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少年天子游无常
石猛道：“牛李党争虽和内廷宦官党派之争互为表里，然自甘露之变后，宦官们自成一气，同类相聚，不再让外朝大臣有所依附，虽使得牛李党争自宣宗以后不再出现，然却使得外朝大臣转而依附拥有地方兵权的藩镇，酿成崔胤结合朱全忠杀尽宦官之举，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加速唐朝走上灭亡之路。”
独孤信道：“从中晚唐当朝官吏来考察，李德裕还是一位有作为的宰相。他主张强化朝廷权威，维护国家统一，抑制藩镇势力，反对和边的姑息政策，加强吏治，扶植农桑等等方面，均有自己的建树。作为一名宰相，没有俗话所说的“宰相肚内可撑船”的雅量，胸次窄狭，不能容物，这就是他一生以失败告终的真正原因。”
杨逍却想为李德裕说几句公道话：“我真感觉，李德裕才是大唐王朝的第一名相，他在历史上太被低估了。在晚唐国家如一盘散沙的情形下，就算是房玄龄、狄仁杰、姚崇三人复生，未必能比他做的更好。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可谓是大唐忠良之士。牛僧孺和李德裕比起来，简直是相差万里，政治上毫无建树不说，面对周边如狼似虎的少数民族政权，一贯都是投降派作风。自李德裕被窜逐到崖州，大唐的历史上基本上就终结了，小太宗只是朝臣们吹捧唐宣宗李忱，实际上他才是大唐王朝覆亡的祸根。”
石猛问杨逍道：“贤弟这么替李德裕说话，有什么依据吗？”杨逍道：“有啊！有很多呢。李德裕的主要成就都是有关国家大事的。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担任宰相，辅佐唐武宗李炎，开创会昌中兴。他的政绩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反击回鹘：回鹘以供养太和公主为名要求借取天德军，并侵扰唐朝边境。李德裕主张坚决予以反击，他征调六镇兵力，让石雄奇袭乌介可汗，并将太和公主夺回。二是平定泽潞藩镇：会昌年间，刘稹请求袭任泽潞节度使，但李德裕坚决反对。他采用分化瓦解的方略，孤立泽潞镇，同时又征调成德、魏博、河东等藩镇兵马，合兵进攻泽潞，最终平定了泽潞之乱。三是加强相权：李德裕提出“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又认为宰相在位时间不宜过长，建议严格限制宰相的任期。他还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四是抑制宦官势力膨胀：李德裕主张提高相权，便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他还曾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二人商议，不许监军宦官干预军政，并限制其卫兵人数。终武宗一朝，宦官始终不能干政。五是裁汰冗官：李德裕认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他为了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命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州县官吏，罢斥冗吏两千余人。六是为国家储备战略物资：李德裕曾建议设置备边库（后改名为延资库），户部每年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使司、盐铁使司每年分别储入钱帛十三万缗匹，到第二年则减少三分之一，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七是大规模禁毁佛教：在‘会昌灭佛’中，李德裕的态度坚定而严厉。当时的五台山，僧徒大多拒绝还俗，还大规模逃奔幽州。李德裕向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施压，张仲武只得严禁‘游僧入境’。主客郎中韦博认为毁佛太过，也被外放为灵州道节度副使。”
石猛又问道：“那‘翰林三俊’与‘丹扆六箴’的典故，又是怎么回事呢？”
杨逍道：“那‘翰林三俊’我知道，‘翰林三俊’，又被称为‘唐代三俊’，因李绅、李德裕、元稹同为翰林学士，又因为他们生活在唐朝的长庆年间，所以又被称为唐代‘长庆翰林三俊’。李绅、李德裕、元稹三人是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三个名字，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坛书写了厚重辉煌的篇章。三人同为翰林学士，这使得他们的入仕怀有昂扬进取的心态，也给他们的创作注入了积极用世的精神。三俊彼此呼应唱和，形成了一股合力，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风貌。所以‘唐代三俊’在唐代文学史上构成了一支特殊的文学群体，在唐代文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石猛穷追不舍，接着又问杨逍道：“那‘丹扆六箴’说的又是什么呢？”杨逍还比较坦率，直接答道：“这个我不太清楚，还是让信儿哥哥讲讲吧。”石猛和杨逍又转过去独孤信。
独孤信本不想说，又碍于石猛的情面，所以就故作高深，半晌不语。杨逍道：“大哥哥不会是不知道吧这个吧？天下间还有你不知道的东西？”独孤信喝道：“谁说我不知道的，我现在就讲给你！”杨逍道：“洗耳恭听！”
独孤信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地说道：“‘丹扆六箴’说的是唐朝敬宗皇帝在位时的事情。唐敬宗李湛少年继位，游幸无常，荒废朝政，李德裕为了规劝皇帝关心国事，以天下为重，特进献《丹扆六箴》。《丹扆六箴》的第一箴为《宵衣箴》，规劝敬宗勤政爱民，上朝不要太少太晚。第二箴为《正服箴》，规劝敬宗遵循法度，服饰不要杂乱而不合制度。第三箴为《罢献箴》，规劝敬宗禁止各地奉献，不要向地方征求珍宝古玩。第四箴为《纳诲箴》，规劝敬宗虚心纳谏，不要侮弄和抛弃百官的忠直上言。第五箴为《辨邪箴》，规劝敬宗辨别忠正奸邪，不要信用小人。第六箴为《防微箴》，规劝敬宗提高警惕，不要轻率外出游玩。这六篇箴文都是李德裕在讽谏唐敬宗。唐敬宗虽未能完全采纳李德裕的意见，仍命韦处厚草诏，嘉许李德裕。唐朝大诗人皮日休曾在《六箴序》中这样说：‘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国乎？因为《心》、《口》、《耳》、《目》、《手》、《足》箴，书之于绅。安不忘危，慎不忘《六箴》乎?’此六箴非彼六箴，只有冠以‘丹扆六箴’之名，才是李德裕的事迹，世人难免弄混淆了。”
第五十一章吴充天生有异相
独孤信说完，石猛总感觉意犹未尽。再次问道：“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所谓‘六箴’？”
独孤信答道：“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个与前朝诗人吴充有关。这个吴充，字冲卿，官至枢密使（前朝最高军事长官），宰相。是前朝著名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他是福建省浦城县盘亭乡秀里村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吴待问是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吴充的三个哥哥是宋仁宗天圣五年的同榜进士，长兄吴育官至宰相。宋仁宗景佑五年，十七岁的吴充也考中了进士，如此年少就能够进士及第，这样的情况在四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吴充进士及第后，先到基层锻炼，做了很短的时间的地方官员，很快被朝廷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在此期间，吴充就有不俗的表现和非凡的成就。面对着一大群王子王孙和高官子弟，许多先生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成天和学生嬉戏游玩，吴充则相反，他治学严谨，学风严肃。为了搞好皇家教育，吴充特意撰写《六箴》，就是对这些贵族子弟在治学方面的六个要求或者六项劝诫，包括‘视’，‘听’，‘好’，‘学’，‘进德’，‘尚俭’。吴充出身贵胄，且年少得志，能把俭朴当作信仰，并且以此教育学生，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一点与他后来的亲家王安石和同学司马光反对浪费的政治主张都是高度锲合的。吴充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很快得到宋仁宗的肯定，他吩咐将吴充的《六箴》抄写多份，分发给皇族子弟认真学习。宋仁宗的继承人宋英宗在做皇子时就将吴充的《六箴》当作座右铭。《六箴》可谓是吴充这个进士专业户的学习秘籍，经宋仁宗认可后，又成了皇家教育的秘方。吴充为人谦和低调，思路缜密，在当时有很多人以为吴充是老好人一个，其实不然。宋仁宗年间发生的两件事很能说明吴充人格的另外一方面。吴充在任吏部南曹官员时，欧阳修因为推荐人才方面存在缺陷，结果遭人算计，面临被逐出京城的境况，关键时刻就是吴充站出来为欧阳修辩护，并声称自己要与欧阳修共进退，最后迫使朝廷收回成命，欧阳修则有惊无险。吴充在太常礼院（一项职能是处理皇家的红白事）任职时，遇到宋仁宗的爱妃张贵妃去世，其葬礼场面过于宏大，远超规制，一些爱拍马屁的人忙得是不亦乐乎，他们争先恐后，大献殷勤，只有吴充挺身而出，反对浪费，维护纲纪，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再加上一些奸佞小人从中使坏，吴充因此被贬至高邮任职。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吴充绝非平庸之辈，而是一位有智慧、有担当的君子。”
杨逍接着问道：“大哥哥刚才说吴充跟时任宰相的王安石是儿女亲家，那么他在‘熙宁变法’中又是如何做的呢？”
独孤信答道：“熙宁是宋朝第六个皇帝宋神宗的第一个年号，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年轻的宋神宗领导下，王安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运动，史称‘熙宁变法’，也被人们称作是‘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规模非常宏大，策划十分精细，涉猎范围很广，持续时间长，是大宋王朝的有识之士们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官场变得极其无聊、愚昧、冷酷。从开始到结束，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就一直不被那些迂腐的官僚们看好，王安石等参与变法的大臣们，个个被批判得是灰头土脸，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为王安石树碑立传。当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吴充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熙宁变法’的核心领导人里还有一个枢密使（相当于高官），他的名字叫作吴充。熙宁九年，在变法的关键时刻，时任宰相王安石，辞去参知政事一职，出来支撑危局的继任宰相，就是那位王安石的亲家吴充。吴充不仅在政坛呼风唤雨，还在诗词文学方面有所建树。吴充颇工诗文，其送张耒父知吴江诗云‘全吴风景好，之子去弦歌。夜犬惊胥少，秋鲈饷客多。县楼疑海蜃，衙鼓答江鼍。遥想晨凫下，长桥正绿波。’全诗平易条畅，推为诸送行诗之工者。”
杨逍道：“神宗朝能够在‘熙宁变法’中有所主张的人，必然会在王安石罢相后有所牵累。”
独孤信道：“这位曾经为欧阳修挡过事，救过苏东坡的命，为王安石变法奔走呼号的一代名臣，在王安石罢相后，继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吴充欲有所变革，乞召还稳健派大臣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乃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司马光写信给吴充说：‘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几年于兹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谋，而欲求成效，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也。’吴充不能用。王珪与吴充并相，王珪和蔡确一起排挤吴充。吴充既数遭同列困毁，素病瘤，积忧畏，疾益侵。吴充内行修饬，事兄甚谨。为相务安静，性沉密，对家人语，未尝论及国家事，所言于上，人莫知者。将终，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谓充心正而力不足，讥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
杨逍道：“吴充的相貌是不是有什么缺陷啊？为什么有人说他能当上宰相，就是因为天生异相？据我所知，吴充身上那根本不是什么天生异相，而是缺陷！”
独孤信道：“关于吴充的外貌缺陷，宋人笔记中有则趣闻。话说宋神宗有次梦见大殿中有块石碑，上题金字‘太平宰相项安节’。神宗醒后下令在百官中寻找一个叫项安节的人，却毫无结果。神宗闷闷不乐，慈圣太后为他解梦，说所谓‘项安节’是指脖子上有疖。纵观当朝，符合这项特征的人有好几个，可是具有才干的唯有吴充，于是神宗任吴充为相。可见，吴充能够当上宰相，并不是靠着天生异相，而是自己的才干。”
