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四、夕望龙城阵云起
又问了几个问题，记者们便把焦点对准了赵景惠。
“约翰逊太太，作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请问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记者的提问赵景惠还是听得懂的。早在经世大学建校之初，孙元起意识到中国与欧美各国在科研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在自己亲自动手编译教材、宣介科学发展潮流的同时，积极鼓励学生主动阅读、翻译西方各类科技书刊，加上学校里有很多外国老师和留学生，一来二去，学生们的外语水平都出类拔萃，赵景惠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赵景惠对外语非常熟稔，但她从未经历过如此阵仗，难免有些慌张，说话也有些磕巴：“对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厚爱，我、我感到非常荣幸……”
记者们的兴趣显然不在此：
“约翰逊太太，你觉得自己从普通的农村女子称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赵景惠低着头捏紧衣角：“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遇到了孙先生。”
“遇到约翰逊先生？具体到科学研究方面，他给你哪些帮助？”
“他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都给了我巨大帮助，比如黄花蒿素的萃取、青霉素的发现等。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孙先生的指点，现在就不会有黄花蒿素和青霉素的问世。”赵景惠如实答道。
“您的意思是说，约翰逊先生在黄花蒿素、青霉素等一系列药物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少在黄花蒿素、青霉素这两种药物上。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赵景惠道。
“那你对约翰逊最近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那篇论文怎么看？他在撰写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有关问题和你探讨？”
“孙先生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并没有和我讨论，我也是前不久刚刚在《science》杂志上看到。尽管对论文所涉及的内容知之甚少，但我坚信。这篇论文一定非常重要，将会推动生物学向前迅速发展。”赵景惠语气笃定。
“约翰逊太太，请问你对约翰逊先生如何评价？”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品德上。”
“约翰逊太太，据说你和约翰逊博士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包括主仆、师生、夫妻等等，其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一种关系？”
“呃……”赵景惠涨红了脸。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要说答案，那自然应该是夫妻关系，可作为传统的中国女子。这样的答案如何说得出口？
记者们见状立即趁热打铁问道：“有传言称你和约翰逊先生的婚姻是被迫的，你是否曾为此后悔过？”
赵景惠闻言猛然抬起头，正色答道：“不，我和孙先生结婚完全是自愿的。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
就在赵景惠被记者们围困的同时。孙元起也陷入了困扰之中，不过他的困扰并非来自新闻媒体，而是来自北方的恶邻——沙俄，困扰的根源则是沙俄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的《俄库条约》，其目的就是谋求外**立。
说起外**立，事情还要从元末明初说起。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中，会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其实在1368年徐达大军攻陷元朝首都大都后。元朝并没有就此灭亡，而是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领蒙古人退回了蒙古高原。继续与明军对抗，并不断向明朝边境发动进攻，图谋恢复其在全国的统治。这个政权前后延续了二十年，国号仍叫大元，以其地处塞北，故称“北元”，直至公元1388年北元皇帝、大汗脱古斯帖木儿被叛臣也速迭儿弑杀。
北元之后政权改名为蒙古，随后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黄金家族在蒙古高原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其深刻影响却长期存在，那就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原、属于蒙古人自己的政权。无奈蒙古人却一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先有明朝大军数次北征，被打得丢盔弃甲；后又被女真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加上内争不断、佛教兴起，蒙古孱弱得如同高原秋季的白草，这个愿望只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等待时机成熟。
经过无数代人的祈盼，时机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现。此时在内，清政府急欲剿灭南方各省的叛乱，对于外蒙荒芜之地无暇顾及，控制力也日趋下降；在外，沙俄从16世纪经营西伯利亚开始就对内外蒙垂涎三尺，不断通过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手段进行渗透，企图策动蒙古亲俄分裂势力让外蒙脱离中国，进而成为沙俄的保护国。
1911年7月，在沙俄驻库伦（现乌兰巴托）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的策动下，亲俄的杭达多尔济（外蒙古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等人利用举行各盟王公会盟大典之机，突然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组成代表团前往俄国要求接受沙俄的保护。清政府虽然暗弱，对此却毫不含糊，立即对沙俄提出强烈抗议。沙俄政府明地里与清政府展开积极磋商，暗地里却是对外蒙分裂分子派人给枪，以示支持。
在沙俄的支持和策划下，外蒙分裂势力于1911年11月底、12月初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随后宣布外**立，成立大蒙古国，拥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帝，号“额真汗”，年号共戴。显然，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都是不可能承认这个独立。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政府也是积极与沙俄政府交涉，并派人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孰料在11月，廓索维慈与哲布尊丹巴又在库伦签订《俄蒙协约》四条，明确表示俄国政府将对蒙古予以援助，为其编练国民军，以使得蒙古能够维持当前的自治政体；并帮助蒙古禁止中**队及移民进入蒙古等。
《俄蒙协约》的主旨就是驱逐中国、独立蒙古、投靠沙俄，故而内容一公布，立即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外交部照会沙俄驻华公使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外蒙与外国无论订立何种协定，中国概不承认；外交总长梁如浩更是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各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集合全**队克期征蒙；国民党、共和党、新中国党等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外蒙事宜，也都主张用兵。像广东省甚至召开军事大会，决定将广东省陆军的两师一旅拨归征蒙之用。
在这种大势之下，袁世凯也表示解决外蒙问题首先要以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为依归，然后尽力以和平手段了解，万一事情决裂，但亲自率军出征，以无负国民委托。同时密令各省暂缓实行原定的裁军办法，责成各部认真训练，听候中央调遣。
客观来说，袁世凯此举确实堂堂正正、合情合理，但孙元起很怀疑袁世凯采取武力手段的决心有多大。所谓“行胜于言”，在孙元起看来，沙俄虽然垂涎内外蒙的领土，但它现在国内动荡不安，又忙于参加巴尔干战争，并没有精力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现在不过是虚声恫吓罢了。如果袁世凯能够组织两三个师的北洋精兵以狮子搏兔之势迅速荡平外蒙叛乱，沙俄根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插手。
和孙元起“英雄所见略同”的也大有人在，而且鉴于孙元起两路派兵入藏平乱的丰功伟绩，孙系盘踞的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犹豫蒙古毗邻，所以纷纷致电孙元起，希望他能再接再厉、贾其余勇，迅速出兵平定外蒙叛乱。当然，孙元起麾下确实可以抽出两个师的兵力北上，而且孙元起也有这样的打算，不过这些电文中却透露着几分阴谋的味道，让孙元起怵然心惊。
杨永泰从河南省开始一直陪同在孙元起身边，负责新中国党竞选事宜，看完这些电报也赞同孙元起的直觉：“大人见解极是，全国其他各省都督都能要求派兵北上，唯独我们不能！”
