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全文阅读

第211章 掌控四镇(十七)

    作为败军的求和使者，李茂庄刚才一路都在琢磨李曜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接见自己。按照他的习惯xìng理解，认为李曜在和自己见面时先给自己一个下马威是最为“合情合理”的表现。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李曜根本没有安排什么油锅、杀威棒，只是安排了一名牙兵，很平常地将他带进入帅帐。

    帅帐中的人并不多，李茂庄略一打量，除了帅席上一袭戎装的年轻男子之外，在他左手边的席位上依次只坐了三个人。

    帅席之上的自然是李存曜，旁边三人李茂庄却不是太清楚乃是何人。还好李曜并不故作姿态，已经主动开口：“兴帅，此乃军中，我辈皆是军人，所议者亦为军务，便不必做那些场面，直接开始谈何谈之事吧。”

    李茂庄微微错愕，又点了点头，似乎感受到了李曜的与众不同，便拱手道：“蒲帅所言甚是。”

    “请坐。”李曜朝右手边微微伸手，李茂庄便即落座。

    李曜道：“此前凤翔兵临长安，以至官家乘舆播越，其罪不轻。某此番出兵，便是秉承陛下圣意，讨伐凤翔，这都是贵我双方心知肚明之事，便不多说了。如今凤翔大军已败，残兵被我前后堵截，我河中随时可以四面包抄，将贵军一举歼灭，这一局面，兴帅也当心中了然。凤帅既然愿意和谈，我李存曜并非好战之人，愿就此事与贵方磋商，但有如下几条原则，须作为和谈的根本。”

    李茂庄虽知李曜这话相当不客气，但此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懒得去争辩什么，只是问：“愿闻其详。”

    李曜便道：“其一，凤帅既主动和谈，须得上疏陛下请罪。另外，此番占据长安时，于宫室、城中里坊多有损坏，也须出资重建，以表诚意。”

    李茂庄点头道：“自是该当。”

    李曜又道：“其二，我河中出兵关中，乃奉圣名讨伐不臣，如今功成战罢，所耗费钱粮，当由凤翔赔偿。”

    李茂庄愕然一怔，迟疑道：“未知蒲帅所费几何？”

    李曜微微一笑：“百八十万吧。”这句话的计量单位自然是贯。

    李茂庄闻言大吃一惊：“怎会这么多？”

    “我河中兵饷之高，天下魁首；器械之jīng，举世无双。如此均摊下来，百八十万已经是非常厚道的了，按李转运所计……”他说到这里，指了指左手第一人李袭吉：“我河中花费、损耗相加，当在一百一十万贯至上。只是某考虑毕竟是为陛下出兵，这多的十多万贯也就不计其中罢了，如此凤翔须得赔付河中一百万贯。”

    李茂庄惊得半晌没做声，忽然想起一事：“那长安重建，凤翔须出资几许？”

    李曜看了李袭吉一眼，李袭吉立刻拱手道：“约莫六十万贯。”

    “就算五十万贯好了。”李曜大方地摆摆手：“不足者，由我河中出资，就算供奉官家罢了……兴帅以为，这般处置可好？”

    李茂庄面sè似笑似哭：“这……这，凤翔恐无这许多钱财。”

    谁料李曜十分大方，摆手道：“无妨，凤帅若一时拿不出这许多现钱来，也不打紧。我河中正打算开设一座钱庄，届时凤帅可以从此钱庄中拆借款项，当然利息是要算的，抵押也是要有的。”

    李茂庄一时呆若木鸡，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李曜却不管他，又道：“再有这其三，便是贵我两军的分界线问题了……”

    李茂庄连忙收敛心神，将李曜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比起钱来说，地盘无疑更重要。有地盘，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有钱粮。

    “凤翔此前侵占之邠宁、保塞二镇，必须交由陛下处置，作为战败惩罚，天雄军节度使也同样须由陛下重新委任。”李曜平静地说出条件。

    李茂庄立刻问：“那鄜坊、泾原二镇？”

    李曜呵呵一笑，反问道：“此二镇与凤翔有何关系么？”

    李茂庄愕然，干笑道：“这……倒是无甚关系。”附镇之说，并不能摆上台面。

    李曜点头，道：“既然如此，鄜坊、泾原二镇之事，凤翔就不必cāo心了。”

    言下之意，鄜坊、泾原二镇的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李茂庄心中清楚，凤翔遭此大败，这二镇哪里还会继续追随凤翔，改投李曜或者说李克用，那是显而易见的事。

    想到此处，他便问：“那凤翔本镇，以及山南西道等……”

    李曜淡淡地道：“若某上奏陛下，说河中无力追剿，再有凤帅上疏请罪……以官家之大度，想来不会再行追究，毕竟凤帅当年也是有功于国的。不知这话兴帅以为然否？”

    李茂庄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悲，这条件要说苛刻，也确实苛刻，按照这一条件执行下来，凤翔的实力至少弱了一半。但要说不按照这个条件来，恐怕李曜也绝不会同意，毕竟现在战局已然如此，倘若李曜下定决心打到底，凤翔的结果未必比执行这个条件来得要好。

    可以说，答应这个条件，自己那二弟是能够接受的。

    但如果说这个条件还算在他意料之中，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之前的两个赔款条件就显得过于苛刻了。因此李茂庄面sè为难，道：“若凤翔割地至此，恐就无法满足此前赔偿钱粮的条件了。”

    李曜摇头道：“待河中钱庄开业，可以为凤翔拆借款项，期限为三年，凤翔可以分批次赔付。某料三年时间，足够凤翔筹措了。”

    李茂庄闻言，一时实在不知如何回答，正琢磨该怎么推磨，却见李曜站起身来。他不知李曜何故，但礼节却是懂得，也连忙和李袭吉三人一同站了起来。

    便听见李曜道：“这三位，分别是河中节度支使李袭吉、河中节度使府行军司马郭崇韬以及河中节度使府掌书记冯道。方才某以将和谈的原则说与兴帅知晓，兴帅若能同意以上三条，则可与某这三位幕僚商议细节。若是兴帅不能同意，他们也会安排兴帅平安回到凤翔军中，迎接明rì上午我河中对凤翔残军的围歼之战！”

    李茂庄心中一寒，躬身一礼，未敢多话。

    李曜双手负背，傲然走出帅帐。

    李袭吉微微一笑，对李茂庄道：“兴帅，我等是继续谈，还是就此别过？”

    李茂庄眼角抽动两下，涩然一礼：“李支使有甚指点，还请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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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小年。河中军奉圣命征伐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战役正式结束，河中节度使李存曜下令撤兵。

    话说李振入京，舍于州邸。宣武进奏官程岩接入，并且向他奏事：“刘中尉命假子刘希贞来商议大事，请谒见先生，可否准许？”

    李振心中顿时犯了狐疑？“我此次来京师，程岩不先告知崔相，却先令刘季述知道，其中大有名堂！”遂令传见。

    刘希贞到来，正要开口，李振已先端茶在手，头也不回的说道：“刘季述百岁奴事三岁主，乱国不义，废君不祥，如今东平王以百万之师，将匡辅天子，你等宦竖须深思熟虑。”

    刘希贞被他抢白，气势大沮，更不知如何回话，僵楞在哪里。李振却已起身，喝令：“送客。”刘希贞怒而甩袖离去。程岩想出去送送，方跨出门槛，被李振换回。

    “我此番来京，你可曾知会崔相？”

    “仆已知会过了，崔相晚些时候便至。”

    “罢了，崔相rì理万机，还是我亲去拜会更为妥当！”李振说完，即收拾起身。程岩尾随，说道：“刘中尉yù将社稷奉献大王，一片赤诚，先生奈何拒绝希贞？那刘季述心狠手辣，恐怕会对先生不利。”

    “无妨！刘季述令他假子来见我，是对大王不敬！我这番处置，是要他亲自来见我！”

    说话间，李振不觉已步出邸门，回首叮嘱程岩：“你且看好州邸，为我准备沐浴，我少时便回。”程岩只好退下，不敢跟随。

    李振于是来到崔府。崔胤大开中门迎入，当时韩偓也在侧。崔胤将二人引荐，寒暄一番，分宾主而坐。李振将此行的意思言明。

    崔胤说道：“我与韩致光也是在商议如何将天子返正，yù达成共识再同往宣武州邸谒见先生！不料先生竟亲至敝府了。”

    李振道：“某在来京路上，即已思的一策，先令程岩知会崔相来州邸商议，我汴梁有拱卫京师的番上兵三百人，可埋伏在宣武州邸，料刘季述必将亲自来见我，届时可一举擒下。然而某到了州邸，却未见崔相，反而是刘季述早已派人在哪里等候。某心中狐疑，故而赶紧先来面见相公。”

    韩偓乃问李振：“先生知会程岩，是何时抵京？”回答：“十二月二十五rì正午。”崔胤急忙回道：“程岩来告我，是申时！”

    韩偓笑道：“这就对了，程岩早已为刘季述收买。我还听说刘季述囚天子时，正是程岩将天子强按于座！悖逆如此啊！”

    崔胤乃怪罪韩偓：“这等大事，某怎不知？你何不早说？”

    韩偓道：“崔相也是常人，不是千里眼、顺风耳。刘季述知道你与汴梁近，故而刻意瞒你，你当然不知。奴婢乃是李唐家臣，只忠于唐室！因为今rì商议是诛刘季述，迎天子返正，某才同谋。”言下之意，崔胤、李振都是朱温走狗！

    李振很是不悦，脸sè似猪肝红。倒是崔胤释怀，向李振解释：“致光本xìng耿直，兴绪勿要见怪。我等还是议议如何诛杀宦竖。”

    “如此看，某之计策已不能用了！二位可有良谋？”李振也是做大事的人，听崔胤一解释已然释怀。

    崔胤道：“致光的意思是，策反神策军，从内部瓦解刘季述。然而思及神策军众指挥使，却无着手之人。”

    李振道：“此计倒是可行，我有一随从护卫，名唤石戬，曾在神策军呆过，可以一问。”乃将石戬唤到跟前。

    石戬说道：“正好！我有一个好友，姓孙名德昭，现为右神策军雄毅使。前些rì还以书信寄我，说他不愿再事宦竖，问可有他途谋事。”三人闻言大喜。遂令石戬将孙德昭约出，探探口风。李振再吩咐石戬：“某即要回官邸，必被刘季述监视，你直接向崔相复命即可。”

    计议已定，李振回到州邸，果见刘季述已恭候多时，陈兵于庭上。李振早已思的对策，嬉笑上前，抱拳道：“军容如何迟迟才来！兴绪也是堂堂宣武特使，军容却只派一个假子来见，令我倍感冷落啊，若有冒犯之处，还望军容宽恕！”

    “特使此来，是与某家合力呢，还是来诛杀某家的啊？”刘季述不动声sè地道。他此时无须谦称，便自称某家。

    “瞧军容这话，也太过言重了！东平王每rì征伐，所求的是什么？还不是他rì一朝君临天下？现在军容愿以社稷奉献，谁会拒绝？”李振笑的更厉害了。

    “然则，你为何急着去见崔胤？”

    “仆此番来京，时间仓促。崔相与东平王交往密近，军容这你是知道的。东平王一旦为天子，军容居功至伟，担心崔相不甘居军容之下，故而令仆先知会崔相，须与军容同舟共济。我知军容过来，尚须时rì，故而先往传令。”

    “如此最好！”刘季述似乎已释怀，令将兵勇撤出，延请李振入座，商议献国之事。李振假意奉迎，计议完毕，刘季述复问东平王将何时入京。

    李振回答道：“某即刻派程岩回开封，请东平王入京。”刘季述道：“李存曜大破凤翔，捷报已然传遍长安，东平王还需从速，迟则生变！”说完便即回去。不过也不忘留兵“护卫”，李振遂被监视。

    刘季述即回，见王仲先道：“李振巧言令sè，岂能瞒我？必定另有他谋，我看这黑朱三难以依附！李存曜此番居然大胜凤翔，如今地连河中、关中，看来今后也是关中强藩，今早听说他以与李茂贞达成和谈，即将回返京师。算起来，倒是他距离京师最近，不如还是依靠李克用、李存曜父子为妥！”

    王仲先道：“左尉所言有理！那何不将李振、崔胤先杀了干净。”

    刘季述道：“其反心未露，不便擅杀。再说他们手中无兵，能奈我何？待李蒲州赴阙，观朱温反应，他二人则可便宜区处。”王仲先服其多面手，听从安排。

    却说石戬寻到孙德昭，约他郊游猎宴。酒酣，孙德昭突然泣下，大骂刘季述、王仲先悖逆，恨不能手刃二贼。石戬尚且怀疑，继续试探道：“我闻忠于任，勤于职，缄口默语，才称智士。贤弟你如此非议上官，是不智也，就不怕得罪吗？”

    孙德昭立马愤而起身：“除非兄长你告密，然则他人何曾知晓？宦竖所为，以致人神共愤，我乃大唐臣子，非他刀锯余人的走狗。但得一纸命令，弟纵然赴死也在所不惜！”

    石戬见他真切，遂说道：“贤弟莫怪，为兄刚才只是试探来着。你前rì书信托我，求他途。我今rì所事东平王，雄谋有大略，他rì定有天下。我此番来京，正是受命诛杀宦竖。自太上皇幽闭，中外大臣，以至于军中士卒，谁不切齿！今反者独刘季述、王仲先，德昭诚能诛此二人，迎上皇复位，便是富贵穷一生，忠义流千古！”

    “名不正则行不顺，德昭若有此为，乃是受何人差遣？”孙德昭也是心细之人，绝非莽夫。

    “崔相钧令可有效？”

    “好！但取崔相公一纸钧令来，德昭粉身碎骨，又有何惧！”

    石戬大喜，立刻回复崔胤。崔胤点头，道：“纸书难托诚意！”乃将身上朝服割去一片，破血手书钧令以授。孙德昭见到宰相血书，涕泣受命，对石戬说道：“请回复崔相公，元旦朝会，即是擒宦竖之rì。”

    孙德昭辞别石戬，又寻到左军左右清远使董彦弼、周承诲。他二人虽隶左军，却与孙德昭走的很近，也恨宦竖所为。孙德昭将受命诛刘、王二贼之事言明，二人毫不犹豫听从，三rì遂议定元旦rì同诛二贼。

    数rì无事，不觉已至除夕。当晚年夜饭后，孙德昭将本都心腹将士一百人召集。乘年夜家家团圆时，守宫人少，潜至安福门外伏下。是夜，天寒地冻，忽而又飘起鹅毛大雪，似乎是在预告朝堂将被洗涤。明rì乃是元旦，常例，新帝登基，当于此rì举行大朝会，并宣布改元。左右神策军护卫皇帝安全，将领必须先至，布置防卫。

    卯时二刻，天方微明，王仲先率领右军各营指挥使二十人踏雪先行赶往宫中。将至安福门，王仲先突然想起什么，回头问众指挥使：“孙德昭哪去了？”

    一指挥使回答：“早上点卯时，孙妻派人来请假，说德昭昨夜饮酒过度，今早大病，不能下榻！”

    王仲先不疑，继续前行。至安福门，孙德昭伏兵杀出。王仲先惊骇，喝问道：“竖子yù谋反不成？”

    孙德昭宣谕众人：“德昭奉宰相钧令，诛杀逆贼王仲先，不关众兄弟事，可与我同诛逆贼，迎太上皇返正！”

    众人顿时手足无措，私下窃窃。孙德昭不待众人答复，上前一步，挥刀斩下王仲先首级。众人于是纷纷表示，愿从孙雄毅调遣。孙德昭见计谋成功一半，便将王仲先尸身及血迹处理干净，重新入伏，等待刘季述到来，即可于董、周二人里应外合，同诛此贼。然而直至卯时末刻，刘季述仍未出现，孙德昭感觉情况不妙，对众人说道：“恐怕是有变故，若再等下去，辰时百官俱至，就不便下手了！不如先去问安宫，请出太上皇，届时纵有变故，我右军振臂一呼，仍有七成胜算。”众人无不从命。

    却说那刘季述缘何久久未至？原来天方卯时，董、周点过卯后，即与左军众指挥使来请刘季述入宫布防。不料刘季述却道：“布防自有右军，李蒲州德胜凯旋，昨夜已至便桥，此大事也，我须亲自前往迎接。”

    董、周大惊，私相谋画应对之策。周承诲问：“计划有变，当如何是好？”

    董彦弼道：“我二人现已不能脱身，箭在弦上，只要取了老贼狗命，即是功成，你我相机而动可以！”

    周承诲同意，然而就快要走到便桥了，却仍未赵到下手的机会，此时天已大明，李曜的河中大军已隐约可见，再一细看，除了河中军之外，连新建的左右羽林军竟然也同行而来！董彦弼心急，对周承诲说道：“若是等老贼与李存曜会合，则大事去了！唯有破釜沉舟。事若不济，也不愧为忠烈！”

    周承诲道：“好！死有鸿毛、泰山之轻重。为李唐社稷而死，重于泰山！”乃大喝一声：“老贼，今rì来取你狗命！”遂与董彦弼冲上前，直取刘季述。刘季述未料变故，惊骇之余，急令余众拦截！

    刘季述非王仲先可比，他与僖宗文德朝即在神策军，已十多年了！军中颇有威望，各指挥使多愿为其效死命，闻令与董、周战成一团。少时，李曜领军过来。刘季述急匆匆奔于马前，说：“郡公救我！”当时李曜自李克用加封晋王后，李晔便以陇西郡公之爵赐他，刘季述故而有此称呼。

    “军容请某入京，催促甚急，却是何为呀？”李曜这话是明知故问，因此也不着急，更不下马，先反问一句。

    “特请郡公入京，yù将李唐社稷奉献！”

    李曜闻言，笑容立敛，冷然一哼，如九幽yīn风，煞气森森：“来人，与我拿下此贼！”

    憨娃儿闻令，上前便将刘季述摔倒，令牙兵捆了个结实。

    刘季述未料到李曜给自己来了这么一招，真是马屁拍到马蹄上，不解道：“老奴是愿奉郡公为天子！赤胆忠心，郡公这是何意呀？”

    李曜冷笑一声：“jiān竖安敢擅行废立！尚言忠心，yù把我李正阳放在火炉之上么？我李正阳数次奉命进京，何曾犯阙！我乃李唐宗室，所作所为，一心只为宗社！我得你所传之讯后即刻前来，不是要做天子，而是来诛杀你等逆贼，迎太上皇复位！”左军众将见状个个大惊巨骇，纷纷不再与董、周格斗。

    董、周二人上前谢过李茂贞相救之恩道：“我二人是奉崔相公钧令，也为诛杀老贼而来！今rì若非郡公相救，恐怕已为大唐尽忠了！”

    李曜哼了一声，道：“崔缁郎本是由李茂贞举荐，后来又成了朱温走狗，李茂贞悖逆无法、朱温yīn险刻毒，可见崔胤也不是什么贤人。你二人既然肯将生死置之度外，来为大唐尽心效力，当与此人不同，可愿意事我河中？若可，某愿将擒jiān竖之大功相让。”

    董、周大喜道：“我二人xìng命系郡公所救，自此愿为郡公效犬马之劳！”李曜这才露出笑容：“好！随某入宫迎驾！”

    不说李曜这边，却说那孙德昭未能等到刘季述，先行前往问安宫。破垣而入，救出李晔夫妻，护送上乘舆，便往思政殿赶来。崔胤、韩偓早已率百官于东宫长乐门前迎驾。李晔复见百官，悲喜交集，五味俱全，紧握胤、偓二人之手泣道：“若不是二卿之力，朕不能复见天rì了！”胤、偓乃与百官跪拜，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正说间，太子穿着亲王服饰，由数个小黄门陪同，奉传国玺及天子冠服自东宫出来，跪求请罪。崔胤问当如何处置太子，李晔道：“裕儿幼弱，为凶竖所立，非其罪。”遂罢免太子，复为德王；自重新换上五梁通天冠、十二毓衮冕的天子服，传令升殿。步子尚未迈起，正报董彦弼、周承诲已擒的刘季述回，将至金光门，而李存曜也率着河中大军同至。

    崔胤大惊道：“李正阳此来为何如此迅速，莫非要趁乱来劫天子、夺宝位不成？”

    李晔此时反倒镇静异常，回崔胤道：“爱卿过虑了，朕料李蒲州乃是闻得长安变故，特敢来救驾耳！”遂传令摆驾金光门，要亲自来见李曜。

    李晔登上金光门楼，见李曜领兵来到城下，麾下军兵既有河中旗帜，又有左右羽林旗帜，里坊大街早已满布甲士，竟然足有数万大军，声威惊人。前几rì见不到踪影的王抟，竟然也在左右羽林军中，显然这几rì是去联络羽林军去了。李晔虽相信李曜并无恶意，见这阵势也未免有些惊骇，便问：“爱卿此来何为？”

    李曜闻天子说话，急忙滚鞍下马，大礼参拜道：“jiān竖刘季述问臣大胜凤翔，因此请臣来京，竟言yù将大唐社稷奉献。然臣身为宗室，生为大唐之臣，死为大唐之鬼，岂敢有不臣犯上之心？此番前来，正是yù诛jiān竖，迎陛下复位！今已助神策军指挥使董彦弼、周承诲擒的刘季述并一干逆党，请陛下明鉴！”说完，竟行三跪九拜之礼，领河中、左右羽林数万大军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声势震天。

    李晔大喜，回道：“卿实忠臣！朕闻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如此回天再造之功，不得不赏，即rì便加封卿为秦王！可先将兵马驻扎城外，随朕升殿理事。”

    李曜惊闻封王，成了与李克用一般待遇，错愕之余，本要拜辞，却见李晔已然转头朝宫中走去，只好暂时叩谢圣恩，稍候再上表请辞。

    辰时三刻，只闻三声静鞭响起，李晔、何后复升思政殿理事，百官三跪九拜，山呼万岁，贺天子返正。李晔下令，改乾宁五年为天复元年。将刘季述诛灭九族！王仲先已死，令鞭尸，也灭九族，从二宦的逆党，全数斩首。

    异rì，乃降诏大赏有功之臣：加封李曜为秦王、守太尉，晋升王抟为司空、崔胤为司徒，韩偓为翰林学士。赐孙德昭姓名为李继昭，充清海节度使；董彦弼名李彦弼，充岭南西道节度使；周承诲名李继诲，充宁远节度使，皆加同平章事，虚领而已，实职留宿卫，赏赐丰厚。时人谓之“三使相”。其余有功之臣，尤其是李曜麾下河中军将领，连带左右羽林大将军史建瑭、李筠等，一一加赏。

    赏赐完毕，李曜正要辞谢，却不料崔胤抢先抱笏出班，奏道：“陛下，臣有两本请奏！”李晔道：“爱卿但奏无妨！”崔胤道：“其一，刘季述囚禁陛下，先曾yù将社稷献于东平郡王。然而东平郡王未从，并派帐下从事李振入京，与臣同谋返正。其功莫大，也当加官进爵，臣以为此等忠心，犹有可表，可封梁王。”

    “哦？李振何在？”李晔不正面回答，借李振绕开话题。

    “李振曾为台州刺史，因缉盗不力，弃官投奔了东平郡王。他此番入京，初为刘季述软禁，及宦党伏诛，恐陛下降其台州失职之罪，已先回开封去了。”崔胤只好解释。

    “既如此，朕可不再追究他失职之罪，令他可安心从事朱卿。至于朱卿进爵之事……其只是出谋，不能与秦王领兵回京，生擒刘季述的功劳相比。因此……”

    李曜见正是时候，忽然也抱笏出班，道：“陛下且慢，臣有本奏。”

    李晔一听，见是他有话要说，自然立刻便道：“爱卿有事只管道来。”

    李曜正sè道：“陛下因臣微功，封臣为秦王，然此乃是亲王之爵，臣不敢拜受。”

    李晔微微一怔：“爱卿功同回天，为何不敢拜受？”

    李曜朝太原方向拱手一礼：“臣父为晋王，位高百辟，却是数十年来屡次大功，才得今rì地位。臣本布衣，为臣父所重，用之治下，薄有微劳，方得今rì身份。无论是父子纲常，抑或功勋劳苦，臣不及臣父多矣，岂敢因一次因缘际会，便得与他平起平坐？因如是故，请陛下千万收回成命，臣不胜感恩戴德。”

    李晔听了这话，心中暗暗失望，本来封李曜为秦王，本来就有在河东集团内部立两个一字王，以使他父子二人心生二志之意，谁料李曜如此谦和，居然拒绝接受。

    但李曜这话道理是完全足够的，大唐一贯将孝道拔得甚高，因此这时李晔也没法坚持，只好慨然道：“爱卿此举，诚为君子圣贤之风，朕焉能强予，如此爱卿可为陇西郡王，此乃晋王前爵，再赐爱卿，正是该当，爱卿不可再辞。”

    李曜果然不再推辞，三谢圣恩，退回本列。

    崔胤还想再为朱温争取梁王，然而李曜如此大功也只领了一个郡王，朱温何德何能，够得上一字王？正心中急切，李晔却在一边看得分明，根本不待其再说多话，紧着问道，“卿所奏第二本，却为何事？可速速道来。”崔胤见事不可为，只好作罢，奏第二本道：“观此次乱局，祸乱兴起，皆因宦官。臣请尽诛宦竖，则朝宇廓清，东内之变，不复再有！”

    李晔大惊，镇定一刻，回道：“此事干系国体，容朕深思！”下意识朝李曜望去。

    新鲜出炉的陇西郡王李曜立刻奏道：“陛下，崔相公所奏，臣以为不可。南衙北司，制度所系，缺一不可，若他rì朝中有梁冀、董卓之辈。陛下难道又要罢黜百官，真作那孤家寡人吗？”此言含沙shè影，意指朱温，李晔岂能不知，喜道：“陇西王之言最是有理，刘季述、王仲先只是个人悖逆，宦官中也不乏贤良忠正，怎能不分青白，一概剪灭？”

    “纵使宦官不尽诛，也不可再令其典神策军，臣请神策军当由宰相统领。”崔胤仍不罢休。

    李晔见崔胤咄咄逼人，心中沉如一线，然观他有返正大功，不好再当面拒绝，回道：“此事尚可商议，容朕思忖！今rì朕已困乏了，且先退朝吧！”乃回乞巧楼。

    是夜，李晔密召韩偓独对。韩偓奏问：“陛下可知刘季述yù以社稷献朱温，其为何不从？”

    “朕固然知晓，朱温yù夺大唐天下，奈何诸强林立，急则并力，缓则自相为图，其便可一一击破。只恨国家早已无力讨伐他了！怪朕即位之初，被宵小蒙蔽而不明，以晋王异族，视为心腹大患，却放任朱贼坐大，朕有愧于天下啊！”

    韩偓见天子自责，也是不忍，安慰道：“事已至此，陛下无须自责。今rì引晋王之力，使李蒲州击岐拒梁，却是高明之举！崔胤外结朱温，天下皆知，侍卫若再被南衙典掌，天下必将姓朱了。”

    “惟恐陇西王虽是天下英才，但新得数镇，兵力却是有限，也未必是朱温的敌手！”李晔一脸苦笑。

    “陇西王背后还有晋王，而且奴婢曾闻陇西王素与杨行密交好，他rì陛下可再将杨行密一并加封，三王联手，或可制他。”

    “杨行密？”李晔微微思索。

    韩偓见他意动，再加一码，道：“尤其是，坊间风传陇西王与杨行密长女杨潞关系密切，当rì陇西王初持蒲州使节，杨行密竟派杨潞密会陇西王。这还不算，更意外的是，杨潞还在河中军府之中住了数月，河中新建东升新城，杨潞也曾出资参与……这其中若说没有些故事，恐怕说不过去。”

    李晔讶然道：“竟有这些事情，我怎不知？”然后忽然想起一件事：“陇西王此前曾有诗暂霍骠骑，因此至今未曾成家。如今他立下回天再造之功，身居王爵，难道还不肯大婚？若是他真与这杨潞互为欣赏，倒不如朕来做个月老，玉成此事，也好显出朕对他的深恩厚泽。”

    韩偓苦笑道：“好虽然是好，却有一事麻烦。”

    “嗯？什么事麻烦？”李晔问道。

    韩偓道：“王相公之侄女王笉，乃是昔年医学博士王弘之女，王弘乃前代太原王氏执宗。这王笉与陇西王相识甚早，交从之密更甚杨潞……”遂将李曜与王笉数年交往，两家互相支持之事一一道来。

    李晔听完，愕然片刻，迟疑道：“杨行密虽崛起淮南，但若论婚嫁，仍是太原王氏门第更高，我若赐婚，却只能赐王笉而不能赐杨潞了。”

    韩偓点头道：“正是如此，否则王相公面上也不好看啊。”

    李晔面sè发苦：“这就难办了，若将王笉赐婚陇西王，如何让杨行密与陇西王同心戮力对付朱温？”

第211章 掌控四镇(十八)

    君臣正议间，忽报陇西郡王求见。韩偓道：“陇西郡王深夜求见，恐怕是为宦官典兵之事而来的，若他向陛下举荐两军中尉之人，陛下不妨从其所请，以制南衙，臣请回避。”李晔同意。乃传令李曜觐见，自己则降阶相迎，执其手道：“爱卿拨乱反正大功，彪炳青史，实乃我大唐千秋万载之功臣，今rì朕本yù封爱卿为秦王，又为爱卿婉拒，正思无以为报！”

    李曜谦谢道：“臣受陛下隆恩眷顾，已近人臣之极，今生今世，靡敢失节！只是今凤翔虽败，尤有守城之力，更兼汴贼叵测、长安变乱，因此讨伐凤翔之战，于中途失续，因此臣特来面圣请罪！”

    李晔忙安抚他道：“爱卿忠心，朕心知肚明。至于此番回京，爱卿实为救驾而来，朕岂能见罪？凤翔此番大败，受挫实重，近期当无余力再行悖逆之事。况且李茂贞虽然狂悖，朕料他却还未必有欺天罔地之心，只须剪其羽翼，留他在凤翔，却也未尝不可。”

    李曜笑道：“陛下所言极是，臣亦是如此看法。今rì漏夜前来觐见，便是要禀明河中与凤翔和谈之事。李茂贞求和之时，臣有几个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他须得上疏请罪，并赔偿长安宫室里坊所受损失。”他说着，拿出一道奏疏，递给李晔道：“今rì退朝后，王相公在政事堂见到李茂贞的奏折，因事关河中，故交予臣为陛下携来，请陛下一观。”

    李晔接过李茂贞的奏疏细看，果然是李茂贞上表请罪，又“自愿”出资五十万贯，修复宫室、里坊，以表谢罪悔过之意云云。

    李晔知道李茂贞肯出资谢罪，面前这位新晋的陇西王才是真正的原因，真心实意地道：“爱卿思虑周全，朕心甚慰。天下藩镇若都如爱卿这般忠心，朕何虑大唐中兴无望！”

    李曜却还要给他喜上加喜，道：“陛下过誉了，臣岂敢当。”又道：“此前臣与政事堂王相公、工部尚书陆扆、中书舍人苏检、户部侍郎王溥、礼部侍郎独孤损、兵部侍郎卢光启等人，大体核算了一下宫室、里坊损失，并计算出修葺费用，约莫需要七十万贯。如此来说李茂贞这五十万贯怕不够用……臣虽不才，于经济之道还算略有所长，此事河中愿出资二十万贯，补齐余款，不使陛下有忧。”

    李晔这下是真有些感动，李曜这真是出兵出力又出钱，比起之前那些进了长安或者兵控天子行止的藩镇，那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当下又是一番感谢和勉慰的话，李曜依旧谦辞不受。

    然后李晔便问道：“爱卿对崔胤今rì殿上所奏之事，可有见解？”

    李曜道：“崔相公今rì殿上所奏，要夺侍卫之军，此乃yù助朱温制霸长安，剪灭陛下之亲军与诸侯是也。臣恐如此为之，我大唐社稷将有不忍言之祸。”

    李晔叹道：“朕自知晓，然崔胤此番也算有功，更仗朱温之势，气焰汹汹，朕一时也不便轻易驳回……爱卿可有举荐之人？”

    原本李晔这是投桃报李之举，谁料李曜却道：“神策乃是天子禁军，贯由宦官所领，臣一则是外臣，不便插言；二则也与诸宦不熟，未知其中可有中正干练之辈，因此恐怕难在此事之上为陛下解忧，还望陛下恕罪。”

    李晔微微错愕，他实在没料到李曜居然对神策军毫不动心，于是迟疑道：“爱卿果无人选？只是如今朕对北司诸宦实是心寒，不知何人可托重任，若是所托非人，今后又恐有变。”

    李曜听了，略微沉吟，才道：“若陛下顾虑此则，不如命左右羽林也分遣所部进驻城中，与左右神策分担京师守备之责。如此一来，神策、羽林互相牵制，或可稍解陛下烦忧。”

    “好！朕明rì即下诏书。”李晔表现得非常满意。当然，陇西郡王也很满意。

    次rì，李晔复升殿。崔胤抱笏出班，问昨rì所奏之事可有回复？李晔道：“朕思忖了一夜，还是听听神策军将士的意思。”乃唤出三使相咨问。

    李继昭道：“臣不敢有谋！唯圣命是从。”可是李继诲、李彦弼却已受李曜指令，奏道：“臣等累世在军中，从未听说过有书生掌军；若属南衙，必有很多地方要变更，不若仍归北司方便。”