第五十二章宰相之别有天壤
杨逍道：“任何一个能够当上宰相的人，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哪怕是史上有名的奸佞之徒，能够被人称为‘奸相’，说明这个人也绝不简单。”
石猛道：“历史上奸相层出不穷，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独揽大权、结党营私、陷害忠良、横征暴敛、奢侈无度，造成朝政黑暗、边防松弛、民不聊生，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独孤信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宰相的能力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社稷的安定和百姓的幸福。在著名的宰相中，有的直言敢谏，有的阿谀逢迎；有的胆识非凡，有的才识平庸；有的清廉刚正，有的卖官鬻爵；有的千古流芳，有的万世遗臭。”
杨逍道：“两位哥哥，你们说是名相对国家影响大，还是奸相的影响大？”
石猛道：“民间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叫做‘守业更比创业难’。要问哪一个影响大，还是要好好分析一番，才能下结论。还是二位贤弟多说说吧，我跟着你们学点东西也好。”
杨逍道：“关于那些奸相与名相的事情，还是信儿哥哥更有发言权，我们两个还是洗耳恭听，请独孤少侠不吝赐教。”
独孤信道：“你们两个不要这么埋汰人，既然让我说，我还是感觉奸相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他们经常干一些毁灭国家的事情。”石猛道：“请细细道来！”
独孤信笑着说道：“我接下来若说的这些人你们大多都听说过，可能比我还熟悉。第一个有名的奸相就是庆父———春秋鲁国贵族，成语‘庆父未死，鲁难未已’即源于此。鲁庄公死后。在庄公同母弟弟公子友的支持下，公子般当了国君。庄公的异母弟弟庆父，是个贪婪残暴、权欲熏心的人，企图自己成为国君，公子般刚刚即位不到两个月，便被他派人杀死。支持公子般的公子友逃往陈国。庆父派人杀死公子般后，另立阂公当国君。由于他制造内乱，激起了鲁国百姓极大的愤慨。但庆父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制造内乱，企图混水摸鱼，以致于把鲁国闹得不太平。齐桓公便派大夫仲孙湫到鲁国去了解情况。不久，仲孙湫把了解到的鲁国情况向齐桓公作了详细的报告，并下结论说：‘如果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灾难是不会终止的！’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仅仅过了一年，庆父又杀死了鲁阂公。两年之内，鲁国两个国君被杀，使鲁国的局势陷人了严重的混乱之中，百姓们对庆父恨之入骨。庆父见在鲁国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便逃往莒国。鲁僖公继位后，知道庆父这个人继续存在，对鲁国是个严重的威胁，便请求莒国把庆父送回鲁国。庆父自知罪孽深重，回到鲁国没有好下场，便在途中自杀了。”
杨逍道：“庆父这个人名我知道，但是他的事迹还是不太清楚，还是请大哥哥继续说下去。”
独孤信道：“第二个名相就是臭名昭著的秦朝宦官赵高，赵高原系赵国贵族，‘指鹿为马’者即为赵高也。‘指鹿为马’的典故是这样的：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专政，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假传秦始皇的‘圣旨’，命令本应继承皇位的秦始皇大儿子扶苏自杀身亡，控制秦始皇的次子胡亥即位，成了所谓的秦二世，赵高做了秦二世的宰相，想着伺机再推倒胡亥篡夺皇权。赵高狡猾阴险，他知道自己出身低下，朝中大臣都不服他。为了测试各个官员对他的态度，一日，赵高拉来一只鹿，当着众大臣的面对胡亥说：‘陛下收下这只卑臣千方百计寻得的好马吧！’胡亥笑道：‘丞相是否搞错了？你拉来的是一只鹿哇，哪里是良马？’赵高并不理会二世皇帝的话，却仔细观察周围人的反应，有的人跟着赵高随声附和，另外的人却说真话指出是鹿非马。赵高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后来又派人杀死秦二世，不久后他自己又被亲手所立的秦王子婴所杀。真是奸相没好下场啊！第三个奸相就是梁冀，他是东汉大臣，专横朝政、贪得无厌，所掠财产竟相当于全国半年租税。梁冀被杀后，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家产，一共值钱三十多亿，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半数。被梁家占用作花园、兔苑的民田，更是不计其数，汉桓帝下令把这些田地仍旧分给农民耕种。排名第四的奸相是董卓，董卓是东汉西凉州豪强，汉献帝初即位时任相国，掠夺白银逾百万，后被吕布所杀。为了自己聚敛巨额财富，董卓大量毁坏通行的五铢钱，还下令将所有的铜人、铜钟和铜马打破，重新铸成小钱。粗制滥造的小钱不仅重量比五铢钱轻，而且没有纹章，钱的边缘也没有轮廓，不耐磨损。小钱的流通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猛涨。据史书记载，当时买一石谷大概要花数万钱。老百姓苦不堪言，生活陷于极度痛苦之中。董卓却利用搜括来的钱财，整日歌舞升平，寻欢作乐，生活荒淫无度。董卓作为东汉末年第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在民间的口碑一直都不是很好，可谓是遭受了千古骂名。董卓虽有些本事，但做事实在是太过残暴，残暴到令人发指，人神共愤的地步，而这也是董卓日后没有成功将汉帝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毕竟得民心得天下，董卓做事尽失民心。董卓坐上相国之位后朝见天子时不用喊陛下，可以自己穿鞋佩剑自由出入皇宫，宛如把皇宫当成自己家，想怎么来怎么来。而他也生性残暴，喜欢用酷刑来威慑文武百官以及天下百姓，但凡是有人得罪了他，哪怕是很小的事情，董卓也要兴师动众的去报复，以此来杀鸡儆猴，久而久之，朝中大臣更是敢怒不敢言。董卓还擅行废立大事，他主张废掉少帝刘辩，改立刘协即位（是为汉献帝），且不久就杀害了少帝及何太后，专断朝政。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由于董卓倒行逆施，汉献帝初平元年，袁绍联合关东各地刺史、太守，共同讨伐董卓。初平二年，董卓被孙坚击败，退守长安。董卓在朝野内外都广布亲信，僭用近似天子的服饰及车驾，呼召三台。司徒王允设反间计，挑拨董卓亲信大将吕布杀死董卓，结果成功。初平三年，董卓为其亲信吕布所杀。这个天降的恶魔才最终被消灭，可是少了董卓危害人间，大汉天下仍然是一团糟，而且一乱就是很多年。”
第五十三章迁都长安烧洛阳
石猛对于董卓的所作所为，还是有点了解的。他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说起董卓，历朝历代的人们一定会用‘权倾朝野’、‘专横跋扈’、‘凶暴残忍’、‘倒行逆施’、‘罪恶盈天’、‘恶贯满盈’来形容。纵观董卓的一生，确实是以军阀起家；利用战乱，爬到了大汉权力的巅峰，废一帝，立一帝；迁都长安，焚烧洛阳；为了搜集财宝，他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明百姓；后来又在自己的封地铸造鹛坞，纵情声色；最终身死人手。历代对董卓的评价也往往以斥责痛骂为主。史籍中还有关于他食人肉的恐怖记录。”
独孤信道：“客观地讲，京城大乱，百姓遭殃。董卓平定十常侍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稳定，还是有功的。但是，这时的董卓却干了一件蠢事，不仅彻底颠覆了自己的功臣形象，还彻彻底底地成为了叛臣贼子，为千秋后世所辱骂，这件改变董卓历史地位的事情就是废帝事件。这件事情是这样开始的，班固在《后汉书》中有如下记载：‘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闻少帝在北邙，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我们都知道，权臣废立君主时，如果出于私心，要么就是‘废长立幼’，要么就是‘废明立暗’，还有就是‘废疏立亲’——总的来说是为了便于控制，立一个傀儡而已；要是出于公心，那就是‘废昏立贤’，目的是为了天下太平。”
杨逍道：“平心而论，董卓废立皇帝的原因有两条：第一，陈留王贤；第二，陈留王曾经被董太后所养，董卓自以与太后同族。从第一个原因来看，董卓一心为了天下太平，不惜背负废立大罪——董卓至公！但是从第二条原因来看，董卓又有那么一点儿私心——‘废疏立亲’。但是这里就要分析一下，董卓自认为与董太后同宗。同宗者，一家人。他们是一家人么？《后汉书》里明确记载董卓是陇西临洮人，而董太后却是河间人，相差十万八千里，董卓怎么会认为一个与自己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人只因为同姓就是同宗？可见该条并不是董卓废立皇帝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董卓废立皇帝的目的应该认定是第一条，为了天下太平，而不是想要谋夺汉室江山。其实据我猜想，董卓最开始的目的其实就是想效法伊尹与霍光，名垂青史。但是事与愿违，却成了谋逆之臣。”
石猛道：“两位兄弟的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依我看董卓变成谋逆之臣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第一，废立皇帝这是皇帝集权与官僚体制下最大的忌讳，这样做会引发无数的争斗，无数的利益纷争。你说你是忠心的，谁又会相信你是真心？就算是伊尹，后世也有人说他富有心机，玩弄权术，还权太甲是因为年老，不得以而为之，既可以保全性命也可提升名声，两全其美，他又何乐而不为呢？另一个废立皇帝的权臣是汉昭帝刘弗陵死后的辅政大臣霍光，可惜一心为国的霍光，最终还是被皇帝灭族。另外一个让董卓留下千古骂名的原因，就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了。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东汉中央的大权几乎全部归属于他，这就极大地得罪了原来中央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怎么甘心会任由一个地方大员来抢班夺权？所以董卓就被这些大臣骂为‘谋逆之臣’，他们争先恐后地泼脏水：‘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所以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握一个度。人们常说的‘欲速则不达’和‘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
石猛道：“照这么说，董卓还真有可取之处。”独孤信道：“肯定是的，任何一个人想在朝廷里呼风唤雨，没有一点能耐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杨逍也附和道：“大哥哥说的没错，董卓也有自己的长处，他也曾做过许多好事，他也想名垂青史。”
独孤信道：“董卓刚到洛阳，就一心一意地帮助朝廷平定判乱，而且董卓也曾礼贤下士。众所周知董卓的一个大罪，便是肆意屠戮中央官僚。但是那些被屠戮的官僚们却忽略了，最开始时，董卓也非常积极地想加入他们，并且也曾‘礼贤下士’。班固的《后汉书》中记载：‘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鈇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其子孙。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髃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这里边记载的事情能够表明，董卓在夺取中央权力过程中和掌权之后，是做了几件‘礼贤下士’的事情的：第一，追封陈蕃、窦武等被党锢的贤士；第二，重用了诸如黄琬、杨彪等一大批原汉室中央大臣；第三，抑制原西凉人马的权力扩张。在那些被重用的人当中，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与侍中汝南伍琼后来被董卓杀害，究其原因，是此二者为董卓举荐了许多地方官员，但是后来这些地方刺史大都加入了反董联盟。董卓大怒，认为他们两个背叛了自己。而且还必须要指出的是，董卓在杀害那两个人之后，马上就后悔了，所以班固在《后汉书》中也没有对董卓是一味地抨击，他在后面又记载道：‘旋亦悔之’。”
石猛道：“我所了解的董卓是多面的，年轻时的董卓我不敢打包票说是个好人，但是至少不会坏得离谱。董卓生长在在陇西地区，靠近西羌的居住区，那里民风彪悍。东汉年间，政府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多发于此处，为此东汉政府专门设立了护羌校尉来指挥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年轻的董卓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史书中说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被谢灵运称为‘才高八斗’的曹植在《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董卓乱政时，越骑校尉伍孚想出其不意对他行刺，却被轻松躲了过去，可见他身手虽然比不了他的干儿子吕布，但绝对不差。”