“哦，你的理由是？”孙元起问道。
杨永泰道：“南方各省都督之所以叫嚣着‘克期征蒙’，是料定袁项城不敢调遣他们北上，因为袁项城害怕南方的革命势力趁机把‘征蒙’变成‘北伐’。如果袁项城做好万全准备防范他们乘机作乱，他们还可以狮子大开口，大肆索要军饷枪械，等军饷枪械到手后再踟蹰不前，袁项城能奈他们何？而我们一旦要求派兵北上，袁项城很有可能就顺水推舟应允了！”
“你担心出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孙元起皱眉道。(未完待续。。)
三九五、春风不改旧时波
杨永泰点头道：“正是如此！蒙古人虽然在藏传佛教熏染之下已经失去了往日彪悍勇武的血性，但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浩瀚无垠的草原戈壁上，可以将蒙古人善于骑射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对步兵和后勤威胁巨大。而且据情报称，沙俄陆军部在半年前曾命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马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分裂集团；又派步兵一营和哥萨克骑兵数百名以加强领事馆防卫的名义开往库伦，帮助外蒙训练军队，估计现在已经可以勉强出战了。
“本来对于我们来说，在国会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派兵远征可以极大地博取民众的好感，争取选民的选票。但是我军现有两个旅在入藏途中，又有两师一旅在湖北境内，还有一个旅驻扎在山西大同，对川陕两省造成的后勤压力极大，兵力也略显支绌。现在川陕两省守备兵力很多都是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从未经历战阵，如果抽调两个师北上，不仅难有胜算，也容易造成防卫空虚。再者，若是袁项城调遣我们湖北或山西的驻军北上，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答应他，北洋军会乘虚而入抢占地盘；不答应他，他又会大造舆论败坏大人声誉。
“最关键的还是派兵可能导致的后患。外蒙就是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即便我们荡平叛乱，也很难在那里长期驻军。外蒙谋乱由来已久，现在又有沙俄明里暗里的支持。我军一旦撤回，叛乱很可能会死灰复燃。而且晋、陕、甘、新等省与蒙古毗邻，如果他们骑兵分股南下侵扰。将是我们心腹大患！”
孙元起长叹一口气：“袁项城只怕也希望我能主动出头吧？说到底，袁项城还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内心里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治的强国，决不希望外**立。不过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沙俄是个庞然大物，不是眼下中国所能招惹的，所以极力主张以和平手段加以解决。但他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反而让沙俄、外蒙觉得柔弱可欺，越发骄纵狂妄起来。故而他希望我能主动请缨，给他们一个教训。
“如你所说，如果我们出兵有好几个优势。首先晋、陕、甘、新等省与蒙古毗邻，毋庸担心我们取道北洋军的地盘，而且补给线相对较短。其次我们粮饷相对充裕，枪械相对完备。不会向他狮子大开口。第三我们是地方势力。即便真和沙俄火拼起来，他作为中央政府也有转圜的余地。当然，他期盼的最好结果是我们和外蒙打得两败俱伤，然后他可以从中渔利。”
“大人，那我们该如何处理此事？”杨永泰问道。
孙元起沉吟道：“袁项城希望我们能主动跳出来，我们自然不能坠入他彀中，让他称心如意。不过现在是竞选的关键时刻，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我们不妨以新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支持袁大总统和国务院以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为宗旨，早日解决外蒙问题；并表示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将积极编练民军。一旦事情决裂，便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出军北伐。”
杨永泰有些不解，试探着问道：“大人，我们是真的要编练民军，还是虚张声势敷衍袁项城？”
孙元起道：“当然是真的！外蒙王公妄图独立之心可谓由来已久，如今背后又有沙俄作祟，恐怕通过和谈手段难以轻了，纵使他们一时半会儿偃旗息鼓，终究还是会闹腾起来的，我们必须尽早做好武力平叛的准备。一旦事情不可为，无论袁项城如何，我们都必须出兵。”
作为穿越者，孙元起自然知道外蒙最终还是独立了出去，成为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尽管不知道从唇齿相依到分道扬镳，期间经历了多少是非曲直，但孙元起还是希望中国版图能够维持眼下的秋海棠叶形状，而不是被列强啃啮成雄鸡模样。如果机会恰当，甚至不排除阴老毛子一下的可能。
杨永泰犹豫片刻后说道：“大人，上次我们贸然进军西藏，已经惹得英国政府大为不快，为此调遣驻印英军武装护送土登嘉措自噶伦堡启程返藏，遇上没准儿就要一场恶战。好在川陕各省与英国并无接壤之处，西藏虽然与印度毗连，中间又有崇山峻岭阻隔，倒也不虞英国用强。如今大人又准备出兵外蒙。
“外蒙虽较西藏略微丰阜，但也乏善可陈，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悲，而且外蒙背后有沙俄撑腰。沙俄的吃相可不像英国那般虽然垂涎欲滴却偏要装出绅士模样，他们素来简单粗暴崇尚杀戮，惹恼他们恐非西北之福。以中华一隅之地而交恶世界两大强国，只怕有些——”
“只怕有些不智？”孙元起叹了口气之后才接着说道，“其实如果有可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我也不愿意和英俄两国交恶，但这可能么？这两个国家早先都只有鼻屎大小，就是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不断鲸吞蚕食才变成今天这样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在他们眼中，中国就好比是傻子手里的元宝，理应由他们代为保管，我们中国人不应该也无权拒绝他们的好意。
“对于这种强盗行径，温良恭俭让是没用的，和平谈判只能拖得了一时，却拖不了一世。最好的办法还是鼓起勇气硬起心肠，狠狠地敲断他们伸进来的贼爪子，让他们不敢再伸手。现在西藏、外蒙虽然闹腾得厉害，但毕竟还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出兵平乱理直气壮。只要我们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叛乱，就算英俄两国心里不痛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兵干涉。”
见杨永泰欲言又止，孙元起又劝慰道：“畅卿毋庸多虑！出兵外蒙之事我会仔细斟酌的，不会轻举妄动。眼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袁项城的和平谈判，在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编练民军不过是做好另手准备以防万一，成军至少也得在半年以后。目前我们首要任务依然是国会竞选。”
杨永泰这才放下心来。
孙元起可以杨永泰稍安勿躁，但外间征蒙抗俄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远非孙元起所能平抑。在12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几乎同时出现民众到俄华道胜银行挤兑的行动。仅北京一地，短短三日之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之多，导致各处商店场肆都不敢收道胜银行的钞票，该银行发现的纸币甚至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一会儿主张万不可承认《俄蒙协约》，务必要坚持到底；一会儿主张对于《俄蒙协约》眼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观沙俄政府的行动；一会儿主张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坚持长期抗俄，直至取得胜利；一会儿主张组建中日联盟，共同对抗俄国。总之，在报纸上玩得不亦乐乎。
黄兴也上书袁世凯，条陈自己的平叛建议，要求各省抽调精兵4000人组建征蒙军队，二十二个行省共计可得8.8万人，如此规模定可稳操胜算。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半吊子军事水平，给征蒙军勾勒出北上的路线，即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行抵土谢图汗部西北的库伦。天天在京城里听戏遛鸟的黎元洪也主张用兵入蒙。
在众人纷纷扰扰宣扬征蒙抗俄之际，孙元起囿于自身原因无法直接派兵北伐，也无法公开支持武力平乱，只能坐视事态变化，这就是困扰他的根本原因。
好在处于困扰之中的并非只有孙元起一人，还要包括袁世凯和内阁诸人。对于袁世凯来说，既不愿轻易动用他的老本北洋军远征，也不能容忍异己军队通过征蒙而立功壮大，更害怕采取武力行动会在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而对他不利，真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当然，要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袁世凯，而是外交总长梁如浩。这位新科总长也是流年不利，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档子麻烦事，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际，只好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沙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库朋斯基甚至没有请示俄国政府，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对不起，条约已经签字公布，恕难取消！
