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章 东北新政
伟大人物与渺小者的区别在于同样是恩爱，伟大人物能够不为儿女之情所困，反而在其中觑得机会。只一夜，就奠定了黄家作为东北粮食管理大鳄的角色。从此，黄家在财经界青云直上，也给少帅带来无穷助力。
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匪患平叛已现曙光之际，张作霖政|府在11月份召开一场会议，全面启动东三省第一个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张汉卿所构思的东北全面建设轰轰烈烈展开。这时候，土改的成效尚未来得及直接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张汉卿对苏俄的努力改变了财政紧迫的局面。
要知道《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因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据此，俄国控制了东三省的全部海关，只是在“日俄战争”后，才丢失了大连、丹东两个重要海港。长春为日俄势力分水岭，哈尔滨为俄国势力范围。各地的关税定义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均不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手中。所以张作霖虽在初期掌握奉省军政，但财政上却处处掣肘，受制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连当初与冯德麟争夺奉天领导权时都需要向日本举债500万元才能维持下去。
远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初，张汉卿便立压众议，率先劝说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通过了对苏俄政|府的承认。如此天赐良机，不乘此时拿回些好处，枉来人世一场。在史上，这个机会算是白白浪费了----奉军的实力当时也没到这个地步，奉军内部也没有像张汉卿这样洞烛机先的“智囊”。真实的张学良倒是在1929年的时候“振作”了一把，搞了个“中东路事件”，要恢复对北满铁路的占有权。不料已经恢复元气的苏联把他打了个灰头灰脸，从此奉俄形成漠路，也彻底断绝了九﹒一八出事时苏俄可能的救助机会。
机会有时只是一刹那。
处在白匪及众多外国干涉势力威胁的新生苏俄政|府，对这一雪中送炭之举，很快示以回报：苏俄政|府宣布同意并支持东北自治政|府和远东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确定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要是在东北部分），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并与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交涉后，以渐渐放弃沙俄时代对北满铁路的控制权转为中苏共管，主权在华。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的目的最终只有一个：以俄奉交好为契机，促使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同张汉卿的分析，这绝不是苏俄好心：1917年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建议下，在1918年3月6日与德签订《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俄德双方签定的，却大大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原因是这个条约让俄国割让了俄国西部大量面积。而列宁判断德国不久后即将失败，所割让的土地失败的德国是无法保有的，最终仍然会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此举仍然引起反对派的不满；另一方面，东方战绩因此条约而转为和平，垂死的德国因此避免了继续两线作战的干扰，能够使原本即将结束的战争又延迟一段时间；此外，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也是造成后来列强干涉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俄国内战争正酣，红色政权能否守住尚自顾不暇，且远东又有日本虎视眈眈，自然乐得做人情。
然而无论如何，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在近代中国，东北是第一个能够部分收回其关税自主权利的地方，这让张作霖在国内威望大增。
也依托得自关税取得的收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安然化解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的财政赤字及还债危机。过了这个坎，从此之后，随着国库的逐渐充盈，周转过来的政|府财政一年比一年好，还款也就一年比一年容易了。
张作霖入政东北之初，他的盟弟及重要亲信张作相就主张“固守关外，将养生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为上策。张汉卿更是用后来人的智慧，相继主要负责拟定了东北新政，主要内容在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齐头并进，从而产生了《东北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三年计划》、《奉军建军纲要》和在张作霖支持下的《东北人民党建党章程》三个划时代的纲领性巨著。
《东北国民经济发展三年计划》用宏伟的篇幅勾勒了振兴东北的决心和方向，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用自治政|府主导的力量计划在三年时间初步建立关系国计民生的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铁路、交通运输、冶铁、采矿、煤炭、机车仿制、机床、拖拉机、化学工业、发电、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各行业设置公会，政|府派员担任行业公会秘书长，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融资加入，政|府则以地产、配套产业或以少量现金作为一部分股份加入。
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金融方面，由政|府主导成立东北实业银行、东北交通银行，连同已经运转了的东北农业银行，作为东北银行的商业机构，在东三省执行吸储放贷的功能，允许民间资本以股份制形式入股这三家银行，但比例不得超过五成。有了银行，就可以根据需要发行相应的货币，就可以定点指向相关的投资。
钱与资本最重要的区别是：钱藏在身上，而资本，流通在市面上。
第349章 国库券与粮票
张汉卿是个在政治上大事情“拿主意”的人，但对于细琐的工作则不是其强项，一切都有赖于以王永江为首的东北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发改委的前身，张汉卿挂名主任）实际执行，他的主要工作在于“用惊人的预见性给东北新政以奇思妙想”（参见《中华民国史----张学良传》）。
东北新政之初，财政紧迫的状况非常明显。东北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缺乏必要的人口来开垦。此时农业耕作还处在近乎原始的肩挑手扛（这种状况在正史上的60年后改革开放好久时仍然在中国遍地出现），短期内个人也没有能力开垦如此之多的土地。生产力的低下束缚着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是张汉卿赖以为工业输送营养的基本要素。
搞工业，需要钱，钱开始只能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来；农业要想大发展，生产效率要提升，需要机器等工业的成果，仿佛陷入一个死循环。张汉卿不是搞经济的专家，但是经济学的理论他明白，这一点甚至要比东北许多财经界的高手们还懂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钱最终还是得从农业中来。
其实东北在全国来讲并不算穷，这里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工业上，因为日、俄先后侵入，并将这里作为其原料的采集地，带动了采矿业、炼铁业及相关产业的出现，相比较而言，在工业方面，除得赖于沿海的地理优势的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外，当时全国还没有比东北工业更“出色”的----虽然东北也只有算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
根据为解决地多人少的状况而制定的《东北移民法案》，政|府为从关内和朝鲜边民的进入大开绿灯。由于关内连年内战，以及听闻东北有地可种的吸引，赤贫的中国人口从华北大量涌向关外。京奉线上，闯关东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在京津水灾开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万赤贫人口移民东北，其后以月入十万人的速度增加，到1919年1月，全东北人口（仅关外三省）为2622万，到年底猛增到2783万人，1920年底更达到3097万人，此一趋势明显加快。
感谢上帝！张汉卿虽然不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却忍不住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大加感激，因为1918年又是个丰收年。随着又一个丰收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所据的东北三省年产大豆200万吨，小麦160万吨，稻子56万吨，小米80万吨，高粱640万吨，玉米4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48万吨，棉花24万吨，烟草13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320万匹，牛240万头，羊2400万头，猪3200万头。全地区年产粮食约1600万吨左右。政|府统计局的信息显示，截止12月底，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1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东北已是不亚于江南的“北方粮仓”（历史以来本就如此）。
农民丰收了，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老地主们也富了，可是国家除了收取可怜的一小部分农业税外，好像完全与此不相干。之前政|府的种种努力，有种与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行！张汉卿要想方设法从农业中取得不斐的利润，不然国弱民富，他自己的多方努力，只是把东北养肥了而已，难道对于肥猪屠户就不杀了？错！肥猪是屠夫的最爱！
可是税收不能提高了：一方面这是新民土改精神的延续，朝令夕改是拿改革当儿戏，徒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人进入东北，加入东北农业改革的浪潮中来，减税政策还要持续进行。
钱还是要从农民手中来。因为东北自治政|府，千百年来从未有过好日子的东北农民们，破天荒地第一次把丰收的成果据为己有，国家说的不干涉余粮还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让农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空前，对政|府的各项法令法规和要求积极贯彻并相当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为最大化募集经济建设的资金，东北国债，也称国库券，闪亮登场。与它一齐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粮票。
到底是先有国库券还是先有粮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国库券的存在刺激了粮票的发行、还是粮票的存在刺激了老百姓对于国库券的认可，谁也说不清楚。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这两个票、券的发行，都是少帅鼓捣出来的。
钱流通了才能变成资本，而老百姓的资本，就是手中的粮食。东北穷是穷，可是如果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变换成资本流通起来，那也是一笔不菲的金额，足够支撑起东北经济的原始积累。东北的地主、商人们可不穷，即使东北的人民穷，也架不住人多不是？不从他们手里刨点食出来，对不住穿越以来的各种优势。
历来资本的原始积累都带着血和泪，英国的圈地运动、16世纪的奴隶贸易都如此。东北国债粮票的发行，参考着这一原则，但又有很人性化的补充。
这被东北财经界誉为天才般的杰作的两样东西，让张汉卿起初背负了吸血鬼的坏名声。但等到政|府如期兑现承诺，又被赞扬为切切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所以说，很多事情，要走着瞧，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的。
农民的产出包括两部分：公粮和余粮，张汉卿着眼点是占比较大的余粮，他的思路是把这部分余粮拿出来、政|府用少付或不付钱的方式使用一段时间。
做这个事，开始是有点血腥，这个是阵痛阶段的必须。为了让老百姓把余粮“主动”交出来，政|府做了充分宣传：除留够口粮和来年的种子，所有农户、商贩，只要家里藏有粮食超过一定额定，均视为屯积粮食，一经发现即予没收，数量巨大者按扰乱经济罪予以重处。
当然，为了减轻老百姓对政|府的埋怨，工作组和宣传组也宣布，强制期限为三年。非常时期，国民要非常配合才对。
第350章 暗渡陈仓
粮多的老百姓自然选择另一条路，即出售余粮。
但粮食是重要物资，得由政|府统一收购，黑市交易是违法的。农业税收已经按市面粮价来征，总不至于让你在黑市上卖粮赚钱，没有这个道理！
这样老百姓把粮食按统购价卖给政|府，政|府再统一对外交易赚差价，这项工作就由商界不死的小强黄献廷来负责。他被任命为东北粮食总局的局长，开始用他所擅长的经营之道，为好女婿张汉卿的挣钱大计出大力。对做这行轻车熟路的黄奉廷来说，有机会集中了全东北的粮食在手，是半生没有碰到的大考验，不过他喜欢，这也是黄家东山再起的标志事件。
无所不至的人民党基层，通过扑天盖地的宣传，给了黄奉廷收粮工作以大力的支持，也让他有了信心。人民党组织了大批“政策演讲团、工作组”，把政|府的政策向乡村一级传达。