第五十四章流星突现破边章
独孤信接着说道：“石大哥说的这些，史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年轻的董卓与周边民族交朋友时，还是很够意思的。董卓与羌人的豪帅交朋友，这些周边民族的头领来拜访，董卓杀了耕牛请他们吃饭。这样的‘为朋友两肋插刀’，那些头领们能不感激涕零？董卓带兵讨伐叛乱获胜，皇帝的赏赐自己分文不取，全都分给手下的军官和士兵。用那些财宝来收买人心，他也确实是有手腕。如果不是他后来变得太厉害，这简直就是东汉王朝的吴起、赵奢之流。一手拉，一手打，靠着高超的手腕，董卓很快成为西北军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董卓除了在大西北锻炼出彪悍的体质与‘慷慨大方’的行事风格之外，他的军事才能也通过一次次的领兵作战获得了提升。中平年间，边章和韩遂谋反，董卓率军征讨出师不利，却依然不慌不忙、神色自如。不久后的某天夜里，天空突然出现长达十余丈的流星，半壁天空火光如柱，边章、韩遂军营中战马狂鸣不已，众人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董卓趁此良机，突袭边章、韩遂，此役大获全胜。后来他又孤军深入，被叛军包围，董卓命令士兵在河中筑起堤坝捕捉鱼虾，用来迷惑敌人，以此作为掩护，伺机悄悄撤退，居然做到了军队毫发无伤。董卓初到洛阳时，手下的兵力不超过三千人。为了一开始就给洛阳造成一种强烈的军事威慑影响，他每隔四五天就命令所部晚上悄悄溜出洛阳，第二天早上再浩浩荡荡开进洛阳，战鼓震天，旌旗招展，俨然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所有洛阳人民，都被董卓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所吓倒，不敢有丝毫的越轨行为。后来他利用吕布杀死丁原，接收了全部的京城防卫部队；又挑拨吴匡和何苗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不费一兵一卒就吞并了他们的军队，真正实现了兵强马壮。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董卓出师不利，于是带着汉献帝迁都长安暂避锋芒，同时靠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不断地对各地军阀进行挑拨。不出董卓所料，不久之后，关东联军便开始陷入没完没了的内斗之中无法自拔。孙坚被刘表的部下黄祖所杀，袁绍、公孙瓒等人也相继爆发旷日持久的战争。如果假以时日，董卓真的是‘卷土重来未可知’，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不久后他就被王允、吕布等人设计所杀。由此可见董卓战略、战术虽然不及同时代的曹操、诸葛亮等人，但水平也确实不低。”
独孤信说完，杨逍颇有见地的说道：“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他一心一意地为国效力，不能成为宰辅大臣，至少也能成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不至于成为人人唾骂的乱臣贼子。”
石猛顿时来了兴趣，便向独孤信和杨逍问道：“究竟是董卓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最终落得个那样的骂名？”
独孤信叹道：“这个原因说起来话就可长了啊！当接到大将军何进密信那一刻间，董卓是异常兴奋的。因为他等这一刻，已经是等得太久了。但是时局变化太快，还没等到他兵临洛阳城下，张让等宦官就已经先下了手，杀掉了何进。董卓紧赶慢赶，来到北邝山后，正遇上仓皇出逃的少帝刘辩。于是，他将刘辩迎回洛阳宫中，趁此机会把持了朝政，开始了他残暴而血腥的统治。他的第一条罪行就是废杀少帝，毒死何太后，立献帝，专断朝政。董卓进入洛阳后，先收编了何进的队伍，又贿赂了京城禁卫军统领丁原的部下吕布，唆使他杀死了丁原，将禁卫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并自封为太尉。此时的董卓，终于露出了獠牙，胁迫何太后废掉了汉少帝刘辩，将他贬为弘农王。又把面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扶植上位，是为汉献帝。但董卓仍不满足，唯恐刘辩母子威胁到自己的权势。于是，董卓先是借故杀掉了刘辩，又毒死了他的母亲何太后。自此，整个朝政完全落入了董卓的手中。而后，董卓又借皇帝名义任命自己为相国，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完全不将汉献帝放在眼里。他的第二条罪行就是纵容部下烧杀抢掠，危害百姓。董卓率部进入洛阳城后，面对繁华富庶的京都，纵容西凉兵对京城百姓肆意烧杀抢夺，掳掠妇女，整个洛阳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朝野上下，一片惶恐，人人自危。如果只是抢劫财物，董卓也许还谈不上多么残暴。最为可恨的是，他肆意残杀手无寸铁的洛阳百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这种灭绝人性的勾当，也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董卓对待反叛者同样血腥残忍。有一次，他宴请群臣，席间居然当着众大臣的面，将数百名反叛者割舌、挖眼、斩断手脚。血腥的场面，一度让赴宴的大臣吓得筷子都掉在地上，而董卓依然神态自若地喝酒吃肉。还有一次，董卓将数百名反对他的士兵全部五花大绑后，头朝下倒立着吊起来，然后浇上油膏，将他们全部活活烧死，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他犯下的第三条罪行是聚敛钱财，掠夺财富。除了公然抢劫外，董卓还明目张胆地废除了自汉武帝以来流通的五铢钱，发行了一种小钱，让百姓们手里的五铢钱，顷刻间变得一文不值。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物价的飞涨，致使粮价涨至数万钱一石。董卓为了躲避关东各路军阀的讨伐，胁迫汉献帝和文武百官以及全城百姓，‘迁都’长安。临行前，董卓对洛阳城进行了毁灭式的掠夺。他不但将城中所有富豪的钱财全部没收，而且将这些人全部处死。同时，他还下令烧毁了洛阳方圆两百里以内的所有房屋，洗劫了全部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将里面的财宝全部据为己有。在他令人发指的暴行下，繁华昌盛两百余年的洛阳城，变成了一片焦土，满目疮痍。董卓的第四条罪状是荒淫无度，贪得无厌。到达长安后，董卓并未收敛，反而从民间挑选了八百多名美女，将她们安置在他靡费巨资修建的‘万岁坞’里。把从洛阳等地搜刮来的财宝及粮食都运入其中，包括两三万斤的黄金，**万斤的白银，无数的珍奇异宝，可供食用三十年的粮食等。他还不无得意的对手下人夸口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不过，董卓的愿望最终还是没能实现，他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了他迅速的灭亡。不断地有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而且司徒王允设下美人计，巧妙地利用了他和干儿子吕布之间的矛盾，将他刺杀在未央殿。百姓们听闻董卓的死讯后，额手相庆。人们将他的尸体拖到街上，在他肥硕的肚脐眼手中插了根硕大的灯芯，居然燃烧了多日不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一代枭雄董卓，从此灰飞烟灭。”
第五十五章此行路远话更长
耐心地听独孤信说完，石猛有所感悟，他补充道：“一代枭雄，董卓确实是一代枭雄啊！他当年掌权后的所作所为，绝非昏庸不堪。而是颇有远略的。为了获得更多文人、士大夫的支持，董卓针对‘党锢之祸’进行了大胆的纠错，为那些受到打压的文人、士大夫‘昭雪平反’。‘党锢之祸’是东汉中后期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宦官集团的获胜而结束，反对宦官的士大夫集团要么被杀、要么被监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董卓上台后，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积极为陈蕃、窦武以及其他的党人平反，恢复其名誉及待遇，又重点提拔党锢之徒陈纪、韩融等人，就连当朝家蔡邕也受到重用，三天之内历遍‘三台’，官至宫廷随从官。”
独孤信道：“说起汉朝大文人蔡邕，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的女儿蔡文姬也是一代女中豪杰。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设计诛杀，蔡邕在司徒王允坐上，不知不觉说起董卓来，并为之叹息，脸色都变了。王允勃然大怒，呵斥他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差点倾覆了汉室。你作为臣子，应该一同愤恨，但你却想着自己受到的礼遇，忘记了操守！现在上天诛杀了有罪的人，你却反而为他感到伤痛，这难道不是和他一同作为逆贼吗？’并随即将蔡邕收押，交给廷尉治罪。蔡邕递上辞表，诚恳地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请求受到刻额染墨、截断双脚这样的刑罚，以求继续完成汉史。士大夫大多对蔡邕抱以同情之心，并想方设法要救他，可惜没有成功。太尉马日磾听说此事后，急忙前往对王允说：‘伯喈是旷世奇才，清楚很多汉朝的事，应当让他续写，解决后边的历史，让它成为一代重要的典籍。而且他忠诚孝顺的名声一向显著，获罪也没有缘由，杀了他岂不是会丧失威望吗？’王允说：‘过去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出毁谤皇帝和朝廷的书，流传于后世。现今国家中途衰落，政权不稳固，不能让奸邪谄媚的臣子在幼主旁边写那些毁谤朝廷的文章。这这些东西既不能增益圣上的仁德，又令我们蒙受毁谤和议论。’马日磾非常失望地离开了，随后他告诉别人说：‘王允大概不能长久于世吧。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写作，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与典籍，难道还能长久吗？’蔡邕于是被治罪，死在了监狱里边。王允后悔了，想阻止杀他却来不及了。死时的蔡邕六十岁（《后汉书》误作六十一岁）。群臣和士人没有不为他哭泣的。著名经学家郑玄听闻蔡邕的死讯后，叹息道：‘此后汉朝的事，谁来考定啊！’董卓一生虽然坏事做尽，但是对于蔡邕到底算是不错，所以蔡邕投桃报李，在董卓死后哭了一场，谁知竟然因此被杀。可以看出蔡邕虽然算不上刚正不阿，但是也能算是恩怨分明。这也能够从侧面说明，董卓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有人为他鸣不平。”
杨逍道：“当时不少人评论董卓恶毒的一面，说他毫无人性。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董卓又有着让人欣赏的一面。毕竟，他能够坐上高位，若没有自身的魅力作为支撑，那谁会去拥护他？谁会帮他坐上那个位置呢？所以蔡邕才会当着王允的面哭董卓。”
石猛道：“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天生坏的千夫所指，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偶尔也会做出一些好事的。”
独孤信道：“前番我说过，董卓有两点比较值得肯定：第一，董卓性情豪爽，喜欢结交朋友。年轻时候的董卓，也是一颗怀有仁义之心的侠士。加上他性情豪爽，走在哪里都喜欢去结交好友。故而，他慢慢的有了一些权势。据说他曾经去到了羌族，就和羌族的首领成了好朋友，结果有一次，这位羌族首领发现董卓将家里耕地的牛杀了拿来招呼客人。他就觉得，董卓这人还不错，为人大方，对朋友还真诚。因此，羌族首领是真心实意的欣赏起了董卓，回去以后，就转赠了很多牲畜给董卓。也因此才使得董卓开始渐渐富裕起来，有了后来崛起的本钱。第二，董卓对待自己的手下是真的真诚。当年，董卓被授命为军司马时，除了给他封官，还给他赏赐下了细绢九千匹。董卓接受了官职之后，就将赏赐的东西分给了手下的兵。因此，他手下的人就一直对董卓忠心耿耿，因为他们觉得董卓对他们太真诚了，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是一个值得他们为其卖命的人。所以综上来看，董卓是一个对自己人好，对外人残忍的人，还算有点人性。”
石猛道：“凡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人，肯定有自己的能耐。我记得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权臣，名字叫桓温，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能流芳百世的话，那就索性遗臭万年。’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看透了生死，也许他早就已经看淡了别人的评价。”