都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极是。大总统袁世凯主张尽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内阁总理赵秉钧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梁如浩他一个外交总长能有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顶多就是放下颜面亲赴使馆交涉。如今亲赴使馆交涉失败，又怕遭受舆论抨击，梁如浩当天便提出辞呈离开了北京。
此时正是外交的关键时刻，外交部不可一日无主，赵秉钧思忖良久，只好起用对俄国极为熟稔的前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当日主动辞职就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不肯加入国民党，阻碍了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的形成。此时又把陆徵祥请了回来，无疑宣告执政才两三个月的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就此破产！(未完待续。。)
三九六、也学刘郎去又来
就在陆徵祥就任外交总长不久，国民党激进派报纸《民权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评论，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文章的大致意思是：
“近一两个月来库伦之乱甚嚣尘上，全国上下都在激烈讨论武力征讨外蒙之事。诚然，武力平叛是解决外蒙叛乱的有效手段，但国民却不知道在武力平叛之外还有解决蒙乱更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国会大选。因为现在是民国初始，无论对内平定叛乱，还是对外解决外交纠纷，首先必须得巩固国基。国基巩固与否，此次大选为第一决定性因素！有志之士无不知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你就out了。而且你也不再是有志之士，转而变成为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现在国内民众往往以不能抵御外侮来责备政府，殊不知政府中人正是利用边疆危机来愚弄国民，转移民众对于内政尤其是国会竞选的注意力，以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播弄。所以，尽管爱国民众都希望边疆早日平定，政府却迟迟不愿出兵，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愿边疆平定。这种心理就好像列强想利用我国内政混乱来实现其侵略意图一般，虽然手段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等当不为政府所引诱，集中注意力于国会竞选，选举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党议员，进而组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府。对内迅速平定叛乱，实现民主共和；对外解决外交争端，建设睦邻友邦。如此则和平随至、富强可期！”
这个论调很像后世论坛上民煮柿油党的语气。
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民主自由实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前咄咄逼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的列强立马摇身一变，成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文明绅士，不仅会迅速退兵，甚至连以往割地、赔款都会吐出来。而那些国内的土豪军阀们也会温良恭俭让起来，只要国会一声令下，马上就“十四万人齐解甲”。
什么。饥荒问题怎么办？切，真没见识！只要民主自由了，天上会噼里啪啦自动往下掉牛奶面包。要多少有多少，哪还会有饥荒问题？——当然，如果你只喜欢愚昧落后的稀饭馒头，吃不惯高贵冷艳的牛奶面包。那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在孙元起看来《民权报》的社论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不过却有效地把媒体的注意力转回到内政方面来。记者们似乎也厌倦了一群政客坐在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数千里外喇嘛、王公和牧民在不毛之地的穷折腾，开始关心起发生在身边的国会竞选。
如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那样，群体是无意识的，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在媒体有意识引导的情况下，社会舆论顿时为之一变，大家突然间都忘记了外**立带来的边疆危机，开始热烈讨论起国会议员竞选来。而且国会竞选也确实精彩，绝对够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
清末实行新政时曾设立资政院。资政院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其中钦定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各十人，合计100人，均由皇帝委派。另有民选议员100人，虽然名为“民选”，其实却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大多数是地方士绅，少数是留学归来。要说如此大规模“民选”，民国元年的国会竞选可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正因为这是头一回，所以才倍加热闹，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
正大光明的公开竞选手段自不消说，比如各党派充分利用本党的舆论机关、报刊杂志进行广泛宣传；组成“助选团”到各地演说，张贴海报、标语、传单鼓吹本党政见，炫耀本党候选人的声望权威；开设夜学，发放候选人名片，教选民填写本党候选人姓名等。这些大家都司空见惯。
真正令记者和读者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非法手段，诸如选票作弊、投票违规、开票做假、金钱贿选、裁判不公、政府干涉等等，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报道。但要说最刺激、最吸引眼球的，还是竞选的全武行。在这个领域，国民党出镜率最高。
国民党如此露脸，除了己方候选人数众多、对手报纸刻意渲染等原因外，还在于它前身同盟会便具有很浓重的暴力倾向，甚至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时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被马君武认为是替袁世凯当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对宋教仁大肆言语讨伐。宋教仁年轻气盛，按捺不住性子，便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立即还以颜色，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左眼顿时受伤出血，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当然，马君武素来骁勇善战，当众斗殴的光辉事迹屡屡散见于野史轶闻之中。如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他必定当仁不让位列前茅。除了宋教仁被他辣手摧花外，惨遭他荼毒的还有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肇甫、著名诗人苏曼殊等人。
在暴力行为方面，同盟会的女会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以唐群英为甚。1912年3月20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唐群英等因为女子参政权问题企图闯入会场，参议院下令禁止入内。唐群英恼怒之下，挥拳击破窗户玻璃，手掌受伤鲜血四溢。警卫上前阻拦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之仆地”。
唐群英最光辉的业绩还是殴打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在党纲中取消妇女参政权，唐群英于1912年8月27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对宋教仁进行公开殴打。据当时报纸描述，唐群英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国民党（同盟会）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于敌党自然更下得去手了。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成立大会召开那天，以陶成章、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未完待续。。)
三九七、乱鸦又向寒林集
孙元起此次北上，是为了准备参加中央学会的参议院选举。