平价收粮、高价出售，看起来似乎是一本万利。毕竟去掉消耗、交通及保管费用和经办人员的薪资，剩下的差价都是净赚。但是张汉卿并不满足，他连现付都不想支出----政|府太缺钱了。
所以他要求收购粮款不直接现付，而是由老百姓选择国库券或粮票。
国库券上标注本金，按一年、两年或三年，分别约定一定的利息，到期后政|府将以付现的广式全额支付本息，兑现地点在各乡之财政所。当然，为吸引存储，时间越长，利息会越高。像一年期国库券利息为3%，两年为7%，三年为12%。
相当于把粮食存了定期。
这利息会不会高了？张汉卿笑意盈盈：“没关系，在开始，不会有多少人要这个东西，他们肯定都是去换无利的粮票的。粮票，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老百姓是最精明的。国库券的利息再高，一时半刻之间不能兑现也只能是“白条”，要是需要用到钱怎么办？还是粮票最好了。这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储粮备荒的习惯，怎能轻易改掉？
相比较国库券强制的性质，粮票的出现就人性化多了，对政|府的压力也小些。这是因为，国库券是要还本息的，而粮票则不然。
它的设计之初，就是配合国库券给人们信心的。由于都是政|府发行的，人们自然开始会将信将疑。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一部分粮食换成粮票后，然后一定有人再把它兑成现粮。
一者手中没有现粮了，符合政|府的“不准屯积粮食”的法令，二者如果真的能够兑换自由，只要政|府信誉好，还是方便及时的粮票比国库券相对安全得多，尽管国库券有什么利息。
这才是张汉卿的本意：他宁可人们使用粮票，而不愿意人们使用国库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因为，就是因为粮票没有利息，在未来可以让政|府省一笔。
粮票同样是政|府发行按一定面额（面额为十斤、五十斤、一百斤）发行的纸钞，不过与国库券不同的是，在换取粮票的同时可以搭配一定比例的现金以供其日常使用，通常是九比一。
这是张汉卿的创举，这其实相当于把粮食存银行了，不过连利息都没有！但好处是百姓们不需要为粮食的储存发愁，而且兑现方便，所有乡镇之粮管所都可以随时凭票领粮。
不会出现市面上粮票都被兑现成粮食的机会，只要严格控制家庭存粮。
出于对未来粮食收成的不信任，也是对于粮食的热爱，大多数的农民一开始选择了能够随时兑现现粮的粮票。这样正好，政|府还省得使用为数不多的大洋呢。
千百年来，农民起义没有一次是真正成功的，原因，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已经给出了很中肯的结论：农民意识的狭隘性和政治上的短视，说得好听点叫小农意识，这也是农民不能成为革命领导者的原因。
眼前利益为重、放不开手脚、过得去就好。
不用担心届时粮票兑不出现粮----因为耕地不断扩大的原因，政|府在下一年度向耕种者征收的 “地租”即税收也会更多，而且老百姓余粮公“存”的数额也会更大。粮食虽然是必须品，但只要政|府信誉良好，能够随时凭票换得粮食，没人愿意冒着犯法的风险非要把票变现。由于粮票的可及时兑换性（其实也兑不了多少，政|府对余粮的管控是很严格的，你没事放些粮食在家里招贼吗？），老百姓起初还是很喜欢它的，当然是相对于国库券而言，至少是心里安稳些。
这和银行业的经营是一个道理，只要不挤兑，正常经营的银行资金有进有出，便没有事。
至于政|府会不会赖账？反正我们劳苦大众一惯是有选择性地被迫相信了，要不，怎么对得起口吐横沫、契而不舍、真情流露的人民党农工部和宣传部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工作人员？
这样，以极少的代价，政|府得以把东北大地上的大部分农业产出集中对外出售，狠赚了一笔。
起步阶段是最痛苦的，因为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把粮食卖了，又时刻要注意不要让粮票兑现落空。无论粮票还是国库券，都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这个时代是。它的唯一死穴是信用，张汉卿也花了很大代价保证了他的自由兑现，即使是政|府因投资过大而青黄不接的时候。
其实国库券与粮票都是政|府用一张纸换得实物，只是一个时间较长、一个时间较短而已。
这样一捂一年。由于粮票和一年期国库券都安全、及时的可兑现性，一些稍微聪明些的百姓就觉得，放在手里一年都“用不着”动的粮票，与一年“不能”动的国库券，安全系数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国库券在兑现时还能多出几斗的所谓“利息”来：十亩地的收成“存”入粮管所，一年后能多出斗半的利息。
因为粮食的连续丰收，有些灵活的农民想到为什么攥着一堆不生钱的粮票呢？国库券还能有利息呢！这样，滞销一年的国库券开始火起来。
作为良性循环，普通农民看到它的好处和政|府无条件兑现的决心和事实后，也在当时较少投资机会的条件下，第二年、第三年发行的国库被越来越多的人购买。而且更利好的是，因为利息更高，三年期的国库券的发行情况更好。国库券的发行从筹备时的不到两百万一下子跳到六千万，第三年又增到一亿五千万。
借着工业大规模投产的东风，这个数字的扩大不值得担心，完成最原始积累的政|府财政完全负担得起。因为相同规模的工业收入一定会超过农业所得，否则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区分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没有意义。大不了用工业的盈余再来反哺农业。而且，每年都要发行新一期的国库券，虽然有些像寅吃卯粮，但总算能缓一口气嘛。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所发行的国库券开始得以比较顺畅地进行了。老百姓信任政|府了，一些更大胆的举措也可以实施而不像开始强制发行国库券那样受到各地的抑制。
张汉卿笑了，他把它叫做“暗渡陈仓”。
于是张汉卿再发行各种“券”就顺利多了。
通过各种“券”，将东三省杂散在民间的资本用以币易物的形式逐渐集中到政|府手中。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得多了。
比如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有人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的是一种不可兑换的“大豆券”，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搞建设。虽说初期残酷了些，但是这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走向复苏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想当初正史上**政权也是用以农补工的方式行了几十年才走向工业的发展，而正史上的某个超级大国也就是依靠不断印制美元来维持其经济地位的，看来作法异曲同工。不过此张汉卿比正史上的少帅强了些，他可不会干那些杀鸡取卵的矬事。将来发达了，各种“券”还是要兑现的，就权当它目前是一个为期n年的国债吧。
各种“债”与“券”，本质就是以东北自治政|府控制下的银行所发行的债、券来易物的交易。由于是在各省政|府管辖范围内通行，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面上流通的奉小洋票和现洋，让曾经在东北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外国银行特别是日资银行大呼伤不起，因为他们被合理合法地剥夺了进入东北农村的触角----农村无款可存，农民只有“债”、“券”和“票”，在工业还不发达的东北地区，光靠着城市里人那少得可怜的交易量，开银行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们也想通过政|府向北洋政|府施压，但因为东三省实质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中|央的财政政策对关外不管用，因为人家自治了么。
第351章 不动产登记制度
农民毕竟相对贫困些，从他们手里榨汁仍然不敷财政的巨大开支，而且农民是立国基础，逼急了搞不好变成大规模民变，或是逼良为匪，那就得不偿失了。
“奉天券”是个好东西，但是随着前几笔发行被强制认购后，没见到一点好处的大众对这个东西变得敬而远之----说是十年之后连本带利兑现，可十年是多长的时间啊，民**阀更换如走马观花，谁知道政|府到时还在不在呢？再说老是一昧强制，政|府公信力也显得不足不是吗？
有没有一种税源是长久的、民众不得不交的、政|府获利较大的？答案是肯定的。凭着穿越的经验，张汉卿自然想到了房产税。想想当初中国的地产发展，那叫一个狠呐：眼看着房价呼呼往上窜，买的人还是彻夜排队还要走后门，没钱宁愿借贷款恨不得从六亲八大姨处得到哪怕一个铜子，举债过日子吃糠咽菜也在所不惜。若把这股力量逼出来，何愁没钱？
怎么搞？难道政|府也投机做房地产生意？这一念头刚在脑海徘徊，立即被自己呸掉。
怎么可以这样？在关系到全体国民福祉的问题上政|府怎可如此短视？政|府不是开发商，挣一笔就跑，还要为百姓的后半生着想呢！房价越堆越高，肥了商人，苦了刚需者。弄到最后，官商勾结让房价如火箭般上涨，国n条都像火上加油一般。想一想当初自己为了弄个婚房，倾家荡产好不容易才付个首付，让刚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一家瞬间回到解放前，除了有个带盖的屋子。这种事不能做。
好像穿越前一刻政|府还搞了个房产税试点，不过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美国的税收制度对炒房族约束极大，所以美国人极少有做这个事发财的，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觉得无论在短期内没好处呗。因为人家有办法：从交易到入住，都是要交税的，所以持有成本极大。就是到将来出售，因为都是刚需，很难有预计的大涨前景，所以都很谨慎。
要从房地产中搞一笔钱且不造成杀鸡取卵或者控制交易暴利，需要适当地征税，前提是房屋交易透明化。
可是中国从古代到清末一直没有房管局，也没有房本儿。古人买卖二手房，其产权证明主要就是那张房契，百姓房产交易并不过户，而是直接直接交了房契就完事儿了。房契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张购房合同，合同上写的还是原业主的名字。如果要过户，只能让房契过户：买卖双方重新签一张房契，然后去衙门缴纳契税，让县太爷在房契上盖一个红戳儿，再撕下房契的存根部分，留在县衙里作为备案就行了。
想让房契过户，必须得缴契税，这个规矩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到清朝末年，其中契税税率一直在变，最低2%（宋仁宗即位时），最高9%（康熙平三藩的时候），再加上各种各样附加税，最多能占购房款的16%。也就是说，你花100万买了一套房，光过户可能就得花掉16万元！
为了省下这笔钱，古人买房往往并不过户。打个比方说，小明今年把房子卖给了小强，二十年后小强又把这套房子卖给了小红，小红又在三十年后将房子倒卖给小芳，如此这般过了半个世纪，你再看房契上的业主姓名，竟然还是早已作古的小明！
房产交易不过户，遇到购房纠纷会非常麻烦，假如小明的子孙强行霸道，找小芳要房子，小芳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所以从北宋到清末，历代政|府都在劝说购房者过户，这样做一是可以减少纠纷，二是还能增加政|府的契税收入。
问题是过了户也不一定安全。古代政|府没有电脑，档案管理异常混乱，县官每隔两三年就能换一届，假如新上任的县太爷是个糊涂蛋，是极有可能把购房者留作备案的房契存根（清朝称之为“契尾”）弄丢的。存根丢了，新业主的不肖子孙再把房契弄丢了，从此无凭无据，你说房子是谁的？谁拳头硬就是谁的！翻翻《名公书判清明集》，再翻翻《三言二拍》，房产纠纷俯拾皆是，史不绝书，把父母官搞得头大如斗，其中关键原因就是交易混乱、产权不明、档案管理太落后的缘故。
直到进入民国，国父孙逸仙先生为了厘清产权，减少纠纷，呼吁进行不动产登记。各地市政|府先后响应孙先生的号召，纷纷在地方法院下面设立“登记处”或者“登记局”，让当地业主都主动去法院申报房屋位置、房屋面积、房屋质量和房屋现值，登记处或者登记局先审查，再公告，确信没有产权纠纷了，再登记备案，最后发给业主一张《不动产登记证》。
现在张汉卿就要施法这个制度，先从东北各大城市做起。
1918年12月，奉天、吉林、黑龙江自治政|府各地方审判厅登记处在各个城市张贴不动产登记布告，是用白话文写的，全文如下：
“本厅自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创办不动产登记制度，已经印发过十几万张传单，对大家说明了。东北的土地房屋自庚子变乱后，关系很复杂。有补签的，有失契的，有盗典、盗卖、盗押的，打官司的实在不少，一经登记处登记，权利就算是永远确定了，什么盗卖伪造的事情均敢保其没有，即万一遇到兵灾水火，契据丢失，不须登报声明，不须找铺保补契，就可以对抗第三人。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土地房屋每价值千元，只收三元登记费。”
这份布告向广大市民重申了不动产登记的好处，也公布了不动产登记的收费标准：土地房屋每价值一千块大洋，登记费只收三块大洋，千分之三的收费率。怎样来确定“土地房屋价值”呢？那时候的做法特别简单，法院不去估价，完全靠老百姓自己申报，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那位说了：既然报多少就是多少，那我为了少缴费，就使劲往少里报，我的房子价值10万，我只报10块好了。您可千万别这样，下有对策，上有政策，政|府会让你绝对得不偿失的。因为张汉卿还修改了东三省《土地法》，里面都定下一个基调：只要业主申报的房价明显低于市价，政|府就有权利按照他申报的价格强行征收……你要舍得死，我敢舍得埋！
按照东三省当时约3000万人口的估计，每6人一户，共有约500万户居民。按照平均100块大洋一户房产的市值，如果顺利完成作业，千分之三就是150万大洋是可预见之数…
这还没完。是不是拼着登记一次就一劳永逸地拥有可以传子传孙的房产了？张汉卿严正地说不！国家承认不动产的私有属性，但土地是国家的。为了限制房产囤积，迫使有钱人把钱流通到工商业中，还对多套房产以及超出最高使用面积的富户作了额外的补充税制----累计房产税。
城市居民，除满足个人平均使用面积20平方米之外的第二套房，每套房按报价征收1%的累计房产税，而且还是每年一交。如果虚报，一样地，政|府也是可以强制按申报价征收地…
农村的家庭，一户6人口的家庭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00平方并严禁拥有第二块宅基地。超出的部分，按房屋申报价的百分之一全额缴纳税费。东北的大地主们不是有钱就想盖大院吗？只要超标，房子越大，每年就缴越多的税。可能每次只有房屋申报价的百分之一，但毕竟可以年年薅羊毛，对国库来说这可是一笔稳健的收入！
由于信息的不发达，会不会有人隐瞒着在其它地方购买多套房？全手工操作的登记很难查得出来啊。没关系，政|府出台奖励制度，只要举报得实，违法者将被没收全部财产，并重奖举报人。相信在全民抓贼的气氛下，没有几个人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其它地方非法置业，住个房子都要鬼鬼祟祟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样，就会迫使有钱人不至于把资本都放到目前对发展东北用处不大的房地产上。