独孤信道：“比起董卓来，桓温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人。董卓的事迹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他本人也是劣迹斑斑，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好人。我们现在的人说起董卓，无非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还算不错，挺仗义，对朋友、对部下也够意思，仅此而已。如果再说他有什么好，还真不好说。桓温相比董卓来，真的是相差至少有十万八千里。纵观桓温一生，他活跃在石虎死后至‘淝水之战’前夕。桓温的一生以恢复神州、青史留名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奋斗。他灭亡成汉，三次北伐，镇守西府，为稳定南朝，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晚年并没有因为私欲而杀谢安、王坦之，行改朝换代之事。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然而悲剧的人生正是一个人物魅力的所在。”
石猛道：“愿闻其详！”杨逍调皮地说道：“说来话长！”石猛问杨逍道：“贤弟能否详述？”杨逍笑着答道：“能者多劳，还是信儿哥哥讲吧。”
独孤信忍俊不禁道：“你们两个还真有意思，这一路上净找机会让我说话。都两三个时辰了，路没走多少，话倒没少说。我口干舌燥的，根本就不想说话。”
杨逍赶紧让独孤信和石猛二人停下来，自己去帮独孤信取点水来解渴。独孤信和石猛二人也没闲着，给每个灯笼里都换了新的蜡烛，以免半路上灭了。
第五十六章姿貌盖过晋宣王
杨逍去附近河边弄来一些水，三个人都喝了些，便翻身上马继续赶路。杨逍道：“大哥哥，这回还有什么借口不讲啊？”
独孤信道：“真拿你没办法！那我就胡说八道了。根据《晋书》记载，桓温是东汉大儒桓荣之后。还有一种说法，说桓温的高祖（或高伯祖、高叔祖）是三国时期在嘉平之狱中被司马氏诛杀的曹魏大司农桓范。谯国龙亢桓氏沦为刑家，在西晋并非高门望族。桓彝南渡后交结名士，跻身江左‘八达’之列，并‘志在立功’，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使得家族地位有所上升。桓温是桓彝长子，未满周岁时便得到名士温峤的赞赏，因此以‘温’为名。咸和三年，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泾县县令江播也曾参与谋划。当时桓温年仅十五岁，枕戈泣血，誓报父仇。咸和六年，江播去世。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在丧庐内备好兵器，以防不测。桓温假扮吊客，混入丧庐中，手刃江彪，并追杀其二弟，终报父仇，由此为时人所称许。桓温为人豪爽，姿貌伟岸，风度不凡，后娶南康长公主为妻，加拜驸马都尉，并袭父爵为万宁县男。咸康元年，桓温出任琅琊内史（相当于太守）。后加辅国将军。八年之后的建元元年七月，朝廷以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让他率部据守临淮，协助荆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桓温升任徐州刺史，并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他与庾翼交好，曾相约一同匡济天下。两年之后的永和元年，庾翼因病逝世，临终前请求皇帝同意让他的儿子庾爰之接掌荆州，但辅政的侍中何充却推荐桓温。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但亦有野心，不能让其掌握荆州形胜之地。他建议会稽王司马昱自领荆州，但司马昱却不肯采纳。同年八月，桓温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并领护南蛮校尉，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
石猛道：“又是一个以兵起家的人物，董卓也是早年间在军中混迹日久，才得以历练。”
独孤信没有接石猛的话茬，他接着讲道：“桓温出镇荆州后，打算西伐占踞巴蜀的成汉政权，以建立功勋。而当时的成汉正日渐衰微，皇帝李势更是荒淫无道。江夏相袁乔对此极力赞同，建议桓温率领一万精兵轻军速进，直攻成都。同时，他认为北方的后赵政权不敢趁机进犯，打消了桓温的顾虑。桓温遂决定伐蜀。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请求伐蜀，但未等朝廷回复，便与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司马无忌率军西进。他命袁乔率二千人为前锋。朝廷得知后，忧虑不已，认为他兵力过少，又深入险要偏远的蜀地，担心他最终会兵败而回。唯有刘惔认为桓温必能灭蜀。永和三年二月，桓温兵至青衣。李势命将领李福、昝坚率大军赶赴合水，以抵御晋军。汉军诸将欲在江南设伏，昝坚却从江北鸳鸯琦渡江，向犍为开进，结果与晋军异道而行。同年三月，桓温兵至彭模，留下参军周楚、孙盛看守辎重，自己亲率步兵直趋成都。李福回军袭击彭模，被孙盛等人击退。而桓温则三战三胜，击败李权等部汉军，进逼至成都城下。昝坚赶到犍为，未遇晋军，便从沙头津渡江还军，却得知晋军已攻至成都城外十里陌，因此不战自溃。李势只得集结所有兵力，在成都城外的笮桥与晋军决战。当时战况惨烈，晋军前锋失利，参军龚护战死，汉军的箭矢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诸将皆惧，意欲退兵，而鼓吏却在这时误击前进鼓。袁乔乘势督促军士奋战，终于反败为胜，大败汉军。桓温趁胜攻入成都，并焚毁小城。李势乘夜逃走，远遁九十里，最终决定投降。桓温接受投降，将李势送往建康。成汉政权至此灭亡。桓温平蜀后，在当地举任贤能，援引贤才为己用，将成汉旧臣王誓、王瑜、邓定、常璩等人辟为参军，成功安抚蜀地。但王誓、邓定不久便举兵叛乱，最终都被晋军讨平。桓温在蜀地留驻一个月，便班师返回江陵。永和四年，朝廷封赏平蜀之功，欲封桓温为豫章郡公，却被尚书左丞荀蕤劝止。最终，桓温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平蜀之战使得桓温声名大振，朝廷忌惮不已，担心他日后难以控制。会稽王司马昱只得让扬州刺史殷浩参与朝政，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桓温虽有不满，但因熟知殷浩为人，知其难有作为，所以他对此并不担心。当时，桓温治下有八州之地，自行招募军卒、调配资源，逐渐形成半独立状态，渐露不臣之心。朝廷对他已不能征调如意，但求羁縻而已。因国中无事，君臣尚能相安。永和五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形势大乱。桓温立刻上疏朝廷，请求北伐，但却始终未得回复。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辄行’，他率五万大军顺流而下，至武昌而止。朝廷为此惊恐不安，殷浩也打算辞官避让。司马昱亲自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终使桓温率军还镇，返回了荆州。后来，朝廷又下诏拜桓温为太尉，被桓温拒绝。此后两年间，殷浩数次北伐，欲进据洛阳，修复皇家陵园，但却屡次战败。军需物资更是被掠夺殆尽，朝野上下怨恨不已。永和十年正月，桓温上奏朝廷，列举殷浩的罪状，迫使朝廷将殷浩废为庶人。从此，整个东晋朝廷内外大权尽归桓温掌握，朝中已无人再能阻止桓温北伐。”
杨逍道：“我不怎么瞧得起桓温这小子，他要不是驸马，不是皇帝的女婿，也不太可能尽掌朝廷大权，立下不世之功。”
独孤信道：“可不敢那么说。桓温能够成为皇帝的女婿，说明他就算不是天之骄子，也绝非池中之物。桓温能成功当选为晋明帝的女婿，其实也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女婿不是？要是没点过人的本事，皇帝能瞧得上？而且当时的桓氏家族，地位并不像后来那么显赫。桓温的父亲桓彝，当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宣城太守，实在是太普通了。桓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相貌堂堂是其中一方面。他‘姿貌甚伟’、‘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是个非常招女人喜欢的人，符合做驸马的外在条件。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找个风流倜傥的男子还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桓温自小便‘有奇骨’，当时左长史温峤称其为‘真英物’”，断定他将来必定是个人才。后来一度为相的刘惔也曾赞叹桓温，说‘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这可是在《晋书》中有明确记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算当年的孙权和司马懿跟他比起来，都要略逊一筹。这样的人成为皇帝驸马，也在情理之中。”
第五十七章曾是忠勇好儿郎
说起这个桓温，平心而论，还真不可小觑，他比董卓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董卓的所作所为，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都是清清楚楚。他残暴的毫无人性，且被万千人唾骂和指责。
《晋书》中对北伐名将桓温有“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评价，让人心生敬佩。在波谲云诡、权力倾轧的官场中，桓温不仅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能够成为北伐名将，这与他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魄力是分不开的。
石猛道：“古往今来的很多读书人都对桓温非常的不齿，他们认为桓温是谋朝篡位的大奸臣，可是细想之下，这还真不一定。”
杨逍道：“我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二位哥哥莫要见笑。桓温在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争议，倒不是因为他的驸马身份，也不是他卓著的武功建树，而是他被后世指摘有篡逆之心。在我看来，其实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因为这些言论都是来自皇宫内部，是东晋当朝的那些人的思想，老百姓才不管你这事呢。即便到了老百姓说三道四的地步，那也是从朝廷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自然有着不靠谱的一面。事实上，桓温在世时，并没有这方面的传言记载。只是当时的桓温威振内外，简文帝‘常惧废黜’(这都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明文记载的)，简文帝一直害怕自己的皇位被桓温给废了。咱们要弄清楚：篡位是自己当皇上，桓温有野心，有专权之意，这个我不否认，但和篡逆还离得很远。因为简文帝本来就是桓温废掉司马奕后立的傀儡皇帝，即便是废了他，桓温也不一定会自己当这个皇帝。”
独孤信道：“杨逍说的还是有道理的。直接在公开场合说桓温想谋反的，是他的老对手，权臣司马道子，不过他也是在桓温死后才说的。一次宴席上，司马道子酒酣耳热之际，当着众人的面，对桓温的儿子桓玄说：‘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意思是：‘你爹死前想作乱犯上，是这么回事吗？’这不过是一句醉话，并没有什么实际根据。况且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当时的长史谢重就反驳司马道子，说：‘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对那些猜疑的言论，您应该有所辨别。’司马道子连说：‘侬知侬知’，(此话皆记载于《晋书》)知道你还乱说！不知是何居心。’而司马道子说人家桓温要作乱，他的下场也没好到哪儿去。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桓温在司马曜继位的第二年就死了)，司马道子与他‘酣歌为务’，并‘窃弄其权’。把人家皇帝司马曜给架空了，自己专擅朝政，干的也是桓温曾经干过的事，他怎么不说自己有谋篡之意呢?况且他‘官以贿迁，政刑谬乱’。搞得朝廷乌烟瘴气的，政绩比人家桓温差远了。如果说桓温有篡位之心，还有一个客观上的事实，就是后来桓温的儿子桓玄真的谋反了。然而，儿子反叛，不能算在当爹的头上。况且，那时桓温已经死了三十年了。桓温当年在路过王敦的坟前时，说‘可人，可人’!也被当做有篡逆之心的证据。其逻辑理论也很可笑：因为王敦曾经作乱，桓温夸王敦，那么桓温自己一定是想效法王敦。这不过是妄加揣测而已。事实上，桓温心里并瞧不起王敦。桓温有自己的偶像，就是当年的名将刘琨，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那位，后来做到并州刺史，在北方对抗匈奴大单于刘渊。但有人偏偏将桓温比作王敦。按说王敦在身份上可比刘琨显贵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东晋开国大司马王导的从兄，东晋皇帝封他为汉安侯，掌管长江中上游的全部兵马，当时权倾朝野，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桓温对这种类比却‘意甚不平’，他的心里那是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所欣赏的是刘琨那样的真英雄。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桓温北伐时，遇到一个曾跟随过刘琨的歌伎，她对桓温说：‘公甚似刘司空’。你长得非常像我们那刘琨老爷。桓温听后感觉很是受用、舒坦。