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1章 直奉大战（上）
要说为什么每次大战前都要给部下洗脑？因为这确实可以短暂地提升上下的士气。
吴佩孚既有前景展望，又有后果提醒。他告诫各部，现在直奉之战对直系来说是生死之战。不像以往，在政治斗争失败后急流引退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奉系有鲜明的建国纲领，也有一套已经很完善的行政架构，还有雄厚的工业经济支撑，这些与直系诸位均无交集。一旦其上台，全国将无对手，再想翻盘就比登天还难。
与会者心有戚戚焉，几位主将都表态说将以大局为重，全力服从吴佩孚的调遣。
当然，这些话只能听听，最真心的肯定是吴的直系几位大将。至于其他人是否各有算盘，暂时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肯定有人不爽，至少王承斌是这样。
作为直系三派中津派的首脑，王承斌不像吴佩孚那样和奉系有很深的嫌隙，相反，他在天津和奉系有很多交集，也有很多扯不清道不完的关系。从切身利益上讲，他没有老吴这种危机意识，也自然没有同仇敌忾的觉悟。
因为他也是较早开府建衙的，又在天子脚下，所以对吴佩孚的异军突起很不感冒----和张作霖一样，他也有点对曹锟手下的一个师长和自己并驾齐驱不爽。
张作霖不爽是因为其自比肩曹锟，他不爽是因为当初同为曹锟手下且自己独立性还更强一些，吴佩孚作司令，他却要听其发号施令。即使此战以直系胜利告终，只是把吴架上神坛而已。
谁都不想矮着一辈啊！
不过，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确实占优，他只能默认其。
此战直军共分三路：安排第一路自廊坊，沿永定河攻天津。
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由彭寿莘任总司令，计有4个师1个混成旅和2万人的“毅军”米振彪部，共约10万多人，为直军主力。吴佩孚的起家第3师也在其中，目的就是一战而击溃奉军主力；
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较弱的一环，为2个新编师，出怀来进攻张垣（张家口）；
第三路分别由京津近郊之香河县往攻蓟县，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主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直系副总司令王承斌任后路军总司令率2个师作为三路后援。
另令海军渤海舰队由司令温树德率领，相机突袭天津、秦皇岛、山海关、葫芦岛。三路海陆空共约25万人。
这个安排无疑是很正确的：洛阳派、保定派和京津派本来就貌合神离，借着战争的由头，吴佩孚乘机消弱京津派代表王承斌的势力。
王承斌能够成宗立派，有两个职务最重要：一个是23师师长，一个是北京卫戍司令。其他的像直隶省长也就是个挂名，毕竟直系还有个大佬曹锟在保定呢。即使这样，他的地位也相当重要，特别是北京卫戍司令，让吴佩孚如哽在喉。
吴佩孚肯定不会让政敌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所以乘机拿走了他的卫戍司令的职务，交孙岳取而代之。当然，明面上，他还是直系副总司令并任三路军后援----做事不能太过分吧？动了人家的奶酪，好歹也给个甜枣啊！
虽然孙岳是冯玉祥的人，大敌当前，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吧。此前和冯玉祥一直有嫌隙，现在把最重要的京畿防守交给其来掌握，既有充分信任、握手言和意思，也埋藏着冯、王不和的引线，为战后政治布局铺路。
对吴佩孚伸过来的橄榄，冯玉祥一边接着，毕竟这个职务不差。一边仍在通直与反直之间摇摆，他与手下将领鹿钟麟、孙岳密议。
“此前东北的少帅和我密约过战场上互不开枪，如果我部向其开火，则与我拥护孙先生的理念不符，毕竟现在他已经与奉系结成三方反直同盟。可是我有个担心，即使直系失败，战后奉系能容我吗？我现在对那个小子（张汉卿）又恨又怕，不能不预作筹划。
但是若我不服从吴的命令，他必然会对我大加提防。万一此战不能如意，战后他必不能容我。
所以我现在是召唤坐针毡，进不可，退亦不可。你们大家说说看，我们该怎么做？”
鹿钟麟提议说：“司令不妨试探吴的底线。如果能取得我们落脚之地以徐图发展，则可坐山观虎斗以保存实力。双方主力尽出，直军胜亦是惨胜，司令必获重用；如果不可，则设法控制京城，推孙先生出头筹备国家。这样，可赢得万民景仰、国民党全力支持。即使奉系实力超强，在北京却不能对司令有任何不利的企图。他日在新政|府中，亦定有司令一席之地！”
冯玉祥称妙，于是向吴佩孚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
吴佩孚知道这是冯玉祥的试探，深思良久，徐徐说：“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它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
他确实是腑肺之言，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思考的。可是这种场合，冯玉祥本就是跟他谈条件，跟冯玉祥谈这种心不是自找断一臂？冯玉祥见目的达不到，便确定通奉反直的决定。
为稳住吴佩孚，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佩孚听了大为震怒，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
然而冯玉祥仍要求多拨车辆，吴佩孚不得已允拨40辆。
奉军关外司令部此时手中所掌握的兵力有3个师，分驻张垣、天津、蓟县诸地。孙烈臣自曹锟贿选、直奉决裂后已辞去陆军总长职务，奉命节制关外、塞外奉军各部，全权负责对直作战。
民国史上第二次大战终于拉开帷幕，不但规模宏大，而且战争远比上次直皖之战来得猛烈。
第622章 直奉大战（下）
张汉卿、郭松龄与孙烈臣共同拟定了奉军在关内的作战计划：以一十六师张景惠部固守重镇张垣（张家口）；以第5师赵恩臻部固守蓟县。
因为天津为奉军关内重要财源，也是张汉卿汽车工业兴起的“龙脉”之地，是直军主力攻击方向。是以华北司令部决定以荆有岩精锐之二十八师主力撤离廊坊、香河一线至天津城内，与先机从山东退回的张宗昌“外籍兵团”、紧急援助的东北边防军精锐之二十七师、东北护路军第4师邢士廉部合兵一道，亦组成约10万多人的主力。
奉军沿运河以东布防，海军主力从塘沽作支持，依托海河固守固守，准备进行战略决战。
张作霖令吴俊升为后方总司令，征集车辆及军队于京奉线上，以备随时援助。为安全计，转移孙逸仙至秦皇岛。这里有张汉卿的一个成立不久的海军陆战旅和坦克部队，也是张汉卿誓死保住之地。虽然退往背后的山海关就万事大吉，张汉卿却已决定无论如何，绝不再退一步。
在蓟县，冯部鹿钟麟旅与奉军第5师殿后仅一个团沿蓟运河隔河相望。鹿按冯之部署，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而直奉两军最弱的北方战线均在相互试探状态：直系王怀庆本来兵力就不多，且整训尚未完成，因此对拥有整编师近2万人的奉军张景惠一十六师心怀忌惮。王怀庆是侍卫出身，最后做到京畿卫戍司令，但也许就因此，他养成了谨小慎微的风格。
双方不动声色交替前进了近5天，前锋才在洋河北岸的宣化一带遭遇。
张汉卿清楚地知道就是张景惠这个人在对直战争中的无作为，直接导致历史上第一次直奉大战奉系的全面失利。所以计划之初就让他死守张垣，这样即使输了，也不会影响南面主战场的大局。果然不出所料，张景惠确实畏敌如虎，战无决心，行动迟缓。
反倒是因如此，让王怀庆不敢轻敌，小心翼翼地挪了5天时间。真是憨人有憨福，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因此虽然双方各出动十几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
但是因曹锟贿选，造成政治上很坏的影响，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孙逸仙的呼吁，拒绝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滇系、桂系、黔系、以及川军四巨头、各军阀或通电斥责，或组军备战，更有甚者欲响应国民党之号召北伐者，尘嚣日上。
人民军西北司令部的军队已在韩麟春命令下相继向洛阳运动，华中司令部的军队也以2个师沿京汉线向北进发，与直军对峙于黄河南岸郑州城下。相持形势对直军不利：关内奉系如不尽快拿下，一旦郑州被人民军突破，则成腹背受敌之势。
10月22日，奉军各部陆续抵达天津，至此，天津一线奉军已达3个师及1个略不足30000人的“外籍兵团”共10万人，在兵力上略占优势。
按照攻击防守2：1的惯例，彭寿莘的第1路军无论如何是攻不破这种防线了。时间久了，对奉军有利。因为守卫黄河战线的4个师，绝对不是人民军西北及华中9个师的对手。
于是吴佩孚派直系副总司令王承斌任后路军总司令率2个师驰援前线，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一直对吴佩孚不满，在直系内部分裂后，他是“津派”的领头羊，与曹锟的“保派”、吴佩孚的“洛”派分庭抗礼。
在贿选中他也出了很多力，但是当全国如潮的反对声浪和三方反直同盟建立后，他认为前景对直系不妙，于是暗地里留下了后路。
他本来就是沈阳人，之前就与张作霖眉来眼去，否则奉系在天津盘根错节，连关外奉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他这个直隶省长（驻节天津）又如何能够与奉系平安相处好几年而没传出一点龌龊？
在战前，他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密谋参加倒吴，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以至后来吴佩孚痛骂他“为小利丧大义，令亲者痛，仇者快”。
眼看着北京城中直军主力一个接一个调往前线，冯玉祥看在眼中，乐在心头。他趁机又向吴索军费。吴佩孚用兵之际，虽然生气，但无可奈何，遂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冯玉祥这才勉强奉命，率部亲赴廊坊。
吴佩孚不是不想免除冯玉祥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然而总统曹锟居中替他说情，在主力尽在前线之时，吴佩孚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先和冯玉祥来一场火拼。
要知道冯玉祥的军队当时的军纪在北洋军中是除人民军外最好的：冯玉祥仿效人民军做法，士兵坐公车都买票，买鸡蛋也给钱，都被传为了美谈，这支有了灵魂的军队战斗力是可怕的。
冯玉祥的士兵大都招自山东乡下和河北沧州，其特点就是朴实英勇，头脑简单。冯军武器虽然低劣，但近战时人人抡起大刀片，狂劈乱砍，特别的有冲击力。
冯后来提拔的高级军官大多是从他的卫队营起家，其中象韩复渠、石友三、张自忠等名将都是从这里发迹的，所以初期对冯都很忠心，以至当皖系段琪瑞要罢免冯玉祥时，冯军全旅以死相抗，迫的段政|府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因种种原因，吴佩孚的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玉祥到蓟县前线后，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吴佩孚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并恨恨地想，等到战争胜利后，无论如何，自己都要拿下这个桀骜不驯的军阀。
吴佩孚本计划派海军突袭奉军沿海各港口，以造成奉军后方不稳定之势，但是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本来就是骑墙派，作战也不卖力，六艘军舰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整日无所事事，根本未向塘沽发过一炮。
按张汉卿的计划，在北京城冯玉祥部队未得到绝对的上风前，持续给前线直军压力，以逼迫吴佩孚持续向前线增兵，给冯玉祥创造机会。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直军在天津一线的实力加强，奉军防守面的压力日重。
10月26日，以董政国为主力的第1路军，用第9、21两精锐师猛攻奉军姜登选二十七师所扼守的左翼静海县。以王维城所领的两个主力师对奉军前线张宗昌部以团级为梯队展开集团冲锋。
一时双方大炮怒吼，枪声大作，硝烟弥漫，鲜血横飞。
因直系王承斌部新加入之两个师尚未加入战团，孙烈臣、张汉卿、汲金纯、郭松龄等在天津的关外奉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后决定，将第5师1个旅加往前翼，指挥部保留第二十八师及2个旅作为总预备队。
二十七师是张作霖起家的部队，也是奉系一直以来重点武装的主力之一，从孙烈臣、张作相到姜登选，先后几任主帅都成为奉系的首脑。
这支部队本来是镇山之宝，只是关外奉军实力太弱，而一时之间，日本不应该有能力对东北有大规模的异动，因为即使调开了两个师，还有5个师在彼防着…
姜登选自担任人民党组织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后，因为还不能有效管理关内的人民军，而奉军的改编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让姜登选兼任了27师的师长。因为27师的职责是守家，对于他兼职的其它两项职务并无大碍，还能为自己入关后有效地控制东北局势。
他是历史上的奉军五虎将之一，也是张作霖最信得过的将领之一。时人评价他“豪爽轻财，和蔼可亲，能与士卒共甘苦，重义而轻利。”张汉卿也曾说他“颇有威信，是一把搞政治的好手”。虽然没有机会打仗，却是张氏父子帐下的忠臣重将。
孙烈臣、张汉卿让他负责左翼，那是相当看重和放心了。二十七师为3旅9团制的“精锐师”，共有2万7千多人，装备又好，依运河之利，顷刻之间应该是翻不了盘的。
但是直军压境，却又不敢前线有失。在遭受直军第一次冲击后，张汉卿亲率一旅官兵驰援，以防张宗昌部哗变。在张汉卿心里，张宗昌是有大功，但侥幸的成分居多。剿匪、打亚洲骑兵师都不算是恶仗，毕竟以多胜少对方又有后勤之忧。
激战半日，即使带着以打硬仗著名的27师的姜登选也大呼残酷，这张宗昌部不知要溃散成什么样了。如果张宗昌部败逃，说不得也要执行战场纪律了。他已安排第5师参谋长高维岳亲率精锐33旅在其后增援，对付涣散的逃兵，力量足够了。