这种高压政策，会不会让一些有钱的财主们逃离东北？倒不至于。一是东北缴税都是透明的，除了政|府明文规定的税种，其它一切苛捐杂税都被取消，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征收任何费用。要知道，卯足劲的人民党各基层党组织可是肩负着监督政|府的职能的，因为在政权上很难涉足的张汉卿已经要求各级党组织把精力放在地方议会上，他要用立法的力量破解行政上无作为的现实…
二是在经济旺盛、机会多多的现实下，是很多外地富商把钱投入到东北而不是相反，稍有些头脑的富户都觉察到了无穷商机。就是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也比举家搬迁到其它地方好得多。越是有钱，越知道故土难离。只要不违法，在东北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少帅对房地产的控制轻车熟路，对各种逃税手段和堵漏办法游刃有余，连积年老吏都自愧不如。少帅计划，以后奉系发展了，这个制度也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闻者又是一阵恶寒。
这一切，看起来既霸道又不尽人情，实际上这里有张汉卿前生无数次思索的经验和心血。在房地产捆绑一切的时代，在上市公司一年赢利不及一套房的时代，在一家人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不到首付款的时代，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房产抵得上半个美国gdp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就能够深切地体会出少帅思想的长远。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历史上崛起的大国，没有一个是因为高房价而诞生的。当大家不去玩实业而都去涉足房地产时，当房地产资本绑架了国家经济时，当财富榜上的首富们都是房地产起家时，那是国家之殇。
第352章 拖拉机
靠卖房子不会使国家强大，增加力量还是要靠老老实实的努力。
借着农业税及余粮的出售利润和暂不需要兑现的各种白条，仅在农业一项上，自治政|府将近获得4.5亿元的资本，这是集中了几乎全东北的赢余，远超同期除关外的中|央总收入！有了钱，张汉卿所构想的工业突破拉开帷幕。
首先一件事是拖拉机的制造----这可是所有工业建设的首选。有了它，使一个农业人口可以耕种更多土地成为可能。东北远还有比现在已开垦土地两倍有余的广阔大地可供发展，一旦成为现实，想一想那将是一笔多大的财富！而且拖拉机的制造在今天看来并没有多大的难度，当时的条件也使它的大规模制造和使用成为可能。
自古以来，有很多人试图以机械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进行耕作。但直到19世纪欧洲进入蒸汽机时代后，才使动力型农业机械的诞生成为可能。19世纪30年代，已有人开始研究用蒸汽车辆牵引农机具进行田间作业。但当时所能造出的蒸汽机牵引车辆（即蒸汽拖拉机的前身）犹如一个水火车头，它即使不陷在田里，也会把土压得很实，根本无法耕种。1851年，英国的法拉斯和史密斯首次用蒸汽机实现了农田机械耕作。有人把这看作是农业机械化的开端，但当时他们的办法是把蒸汽机安放在田头，用钢丝绳远远地牵引在田里翻耕的犁铧。
后来随着蒸汽机制造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小型化的蒸汽发动机，把它安装在车辆底盘上驱动车轮行驶，使它能够从地头开进田地里直接牵引农机具，这才诞生了拖拉机，法国的阿拉巴尔特和美国伊利诺斯州的r?c?帕尔文分别在1856年和1873年发明了最早的蒸汽动力拖拉机。当时的拖拉机与早期的蒸汽机汽车很相似，但马力更大，行驶速度较慢。
最初的拖拉机笨重而昂贵，使用不便，往往需数人操作，适用于在广阔原野上耕作，一般个体农民难以负担，1889年，美国芝加哥的查达发动机公司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使用汽油内燃机农用拖拉机----“巴加”号拖拉机。由于内燃机比较轻便，易于操作，而且工作效率高，故它的出现为拖拉机的推广应用打下了基础。20世纪初，瑞典、德国、匈牙利和英国等国几乎同时制造出以柴油内燃机为动力的拖拉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原因，劳动力不足和农产品价格上涨，促进了农田拖拉机的发展。
1910—1920年间，以蒸汽机和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拖拉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后者显示了更大的优越性，逐渐淘汰了前者。今天的拖拉机都使用柴油内燃机。
张汉卿是中国最早排除这种争论的第一人。尽管这个时代由于中国采油困难，大多数的技术工人都认为发展内燃机动力的拖拉机使用代价会更高。但是他在仿造第一辆拖拉机时就以预言家的口气斩钉截铁地说，将来使用柴油机是拖拉机的发展趋势，石油短缺的现实很快就会被克服。
所以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的薛广森被重金请到东北，成为后来各型柴油机研究的鼻祖和集大成者。
薛广森，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顺德龙江。17 岁去香|港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薛氏借为停泊珠江的英国油轮“青龙号”检修机械的机会，设法将船上的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在1915年即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不久就成批投产，引起国外工业界人士的惊异。
柴油机虽然研制出来了，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应用。所以薛广森的研究，只能自娱，这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苦恼。
而东北少帅给他描绘的前景让他无法不动心：年产十万台以上的拖拉机厂，广泛应用的前景，造福国家和百姓的好事。所以他带着厚厚的图纸，来到奉天。
张汉卿领衔出资，在薛广森的带领下，奉天第一柴油机厂顺利建厂。很快地，一批有40马力的拖拉机头顺利出厂，经测试运行稳定，性能优异，为拖拉机的批量生产立了头功。
拖拉机分为轮式和履带式两种。最早的拖拉机使用的是铁轮，不仅笨重、容易陷车，而且经常会压伤植物的根。在轮式拖拉机的发展上，最初人们是将钢制的车轮加宽，加大着地面积，减少压强，但效果并不好，后来又想出了在钢轮外加一层橡胶保护层的办法，汽车轮胎诞生后，人们先后给拖拉机使用了实心和充气胎。但汽车轮胎并不完全适用于拖拉机，一是汽车轮胎的沟纹过于浅细。二是人们发现拖拉机在轮胎气不足时反而比气很足时的软地行驶性能更好。
这一问题困扰着业界多年，还是张汉卿“首先”提出用一种大尺寸的高花纹低压充气橡胶轮胎----它本要到1932年才被美国的菲尔斯当轮胎和橡胶公司生产出。后来的评价是它极大提高了轮式拖拉机的行驶和牵引性能，算得上是第一种真正适用于农用拖拉机轮胎。
因为轮胎不是东北目前的工业能力所能制造，于是发明可拆卸的充气橡胶轮胎的法国米许林（现译米奇林）公司在东北自治政|府的重金下以其汽车轮胎技术建造了奉天第一轮胎厂，专门生产张汉卿所提出的高花纺低压充气橡胶轮胎，以作为拖拉机轮胎的配套工厂。
法国的安德烈?米许林和爱德华?米许林两兄弟的米许林公司在1892年发明了一种可以拆卸的汽车充气橡胶轮胎后，这一发明影响了整个世界。过去只有专门修理工才能处理的爆胎事故，现在一般人一刻钟就可以修理好了。不过在当时，专为拖拉机制造的橡胶轮胎尚在摸索中，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或个人敢于对这种未知的理论作耗资巨大的实践。但是张汉卿却信心饱满地表示这样的轮胎是能够给拖拉机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支架的，并允诺立即给予初期不少于500万元的投资----要知道这时候的自治政|府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500万元在当时的法国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怀着对新技术的热爱，爱德华?米许林亲自指导了奉天第一轮胎厂的建设，并成功造出第一批这样的轮胎，张汉卿亲自取名为“汉”牌。其一这是强调中国人在工业社会里第一项伟大的发明，其二也许便是取自张汉卿的“汉”字，当然这是后人研究这个时代历史时的猜测而已。
早在蒸汽汽车诞生后不久的19世纪30年代，就有人设想给汽车轮子套装木头和橡胶制作的 “履带”，让沉重的蒸汽汽车能在松软的土地上行走，但是早期的履带性能和使用效果并不好，直到1901年美国的伦巴德在研制林业用牵引车辆时，才发明出第一条实用效果较好的履带。3年后，加利福尼亚的工程师霍尔特应用伦巴德的发明，设计制造了“7”型蒸汽拖拉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1904年11月24日，这台拖拉机进行了首次试验，后来又投入批量生产。1906年，霍尔特创办的拖拉机制造公司又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以汽油内燃机为动力的履带式拖拉机，这种拖拉机翌年开始批量生产，是当时最成功的拖拉机，并成为数年后英国研制世界上第一种坦克时所参考的样车。
考虑到东北的地形，履带式与轮式拖拉机均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因为除了农忙时分，拖拉机可以取代牲畜，成为农场的主要动力，在平时，可以作为民间机械化运输的重要替代。
拖拉机的成功使用，使东北成为中国第一个农业向着机械化迈进的地区。有了它，东北拓荒的进度越来越快，也使得几年后的“北大荒”建设成为可能。作为近代史上上工业发展的一部分，中国的拖拉机产业第一次没有落后在外国人后面。
比较国外，到本世纪40年代末，在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等地才进行大规模使用；此后，拖拉机又在东欧、亚洲、南美和非洲得到的推广使用，中国东北提前了二十年得到重视并规模化发展，不能不说是一场规模不小的革命。
不单单拖拉机的制造，为之配套的轮胎、发动机、齿轮、轴承、橡胶等技术也得到相应的提升，这些都为东北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长远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张汉卿的构思里，实现农村每户人家拥有一台拖拉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奉天土地还算少的，在吉林，特别是在黑龙江，在东南与东北地方，由于人口极度缺乏，每人平均拥有的土地理念上可以达到百亩之多。靠人力来耕种如此广袤的土地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多年来东北农业建设落后的根源之一。原始的畜力人工，让耕种东北土地的生产率与关内大致相同，有再多的土地又有何用？估计这也是满清时期清政|府对于远东土地被沙俄鲸吞蚕食都毫无感觉的原因之一吧。
亲眼看到拖拉机在耕种上的优越性，老百姓们也由衷地喜欢这冒着黑烟、一家伙抵得上十个壮年劳动力的机器，只是它的价格还不是当前普通百姓家庭财力所不能企及，只能望而兴叹了。
第353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
没有购买就没有销售，没有销售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拖拉机厂的扩大再生产动力，就没有发展。怎么办？
政|府有的中办法！一家买不起？那就把五户或十户农民的财力集中起来添置一台共用。还是买不起？贷款呗！农民资金信用合作社就是搞这个的，通过五户或十户联保，先把设备拉回家里用。这样，通过大家的集资，让它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
农闲时闲置怎么办？出租啊！在闲暇时间，一些脑筋开阔的人用它做起了运输。便利、可承受的价格，使东北拖拉机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其使用率在全球也是顶尖的，同时也迫使交通情况得到好转----需求导致政|府的作为，花大力气铺设的公路不就是让大家发财的么。
因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规模化生产，从而降低了单位成本；因为增添的必要性和方便性，老百姓们欢天喜地地纷纷抢购，很多地方出现一机难求、排队预约的局面。
市场热情饱满，拖拉机厂的生产红红火火，这种场景，是致力于工业救国的薛广森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对于继续研究不同地形下使用的拖拉机也有了激情。
而如果不是限于当前的资金及设备，奉天拖拉机厂完全可以扩大它的规模，以更好地降低成本和造福更多的老百姓。
当然，为拖拉机的落户立下汗马功劳的两位少帅岳家人也得到了极大的利润：通过主管大规模粮食交易，使黄奉廷敏锐地认识到拖拉机这一能够使可耕地数量有大幅增加机会的机器的远景，也是在他的牵头下才顺畅地成立了奉天第一柴油机厂。黄家的又一次致富，正是由此开始拉开帷幕。
而于翱舟，则是代表东北农业银行的最大出资方。他的利润之大，你懂的。
不怕人有私心，水至清则无鱼。张汉卿不会要求别人有他那种悲天悯人的觉悟，只希望能够跟随他的脚步让国家发展得再快一点，适当地取得好处也是必要的。有好处不给自己人，傻吗？自己要坐稳地位指点江山，没有强大的力量是不行的。
不要强求那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后世的政治书和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无论现阶段国家怎样发展，总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控制国家的命脉----在后世的美国，有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后世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同样有一小批人主导着国家、社会和舆论的话语权。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而且现在可以做到子承父职，像自己的前身那位就是血泊里继了奉系大统而被时人认为理所当然。但是这个局面会改变的，随着皿煮化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深入人心，那种万年老大、世袭总统是注定不符合时代的，后世执政|党不是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吗？连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只有两届任期！