于是进屋好好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装束，在镜子前看了又看。回头再让那歌伎看，准备等着那歌伎好一顿的夸他。不想那歌伎却并没有像桓温预想的那么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合着哪哪都长的都不像。桓温这一下子很受刺激，帽子一甩，衣服一扔，‘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唯一最有力的证据，是桓温自己说过的一句后世传为经典的话，那就是‘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成为桓温想篡位的佐证。然而，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也太过武断了。不知道桓温说的这句话惹着谁了，这不过是桓温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规划而已。虽说话说得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与曹操那句以讹传讹的‘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相比差远了。况且他说这话也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在和自己较劲而已。就像现在一些立志博取功名的读书人，临走前对父母说，混不出个人样，俺就不会来了。成色上差不了很多。况且桓温此话的重点，应该是在‘流芳百世’上，而不是人们所注意的‘遗臭万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流芳百世’，桓温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也就是说，后者是为了强调前者的，并不是桓温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便‘遗臭万年’是侧重点，是不是就说明桓温想篡位呢?也很难说。真想篡位的人，谁会把那些对自己不利，容易落人口实的话挂在嘴边呢？刘裕倒是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最后代晋建宋。两相对比，此话只能说明桓温有很重的功利之心，说明不了别的。功利心谁没有呢？最起码当时东晋朝中的大臣们谁都有，否则为什么他们不像陶渊明那样，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最重要的，是桓温毕竟没有形成篡位的事实。退一万步讲，他最多也只能叫有篡位嫌疑的人。桓温那句话不但不能成为其篡逆的证据，反而让我们看到其可敬的一面：那种豪气干云的血性。其实，桓温也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豪爽有风概’，感性多于理性。桓温自小便血气方刚，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苏俊作乱时，桓温的父亲桓彝被叛军杀害，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最后终于手刃仇人之子。那时他刚刚十八岁。桓温的血性，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感性上。桓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重孝道。桓温的母亲病死，他‘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在那个时候，请求辞职给母亲送葬，是典型的孝子行为。桓温主动申请辞职，也充分说明他的权力**并不是很强。桓温第一次北伐，走到自己做琅琊太守时的故地，看到以前亲手种的柳树‘皆已十围’，不禁感慨顿生，说‘木犹如此，人何以’!于是折下树枝把玩，‘泫然流涕’。其性情可见一斑。桓温不但孝，而且忠。打败姚襄，进入金墉城后，桓温‘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其对晋室的衷心可见一斑。”
第五十八章北伐终未开国疆
石猛道：“桓温能够有显赫的功劳，能够在东晋朝廷里的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中脱颖而出，这是与朝廷的扶持息息相关的。”
独孤信对石猛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他接着说道：“当时的朝廷里政治势力斗争进入白热化，更替十分频繁。颍川庾氏崛起，是司马家希望借助庾氏的力量支撑琅琊王氏。而谯国桓氏的崛起，则是当政的何充有意扶持桓温，以制衡颍川庾氏的结果。当然仅仅有何充的扶持，谯国桓氏肯定不能上位，成为繁盛一时的大族，因为桓氏家族知道仅有何充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自己家族里有难得的人才，能够站出来为国家立下功劳，为家族争取荣耀。所以他们家族的人才会分外努力。”
杨逍故作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道：“时也！命也！和颍川庾氏一样，谯国桓氏在魏晋时期也不是什么大族。桓温的父亲桓彝在晋元帝司马睿还是安东将军的时候，就南下建康追随，之后又在平定‘王敦之乱’时立功，不幸在平定‘苏峻之乱’时战死。父亲留下的家族声誉是一方面，娶了公主，和司马家、颍川庾氏有了姻亲关系是另外的几个方面，这些助力让桓温在立业初期，得到了庾氏兄弟的不少关照，特别是庾翼。而掌控中枢的何充更是异常器重桓温，将桓温作为自己对付颍川庾氏的力量。桓温能够出头，均势之下，他被对立的双方都看中、看好、扶持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独孤信道：“这个我不赞同，桓氏家族是六朝尤其是东晋时代的大家族，这个家族的崛起，有运气成分，也有权利斗争和自己家族内部推举的原因。所谓的大家族，除了家族地位高、政治权势大、社会影响广，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枝分叶派，家族成员非常多，人们常说多子多福，同族兄弟姐妹一大群，有的像芝兰，有的像玉树，长满了院子。桓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那时有一位大学者桓荣，是桓温的第十代或者第九代祖。这是远祖，比较近的是桓温的高祖，叫做桓范，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名臣。桓范因为参与曹魏和司马氏的政治斗争，被司马氏所杀。接下来比较有名的，就是桓温的父亲桓彝。从桓彝、桓温到桓玄，桓家祖孙三代英雄，改朝换代差点成功。桓彝是东晋的名臣，桓温和桓玄更是不得了。司马氏的西晋政权在北方崩溃之后，南渡长江，建立了新的政权——东晋。这个新政权建都于南京，它能在江南立足，需要依靠很多从北方南下的世家大族，其中就包括桓氏家族。桓彝在当时被称为‘江左八达’之一，所谓‘江左八达’，就是江南的八个名士，名气很大，很受司马氏重视。晋元帝和晋明帝都很器重桓彝。桓彝有好几个儿子，名气最大、最有出息的是桓温。桓温生来不凡，与众不同。这可以从他的出生、得名说起。人们给新生儿起名字，有个传统做法，就是取其降生时的有关人事为名，以资纪念。比如，小孩刚刚生下来，恰好有个朋友上门，就以这个朋友名字中的某个字来命名;或者有人送礼物来，就取此物为名。孔夫子的儿子叫孔鲤，就是因为他出生时，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尾鲤鱼。桓温出生不久，东晋名臣温峤恰好上门拜访。温峤看到婴儿长得好，赞不绝口，又听了婴儿响亮有力的哭声，更加喜欢，赞叹说：‘这小子以后肯定是个英雄啊。’所以，桓温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第一个知音，或者说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温峤。可惜温峤死得太早，他去世那年，桓温才年仅十八岁，还没有机会大显身手。不过，桓温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名字，去铭记这个难得的缘份，他也在用自己的功业，实现温峤的预言。”
杨逍不否认独孤信的看法，但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观点：“我承认，在东晋时期，桓氏家族成为了当时的世家大族，桓温是出自世家大族，是家族地位高、政治权势也大、社会影响比较广泛，可是需要注意的是，桓温的父亲以及他自己在朝廷上，都不是能说的上话的。就算桓温后来战功赫赫，权势熏天，也常常被司马家族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排挤、非议，他们根本看不惯桓温的所作所为，更不要提他立下的赫赫战功。”
独孤信道：“我的小兄弟长大了，你有想法很好，也能自己看出问题的症结，不用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解释，去引导，这是很好的。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自己去闯一闯，自己去感悟一番。”
杨逍道：“我记得孟老夫子有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看书看得多了，有些东西自己慢慢就领会了，根本不用再去问人了。特别是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时，琢磨劲一上来，自己慢慢就有点心得了。”
独孤信道：“桓温三次北伐，战果不错，可是代价也很大。桓温的北伐，为其带来极大声望，尤其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后，桓温曾在隆和元年上表请求迁都洛阳，并让昔日南渡江左的士庶一律北徙。虽然当时洛阳正受前燕所攻，侨姓士族更加是不愿放弃南方北归，但因朝廷畏惧桓温，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敢首先出言谏止，而只有孙绰敢上疏反对。当时朝廷更打算派侍中劝止桓温，可见桓温在当时的威望极高，足以动摇朝廷。然而，桓温北伐其实得不到举国同心支持，故申胤才有言：‘晋室衰弱，温**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乘阻以败其事。’第三次北伐大败而回，就已令桓温的威望大大降低，只是因其仍然权倾朝野，故此促使他放弃外讨增加名望，转而对内行废立大事，于是桓温在太和六年废黜晋废帝，并且诬陷武陵王司马晞等人，遂更令其威势比皇室更盛。然而，始终因为此败，桓温无法达成其篡位计划，始终受制于王坦之和谢安等士族人士。桓温大败后，北伐之事亦再没进行。桓温虽在第二次北伐夺回洛阳，但进兵北伐时所占据的司、兖、青、豫地区，其实在桓温班师后就被前燕所陷，数年后，洛阳亦得而复失，可见他北伐的战果其实不甚持久。桓温在第三次北伐后耻于大败，将罪责归于未能开通石门水道的袁真。袁真不甘心被诬，于是向朝廷申诉，然而朝廷怯于桓温，而不敢处理，袁真于是以寿春降燕，桓温直至太和六年才平定此事。桓温北伐过后，东晋的北伐行动亦暂告一段落，而前燕与前秦亦因第三次北伐合作而派使者互相往来。然而，前燕使者郝晷见燕政不修而前秦大治，竟向王猛透露前燕虚实。另外，慕容暐后悔当日割虎牢以西土地的承诺，竟然反悔不给，于是触怒前秦天王苻坚，开始进攻前燕。前燕终在前秦的军事行动下亡于前秦。前秦渐渐崛起。桓温前后进行了三次北伐，除了第二次北伐成功收复洛阳外，其余两次皆被击退，成效不大。按照桓温伐蜀之军事指挥能力和胆略勇气，其可谓南北朝时期东晋朝廷难得的将帅之才，可谓‘治事有能’，若然其能够持心于公、忠于国家，则是时并非没有实现统一的历史机会。很有可能在他的运筹之下，南北朝对立的局面会提前结束，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桓温也不会有再多的机会。天不假年，英雄气短。”
第五十九章管仲商鞅是偶像
杨逍对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是敬佩有加的。历史上真正的桓温，不仅豪爽仗义，还是一位姿貌伟岸，器宇轩昂的美男子。
在东晋历史上，桓温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雄才大略，立志收复中原，曾孤军灭蜀，三次北伐，并屡次上书，提议迁都洛阳。然而，由于功高震主，朝廷一直对他充满戒备，这注定了一代枭雄的无奈与孤独。
杨逍心中想了很多很多，他的话也道出了桓温的无奈：“因为东晋王朝历来就轻视武人，桓温后来娶了晋明帝的女儿南康公主，那时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是天子佳婿而改变对他的轻视。谢奕与桓温颇有交情，一次他拉着桓温与自己对饮，桓温不好酒，便躲进房中。谢奕只得再拉桓温帐下一个军帅同饮，一面还说：‘走了一个老兵，又拉到一个老兵！’后来桓温求王坦之（出自琅琊王氏，桓温的参军）的女儿为媳，又被其父王述骂作老兵，这种近似于谩骂的称呼，桓温不知听了多少必，他一生受尽了这种歧视！也正因为如此，桓温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一流的名望，这与其说他有篡夺之心，倒不如说他想改变世俗对他的偏见，我想这样来得更合理一些吧。”