可是等张汉卿心急火燎赶到主战场丰润县城以东战场时，枪炮声已停息。他疑为阵地已失，正待下令等待先头部队回报消息，一名参谋指着远远的一面旗帜说：“少帅，阵地还在。”
这是奉军的五色军旗，矗立在远处一处小山岗上，迎风伸展。
张汉卿心下大定：这么远的地方军旗还在，意味着直军并未前进多少。但是以直军攻击的强势，这杂牌军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抵抗力？
第623章 战地诗人
走过一道道壕沟，张汉卿看到的是一张张坦然的脸。这些面目各异、高矮肤色不一的“联合军”，唯一所相同的是穿关奉军的军服。上半晌轰鸣的大炮，十数里外的中军听得一清二楚，怎么当事人反而没多大感觉？他震惊地看着闻讯迎来的张宗昌，问讯说：“张将军，你部伤亡情况如何？”
张宗昌虽是个大老粗，平素桀骜不驯，张汉卿的身份还是敬之又敬的。他一面领张汉卿去他的司令部，一边回答说：“禀少帅，我部与直军作战半日，战死350余人，受伤800余。共打退敌人6次集团冲锋，击毙敌军约3000人。目前敌军已主动停止进攻，我军阵地稳如泰山！”
张汉卿怀疑说：“对面王维城部为直军主力，即使我军有地利优势，伤亡之悬殊不应如此之大吧？”
他前生多看过国民党军作战的电影，军官谎败为胜、夸大战果之伎俩层出不穷。这张宗昌不会也染上这个毛病了吧？对主将来说，任何的不实之辞都有可能影响到对战场局面的判断，他可不会轻易听信这天方夜谈之“胜果”！
张宗昌看得出少帅不信，未及再言，突然对面“轰隆隆”响声大作，新一轮炮击又告开始。张宗昌指着前方奉军阵地，笑着说：“少帅，您仔细看这群狗崽子怎么对付直军！”
张汉卿举起手中望远镜。他前生只在电影电视中看见高级军官手捧望远镜四处眺望，十分神气。终于有机会到他亲临战场了，耳边听着呼啸而过的炮弹声，却感觉怎么也神气不起来。
按照军事教科书上步炮联合作战的观点，排炮过后，就是步兵冲锋了。张汉卿所带的33旅在他亲自带领下，很快进入阵地。一个先头营接下了“外籍军团”伤亡最重的营部辖区，一番布置后，已作好战斗准备。
张汉卿在望远镜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外籍军团”的杂牌军们，真的是久经战阵，大炮轰鸣时，没一个露头探望的，全部趴在战壕中抽烟的抽烟，睡觉的睡觉，聊天的聊天，浑没把身旁的爆炸放在眼里的样子。
再往前看时，阵地前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军人的尸体，看军服该是直军的。
炮击停止了，直军又发起了成团的进攻。也许是前几次被打怕了，他们都瞄着腰，小心翼翼地摸上奉军阵地。
奉军并无动静，张汉卿的目光落在最前线的一群白俄士兵身上。他们背向战壕，眯着双眼养神，毫不理会在他们身后仅几十米远的敌军。这距离之近，似乎只要直军一个冲锋，瞬间就能越过战壕。
不远处33旅的正规营已经开始了还击。指挥官一声令下，上百条枪一齐发射，立即打倒几十名直军。但是直军反应也迅速，后面的士兵迅速原地匍匐，架起机枪，一顿狂扫，将战壕中的奉军压得抬不起头来。
在机枪的压制下，步兵迅速前行。有奉军抬头欲继续迎战时，咆哮而来的子弹立即将他打成筛子。奉军的机枪迅速进行反压制，但仍不能阻挡直军在空隙中向前挪动。虽然每进一寸即有数人倒下，但是总有奉军官兵被流弹击中，双方靠的是勇气、鲜血和尸体的支撑。
而旁边的白俄士兵阵地不是这样。同样多涌入的直军士兵，同样甚至还略差的火力配置，打法截然不同：一个担任瞭望的指挥一声令下，战壕中的白俄兵一齐举枪齐射，瞬间达成火力压制。而且迅速俯身，装好子弹，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齐射，再俯身，果然是训练有素。
这种战法真有奇效。每一次齐射，都有一排直军士兵如割菲菜般倒下，不多时，阵地前又是一片狼藉，刚收拾好的战壕前又是大片的尸体，而“外籍军团”士兵伤亡真的不多。
最终直军没能顶得住巨大的伤亡，如潮水般退了下去，留下近千具尸体。清点奉军伤亡，张宗昌的部队阵亡百余人，而新加入的33旅仅负责了约十分之一的平面，竟也有近百人殁于战事。
张汉卿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战法的好处，他立即安排高维岳层层将经验传达到各个军官，并赞扬张宗昌指挥有力，并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记战功一次。
此战让张汉卿对张宗昌刮目相看。
不过对于“猪肉将军”张宗昌来说，最挂念他的倒不是这个功劳，而是作为一个“诗人”的自豪感。他听闻少帅会写诗词，是个文武全才的统帅，早在入政山东之时，即写了一本诗集，欲与少帅试比高。如今少帅在彼，当然有机会一试高下。
他不顾烽火连天，趁着张汉卿安心于敌军败退，乘兴说：“少帅，俺听说你做诗厉害，也写了几首诗，请你评定一下。”
张汉卿也听说这位大老粗在山东发表了一本诗集，“无缘拜读，早就心向往之”。他也好为人师，既然战事无妨，当然不愿驳了这位奉军老将面子，且乐得轻松一下，便说：“将军又有什么大作？”
张宗昌说：“刚才大炮轰轰，俺老张即兴作了诗一首。”
当下头顶苍天，傲视大地，声情并茂，字句铿锵，英雄画面，溢于纸上，其诗名为《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张汉卿哈哈大笑，几乎眼泪都呛出来了。不过在恢复神态后还是交口称赞：“好诗！”又向笑瘫作一团的参谋部人员一本正经地说：“张将军出口成章，可称得上战地诗人！”
张宗昌咧嘴大笑，正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少帅也。人生在世，作诗能得到少帅一句称赞，不亦快哉！
对前线的安全，张汉卿终于放下心来。他将高维岳部交与张宗昌指挥，自己仍回前敌总指挥部。
为更一步刺激吴佩孚，张作霖与张汉卿、郭松龄等人决定在实力较弱的对方中路毅军率先打开局面。当晚，张汉卿连夜调集两个师全部师属炮兵团，连同沈阳独立炮兵1个团共一百余门大炮，布置在阵地前沿，要把直系米振标部作为突击对象。
第624章 各领风骚
次日凌晨，奉军大炮齐发，10分钟内发射了3个基数的弹药，转瞬之间米振标部阵地便承受了数千发炮弹，直军遭到毁灭性打击。
不待直军从爆炸中警醒，27师第54旅3个团全线冲出，不计代价、不计伤亡、不要俘虏、不停脚步，在浓烟中向直军后方阵地猛|插。后继部队迅速跟上，很快地在直军防御中决开一个大口子。
长久以来，北洋军之间打仗，很少有这种犀利的战斗，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像直皖大战，战后总结，皖军真正死伤的人数不过数千人，俘虏倒有数万。大家都是北洋一脉，虽然各为其主，但是不打仗时还是互相之间都有交情的。
可是奉军是例外。本来，他们偏居关外一隅，和关内诸系交情都不深。张汉卿异军突起之后，军训、增强政治工作加上装备不俗，使奉军的战斗力有了质的提升。
打仗就是打仗，奉系军队可不像直、皖两系一样明着交恶私下里套交情。张汉卿虽然在奉日子不长，但是他的那一套行之有效的东西还是被张作霖等人学个七七八八。虽然只是神似，但奉军的精、气、神有极大提升是真的。
尤其是在张汉卿被作为奉系的接班人被正式确立之后，人民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口号从宣传到形成系统化的组织保证，让人民党对军队的控制权得到确立。
各级正职研究的是如何带兵打仗，各级政治部研究的是如何提升官兵士气和思想教育，各级参谋部已经形成完整的军令制度，那种在其它各路军阀中常见的习气在奉军中渐渐失去市场，在人民军中更是极少见。
而且27师本来就是奉军的精锐，也是张汉卿最看重的一支奉军，先后有孙烈臣、张作相、姜登选担任过师长，它是奉军中除卫队旅（师）、第一师之外带有张汉卿烙印最重的军队。作为张作霖起家的队伍，即便他荣升相当高阶的职务后，对它的关注和关照也丝毫不见少。
27师一直把吴佩孚的第三师作为参照和假想敌的，历任师长都以能够打败第三师作为军事上的重要任务。要知道第三师原先就有三个混成旅，后来增加为五个，27师这是要一敌二的节奏。
所以它碰到普遍弱一等的毅军，就像镰刀割黄油，打得对方一点脾气都没有。
只一个回合，米振标部便被击垮，临近的直系冯玉荣第13混成旅在奉军扩大战果的间隙不思支持，反而不战而退，使后继奉军未费吹灰之力从中路直军中央打开一个缺口，并切断彭寿莘前军与王承斌援军之间的联系。王承斌本无战心，此时乘机全军向廊坊退兵。
彭寿莘独木难支，孙烈臣发布总攻命令。三个小时后，直军已成溃败之势。彭寿莘无奈，下总退却命令。是役直军被俘、伤亡两万余人，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此役27师防守沉稳、进攻精悍，充分展示了奉系主力的风范。特别是其54旅年仅21岁的少将旅长指挥得当，在恰当的时机果断出击，为胜利奠定基础，从而一战成名。
他是元老张作相的次子，充分说明虎父无犬子绝非文人渲染。
左、右路直军闻得中路大败，同时退兵。张作霖、张汉卿则分兵为左右两路，合力向廊坊进击，此时战争已转入奉军的战略大进攻了。
直系部队在前线坎坷，吴佩孚也不轻松。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弄得吴佩孚一日三惊。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都会做啊！”
10月26日晨9时，吴佩孚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廊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
这次督战，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在出发前，吴佩孚为鼓舞士气，发电痛骂张作霖：“白山黑水之马贼、狠若吕布、凶逾朱温，非我族类，德不能化。”
当日下午1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廊坊，直接停靠于车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于永清县城边，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竟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张汉卿部。他令参谋总长张怀芝率1个师沿永定河口向北辰推进，复进逼天津。
张怀芝军经过激烈战争，于次日攻陷北辰，使战况渐趋有利。孙烈臣下令荆有岩28主力师尽出，在海河口与之对峙。
自10月27起，吴佩孚以直系全部8个师及一个混成旅约15万人轮番攻击奉军据守战线。尤其是他起家的第三师，比奉系“精锐师”人数都多，装备也不逞多让，而且多年参战，武力值十分惊人。
其它直系军队见吴帅亲自指挥，又有第三师勇猛无比，都大受感染，重又发挥超凡能力。强强相撞，至10月30日，双方各有万人伤亡。
战局僵持不下，双方均焦虑万分。吴佩孚担心河南老营，多呆一天便有一天危险，因此想方设法攻奉系所必救以分化奉系军队，从而达到一击而中，打垮对面强敌，实现“集中力量先北后南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
张汉卿此时已无预备队，如果吴佩孚知道他最看重的工业根基天津汽车厂、唐山机床厂等的防务已经抽调一空，对这些地方分哪怕少部分兵力攻击的话，是不是要出动没完成训练的炮兵和武装警察部队？为此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
而且当吴佩孚携其主力汇拢直军后，集中奉系主力的吴军要比奉军多出许多，光是以人少对人多，在硬碰硬的情况下，压力已经很明显。
是时候把他的杀手锏拿出来了。
他命令在秦皇岛集结待命的东北航空处司令官冯庸，悉数派遣麾下的4个水上飞机中队、1个美援的飞机中队和由4架侦察飞机组成的侦察中队飞往天津已建成的张贵庄机场，准备用奉系空中优势，打垮敌人。
冯庸是他的老相识了，在冯德麟失势后能够和平控制28师，作为前师长冯德麟的长子，冯庸的出面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即使他老子和张作霖较长时间的恩怨，张汉卿还是让冯庸做了他的高级幕僚，并筹备了奉系空军的建立也见证了它的发展。
东北航空处，隶属于辽宁督军署、后来的东北巡阅使署及国统会军事委员会，归张汉卿直接负责，所以它的成长很快：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加入，有相对强大的工业支撑。张汉卿还命令凡是航空处的需求，由奉军总军需部长牛元峰直接处理。
空军是中国最好、也是与各国实力最接近的一个兵种。因为当时各国对它都不重视，所以即使中**事工业较弱，它也得到了最好的发展。哈尔滨水上飞机试验基地每几个月都会出一款新机，若不是始终达不到张汉卿的要求，奉系又何止每年仅组装两个“水轰-1”中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自己治下的中国必将把空军的发展提高到无比的程度，这是现阶段中国另奚捷径的妙招，与之对应的，是将来航空运输的大发展。所以在很早，张汉卿就与冯庸规划在奉系治下建设飞机场。
因为早期飞机的航程较小，每两、三百公里的距离内至少要有一个，所规划的航空路线图便密密麻麻地在多个大中城市立了点，从哈尔滨开始，长春、四平、沈阳、秦皇岛、天津一线先期动工了6个机场。这天津的机场，位于渤海边的张贵庄，后来成了滨海国际机场。
天津机场的设施最完善，张汉卿本来就要把天津作为守卫关内的重镇。天津古称天津卫，本来就是北京城的重要海上防线。
“水轰-1”的最大航程为450公里，作战半径约200公里，从秦皇岛可以直接飞到。在此地加油后，北京、唐山、德州等地都在它的攻击范围内。直、奉前线久持不下，是时候动用这支奇兵打破僵局了。
第625章 空袭之后
正在鼓足勇气向奉军阵地冲锋的直军忽然听到天空传来一阵“嗡嗡”声，这声音开始如黄蜂出穴，接着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直到大伙看到天上飞来一群蝗虫般的东西。
这些怪物跑得飞快，螺旋桨转动的声音让人心里直震憾，关键是里面似乎有人。随着飞机突然向下栽来，便有眼尖的士兵发出大叫：“里面有人！”
乖乖，难道是飞人吗？这可是打出娘胎第一遭看到飞人呢。官兵们都抬头看稀奇，前线指挥官也把情况紧急向吴佩孚作了报告。
吴佩孚还是有自己的情报渠道的。张汉卿搞飞机，这么大的动静他不可能不知道。不过，从未经历过飞机的他，也琢磨不透少帅花大价钱搞这些稀罕玩艺的原因。由于奉系空军的试验区被高度封锁，外人无由得知它的作战形态，所以老吴也不知道他的巨大作用。
他也看到这些“飞鸟”，赫然镇惊之余，在接到前线指挥官的询问同时，他也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这些东西是来扔炸|弹的！