没有人甘心自己退出，至少张汉卿不是这样的人。理念需要人贯彻，理想需要人传承，这些都需要有影响力，而且是长久的。在资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掌握资本，这就有话语权、有影响力、有自己的声音。
何况现在生逢乱世，连自己的命都运都不由自己支配。奉系只露出雏形，自己在奉系也只是算作有所作为，没有自己的力量，那些宏图大业，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以对于自己的绝对支持力量，他深恨不能够再强大一点。只要自己的初心不改，总有机会在未来做出修正，或者创造出一个相对公平的世界的。
且放长远。
所以，对于财富开始有向两位岳家集中的倾向，他是抱着乐见其成的心态的。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黄献廷私下成立的东北粮油公司，自己都是有股份的。钱在自己人手里，总比在别人手里用着要方便些吧？而且这些钱，目前走的都是正道。
集中了全东北粮食的东北自治政|府，将粮食大量卖到关内：京津、上海、济南，赚回不少银子。靠这些方法，东北新政有了财政支持，建设领域开始拓宽到重要的且需要长期才能见效的交通和教育方面来。
铁路交通方面，成立安奉（丹东----奉天）、平齐（四平----齐齐哈尔）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打通奉天南北以及绕开北满铁路另建吉林连接黑龙江的通道，以加快对辽北势力真空的控制。由于都是政|府财政支持及政|府控制下的东北银行出资兴建，并不对外借款，所以日本人所谓的优先借款权无效了。
水运方面，以松花江流域为中心建立内河水运系统，并组织专家规划该流域的水利设施。这个区域将兴建若干个水库，以有效地灌溉农田及减旱排涝。为此，东三省水利委员会经过长达一年的调研，完成了《松花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和《松花江水力发电计划概要》这两份极有份量的开发指南。
海运方面，开始举东北之力开发葫芦岛并在此建设船坞、货运码头和船舶修理厂。未来将进行适合于内河及浅海的船舶建造，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之所以放弃建设更重要的营口港，是因为离日本控制的关东州太近，而且日本有让当时中国望而生畏的海军，张汉卿自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可与日本相媲美的海上力量，与其花费精力钱财便宜日本人，还不如在苏俄境内----历史上苏联政时期并未对东北提出进一步要求，相对雄心勃勃要灭亡的日本来说要安全得多----虽然在本质上与日本是一丘之狢----从正史上苏联在挤出东北前大肆掠夺可见一般。
财政方面，统一税制，分鸦片税（非常时期，鸦片仍然保留，这可是财政收入大户）、烟草税、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以工业为地方政|府投资为由，收入全归东三省。地方土地因由政|府借款“赎买”，以政|府需“还”利息为名，将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划归地方，国税仅占所收税项的9%。当然，就是这一部分算起来微薄的税收，竟支撑了中|央政|府运作了很长时间----其它很多地方的税收状况极差，当地入不敷出，又拿什么交给中|央？
第354章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东北渐渐有钱了，张汉卿开始提出一项看起来雄心勃勃的计划：教育。
他的计划是建立一个较完整的教育体制：东三省均由政|府导入五年制义务教育，每个乡镇至少需普及一所小学校。同时因经济能力所限，缩短大、中普通学校的学时年限，广泛设立职业技能学校，培养相关职业技能人员；重点筹备建设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10余座大专院校，并扩大东北师范大学的规模。为了说明人才培训的持续性与困难，张汉卿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成为二十世纪教育史上的名言。
对已经见惯了他层出不穷的新鲜主意的奉天人而言，这无非是少帅又一次出人意料之举而已。但对手握重兵的奉系高层、特别是军队高层而言，还是像卷起了一阵旋风。
因为如果教育经费投入多了，在军队上的力度便不免相形见绌。很多统兵将领都认为不如趁此良机多养一些军队，这样便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见效慢，远不如拿这些资金买|枪买炮来得有意义得多。
不能怪他们的眼光差，而是被思想局限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所谓“知识的力量”，不相信不知所云的数理化能够转化成他们所亟需的枪和炮、甚至比枪炮都厉害得多。他们信奉的是有军队就有了一切。
张景惠就对张作霖说：“对少帅这个想法，我是不赞成的。大帅搞教育，不能说不对，只是现在的时候不对。我们的好多军队连像样的大炮都没有，这叫他们怎么再打仗！我的看法是，大学要搞就搞些，毕竟军械这一块用得着。但是什么义务教育就算了吧？哪有上学不要钱的道理！”
可是张汉卿却坚定地说不。
在前世历史课本中知道：从现在起到二十年代末，是中国最应该发展的大好机会。这个时期整个世界普遍厌战，国际和平氛围极有利于中国。少武装一个师的兵力对奉系的强弱并不造成重大影响，投资在教育上却能给东北的大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后劲。而且通过他的努力，现在的奉系已经比正史上强大的多。
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没有一个现代工业强国不是靠教育发家的。欧洲的文艺革命使彼国人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一隅之隔的日本，因为普及义务教育而跃升为亚洲第一流的国家。
以现在中国的国情，让老百姓拿有限的钱来让子女上学，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读书，在古代一直都是士绅的专利，有限的寒门出贵人是不能够让全体国民的素质整体提升的。
张汉卿是深信知识改变命运，也认可后世太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要想以科技兴国，没有一大批接受过基础教育底子的国民，是很难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后世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制造大国，一代又一代受过良好教育（至少是高中生）的贡献必不可少，他们支撑起中国梦的天空。
穿越后的张汉卿大胆在卫队旅（师）中起用学生军并培植大量学生军官，使军队风气大改。不同于其它军队的“当兵吃皇粮”的诱、骗、强征，卫队师和第一师的学生军官都是为了强大中国的理想而主动加入的，这种动机决定了他们在军队的吃苦程度、带兵理想和忠诚度，这些都在缓慢但坚实地转化为战斗力。在经过剿匪的实战检验后，他们交出了完美的答卷，连张作霖都为之吃惊。
而张汉卿所招募的那些“文化”人，其作用一点不亚于军队所带给他的。王永江、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吴家象、张惠霖、朱光沐、韩淑秀…都是张汉卿钦点或者是亲自挖掘的；杨文凯、于翱舟、薛广森…都是他立足东北以抗衡关内局势的栋梁。
所以当张汉卿和他谈及为给东北发展储备大量人才而需要兴建大学与技术院校时，父子俩一呵而成。其实要论知识的作用，大老粗张作霖比张汉卿的认识并不逞多让，反而更加激进。
两年前，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二十七师师长，便专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当是时，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是极到位的，他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综合几个谋士的意见，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回复“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1915年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所倡导。
关外的教育普及程度同等要差于关内，这是时代造成的。想想满清入关前还处于冥顽不化的状态，其酋长皇太极等人的兵法只是从《三国演义》中汲取知识，此后二百年基本上是荒着的，而关内则有上下五千年的辉煌。
直到开始移民，东北的教育程度也是远逊于关内的，这是因为，能移过来的，基本上都是穷得活不下去的人“闯关东”，真正的诗书达礼之家，不至于活到这一地步。先天基础不足，让关外的教育之路更显坎坷。
越如此，老张越坚定了把钱入在刀刃上的决心。他幼年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达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它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副官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我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副官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达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闹了笑话，张作霖倒不以为忤。不过他想道若是战场上官兵们搞出这些名堂来，传达军令错误，可就是胜负攸关的大事了。所以在张学良等人的教育问题上，一向给予重点对待，不旦让张学良学习时髦的英文，招聘了许多家庭教师培养他多方面的才能，还安排了奉天大儒金息侯做他的专职老师。
进入民国，私塾式的旧式教育已经被新式学堂所取代，可是奉天缺少能够教书育人的老师。怎么办？于是1917年1月，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教师。但教育部回电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关”为由，没有批准。当时的国力有限，国家在各省设立多所国立师范学校，奉天根本不在名单内。
但张作霖没有气馁，继之于3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天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必要性。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才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这是那个年代东北唯一的师范大学堂，即后来的辽宁师范大学，这是史实。
张作霖出任省长后，不忘初心，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各省教育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到，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为此，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市长）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四成，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两年后的12月，他再次重申这个比例，表示“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其实明白人远不止他一个。奉天教育界的名人谢荫昌对张汉卿的要求极力赞成。他在奉从事教育多年，深得张作霖信任，被任为奉省第一任教育厅长。他曾多次说过：“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举办大学来培养各方面人才，是为当务之急。”现在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他赶忙附和。
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师范类学生的培养是重中之重。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时至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它如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奉军将领们大多是和张作霖一起出生入死的山林草寇，打仗容易，读书却难，他们哪里知道张作霖的大志？有道是武打天下文治国，在张作霖看来，手底下没有几个得力的文臣，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草头王。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虽然这其中张汉卿出力最著，无论如何，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这也是奉军在他带领下能够越走强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张汉卿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还是有经济基础的。靠着出售余粮以及各方面资金的整合，奉系完成了原始的工业化积累。加上东北的经济基础确实在全国都是最好的，地广矿藏丰富，之前等于是坐在金山上无所作为，现在一旦暴发，便是一个惊人的力量。
而且张汉卿深知从现在起到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整个世界大势都是向和平转化。随着一战的渐进尾声，缓过劲来的欧美列强重新强化了对华的关注，让日本想独占|中国的野心遇到了相当的挑战。这是他敢于把大笔资金投入工业化和产出见效慢的教育的原因，虽然也有欺凌和侮辱，但好歹给他争取到了时间不是？
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古老的中国逐渐在东北焕发了活力，它是潜移默化但又实实在在地进行着。在1919年初，奉系政|府财政赢余即达到1亿5千万（银）元，实现了空前的好年景。
第355章 奉军建军纲要
被后来人民党奉为圭臬的、也被称为张汉卿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奉军建军纲要》主要吸收了毛伟人终其一生的一系列的成果，也借鉴了国民党成形的制度，分为：
军队在团级及以下实行“三三制”原则。这是借鉴了由毛伟人著名的“三湾改编”得来的灵感，毕竟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嘛。改编后，所有奉军主力部队均以师级为建制，师下辖两个步兵旅及师属炮兵团、骑兵团、工兵营、侦察营、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连。
