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〇、闽道更比蜀道难
“福建？”孙元起顿时连连摇头道：“此次南征，夺取广东已属非分之想，安敢再得陇望蜀？而且福建偏在一隅，咱们只有广东与它接壤，现在入粤军队经过长途奔袭已经师老兵疲，根本无力北上。何况现在李秀山（李纯）的北洋第六师就驻扎在江西，左近的对福建虎视眈眈？”
说到福建，就不能不大致说说福建当前的政局。
现任福建都督孙道仁算是个官二代。他父亲孙开华是湖南人，家境贫寒，年青时便加入湘军鲍超部，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役，累官至提督，被清廷赐号为“擢勇巴图鲁”。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孙开华率军赴台主持防务，先后数次击败法军对台湾的觊觎，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孙道仁可谓“虎父无犬子”，年未二十便跟随父亲到台湾参加中法战争。因为家世显赫，加上本身也颇有才干，很快便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十余年间被渐次擢拔为福建福宁镇总兵、福建暂编陆军第十镇统制、福建水陆提督等，成为福建军中的实权人物。
尽管孙道仁世受皇恩，但非常懂得见风使舵、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武昌革命军兴之后，眼看大清摇摇欲坠，他马上在同盟会福州支会会长彭寿松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随后会同新军第二十协协统许崇智发动起义，致使福州将军朴寿被擒枪毙、闽浙总督松寿兵败自杀，福州满人更是死伤无数。据说“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
福州光复后成立福建临时军政府，孙道仁被各界公推为福建都督。如同其他省份的军政府一样，闽都督府也是个政治大杂烩。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举凡革命党、旧官僚、立宪派等无所不包，本来意在调和矛盾、共同参政，谁知后来竟然变成各派互相攻讦、争权夺利的舞台。而在民国初年，闹得最凶的是出生旧官僚的实力派孙道仁与出生革命党的新军阀彭寿松之间的斗争。
话说孙道仁与彭寿松这两人的父辈都是湘军将领，作为福建政坛的湘派代表人物，他们本该携手同心一致对付本土派才是。但两人都企图独掌全省军政大权，结果闹得不可开交。相对而言，彭寿松性情急躁。胆大妄为；而孙道仁则性格厚重内敛，懂得隐忍薄发。或许正是孙道仁的刻意示弱，使得彭寿松更加我行我素毫无收敛，很快他的残暴行径和倒行逆施便激起巨大民愤。不仅福建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也给伺机夺权的闽省立宪派和旧官僚组成的共和党以可乘之机。闽省议会会长宋渊源主动请缨北行，到京城向袁世凯哭诉彭寿松种种罪状，要求查办彭寿松。
当时，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不到半年的袁世凯正踌躇满志，处心积虑谋划如何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在国民党地盘上打入一根楔子。听到闽省人士请愿，好比是瞌睡遇到枕头，他先后派遣曾任宁波知府的福建人江畲经担任福建内务司长、同为福建人的海军第一舰队司令蓝建枢、以及秉性刚正的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以调查彭寿松为名络绎入闽。
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在光绪七年（1881）曾担任过半年左右的福建巡抚，当时岑春煊也随宦入闽。对地方风土人情都颇为熟稔，此次又得到闽省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大力支持，声势颇为浩大。一直隐忍不发的孙道仁也突然露出爪牙，对彭寿松施加压力。彭寿松原本准备大战一场，但眼看情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只好乖乖辞职离开福建。
岑春煊也算光棍，完成驱彭使命后便带着所率海陆军于1912年11月撤离福建。尽管此次镇抚为闽省除去一害，但也开了北洋势力入闽的先河。
为进一步控制福建，很快袁世凯便委派其亲信，原任奉天民政司长的福建人张元奇到闽省担任民政长一职。对此福建革命党人方声涛等忿恨不已：“革命党牺牲，北洋系做官，是可忍孰不可忍？”随即密谋暗杀张元奇。因为谋划不周，结果只炸死了张元奇的轿夫和某路人甲。
张元奇虽然逃过一劫，却被吓得魂飞魄散，随即在1913年5月请假北返，职务交由他人代理。张元奇一走，福建就变成了孙道仁的天下。
但孙道仁也没逍遥多久，黄兴、柏文蔚、李烈钧等人便相继揭起革命旗帜宣布独立反袁。福建夹在广东、江西等革命省份中间，本来就左右为难。驻福建的陆军第14师师长许崇智又威逼利诱，并鼓动福州各界派代表到都督府请愿，要求宣布独立，作为原同盟会会员、现国民党党员的孙道仁，迫不得已只得勉强同意与许崇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福建独立。
孙道仁在官场摸爬滚打二十年，早已变得油滑似鬼。虽然通电宣布福建独立，却不敢在电文中指斥袁世凯和孙元起，更只字不提北伐之事。许崇智数次要求出兵北伐，孙道仁很快给他挂上“福建讨袁军总司令”的名号，但借口缺乏粮饷枪械，军费毫无着落，对出兵之事敷衍推脱、处处掣肘。终至二次革命结束，福建的讨袁军也没有出省半步。没有上峰的支持，军饷无着，许崇智纵使壮志满怀，也只能发几封电报骂骂袁世凯、孙元起作罢。
进入9月下旬，国民党讨袁军在军事上处处失利，北方军队先后进入广东、江西，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亡命日本。原先态度便不明朗的孙道仁此时更是暧昧，吓得许崇智赶紧逃离福建躲进上海的法租界。许崇智走后的第二天，孙道仁便通电取消独立，电文中不仅对袁世凯、孙元起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还把福建独立的所有责任全都推到了许崇智身上。
眼下袁世凯对孙道仁的认错请罪不置一词，不知是他们已经在暗地里达成了某种协约，还是袁世凯打算等腾出手来再秋后算账。孙元起万万没想到杨度居然把主意打到了福建头上，准备先下手为强！
杨度却不着急，慢条斯理解释道：“百熙你觉得咱们现在谋取福建是得陇望蜀，但在杨某看来却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以这么说呢？首先福建虽然偏在海隅，但却北连浙江、南接广东，对于我们将来发展至关重要。原先浙督是汤蛰翁，浙江为我新中国党在江浙的根本之地；其后蛰翁北上就职中央，由朱介人（朱瑞）接掌浙督之职。朱介人与汤蛰翁颇有交往，但与百熙你此前并无深交，目前来看他也没有深交的打算，似乎准备在你与袁项城之间摇摆，想要左右逢源左右俱到。正因为朱介人的态度含糊暧昧，浙省局势也发生细微变化，至少不像昔日那么稳固了。
“此战过后，与浙江接壤的四省之中，已有三省（江苏、安徽、江西）为袁项城所占据，唯有南方的福建目前意图不明。如果咱们放任不管，任由福建被袁项城收入囊中，浙江将彻底陷入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境地。朱介人立场本来就摇摆不定，在此情况下，只要袁项城稍稍施压，他就会完全倒向北洋一方。那样我们就将失去在华东的所有优势！
“如果咱们得到福建呢？则可以顺势将广东、浙江乃至上海、苏北连为一线，巩固我们在江浙一带既有的优势，从而保证朱介人在短期内不敢彻底倒向袁项城那边。而且湖南、广东、福建、浙江四省可以对江西形成一个包围圈，最大可能地限制袁项城对华南、西南的觊觎。利弊相权，百熙你就会明白福建是双方相争进入中盘之后的胜负手！”
经过杨度这么一说，孙元起也觉得福建在维系江浙稳定方面的巨大作用，不过依然不太看好：“所谓‘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纵使福建再好，那也得咱们有本事拿到才行，否则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皙子你觉得咱们现在凭什么能攻入福建、打败孙退庵（孙道仁）？又如何对付与福建近在咫尺的北洋第六师？”
“诚然现在李秀山（李纯）的北洋第六师就在福建左近，不过却不足为虑！”杨度仿佛成竹在胸，“北洋第六师此次由湖北趋江西，曾在九江沙河一带与桂军林隐青（林虎）部展开激战。桂军训练有素悍不畏死，林隐青又是行伍出身，曾一度击溃李秀山所部。百熙你想想，鄂军由湖北千里奔袭广州，中间有铁路、水路可以凭借，一路顺风顺水，真正的战斗不过是邓晋康团与济军在广州城下的那一战，尚且师老兵疲无力北上，何况是遭遇恶战、曾被击溃的北洋第六师呢？
“即便北洋第六师现在已经恢复元气，而且健于行走，能够日行百里，只怕对入闽也要视如畏途！因为福建处处多山，崇山峻岭在在皆是，从南昌出发，一过抚州道路便崎岖艰险，自古有‘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李秀山大军行进，一两个月也未必到得了福州，而一两个月的时间足以让我们在不劳师袭远的情况下轻取福建！”
孙元起倒有些好奇起来：“皙子究竟有何妙计？”(未完待续。。)
四四一、北畔是山南畔海
杨度答道：“经此一役，我军虽未经历生死大战，却在全国立下偌大的名头。首先是威名。鄂军第二师第三旅数千人马在月馀时间内奔袭两三千里，相继平定湘粤两省，诚可谓势不可挡所向披靡！尤其是在广州城下，以两队飞机和一团兵力横扫威震两广十余年的济军，使得济军几乎全军覆没，更是让南方各省都督闻风丧胆！
“其次是仁名。此前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但凡由北洋军处置的，像皖督柏烈武、赣督李协和等都遭受通缉，被迫流亡海外；而与我西北军对阵的都无大碍，比如湘督谭祖安，投靠我们之后不仅没有遭受责罚，而且还能保全都督之位。——至于粤督胡展堂，那是被苏子奇赶下台的，与我们无关。
“现在环顾全国，能够庇佑各省都督安全的只有百熙你和袁项城两人而已。想来此刻孙退庵必定在心中权衡该如何抉择：袁项城是老牌实权人物，实力雄厚，根深蒂固；百熙你则是后起之秀，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究竟该选谁呢？既然现在孙退庵还没有派人寻上门来，说明他要么还在犹豫，要么是暂时还不看好咱们！既然如此，咱们必须好好给他上点眼药，让他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
孙元起有些怃然：“说到最后，还是得靠武力解决！”
杨度失笑道：“那是当然，空口白牙终究是虚的，必须要给孙退庵点颜色看看。他才会乖乖就范。不过百熙放心，咱们这次不会动用粤省大军的，一来是入粤各部确实劳累非常。二来是苏子奇、张自操等仓皇出逃，粤军第二师、独立旅需要立即加以整编，三来是广东局面尚不安稳，还需要大军弹压，确实不宜劳动他们大驾，顶多就是动用飞机去福州城上空绕几圈，再扔几颗炸弹。吓唬吓唬孙退庵等不要轻举妄动！”
孙元起道：“孙某私下里觉得，在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中国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的发展都落后于西方各国。只能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跟在洋人后面学习燧发枪、红衣大炮、新式舰船等装备。然而西方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领先了数十年的优势，咱们短期内很难在核心技术上有所超越。要想在对抗日、俄乃至英、法、德、意等传统列强上取得技术优势，唯有寄希望于某个新兵种。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寄寓我们希望的新兵种就是依托于飞机技术的‘空军’。
“经过北征外蒙、南伐湘粤等数次战事。飞机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已经得到有效彰显，应该是时候建立‘空军’这个全新的兵种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会命咱们辖下的各省陆续建立团级空军机构，一方面与兄弟省份展开对抗训练，一方面配合各省陆军进行实战训练，尽快形成战斗力。尤其是原离西北的湖南、广东两省，更应该优先建立空军，加强与北方各省的沟通联系。争取早日融为一体。”
在南方各省建立空军，不仅方便与西北的往来沟通联络。也能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成为悬挂在心怀鬼胎之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杨度对于军力构成、军队部署没有太大兴趣，只是随意点了点头，随即又接着说道：“除了广东出动空军威胁之外，还可以让蒋介石派几艘军舰由马尾直逼省城福州。当然，这些都是恐吓手段，一旦孙退庵服软，还是得真正派遣大军入闽才行！”
这算是史上最早的海、陆、空全方位战略恐吓么？
不过这不是孙元起关注的重点，孙元起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还得派遣大军入闽？你不是说不动用广东的军队么？”
杨度狡黠地眨眨眼睛：“当然不动用广东的军队，杨某打算向朱介人借兵！”
“啊！”孙元起不由得惊讶出声，“皙子你怎么又把主意打到了浙江那里？朱介人本来就对咱们有些三心二意，现在我们向他借兵，他会同意么？若是他借故婉拒或者彻底倒向袁项城，那又该怎么办？”
“咱们着手夺取福建，袁项城或许事先能猜到两三分；但向朱介人借兵入闽，连百熙你都意想不到，那袁项城在事成之前肯定无论如何都猜不到一分半毫。如此一来，我们这个谋划就先成功了七八成！”很明显，杨度对孙元起的惊讶颇为得意：“不错，朱介人对于咱们借兵肯定心里有所抵触，但他却未必敢明言拒绝，更不敢在现在就彻底倒向袁项城，因为浙督府背后的财神爷和大主顾是宁波银行家及四明银行。
“如今华熙银行在全国都举足轻重，在长江以南更是风头无二，一言决定浙江全省大小银行生死绝非玩笑话，所以这些宁波银行家都唯莉莉丝夫人马首是瞻。如果你有意制裁四明银行，你说那些银行家怕不怕？既然背后财神爷都战战兢兢，他朱介人哪里还硬气得起来？”
孙元起道：“就算朱介人答应，他借口兵员不足、装备不齐，拖上三五个月，那咱们入闽的计划同样得泡汤！”
杨度冷笑道：“他要敢拖延，百熙你就不会派汤蛰翁回浙江当监军么？说白了，咱们这次借军除了弹压福建地方之外，还有迫使朱介人缴纳投名状的意思。如果朱介人干净利落答应，迅速派兵入闽，那自然一切好说；若是他不识抬举，咱们凭借新中国党在浙江省议会的份额、汤蛰翁在浙省的声望以及宁波银行家的财势，换掉朱介人这个都督易如反掌！”
孙元起这才明白杨度的用意：“若依皙子之意，浙省入闽兵力应该以多少为宜？”
杨度斟酌道：“浙江现有一师又一旅的兵力，分别是浙军第6师、浙江独立旅。此次入闽兵力不能太少。太少则杯水车薪，起不了什么作用；也不能太多，否则闽中未平、浙省先乱。咱们岂非得不偿失？在杨某看来，浙军入闽以一个旅的兵力最为适宜。具体是派遣哪个旅，百熙不妨咨询一下汤蛰翁的意见。
“福建军队在军制改革后整编为陆军第14师，下辖第27、28两个旅，但都未满编，共有官兵8000多人，由许崇智任师长。现在许崇智因涉嫌主导福建独立。已经被迫弃职逃走。如果此次浙军能够成功入闽，百熙正好可以顺势整军，安插些自己人进去。”
孙元起在心中默默筹算片刻。然后说道：“既然袁项城以前是都打着‘闽人治闽’的旗号，派遣北洋系中的福建本省人士插手福建事务，咱们也不能授人把柄。我看不如就派朱一民（朱绍良）入闽暂领陆军第14师师长之职吧！朱一民的父亲曾做过福建永泰县知县、南台海防同知，他本人也出生在福州。并在福州求学。算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而且朱一民现任陕西陆军第一师第二旅的少将旅长，暂领师长之职也不算僭越。”
杨度道：“闽军人事调整自然由百熙一言而定，不过入闽之事必须要在袁项城当选大总统之前尽快实施才行。如果袁项城还没有正式当选，心底对占据国会三分之一席位的新中国党总存有几分忌惮之意，对百熙你也会退避三舍；纵使咱们在福建有所异动，他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而他一旦当选大总统，便再无顾忌之处，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插手各地军事行动。我们再派兵入闽必然会遭受重重阻碍！”
孙元起点点头：“那咱们就把罢黜国民党籍议员的提案在国会中折腾得久一些！”顿了顿他终于问出埋藏在心底很久的一个问题：“皙子，你觉得袁项城执掌权柄之后。国家究竟会向哪里走？”
杨度微微有些惊讶：“百熙何出此言？你担心袁项城就任大总统之后会大权独揽，还是？”
孙元起答道：“虽然袁项城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再表明自己会‘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之瑕秽，谨守宪法’。但自政府北迁之后，他一直试图突破《临时约法》的羁绊，拓展大总统的职权范围，比如王铁珊（王芝祥）督直事件、唐少川（唐绍仪）去职事件、张春山（张振武）遇害事件等等，无不可以窥见他躁动的野心！
“而且近来京津报纸上也屡次三番提到，自清帝退位以来，中央威信大不如前，各省形势如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究其根源，在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落后、民智低下，民众平日忙于谋生糊口，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兴趣，也没有半点参与政治的智慧，大多数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共和为何物。如果草率推行民主共和制度，只会为野心家提供武力夺权的借口，断无其他善果可言，时下的国民党叛乱就是生动的例子。
“孙某虽然没有刻意派人调查这些言论幕后有无指使，但这些言论同时出现在京津两地的报纸上，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而且此次平定国民党叛乱，罢黜部分国民党激进派议员，只怕又为袁项城去除一道束缚，会让他更加骄狂，越来越趋向于独揽权力。皙子你心思敏捷，你觉得如果咱们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未来国家将会走向何处？”
杨度谨慎起来，字斟句酌地说道：“首先，百熙你要明白孙逸仙等人当初匆忙制定《临时约法》，除了确立民主共和体制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限制袁项城的权力。后来袁项城觉得束手束脚，行为举止中有突破之处也在所难免。其次，北方言论本来就趋于保守，而且眼下中央威信大不如前也是有目共睹，经历民元以来数次变动，民众厌弃民主共和也在情理之中。至于袁项城——”
就在这时，卫兵突然在门外大声报告道：“大人，夫人有点急事，想请您现在回去一趟！”
赵景惠在嫁给孙元起之后，便按照礼法承袭了朝廷赐予的诰命夫人，为了区别于薇拉这位先娶进门的太太，身边人习惯上称她为“夫人”。听闻赵景惠有急事，孙元起霍然起身，急忙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卫兵回禀道：“来报信之人也语焉不详，只是说有急事请大人快点回去！”
