虽然朱子学是日本的官方学问，但在民间的影响力，还是各色古学派占优。
尤其是伴随着木下顺庵，以及其最后一个弟子雨森芳洲的死，朱子学现在没有能扛起大旗的人物。反倒是古学派这一边，人才鼎盛。
虽然古学派无限可分，山鹿素行、荻生徂徕、伊藤仁斋、太宰春台、服部南郭等人的思想各异，但都是打着古学派的名头。
朱子学是一套定型的学问，是不是异端一眼就能看出来。
古学派则是重新研究先秦古籍，自然会有诸多不同的解释，本就是托古言志的东西，流派纷呈。
故而这一次德川宗武要去往大顺，终究还是要从名望日高的古学派中挑选一些人才。加之也听说大顺那边并不兴朱子学，所以多派朱子学的儒生前去，可能会吵架，而且实学一项也确实是朱子学儒生所不太擅长的。
山县周南这一辈人都老了，加之即便是允许古学派的儒生跟随前往，可官方代表肯定是朱子学一派的。只论辈分的名望，此时朱子学一派里和山县周南这群老头，在学术延续上都差了一辈，所以他们是不能去的，只能挑选弟子前往。
论及弟子，古学一派乱七八糟什么都学，农学兵学都有人才，也确实更合适一些。
然而太宰春台却道：“此番前去修好，不过一时之举。欲要真正学习唐国学问，还是得像我说的，复遣唐使之策。”
山县周南苦笑道：“这需得上书将军。然而如何上书？”
他在长州藩是有能量的，弟子很多都是长州藩的支柱，他自己又是明伦堂的学头，如果只是走官方渠道，他是最合适的。
问题是长州藩这一战表现的太差不说，幕府对长州藩向来忌惮，让长州藩藩主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请求将军重启遣唐使制度，只怕不行。
就算是个好想法，若是长州藩请求，幕府多半也要仔细思量，怀疑长州藩是不是借助关西古学派人数众多的优势，想要搞事情。
思索一阵，山县周南猛然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老师的弟弟荻生北溪，如今正在江户，是将军的幕僚。
当初将军上位之后，担心旧人的势力过大，罢黜了新井白石，但终究身边还需要一些儒生作为参谋幕僚，加之荻生加本是医生，就选用了新井白石推荐的室鸠巢和荻生北溪。现在室鸠巢已死，荻生北溪已然是将军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儒生了。
虽说哥俩一个是古学派的创始人，一个是朱子学的忠诚信徒，互为异端，之前也少交流，但这种事似乎还是找他代说最是合适。
只是将想法说出口，太宰春台立刻否决了山县周南的想法，压低声音道：“今日事，正是我古学派压倒诸异端的时机。”
“汉有公车令，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被征召者，皆由其转达。得其善者，辟为郎官，采纳其言。”
“我古学一派，向遭攻讦，非是官方正统学问。如何不效汉书公车上书之举，联络门人、友朋、日本有识之士，上书幕府，请求复遣唐使之政？”
“此非为私，乃为公。”
“复遣唐使之政，是为公。”
“正儒学真义、去宋儒伪学，亦是为公。”
“况且三山五岳，有识之士，才俊之人，又非只在一藩，将军亦不会以为此诸藩之异心。”
大胆的想法一经提出，山县周南顿时吸了一口凉气。
这……这可不是小事，而是可能堪比赤穗事件、大君国王号事件影响更大的大事。
若说能量，肯定是有。
古学派弟子众多，交游也广，各藩都有熟人。江户那边的熟人也有不少，单单是山县周南认识的，就有不少名医。
这时候五脏六腑的理论依旧主流，虽有怀疑者，但距离历史上解剖尸体证明五脏六腑不对、开启兰学医学传入事件还差十几年。这时候所有的名医，都是汉医，他们肯定是希望幕府这边允许他们去求学的。
儒生、医生，在日本几乎也算是近亲职业。儒生的弟子多、医生的弟子也多，病人也多，联络一下，确实是可以浩浩荡荡的。
这么做固然有风险，但若是做成了，回报也大。
他们这个年纪了，也不盼着能当官或是怎样了，反正也没几年活头了。而且荻生徂徕的名声不好，不可能做幕府的幕僚官；山县周南则是长州藩的人，就没听说长州藩的人能做幕府幕僚的。
但若做成了，一则可以复遣唐使制度，二来也可以极大的扩大古学派的影响。