虽然后世有乏有步枪击落原始的战斗机与轰炸机的事例，但是直军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要点。等到水机俯冲后完成扔弹动作，它们又拉起翅膀飞得高了，这个时候地面已经硝烟四起，弹片横飞。
密集的攻击被密集的炸|弹所打乱，毫无防备以及毫无防空常识的直军受到了残重的损失：数百人当场死亡，上千人受伤。关键心理的受伤是致命的，前线直军的战斗信心被彻底击溃----奉军炮火这么猛，这天上还冒出杀人的利器，这可怎么得了！
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空袭诞生了。虽然“水轰-1”此时只载有区区6颗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防空意识的不存在，当95架飞机载有近600颗炸|弹密密麻麻地从天而落时，它的威慑力比起挨到几百门的大炮的连击还要大。
无知即神秘么。
美中不足的是有一架机械故障就留在天津机场旁边的海里了----机场只是为美援飞机及方便后勤而建，水机只能就近找水汪了。不过从张汉卿到冯庸都很欣慰，因为相对于那时的工业水平，平均百分之一的“误工率”已经相当好了。
虽然直军将领被此次空袭打了个闷棍，但方寸未乱。虽然死了些人，主要还是没有经验的原因。奉系的飞机扔完了炸|弹便回去了，让直军意识到它的缺点：它的载弹有限。
这是实情，张汉卿已经出动了他的全部“空军”，而且因为技术上的不成熟，完成第二次突袭需要大半天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发出攻击令，要求直军在奉系空军再次来临的间歇发动猛攻。只要突破了奉军的阵地，天上的炸|弹才不会乱炸，而且直系那么多军队，就是敞开了让它们炸，也损失不了多少力量。
他命令向直军宣传说：避免天上、地下一齐挨弹的最好办法，就是一鼓作气冲进奉军的阵地里去！因为相对于头顶上的炸|弹，迎面的炮弹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为了最大可能形成局部优势，吴佩孚又从北京调了京畿卫戍部队一万余人加入前线。北京城里是空了，但在直系的凶猛攻击下，奉军也大感吃不消。
张汉卿于是连发密电，请冯玉祥即刻在直军后方哗变，以断其后路，造成两面夹击之势，加速直军溃败，减少奉军伤亡。
但冯本人却在廊坊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他以北京城直军实力尚厚、吴佩孚离城未远、官兵未收到吴之开拨费为借口，提出暂缓进行政变的意见。
所谓“提出”暂缓政变的意见，还不是他说了算？张汉卿还能逼驳回了不成？至于担心直军力量，这完全是借口：现在直军在南北路调动频繁，战场上出现的各支部队的番号充分说明直军已经倾巢而出了。
倒是开拨费是个好借口，他想钱么。
其实冯玉祥虽然不满曹锟贿选之举，但对奉军并无好感：张作霖虽然口口声声拥戴孙逸仙，却与皖系段祺瑞仍有勾结。据日籍军事顾问冈野增次郎接获日本谍报人员传来的消息，张汉卿在日租界会见段祺瑞时，亲口允诺战胜直系后，仍以段祺瑞为组织政|府人选。
这个消息让他不爽，同时深藏在心底的那桩公案再度浮上心头。
五年前，他的妻舅同时又为启蒙恩师的陆建章被段祺瑞重要谋士徐树铮和张作霖帐下总参议杨宇霆联合密谋枪杀，当时他势力不及，只得忍下这血海深仇，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以避祸端。这段仇恨深埋心底，一直伺机而发。
他对皖系并无好感，更容不得段祺瑞再次执政。如果奉军战后不以孙逸仙为执政，他会毅然决然与奉军决一死战，与其到那时，不如现在就让双方拼个你死我活。而后在未来双方见面时，奉军以惨胜之师，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自己占得优势。
张汉卿命令韩麟春部不惜代价，在尽短时间内攻克郑州，以挺进空虚的直系河北老巢。直军守郑州、开封的两位师长兼司令张福来、萧耀南也知现在是关系直、奉双方成败的关键时刻，施展连横合纵之法，愣是将华中、西北两大军区的5个师近10万人拒在黄河以南。
虽然形势紧迫，但人民军要想在短期内打开局面，还着实不易。
张汉卿也明白自己太一厢情愿了：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按照他之前的思路进行的，但是经过他的努力，提前进行的历史已经慢慢偏离了它应该进行的轨道。上时空手到渠成的事情，现在却满不是这么回事。
他不得不与孙烈臣、汲金纯、郭松龄等再次召开会议，探讨局势的发展。
在吴佩孚的强令下，北线王怀庆部终于有了进展，继11月1日攻陷宣化，2日，兵分两路向张垣包抄。张景惠通电告急，即有放弃张垣、退往张北待机而动的想法。
第626章 北京政变
一直出工不出力的渤海舰队也张锚待发。据“奉情局”传来的消息，舰队司令温树德已装载约一旅直军，在主力舰队护卫下，准备在北戴河登陆，冲击奉军后路。
张汉卿一方面认为形势已骑虎难下，除了硬扛，别无他法。否则一旦奉军败退，冯玉祥更不敢在直军兵盛之时做此等自取败亡之事，反倒可能逼迫奉军退出关外，错失政治良机。另一方面，他又有些犹豫，担心冯玉祥最终放弃反戈一击的计划，此次大军出关劳而无功。
可是冯玉祥现在完全是待价而沽的作派，哪还有为真理、为正义、为革命、为国家付出的样子？
无怪乎他在正史上是共*党高层私下里的反面的人物，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至少毛爷爷就在批判彭总时带上他：“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而**也以“魏延式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批判彭总。
如此看来，那天在其妻子刘德贞的病房前和自己大谈信奉孙中山的“三皿煮义”并结成反直秘密联盟，只是在投机取巧而已。看不出他外表憨厚，实则只能用老奸巨滑来形容。那么正史上的他投身革命，是不是因为有别的隐情？此事未曾发生，未敢臆测。
唉，忘记他在历史上的绰号“倒戈将军”了！
张汉卿恨得牙痒痒。
“你去联络宝航，让他亲自去找冯的随军牧师，向他晓以利害，要求他马上动手。我给他透个底，50万开拨费、战后山东归他。否则，他就将和吴佩孚一样，是我奉军和人民军的大敌！”张汉卿决定釜底抽薪逼他表态了。
哪怕他是自己的敌人，也比这样暧昧好得多！
宝航就是阎宝航，和冯玉祥都是基督教人士，关系不错。他去传话，份量估计冯玉祥能够掂量出来。
天津、唐山有对奉军而言重要的汽车厂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而秦皇岛更有他未来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坦克制造厂、飞机与舰艇培训学校。这个丢不得、也不能被打烂了。为了这个，花去50万不算什么。
当然，至于战后山东的归属问题，如果冯玉祥敢要，他就敢安排张宗昌打得他满地找牙！
接到张汉卿“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冯玉祥有些胆怯了。投机一次可以，但是要让他明确界限，他还真不敢和直系绑在一辆战车上。因为他深知，即使关内奉军不幸被战败了，张作霖仍有充足的力量卷土重来，而人民军同样可以在南方让奉军不至于败得太难看。
奉系的力量允许它失败，但直系败不得！
仗打到这时候，也该表现出对国民党、孙中山的合作意见，否则，等仗打完了，估计也就是那位东北少帅翻脸之时吧？况且人家来说了，50万大洋，即付；山东督理，已下单。
山东现在确实是无主地，原先的代理督军张宗昌在津唐打仗。如果直系败、孙中山入主北京、自己在山东遥相呼应，俨然又是政坛新的力量！他和张之江等人思忖：“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机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
“我们向沈阳要什么有什么，向保定要什么没什么。”
“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不过吴佩孚对他还是有些警惕的，不忘在城郊安排一支军队牵制他，这一下又让他犹豫起来。
张汉卿决定再给他加把火，他判断冯玉祥虽有投机心理，但是其前提为双方势均力敌，他绝不会坐视奉军失败，这样对他不利。如果奉军有主动退却迹象，或可打破冯的坐山观虎斗之念。否则，真如冯之念想，奉军以疲惫之师，遭受重创后如何在与冯系在后继的利益争夺战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于是张汉卿密电冯玉祥，谓奉军形势危急，如果冯部不作最后之决定，奉军将不得已于明日退出天津，并将与蓟县军队一道退回关外云云。
冯玉祥在京时间尚短，根本不知道天津及京沈线上的热河几地对张汉卿的非凡意义，他接电大吃一惊，这回玩大了！急回电说已部已完成部署，将立即发动政变。
此时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
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佩孚上了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
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特别是吴佩孚从京城里抽调卫戍部队的举动，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
移后军作前军向北京回师，他要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11月4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直系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说来也巧，他在上任之初即被点了个《捉放曹》，越怕捉放还是被捉放，看来天意难违。
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西清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
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急匆匆赶来，他拿来两处电报，略带颤音说：“司令，我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北京城内有了大变故！”
吴佩孚大吃一惊，他接过电报，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4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
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孙岳等。看完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当晚，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瞬息之间，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决定前线军事由彭寿莘总负责，停止对奉军的进攻转入全线防御，由吴佩孚亲率主力第3师星夜返回北京平乱。直到这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准备平乱后再和奉系一决雄雌呢。
午夜，吴吴佩孚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约有3000人星夜疾驰回返，他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总司令部列车于凌晨2时离廊坊，到次日上午4时，列车到达通州站外不足10里。遇到了从北京溃败的少量直军，才知道形势已经比他想象得更危急。
原来11月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
鉴于孙逸仙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逸仙主政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黄郛，财政总长王正廷（奉系总长潘复等人并未复职，由一批国民党人顶职），跟随孙逸仙来京的国民军系统李书城，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挟曹锟令吴佩孚很有效，前线直军也知道了城门失火，都无战心，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不得已宣布停战。
在此之前，西北人民军已攻克郑州防线，挺进新乡，并从此直插直军老巢保定府。
不知道是谁走透了消息，把张汉卿许诺让冯玉祥担任山东督理的权宜之计捅出去了，倒让张宗昌吓了一跳。
战后势必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他知道自己非奉系核心的地位，先行把山东攫到手里再说，估计老、小张都会不好意思要的罢？所以尽管为抗击直系立下汗马功劳，张宗昌等不及享受胜利果实，借口追击直系残余，不等命令即迅速再度南下，继续回山东当他的草头王去了。
第627章 战后（上）
而直军渤海舰队司令温树仁却根本不知道陆地上的变故，还在海上漂泊。
因为奉系也有海军，由宋长治率领的东北江防舰队在营口、葫芦岛巡防，又有岸上巨炮坐镇，满载兵员的直军舰队不敢贸然向奉军进攻，因为江防舰队有较多轻便快速的驱逐舰，一旦突破防线，整个海运旅就有危险了。
而东北海警处处长沈鸿烈又命令在几处关键的海面上大批布雷，温树仁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进攻。
在回程靠近天津海面时陆续接到多个内容混乱的电报，让温树仁无所适从，不得已直接退回舰队老巢青岛等待消息。等到确定吴佩孚下野后，无奈之下，他竟然投降了重占山东的张宗昌！
之所以走此下策，是因为放眼整个中国沿海，竟然没有一处可资落脚的地方！
天津以北是奉军的地盘，江苏在打仗，上海传统上是在皖系控制之下，福建缺少军港，广东是人民军地盘。只有山东既不姓直也不姓皖，而且渤海舰队的主要港口之一即是青岛。
交了狗屎运的张宗昌不花一分钱竟然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舰队！要知道这时的渤海舰队算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海军，在去年从广东撤回后有巡洋舰“海圻”、“海琛”、“肇和”号和驱逐舰“同安”号等众多大型舰艇，最主要的是它的门类齐全。