杨度也站起身来：“百熙你先回去看看吧，其他事情可以稍后再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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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二、闻声一半却飞回
孙元起只好对杨度说声“失陪”，急忙坐车赶回经世大学。
经世大学建立这十多年来，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京城西北角的格局。在此之前，西北角最令人瞩目的是皇家园林颐和园、静宜园（即香山）以及破败的圆明园，除此以外无非是芦苇荡、乱葬岗、穷乡僻壤、荒山野岭之类，平日里人迹罕至，端的是郊游野炊的好去处。
自从经世大学开工建设之后，这条通往香山的道路便逐渐热闹起来，先是两端靠近德胜门和经世大学的地方成为熙熙攘攘的集市，随后道路两侧也不断有人圈地盖起窝棚茅草房，紧接着窝棚茅草房更新换代成土坯房、砖瓦房，甚至是四合院、小洋楼。尤其是新中国党在此择址兴建总部和招待所后，更是平添了几分繁华之气。
这几年，经世大学在利用京西煤矿资源建造火力发电厂为学校和北平铁厂提供电力的同时，也为附近居民提供生活用电的便利。出于安全考虑，又在经世大学至德胜门一线安装路灯，逶迤三四十里。每到夜晚在京城高处瞻望，便可见一线光明直通西北方。某不知名文人在其《京城竹枝词》中曾专门写到这个景致：
星残月落已三更，暗夜昏昏欲吞城。
西北登天如有路，一任风雨到天明。
仅从这首诗来看，确实写得非常拙劣，难怪这个文人寂寂无闻，最后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但这首诗却在后世影响颇广。因为很多人把这首诗与此后的局势变动联系起来，认为早在民国元年、二年的时候中国政局已经日趋明朗，甚至连普通的诗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足见大势所趋云云。
轿车避开路上行人和来往的学生，轻巧地拐进经世大学，来到赵景惠平日不离寸步的药物研究所。研究所的同仁一眼就认出了来者是谁，——印着孙元起头像的银元、铜币、纸币等早就流通全国，凡夫俗子都知道孙大头是何方神圣，何况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众人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将孙元起团团围住。一个个眼睛中透露出崇拜与景仰，只差点没拿出签字笔、照相机与偶像签名合影留念了。
半晌之后，孙元起才得知赵景惠因为家中有事已经离开研究所。只好又转回半山居家中。不过他在半山居再次扑了个空，才想到赵景惠可能是回了娘家。等辗转来到老赵家的四合院，还没进门，就听见老赵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滚！以后也别进这个家门！老子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认识老赵这么多年。孙元起还第一次发觉他居然有那么高的嗓门。
随后屋内传来老赵家的啜泣声、赵景惠的劝说声、老赵粗重的喘气声。此外再也没有其他人说话。孙元起有些诧异：老赵就两个半儿子，老大赵景行如今在山西当都督，老二赵景范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都不在家；而自己这个女婿等同半个儿子，这些天一直在京中，似乎也没有得罪他的地方。怎么他说“就当没你这个儿子”？难道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子嗣不成？
孙元起定了定心神，刻意加重脚步走进了院子，沉声说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赵闻声快步抢出门外。声音也迅速降了八度：“老爷，您、您怎么来了？”
赵景惠也扶着老赵家的迎了出来。最后走出来一个青年，赫然是出国数年未见的赵景范。孙元起惊疑不定地问道：“行先，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之前都没说一声？”
赵景范期期艾艾还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老赵抬腿就是一脚，将赵景范踹了个趔趄：“还不给老爷跪倒磕头！狗东西，喝了点洋墨水就不认父母先人，怎么现在连老爷都不认了？当年老爷就不该救你、不该教你读书，让你饿死喂狗才是活该！”
孙元起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大致缘由：“景惠，你先陪着二老说说话。行先，你跟我出去走走吧！”
出门之后，孙元起在前边缓步而行，不管赵景范是否在听，自顾自说道：“行先，你出国一去就是四五年，在此期间国家已经天地翻覆，煊赫一时的大清皇室、革命党人都渐次被雨打风吹去。咱们经世大学周边虽然没有物是人非，但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种回乡身似客的感觉？”
赵景范低声答道：“在塘沽下了轮船之后，一路走来见到的民众都割了辫子，还有不少人穿着欧美式样的西服、风衣，国民风貌确实为之一新。尤其是从德胜门过来，更是繁华热闹许多，水泥路面、路灯、汽车、洋楼，仿佛就是美国东部富庶地区的中小城市！”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恐怕辛亥革命对于民间的影响，也就是剪掉辫子吧？经世大学有个守旧派教员，对于西洋语言文化颇有研究，被学校礼聘为副教授。他初次给学生上课时，学生们看见他梳着小辫子走进课堂无不哄堂大笑，他却淡然处之，平静地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是啊，现在咱们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可什么时候才能剪掉心中的辫子呢？”
这位副教授不剪辫子很可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据说在他十岁去英国之前，他父亲曾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一不可信耶稣教，二不可剪小辫子。”——不过这则趣闻是不能跟赵景范说的，因为他恰好两条都触犯了，说出来明显有点当着和尚骂秃驴的味道。
赵景范恭敬地答道：“只要教化得法，自然可以破除世间一切愚昧。”
孙元起没有接着话头说下去，而是问道：“这几年你在mit学习化学非常刻苦，但也取得傲人的成绩，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硕士学位，而且在血红素、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研究方面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多篇论文发表在《science》、《nature》、《jacs》上，被誉为化学界的希望之星。我如今虽已淡出科学研究领域，但和欧美许多大学、科学家都还有联系。他们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了你的研究业绩，希望我能多向他们推荐一些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让我这个当初的推荐人都与有荣焉。”
赵景范连忙道：“先生谬赞了！学生不过是在血红素、叶绿素等化学成分研究上取得些许成绩，如何能与先生相比？先生可是在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孙元起摆了摆手：“行先，之前你我是师生，现在咱们是郎舅，不要如此客气，也不必如此吹捧奉承，免得别人听见贻笑大方。话说你也难得回来一次，你我又多年未见，难道你不和我说说你在美国的研究经历？虽然我现在已经沦落为庸俗无聊的政客，但在科研方面还是很有几分眼光的，没准就有些许曝背食芹之献。”
赵景范简要地介绍道：“学生承蒙先生推荐，到美国后顺利进入mit化学专业学习。因为先生之前不断的启蒙指点，再加上经世大学的教学水平并不逊色于mit，所以学生的学习并不吃力，很快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对血红素、叶绿素、类胡萝卜素等化学成分研究相对感兴趣，随后又在化学实验室继续学习将近两年时间，顺便旁听了生物系的课程，终于在数月前完成了题为《关于血红素及血红素和叶绿素之间的关系》的博士论文，并很快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孙元起道：“之前我听说mit有意聘请你为副教授留校任教，并进行相关的后续研究，为何你突然匆匆赶回来？而且在回来之前，都没有和我们说一声的！”
赵景范讷讷地说道：“虽然留在美国进行研究，可以满足学生的名誉心和求知欲，将来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博取国际声誉，但却无法安慰我自己的良心，因为我总记得远在中国辛勤劬劳的父母，还有二十年前和我们一起逃难而挣扎悲号、死于饥寒的同乡父老，所以我要回来！”
孙元起道：“那你回来打算做些什么呢？在经世大学任教如何？不仅可以就近照顾父母，也可以继续自己未竟的研究。”
赵景范摇摇头，欲言又止。
孙元起停下脚步，指着路边一座大院子介绍道：“这里是去年年初刚刚成立的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中央学会等机构也在这里合署办公。虽然科学院成立未久，但经过国内外学子这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与北平铁厂、汉阳铁厂、攀枝花铁厂联合组建的金属研究所，在金属材料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化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极大缓解了我国工业发展对于各种金属材料的需求。再比如与山西省共同建设的煤炭科学研究所，目前对煤炭资源勘探、开采、加工乃至火力发电等方面初步形成相对完善的研究团队，假以时日必然做出一番业绩。
“现在中华科学院还有一大批研究所正在筹建，比如与海军联合成立海洋研究所，对我国海洋地质地貌、海洋气候环境与观测技术、海洋生态与生物资源等进行研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化学研究所下面搭建一个自己的研究室，也可以自己动手另立一个生物化学研究所，争取在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国民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未完待续。。)
四四三、道心淡泊对流水
赵景范还是摇了摇头。
孙元起有些纳闷：“那行先准备去哪里？”
赵景范终于鼓起勇气：“先生，学生在回国途中曾认真思考过以后的人生将往何处努力，究竟是把自己的才智使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主？就在我因为抉择而踌躇彷徨、痛苦思虑之际，偶尔在《圣经》中看到一则启示，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圣经?腓立比书》）我顿时若有所悟。
“我当时就想，纵使我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证明了主的意志与存在；而在凡事都能的主看来，一介凡人的才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吧！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日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等都是幼年受洗。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落花生”许地山等都是虔诚信徒，而像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本身就是天主教的司铎！
在这种氛围下，想要劝说一个笃信基督教的青年放弃信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吃力不讨好。所谓“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破坏别人的道心被很多宗教视为是最重的罪业。
半晌孙元起才接着说道：“既然有志于传教弘道。我也不多阻拦你。只是你如此年青，又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未免可惜。而且你这出国一走就是四五年，回来便宣言矢志传道，惹得二老雷霆大怒，恐怕亦非为子之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摩西十诫中应该也有‘孝敬父母’这一条吧？”
“是第四条。”赵景范低沉而清晰地答道。
摩西十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生活和信仰的基本准则，但在不同教派中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和排序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孝敬父母”，在犹太教、新教、圣公宗、东正教中都排第五条，但在天主教、路德宗却排第四条。
孙元起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玄奥，继续说道：“《论语》中有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这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就是二三十岁这个时候，年青人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勇猛精进，在知识上有所创造，方为不负韶华。——如果条件允许，我倒很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科学技术奖项，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而不是像某些奖项一样，把评选变成是科学家寿命大赛或老年科学家临终关怀。
“你现在虽然确定以传播福音为职志，但并不等于必须要放弃科学研究，相反，很多神父本身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与传播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名教士；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本身也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而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故事，更是载在科学史册。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并不矛盾对立的。
“虽然神职人员也可以依靠教会资助或者教友捐献而生活，但我想行先你这么年纪，又学有所长，必然不屑于依靠这些经济来源。在我看来，你大可以一边在经世大学或者中华科学院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顺便照料双亲；一边利用假期或工作的余暇，进行传播福音工作。随着你工作业绩的日渐显露，你对教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等你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阶段或者双亲百年之后，再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也不迟！”
孙元起提到建立一个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奖项，是受后世菲尔兹奖的启发。不过菲尔兹奖要到1936年才首次颁发，而且只颁发给数学家。在孙元起看来有些遗憾，所以他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沃尔夫奖、邵逸夫奖、京都奖等既有丰厚奖金又有国际性影响的青年科学大奖。
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孙元起终其一生也没能设立这个奖项。直到他与世长辞之后。才由民国政府、中华科学院、经世大学、华熙银行等共同设立“孙元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奖金高达50万元，颁发给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电子、农业、数学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科学家。习惯上被简称为“孙元起奖”。
尽管该奖项几乎囊括科学技术所有领域，但每年最多只能评选出4名获奖者，还有不少年份出现空缺，所以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难获得的科学奖项。但凡能获得这一奖项的青年学者，几乎都在科学技术史上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赵景范有些意动。孙元起又接着说道：“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想要在中国打开局面，往往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动上层统治者。比如维修钟表、铸造大炮、观测天象、修改历法等等，从而在朝野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自前清道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进而威胁上层统治者。传教士的手段方法也为之一变。除了传统的‘奇技淫巧’外。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医疗、教育等日常方式来消除隔阂，接近民众，从而传播福音。
“事实也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比走上层路线或真刀真枪胁迫更为有效。现在各种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学校也因为教学成果卓著而成为开明士绅教育子女的首选之地，比如我之前任教过的崇实中学就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资助创立的，还有美国公理会创立的贝满女中，而美以美会资助的汇文中学更是遍布京津苏沪各地。