这几年古学派颇受攻讦，林家人和朱子学弟子，抓着古学派“重才轻德”的思想，尤其是抓着荻生徂徕政谈一书中关于唯才是举、道德和才能分离的说辞，大加攻讦。
这几年幕府的财政又有好转，之前许多拍脑袋的政策被废弃、力图维系小农经济和反动的诸多改革也几乎全部失败，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这就又出现了通病。
即文艺复兴时候意大利城邦的道德败坏、明末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市井道德“败坏”，现在也轮到日本了。
朱子学把这个大帽子扣到了古学派的头上，认为正是因为古学派的兴起，才导致了民间道德败坏。
历史上几十年后的“宽政异端学说禁令”，其实也是用的这个大帽子，在官方上废止了古学派。
除此之外，古学派这帮人，也确实做的“过分”了。
有辱骂幕府的、有斥责幕府的、甚至太宰春台的弟子就有早早搞出过“尊王倒幕”学说而掉脑袋的、还有他们这帮子老头的下一辈里呼吁经济改革的、呼吁开国的，呼吁迁都的、呼吁一统的……总之幕府禁掉他们也不冤。
但凡走到“复先秦儒学之真义”这一步，必然思想混乱。朱子学是不是异端一眼能看出来，古学派各自都说自己才是真儒，思想可谓百花齐放，不乱就怪了。各种打着儒家名号，搞法、墨、道、名、农，但伪装的再好，总会露出尾巴，这一点幕府此时已经觉察到了，官方的朱子学这边的人也已经借势反击了。
如此风气之下，连长州藩的明伦堂，那也是打着朱子学的名号，其实偷偷摸摸地教古学派的学问。
太宰春台要搞公车上书，也正是试图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击，把开国之后正统思想的主导权，捏在手里，从而彻底干掉朱子学。
历史上，古学派差一点就成功了，以至于幕府内部都有了“拆了圣堂”的讨论，但结果就是朱子学的全面反扑，搞了宽政禁学。
既然异端之间就要互相搞，如何只能等别人来搞死自己，自己不先去搞死别人？
看着太宰春台热切的目光，山县周南回忆着萩城一战的心惊，以及之后被俘所见的震撼，一咬牙道：“此事，可行！此为公也，非为私也！”
第一八三章 开眼
刘钰当然不会知道日本古学派的儒生要搞大新闻，但也猜到了经此一战后，儒生们必然会有先睁眼看世界的。
这几乎是挨打之后立刻就会有的反应。儒生数量极多，总会有几个先反应过来的。
就像是那本很出名的反水浒的《荡寇志》，前面章节还是传统的“官”、“贼”之争，俗之又俗。但写到后面，作者去了趟广东，风格立刻就变成了“黑火药魔幻朋克”。
梁山水泊佛郎机炮队和朝廷对轰，各列大炮、梁山喽啰列线阵对射。
善使石子、射艺无双的没羽箭张清，被不会射艺的敌人用燧发枪打死，时代变了，石子确实没有子弹快。
梁山新晋军师白瓦尔罕是个传教士，献后驱全地形奔雷战车、内含重力势能自动装填机、四十发连射，且备大水壶两个以作水冷散热器。
朝廷军师刘慧娘，笑曰欲破战车，只需简单的几何学。以勾股算术、大型象限仪为器，计算抛物线弹道，天降反战车神雷，全灭梁山装甲突击集群。
随后以经纬之术、天文之法，运“亚尔几默特（阿基米德）神火雷罚劫术”，用凹面镜神火引梁山火药库殉爆。
轰天雷凌振，以工兵爆破法挖掘坑道，自携炸药若干，舍身炸开郓城城墙，为后续部队打开进攻通道。
八百里水泊梁山水面舰艇强势，跳反的白瓦尔罕遗计打造“沉螺舟”潜艇支队，偷袭梁山水军基地……
梁山之败，非天命也，实败于西洋势力的跳反。
估计作者也没想到许多许多年后，天兄天父们和满清阎罗妖的战争、长州征伐、倒幕运动，还真就是按照这个剧本演的，洋人站谁那边谁就赢。
这里的洋人，只是科学技术的一个符号，而且不只是技术还有科学，刘慧娘可不是只会技术，而是会勾股算、经纬法、抛物线计算等等。
既然只是科学技术的一个抽象符号，这个抽象的符号，在此时的日本，大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手，成为这个抽象的符号。
终究，《荡寇志》里，作者还要给白瓦尔罕安排一个“我是大宋澳门人”的神奇归化天朝人的人设。
而在此时的日本，连这个人设都省了。