    李晔便顺水推舟，对崔胤说道：“将士心意不yù属文臣，爱卿就不要再坚持己见了。”乃下诏书，调左右羽林轮值进屯京师内城，每军值守一月。

    崔胤一见左右羽林进城，顿时知道必是李曜的意思，遂不再坚求。

    又过十数rì，李克用表章送到京师，举荐李嗣昭为邠宁节度使、李嗣源为保塞节度使、李存审为天雄节度使，同时李克用请将河中、同华二镇合一。李曜也同rì上表附议。

    李克用的这一表章，是李曜在最近信隼飞报李克用，向他推荐的人选。李克用鉴于这次大胜全凭河中所为，而他所举荐的三人，也是自己最为信任的三个义儿，因此全然同意，即刻上表。李晔自然不会在这事上多说什么废话，直接命中书拟诏，同时任命三个节度使，派中使催他们上任。同华也正式合并到了河中节度使治下。

    此事谈罢，王抟忽然上奏，表示新年伊始，应当开始准备举行chūn闱了。朝廷贡举的会试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礼闱，考试的地点在京城的礼部贡院，又称“chūn试”、“chūn闱”、“chūn榜”、“杏榜”等。

    李晔正觉最近心情转好，闻言自然同意，见李曜站在一旁，似乎对chūn闱之事也颇为关切，忽然想起他有一名关门弟子，名叫冯道，如今虽为河中掌书记，却还未有进士出身，不禁笑起来，颇有深意地看了李曜一眼，道：“今次chūn闱，由礼部侍郎独孤损为主考。”

    独孤损出列领旨，崔胤在一边看了李曜一眼，目中有些yīn冷，知道今年的贡举，恐怕是要被王、裴等亲河东的世家包场了。不为别的，只为独孤损是李曜的人。

    李曜看在眼里，叹在心头。大唐的科举制度，有进步，更有不足，只是今时今rì，还不是他对此进行改动之时，谁知道还需要多久，他才能从制度上来试着解决问题。

    制度被他如此重视，自然有足够的原由。也许，事情应该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四百年的汉朝气数已尽。社稷犹如一只脆弱易碎的玉斝，突然间被无数只强劲的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惯碎在尘土覆盖的大地上。这样那样千疮百孔的权威，摇摇yù坠地维持了很久，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或真或假的脉脉温情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暴力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逻辑。道德、律法都让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苍茫大地上站起来的英雄们手握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骑，梦想在汉王朝废墟上，重建不朽的宫阀。无论是被许邵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jiān雄”的曹cāo，还是被曹cāo推崇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cāo耳”的刘备，抑或辛弃疾激赏的江东碧眼儿孙权，都没有能一统海内。司马氏的三分归一，也不过是昨夜偶然开放的昙花。几十年后，天下就在五胡乱华的烟尘中又一次分崩离析。

    无论这些铁血人物有着怎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有让人膜拜的坚硬如铁的生命意志，他们终究有一天要皈依尘土。铜雀台的秋风中，隐约传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吟唱。老迈的英雄埋进yīn暗的墓穴，你死我活的争夺却还在阳光下继续。死去的英雄未必能有同样是英雄的后裔。不是谁都能用有力的手，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被英雄们强行压服的各种力量纷纷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为生存空间和最高权力又一次去战斗。

    天上星移斗转，天下一夜兴亡。正如《左传》所说的，多少王朝和人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历史的苍穹之下，数不清的短命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在人们的视野里一闪而过。曾照亮汉家宫阙的一弯残月，依旧冷冷地照着支离破碎的天下。

    天幕下恒久地明亮的，是所谓门阀高第：弘农杨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

    彻底摧毁汉家天下的大动荡却没有能摧毁士族门阀，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具备高度组织xìng和凝聚力的士族才有能力生存下来，并通过保存和研习典籍传承文明的火和光。即使是依靠地方豪强起家的曹魏也不得不正视士族的能量。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将汉代就已经流行的乡间评议定型为九品官人法。各州的中正官依据家世、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将人物分为九品，授予相应官职。由于品评人物的中正官均来自士族门阀，在他们眼中，只有门阀子弟才是天生的大人物。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慢慢形成。

    逐鹿中原的龙争虎斗，无论花落谁家，胜利者都只能选择与出身士族阀阅的官僚士大夫分享权力。每一次较量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他人，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朝廷，没有任何新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谁家兴废谁成败，都没有撼动过士族门阀。以闻喜裴家为例，裴宪是后赵的司徒、裴开在前燕任太常卿、裴谨任前秦大鸿胪，而裴徽的子孙在西凉为官。同样，博陵崔氏第二房是北周最显赫的家族，而第三房的崔暹却是北齐高欢的重臣……战场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帝王们孤独地坐在高处，却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门阀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

    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洗去征尘的帝王们沉湎于rì趋jīng致的生活，越来越不愿意频繁地使用暴力，更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上完全消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死过清河崔家的崔浩，尔朱天光对弘农杨氏的杨椿、杨津兄弟举起了屠刀。可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于清河崔家、弘农杨氏，或者地位相当的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叫人不安的力量。

    终于有一天，在无节制的放浪和无休止的残杀中，南朝的士族门阀走向“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幻灭，而主宰未来的北朝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狞厉、粗糙，但生机勃勃的风貌。从废除九品官人法开始，隋唐的天子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特别是武则天当国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他们包括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也包括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胡人，他们是帝国的外部无产者。

    但是，安禄山带领着胡人的冀马燕犀踏破了大唐的盛世景象时，阉人和胡人却借着王朝衰弱趋势，在zhōng yāng和地方两个层面上被夺了许多属于帝王的权力，使长安的权威摇摇yù坠。那么出路何在呢？

    科举的重要xìng在这样的背景下骤然凸显。朝廷试图起用寒门士子来制衡士族高门的势力，建立一个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当年，太宗皇帝在放榜之rì来到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扬扬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

    李曜看过陈寅恪先生的不朽之著《元白诗笺证稿》，其中将此归纳道：“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科举制使士族豪门的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现象成为昨rì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门阀的文化垄断。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科举取士都动摇了门阀政治。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眼球。

    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五十中进士，还算年轻。可见中举之难了。那些被誉称为“白衣公卿”的举子中，许多人在考场中蹉跎一生，无怨无悔。诗人孟郊苦熬到四十七岁才高中进士。欣喜若狂的他挥毫写下一首诗，来记叙心中的得意：昔rì板凝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chūn风得意马蹄疾，一rì看尽长安花。

    《唐摭言》更是形容士子们：“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人们才会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世人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早在武则天时，宰相薛元超就曾遗憾地说，自己富贵过人，平生却有三个遗憾：不曾娶海内最显赫的五姓之女为妻，不曾主持修撰国史，还有一个就是不曾进士擢第。安史之乱后，这种看法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李曜深深的知道，科举制度给寒门士子创造的机会远不像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唐朝科举的卷子不糊名、不誊录。试卷出自谁人之手，主考官一目了然。在决定举子的去取高下时，他不仅看卷面诗文，也会考虑举子的声望与文名。贞元七年某个月夜，举子尹极在寓所接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微服私访的杜黄裳毫不隐讳自己就是今科主考。他直切主题，告诉尹极，自己非常欣赏他，也希望他能推荐几名才学出众的举子。还没有入闱，尹极和他推荐的人金榜题名已成定局，卷面文字不过聊为参考。

    像杜黄裳这样亲身察访求贤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数时候，主考官的判断会受权贵、名流的左右。这些人的推荐是谓“通榜”。譬如韩愈，他推荐的举子当时人称“韩门弟子”。入闱的时候，主考官的怀中已经揣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边上都用蝇头小楷密密地注明举子的才名、德望，还有他们背后的推荐人。

    在京兆府试前，少年王维请岐王推荐自己。可岐王告诉他：玉真公主已推荐了另一个举子张九皋。眼见王维一脸失落，心有不忍的岐王沉吟片刻，在他耳畔叮嘱数句。王维会意地点了点头，欣然离去。五rì后，王维把一袭青衿换做乐工的素衣小帽，捧着琵琶，随岐王登门渴见公主。宴席之上，“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清波指下生”。那一曲新谱的《郁轮袍》，感染了满座高朋。见玉真公主沉迷于曼妙的音乐，岐王凑上前低声说：王维有比琵琶声更美丽的辞章。这时候，王维已伶俐地掏出藏在怀中的诗篇，呈了上去。读过几首后，公主面露惊讶之sè，告诉岐王：这是她儿子和张九皋这些少年经常诵读的呀。人们还以为如此雅致的文字一定出自古人手笔。王维玉树临风般的姿仪与潇洒谈吐，已吸引了宴会上所有人的目光。岐王见机，立刻将话题转到今年京兆的考试上。玉真公主转头问王维是否入闱。这时候，岐王才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公主举荐张九皋一事。玉真公主笑着对王维说：自己会为他尽力。

    玉轸朱弦，为王维换来了那年的解头。

    诗人杜牧入闱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骑着瘸驴赴他摆下的宴席。见崔郾出门来迎，他迫不及待地高声朗读起杜牧的《阿房宫赋》。

    崔郾听后也忍不住击节赞叹。吴武陵立刻请求他选杜牧为状元。崔郾也直言相告，状元早已花落别家。吴武陵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第三名吧。没曾想崔郾还是为难地摇了摇头。那就第五名！没等崔郾回答，吴武陵很坚决地说：如果还不行，就把这篇赋还我。崔郾连忙点头应允。一回到宴席上，他立即高兴地宣布，刚才吴太学帮自己选杜牧为今科第五名。对杜牧的放荡不羁，在座宾客不无微词。但崔郾也很诚恳地说，既然答应了吴武陵，就算杜牧是个屠狗之人也不能更改了。还好，杜牧总算不是屠狗之人。

    为了像王维、杜牧这样得到推荐，举子们便把自己平时得意的诗文编辑、誊清为卷轴，投献给当时的权贵、名流。这种风尚就叫做“行卷”。一次不够，隔rì再投，称为“温卷”。白居易以《赋得古草原送别》向当时的名士顾况行卷。顾况笑着打趣眼前这个只有十六岁的书生：“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可当他看到‘“野火烧不尽，chūn风吹又生”时已不禁倾倒，赞叹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卢储的行卷就更是一个浪漫故事了。他向尚书李翱投赠诗文时，正逢主人外出。李翱年方及笄的爱女从案几上捡起卢储的卷轴。细细诵读后，李小娘断言卢储一定会是状元郎。这话恰好被回来的李翱听见了。数rì后，他就托人向卢储提亲。一卷诗歌成就了一门姻缘。来年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卢储的洞房花烛夜。这位新状元兼新郎官的才子乘兴写下了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rì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时入晚唐，行卷之风已盛行长安。杜牧行卷时编了一卷诗，共一百五十篇；皮rì休行卷时编了《皮子文薮》十卷，二百篇；《唐摭言》记载，举子薛保逊行卷的时候所编的卷轴粗大无比，号称“金刚柞”。每到chūn闱前，公卿门前的举子如过江之鲫。他们送来的卷轴多数都没有能送到主人的案几上。看门的老妪用写满锦绣文章的卷轴代替守夜时用的脂烛，照亮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谁的卷轴能放到公卿名士的案头呢？当然是门第显赫的士族子弟。透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故事浪漫的情节，可以看见一点儿都不浪漫的本质：王维出身于号称银质金饰的太原王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声名显赫的元老重臣，卢储是海内“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于唐朝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没有这些市侩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绎得如此美丽？

    卢储的故事只是偶然开放在明净月sè里的昙花。寒门举子的落寞背影却总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旧唐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势门子弟，交相酬醉；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这种对人不对文章的做法将举子的先赋身来作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还残留着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在科举考试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赢得了政治优势。考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闹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李曜记得最为深刻的，是在长庆元年chūn，那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幕chūn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

    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在李曜看来，这姑且可以称之为“隐xìng规则”或者后世所流行的词汇“潜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潜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还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rì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sè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会茫然无所知？

    崔群莞尔一笑，解释道：前年chūn，我入闱主考，取中了三十名进士呀。

    崔夫人会意地笑了——在唐朝人眼中，门生是座主最重要的政治财富。三十名门生，就是福荫子孙的三十处膏腴良田。

    在波澜翻覆的长安官场，门生与座主的关系，就象考官崔沆取中门生崔瀣时人们所嘲笑的那样：“座主门生，沆瀣一气。”崔沆与崔瀣究竟是沆瀣一气，还是名字巧合，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座主、门生互为奥援，从中唐到晚清史不绝书。就是在科举制度消亡百年后的今天，也还影影绰绰，似隐还显。

    同年登科的进士间也是党同伐异。贞元七年的进士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还有贞元二十一年的进士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都以同年的身份结成朋党，在各自时代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玉尺量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

    李曜忽然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再一次意气风发起来的李晔。在他这个穿越时空的后人看来，这大唐仿佛就是一个舞台。舞台上，帝王家的恩怨情仇高氵朝迭起；舞台下人头攒动。

    那些自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们，竟然和他未曾穿越而来时一样，袖手旁观，充当一幕幕悲剧的冷漠看客。所谓的jīng英矜于门望，又一无所长。他们鄙薄善断繁剧的刀笔吏，自己对军谋、民政又一无所知；祖先的“礼法门风”被他们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也没有能传承下来。他们从祖先那里得到的，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姓氏和郡望。现在正在河东做李克用监军的张承业，就曾很不屑地问一个征引门户、骄矜作态的范阳卢家子弟：“公所能者何也？”

    诚如《新唐书》所说，“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除了所谓道德和名望，他们再说不出什么道德高调，不过是粉饰猥琐私yù的一张假面。jīng英的伪善xìng在这段颓唐的历史中，是如此突出。李纯的死亡、李宥的醉生梦死与生不如死……他们都视而不见。除了自己，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士大夫们眼睛里只有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进士科决定了一个人和一个家族在长安的地位。那才是他们关心的。那些铺张浮华到极致的仪式，不过是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表现。

    在“鸟散落花人自醉”的长庆元年，李曜在心中对那次舞弊案抽丝剥茧，看到了党争和科举的关系，也看透了士大夫的本来面目。这些jīng英在同自己利益相关的制度设计与运作上拥有如此影响力，就滥用他们的种种优势，去损害位置较低的阶层而使自己获益。象段文昌、王播，也包括元稹一流的人物，起于寒门，依靠超一流的聪慧与后天努力，跻身庙堂。但在平步青云的路途上，他们也沾染了难以祛除的自私和猥琐。

    整个jīng英阶层集体堕落，而最能体现这种堕落的，恰恰是与他们政治地位和利益联系最紧密的科举。

    话说有一年，姑苏举子翁彦枢进京参加那年chūn闱。入闱前，举子到寺庙中拜会一位旧时在故乡就相识的僧人。他乡遇故知，当然是人生快意之事。两人把手叙旧，话题自然少不了今科考试。老僧突然问翁彦枢：你对功名前程有什么想法？

    翁彦枢叹了口气，坦言心中无数。世人都知道，龙门一跃，身价百倍。可有多少鲤鱼能完成那化鱼为龙的一跃。每次chūn闱，chūn风得意的不过二十多人。孤身漂泊在帝乡的江南才子又哪敢有太多的奢望？老僧见他踌躇，便率直地问道：你到底想中第几名？翁彦枢以为老僧不过是作玩笑语，便随口回答：第八名就行。

    第二天，老僧来到了侍郎裴垣府上。他是裴府的座上客，中门以内，也能经常出入。老僧手持捻珠，闭目诵经，一副了无牵挂的高僧姿态。谁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避讳他。裴垣已经奉旨意入闱，主持今年的科举。他的两个公子裴勋、裴质正在家中眉飞sè舞地谈论chūn闱秘闻。谁人高中，谁人落第，推荐他们的又是谁，两人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万众瞩目的科举其实根本没有开始。裴家的两位公子不曾注意，身边那半截槁木一样的老僧已经把他们透露出来的辛秘掌握得清清楚楚，就如他手中的一颗颗捻珠。两人说得正欢，忽然看见老僧那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突然睁开，jīng光四shè。

    老僧很严厉地说：到底是你们的父亲做主考，还是你们做主考？科举取士乃国之大事，朝廷委派侍郎主持，本意就是要他革除积弊，让寒门士子有晋身之路。你们兄弟想取的进士，全都是高门子弟，贫苦的读书人有何奔头？当今科举，由你父亲主持，难道他是傀儡，任由你们摆布？再说了，你们弟兄所选的，无不是权贵子弟、高门后裔，连一个贫苦学子也没提过。我说的，可以不承认么？

    说完，老僧扳起手指，从头数到尾，一个不差。每个人背后蛛网般的关系脉络说得一点不差，毫无遗漏。裴勋和裴质呆若木鸡，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老僧将他知道的底细泄露给父亲的政敌，长安又将掀起一场急风暴雨。裴垣不免和长庆元年的钱徽那样，遭到严谴，甚至被贬到万里外。

    两个纨绔猛然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跳下座位，低声下气地哀求老僧千万保守秘密。金银钱帛，想要什么都好商量。老僧这才慢慢地说：我老了，要钱财有什么用？同乡翁彦枢，一定要今科取中进士。

    裴勋、裴质忙不迭地答应，一定把翁彦枢列在末等。老僧眼睛一瞪：非第八不可！

    不得已之下，裴家的两位公子只好哭丧着脸，点头同意了。老僧随即取来笔墨，要他们立下字据。数rì后，礼部南墙上贴出了进士榜，翁彦枢是那年的第八名……

    这就是让太宗皇帝夸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科举。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再到武则天，多少帝王挖空心思，要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流弊。当历史步入晚唐，却发现一切仿佛又回到汉朝末年，九品官人法流行的年代。在个人和家族利益的驱使下，权豪子弟放肆地践踏科举考试的公平价值。一时之间，进士名额完全被公卿之家、累代名族所垄断。放眼长安，哪还有一点初唐延揽天下英才的胸怀？

    宰相令狐绹的儿子未经地方拔解，也就是考试和推荐，就直接参加长安的科举考试，人称“无解进士”。

    举子陆扆倒是得到地方上的推荐。可入京应试时，正值长安城破。他好不容易才追上了流亡的天子。陆扆很想早rì成为进士，几次恳求宰相韦昭度举行科举。韦昭度也算“旧族名人”，品格却极低下，连阉人都敢讥笑他“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不过，韦昭度很赏识陆扆，颇想提携他。可宰相也有为难的地方：科举在chūn天举行，号称chūn闱。可夏天都剩不了几天，不是试期，怎么能举行chūn闱呢？再说，请谁来主考？陆扆当即表示：与自己同居一室的中书舍人郑损当主考就很合适。韦昭度也答应了，让他自己去游说。至于书贴、榜文，都是陆扆一手炮制。在那年夏天的最后一个月，自导自演的陆扆如愿以偿，状元及第。后来，他入翰林院任学士时，正是夏天，同僚戏谑地对他说：这么热的天，很适宜制作进士的榜文呀。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的“文凭”来历虽然有点令人不齿，但李曜与他见过面之后，却发现他的才学其实的确不差，能力也堪称上佳，因此已将他列为自己在朝臣中的亲信之一。

    不管怎么说，陆扆还算颇有才学。清河崔家的崔昭矩才能平庸，在他的兄长崔昭纬当上宰相的前一天，他俨然高中状元。无独有偶，王倜中状元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尚书丞相王损也拜相了。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按照宰相礼敬状元的礼法，父亲恭贺儿子独占螯头。也许是受不起这样的礼节，几个月后，新状元无疾而终……更有甚者，举子裴筠为了中举，向宰相萧遘求婚。当他询问过萧遘女儿生辰八字后没几天，已赫然高中。才学过人却黯然落第的罗隐脱口吟出了：“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的诗句，来讥讽裴筠和整个科举制。

    种种光怪陆离的事情，说明了晚唐的科举在jīng英们的侵蚀下，流于形式，早失去了奖掖人才的核心价值。进士黄滔曾沉痛地指出：“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士大夫们玩弄科举制，折shè出了这个阶层的过度自我膨胀，完全没有顾及到位置较低阶层的感受。唯我独尊的姿态引发其他阶层的抵触，并造成整个社会各阶层的恶xìng互动。可他们无动于衷，“直至三chūn花尽时”。

    多年后，又是一个莺花落羽的chūn天。万千人翘首期待着“榜入金门去，名从玉案来”的时刻来临。当榜文徐徐在众人的目光中展开，不同的脸孔浮现出不同的表情。有人立刻知道了什么叫“世间得意是chūn风”，有人却感慨“一回chūn至一伤心”。都是踌躇满志的才俊，在一道榜文前红尘两分，从此判若云泥。

    而这一次，玩弄科举的，却居然正是矢志改变科举弊制的大唐陇西郡王——李曜。

第211章 掌控四镇(十九)

    李曜在制度上的改革，即将进入一个高-cháo，思想大于制度，制度大于手段，因此制度上的改革，他要从思想上开始做起。另外，感谢蜉蝣特、suyouan、王王海三位朋友的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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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翔战败，羽林初立，神策式微，崔胤束手，长安的局势，在一片安宁祥和之中，悄然为李曜掌握。

    今年的chūn闱进士，不出所料的由亲近河东的诸大世家垄断，至于状元、榜眼、探花等究竟花落谁家，却并非李曜关心之事。然而既然冯道参加了此次chūn闱，那李曜自然毫无疑问地顺便做了一次“状元师”。

    “状元师”最近月余颇为繁忙，除了指挥河中军在军事上全面占领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在政治上接受鄜坊、泾原的归顺附属，在人事上安排本期贡举以及一批官员职务调整之外，他居然非常不务正业地召集在关中的大批名流大家，在长安游山玩水，置酒谈学。

    李曜做事，从来目的明确，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此番“关中大谈学”，名士汇聚，学家满座，如果只是吟诗作赋，李曜哪有这种闲情逸致？他召集众人来此，且全资赞助所有活动，显然有其目的。他定下了调子：此次谈学，主要谈韩愈与柳宗元二位大家。

    李曜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首在儒家。但儒家传到后世逐渐扭曲则是不争的事实，当西洋崛起，东方衰落，各种抨击儒家的思想争相出现，又将整个儒家妖魔化。到我朝建立，领袖一念偏激，一场大闹下来，孔庙推翻不说，连带中华传统的诸多美德、诸多信仰也丧失殆尽，最终使拜权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神州，世风rì下之后，才有不少学人反思：为何我们竟是如此忘本，丢掉了最为宝贵的文化传承？

    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但延续的jīng髓其实不是血统，而是学统，是文化、文明。rì本人瞧不起现代的中国，认为现代中国并非中华，然后却傲然以小中华自居，此等情状，还不能令人深思么？

    李曜召集这许多文人学士于一堂，讨论韩愈、柳宗元，正是为了实施他的一个计划：引导还未太过变质的儒家思想，走向更正确的方向。

    后人反观明清治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宗，而八家又以韩愈、柳宗元为前驱，这已是公论，李曜自然知晓。韩愈、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新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作家，二人在文学观点上非常接近，都主张改革六朝以来唯美主义的浮靡文风、文体，代之以真挚、充实和通畅、新顈的散文，并且创作出一系列说理真切、感情奔放、语言凝炼活泼的脍炙人口的佳文，在文学史上树立起两座礼碑。

    韩与柳个人之间的友谊也相当深厚，平rì常有诗文来往，在新古文运动中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及至柳宗元遭眨，韩愈仍给以深切的同情，柳在卒前将子女托付于韩愈照顾，韩愈在柳死后写祭文，撰墓志，以深情浓墨赞美柳的文章和为人，谓其文学辞章必传之于后世，“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可谓真知柳宗元者。后世常并称韩柳，不唯以其同时同志，且以其友谊笃实不渝也。

    但李曜命这些学家讨论韩柳，却并非要讨论他二人的文学成就。韩柳二人不仅仅是文学家，亦身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二人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时常发生分歧和争论，有时相当对立，只是他采取“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不因此而影响到友谊罢了。

    在政治上，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竭力维护已成之法；柳宗元参预永贞革新，并因此而遭眨谪。在哲学上韩愈相信天命鬼神，柳宗元则着《天说》批驳天命论。尤其是，他们对于佛教的态度截然相反，韩愈激烈排佛，柳宗元则爱好佛教，各执己意，互相指责。在李曜以后世治学的角度看来，韩愈的反佛与柳完元的崇佛诚然与他们不同的阅历和学历有关，但都不是孤立的个人爱好问题，而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儒释道三教斗争与融合的一种表现，透露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信息。

    这需要从中国帝制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来开始分析。从两汉儒术独尊，到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并存，是一次大的转换。上层统治集团及思想家对于这种变动有一个适应和认识的过程，内部发生过多次的辩论，各朝实行过不同的文化政策，进行过调整思想信仰的各种试验。

    东晋南北朝时在南方有“沙门敬拜王者”与否之争、《达xìng论》之争、《夷夏论》之争、《三破论》之争以及有梁武帝崇佛和范缜、郭祖深、荀济反佛；在北方发生了北魏太武帝崇道灭佛，孝明帝扬佛抑道，北周武帝定儒佛道三教先后及强制毁佛，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社会领导集团探索思想文化新体制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尝试。最后由于全国处在分裂状态，三教关系的调整未能获得较圆满的结果。

    不过大多数执政者和思想家不赞成过分崇佛或崇道，也不赞成禁灭佛、道教的极端政策而倾向于三教兼容，大致作法是：在政纲、朝典、教育、礼俗方面以儒学为主，在教化与信仰方面辅之以佛道二教，同时对佛、道教的活动及僧道徒众进行简括和管理。在李曜看来，这一时期，北魏文成帝对于处理佛儒关系和评价佛教的作用有比较成熟的看法，他说：

    “夫为帝王，必只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chūn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xìng，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这份诏书准确指明佛教的功用在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xìng”，即补足社会法制之不足，加强儒家道德的影响，总之有助王化，既不是第一位的，亦非负面的。

    隋朝结束了南北纷争的局面，统一了全国，但国运短促，不久便被大唐所取代。大唐帝国建立以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自觉实行三教并奖的政策，从而确立了三教共存的局面。一方面用行政手段统一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疏，由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至高宗时颁行，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课本，天下士子奉为圭臬，加强了儒学的主导地立；另一方面又礼敬道教，支持佛教，使两教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繁荣景象。

    但李曜知道，直到盛唐，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重新调整任务并没有完成。主要问题是儒佛两大文化系统在思想理论上的力量对比，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这一时期宗法社会的国情。

    一方面，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出现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甚猛。佛学博大jīng深的哲学体系和权设方便的普及xìng说教，对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劳苦大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与佛教相比，儒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儒家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

    东晋南北朝时有不少初学儒者，后来倾心佛学，仰慕其高雅深邃，认为佛学的境界高于玄学，更远胜过儒学。东晋佛学大师慧远就说过：“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追述自已进学的三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这是很有代表xìng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越来越被吸收到佛学上，在那里寻找jīng神的寄托。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有所发展。《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注，半是汉代作品，半是魏晋作品，经学只在诠释上达到统一，并未开创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义学，亦未出现儒学的大思想家，因此儒学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儒家在三教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不能牢固，这在正统思想家看来不利于宗法社会的稳定。

    然而佛教虽有协助治道劝化民俗的作用，但它是外来文化，若干教义与中土传统礼俗有一定矛盾，况且寺院经济、寺院dú lì不能不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势必引起儒道两家和朝臣部分人士的反对。从南北朝的夷夏之争，直到唐初，反佛的思cháo连绵不断，傅奕指斥沙门“不忠不孝”、“逃课（税）”、“避役”，就是这种反佛思cháo的例证。

    韩愈，柳宗元所处的时代进入中唐，zhōng yāng政权很不稳定，藩镇割据此伏彼起；文化上三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而三教之间又存在着争优比胜的斗争。面对着佛教蓬勃发展的势头，许多朝臣和儒家学者，由于长期接受三教的共同薰陶，并无危机感，觉得佛儒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汇合沟通，共同形成社会jīng神支柱。有些人从肯定佛儒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进而探索佛儒在思想理论上的贯通。怛也有少数人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儒学有被佛学超过和淹没的危险，且将危及纲常人伦，因此力主排佛，但又找不出儒学复兴的有效途径。柳宗元是前一种思cháo的代表，韩愈是后一种思cháo的代表。

    韩愈自幼chéng rén，所学以儒为主，又极重古文。“学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其业则读书着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着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在儒学薰陶下形成的，青年时即崇信六经，服膺孔孟，对于佛、老之学相当生疏隔膜，这是韩愈后来反对佛老的思想基础。

    韩愈中年思想成熟，形成dú lì见解，写下《原道》、《原xìng》、《原毁》、《原人》、《原鬼》五篇哲学论文。他有感于zhōng yāng虚弱，藩镇强大，有感于儒学衰微和佛老兴盛，认为只有大力扶树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抑制佛老，才能使人们关心家国，增强向心力，使宗法等级制得以巩固，于是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开始了他批判佛老的理论活动。

    在《原道》中，他首次明确剔除“道德”的道家内涵，把它直接与仁义连为一体，云：“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贬老子为小人之道。他总结历史，认为秦汉以来，儒学真义即被埋没，而异端迭起，混乱了孔孟之道，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结果孔子地位下降，被说成是佛或老子的弟子。韩愈担心如此下去，儒学的真面目将逐渐丧失。

    当然，韩愈为了醒世振俗，把问题的严重xìng加以夸大了。事实上汉代儒家经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处在一家独尊，百家归宗的时期。黄老之学只在汉初略有优势，武帝以后变为支流，信仰者是不多的。魏晋梁隋之间，玄学佛学兴起，儒学不再独尊，但它的正统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朝典礼仪，军国大事，教育民俗，还是儒家思想占优势。

    然而，社会生活和思想信仰出现多元并存、纷纭交错的态势，韩愈认为这是非正常状态，他还想恢复儒学的一统天下。他所理解的先王之教就是实行仁义道德，内容是：“其文《诗》、《书》、《易》，《chūn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这些就是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社会生活秩序，有很强烈的贵族气息。他复兴儒学的目标，不是回复到汉代，因为他不承认汉代经学的正统地位，他要直接上承三代周孔。

    但他所列上述孔孟之道的诸目，已不是先秦儒学，而是包容了法家（刑政）在内的实践化了的儒学，所缺少的恰恰是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仁爱化育的jīng神，把巩固体法秩序看得高于一切。韩愈有意把名教说得简明实际，目的之一是用这种人伦rì用来衬显佛道二教出世说的空疏虚妄，表明它们不合乎人情，无益于治国安民，且有害于社会，只有儒学才是社会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大道。

    他说：“今其法曰：必弃尔君臣，去尔父子，禁尔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yù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者，灭其天常，子焉尔不父其父，臣焉尔丕君其君，民焉尔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韩愈心里有个夷夏大防在作怪，处处看不惯佛教，担心它是外来的，会喧宾夺主，也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佛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华化，并不主张离家弃国，灭除伦常，只是要升人们的jīng神生命，给人们的灵魂以安顿处。

    韩愈为了与佛教传法世系相抗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把它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主线。他认为儒家之道，古已有之，“尧以是传舜，舜以是传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以孟子之后的道统继承人自居，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jīng神来辟佛老。韩愈对异端的态度比孟子还要滶烈，不仅是理论上批判，还主张采取行政打击手段，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灭教政策，还想重复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已经失败的毁教行动。这在李曜看来，自然是一种文化**主义思想，并不可取。因为李曜理想中的儒学，是一种兼容并蓄，能够吸收外来文化jīng髓，不断改造自身，始终处在进步、完善中的新儒学。

    回到韩愈，他在任国子博士时，写了《进学解》，再次表示兴亡继绝的决心，立志“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韩愈反佛最激烈的行为是五十岁时上《论佛骨表》。元和十四年，宪宗使人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供养三天，全国都处在佛教的虔诚热烈气氛之中。韩愈上表谏迎佛骨，一谓佛法“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因而不合先王之道；二谓佛法造成“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三谓佛教狂信使百姓不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生业”，“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四谓：“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其“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宜敬奉。韩愈建议“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如此便可“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韩愈此表直忤宪宗心意，且历数前代崇佛之君运祚不长，尤犯宪宗忌讳，故引起宪宗震怒，几陷死罪，赖亲贵说情，被远贬cháo州为刺史。韩愈后来在《与孟尚书书》中重申排佛的立场，主要担心佛教之兴，“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以为“释老之害，过于杨墨。”

    因此李曜认为，韩愈排佛，其现实的出发点是zhōng yāng政权的政治经济利害，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是儒家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他对佛教的批判基本上停留在外部的现象上，所说佛教是夷狄之道，背离忠君孝亲、有碍农桑之业等论点，都是南北朝时夷夏论者顾欢、郭祖深、荀济、李玚、章仇子阤、李公绪等早已提出过的，并没有新鲜深刻的内容，真正的理论xìng问题几乎没有触及，而其文化上的民族狭隘xìng倒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佛如有灵，能作祸祟”等语，说明韩愈根本不懂佛法。虽然如此，由于韩愈敏锐觉察到佛强儒弱的危机，提出复兴儒学的历史任务，他的排佛崇儒活动，对于后来宋代理学的兴起，发生了催化作用，造成较大的影响。

    韩愈反佛，除了有肤浅xìng、片面xìng和妄图用权力解决信仰等消极面以外，也还有sè厉而内荏的问题。他被贬cháo州以后，身处逆境，心情压抑，郁郁不能自解，便转向佛教寻求jīng神的慰藉，与大颠和尚来往甚密，在《与大颠师书》中有“久闻道德”、“侧承道高”、“所示广大深回，非造次可喻”、“论甚宏博”等语，足见韩愈对大颠及其学问敬慕良深。信中卑词相请，用“道无疑滞”的佛学义理，劝说大颠入城相会，说明佛学已入其心。