“当然。更有名的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大学，像北京有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及伦敦医学会合办的协和医学院。美以美会独办的汇文大学；上海有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兴建的上海浸会大学（后来的沪江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苏州有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金陵大学，杭州有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之江大学等等。这些兴办教育的传教士不仅达到了传布福音的愿望，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景范低声辩解道：“我只想宣讲《圣经》、传播福音，并不想依伴哪个教会，更没有兴趣和能力创办学校。”
不知是孙元起没听见，还是他不想纠缠于这个内容，依然在教育问题上大肆发挥：“在我看来，神父的传教布道与老师的传道受业其实并无二致，大家都是言传身教，只不过传授内容不同罢了。现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生活困苦，无论是做神父还是当老师，首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让他们拥有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积极向善。而作为神父的你，或者作为老师的我，难道不该率先垂范么？
“现在你有能力得到一份工作，薪酬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行有余力还可以用来助人，为何还要以传教布道的名义去夺取贫苦民众菲薄的收入？我觉得传教布道不一定非要是衣衫褴褛、头戴荆冠奔走四方，也可以用自身的一举一动、业绩风范来感染世人，甚至后者的效果比前者更好，咱们都熟悉的丁韪良老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赵景范想要点头，却随即变成了摇头道：“不行，如果我在经世大学或中华科学院工作的话，只怕——！”
孙元起马上明白了赵景范的顾虑：“你父母那里，我会去跟他们说的。如果你还觉得不放心，也可以把实验室建在上海或别的省份。如何？”(未完待续。。)
四四四、欲别东风剩黯然
赵景范沉吟片刻：“如先生所说，孝敬父母不仅是人伦之本，也是教法戒律。学生这些年来求学于异国他乡，没能尽到赡养之责，而且时有忤逆之处，确实子职有亏。如果先生能够说服在下父母的话，我倒愿意在中华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一段时间试试，闲暇时间得以侍奉父母，略尽子职。”
孙元起随即声音一沉：“虽然我同意你信教传道，但同时也要为你立下几道规矩，亦是借你之口告知在中国传教布道的中外宗教界人士必须遵守我国法纪，不得恣肆妄为。如果胆敢触犯国法纲纪，轻则革除教职严禁传教、驱逐出境永远不得入华，重则置之以法决不轻饶。你当谨记在心，他日若有违逆，勿谓孙某言之不预也！”
孙元起本来就是老师出身，这些年又历任侍郎、尚书、内阁大臣、总长、总理等要职，再加上刻意训诫，说话间颇有些威重肃杀之气。赵景范连忙屈身答道：“请先生训示！”
孙元起道：“首先一点，传教不得干涉政治。或许你要说你只专注于传教，对政治没有半分兴趣，怎么可能会干涉政治？事实上，宗教与政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数十年前太平天国、白莲教、天理教、义和团、云南回乱、陕甘回乱等都是前车之鉴。尽管有些宗教与政治关系相对疏离，只不过是力有未逮、所谋者大而已，并非是‘丝毫尘事不相关’。就拿天主、基督等教来说。自晚清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往往另具其他政治目的。比如窃取和收集各种情报；而且他们的传教手段，也往往是依靠超宗教信仰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强力，为其国家的侵华政策服务。”
赵景范肃然答道：“学生生于斯长于斯，自幼受先生父母教导，深知民族大义。虽然不能献身疆埸卫我家国，但绝不敢为此卖国求荣之事！”
孙元起道：“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当初不少西方传教士为了招徕信众，自恃背后有国家撑腰。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操纵司法审判。强占土地房屋，乃至包庇奸人、残害良民，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怨恨。然而清政府畏惧引起外交纠纷，又因列强的政治或军事压力而无力管束外国传教士。遇到这种事情经常是裁抑中国民众的反抗。使得传教士更加肆无忌惮。
“正因为传教士不断展示出来的强大威力，吸引了不少居心不良的信徒，他们信教并非单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而是为了入教之后可以狐假虎威，借助外国传教士的势力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这等无赖接受洗礼加入你的门下，之后被官府抓住加以严惩，你会不会出于宗教热情而伸出援手，对官府施加压力？如是有。便是干涉政治！”
如有教友犯法被捉，教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闻风而起。也不管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总之围攻政府要求立即放人，否则就是“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伤害国内外同胞信众感情”，政府也马上变成**愚昧、腐化独裁的代名词，可以打砸抢、可以被推翻。此种戏码孙元起屡见不鲜。而且这类事情不仅出现在清末，近一二十年在某些宗教地区也时常出现。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不断涌现，这种事情也出现得更加频繁，尤其是如今的“公知党”，对于这一手法更是驾轻就熟。比如平度拆迁事件甫一爆发，真相尚未大白天下，马上有数百名新闻记者、律师“为了正义、良知和期待的法治”自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千里驰援，以煽动的言辞祸乱天下，对政府施压，意图操纵司法审判。
赵景范抿抿嘴：“学生传教之后绝不干涉政治！”
孙元起又道：“其次，传教不得与其他宗教或教派发生剧烈冲突。早在基督、天主等教派传入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包括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流传演化近两千的佛教、在西北一家独大的天方教、在开封已经式微的一赐乐业教等等，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理念各种更是深入人心。本来他们也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但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磨砺融合，它们大多都已变得圆润光滑，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谓‘信教自由’，既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也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所以无论是以宗教区分的族群，还是以宗教归类的人群，他们中的个人都完全有权利选择不信或者改信，谁也不能强迫。尤其是神职人员！”
赵景范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允许神职人员规劝背教者呢？有些教众在初始的时候信仰不够虔诚，就好像迷途的羔羊，这个时候正应该由牧者来指点迷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才是！”
孙元起不客气地反驳道：“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羔羊、谁是牧者之说！再者说，那些神职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那世界上还要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干什么？直接到神学院等待神灵启示便好！”
赵景范有心反驳，但最终只是张张嘴巴，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孙元起随即又说道：“第四是传教过程中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在学校发展教徒，更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思虑单纯，缺乏判断力，不谙世事而又容易轻信，好比是一张洁白的宣纸，染朱则赤，染墨则黑，一旦受影响则终身难以改易。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宗教都把少年儿童当作最好的发展对象。但未成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现在国家贫弱如此，安能让这些未来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投身到宗教中去？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动地方、惑乱百姓。这五点你能做到么？”
赵景范恭谨地答道：“先生教诲，学生句句铭记在心，定当时刻遵从！”
“孙某之前曾教了你一些理化知识，但你现在既然矢志传道，那些东西不过是你谋生的工具，以后迟早都要被丢弃的，我这个‘先生’就有些名不副实了。而且你们基督教中是不是对师徒关系也有明确界定？不如以后你我就以郎舅相称，莫要再提什么‘先生’、‘学生’了！”说罢孙元起挥了挥手：“你先回我半山居的宿舍小住几日，等你父母情绪平息再回去不迟。”
赵景范一怔，良久才单膝跪下，随即换成双腿，恭恭敬敬地给孙元起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道：“学生赵景范叩谢先生拯救教诲厚恩！”
孙元起不禁回忆起当初共同寄寓在马神庙、后海的那段时光，依稀看见十岁左右的赵景范正跟在自己后面拎着书包，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步伐走路；他瘦小的个子正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想到此处，孙元起也有些黯然神伤。(未完待续。。)
ps： 前两天回家，恰好赶上有大事发生，耽误更新数日，抱歉！
四四五、知君最是梁夫子
赵景范走后，孙元起一个人在经世镇上信步而行，秘书陈训恩和卫兵则远远地缀在后面。
孙元起走得漫无目的，思绪更是漫天飞舞，好像是在思考赵景范的抉择，又好像家事、国事、天下事同时奔赴眼底涌上心头，眉头紧锁再也解不开。仔细想时，却又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在想都有些模糊不清。
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十月份京郊山间的晚风也颇有几分凉意，孙元起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醒悟出来，发觉自己无意识间已经来到经世大学门口，叔祖孙家鼐老大人题写的校名石碑依旧横卧在草坪上，只是当初的鎏金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暗黑的笔迹；周边来来往往的学生都行色匆匆，或是赶着去校外参加饭局，或是在外面刚吃完饭急忙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越过校门走进校园，便看见对着校门的绿地上影影绰绰树立着无数石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镌刻捐款人姓名的功德碑，唯有正中间那个高耸的石幢是去年年初树立的“护校之役殉难将士纪念碑”，底座上刻满了在卫校之役牺牲将士的姓名、籍贯、职务。这些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本该有更灿烂的人生，结果生命却在这里画下了休止符。
孙元起不禁想起宽慈仁爱却有刚正廉直的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他们那辈的传统士子心目中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在忠君孝父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奋斗目标。老大人科举高中状元，曾任光绪帝师。又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被赐封为太子太傅，达到并超过“生晋太傅”的人生辉煌。在此末世有此荣华，完全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恩遇优渥，所以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挂念就是死后能否谥为文正。
可是那些死于护校之役的青年，当时究竟有什么理念支撑才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清军殊死搏斗，最终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出于使命，还是形势所迫？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吧！想到此处，孙元起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躬。
就在孙元起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咦。这不是百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元起急忙转身：“任公校长？天色已经昏黑，你怎么还有雅兴出来散步？你身边的这位是？”
来者正是现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的梁启超。自从去年年初接手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之后，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员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同时对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提出尖锐批评，为国家改革做出辛勤的劳动——其中也包括替孙元起这个穿越者背黑锅的重大历史使命。
梁启超的目光依然温暖深邃，眼睛流动的神采似乎在暗夜中也放出熠熠的光彩：“梁某身边的这位名叫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曾留学德国。之前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想来百熙一定听过他的大名吧？”
孙元起连忙拱手作礼：“原来是章太炎先生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的蒋百里校长！孙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是缘悭一面。谁知今天有缘相见，竟然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之处还请百里校长恕罪！”
蒋百里和蒋尊簋都是浙江人，都从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的前身）肄业，都曾在日本成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都精通军事，只不过一个是学步兵（蒋百里）、一个是学骑兵（蒋尊簋），故而被章太炎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当时，他们俩再加上蔡锷又被称为是“南方三杰”。
蒋百里也是躬身答礼：“方震见过孙总理！‘浙之二将’不过是太炎先生抬爱，百里实在愧不敢当。而且如今‘浙之二将’都已泯然众人，怎么比得上孙总理的学生蒋介石总长、蒋雨岩旅长？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国之二蒋’！”
蒋百里在后世军界享有盛名，尤其是力压日本陆士同学夺得天皇佩剑、在《国防论》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两件事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被称为“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蒋百里之所以能有偌大名声，究其根源，除了本身才智过人外，还在于他的交游显赫，有众多名人的抬爱与捧场。章太炎的夸奖只是其中之一。
在蒋百里成长过程中几乎一路都有贵人提携，首先他出生于海宁的大族之家，他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所辑刻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至今为文献学家所宝爱。在少年时期，他得到时任桐乡县令方雨亭的赏识，而方雨亭是民国时期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福建民军总司令、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的父亲！
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期，蒋百里又屡屡得到监院陈汉第的照拂，后来在东北更是多次得到陈汉第的通风报信才因祸得福、化险为夷。陈汉第之后曾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而他的弟弟陈敬第（陈叔通）更厉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至于在日本求学期间结交蔡锷、梁启超、张澜、李烈钧等；在德国见习认识廕昌，进而与袁世凯搭上关系；娶妻与海宁査氏搭上关系、女儿嫁给钱学森，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趣闻。毋庸赘述。所以说，一个人自己行还不行，还得要别人说你行。同时说你行的人也得行，这样你才能真正行！