日本儒生的惊醒，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古人是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有问题，总是推不出正确的原因，也缺乏逻辑思维的严禁，但不代表他们笨，只是没接受过类似的方法论和义务教育的逻辑思维训练而已。
这种心态，正是一个加深对日本控制的契机和切入点。
而这个契机和切入点的对象，就是日本的儒生。
之前饭局里谈到儒学的时候，刘钰觉得自己像是个局外人，反倒是大顺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和对面的儒生倒是一个圈子里的。
历史上，太宰春台编造“伪书”的水平，不止有伪造先秦古籍《产语》一事，更是能把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伪书编进满清的《四库全书》收录里、以致引发了《孝经》真假的讨论和考证。这水平，刘钰真的是拍马也赶不上，确实是有科举殿试三甲的水准。
如果没有大顺的干涉、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日本的儒生可谓是日本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日本变革成功的关键。
因为在中原适合维稳的儒教，在日本则是最适合举旗造反的学说。无他，幕府名不正言不顺尔。
若无大顺的干涉，儒教造反很可能借助诸藩的势力，以小灭大，清除旧有的统治阶层，变革就可能成功。
但于现在，刘钰在尽可能把“变革”的主动权往幕府手里引，因为他很清楚，旧有的统治阶层不清除，变法就不可能成功，幕府怎么闪转腾挪都没用。而幕府不会自己革自己的命。
于是，原本可能会成为日本改革搞成不彻底革命明治维新关键的儒生，就成了此时一个可以完美利用的加深对日本控制的儒生。
还是一样的人，只是外部环境变了，立刻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可以预见，这些古学派的儒生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因为太宰春台那一套“米贵物贱”的理论，也确实和阿部正福的“人口减少”理论归于同源。现实情况也确实在几年之内能明显改善日本武士、农民的生活水平，达成提高米价、降低物价的效果。毕竟买办鸩毒的药效发作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期。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日本的儒生心慕中华，培养更多的带路党？事大派？
尊周攘夷之论，不过是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根基是不稳固的。
这一次伐日之战给日本儒生带来的冲击，必不亚于《荡寇志》的作者去了一趟广东的所见所闻，日本实学派儒生对实学的渴望，是个极好的切入点，但从哪里切？
刘钰自己心里清楚，就大顺现在旧学已破、而新学未立的状况，在经学名教上，对日本这边的儒生实在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名教不能切入，那就只能从技术入手。
只是，允许学习的技术、鼓励学习的技术、避免学习的技术、禁止学习的技术，怎么区分，这就很值得细究。
有些东西可以学、有些东西鼓励学、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学也不准教的。
临睡前，怕过些日子事多，把这件事给忘了，便提起笔，在小本本上写下“虽有经济见解，但也终究困于时代，还是以农为本，诸多政策不过是为解决幕府财政为出发点、稳定此起彼伏的一揆之乱而已。故而可授稼穑、治水之学，收其心、养其慕”。
想着明日还得早起，写完这段话就睡下了。
第二日的换约仪式，虽然也就是走个流程。
该谈的事，不会放在明面上谈；要达成的条件，也不会等到换约时候再论。