    韩愈与大颠三信，苏东坡曾论其假，而朱熹则考之为真。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赞扬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难怪司马光对此评论说：“盖尝遍观佛书，取其jīng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

    韩愈还写过一首《遣兴》诗，诗中云：“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着人间此梦间。”黄叔灿评云：“禅语后语。乃知公之佛，只是为朝廷大局起见，正本塞流，维持风教，惟恐陷溺者多。其实至道归根，六如一偈，原不争差。”李曜看书时读到这样的评论，也不禁面露微笑，因为他知道，对这种说法，即使韩愈复生也很难反驳。韩愈与佛教人士交往颇多，除大颠外，还有元惠、灵师、文畅、元十八、令纵等僧人，皆有诗相赠，称赞他们有风采，为文清越，其行虽异，其情则同。总之，反佛的韩愈，在jīng神生活和情趣上也有不反佛和近佛的一面，由此亦可知佛学对学者群的影响达到了多么深广的程度。

    而柳宗元本质上也是一位儒家学者，他立身行事的根基在儒学，一生的抱负是成就圣贤理想人格和实行修齐治平。他努力进仕，积极参预永贞革新，并非图一己的富贵，而是要借以行尧舜之道。

    他在《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指王叔文等）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谓是“素志”。他在被贬以后，寄情于文，以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基本不出《左传》“三不朽”的价值理想。他着书为文以孔学为根本宗旨，曾说：“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其归在不出孔子”他曾批评青年士子杨诲之“yù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他反对道教，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长寿而在闻道。《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云，为了“求尧舜孔子之志、行尧舜孔子之道”，而保身长寿是可以的；此志已遂，此道已行，而身夭，则应无所悲哀，否则长寿如“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也毫无意义。说明柳完元的人生哲学基本上属于儒家类型。

    但柳宗元不好章句，自谓“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他也不固守儒学一家门户，求学与闻道的领域都很宽博，有大家气度。他在三教（儒、佛、道）、四学（儒、佛、道家、道教）、百家之中，除不信道教外，余皆广为采纳，这是他与韩愈不同的地方。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对佛学有极深功夫，故积累了对佛教的深厚学识与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在中年参预zhèng fǔ要务时曾一度淡薄，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以后，复又浓烈起来。南迁为官，处事仍用儒术，思想情趣则更多转向佛教。

    他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于时更喜读佛经，乐与僧人交游，自谓“事佛而佞”，因是而有《曹溪》、《南岳》诸碑之作。他对于老庄百家之学都有好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不赞成将孔老对立，说：“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佐世。”《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学文除读儒经外，“《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天爵论》说：“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则其自然观采自道家，与王充同。他着《种树郭橐驼传》，欣赏“能顺木之天，以致其xìng”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着《蝜蝂传》，讽刺贪取高位厚禄而又不思危堕之戒者，有如贪积之蝜蝂一样，不免落得可悲下场，这是道家“炎炎者灭，隆隆者绝”的思想。

    柳宗元被贬官后，因无烦务而用闲暇大量读书，《与李翱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正是在这样广博知识的基础上，才形成他贯通三教百家的胸襟和才能。由于身处逆境，他更加亲近佛教，不仅用以解脱jīng神上的苦闷，亦能对佛学本身诸多问题及其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有深度的见解。

    柳宗元认为佛教有正宗，有流失，诸派纷陈，而道归于一。《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说，佛教流传中国后，“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云：“佛道逾远，异端竞起，生物流动，趋向混乱。”《龙安海禅师碑》谓佛法东渐，“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嚚昏，放于yín荒。”

    柳宗元记龙安海禅师之言：“由迦叶至师子，二十三世而离，离而为达摩。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隐。”柳宗元极不满禅学之纷乱流荡，称颂龙安禅师“吾将合焉”的作法，即以马鸣、龙树之道为准绳，调和南北二称派，“咸黜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益实。”

    按柳宗元的理解，佛法与其流派是体用关系、一多关系，不可以分割，“推一而适万，则事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故应包涵混同。其时言禅者有忽视经教、空论禅机的倾向，柳宗元认为这是体用脱节的表现，他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指出，佛法备于经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盘’。世之上士，将yù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若弃经论而参禅，必“流荡舛误，妄取空语，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故应禅教并重。

    正是在这种包容贯通教内诸派的思想指导下，柳宗元对禅宗、天台、律宗诸宗派都表示了同样的尊重，对于各宗派里力主融会调和的高僧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他为禅宗大师曹溪六祖、龙安海禅师等树碑立传。又赞美岳州圣安寺无姓天台大师为契得“极乐正路”，云：“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十分看着律宗，认为戒律为修持佛法者所不可缺少，“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于仁义者，不可以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以言佛。”他给扬州大明寺律宗作碑颂，辞云：“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穷经教，为法出世。化人无疆，垂裕无际。”

    由此李曜认为，柳宗元兼重禅、教、律，把佛家的戒律比喻成儒家的礼仪，不可暂缺，可见其佛教观念相当正统。他还赞赏净土之学，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谓：“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净土信仰在中国，“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顗大师着《释净土十疑论》，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柳宗元关于净土宗的说明，于教义有所契合，于史传则有所脱略，看不出净土宗的传法世系；但柳宗元本以会通的眼光看净土，而净土又在事实上渗入各教派之中，故就天台智顗大师而说净土，亦立论之一端也。

    再者，柳宗元认为，不仅佛法与众多教派是体与用的关系，佛法与俗事亦是体与用的关系，出世法与世间法是统一不可分割的。《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赞扬巽上人对于佛教有高深造诣，“穷其书，得其言，论其意，推而大之，逾万言而不烦；总而括之，立片辞而不遗。”不像世间一些章句学家，“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这就是佛教的体用一如，不落两边的中道义。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中，柳宗元再一次称颂巽上人，云其“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sè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

    以李曜这个后世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正是发挥了这种无为法不离有为法的jīng神，逐渐接纳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加快了华化和世俗化的步伐。天台宗标榜方便法门，宣传佛法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禅宗更是强调平常人、平常心，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即事修行，即境开悟，形成“人间佛教”的传统，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这种佛法不离人伦rì用、真谛与俗谛圆融无碍的观点，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融合的理论基础，也是柳宗元调和佛儒的指导思想。

    又有，柳宗元明确提出佛儒会通与并用的主张，不赞成韩愈崇儒排佛的作法。

    《送僧浩初序》专驳韩愈反佛言论，二人的争论十分激烈。韩愈指斥柳宗元“嗜浮图言，与浮图游”，柳宗元针锋相对地回答：“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xìng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态度可谓坦荡自信，“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他不以近佛为耻，反引为荣，因为一者佛教确有可取之处，与儒学相通，二者僧人确有脱俗之风，令人敬慕。

    韩愈以夷狄之教斥佛，是拘于名而忽于实，因为真理不受地域局限，“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求实者矣。”韩愈斥佛“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治乎人”这是“忿其外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其实也不赞成出家脱离生产，但认为这是枝节问题，而关键在于佛法包含真理。而且在世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污浊气氛中，有信仰的僧人“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

    柳宗元在官场上遇到的多是倾轧、钻营、狡诈的官僚政客，使他伤心痛苦；而他却在出家学僧那里找到了知音，感到他们高雅清越，没有俗气，可以成为远离名利的xìng情之交。他赞赏浩初（龙安海禅师弟子）“闲其xìng，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亦其远矣。”可知柳宗元乐与僧人游，一取其读书能文，二取其淡泊名利。《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有“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之语，又赞成文畅上人“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之举。

    然而让李曜觉得遗憾的是，儒佛如何并用、如何统合，佛法与《易》、《论语》又是怎样相通，柳宗元语焉不详，未能形成专论予以系统说明。他的观点散见于论、序、记、碑之中，这月余时间里，因为往来学者极多，对韩愈与柳宗元的经历、文章也谈及甚多，李曜对柳宗元的认识也比过去在书本中读到的更多。

    他因此试着将柳宗元未曾形成系统的观点概括起来，认为其佛儒会通的具体含义有以下几点：

    其一，佛教讲孝敬，与儒家相合。《送元皓师序》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而元皓师则不然，他求仁者帮助归葬其先人，“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与？”又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皓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亦云：“金仙氏之道（即佛教），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

    孝道是儒家伦理之首，也是全社会道德行为评价的第一位标准，自汉魏以降执政者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

    佛教东渐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关键xìng问题是“众生平等”的观念与孝亲敬长的观念的矛盾。佛教提倡离家弃亲，出家修道，儒学强调敬养父母、传宗接代，如何将这两者加以调和是佛教华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学者提出两个辨法；一是宣传间接行孝论，二是发掘佛典中类似于孝道的内容。如刘勰作《灭惑论》说，佛家之孝在于“学道拔亲，则冥若永灭”，因而非但不是不孝，而且是大孝。孙绰《喻道论》则说：“佛有十二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

    柳宗元认为，出家人不必斩断一切尘缘，对先辈的孝敬之道应当保留，并且在尽孝道的过程中体悟大道，即所谓“勤而为逸，远而为近”，这样的人能在入世中出世，才是真正的知“道”者。柳宗元同孙绰一样，把在佛经中本不占重要地位的报恩思想突显出来，并且说可以通过孝道得到解脱（“由孝而极其业”），这都是用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眼光来解释佛教，以期打通佛儒之间的阻隔。

    其二，佛学讲生静xìng善，与儒学相合。《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认为人类在斗夺贼杀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悖乖yín流，莫克返于初”，“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佛教叫人还其本来面目，也就是复xìng。《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xìng也；感于物而动，xìng之yù也。”

    柳宗元认为佛家的复xìng即是回到人生而静的初态，而人的天xìng是善的，故赞誉大鉴“其教人，始以xìng善，终以xìng善，不假耘锄，本其静。”事实上印度佛教在“人xìng论”上持善恶混的观点，故瑜伽行派有三自xìng（遍计所执自xìng、依他起自xìng、圆成实自xìng）之说。但中国禅宗受了儒家“人xìng论”的主流——孟子xìng善说的影响，提出人xìng本自清净、见xìng即可成佛的主张，影响极大，柳宗元就是就是依据禅宗的观点来调和佛儒两家“人xìng论”的。

    依柳宗元的见解，孔子之后，儒学被诸子掺杂，失去本xìng之旨，幸有佛教才把儒学的jīng萃发扬出来，显出本来面目，这样佛教不但不是异端，而且是儒学的功臣。这一思想为宋明儒者所发挥。明代焦竑就认为佛教诸经皆发明尽xìng至命之理，“释之所疏，孔孟之jīng也；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

    其三，佛法博大能容，与《易传》jīng神相合。《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南岳弥陀和尚碑》谓佛法“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这样一种广大无边、圆融无碍的佛法与《周易》的“神无方而易无礼、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jīng神是一致的。

    柳宗元所说的佛法与《易》相合，李曜认为是指两者皆具有极大的超越xìng和普遍xìng而言的。柳宗元在《天对》和《非国语》中以元气解说宇宙本初，以yīn阳的交感解说宇宙的运动和寒暑的变化，说明他对于《易传》的太极生两仪和yīn阳相推之道已有较深的理解，所以用易道来比拟佛法。

    其四，佛教同其他诸子百家皆可以其有益的内容为治国服务，因而与儒学的治国之道相合。柳宗元认为治道多途，应求其同而存其异。《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

    言下之意，佛教亦不得视为异端，而“有以佐世”，所以柳宗元称赞元生“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寰，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佛儒用以佐世的主要功能在劝善化俗。

    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时，曾自觉利用佛教改善当地民风，据《柳州复大云寺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勉仁，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果然“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其五，僧人从道而不随俗，有高雅的jīng神境界，与儒家重仁义轻富贵的思想相合。佛教导人做“自了汉”，收拾jīng神自我作主，而不受外物牵累，如柳宗元所说：“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所以真正虔诚的教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学僧，能够斩断功名利禄的俗念而醉心于佛法的追求，如元十八“不以其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如文郁“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拿，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尔。”儒家也有“从道不从君”和安贫乐道的传统，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过“穷不失义，达不离道”，都是教人建立起jīng神上的“大我”，不做权力的工具和外物的奴隶。在从道求真、蔑视名利这一点上儒佛是相通的。这是好儒的柳宗元同时又好佛的重要原因。

    柳宗元被贬后处境艰难，心情郁闷，遂陶醉于佛法之中以求排解，jīng神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有诗为证。《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xìng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sè连深竹。rì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多么清新洁净的光景，多么怡然自得的心境，柳宗元此时此刻确乎已离尘绝俗了。

    然而李曜知道，柳宗元毕竟没有大彻大悟，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内圣外王”、道德事业，他的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占主导。他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却仍在想着续先人之嗣承，留文章于后世，有朝一rì昭雪平反再做事情。《寄许京兆孟客书》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着书者皆是也。”《与裴埙书》说：“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与顾十郎书》说：“在朝不能有奇节宏议，以立于当世，卒就废逐，居穷厄，又不能着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进退无以异于众人，不克显明门下得士之大。”但他仍“抱德厚，蓄愤悱，将以有为”，盼望那“万万有一”的机会“复得处人间”。

    他期望社会“生人之xìng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因此不忘民众的疾苦忧患，以笔代歌，抒发内心的悲愤和志向。他亲佛的目的是想摆脱逆境带来的烦恼，求得jīng神上的安宁，但他又是关切世事、极重名誉的士君子，无法真正冷眼世情，超然自得，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他身上非但有统一，还形成尖锐的对立，不能自我化解，带给他极大的jīng神痛苦，使他整个晚年都是在忧戚悲愤中度过的。

    他写的散文书信诗歌，间或有飘逸的辞句，但大部分充满感伤沉抑之情。《送元皓南游诗》中说，自贬后“深入智地，静通还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然而“内视胸中，犹煎炼然”。又有一首《独觉诗》云：“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良游怨迟暮，末事jǐng纷扰。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两诗真实地表述了他内心矛盾激荡的状态，这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他终于没有修成一位看破红尘的真正的佛教徒。

    目前在朝廷中枢最有权势的陇西郡王亲自相邀并参与讨论，使得这场韩愈、柳宗元的“学术研讨大会”盛况空前，排佛、崇佛两派思想急剧冲突，李曜在长安的宅邸每rì高朋满座，宴会甚至彻夜不绝。名师大儒们在此处不为吟诗喝酒，而为心中的圣道激烈辩论。他们不复往rì羽扇纶巾的翩然风采，时常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有人因为长时间争论而晕阙，但醒来之后又立刻赶回陇西郡王府，继续参与辩论。

    李曜本人并不时常加入争论，但他在应酬学上造诣甚深，偶尔一句话，就能将众人从某个僵持的论点中轻轻带出，转入另一个话题。他的风姿卓绝，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也得到了几乎所有名士大儒们的认可。

    李克用在太原得知他在长安的举动，心中颇为费解，因担忧河北局势，只得再次致函李曜，虽未明言让李曜迅速归镇河中准备迎接朱温的进攻，却也将河东的困难局面一再强调。

    但李曜在收到信件之后，仍未归镇河中，反而回复李克用，说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到任之后，须得立刻征募新军并迅速训练，以避免李茂贞反扑或者其他敌对势力的觊觎，而为了支持他们三镇的行动，自己必须坐镇长安，为其提供军事上的震慑和财力物力上的支援，因此现在还无法迅速回镇河中。

    不过为了让李克用安心，李曜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他首先在河中、关中、同华征募新兵两军，共计一万四千人，号为“镇远左军”、“镇远右军”，驻扎长安附近练兵，而将开山左、右军派归河中，以防备朱温。同时献钱五十万贯至太原，同时调拨了大批物资运抵太原。李克用得了钱物，压力减轻不小，同时李曜的理由也的确说得过去，因此也就不再催促，只是在族中再次征调了一批青壮加入军队，准备迎接朱温的下一轮攻势。

第211章 掌控四镇(二十)

    首先感谢et0824朋友的月票。另外说一句，这俩章对于唐朝儒、佛两家的思想争议着墨较多，如果读者细看，会对本书后面即将出现的新儒学有更多的了解，而新儒学的理论，则是李曜今后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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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西郡王府中偏院，宾客云集，正在舌战。一名五旬开外的清癯文士正侃侃而谈：“说到柳河东敬佛，其实刘宾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刘公与柳公在理政、学问之上恍如同门，且命运相连，对于佛门之态度也非常一致。刘公倾心于佛门的‘出世间法’，自谓‘事佛而佞’。多言儒佛两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递用……”

    一人插话道：“裴尚书此言，某倒是未曾留意，敢问出自何处啊？”

    裴尚书乃是裴贽，前段时间李曜运用其在长安的影响力——或者说震慑力——调整诸多官员职务，裴贽因与河中走得颇近，而且本人确有才学，便由御史中丞擢升为刑部尚书。

    裴贽转头一看，说话者乃是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

    崔远与崔胤虽偶有不和，但毕竟同荣共辱，与裴贽等亲河东之家关系rì渐紧张，因此裴贽也就回答得不怎么客气：“崔相公调理天下，想是未曾读到《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其中便说‘素王（孔子）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释迦牟尼）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此二者‘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不过‘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xìng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此指儒以臻治世，佛用导乱世；更何况佛门有其特殊且不可代替之功用，即‘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yīn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特有陶治，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某以为刘公能看到佛教有yīn助教化之功用，比之韩昌黎之见识，又高出一筹。”

    李曜恰好自此处经过，闻听此说，颇觉有理，便又听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们已经将“战火”从韩愈、柳宗元烧到了刘禹锡、李翱等人。

    后世对韩柳与佛教的关系，也曾有学者作出一些综合xìng考察和评论，同时联系李翱的《复xìng书》来分析韩柳李三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的不同作用。

    李曜对于从韩柳为基点，有限延伸其同时代的其他大家，还是能够欣然接受的，毕竟“真理越辩越明”这个说法，也算是李曜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指导思想。

    现在的长安，文人雅士们早已被他一手导演的“说韩柳”绑上了战车，但凡是读过书的人，三句不谈韩柳，那是万万丢不起这个人的。李曜对目前这个状态颇为满意。

    其实韩柳二位都是大家巨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以说在伯仲之间。在儒学发展史上，韩愈提倡复兴儒学，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柳宗元的作用亦不可低估。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阐扬《大学》“修齐治平”的思想，恰恰符合了贵族集团调整三教关系、突出儒家正宗地位的文化战略需要，虽一开始时不为人所理解，但不又就引起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

    譬如历史上宋代的苏轼作《cháo州韩文公庙碑》，颂扬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评价之高，使人震惊。之所以苏轼会给予韩愈如此高的评价，就是由于韩愈在儒学长期衰微之后能首次举起复兴儒学的大旗，把儒家学者的历史任务鲜明地提出来，从而成为儒学再一次复兴的先导。而北宋理学家石介也认为“孔子之《易》、《chūn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指韩愈）《原道》、《原xìng》、《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而程颢、程颐也都很欣赏韩愈崇孟子、辟异端的作法，说：“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指推尊孟轲），独愈而已。”

    从后来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看，宋明理学正是承接了韩愈新儒家的事业，并完成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任务，使儒家哲学达到新的高峰，再度占据三教的首席，对此韩愈有着初倡之功。但是韩愈天生是位文学家，对于儒家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体会，他自已提出的一套新儒学理论浅显而粗疏，他是提出任务的能手而非完成任务的能手。所以苏轼又批评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又说：“其论至于理而不jīng，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此评确实道出了韩愈在理论上的弱点。

    对韩愈深有研究的朱熹，首先肯定韩愈“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但又指出韩愈“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在理论上缺乏深度和建树，“韩愈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李曜对朱熹并无好感，但得承认这个话倒是对的，韩愈没有建立起儒学新的“本体论”和“心xìng论”。

    问题还是在于当时的中国哲学的高峰在佛教，儒家如果不认真吸收佛学“本体论”和“心xìng论”的思维成果，便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理论，更谈不上超越佛学。韩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妄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排斥佛老，保障儒家的正统地位，而这样的手段是不可能振兴儒家的。

    李曜知道，宋、明理学家也大都贬斥佛老，这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宗和门户，不能不制造这样的舆论，而事实上他们相当熟悉佛学、老庄和道教，能够将佛老的思维方式与修养方法运用于儒家哲学，既保持了儒学原有的优点，又兼有了佛老在理论上的长处，所以能够创建新儒学体系。韩愈则不然，他对佛学的了解很肤浅，对佛学中国化的新cháo流也相当陌生，他只一昧简单化地排佛，这样做既对佛教无所损伤，又对儒学的深化无益，所以他这条路行不通。

    柳宗元倡言佛儒融合，主观上说是由于他jīng熟儒学，兼研佛学；客观上说是受到社会上三教合流思cháo的推动。士人兼修三教或二教，僧道兼习儒学，以及士大夫与僧人道士密切交往，这是从东晋南北时起便演成风气，至唐代此风更盛。正如柳宗元所指出的，“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

    而在柳宗元的时代，“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仅柳文中提到的这样人物就很多，如：为禅宗六祖慧能上疏请封号的岭南节使马［注：此字为“惚-心+手”。］，“公始立朝，以儒重”，而宣诏谥号之rì，“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踊奋励，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龙安禅师在湖南威望甚重，所到之处，人皆自动为他筑寺，尚书裴胄、给事中李巽、礼部侍郎吕渭、太常少卿杨（？）、御史中丞房公，“咸尊师之道，执弟子礼”；南岳大明寺和尚惠开主律宗，“宰相齐公映、李公泌、赵公憬、尚书曹玉皋、裴公胄、狐公峘，或师或友，齐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可见学佛敬僧由士大夫阶层率先提倡力行，已经成为普遍的正常现象，柳宗元的嗜浮屠言、好与浮屠游是合乎cháo流的行为，毫不足怪。

    在佛教学僧中，也有不少人出儒入佛或修佛兼儒。如元十八“其为学恢博而贯统，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贾山人（贾景伯）“邃于经书，博取经史群子昔之为文章者，皆贯统。”僧人浩初“通《易》、《论语》”。柳宗元宗族人文郁“读孔子书，为诗歌逾百篇，其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循而之释，背笈箧，怀笔牍，挟淮溯江，独行山水间。”这种情况说明儒佛共存共信，已经是中国知识界所接受的事实，佛教早已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扎下了根基，反是反不掉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只能在吸收佛学中找出路，想倒退到汉代儒学独尊的局面已是不可能了。在这个时候，柳宗元提出佛学与《易》、《论语》合，并列示两家在理论上的若干结合点，对于人们从哲学的层次上探索儒佛融合的途径，是有启发和推动作用的，接触到了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果看后来宋明理学，其在目标上是承接了韩愈复兴儒学的事业，而在具体行进时是沿着柳宗元所主张的儒佛互渗这条路而通往新儒学的——李曜提出“讨论韩柳”，所为正是如此，正是为了“点拨”此时的名师大儒们发现另一条振兴儒学的康庄大道。

    当然，在振兴的过程中，李曜是必然会进行一定的引导，让其朝着先进的方向改进，而不是墨守成规，渐渐僵化。

    其实要真说起来，如今的禅学也高度儒化了。佛儒之间不是更加对立了，而是更加接近了。因此，柳宗元的儒佛汇合论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包容xìng和不断吸收新的异质文化趋向礼富化的大方向，比起韩愈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更为博大和具有进步xìng。不过柳宗元也像韩愈那样，毕生用力最勤的仍是诗文，除了《天说》、《天对》颇有特sè外，他对于儒家的心xìng之学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因此也很难在佛儒会通上做出有创造xìng体系的理论贡献。

    柳宗元对于宗法等级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需要以儒学为中心这一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儒门面临的理论危机缺乏紧迫感。要知道，此时的儒学确实处于困境，若不掀起一个理论研究的高氵朝，若不重新对儒家学说大力整顿、对儒家jīng神大力阐扬，那么在儒佛交流时，儒家非但不能援佛入儒，还有被佛学吞没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柳宗元又不如韩愈清醒。所以韩与柳在对待佛教的态度既是互相相反的，又有互补的一面；韩愈着重显示佛儒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柳宗元着重显示儒佛之间的一致与融合；儒佛之间又斗争又融合，推动着儒佛关系的发展，而儒佛合流是主要趋势，儒佛对立是支流，历史上这一支流此后越来越减弱，再也没有发生像韩愈那样激烈的反佛事件。

    李曜在这里听得入神，里头的名流大儒们也渐渐争论得越来越激烈了。

    崔远正说道：“若说昌黎先生不如柳河东，某实不敢苟同。昔者韩昌黎称李公习之曾为其弟子，李习之公对儒、佛之研究，未必逊于柳河东。”

    这次却不是裴贽接口，而是裴枢接过了话头，哂然一笑，道：“崔相公说笑了吧？李习之如何便成了韩昌黎的弟子？侄女婿就能算弟子么？”

    崔远道：“昌黎先生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近李翱从仆学文’，既然是从他学文，自然是他弟子，却有何疑？”

    李曜在一边也颇为奇怪，据说裴枢读书比裴贽还要用功，按说不该弄错这种问题，后世各种资料不都说李翱是韩愈的弟子么，难道裴枢有不同看法？

    不料裴枢还真有不同看法，他淡淡一笑：“读书习文不能偏颇，否则便会一叶障目。”然后微微一顿，道：“《与冯宿论文书》写于贞元十四年韩昌黎三十一岁时，一年后，韩昌黎在《与李翱书》一文中又说：‘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邪？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又曰：‘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试问崔相公：既称‘子之爱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此乃为师者对弟子说话的口气吗？”

    李曜在一边刚听崔远说韩愈曾将过“近李翱从仆学文”这话，正以为他是真以李翱之师自居，这时听裴枢引用的这话，却从称呼到语气却都对李翱充满了感激、尊敬，不但没有把李翱当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评，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师似的。李曜对这些掌故哪里有崔、裴这等世家大族的佼佼者来得熟悉，闻言只能默不作声，继续听他们辩论。

    果然裴枢并没指望崔远回答，而是继续道：“韩昌黎对李习之的尊称、尊敬不是偶一为之，更不是一时发昏。例如，又过一年，即贞元十六年，韩昌黎在《与孟东野书》曰：‘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眼看就要成为他的侄女婿了，还要称‘习之’，何解？”

    这话让崔远听后皱眉不语，李曜心中暗道：“其实这话可以认为是韩昌黎的谦虚、稳重，或者处事低调。不过话说回来，唐人的称呼惯例正如李翱《答朱载言书》所说‘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韩愈如以李翱为弟子，又何须称‘习之’呢？”

    裴枢见崔远不答，嘿嘿一笑，又道：“崔相公不答，想是嗤之以鼻？那好，某再举一例：李习之《答韩侍郎书》中说：‘还示云：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此言取人得无太宽否？’这‘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是韩昌黎在信中称赞李习之的话，此话不仅把李习之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且称李习之为‘公’，‘公’是何意，崔相公不至于不知道吧？”

    李曜在一边听了，一边心中惊讶裴枢的学问研究果然很深，一边又觉得此人的xìng子确实比裴贽张狂不少。“公”的意思，李曜都清楚，崔远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洪迈《容斋随笔》之《续笔》卷五“公为尊称”条有如下解释：“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谓年之长者曰公”。所以裴枢这个例子找得非常准：李翱不比韩愈年长，而比韩愈小六岁，韩愈应按照唐人的规矩，也按照他自己称呼其他后学的一贯做法，称李翱为“足下”或“吾子”才对，现在却称为“公”，如此反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不能凭韩愈对李翱的尊称、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评就断定李翱为韩愈之师，但可以断定李翱绝非韩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断定，韩愈自己也绝不认为李翱是他的弟子。

    崔远这次不得不答了，只好反问：“若如阁下高论，那么‘李翱从予为文’之语，又该如何解释呢？”

    裴枢哈哈一笑，道：“原本这个问题应当问韩昌黎，但韩昌黎的说法只会让后人一头雾水，某意，还是看李习之怎么说吧。”

    他捋须道：“关于李习之究竟是韩昌黎弟子还是朋友之惑，通检《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写于韩愈生前，一篇写于韩愈卒后。”

    在座诸人见裴枢如此强闻博记，也不禁动容，各自肃然，听其论道。裴枢道：“其一《答韩侍郎书》，此文是批评韩昌黎的，认为韩昌黎奖掖后进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韩昌黎为兄：‘如兄者，颇亦好贤。’其二《与陆X书》是称引韩昌黎的：‘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三《荐所知于徐州张仆shè书》仍然是称引韩昌黎的：‘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由。’并为张仆shè未能得到韩昌黎而惋惜。其四为《祭吏部韩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尝辩之……乃兄之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区区三百余字中即称兄九次，且明确地说韩昌黎‘待予以友’。诸位贤良，师道之重，与君亲并列，如韩昌黎果是李习之之师，李习之不至于如此唐突，称师为友。”

    这一点李曜完全理解，不要说古代，即便是今人，于庄重场合也不会称父、母、师为友，更不会时刻、永远都称父、母、师为友。

    裴枢这一说，倒是让李曜想起来了，后人也不是没有为李翱究竟是不是韩愈弟子之事疑问过。毕竟，不论是称引韩愈还是祭奠韩愈，李翱皆明确地以韩愈为友，也说韩愈待他以友，而从不认为或暗示他是韩愈弟子。至少这一点惹得后人大生疑问，并进而怀疑韩愈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与苏轼相比实在不够高明。

    如鲍倚云《退余丛话》卷二云：“东坡于一时文人，如鲁直、补之、文潜、少游、无己辈，未尝敢以师资自处，何其谦也！昌黎抗颜为师，以弟子畜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事韩，并婚娅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韩公意度，似逊坡公一筹。”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之《与人笺》亦曰：“师弟子分至严，唐宋人犹知之，故以韩愈之贤，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门生自居。”

    谁料崔远面sè涨红，抗辩道：“李习之久有自负之名，此公或许之事未曾谨守弟子礼仪罢了。”

    裴枢眉头一扬，轻哼一声，道：“李习之仅仅在称呼上不愿称韩昌黎为师吗？不，他从内心也没有把韩昌黎当作师尊。”此人的确强闻博记，此时又举例道：“崔相公说李习之自负，这本不错，然则刘宾客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中曾记述李习之的自负语，其言：‘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想来崔相公便要以此为佐证了？”

    李曜忽然意识到，裴枢这话绝对是在给崔远挖坑。他记得欧阳修于古文创作上推崇的不是“韩柳”，而是“韩李”，显然认可了李翱的说法，元代《湛渊静语》中也认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耳”。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这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说小一点，是文字上的本事。而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寄从弟正辞书》则也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复xìng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

    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sè。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jīng，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而欧阳修则偏偏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xìng》、《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习之识高志伟，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杰之士哉！”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之《李习之论》也认为唐人中“解《论语》解《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

    不过这些东西李曜知道，裴枢自己就是“古人”，却是没法以后人的观点来驳“古人”了，但他却找了另一方面的佐证，接着道：“从韩李年谱可知，韩李结识之时，韩二十九岁，进士四考方中，科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最后只好放弃，可以说老大无成；而李才二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两年后李习之果然中进士第，旋授校书郎，并与柳河东交游。元和初，又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昌黎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仅从科名仕途的顺遂与否看，李习之当年未必看得上韩昌黎，更不用说拜韩昌黎为师了。某这般说，并非以小人之心来度李习之之腹，须知国朝士子早有此习气。”

    什么习气他不解释，在座众人谁不了解？不过李曜只能想起南宋的洪迈，就是这样推测张籍不愿为韩愈弟子一事的。《容斋随笔》之《四笔》卷三曰：“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韩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其实，张籍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是韩门弟子，与韩愈“年位未盛”与否无关。但洪迈的话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种风气，颇有助于李曜认识李翱与韩愈的关系。

    从称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认自己是韩愈弟子，而仅以朋友自居，事实证明，李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要不然早有人骂他了。

    韩愈虽说过“李翱从予为文”、“张籍亦学于余”，“籍湜虽屡指教”的话，但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史教科书谈及韩门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汉因于韩愈身后编次韩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张籍极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宋祁在《新唐书》中明确认定李翱、李汉、皇甫湜、贾岛、卢义五人为韩门弟子，而并未提到张籍，可见谁是韩门弟子这个问题，教科书编著者们信宋祁更胜于信韩愈。而《旧唐书》既无“韩门弟子”之说，也无李翱是韩愈弟子的任何信息，宋祁取李翱而弃张籍的原因复杂，李曜一时就难得细思了。

    但就算以他的水平也知道，宋祁此种做法并不妥当。不过不幸的是，先有“欧阳修……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的事情呼之于前，后有苏轼《韩文公庙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韩愈的赞扬应之于后，从而使宋祁不妥当做法的误导xìng得到加强。

    想到此处，李曜不禁摇摇头。萝卜青菜，人各有爱，欧宋二人鼓吹韩愈，本属无可厚非之事，但他们把李翱当作韩愈弟子，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生拉硬扯。不过他也知道，自古文人之喜逞偏见，绝不止于说风就是雨的地步，有时还无风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于韩愈弟子之列，他评价中唐古文时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欧阳修甚至认为柳宗元连韩门弟子也够不上：“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这话显然说得太过了，难道柳宗元真的是韩愈的弟子，或者连韩愈的弟子也够不上，仅仅是韩门的罪人吗？