不过蒋百里虽然才能卓著，又有贵人提携，但实在是时乖命蹇。在他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但却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而且谋划的战役也大半以失败告终。只能不断颠沛流离于各军阀之间。仕途也坎坷波折，大多数时候是在军事教育界或文艺界混碗饭吃，而不能以军事将领自命。
至于“浙之二将”另一个的蒋尊簋。则是近代诗界三杰之一蒋智由（其余两人是黄遵宪、夏曾佑）的儿子，也算名门之后。如果没有孙元起捣乱，真实历史中他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权摄广东都督。等浙督汤寿潜改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会被推举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孰料经过孙元起这只蝴蝶一扇。他不仅在广东没有捞到好处。在浙江也被汤寿潜指定的后继者朱瑞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出头机会。最后被朱瑞以“出国考察”为名礼送出境，再也没有下文。
被章太炎吹捧的“浙之二将”，一个不务正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确实有负国学大师的期许。他们别说与官至四川都督、海军总长的蒋志清相提并论，只怕眼下与蒋作宾相比，蒋作宾都有些不太愿意。所谓“抬爱”恐怕不是敷衍之词！
梁启超却道：“蒋介石、蒋雨岩是后起之秀。可与百里、伯器并称‘国之四蒋’，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日本史上的‘德川四天王’（指德川家的四位家臣酒井忠次、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井伊直政）媲美，也算是中**事史上之美谈！”
如果有熟悉近代军事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必然要拍案大笑：要照梁启超这么说，那再加上蒋翊武、蒋鼎文、蒋光鼐等，岂不是可以组成类似于“日本七柱枪”的组合？如果再多拉上一些姓蒋的阿猫阿狗，说不定还能拼凑出像“德川十六神将”之类的合称呢！
“任公，你怎么会认识百里校长？”孙元起笑罢随即问道。在他看来，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领袖，蒋百里则是不解风雅的丘八，两人应该毫无交集才是。
蒋百里抢先答道：“当初方震因为避祸逃到日本，想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清政府为了防止有叛党掺入，对于进入陆士的学生设立重重障碍。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方震自然难以满足条件，只好冒昧拜托任师从中斡旋，才最终得以侥幸入选。也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方震才得以夤缘拜在任师门下。”
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历史上，他们曾在一战结束后共同赴欧洲考察学习。这是梁启超初次到欧洲，他本来就志趣广博，对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好，这回正好比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奈他只懂得些许日语，对七扭八拐的拉丁字母一窍不通，只好请曾在德国见习的蒋百里充当翻译，因此倚之如左右手。
正好此时蒋百里也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大感兴趣，他觉得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好比是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急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来摆脱**和愚昧的约束，进而开启国民的智慧。在1921年回国之后，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并请梁启超为之作序。谁知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竟一口气写了五万多字，序言的篇幅与原书差不多。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这是民国学术界上的著名佳话。
“或许百熙还奇怪百里为什么会在经世大学吧？”梁启超接着解释道，“年前的时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学生向陆军部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陆军部经过遴选，便委派百里去当校长。百里到校之后励精图治，积极进行改革，结果忤逆了陆军部军学司的司长魏宗瀚。于是他便从中作梗，处处刁难，多方掣肘，不仅使得百里购买物资教具、马匹武器等资金成为泡影，而且还任用私人，处处排挤百里。百里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提出辞职。
“梁某知道百里有大才，而且中国政策研究院军事室正缺少一个得力人手，便举贤不避亲，电请百里过来帮忙。百熙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未完待续。。)
ps： 何叔是第一次写网文，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才写了不到两百万字。前不久在书友群里认识书友酸菜，他也写民国，书名《谋定民国》，虽然同样是第一次写，但据说一天能写一万字的牛人。何叔既拜服，且汗颜。是为推荐，请大家品鉴。
四四六、画虎不成反类犬
孙元起连忙说道：“敝人对百里仰慕已久，任公能帮学校引进如此人才，孙某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有意见？”
笑话！蒋百里在后世可是被冠以“军神”、“国士无双”、“民国战略大师”、“现代兵学之父”等头衔，纵使其中有被揄扬吹捧的成分，也说明他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否则肥皂泡早就吹爆无数回了。像这样的人才，梁启超要是能弄来三五十才好呢，孙元起绝对不会嫌多！
——当然，如果孙元起知道面前这位兄台名列民国四大祥瑞（百里的谋主，玉祥的仇人，六师的师长，光头的兄弟）之首，后来更是被网友戏谑称为民**中三大祥瑞：参谋本部的蒋百里，帮谁谁败；陆军的胡伯玉（胡琏），救谁谁死；海军的丹阳舰，同行必沉。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后悔说出这等话来？
顿了一顿孙元起又道：“孙某最佩服的是百里在就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演讲中的一个论断，即近代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陆军什么的我不是很懂，但就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从日本学来的教育确实糟糕透顶。仅凭这一点，孙某就要引百里为平生知己！”
梁启超倒有些疑惑：“百熙、百里何出此言？在我看来，日本教育水平虽然不能与欧美列强相提并论，但教育体系完善、教育投资激增、教师待遇优渥。经过近三四十年的发展，有效提升了大和民族的整体素质，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至于日本的陆军。则是聘请德**官加以训练，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击败凶蛮残暴的沙俄军队，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这些都颇足我们中国取法，为何你们反而说是最不可救药呢？”
“诚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堪称是全面成功的，很多经验都值得中国取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中国应不应该取法日本，而在于咱们应该如何正确取法日本的经验！”孙元起解释道：“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教育的改革成功已经成为国人共识，也成为我国教育界效法的对象，各省都派出代表团到日本观摩学习。进而在回国后依样画葫芦。
“其实我们在取法日本之前，首先必须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它的成败得失。大体而言，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石在于巨额资金投入、普及初等教育、适应社会需求、多渠道开发人才四个方面。可中国在学习这几个方面的成绩如何呢？清末国家多灾多难，需要不断向列强支付巨额赔款。导致教育经费严重短缺。使得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受到制约，包括办学规模不能与日本同日而语，初等教育严重落后，教学质量也相差甚远，聘请的外国教员不是日本二三流学校毕业生，就是欧美混不下去只好来中国淘金的下脚料！
“至于适应社会需求、多渠道开发人才，更是无从谈起。因为中国历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很多读书人根本不屑于就读师范学校和技术学校，认为那些都是旁门左道。殊不知在日本。师范教育、技术教育与普通中学鼎足而三，尤其是满足国家发展对于技术工人需求的技术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曾有日本教育学者自豪地说：‘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也就是说，学校教育根据国家发展布局，甚至跑到了社会需求的前面！”
梁启超点点头：“士农工商的位次在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桎梏，必须尽快加以批判！想来百熙在执掌教育部之后，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推动职业教育，正是有惩于此？”
孙元起道：“正是！经过二十年的积淀熏陶，这些弊端已经积重难返，不可救药，想要矫正又谈何容易？但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便有人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的理念，中国在稍后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的日本人很快就超越了这种认识，把‘文明开化’提高到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基本国策并列，积极破除旧有陋习，求新知识于世界。
“而我们国家呢？虽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思想还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层面，根本没有开化的迹象。在光绪末年学部颁行的《学务纲要》中明确要求‘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规定小学生每周读经12小时，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学生每周读经9小时，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而有关西方史地、物理化学等课时却非常少，至于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精神被当政者视如洪水猛兽，而且‘易涉空谈’，要求学校必须予以严禁和取缔。
“中日两国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存在如此偏差，那么两国命运不同也就可以想知了！至于陆军为何不可救药，孙某这个外行人不甚了了，无法挠到痒处，还要请百里贤弟来评说得失！”
蒋百里也不推辞：“孙总理不愧是教育大家，对于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方震佩服！至于陆军的弊端，与教育问题大体相同，但也有其特殊性。话说日本陆军在风格上是学习借鉴当今世界上最轻大的德国陆军，而且学得惟妙惟肖，按说应该不差才是。但我们认真分析便会发现，他们除了军事操典和武器装备来自德国之外，其行为准则、思想内核还是日本传统的武士道。换句话说，日本陆军不过是披着德国外皮的日本旧式军队！
“不少人认为日本军队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标志着日本军队改革的成功和日本国家的崛起。但在我看来，这场战争日本完全是惨胜、是险胜，而且这个胜利更多是海军的胜利，对于陆军来说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仅以旅顺会战为例。
“旅顺会战从1904年8月打到12月，从盛夏打到隆冬，战争持续达五个月之久，惨烈空前。在这场战役中，日军参战兵力累计十三万余人，而俄军累计参战兵力只有四万四千人。在如此悬殊的兵力比例下，日军阵亡、负伤人数都大大超过俄军，才最终获得胜利。为何日军有那么大的伤亡呢？除了它本身处于进攻一方外，还在于日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倾全军之力以野蛮残酷的‘肉弹’战术攻击筑有坚固堡垒的俄军，致使日军死伤惨重。
“在俄军火力如此凶猛的情况下，乃木希典居然使用落后于时代的人海战术对坚固堡垒发起冲锋，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仅凭这一点就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结果呢，乃木希典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被日本国内捧为‘军神’！旅顺会战是当今世界首次大规模现代化要塞围攻战，也是未来堑壕战的一次实战演练，这等黑白不分的行为不仅进一步鼓舞日本陆军中野蛮凶悍的武士道精神，而阻碍他们从中汲取未来战争的经验！
“自从打败俄军之后，日本陆军便日渐骄傲狂纵，颇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更加迷信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连昔日奉为圭臬的德国陆军都不放在眼里。以现在日本陆军的实力，欺凌中国、朝鲜等弱国自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若是它哪天歇斯底里，胆敢挑战比沙俄更加强大的国家，又或者数十年后中日形势发生逆转，定然难逃兵败国破的下场！”
听闻蒋百里的判断，孙元起几乎忍不住要朝他竖起大拇指：在二三十年之后，在侵朝和侵华中捞足好处的小日本居然猖獗到接连挑战苏、英、法、日等世界强国的程度，结果先是在诺门罕战役中被苏联打得找不着北，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又被美国打得屁滚尿流，最后差点国家覆灭。这一切岂不都是如同蒋百里所预料的那样？
梁启超叹息道：“胜利掩盖了弊端，赞誉阻碍了进步，自大埋下了祸根，这大概就是《老子》中所谓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之祸所伏’吧？”
蒋百里又道：“中国陆军，尤其是北洋军，也是师承德国陆军，和日本陆军算是近亲。但在甲午中日战争和甲辰日俄战争中见识到日军厉害之后，很多地方部队鉴于自身兵员素质和装备水平根本难以达到德军水平，便把学习的目标定位为日本陆军。在他们看来，日本陆军虽然不能与德军媲美，但是胜在适合东亚国情，简便易学，而且战斗力不弱，足以雄霸东亚，日本教官又便宜又好请。所以很快便把日本陆军作为学习的样板。
“最终中**队的学习结果呢？大家放弃了日本陆军的德国外皮，又学不到日本陆军与生俱来的武士道精神，只能学一些迂腐僵化的指导思想、落后于时代的三脚猫战法以及不知所谓的军事教育。全国上下还以此沾沾自喜，以为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岂非是不可救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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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七、鲸吞蛟斗波成血
梁启超道：“百熙知道从rì本学来的教育不可救药，所以从接掌学部之后便励志改革，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和技术教育也都颇有起sè，咱们经世大学的高等教育水平更是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相信假以时rì中国教育面貌必然为之焕然一新，超过rì本也未可知。但百里你曾数次在方面大员幕下参赞军务，又曾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知对于从rì本学校的陆军有何救弊之法？”
蒋百里肃手答道：“方震惭愧！虽然学生略知我国陆军弊端，但军事问题事关重大，而且弊端根深蒂固，加上学生又德能浅薄，很难说动诸位肉食者加以变革。在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学生倒是想过从基层军官着手，进行从下而上的改良，包括整肃军容、改善饮食、互助互查、改进授课等。无奈军中关系盘根错节，诸位同事对改革颇多非议，部分军部宿将也时有指责，致使学校经费紧缺、校务无法推进，改良只能中道夭折，学生也只有主动请辞！”
梁启超哈哈大笑：“百里，你当着百熙的面说‘肉食者鄙’，岂不是等于对着和尚骂贼秃么？怪不得你难以说动他们，原来根源在此。”
蒋百里赶紧道歉：“百熙总理，方震失言之处还请赎罪！”
还没等孙元起说话，梁启超便接过话头：“百里莫要在意，百熙总揆百事、平章天下，这点雅量还是有的。再者说，真正能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英雄必须虚怀若谷大肚能容，好比周文王能姜太公拉车八百步、汉高祖能容纳郦食其长揖不拜、汉昭烈帝（刘备）能对诸葛亮三顾茅庐。莫不如此。”