但正是因为要走流程，反而更加熬人。唯独就是这个时代还没有相机，省下来坐在接引寺里换约的时候，全都定格出表情等着早期相机曝光半小时的苦痛……
一直折腾到傍晚，才算是将流程走完。
换约之后，刘钰还要在下关等一段时间。
名义上是在出出钱资助日本修筑下关海峡以及濑户内海的几座灯塔，实际上是在等日本这边的朝贡使团。
公家这边是昭仁和关白、武家这边是德川吉宗次子和松平辉贞以及圣堂大学头林信充。
加上乱七八糟的随行人员，足足六百多号人。卖给日本的那两艘船，肯定容不下这么多，但日本这边也买不起更多的商船，刘钰还要出面协调贸易公司的人，将船租给日本这边使用。
暂时人还没到齐，可能要等到五月中旬才能起航。
一方面是幕府对公家的人不放心，肯定要派很多人盯着，以免和大顺这边达成什么单独的协议；另一方面虽然朝贡弄点特产硫磺纸张之类的糊弄糊弄就行，但买军舰和火枪的钱，可得抓紧时间凑出来。
这一折腾，就要浪费许多时间。
等待期间，朝廷那边的圣旨也到了，告诉刘钰，如果日本国真的朝贡的话，让朝贡船队去松江，不要直接去天津。
一来天津乃京畿咽喉。
二来天津一堆天朝之外的使馆，怕日本看了之后“藩属惊诧”，也确实不太好。
嘴上喊着尊周攘夷的主义，心里全是出口贸易的生意，“周”天子和夷狄大作买卖，一边禁教一边和天主教长女结盟，天子面上无光，端的叫藩属耻笑。
三来就是应当让日本知天朝富庶，贡使船队在松江登陆后，一路沿着运河经济带北上。也方便让天下的百姓知道日本朝贡的事，有助于体现朝廷颜面，要不这仗不就白打了吗？
而且松江附近在刘钰说祸起东海之后，修了不少的堡垒、炮台，也算是展示一下武力。
鉴于是朝贡而非外交，朝廷出了一笔钱，作为日本朝贡使团的车马住宿费用。之前朝鲜通信使去日本，日本一次也要花将近一百万两，朝廷这边虽不用出这么多，但还是拿出了一笔费用，沿途下旨约束官员，不要搞强拉劳役之类的情况，哪怕是演戏呢，也得把官爱百姓、征发劳役给足钱的戏码演好。
不过刘钰就不用陪着他们去松江了，圣旨上说抵达釜山之后，就派舰队“监督”护送日本的朝贡使团前往松江就好。
但刘钰也不要直接去天津，而是跟随舰队一起回一趟威海，在威海帮着李欗整理一下海军的家底，回京后完成正式的交接，以及官产和私产的分割种种。
看来朝廷真的是被这一仗惊到了，不希望这个之前看起来不起眼、现在却成为战略力量的海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分权是必然的了。
海军部要分走行政和财政权；枢密院要分走战略指挥权和调兵权；海军也就只剩下按照枢密院的训练大纲进行训练、演练的权责了。
等到了釜山之后，更是让刘钰确定了朝廷的想法。釜山港内，舰帆如云、将星闪烁，全都在港口迎接刘钰。这一次立下大功的，除了李欗之外，剩下的全都和刘钰关系密切，多半都是师生关系，这要是不拆就见了鬼了。
还未登岸，刘钰心道也得亏贞仪有先见之明，否则事后还真是麻烦。
李欗亲自带人在港口迎接刘钰，离着老远就道：“千秋僭越，一朝称臣。此功必以鹰娑伯居首方可！”
第一八四章 海波尚未平
“殿下谬赞，此皆赖天子远见、将士用力。”
刘钰赶忙谦虚一句，把首功归为皇帝。
一旁的杜锋也是听明白了刘钰的谦虚，顺着补拍道：“是啊。昔者夫差有伍子胥灭越之谋而不用，以致吴灭。可见若不是天子远见，就算有伍子胥那样的人物，也未必能胜啊……”
他这一句拍天子马屁的话，直接拍的全场冷场。刘钰心道得亏咱俩认识十多年了，也知道你是啥样人，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特么和我有仇呢！
杜锋也没混过真正的官场，从翰朵里卫城出来就跟着刘钰来了威海，这些年也多半在海上飘着，说话什么的当真是差得太远。
冷场只在一瞬，就见李欗拉了一下自己的眼罩，大笑道：“看得出这几年是读了不少实学算学兵法以外的书，连伍子胥的典故都知道了呢。怎么，你得是想考科举当状元呢？”
还当着海军之外的官员的面儿，李欗也是急中生智，把这个很可能被人参上一本的话，拉成了“海军这群人都没啥文化、好容易知道个典故就赶紧用”的方向上。
既给足了旁边科举出身官员足够的面子，满足了他们对海军这群没文化的军官的优越感，也把这个问题玩笑化。