独孤信道：“桓温第二次北伐途径金城时，来到年轻时奋斗过的地方凭吊往昔。他那早已不再细腻的大手，抚摸着同样粗糙的老树干，桓温不禁悲从中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年的自己才二十四岁，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时光。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亲手种下的小树苗也已十围粗壮，而自己也将成为年过半百的老翁。当年的一腔豪情，如今折腾半生却终究付诸东流。时光如流水，任你英雄豪杰、任你风华绝代，到头来终究逃不过生命短暂，青春难驻。桓温的一声叹息，在千年后引起辛弃疾的共鸣，在建康赏心亭挥笔写下一首《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既是怀古，又是回想自己的经历，千百年来，桓温的事迹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
石猛道：“在魏晋风流人物中，从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桓温这样：浓烈**和恪守底线，纠结在一起；热爱生命和杀伐果决，齐头并进；赳赳武夫和风流才子，融于一身。桓温这一辈子，奋斗过、失败过、得意过、落寞过，最终以热烈奔放的生命色彩，张扬的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杨逍道：“话说回来，不论枭雄还是普通人，都逃不过高兴、沮丧、兴奋、难过的情绪。哪里有什么高高在上的伟岸英雄，唯一能证明你存在的，只有此时此刻的烟火气。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活到极致的大英雄、真名士们都懂得，本色和风流不是端架子，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真心、诚意和勇气。”
独孤信道：“有人说：‘桓温的一生放不开手脚，活得非常拧巴。’其实在我看来，桓温的一生都坚守着一条底线。不是所有的功业，都需要屠刀来开路；不是所有的人情，都必须用利益维系；不是所有的成功，都要践踏底线完成。即便他喊出‘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年’的豪言壮语，也终究没有走上司马懿、司马昭的老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做事有没有底线。或许，这也正是‘魏晋风度’最美的一刻，也是桓温一生之中，最绚丽的人性绽放。”
石猛道：“桓温在胸襟气度上还是有的，起码他能不计谢家排挤的前嫌重用谢安。让谢安‘东山再起’，但却错失了另一个超级猛人——王猛，起初北伐时王猛是主动来投的，但是王猛与桓温见面一谈，发现他与桓温完全不是一路人，所谓的‘北伐’只是个虚张声势而已。王猛一气之下投了北方前秦的苻坚，成就了统一北方的雄图霸业。桓温临死之前还要上表加九锡，天天做他的权力大梦，又不能反，也真够憋屈的。”
对于石猛的观点，独孤信却不以为然，显然，他则有着自己的看法：“桓温有他自己的风骨，还真不一定是权力的奴隶，他很务实，很有功利心，可以说他是那时候清谈风尚下特立独行的边缘人。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但是有一个‘由儒入玄’的嬗变过程，在后来，清谈的原理是玄学的内容。在经过曹魏、西晋两代之后，虽有陶侃、王羲之等人极力反对清谈，然而由来已久的清谈之风仍盛行于偏安一隅的东晋朝野。如《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条，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从自救。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显然，像谢安这样的名士，仍未意识到清谈的危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一句‘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可谓是他最真实的心声。桓温渴慕的是司马昭、司马师兄弟那样的人物。他曾发出这样的一句感叹：‘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其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多次战争，正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东晋朝野尚清谈、废事功的大风气下，桓温不仅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丝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当时的清谈做派。《世说新语·轻诋》记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以沉痛的语气抒发对国土沦丧、满目疮痍的伤痛，更对所谓的风流名士表示鄙夷与厌恶，至少要求对其历史罪责进行问责。桓温是那个时代重实务的人，他渴望建功立业，这种强烈的功名意识在《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间接的描写，如《世说新语·豪爽》载：桓公读高士传，至於凌仲子（陈仲子，生活简朴清廉的齐国隐士），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直接否定了於凌仲子的隐士行为，他向往的是管仲一类的人物，曾言‘仁称不异，宁为管仲’。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克定西蜀，北伐前秦、前燕，一度收复旧京洛阳，用实际行动表达其一匡天下的决心。《世说新语》中的桓温不再只是人们刻板印象中一心谋篡、探求九锡、心机深沉的朝臣，他也具有风采卓然、气度爽朗的一面，魏晋风度有他独特的一份。”
第六十章乱世伯乐名未彰
独孤信说完，石猛和杨逍再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无论是谁，也不能否定桓温的历史功绩，更不能否认他的人格魅力，他从来都是积极谋取功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的。
杨逍道：“对于桓温，古往今来的人抨击者有之，颂扬者有之，不屑一顾者有之。可不能否认，他的人生态度，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当时的人们无法比肩的。至少有他在，东晋王朝不会有边患。”
石猛道：“你们怎么越说越离谱，我都感觉桓温像郭大侠了。郭大侠一生标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独孤信道：“大哥哥说的有道理，有时候我感觉还真是。不过桓温是在朝堂上，郭大侠是在江湖上而已，二者殊途同归。《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哪得坐谈？’桓温爽朗豪迈的气度，在此展露无遗，也可见他并没有因与东晋总体社会风尚相悖而自惭形秽。与当时朝臣们清谈误国、打击政敌的做法不同，桓温却惜才而知人善任，堪称当时的‘乱世伯乐’。在东晋这个尚玄的时代里，桓温虽然特立独行却也为时代所熏染，他善于品鉴，珍惜人才，《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再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对作为政敌的司马昱大加赞赏，不吝言辞，丝毫不见正史中咄咄逼人之象。不仅如此，他还以卓然的眼光，赏识人才，培养了自己的政治集团，《渚宫旧事·第五卷》所列成员就包括：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徽之、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这一十九人中来自一流大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和高平郗氏者占七人，另有七人来自官宦家庭，一人来自富盛乡豪，剩余四人中，伏滔，郝隆、韩康出身不详，来自寒族者应只有罗友一人。桓温所开的幕府之中，可谓群贤毕至、人才济济，谢安、王珣、郗超等士族子弟都曾担任过他的下属，而他们本身又极具风采——这当中实际上不乏作为质子的功效。《世说新语·雅量》载：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扑，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桓温也曾感慨‘吾门中久不见此人’。对谢安的赏识与钦慕，是溢于言表的。王珣、郗超一为主簿。一为记室参军，此二人‘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从后来殷浩北伐的结果来看，桓温的识见的确精到，殷浩一介清谈名士，谈玄固然胜人一筹，与军事方面实无任何建树，北伐屡战屡败，终被朝廷废黜。于繁芜杂丛、良莠不齐的士族中选拔优异之士，确需要超乎寻常的品鉴才能，而桓温做到了。”
杨逍道：“难怪韩文公曾感叹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桓温不仅仅是东晋朝廷的栋梁之才，更是当时难得的伯乐。”
石猛道：“据独孤贤弟刚才所说，如果说桓温是伯乐，不仅因为他能赏识有才之士，品鉴当世名士，更是因为他能体察人情，洞悉人物品性之高低。他对人事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标准，即使这套标准并不迎合世风，但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可能的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人之长短高低。哪怕那些有才之士与自己政见不合，哪怕与他并不是一路人，他都会出于公心，去拔擢、去推举。”
独孤信道：“桓温一生历经三次北伐，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克复神州的打算，完全是借北伐来树立权威、增加权势，恐怕不完全公正，在他的内心里，无疑有着真诚的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桓温第三次北伐时路过金城，看到第一次北伐时手植柳树已经十围，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而北伐之业却尚未竟其全功，不由触发了名将桓温内心的悲凉，竟至于‘泫然流泪’，至少在东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的政治环境下，论迹追心，桓温不失为一个忠臣，桓玄篡晋建楚的罪责也不能倒算到他五岁的时候已经去世的父亲桓温头上。桓温第三次北伐时，若论权势，东晋朝廷无人能出其右，他痛哭流涕的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是建功立业，光复中原未能克竟。”
这时候，杨逍问道：“废一帝立一帝，桓温不是没有自己当皇帝的打算，只是东晋王朝历来都是君轻臣重，王氏和谢氏掌握了国家半数以上的领土和军队，如果谋朝篡位，必然引起王家和谢家的叛乱。于是桓温听从了谋士的建议，在司马氏中找一个人来当皇帝。当时司马氏年轻力壮的男丁，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按理说要找一个傀儡出来非常容易，可桓温偏偏找了时任丞相，已经年过五旬的司马昱为帝，这不要说司马氏的人想不通，就连桓温家的人都想不通，究竟是为什么呢？”
独孤信答道：“司马昱也是清谈家，学识渊博、气度不凡。桓温也非常欣赏他。在废立之事上，虽然桓温毫不手软，但也许或多或少心中还尚存一丝敬畏，于是认认真真写了一封奏疏，去面见司马昱，打算将废立之事做个解释。可没想到，二人见面，司马昱不听不闻，只是流泪不止。霸气的桓温竟然也乱了方寸，说不出—句话。桓温行废立之事，目的就是为了掌控中央政府。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桓温应该选一位年幼或弱势的皇帝，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司马昱有实力有能力，估计也不缺野心，绝不是一个被人肆意摆弄的傀儡。说明桓温做事情，还是考虑很周全的。他总是在瞻前顾后，并没有因为一己私利而去做出抉择，这正是后世一些人赞扬他的原因所在。”
石猛道：“这也是桓温与众不同的地方。赵高、王莽、董卓那些人，身边的皇帝要么是小孩子，要么就是昏庸无道的人，方便自己掌握大权。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选了一个五十多岁、精明能干的人，此人既是皇帝，又是自己的政治对手，也算是他独有的魅力吧。”
第六十一章宣武没有帝王相
独孤信道：“由于功高震主，朝廷一直对桓温充满戒备，这注定了一代枭雄的无奈与孤独。他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一流的名望，与其说是他有篡夺之心，倒不如说他想改变世俗对他的偏见，来得更合理一些。他要树立个人威信，只有两种途径：要么是建立功勋，让别人服你；要么是做件恶事，让别人怕你。建立功勋失败了，只有做个坏人，干一件天大的坏事。在桓温看来，影响最大的坏事，莫过于废立皇帝。”
杨逍道：“很可惜桓温最终失败了，他的失败，既有彼时纷乱的局势作祟，亦有战略战术的失误导致，其个人性格上的不足也不容小觑，时势、运气、机遇、对手等导致北伐失败的因素掺杂其中，原因较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关于桓温，再多的讨论，再多的遗憾，也无法改变。北伐之败有多方原因，如指挥不力、补给不足、朝廷冷眼、后方掣肘……但对于桓温来说，北伐的失败，对他的个人威名，却是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害！为何后果如此严重？三句话而已：第一句，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折腾。第二句，折腾了，还失败了。第三句，折腾的过程中，不小心露出了他可怕的私心。