孙元起终于大致明白了梁启超的用意：他无非是想向自己引荐蒋百里，而且自己最好能容纳他的缺点并加以重用。虽然蒋百里在后世享有大名，不过孙元起可不敢随便把改革军队的大权交给他，一来蒋百里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改革措施究竟如何还要打个问号。毕竟之前他辅弼的赵尔巽、廕昌、袁世凯等人都是久经兵阵，可不是什么不识货的人。若是真的有起死回生的功效，蒋百里也不可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二来军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关乎无数人身家xìng命，也不可能随便交给一个初来乍到之人随意摆布。万一改革失败，弄得军心不稳、战斗力下降、将士满腹怨气。岂非是自毁长城？
第三，距离一战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中rì之间爆发冲突也迫在眉睫，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针对rì军的优缺点进行实战演练，也不宜对部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综上所述，尽管有梁启超的倾情推荐。孙元起也不可能立即重用蒋百里。当然，把这样的人才放走也不是孙元起的一贯风格。
心中略加盘算之后，孙元起道：“孙某对百里贤弟仰慕已久，现在屈就于中国政策研究院军事室，未免大材小用。任公和百里不知听说过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没有？这所军校成立于清末民初，由四川高等巡jǐng学堂、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军事xìng质的院校合并而成，主要负责西部在职军官培训和招收从军学生进行教育。一直由孙某兼任校长。若是百里贤弟不嫌弃的话，孙某想烦请你出任副校长之职，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蒋百里沉吟片刻后问道：“方震斗胆问一句，这个副校长主要负责哪一方面？”
孙元起道：“如果可以的话，前期主要任务是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并积极与中国政策研究院军事室展开紧密合作，对当前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提供研究报告。”
“研究？”蒋百里和梁启超都有些惊讶，不禁异口同声地反问道。
孙元起非常肯定地点点头：“正是如此！刚才百里提到中rì陆军差距，其实中国陆军极为欠缺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咱们老抱有息事宁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爆发的战争缺少前瞻xìng的研究与布局，导致一旦战事出现则步步落后，处处受制于人。相比之下，rì军在很早以前就对朝韩满蒙等地区进行渗透。利用毕业旅行、学术考察、资助研究等手段，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资源﹑社会﹑历史乃至农林、畜牧、气候、水文等诸多方面展开详细调查，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比咱们对中国更了解！”
梁启超也道：“百熙所言不差，我们研究院综合多方面信息之后得出结论，现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满铁调查本部应该是rì本在中国最大的国策调查机关，专门负责对我国及沙俄的各种情报收集工作。目前他们正在东北三省进行农作物资源和病虫害调查，其狼子野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孙元起道：“rì本的各种举措咱们无力也无法阻止，为今唯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咱们不仅要对咄咄逼人的rì本做出针对xìng研究，还要跳出东亚这个圈子，纵观全球局势变化，然后从全球各国势力消长的角度来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合理判断，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百里大才槃槃，眼光卓绝，若是由你来主持中国的军事科学研究，定然可以后来居上！”
蒋百里马上答道：“感谢百熙总理厚爱，只是单凭方震一己之力，短期内根本无法肩负起如此重任。”
孙元起丝毫不以为意：“如果咱们按部就班来搭建研究所，等基本架构搭建好再四处搜罗人才、图书、情报展开研究，短期内是很难出成果，而且当前局势也允许咱们这么四平八稳地来做研究。所以我打算效仿中华科学院的建院策略，充分利用我军将士年纪轻、思想活、知识丰富、人员众多等优势，以军事科学研究院为主导。用发布课题的形式调动全军有识之士参与到研究中来，相信定然可以事半功倍。”
“发布课题？”蒋百里觉得这种方式比较新鲜。
孙元起胸有成竹：“课题就是基于当前国家需要，亟待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重大事项。就目前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问题比较紧急，一是欧洲两大军事联盟关系变动及其对东亚局势影响。二是中国近期军事格局发展预测及主要扰动因素，三是rì本军队主要优缺点与战略战术应对，四是飞机的应用与制空权对近代战争的影响。不知百里以为如何？”
梁启超大惊：“百熙总理觉得欧洲两大军事联盟在短期内会发生剧烈变动，而rì本会趁此时机对我国进行侵犯？”
其实从孙元起刚才发布的四个问题名称并不难发现孙元起对当前局势的判断，即欧洲两大军事联盟近期会发生剧烈变动，使得rì本可以肆无忌惮对中国发动新一轮侵略。故而孙元起要针对rì军的主要优缺点进行积极的战略战术应对，尤其是动用当前中国唯一拿得出手的利器飞机。所以梁启超从中有所察觉也不足为奇。
孙元起的表情却非常平淡：“欧洲两大军事联盟自三四年前便开始大肆囤积军火，秣马厉兵；报纸上硝烟味也越来越浓，各自对对方口诛笔伐，它们不是准备打战，难道是准备过家家？而且近来致用医药公司的销售数据也表明。欧洲各大列强纷纷采购大量的黄花蒿素、青霉素、磺胺、土霉素等特效药。要知道这些药物因为技术所限，有效期都非常短，生产出厂不到一年就会变成废品。这岂不是昭示着近期便会发生剧烈变动？
“至于rì本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区别只在于它们有没有能力动手、敢不敢动手而已。之前它们还顾忌俄、英、美等国的施压，不敢太过放肆，一旦这些列强把注意力转移到欧洲。rì本必然趁机跳出来扩大地盘。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咱们不事先做好万全准备，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
蒋百里补充道：“rì本之所以对中国领土觊觎不已，关键是想以战争红利维持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提升军备实力，然后以军备实力再次掠夺战争红利，进而形成良xìng循环。可以这么说，rì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能有今天这般富强，十之七八依赖于侵略所得战争红利。但随着rì本国内工业实力的rì渐增强，它对于战争红利需求也越来越高，胃口也越来越大。
“前清同治十三年（1874）入侵台湾。迫使清zhèng fǔ签订《běi jīng专条》，承认琉球为rì本保护国，并赔偿rì本兵费50万两白银。仅此些许赔偿，便让rì本人惊喜若狂，足以让他们享用十多二十年。等到光绪二十年（1894）。rì本所欠欧美列强的外债达到惊人数目，在凭自身能力很难偿还的情况，它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zhèng fǔ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外，赔偿金额也猛增到2亿两白银！
“之后rì本的侵略行为更是愈演愈烈，庚子国变期间它参与八国联军攻陷běi jīng，在中国烧杀yín掠，之后又迫使清zhèng fǔ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海关银三千余万两；甲辰rì俄战争期间，rì军再度占领旅顺、奉天等地，迫使清zhèng fǔ签订《中rì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的特权；趁着清末国势颓败、忙于内政，它们又在宣统二年（1910）与傀儡的大韩帝国签订《rì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rì本索要的标的越来越高，中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从吞并朝鲜距今也有三年时间了，是时候再次张开血盆大口了。一旦欧洲有事，它们绝不会放过这等天赐良机！”
梁启超愤懑地斥责道：“rì本不过东瀛弹丸小国，它们如此鲸吞不已，就不怕变成蝜蝂之虫么？”(未完待续。m.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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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八、倭儿休想肆鲸吞
蝜蝂得名于柳宗元所撰写的《蝜蝂传》。根据柳宗元的描述，蝜蝂这种小昆虫最喜欢背东西，在爬行时遇到东西就放到自己背上，自己被压得爬不动也不放弃，直到被活活压死为止。
蒋百里摇头道：“日本会不会变成蝜蝂之虫，学生难以断言。不过日本如果不迷途知返改弦更张的话，它必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劲敌！”
孙元起也道：“我与百里的判断大致相同。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它日日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汲取战争红利，提升军备实力，将来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不如现在集中全国力量，彻底打断它脊梁骨，让它不敢再觊觎染指！”
梁启超道：“毕其功于一役？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我国积贫积弱，军队战力参差不齐，尤其海军更是虚弱不堪，加上各省又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真要与日本全面开战，恐怕是胜少败多。”
孙元起道：“任公说‘胜少败多’，此言甚是。自从道光鸦片战争以来，见识过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全国上下便畏洋如虎。甲午中日大战，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昔日不放在眼里的弹丸小国也一跃成为咱们畏惧的对象。而且在此之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日渐颓败，如果现在开战确实是‘胜少败多’！
“难道因为胜少败多，咱们就能忍受日本的盘剥欺凌？诚然我军兵员、训练乃至装备都不及日军。但若是连与日军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假如日军来犯，咱们畏惧战败而不敢开战。岂非只有引颈待戮？虽然眼下战胜的几率不大，但并不等于没有，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那一线胜机。这也是劳烦百里引领全军进行研究和准备的意义所在！”
蒋百里突然问道：“若依百熙总理之见，如果近期中日开战的话，咱们国家胜算几何？”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我看来，中日之战的胜负关键其实不在于战场鏖斗本身，而是取决于袁大总统的态度。如果他能与孙某携手同心一致对外。胜算应该在七成以上；若是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坐观成败的话，胜算只有四成；要是他极力反对处处阻挠的话。那么胜算只有不到一成！”
旋即孙元起话锋一转：“当然，无论袁大总统是否赞成，只要日本胆敢侵犯我国，孙某还位居总理之职。我必领兵与之一战。战胜战败姑且不论。至少要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以后断不敢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言论！”
蒋百里也慷慨答道：“既然百熙总理有如此豪情，方震又岂能袖手旁观？如果百熙总理不弃，方震愿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之职，协助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拾遗补缺。”
梁启超此时说道：“百熙，只怕袁项城他不同意的话。对日宣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根据去年颁布的《国务院官制》，宣战、媾和事项需要通过国务会议。但国家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权力向来归大总统所有，由大总统提交国会审议，国务总理不过是副署而已。若是袁项城不同意，难道百熙你要反客为主？”
蒋百里却道：“袁项城虽然身居总统之位，独柄军事大权，但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说，百熙总理都与袁项城难分轩轾；而且百熙总理在参众两院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项城。若是日本进犯我国，袁项城真不同意宣战的话，那时候全国上下民意汹汹，袁项城未必能独善其身！”
梁启超低声说道：“百熙、百里，你们听说过‘公民党’的名讳么？”
孙元起、蒋百里一齐摇头。
梁启超道：“今天早些时候，大总统府秘书长梁燕孙（梁士诒）曾轻车过访，邀请在下加入他新组建的公民党。按照他的描述，在经历此次南伐之役后，国民党激进派已经凋零殆尽，留在国会的国民党稳健派一则畏惧于袁项城的毒辣手段，二则见新中国党处于优势地位，已经开始组阁，便有心捐弃前嫌，与新中国党相互提携。袁项城见国民党稳健派与新中国党有合流迹象，担心局势不利于己，就命梁燕孙出面组织新政党，准备在国会中一决高下。
“受命之后，梁燕孙便纠合潜社、集益社等小政党组成公民党，主要成员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人。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在短期内就是收买足够的两院议员，尽快选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长远目标就是占领国会多数席位，变国会为袁项城之鹰犬。因为梁燕孙与在下既是同乡（都是广东人），又是同学（都在佛山书院就读），还是同年（都是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举人），所以这次才屈驾相召。”
孙元起笑道：“外间可一直传闻这位梁燕孙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启超摆摆手道：“我和梁燕孙虽是同乡同姓，不过却并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谱兄弟，燕孙生于同治己巳（1869），我生于同治癸酉（1873），也应该他是兄、我是弟。所谓兄弟之说，不过是当年恶意中伤者捏造之言，谣言流布之后竟然人人笃信，乃至积毁销骨，真令人不禁有众口铄金之叹！”
蒋百里解释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开经济特科，传闻梁燕孙首场被点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对西太后谮言，称梁燕孙为任公之弟。虽然辟谣很容易，但西太后对梁燕孙的印象已经大坏，而且他与任公同姓（同姓‘梁’）、与长素先生同名（康有为本名康祖诒，与梁士诒最后一个字相同），是‘梁头康尾’，又都是广东人，难逃乱党嫌疑，心中大为光火，便取消了梁燕孙的名次。所以任公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叹。”
孙元起道：“在下虽与燕孙秘书长并无太多交往，但这两年他在大总统府、孙某在国务院，免不了时常要打交道。这位秘书长智计过人，深得大总统信任，尤其是在交通系统更是影响深远，素有‘梁财神’之美誉。由他来支持成立新政党，倒是人尽其才！”
梁启超道：“据燕孙兄的意思，他们公民党要在参众两院特设‘国会议员会’，专门拉拢议员入会，为推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奔走呼号。但凡加入该党的议员，每个月发给200元的津贴以资奖励。百熙莫要小觑！”
孙元起点头道：“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燕孙秘书长能开出如此价码，国会议员必定趋之若鹜，公民党将不日成为国会中的生力军，孙某又岂敢轻视！只是不知任公对此事怎么看？”
梁启超有些不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梁某然不能事事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却也有几分傲骨，岂能为每月数百元出卖自己的人格？所以在下断然拒绝了梁燕孙的邀请！而且当下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选出大总统，而是首先制定宪法。倘若宪法未定，而先选出总统，本末倒置，岂非为舆论所不容，且为外国所耻笑？”
民国正式国会自1913年4月召开，为何一直拖延到10月迟迟没有选出大总统，其根源就在于“总统选举”与“宪法制定”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国民党看来，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强烈要求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取代已经稍显过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借以约束日渐膨胀的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以便把中国政局纳入民主政治的正轨，故而他们把制定宪法看得比选举大总统更为重要。在他们观念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性质、地位、权限都根基于宪法，先制宪后选举总统是无可逾越的！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议员，他们竭力主张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他们所持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宪法制定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总统选举却可以一日而定。国家一日没有选举出正式总统，则全国秩序一日难以维持、外国列强一日不予承认，难免遭受瓜分之祸！再者说，既然明知将来要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何不先选出总统以遂其愿呢？