不过张汉卿没有时间去盯着那支舰队了，虽然流诞，却因为战场上事多繁杂，只能一桩桩就近来。吴佩孚一宣布停火，张汉卿便火速命令在蓟县、天津、张垣、郑州等各线的奉军与人民军就地接受直军缴械。
直系在军事上最强大的洛阳系吴佩孚落败，老大保定系的曹锟被囚，天津系的王承斌反水，在民国呼风唤雨多年的直系，就这样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正史上不同的是，下野后的吴佩孚不是先去湖南而是直接投奔四川的杨森去了，因为湖南此时已经是人民军的地盘。
这一仗，吴佩孚输的不是在军事上，而是政治仗。他仍然是北洋军阀中极有军事才能的一个，不少人都劝少帅，要么留下他，要么杀掉他，总之不能让他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不过张汉卿才不会在意。经过一连串大的战略战役，他已经完全成熟为合格的政治家和大半个军事家了。强大的直系在时，吴佩孚都输了，现在普天之下已经没有土壤可以使吴有再次发迹的机会了。至于阴谋诡计，去他的。
少帅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我不在乎别人的意图，我只在乎他们的实力。”吴佩孚想走，那就走吧，他甚至向人民军放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他还用了一首非常诙谐的乱诗送别吴佩孚：
“一片冰心在玉壶，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寒雨连江夜入吴。”
引诗一字未改，只颠倒了次序，让吴佩孚失落的样子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
吴佩孚乘津浦线南下逃往江苏时，忙于接收直系海军的张宗昌竟然把这条大鱼放了。等到孙岳的国民军追至山东境内时，缓过神来的张宗昌却说什么也不让国民军入鲁。
这对一心想再立大功的国民军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此役最大的胜利者，肯定是奉系。其在河南的四个师约5万人集中向人民军投诚；在北方，奉军共接收约9个师12万人的残兵。
至于冯玉祥、孙岳，因为远离战场，只控制了在北京的一些杂兵各约万余人。此役共歼灭直军近3万人，还有一些官兵失踪或逃匿出战场。
在中央，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奉系的独揽政局，即使是孙逸仙也一样。张作霖兴冲冲地自沈阳赶到秦皇岛，准备改组政|府，赤膊上阵了。
到1923年底，奉系辖下铁路总里程约为9000公里，除关外有绝对控制权的不谈外，在关内掌握了当时全部重要铁路如京汉铁路、津浦铁路、胶济铁路等，而且连接南北、东西的两大主干粤汉、陇海线正在分别建设中。
财政上，税收已达到14.1亿元之多，是同期日本的86%。行政上，已完全据有奉、吉、黑、兴、蒙、热、绥、察、甘、陕、宁、青、鄂、皖、湘、赣、粤共17省，另还在名义上管着新疆、实际上占有天津、安徽全境，人口上占全国的一半还多。
军事上，打败了直系的20多万精锐后，盘踞在江浙沪一带的各系兵马已不足十万。山西有几万人、加上北京的几万人，即使其它各系联合起来，也不到奉军、人民军的一半。强大的直系在奉系身侧也只能另僻奚径不敢直面，何况一个松散的联盟？
连孙烈臣等人都认为现在可以不必顾忌各方想法，直接用奉系的方式控制政权了。政治，还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
此时此刻，奉系内部也对这场巨大的胜利所陶醉，张作霖基本上认为奉系坐稳了天下。试想，曾经风光无限的北洋三派中的皖系、直系相继臣服于奉系，天下还有哪股力量能够再和自己匹敌？对于冯玉祥关闭北京城、拒绝奉军进入的举动，他几乎要发布命令要求奉军前锋强攻了。
北京城里的冯玉祥和孙岳只有两个军，他们自认为是这次反直最大的功臣，都坚定地以孙逸仙为皋圭。直系一落败，冯玉祥即迅速声称将所部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并呼吁各界请孙中山出来主事。
他打的主意很好：趁直军新败之际让孙中山入北京主持大局，这时候比的就是腿脚快。虽然奉系实力占优，但在北京城里却要仰国民军的鼻息。加上孙中山的威望，抢先一步组阁造成即成事实，谅奉系也不至于再动刀兵，那样势必会引起各方的反弹，也和全国各方期盼和平的主流不符。
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冯玉祥的部队控制北京城，外围则是奉军控制大局。以奉军目前的实力，挥戈进入北京城对付实力居于下的“讨逆军”一战定天下不在话下，只是似乎师出无名。
冯玉祥就是想凭此恶心下奉系呢，却不知道差一点引发新的战乱。
第628章 战后（下）
朝野各方都在观望奉军的下一步动向，如果此时稍有不慎，不但刚平服的直系立刻会死灰复燃，居于下风的皖系、国民党系各方只怕直接便可将孙逸仙这面大旗竖起来再次讨伐自己了。
即使在奉系内部也有请孙逸仙为总统、张作霖担任总理的政治力量划分愿望，比如郭松龄、胡景翼等一批辛亥革命初期便响应孙逸仙号召的旧将，和于右任等一大批在各地有重要影响的所谓名流，此外还有在中国未来有重要影响地位的江浙财团等孙逸仙所赖以财政支持的派系等。
所以表面上看是奉系风光无限，其中凶险不为人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些人虽然绝大多数都不是拿枪杆子的，但是笔杆子更厉害。
他们或在政|府任职，或在当地呼风唤雨，之所以能够被保存，是当初张汉卿在带领人民军东征西讨时，因为人民党干部不足及统战的原因，很多控制下的省份的省长都不是人民党人，如陕甘宁、蒙古、新疆、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以及广东等地。
这样统战是统战了，但是心却没完全统过来。
关键时刻，张汉卿认为：中国目前乱局一团，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难免日本人会乘乱有所动作。当务之急是迅速稳定局面----奉系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域取得了优势，取得下一个大捷甚至是问鼎中央已经不是问题所在。倒是需要在军事大捷的此时冷静下来，取得政治上、道义上的优势。
既然国家政体难定，形势对奉系也不是最佳，此时上台组建政|府必然招致各方异议，不如找第三方缓冲一下，他倾向于把段祺瑞重新推上前台。
张作霖最终听取了张汉卿、孙烈臣、郭松龄的建议，呼吁各方就组建一个联合的政|府同赴秦皇岛，与先期移转至此的孙逸仙商榷。
其实各方均在关注奉系领袖的动向，以此时此地实力而言，任何撇开奉系的商谈都显得无足轻重，无论所组内阁为何，奉系铁定了是内阁的支柱与最大的实力派。各方所关注的只是是否能分得一杯羹，在新内阁中自己究竟能占多少名额、处于什么样地位！
11月7日，中国政界要人齐集秦皇岛，讨论组成统一的中华民国事宜。气氛之热烈，似乎要开中国皿煮新纪元。不过参与的人都知道，不是各方有多皿煮，恰恰相反，在决定事关党派生死的问题上，人民党和国民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是一次对中国未来和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盛会，虽然有相当多的不和谐音，但是有眼光独到的孙逸仙在，有深孚众望的少帅在，人民党和国民党这民国两大党派不至于失控。至于各方都有一些想法，是正常也可以被适当照顾的。
冯玉祥以张之江为他的代表出席，要求各方先由孙逸仙为代理总统，然后以民国约法为精神重建|国会，然后选出内阁。在此之前，北京由他暂时进行军事化管理，奉军仍旧驻在北苑，政|府也由他们几人所推出的“摄政内阁”维持运营。
张汉卿直接表示反对：在这次直奉大战中，如果冯玉祥能够早一点动手，根本不需要以几万奉军伤亡的代价来赢得胜利。而且挟战胜直系之余威，奉军若不进入北京还算胜利吗？
所以他正告张之江：“请转告冯玉祥将军，他在此次战争的是非功过还需细细讨论。在此之前，北京仍为中华民国各方之共同首都，绝无被他一人指手划脚之理！此次会后，奉军将进入北京协防，如果他再敢行螳臂挡车之举，直系就是榜样！”
冯玉祥只有几万人的军队，还想着从龙之功，他打得好如意算盘！由于曹锟贿选，国会已经沦为笑柄，重建|国会是什么概念？那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孙逸仙为代总统半年一年，那么在道义上已成为即成事实，还有人民党什么事！
国民党也有提案。
在此次反直战争中，人民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利益，特别是军事上，完全可以用武力将全部的反对派一扫光。这一点，国民党内元老派心知肚明。
在武力已不足应对当前的困境时，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派提出一个建议，由孙逸仙任总统，张作霖任总理，以双方共同的“三皿煮义”为准绳，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的革命政|府。
这里的统一军权，是仿效西方制度的军队国家化。当然，总统是军队的总指挥。
又绕回来了，国民党是想玩空手入白刃啊！
人民党、老奉系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人都是熟知少帅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是这样一步步靠枪杆子打下了现在的局面，国民党想动动嘴皮子“杯酒释兵权”，谈何容易！
不但如此，一些奉系中的大员们甚至还起草了由张大帅任总统、少帅任副总统、吴大帅为立法院长、王永江为总理等的倡议书，还草拟了内阁成员的名单，当然，名单内官员无一例外是人民党系和奉系的人。
轮到国民党和其它派系反对了：军政大权都给奉系了，我们这次是来陪太子读书的吗？
各方分歧太大，谁都想在这个时候分得一杯羹。这样没完没了地谈判，不但与事无补，吵得大家火气越来越大，搞不好不用外人来怂恿，自己人先会打起来。
接收直系地盘业务繁忙，张汉卿不欲多浪费时间。他提出与其这样任由政局败坏，还不如搁置争议，推举第三方出来任事。
明眼人都知道他的意思。反直三方联盟，奉军出人出兵，国民党摇旗呐喊，皖系除浙江督理卢永祥在外围与直系江苏督理齐燮元小干了一架外，只剩下一个段祺瑞孤家寡人撑着个皖系的架子。既然人民党和国民党争执过大，不如推他上台。
孙逸仙也认为在法统已坏的情况下，总统和内阁的诞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一时半刻很难形成一致意见，让段祺瑞出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无兵无将，易于控制。
第629章 中国向何处去
在各方诸侯在为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逸仙畅谈他的改良的“三皿煮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
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
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皿煮义，新三皿煮义或真三皿煮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皿煮义。
如果有什么一种三皿煮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人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
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交通突破、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逸仙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
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人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从而换来完全意义上的皿煮？
张汉卿很好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说：“所谓皿煮，即是人们当家作主。欧美的皿煮是自下而上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程。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本身并没有完全皿煮的基础。将资产阶级的皿煮直接加诸于中国国家制度上，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中国，应该仿照苏俄，集中全部的力量先进行驱除外侮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现在的皿煮是需要集权的人民党|领导下的皿煮，而非曹锟式的选举。
中国人多地大，更容不得乱，党派林立、军阀四起是祸乱的体现，但根源则是中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式的皿煮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模式，还需要在将来进行长期的摸索。将来人一定比现在的人要聪明，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人民党立党基础便是在党内实现皿煮（集中），这一作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等到中国统一了，这个办法可以向政|府内转移。学良虽然不才，却知道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孙逸仙颔首说：“人民党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由于集权的原因，会不会在经历了一个时期后，腐化从党内开始，以至于威胁到政权？因为集权，将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