旁边几个聪明的也赶紧顺着这笑话打了圆场，李欗又道：“我不懂海军，也不懂海战。可接手之后，毫无滞涩，可见鹰娑伯治军之严。真可谓是有制之军，无能之将，亦不可败也。”
“父皇在信中多赞鹰娑伯之功，也说此战居首功者，非鹰娑伯莫属。治军尚在其次，这有制之军、换将尤可胜，当真足见鹰娑伯忠比日月、毫无私心。倭人投书相间，当真贻笑大方。”
又借着之前倭人故意用反间计挑拨的旧事，示意今天这事就是个没文化的人拍马屁瞎胡拍，谁要是不长眼去搞事情，那很可能是收了倭人的贿赂，沿用反间计。
笑着把这个小插曲遮掩过去，便要为刘钰接风洗尘，一番推让终究还是让李欗走在了前面。
李欗心道我若走在前面，若在平时，父皇免不得又要说我不懂谁为首功，且我尚未封王，于礼不合。但对倭一战，立大功者皆为鹰娑伯故旧，他也需表个态度，非是敬我，乃敬天家，父皇想来也喜欢这种态度，非是做给父皇看，实在做给大臣看，叫人堵上嘴便是。
如今的情况，可是微妙的紧。
只怕朝中也没想到，海军在此战中竟能打成这番模样，牵动的倭人数万大军一动不敢动，只能任凭进出。
朝中定会有“有识之士”，先琢磨着怎么提防自己的海军。也亏得鹰娑伯先溜了，不然确实是个大麻烦。
只盼着这一次入京顺利一些，不要闹出自毁长城的闹剧。怕就怕有人觉得倭国已贡，四周再无威胁，养这么一支海军如此费钱，不如拆了。
现在他稍微熟悉了一下海军的事务，终于知道什么叫花钱如流水，一艘战列舰的造价，着实贵到离谱，二三十万两白银就砸出一艘战列舰，稍有不慎还可能触礁沉没，朝中有识之士若是觉得费钱，也不是不能理解。
有这钱，蠲免钱粮也好、救济灾民也罢，总是仁政。一艘战舰，当也够救一州之大灾、存十余万百姓了。
心里怀着这种战后狂喜后的隐忧，只好走在刘钰前面入了原本的釜山倭馆，一行人鱼贯而入。
在后面的陈青海悄悄拉了一下杜锋的衣角，小声戏谑道：“杜兄记得，日后就在海上飘着吧。你要是坐衙门，或是入京当官儿，被人玩死都不知道。”
杜锋心里也琢磨回味了，心里知道自己可能差点因为一句话闯了祸，心有余悸道：“这特么怎么比在海上打仗还累人？我这不是顺着大人的话说的嘛？大人要夸天子之远见……”
陈青海叹了口气，心道废话，你夸天子有远见，今儿有远见，明日没有远见那就是昏君夫差了？你敢保证大人的谏言，天子都听？
再说，本来嘛，海上打仗多简单？是不是敌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也不用担心战友在背后捅刀子。
如今可不是从前了，越是和大人亲近，越不能太过亲近，可又不能不亲近。
太亲近了，一群王八蛋盯着，流言蜚语一大堆。
不亲近吧，还是一群王八蛋盯着，觉得此人毫无师生情谊，无情之辈，不可重用。
自己又不像是米子明那般，反正不管怎么办，都会被认作大人心腹，那就直接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就当好明面的心腹就是。
两个人嘀嘀咕咕地进了房间，依次坐下，杜锋也老实了，一看赴宴的除了海军里的熟人，还有一堆不认识的官员，想着刚才的事，吓得一句话不敢说。
直到酒喝到一半，朝鲜女子跳舞让气氛活跃起来后，海军这边的人才开始活泛起来。
各自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刘钰手里。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在海军军官看来，刘钰喜欢地图、海图、动植物记录、兵法心得、作战体会等这些东西，军官们纷纷将自己准备好的东西送来。
或是虾夷周边的海岸线图、或是测算的洋流图、或是从米子到若狭再到萩城几次交战的经验总结等等。
看到别人都送，杜锋确定这没啥问题，这才将精心准备好的虾夷地从秋到春的季节变化记录送过去。
军官们都清楚，可能以后很难再见到刘钰了。之前在威海不辞而别，今日这些礼物亦算是当日情绪的表达。
虽然不少人有资格跟着李欗一起入京受赏，彰功，封官，但肯定还会返回军中。
而且有传闻说，海军可能要被拆散，不可能全都在威海。这些军官之间都是同窗，相处将近十年，也都不忍。
明知道今日是个高兴的场合，大家都立了功，征伐倭国成功，如李欗所言千秋僭越、一朝称臣。