作为国会中数一数二大党的新中国党在“总统选举”、“宪法制定”孰先孰后问题上却态度暧昧，既赞成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同时也赞成尽快制定适合当下国情的宪法，这进一步导致国会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处于僵持状态。
但现在国民党已经破败，公民党眼看着就要异军突起，新中国党必须尽快旗帜鲜明地拿出态度才能掌控局面，无论是国会的多数席位，还是攻略福建的先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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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九、横拖长袖招人别
当然，表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大总统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而现在要求先制订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再选举总统，相当于同时触犯他的两大忌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捋虎须、批龙鳞。
当初新中国党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在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取折中态度，不激不厉，志气和平。现今要是如此公开表态，等于是当面锣对面鼓地与袁世凯叫板！
孙元起转念一想，又觉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己要做总理，以后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之间的正面冲突必然不少，反正将来也要开罪与他，现在表表态又有何妨？
虽然在针对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孙元起和袁世凯心照不宣，一个取江苏、安徽、江西，一个取湖南、广东，最后两家都皆大欢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亲密无间。其实双方在私底下的交锋也是刀光剑影，比如袁世凯收买龙济光的济军东下广州、孙元起委派蒋志清的海军攻略苏北等。可以想见，以后双方明里暗里的争端会只多不少！
以前遇到重大决策，前有国民党遮风避雨，后有北洋系挡枪背锅，新中国党可以含糊其辞左右逢源。现在国民党已经大厦将倾，北洋系开始步步紧逼，新中国党作为中国政坛唯一能与北洋系对抗的力量，还能再继续模棱两可么？尤其是宪法制定。更关乎孙元起这个总理的职权大小！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是总统制，即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总揽一切政务。对临时参议院负责。待到南北议成，政府北迁，在同盟会主导下临时参议院急匆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瞬间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目的是限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当时为尽快登上大总统宝座，对此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随着时间迁移，袁世凯越来越觉得《临时约法》对于自己的束缚。感觉手中权力根本不够自己施展才华，迫切需要制订一部新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大声疾呼要求制订一部适合时代潮流的新宪法。双方对宪法的制订都十分重视。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民主之消长。但双发在由谁制订、如何制订、何时制订、内容如何修订等具体细节上却发生了巨大冲突。
比如由谁制订的问题。国民党要求由参众两院选举出专门委员会。参照国外已有宪法。拟定草案后交由国会审阅、修改通过。袁世凯对此则大表反对，他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国内适合起草宪法的学者未必都在国会之中，既然宪法是国家根本**，就应该慎重其事，不可草率。最好是在大总统府内设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宪法学者专门从事草撰工作，等正式拟定后再交由国会审读表决不迟。
再比如何时制订的问题，这也是眼下国会争论最焦点的问题。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把宪法制订拖延到总统选举之后。其要害就在于那时候可以利用总统威权对宪法内容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而国会再无掣肘之处。万一袁世凯制订出宪法规定大总统有任意解散国会与内阁的权力、组织内阁无需取得国会同意等条款。那时候孙元起哭都没处哭去！
孙元起斟酌良久后说道：“如任公所言，宪法未定而先选总统，确实有些本末倒置！既然前期参众两院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三四个月努力，已经草拟完成宪法草案，那就应该尽快交付国会审议，使得咱们国家早日成为正常国家。否则国家根本**叫《临时约法》、国家最高元首叫临时大总统，像什么话？”
梁启超笑道：“袁项城何尝不想早日去掉‘临时’二字？只是他想让‘大总统’的‘大’字名副其实，否则他若只满足于虚有其名的总统之位，这世间不知会少多少纷争！”
蒋百里道：“有段数来宝说得好：刚得饱来就思衣，房中缺少美貌妻；骡马成群田千顷，又怕无官被人欺；五品六品官太小，三品四品位太低；当朝一品为宰相，还想面南当皇帝。袁项城仕宦三十余年，自行伍士卒做起，外则至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内则至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可谓历经荣华富贵。如今又在大总统位置上坐了一年多时间，已经升无可升、赏无可赏，现在的进步只剩下多攫取些实权而已，除此之外还能有念想？总不能还要登基做皇帝不成？”
出乎蒋百里意料的是，在真实历史中，最终袁世凯还真就走上了面南当皇帝的末路！
“是啊，衣食不愁想当官，当了皇帝想神仙；成了神仙想玉帝，做了玉帝想佛山。人的**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尽头？”说到这里孙元起内心也不由得怵然而惊，开始自我警醒道：“遥想十多二十年前，孙某的愿望不过是在京城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然后平稳度过此生而已，谁知一失足成千古恨，最后在时代大潮中苦苦挣扎，成为功名利禄的奴仆，再难记起当初的朴实想法。每当想起，便觉惘然！”
孙元起所说的“失足”，是指某年某月某日闲得蛋疼闯到马神庙转了一圈，结果造化弄人，从此与以前的世界彻底拜拜，只好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清末打拼。而梁启超、蒋百里所理解的“失足”，以为是孙元起踏足官场，从此失去自由之身，不能再在学界叱咤风云。
梁启超连忙劝慰道：“百熙你学究天人，别开生面，影响深远，他日在本朝学案上必然处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一代宗师地位！既然已经开宗立派，百熙你就不必太过株守，否则百年之后也不过就是在国史《儒学传》、《畴人传》中留一姓名而已，何如在本纪、立传中占据一席地？再者说，古往今来能在学术上称宗道祖之人，在官场也必然有一番大成就，这才能相得益彰、流传百世。
“远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说，即便是周游列国屡遭困厄的孔夫子，也曾担任过鲁国的司法总长（大司寇）。像董子（董仲舒），曾做过数任地方行政长官（江都国相、胶西国相）；像韩子（韩愈），曾做过陆军次长（兵部侍郎）、京兆尹等要职；王阳明出则平乱、归则讲学更不必说。这就是所谓的‘通者无所不通，能者无所不能’！”
蒋百里也劝道：“百熙总理自从政以来，所施仁政惠及万民，其功德远过于开坛宣教，何来‘失足’之谈？学而优则仕，古来明训。百熙总理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勉力从政，不可中道而辍！”
孙元起知道自己的事情和他们两人讲不清楚，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任公、百里所言甚是，现在国家形势如此，凡我国民都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勉力前行，不可中辍，甚至不能放任追求自己的爱好。像任公为国家政策制定权衡得失利弊，百里受命研究某些军事课题，未必都是自己兴趣所在。但为了国家需要而辛勤努力，这便是国家得以发展、民族得以复兴的动力所在！”
三人又交谈片刻，孙元起以“秋深露重”“工作繁忙”为由作别梁启超、蒋百里二人，匆匆返回城中，着手布置攻略福建和国会斗争事宜。
按照之前与杨度商定的方案，攻略福建前期不能引起袁世凯的注意，最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闷声发大财便好，不需要什么花哨喧闹的动作；等后期袁世凯发现时，福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他再想插手为时已晚。
相比之下，国会斗争作为攻略福建计划的掩护，则要尽可能吸引袁世凯的视线。所以在第二天，孙元起御用报纸、新中国党官方喉舌的《政经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发布消息，声称此次国民党倡乱于南方，不少国民党籍议员也在国会中信口雌黄，响应独立，于情于理都应加以惩戒以儆效尤，因此提议国会严肃惩处国民党，革除部分有不当行为、不当言论的国民党激进派议员。
随后，部分新中国党议员也面见袁世凯，提交了驱逐违宪议员提案的草案，并就此提出若干点意见。根据新中国党议员的意思，就是必须先处置国民党、革除某些议员才能选举大总统，否则将无法准确表达全体国民的意愿，也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新中国党的这一行为既像是关爱呵护袁大总统，确保袁大总统顺利登位，又像是对国民党落井下石，想对国民党赶尽杀绝，还像是故意阻挠国会召开，拖延大总统选举时间。
就在袁世凯琢磨不透孙元起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新中国党突然又在国会中提起一个议案，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将拟定草案提交国会表决。袁世凯这才幡然醒悟：原来制宪才是孙元起的杀手锏！(未完待续。。)
ps： 今年流年不利，感冒生病姑且不说，居然丢身份证、丢包，甚至写了几千字的稿子都能丢！
四五〇、安得倚天抽宝剑
袁世凯可不是任人搓圆捏扁的面团，眼见孙元起明枪暗箭不断，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迅速召集麾下亲信到大总统府商议应对之策。
众人刚刚坐定，袁世凯一脸忧色尚未发话，袁克定便跳出来大声说道：“孙元起那厮欺人太甚！之前咱们在江苏、安徽、江西拼死拼活，他却趁火打劫轻取湖南、广东两省，平白无故占了诺大的便宜！他不知感恩姑且不说，现在又在国会中搅风搅雨，企图把持国政，真是欲壑难填、无法无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袁世凯沉声斥责道：“你给我闭嘴！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轮到你大放厥词了？说别人无法无天，我看你才是无法无天！”袁克定虽然是袁世凯的嫡长子，在前清也做到农工商部左丞，但进入民国之后再也没有正式担任过公职，在大总统府中确实没有他说话的地方。
听到父亲的训斥，袁克定只好闷声坐回原位。
尽管袁克定挨了训，在座诸人也由此明白了今天会议商讨的主题。赵秉钧原本是正牌的国务总理，结果被孙元起取而代之，只能在大总统府挂个高等顾问的虚衔，说他现在心中没有几分火气是任谁也不信的。见状率先答道：“大帅，大少爷说得不错，最近孙百熙确实有些得意忘形！之前攻夺湘、粤两省，要是没有大帅的默许，焉能如此顺风顺水？他却不思报恩。反而命蒋介石趁我军不备，偷占了苏北淮扬之地！
“要说战场得失各安天命，咱们确实也无话可说。可他凭什么在国会中翻云覆雨？要知道他能有今天，多半要归功于大帅的提携之恩。如今他当了总理居然一阔脸就变，敢在大总统没有选出之前倡言制宪，不知此公究竟是何等肺腑！若是此时不加以裁抑，谁知他将来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袁世凯摆摆手道：“孙百熙本来就是人中龙凤，新中国党又在国会风头正健，无论如何他都是总理的必然人选。他能有今天。全靠他本人的造化，倒无关乎老夫是否提携。老夫顶多就是做个顺水人情，智庵所谓的‘恩’字未免有些太过。以后不可再提，免得贻笑大方！”
“是，大帅！”赵秉钧虽然嘴上答应，心中却犹自有些不服。“可是现在孙百熙骄狂如此。一会儿要求驱逐国民党违宪议员，一会儿要求审议宪法草案，其用意无非是想拖延总统选举，难道咱们就放任不管，任由他恣意妄为？”
袁世凯望着赵秉钧：“若依智庵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
赵秉钧抬起手掌往下一切，低声说道：“大帅，要不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孙百熙给除掉？”
袁世凯瞳孔微微一缩，不置可否地答道：“哦？智庵为什么这么想？”
赵秉钧恭谨地答道：“回禀大帅。在下是这样想的：在荡平南方孙黄等人的叛乱之后，孙百熙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对手，而且是比国民党更加强劲的对手。他不仅在国会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席位，而且还拥有中西部近十个省份，实力不下于咱们北洋一系。咱们要想利用攻城野战或者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等手段取胜显然并非易事。相比之下，除掉孙百熙就显得简单许多！
“而且孙百熙现在年富力强，从未考虑过后继者的问题，他的子嗣最长者不过十三四岁，根本不足以缵继大业，手下各省都督又各不相能。一旦孙百熙遭遇不测，群龙无首，其势力必然分崩离析。到时候大帅以中央之威、总统之权号令各省，必定风行草靡势如破竹，一鼓而定天下！”
“好！”一直坐在边上旁听的袁克定此时忍不住鼓掌欢呼道。
杨士琦问道：“智庵兄您只想到除掉孙百熙的好处，有没有想过其中的负面影响？要知道数月前宋遁初遇刺的时候，舆论矛头就直指咱们北洋一系；如果现在孙百熙再死于非命，岂非坐实了咱们行凶的恶名？再者说，孙百熙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远非宋遁初所能望其项背，只怕单单全国数百万学生的抗议就足以让我们举步维艰，何况还有国际社会的谴责呢？此事一定要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
听到杨士琦提起宋教仁遇刺一事，袁世凯脸上虽然波澜不惊，心里却不禁有些异样。当初宋教仁遇刺，国民党一方曾公布了一系列证据，其中就包括赵秉钧秘书洪述祖与杀手之间的往来电文。尽管赵秉钧当时对之矢口否认，但袁世凯暗地里却有些怀疑：作为内务总长、京师警察的创立者、袁世凯情报网络的主要负责人，赵秉钧怎么可能对国民党刺杀宋教仁一事一无所知？据袁世凯的揣测，事情真相很可能是赵秉钧很早就知道了国民党的企图，只是对此采取了观望、纵容的态度，任由刺杀案件发生。甚至赵秉钧亲身参与其中也未可知！
虽然袁世凯也希望宋教仁死掉，但对于赵秉钧知情不报，乃至于为了总理职位瞒着自己从事一些阴私的勾当，心中还是颇有几分芥蒂的。现在赵秉钧再次提起刺杀，目标换成了孙元起，不过其最终用意还是为了总理之位，袁世凯心中不禁泛起这样的疑问：若是将来赵秉钧图谋自己的总统宝座，他会不会对自己下手？
赵秉钧对此却信心满满，显然是考虑已久：“杏城老弟不必太过担心！只要此事得手，我们大可以把它推到国民党的头上，反正刺杀是国民党的拿手好戏，死在他们手下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从前清的肃亲王善耆、辅国公载泽、安徽巡抚恩铭，到民国的陶焕卿（陶成章）、宋遁初，再多一个孙百熙也无关紧要。而且孙百熙先前曾名列刺杀宋遁初的嫌犯名单之中，之后又派兵南征国民党统辖的湖南、广东两省，国民党对他下手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大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此时插话道：“智庵兄，推到国民党头上倒是容易，关键国民会相信么？如果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纵使咱们摆出铁证如山，最终也是枉然！”
赵秉钧浑不在意：“燕孙贤弟，愿意相信咱们的人，无论说法如何，他们都会相信咱们的；不愿意相信咱们的人，就算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同样会视若无物。把罪名推到国民党头上不过是拉拢中间派的说法而已，只要说得多了，再加上咱们占据大势，他们自然会相信的。因为历史一再表明，真理总是掌握在成功者手中！”
梁士诒反驳道：“话是这么说，可智庵兄也该明白孙百熙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一旦他遭遇不测，岂是几句推诿搪塞之词所能敷衍了事的？”
赵秉钧冷笑数声：“别看现在孙系势力有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其实核心在于孙百熙一人。所谓‘树倒猢狲散’，只要孙百熙遇刺身亡，孙系势力就会立即分崩离析，各自寻找庇身之所。在咱们北洋兵锋直指之下，他们自顾尚且不暇，谁还会过问孙百熙的死因？”
梁士诒道：“诚然孙系势力核心在孙百熙一人，但他经营日久、施恩广厚，手下绝不乏死忠之人，比如山西都督赵行止、甘肃都督程虎臣、广东独立旅旅长刘伯承等，这些人都不是易于之辈！关键他们还不缺乏报复的手段，比如防无可防的飞机。