这个问题张汉卿自信已经解决了，他说：“国家统一后，仍然需要人民党|领导全体国民进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作为重要的监督体制，我准备首先进行司法的完全独立，这样，即使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会同西方一样面临着司法的约束。
除此之外，国家开禁对新闻系统的控制，让人民的声音真正成为执政|党的一面镜子。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国会仍然需要成立并且发挥作用----三权分立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方向.
只是，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人民党都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立法、行政权上的完全皿煮起过渡作用。这一期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始终会到来。其实人民党已经在东北试点了一年多。
袁氏、皖系、直系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都是人民党的借鉴。只有人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后，这个国家才能永葆青春、蒸蒸日上。”
孙逸仙被他一席话深深撩到了藏在内心的使命感。他诚恳地对张汉卿说：“国民党人才凋零，在建设国家方面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人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国家的组合，如果不正视这个事实，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在这次组阁问题上，有人提出以我为总统，这是我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孙文无尺寸之功，又对治国无一己之见，怎能尺位素餐，谮居高位？
不但如此，我还会用我残存的一点影响，让国民党从立志于夺取中国政权的宗旨上退还到辅助人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富强、皿煮的大道上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我唯一的志愿是国家和平后担任铁道建设部长之职，在任内为中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
张汉卿呯然心动，心内一热，前生每次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形又浮上心头。如果真如孙逸仙所愿，解决了束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交通薄弱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在四十年代建设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支撑起其多半个世纪的强大，被誉为“轮子上的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幅源辽阔，自然不能在汽车上和美国一较高下，那将使全球更快地步入资源荒，想想二十一世纪中国需求庞大的石油等能源和长期受约的“马六甲困局”吧。
而且建铁路，与建设同等公路、航空的性价比都是最好的，从长远观点来讲也颇具战略性意义，无论从国计民生、国防需要、国家发展与能源安全性角度考虑都是合理的，张汉卿很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 “铁轮上的国家”。
他同样报以诚恳地说：“先生，学良愿尽可能给先生以支持，建设纵横东西南北的铁路网，让中国从此强大起来。”只要交通便捷，贸易兴盛，将内需调动起来，让工、农业产品充分达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中国富强是指日可待的事。
他仿佛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映在眼前，一个强大的中国即将提前建立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完全主权的中国的展望如在眼前，中华民族也不会再来一次多灾多难的悲惨故事了！
这时候大海似也感受到了他激动的心，咆哮着在岸边甩起千层浪，用巨大的声势应和着他的汹涌。
起风了，下雨了，洗刷着大地的脏污，表达出张汉卿此刻的心境。中国一统就在眼前，由大乱到大治，自己现在可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华民族至少五十年的衰退，堪比历史任何一位帝王将相！
记得自己最佩服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曹操在北征乌恒胜利返回时，就是站在这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他面向无边的渤海，不顾倾盆大雨就在头顶，一首妙词油然而生，成为绝唱，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第630章 国家统一委员会
由于最大的实力派巨头张作霖和中国最有人气的国民党精神领袖孙逸仙在事关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最终“惺惺相惜”，建议并通过了“在国家行政空白期间，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作为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总统或决定政体前的过渡”的决议，才使得这次“碰头会”表面上圆满结束。
在各方讨价还价下，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
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分别为奉系6人：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皖系3人：徐世昌、段祺瑞、靳云鹏；国民党系和近支人员3人：孙逸仙、冯玉祥、孙岳；以及在北方有重要影响力的山西督理阎锡山。
“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各方为协商国家的重要事务的一个平台。在名义上，中华民国的最高元首仍然是段祺瑞，但为他新造了一个官衔“执政”。
但段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平时既不能“执政”，也不能“问政”，他充其量算一个“听众”。真正的实权，是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下设的几个等同于内阁的委员会。实际上，这几个委员会也确实控制了国家行政权力。
此届内阁阁员名单如下：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农业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工商委员会主席刘尚清、教育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无党派）、交通委员会主席孙逸仙（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主席孙烈臣、计划委员会主席张汉卿、司法委员会主席林翔（国民党，林则徐后人）、外交委员会主席顾维钧（表面是无党派，已被吸收为人民党员）。
一点儿也不奇怪，新成立的内阁中，奉系取得了除交通、教育、司法委员会主席之外的全部7个席位，切得很大的一块蛋糕。当然，每个委员会都有各方或多或少的人员在内，当初决定采用委员会制就是为了广开言路。
这些官职都不重要，大家更关注的是关于军队的处置，因为国家统一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军队国家化”。
不过由于政治上分歧过大，对于军队的集中，暂时还没有一定的**，大伙儿也只是坐在一起，谈谈心，顺便发发牢骚，然后各自回去整理军备，准备壮大。所以，基本上拥有军队的实力派领导人才得已进入，除了孙逸仙。
奉系孙烈臣怎么排也是首席的角色，委员中来自其他四个实力派：
阎锡山（山西革命军总司令，辖5个师2个混成旅，共11万人），驻所山西；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刚刚扩建到3个师1个混成旅，6万多人）驻所河北廊坊；
孙岳（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由一旅而扩到2个师，3万多人），驻所北京通州；
只有孙逸仙，虽然时任中国最大的“参政|党”----国民党的总理，却无兵无权，但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防委员会的一员。不过他的事务繁多，代表其参加国防委员会的，是其在广东的参谋长李烈钧。
桂系、滇系、黔系、川系都派人表示承认中央的权威性，一时间，似乎中国的统一大业已告完成。
国防委员会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协调各方军队在国家军队体系中的比重，以及如何分配利益。对于各方的军队，国防委员会暂时还不能伸手。
所以它的存在意义并不大，基本上和之前的陆军总长在民**事上的地位相似，这也是张汉卿并没有在这个委员会中任职、而继续让“习惯”了休闲生涯的孙烈臣担任的原因。
不过，等腾出手后，张汉卿一定会发动武力，消灭一切敢于拒绝“统一”的军阀的。估计这也是所有实力派的心愿：袁世凯干过、强大时的皖系干过。
对于实力较弱者，是不甘交出手上的军权的，所以才有“省自治”、“联省自治”等的滥觞。当奉系还很虚弱时，也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它的羽翼未丰。一旦它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
这次破开荒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发起国民大会，探讨恢复法统，取消各地自治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
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
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
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在孙逸仙执意拒绝下，张作霖毫无疑义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以张汉卿为首的“计划委员会”为设计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基本上与各方达成协议，于半年后召开立法院----即国会的选举工作。至于政体为何，尚无具体结论。
在此期间，段祺瑞继续作为临时执政，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但实际行政、军事、外交、人事及经济权力均集中在人民党系手中。
在这一段期间，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在各地扎根，成为正式的力量渐渐地在非传统的奉系地方行政上发挥作用，引起其它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和警惕。
第631章 联省自治与统一
但是作为唯一有潜力对抗人民党地位的国民党总理孙逸仙本来就认为虚弱的中国应该是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对各在野党派势力及国民党内反对的声音作了很好的压制。正如他在张作霖“国家统一委员会”就职典礼上所致的贺词中说的那样：
“中国所走的道路，应该是统一、强大、皿煮的道路，但是皿煮不是一蹶而就的，前段时间所发生的总统贿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脚注。
在军阀林立的前10几年，我一直期望建立一个军管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此谓军政时期。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现在这一步已经基本完成了。
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才能够保证这一前提得已实施，而人民党无疑代表了这一政权基础。
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可以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张汉卿在《人民党报》刊登文章，解读宪政阶段人民党是否会主动交出权力、实行多党竞争时说：“首先要申明，人民党是国家的领导者，但是国家的权力在人民。当一个政|党不能适应人民的需求时，他自然会被淘汰出去，人民党也不会例外。
为防止人亡政息，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导入党内的和国家的选举制度。即由党的基层委员会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党的皿煮集中制，以限制个人的权力、集结集体智慧。在条件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导入国家|元首和行政主官的直选制度。
在国家完全统一后，将成立全新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依法行使管理国家、监督政|府机构的权利。