在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当时桓温驻军灞上，王猛（后来的前秦宰相）听到这个消息前来求见。桓温于是请王猛谈谈对时局的看法，王猛旁若无人、扪虱而谈。
桓温见此情景，心中暗暗称奇，脱口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率十万精兵仗义讨伐逆贼，为百姓除害，而关中豪杰却无人到我这里来效劳，这是为什么呢？”王猛直言不讳道：“您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城近在咫尺，而您却没有渡过灞水去把它拿下。大家摸不透您的心思，所以不来呀。”
王猛一语中的，桓温确实有私心。什么私心？养寇自重。桓温被戳中痛点，过了好半天，才抬起头慢慢说道：“纵观江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的才干!”王猛看得出来的事情，难道别人就看不出来吗？恐怕多半只是没人愿意当面戳破罢了。
无论何时，“谋国不谋身”都是为人敬重的。可是，以桓温的位置，“谋身不谋国”，且又被人看穿了，他又该如何去维系曾经的威名呢？
居高位者，难掩其行。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观众尽收眼底。当时的桓温虽然已经不轨之心蠢蠢欲动，但好歹，遮羞布还在。三次北伐后，人称“战神”的桓温被拉下了神坛。有谁能经得起三次透支？
而辛苦积攒的半世英名转眼间烟消云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当一切回到原点，你是从头再来还是就此罢手？而无论何种选择你可能都没有了回头路，桓温的选择是——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吧！
独孤信没有评论杨逍的说法，他讲了一个故事：“枋头之败后，侍中孙盛著《晋史春秋》，记叙了桓温的战败经过，桓温大怒，召孙盛子孙潜让其父改原著，否则诛三族，潜求盛改，盛怒而不改，潜遂瞒父私改，桓温始喜。”
石猛道：“据说当年桓温伐成汉也是意外获胜的，打不过就准备撤，下令鸣金，结果传令兵听成击鼓进军，一鼓作气拿下了。”
杨逍听了哈哈大笑，他也调侃道：“回顾桓温的一生，可以发现，他求名求权，也想匡济天下，他没当上忠君纯臣，也做不得篡位反贼，在权力的滋养下，面对东晋门阀的清谈、制衡、分权等掣肘，他既不肯顺从，也不愿彻底撕破脸皮，用朱熹的话说，这是个‘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谢）安亦无如之何。’关于桓温的逸事佳话，实为《晋书》和《世说新语》最负活力的篇章之一。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字里行间，一个鲜活的英雄跃然纸上，带着浓烈的**，带着对生命的热爱，自信而睥睨当世，骄傲而指点山河；活过爱过拼搏过辉煌过也失败过，只为全身心去展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在青史中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存在。这就是兼具英雄本色和名士风流的桓温桓元子，一个最能代表魏晋风骨的大写的男人。”
独孤信听了杨逍的话，觉得桓温这个人还真不简单，历史上对于这个人褒贬不一，他也说道：“桓温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成语典故，许多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本人：他出身士族，却鄙视清流，每读《高士传》便至弃书；痛斥世家高门导致‘神州陆沉’的无能，讥刺他们是一帮‘刘景升之牛’的废物，慨然‘我不为老兵，尔辈岂能高坐？’他的谋主是‘入幕之宾’的郗超；他的妻子对情敌‘我见犹怜，何况老奴’；连他的主薄也善于辨别美酒，管好酒叫做‘青州从事’，劣酒叫做‘平原督邮’。他在行军路上，怜悯因思子‘肝肠寸断’的母猴，处罚捕猴的士兵；看到昔年亲手植下的柳木，长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竟至泣下；他是天下知名的孝子，为父报仇，‘枕戈泣血’整整三年，自解权柄为母送葬，却又在绝壁天悬下高呼‘既为忠臣则不得为孝子’；他以豪杰自许，以功业自励，称许一遍遍吟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大逆贼王敦是‘可人’；他自比的是‘岂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的刘琨，只因他们同样名高盖世，同样恃才傲物，同样有‘荡涤中原腥膻’之志；他从不遮掩自己的野心勃勃，年少时，就被人比做十八岁坐断江东的孙仲谋，偶像是本朝的奠基之祖司马宣王；他在奢靡之世俭约自苦，每次宴饮仅以茶果待客，一生所为唯有梦想和野心，感叹今生若不能帝业功成，必为司马师、司马昭之辈所笑；最后，他终于喊出了那句史上最真性情的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他攻灭成汉、西取巴蜀；北伐关中，兵临灞上；大破姚襄，收复京洛；再攻关东，功败垂成；主持土断，压制门阀；论文治武功，东晋一朝无人能及；可是他割据荆州三十载，执掌帝国二十年，他却偏偏没有去坐那张仿佛梦寐以求、仿佛一步之遥、仿佛唾手可得的龙椅……”
石猛道：“若是一般人，有权有势，又成了皇亲国戚，恐怕就会安享富贵荣华的生活了。可桓温就是桓温，他不屑同一般的驸马爷一样‘吃软饭’，而是希望凭才干建功立业，彻底摆脱东晋士族对武官的轻视。从没落的军人世家，凭借其过人的胆识与智谋，一直到当上权倾朝野的大司马，甚至几乎改朝换代，桓温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先后建立，与统一北方的北魏等政权形成对峙，史称南北朝。历史上偏安江南被视为正统的朝代，经历过无数次北伐，但无一成功。简而言之，桓温没有帝王之相。以王猛、谢安之才，绝不满足于权臣参谋，所以他们才是弃桓温而去的原因。可惜桓温，一代豪杰兼名士，为臣不甘，为帝决断不足，踌躇之间时机逝去，留在人间谤多于誉。”
第六十二章宵禁最严在大唐
独孤信与石猛和杨逍三人，骑着马，挑着灯笼，一路走，一路聊，从董卓到桓温，有争议也有共识。可是这路走了这么久，目的地却一直没见个踪影，三个人心里都在犯嘀咕。
杨逍突然间问了一句：“两位哥哥，我们三个人骑着马走了几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到啊？是不是走错路了？”
独孤信答道：“你不说我也在怀疑，我们走的路到底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因为白天走路还有的问，夜间找谁去问路啊？”
石猛道：“这夜间行路如果有月光或者星光，我们可以找路走，哪怕走错了可以再回头。可是今夜月光黯淡，星光更为黯淡，我们打着灯笼，也只能看到四五丈远，走错路也属正常。”
杨逍接着问道：“那如果真的走错了怎么办？”独孤信笑着答道：“那就将错就错，秉烛夜游的事情古人做得，咱们三人也做得。我们不妨彻夜长谈，信马由缰，也算平生一大幸事。”石猛道：“千金难买一知己。”
独孤信道：“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月亮、星星才是夜间的主要光源。比之木柴、蜡烛、油脂，这些光源的效率更加惨不忍睹。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时摔跤拌蒜，或者遇到饥饿难耐的野兽，是再正常不过之事。而因为走错路，掉到沟里、河里、湖里、地窖里，或者在家里因踩错台阶而坠下楼梯，摔个重伤骨折，乃至一命呜呼，也均不稀罕。我们三个人走错路，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石猛道：“有句话叫‘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从古至今，黑夜往往也给抢劫、纵火等暴力行为，提供了天然的掩饰和舞台。夜幕降临，没有日光普照，人们的各项活动就不再像白天一样自如，但对于惯于入室盗窃、路边抢劫、伤人放火的‘强人’来讲，则算是到了为非作歹的‘黄金时间’。人们常常赞扬大唐的自由、开放与包容，可殊不知，宵禁制度之登峰造极，正是在唐代的长安。《唐律疏议》记载：‘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生动，即听行。’长安以里坊为布局，每坊由坊正负责开关坊门，并在坊角设置武侯铺，有武侯负责夜间巡夜抓捕。每到夜晚，坊正关闭坊门，严禁出入，禁绝行人。咱们三人有幸，能够在夜间出门，还能纵马驰骋。”
独孤信也说道：“在宋朝以前的历朝历代，普通老百姓，一般在太阳下山之后，会点上蜡烛做一些活计来补贴家用。女人们大都是做一些缝补的工作，或者收拾一下家里。而男人们则是做一些体力活，例如整理一下粮食，编草鞋之类的。因为白天要出门去干活，所以有些在家干的活会留到晚上来做。读书人家的孩子，一般晚上也是会苦读的。他们会点着一盏灯，埋头苦读，只为了日后可以一朝中举，光耀门楣。而相对于这些普通人，古代的王宫贵族，达官显贵则是会过的好一些了。有钱人一般会在晚上吟诗作乐或者与人坐谈，李义山有诗云：‘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果想在夜间出门，那是断断不行的。”
石猛问道：“为什么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宵禁却比以往各朝更加严格呢？”
杨逍道：“这个也确实奇怪，历朝皆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才允许普通百姓夜间出外走动，为的也正是维护城中治安。推行宵禁制度，首要目的自然是防备盗贼，维护城中治安。倘若是战争时期，城外敌军的探子或者奇袭部队也肯定是晚上进入城中。此外，灾荒或者战乱都会产生大批的流民，如果夜间城中无人防备，流民一股脑涌入，治安之混乱简直不堪设想。有了负责宵禁的官吏时时探查，便能对上述情况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汉朝的宵禁制度，要求民众夜间都必须呆在各自的家中，禁止出行，更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溜达。如果宵禁期间无事游走，一旦被抓住之后，会被棍棒打死。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飞将军李广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上走到霸陵亭，被霸陵尉拦下。李广虽然自报家门，霸陵尉却仍牛哄哄地说：‘大将军尚且不允许夜行，何况你呢？’李广只好在亭子里挨了一宿。可见到了秦汉时期，夜禁制度已经颇为严格，就算是位高权重也不能逾矩。盛唐虽然气度恢弘，自由开放，但于宵禁一事却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严格和系统。在唐代，鸣街鼓不仅是城门及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长安城车水马龙，是繁华的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一派清冷寂寥了。”
独孤信道：“《武帝纪》有记载，当曹操还是一个不知名小卒的时候，曾斩杀过一位违背了夜禁的官宦蹇硕的叔父，这位宦官极受皇帝宠爱，然而因为违反宵禁制度而被曹操所杀，足以看出当时宵禁制度的严厉。那时候的人，晚上在街道上随便走动，都是犯法。唐朝依旧延续了南北朝的宵禁制度，但是他们在原有的制度上对此加以改进。《旧唐书》记载，刚开始的时候，朝廷在长安城专门设立了金吾卫传呼，来警示行者；后来马周献计，在各个主干街道上设立了街鼓，这样一来就不需要金吾卫口头传呼，每当鼓声响起，就表明长安城的夜晚和白天来临。这一时期的宵禁制度，皆有法典可依，而且管理的十分严格。大唐最著名的法典《唐律疏议》中记载：在闭门鼓敲响以后，开门鼓敲响以前的这些犯夜者，要处以鞭笞之邢二十下；如若有吉、凶、疾病之类的‘公事’，必须拿到准许出行的文书，才被允许在长安城内的街道上走动。为了将宵禁制度贯彻落实到实处，唐朝政府专门设置了管理宵禁制度的人员，《新唐书》记载：在城门房角设置了左右街使负责街道巡查，除此之外，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城门、宫门、坊门等地，都驻扎着警卫人员，只有在早晚的定时间才会开启。宵禁管理最严格的地域，主要就是城市里的武器库、宫殿等地方，如果有人在这些重要地域犯夜，他们所要遭受的惩罚会更加严重。违规出宫殿者，杖责八十；在身上携带武器者，直接处以绞刑。这样的刑罚，远比在街道上犯夜更加严重。虽说唐朝宵禁制度严格，但是在某一个固定区域，人们也是有一定自由活动空间，这个地方就是唐朝的居民区“坊”，相对于街道而言，居住在坊内的人，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外出。《通典》中记载，唐代有专门掌管坊门钥匙的人，所以坊门是在每天固定的时间开启、闭合，如若有人擅自开闭坊门，等待着他们的又是极为严酷的处罚。其实这也就是说，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人们可以在坊内活动，但是若不是官府公事、或者手中没有出坊的文牒，绝对不允许出坊。”
第六十三章制度松弛因动荡
石猛问道：“难道宵禁一直这么严苛？在唐朝就没有松动吗？那宰相武元衡怎么会被刺杀呢？”