    正如置柳宗元于韩门弟子之中一样，以李翱为韩门弟子，也是欧宋的一味崇韩所致，既伦类不当，也强人所难。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可见他并未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韩愈论》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评韩愈，但《cháo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的颂扬反而诱导人们相信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一方面由于韩愈在古文创作上毕竟业绩不俗，其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也声名甚响，二方面由于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宋祁、苏轼三人作为世出无几的一代文豪，其言论之所向，自然无不披靡，所以就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韩愈在古文兴盛时领袖群伦，且门下弟子甚众，连同韩愈一样被谥为“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无人敢于质疑。后来的四库馆臣及20世纪多数古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著者，皆因轻信宋人之言而失察，遂让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讹误一传再传。

    这个问题解决了，李曜却又有一事觉得迟疑，崔远忽然把李翱扯出来且放在韩愈一边，究竟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就算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看也没用，李翱其实算起来也是偏向儒佛并存的。

    毕竟李翱因为他与韩柳是同一时代又稍晚，所以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显示了第三种新的途径，即在理论坚持儒家的人文主义立场，同时创造xìng地吸收佛教哲学，把儒学的思维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对于宋儒的影响比韩柳更直接、更深刻。

    从根本上来说，李翱同韩愈一样，也以阐扬和扞卫孔孟之学为己任。他认为六经之旨是“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但他比韩愈的民本思想要多，不像韩愈那样一眛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和奉献，说什么“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类的剥削压迫有理的昏话，而强调爱民惠民。他常常直言不讳，上书言事，抨击弊政，触犯权贵。他建议皇帝用忠臣、摒邪佞、改税法、绝进献、宽租赋、厚边兵、开言格。比如《平赋书》指出：“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政权最可怕的是“百姓之视其长上如仇仇”，“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任卢州刺史时，才会下令调查豪室田产，收其税万二千缗，缓和了受灾地区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由此可知，李翱是一位典型的儒臣。

    但李翱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哲学的高度援佛入儒、以儒融佛，自觉意识到要“以佛理证心”，即用佛家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xìng，并且写下了着名的《复xìng书》上中下三篇。《复xìng篇》以孟子xìng善说和《中庸》xìng命说为依据，吸收禅宗“见xìng成佛”的观点和“无念为宗”的修习方法，建造了自己独特的“xìng情论”和“修身论”。

    李翱认为《中庸》是“xìng命之书”，其“天命之谓xìng”揭明xìng命之源。以人xìng而言，“人之xìng皆善”，“百姓之xìng与圣人之xìng弗差”，“桀纣之xìng犹尧舜之xìng”。这一论点同于孟子的xìng善说而异于韩愈的“xìng三品”说。既然人xìng皆善，何以有善人恶人、凡人圣人之差别呢？《复xìng书》认为平常人的本xìng受到七情的迷惑，善xìng得不到表现：“人之所以惑其xìng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yù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xìng斯匿矣。”他形容善xìng被七情所遮蔽，好像清流为泥沙所搅浑，明光被烟雾所笼罩，“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人人皆有圣人之xìng而不能成为圣人乃在于为七情所掩，那么要想成为圣人则不必向他处寻求，只需去情复xìng就是了，这就是题名《复xìng书》的涵义。

    这一说法与《中庸》、韩愈有异而近于佛教。《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按后来理学家朱熹的解释：“其未发，则xìng也，发皆中节，情之正也。”韩愈论情也强调适中，都认为情有好坏之别，不是全盘否定情。韩愈分“情”为上中下品：上品之“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中庸》和韩愈的论情，符合儒学的正统观点，《毛诗序》就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主张节情而不主张去情。

    《复xìng书》认为七情都是恶的，将情与xìng完全对立起来，主张去情复xìng。虽然有时也讲“情有善有不善”，但所谓的善情仅指一种超脱喜怒哀乐的圣人之情，实际上也就是圣人之xìng，所以它说圣人“虽有情也，未尝有情，情者，妄也，邪也。”其基本倾向是把人情看成邪恶。

    《复xìng书》所说的人xìng，相当于佛教所说的佛xìng；所说的人情，相当于佛教所说的无明；所说的复xìng，相当于佛教所说的见xìng、觉悟。其中“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这很接近禅宗的思想：禅宗认为无明之惑掩盖了人的佛xìng，成佛之途，只在断执去惑，由迷转悟，恢复本心，所以必须斩断一切情丝，禁除七情六yù。

    但在如何复xìng的问题上，李翱却又不主张顿悟，而主张渐修，故复xìng之道在于“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忘嗜yù而归xìng命之道”；又要“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然后才能“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

    他认为《中庸》所说的“至诚”，就是指这种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圣人的jīng神一方面“寂然不动”，另一方面又“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yīn阳。”

    按照这种思路来看，李翱所阐述的弗虑弗思、动静皆离，就是禅宗所谓的万缘俱绝、妄念顿尽、无念、无住、无相，同时又是儒家的至诚、至道、神妙。李翱心目中的圣人，是儒家圣贤与佛教佛陀合而为一的形象，即其思想境界要像佛陀那样高超空灵，其道德行为又要像儒圣那样切实广大，这种理想人格已经与先儒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构想有所不同了，渗入了佛陀的jīng神。

    当然，李翱的《复xìng书》也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本体论”与“心xìng论”的礼富内容，未能充分展来，不过他毕竟开始扬帆起航，为宋儒作出了榜样。李翱对儒学发展还有一大贡献，即在推崇孟子和《中庸》（注：这与韩愈相同。）的同时，还着力阐扬《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人全祖望说：“退之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习之论复xìng，则专以羽翼《中庸》。”这是有道理的。正是受到韩愈、李翱的启示，宋明理学家高度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这两篇，将它们列出来，才使《孟子》由子部上升为经部，用以阐发心xìng之学。淳熙中，朱熹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称为《四书》，取得与五经等同的地位，成为儒家的经典着作。朱熹以毕生jīng力作《四书集注》，影响极深极广。元代延佑年间复行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明、清两代沿习不变，如此《四书》的重要xìng几乎要超过《五经》，而其首倡之功则在韩、李。

    总之，李翱所做的事情正是韩愈所忽略的，又是柳宗元未能认真实行的。如此，李曜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看作唐代儒学向宋代理学过渡的三个环节上的“三个代表”？韩愈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复兴和占主导地位的必要xìng，柳宗元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容纳佛学的必然xìng，李翱的作用是实际地进行儒学消融佛学的尝试。他们三人各从不同的角度，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李曜并不打算弄出个宋时的理学来，但理学虽然常为他所弃，却也仍有不少思想直接引入、借鉴。当然李曜认为可借鉴更多的，不是宋朝理学的高峰程朱理学，而是由宋朝陆九渊提出、明朝王阳明完善并达到巅峰的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如果用得好，效用可谓无穷。举个例子：rì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就为王阳明学说深深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心学甚至被看做是rì本近代快速崛起的jīng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新儒学，什么样的新儒学才是中华民族需要的？李曜听了这一场辩论之后，忽然多了一丝明了。

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

    Ps：本章是描写李曜“新儒学”理论的最后一章，下一章开始“秦王变法”，对这一章儒学理论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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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灯下，大唐新晋的陇西郡王李曜正在奋笔疾书，上好的白麻纸上写满了他王右军风格的字迹。如果将他身旁放着的稿件全部整理起来，会发现最开头的一页，打头三个字是：新儒论。

    按照李曜几年前就已经做好的规划，当他一旦有机会影响朝政动向之时，则要开始进行新儒学的传播，为接下来准备进行的变法改良做准备。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作为河中节度使，吞并了原先同华节度使的关中最东面一块，坐拥潼关天险；关中第一强藩李茂贞以被自己打残，其割据地盘被自己拿下一半左右，如今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已经由河东集团中与他最为亲密的三名兄弟执掌，而且这三镇与河东路上连接也要经过河中辖地，河中的地位毫无争议。

    变法，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可以说干就干。没有民心思变的局面，没有正确的变法思路，没有足够的政治基础，没有预先的物资准备，没有完整的变法大纲，没有推进的具体步骤，没有执行的得力人手，没有应变的提前预计，没有……总之缺了一条，变法都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杀！

    正因为如此，李曜才看似很突兀地号召进行了这次儒家学术大辩论，并且在辩论进入高-cháo之际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准备昭示天下。这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开风气之先。

    多读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多了一千多年的经验教训在脑中，李曜对新儒学的思考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当初他那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祖父曾有颇多藏书，其中关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占了四分之一。李曜印象最深刻的几本书里，有写曾国藩的、有写李鸿章的，当然还有些袁世凯、孙中山的，其中写曾国藩的某本书中，曾说曾国藩是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李曜那时候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对任何“开创者”都很有兴趣钻研一番，于是也仔细找了些跟曾国藩有关的书看，顺带的，也就对所谓的“近代新儒家”有了一定的了解。按照那些后世的主流看法，儒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儒学时期。时间在秦前，以孔孟曾颜、荀子等人物为代表，创始人是孔子。秦朝在他们站在儒家发展的角度看来，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渡王朝，它存在的时间短，儒学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受到严重的破坏（焚书坑儒）。

    第二阶段是官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当儒学作为封建王朝意识形态之后就正式变成了官方儒学，其形成的标志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延续下去。

    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其发展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当佛教东来，佛学风弥，道教也乘时而兴，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rì益衰弱，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弱点也rì益暴露出来。但后世学者们认为这个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学者们出版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

    第三阶段是官方“新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国人的欢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在迎合国人的信仰得到了发展，人们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儒家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在儒学界也出现了xìng命之学（宇宙本体论）的讨论。xìng命之学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xìng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儒学家们经过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儒家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三个时期，即新儒学（理学）。

    “新儒学”是在佛道二教rì益发展，儒学rì益受到冲击的形势下出现的。由于信教的群众不断增多，势必消弱儒学的阵地。所以还在唐朝时，像韩愈这样的文坛巨臂就对佛教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故唐朝这个时期实际已经为理学的形成作了前期的准备。到了南宋朱熹，他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严厉地批判佛教，让理学取代原始儒学和原来的官方儒学成为新儒学，并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新儒学”虽然是因官方儒学受到佛道二教的冲击而批判佛教出现的，但是它实际也脱离不了佛道二教的影响。朱熹早年出入佛、道，晚年静居则诵经念佛。他的老师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而二程的老师是周敦颐，他则与道教、道家有重要关系。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公，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宋史·道学传》说：“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yīn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xìng于人者，了若指掌。”周敦颐的思想不仅继承了《易传》，而且也明显地受到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再像在北宋初期范仲淹、欧阳修和胡瑗、孙复等人首倡理学，这些人中间还有人本身就佛教的在家信徒。在北宋中期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对发展理学做了贡献，而这些人中，除了上述周敦颐受到道教和道家影响外，像邵雍的思想渊源于陈抟的道家思想，已成为定论，连朱熹自己也认为邵雍传自陈抟，陈抟也有所承传。他说：“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

    第四阶段是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将理学发展成为“近代新儒家”。当理学成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后，儒学就渐渐脱离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儒家”使儒学变成一种道德实践，成为那些高尚道德追求者修身养xìng的行动指南。但是，后世提到“新儒家”一般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可是，“新儒家”实际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而曾国藩处于鸦片战争后封建王朝的末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儒家”的开创者。

    有关“新儒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现有的词典工具书中都找不到，所以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定义，可在英语词典中却有定义，可见有关“新儒学”的影响，对于西方的影响不比中国小，而且在近代乃至当代还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况。在英语词典中，凡是提到程朱理学则是Neo-fuism，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称宋代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汉唐经学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

    事实上“新儒家”的概念，英语称为New-fuism，这样就把“新儒家”与“新儒学”区别开来。李曜一直认为，“新儒家”是在继承旧的儒学（原始儒学）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儒学理论体系，是原始儒学的复兴。

    程朱理学企图改造官方儒学而成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但是他们明明打倒佛道，却又把佛道的东西融合到了他们的新儒学之中，这好像有点不符合他们自己所反复强调的“诚”的思想范畴。并且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而且对于周边国家rì本、朝鲜等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理学把重点放在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的理论上面，而忽视了道德实践，理论空谈只成为那些读书人求仕的敲门砖，理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虚伪，在虚伪的掩盖下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在人心不古、道德rì益滑坡的形势下，那些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的内容，只会成为压迫广大人民的工具，理学rì益成为中国人民的jīng神枷锁。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仁人志士早就开始改造理学，在纠正旧理学的偏颇的同时，提出新的儒学体系，这就是“近代新儒家”。

    追溯“近代新儒家”的思想渊源，上可追溯到中国新儒学的另外一个分支——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将社会伦理原则上升为终极规则——理，当抽象的“理”变成了绝对的权威（存天理，灭人yù），表面上道德伦理的原则得到了提升，但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xìng，则遭到忽略。

    南宋陆象山和明代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是在与朱熹分庭抗礼的辩论中不断发展的。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所以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陆王心学把人心作为道德主体，自身就可决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使道德实践的主体xìng原则凸现出来。这就弥补了朱熹理学的空谈，让道德实践不再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启近代新儒学“经世致用”的先端。

    心学的创始人陆象山，与朱熹曾进行过多次辩论。在象山看来，由于人的本心是善良的，圣贤教人做人的道理也是清楚明白的，虽然人的本心在后天会受到污染或放失，但只要人能够认识到其本心中的善xìng，加以发扬和扩充，以之为指导去做事，就能够行善而不作恶。所以，道德修养的功夫，不在于研究书本知识，也不需研究外在的事物，而在于向人的内心深处发掘。

    基于此，象山批判朱熹的为学方法是“支离事业”，学生从中得到的只是关于儒家伦理以及圣贤言语支离破碎的知识，而在道德实践上却无甚益处。象山的批评点到了道学一派的要害所在，正象后人所讽刺的那样，“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在朱熹一系中，儒家的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学问和知识，为学变成了做学问，而不是和个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实践之学。

    陆象山强调这个心，不立文字，求心于内，主张“六经注我”，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提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种修行方法，使我们想起佛教的参禅。佛教禅宗亦是强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它也不立文字，见xìng成佛。同时，陆王心学“万物皆备于我”、“心外无物”的观点与佛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相类似。因此，被朱熹打倒的佛道思想在陆王心学那里已经得到很好的融合。

    实际上朱熹早年和晚年也和佛教走得很近，他的理学也来源于禅宗的启悟。朱熹十八岁时，跟从刘屏山游学。屏山认为他一定是个热心科举的人，但打开他的书箱，里面只有《大慧禅师语录》一套。朱熹还常同吕东莱、张南轩拜见各方禅者，与道谦禅师关系最好，常有jǐng醒启发语言发表。因此他的《学庸集注》中，所论心xìng，大致近似于禅意。晚年朱熹住在小竹轩中，常诵佛经，有《斋居诵经诗》。朱熹的道统思想离不开其对“四书”的阐发，而对“四书”的阐发集中体现在其所著《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或问》里。

    王阳明把此二书归于朱熹的“中年未定之说”，认为到晚年朱熹已自我否定了此说。此外，朱熹的道统思想及其阐发道统的“四书”学也有不少体现在《朱子语类》里，而王阳明亦把《朱子语类》归于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认为其真实xìng大打折扣，与朱熹平rì的观点有许多不相符合。因此，如果作为朱熹最主要的著作是中年未定之说，那么朱熹本人最真实的思想应当在晚年，而晚年的朱熹则诵经念佛，这也不能说朱熹是排斥佛教的。即使作为他中年的著作以及平时散见的言论也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显然朱熹的门人为了抬高他们的道统地位，替朱熹排斥佛教的做法是屡见不鲜的。

    陆象山虽然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xìng，但它那类似禅宗的修行并非普通人所能践履。如果毫无约束地放纵此心，只能使人放任自流，王阳明看到了这个弊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

    “知行合一”的做法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更是曾国藩近代新儒学最显著的特点。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呢？第一是居敬存养。按王阳明的解释，“居敬”便是存养工夫，亦即“存养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道德修养先是反省思“诚”，识得病根所在，接着要做真实切己的“克己”工夫，克除人yù，这也就是“破心中贼”。第三是事上磨炼。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还必须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得到实际的运用和体认，例如在事亲上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孝，在事兄上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悌。这些做法后来也被曾国藩借鉴。

    此外，追溯曾国藩近代新儒学更近的渊源还有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此三人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后世常说“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显然，新儒家要把“mín zhǔ”和“科学”也引进自己的学说中去，这个想法在黄宗羲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就mín zhǔ来说，黄宗羲正是站在儒家“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制度，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就科学来说，黄宗羲自己就是数学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此外，黄宗羲更加强调了儒学必须经世致用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要“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凡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

    顾炎武与黄宗羲一样，在政治思想上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mín zhǔ启蒙思想sè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他严厉批判朱熹理学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王夫之（船山）是三大儒中最有特sè的一位隐士，他一生不仕清朝，反清复明失败后避居山野，甘于清贫，在无与伦比的艰苦条件下，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写出了八百余万字的鸿篇巨制。

    王夫之既批判了朱熹理学rì益变质的现象，也批判了陆王心学所引来的思想混乱。王夫之认为，王氏继承陆九渊心学发挥圣道，表面是儒，实际上是把佛教狂禅引入儒学，于是导致明代后期思想混乱，民无所依，宦官阉党趁机争权夺利，把握朝政，让明朝走向灭亡。但是王夫之本人经常与高僧来往，并在晚年著述佛教专著《相宗络索》，可见王夫之只是在批判误解佛教的人，也不是真正反对佛教。因为狂禅也是佛教所反对的。

    王夫之是曾国藩的老乡，他的著作是经曾国藩整理首印才得以推广的，曾国藩显然是很敬佩王夫之的。然而，在对待陆王心学的态度上，曾国藩既继承了王夫之反对心学空疏的观点，同时又发扬了心学的优点。与船山辟禅佛而严厉批判陆王等人相比，曾国藩更能够融汇贯通。王船山贬抑陆、王，曾国藩却服膺陆、王；王船山服膺张载，曾国藩也批判张载，认为“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可见，曾国藩在继承王船山思想的基础上，更多地保持一种包容态度，他的新儒家思想融会贯通于各家，取其jīng华，去其糟粕。

    李曜既然要为大唐的新儒学指明正确的方向，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曾国藩所开创的“近代新儒学”自然不能轻忽，他在动UU小说这篇《新儒论》之前，就将这一体系及其特点分析得清清楚楚。

    首先是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dú lì出来。

    从曾国藩早年开始，他就没有被空谈xìng理的理学所约束。他在京期间，他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并且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不但没有得到启迪，相反身体却越来越差劲。他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推崇倭仁的cāo守，但是他并非就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jīng华，去其糟粕。

    理学家的内省本来来自佛教禅宗的观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没有一点污染，“存天理，灭人yù”，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约束本来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在家静坐，不关心世事，这就违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孟子说，要养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是在心怀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面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衰颓、堕落以及士林风气的败坏、道德沉沦的形势，如果一个人仍旧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内搞静坐，不去关心世事，又怎么能够实现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偏颇，于是开始改造旧理学而创立他的新儒学。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曾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这说明唐鉴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不排斥经济之学，已有理学经世倾向。但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调和汉宋之争的基础上，超越他的理学师友，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中dú lì划分出来，把它摆到更重要的地位。

    他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争，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以往程朱理学详论义理xìng命，而略于经世致用。曾国藩则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根本jīng神的同时，消除程朱理学的偏颇，提出要单独创立“经济之学”，把它划为孔门学说中“四者阙一不可”的dú lì门类。在四门学科中，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是曾国藩经济学的目的。其他像词章、考据是服务于义理的，而仅仅是知道义理，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那么这样的义理，曾国藩认为是没有作用的。

    曾国藩的“经济学”，虽然具有开创xìng的意义，但是它并非脱离了儒家的传统jīng神，而是儒家思想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产物，同时曾国藩的经济学也继承了陆王心学乃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后儒重视道德实践的优点。

    曾国藩的经济学回到了原始儒学以及中国新儒学（陆王心学等）所强调的道德实践。《论语》一开头就说：“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受到长期的误解。“习”并非温习功课，而是实践，“学而时习之”就是学到的理论随时随刻都要与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这是孔子在强调“学以致用”的道理，这个“学以致用”与曾国藩“经济之学”其本质是相同的。

    曾国藩讨厌学了不用，说了不做，他重视中国新儒学所强调的“道德实践”，这也是原始儒家所说的“诚’字。他说：“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主也。故曰诚者物主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诚就是不自欺，就是无虚伪，不能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处处都是男盗女娼，一定要“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因此，曾国藩的“经济学”，不是做官发财的经济学，而是道德与实践的统一，说理与行动的统一。曾国藩强调“知行合一”，他的“经济学”也就继承了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的陆王心学以及后儒的优点，纠正了理学空谈xìng理而忽视道德实践的做法。

    空谈xìng理，只能误人误己，只有通过修心养xìng才能恢复人的“善”xìng。所以曾国藩指出要想复xìng必须躬行实践，他说“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因此要想“复xìng”，还必须力行“仁、敬、孝、慈”等伦理道德。曾国藩反对说空话，说大话，强调经济学的“力行”。他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认为“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其务实态度与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认为程、朱已将解决，后来学者只需一切照旧。

    其次是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

    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由于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他重新解释理学的“理”。他说：“理则礼也”，这就是说在道的根本是“理”，但是这个“理”有其外在的表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论语》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rì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仁”属于“理”的范畴，而“礼”则是属于实践的范畴，因此，从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出发，他更重视“礼”的方面。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xìng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正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他认为学礼就是“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己。”“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

    因此，要落实“仁”的最高境界，就必须实践“礼”。“礼”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的总称。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礼”这个概念赋予更多更新的内容，几乎已经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道德准则。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以“礼”治国，“礼”不仅是约束人心的道德准则，而且亦具有某些法律上效应。违背了“礼”，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也要受到礼法的制裁。

    曾国藩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新旧之交的那个时期，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jīng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把“礼”定位为“仁”的道德实践，而使它与法律渐渐分开。在曾国藩时代，“礼”与“法”不分的时代渐渐过去。“礼”作为道德上规范可从源头控制犯罪，而法律则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对害群之马予以惩罚。因此，曾国藩一方面强调以“礼”化人，另一方面又强调“以法治国”。在世风rì下，犯罪rì多的末世，曾国藩提出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讼的目的，从而实现仁义治天下，他认为，通过这种礼法结合的方法与手段，必然会出现“仁政”，使天下真正大治。

    在曾国藩那里，“礼”可治本，“法”可治表，但是要想实现以礼治国，就必须发挥法律的作用，以保证的“礼”的顺利实行。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那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严明。曾国藩曾说：“用法从严，并不是没有条律，不像屠夫杀猪那样，而是‘要以jīng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jǐng，而后寸心乃安’。”也就是说，要从严而适当，恰如其分。“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但要达到这一美好理想，执法者就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不但要公正，还须透明。在曾国藩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这里，曾国藩要执法者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他又说：“任法不如任人”。

    对于执法者不能公正、公平对待案子而造成的冤狱和累讼，曾国藩心中非常厌恶。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在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的案件，每年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冤狱积累过多，必然导致反复拖拉，并且牵连无辜，这必然使得老百姓痛苦不堪。

    对于冤狱与累讼，曾国藩不光给予了痛斥，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克服了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首先是严禁私自关押犯人。他曾出榜明确告知官吏与百姓：“以后管押犯人、证人，本州县必须立牌，以告知他人。待到情况查清楚后予以释放时，也一样要立牌晓示，让他人知晓。”从这里不难看出，曾国藩要求执法者在执法、行法过程中，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光明正大，以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

    再次，是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mín zhǔ张。

    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从孔子的“仁爱”，到曾子的“亲民”，再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了，只有爱遍及众生，才算接近了“仁”（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说：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

    “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好。他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sāo扰以安民”。还作《爱民歌》，在军队中广为传诵。

    但是，爱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必须赏罚严明。曾国藩说：“古代人带兵打仗，首先强调赏罚分明。”他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旧官吏。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

    他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大小贪官胆战心惊，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又次，是打破官方儒学的**思想，坚持mín zhǔ管理任人唯贤。

    自从西汉以来，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官方儒学就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董仲舒所制定那一套三纲五常的官方儒学rì益变成封建**主义的保护伞，这样就使儒学脱离了民本和mín zhǔ的本意。

    我们常常把儒学叫做名教，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可从原始儒学来看，孔子所说的“名”并非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问孔子：“卫君等待老师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啊！”“正名”是孔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三纲”有本质的区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各自要带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君必须像个君王，臣要像个臣子，父要像个父亲，儿要像个儿子，这里任何一对关系没有上下之分，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就没有**的成分。例如，当君像个君王，他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就不可能高高在上去压迫人民。其他关系也是如此。而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三纲”却是从上而下去制定维护秩序的政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当然也不可能再有mín zhǔ政治了。

    孔子强调正名，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更多，它始终是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始终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这样的人自然会被人民群众推上国家领袖的位置，被孔子极为称道的尧舜禹三代政治就是如此。因此，孔孟原始儒学是带有浓重的mín zhǔsè彩的。

    曾国藩处于rì益没落的清朝末期，官场**，外侮内乱，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没有能力去实现孔子所说的mín zhǔ政治，但他在自己的范围内实现了mín zhǔ管理和任人唯贤。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当湘军统帅，只因他德高望重，在大众的推举下他才走上统帅的岗位。因此，曾国藩作为一个统帅，他不专权，不迷恋个人权力，他喜欢把自己的权力分配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样不仅奖励提拔了优秀人才，而且使他们成为统帅的重要臂膀。这些臂膀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替手，他们既包括副手也包括接班人，他认为这是办大事第一等要紧事。

    他曾经写信致九弟强调“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信中说：“总须另有二堪为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杏市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拨。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曾国藩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还是水军方面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在接班人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曾国藩最大的成果就是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鸿章。

    然后是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自古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官方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读书当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轻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实际上这是违背了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的，也没有真正懂“学而优则仕”的意义。还有后人把樊迟问种田，孔子批评他为小人的话也误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学jīng神的。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朱熹解释错了，受朱熹注解的影响，后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要去学习具体的科学知识，他不需要去学一种什么手艺为社会服务。

    实际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学多识，他不只是一样东西，只有一种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jīng神的。虽然君子没有时间和jīng力去掌握世间所有知识，但是他应该努力去学习世间一切知识为人类造福。按照佛教来说，既学会世间的一切知识，还要学会出世的知识。世间的知识就是“五明”，“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艺的，他从小就掌握了很多专业知识。《论语·子罕》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代地位低贱，所以会做许多粗俗的事。君子会做这些粗俗的事是多余的吗？不多余啊！”子牢说：“孔子说过，‘我不能被国家任用，因此以技艺著称于世’。”

    其实这段话翻译也多有误解（包括朱熹）。李曜觉得，在当时统治者的眼里，圣人不是普通的一个有技艺的人，更不能做粗俗的事。所以太宰是以圣作为疑问提问来的，意思孔子真的是圣人吗？如果真的是圣人，为什么还搞那些雕虫小技和粗俗的事呢？孔子对太宰的不理解表示遗憾，统治者总是站在自己高贵的位子上自以为是，而不知圣人把自己并非看得很高，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所以圣人并非不能多才多艺，并非不能做粗俗的事。当然，孔子是有实现天下大治的志向的，但是天下无道，他无法去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在技艺上却出名了。

    李曜综合一下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那就是仁义道德是每一个人的思想追求，而并非妨碍每一个人学一门专业技能去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怎么还可能去追求利益他人的仁义道德呢？学了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才能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这是针对一般人来说的，对于上智之人把道德追求摆在第一位，他只追求出世之道，那就另当别论了。

    曾国藩深刻领会了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他发起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曾国藩之前，曾国藩的湖南老乡魏源已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等主张。魏源因为时代的局限没能付诸实践，曾国藩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曾国藩派人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的先河，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工业生产。

    曾国藩还在同太平天国作战初期针对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也购置了不少西洋枪炮火器与之相战，以后更是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科技工业的实践，开始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的洋务起步。在曾国藩推动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设立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式起动。

    曾国藩创建了引进和学习西洋军工技术的安庆内军械所，把当时全国最优秀的jīng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他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为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与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自此中国迈出了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接着，曾国藩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一百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然后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并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此后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相继制造出“威靖”、“cāo江”、“测海”等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于是，持续达三十多年的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虽然曾国藩去世后，因为当政者坚持投降妥协的对外政策，使曾国藩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但是曾国藩点起的改革开放之火并没有熄灭，在他的后人努力下，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儒家体系，自然科学从此不再排斥于儒学之外。正是有了曾国藩这一大胆而艰难的起步，发扬了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也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zhèng fǔ，致力实现资本主义mín zhǔ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社会变革。

    接下来，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jīng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

    传统儒学的忠诚表现在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多少国家的忠臣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乃至宝贵的生命，因此，曾国藩继承传统儒学的爱国主义jīng神，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jīng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他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yù，jiān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曾国藩所爱的国不仅仅是满族所统治的清朝，而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华民族。曾国藩以强烈的爱国主义jīng神呼吁仁人志士“忠君勤王”，使他成为中国文化的组织者和保卫者，使中华民族的jīng神与血脉赖以延续。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是保卫文化之战，与其说曾国藩的湘军是“忠君勤王”之师，不如说是捍卫文化之师。这种以捍卫民族文化为号令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同。因为太平天国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jiānyín妇女，而且见庙就烧，儒佛道等一切神像全部扫荡而空，即使在中国人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岳飞、关帝、文昌等神像也一个不留。而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教”虽然来自西方基督教，但它也是基督教的变种，很多学者把它定位为邪教是有道理的。即使它是正宗的基督教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想用上帝神权政治取代中华文化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爱国主义的jīng神出发，曾国藩反对洋人侵犯中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对于清廷准备引进外**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yù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勒索。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帝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再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迫使清zhèng fǔ解散了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责令英国人“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从而又一次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另外是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

    由于朱熹的理学重在理论的构建，忽视人的道德实践，所以它所强调的“诚”往往成为空谈，正如曾国藩所说“jiān伪相吞，变诈相角”，理学家的“诚”变得越来越虚伪。曾国藩提出“经济之学”后，使“诚”变成实践，这种以“诚”为核心的新“经济学”又被曾国藩后来引用到军队中来，成为湘军的核心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曾氏军事思想体系。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自始至终强调以“诚”待人，以“诚”召人，以“诚”育人。他初募湘军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曾国藩以己之诚感召那些诚朴的山野材智之士而归附他，让他的军队自始至终养成一种“诚朴”的作风。曾国藩之时，当时国家的正规军——绿营，“巧滑偷懒，积习已深”，无战事时为应付检查则务求美观，而有战事时则临阵退缩。要彻底改变这种军队作风，曾国藩认为认为必须“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又说“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因此，曾国藩将则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则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之所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后成为一支胜过正规军的劲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敦朴之气，未尽浇散”。

    曾国藩又以“诚”育人，把自己的幕府当成德育培训基地。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懒散成xìng，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

    待人以诚，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诚就是忠臣烈士，曾国藩治军思想的体系始终贯穿“忠诚”二字，因诚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爱国主义境界，这是曾国藩克敌制胜的法宝。

    再有就是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

    儒家《大学》以修身作为人一生的追求，《大学》在提出为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因此，他自始至终把“修身为本”为根本方针去发现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国藩给刘孟容写的《养晦堂记》中说：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rì，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rì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rì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rì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在这里，曾国藩对那些已经显贵的人提出了忠告，居于显贵之位终究是不长久的，当人一死无论显贵还是下贱都是一样平等。如果人处于显贵之时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谛，那么活在这个世上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曾国藩在这里以众生平等的看法，jǐng醒人们，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争做道德君子，最后都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国藩认为，要想改变世风rì下的末世状态，必须先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培养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们为榜样去带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曾国藩在《原才》中说：

    风yù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yù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曾国藩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提到在位的zhèng fǔ要员要从自己做起，以自身为榜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在这些zhèng fǔ要员中，曾国藩自己也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还有就是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jīng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释道，儒家以入世修行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为主，释家出世又不离入世，行菩萨道。曾国藩的新儒学虽然以回归原始儒学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养晦堂记》之隐居内省的jīng神，避开尘世闭关自修的做法，已经具备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曾国藩说：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

    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庄生就是庄子，与老子一起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让人们淡泊名利，远离尘世，韬光养晦，藏起锋芒，具备一种出世的jīng神。因此，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应当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应当露出两三分。

    曾国藩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所以他替刘蓉详细论述“养晦”的含义，希望让孟容的志向更加坚定，而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借鉴，反省自己。

    曾国藩曾经还送诗给其弟弟曾国荃，这首诗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淡泊世间名利的出世jīng神。诗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最后则是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曾国藩虽然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国藩的新儒学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来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扬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认为人的功名属于命中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jǐng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yīn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8rì记：“写《心经》一本。”初10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yù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xìng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为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术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塞，而圣哲与jiān宄同流传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降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yín，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于穷吾之说。是故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事后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jǐng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纪氏”就是纪晓岚，清朝《四库全书》的总编，后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电视剧中与和珅对立的纪晓岚形象，却不知道纪晓岚还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多是因果报应的故事，通过妖怪鬼狐来说明善恶报应的道理。曾国藩既然给《纪氏嘉言》写序，那么他肯定也是在倡印这本书，希望通过因果报应的道理引导世人弃恶从善。同时，曾国藩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说明他也希望这些宣传因果报应的书能够在人间广为流传。

    《曾国藩评传》里说：“其孙论者为佛家轮回因果之说，在佛门教义中虽属小乘，但在民间则有普遍之势力。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为妄；于其jǐng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综上种种，李曜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仅用集大成来概括曾国藩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就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而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则名副其实。

    李曜觉得，强调把“内圣”通过“外王”表现出来，这“外王”之业在曾国藩那里叫做“经济”，可引申为mín zhǔ和科学。这一思路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等后来新儒家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学习了曾国藩兼容并包的宽大情怀，将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新组合，使中国文化重新发扬光大。