“中央学会”是个奇怪的名字，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个组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存在时间非常短。从1912年8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由中央学会选出参议院议员8人开始，到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中央学会最重要的任务选举参议院议员成为镜花水月，中央学会也不了了之，总共不过存在一年半时间。若是算正式组建时间，恐怕还要更短。
尽管中央学会一直以来寂寂无闻，但它在学术脉络和政治体系的传承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根据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签署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直接隶属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学术定位上看，中央学会应该是取法法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的规制，并上接唐宋元明清以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的传统，下开民国中央研究院、党国中国科学院的先河。
民初政府对于中央学会的建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把它与各省放在同等位置，分配了8名参议院议员名额，相比之下，各省也不过才有10个名额而已，由此可见其对中央学会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份尊崇并非始自民初政府，而是脱胎于清朝末年的资政院，因为在资政院200人名额中。就有10个是钦定给硕学通儒的。在中央学会之后，这种传统也一直保持，像后世民国国民大会有教育团体、技师团体、医药团体、社会贤达等名目，党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样有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等界别。
按照道理来说，中央学会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不应该如此轻易夭折才对，怎么会一岁而殇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学会尚未成立。大总统府便急匆匆地颁布了《中央学会法》，致使中央学会先天存在严重缺陷，自然难以长命百岁。
首先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地位。
从《中央学会法》第一条可以看出。中央学会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院就，推进学术和文化发展，性质类似于近代国家的科学研究院。但《中央学会法》的第十六条又规定。只对学会会长、副会长及各部部长酌给公费。普通会员则分文皆没。也就是说，学会会员仅是兼职，并非专职研究人员，这又与民间普通学术团体类似。
另外，国家研究院一般直接直属于中央政府，而中央学会是直属于教育部。由此可见，中央学会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研究院，也不是普通的民间学术团体。应该看作是国家研究院的雏形，或者民间学术团体向国家研究院演变的中间过渡形态。故而中央学会的地位非常尴尬。
其次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定位。
中央学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对其成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就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中央学会法》却规定：会员由具备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或者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当选；外国人对于中国学术有特殊贡献者可以推荐为名誉会员。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就有资格当选为会员。尽管民国初年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远不像今天这般俯拾皆是，但每年也有近千人。一个以研究学术为己任的高层次研究学会只要求大学毕业生即可入会，《中央学会法》所定会员资格未免有些失之过宽。
袁世凯最初提出“中央学会”名称的时候，孙元起还是教育总长，在他看来，中央学会应该是泛指一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既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及其下辖的各种专业学会，也应该包括各大学研究所、清末民初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以及民间私人组织的学会（比如美国信宝珠女士1909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华护理学会，丁福保1910年成立的中西医学研究会）、诗文社等，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社团。如此一来，中央学会既可以避免与中华科学院机构重叠，也可以囊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块内容。
没等孙元起发表自己的见解，教育总长已经换成了现在的蔡元培。《中央学会法》颁布之时，孙元起正在全国各地忙着竞选事宜，看着好端端的中央学会被折腾成四不像，忍不禁摇头叹息：这哪还是什么中央学会，分明就是民国版的全国学联嘛！
——全国学联，全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是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尽管对袁世凯、赵秉钧、蔡元培等人此举颇有微词，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孙元起也只能任着他们折腾。
按照12月大总统府公布的第一届参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中央学会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定于1903年2月10日举行。在此之前，中央学会必须尽快完成会员的互选与资格认定。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
如果把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式学堂视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那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五个年头，毕业的学生加起来至少有好几万，其中经世大学一个学校就要占据其中的半数以上。此外还有在国外大学毕业的、有专门著述需要中央学会评定资格的，林林总总估计将近十万人。这些人散布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经过朝代变革很多学历、档案已经散佚。验证起来非常困难。要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完成会员的互选与资格认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任务艰巨，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央学会是一块大肥肉。试想一下。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等人口数千万的大省才有10个参议员名额，而不到十万的中央学会中就有8个名额，比例悬殊数百倍，怎么能让人不动心？尤其还是国民党在众议院初选失利、新中国党紧追不舍的情况，自然更不会轻易丢弃这一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国民党和蔡元培等都是咬紧牙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尽管在接手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过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问题首先出在对《中央学会法》中的资格解释上。
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前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他们向教育部要求取得选举会员的资格。教育部有些愕然：虽然大学预科也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是高中教育跨越到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但预科只相当于补习班，水平、资历都明显低于大学专科毕业，根本达不到《中央学会法》规定的要求。怎么可以提出参选要求呢？
预科学生则振振有词地解释道：首先。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是大学；其次，预科是大学的一部分；第三，我们在大学里学习了三年时间。这些完全符合“国内大学三年以上毕业者”的条件，为什么没有选举会员的资格？
教育部这才发现法案中的漏洞，赶紧补充解释道：“高等专门”四个字应该和“大学”连起来理解，意思是在高等以上学堂学习专业课三年毕业者才有资格，大学预科虽然也是高等以上，但是学的都是普通入门科目。所以不能参选。