“根据最新消息，孙百熙准备在所占据的中西部各省建立航空团，预计每个团编有36架飞机，预计总数在400架以上。纵使现在尚未编成，他手中的飞机也应该不下240架！之前孙百熙仅凭数架飞机，便荡平外蒙科布多城和乌里雅苏台；之后又以数队飞机，轻取威震两广的济军。若是他们汇集所有飞机轰炸京师，我等岂非顷刻间化为齑粉？”
想到数百架飞机光临京师上空，赵秉钧也觉得头皮发麻，忍不住呵斥道：“他们敢！京师可是首善之区，不仅为全体国民所瞻顾景仰，更是国家体面所在，其中不乏古迹名胜，更有欧美各国使领馆，他们安敢如此胡作非为？”
梁士诒道：“既然咱们连刺杀内阁总理的事情都敢做得出来，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只要咱们做得天衣无缝，他们凭什么证明是咱们做的么？”赵秉钧似乎对自己的手法非常自信。
梁士诒哂笑道：“智庵兄，您觉得到了那时候他们还需要证据么？”
赵秉钧不禁哑口无言。
梁士诒又道：“当然，大规模轰炸京城确实杀孽深重有违天和，不过他们还可以换一种法子。据欧洲观察家估算，孙百熙家族的资产总额超过亿元，财力雄踞远东之首，近乎我国全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若是他遭遇不测，他的遗孀只需拿出十分之一的财产作为花红，悬赏刺杀咱们北洋要员，就能引得全国上下为之疯狂。到那时候，诸位以为咱们还敢轻易出门么？”
要知道当初袁世凯收买马步周刺杀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也不过才花费两万两白银（一说是五万两）。若是真有人开出上千万元的赏格，只怕自己都有割头去卖的冲动，何况是自己身边的厨子、卫兵、丫鬟、仆人呢？只怕到那时候自己就是睡在紫禁城、大总统府，都会被人摘了瓢！想到此处，在座众人都不由得浑身发冷。(未完待续。。)
四五一、白玉为堂金作马
见赵秉钧面色有些发青，梁士诒急忙劝慰道：“经过南征之役后，我们北洋系的实力已经与孙百熙不相上下，甚至犹有过之，故而双方短期内谁也不会轻动干戈，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孙百熙之所以现在要在国会中挑起事端，就是想凭借新中国党在参众两院占据的相对优势，在双方争斗中夺得先机。咱们岂能让他如愿？
“孙百熙在国会中动作频频，咱们自然应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智庵兄所言倒也不失为解决当下问题的绝妙手段，只是眼下形势如此，采用这种手段行迹未免太过明显。而且孙百熙实力雄厚，影响广泛，咱们即便侥幸成功也难逃反噬之威；一旦打蛇不死，咱们更是后患无穷。所以刺杀一法是不得已而用之，决不宜作为首选！”
袁世凯此时反问道：“既然燕孙以为刺杀不可，那你有何高见？”
梁士诒答道：“回禀大帅，在下觉得孙百熙虽然居心叵测意图不轨，但目前也只是在国会中提了几个议案暗中阻碍大总统选举，毕竟没有撕破脸皮，也没有违法乱纪之处，如果咱们反应太过激烈，反而容易落人话柄。以在下拙见，为今之计最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袁世凯摸着胡子说道：“愿闻其详。”
梁士诒道：“按照之前的统计，国民党在参众两院所占的席位略超新中国党，是当之无愧的国会第一大党。只因宋遁初遇刺、孙逸仙谋叛，国民党群龙无首，内阁总理的职位才落到孙百熙头上。但国民党在国会中依然拥有无可匹及的影响力。可以随时否决内阁提案，堪称孙百熙执政的心腹大患。
“所幸随后孙黄等人发动叛乱，在大帅和孙百熙联手之下，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势力被连根拔起，国民党籍议员也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再无底气在国会中抗衡新中国党。这次新中国党提议制裁国民党、驱逐部分国民党籍议员，除了意图阻碍大总统选举。其本意未尝没有乘机削弱国民党实力、称霸参众两院的想法！”
袁克定怒道：“一箭双雕？落井下石？孙元起那厮心肠居然如此狠毒，亏他上位还得到宋遁初和国民党的鼎力支持，现在居然恩将仇报反咬一口。真真是斯文扫地！”
梁士诒道：“大少爷说的极是，孙百熙这番作态确实让国民党上下义愤填膺，为之齿冷。不过这对咱们却是利好消息。现在宋遁初魂归泉壤、孙黄逃亡日本，国民党在新中国党压迫下已经有分崩离析的迹象。强者想要纠结同党自立门派。弱者想要待价而沽改换门庭。咱们现在只要以倾向于大帅的议员为基础成立一个新党派，再趁机鲸吞国民党籍议员，未必不可与新中国党在国会中一较高下！”
赵秉钧心神不禁一荡：若是成立的新党派真能收拢大部分国民党籍议员，确实有叫板新中国党的资格，甚至把孙元起挑落马下也未可知，到那时候内阁总理舍我其谁？想到此处，他急忙追问道：“燕孙所言甚是有理，只是咱们在南征之时也与国民党交恶。他们未必愿意接受咱们的招徕。而且国民党沦落之势大家有目共睹，新中国党等定然也会竭力拉拢。咱们未必能在争夺中占据优势。”
梁士诒道：“国会议员奔走南北，四处呼号，所为何事？为的不过是名利二字么？只要我们从这两个字着手，何愁招徕不到国民党议员！新中国党对议员的待遇虽然优渥，不过却戒律森严、规矩众多，稍有触犯辄加以惩戒，相信很多议员都难以忍受那些框框儿的约束，不会去自找没趣。其他党派倒是没有那么多规矩，可等闲又难以开出令议员们满意的价码。比来比去，只有咱们这里才是上上之选！
“至于我们与国民党交恶之事，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智庵兄大可不必在意。而且现在新中国党提议驱逐部分国民党籍议员，正是我们施展手段拉拢分化他们的最好时机。顺从我们者宠以厚禄，不顺从我们者驱逐出国会，甚至咱们可以把个别一贯与大帅强烈对抗的国民党头面人物明正典刑以儆效尤，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杨士琦抚掌赞道：“大帅，诚如燕孙所言，目前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是组建政党、招徕议员、掌控国会。此举好比是引纲张网、挈领顿裘，只要咱们牢牢掌控住国会，则总统选举、宪法制订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乃至罢黜孙百熙、重组内阁都不在话下。”
袁世凯颇为满意地点点头：“燕孙此计甚妙，堂堂正正而又不失权变，审时度势而又高屋建瓴！只是孙百熙步步紧逼，我们现在着手操办组建政党，未免有些太迟了吧？”
梁士诒恭声答道：“大帅，眼下国民党尚未土崩瓦解，现在组建政党可谓正当其时！其实早在数月之前，潜社社长司徒颖、集益社社长朱兆莘、议员同志会会长李庆芳等人因同乡关系找到梁某，希望由梁某出面组建政党共同对抗国民党和新中国党。当时在下因为身任大总统府秘书长之职，所以婉言谢绝。如果大帅同意，在下可以出面联络他们共同组党。有他们做基础，绝对可以事半功倍！”
听到梁士诒要求出面组党，赵秉钧心底突然泛起了浓浓的危机感，急忙插话道：“大帅，既然要组党，凭咱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平地起高楼，何必要依傍他人？而且燕孙贤弟身任大总统府秘书长要职，公务繁忙，日理万机，若是稍有不逮最后做成了夹生饭，耽误了大帅的大事，岂不成了俗语中的‘贪小便宜吃大亏’？那时候再加以矫正，可就是事倍功半了！”
梁士诒没有辩解，只是笑吟吟地对赵秉钧微微躬身，然后恭谨地等待袁世凯的裁决。
袁世凯摆了摆手：“智庵所言虽然在理，但现在情况紧急，容不得精雕细琢，只好事急从权，所以组党之事就由燕孙联络潜社、集益社等社团吧，毕竟他对情况更熟悉一些！等组党之后，尽快与国民党籍议员展开接触，总统府这边的事情可以稍微放放，争取早日取得成效。”
“是！”赵秉钧和梁士诒齐声答道。赵秉钧看上去神色不动，只是在低头的瞬间眼睛里露出几分狠戾怨怼之色，再抬起头时已经恢复如初，看不出半点异常。
袁世凯又问道：“燕孙，组党聚众可不是件易事，尤其是那些议员，看上去一个个清纯如水，其实暗地下却污浊如泥，可都不是好相与的。你这番出面组党可有什么要求？不妨现在就提出来。”
梁士诒起身答道：“确实如大帅所言，国会议员一个个都心比天高，将来提出的非分要求必然不少，到时候少不了要麻烦大帅，但眼下最关键的还是经费问题。既然大帅垂问，在下就斗胆恳请由大总统府暂拨60万元作为组党基金。”
60万元！还是暂拨！
众人不禁都倒吸一口凉气，袁克定更是忍不住大声嚷嚷道：“60万元？怎么这么多？这些钱都够装备一个整编师了！那些议员难道想靠着敲诈咱们发家致富？”
袁世凯怒喝道：“放肆，谁让你说话的？燕孙秘书长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岂是尔等无知小辈所能理解的？既然不知个中深浅，还敢胡言乱语，昔日老夫的教诲难道都学到狗肚里去了？若是再敢信口雌黄，老夫就命人将你乱棍打出！”
袁克定这才悻悻然闭上嘴巴。
袁世凯可以训斥，不代表梁士诒可以得罪。当下梁士诒陪着笑解释道：“大少爷说得没错，60万元确实可以装备一个整编师，不过这笔巨款要是用得好的话，其所取得的战果将完全不下于一个整编师！或许大少爷会有疑问，组个党怎么要花那么多钱？其实这些钱完全不算多，梁某还是精打细算的，否则还要再多出三五倍！
“大少爷您想，咱们新组建的政党要想掌控国会，至少议员人数也得超过新中国党，占据国会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才行，换句话说，咱们至少要笼络到300位左右的议员。60万元分到300位议员头上，每人才摊到2000元，甚至不够买辆通用公司新款小轿车！
“再者，咱们笼络那些议员可不是单纯让他们领个党证、在党中挂个名号那个简单，还需要他们在关键的表决中投咱们一票，这就决定咱们只能利诱，不能威逼。否则他们在投票时反水，那才是悔之无及呢！所以每位议员2000元根本不算多，60万元只能算是前期投入。”
杨士琦叹息道：“怪不得现在国会中新中国党一家独大，原来除了军力之外，还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
袁世凯听罢大手一挥道：“孙百熙都能舍得如此巨款，袁某又岂能吝啬？既然如此，那老夫就暂拨90万元作为组党基金。宁可咱们手头拮据些，也不能苛待了那些议员老爷。袁某希望燕孙能放手施为，早日成功！”(未完待续。。)
四五二、李广无功缘数奇
很快会议结束，赵秉钧怏怏走出大总统府。秘书程经世见状急忙迎上去接过赵秉钧手中的公文包，小意地问道：“大人，今天会议情况如何？”
要说这位程经世可不简单，他的祖父乃是有“徽班领袖，京剧鼻祖”之称的著名京剧大师程长庚。虽然他出生梨园世家，却没有承袭祖上粉墨登台的优良传统，而是把曲意奉承、察言观色的本事学个十成十，转而投身官场。很快他便取得赵秉钧的信任，成为心腹亲信。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时，他担任秘书厅秘书，跟随左右处理机密要务。
在宋教仁遇刺案中，他和赵秉钧都身陷其中，被国民党在上海设立的临时法庭传唤。尽管两人都没有南下受审，但一起受过难的经历却让他与赵秉钧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所以赵秉钧在卸任内阁总理之后，依然把他带着身边四处奔走。
听闻程经世的问话，赵秉钧只是低声答道：“到车上再说！”
眼下京城稍有身份、稍有家资的人物都会买上一辆通用公司新款的小轿车作为代步工具，小轿车也成为头面人物的身份象征。为此，孙元起在执掌内阁后专门设立了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两种规费，作为政府的新财源。不过北洋系诸人还是更迷恋金碧辉煌、仪卫森严的马车。就好比梁士诒，出行不仅要坐马车，前后还要有十三匹纯白的从马，以至京城一时间有“遥看白马十三匹。知是黑心总长来”的童谣。
作为北洋系的核心人物之一，赵秉钧当然也不例外。
两人坐进车厢，等马车辚辚驶动之后。赵秉钧才一脸阴鸷地说道：“大帅不同意咱们刺杀孙百熙的计划，反而拨付90万元命梁燕孙纠合潜社、集益社等组建政党，意图网罗现在群龙无首的国民党籍议员，和新中国党在国会中一决高下。”
程经世悚然而惊：“为何大总统不把此时交给大人办理，反而命事务繁忙的梁燕孙出面？要知道潜社、集益社等社团头领都与梁燕孙关系莫逆，算得上是梁氏的私党。现在再由他来主导组党，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倒还好说。若是进展顺利，将来总理之职岂非——？”程经世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急忙换了个话题：“不过大总统近来似乎对梁燕孙特别倚重。先是让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还曾短期代理过财政总长之职，真可谓权倾一时。坊间称之为是‘二总统’、‘小总统’。现在又把组党的重任交付与他。难道大总统有意把他立为北洋一系的嗣君？”
赵秉钧嗤笑道：“立他为嗣君？那袁大少爷怎么办？别看以前袁大爷（袁克定的诨号）在天津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可现在是天天在大总统府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耐着性子跟在大帅身边学习接人待物、处理政务。他这般作态为的是什么？还不是想等大帅百年之后接掌嗣君之位！别的不说，只怕他梁燕孙今天敢有做嗣君的念头，明天袁大爷就敢带人打上门去！”
“大人说得非常有道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大总统、梁燕孙与袁大少爷之间的年龄差距。”程经世小心翼翼地说道：“无论按照东西方各国的惯例，还是现在正在修订的宪法，大总统的一届任期都是四到五年。而且只能连任一次。如果卑职没有记错的话，大总统应该比梁燕孙大十岁。梁燕孙又比袁大少爷大将近十岁。也就是说，他们三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正好符合职位交接要求。
“当然，依照大总统现在的身体状况他未必能任满两届，甚至连完成第一届任期都有困难；袁大少爷虽然天资聪颖才智过人，但毕竟年纪太轻，在军政两界资历也浅，北洋的骄兵悍将短期内未必会认可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个合适人物来过渡一下，顺便再把袁大少爷扶上马送一程，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不知大人觉得这种情况是否可能？”
程经世的这番言论让赵秉钧神色黯然：如果真要在梁燕孙和自己之间挑选北洋继承人的话，无疑梁燕孙比自己更合适。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与袁世凯同龄，比梁士诒虚长十岁，关键还在于自己的身子骨实在太弱，很难肩负起如此重任！
原来赵秉钧年少时从军西征，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在雪里两三天，差点被冻死，幸亏随军的蒙古军医灌以马鹿血才勉强救活，但亦由此留下病根。不仅一生不能近女色，还得天天靠抽鸦片烟来提精神。
光绪末年慈禧太后曾命王公以下都要戒绝鸦片，否则革职严惩。因为西太后的态度非常坚决，导致当时京师内外因为戒烟而死的官员不计其数。时任民政部左侍郎的赵秉钧只好亲自向慈禧太后陈述自己得病情由，声称自己如果强制戒绝必然丧命，恳请开缺回籍。慈禧太后一则悯惜他为国受伤，二则不愿开罪他背后的袁世凯，竟然下旨免其戒烟。故而赵秉钧的鸦片烟一直从清末抽到民国。
试想一下，谁会把国家大权交给一个身虚体弱的鸦片鬼？
虽然赵秉钧心里已经信了七八分，不过他还是有点愤愤不平：“赵某觉得就算大帅找人来过渡一下，也不一定会选梁燕孙。诚然梁燕孙心思细密、善治繁剧，而且善于董理财务，但他对军务一窍不通，如何降服军中的骄兵悍将？在我看来，如果大帅要为袁大少爷挑选过渡辅弼之人的话，应该在军队选择颇有威权而又对大帅忠心耿耿的将领，比如段香岩（段芝贵）、段芝泉（段祺瑞）、倪丹忱（倪嗣冲）等人，他们都与梁燕孙年龄相仿佛，何必要选不懂兵阵的梁燕孙？”
程经世微微一笑：“大人，您是当局者迷啊！您读过二十一史、《资治通鉴》应该知道，古往今来但凡由军中大将辅助少主的，能有几个是得到善终的？十之七八都会因为争权夺利、小人挑拨而闹得君臣反目，要么大将身死族灭，比如霍光、董卓、徐羡之、鳌拜；要么是皇帝被废、王朝更迭，比如西汉昌邑王、东汉献帝、刘宋少帝、后周恭帝等。相比之下，反倒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辅政、执掌军权的大将在外会更好一些。”
赵秉钧就着马车里景泰蓝烟灯吸了口鸦片，然后皱着眉头陷入沉思。
程经世却颇为赵秉钧抱不平：“要说老天真有些不公！想当初要不是大人打通途径，说服隆裕皇太后及时颁布逊位诏书，焉有今日的中华民国？可以说建立民国、实现共和，大人乃是首功，其他人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非大人莫属！
“孰料唐少川（唐绍仪）凭借参与南北和谈之利，对南则加入同盟会，对北则声称是北洋故人，左右逢源，东食西宿，居然让他攫取了总理之位。不过唐少川也技止于此！等他真正执掌内阁，很快就明白各种事务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所以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便黔驴技穷，只好败走麦城，乖乖将总理之位奉与大人您。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人执政渐入佳境之际，先是新中国党崛起于国会，后有宋遁初遇刺于京城，最终竟然让孙百熙轻轻忽忽地夺走了内阁总理宝座！孙百熙不过是个教书先生，不知生民利病，不知人间疾苦，不知官员能否，不知国家治乱，何德何能据此高位？相信他不出半年时间，肯定会重蹈唐少川的覆辙！
“没想到孙百熙尚未去位，大总统便开始属意于梁燕孙。梁燕孙是何方神圣？当初大人您以盐运使衔在天津训练警察的时候，他不过在北洋编书局抄撮编纂兵书；大人您就任巡警部右侍郎的时候，他才是五品京堂候补。没想到几年时间过去，他居然要后来居上，真是令人拊膺长叹！”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在灯火明灭烟雾缭绕中，赵秉钧的声音也显得有些飘忽，“书畲老弟，你觉得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程经世道：“卑职觉得纵使稍微忤逆大总统的意旨，也不能让梁燕孙接掌总理职位！”
“哦？为什么？”
程经世答道：“大人您应该知道唐少川对于梁燕孙的知遇之恩吧？他们两人不仅是广东同乡，当初梁燕孙落选经济特科之后来到北洋编书局任职，便是由时任天津海关道唐少川向大总统介绍的。梁燕孙由此得与大总统结识，并进入北洋团体，交接北洋军中将领。
“随后清廷委任唐少川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少川又奏调梁燕孙为参赞，充当随员共同出国。再后来，唐少川接替盛杏荪出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又请梁燕孙襄助此事，由此梁燕孙开始在交通部站稳脚跟。
“可以这么说，梁燕孙能有今天这番成就，恩主是大总统，但他最感激的人却是唐少川。而大人您与唐少川之间过节，应该不用卑职缕述吧？若是梁燕孙接任内阁总理，乃至于将来接受大总统之位，难道他不应该以涌泉相报当初的隆恩厚德？”(未完待续。。)
四五三、狭巷短兵相接处
“除掉梁燕孙？绝对不行！”尽管赵秉钧眼神已经迷离，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保持了足够的清醒，“虽然赵某看不惯梁燕孙的作态，但还不至于下此狠手，否则吃亏的一定是咱们北洋团体，反而让孙百熙、黎宋卿等人渔翁得利。”
程经世笑道：“大人您想多了，卑职再怎么不晓事，也不至于鼓动大人您行刺大总统府的秘书长啊！这可是要杀头的！”