    曾国藩的新儒学与旧理学对比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种包容作风是程朱理学从来也不具备的。举个例子，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赵朴初说，梁先生不会说假话，他这话是真的。如此看来，梁漱溟的真正身份并非最后一位大儒。这就说明新儒家的思想，与程朱理学已经有根本的区别。朱熹说得不多的反佛言论，他的门人也还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学与佛学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却不是这样，这种包容作风是从曾国藩开始的，那么发展到梁漱溟以一个和尚的身份来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为怪了。

    数千年儒学发展脉络在心，手中的文字渐渐变多，长达万言的《新儒论》终于在即将天明之时完稿。

    今rì朝会，《新儒论》便将横空出世，震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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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其实在前几天，我好像就在读者QQ里提到了拥有“兼容并蓄”的新儒学这个思路，其实那就是受曾国藩的影响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学”基本只考虑到曾国藩这一步，当然是鉴于唐朝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来确定的。

第212章 秦王变法(一)

    “戌午，正月二十九，帝表昭宗，呈《新儒论》，首倡儒之大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遂请改贡举，立‘新君子六艺’之科，行总分制，以选良才。朝会议论，众说纷纭，昭宗不能决。二月初一，昭宗改贡举，皆帝奏之制。又以帝守中书令，南衙设座。自此而始，朝野上下，不呼其名，但称‘右相’。由是天下振奋，‘经世致用’大行其道，‘兼容并蓄’举国效行，此国朝中兴之肇始也。”——《唐书·圣宗本纪》。

    这一次，李曜再不是那徒具虚名的检校中书令，而是正正经经的中书令，是兵控长安、执掌朝政的右相！

    何为中书令？何为右相？

    大唐沿袭隋朝制度，唐武德三年，将隋时因避讳而更名为内史令的这一相职复为中书令。高宗曾改为右相。武则天时改中书令为“内史”，中书省为“凤阁”。玄宗开元初一度改为紫微令，天宝初又改为右相。后均复旧。唐之中书令为三省长官，真宰相，品级本为三品，大历中升至正二品。其后演化至未授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不是真宰相，不能主导全国政务。由此，中书令与侍中、尚书令、尚书仆shè等三省官职转变成不实际总理政务的虚位，其功能大用于给重臣加官阶。肃宗后，渐以中书令为大将荣衔，并不预政事。

    但李曜这次，显然打破了这一传统。他以河中节度使身份出任中书令，并有同平章事相衔，本来可以说只是此时寻常的“使相”而已。即便假中书令变真中书令，也不过是名誉地位进一步提高，没什么值得一提。然而“南衙设座”，却表示朝廷已经认可他的真宰相地位，可以进凤阁鸾台主政天下！由此，朝野上下才尊称其为“右相”，这个高宗、玄宗时曾经两度出现的旧名。

    今rì，是李曜第一次以“右相”身份来到大唐帝国的中书省，也就是政事堂所在，此处又有“中书门下”以及“凤阁鸾台”等称。今rì执笔宰相王抟，以尚书右仆sh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为李曜介绍政事堂的一切掌故。

    唐代zhōng yāng机构实行三省六部体制，中书主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这是人所熟知的。但是作为唐代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却很少为人所知，如政事堂创始的时间，政事堂制度的形成，这个制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政事堂的职权、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会议主持者、权力凭证，政事堂的xìng质，政事堂制度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等等，就算后世那些jīng研唐史的学者也很难将之理清。此次李曜以中书令身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好有机会一睹政事堂内情。

    关于政事堂创始的的时间，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xìng的记载有两种：一是唐代人李华写的《中书政事堂记》，认为政事堂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二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含含糊糊地说是“其后又置政事堂”，推其事当在唐太宗贞观年间。

    李曜的身高在这年月着实不差，数年的军伍锻炼，更使他筋强骨壮，杀伐决断之气隐然其中。此时他一身紫袍，英姿卓绝，身旁陪同者皆是当朝宰相、重臣。

    其中当朝宰相计有司空、尚书右仆shè、同平章事王抟，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门下侍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胤，门下侍郞、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同平章事刘崇望，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孙偓，刑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

    重臣计有中书舍人苏检、吏部侍郎裴枢、户部侍郎王溥、礼部侍郎独孤损、兵部侍郎卢光启、兵部侍郎薛昭纬等。

    面对李曜对政事堂制度初现时间的问题，王抟答道：“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shè，魏征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

    此时的王抟，可谓jīng神奕奕。太原王氏押宝李曜这步棋，当年他从无可无不可到全力支持，如今终于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李曜如今身为右相，乃是宰相之中官职最高的一位，同时又是河中节度使，雄兵在握，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如其一体，鄜坊、泾原也惟其马首是瞻，如此近则为相，远则是将，当真是文武全器，天下无二！太原王氏有他为依，何愁家业有坠！

    李曜今rì却顾不得观察王抟的情绪，只是细细体会王抟这番话，乃是点明了三个事实：一是“自武德以来”已有政事堂。“自武德以来”，当然是指“自武德年间”以来，而不能理解为割去“武德年间”的“武德以后”，这是显而易见的。二是自武德以来，宰相已“常于门下省议事”。既是已“常于”，就可以肯定不是什么新制度；既不是新制度，当然就不会是“武德以后”才有政事堂。三是自北朝以来，门下省地位特重，“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因有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的惯例，“故长孙无忌”，就是说，“所以”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那就无论如何得不出因为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才有政事堂的结论来的。

    王抟这么一说，李曜顿时想到，当年他十分尊敬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隋唐制度渊源时曾指出：“若能注意‘高齐创业，亦遵后魏’，‘（隋）高祖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及‘唐之官制大体皆沿隋故’数语，则隋唐官制之系统渊源已得其要领。”

    唐初多沿隋制，实行宰相集体议事制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不能没有议政场所，所以，“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并且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这时政事堂，所以设在门下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可见，在北朝时门下省权尊势隆，在国务活动中自然成为军国大政决策之所。因此，政事堂议政起始的时间，只能往贞观、武德以前推，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在武德以后的贞观年间。

    见李曜还在思索，近来紧靠河中的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便笑着解释道：“我朝建国之初，其制度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议政场所即为门下省的政事堂。故时人一般皆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而真宰相参加政事堂商讨军国大政，乃有当然资格。然国朝宰相，一如隋时，自始就不限于三省长官。”

    他举例道：“譬如隋代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事，裴矩、裴蕴以黄门侍郎知政事，已开他官兼任宰相之风。到了我朝，此风更盛，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

    博陵崔氏出身的崔远近rì见李曜权威rì固，越发不肯与清河崔氏出身的崔胤为伍，也接口向李曜献殷勤道：“陆相公说得极是，右相当知，国朝初年之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yù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因此凡曾加有以下职衔者，均为宰相，即‘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议朝政’、‘参预机密’、‘参知机务’、‘知政事’、‘知门下省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

    李曜奇道：“某今为中书令，似是正二品，为何宰相之衔，反是同三品？此处却又有何掌故？”

    崔远笑道：“右相有所不知，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本来因为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现在yù使秩卑的人参知政事，故立此号，令与中书令、侍中地位相等，沿用既久，因而失去本来意义，纵是二品以上的官，也必须加‘同三品’之号，方为宰相，方可入政事堂议政。所以，即令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这样有权位的大臣，也必须加上‘知门下省事’之职衔，才在制度上取得参加政事堂议政的资格。但大历年间，中书令升格正二品，由是遂有此误。”

    李曜这下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说，门下省政事堂议政制度在前，而“知门下省事”之类的名号，甚至中书令本身的品衔提高都在其后。

    他点点头：“如此，政事堂宰执天下，可是自来便为国朝中枢，调和九州？”

    王抟摇头道：“这个却不尽然，政事堂为宰执天下之所，其实算来，当有三次大变。”

    李曜哦了一声，朝王抟拱手道：“看来沿革颇多，某初为朝廷宰执，不解其中变化，还请王相公为某试言之。”

    他现在地位是宰相中最高之人，王抟自然立刻拱手回礼道：“此执笔宰相应为之事，岂敢言请。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王抟既然是今rì执笔宰相，有为李曜解说政事堂掌故之责，便将其所知一一道来，直说了一盏茶的时间，才将这其中来历缘故说清。

    李曜听后，联系穿越前在史书、文献中的一些了解，总算搞清了政事堂发展其实分了三个阶段。原来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议政，虽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已成为制度，但由政事堂议政发展为唐代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却经过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

    第一阶段是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高宗末年，为门下省政事堂议政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虽然政事堂始终设在门下省，但作为一项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武德年间，可以说政事堂纯为宰相议政场所，如同现代的“会议厅”一样，并非理政办公之地。这个时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设在门下省，主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门下省权重势隆之故。

    贞观年间，由于中书出令与门下封驳之间发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纠，就是互相责难，影响了zhèng fǔ效能。太宗皇帝看到了这种情况，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于是鉴于隋亡的教训，太宗皇帝整顿了zhōng yāngzhèng fǔ的组织机构，凡“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为了防止zhèng fǔ机构随意扩大和官员冗滥，太宗还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证。同时，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变国家总枢机构中政务活动的某些程序。贞观以前，诏敕虽多由中书出令，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诏敕之下，事先议论少，事后检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设于门下，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贞观以后，中书舍人“五花判事”，中书省权职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讨论。于是政事堂地位rì渐提高，遂成为宰相议决政务的最高会议。

    关于中书舍人“五花判事”，王抟并未多说，但李曜记得王夫之曾认为这是“会议之始”。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唐制：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审之，此会议之始也。”什么“会议之始”呢？《资治通鉴》说得明白：“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太宗）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王夫之没有注意“上始申明旧制”一句，既是“旧制”，就不会是“会议之始”。“上始申明旧制”，足以说明贞观年间宰相议政，仍在门下省政事堂，而且，虽然中书渐重，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旧制”并未改变。

    第二阶段是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十一年，为中书省政事堂时期。这个时期，政事堂始正式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武后光宅元年，裴炎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六rì之后，此时高宗已崩，中宗刚即位；至迟不会迟于他同武后合谋废中宗、立睿宗的前后，即中宗嗣圣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二、三月间。

    宰相既商讨议决军国重务于政事堂，而草拟诏敕之责在中书。为便于政务推行，于是政事堂遂由门下省迁至中书省。这是贞观中期以来，中书地位rì重而门下权势渐削的必然趋势。裴炎自侍中改任中书令，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并非裴炎一己之私意，乃是制度发展所使然。侍中与中书令同为zhōng yāng决策机构中书、门下省长官，秩皆三品，何以侍中必加“同三品”衔，方为真宰相，得参加政事堂会汉，而独于中书令“则否”？看似十分乖谬，其实乃是制度在渐渐变化矣！所谓“天河暗转，必有其迹”，此之谓也。

    政事堂迁至中书省后，在制度上明显的变化，是宰相于政事堂议决政务时，有轮流“秉笔”或“执笔”之制。《新唐书》说：“旧，宰相议事门下省，号政事堂，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shè，魏征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又说：“神龙初，（巨源）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要官缺，执政以次用其亲，巨源秉笔，当除十人，杨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这个时期秉笔宰相之常务，乃有三项：一，诸宰相议政时，主持会议；二，会议之后，总其纪录；三，秉笔之rì，坐政事堂办公。

    其次，武则天时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合政事堂实际已成为一体，成为权力很大的相府了。垂拱三年，有诬告刘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以武则天那样的专横残暴，yù以莫须有罪名惩处刘祎之，而诏敕未经凤阁鸾台政事堂讨论议决，致引起刘祎之的强烈抗议，可见政事堂的权力已经很大，地位已有显著提高。

    第三阶段：玄宗开元十一年以后，政事堂成为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册府元龟·宰辅部》说：“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旧唐书》“政事印”下多一“改”字，说明政事堂原来以议政为主，还未完全成为权力机构，故无专印。开元中“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始成为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乃置专印。又有《新唐书·百官志》说：“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至此，政事堂制度始备。在开元以前，政事堂内部无任何分司之组织，其地位虽rì益重要，井渐由会议厅转变为宰相最高事务会议，然尚难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到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列五房以主政务，于是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中书门下政事堂”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乃备矣；作为唐代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乃完全确立。

    中国人谈事，喜欢追本溯源，李曜本非官宦家庭出身，此时出任“右相”，王抟等“前辈宰相”当然要将这些来历为他说清，说清了来历，再给他说权职。这时诸相、大臣已入中书省内，各以职务、爵位高低分而落座。李曜贵为郡王，又是中书令，乃中书之首，因此独坐首席。

    诸相落座后，王抟作为秉笔宰相下令为其余诸位大臣赐坐，然后便为李曜讲说政事堂的职权。毫无疑问，开元以后，政事堂已经合中书门下两省而为一个权力机构，它的职权无疑拥有中书门下两省之职权。

    王抟道：“所谓中书门下，凤台鸾阁，总是中书、凤台在前。而右相如今贵为中书令，某便先说中书令之职权。按照我朝《六典·中书省》云：‘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至于门下，《六典·门下省》又云：‘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可见中书门下职掌乃是‘佐天子而统大政’，是‘统和天人，以和万邦’。当然，这实际上便是宰相之职。如今政事堂‘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职权之重，权势之隆，可以想见。”

    李曜轻轻点头，却又笑道：“只是这话，未免说得过于笼统了些。”

    诸相皆笑，王抟也笑了笑，才道：“若要细论，也是有的。所谓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与，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事不可以轻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财不可以擅加于赋，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乱不可以启之于萌。法紊不赏，爵紊不封，闻荒不救，见馑不矜，逆谏自贤，违道变古，此堂得以杀之。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李曜虽然听得有些发晕，大体还是听懂了其中意思，点头道：“即是说开元以后之政事堂，赋政四海，允厘六职，统和天人，总齐机衡，已为朝政之本。”

    王抟点头肯定，道：“正是如此。右相既然已经明白权责所在，下面某便说说机构。”

    李曜虚心请教：“请王相公言之。”

    王抟道：“政事堂分正堂与后院两部分：正堂为诸相办公和会议之处；后院为政事堂行文作书之处，分设五房办公，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为诸吏史治事办公之地，入品者可为五房之长。五房僚佐所掌虽属秘书工作，但因其多为国家机密大事，权位很重。”他微微一顿，补充道：“譬如当年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yù，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像滑涣这样作势弄杖者，固属不多，但也说明五房僚佐地居权要，即使宰相亦未可小视。”

    李曜点头表示理解，这就好比后世的zhōng yāng办公厅，人家给你说个事，你怎么知道那是人家自己的意思，还是他上峰的大领导们的意思？这种人如果要弄权，当然很简单。

    于是又说到参加政事堂会议人员。按照王抟的说法，参加政事堂会议者，唐初为三省长官；高宗以后，为中书门下长官，或带“同三品”、“平章事”、“参知政事”等衔官员。中书舍人和堂后五房长官因工作关系，经执笔宰相同意，亦可参加会议。

    政事堂会议与朝议不同。政事堂是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权力机关，必须宰相才能参加。朝议为皇帝临朝时与诸大臣之议论，因此，文武百官品高品低者皆可与议。朝议所议之事，据记载多为军务大事，盖以军务关系国家至大，必须皇帝临朝议决。为此王抟举例说：“元和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寻加淮西招抚使。这便是朝议军务之一例。”

    政事堂会议与廷议亦不相同。朝议由天子临朝议决，廷议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书、九卿诸监，下至侍郎、御史等皆可参加廷议。王抟又举例说：“当年刘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这便是说，参加廷议者，历来不仅有宰相，宰相以外的官员亦可参加，这和参加政事堂会议只限于宰相者，全然不同也。不过今rì李曜带裴枢等并非宰相，也并非五房之长的大臣前来却未遭诸相公非议，想来他们也是没把今rì当作议事。

    然后王抟说到了政事堂会议的“执行主席”。通常是中书令取旨后，于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开会时有一执行主席，称“执笔”、“执政事笔”。讨论结束，秘书处协助“执笔”综合整理成诏敕文书，然后奏闻画敕。执行主席轮流担任，有时一人一天，有时一人十天。比如至德二年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rì，至贞元十年五月八rì，又分每rì一人执笔。

    这意思李曜懂，就是轮流值班嘛。意思是说宰相在政事堂要轮流值班。而“秉笔”、“执笔”、“执政事笔”者，是指有会则为会议执行主席，无会则为值班宰相，负责处理rì常公务或“承上旨”。听王抟的说法，在肃宗以后，宰相执政事笔者，或旬rì一更，或一rì一更。由宰相执政事笔“承旨”之制来看，在唐朝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中，由中书令取旨的传统做法已经有了改变。

    不过，旬rì一秉笔或一rì一秉笔，与“三两rì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却有不同。前者为值班宰相，后者如宋时司马光所说：“至于数旦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来宿德元老、年高有疾，朝廷尊礼，特降此命。”乃是对年高望重的大臣如李靖、杜佑那种人的一种尊礼。

    再然后，王抟便开始解释中书门下之印。印是权力的凭证，“印者，信也”。自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于是政事堂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中书门下之印”即成为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中书门下政事堂的权力凭证。

    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这就是说，凡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加差“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的批评。

    后来唐朝有的皇帝违反这一制度时，也只得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称为“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研究，虽没有“中书门下之印”，亦请下面马虎承认之，李曜就曾接受过这种墨敕。这在黄巢之乱以前，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了。以至皇帝私下所封的官，因其来经正式敕封手续，亦为时人所看不起。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皇帝个人**和宰相集体议决的矛盾问题。按说在封建**时代，皇帝实行**dú cái，“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乃是天经地义。但从秦汉以来，就有“廷议”制度，至唐代，又建立起政事堂宰相集体议决的zhōng yāng最高权力机构。君主**dú cái与宰相集体议决，看上去是两个相对立的制度，竟能统一于一个封建的zhōng yāng政权之中，这似乎不可理解。

    但是，李曜作为后人，深深地知道历史上一切制度，都不会凭空地产生，制度的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背景和根源。政事堂制度既然是封建国家发展到繁荣鼎盛时期所形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那么要解释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李曜这个“深受**熏陶多年”的人来说，自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舍此而求诸于唐太宗个人的政治作风，乃是舍本求末之法，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认识政事堂制度。

    他想到当年单位遣送进修的时候，学到过恩格斯的一个观点：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xìng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rì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根据恩格斯的科学论断，李曜在心中剖析了一下政事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过程，他觉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始终是封建**主义政体中牵动全局的核心问题。毫无疑问，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斗争，也是整个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

    历史表明，唐初三省分权，使相职一分为三，互相牵制，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控制。不久，中书出令，门下封驳，“rì有争论，纷纭不决”，直接影响到皇帝诏令的贯彻，于是太宗皇帝提高了政事堂的地位，使三省配合更加密切，连为一体，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高宗以后，律以“平章事”、“同三品”等衔行宰相事，参加政事堂议决军国大政，品位不高，易于控制。至于从门下省迁政事堂到中书省，抑门下之势，张中书之权，其用意在加强皇权尤为明显。

    开元中，合中书门下为一体，另设五房办事，高高凌驾于相府之上，而原来的中书门下省机构名称虽存，殆成闲所矣！从政事堂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及其分合应变的斗争现实，可知皇帝利用政事堂这个权力舞台，其目的是要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集中统治阶级的意志，把君主个人**与宰相集体议决这种对立面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从而更加强化君主**和zhōng yāng集权。

    从政事堂制度形成过程中，李曜还看出，其实皇帝正是为了使他们“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于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便从控制矛盾与冲突的“需要中产生”。

    那如果再从皇权**制度本身来看呢？皇位继承制度是**dú cái的皇统得以延续二千余年的命根子。“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预立太子的皇位继承制度，其本身就必然带来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就是皇帝英明决断雄才大略者极少，多数是中主以下，及至幼主孱君。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每遇幼主孱君、昏君在位时，母后擅权，外戚横行，宦官祸乱，便成为皇帝**制度的副产品。当此之时，政局动荡，篡夺祸乱必然接踵而来。如何缓和这种矛盾与冲突呢？也许是历代皇朝在其统治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立起强有力的zhōng yāngzhèng fǔ，特别是建立强有力的最高决策机构，作为皇帝**统治的权力辅弼，是缓和政局动荡，防止篡夺祸乱的一项根本国策。唐代至今近三百年的政治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以唐初两次权力危机来看：

    第一次权力危机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太子建成及其弟元吉，逼其父高祖李渊下台，登基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的上台，改变了武德年间纲纪紊乱的局面，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之所以出现，极其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太宗整顿了国家机构，改革了各项政治制度，建立起“皇权**——三省分权——政事堂集议”三者结合的zhōng yāng集权新体制，极大地加强了zhōng yāng集权。《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记载太宗和大臣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讨论政体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其中说：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rì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xìng非仁明，亦是励jīng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xìng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是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rì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rì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rì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太宗皇帝的两段议论，关于皇帝个人与中书门下、zhèng fǔ百司之间的关系，论述得何其jīng采，又何等深刻！他把君主个人**和宰相集体论执的“须合变通”，对立统一的必要，说得清清楚楚。历来人们引用这两段文字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把这些议论提高到国家政体上去认识的。《贞观政要》的编者吴兢确有卓识，他是把这些对话放在《政体》中加以考察的。

    李曜一直觉得后世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偏向，就是偏重于人事，而忽视制度。在他穿越的前些年，写唐太宗个人政治作风的文章很多，也都不免于这个偏向。而他本人是学法律出身，关注制度远远超过关注个人。

    其实，太宗皇帝也很看重制度。他认识到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及其作用，因而能以政事堂为舞台，导演出有声有sè的“贞观之治”。

    第二次权力危机是武则天篡权。武则天从高宗永徽五年入宫，到载初元年九月九rì即位做皇帝，经过三十六年的惨淡经营，通过一条yīn险狡诈、血腥残忍的道路，造成zhōng yāng政权几度危机，然而因为有政事堂制度的制约作用，遂使得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仍能稳定地向上升的趋势发展和前进。

    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先后用宰相七十六人，被杀者十四，被流者十，被贬者十九人，仍然出现一大批直臣名相，如狄仁杰、姚元崇相于内，娄师德、郭元振将于外，在政事堂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武则天的专横不得不受到制约。如果没有中国特有的皇帝制度，没有母后摄政的合法惯例，武则天上台做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政事堂制度下群相的制约和辅助，她要稳定政局，治理国家更是办不到的。而政事堂制度也正是在武则天时代，有了重大发展和变化，其实并非偶然。

    在原先的历史上，有唐一代二仈jiǔ年，连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在这二十一个皇帝中，中宗、睿宗、顺宗、穆宗、敬宗、哀帝，在位不过五年。高祖虽是创业开国君主，后世人一般认为其才德不过中主。而高宗、肃宗、代宗、德宗、懿宗、僖宗均为平庸之主。文、武、宣、昭诸帝可算中主偏上。称得上“明君圣主”者，唯太宗一人；玄宗、宪宗次之，已是半明半昏之主矣！二十一君状况如此，而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社会经济竟有巨大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岂是偶然？

    李曜由此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改革，永远是自上而下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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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改革应该由上而下，这个观点我在读者QQ群里提到过，还提到了几个改革的方向，现在开始进入正题了。不过中书门下是改革的起始点，在李曜的改革中，有时候因为古人的思维惯xìng，可能需要打着“复祖宗旧制”的旗号，所以才有这一章细说中书门下权力变迁的文字。

    另外……我承认我喜欢“右相”这个称呼，当然“左相”也可以，因为听起来比较牛……咳咳。

第212章 秦王变法(二)

    中书政事堂内，已只剩宰辅重臣，此时诸位宰相正“坐而论道”，围绕右相李曜提出的几项改革意见进行讨论。

    循序渐进，是李曜的一贯宗旨，此次他提出的几条改革意见，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军事领域，基本未曾涉及政治制度。这几条意见，总而论之，有如下几项：

    一，采取官督民办制度，大力修复和新开关中水利灌溉工程；由尚书右仆shè王抟主抓。

    二，采取官府出资、民间出力的办法，修复和加大关中造林工程；由刑部尚书裴贽主抓。

    三，在长安城主城之外的东面，新建“zì yóu贸易区”，采取河中东升新城建造和分摊入股办法，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建造、经营运作，官府负责维持市场秩序，但除朝廷法令所禁止的经营项目之外，一切商业活动均可zì yóu进行。zì yóu贸易区的税率为“十三”制，即百分之三十为营业税。zì yóu贸易区内的各经营单位需要有税收报表、消费凭证等，此类事务由户部新建‘自贸司’全权负责。由门下侍郞兼三司使刘崇望、户部尚书孙偓主抓。

    四，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将全力协助关中地区恢复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河东、河中等地区实行数年的各项促进农业生产之制度，将全面引入朝廷，特别是关中地区，其中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将全力提供关中所需的农具、“化肥”等物资。此事由工部全权负责。由中书侍郎、工部尚书陆扆主抓。

    五，朝廷组织保甲团练，把农村住户中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一下的成年男子组织起来，十家编为一保，以武斗选出保长。保丁平时种田，闲时练兵，战时随时准备编入军队作战。此时由右相李曜亲自主抓，关中地区由左右羽林大将军李筠、史建瑭分抓；河中地区由河中行军司马郭崇韬分抓，河东地区由晋王李克用指派人手分抓，其余各镇由节度使分抓。

    六，征收“神惠税”，除皇宫中供奉李唐皇室祖先、道祖玄元皇帝李耳之三清殿外，全国各处道观、佛寺、尼庵等宗教产业，均需上缴“天神佛陀惠民税”。具体税金征收分为不动产税及香火税。该税金之使用，仅限于惠民安民工程，当地道观佛寺可派人员监督及核查。

    七，右相李曜个人出资，在河东、河中、关中等地建设“格物学院”，并将自己创造的“活字印刷”术授权河中军械监无偿推广，诸学院公读书籍全部采用“活字印刷”印制而成。同时朝廷公开征集少见于世的善本、孤本、抄本、印本、残卷等，用于“为往圣继绝学”。

    八，由河中节度使府出资建立“大唐钱庄”，推出金币、银币、以及纸币，并公布与大唐统一货币“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

    ……

    虽然李曜自己觉得，这次提出的几点改革草案并未涉及大唐统治基础的核心政策，其中好几条政策甚至怎么看都是好事，尤其是河东、河中需要为之付出很多，然而这些意见一提出来，仍然颇遭怀疑。

    其中一、二、四、五条，诸相持怀疑态度的关键是户部和三司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推进制度实施，在李曜表示河中即将建立的“大唐钱庄”可以为其募款之后，仍然担心今后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些账目的偿还，而且今后还将背上很大的财政负担。

    至于第三条里，关于在长安城东门外建立“zì yóu贸易区”的构想，诸位相公很是犹豫，一方面他们大多也觉得zì yóu贸易区肯定能推动商业发展，一方面又担心会因此扰乱整个帝国的商业制度。当然李曜知道，他们肯定下意识担心商业发展太快之后，商人的地位将变得很难压制。不过这个问题，也就是重农抑商思想的下意识延续，李曜通过“除官员本人外，其家族成员均可合法经营商业”的承诺，基本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而第六条关于“神惠税”的征收，大部分宰相均持支持态度，也有两三人表示难度很大，毕竟僧侣道冠不纳税早已是历代旧俗，骤然易之，恐引起诸多争议。但对于这一点，李曜的态度非常坚决：“要么交税，要么禁教。”

    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既然是修行，就该苦修，他们占着那许多良田，收上那许多香火，养得肥头大耳，能叫修行吗？不苦，何以修成正果，练就金丹？某行此法，不仅为他们修行铺平康庄大道，而且这税金既然用来惠民安民，更是为他们行善积德，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善莫大焉？”

    至于第七条，是整个改革设想中唯一得到诸位相公“全票赞成”的意见，不仅赞成，而且并纷纷表示愿将自家藏书贡献出来，让河中军械监印刷成书，为“格物学院”尽一份力。这情况倒是让李曜颇为满意，中国曾有许多珍贵古籍，失传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果活字印刷术提前两百年出现，并且有一个自己这样拥有足够实力甚至某些特权的人物来推动古籍留存，一定可以为后人留下更加宝贵和丰厚的遗产。

    但到了第八条上头，李曜的提议不仅遭到崔胤的强烈反对，连比较中立的刘崇望、孙偓二人也明确表示反对，甚至连李曜河中一派的王抟、陆扆、裴贽三相也认为“此事恐须缓议”，而本属崔胤一党，如今正往李曜靠拢的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崔远见双方“战平”，也选择了“不如谨慎”，那意思也就是“我保留意见”，相当于反对的意思了。

    李曜并不想以军事威胁来强迫诸相同意他的意见，如果今天他这样做了，显然将不利于今后他希望推行的、某种程度上的mín zhǔ议政。

    他习惯xìng地用手指轻轻敲打横案的桌面，然后问道：“诸位相公究竟是反对大唐钱庄的开设，还是反对金、银、纸币的发行流通？”

    诸相相视交换了一下意见，崔胤先道：“右相，某对大唐钱庄的开设并不抵触，这钱庄虽是新词，不过想来与‘金银行’和‘柜坊’差别不大。至于大唐钱庄希望发行金币、银币，某以为恐怕难成其事，铸造成币需要成本，而民间并不会将这其中成本计算在金币、银币的价值当中，就如铜钱一般，国家造得越多，亏得越多。如今铸造铜钱，勉强还能负担，大唐钱庄以一己之力yù铸造金币银币……此虽非某家产业，实为右相忧心也。”

    然后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此事如果右相定要坚持，某却也谈不上反对。然则‘纸币’一事，恕某断难从命。”

    李曜反问：“为何？”

    崔胤道：“右相当知，如今国家财政吃紧，倘若大唐钱庄发行‘纸币’，岂非便要取代‘飞钱’？以朝廷如今之财力，再失‘飞钱’收益，恐怕朝廷朝布此政，我等朝臣暮失粮禄！右相，你有两池在手，何苦再逼着朝廷将最后一点收入取走？”

    李曜听得有些好奇，迟疑道：“飞钱与朝廷有何关系么？”

    崔胤一脸不屑，王抟等人则是面sè尴尬，此时作为中书侍郎的陆扆离李曜这个中书令比较近，连忙附耳为他解释一番，李曜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惹得诸相均不同意。

    大唐时期的中国，国家统一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促使城市交通和商业的发达。城市的崛起、商业的繁荣及唐德宗的两税法催生了“飞钱”产生。“飞钱”又称“变换”，是大唐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于宪宗时期，“飞钱”主要集中在繁荣的城市。这与当时大唐的商品经济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先适应的。

    大唐时期的中国，总体来看，可以说是民富国强，因此人们的消费需求也非常与rì俱增，这就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而大唐朝廷并没有像西汉朝廷那样用强制xìng手段去打压商人，态度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台了许多保护商业的政策。在《恤民通商制》中有这么一段话：“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史官健，走海门者，人数不少，宜令宋式、李良瑍查访人数，量事救恤…如闻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这只是大唐重商政策的一个缩影。商人在朝廷的保护下，促使商业的繁荣，商人群体也不断的壮大。

    后世想知道大唐商人的具体数量已经不可考了，但是根据李曜最近的调查，仅长安城的东西二市，在过去承平时期就有工商店铺8万余家，工商业人口在30万人以上，当然最近这些年凋敝了许多。这些商人不仅仅只是在长安、洛阳、汴州等局部范围内经商，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在丝绸之路上就有不少胡商。

    大唐时期的中国的商业发达，尽管zhèng fǔ仍然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过对商业的重视倒是空前的。大唐，丝绸之路把dì dū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它们的纽带，就是商业贸易。从总的jīng况来着，丝绸之路编织了一条巨大的交通网。在这个交通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也有大型的“市”即现在的集贸市场。因此丝绸之路给大唐帝国带来的收益是难以想象的，唐玄宗“税商胡以供四镇”。这时候的货币主要是铜钱和绢帛，无论重量还是体积都非常的大，古代的交通条件又差，靠着骆驼、马的交通工具运输又非常的显眼。因此如何避免经商时携带许多货币带来的不便以及危险呢？这显然是大唐社会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

    大唐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严重缺乏。这是由于那些原因产生的呢？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两税法使得农民的赋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种，地税征粮，户税征钱，分夏、秋两季缴纳。采用以钱定税、以钱完税，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增加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所以，两税法的实行是当时钱币不足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

    实行两税法之后，“唐zhèng fǔ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米四百余万解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米千六百余万解，以供京师。”此时国家的收入中都是钱币，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同时两税法的实行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特别是边缘地方的农村，为了缴税，必须把自家生产的农产品换成钱币，因此钱币开始流向了边远地区。

    大唐的佛道非常的盛行，大量的佛像礼器制作需要大量的铜，如“皇太子奉为二圣于西明寺造钟铜一口，可一万斤”。代宗时，“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十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由此可见大唐的铜的消耗量是非常的大的，再加上当时的开采水平并不算高，这就势必导致钱币的铸造量，从而导致钱荒。

    铜荒的出现使铜的价格上涨，不少人常常销钱为器从中牟取暴利，无疑又加剧了铸币数量的缺乏。在此万不得已情况下，当时商人、诸军、诸使富豪之家到长安进行贸易，就不用“以货易货”的笨重办法，改用“货物交换，价格计算”，“互开证券”，“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这就促使了飞钱的产生。