就在教育部和大学预科生们打嘴仗的时候，又有一波留日学生跳了出来要求参选。这些人绝大多数毕业于日本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速成专科。——据统计，清末留学日本的数万名学生中，学习速成科的占60%，普通科（预科）的占30%，中途转学退学的占5—6%，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也就是说，速成专科水平甚至不及预科。
速成专科比较正规的是一年或两年，后来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也开始萝卜快了不洗泥，由一年缩短为八个月，由八个月缩短为半年，甚至还有数月乃至数日的速成科！速成科的名称也极多，包括速成师范、速成法政、速成工艺、速成理化、速成警务等等诸多名目。
按照《中央学会法》规定，至少也要在高等专门学校学习三年才有资格参选，速成专科最多也才是两年，明显不符合要求。但很多人却在“三年”两个字上抠字眼，比如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第四期学员1905年11月入校，1907年5月毕业，在校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却占据了三个年头。所以也理不直气壮地到教育部要求参选。
各地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也联名上书教育部，力争互选资格。教育部更是一个头两个大：各地法政学堂学生都是已经入仕的官员或举人、贡生、监生等，选择品行端正、通晓笔墨之人经考试后入学，只学习法政知识；京师法律学堂也是专选公职人员入学肄业，两者显然都不是法案中所指的中学毕业或中学毕业程度考入高等学堂的毕业生。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在“高等专门”中间加了个顿号来理解，变成“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一下子把中央学会的学历门槛从大学本科、专科降到了高中（高等学校）、中专（专门学校）。
“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都算是半个舶来品，最先出现在日本的教育体制内，然后为中国所采用。在法案的制定者看来，“高等专门学校”的意思简单明了，就是全日制大学专科毕业，没想到在具体实践中却遇到了这些的不同解读。
会员选举本来就人多事紧，没想到还遇上了这档子事，着实令教育部上下着急上火。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抗议不断，请愿队伍天天堵在大总统府、教育部门口，更是令袁世凯、蔡元培等人一脑门子官司。
肥肉虽然好吃，但也得有本事吃到肚里才行啊！他们思忖再三，最后还是痛苦地决定：请孙元起出山！(未完待续。。)
三九八、从遣乘春更北飞（上）
为了引诱孙元起出山，袁世凯也是下了血本，一口气给出“中央学会会长”“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三四个头衔。
可惜孙元起对此并不感冒。
尽管他已经卸任教育总长，远离中枢政治核心，可身上各类公私职务依然有数十个之多，政府性质的如大总统府高等顾问、国立中华科学院院长，民间团体的如经世大学校董会董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会长、中国教育会会长、新中国党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至于其他理事、委员、教授、代表之类赠送的名头更是不计其数。难道中央学会会长、委员长之类的虚衔更有诱惑力？
真正促使孙元起出山的是另外两个原因，首先是蔡元培的恳求。
蔡元培虽然在教育上颇有心得，但精通教育并不等于能够做好教育总长，尤其是在民国初年这种政治大环境下，临时参议院的制约、北洋系的掣肘、其他党派的倾轧、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就足以折磨得你心力交瘁。而且孙元起借鉴后世的教育制度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又全面推广改良版义务教育，将教育摊子铺得非常大，令初来乍到的蔡元培一时半会儿很难上手。
更重要的是教育经费短缺。川陕各省每月贡献给教育部的经费不可谓不多，可是花钱的地方更多。科、教、文、卫、体个个都需要教育部拨款。以前孙元起主政的时候，经费短缺还可以让莉莉丝献献爱心，无偿帮衬一把。蔡元培哪有孙元起那么大的颜面？出任教育总长才短短数月。蔡元培已经无数次萌生辞职的念头。这回中央学会会员评选闹得满城风雨，蔡元培在烦恼之余再次想到辞职，甚至辞职书都写好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幸好此时宋教仁回到北京，闻听消息赶紧面见蔡元培，先是声泪俱下动之以情，然后再苦口婆心晓之以理，痛诉国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与挑战。最后宋教仁沉声说道：“孑民兄。眼下参议院选举在即，我等必须全力以赴，不容丝毫有失！一旦竞选失利。合并未久的国民党很可能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您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理事，忍心坐视政党沉沦？
“中央学会作为教育部直属机构，选举监督又是以教育总长充任，只要你在位上。就有很大希望获得半数以上名额。若是你此时辞职。教育总长一职必然由孙百熙接任，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就会成为新中国党的囊中之物。如今新中国党在众议院初选中已经成为第二大党，紧缀在我们国民党之后。如果他们因此在参议院选举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使得我党不能组阁，最终导致政党分裂。孑民兄，那岂不是‘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呃……？”蔡元培有些无语：我这个教育总长辞职与否，能够决定国民党的成败？未免有些太言过其实了吧！再者说。就算我在位又能如何？孙元起在海外声誉极隆，又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能够确保留学生的选票不会流失；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姑且不说，单单经世大学的毕业生就占据中央学会会员人数的一半。国民党凭什么在中央学会中争取半数以上名额？
宋教仁见蔡元培有些不信，又接着解释道：“宋某也知道孙百熙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无人能比，哪怕他不采取任何拉票动作，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也会大半落入新中国党的囊中，其他党派难以染指。但我们国民党现今已经陷入困境，必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中求生，迎难而上，未必就没有翻盘的机会！”
“那遁初有何高招？”蔡元培奇道。
宋教仁微露阴狠之色：“我们首先请孙百熙北上就任中央学会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负责中央学会的机构筹备、会员评选以及参议员选举事宜。这些事情本来就纷纭复杂，经世大学在高等教育界又一家独大，孙百熙稍有处理不当就会惹得物议沸腾，影响新中国党的得票。纵使他能面面俱到，妥善处置此事，也可以把他牵扯在京城，不让他到全国各地演讲拉票。
“一旦中央学会开始选举参议员，我们就会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宣扬孙百熙把持会员评选，排除异己，让经世大学学生和新中国党在中央学会中一家独大，意图囊括所有名额。像孙百熙这种人素来最重名声，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让出几个名额，我们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也颇有影响，孑民兄在教育部再稍加引导，肯定能有所斩获。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蔡元培闻言顿时眉头大皱，神色也颇为不渝：“这手段未免太——！”
“太卑鄙？太下作？”宋教仁冷笑道，“比起共和党的贿选、舞弊，我们这点小伎俩算什么？政治本来就是肮脏的，它只包括三个含义：残酷、血腥、欺骗。纵使孙百熙号称当代圣人，从政之后也逃不过这个范畴，何况等而下之？我们既然决定从政，就不必故作清高。
“再者，共和党就是袁项城豢养的走狗，他们要是执政，我们革命党流血铸就的民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新中国党则是毫无政治主见，依违于我们国民党和袁项城之间，朝三暮四，东食西宿。相对于新中国党和共和党，至少我们目的是清楚和正确的。既然目的正确，手段上有些小瑕疵又打什么紧？顶多就是事急从权罢了。”
蔡元培脸色更加深沉：“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便结果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孑民兄，宋某知道您与孙百熙关系匪浅，早在十年前经世大学成立的时候就曾以副校长之职相召，邀请你北上执教；现在就任教育总长也是出于孙百熙的大力举荐。此次邀请孙百熙北上就职，只怕还得孑民兄您亲自出面才好。”
蔡元培冷哼一声，不怿地答道：“既然你知道我和孙百熙关系莫逆，还想让我出面邀请他北上？难道你想陷蔡某于不仁不义之地？”
宋教仁连忙答道：“宋某岂敢！只是孙百熙此次北上对于新中国党来说未必全是坏事，只不过对我们国民党更有利而已。孑民兄作为教育总长，想来也应该知道这次会员评选涉及全国近十万人，而且要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完成，任务艰巨；现在各地士绅又为会员评选事宜闹得不可开交，请愿抗议不断。如果照这样下去，在明年参议院会议召开之前绝对难以完成议员选举。
“参议院会因为中央学会没有选出议员而延期么？显然不会！那就意味着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彻底被浪费，这对我们是个损失，对于新中国党来说也是个大损失，唯有共和党和袁项城对此是乐观其成。如今能够改变这一局面的只有孙百熙，因为他在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是大家公认的，而且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发展情况了如指掌，像眼下闹得沸沸扬扬的资格解释问题，他完全可以一言而决，无人再敢提出异议。既然如此，孑民兄为何不愿请他北上呢？”