可这顿饭吃到最后，气氛还是压抑起来，倒像是送别一般。
李欗也能感受到这里面的气氛越来越沉闷，但心里反倒觉得高兴。从当初刘钰离开威海，撂挑子不干他来接手，到现在征倭之战打完，军官们的情绪其实一直没有释放出来。
今日气氛沉闷，也算是一个了结，总得有这么一天的，也总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但见刘钰可能也被这气氛所染，很是多喝了几杯，到最后似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刚才还在喧哗吵闹的军官立刻停住了声音，李欗心道这大抵便是威望吧。平日里这些军官嘻嘻哈哈，一个个眼高于顶，至刘钰起身，便无人喧哗，甚至都知道刘钰平日里是个喜欢和军官打成一片喜好戏谑的人。
心中惊叹，又不免想到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威望？即便自己有朝一日不再是总督海军戎政，依旧可以让这群军官们如此敬重？
再一想，又觉得只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自己终究只是也只能是朝廷派来的总督，却不可能做这些军官的良师益友，刘钰统军的手段自己学不来，也没法学。
一阵寂静中，看似醉醺醺的刘钰摇晃着酒杯道：“我不是文登人，却把海军基地选在了文登。既在文登住了将近十年，终绕不过去一个人。”
“戚武毅曾言：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
“如今倭国已平，日后估计也不能叫倭国了，既要朝贡，那便要叫日本了。亦算可以告慰戚武毅之灵。”
“只是，夷岛仍浮于天际。日后海波平不平，最终还是要看诸位的。只要天朝的海军举世无敌，藩属就是一个比一个忠心；哪一日天朝海军不如人，藩属绝对是最先跳出来反咬我们的。”
“诸位不要觉得，日后便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
“戚武毅还有句话讲得好，封侯非吾愿、但愿海波平。但海波真的平了吗？你我以及诸位，都是俗人，心里难免有封侯之愿，这也正常。有愿海波平之志的不封侯，那不是让胸无志气的人抢了位子？”
“封侯之志，诸位还是得有啊。四海大洋，我看怎么也容得下七八个侯伯子男！”
“至今为止，海军还没有一个因为海战封爵的。这是好事，证明机会大把。”
“正是，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何谓有准备？诸君当继续努力，一如既往，每日按时操练、不可松懈。将来若有战，便是机会。”
有外人在这，有些话他不好说的太明白。懂得人自然懂，真正的心腹们如何不知道刘钰的心思何止在日本？
本来有些沉闷的气氛，被这句话又再度点热，一些人心道然也，这也未必是坏事。大人入京，在朝廷里也能说得上话，日后我等的前途还是有的。
若是朝中全是一群瓜怂，没有继续开战的心思，只怕我等就全要和心爱的战舰一起变老，被船蛆吃了，化为腐朽。
杜锋心道，大人这句话说得提气，大人这次多半要升侯爵。真正的没忘了旧人，那便是在朝中想办法促使开战，让弟兄们都捞一些战功。这才是真正的情分和念旧。
四海大洋，何止能容得下七八个爵位？
日本这一战，海军实在是还没用力，对方就倒下了。这样的仗，也确实不可能封太多爵。
不少人都想着，如今谁还有“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的志气？若只是有这样的志气，混一辈子也就是个舰长。
心里也没觉得朝廷抠门，舍不得封爵，实在是这些军官自己心里也觉得，真要是伐倭一战封一堆爵，那这爵位也未免太不值钱了。
想封爵，就得打仗。朝廷若不打仗，他们的前途可就没了。今日能坐到这里吃饭的，哪一个没有封爵之志？都是第一批舰长的老资格，也都是最盼着打仗的一群人。
世界就这么大。留给刷战功换爵位的地方，可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