    以上三点，是促使了柜坊和飞钱产生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首先国家重视商业，保护商业，当时的商人是非常活跃的，这促使了当时商业城市的崛起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但是商人要经商外出购买足够的货物身上必须带足够的钱财，但是无论是铜钱还是绢帛，重量和体积都非常的大，一方面是运输不方便，另一方面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引来盗贼。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货币的不足也是产生飞钱和柜坊的一个原因，而飞钱和柜坊的产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压力。

    显而易见，商人对于自己身上有过多的钱肯定不会放心的。不妨设想一下，他们赚了钱之后放在亲人那，但是如果到远处经商的话也不方便，时间长了也不会放心。因此，类似以后钱庄的柜坊就因应而生了。

    柜坊的产生和大唐的商人居住、存货、交易邸店有关。邸店是怎么样的呢？“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和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远近行旅多归之”。

    大唐法律规定，“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可知邸店是货物存放和沽卖合一甚至吃食的地方，其服务对象是流动的商人。唐都长安西市是大商人窦乂的活动场所，他发现赚商人的钱比一般百姓容易，于是在西市“造店二十余间，当其要害，rì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窦家店”。长安东市的一平民王布，见开邸店有利可图，也开始效法。由于商人运输钱帛不便，看到货物是可以存放的，很快他们也把钱币存在某家他们可以信任的邸店里，也是很正常的事，于是储存并支付钱币的柜坊就从邸店中分化出来了。

    后世关于柜坊的记载是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建中二年五月，藩镇叛乱，以军兴筹措军费，先是增税、减俸以助军。但仍然是“军兴庸调不给”，于是德宗纳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言：“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国用济矣”。因此，德宗“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徽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答，乃至自隘。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括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于是京兆尹韦祯，“又取徽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

    这是关于德宗时期关于柜坊的记载。于是便产生了为客商进行信贷服务与收取柜租的办法。大唐发生了和柜房有关的故事。前面故事情节不再赘述，当张老给了韦义1000万钱，让他凭信物到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钱，韦义当然是将信将疑。后来家道衰落时，便出现了下面这一情况。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sè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之。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邸店还有副业，该店主要是经营药材，同时它又兼营柜坊，同时也可以看出扬州是大唐商贾云集的城市，邸店、柜坊自然不少。柜房的出现使商人避免了长途运输钱帛的劳苦与风险，对商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柜坊新的经营方式也为飞钱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柜坊取钱是需要信物的和相当的钱数，这和后世的汇票差不多。因此最早的飞钱可能是由于某家柜坊开出，然后凭信物到另一处的经营地去取钱。据记载约出现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飞钱”者，系汇兑间的形象化比喻。

    飞钱的出现是唐中期财政制度改革引起的商业发展的结果。柜坊这种新的经营方式马上吸引了当权者，zhèng fǔ机构纷纷仿效。唐宪宗元和七年，盐铁使王幡“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变换”。

    这样户部、度支、盐铁等机构就成为看商人交纳钱帛的保证人，商人相信zhèng fǔ的信誉。官府的主要的办事机构是进奏院等机关，这些机构可以说是一个中转机构，即要给zhōng yāng置办物资并联系公务，因此常常需要钱。因此当当权者看到柜坊和飞钱这个模式后，开始还是支持的。全国各地的商人可以将自己的钱币交给各道的进奏院或者各藩节度使衙门，然后进走远或者节度使出一份证据，即所谓的“券”。一半券交给商人，另一半则留在进奏院或者节度使那，商人可以凭借这半张券与另外一半可以重合的话，那就可以取钱了。因为飞钱的这个特点就是方便了zhèng fǔ，同时也方便了商人，这个阶段飞钱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阶段。

    不过飞钱的发展并不是顺风顺水的。元和六年，zhèng fǔ出了一条禁令：“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兼用匹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

    当时飞钱的业务只与进奏院，诸使、诸军、富家有关，不是zhōng yāngzhèng fǔ经营的，zhèng fǔ正令禁断，说明此事与zhèng fǔ的货币政策有关，但此令实行仅一年即行开禁。由此可知禁断政策是失败的。

    简单的分析下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所需要的货币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靠传统方式冶铜铸钱已经不能满足rì常需要，便出现了钱荒的结果。zhèng f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强制用行政手段干涉经济活动，于是就发生了以上的事。但是zhèng fǔ的很快就觉得这项措施不可取，也就是说失败了。究其原因：第一、禁约遭到商人对抗，采取“家有滞藏”的办法，使京师的货币更加不足。第二，诸使、诸司与商人同一步骤，使商人“逐时收贮、积藏私室”。禁止汇兑后货币流通速度减低，实施禁断后商人必须运钱出京，则京城货币量减少，势必引起重钱轻物而物价大跌，朝廷知禁断飞钱的失策后，飞钱制度又恢复起来，与以前不同的是这种汇兑业务为zhōng yāngzhèng fǔ三司所垄断。

    飞钱恢复后，刚开始商人很少去三司飞钱，于是户部尚书王幡等人想起了“变换”的信贷担保作用，建议说：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官中支记，近rì殊少，盖缘比来不许商人变换，因兹家有滋藏，所有物价转高，钱多不出。臣等今天商量，伏请令商人，于三司任变换。三司垄断飞钱的目的，除解决京师钱币不足外，便于各道税收汇解长安，可免运输的劳累。

    这就是说：商人可以任意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即财政机构进行申办“飞钱”的手续，三司所开出来的变换收据，本身便起了货币的作用。国家不等采铜铸钱工作的完成便先有了货币的支付能力，缓解社会上的货币需求量。飞钱经过一段时间的起起伏伏，便顺利的进入了轨道，因此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任何阻挡它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听了解释，李曜觉得大唐城市生活中出现邸店、柜坊、飞钱等内容，对这个时代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首先柜坊的产生是大唐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统治者不在像汉代那样压制商人，而是出台了许多保护商人的政策，再加上大唐国内外的贸易rì益发展，这时候中国的疆域也是空前的大，运输钱币的劳累及风险俞高，催生了柜坊和飞钱。

    飞钱产生之初，大多都是商人经营，而不是朝廷。但是飞钱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很快就吸引了朝廷，可见柜坊和飞钱的产生是商品经济、朝廷及自身优势等多种因素综合一起的结果。但是随着三司变换的发展，国家限制了诸道、诸军、诸使及商人等之外的变换，将飞钱的经营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变换飞钱更不能在三司之外发展。因此大唐的飞钱仅限于此，为能向前进一步的发展，让人遗憾。

    李曜的习惯是，既然知道了他们反对的原因，就不怕找不出让他们同意的理由。为此他笑了起来，道：“既然诸公所忧心者，是‘飞钱’之利，不如便由户部及三司在大唐钱庄派员监督财务，当纸币发行之后，原本此中当属飞钱之利者，仍交由朝廷，如何？”

    你既然喜欢利益，那我就给你利益。不怕你爱财，只怕你无yù则刚。

    要利益，就要同意我的办法！这，岂不正是李曜最擅长的手段？

第212章 秦王变法〔三〕

    “既然诸公所忧心者，是‘飞钱’之利，不如便由户部及三司在大唐钱庄派员监督财务，当纸币发行之后，原本此中当属飞钱之利者，仍交由朝廷，如何？”

    李曜这番话一出口，诸相都惊讶起来。本书最新免费章节请访问..。原本以为李曜yù发行纸币，便是为了夺走朝廷手中的“飞钱”之利，谁料他问明情况之后，竟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将这其中的利益依旧交给朝廷。

    问题是，既然这样，他要纸币发行权做什么？

    政治就是，有些话可以问，有些话却绝不能问。很显然，直接去问李曜为什么要纸币发行权，显然只有政治白痴才做得出来。在座诸位，自然谁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白痴，也绝不能容忍别人像看白痴一样看待的自己。

    因此，为什么仅仅图谋一个纸币发行权——当然实际上还包括除铜钱外的金币和银币发行权——理由只有李曜自己知道。

    在穿越来唐朝之前，李曜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名叫《越狱》。在越狱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公司，该公司的能力很大，可以说是控制了美国的zhèng fǔ。生活在中国的人可能有很多不能理解，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可以控制美国zhèng fǔ呢？

    其实要说清这个事情就要从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说起。这家银行是世界第一家现代zhōng yāng银行，它是私有xìng质的。该银行每年向英国zhèng fǔ提供120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回报，zhèng fǔ允许银行独家发行银行劵，也就是英国的国家货币。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的私人债务转为国家的永久债务，用全民税收作抵押”。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掌握在这家私有银行手中。在1815年，英格兰银行的控制权落在了实力雄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手中。

    在美国dú lì战争以前，最早到美洲谋生的大多数是贫民，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和金钱。加上与母国英国的贸易逆差导致的金属货币外流，北美市场上货币稀缺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为了摆脱困境，当地zhèng fǔ开始一种崭新的尝试，就是由zhèng fǔ印刷和发行纸币来作为统一和标准的法币。这种纸币和欧洲银行劵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金银实物作抵押，是一种完全的zhèng fǔ信用货币。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要向zhèng fǔ缴税，而只要zhèng fǔ接受这种纸币作为缴税的凭证，它就具备了在市场流通的基本要素。

    新货币果然大大促进了北美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没有抵押的货币却是银行家的天敌。因为如果没有zhèng fǔ债务做抵押，zhèng fǔ就不需要向银行家借当时最为稀缺的金属货币，银行家手上最大的砝码就失去了威力。同样，这也必然会导致美洲殖民地脱离英格兰银行的控制。

    愤怒的英国银行家们立刻行动，在他们控制的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货币法案》，严禁美洲殖民地各州发行自己的纸币，并强迫当地zhèng fǔ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全部向英国zhèng fǔ缴纳的税收。这个法案给美洲当地各州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殖民地无法发行自己的货币，也就无法摆脱英国的控制，这成为美国dú lì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dú lì战争胜利后，1789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很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一直是美国zhōng yāng银行制度的主要推动者。1791年12月，汉密尔顿提交私有zhōng yāng银行方案给国会讨论。又游说并说服了华盛顿总统于1791年2月25rì签署美国第一个zhōng yāng银行授权，有效期20年。

    当杰斐逊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后，在1811年3月3rì关停美国第一银行。坐镇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闻讯大发雷霆，鼓动英国议会发动1812年英美战争。战争持续3年，美国zhèng fǔ最终在1815年屈服，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成立，罗斯柴尔德家族仍掌握第二银行控制权。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参选美国总统，1836年，第二银行期满，杰克逊总统冲破重重阻力，否决第二银行延期方案。1835年1月8rì，杰克逊总统还清最后一笔国债，这是美国zhèng fǔ历史上唯一一次将国债降为0，并且有了3500万盈余。1845年6月8rì，杰克逊总统去世，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巨大的金矿——旧金山，这使美国货币紧缩状态大大缓解。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看到美国实力越来越大，金融越来越难以控制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国际银行家挑唆下，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内战初期，南方zhèng fǔ在国际银行家支持下节节胜利。北方zhèng fǔ林肯总统陷入极大困境，没有钱，仗就打不下去。林肯总统在一个朋友建议下，zhèng fǔ自己发行货币，这个办法打破zhèng fǔ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并支付高利息的惯例，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但是林肯总统的货币政策刺痛了国际银行家的利益，如果所有zhèng fǔ都不向他们借钱而自己发行货币的话，那银行家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为报复林肯及颠覆新的货币政策，他们找人刺杀了林肯总统。

    在1910年，国际金融寡头们开会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联邦储备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再建立一个zhōng yāng银行。但由于zhōng yāng银行的名称从杰斐逊总统以来就一直和英国国际银行家yīn谋联系紧密，所以有人建议用联邦储备系统的名称来掩人耳目——这就是美联储。

    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被设计成私人拥有股份，和曾经的第一、第二银行不同的是，美联储构成中，原来20%的zhèng fǔ股份被拿掉了，它是一个纯粹的私有zhōng yāng银行。1913年圣诞节前两天，在银行家的努力下，美联储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与华尔街银行家们交往甚密的威尔逊总统正式签署了它。经过与美国zhèng fǔ100余年的斗争较量，国际银行家们终于达到目的，彻底控制了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

    从1914年美联储成立以来，国际银行家们一直cāo纵着美国的金融、工商业和政治命脉。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与英国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保持有密切联系。在威尔逊总统去世前，他承认自己在美联储问题上被骗了，他内疚的表示：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

    综上所述，如果有像《越狱》里‘公司’那样无所不能，甚至连美国的总统宝座由谁来坐都可以控制的话，那就只能是美联储了。

    李曜为什么要创建“大唐钱庄”，而且非得是这样一个名字？无非就是要在唐朝生造出一个隐形的金融帝国！

    “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这句话，后世之人不知道者寥寥无几，而在此时此刻，这个大唐，却只有李曜一人知晓其中利害。何为先知？何为穿越者的先天优势？不是会造玻璃，不是会造火药，甚至不是会预知天下大事，而是……眼光。

    当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往前看时，其他人都只能站着远眺，其中的佼佼者也不过偶尔跳起来看一眼，此时此刻，你必然成为引领时代cháo流的那个人。

    至于李曜为什么要在一个威权政治统治千年的国度，开展金钱政治下才起作用的手段，显然与他希望进行的改革有关。

    “若是如此，某不反对大唐钱庄发行飞……纸币。”崔胤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借口，只得如此表示。

    李曜笑起来：“如此便好，诸位相公呢？”

    谁知一贯比较中立的刘崇望却道：“右相，某有一事不解。如今户部及三司几无余钱，连宫室、里坊的整修都是拜右相之福，用李茂贞的赔金来支付，若是这些工程开工，我等却从何处筹钱？”

    李曜心中大叫一声：“问得好！”面上却是一脸肃然，正sè道：“此事既然是由某提出，自然归某负责到底……大唐钱庄将为朝廷借贷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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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秦王变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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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既然是由某提出，自然归某负责到底……大唐钱庄将为朝廷借贷这笔钱。”

    李曜这番话说得义正言辞，诸位宰相听了，也是jīng神一振，但刘崇望却迟疑道：“右相若肯慷慨解囊，自是朝廷之福，然则朝廷从大唐钱庄借贷这些工程款项，今后如何偿还，还请右相明示。”

    李曜心道：“不愧是三司使，一下就问到了点子上。”当即微笑道：“在政言政，在商言商。大唐钱庄借贷给朝廷的工程款项，自然也要朝廷对此有所担保，朝廷可按照借贷总数，以地税、商税或者茶税、盐税之类税金来作担保。至于还款时限，这个大可以双方商议，就某个人推测，即便朝廷要分期五年还款，大唐钱庄应该也是负担得起的，而且分期五年的话，对朝廷的财政压力也比较小，不至于影响朝廷运作。”

    诸相何曾见过这种好事！闻言都是大喜，唯独户部尚书孙偓想起一茬，问道：“既然是借贷，想必总要支付一定的利息，不知右相这大唐钱庄借贷给朝廷的钱，利息却是几许？”

    自李曜提出的这个计划之前，朝廷财政从来没有借贷之说，但民间借贷倒是有律可依。根据《唐律疏议》之《杂律》规定，大唐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不得超过月利六分，也就是每个月利息不超过借贷总额的百分之六。虽然实际上一般民间借贷月利都超过10%，甚至还有20%的高利，但至少“理论上”是违法的。

    李曜身为右相，自然不能知法犯法，所以诸相也不担心他开价太高。然而李曜的话一出口，就吓了诸相一大跳。不是因为高，而是因为太低！

    李曜道：“既是为朝廷借贷，利息自然不能太高，只消能维持钱庄基本收益，使钱庄不至于亏空，也就是了。我意，取两分息钱足矣。”

    诸相大吃一惊的同时，孙偓立刻问：“如方才右相所言，诸工程共需款项约莫多少？”

    李曜道：“约莫一千两百万贯到一千四百万贯之间。”

    孙偓想了想，问刘崇望：“刘相公主财务，不知三司与户部合计能拿出多少用于工程？”

    刘崇望道：“不超过四五百万贯。”

    孙偓点点头，道：“也就是说，朝廷至少需要借贷八百万贯，而若以八百万贯本金计算，月利两分，便是十六万贯，一年为一百九十二万贯，以右相所言五年为限，则共计偿还利息已然高达九百六十万贯，超出本金一百六十万贯，于律不符。”

    唐朝《唐律疏议》之《杂律》规定，不论借贷多长时间，利息最多与本金相等，不得超过本金，因此孙偓有此一说。

    李曜闻言便笑道：“既然如此，可将利率下降为一分六，如此一年下来，朝廷须偿还的利息只合一百五十三万六千贯，五年偿还利息七百六十八万贯……诸公以为如何？”

    孙偓见李曜谈笑间又让出近两百万贯巨利，心中也不禁钦服，暗道：“李正阳之度量，诚然世所罕有。他如今执掌朝政，若是强行以六分利息结算，朝廷也奈何不得，如今减了又减，降了又降，却为朝廷节省了两三千万贯钱，虽也能在其中赚上一笔，却已是大度之至了。”当下表示再无异议。

    刘崇望也觉得按照这样计算，大唐钱庄这笔生意似乎倒真是特意来为朝廷帮忙来了，也不好多说，拱手表示同意。

    他二人一掌户部，一掌三司，既然都已经同意，其余人自然没什么多话可说，连崔胤也觉得李曜似乎大方得过分了些，再无二话，只是附和。

    他们却不知道，此时的李曜心中大感满意。也许因为自己的插手，中国古代就要出现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在后世，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物理系的学生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这个名字也许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当时和未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所谓“大道无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当时世界的影响力是那般的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为何？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cāo作，像钟表一般jīng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和基于这一切之上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那时节，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构成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

    1815年6月，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zhèng fǔ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今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zhèng fǔ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向zhèng fǔ缴纳的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英国zhèng fǔ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换句话说，英国zhèng fǔ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当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公债数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决定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紧紧地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志得意满的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rì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

    1694年月27rì，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永久债务，由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用于债务的国家货币。这样一来，国王有钱打仗或享受了，zhèng fǔ有钱做自己爱做的事了，银行家放出了他们rì思夜想的巨额贷款和得到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税收成了被抵押品。由于有了这样强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国zhèng fǔ的赤字直线上升，从1670年到1685年，英国zhèng fǔ财政收入是2480万英镑，从1685到1700年，zhèng fǔ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5570万英镑，但英国zhèng fǔ的从英格兰银行的借贷从1685到1700年暴涨了17倍多，从80万英镑涨到了1380万英镑。

    更妙的是，这个设计把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在一起。要新增货币就必须增加国债，而还清国债就等于摧毁了国家货币，市场上将没有货币流通，所以zhèng fǔ也就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由于要偿还利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导致需求更多的货币，这些钱还得向银行借债，所以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增加，而这些债务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银行家的钱袋，利息的负担则由人民的税收来负担！

    如此看来，为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有谁胆敢挡了私有化的国家银行之路，砍掉个把国王的头，或刺杀若干个总统的风险，实在是值得冒一下。

    有句话说：“当一个zhèng fǔ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他们（银行家）而不是zhèng fǔ的领导人掌握着局势，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从1818年的10月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以其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欧洲各大城市悄悄吃进法国债券，法国债券渐渐升值。然后，从11月5rì开始，突然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恐慌。

    当眼看着自己的债券价格像zì yóu落体一般滑向深渊，路易十八觉得自己的王冠也要随之而去了。此时，宫廷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国王进言，为什么不让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试试挽救局面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讲不起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马上召见杰姆斯兄弟。爱丽舍宫的氛围为之一变，被冷落许久的杰姆斯兄弟处处被笑脸和尊敬迎接着。

    果然杰姆斯兄弟一出手就制止住了债券的崩溃，他们成了法国上下瞩目的中心，在法**事战败之后，而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赞美和鲜花令杰姆斯兄弟陶醉不已，连他们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时装。他们的银行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地方。由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控制了法国金融。

    1818年的亚琛会议是讨论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英、俄、奥、普、法等国代表决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撤军等问题。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荐，所罗门结识了梅特涅，并很快地与梅特涅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一方面所罗门回肠荡气的赞美让梅特涅极为受用，另一方面，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两人凑在一起一拍既合。所罗门和金斯更是铁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极力推荐下，加之罗斯柴尔德与威廉王子和丹麦王室密切的商业关系，哈布斯堡高大的围墙终于被所罗门越过了。王室开始固定和频繁地向所罗门的银行贷款和融资，所罗门很快就成了“圈里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四兄弟（内森除外）男爵封号。

    在所罗门的大力资助之下，梅特涅开始扩张奥地利的影响力，四处派出军队去麻烦地区“保卫和平”，使原本国力rì衰的奥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从而更加依赖所罗门的银箱。1814年到1848年的欧洲被称为“梅特涅”的时代，而实际上控制着梅特涅的是背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

    1822年，梅特涅、金斯、所罗门、杰姆斯和卡尔三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讷会议。在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利益丰厚的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奥地利人越来越感受到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人们开始说“奥地利有一个费迪南（ferdinand）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vi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10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到1848年，所罗门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自从拿破仑从德国撤军之后，德国由过去300多个松散的封建小国合并成30多个较大的国家，并成立了德意志邦联。留守法兰克福的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1822年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眷顾。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青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老四卡尔是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在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发挥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水平。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sè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zhèng fǔ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其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惯常地伸出脚来。

    毫无疑问，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zhèng fǔ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的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的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在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十九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林肯总统曾说：“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在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危颤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会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是在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jīng髓。那么西方历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yīn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mín zhǔ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mín zhǔ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mín zhǔ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zhèng fǔ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zhōng yāng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沦为最糟糕地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zhèng fǔ不再有zì yóu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zhèng fǔ，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zhèng fǔ。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去谴责这种权力。”

    十九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zhèng fǔ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

    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准备金制度，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rì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因为曾是大型国企的中高层管理者，李曜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xìng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xìng，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至于李曜本人，虽然暂时并未打算用纸币去“坑害”大唐人民，但他确实考虑过对其主要对手——譬如朱温——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手段打击，因此他才坚持要拿到纸币的发行权。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像大唐朝廷这样拿飞钱的发行赚钱，这种获利方式对他来说太低级太原始，他所知道的金融手段，比这种赚钱方法高妙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想想看后世的情形，那时候，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胀的概念已经在现代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胀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手中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货币通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xìng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zhèng fǔ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是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联邦zhèng fǔ。

    大唐钱庄，就是李曜心目中的另一个“美联储”，一个在大唐出现的、由私人完全控股、充当国家zhōng yāng银行的超级金融机构。

    这其中或许会略有差异，也或者说，是李曜刚刚踏上这条路不久，一些布局也才将将起步，并未完成。因为目前的大唐钱庄，股东并不明确。按照股本来看，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十分雄厚，而这雄厚的资本，并非都是李曜的个人财产，这里头占据大头的，是河中军械监与河东军械监。

    然而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而不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因此李曜作为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shè，实际行使着整个大行台的控制权，兼之又是河中节度使，让他可以轻易的调动两大军械监的巨额资本，作为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或者说“注册资金”。至于什么时候让这笔钱成为他个人名下的财产，他当然有着从不提起的远景规划。

    至于大唐钱庄与美联储的组成差异，自然主要是在股份制的问题上。不论钱是怎么来的，至少实际情况就是：大唐钱庄如今是李曜一个人说了算，而美联储显然不是。

    1914年5月19rì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美联储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换言之，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而另外，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美联储纽约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其实本质就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那么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显然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

    李曜也是如此，他在取得长安——实际上也就是朝廷——的控制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其中儒学思想的改革是jīng神方面，而已大唐钱庄为代表的改革则是经济方面。

    拥有朝廷正统，李曜就可以开始推行金、银币，这将为“钱荒”的大唐经济提供充足的流通货币。而当大唐钱庄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并得到朝廷税收作为担保，确保能够随时zì yóu兑换之后，大唐钱庄便实际成为了“zhōng yāng银行”。至于如何让接下来的金币、银币甚至纸币获得市场认可，其实简单之极：除铜钱外，朝廷同样接受纸币纳税。

    由于得到中书门下诸相的一致认可，八项改革措施全部通过，而关于钱币发行以及大唐钱庄的事宜，也将奏请皇帝御批。

    在陇西郡王李曜出任朝廷右相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以皆大欢喜而告终。然而在许多年后，史官的记载却是：“此圣宗变法之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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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秦王变法（五）

    商议完政事，诸相各司其职，李曜则从宣政殿旁的中书省出来，准备前往紫宸殿面见李晔。紫宸殿为皇帝寝宫正殿，也做接见群臣和外国朝贡使节之用。

    如今李曜地位特殊，因而他才刚起身，宫中中使早已先一步前去禀报皇帝，李晔闻之，为表郑重，立刻起驾去了旁边的延英殿等候。肃宗时，宰相苗晋卿年老，行动不便，天子特地在延英殿召对，以示优礼，后依此沿为故事。李晔闻李曜有事上奏，立刻起驾延英殿，也不过就是做出优礼模样罢了，倒也并无什么深意。

    “太尉、中书令、充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shè、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同华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太保、辅国大将军、上柱国、陇西郡王存曜觐见——”

    龙章凤纹的铜熏炉中升起几若不见的轻烟，用的自然都是最上等的香料，分量也是不多不少刚刚好，整个延英殿都带着淡淡地香味，分外使人jīng神。虽然还未二月，冬风仍自凛冽，但殿中木质的地板却是一片温暖，显然底下的地龙已经烧了好一会儿。

    李曜进来参见了皇帝，也被这熏香吸引，下意识看了一眼，李晔一边命人赐坐，一边叹道：“国家不幸，东内屡遭动荡，连这炉子，也只合用这铜器了。”大明宫在长安原主宫殿太极宫之东的禁苑中，因此东内就是指大明宫。

    李曜道：“禁中遭难，所缺颇多，然近年财赋越发艰难，臣等也正为此忧心……蒙陛下不弃，委臣中枢重任，臣虽愚鲁，敢不尽心？今rì台阁议政，正为此事多有议论。”

    李晔朝身边宦官吩咐道：“右相议政辛苦，还不奉上茶汤饮子。”然后问李曜：“台阁有何妙策？”

    李曜答道：“如今江南贡赋道途不靖，朝廷支用难足，尤其是关中，再不复当年盛况……究其原因，仍是关中地狭，土地疲瘠，已非汉晋旧景。臣召集诸多jīng于农事之干吏商议，乃只关中之困，在于水土流失，若要关中恢复往rì富庶，其关键也在于治理水土。”

    李晔迟疑道：“何为水土流失？”

    他有此一问并不奇怪，李曜早有预计，于是为他解释了一番。李晔听罢恍然：“原来如此，然则此事似非三年五载便可治理得了，不知台阁议论如何？”

    李曜点头道：“不错，治理水土流失，绝非三年五载之事。台阁所见，乃以官府出资，民间出力的办法，按区域规划，每年造林植树，保护植被，禁止乱伐山林，另使裴贽督办此务。”

    李晔想了想，道：“若不伐木，民间建房如何处置？”

    唐朝房屋，多为木制，李曜自然知晓，为此也有考虑，闻言道：“河中军械监建筑司已经新创一套砖木结构建筑法，用于民宅的样式共有大小七类，四十三种房屋形状，每套民宅大体可以降低木材用量六到七成……目前正在研究宫室、王府、军府以及大小官衙等结构，预计研究完成之后，也当减少木材用量一半以上。”

    此时木质结构的房屋乃是主流，尤其宫殿、王府等，更是以使用各种上等木料为荣，李晔一听还在研究宫室的多砖石少木料结构，不禁微微蹙眉：“宫室、王府也要用这类新结构？只怕众臣难免议论。”

    李曜微微一笑，淡然道：“无妨，只是先这般研究，待研究妥当，即便要改，也由臣之王府、军府以及河中各衙门改起。宫室及诸臣僚宅府，届时再议不迟……其实某以为，只要是公忠体国之臣，为天下计、为陛下计，亦必不会稍有犹豫。”

    李晔笑道：“宫中各殿，均有损毁，如今正yù修补，既然爱卿有此谋划，朕为天子，当是天下表率，如何能不鼎力支持？这便下令先停了修补，待爱卿这新式建筑法门研究妥当，一并改建便是。”

    李曜心中暗暗点头，忖道：“人说李晔这皇帝还算简朴，看来倒是不假，他死后得了昭宗美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于治国能力……”当下先行谢过。

    李晔又问道：“哦，这新式建筑之法，用费如何？”

    李曜笑着答道：“好教陛下宽心，用这法门修建房室，倒比此前便宜了一半不止，而且由于不必费时制木，只须烧窑造砖即刻，因此所费时rì也短了许多。”

    李晔听说便宜一半不止，倒是大喜过望，朝廷缺钱，他的内帑自然也穷得叮当响，这次修整宫室，内帑反正是拿不出一贯钱来，还得朝廷补贴一部分，免得皇室开销太过紧张。如果修整宫室和里坊建筑都能便宜一半，少说也能省个十万贯来，对于现在的皇帝内帑而言，也不是小钱了。

    但他忽然又想到一件事，忙问：“朕幼时也曾听说土砖，但砌墙之时，需要糯米水、姜汁等，方能粘合。可这些东西，价格也不便宜，爱卿可曾将之计算在内了？”

    李曜微微有些诧异，想不到这皇帝居然还知道这点，当下解释道：“过去的确需要以糯米水、姜汁甚至两浙的一种树叶汁来作粘合之用，不过前次臣在一本古籍中无意中发现一个法门，可以用石灰、粘土等物，制成一种新的粘合物，不仅坚固耐用，且甚抗水蚀……最为关键的是，这石灰石也好、粘土也罢，我关中即可大量产出，价格也颇为低廉，臣以为陛下无须为此忧心。”

    君臣二人又谈到关中水利设施问题，李晔听李曜说到修复和新开一批水利工程，既喜又忧，道：“兴修水利，自古皆是善政，朕如何不欢喜？只是眼下朝廷财政窘迫，若是新开这许多工程，只怕支用不足。”

    李曜便又将大唐钱庄的事说了说，李晔虽然对财政不是太懂，但作为中国式的“封建君主”，对于借钱似乎有着下意识的抗拒，迟疑道：“如今财政入不敷出，万一五年后换不清本息，岂非叫爱卿为难？”

    李曜心中好笑，面上却一本正经，摇头道：“陛下多虑了，虽然大唐钱庄本身须得在商言商，但毕竟这钱庄目前可由臣来掌控，若是五年之后朝廷仍是还不清本息，臣竭心尽力，也要再凑一笔钱来，继续借贷给朝廷，先解燃眉之急。”

    李晔有些悻悻然，尴尬笑道：“这，这朝廷用度，怎能总从爱卿手中借贷？”

    “公忠体国”如李曜这般的人，岂能在乎“这点钱财”，忙道：“臣为皇室宗亲，更是陛下之臣、朝廷之臣，在臣能力范围之内，为朝廷分忧解难，有甚好说？陛下无须为此多虑，但有臣在，必不使朝廷善政为财力所限。”

    李晔见他面sè坚决，不禁叹道：“若是朕早得爱卿，岂有今rì之颓！”

    其实李曜这借钱给朝廷的手段，也就是欺负古人没有太多金融意识，作为实际上已经掌控朝廷中枢的实力人物，他完全可以不断推动朝廷花钱，即便这些善政rì后可以使朝廷收入渐渐丰足，但只要不断的“开善政”，就总有地方要花钱，一旦不够，就还得找他来借。结果就是民间虽然会因此变得富足，但朝廷却得欠他陇西郡王越来越多的钱……

    他并不怕朝廷赖账，原因很简单：他有信心一直控制住长安！

    君臣二人又说到大唐钱庄自铸金币银币，以及发行纸币之事，这次李晔就完全是外行了。据他了解，铸币是不赚钱的，除非是掺了水分的劣币，那就会影响世面钱币价值。不过李曜并不铸造铜钱，他只铸造金币银币，这东西在唐朝时只是偶尔由皇室赏赐给臣下，纪念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而且由于很少铸造，因此铸造工艺也称不上多么先进。

    只要李曜不插手铜钱铸造，在李晔看来，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李曜提到大唐钱庄的金币、银币乃至将来的纸币，都可以用来直接以两税法规定的钱币纳税来上缴朝廷。不得不说，这位皇帝陛下的金融知识在李曜看来纯属零分。李曜甚至在心中忖道：“这朝廷上下完全没看出大唐钱庄所铸造的钱币可以直接纳税意味着什么，我要是想从中牟利，只需要提高币值，而实际所用金、银的纯度低于足金足银就足够赚得盆满钵满，而民间如果只用这钱来交税，那么最终亏本的就只剩这个朝廷了……”

    当然，他要一个能赚钱的金融体系，却并不打算用这种手段扰乱经济发展，所以钱币的铸造，肯定不会在这上面短斤少两。

    从东内出来后，李曜直接回了自家王府。他这个“首相”干得轻松，平时也不揽权，并不因为自己在宰相中地位最高或者说军控了长安，就将中书门下大小事务一齐把持住。政事堂的执笔宰相制度依旧施行着，而他这个首相，反而早已有天子下诏优抚，大体意思就是他想去做执笔宰相时，提前一rì通知诸相即可，诸相的执笔安排就随之往后挪动一天。

    权力很大，zì yóu度却很高。这似乎也算是军阀控制中枢的典型模式之一了。

    虽是回了王府，但李曜却也并非回去休息，路上他就派人通知了万年县令和几名大唐钱庄的负责人到他府上候着，今rì还有要事要办。

    大唐钱庄还在筹备期，正准备择rì开张，主要的负责人都暂住崇义坊周围，受到李曜的命令，立刻就赶去了。李曜回到家中时，这批人都已经赶到他府中。倒是治所相距崇义坊也并不远的万年县令，这时还未曾到来。