每步兵营下辖三个步兵连（有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有6挺重机枪）、1个步兵炮排（有2门步兵炮）。
每团除辖三个步兵营外，尚编制有一个小炮连和一个通讯排。当然，炮兵现阶段是做不到的，只是，大家都要为此而努力，以形成奉军同样一个师对于关内北洋军一个师的火力优势。
这样，整编师的总人数达到1.4万人。为统一编制，以后各师下属的炮兵团、骑兵团…一律改编号为与师属番号相同的编号，如27师的炮兵团的番号就是炮兵27团、28师的骑兵团的番号即是骑兵28团…
将来如果有需要，可以非常容易地把两旅四团制改为两旅六团制，各旅多出的一个团为新兵；如果还要扩充的话也很容易，在此基础上，各旅再出一个老兵团实现以老带新，可以容易地变成三旅九团制。未来的军官，将以奉军现有六个师的各级军官作为种子。
卫队师需要给番号吗？用不着，卫队师本身就是一个番号。
作为守备一级的保安旅从本身即开始执行“三三制”，旅直辖炮兵营、骑兵营等，但这里的炮兵同样是虚的。同缺少山炮的炮兵部队一样，编制和人力都规划好了，每支部队给一、两门大炮做为日常训练之用。用张汉卿的话说，应该做到“人等设备，而非设备等人”。沈阳兵工厂现在还做不出炮来，但是将来一定可以的。
《奉军建军纲要》的一个重要成就是落实了参谋长制度，此项被张作霖全盘演用。
此前，张汉卿不遗余力地要提升参谋长的地位，主要是为时任参谋长的张作相铺路。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一师二旅制度对师长控制军队而言有一定的风险，还没有上升到建立现代军事学说的高度。他最初在卫队旅实施正、副旅参谋长兼团长的职务只是为了提升参谋长地位而作的一次预演，严格意义上说，标准的排位顺序应该是团长兼旅参谋长而非相反。至于副旅长、参谋长兼团长在别的军队里就是一个笑话。
从北洋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参谋长的职责规定的一如既往的笼统。比如1911年清禁卫军《师司令部处人员职掌规则》中，有关参谋长的职责就一句：“参谋官辅佐统制，筹划机务。”到了1933年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师司令部组织条例》中，有关参谋长的职责仍然也只有一句：“辅佐师长参划机要，指导部内一切事务。”在旧军队的八大处时期，参谋长主要扮演部队长军事助理亦或幕宾的角色，其职责只是辅佐部队长处理一切军务，本身并不负责具体的业务机关。
所以在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军的参谋长转任某个旅的旅长了，他肯定要办几桌酒席请客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得到重用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多数情况下，尽管军的参谋长阶级上略等于旅长，但在地位上是明显低于旅长的。而若某个军的参谋长去当了师长，那么他就是做梦都会笑出声儿来，但这样的美事儿也只能存在于梦中，因为旧军队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也就是说，军的参谋长不管从阶级上说还是从地位上说，都是远远低于所属师的师长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张作相从27师炮兵团的团长转任师参谋长、督军署参谋长时张作霖一直认为对不起他了。
正史上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移植了美军的参谋体制后，参谋长规定为部队长的主要助手，部队长的作战命令必须经参谋长副署才能生效，参谋长的地位无疑从法规的角度得到了提升和保障。但这多数是一纸空文，**直到战败逃台为止，这一体制基本没能贯彻落实。
张汉卿决定提前实施变革。在卫队旅时期，他已经把作战、侦察等业务都放在参谋部下，并把参谋长提升到部队首长的地位。因为卫队旅军令条例规定，由旅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集中决定军队重大事务。其后升级到卫队师及扩充了第一师，这个条例也被沿袭下去。
张作霖担任东三省巡阅使后，手下督军、师长一大把，如何有效控制膨胀的军队立刻成为攸关生死的大问题。完全掌握每支部队，精力完全不够用；但失去控制的督军和师长们极易在自己的地盘里尾大不掉，权力控制不能全靠忠诚。张作霖自己是军阀出身，却不想再在手底冒出新军阀来。
这时候，张汉卿的这个参谋长制度就很有效地限制了各省督军的权力，因为督军的军事命令需要督军署参谋长的副署。各督军署参谋长是由张作霖一手任命的，在业务上受巡阅使署总参谋长直接指挥…同样，各师的师长及混成旅的旅长也受到同级的参谋长的制约，而这些参谋长亦在业务上向督军署参谋长报告…约束多了，起乱心思的想法也就少了。
《奉军建军纲要》的另一项成就，是提升了军纪。
在民国史上，以军纪来讲，国民党的党军最好，冯玉祥的陕军其次，吴佩孚的直军也不错，就数奉军的纪律为最差（当然，张学良、郭松龄带的军队算是例外）。所以从战斗力上讲，直奉两次大战，人数、装备都占优的奉系都落在下风并不意外（当然，正史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输在冯玉祥的背后一枪，否则奉军能不能胜还要两说）。
张作霖就本人来说还是很希望军队有军队的样子的，他也极力反对扰民，但是由于奉军上层、中下级军官的主要来源是马匪，兵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要达到理想化的“文明之师”基本无望。可是有张汉卿在，一切就都不同了。卫队师和第一师搞的“三项纪律八项注意”反馈相当不错，实践中为内外所褒扬。
张作霖内举不避亲，命令全军执行。从这些条例的普及起，奉军官兵知道了自己是东北人民的军队，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既初步解决了军人们“为谁打仗”的疑问，也竖立了军人在社会上的正面形象，军人士气上来了，战斗力自然不会差。
对卫队师和第一师的控制是张汉卿的禁脔，当然开始进行成熟的修订，从上到下开始讲述军人无条件服从于政治的原则----这条后来演变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后来张汉卿更简化为“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是时候给军队正名了。有了统一的编制，不能让各部队五花八门地各自为政，也需要在全军树立起一个统帅的认知，张作霖接受张汉卿的提议，整合东三省的军队，称之为奉军。
没有省防军之分、没有保安军之分、没有护路军之分，大家都是奉军。
自然，张作霖是当之无愧的奉军总司令。在司令部下辖一长八处，即总参谋长和秘书、参谋、副官、政务、教育、军械、军医、军法八处。完善“军令”与“训令”制度，全部奉军受张作霖节制。吴俊升、孙烈臣为副司令，张作相为总参谋长，张汉卿为副总参谋长兼参谋处长。为了减少军令分歧及人员混乱，巡阅使署与奉军总司令部实行两套班子一套人马。
吴俊升先后在剿灭巴匪、胡子之战中尽心尽力，且为张汉卿背过黑锅，也曾经为张作霖得到黑龙江作出了汗马功劳，又对张作霖、张汉卿的调令言听计从。由于之前种种及这两“黑”的功劳，作为老奉系（27师、28师、29师三大王牌师）的奠基人之一的角色，他被任命为奉军的副总司令是得到上下首恳的，这也奠定了吴俊升在奉系元老地位。
孙烈臣更不用说，完全是张作霖的代言人；张作相则由于参谋长地位的提升而水涨船高，与吴、孙共同形成了奉系的三驾马车。
张汉卿也由于巡阅使署总参议的职务而正式跻身奉系最高权力层，除此之外，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也给他添了许多彩。当然，更让他不输奉系三驾马车而成独立一极的是他人民党主席及完全控制两个师的事实。
由于财政的好转，军人的待遇能够显着提高。而军人除可以得到津贴外，入伍期间均可在籍贯地获得免税的10亩土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装备也鸟枪换炮，到1918年底，第27、28、29三个师都装备了制式统一的师属炮兵团，卫队师、第16师、第1师都装备了师属炮兵营。
第356章 张汉卿的烦恼
军队的训练进入现代化、标准化，再结合张汉卿所提出的知识化，奉军的进步程度相当惊人，一系列的架构也更加完善，这其中的功劳有奉系自己的努力，但更要感谢张汉卿游说张作霖聘请的原德国陆军参谋部高级顾问们。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批顾问的来历。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它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
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张作霖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早在1918年入主东北之前就由张汉卿为代表，开始与德**方接触了。德国之所以选择了奉系，是因为在一战中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利益并因而耿耿于怀，对看起来与日本关系并不融洽的东北少帅（张汉卿：何止不融洽，老子恨不得杀光在华的日本人）抱有极大的热情，并原则上同意向中国东北派遣军事顾问。
最初张汉卿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
第一批来华的德**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并在奉系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张作霖的奉军提供军事装备，在协助东北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分批分期完成全部10个整编师（含4个计划中的新扩充师）的整训。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一任德**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在德**事顾问的训练下，奉军各师的目标是成为远东作战技能、人数及实力均不逊于关东军陆军师团的部队。
这是个好事情。张作相、吴俊升已经成为奉系三驾马车之一，他们兼任的师长职务总该要动一动吧？加上新编4个师，至少有6个中将师长的名额会腾出来。对军人来说，没有比升职加衔更让人兴奋的了，特别对于几个混成旅的旅长而言，很多人都有晋升的机会。
可是，对张汉卿来说，他既欣然于奉军的扩大，又难免有些失落，因为在大概率上，他只能旁观这拨师长的职务花落别人家了。本来，他还想推荐几位人民党的几位高层竞争这些岗位，如颇有实力的戢翼翘、默默奉献的林蔚…把他们尽可能地推上前台，是他的责任，也是人民党壮大的机会。
但是他只能放弃。
因为随着东北土改的深化，他的一些政策不免地与很多人起了冲突。土改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打击土地兼并，这点至少动到了吴俊升、马龙谭、张景惠等人的蛋糕。虽然张作霖曾豁达地表示赚钱的方式有很多，没必要非要在土疙瘩里叫真，上述几位大佬也明智地决定配合少帅的工作，但毕竟挡人财路不是？
他这几位碍于交情不下绊子，不代表其它的人没有想法。东北土地兼并现象很重，要把既得利益者的土地“租”给农户种，难免有些抵触。若不是张汉卿当初明智地用“赎买”而不是“革命”的办法曲折进行，他的第一步就行不通。
革命是要有枪杆子的…
张汉卿虽然有少帅、奉军副总参谋长、巡阅使署总参议以及之前的边防绥靖公署主任、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剿匪副总司令等一串耀眼的光环，但他知道，真正有分量的只是一个：人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无他，有卫队师和第一师给他作后盾。没有这两个，他只是一个少帅，受人尊敬，但不一定是尊重。
所以他对这两支部队的上心是一定的，他的这两个师也是自成一体，他所用的人也都是绝对的自己人，连组织架构都与奉军总司令部不同：奉军总司令部是一长八处，他的部队是三总部制。
这都不是事，可是当他的势力已经超过奉系起家的几位元老时，不平的声音开始出现。
“凭什么你想插手新建师？你的权力已经不小了！”这是他能感觉到的敌意。也是，东北这个一共就这么大的一个池子，他这个身躯如果太庞大了，难免会挤到别人。凭心而论，张作霖给他的待遇已经够高的了。连张作相都知道团结奉系是抱团取大之路，他这个长子若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太不当人子了。
按照他的提议，除了自己兼职的这个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是个例外外，各省督军署总参议一律由文官委任，所以原黑省督军署总参议丁超已经调职军中，改由翟文选接任。这个翟文选，便是担任时间最短的原黑省省长。他虽然作省长能力有限，但做一个督军署的幕僚长还是颇能胜任的，毕竟他之前的警察厅长职务带有某些军事化的色彩----当然，这是张汉卿的评价。翟文选毕竟曾经得到过他的引荐，作为政治上的“伯乐”，继续让他在新岗位上发挥余热也能起到“卖马骨”的效应不是？
丁超不出意外会晋升师长。张汉卿不久前为他保留了总参议的位置，从此他欠了张汉卿的人情。现在有了更好的位置，而没有自己人上位，那么任命丁超就不显山不显水了，况且他资历也够。而且为了让孙烈臣做稳黑省督军之位，一些重要的职务如督军署总参议、秘书长等还是要他来提名的。他的离开对张汉卿和孙烈臣都有好处；
于珍也是老员工了，还曾经很有眼色地给张汉卿铺路，所以张作霖一定会考虑照顾一下；
吴俊升鞍前马后为张作霖服务了这么久，长期屈尊做一个师长，他升职之后的名额肯定会给他一个，以平衡一下手下人的感情，估计父亲也不好意思罢？所以无论如何，他会有一个名额；
最后一个，应该会给孙烈臣。作为父亲的铁杆助手，他的这个督军除了第一师在彼，就只剩下成建制的黑省边防军了，像鲍贵卿一样光杆可不好。
所以基本上内定的四个新编师名额，张汉卿没有争取。
现在的奉系，已经形成以张作霖为主，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为辅，鲍贵卿挂名的格局。东北的财政，目前供养十个师的人力已经到顶，在这种起步阶段，张汉卿可不会行那穷兵黩武之事。所以，想要进一步扩充，很难。
吃相不能太难看，还要照顾到父亲的利益。
而在行政上，他在东北行政上最大的职务还只是总参议。把持各省的人员，都算是东三省的一时人杰，但是和张汉卿的用人之道还是有差距，因为他一心想让人民党居于领导地位。目前看来，这个很难做到。
还好土地改革，总算在他的坚持下继续进行着。经过匪乱，张作霖看到土地在维稳方面的巨大作用，已经下了大力气支持张汉卿，迫使各位大佬连同一群既得利益者纷纷转型。在主要依附于张作霖的情况下，这方面好歹没出什么意外。
看来继续留在东北意义不大，在这混乱的世界，还有大块的地域可以发展。红军还要二万五千里长征呢，凭东北这一隅之地始终不是良策。在长时间的思考中，张汉卿认为，他的眼界需要放宽一点，要能够舍得和放手----东北就留给父亲他们吧。