蔡元培虽然知道宋教仁用意不纯，但当前面临的困境却确实如其所言，除了孙元起很难破解，拖延下去很可能教育部和候选学生两败俱伤。——在真实历史中，就是因为互选资格的激烈争吵，在学界酿成了意想不到的风波，以至于教育部与无互选资格的学生相持不下，双方都分别诉诸法律。最后以兼任教育总长的陈振先解除兼职，也无人通过中央学会当选参议员而告终。这也最终致使中央学会胎死腹中。
宋教仁见蔡元培有些意动，又赶紧趁热打铁道：“宋某如此手段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国民党、同盟会和光复会！昔日为了革命成功，光汉子（徐锡麟）手刃安徽巡抚恩铭，最终心肝被刳而无悔；鉴湖女侠（秋瑾）举义于浙江，事泄从容就义于绍兴；熊味根（熊成基）谋刺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愿以鲜血浇灌自由之树。
“孑民兄，你忍心看着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政党就此衰落么？你愿意看到先烈碧血铸就的民国如此衰败么？现在国事蜩螗，民不聊生，我们革命党人有志奋起，将当前政局洗刷一新，使得民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以告慰诸位先烈地下之灵，使他们含笑九泉，难道这也有错么？”
蔡元培只好松口道：“那我就给孙百熙写封信，至于成与不成，那就非我所能及。”
宋教仁顿时大喜过望：“好、好、好，那就有劳孑民兄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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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八、从遣乘春更北飞（下）
虽说孙元起对蔡元培颇为仰慕，两人也交谊颇深，但他的书信还不足以让孙元起急吼吼地赶到北京去救场。促使孙元起出山的更关键因素还是来自汤寿潜的劝说。
自从张謇叛党之后，汤寿潜成为党内唯一能与孙元起比肩的元老级人物，孙元起对他也非常尊重。这次众议院初选，汤寿潜不辞劳苦奔波江、浙、赣、皖、闽、粤等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减少张謇叛党带来的巨大冲击，并组织竞选团队应对国民党和共和党的挑战，使得新中国党在华东地区牢牢占据四成以上的席位，为新中国党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一点上看，汤寿潜真可谓居功至伟！所以孙元起在初选完成后来到上海，除了想稍事休整之外，主要就是想跟汤寿潜见面晤谈以表谢意。
这段时间里，孙元起和汤寿潜或是到城隍庙的南翔馒头店吃吃蟹黄包，或是去南市十六铺的新舞台听听京剧，又或者在莉莉丝的华熙园里品茗畅谈，倒也轻松自在。接到蔡元培的航空信件时，孙元起与莉莉丝、汤寿潜以及杨永泰等数人正在四马路的一品香番菜馆开洋荤，他打心底里不愿去接这个烫手山芋，奈何蔡元培言辞恳切，当下不禁皱起眉头。
汤寿潜见状问道：“百熙，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孙元起苦笑着把信件递给了汤寿潜：“蔡鹤琴想让我担任中央学会会长，并负责学会会员互选及参议员选举事宜。现在全国各处士绅为了资格解释之事闹得不可开交。每天聚集在教育部及总长、次长寓所周围抗议请愿，出言无状，不可理喻。现在请我北上。不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么？”
汤寿潜看完后说道：“那百熙对中央学会怎么看？”
孙元起摇了摇头道：“不客气地说，中央学会就是个怪胎！或许袁项城成立中央学会的初衷是想它建成国家研究院之类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可孙某在此之前已经先后建成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等组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初步具备了中央学会的功能，再成立中央学会难免会给人叠床架屋的感觉。
“可能袁项城和蔡鹤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做了一定的调整，将中央学会变成全国高等院校毕业生联合会。如果全部调整的话倒也不失为良策。可它偏偏又保留了学术机构的尾巴，变成了如今这般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照这样下去，恐怕中央学会存在不了多久；即便能够苟延残喘，也是个不尴不尬的边缘角色。”
经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经世大学、北京大学等组织推举，中华科学院在十一月份终于选出了首批10名院士。除了孙元起、赵景惠两人之外。还有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发动机专家李复几、计算机学者刘斌，以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学者马丁、特斯拉、卢瑟福、爱因斯坦、米列娃等。在这当选的十人之中，竟然有一半以上获得过诺贝尔奖，比例之高令全世界为之叹服，着实算得上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的桂冠。
汤寿潜道：“百熙你从学术角度着眼，分析鞭辟入里，令人叹服。但中央学会的存在并非仅仅是学术机构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诚然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在国际上影响力匪浅。在国内令无数学子高山仰止，但它终究只是学术机构。影响力局限于学术圈内。
“我国素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不仅意味着学问优渥便可以踏入仕途，也意味着学问大小是通过能否踏入仕途、入仕官职大小来确定的。如果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纵使在学术上有再大的影响力，终究难免为世俗所轻。所以无论中华科学院也好、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也好，可以想见，在不远的未来都将无法与中央学会抗衡，个中关键就在于中央学会拥有媲美各省的参议员名额。”
孙元起、杨永泰等都不由点头道：“蛰翁所言极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思想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只怕学术界也未能免俗。”
汤寿潜接着说道：“中央学会拥有的参议员名额足以媲美各省，可以想知中央学会会长将来对于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力。此次众议员初选，我们新中国党的得票从年龄层次上看主要来自二三十岁的西式学堂毕业生，从职业上看主要来自知识界，这些都是我们新中国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偏偏中央学会在会员资格上和我党支持者颇有重合之处。
“《礼记》有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若中央学会会长是冲虚谦退的彬彬君子还好，如果是国民党在这个位置上安插一个争权夺利之辈，恐怕将来与百熙之间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乘此机会接受会长一职？”
杨永泰道：“蛰翁，这个中央学会的会长可不好当啊！单单现在一个会员互选资格认定就闹得教育部上下鸡犬不宁，谁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波折？袁项城、蔡鹤琴奉送给大人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这几顶高帽子，说白了就是让大人去当恶人，决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让谁上、让谁不上。最后功劳没有多少，反倒都是得罪人、背黑锅的活儿，弄不好就影响我们新中国党在全国的选举大局，大人怎么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
汤寿潜捋了捋胡子：“百熙、畅卿，老夫给你们说则《韩非子》里的故事吧！话说宋国有位执政大臣名叫子罕，某日对国君宋桓侯说道：‘百姓喜欢奖赏恩赐，所以这项权力由您来操持；百姓憎恶杀戮刑罚，这就由微臣来掌管吧！如此一来便可以恩归于上、怨归于臣，百姓对大王只有感恩戴德之心，江山才会永保稳固。’宋桓侯思忖片刻，觉得子罕所言甚是有理，便答应了。
“从此以后，每当有司要颁布法令、诛杀大臣，宋桓侯都说：‘这种事去问子罕吧！’于是全国的王公大臣都畏惧子罕而不害怕**，升斗小民都只知道有子罕而不知道有国君。政策推行一年之后，子罕便杀死了宋桓侯而自立为王，全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史称‘戴氏取宋’。百熙，你知道《韩非子》中记载这则故事是想说明什么道理么？”
孙元起可不像汤寿潜那么知识渊博，自然不知道这则故事是出自《韩非子》的《二柄篇》，当下唯有默然以对。
汤寿潜也没指望从孙元起这里得到答案：“这则故事意在说明‘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位者必须恩威兼施，不可偏废其一，故而在皇权统治时期有‘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之说。
“百熙你自光绪年间以来便在大江南北捐资兴学，惠及全国万千学子；执政四川之后，更是蠲免川陕各省钱粮田赋，恩泽不可谓不广。但你在威刑上却鲜有举措，即便主政一方也少有杀戮刑罚，使人觉得你是生而少断、好和不争，故而袁项城、宋遁初等才屡次三番对我们新中国党构陷利用。百熙你必须在适当时候表现出杀伐果断，才能让他们有所忌讳。