    这次李曜命钱庄的诸位负责人前来，主要是最后商议一下钱币的防伪手段。

    历史上出现过假币事件难以详述，有时，假币泛滥甚至会危及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近代史上就曾有人把制造假钞作为摧毁敌国的一种武器。1762年维也纳银行采取了当时一般的防伪方法，发行了齐多尔银行钞票。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后，于1806年攻占维也那并下令复制齐多尔票的印版并没收了原版，在巴黎、意大利大量印制齐多尔银行的假钞。

    在美国dú lì战争时，英王乔治三世下令制造伪大陆票，进入美国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下令组织专家们，用jīng美的水印纸仿造英国纸币，为第三帝国发动战争筹措资金。

    抗rì战争期间，rì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掠夺中国财富，发行伪钞则是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曜穿越前，记得人民币“换届”那会儿曾看见过一个资料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各类仿冒高档商品和伪造票证等形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之多。在国际市场上，那五年之中有纪录的重大商品假冒伪劣事件就已超过2000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医药、食品、烟酒、饮料等领域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常使人防不胜防。

    或许正是因为假币、假货层出不穷，一种特殊的印刷技术——防伪印刷便悄然诞生了。

    没有李曜改变过的大唐，就有成都人始创了水纹纸，这在造纸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特别是在防伪上。水纹纸的做法，一是印明花法，类似木刻水印；二是印暗花法，即后世人们熟知的水印。在宋代，成都特制楮纸在抄纸过程中进行了特殊的砑花，难以仿冒，所以包括交子在内的宋代纸币用纸均在成都制造，造水纹纸的工艺被用作纸币的防伪措施之一。就算是在后世，水印也仍然广泛用于印制需要防伪的高级公文纸、钞票、护照、证书、账册等。

    这种水印法，是李曜从《天工开物》里看到，并提示河中军械监试制成功的。其第三个步骤，叫做荡料入帘。乃是取出煮烂的原料放在石臼里用力舂成泥状，再用适量的水调配，使纤维彻底分离并浸透水分，成为纸纤维的悬浮液，再倾倒入纸槽里，然后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于是纸纤维会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抄纸工匠在纸槽边重复舀水、抬起竹帘等动作，每次承受的重量大概是后世的20公斤。不过抄纸的难度还在于，抄的轻纸会太薄，抄的太重纸又嫌厚，这就全凭工匠的经验，李曜目前还未想到怎样把这个控制进流水线生产中，不过却把这个难题当作一个课题，交给了军械监的相关技术组。

    李曜之所以肯定唐末时已经可以考虑实现纸币流通，主要是因为北宋时交子的大量流通并未出现大的麻烦（无风注：其实宋朝经常因为多发交子而出现通货膨胀，但那是zhèng fǔ的金融掌控力太差，或者是故意掠夺民间财富——如我大天朝）。

    中国毫无疑问是历史文明古国之一，但可能被西化掉的头脑很难相信，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如将宋代的交子定义为正式的国家纸币，那么早在西周初期，纸币的萌芽就已经产生了。

    《周礼·载师篇》记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币名、年月、地址、钱数、发行人印信。《周礼》中还载有“听称责以傅别”、“凡买卖者质剂焉”。“傅别”、“质剂”都近似予现在的票据。chūn秋战国时期，曾通行皮币，“昔者大王居分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民间也曾通行作为交易媒介的牛皮。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曾制造白鹿皮币，后人多认为是一种筹集国用的债券。东汉也用过类似里布的布币。魏晋南北朝兴起了寺院柜坊及豪门郾店，吸收存款。出具可流通的存款收据，在市面上流通。

    唐宋时期柜坊设立得更多，可发行的帖已深入人心。《太平广记》引《唐逸史》说：“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也”。吴曾的《能改责漫录》中，也有“取笔写帖付生rì：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钱，与汝作业。”此二篇虽为当时神话小说，但钱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是可见的。

    柜坊接受存款人的帖（就是支票），就支付通货的事实，在大唐就已经有了。就是到了北宋时代，在健全的柜坊中也还是这样的实行着。大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印刷、造纸业也得到较大发展，此时期印刷、造纸、丝织、金属、陶瓷等手工业品都有很高水平。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如已出现“飞钱（汇款）制度。作为纸币的基础，大唐造纸术在汉代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新唐书载，大唐已开始用厚纸制作和使用纸器、纸杯。在晚唐，中国已经发明了用植物纤维造成举世闻名的宣纸，这就为宋代使用纸币打下了基础。

    本书前文曾说过，唐宪宗时，就有飞钱和便换，凡商贾到京师，可将钱送存诸路进奏院（各地在京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也可送存在诸军、诸使、官家，由收存人出给收据，然后持收据可到异地取钱，购办货物，这是一种异地兑钱的凭证。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中就有一例“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责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套之衣囊。”而五代楚王马殷，大量发行笨重的铅币、铁币、市上用的契券，其中契券也有纸币的xìng质。

    到了北宋时，当时四川仍行用铁钱，因钱重价轻，不便使用，商人乃出具收据形式的纸帖，在市面上通行。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成立了交子铺，发行交子，用铜版印制，以便通行和兑现，后因交子舞弊，经营不善而归官办。商办交子因能够兑现，故有信用纸币的xìng质。

    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初年，仍称之为“交子”，那时候北宋朝廷开始筹议将交子改归官办。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并从第二年开始发行官交子，掌握纸币流通事务。“交子”成为世界上晟早的纸币，这绝非偶然。纸币的产生源于北宋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兴旺发达，当时的四川就是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

    方才说了，交子最早时，其图案有屋木人物。用朱墨两sè，还有备私人铺户的押字，“各自隐密题号”，以防伪冒。几年后，即宋仁宗天圣元年，由官府接收，特令在四川设置交子务，作为发行交子的机构。纸币先用木版印刷，后又改用铜版印刷。交子的币面价值，最早限于一贯至五十贯，在发放时临时书填，类似近代支票。宋仁宗宣元二年，改为发行五贯与十贯两种交子。宋神宗熙宁元年，又改为发行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交子。币面价值临时书填，改为定额印刷，这是纸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交子为三sè铜版套印的纸币，立界（期）发行，三年一界。到了徽宗崇宁四年，又改为钱引，并于大观元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钱引仍为三sè套印，至南宋初仍大量发行。南宋还有地方纸币，如河池银会子、两淮交子、湖广交子、铁钱会子等名。南宋初年民间还通行便钱会子，后改为官办。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又出现了商人纳钱，zhèng fǔ给以贩卖茶业、宝货、盐的凭证。还有现钱关子，公据关子、内关、金银现钱关子等名目。

    金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就设立了交钞库，发行交钞。基本上是仿宋朝的交子，纸币上有发行机构，官员等的印章，另有编号、花纹图案等等。后又发行有宝券、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重宝、天兴宝会等名目。

    元朝是中国纸币最为盛行的时期，元初纸币为各地单独发行。元世祖中统元年，印发中统交钞，又称丝钞。后又陆续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银货、蟹钞、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元宝钞及至正十年发行的至正交钞流通时间长，影响较大。

    明朝洪武八年设宝钞提举司，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明朝从发钞至停用，未改钞名及形制。

    清初顺治初年，因军事征讨不断，国家筹集款项而发行通顺治钞贯，但很快收回。到咸丰年间，因财政危机又大发纸币，分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两种，但很快失败。

    比起金属货币来，纸币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是有了纸币，就有伪钞出现，伪造钞票案时有发生。南宋时一次查获伪钱引三十万，盗印团伙达50人。元代铅山（令江西省铅川县）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所造伪钞远至江淮、燕蓟。他以伪造致富，竟派恶少四五十人打进官府为吏，搜集情报，对yù告发他的人“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

    因此李曜既然要发行纸币，对于防伪之事，就不得不慎。今rì从东内回到王府，首先见的也就是大唐钱庄的几名主要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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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秦王变法(六)

    长安，崇义坊，陇西郡王府。

    锦缎包裹的棉芯软榻之上，李曜正听人汇报大唐钱庄的筹备事宜。这棉芯软榻的棉芯，是去年河东所产，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遵照李曜的指示，充分发挥想象，将之大量利用起来，这软榻棉芯也是其中一项。

    按照李曜随口给他们的规划，棉花的利用要从高端打入低端，也就是先制作一些官宦贵戚所乐于接受的器物，然后再走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自古就是个权威社会，上流社会流行的东西，才最容易被寻常百姓效仿，引为风气。因此棉芯被褥、棉芯软榻、棉芯枕头等，都已出现，在河东、河中以及关中等地的贵戚之家，大多已经开始使用，反响自然也是不差。

    如今比较让李曜着急的是，棉花的织造工具还没能立刻跟上，织作棉布的手段太过低劣，试制的一批棉布完全无法作为外衣织造材料使用，李曜此前提出的“棉衣军服”计划，只能是在旧有的布料里面钉缝一层粗糙的棉布起到加厚保暖的效果。虽然聊胜于无，甚或说比过去的保暖水平确实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对李曜而言，这还差得远。

    任何一门在现代社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技术，放在古代，都是需要很大一个“科技树”支持的，就譬如这个纺织问题，没有高效的棉纺机，李曜的设想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对于棉纺机的问题，李曜本人完全不懂，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指点，河中军械监商业司纺织局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按照军械监的老办法，拨款设奖，鼓励技工们组团攻关。

    “遵大王令，大唐钱庄首批开设便有十家，分别设在长安、蒲州、太原、延州、邠州、秦州、华州、代州、云州、府州。至于各分庄压库钱，也都按照大致比例正在转运当中，约莫再有半月时间，大唐钱庄便可开张无疑。”

    李曜点点头，吩咐道：“记得某此前说的话，在近一两年内，发行的纸币总额不能超过压库钱，以免在可能出现的挤兑之时造成无钱可换之局。钱庄者，信誉为本，切记。”

    “谨遵大王教令，仆等岂敢或忘。”

    李曜嗯了一声，见那万年县令已然等了不少时候，便道：“便是这般了，各自去罢。”几名管事立刻起身告辞而去。

    待他们走后，李曜便吩咐下人将万年县令唤入堂中。

    “见过右相。”这万年县令说来还不算外人，出自河东闻喜裴氏，名叫裴景，字观致，光启二年进士及第，入仕至今十一年了。不过话说回来，可不要小看万年县令这个官儿，这可是相当于现代的běi jīng市朝阳区区委书记，而且算起来，现在的běi jīng城又岂止像大唐的长安城一般，只有两个县区？

    李曜笑了笑，命下人赐坐，然后道：“今rì政事堂议政，已经决定在长安城外，东面不远兴建zì yóu贸易区，这是你的治区，此事在之前某也曾对你家尊长辈们提过，想来你也有所耳闻……这zì yóu贸易区颇为不小，至少有长安东市的五个大，你以为建在何处为最佳？”

    裴景略微有些诧异，不过却没有立刻表现出来，而是道：“选址何处，自然是朝廷决断，右相决断。”

    李曜微微摇头：“zì yóu贸易区的选址，需要顾及的地方甚多，这其中，对于长安城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群体的把握，则是重中之重。你是万年县令，因此某才问你。”

    裴景迟疑道：“消费方式和消费群体？”

    李曜简单解释道：“所谓消费，你可以简单得看做是……花钱。”然后略略讲了一点商业原则和市场选址之间的关系。

    李曜要建立的这个zì yóu贸易区自然是商业区，yù使商业得到发展，首先要明了的是这个时代的城市消费方式。

    所谓消费方式，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消费生活资料、jīng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过消费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消费支出方式等表现出来。大唐市民从rì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jīng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唐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xìng消费。

    大唐自立国开始，承袭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在城市建设上实行坊市制度，即严格区分商业贸易的“市”与居民住宅区“坊”，并加以严密的管理控制。从京城到各地州县均设置有“市”，各大城市的“市”中更是店铺林立，贸易繁荣。在北方，京城长安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南方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列置邸肆。广州乃广人与蛮杂处，地征甚薄，于是多牟利于市。

    但自唐中期起，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就rì益冲破坊市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市”以外各坊rì渐散布有各式各样的商肆店铺，贸易交换不再局限于“市”内进行。而且，有许多小商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直接深入居民区进行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坊市”制度下严格的夜禁制度渐渐放松，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如长安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大唐城市中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市民依靠市场进行商品xìng消费最为重要的硬件。

    在商业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大宗商品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转或最终销售地的专门市场，为市民进行商品xìng消费提供了便利。如成都蚕市，韦庄有词云：“锦里，蚕市，满街珠翠”。扬州药市，“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按照李曜的观点来看，这是粮食等农产品以及粮食作物和农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商品化，这也是他派人收集了几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酒、各种调味品、茶叶、甘蔗、桑、麻、棉花、绢布、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牲畜、木材等等商品的贩运和销售市场之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城市周围的各类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大都是经过市场，交换后再来到城市居民的手中。

    大唐的市场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一般商品市场，也就是普通商品交换的场所，此外还有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娱乐市场。尽管大唐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但的确已初具雏形。如后世通常讲的城市消费服务市场，任何时候，除了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外，还有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即消费服务。

    马克思说这种消费服务的完成其实只能依靠市场来实现。在大唐，城市中饮食、娱乐行业的发展以及遍布于城市中的奴隶市场、雇佣劳动力市场，为市民进行服务消费提供了条件。我们曾研究过大唐江南城市经济，发现大唐江南城市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城市内服务xìng行业蓬勃兴盛。如《金华子杂编》卷下已说到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上专门有百姓撑了小船以淘河为业，可以说是今天的河道清洁工。这种为城市服务的人员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从劳动力市场上雇佣来的。

    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yīn碰到了一个黄衫吏，此人对张县令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在延陵县，陈生可以“求人负担药物”，到佣作坊中寻找人为自己挑担服务。城市中酒店林立，各种各样的旅店、逆旅、客舍、堠馆为行商旅客提供着食宿服务。城市中房屋的出租、买卖十分常见。华亭县令曹朗官秩将满，不但来到苏州买了一套大房子，还买了一个名叫花红的小青衣，添置了大量的rì常生活用品，打算长住在苏州了。

    大唐的城市市民，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和市场的关系十分紧密，无论是一般商品市场还是生产要素市场，人们的消费绝大部分依靠市场来进行，依靠市场而完成。

    另外，不同的消费群体又有的消费行为。如果把大唐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划分阶层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宫廷人员、官员等公职人员和一般市民。一般市民中只有手工业者属于生产xìng人口，他们所生产出的产品或由国家征收，或投入市场出售，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费都不得不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其余大部分市民，包括举子、商人、伶人jì女、僧尼等都属于非生产xìng人口，其消费行为只能依赖市场交换。

    宫廷和官员的消费与市场的联系则经历了一个逐渐密切的变化过程。唐前期，宫廷的消费品主要来自诸司供给或诸方贡献，按说是不需要与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这种局面逐渐被“宫市”的出现所打破。

    李曜自入长安，就一直在观察长安的不同消费群体，他觉得眼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

    这也不是他的孤论，唐人戴孚所著《广异记》中也曾记载：“薛衿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rì于东西二市。”说明开元年间，内廷rì常饮食用品中相当多的品种就需要到京城的两大市场上采购。到代宗时，“宫市”由宦官负责，强买强卖引起民怨。“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抢夺之。”且不论“宫市”的强制掠夺xìng，“半匹红绡一丈绫”是严重的不等价交换，至少zhèng fǔ的“宫市”可以说明在商品经济强大的冲击力下，宫廷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市场，当然也说明了唐朝宫廷消费yù望的膨胀。

    而对于官员和贵族等公职人员来说，他们的消费品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皇帝的赏赐，二是来自市场。对于这两部分所占比例的多少，从唐前期到中后期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从唐前期的情况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种赏赐和国家的实物俸禄是贵族和官员主要的消费方式，但并非就不需要市场。

    比如《唐会要》就曾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这条敕文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时从侧面证明，当时官员普遍有入市的情况，或者说，朝廷出于对高官身份的考虑而从品级上对其加以限制后，对五品以下官员出入市场放任不管了。

    《大唐新语》也记有一则侍中陈叔达为母买水果的故事：“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这可以说是官员及其家属rì常生活消费需要市场来满足的有力例证。

    到高宗时，城市中商品经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而迅速发展，富商大贾涌现，贵族官僚与其交往频繁。长安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甚至有些官员也开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于贵族官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频见官员通过市场进行rì常生活消费的记载。张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

    自玄宗朝始，贵族官僚大范围地卷入商品市场，不仅大量从事商业经营，而且其个人消费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尤其是rì益膨胀的奢侈xìng消费。唐后期奢侈xìng消费的特点之一就是购自市场、得自市场的奢侈品，相对于自产自用的奢侈品，比重有所上升。

    另外，大唐官员所得俸禄中，俸料钱在全部俸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也可以说是官员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市场联系rì渐紧密的重要表现。大唐官员俸料钱支出数量增加，取决于税收结构中货币成分的增长，而税收中货币成分的增长，又是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大唐官员俸料钱的增加反映了大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的基础上，分配与消费通过交换发生联系，分配过程中货币比重的增加正说明交换过程中对货币的使用量增加，从而也说明了官员消费与市场关系的rì益密切。

    裴景明白了李曜的意思，思索片刻，道：“仆以为，如右相所言，则城东适宜兴建zì yóu贸易区之地，当有龙首乡、进贤乡、长乐乡和庆义乡四处。”

    李曜不置可否，只是反问道：“万年县计有三十乡，为何你便选了这四个？”

    裴景笑道：“右相明鉴，万年县虽有三十乡，但右相已指明是在城东，因此城北城南十余乡便不消提及。既然只看城东地区，则有长乐乡、庆义乡、进贤乡、乐游乡、龙首乡、芙蓉乡、苑东乡、渭yīn乡、崇道乡、云门乡、永宁乡、义丰乡、铜人乡、白鹿乡、薄陵乡、大陵乡、龟川乡、东陵乡共计十八个乡，去掉与南北所离太近的，还剩十一个，再去掉离长安城太原，便只剩六个。而这六个里头，芙蓉乡已经有了芙蓉园，不便再建市集；苑东乡乃著名踏青之所，废之可惜。因此，便剩下这四个了。”

    李曜听了，也微微笑了起来，点头道：“倒也是。不过龙首乡乃是兵家形胜之处，不宜建作市集，今后或可作屯兵练兵之所。而进贤乡与庆义乡离龙首乡太近，若建市集，将来龙蛇混杂，对龙首乡屯兵之地未免也是个麻烦……既然如此，便定在长乐乡罢。”

    裴景立刻道：“右相英明。”

    李曜恍如未闻，道：“此事需要你与河中军械监联手来办，军械监方面负责规划建设用地，而你须得安排当地居民搬迁……裴明府，兴建zì yóu贸易区虽是朝廷之命，但当地百姓祖居于此，你虽受命负责搬迁事宜，亦须得讲究分寸，务必为这些百姓安排好新的住所。至于田地，由朝廷一体回购，价格比照市价，比市价略高一二成可也。此事办成之后，某将派专员督查，明府切勿懈怠。”

    裴景忙拱手鞠躬道：“右相吩咐，仆岂敢掉以轻心？”

    李曜想了想，一时想不到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便点头道：“zì yóu贸易区具体事务，由门下侍郞兼三司使刘崇望、户部尚书孙偓负责，户部也会为此新设‘自贸司’，专门管理此处，明府只须做好后勤即可……便是这些事了，你且去。”

第212章 秦王变法（七）

    送走这位裴县令，李曜很是难得地安静下来了一会儿，自内院泡澡，算是给自己休息放松一下。对于李曜而言，唐朝上流社会的住所比之后世更见奢华，这栋宅子按就是他一个人住，其余人都是为他服务的，而其占地却是极大。要知道这可是在长安，相当于后世你在běi jīng住一所接近十个足球场大的宅院。要不是考虑到乱世炒房没什么前途，他真恨不得自己弄出一个炒房集团来。

    想到炒房，他又不禁想到这次的改革。事实上这次改革从根源上来讲，就是通过行政段，把朝廷往“重商”上引导。

    事实上大唐到了现如今这个地步，对商业的重视已经大大提高，不过总的来，其重视的方向还是有些问题。李曜从不认为中国不能比西方提前发展出资主义萌芽，因为实际上在原先的历史上，宋朝如果不是因为陷于对外作战，失败于对抗蛮族的战争，那么世界上第一个资主义国家十有会是中国。

    何为资主义？这个问题在后世也有不同的学术看法，但在李曜看来，可以简单的，就是资掌控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什么表现就是资掌握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唐、宋的差别就在这个问题上格外分明。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待商业的态度。

    唐、宋是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自唐中后期至宋以来，朝廷对市场的管理由以往那种以市制为代表的“直接管理”模式，向以税务设置为代表的“以税代管”模式转变。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市场观念以及市场管理实践渐变的表现。按照李曜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封建主义向资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比如市场。唐代的市场以市制为代表，国家对市场设置地点、交换时间、交换方式等各个环节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市令”作为最重要的市场管理者，严格遵守国家对市场空间和时间的规定，以追求市场有序、交换规范、稳定公平为己任，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sè。

    坊市制崩溃后的宋代市场，在时空以及交换方面呈现出zì yóu勃发的特点。由于市场活跃，形式多样，故宋代国家给予市场更多的zì yóu度，对市场的管理已超脱于唐代“直接管理”模式之上，向“以税代管”模式转变。似唐代那样的“市令”极少，却频繁出现了管理不同类别的、不同行政级别税务的“监税务官”。他们都是市场的管理者，但宋代“监税务官”不再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交换地点、时间以及交换者行为是否遵守规则等具体问题上，而是以收税为职责或目标，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达到有效控制和管理市场的目的。

    唐宋两朝市场管理者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国家市场观念转变而导致的市场管理模式的变化。

    在李曜此次改革，首次提出“zì yóu贸易区”概念之前，大唐的市场管理模式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由朝廷“直接管理”。其虽然与先秦市制有渊源关系，但始终与朝廷的指令xìng管理、行政层级有密切的关系，体现出一种国家权力至上的特点。

    唐中前期以前的“市”，一般多指官市，即国家派官员直接管理的、有时空限定的固定市场。唐代的“市”主要设置在两京及全国地方州县以上，长官即“市令”或由地方官兼管；在边地有“互市监”，设监官一人等。朝廷对市场的管理由上而下由太府寺、两京都市署、平准署以及州县以上“市”等相关机构负责，而最重要的官员即“市令”。

    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其副职丞则是“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槩），以三贾均市（贾有上中下之差）”，这是李曜向曾经主管过户部的王抟请教得来的，大唐“市令”“丞”的基职责。

    据王抟的介绍，这种以“市令”“丞”等掌百姓交易、均平物价、规范市场等职事，可以追溯至先秦市制中的市官——司市。先秦的“司市”为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之责。其所统领的市官各份其责，有掌平定物价的质人，有专收市肆屋舍等税的廛人，有在市肆中领导众胥的胥师，有定物价的贾师，有负责治安、防止暴乱的司虣，有专门稽查不按时留之人的司稽，以及掌管市税征收的泉府等等。根据这一法，李曜便很清楚，这种以司市为主管的市官体系明市场管理较为完备，所以这种“直管模式”也就多为后代所继承，一直到大唐。

    王抟学识渊博，又告诉李曜，“市令”一词，大约初见于《周礼》，如“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这里的“市令”，当然是指市场的相关法令而非官员之名。大约在chūn秋楚庄王时期，有了作为市场管理官员——“市令”的叫法；王莽时期有“长安东、西市令”，在成都等大城市有“市长”，后又改称“司市”等等。魏晋南北朝也多有“市令”。至隋朝，“市令”成为太府卿的属下。虽然各朝的市官叫法时有差异，但基都是履行先秦市场总长官“司市”的职责。唐承隋制，仍以“市令”为市场的管理者，但其设置却随市场向纵深方向发展而有所变化，一是数量增多，一是随市场有层级差别而“市令”也开始具有行政层级特点。

    王抟当时见李曜对市集制度似乎颇有兴趣，便继续为李曜介绍，告诉他大唐的市场管理可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两京市场的管理。所以朝廷设有“太府寺”，长官太府卿“掌邦国财货，总京师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举其纲目，修其职务”。又有“太府少卿”为副职，专“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凡四方之贡赋，百官之俸秩，谨其出纳而为之节制焉。凡祭祀则供其币”。

    由于太府寺所掌邦国财货、四方贡赋皆属于国家财政的重头，所以其长官地位高，如所置太府卿一人，官为从三品；少卿二人，官为从四品上，责权重大。但是，对市场交换等事务的具体管理则是由其下属机构“市署”及其属官“市令”、“丞”等完成的。

    在唐两京——长安和洛阳，“太府寺”下设有“两京都市署”和“平准署”等机构作为都城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其长官皆称为“令”，即京都市令和平准令；副职rì“丞”。前者掌管民间物货交易，后者负责官府物货的交易。“两京都市署”是全国最发达的市场——长安东、西两市和东都洛阳南、北两市的直接管理机构，长官“令”、“丞”是管理两京市场的实质xìng人物。

    王抟道：“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槩），以三贾均市（贾有上中下之差）”。由于京城东西两市是万众交易之地，事务繁杂，故所设市令官一人，其官位为从六品上；丞各二人，官位正八品上。这时候的一个畿县县令就为“正六品下”官员，也就是，掌管一个市场的“京都市令”地位与畿县县令相近。在京都令、丞以下还设有录事、府、史、典事、掌固等吏员，做具体事务。“平准署”作为专管官府市易的机构，唐承隋制“隶太府”，设“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凡没官之物亦由它出售。由于平准署所管的物货交易较为单一，故其令、丞的地位不如“市令”：平准令，从七品下；丞，从八品下，其下也有录事、府、史、监事、典事、贾人、掌固等随员。

    第二层次的市场管理主要针对那些分布在全国各地州、县治所的市，且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其一，虽然州县以上设市，但只有层次较高的市场才有“市令”官；一些地方市场的管理由地方官兼管。其二，州县地方“市令”官的设置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且各地设置时间早晚不一。

    一方面，虽然大唐的官市是在地方州县治所以上，但直到唐中期，唐廷对各地市场的设置仍然有相当的限制。据中宗李显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车驾行幸处”才可以“于顿侧立市，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

    据此，李曜认为后者不过是一种临时市场，且带有施恩优惠的特点。唐中宗即位后的百余年正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盛唐时期，是唐代商品经济进入一个发展迅速的阶段。

    但从这条资料看，至少在公元八世纪初时，也就是建唐近百年时，唐廷对地方市场设置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显示出那一时期大唐县级以上市场的分布密度、数量和发展水平都是有局限的。

    当然，王抟的这个话，反倒让李曜可以反观到，或感受到大唐社会的发展，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正在出现或蔓延开来，即大唐越来越多的州县以外的市场开始出现，它迫使朝廷需要以政令的形式规范那些活跃于社会表层之下、且rì益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

    另一方面，至公元九世纪初时，在州县以上地方市场发展的同时（一般认为唐朝已经处于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时期），地方市场的管理却表现出与之不大相称的现象，即市场管理似乎仍处于调整状态，也就是朝廷对于县级以上市场是否必须设置“市令”这一点并不确定。

    按照王抟此前的法，大唐对“市令”的职责有明确规定，京都市令的职责如前所述，而对地方市令也有相应规定，如“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伪，通判市事”，仍然具有市场总管的特点。对其官阶也明确划定，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州的市令，官阶均为“从九品上”；下州市令为“从九品下”。

    据王抟表示，宪宗元和六年时，全国大约有“三百郡，一千四百余县”。结合前面提到的中宗时期对州、县以上设市的规定以及大唐商业发展速度看，大唐“市”的数量肯定是超过这个数字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令”却仍然是在州级以上地方市场中才能设置，也就是，在元和六年时，唐代的“市令”数量不过300左右。

    由于李曜明确表示对市集发展的重视，且其所问之事即便王抟这等能臣也无法只由记忆来回答，因此在查阅卷宗之后，才告诉李曜：大唐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下州等市场都设有“市令”，不过地方“市令”设置在行政层级上和时间上有区别，“市令”在县一级市场中的设置更晚。中书省的资料显示，大唐州县地方的“市令”官首先在上州和都督府中设置，近百年时才在县级市场中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仍然有兴废之变动。

    王抟翻遍中书省，总算找出结论，据记载，大约在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二月，“上州置市令”。同年十二月，朝廷又允许“三辅”、“四大都督府”等冲要地区，以及4万户以上州等地调整或补充市令等官员。这是大唐较早的、在地方市场中专设“市令”的一则资料。随唐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在上州有“市令”，即使中、下县地方的市中也有了市令。由于官员增多，俸禄加大，zhèng fǔ财政支出庞大，故宪宗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曾经奏请裁撤官员。至元和六年（公元811）九月时，吏部裁减合并地方808个职员，其中明确规定“中、下县丞，市令一例停减”。

    这一裁员的史实表示，至少到元和年间，中、下县等地方市场已经有了“市令”的设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公元811年已经裁撤了中下县中的“市令”，但在40年后，即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时，朝廷又恢复了中县的市令，并明确规定“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而“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系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也就是，直到公元九世纪初，“市令”的设置局限在3000户以上的地方。

    这下李曜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大唐主要是根据地方行政层级的高低，并参考人口规模和市场发展程度来确定是否设置市令的。由于古代的人口规模是衡量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所以，在这些官市中设置“市令”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市场发展的水平；而一个地方是否设置“市令”则成为衡量唐代市场管理力度的另一个标志。

    在唐朝周边地区，朝廷对贸易的管理专设有“互市监”，规定每市设“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监”官主要“掌诸蕃交易之事；丞为之贰”。从朝廷对商品关注的程度看，在互市监交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应是马、驴、骡、牛等，朝廷明规定“凡互市所得马、駞、驴、牛等，各别其sè，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州、府为申闻。太仆差官吏相与受领，印记”。作为市场，“监”的地位显然低于州县以上的“市”，但“监”所行职责与“市令”有相近之处。

    在沿海地方，唐在开元年间始有“市舶使”管理rì益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但最初是由武官兼任，如《新唐书》中有“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等字样。到大唐后期，因“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而“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棞载而还”，于是卢钧“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显然，“市舶使”在唐代并非常设官员，也没有专门的机构。

    从上述大唐的zhōng yāng到地方，从都城到边疆、地方市场的管理情况看，尽管“市令”的设置时间有早晚，设置的地方也存在层级差别，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市令”在全国范围内的、较高层次的市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sè。大唐对市场的管理主要采取由“市令”专管或以其它官员兼职掌控，严格规范各级市场空间及市场交换行为的模式，李曜也不知道这在史学家被称之为什么，反正他就简单的把这种模式叫做“直管模式”，其最重要的就是由市场官员直接管理交换的各个环节，其职事前后似乎都在表现出国家至上的特点。

    比如“市”能否设立，由国家规定；在“市”内，物价的确定、交换的具体位置、交换的时间等都要遵从国家安排。在这种模式下，市作为交换场所虽是交换发展的产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以及国家对市场的认识或市场观念都还没有达到那样一种水平——无论是个体商人还是国家，都力图利用市场的功能，通过增加或扩大交换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所以，大唐以及以前的市场管理都着意在规范市场的交换行为，其所看重的是怎样体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法规。这种管理模式是市场发展的局限。虽然唐中后期以后市场发展速度加快，水平提高，京城及州县市之外又有了草市、墟市等新兴的、不同层次的市场，但终唐一代，“市令”的设置及其所行职事，似可以作为衡量市场发展及其管理水平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市场管理模式是怎么出现渐变的呢？

    一方面，在唐代市场管理中曾担任重要角sè的“市令”在宋代发生变化，其一：除了王安石市易法以及南宋资料中少有提及外，“市令”一词几乎消失了。其二，作为市易务的“市令”，虽然仍然是朝廷命官，但更多的是属于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市易务”官员，而非唐代直接管理市场总体事务之官。另一方面，宋代对各级、各类市场的管理一改唐代的“直管模式”，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在全国各地设置管理贸易机构——名之曰“务”、“场”等等，如商税务、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或曰“场”）等；而且，这些机构以收取税收为主要目的，明显是用“以税代管”的方式控制着市场；其官员主要谓之“监税务官”“监官”等等。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宋代“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事实上，宋代税务的创置及完善是一个自唐中后期、历五代及入宋以来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在李曜出任两池傕盐使之后发现的一个新情况。

    “务”的产生，按照李曜分析，大概与唐中后期以来国家财政税收由农业税为主转向广开财源，实施种种榷税的措施有关，德宗时期实施的两税法就是最重要的一项，前人多有论述，就不赘述了。同样是在德宗时，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钱”，并请于“诸道津会置吏”，“商贾钱每缗税二十”，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虽然是国家军费窘迫下的动议，但却可能是后代历朝将商税作为国家重要财源的先声。宗太和九年（公元835）时，“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

    很快，榷茶之巨大利润驱动着国家及官员增加榷茶之税额。在宗开成二年（公元837）时，浙江观察使卢商奏曰“常州自开成元年七月二十六rì勑以茶务委州县，至年终所收以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元数加数倍已上。伏请增加正额。诏户部盐铁商量，并请依州司所奏。从之”。

    从杨炎倡行两税法、赵赞倡行税商、王涯榷茶税等建议的提出，能否明一点，国家管理层中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市场的发展和变化：市场不仅只是“管”的问题，而是要“用”。要使市场的利润为国家所控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流入市场的每一种物品“税”。这种方法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税”的对象不同。只有针对当朝百姓离不开的最大宗商品，国家才能获得最多的收益。