当然，放手不是弃既有成果于一旦，只是他要把精力放到更辽阔的世界中去而已。未来的每一步，都需要东北的大力支持，毕竟，放眼整个国家，能在经济工业上有东北的作用的没有几处。在进一步的动向确定之前，他需要妥善安排好留守人员。既要能保持住目前的发展势头，又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个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若是在自己走后被人端了老窝，那才是悲摧。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东北不出意料，最终将会和日本人白刃相向，这是日本政|府的侵略本性决定的和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把宝都押在这里，一旦出现大的变故，他将血本无归，虽然他一直认为有自己在，不会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可是未雨绸缪，也需要另起炉灶，互为呼应。
不经意间，张汉卿的视野已经望向远方…
第357章 一个朋友
虽然在张汉卿看来奉系的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对张作霖等奉系元老认识之中，他们的武力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连卫队师在内的6个整编师、9个混成旅及不亚于10个师的兵力，如果武装起来，将是现阶段任何一个中|央大佬都不能忽视的存在。
在至关重要的武器方面，奉军已经有质的突破。现在的东北兵工厂，原来只是27师的修械所，后来随着张作霖的势力日渐扩大，又在日本添购了一些机器，办成了一个小型兵工厂。到张汉卿穿越后开始有组织地扩大规模和项目，已经能够维修全部的奉军装备并能生产出少量的新式步枪。
再后来经过华俄道胜银行的巨额贷款及连续数批购买生产炮弹的机器，沈阳兵工厂已经具备每月生产10万发炮弹的能力。只是因为需求与能源的关系，目前并未生产到产能的十一。
轻武器方面已经做到了统一武器制式，并计划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只是由于这需要从沈阳兵工厂有限的资源里分出部分设备，张汉卿表示谨慎的赞赏。
鉴于大炮的欠缺制约了各师重火力的配置，张作霖和张汉卿不约而同把眼光放在了添置机器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自己能够生产才是又省钱又保险的。供养这么大一摊子部队，重要的军事物资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说什么都算不上成功。
要想把这个厂扩大到能够生产大炮的规模，估计约需五十万元购置机器。因为教育的投入较大，钱还是相对有些紧张，不过还好张作霖一直压制着扩军的冲动，才不至于把有限的钱投入到无限的喂养士兵的无底洞中来。
这时候马克斯上校告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适逢德国因战败后，受《凡尔赛条约》限制，不能生产武器，故将克虏伯等各兵工厂机器拆卸出售，正委托荷兰在上海登报标卖。
张作霖见报大喜，即派兵工厂总办杨文凯、上一任总办韩麟春两人一道前往上海，由东北银行汇款五十万元，授标购买。韩麟春是制造步|枪的行家，对于火炮的制造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又在军中数年，对奉军所需最是清楚。加上同是军械制造出身兼作工厂管理的杨文凯，两人应该会配合得很好。
临行之前，张汉卿拉过韩麟春，把一张两万元大洋的支票交到他手里说：“老韩，此去上海，我需要你办一件大事。”
少帅如此郑重，韩麟春赶忙接过并洗耳恭听。随着张汉卿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稳步成就，韩麟春越来越敬重这位年轻得可怕的少帅。
“你去上海，买设备是一件事，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帮我请一个人。”
“请人？”韩麟春一阵迷糊。是什么人，值得少帅如此重视？出手可是一万大洋呢！以他现在的身份，就是北京城里的政要，他也能随时递得上话。
似是知道他的疑问，张汉卿笑着说：“是的，我现在身兼多职，党务、政务、军务一肩挑上，力不从心啊。你知道的，虽然我们只有两个师的人马，但我一直是把它当作种子来看待，我的脑子里装得可不仅仅是这几万人马！将来人马多了，后勤辎重、指挥打仗、政工培养都需要人。军事这一块，我交给你和老郭；参谋这块，有林蔚；训练这块，有老戢；政工这块，有姜登选和王以哲在；后勤方面，有老米照应。这些我都放心，你们一向也做得都很好。
可是军事始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人民党在东北的根基很浅，又迟迟无法在行政上有所突破，这里有种种原因就先不说了。党务这块，姜登选兼组织部长，王以哲兼黑省书记，虽然做事卓有成效，但是因为军职毕竟还是主业。他们都是一兼多职，时间长了，难免有照应不周之事。朱光沐做我的副官长又兼宣传部长，虽然也中规中矩，但就因为中规中矩，在宣传方面少有突破。
随着人民党党员的突破性增加，我渐渐地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始终没有做好。因为无论在开中|央委员的小会、还是在发布党的政策时，我所提出的，多是纲领性的东西，少一些填充物----我实在是没有时间，需要你们自己来领悟。而其他的中|央委员们，都是半道出家，理论知识贫瘠得可怜。此外在对外上，需要联系和交涉的时候，都是我操刀捉笔，可辛苦了。
我这才知道自己的短处。
所以思来想去，我觉得需要一个主笔。他在对外时可以充作党的喉舌，在平时能够丰富党的理论…这个人我已经想到了。”
能让少帅如此惦记和看中的人物，韩麟春肃然起敬。看来这个人目前在上海了，不然少帅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委托自己。
“如果不出所料，他目前应该在上海，担任一个报社的主编。你此次过去，就是要代表我郑重邀请他北上，所有养家费用我都包下，另附这一万大洋作为见面礼。”
韩麟春知道此人的分量了，他握紧了支票：“少帅，这个人是谁？”
张汉卿沉思了一下，说出的话却让韩麟春大跌眼镜：“我也吃不准。他叫做陈布雷，或者是笔名吧？反正应该是在上海某个报馆任编辑之类的，你可以细心去查，或者请上海滩的王九光帮助去查----几年前我和他在北京有交往，他一定会帮你的。”
陈布雷是谁，韩麟春真不知道。也不怪他，这个人出名还是因为他的自杀、他的旷代哀荣，而这都是正史上韩麟春死后十几年的事了。这个时代，他名不彰位不显，如果没有了蒋介石，就难说有他。
甚至连张汉卿也不熟悉，他从来没有读过陈布雷的任何一本文集，唯一知道的是老蒋那著名的抗战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就是他撰搞的。
可是能被多疑的老蒋一用几十年身居高位信任无二，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无诽无谤，多少说明这个人的能力，在《大决战》电影中有如此多的人物还特别为他的死郑重点出，还能影射到蒋家王朝的覆灭，可见这个人的地位之高、意义之大。
现在韩麟春仿佛拿到一块烫手山芋。这是什么事，这么高规格的用人，连名字都吃不准，职业也吃不准，还好范围选定了上海，不然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这个人？少帅用人也太神鬼莫测了，他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个人是谁？”
回答他的是少帅一个神鬼莫测的笑容：“一个朋友”。
第358章 少帅的面子
按照兵工厂督办委员会的意见，此次赴沪，主要添置生产迫击炮以及榴|弹炮的机器。
时光在悄悄改变着现状。原本师属炮兵团的山炮、野炮等重炮，本来是奉系的弱项，特别是在扩大到10个师兵力后，原本就补不齐的。
可是奉天兵工厂第一次扩充，就因为从俄毛手里获得500万“无偿”贷款而变得阔绰起来。当然，因为条件限制，张汉卿并不是全部投入兵工厂，而是力所能及地把相关配套企业一起拉了起来。也许全部生产枪支大炮很嗨，但是后劲不足，对军备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利。张汉卿的意思是，奉天兵工厂以具有过硬的实力为主，目前还不适合跑量。所以绝大部分的军工能力，是在向民用倾斜，像奉天拖拉机厂的筹建，兵工厂可是出了大力的。
后世美国之所以强大，并不仅仅是它的军工发达，而是它有极强的能力随时把民用转为军用，而它的民用则一直领先世界的脚步。这样，寓军于民，才是正道。
尽管如此，靠着这笔巨款，奉天兵工厂已经有了年产150门大炮的能力。再有两年时间，装备齐满编炮兵部队完全不在话下。
所以张汉卿想到了更超前的武器，迫击炮及榴|弹炮。
中国的交通状况一团糟，在东北还稍好些，到了关内，特别是西北等山区，重炮的作用远不如更方便携带的迫击炮来得实用，关键是它的代价极低，也极易仿制。
而还在奉军对所谓重炮欲求而不得时，西方已经基本淘汰了其75mm轻型炮的研制和生产，转而重点装备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125mm、155mm榴|弹炮或加农炮。中国要想奋起直追，任重而道远呐。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是不行的，必须要弯道抄车。所以，对于类似口径的大炮，需要提前动手了。
这是韩麟春和杨文凯此行的主要目的。
此时列强正对中国的军火限购，1915年对华实施的《禁用军火协定》基本上把购买现货的路子堵死，这也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契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能都靠买吧？
大上海十里洋场，两个乡下土包子像第一次进城看迷了眼。有轨电车、小汽车，在奉天城也就极少几个人拥有，这里似乎不断；摩天大厦，奉天几乎看不到，这里鳞次栉比。单单指繁华和纸醉金迷，没有几个地方比得过它。
为了增加谈判分量，根据张作霖的要求，他们住在一家豪华饭店。安顿下来后，两人分头行动：杨文凯先去探听拍卖会的情况，韩麟春去找人探探那位陈布雷的下落。
人生地不熟，加上口音和这里格格不入，又是从大酒店里出来，难免被人盯上。韩麟春是军人出身，在战场上很行，但要说和歪门斜道交锋，他还差得远。
一辆黄包车跑到他面前，殷勤地招呼：“上车三角，路近免费”。韩麟春本不知路径，也就意动，对车夫说：“给我到最近的报馆。”虽然不知道陈布雷在哪个报馆做什么编辑，但是既然是同行，估计多少在业内有些名声，就像自己原本就在军界有一定地位一样。
他想的没错，跟着黄包车夫东拐西拐一会就迷失在大街小巷之中。起初并没在意，可是见道路越来越颠簸，环境越来越偏僻，渐渐起了疑心，急忙说：“车夫，你要带我去哪里？”
车夫嘿嘿一笑，用他南方特有的普通话混浊不清地说：“快到了唔，我在抄近路。”
可是近路不至于荒无人烟啊，明显到了市郊了。韩麟春不识路是真，但他不傻啊，心知遇到了歹人。摸摸身上，那里还有少帅给他的一万大洋支票，即见即兑。幸好购买军火的支票被存在酒店里，要不然不定心有多慌。
就是现在也有些慌。大风大浪见过许多，要是在这阴沟里翻了船，那才是笑话呢。因为要倒腾火车，所以枪支都没有带，这样，一个中将师长和普通人的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
他大喝一声说：“停！”随即纵身一跳，便从车上跃下来。幸亏多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尽管已经发福，身手还算矫健。
旁边有人大笑说：“身手不错啊，兄弟，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啊。不过到了上海，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卧着。识相点的，交点钱免灾！”随着这一声，一群身着短襟的汉子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说话的人，腰里斜插着一把斧头。
韩麟春一听这阴阳怪气的话，便知道遇上道上的人。上海滩，要么青帮要么洪帮，都是不好惹的主。听人说，凡夫走卒，都有可能是他们的人，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都被他们控制着。
他们既然敢献身，表示此地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说不定是老巢也不一定。想了一想，还是不敢贸然行事。要是一对一，甚至一对三五个，他都敢。可是对方是一堆人呐！若是不明不白死在这里，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他微笑着说：“不知是哪个堂口的兄弟？兄弟是奉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督军张作霖张大帅之命来沪公干的，如果肯赏脸，今天兄弟我做东，请兄弟们一次，算是结交了！”不管对方是谁，先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想来己是官，对方是贼，多少会卖些面子。人生地不熟，以不惹事为先。
那长长的一串头衔果然把对方唬得一愣一愣的。那伙人小声合计一会，便有一个人说：“什么张大帅？我不认识。他在东北做他的大帅，却管不到我们！你拿这名头来唬我们吗？”
韩麟春知道现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他孤身在外，就是对方把他坑了，天皇老子是他靠山也没用啊！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张汉卿让他托一位叫做王九光的上海人来找人。以少帅的门路之广，他托的这个人会不会有点面子呢？
他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说：“兄弟有个朋友叫王九光，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如果对方不理会，那他就要溜之大吉，他已经选好了逃路。估计以他长年在军中的锻炼成果，又不是杀父之仇，不至于追得这么狠。虽然说一个中将师长这样子传出去不太雅光，但总比吃眼前亏好。
对方一愣：“王九光是谁？”
韩麟春叹了一口气，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以这样的状态，一气跑上个八百米可以不喘气。就在他拉架式要逃的瞬间，对方调门忽然大了：“你认识九爷？”
韩麟春一口气差点憋过去，不待这样玩的。
第359章 初晴后雨
接下来的事让韩麟春如在梦中，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群人的态度已大变。他简要地把受人之托要见王九光的情况一说明，对方很爽快地说：“没问题，我这就送您见我们九爷。”
关系拉近一点，韩麟春这才放心。他很友好地从兜里拿出几个大洋：“给方才那位兄弟的车钱。”车钱本要不了那么多，一是心有余悸，二是知道大家在外讨生活不容易，又是拜托他们做事，权当交个朋友。
哪知这伙人看都不看，连声说：“既是九爷的朋友，我们若是拿钱，岂不是要叫人骂死！兄弟刚才得罪了，您莫见怪。”不但不收钱，又呼啦啦来了几辆车，请韩麟春坐上一辆，然后开始向江边跑。
这回走的是大街了，韩麟春才难得有闲心欣赏起风土人情来。车子一路走，人群越集中，但好像苦力居多。约莫个把钟头后，来到一处码头。
在一间屋子里，韩麟春见到那位要找的王九光。被他们称为九爷，他想着一定是他们的头头，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不然怎么能镇得住他们，却不想一眼见到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文雅青年，不禁大跌眼镜。