我们将在立法部门之下设立一个行政监察委员会，以弹劾各级部门的行政偏差。此外，还将设立一个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考评机构，即考试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均隶属于国会，不受制于任何党派。
在行政、立法部门之外，还将设立一个不为各党派控制的独立的司法系统。这就是孙先生所宣讲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加上监察院和考试院的五院制度的原则，当然，现实会有些变化。”
现在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中，它成立之初的第一个重要使命便是确立国体与政体。要知道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中华民国体制已经千疮百孔，人民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值得各派系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虽然皿煮之声虽然不绝于耳，但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贿选和一场大战，人们迫切需要的只是安宁，各派系需要的也只是有利于己的权力的再分配。张汉卿再一次运用远交近攻的手腕，使奉系人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控制了政|府。
对于政权上交“国家统一委员会”，既得利益者的诸侯们不无意见，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慵散而不是集权的国家。这个传统从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集团崛起开始，由于督抚们渐渐把军权、财权与用人权等揽在自己身上，因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权的危机，在清政|府那里早有预感。尤其让清政|府震惊的，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那时候，因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各省督抚，却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命令，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互保东南。
这个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1901年，梁启超就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
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各国立宪经验，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然而，清政|府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数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很难真正去分享权力。于是仿行立宪的原则，就成了“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实权，只是允许民众参与讨论政治而已。
但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步，清政|府实际也没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说“惯性思维”是——削弱现行督抚权限，各省新设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反倒是要加强中央权力。
清政|府的决定，引起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开反对，表示很难办到，各省督抚也相继表示不满，此案只有暂时被搁置起来。清政|府仿行立宪宣称要解决中央、地方的权限问题，结果却南辕北辙，很不理想。
真正算作近代中国地方主义.asxs.的，是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所主导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发生在甲午战败后。由于战败，中国人就去检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问题，朝野内外一个基本共识是，过去对社会管控太多，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没有“自组织”，没有新闻媒体，没有一切现代国家所拥有的社会管理方式。
这一特别机遇被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敏锐地抓住了，而他们之所以在湖南进行试验并能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同时并存。
就区位来看，湖南拥有一个特殊的窗口——广东。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选广东。广东是近代中国与外国人接触最早、最多的地区。湖南人通过广东这个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优长之处，因而有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ze东等一大批力主学习西方的湖南人。
另一方面，湖南在中国的位置，当南北要冲，为西南门户，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或许由于这个原因，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当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山东胶州湾、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湖南人就在两年自治的经验基础上准备独立。
这当然不是分裂，而是准备像梁启超等所期待的那样，以湖南独立为中国将来重建统一积蓄力量，保留一个复兴基地。
湖南独立在1897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清政|府鉴于胶州湾事件的巨大影响，在第二年开始了政治改革，是为戊戌维新。戊戌维新为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动力，湖南省内的南学会，就是一个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团体。
遗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并没有结果。戊戌变法在1898年秋天逆转，湖南地方自治试验也就随着陈宝箴、黄遵宪被解职而烟消云散。
20世纪20年代初，过去的地方自治先锋，又成为“联省自治”运动的领头羊。湖南不仅在1920年11月由省长谭廷闿、师长赵恒惕发表通电，第一个宣布自治，还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布施行湖南宪法。
在湖南省的启示下，四川省的刘湘，贵州省的卢焘，广东省的陈炯明，江西省的陈光远，浙江省的卢永祥，陕西省的陈树藩，东北的张作霖，华北的吴佩孚等政治强人，都先后运用各种方式尝试自治。
不过，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国，各地的自治运动风起云涌，而经过几年的折腾，到头来却是中国获得了新的统一，各省依然处于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离出去。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区域“忠诚分层”的问题，湖南人忠于湖南，但不会忘情中国，真正愿意一省独立永久脱离中国的毕竟是少数。
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都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是统一条件下的治理方式调整，因而自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上世纪20年代的政治逻辑，各省自治必然渐渐进入数省联治。
像奉系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的例子，张汉卿的作用其实只是把握了这个走向，让“联省自治”的动作更快更稳健而已。
直到以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党提出了“中国重建统一，重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三皿煮义成了国家指导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义也就重新纳入张汉卿的思想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中国仍要实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层面之外，直接进入县域，不再让各省成为一个自治体。
这显然是避免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变成地方割据。对张汉卿来说，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绝不允许一个表面的统一，所有地方原先的军事实力派，绝对不允许其握着地方大权。只是他们不再公然宣称要实行联邦制，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着地方的势力。
只是奉系是一个已经控制了17个省的“联省自治政|府”，已经相当于多半个中国，还需要再“联”吗？
第632章 易将
奉系的本钱变粗了。
17万直系降兵，与3万之前募集的新兵，组成54个团，把不久前还是2旅6团的各部军队都满编为3旅9团的“精锐师”了。
不过现在的奉系，因为腰粗，已经不再提什么“标准师”、“加强师”和“精锐师”了，大家都是标准的3旅9团制。唯一不同的是，5个主力师因为率先换装榴|弹炮，已经形成了人民军五大主力师了。
是的，此役后，奉军和人民军系统大统一，全部经过人民党改编的奉军已都称做人民军了。唯一的差别是，传统意义上，人们还把他们称为奉系，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
剩下的军队，另增加四个师的编制，分别沿用原直系的23、24、25、26师番号，并入拱卫北京军队的行列中。加上原本的三个师和新调来的27师，北京周边的人民军于是有了惊人的8个师！
这给了冯玉祥等人很大的压力，因为明显地，这么多的军队就是冲着他们来的，不说其中有人民军五大主力的两个师27师和28师。这也是他们在张汉卿逐步控制北京城时不敢有过多反对的原因之一…
用降兵扩充兵力是正常，因为大家本来就是北洋一脉，谁胜了就降谁在心理上完全没有负担。而且这么多直军，不征召入伍而让其解甲归田的话，极有可能造成新的祸患。
关外奉军司令部已经改称为人民军卫戍司令部，不过奉系高层很吃惊的是，新的司令人选竟然不是呼声最高的郭松龄，而是在奉军体系内同样老资格的汲金纯。
郭松龄，奉命担任人民军新成立的海军总司令，是少帅直接点的将。
当张汉卿向张作霖私下征求用人意见时，在听到的一刹那，张作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小六子一向几乎无条件信任郭松龄，怎么会临机易人？
未来奉系会将党、政、军的机关陆续搬到北京----人民党已经先行，张汉卿已经派人派出先遣部队进入北京，抢占了中南海并指名要求人民党、国家统一委员会未来将在这里办公，相当于奉系重心从此从沈阳迁到北京了。
谁担任卫戍司令，其实就是张汉卿倚重的证明,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大家包括老张都认为，以郭松龄和张汉卿的战斗情谊，以及他长期担任关外奉军总司令的地位，舍他其谁？
曾经，关于张汉卿对郭松龄的信任，简直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至于张作霖曾骂：“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睡之外，吃一个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因为这，郭松龄对张汉卿同样发自内心的尊重，也让后者获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
不过这只是表象，在张汉卿心里，始终惦记着历史上郭松龄为了反对张作霖对国民党的打压，联合冯玉祥与孙岳对奉军的倒戈一击。
这一仗虽然以张作霖的惨胜告终，却元气大伤：郭松龄杀害了劝和的姜登选，后被一直和他不和的杨宇霆草草枪毙，导致奉系一连损失两员大将。关键是原本精锐的奉军自相惨杀，后来北伐军能够成功地打败奉军，跟这一变故不无关系。
现在情况又很类似：因为奉系开始对国民党在政治上打压、在军事上对亲近国民党的冯孙两部进行限制了。孙逸仙本人都在此，一向对国民党很有好感的郭松龄难保没有什么想法，万一故伎重施，这会要张汉卿的老命的！
统一全国，曙光已现，这大好局面，可不能有任何纰漏！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郭松龄应该被调离，换上更忠于老帅的汲金纯！
对此，郭松龄难免会有些想法。毕竟北京卫戍部队是整个奉军系统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集团，能够成为它的主官，既是荣耀，也是被信任的象征。像吴俊升贵为大帅，现在也只管着寥寥数个师而已。