    应当，他们的建议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当时商业的发展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务”作为专管机构（唐时多曰“场”）最初与茶业、盐业以及通商等具有较大利润的经济部门有关，且地位特殊，从设置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通商取税。早期的“务”，只是指某一具体事务的名词，后来才作为管理贸易和税收机构，始有“茶务”“盐务”等名。如李曜现在控制的河东两池，即安邑、解县两地是此时重要的盐产区，故曾有“两池盐务隶度支”的记载——当然现在已经是全面为河中节度使掌握。

    在这里，“茶务”更多的是指茶或盐等事务而已。历史上大约是到五代以后，由于盐、茶以及通商等税收利润巨大，国家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务”才逐渐演变成一个专门的机构了。至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诏天下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勾当纳官”。这里的“商税务”不仅是一个管理商税税收部门，且是在地方州府一级普遍设置的常设机构了。这也是“商税务”名称出现较早的例予。同样，在后汉乾裙二年（公元949）时，兵部侍郎于德辰奏请三司“差清强官于襄州，自立茶务收税买茶”，其目的就是其税“足以赡国”。

    历史上自唐中后期历五代入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茶作为大宗商品异军突起、各类商品交换rì益活跃，使得“务”的设置逐渐固定下来，并成为各级地方主管贸易和税收的部门。由于“务”主要作为以征收各种与流通相关的税钱为目的，所追求的是实际利益而非象征xìng的国家权力。在这种状态下，zhèng fǔ成为与个体商人可以在市场上“分一杯羹”的不同获利者。由此，“务”的创设就成为市场管理模式渐变中的重要因素，在商品经济大cháo的推动下，入宋以后的市场管理向“以税代管”方向发展。

    现在李曜设立zì yóu贸易区，就是打算开始提早进行历史上宋朝所行使的段，将朝廷直管改变为“以税代管”。

    他记得在宋朝献中的“市”，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广义市场的概念，它不再是单纯地指大唐那种有着一定空间范围和时间的交换场所——市，而是指广泛分布在城乡的各类市场。

    事实也证明，宋代的市场较唐代已经有更加明显的发展，城市若以两宋都城为例，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以铺席贸易为特点的各sè店铺在城中连街沿巷的分布着，市场繁荣；在乡村，镇市的蓬勃兴起体现出市场发展的勃勃生机。面对这样的市场发展，宋朝的市场观发生变化，使唐代以来通过“商税”以增加国家收入的意识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现实中，一方面朝廷下放对具体交换场所的管理权，将琐细事务交予牙人、小吏；另一方面，则是加强税收机构的完善，从另一个角度实现对市场的有效管理。从现象上看，增加国家收入是事实，但发挥市场优势，国家通过税收控制市场，最终实现交易利润的最大化却是其经济实质。所以，市场管理由“以税代管模式”取代了过的“直管模式”。

    李曜并不是一个过于冲动、过于理想化的人，他知道大唐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成功的改革决不能是空中楼阁。此前他就曾经详细研究过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此时到了自己要改革的时候，自然就要找到最适合大唐改革的方向，经过对比，如果条件合适，就要大力推进。商业集市的以税代管，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宋朝以税代管的模式，也是李曜的主要参考对象。

    而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形成发展，最有服力的也许是“税务”的建立和完善。入宋以后，“务”作为市场管理和税收机构在宋代设置得越来越普遍，涉及的经济事务也远远超过唐和五代。建隆元年创制“商税则例于务门”，并规定“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至太宗年间，以“枢密直学士杜韡。州税”，史称“以朝臣监州税始于此”。雍熙三年（公元986）方形成制度，规定“监当使臣”由京朝官任，“并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举之”，此后“遂为定员”。从太祖立商税则例至太宗雍熙年以朝臣监州税，表现出宋对广义市场的管理基完成了机构、章法及专职官员的建制过程。也许可以，这就是宋代市场“以税代管模式”建立的标志。

    当然，既然是参考借鉴，税率应该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宋朝时，其税收物货及税率李曜曾在某论坛看见某大牛提到过。那位雄辩家称，宋代“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駞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凡州县皆置务，官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注：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

    那位论坛雄辩家又，宋代的税收机构大都由太府寺所辖。宋承唐制设太府寺，其所属机构有商税务，收京城商税；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收舟船木筏之征；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杂买务、杂卖场、市易上界，掌敛市之不售，货滞于民用者，乘时贸易以平百物之价；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以通官籴；榷货务，赏折博斛金银之属；交引库，掌给印出纳引钱钞之事；店宅务，掌管官屋邸店，计置出僦及民修造缮完之事；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等等。

    而“免民行役，官自和市则归杂买务”，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斥其余币以利公私则归杂卖场”，杂卖场，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准折支用。这些机构是太府寺所属“官司二十有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zhōng yāng的直属职能机构，都与税收有关。此外，地方上还有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或rì“场”）、市舶务等名目。

    而在宋朝诸多“务”中，最具代表xìng的是“商税务”等，或曰“税务”、“茶务”、“酒务”。由于它的设置是自上而下，从京城到地方的路府州县甚至在镇中多有设置，发挥着既类似唐代“市”但又超越其职能的特点。

    那次看这位雄辩家与人对簿论坛，李曜受益匪浅，下班后晚上就上线潜水跟帖，足足看了好几夜，他自己也从正反两方的法中有了一些分析，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宋代商税务的设置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即有行政层级的差别。

    第一个层次，在京城曰“都商税务”或“都商税院”。北宋开封“都商税院在义和坊，掌京城商贾廊店市收”；其官员由京城“诸司使、副、三班三人监，所领有拦税数钱之名”。从监都商税务官的职责可以看出，他们对市场的管理不再是像唐代京都市令、丞那样，直接掌管市场交易具体事务，而是挚市场之纲领，不再过问枝节，直接以税收为终极目标，即所谓“商贾之赋则归都商税务”。

    都商税院收税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京城城门使臣，一是客商自己依例交纳。“太宗至道元年诏：都商税院每客旅将杂物、香药执地头引者，不问一年上下，只作有引税二十钱；无引者税七十五钱”。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诏：商税院并依榜例收税。仍取脚地引看验，如无引每千收税三倍；若一千已下，竹木席箔篦物，只委监新城门使臣点校验就门收税。一千已上依旧于商税院纳钱。官员出入随行衣物非贩鬻者不须收税。村民入京货鬻百钱已下与免。如以香末出城每斤税二钱”。

    所谓“地头引”或“脚地引”，按照李曜猜想，应是一种类似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凭证；似有一定的空间划定，适合于铺席贸易者，故有“地头”、“脚地”之名；属于商人自己缴纳，国家批准给纳的范畴。由监城门使臣负责出入城门的部分，则根据物货的价值决定纳税数额及缴纳方式，不足1000的由监城门使臣收缴，超过1000者则由客商到都商税院缴纳。通过收税的方式，都商税院实际上实现了对整个京城市场——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的交易活动进行最有效的管理。

    较之于唐代市制，宋代的“以税代管”即有具体事务的管理——收税，更有高级别的宏观控制的特点。如果北宋都城的市场管理以“都商税务”为代表，明其已经进入“以税代管”模式，那南宋都城的突出表现就是税务的增多，在临安城，除了都税务外，还有浙江税务、龙山税务、北郭税务和江涨桥税务。除了前面提到的各务外，还有市舶务、红亭税务等。除了各务外，还有合同茶场、城南炭场、抽解竹木场、糠场等。这是国家市场观念及实践都已经转向追求税利最大化的表现。

    第二层次，即各府州县所设置的商税务。前面提到宋代“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是最基的情况。并且根据各地的地方特sè，税务的名称可以有“商税务”、“税务”、“茶务”“酒务”等不同称谓，并且可以同时设置数务。

    两宋时期，在福建路治所福州州城先后设有都税务、临河务、楼店务、修造场、抽木场、窑务、船场、灰场、炭场等。在这些庞杂的务中，有的并不是税收机构，如窑务，就是利用流役人员的劳力为官府烧制产品的，属于临时设置。但在以税收为目标的场务中如“州城都务、临河务，号里、外税务二务”等，在当时当地的市场发展中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州城之“都税务”曾经曰“茶盐商税务”，“国初，茶盐有榷官，自设市于此收税，官通领之。熙宁三年，罢科卖茶，故至今只称‘盐商税务’。虽产浮盐，久不给，其名不废也”。而“临河务”又曾经是“古南锁港”，有“凡百货舟载此入焉”的记载，明其在商品流通中的重要地位。在县一级也设税务，史称“有九县十务”，即“闽清、长乐、罗源、宁德、长溪、永福、连江、福清与古田里、外二务是也”。

    第三层次，即镇市税务，那是随市场发展，市镇博兴后的产物。在北宋时期，不仅在县级以上设务，镇一级地方也有税务：如哲宗元佑四年（1089），韩城村因“人物繁盛，场务系百姓扑买”有司“yù乞改为镇，创酒税务，置监官一员”，得到朝廷的批准。又如福建路各县之下有黄崎镇、水口镇、闽安镇、海口镇等镇务，政和八年（公元1118）明确规定了“十县务及四镇正额”。嘉定年间，太平州黄池镇也有镇务。总的来，南宋各地的镇之税务虽时有兴废，但其存在并开始增多已经是事实。

    此外，在新兴的乡村“市”中也出现有“税官”的记录。这些新兴的市，商品种类、流通量及成交额都有局限，即所谓“乡落有号为‘虚市者’只是三数rì一次市合”，故“初无收税之法”。但由于“州郡急于财赋”，多“创为税场”，或令人买扑，zhèng fǔ坐收课利；或令拦头收税；或由官府直接差官措置税收，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诏省洪州武宁县巾口市官监酒税，从路诸司之请也”，这明此前巾口市曾有监酒税之官。又如，庆元府鄞县有下庄市、林村市、横溪市、甬东市、东吴市、小白市、韩岭市、下水市等，有的直接设有税务或税场，如下庄酒务、林村酒务，且直接有监官，“下庄酒务，监官一员；林村、黄姑林酒务，监官二员”等等。由上可知，上自京城，下府州乃至镇市，宋代都以税务机构和税务监官的形式直接控制了各级市场。那些在唐代还只是临时xìng的机构或是临时xìng的特殊官员，到了宋代大都成为常置机构和常设官员。

    其次，宋代各级税务创置的时间有早晚之别。第一层次的都商税务在宋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如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司勋郎中监在京商税务苏晓就奉命查办供备库使李守信贪污案。第二层次的地方各府州县税务设置大约在太宗以后；而第三层次的镇市税务设置多在北宋末及南宋年间，如前面提到的政和八年（公元1118）对福建路十县及四镇税务税额的规定；又如绍兴年间，稗牛镇有镇务；湖州乌墩、新市镇务等等。设置时间之所以有差别，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一是“以税代管”市场管理模式逐步完善的表现。

    再次，尽管宋代通过税务层层分布控制了全国的各级市场，但有宋一代的官员也常常因为“以税代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质疑，对地方州县是否应当设置“税务”始终存在争议。到北宋仁宗时期，各地方官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扩展税源，产生诸多弊端，增加了百姓负担，一些官员纷纷上奏批评税务“刻虐rì甚”，使得“商旅为之不行”，而朝廷也开始频频下诏yù遏制不良态势：天圣五年（公元1027）五月，因“河北诸州、军酒税务自有监临官，而转运使复差官比校岁课，务以侵民”有诏罢之。天圣七年（公元1029），“诏天下税务毋得渎傒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诏天下商税务今年所增税物名件尽除之”。皇祐三年（1051）“诏绿汴河商税务无得苛留公私舟船”，诸如此类。

    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苏轼又言“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自数年来刻虐rì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绿有上件给钱充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显是借关市之法以蓄聚私家囊案”等等。

    仁宗以后，地方随意增加税收的情况愈演愈烈，而类似的争议也延续到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1）时，高宗对臣下曰：“比闻州县多创添税务，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货少，为公私之害”，并令相关官员查实，最后“诏所增税务并罢”。

    尽管如此，十余年来“商贾不行“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记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尚书省言：“近年所在税务收税太重，虽屡降指挥裁酌减免，而商贾犹不能行，盖绿税场太密，收税处多，yù令户部行下诸路转运司，开具将相连接之处，裁酌减并以宽商贾。如县道税务不可减，即与免过税。仍许豁除省额，如此则商贾行而货财通矣，从之”。事实是，一面是批评声不断，一面是税务依旧创置不止。

    从上述唐代在两京及州县以上地方置“市”，设“市令”“丞”，到宋代在京城及其地方路府州县镇市置“税务”，置“监官”的变化，李曜确实能感受到唐中后期，历五代人宋以来国家市场管理模式的渐变。前者重“管”，后者重“税”；前者显得市场“规范”，犹如谦谦君子，后者显得市场无序、zì yóu，甚至将国家和个人的“贪婪”暴露无遗。

    但是，恰恰是这种变化反映出商业的发展犹如一只看不见的，它cāo纵着整个国家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方向已经非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它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个人，除了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变化外，别无他法。正是这只看不见的，导致国家市场观的转变，从过那种单纯的、朴素的“互通有无”的市场观，向主观能动地，yù发挥市场功能，利用物货流通，以收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成就了唐代市场管理“直管模式”向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转变。

    既然终究是要发展到那般地步的，何不现在就提前发展，使得zhōng yāng财政开始变得充裕？

    财政不充裕，如何一统天下？财政不充裕，天下如何长治久安？

    长安，长安。唯有不断发展进步、适合当前的制度，才能让你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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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重感冒中，肺都要咳出来了。按照中医的方法看，我应该是“风热”——风邪入肺。换做西医的法嘛，大概就是：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又称病毒xìng感冒。

第212章 秦王变法（八）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chūn？长安chūnsè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

    长安的chūn天始于二月。从朔北吹来的风和黄尘，夹带着chūn天，降临关中。

    二月的长安，风中已经开始混杂着杏花的味道。寒风刺骨的凛冽早已远，只感觉到chūn风和煦。

    李曜走在带着chūn天气息的风中，身着深青sè书生儒服，腰间却佩着一把鲨皮横刀。

    新晋武散官衔为冠军大将军，同时检校兵部侍郎的憨娃儿，同样腰佩横刀，着武弁装，伴随在李曜左右。

    里坊中的大街左右两旁并立的榆树、槐树和杨柳，都已冒出嫩芽，抽出淡淡的新绿。路过的马车发出辚辚之声，更添几分热闹。高楼之上的蓝空，也显现出温柔的sè彩。

    走过大街，一踏进游廓的夹道——狭斜，人们的脚步似乎也都变得轻盈了。

    纵然书生佩剑，风姿卓绝如李曜者，走在这称为“狭斜”的jì院、酒肆鳞次的街道，也不会让任何人停下来多看他一眼。

    在长安人眼中，自从当今右相、陇西郡王李存曜为官家呈上《新儒论》之后，自认才济天下的人雅士们就大都重拾了chūn秋旧风，将佩剑当作一种新的时尚——特别是在右相出现长安各处时均身佩横刀之后。

    虽然李曜与憨娃儿的佩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战场杀器，但长安即便在近些年迭遭变乱，真正上得战阵之辈，又合几人？

    走过一间酒肆时，憨娃儿忽然吞咽了一下口水。李曜笑道：“渭河新鱼，长安绝脍。怎么样，试试？”

    憨娃儿忙道：“好，好。”然后一怔，迟疑道：“大王……”

    见李曜瞪了他一眼，又立即改口：“郎君不是要盈香妙坊？”

    李曜哈哈一笑：“不忙，不忙，昨rì官……禁中送来的蓬池鱼脍，乃以‘舞梨花’之法制之，食材虽好，却非我所好。今rì既然正巧路过，这周记鱼脍又是长安一绝，不如便在此处来一份用‘对翻蛱蝶’法制之的渭河鲋鱼，一解chūn馋。”

    憨娃儿见他不提正事，倒似真要先吃一顿鱼脍，不禁大喜：“那敢情好！不过俺吃鱼脍没那许多讲究，甭管‘舞梨花’还是‘对翻蛱蝶’，都太雅致了些，俺就喜欢‘大晃白’，简简单单，好吃最实在！”

    李曜笑答：“大晃白虽然看着简单，但真要到了艺高深的庖丁之，每一片生鱼，可于风中片片纷飞，那才叫绝活。”

    憨娃儿大惊：“鱼片能随风飘飞？不能吧？”

    “怎么，不信？我朝前人段成式《酋阳杂俎》中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这可不是我信口胡。”

    于是二人信步走入周记鱼脍，要了一间雅阁，在二楼凭窗对坐。

    中国古代烹调菜肴的方法极多，炯、煮、烧、烤、烙，烫、炸、蒸、脯、腌，这些方法在秦汉时期已差不多全部出现，而这些烹调方法的技术改进、内在质量提高，则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

    大唐最常见、最流行的吃法，是脍。脍就是细切的鱼、肉，《释名》云：“细切肉令散，分其赤白异切之，已乃会合和之也。”就是把肉切开，让肉分散，把瘦肉和肥肉分开，按不同方法加工，然后把切好的肉放在一起。chūn秋时期，孔子《论语·乡党》已提出“食不厌jīng，脍不厌细”的主张。

    到了唐朝，唐人更把脍的技术发展到人工cāo作的极限。段成式《酋阳杂俎》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把肉切得象丝绸一样薄，象丝线一样细，出一口气，能把肉丝吹起来，即使后世的特一级厨师，恐怕也难有如此之高的技术。

    其实这个时代，民间当然有很多各行各业的高，但如果论总的技术水准，譬如厨师也就是庖丁这个行业，那还是以皇宫、高官之家为甚。李曜如果真是一心只要满足口腹之yù，纵然他这陇西郡王府是个“新班子”，人配置方面未必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但是皇宫的御膳，难道他李右相还能有什么吃不到的？

    就比如金齑玉脍、飞鸾脍、海鮸干脍、缕子脍、咄嗟脍、三珍脍、五珍脍、白刀脍等这些名脍，哪一样不是他动动嘴皮子，人家就得费尽心思、jīng力为他备好，再恭恭敬敬请他品尝、指点？

    今rì来此，自然不是全为吃这一顿鱼脍。

    因此李曜与憨娃儿坐下不久，甚至尚未有跑堂的前来问“客官，要点什么？”，便有一名年轻的素衣女子飘然而入。

第212章 秦王变法（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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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儿叛逆陷两京，盐枭生乱菊花吟。神州痛尽生民苦，华夏唯盼圣贤音。蒲帅入关危鼎定，书生佩剑五岳轻。新儒一论天地阔，恩泽黎庶度纬经。”

    那女子盈盈入内，口中轻念一诗，而后朝李曜微笑道：“右相，你可知此诗乃是何人所做？”

    憨娃儿听这声音熟悉，转头望，竟是庐阳县主杨潞。他为人憨直，自然不知杨潞怎的出现在此，遂又转头看李曜，却见李曜面sè如常，只是微微一笑，答道：“何人所作，委实不知。为何人作，倒是明了。”

    杨潞掩口一笑，竟毫不客气，大大方方在李曜旁边一方坐定，道：“此乃扬州一名巨富闻李右相‘变法’之条目，不胜惊喜，遂延请当地学子为右相献诗赋文、歌功颂德的许多诗文之一。”

    李曜依然面sè如常，只是不惊不喜地“哦”了一声。

    杨潞颇有兴致地看着他，见他如此，不禁失望，问道：“右相文名天下，闻诗怎不品评一二？”

    李曜淡淡摇头：“但凡是为人歌功颂德，自古以来，何曾出得什么千古佳作？”

    杨潞被他问得一愣，却又不服：“为何就没有？”

    李曜仍问：“可有成例？”

    杨潞别过头不看他，赌气道：“我一时想不起来，你乃当世大儒，即便在扬州，也已有了无数拥趸，你怎不来？我倒想知道，怎样的诗才是好诗。”

    李曜便笑了起来，道：“你要儒，那便从儒起。《论语·季氏》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且慢！”杨潞忽然发现破绽，顾不得礼节，打断道：“右相见谅，奴虽读书不及右相远甚，但孔圣人这句话，得似是诗的作用吧，与如何才是好诗，有何关联？”

    李曜哈哈一笑：“县主以为呢？”

    “嗯？”杨潞怔了怔。

    李曜已然开口道：“孔子既然认为读诗有这些好处，那么反过来，好诗是不是也该有这些用处？”

    杨潞心中懊恼：“他那新儒论出世之后，我从扬州一路来长安，多少人他是当世圣贤，在这种才冠一时之人面前，我却和他谈什么诗！真是自找难堪。”心中虽挂着“难堪”二字，却偏偏有些欢喜，撅嘴道：“好了好了，你是圣贤大儒，奴家不与你斗嘴了，你就你觉得怎样才能有好诗。”

    李曜笑道：“这个嘛，《刘子·激通》里曾得明白：‘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某以为诗文之佳作者，莫不在此之列。”

    杨潞听了，无奈道：“人家花钱为你歌功颂德，你还不乐意，奴家那耶耶，整rì里就琢磨该要如何如何，才能让淮南百姓念他的好……你这却如何能比？”

    李曜微微蹙眉，迟疑道：“县主如此令尊，似有不妥吧？”

    杨潞却无可无不可，甚至面上还闪过一丝不豫：“你要到这个，奴家还差点忘了一件事。”

    “何事？”李曜问道。

    杨潞道：“奴家这县主称号，保不保得住还是两，右相不如早些改了称呼，免得届时口误。”

    李曜奇道：“这却为何？朝中并未有对淮南不利之心，县主尊爵，岂容轻易？”

    杨潞摇头道：“奴家的却不是朝廷，而是……不定奴家那耶耶会自请陛下，为我这不孝女了爵位。”

    纵然李曜这般城府，听了这话也不禁讶然：“这……这又从何起？”

    杨潞皱起眉头，道：“钱鏐不知怎的，忽然派人到扬州，要与我家联姻。耶耶见了那钱家子之后竟而心动，来劝我出嫁越地。”

    李曜吃了一惊：“那钱家子可是钱传璙？”

    杨潞一怔，继而娇嗔道：“堂堂右相，竟这种荒唐话！钱传璙乃是钱鏐第六子，年仅十岁，怎能与奴家婚配？”

    李曜被得一愣，想了想，才发觉自己过于紧张，确实弄错了。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五代这段历史，在后世就是冷门，而十国更是冷门中的冷门，杨行密与钱鏐曾经联姻之事，知晓的人本就不多，就算知晓的，也未必记得究竟是钱鏐的第几子娶了吴国公主。李曜倒是记得那位娶了吴国公主的钱元璙，却一时忘了琢磨他的年龄。

    钱元璙是大名鼎鼎的吴越王钱鏐的第六子，字德辉，初名传璙，杭州临安人。钱鏐在位时，他做过宣武军（今河南开封）节度判官、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钱鏐第五子钱元瓘继位吴越王后，众兄弟尽改“传”为“元”，钱传璙也就改名为“钱元璙”，升检校太师、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后晋天福七年（942），后晋封钱元璙为广陵郡王，不及受命而病故。

    当然这不是李曜记得他的原因，李曜记得他，是因为他长得帅……

    史书中有关钱元璙形貌xìng格的记载其实并不多，《吴越备史》中他“仪态瑰杰，风神俊迈；xìng俭约恭靖，便弓马”，相貌堂堂，风度潇洒，谦逊节俭，英勇善战，这钱元璙看来也算是人中之杰了。而且这大概不全是野史的溢美之词，从一则故事中可见一二。

    后晋天福二年，徐绾起兵背叛钱鏐，钱鏐派大将顾全武到扬州联络杨行密一起对付徐绾。为了表示诚意，钱鏐让钱元璙一起。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事，钱元璙当年不过十七岁，却慨然应诺，扮作顾全武的小仆前往。路过润州时，润州团练使安仁义设宴招待，看到顾全武的贴身小仆一表人才、聪明伶俐，大为欢喜，要以十个仆人来换钱元璙。顾全武含糊其辞，不敢多，半夜里花重金买通守城士兵，连夜过江。到了扬州，钱元璙向杨行密“指陈逆顺之理”，杨行密“为之动容”，感慨地：“生子当如钱郎，我之子豚犬耳。”结果杨行密不但同意与钱鏐结为同盟，还把女儿嫁给了钱元璙。这件事其实才是李曜记得此人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位孔方兄在治政方面似乎反响也还不错。

    钱元璙的政绩主要体现在他治理苏州期间。钱鏐定都杭州后，钱元璙以战功迁苏州刺史、中吴建武军节度使，率兵驻守苏州。后又被封为检校太师、中书令、广陵郡王等衔。他统治苏州三十年，“俭约镇静，郡政循理”，人民安居乐业。在经济上，钱元璙“置都水营田使，疏导诸河”，“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使当时的农业、工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促进了吴地经济的繁荣。钱元璙及其子钱文奉在苏州数十年，正是苏州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可谓太平盛世，而钱元璙父子也因此而得以同祀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李曜穿越前曾苏州旅游，恰好又看到这几个典故，因此记得，方才才一下就问了出来，谁知道却是闹了笑话。

    当下他干笑道：“呃……听这小郎君俊雅，一时忘了年岁……县主方才弘农王劝你出嫁越地，此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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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秦王变法〔十〕

    013-11-09

    李曜干笑道：“呃……听这小郎君俊雅，一时忘了年岁……县主方才弘农王劝你出嫁越地，此后呢？”

    “此后？”杨潞忽然有些幽怨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望向窗外，幽幽道：“此后奴家就净身出户，悄悄跑出扬州，来了长安。”

    李曜迟疑了一下，问道：“县主不愿嫁杭州？”

    杨潞忽然不再回答，只是叹了口气。

    李曜见气氛有异，便吩咐憨娃儿门口守着，等憨娃儿出了门，才问杨潞道：“县主约某来此，可是有事要？”

    杨潞微微张了张口，见他如此，心中一黯，强打jīng神道：“奴家到长安时，便听右相的变法举措，其中一条，乃是在长安城东建设一片zì yóu贸易区……若奴家所料不差，这zì yóu贸易区与蒲州东升新城怕是颇有相似之处，不知右相意下如何？”

    李曜道：“有些类似，有些不同。”

    “愿闻其详。”杨潞即刻道。

    李曜便解释道：“蒲州东升新城，乃是募资建设，而长安自贸区，则是由朝廷出资建设。这建设投资者不同，将来的收入分配就完全不同。另外，蒲州东升新城之中，我河中、河东两大军械监的产业就占了大半，事实上来，那是一个生产基地，附带了一定的商业中心功能。而长安自贸区却不同，自贸区中并没有安排建设任何工场、作坊，只有店面，乃是一处纯粹的商业中心。”

    杨潞明白之后，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一个关键难题，问道：“朝廷……现在竟还有如此财力？”

    李曜笑了笑，并不对此保密，毫无掩盖地道：“朝廷确实拿不出这许多钱，某推行的变法措施，整体实行下来，朝廷的财力完全支撑不了。”

    杨潞这下就有些不明白了，甚至心中一时腹黑，暗道：“莫非他想掏空朝廷的家底，然后……？”但想想却又不太应该，只能迟疑道：“有道是一文钱憋死一条好汉，朝廷既然没钱，那却如何推行右相的变法？”

    李曜开心地笑道：“自然是某来借钱给朝廷。”

    杨潞顿时呆住，半晌才一头雾水地问：“朝廷现在正在河中军的掌控之中，复立的左右羽林似乎也都是右相一cāo纵着，如此来，这关中河中，右相已然坐拥jīng兵逾十万之众，便是当年神策极盛之时，也不过如此威风，右相何必如此左出、右进？”

    李曜笑道：“朝廷缺钱，某却有钱，借给朝廷何妨？但借归借，却不同于进献，朝廷终究是要还的，怎么是左出，右进？”

    杨潞笑道：“你便不怕朝廷赖账？”

    李曜微微挑眉：“朝廷会吗？”其实他二人都知道，这话实际上的是“朝廷敢吗？”只是大家都不会点破而已。

    谁料杨潞却道：“若是如今这态势，朝廷自然不会，可如果太原失陷，朱温挟大胜西进关中，一切可就难了。右相你借给朝廷的钱，只怕也就打了水漂……”

    李曜眼睛微微一眯：“县主似有情报？”

    杨潞并不卖关子，嫣然一笑，道：“奴家若是告诉你，朱温正打算集中大军再次北伐太原，并且要将河东整个拿下……你信么？”

    李曜心中一凛，立刻道：“我为何不信？”

    杨潞笑道：“那奴家便告诉你另一个消息：朝廷里面，有人打算让你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或者关中河东四面都统。”

    李曜闻言一怔。天下兵马大元帅？我？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边疆的节度使就已经从一个前线军事指挥机关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区的庞大军区组织。安史之乱以后，全国都设立了藩镇，并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区。由于他们都兼任所在地区的观察使和治所州府的行政首长，因此，藩镇是一个军事和行政高度合一的军政单位。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设置了一个军事统帅职位——天下兵马大元帅。元帅的称号，唐代前期就已经有了，李渊起兵太原，置左右领军大都督，各总三军。建国后，武德元年6月7rì，秦王李世民出任西讨元帅，领八总管兵迎击来攻泾州的薛举。武则天时期，也曾任命亲王为元帅，统兵抵御突厥的进犯。但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则是战时zhōng yāng最高司令官。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于范阳，玄宗幸蜀，马嵬之变后，玄宗发诏令，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把全国划分为四大作战军区，各以亲王为节度都使，担任战区最高军政长官。即：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区，以李亨兼任节度都使；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区，以永王李磷为节度都使；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节度区，以盛王李琦为节度都使；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区，以丰王珙为节度都使。以上这些，大体可分别称为华北节度区、华南节度区、中原节度区和西北节度区。

    为了统制这些作战军区，玄宗任命李亨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在至德元年七月丁卯。但由于七月甲子，肃宗就即位于灵武，所以玄宗任命的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也就没有了着落。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即位后的两个月，肃宗曾经与他儿时的密友李泌讨论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到大历八年罢天下兵马元帅，这个临时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存在了18年。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副元帅、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行军司马等高级官员。肃宗时的天下兵马元帅府设在禁中。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宦官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长史与司马的关系，一般是长史管财、粮政，司马主军政。

    元帅府的工作是重要和繁剧的。前线各地作战将领向元帅府反映军情、请示汇报军务，都由元帅和长史先行研究，然后奏请皇帝批准。但是，至德二年九月，长安收复，行军司马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得到了肃宗的首肯。这时候，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辞了元帅府行军长史的职务，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李辅国作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实权的。

    行军司马有三方面职权：平时的军训；战争状态下决定进攻和防守的法则，所谓“有役则申战守之法”；此外还主管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军队名籍等军事行政工作，所谓“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总而言之，行军司马辅佐元帅处理一切军务，这就是所谓“掌弼戎政”的含义。李辅国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所以才能够专权，史称：“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

    当李辅国察觉肃宗听从李岘的建议，对他有所压制时，李辅国主动提出“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即太子詹事。乾元二年七月，由于张良娣的yīn谋，突然任命赵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是，赵王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仍然在李辅国中。所以李辅国为张良娣所嫉恨。宝应元年四月赵王被杀，代宗即位于肃宗灵柩前，任命王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仍然以李辅国为行军司马。六月罢辅国兵权，命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史称辅国由此“失势”。

    药子昂实际上并没有接任行军司马的职务，而是“固辞，乃以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尽总禁兵”。宦官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而尽总禁兵，透露出这一职务的重心在向典掌禁军的方向发展。广德元年十月，代宗以宰相元载判天下兵马元帅行军司马，改变了宦官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局面。

    元帅府的重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除长史、司马外，至德二年四月，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地区xìng的兵马副元帅。如，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十二月又加郭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同年五月则解除了仆固怀恩河北副元帅和单于、镇北副元帅的职务，同年七月，李光弼死在河南副元帅任上。这些地区xìng的副元帅，是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统帅某一战区全体作战部队。如肃宗上元二年五月，李光弼复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也就是，李光弼坐镇临淮，可以指挥和调度上述八个藩镇派到河南战场的军队。

    但是，副元帅对于前方将军的节度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各个节度行营的军队具有相当大的dú lìxìng。乾元二年七月，肃宗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光弼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所以史称相州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军没有统帅。时朝廷罢郭子仪兵权，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河东兵马副元帅。

    德宗以后，朝廷设置左右神策中尉，掌管zhōng yāng军权，除了唐末昭宗一度以辉王为元帅外，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复出现。地方上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和行营都统等职。都统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方面军政长官的称号。乾元元年十二月，由当时的户部尚书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史称这是都统名官之始。上元二年，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都统处置使。从这些官名看，它的职权几乎与方面副元帅没有差别，只是任职者军事资历比较浅而已。

    安史之乱期间，在设置都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方面副元帅，二者的统属关系不太明晰。安史之乱以后，凡调发诸道藩镇军队作战，大体都要由zhōng yāng任命一名都统，节制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如建中元年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元和四年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大中五年五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敏中充邠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使。都是表面都统可以从zhōng yāng派遣，也可以从所在战区的节度使中选任，但是一般都要带某道的节度使，作为自己的“本军”。

    到了如今这大唐末年，天下用兵，出现了许多个都统，如曾经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就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鄜坊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而以宰相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并且以宦官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等。这里的四面都统实际上是都都统。尽管朝廷许王铎“以便宜从事”，他统令各个战区兵马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这些前线统帅的兵力都是由抽调各地藩镇的军队组建而成。朝廷只是通过发放出界粮的办法使各地军队暂时为zhōng yāng效力，军队本身却还要受到本镇节度使的指挥。

    这么一想，李曜顿时感觉，自己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或者什么什么四面都统，也不是不过……只是，真要和朱温再打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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