王九光听着手下人的介绍，微笑着伸过手去，根本不像是个在刀口上舔血的好汉，而像一个教书先生：“你是？”
韩麟春豪迈地亮出嗓子：“兄弟韩麟春，是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张大帅麾下第一师的师长，奉命来沪添置些设备。”
王九光脸色淡淡地：“哦，兄弟我好像并不认识你。”敢情，张大帅和师长的光环并没有让他有什么想法，就是一个符号而已。
韩麟春这才想起来，张大帅的名头并不好使，也怪自己习惯了。他嘿嘿一笑说：“实不相瞒，是少帅委托我前来请先生帮忙。”
王九光脸色这才好一些，他想起在北京与张汉卿的往事，心中浮起一阵欢欣。
那次相会之后，尽管张汉卿未能说动他加入奉系，但是他的话却让自己对以前的行为进行了反思。在政治上，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者在某时某地，谁都不知道别人的内心。琢磨这些花花肠子对这位耿直的大侠来说是一种负担，他干脆放下来，带领一帮安徽来的同乡在上海过起了好日子。
他的好日子就是抢地盘。
发迹是从货主扣留工人的劳力钱开始的。他到一家铁铺连夜打了一百把斧头，第二天带人冲进货主的办公室，于是一切都解决了；
他和上海滩最强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掰起了手腕，抢走了他手下一块码头生意。在斧头帮的淫威下，黄金荣最后选择了和解，划出这个码头给安徽会馆管理。从那以后，斧头帮的威名传遍了上海滩。王亚樵的大名也响彻沪上，被尊为“九爷”。
这不是王亚樵最得意的，他最欣喜的是一帮子安徽籍劳工跟着他终于可以过上不算不错的日子，这种成就感逐渐淡化了他对于政|府的厌恶，原来，这样生活也挺好。
好歹也是故人所托，又是专程来找他，王亚樵也就略尽地主之谊，请韩麟春吃了一顿饭。席间韩麟春提到寻找陈布雷一事，王亚樵满口答应。
他们更多的是聊到张汉卿，韩麟春讲到张汉卿剿匪、建党、土改、经济建设、建军各种事迹，这些事迹已经在上海滩多有耳闻。但是韩麟春以第一人称讲述这种故事时，王亚樵听得津津有味。他内心细腻，对于能够让老百姓落得好处的实事很敏感，无论如何，分地和搞工业总是一件不错的事。至于别的，不置一喙。
没想到当初那个不起眼的小子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做下如此大的事情，好笑的是自己差一点就让他的小命归西！想到这里，王亚樵难得地觉得赧颜，所以当韩麟春提及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购买机器时，他点头说：“这是好事，有需要兄弟的地方尽管开口。”
一个黑社会的在这件事上能有什么帮助，大家是凭腰包里的银子说话好不？韩麟春不知道，王亚樵从来不轻易许诺，但是他真的是一诺千金！他还以为只是随便的客套话而已。酒足饭饱，他对王亚樵说：“承蒙九爷盛情款待，兄弟不胜酒力，就先到这里吧。等兄弟任务完成，那里由兄弟作东，与九爷话别。”
有事在身，王亚樵也不多挽留，派了一辆车，跟着两个兄弟护送他回了酒店。
一路上和这两个小弟聊起来才知道，王亚樵已经成为名震上海滩的斧头帮帮主时，韩麟春才真的大吃一惊。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把那个矮瘦的青年人与斧头帮联系起来。在东北，只偶尔听人谈起上海滩出了一个“九爷”，没想到却是他。只是，少帅怎么就和他有了联系呢？看情况，两人的关系还挺好！
来到酒店，却发现杨文凯一脸灰涩地坐在酒店旁的台阶上，失魂落魄地。他有些吃惊，急忙下车问：“文凯兄，出了什么事了？”
杨文凯见了他来，才觉得找到主心骨了，他一把抱住韩麟春的腿，带着哭声说：“老韩，我犯了杀头的罪了！”
看了这样子，韩麟春的心莫名的一跳，他硬绷着不让自己往最坏处想：“到底什么事？”
于是杨文凯断断续续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他真的摊上事了。
原来饭店里的伙计看见这两位东北人很阔绰，估计手边很有钱，就动了心思。这些伙计多少有些帮会的背景，也和一些大赌场、大妓院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杨文凯出去溜了一圈，见通告说拍卖会要到三日之后才开始，便想放松放松，谁知道就入了人家的道了。
杨文凯别的都好，就是有一宗毛病：好赌。这些伙计都是人精，岂有不对症下药之理？于是被带到附近一家赌场，上轮盘赌去大赌。可惜赌运不佳，屡战屡败，一不留神，竟将买机械之款输去大半。
接下来就是老套了。伙计们怂恿他翻本，他也心焦如焚，欲罢不能，只有本着屡败屡战的“大无畏精神”，继续赌去。只说捞来凑起，谁知输来网起，五十万元全光了！
韩麟春睁大眼睛：“全输光了？！”
杨文凯眼泪在眼角不住闪烁：“全输光了！”
这下糟了，可怎么办呢？向张作霖认错求援吗？又怕张作霖降罪；不向张说吗？把买机器的大事误了，更将吃罪不起。韩麟春想起少帅对他的器重，从一个外人连续跃升到与奉系老将们平起平坐的地步，可谓恩同再造。自己初次带人出来办事，竟然做得如此灰头灰脸，辜负了少帅的信任不说，还有可能让少帅受责，禁不住长吁短叹，悔不当初：“老杨，你怎么可以把购机款拿来赌！你好浑啊！这让我怎么向老帅少帅交待！”
杨文凯羞愧无地，也想起少帅对他的信任，后悔无加地说：“错已铸成，我只有一死谢罪了！我没别的好说的，我死之后，少帅一定会善待我的家人。只请老韩你告诉我的儿子，将来无论如何不得赌博了！”
韩麟春还是知道人才难得的道理，张汉卿把他们挖来，可不会因为这种错误就到把人逼死的程度，平时老帅待人还是很和蔼的。他想了想，把杨文凯扶起来：“老杨，咱错了第一步，死不足惜，我们的事还没有完成呢。我们再和家里商量商量，看怎么挽回这损失！”
护送他回来的两个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听了个大概，原来这官场中人不但也好赌，这赌的金额大得很，而且胆子也大得很！便有一人说：“不知道杨爷去的赌场叫什么？”
杨文凯虽然悔恨交加，但脑筋还是很光亮，略想了想便说：“好像叫什么‘公兴俱乐部’的，在法租界那边。”
两个人一齐摇头说：“这可难办了，这‘公兴俱乐部’是黄老大的地盘，又有法国人罩着，想找回场子可就难了。”十赌九骗，这么快就把这么大笔金额输掉了，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中间有猫腻。
黄老大就是名震上海滩的黄金荣，据说手下有门徒十万人，控制着几乎上海滩的各个角落、各行各业。就是王亚樵本人，也不敢轻易找他的场子，何况愿赌服输，人家先在理上占住了。不过本着人溺己悲的心态，两人一齐说：“刘兄弟也不用太难过，我们回去和九爷说说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
根本不用多想了，韩、杨都是老江湖，这个安慰的意思听不出来吗？不过还是感谢了他们的关心。韩麟春乍逢大变，还是很静气地和两人告别：“多谢两位照顾，兄弟心中有事，就不远送了。”
思来想去，这事拖不得。当天晚上，韩麟春就乍着胆子给张作霖写了一封电报，说明原委：“后悔莫及，本欲跳黄浦江自杀，又恐耽误了买机器的大事。请速再汇机器款五十万元，将机器买妥即回奉请罪，万死不辞！”
万死不至于，但是该负的领导责任还是要扛的。杨文凯是厂长，虽然握有管理权，但是名义上却要居于自己这个督办委员之下。
本来想写给张汉卿的，最后还是直接给了张作霖。光棍一点，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后果自己一力承担罢了，何必再把少帅搭上？
第360章 奉旨赌博
一则短短的电文，把关外和沪上的心连在了一起。
张作霖见报后，勃然大怒，骂道：“妈拉巴子的，孬种！输了就输了嘛，要寻短见！”财政如此困难的时刻，自己和儿子为了省钱都抠得像个乞丐，手下人这样做事，让老张非常不痛快。他让人唤来张汉卿，责备他说：“这两个人有这样的毛病，都是平时你对他们太容忍了！还有那个姜登选、王以哲、郭松龄，都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他们那么亲近干什么？你看平时不约束，他们胆子大了，连购买机器这样的钱都敢拿去赌！”
这个消息，听到的人一片哗然。五十万在这年头可是相当一笔巨款，完全不亚于后世一亿元的购买力！为了堵众人的嘴，老张也要做出点什么来。一些对张汉卿的扩张抱有不满的人，都在暗地里兴灾乐祸。
韩、杨都是张汉卿的人，也没法子往别人身上赖，不过张汉卿是知道老爸脾气的，他这么说，并不是要处罚两人，而是要让自己做好人了。因为自己曾经这样说过：“牛奶洒了，哭也无用。”以这位老爸的脾性，越是形势严竣，越是施恩于下的时候。
果然，张作霖说：“你去和他们两人说，要赌就赌个够！让军需处长给上海买机器的人再汇去一百万元去，注明我指示的，一半捞本，一半买机器！买好就回来，莫再耽误了。”
张汉卿本来还担心韩麟春因此而受到牵连，现在竟然得到“奉旨赌博”的机会，真是喜出望外，他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万里之外的韩麟春。
在韩麟春两人进退维谷、生死难卜的时候，忽然收到这一笔汇款，真是喜从天降。当看到注明一半作捞本用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立刻回电张汉卿：“职等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悔之晚矣，蒙少帅圆场，保全此无用之躯，又何敢用生死攸关之经费，做无意义之娱乐？自此后当远离赌场，终身不渝。”
张汉卿迅速回电：“无妨，照做即可。不过仅此一回，下不为例。”
这个时候，古道热肠的王亚樵已经从手下获知此事，感觉麻烦。不过他对于国家自制军火也是持支持态度，加上对韩麟春印象也很好----平时韩麟春就一幅老好人的模样，见他坏了事，忍不住就想帮他这一把。
“公兴俱乐部？”他想了一想说：“是杜月生的地盘？”
这个时候，杜月“笙”还只是叫做杜月“生”。他目前是黄金荣最得意的门人，经营号称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在他的打理之下，赌场好生兴旺。王亚樵知道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讲义气、有点子、有气魄，是个人物。但是这么大一笔钱，他会不会卖自己的面子，自己也吃不准。
不过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去了，直面杜月笙：“杜老板，你的赌场发财了。”
杜月笙刚过而立之年，和王亚樵差了一岁，两人都是互相闻名的。对王亚樵的突然光临，他是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都是在上海滩刨饭吃，但是路子不一样。不过，他还是抱拳回礼：“不敢当，请叫我杜先生----是兄弟们捧场。什么风把九爷吹来了？稀客啊！九爷若想下场，兄弟我奉上大洋两百。”老板太低俗，他喜欢人家叫他先生，虽然他既不教书也没多大学问，此时地位也不彰。
王亚樵哈哈一笑说：“好吧，杜先生。我们明人不说暗话，昨天晚上你们可是吃进了一大批进项？”
这个杜月笙是知道的，毕竟五十万是一笔巨款，他这个赌场老板不可能不被通知到，因为按进项出赏银，这个是他要做的。“怎么？这件事和九爷有关？”他提高警惕。经验告诉他，只要摊上王亚樵，绝不会是小事。
王亚樵很轻松地摆摆手：“不是。”
杜月笙放心了：“那九爷的意思是？”
王亚樵笑笑说：“虽然和我没关系，但是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事和杜先生你有关系。”
杜月笙迷忽了：“九爷有话请讲，兄弟我有点搞不明白。”
王亚樵也不打哑迷了：“这笔钱，是东北大帅张作霖派人来沪买造军火的机器的钱，很不幸，在你的赌场里输掉了。现在，那个人都准备自杀以谢罪了。”
啊，还有这事？杜月笙心里吃了一惊。人的影树的名，张作霖虽然远在东北，但作为民国唯有的两个手握实权的巡阅使之一，又握有重兵，在中国政坛上还是很有分量的。这笔钱栽在自己手里，确实不是什么好兆头，虽然他们之间以前从来没有什么交集。
民不和官斗，这是千年古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
这个杜月笙，别看识字不多，在上海滩的几十年凭借做人的手腕，不要说在黑道，就是在近代史上也是很出色的：他上连着国民党中|央，下能和升斗小民打成一团；能投租界的洋人之意，又帮助共c党许多大忙；他精辟地总结了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他也信奉“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种觉悟的，相当罕见。
这笔钱真的很烫手…
王亚樵一见有门，终于说明来意：“我呢，之前和东北的张少帅有一面之缘，他手下的将军求到我门下，我不好回绝。但是‘公兴’是杜先生的地盘，我不好作主的，因此特来告知杜先生，请你看着办。你若是能够大人大量，兄弟我替少帅记着这份情；你如果不还，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不会因此而结怨，只是尽了我的心。”
他说得很光棍，可是越是如此，杜月笙越是敲鼓。虽然金额大了些，但是丢掉了也没什么，总比结下一个相当的梁子好得多。他有心归还，但场子是黄金荣的，他做不了主。
“九爷，这个事很难办。我们是开赌场的，你可以凭本事把钱甚至连赌场都赢了去，我们愿赌服输！但是要我们送钱，天下开赌场的都没这个规矩。如果是借的钱，兄弟我现在就可以做主一笔抹了去！”
杜月笙很为难，是真心的。他说的是实情，连王亚樵都不好反驳。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他也是江湖中人，不能坏了道义。
这个时候，前门忽然一阵喧哗，有手下人进来报告说：“昨天输钱的那位又来了，还要赌！”
王亚樵和杜月笙都一脸惊讶。王亚樵是知道他们把钱全部输光了，杜月笙的惊讶是以为人家来找回场子了。若真如此，管他是东北的老帅还是什么人，我老杜光棍起来烂命一条！
整个赌场的目光都转向了韩麟春和杨文凯。赌场豪客年年有，但是豪到如此程度的，多少人一辈子也没见过几回。
杜月笙亲自接待，说：“两位客人来玩，杜某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奉上大洋一千，聊作玩资。”这个是大手笔，他很会做人。不管怎么说，人家输了巨款，心情一定不好受，赌场也不能不代为缓颊，这和历来的规矩送还赌客回家的路费是一个道理。不管他们是不是要闹事，先礼后兵谁也说不得他们不占一个“理”字。
哪知韩麟春两人底气十足，直接谢绝了他的好意。他们进来时已经勇气百倍，这下可与上次不同，是奉了“圣旨”来赌的了，心态都不一样。
王亚樵暗暗纳罕，两个人都是刚来上海，从哪里借来的赌资？不过任你成千上万，在这个销金窟里也只是个时间长短问题。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他忍不住开口说：“韩兄弟，你们这是？”
韩麟春还真没看见他，他现在的心思都放在这一次豪赌上了。看到王亚樵，心里也是一愣：“九爷也在？”他对王亚樵还是很有好感的：“兄弟我奉大帅之命再次来此搏一把，看能不能翻回老本。”
王亚樵失笑说：“你通共多少钱，还想翻回老本？”估计这两人是把生活费、交通费拿来赌最后一把了，想想一阵难过：“难不成他们真的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不然靠一点本钱，要连赢多少把才能回本啊！”
韩麟春每逢“大敌”当前，神情都是极为平静：“大帅又给了我五十万，命我赢回本钱！”可是如果有人心盯着他的腿，就能发现，他的裤脚在微微晃动，虽然他极力掩饰。
虽然张作霖干脆得很，但是他决定了，如果这笔钱再输了，他绝不苟活…