独孤信答道：“当然唐朝并不是一直执行着严格的宵禁制度，发展到唐代中期，宵禁制度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很多诗词都能够体现这一点。《旧唐书》记载，唐宪宗时期，当时的宰相武元衡遇到刺杀的这个时间段，宵禁并没有结束，但是街道上已经能够看到骑马上朝和稀稀疏疏的行人。这一点与开元盛世的宵禁制度相比，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弛。尤其是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有些官员的门前竟然可以昼夜不息，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宵禁制度已经有些形同虚设。”
杨逍也问道：“那是不是因为大唐王朝经历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之后，已经没有能力去严格控制人们的行动了？”
独孤信答道：“是的，正是因为安史之乱，让大唐王朝迅速地由盛转衰，走了下坡路的大唐王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以前的那些制度私聊松弛，宵禁只是其中之一，很不起眼的。宵禁制度最为松弛的时间段，自然是唐朝后期。《唐会要》记载：‘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这一点足以说明，人们早已经开始漠视朝廷的宵禁制度。不仅如此，这本历史文献的同卷中还记载，皇上颁布诏令，不允许夜间再出现夜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的夜生活已经丰富起来了。官员可以在半夜收到文件，百姓在宵禁开始以后，仍然能在街道上肆意行走，从前颇具威慑力的宵禁制度，早已经名存实亡。唐末，唐昭宗在朱全忠的挟持下迁都洛阳，这所繁华的长安城成为了激荡战火中的一片废墟，宵禁制度虽然存在，但是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力。”
杨逍道：“大哥哥，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宵禁制度越来越松弛，其实与唐朝的上元灯节有关。唐朝最先解除宵禁制度，就是在上元节这一天。这一天不仅没有宵禁制度，根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执政时期，宫女都可以离开宫殿外出看灯；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上元节的灯会持续三日，这时候万家灯火，人们纷纷走上街道游玩观赏，体验每年难得的解禁日期。然而正是因为上元节的解禁，让唐人意识到夜晚的美好景色。”
石猛道：“上元节的时候，不禁用多彩多姿的彩灯，少了许多规矩和男女之别，人们不分年龄，不分阶层，在街道上嬉笑欢乐。当他们感受过解禁夜晚的繁华，对于解除宵禁的呼声就越来越高，尤其是随着人们解禁意识的觉醒，再加上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动荡不安，宵禁制度逐渐走向了下坡路。这一制度的松弛，开阔了平民阶层的视野，更多的艺术作品开始取材于民间。那个死板的，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宵禁制度，影响了唐人的行为、思想；然而随着宵禁制度的演变，唐代的文学也渐趋多样性。”
独孤信道：“虽然唐朝有宵禁制度，但是真正的有很急的事情，也是可以出去的，不过这个手续就比较麻烦了。首先就是要写明自己外出的理由，然后交给看门的，看门的再一级一级往上审批，审批好了，还要等看门人回去拿钥匙来开门，这样来来回回就是几个时辰，可以说效率非常慢了。一般人也不会走这一条路，速度太慢了。还有一部分人有飞檐走壁的能力，那就例外了，直接出去不被发现。虽然有这样的制度，但是对于富家子弟也是没有用的，毕竟他们是有背景的人，他们是可以逃过这个，直接逍遥自在的，所以他们这类人的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还有一种就是绕路，毕竟没有富家子弟的背景，只能走小路，绕开看守，这样就能过上夜生活了。还有就是骗，动用点小手段还是可以的。其实历朝历代实行宵禁，都是为了百姓们的安全着想。实行宵禁可以很好的保障大家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制度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也不是全年都是宵禁，在过节的时候还是可以玩一天的，晚上的生活也非常丰富，非常好玩。所以每逢过节就好好享受，平常就在家安心待着，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官府也不会过多干涉。”
杨逍道：“自古以来，广大统治者都煞费苦心地制定相关律令。目的无外乎让更多人能严格遵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光荣传统，以便给自己提供更多赋税钱粮。在宋朝以前的文化中，夜间出行往往与奸淫掳掠一类的恶行被联系起来。即便是有宗教因素的圣光加成也没有例外，甚至适得其反，会被官府当做非法集会。例如以李氏继承人自居的后唐，就有敕令指责宗教聚会是僧俗不辨和男女混居。接着便得出结论，说此类行为是合党连群，夜聚明散，放纵淫风和实为弊恶。”
石猛道：“到了晚上，每户人家都是紧闭自己的家门，在家里老老实实的休息。晚上之后你如果还能够发现有人在街上瞎逛的话，那这个人十有**就不是什么好人，如敌军派来的探子、小偷等等。依据历史的记载，‘宵禁’的源头是起源于《周礼·秋官司寇》中的记载：‘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独孤信道：“《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六记载的：‘醉而犯夜。为虞候所系，败面折齿，方迁扬州。诉之令狐绹，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自是污行闻于京师。’温庭筠在唐朝可是一名非常有名的诗人，即便是他，在触犯了‘宵禁’的制度之后，都被打的那么惨，那就更别提其他的普通老百姓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两相比较，宋朝都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独孤信说完，石猛和杨逍二人再没说什么，因为对于前朝之事，虽然他们二人虽然有些了解，但是具体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是不如独孤信那样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独孤信硬生生把三个人的谈话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第六十四章百花争放堪游赏
独孤信见石猛和杨逍二人没有再发言，自己觉得再说下去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他便总结道：“从前朝人留下来的一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约略领略到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的盛景。如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当时已是南宋，对于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还是魂牵梦萦：‘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丰，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开封。前朝人的幸运，远非大唐盛世的人能够想象的。诗人刘子翚在北宋灭亡后，写过一首《汴京纪事》诗，回忆了汴京夜生活的如梦繁华：‘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真可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的繁华，今日的苍凉，让诗人感慨万端。”
石猛道：“前朝人讲究风雅，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事，尤其是文人，时局稳当的时候，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艺术。”
杨逍笑道：“宋人还真是风雅至极，宋人爱插花那是举世闻名。我总觉得，恐怕再没有一个时代的人比宋朝人更热爱鲜花了。宋代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盛大的‘花朝节’，《梦粱录》记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花朝节出门赏花的市民往往万人空巷。而宋亡后，花朝节则逐渐趋于沉寂。宋人还有‘簪花’的习惯，不论男女，不分贵贱，上至君主、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以簪花为时尚，‘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出自邵伯温《闻见前录》）。六月时节，茉莉花刚上市，‘其价甚穹（高），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出自周密《武林旧事》），可谓爱美之极。洛阳是北宋时最著名的花都，牡丹盛开之时，地方政府会举办‘万花会’（插花展览）。张邦基《墨庄漫录》说：‘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另一个城市扬州，‘芍药为天下冠’（出自苏轼《东坡志林》），花开之季，扬州太守也会办‘万花会’。文人士大夫更是以插花为尚，许多首宋诗都写到宋朝士大夫的插花时尚，如高翥的《春日杂兴》：‘多插瓶花供宴坐，为渠消受一春闲。’苏辙的《戏题菊花》：‘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杨万里的《赋瓶里梅花：‘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插花被宋人列为‘文人四艺’之一，《梦粱录》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有些风雅的文人出游，也要携带桌几，‘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寻常人家也热爱插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其实‘好花’不仅是‘洛阳之俗’，宋人都爱在家中摆放一瓶鲜花点缀生活。《夷坚志》提到一名爱花成痴的市井女子：‘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周五家，有女颇美姿容，尝闻市外卖花声，出户视之，花鲜妍艳丽，非常时所见者比，乃多与，直悉买之，遍插于房栊间，往来谛玩，目不暂释。’五月端午节，更是家家户户皆插鲜花，《繁胜录》记载：‘（五月）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宋朝的商家，也喜欢用插花来装饰酒店、茶坊，营造出高大上的优雅格调。《梦粱录》记述说：‘汴京熟食借，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杨万里的一首诗还写到，简陋的路边小店也以插花为装饰：‘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宋代插花时尚的流行，催生出高超的插花技艺。有一篇宋人丘濬撰写的《牡丹荣辱志》，介绍了怎么插牡丹花的原则与技艺。丘濬将插花的配材分为主花、配花两大类。不同的主花与配花按照一定的原则相搭配，可以组合成各种风格的插花作品。”
独孤信道：“宋人喜爱的插花时尚，自然带动出一个繁荣的鲜花市场。花卉种植与交易，在宋代之前是受到排斥的，被认为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宋代却有无数人以种花、卖花为业，宋朝市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宋代城市发达的工商业，使得原来‘浮伪’的花花草草变成了有利可图的热门生意，养活了诸多花农与花商。在东京，每至春天，‘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出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著名的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便画了两处卖鲜花的小摊，一个在城内‘孙羊正店’门口，一个在城门外的路边。旁边有市民正在买花。反过来说，花市的繁华，也反映出宋人热爱插花的盛况、市民对雅致生活的追求以及人民生活的富庶与安逸。我少年时，读陆游的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感觉到一种淡淡的惆怅，却难以名状。直至后来读到《东京梦华录》的一段话，突然之间才明白这惆怅是什么：‘（东京）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原来这清晨从楼下小巷传来的卖花声，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如梦又易碎的繁华，近在眼前，却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