可是张汉卿对这次的换将行为酝酿了很合理的说词：
“茂宸兄，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你做这个卫戍司令，我肯定既放心也双手支持。关内奉军的改编，你尽心尽力人所共知；前段时间遭受直军攻击你经受考验，从功劳和能力上讲各方都很服贴。
可是政治讲究平衡。奉军统一改编成人民军，一些元老肯定会有些想法，我也要照顾他们的情绪，毕竟在奉系发展壮大过程中，他们和大帅出生入死，建立功勋不可磨灭。
汲司令在我们壮大过程中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忠于大帅，以忠厚闻名关外。奉军在改编后如何安置这些元老决定着军队改编的成效：能否阻力最小？能否疑虑尽失？能否人尽其用？汲司令就是镜子。
他打仗带兵是一把好手，担任卫戍司令绝对可以胜任，这个你应该说句公道话（郭松龄：老汲是不错，可是…）。
没有可是！在淡泊官场上，八叔是我们奉系的骄傲和榜样。两让27师师长、两让督军，他被称为东北的‘大树将军’，被奉系上下尊重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数让官职，现在不也仍然和大帅、吴大帅、孙大帅并称东北四大帅？他的付出大家都看得到，他的奉献精神也是人民党人的丰碑！
所以我要你主动让出这个位置，一是努力把奉军和人民军这一碗水端平，二也展现你的高风亮节，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给你准备了新的职务：首任海军总司令！”
郭松龄本来对到手的卫戍司令一职易手很有意见，在张汉卿这一番说词之下也有些释然了。汲金纯从资历和功劳上绝对没得讲，少帅说他是为了照顾老奉系的情绪也能理解，关键是这个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很诱人。
民**队两大支：海军和陆军，其总长一直是内阁阁员，地位非同一般。像战前，陆军总长就是孙烈臣。张汉卿把这个重要、拉声望的职务给他，还推心置腹地讲述了原因，这种信任和尊重让他没话说。
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想法曾经被张汉卿一再被私下里提起，也为之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发展，他是知道的。东北海防舰队、长江舰队、华南舰队都已成立，海军的建设已初见成果，这个时候换他做首任总海军司令，不算降职。
其实，这个时候奉系把一向被公认为国家化的海军司令职务拿到手，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张作霖和张汉卿实在想吞并张宗昌手里的那支舰队了。
这时候东北海防舰队司令沈鸿烈向张作霖献计说，张宗昌因为一直游离于奉系之外，其实是渴望得到认可的，不如封他个海军副司令的官衔，并暂把海军司令部设在青岛。这样，因为名义上拥有了那支舰队的管理权，可以慢慢处理…
这才有了郭松龄为海军总司令、张宗昌为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为海军参谋长的任命。
对于自己能与奉系少壮派郭松龄搭台子，张宗昌觉得不知是计，觉得自己有了一大进步。他还在为前不久的大战中自己的出彩表现被少帅欣赏而自喜。
接到这一张轻飘飘的任命书，自己先轻飘飘起来，以为这是奉系对自己的认可的表达方式，还对先期入鲁的陈绍宽大拍胸脯地表示：一定协助他把青岛海军基地建成建好。
只是他高兴之余却想不到，既然他是奉系海军副总司令，这支渤海舰队自然属于奉系了…
陈绍宽此时已被任命为青岛基地的首任司令，并兼海军总军需部长。随着他一起到来的，还有新成立不久的海军陆战第2旅和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宋长治率领的部分军舰。
海军军官来了很好理解，接收军舰是要人的，何况直系海军新降，需要奉系海军改编；但对于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张宗昌表示自己有好几万人马，可以担当保护军港的重任。
当然，陈绍宽的解释是：海军是不同于陆军的军种，基地守卫工作还是交由海军来负责最佳。
海军是专业性很强的兵种，没有十几二十年的培训根本玩不转。纯外行的张宗昌哪里是陈绍宽和宋长治的对手？被忽悠着三下五除二便放弃了对渤海舰队的控制权和青岛基地的管理权。温树德是已降的人，威信已失，任由着奉系接收了全部军舰。
于是渤海舰队和东北海防舰队合并，组成一支中国现今最大的海军舰队----新的渤海舰队，驻地分散在营口、秦皇岛、青岛。
为了让郭松龄远离孙逸仙的影响，张汉卿真的把海军总司令部暂时设在青岛。对郭松龄说的理由是，考虑到山东不在人民军的控制下，让海军堂而皇之地介入不愧是好办法。等有机会了，他的任务是把张宗昌取而代之。
中国最大的舰队落入奉系手中，加上河南、河北的人民军进展迅速，很快把直系的原有地盘吃下，让冯玉祥等人如卧针毡。
没有了地盘，到哪里弄钱养军队？他们两人，在政变后即宣布：北京为商议政事之所，应为免战之城，建议大家各自将军队驻在北京城外，这才有冯玉祥主力驻廊坊、孙岳主力驻通州之举。
若是真能做到这点也可，问题是北京的警备司令是鹿钟麟，他是冯玉祥的人。头头脑脑都进北京城了，若是被一鼓脑被端了，空有数十万人民军又能如何？所以北京的城防大权，非抓到手不可。
第633章 主意打到了紫禁城
张汉卿任命久随他、实际上一直担任他外围警备的原华中人民军司令部保卫部的部长黄显声为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北京警察厅厅长。黄是在“五四运动”中应声而出的青年才俊，比自己大四岁，历史上也极有名。
自己能够看到他并从众多的人物中简拔出来，是因为他传奇的一生以及多次面临大事而不乱的镇定：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他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警务处长，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给中日军队以缓冲。
他对日本人的仇视早已有之，曾私刻了一个大印，篆有：“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一行字。
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
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人称东北军中人称东三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藏式毅和黄显声。
他是后来东北义勇军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历史上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实就是最早描述他的军队的功绩的，只是现在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只是笼统地认为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忠于自己，当然，这个自己是这幅躯壳的主人，但不妨碍他对黄显声的简拔。不同于蒋百里、杨杰等人的是，黄显声的提拔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五四时的刚出道被看中，进入东北讲武堂学生军，然后以少尉军衔担任张汉卿的侍卫班长、炮兵团上尉参谋、少校营长、汉阳兵工厂上校警备司令、华中人民军司令部少将保卫部长。
他人在军队，张汉卿却有意识地培养他在公安方面的经验----军队和警察，看似类同，里面区别和学问大着呢！
攻城拔寨用军队，但安顿后方、对付隐秘战线的敌人，乃是警察的强项。而且黄显声让张汉卿很喜欢的是他的字“警钟”，对公共和国家安全战线，警钟常鸣好啊。
军、政、警都在奉系的控制下，冯玉祥、孙岳对此无可奈何。论实力，他们比奉系差得远了；论道义，张作霖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只要孙逸仙不出面对抗，没有人是奉系的对手。
而孙逸仙也是识大体之人，知道目前的形势，不想与奉系闹翻，甘心做他的交通委员会主席一职，不再过问政事，这让冯玉祥大失所望。
讲起来国民党也是悲摧，他们从建党起到目前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境地：不是在政治上被打压、就是军事上受排挤，或是在经济上受窘迫。孙逸仙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反复强调：“失败皆因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比之前更缺钱。当过状元的实业家张謇说的实在：“除去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孙逸仙在起义发生后并未第一时间回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款。他后来回国后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来，他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有钱打仗就无从谈起，聚集到南京的部队临时政|府甚至都不能遣散，因为没有遣散费士兵会哗变。革命党人之所以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财政困境是重要原因。
1918到1919年间，孙逸仙居住在上海，革命生涯进入低潮期，又闹起了钱荒。有些革命党人生活穷困，致信给他借款以维持生计。孙没钱可给，但对每一封求助信都亲自回复。
一天，接到一封称孙逸仙为“革命鼻祖”的信，写信之人称自己为孙的后裔，请求寄钱。孙回复：“既知我为鼻祖，你为后裔，应当是后裔供养鼻祖，未有鼻祖养后裔的。即使是尧舜，也是没办法的。你们应当自谋职业，做到生活自给。不能做革命一日，就要人养你一世。如果你们还要依赖我，则我愿为你们的后裔，尊奉你们为鼻祖，请你们给我钱吧！”
人穷志短，靠精神吃不饱饭。孙逸仙没钱控制不了军队，他的命运注定颠沛流离。
而在此时空，同样的三方控制北京政坛，由于奉系财大气粗，国民军的命脉仍党握在奉系手里。要摆脱困境，需要另僻奚径。
看来能够壮大实力的只有自己了，冯玉祥两人在北京城，不是没有捞到好处。像财政部账面上仅有的三十万元就被两人瓜分、京汉铁路刚解来的一批为数五十万的路款也被逮个正着。只是这些钱对于拥有近十万之众的“国民军”来说，只能卿以自娱片刻。
他们还打起了俘虏的主意。像驻守在保定的十六混成旅（即曹锟的卫队旅）旅长曹士杰（曹锟之侄，系曹锟五弟曹钧之长子）在战事结束后，孙岳软禁了曹士杰，逼他交出30万元作为释放条件。
曹士杰以身在囹圄无法筹款为借口。孙岳便派人到天津往见曹钧，经调人往返多次洽谈，最后商妥由曹钧代为交出10万元，孙岳方将曹士杰释放。
行军打仗不能老靠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来解决军饷问题啊，思来想去，两位忠诚于国民革命的将军想到了革末代皇帝的命了。
----我们辛辛苦苦为民国打下一片天，溥仪这个下台皇帝还舒舒服服地坐他的龙椅，每年从民国拿着四百万两银元的好处费，连续十几年了，估计紫禁城里的银元都堆成山了吧？
对冯玉祥而言，打紫禁城的主意，除了缓解财政紧迫的局面外，还能顺便解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至少在反对帝制上是认真的。
袁世凯恢复帝制时，曾经封冯玉祥为男爵，他听到此消息居然痛哭流涕，说：“这是对我冯玉祥的极大侮辱，不把袁贼铲除，不把帝制推倒，对不起滦州起义的弟兄们。”
张勋复辟虽然是一出闹剧，但冯玉祥认为就是因为让溥仪留在紫禁城内，才让清朝遗老们一直不忘复辟帝制。他认为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居然还存在一个废清小朝廷，这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阴谋家可以利用的一个孽根，必须连根铲除！
现在，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终于有机会实施他彻底推翻帝制的理想了。
一想到此，两人商量着还是要尽快行动。一者奉系的军警纷纷入城，现阶段都在控制地方与找后勤设施与驻所，等到局面平息，搞不好自己会被赶出北京城的；二来不相信奉系那些老军阀们没有惦记着紫禁城里的宝贝，与其被别人取，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是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以强硬的姿态宣布了大总统指令，限溥仪于2小时内搬出宫去。甚至掏出空心炸|弹，又假称景山上已经架起大炮，逼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作为酬劳，他们还索要金额为五百万的军饷，以保证军人们“不致因经济拮据而妄动刀兵”…
丘八们的威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威胁，还有可能演化成真实的。如果是直系没倒台前，皇宫侍卫长廕昌还能有底气强硬回复。那时的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对清朝是铁忠的，民国后曾一度被北洋政|府收回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就是被他私下还回的。
此外，王怀庆曾经饶过冯玉祥的命，他若在，对冯军是有相当的约束力。可现在，王怀庆和直系其他人一道败了，救星没了。
在轰隆隆的枪炮声响彻北京的大街小巷时，深居大内的皇帝溥仪、皇后婉容与妃子们却并根本不在意。特别是溥仪，亲身经历了袁世凯的逼宫、复辟、与张勋复辟，对于北京城里的北洋派系纷争和内阁如滚马灯般换人早已麻木了。
他相信，不管谁上台，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状况。
当初袁世凯为了让满清退位，还是作出了很多保证，其中就有“大清皇帝永传不废”、“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款，才最终打动了掌权的隆裕太后，成功缔造民国。