人群大哗，见过赌博凶猛得连命都不要的，可是连续这两笔大手笔，却是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不但王亚樵吃惊，杜月笙也觉得十分棘手：“这不是赌钱，这是博命的节奏。”可以想象，如果再把这笔钱吃了，无论如何，都是往死里得罪张作霖，想善了都不可能。
一刹时之间，杜月笙就作了决断。他笑嘻嘻地说：“来的都是客，既然开了赌场，就要陪各位玩尽兴，兄弟我准备亲自下场，不知道这位兄弟是怎么个玩法？”
第361章 好大的人情
来之前韩麟春已经和杨文凯商量过，所谓十赌九骗，花样越多变化也就越多，输得机会也就越大。反不如猜骰子比大小，这样简单光棍，省得煎熬----要一笔一笔回本，该花费多少时间！
杜月笙从前也是嗜赌成性的角，不然黄金荣也不会“人尽其才”让他管着赌场。听到对方要玩骰子，心里先松了一口气。
这时赌桌外边里三层、外三层被围得水泄不通，光这无数双眼睛，要想作弊，还真得需要很大本事呢。
此时一副骰具已经摆在桌上，杜月笙示意韩麟春两人检查。杨文凯是主角，他拿起骰蛊仔细端详了一遍说：“可以。”
猜大小是赌场里最常见也最显示“公平”的一项游戏，一共有三个骰子，由庄家置点，闲家猜点大小。所猜点数是三个骰子的数字总和，这里的赔率全部为1比1。大，是指数字总和为到 17；小，是指数字总和为 4 到 10。
惯例是赌场作庄。
杜月笙熟练地拾起骰蛊，这个玩意他十五岁起就开始摆弄，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自然，在技艺上他的浸淫也是极深的。反反复复十几个回合后，他用了极大的力气把骰蛊砸在赌桌上。这时候赌场的帮闲便大喊：“买定离手，错爱不究！”
作为资深赌棍，杨文凯从杜月笙的手势就知道这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在对方娴熟的手腕之下，他竟然没能够看出一点端倪。
所以，结果只能靠运气了！
他深吸一口气，大声说：“就这一把，押大，五十万全部押上去！”
人群不约而同地惊呼一声，王亚樵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刺激的场景。尽管他在后世传说中杀人如麻，在这个时候也是脸色紧绷。反是韩麟春面无表情，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杜月笙手里的蛊，一动不动。哀莫大于心死，只要这次输了，他真的除了自杀以谢老帅少帅别无他路。想好了结果，反而淡定了。
杜月笙的手不自然地抖了一下，资深赌棍们都知道，作为庄家，不会无缘无故地有这种反应。难道是？
在众人一片屏息中，杜月笙缓缓掀开骰蛊，他连看都没看一下。这淡定的神色让韩麟春心中一沉：“完了！”
两点、两点…
如果第三个不是六点，那么加起来小于10，庄家赢。而一个骰子六个面，掷到非六点的概率是六分之五，庄家赢面极大。
随着骰蛊的完全移开，人群“哗”地一声沸腾了。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手啊，竟然又掷了一个两点！
虽然是六点，但是这个游戏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则：无论押注大或小，如果骰子的旋转结果为三个同号，那么算输。比大小可不管你掷出了豹子！
所以庄家输，杜月笙输五十万！
韩麟春激动得心都差点飞出胸膛，这下好了，输掉的五十万回来了，这下可以交差了。杨文凯也是满眼泪花，赌博几十年，第一次把豹子吃掉了，看来是他财运来了！他不假思索地把筹码往前一推：“再押！”
正陷入狂喜状态的韩麟春几乎像被打了个闷棍，这杨文凯是赌性发作了吗！再看他一脸无所畏惧的样子，显然已经沉溺其中。好运气不会一直跟着他的，见好就收才是正理，只是现在，他也不能收手了。赌场规矩，押定离手，再无反悔。
如果此时有一把刀，韩麟春把他砍死的心都有：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又要去示威，真的不想要命了吗？
围观的吃瓜群众又是一阵惊呼，本金加盈余现在有一百万了，史上最大赌注来了！只有王亚樵沉稳地看着杜月笙，两人眼中的交流一闪而过。
杜月笙仍然镇定地摇完骰子，仿佛刚才输掉的五十万只是个数字。杨文凯这才从沉醉中清醒过来：“我这是做什么？”
然而此时容不得他多想，光是吃瓜群众的呼喊就让他无法镇静。他抖抖索索地说：“押、押大！”既然刚才押大带给他好运，那就不妨把好运气继续下去。
开蛊，仍然是两点、两点…
王亚樵看着杜月笙的脸色，忽然微微一笑；韩麟春瞅着骰蛊，大脑一片混乱；当事人杨文凯已经不敢再看下去。刚才交了狗屎运，现在不会仍然是相同的运气，不然还有天理吗？
朦胧之中，听到周围传来剧烈的呼喊声，完全无意识地，杨文凯感觉自己被人抱起来，同时隐约听到一个人大喊：“赢了！赢了！”
第三个骰子仍然是两点！相同的点数，相同的两局，庄家完输！就这样，杨文凯以五十万赌资，在不到十分钟时间里，连扳两局，赢回四倍，共计两百万大洋！他揉着眼睛，仍然不相信这个事实：“我是在做梦吗？”
韩麟春此时却望着杜月笙，向他深深地拱手，静静地说：“请问先生大名？”
杜月笙沉着地还礼，波澜不惊：“不敢当，兄弟杜月生，请代我向少帅问好。”他不提张大帅而把张汉卿摆出来，很有意思，至少王亚樵需记得这份人情。
韩麟春点头：“我是奉军第一师师长韩麟春，这个人情我代少帅记下了！”只有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韩麟春才能断定，对方是送了一个天大的人情。以对方如此娴熟的手法，可以连续两次掷出相同的豹子，这种技能绝对不会是“运气太差”！此时，即使像杨文凯这样的羊祜也知道，两次博弈，杜月笙都展现了惊人的赌技，只是他没有见好就收而已。
举手之间，可以把两百万拿来送人情，丝毫不考虑后果。此时他还没有做到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地位，却能够有如此胆色，无怪乎杜月笙被称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这评价绝非浪得虚名。
怀揣两百万支票，杨文凯的兴奋完全不可抑制。虽然起了很多波折，但是净赚一百万，可以多买出多少设备！这一趟总算功可抵过。怀着内疚之情，也是为了赎罪，他们决定把钱全部用来买机器。于是两人在两天后的拍卖会上一举购得比计划多得多的机器，超出预定规模的几倍。
第362章 求贤若渴
与此同时，王亚樵撒出的人也找到陈布雷，此时他在《商报》作编辑主任。不是他很好找，而是他太有名了。在报业这个圈子里，不知道陈布雷的没有几个。
他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才是布雷。刚出道时呆在《天铎报》任撰述，因为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
此前孙逸仙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到后来，布雷先生已经成了他的名字，他的本名却被人遗忘。
突然之间被号称九爷的人约见，陈布雷要说不惊讶甚至担心是不可能的，他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对黑社会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不过想想自己只是搏击军阀统治和社会阴暗面，从未曾涉及到黑道相关，于是又释然了。
其实不单单他一个，就是鲁迅、郁达夫、章太炎等大伽，也是只暴露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从来没有涉及到青红帮的文章，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
会见的地方是一处窗明几净的茶楼，十分符合读书人的喜好。陈布雷如约而至后，发现已经有而且只有两个人坐在里面，见了他来，一齐站起来。
左边那个矮瘦中年人戴着黑框眼镜，倒也符合这里的情境；右边是一个有福态的中年人，若不是眉宇间有种不怒自威的刚气，会被人认为是某家饭店的厨师。
那个福态的中年人伸了右手做了个极庄重的手势，虽然陈布雷分辨不出这是哪支部队的，但他知道是军礼。不管怎么说，在他心目中的大老粗能够善待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还是有点小好感的。虽然并不认识这两个人，但陈布雷也不是不食烟火气的腐儒，他拱手说：“不知道是哪位要找在下？”
敬礼的中年人微笑着说：“我是韩麟春，奉我们少帅之命请先生一坐，冒昧了。”他指着旁边的矮瘦中年人说：“这位是王亚樵，号九光，人称九爷的便是。”
屁股上猛然像被针扎了一下，陈布雷非常吃惊地望着王亚樵：“斧头帮的王九爷？！”比起韩麟春，王亚樵的名声实在是响太多了，至于少帅，直接被忽略。
王亚樵有些郝然。他是黑社会老大不假，但他还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的。平时人前人后很拉风，却突然被对方一句“斧头帮帮主”的称呼弄得感觉很不好意思。果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中国的尊师重教，还是黑社会与社会底层的民众做得最彻底。
见陈布雷有些懵圈，韩麟春急忙说：“是我拜托的九爷才找到陈先生”，才把他拉回桌前。
“我们少帅对先生仰慕已久，此次来沪，他特意叮嘱我要找到先生并请先生随某北上。想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在东北创建了一个人民党，它的纲领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收复失地，扫除外侮，把我国建设成为包含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现代化的亚洲强国，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新中国’。为此，我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现在党员人数已经突破五万人，形势喜人。
但是作为党主席的少帅居安思危，他一直认为我们党内缺少能够丰富党的理论以及在宣传战线有一定威望和能力的干部，所以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先生您。
我知道先生对军阀混战不满，在沪也从侧面了解了先生的为人，我认为以先生的才华和人品，足以承担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表示诚意，少帅亲自交给我一万大洋，以作为先生的安家及交通费用。如果先生能够携家去奉，少帅还将在帅府旁边新盖一座洋楼虚席以待。”
这个待遇已经不能用丰厚来形容了。王亚樵开始深深反思，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面是不是有些太小器了？千里之外的少帅给一个陌生人的报酬达上万还只是安家费，听说人家老帅还再拨的五十万赌资给两个赌棍翻本，昨天弹指之间杜月笙送出两百万的人情，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人民党的成立，一向以消息灵通著称的上海滩不会不知道，为此事陈布雷还写过一篇积极正面的文章来赞扬；少帅张汉卿的事迹更已是传奇般，年纪轻轻就官至中将（实际是少将加中将衔），收复中东铁路权、拿回摩阔崴、两次剿匪大显将门虎子风范。记得前不久，自己也在报纸上为新世纪第一块领土的回收而大加褒扬之辞。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却对远在华东的自己抛橄榄枝，大名只在上海滩传播的陈布雷还是很激动的。他也自诩自己的文笔，也想有所作为，现在不经意间，一个机会就放在面前。“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千古以来知识分子的抱负，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好事忽然之间就砸在自己的头上，有些不敢相信。
“原来少帅也知道陈某，只是布雷才疏学浅，恐当不得如此重担…”作为文人，适当地衿持是必要的，再说，有些想法他还是朦胧地存在于脑际。
韩麟春是个武人不假，但也知道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以少帅的眼光，不远千里直接点名招揽此人，那一定是个人才，他又怎么会不凑个趣呢？
见陈布雷有些意动，他急忙说：“当得，当得。少帅在我临来之前，反复叮嘱我说‘买机器事虽然大，但如果成功请得布雷先生北上，先记你一个大功，机器之事反而就等而下之了’。我虽然不知道先生之能，但以少帅的眼光绝对是没错的。”他笑笑说：“而且这么大的上海滩，布雷先生的名声已经很响了，我一提，九光兄就知道是先生您。”
王亚樵见韩麟春心意甚诚，虽然不知道以上的话是不是他的应景之作，也被千里之外的张汉卿同化了，心想他这么诚邀的一个人物，一定有他的道理。抱着与人为善、人尽其才的心情，他也美言说：“我与少帅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也相信他的眼光。布雷先生若能帮助少帅实现那个人民党的纲领，虽然会在报界少了一位名达，却也是国家之福，先生就不要推辞了----如果之后真的不如先生之意，我想少帅不会把你扣留不放的，呵呵。”
见大家都这么说，陈布雷也就顺坡下驴，自嘲地说：“如果陈某再推三阻四，就显得有些做作了。请韩将军先回少帅的话，就说陈某人先回报社做一番交接，一个月之后，定然北上拜会不误。”
读书人一言九诺，这事基本上就成了。当韩麟春要把一万元大洋本票交给陈布雷作为安家之费时，陈布雷却断然拒绝：“听将军说东北现在正在大力搞建设，正是用钱之时，此时正宜花在刀刃上。陈某年来稿费收入足以支持家人用度，无功不受禄，这笔钱还请将军交还少帅！”
韩麟春还是第一次看到不爱钱的人，如此大额的一笔款项，这个瘦弱的中年人说拒绝就拒绝了，也算是民国中的另类。只此一点，即可见少帅看中之人的风采。见他神色不似作伪，仍劝说道：“这是少帅特别点明作为先生的安家费以及交通等费用，韩某不敢自专，请先生务必收下。”
陈布雷的声音铿锵有力：“此事休提。布雷略有薄产，安家绰绰有余；北上奉天不过一张车票，区区几个大洋而已，尚能负担。陈某既然许诺北上，定不会中途变卦，韩将军就请如此答复少帅，定不会怪罪将军！”
韩麟春不再坚持，只是握紧他的手，郑重地说：“那韩某就在奉天静听佳音了。”
对张汉卿如此费心地延揽人才，韩麟春没有异议，毕竟广纳百川才有江海成其大嘛。可是这一个陈布雷，至于他一个中将师长亲自登门吗？而且少帅给出的待遇是真的高，那句“大帅府旁边建楼”真的不是信口开河，因为张汉卿就是这么说的。
当他把结果告知张汉卿并提出他的疑问后，张汉卿出奇地高兴：“确定来了？确定了就好，老韩啊，这回可是捡到宝了！”
韩麟春将信将疑地问：“他真的像少帅说的那么玄乎？我看他其貌不扬，只是做做报社的编辑、动动笔而已，用处就这么大？”
张汉卿心情极好：“何止是大！他的作用，将来绝对不止一个师两个师那么简单！带兵打仗，这个他不如老韩你，可是要说在另一条战线，他的价值目前、包括将来无人可比！”
这个就出了韩麟春的思想范畴，不过张汉卿高兴，他也来凑凑趣：“原来少帅是要文治武功一把抓，现在终于算是齐全了。”
张汉卿一直苦于党务理论这块自己不精通----其实何止是不精通，他只在纲领性的口号上算是有穿越人氏的优势，可是真的要钻进去研究，他既无兴趣，也无时间。若不是朱光沐、吴家象等人不时地查缺补漏与时俱进地填充内容，他的那套人民党的“先进理论”也只能停留在纲领上。
军队有郭松龄、韩麟春，政治工作有王以哲、姜登选，党务工作有吴家象、朱光沐，现在有了在文字造诣上很有功底的陈布雷加入，这党的理论方面的工作也就齐备了。陈布雷能够号称国民党第一“文胆”，文章造诣肯定是不用说的，而且他立身谨慎，正是能沉得心做研究的潜质。
所以他对陈布雷的到来满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