“那你的意思是？”
程经世道：“现在大总统不是委任梁燕孙负责组党事宜么？这其中未尝没有考校查验的意味。只要咱们让梁燕孙功败垂成，或者在此过程中身败名裂，大总统对他必然大为失望。如此一来，大人您就可以趁机取而代之！”
赵秉钧微微摇头：“组党之事关乎大总统选举，大帅对此极为关注，一举一动皆在其掌握之中。若是知道咱们胡乱插手败坏他的好事，只怕你我性命难保！赵某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也曾做过内务总长、内阁总理等要职，早就明白功名利禄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视之等同粪土，得固欣然，失亦从容。若为此等身外之物而抛却大好头颅，岂非鬼神笑我？”
程经世不知道这是赵秉钧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还是抽了鸦片之后的谵妄之言，但他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赵秉钧的真实意图。故而他接着劝道：“是、是，大人您阅尽世事。将名利看得非常透彻，可是卑职咽不下这口气！要说全国最应该做总理也最适合做总理的非大人您莫属，凭什么唐少川、孙百熙、梁燕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夺走了本属于你的总理职位？再者说。如今是民主共和社会，内阁总理之位属于天下公器，当天下共逐之，理应由有德有能者先得，岂能私相授受？而且在位的又不是咱北洋系的人，咱们何须有那么多顾忌？”
赵秉钧吐出一口烟气，惨然笑道：“是啊。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可咱们凭什么和别人去争呢？之前运气不及唐少川、实力不及孙百熙。只能饮恨败北；而眼下论财力、论恩宠、论年纪又拼不过梁燕孙，咱们凭什么去和别人争！”
程经世低声说道：“大人，虽然梁燕孙稍稍年轻几岁，近来又颇得大总统的青眼。而且凭借把持交通部与交通银行的便利。财力颇为雄厚，但却并非稳操胜券无懈可击。只要咱们运作得当，纵使不能荣登总理宝座，也足以让梁燕孙折戟沉沙！”
“哦？”赵秉钧语气很含糊。
程经世精神一振，急忙说道：“大人，做成一件事或许要费尽千辛万苦，还得靠天时地利，但要败坏一件事实在是易如反掌！就比如现在梁燕孙组党拉拢国民党籍议员。意图与孙百熙竞争总理之位，从现在着手到最终登位怎么也要三五个月工夫吧？但咱们要想让他无法染指内阁。却不费吹灰之力！
“大总统不是允诺拨付90万元给梁燕孙作为建党经费么？毫无疑问，梁燕孙会利用这笔公帑来收买国民党籍议员的。凭借大人您的手段，肯定可以轻而易举搜集到他们之间权钱交易的证据。到时候咱们把证据往新中国党掌控的媒体报社一寄，保证让梁燕孙灰头土脸名誉扫地，自然无颜问鼎内阁。这是最简便易行的法子！”
赵秉钧放下烟枪摇了摇头：“贿赂议员、权钱交易算什么大罪？别说全国上下的管院议员，只怕清白圣洁如孙百熙，私底下也做过不少类似的事情，怎么可能凭此扳倒梁燕孙？如果因此而耽误大总统选举，惹得大帅雷霆大怒，彻查起来咱们也难逃干系。”
程经世道：“大人说得极是，现在全国上下货赂公行，权钱交易、收买议员确实不算什么大罪，但这些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没有谁敢捅到台面上。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都是当初许下无数承诺而被民众选上来的，更加小心谨慎。一旦赃迹败露引起公愤，必定自身难保。作为当事另一方，梁燕孙安能独善其身？至于大总统事后追查，他应该首先怀疑是孙百熙暗中使绊子。只要咱们做得天衣无缝，就绝不会追查到咱们头上的。”
赵秉钧道：“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既然是咱们做的，那就肯定会留下痕迹，怎么可能做到天衣无缝呢？再者说，大帅心中要对某人起疑，难道还需要什么证据不成？”
程经世垂下头默默思忖片刻：“刚才那是最简单的法子，难免网漏吞舟。卑职还有个主意，梁燕孙与唐少川不是关系莫逆么？前不久穷途末路的唐少川接受孙百熙的招徕，担任广东省民政长一职，想来他们之间必定会有书信往来。咱们只需在某些小报上虚构唐少川秘密劝降、梁燕孙殷勤酬答的书信，然后再传到大总统的耳朵里，肯定会让大总统对梁燕孙生疑。如同大人刚才所言，大总统心中要对某人起疑，难道还需要什么确切证据不成？
“而且梁燕孙与潜社、集益社等小社团的首领一向关系密切，很难想象其中没有什么猫腻，在组党过程肯定还会有很多僭越之处。咱们只要用心搜集，稍加编织，完全可以就此做一篇上好的文章。只要咱们持之以恒，不怕大总统不对梁燕孙心生猜忌。只要梁燕孙去职，大人您就是接任政党首领的最合适人选，其后继任内阁总理也是水到渠成！”
赵秉钧微微点头：“这个主意倒有点意思，既不留痕迹，又润物无声，且不耽误大帅的正事。当然，究竟如何实施，还容赵某思索数日！”
话音刚落，马车停了下来，原来说话间已经到了赵府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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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赵秉钧如何对付梁士诒暂且不表，且说梁士诒得到袁世凯授权之后，正式树立起“公民党”的大旗，开始挥洒银元四处招兵买马，招揽的主要对象包括大小政客、著名学者、各地旧官僚、大企业主以及买办等。而个中最重要的目标自然是国会议员，银弹攻势也尤为猛烈，半公开的行情是但凡加入该党的议员，每个月发给200元的津贴以资挥霍。
霎时间公民党的名字日日见诸报纸头版，纷纷扬扬传遍了大江南北。
不过奇怪的是，公民党虽然声势浩大，但却没有正式的党章，甚至连明确的政见也没有。在他们发布的《政见书》中声称：“以国家权力实行政治统一、增进人民福利，为本党确信之政权。随时发表政策，求国民多数之同情。”看上去颇有几分代表和先进性的精妙，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咱们公民党虽然没有什么特定的政见，但你们想要什么政见，我们就可以主张什么政见。
更奇怪的是，公民党召开成立大会之后，声称迅速设本部于北京、设分部于各省。但包括公民党主要骨干在内，任谁也不知道这个北京本部是在京城的哪个位置，因为公民党从始到终根本就没有设立正式的党部。蹊跷的还不止此。北京本部借地开会后选出了理事、参事、评议员、干事各若干人，但居然没有选出党魁，众望所归的党魁人选梁士诒只是担任理事而已。
一个政党居然没有党章、没有政见、没有本部、没有党魁，这还不够奇怪的么？
这种奇怪的现象顿时引得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公民党其实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政党，目的就是想与内阁总理孙元起在国会中一较高下，至于空缺出来的党魁位置，自然是留给袁世凯，所以连大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都不敢僭越，只能担任该党的理事。
然而作为旁观者，孙元起却知道公民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大总统选举迟迟不能进行，自己又小动作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坐不住了，决定亲自跳出来和自己拼个刺刀见红！故而公民党的第一项任务不是拟订党章、敲定政见、确立本部、选出党魁，而是用尽各种手段拉拢足够多的议员，尽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公民党虽然成立的很仓促，但来势汹汹，孙元起丝毫不敢小觑。除了组织人手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对公民党进行大肆批评指摘，抨击他们收买议员、权钱交易的**行径，毁坏公民党在国会与民众间的名誉以外，还见招拆招，与公民党在国会中展开了国民党籍议员争夺战。
国民党籍议员本来有近三百人，前段时间逃到南方参加二次革命有若干人，被袁世凯冠以“勾结匪徒，谋为内乱，逆迹昭著”的罪名枪杀、逮捕若干人，又被孙元起严惩口号吓得流亡海外若干人……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留在京城的国民党籍议员还有两百人不到。这些人就成为了新中国党与公民党的争夺对象。(未完待续。。)
四五四、一声已动物皆静
公民党胃口比较大，想一口吞下所有这些香饽饽。新中国党虽然是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参与竞争的，但也不会轻易放弃一城一地，派出本部得力助手与每位议员接触磋商，争取多拉几个到自己阵营，扩大新中国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
在新中国党最初提出驱逐部分违宪议员议案的时候，国民党籍议员都惶惶如丧家之犬，对各党派伸出的橄榄枝几乎视若救命稻草，甚至放下身段主动贴过去。在那段时间，城外新中国党总部门口不知猬集多少投机的政客。
但随着公民党竖起招兵大旗，国民党籍议员很快意识到自己由丧家之犬摇身一变，成为各方极力拉拢的关键人物，一个个都好像是从东莞成功脱险返回故里的年轻女子，收起了原先的惊惶之sè，开始傲娇起来，装出温良淑德从一而终的模样，仿佛是富贵不能yín、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其实他们端着捏着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卖个好价钱。
当然，他们矜持也不是没有回报，至少议员卖身的价格一路飙升。公民党成立短短一个月不到，议员在国会中投一次票的车马费补贴已经涨到了200元，在表决宪法、选举总统等关键时刻可能还要更高。
孙元起私下算过一笔账：按照《临时约法》规定，选举大总统需要参众两院四分之三议员以上出席，得票超过总数三分二才能当选。而现在众议院有596个议席、参议院有274个席位。举行大总统选举至少需要653人出席、436人赞成才算勉强有效。即便按出席200元、投赞成票500元的价码来算，仅一次总统选举投票就要花费35万元以上！
照这么挥霍下去，别说自己这样家财万贯的大土豪。就算有金山银山都支撑不住，何况袁世凯是靠借外债度rì的呢？很显然，梁士诒他们组建公民党属于一锤子买卖，目的就是为选举总统。只怕选出正式总统之rì，便是国会寿终正寝之时！
尽管孙元起也希望能招揽到更多的议员，使得新中国党在国会中一家独大，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新来的议员待遇不能超过新中国党原有议员，顶多就是持平；再比如新来的议员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但不能提出干涉司法、违规升迁等非分要求。
相比之下。公民党完全就没有任何底线可言，从包揽诉讼到安排职位，从圈占良田到赠送名jì，简直是无所不能。
公民党的金钱攻势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在1913年11月底国会对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宪法草案进行表决时。公民党轻松否决该项提案。这次成功更刺激了公民党的嚣张气焰。不仅对其他小党派的议员大肆招揽，甚至把墙角挖到了新中国党籍议员的头上！好在新中国党前期工作做得够扎实，孙元起对本党派议员的关怀也无微不至，这才让梁士诒等人铩羽而归。
等到12月份的时候，国会中的议员争夺战终于尘埃落定。因为顾忌吃相，新中国党在这场盛宴中只捞到三十多人，虽然战果远不及公民党丰厚，但凭借这个成绩也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就凭手中掌控国会350个以上的席位。袁世凯便应该让孙元起三分，因为孙元起或许不敢说将来的总统肯定是谁。但却有底气说将来的总统肯定不是谁！
毫无疑问公民党是此次争夺战的最大赢家，前后共收获国民党籍议员100多名，此外还收编其他小政党的议员数十人，加上旧有班底，其所拥有的参众两院议员人数突破200人，一跃成为仅次于新中国党的国会第二大党。尽管没有达成最初掌控国会的目的，但公民党已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政坛劲旅，在否决约束大总统权力的宪法、提议尽快选举大总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国民党，毫无疑问是最悲催的输家，不仅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拱手让人，连辛苦竞选出来的议员也被别人瓜分殆尽，只剩下三四十名死忠分子在苦苦支撑，算是勉强保全了昔rì同盟会的名头与辉煌。真可谓底裤都输掉了！
随着议员争夺战的结束，因为对方都拥有否决权，所以新中国党和公民党都保持了相对的克制与冷静，不敢再轻易把宪法草案、总统选举等重大敏感议题提交国会表决。表明上国会趋于平静，但谁都知道下面蕴藏着即将蓬勃喷发的火山，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华民国局势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新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前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敏锐察觉到中国国会中的奇异景象，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撰文指出：
“最近一两年来，远东最大的帝国随着国家体制剧烈变动，政坛人物、机构以及法律、政治上都发生数不胜数的变化，即便最熟悉远东情势的评论家也觉得眼花缭乱。而在眼下这一刻，它突然变得沉静起来，好像是歌剧快到**的时候突然鸦雀无声、故事渐入佳境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在令人错愕的同时，也让人情不自禁转而追究其背后的原因。
“表面上看，局面平静的主要因素是国会两大党派，由内阁总理孙元起丈夫（他的另一个名字约翰逊博士，或许更为我们所熟知）统领的，主张先制订宪法的新中国党；与由临时大总统、也是最强有力的军队派系北洋军最高领袖袁世凯丈夫掌控的，主张先选举总统的公民党，互相都拥有否决对方的权力，于是各自都保持了相对克制，使得局面暂时冷静下来。就如同决斗时双方剑锋同时指在对方的咽喉之上，在这个时候，双方最理智的行为是各退一步再寻良机，而不是愚蠢地选择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这个古老的帝国一直实行**统治，直到1911年底前任临时大总统孙文丈夫率领一群热血学生、青年士兵以及不知mín zhǔ共和为何物的暴民推翻皇权统治为止。流亡美国多年的孙文丈夫在仓促之间借鉴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新建立的国家规划了最初的mín zhǔ共和制度，包括总统制与三权分立，但不包括内阁总理。
“为避免远东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各国zhèng fǔ积极斡旋下，孙文丈夫与北方处于军事优势地位的袁世凯丈夫达成和议，允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为了限制袁世凯丈夫的权力、保护革命党人取得的果实，孙文丈夫在卸任之前突然改总统负责制为责任内阁制。从那一刻起已经埋下祸根，府院之间的冲突成为必然，关键只在于何时爆发。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国会是作为制约府院权力与府院之争的工具而存在的，不过现在这种作用已经非常淡薄。此时国会更像是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争斗的一个场所，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的手段相对和平的争斗场所。但国会的约束手段非常有限，失败一方随时可能无视国会裁决，诉诸武力，进而引爆一场全国xìng战争，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时刻关注的！
“以上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争斗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析，比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的制度之争、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力之争、军事派别与教育团体之间的派系之争等等。如果我们想竭力透过复杂烦乱的政情，企图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探究最深层原因的话，笔者更愿意将之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mín zhǔzì yóu思想之间的思想之争。
“众所周知，袁世凯丈夫出生于中国传统官僚家庭，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思想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而使得他对权力极端迷恋，尤其是放纵的、至高无上而不受丝毫约束的皇权；而孙元起丈夫自幼生长在美国，mín zhǔ、法制的观念伴随着科学知识一起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在一起共事时，就像烈火与海水、生命与死亡一样，爆发出最激烈的冲突。
“当然，他们两人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袁世凯丈夫虽然被革命党人斥为保守主义者、独夫民贼，但他在清末自强运动中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比如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美国的议会等；而在孙元起丈夫近代mín zhǔzì yóu思想的背后，也有着追求权力、排斥异己、意图dú cái的念头。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局rì趋复杂的原因之一。
“尽管现在中国局势rì趋紧张，争斗随时可能从国会爆发，进而变成武装冲突蔓延到全国，但在笔者看来，却并非没有解决当前中国困境的办法，因为袁世凯丈夫和孙元起丈夫的思想里已经互相交融，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基础。他们只需像剑锷互指着对方喉咙的决斗者一样，各自后退一步，然后划分好权力分属，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有的争端自然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近三百来西方政治斗争的经验所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