“此次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会员资格在大总统府颁布的法案本来说得极为清楚明白，认定起来应该非常通畅易行才是，结果却闹得沸沸扬扬。为什么呢？究其根源在于某些没有互选资格的毕业生、在校生从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角度对法案进行曲解，认为他们应该享有互选资格，而蔡鹤琴没有太大权威，处理又失之柔弱，由此酿成互选风波，并日益高涨。
“当此之时，百熙你应该挺身而出，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权威对互选资格进行明确界定，是则是，否则否；解释颁发之后如果再有故意捣乱者，关则关，罚则罚。藉此也让袁项城、黎黄陂、国民党、共和党他们知道你只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并非一直柔弱可欺。”
杨永泰也赞成道：“蛰翁高见！大人，不用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
“这……”孙元起顿时大有犹豫：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对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凡事喜欢“和为贵”，对于他们抗议请愿真还下不去狠手。或许这就是汤寿潜所说的“生而少断、好和不争”性格吧？
汤寿潜见状有些不满，声音也略略提高：“百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孙元起只好退让一步道：“我到北京看看再说吧。”
就这样，他乘坐飞机返回了北京，参与到这场特殊的选举中来。(未完待续。。)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一）
孙元起此次北上并不是很着急，所以也没有刻意安排专机，而是随意搭乘了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
飞机从上海起飞后不知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从牟利角度考虑，几乎每站必停，先后停靠南京、合肥、开封、正定才抵达北京，原本预期一天可以抵达的航程愣是被拖延成了两天。不过就孙元起观察，中华航空公司运营情况还是很不错的，额定十人的客机几乎每次都是满员，要知道从上海到南京短短三百公里的航程，票价就高达四十块银元！
更令孙元起感兴趣的是乘客们的身份。除了极少数是特意乘坐飞机开洋荤的新潮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男性商贾。当然，现在飞机的机舱密闭性、隔热性、舒适性都不是很好，又值冬季，每位乘客在航行过程中都要拥着厚毛毯瑟瑟发抖，确实不适合老弱妇孺，更不适合那些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只有那些追求时间、金钱的商人才会敢于忍受这种折磨。
孙元起说是去北京看看，结果刚下飞机就看见蔡元培在机场恭候。
看来中央学会乱七八糟的事情确实把蔡元培折腾得够呛，只见他身材消瘦、面色青黑、头发半百、颧骨高耸，看到孙元起便扑了过来，紧紧握住孙元起双手：“百熙，你可来了！元培望子久矣！”
孙元起有些惊讶：“孑民兄何以至此？孙某听闻近来京城因为中央学会会员资格认定事宜闹得沸沸扬扬，正好仁兄折简相召。便北上看看情况。怎么，局面已经糜烂至此？”
蔡元培长叹一声：“一言难尽哪！走，我们上车边走边说。”
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新款小轿车在民国元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因其式样雅致、车身坚固、行使稳速、座位舒适等诸多优点，很快博得政府高官、巨商大贾的青睐。尽管售价不菲，加上关税至少要值三四千银元，依然迅速成为京、津、沪等地小开招摇过市的新宠。据负责通用公司在中国销售事宜的孙多鑫月前保守估计，今年至少可以售出三百辆通用轿车，明年估计会翻上一番。
通用轿车的热销，导致陕北延长油田公司的产品在市面上供不应求。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各地对石油的勘探开采和蒸馏提炼。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也由内阁配发了一辆通用轿车。蔡元培拉着孙元起坐到后排座位。然后开始诉苦道：“百熙，以前乡间谣谚说‘别人的活好干，别人的钱好赚’，蔡某还有些不信。总以为既然别人能干的事儿咱肯定也能干！自从接受教育总长之职后。蔡某才明白什么叫‘人力有时而穷’。以前看着百熙你在任时颁布学制体系、推行义务教育，似乎轻而易举；等自己着手操办的时候，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就说义务教育拨款的事吧！本来以为最麻烦的是筹款，没想到百熙你已经提前帮助解决，剩余事情应该非常轻松写意才是。谁知发放的时候，这个省也伸手喊穷，那个省也张嘴要钱，几乎到处都是窟窿。国库里早就空空如也。教育部又是清水衙门，哪里有多钱去弥缝窟窿？蔡某只好抹下脸面。拆东墙补西墙，再四处讨饭化缘，才勉勉强强交差。
“再说眼下中央学会会员资格认定的事儿。本来会员资格在大总统府颁布的《中央学会法》里说得清清楚楚，谁知那些学生偏要断章取义，故意曲解，甚至对法令置之不理，无理取闹，天天围着衙门寓所抗议请愿。那些学生都是天之骄子，说又说不服，打又打不得，直闹得教育部上下鸡飞狗跳，片刻不得安宁。蔡某更是心力交瘁，感觉一月之间便老了十岁！”
听了蔡元培的控诉，孙元起对他也深表同情。
一般来说，要想掌控住局面必须要以理服人、以势压人、以情动人，然而蔡元培刚刚接掌教育部，和学生无半点情分可言；作为文化人、教育家、革命者，他又不屑于用自己的权势去压倒对方；所以，他只能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企图说服学生。可是那些热血上脑的学生哪有心情听你翻弄嘴皮？所谓“以理服人”，无异于对牛弹琴。
蔡元培最后有些庆幸地说道：“所幸贤弟重仁重义、公忠体国，能够上思国家之大计，中解学部之危困，下拯愚兄于水火，不避艰险，肩荷重任，愚兄实在是感激不尽！”
孙元起可不愿轻易沾惹上这摊子事儿，连忙辩解道：“孑民兄，小弟此次北上主要是为处理经世大学校务，不涉及其他任何事情，只怕仁兄有些误解吧？再者按照国家法令，中央学会应由教育总长负责，仁兄大才，处理此事定然游刃有余，何苦要牵扯小弟在这个局外人？还望仁兄恕罪！”
蔡元培顿时一脸苦相，连连抱拳作揖道：“百熙！贤弟！是你把愚兄推入这个火坑，如今愚兄有难，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愚兄恳请您能够念在以往兄弟情分上施以援手，如果你不出面处理中央学会之事，愚兄唯有辞职一途。实不相瞒，早在数日之前我就已经写好辞呈，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见蔡元培如此放低身段，孙元起也不好坚拒，只好虚与委蛇道：“孑民兄，小弟对此也是素手无策，还是看看再说吧。”
两人正说话间，汽车已经抵达教育部外。此时教育部外正围着一大群请愿学生，因为从大早上到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天，也没有看见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身影，教门的警卫也一再表示今天总长没有到部。所以大家都有些气馁，都准备去蔡元培的寓所围堵。本来已经准备散去，突然间看见蔡元培的轿车出现。众人精神都为之一振，顿时上前将轿车团团围住，振臂高呼道：
“我们要选票！我们要公平！”
“学界平等，一视同仁！”
“不公正，毋宁死！”
“打倒专权舞弊之教育总长蔡鹤卿！”
“蔡鹤卿不辞职，教育界无宁日！”
……
好在经世大学设计的这款轿车充分考虑到乘坐者的**，车窗采用的是单向透视玻璃。加上车内较暗，所以坐在车里的孙元起、蔡元培等人倒不虞被外面人看见；而且车门可以反锁，也不怕学生们拽开车门。但孙元起好奇的是。学生们高呼的口号貌似意指蔡元培在中央学会会员互选过程中有不公正之处。不过就孙元起所知，蔡元培的个人品德在民国时期是有口皆碑的，怎么可能会有专权舞弊的行径？
蔡元培似乎察觉到孙元起的疑惑，苦笑着说道：“蔡某也是情非得已啊！”旋即又问道：“百熙。你应该知道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吧？”
“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孙某自然知道这所学校。它前身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设立的养正书塾。后曾先后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全浙师范学堂，前不久刚刚根据教育部令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在宣统前后，它曾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等并称为‘六大师范’，算得上是全国名校。”孙元起执掌学部这么多年，对全国高等院校了如指掌，不过他有些不明白：“孑民兄，为什么突然提及这所学校？”
蔡元培有些羞愧地答道：“确实如百熙所言，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算得上是全国名校。尤其是在浙江高等教育稍显薄弱的情况下，更属难能可贵。但该所学校与其他五所高师略有区别。仅在名字上就有体现，因为它除了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外，还有培养小学师资的中等师范，故而名为‘两级师范学校’。
“教育部批准中央学会开始会员资格审查后，浙江教育厅曾致电教育部，询问该校会员互选该如何办理。蔡某碍于桑梓情面，加上浙省士绅纷纷请托说情，便批准该校全体学生享有互选权。谁知部中专门司在备案时发现该学堂不仅设有高等教育的优级师范选科，还有初级师范简易科和体操专修科，便拒绝签字。蔡某也是一时糊涂，便自行画押备案了事。结果引得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斥蔡某专权舞弊。”
孙元起这才明白事情始末，不过蔡元培这番徇私偏袒确实算得上是专权舞弊，而且此举会让事情更加复杂，也让他失去处理中央学会事务的资格。
两人坐在车里交谈，车外的学生们却以为蔡元培是故意躲避，畏葸不敢出车，更加群情激奋，当下便有学生找来砖块瓦砾开始砸窗，准备揪出蔡元培饱以老拳。蔡元培见状只好大声呼叫教育部门口的巡警、门卫前来救驾，轿车司机也拼命鸣笛，缓缓开车逼退前面阻拦的学生。