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了，那次是最大的危机：小朝廷已经接到了要求搬出紫禁城迁往颐和园的命令，并已先行让出三大殿并开始修缮了，“洪宪皇帝”梦破灭了；
张勋复辟时真的惊喜了一把，但也只是惊喜而已。猪尿泡吹得大，但破裂也快，段祺瑞再造共和，小皇帝刚登龙廷便被赶下来。幸好是被动地登基，这个待遇总算没有受影响；
其后直、奉共据北京的时期，皇宫里仍然没受影响。在溥仪大婚的时候，直、奉两大共主都奉上极重的贺礼，现在那些东西还在呢。
现在，又一次危机摆在面前，小皇帝该何去何从？
第634章 讹诈
廕昌还是有几分见识和胆量的，他也被誉为“满族上将第一人”，长期担任皇宫的护卫和各个大总统的侍卫长。
在袁世凯时就是侍从武官长、参谋总长职，在段祺瑞时的徐世昌总统任上仍旧做武官长，在民国后一个满人能得如此重用的，非他莫属。
他曾在张勋复辟败后进无路败无颜、处境十分尴尬时自刎一回：“谁知，我两面不讨好。”但是不影响他后来继续担任侍卫长一职，也算异数。
胡思敬曾经赞他：“古兵部之职总核天下兵马钱粮，非欲驱之行阵也。陆军大臣廕昌归自海邦，剪发易服作西装，入朝则戴假辫，变卿贰为统领，全署司曹将尽成武弁，实创千古未有之奇。”
他的儿子廕铁阁娶袁世凯之女袁琪祯，所以算起来，他也是北洋老臣。
只是北洋已渐去渐远，对新晋的民国将领冯玉祥等人来说，天大地大不如自己的权力大。为了取得军饷并以此扩充军队，就是皇帝也管不了了。
偌大的紫禁城，守卫的军队只有廕昌的三百人的卫队，基本上除了巡逻就只能把守几处宫门了。望着全副武装的警备司令部卫兵和警察，他心里打鼓。今天只怕不好善与了，他对鹿钟麟说：“国家对皇室多有优待，历十二年未曾更改。《优待条例》仍在，将军是要让国家出尔反尔吗？”
鹿钟麟秉承冯玉祥的意思，要表达进步的姿态，呼应人民要求皿煮的呼声，当然驱逐皇帝是个很好的方向：既不会有人跟他血拼，又可借此捞点好处，何乐而不为？他说：“溥仪参与张勋复辟时已经违反了与国民政|府签立的《优待条例》，所以这个皇帝我们都不认他！”
廕昌是铁杆的保皇派，职责所在，怎能退让？他愤怒地质问：“这些国家大事，应由中枢段执政和内阁与我们讨论，你是一个将军，怎能代表政|府？！”
张璧不耐烦了：“废话少说，你一个满清奴才，也想挡住我们皿煮的步伐？赶快让小皇帝滚蛋，否则我们会帮你们搬家，只是到那时，话就不怎么好说了！
另外，从张勋复辟起到现在6年了，你们也拿了不少国家的钱，现在该退出来了。体谅你们曾经也家大业大，我们只打个对折，给一千两百万元算了！”
按照每年四百万两来算，6年是有不少，但是银元不能只进不出，整个皇宫这么多妃嫔、侍女、太监包括护卫的薪水可都是从这里拿的，这笔钱是个打包费用。一堆人衣食住行花费颇不少，若不是当初皇宫里还有不少老本可吃，单靠每年这四百万两够什么用的！
廕昌知道得最清楚，他大声说：“这些钱要支付一堆人吃用，根本不够。若非如此，陛下也不会在几个月前遣散大批太监了。”
这个是真事，就在今年的七月十五日，溥仪遣散太监1734人，仅余年老15人守宫中紧要大门。不过后来实在不敷使用，又陆续召回百十人。
张璧轻哧一声，冷哼说：“辞退那些家奴，是因为你们自己闹得过火了。你还跟我哭穷，那次一场大火，烧了那么多国家珍宝，光是烧熔的废墟就有金店拿五十万元投标处理，当时只是熔化的金块金片就有一万七千多两！这宫中不知有多少宝贝，我们先不听你哭，等小皇帝走后，我们自己来清点！”
六月份紫禁城内的建福宫发生的那场大火，据可信推测为宫内太监们自己放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偷窥罪证。盖因清帝逊位后，许多太监衣食无着，或者见宫中防守空虚，遂动起了偷窥珍宝的念头。
据后来溥仪自传中说：“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动的，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在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了婚礼，‘皇后’凤冠上原来的所有珍宝，都被换成了赝品。
偷窃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者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是用办理抵押或标卖、借出鉴赏、请求赏赐等等合法的方式。”
御师傅庄士敦曾说火灾后他住的地安门街上的古玩铺又新开了许多家。哪来的古玩呢？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的官员或官员的亲戚开的…
因为偷窃的泛滥，溥仪想清查一下宫中的珍宝，只是前脚刚进建福宫，当晚这座美仑美奂的皇家珍宝馆就被一把火烧个精光。后来溥仪也不敢再查了，因为他惟恐再查下去自己会有生命之虞！宫中有这么多的太监实在是祸害之源，所以才有几天后的遣散之举。
要说溥仪因此揭不开锅那是讽刺读者们的智商，故宫那么多的宝贝，还是有相当多的完好无损，不然后来也搞不成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两个博物馆了。不过除去文物和金饰等，真金白银是不多的。特别是当时流通货币银元，都是需要时直接拿宝贝去换的…
紫禁城发生的一幕很快被众人周知。本来皇城就是人们瞩目的焦点，现在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闯进去，又听说是要驱逐皇帝出宫，当然很快就成为新闻。以至于入驻北京不久的负责维护治安的黄显声都听说了。
张汉卿在黄显声先期入城前向他嘱咐：紫禁城内的文物都是国家瑰宝，可不能再发生六月份的那场火灾这样的惨痛事情了。文物不比金银可以再生，能为子孙后代留一份纪念是我们这代人的幸事。所以除了奉系首脑机关驻地中南海，皇宫周边也驻有不少武警部队。
其实在鹿钟麟、张璧等人要强进紫禁城时，驻警就已经准备出动，并已报告黄显声和宪兵部队。
在附近的宪兵有一个营，负责它的正是人民军宪兵司令部的一位副团长李德标。
李德标的纪律严谨是全奉军都列为榜样的，连张大帅都敢打骂却因祸得福的人。在多次简拔后他已经做到了副团长，担任军队之警察工作，是非常得人的。战乱之都北京，他的宪兵队处理了很多起军队、警察违规现象，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军的人，还有一些直系的散兵游勇。
一向秉公执法的李德标不会容忍集体的违反军令。在三方反直后，约定了各方军人的驻地和控制范围，并规定军人不得参与政|府中、社会上的事，所有连以上规模的出动必须报国防委员会批准。现在，鹿钟麟等人竟然公然违反军令，这是他宪兵队该管的事。
他带领一队人马走近宫门口，面对乌压压的人群，对于只出动十几人的小队伍，李德标根本不怕：宪兵又不要打仗，只是纠查不正、临时禁闭不服从战场管理人员以及敌后弹压恢复秩序这几项职责。
很少会发生大规模军队造反的事，真的发生了，再多的宪兵也是白搭。他向着对方大喝说：“对面是哪支部队的？让你们的官长出来说话！”
鹿钟麟看着一群黑衣军人赶来，全身黑色军装，是典型的奉军执法人员装束，心知要糟。不过箭在弦上，也只得硬着头皮派人拦下，并先发制人地说：“国民军警备司令部执行军务，闲杂人等一律闪开！”
果然！要是奉军，肯定不会说他们是“闲杂人等”。要知道奉军中的各个宪兵部队都直属于各级政治部，而政治部是极要害的部门，非战斗情况下，连各级正职首长都轻易不敢干涉他们的工作！
而李德标，则是隶属于总政治部麾下，更是超脱了一般军官的认知。
要知道根据人民军训政条令，宪兵是可以逮捕各级司令官的，当然绝大多数情况用的不是“逮捕”这个词，而是“护送”其往上一级指挥部接受调查。彼时司令官的警卫部队是不得干涉的，否则极有可能被宣布为“反叛”！
所以当宪兵执行公务时，绝对不能算作“闲杂人员”。
李德标除了张大帅和少帅谁都不怕，又怎么能被一伙国民军轻易唬住？他大声说：“我们是人民军宪兵，报上你们的番号和长官姓名。”他指着欲要拦阻自己的国民军士兵，淡淡地说：“根据条令，向宪兵举枪者，当视为叛军，可以就地枪决！”
国民军不敢动了，都听说奉军军纪严明，好家伙，连宪兵都这么猖狂。我们只是来皇宫发财，可不是送命来着。就是鹿钟麟，也被这一小撮奉军宪兵拿倒。
对奉系他还是有着天然的敬畏的：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谈笑间便丧师失地，作为曾经的近支，他是了解吴大帅的实力的，他的第3师可是北洋军中的翘楚啊，听说在前线愣是没能翘动奉军的27师----人家这样的师可是有5个！
吴的大败虽然有他们政变的功劳在，但是想到奉系竟然靠关外的几个师硬顶住了吴大帅的进攻，满打满算人家只出动了四分之一的实力，仍然不可小觑。
他陪着笑脸说：“原来是奉军宪兵的兄弟。我们是国民军，奉命在此公干。”
伸手不打笑脸人，惹不起，只有软下来。
第635章 开打的前奏
李德标严肃地说：“既是公干，一定有国防委员会的批示了，拿出来看看。”
如此不给面子，张璧在旁边不干了。他是早期同盟会员，追随孙逸仙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二次革命”，后来又追随蔡锷参加护**，算是久经沙场了。
奉军不听“指挥”进北京城，逐渐攫取政治、军事成果，而孙逸仙不断退让，让他心急如焚，这才想到用“逼宫”的方式一是要钱，二也是为“革命”再出最后一份力。历史上冯玉祥赶走逊帝，也是他出的主意，所以叫做“张璧逼宫”。
都是为国家做事，都是打败直系的功臣，奉军凭什么以老大自居？孙总理在政治上已经节节败退了，军事上再要向奉军屈服，国民党和国民军还有存身之地吗？奉军的宪兵，就管着你奉军好了，与我们国民军无干！
想到此，他怒喝说：“国民军与奉军不是一个体系，这批示，你们不能看！”
哦，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吗？可是李德标那是什么人，连大帅都敢骂的！不过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李德标，已经有了些政治智慧，他冷冰冰地问：“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国民军的意思？！”
看得出张璧警察的身份，而旁边穿军服的鹿钟麟却不敢强硬，他就有数了。作为奉系的“基层元老”，李德标也能获得一些别人很难得到的内幕消息。奉系很多人都想借机把国民军赶出北京去，只是碍于少帅的面子----张汉卿与孙逸仙达成了“君子协议”，是要共管北京城的。
如果国民军率先破坏规则那就不同了，恐怕少帅也不得不对他们痛下杀手了，毕竟，规则是不能用来打破的（张汉卿：其实你们都不了解，对我来说，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张璧也是不甘示弱，一个奉系的后辈小子也敢和他用这种口气说话，你可不是少帅！他强硬地说：“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国民军自成序列，不需要你来干涉！”
李德标不怒反笑：“你可是警察！和军队搞在一块，那就失去了公正之心，你不配作警察！”
军警分离在辽宁已经实行7年之久，深入人心，两套系统从此也并行不悖。按道理他作为宪兵，是管不到警察这一块的，但是因为北京实际上处于一个军管的状态，他若是以紧急状态任何人要求接受调查都是说得过去的。
他接着向鹿钟麟严肃地说：“没有指令，我可以认为你所行非法，我要求你立即停止非法行动，等候上官派人调查！”
接受了几次培训，他说起话来也有几分素养，不像当初，直接就呛口骂人了。
张璧怕夜长梦多，不愿和他纠缠，对着荫昌说：“你告诉你的小皇帝，赶快搬出紫禁城。另外那笔费用，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要交出来，就当作你们向国民赔罪了。”
皇宫内的溥仪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遍遍地听着急惶惶的太监们向他们传来不好的消息。没有一点倚仗的他们，只能任由这群气势汹汹的土匪一样的人在宫门纠缠。
而皇后和嫔妃们则像无名的苍蝇，她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离开了紫禁城，一堆人住哪里？大清天子的颜面何存？未来的生活又怎样！这是一群久在高墙内的隔阂一族，已经不能想像人间的疾苦了。
本希望奉系的什么宪兵能够制止这种骇人的行为，可是好像不管用呢。
李德标见这伙人仍然无动于衷，反而在自己面前公然挑衅起来，心中大怒。他大声向着身后的为数不多的宪兵命令着：“全体都有，立刻封锁宫门，如有擅自闯入者格杀勿论！”
然后昂头冲着鹿钟麟和张璧：“今天的事，我会向冯军长和孙军长报告的。我人就在这里，想从我这里闯宫门，要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他拨出手枪，大声喝道：“攻击宪兵，形同犯上作乱，有种的就来！”
饶是鹿钟麟久经沙场，还是被他震住了。对这种不怕死的军官，他还真不敢怎么着。真要出了事，估计奉系不会轻饶他们。
张璧也火了，他也拔出手枪，大声说：“我们手中的枪难道是留着吃饭吗！兄弟们，抄家伙！”鹿钟麟带的人是军队，自然不敢乱来，他可是警察，维护治安是他的职责，有临机处置之权。纵然对方是宪兵，也是各司其职而已。
警备部的警察也端起枪，双方一触即发，大有在宫门口火拼之势。荫昌是满人上将第一人，见状也缩了下身子，让出位置，惟恐被误伤。
只听远处人喊马嘶，双方一齐看处，却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向这边包抄过来。当先的是骑兵，后面是奔跑着的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整个长安街上都能听到震天的马蹄和整齐的脚步声。
是骑警！李德标长吁了一口气。武警部队是一支很能打的准军事部队，这种轻火力作战正是他们所长，惊动了这支部队，看来自已的后援已经不远了。
无数黑洞洞的枪口伸出来，南北都被封锁了，关键是他们后面还影影绰绰的有很多人影在动，不知到底来了多少。激战之下，宪兵估计很难幸免，但为数众多的国民军和警察们也不会有好结果。
鹿钟麟摆手出来，大声说：“我们是国民军，是友军，请你们的长官出来说话！”
死一样的沉寂，没人理会他，只是对方开始寻找有利地形摆下进攻阵势。在乌黑的枪口下，无所遁形的国民军开始面面相觑。
奉军的威风他们虽然很多人没见过，但是一战歼灭二十万训练有素的直军是真的，自己拿什么跟他们斗？搞不好被歼灭了还要说成是叛军也未可知。没有人去想端起手中的枪，恐怕一个动作被对方误解为还击的信号。
有些人开始后悔，想着来占小皇帝的便宜，要知道会搞出这事，打死也不来！
鹿钟麟搓了搓手心里的汗，再一次大声说：“我们是国民军，请你们的长官出来说话！”
对方仍然没有答复，但用子弹上膛的声音回应了。那齐刷刷整齐而又干脆的拉枪栓声，让国民军与警察心跳骤然加速。妈的，这是要开打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