待巡警稍稍驱散学生，蔡元培才拉着孙元起钻出轿车，对诸位学生高声说道：“蔡某才疏学浅、私德有亏，无法公平公正处理中央学会相关事务，实在愧对天下民众。因而特地请来孙百熙先生全权负责此事，从今以后蔡某概不插手，还请诸位宽宥蔡某！”说完朝四周各深鞠一躬。
学生们看到孙元起出现、蔡元培道歉，先是一愣。接着便欢呼雀跃起来。
孙元起不由得皱着眉头低声抱怨道：“孑民兄，这回你可把我坑苦了！”(未完待续。。)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二）
蔡元培赔笑道：“百熙贤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您就权当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吧！”
孙元起没好气地说道：“这哪是什么普度众生？分明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嘛！”
蔡元培涎着脸：“无论如何，贤弟今天一定要帮老哥渡过难关才行。”
孙元起忍不住想翻白眼：我凭什么帮你？上辈子欠你的？
不过孙元起还是按捺住性子，仔细权衡得失后对周围学生大声说道：“诸位，中央学会成立未久，会员资格认定事务繁冗，中间难免有所差池。《论语》有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孙某相信，教育部定会公平公正、妥善处理中央学会相关事宜，给全国民众一个完满的交代，还希望大家能稍安勿躁，不要激于一时义愤而误人兼以自误！”
话音刚落，蔡元培便接着补充道：“经教育部决议并报大总统府批准，从即日起，由孙百熙先生出任中央学会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院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全权负责中央学会所有事务。孙百熙先生学高身正，品德卓著，素为天下推重。由他来执掌中央学会，铨衡会员、参议员选举事宜，想来结果必能令诸君信服！”
“好欸！”学生们欢呼道。不过欢呼声却较之前小了许多，其间还掺杂着“蔡元培滚出教育部”“欢迎孙先生执掌教育部”之类的不和谐音符。
孙元起明白，能到教育部门口围追堵截、抗议请愿的学生。多半都是没有互选资格或者处于两可之间的，眼看其他处于两可之间或者没有互选资格的同辈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了许可，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心理失衡之下他们变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便企图通过这些抗议行为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进而取得教育部的退步、承认。
现在由海外名校毕业、曾一手创立中国最高学府、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了如指掌的孙元起来处理此事，资格认定肯定会从重从严，一切鬼蜮伎俩都将无所遁形，他们的愿望也将落空。所以他们难免觉得有些失落，欢呼声自然也小了不少。
又劝慰了片刻。学生们才陆续散去。孙元起有些玩味地看着蔡元培：“孑民兄，你是故意把我诓来这里的吧？你我兄弟一场，此举未免有失厚道啊！”
蔡元培嘿嘿笑道：“那你当初推举愚兄出任教育总长又算不算厚道？”不待孙元起回答。他又正色说道：“百熙，中央学会诸事看似不难，因为通观全国，符合会员互选条件者也不足十万人。远不及地方一府人口；可要想按期完成参议员却也不容易。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互选资格解释的困难，不是学会法令规定得不清楚，而是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听。刚才学生们抗议的场景你也看见了，要不是今天你在这里，蔡某肯定难逃一劫。
“接下来是审查毕业证书的困难。清末各省高等学堂所颁毕业文凭，率由各省自己印制填写，上面只有学堂、提学使关防，并无学生照片。涂改仿造极为容易；若是冒名顶替，一时间亦无从查验；如果学历文凭证书因为兵灾水火不慎遗失损毁。或此时不在身边，恐怕也难以补办。此外，还要提防各省政府为争取本地名额，故意串通学堂作假。
“再者是选举造册的困难，从地方收缴验证文凭，到递交教育部审查，再到中央学会登记造册、返还文凭，手续繁杂，工作量大，除非有大批人手一起处理，否则很容易造成各种资料堆积如山，难以措手。而且工作中稍有纰漏就会酿成纠纷，然而期间纰漏必定不少，比如文凭在寄送过程中丢失、登记造册中漏掉一些人等。如果中间再有人故意挑拨生事，只怕难以善终。
“还有杜绝舞弊的困难。各省必须接到选举名册及选票才能进行选举，互选之后必须等到各省选票汇总至中央学会才能确定会员名单，在此过程中到处都是上下其手的机会，让你防不胜防。一方面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又时间紧迫，从现在到国会召开不到四个月时间，稍微拖延便会功败垂成。所以还请百熙从大局考虑，尽快着手，早些完成！”
孙元起知道事态严重，对于中央学会的职务任命也就没再多加推辞。他向蔡元培稍稍了解中央学会前期工作进展之后，迅速返回经世大学，与经世大学教育系、中国政策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等单位人员就中央学会的定位、架构及选举事宜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磋商探讨。就在蔡元培和请愿学生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他向教育部提交了包括《中央学会章程》、《中央学会会员互选细则》、《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孙元起首先将中央学会定义为虚体的学术机构，下面分为两个实体的学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以及即将组建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正式名称将为中国社会科学学会。
从机构设置来看，每个学部都下辖一系列专门的学会。就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学会）来说，下面就有中国文学会、中国哲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语言学会等名目。
而从机构隶属角度来说，中央学会对应各省学会，中央学会各学部则对应各省学会的学部，中央学会的各个专门学会又对应各省学会的各个专门学会。由此，入会的会员也被分为三类：由各省专业学会互选产生的普通会员；由全国性专业学会的所有普通会员互选产生的高级会员；由中央学会会长、副会长提名通过，或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有特别贡献者，称为荣誉会员。
至于会员互选，孙元起有惩于之前学生对于《中央学会法》的质疑，先是对具有互选资格的人群做出了专门的界定。比如所谓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就是中学毕业后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经过考试选拔才能入学，实施学科教育并授予特定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所谓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生”，就是在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接受专业课程教学三个学年以上，所有科目考核合格，取得毕业证书文凭的学生。界定之严密、解释之古板、条款之苛刻，简直令人发指。
孙元起还唯恐不够精密，又组织经世大学教育学系师生对中国1898年出现高等教育以来所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详细列举了全国所有施行高等教育的学校名称以及起止年限、专业名称；对外国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也进行了罗列，明文规定各国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速成专科（部）毕业生不在此例。就拿蔡元培舞弊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来说，名单中就明确指出该校只有1908年至1912年优级师范科的毕业生才具有互选条件。
为防止因学校资料缺失而导致的人员遗漏，孙元起又特别要求，目前各省应就名单规定的合格人士迅速展开普通会员选举，以便在规定时间内选举出参加国会的参议员。至于其他不在名单的学生，可以以信件的形式向教育部反应，中央学会也会为他们单独留出1个参议员名额，等待时机合适再另行补入，以免因为一部分人而累计全体选举。规定颁布之后，如果再有学生寻衅滋事，借故抗议请愿，阻挠选举进行，第一次当课以100块银元的罚款；第二次将课以500块银元的罚款；第三次则处于一个月的拘役，并剥夺五年之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绝不姑息。
孙元起在随文件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申明，如果临时参议院、内阁同意自己的意见，那么自己会接受相关职务任命，暂时负责中央学会的会员互选与参议员选举；如果不同意，那不好意思，孙某能力有限，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估计临时参议院、内阁也是没有别的高招，很快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孙元起提交的所有文件。随后，这些文件在《政经日报》、《申报》、《民立报》、《民权报》以及中华广播等媒体上以政府公告形式连续刊登，位于经世大学旁边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也挂出了“中央学会”“中央学会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部”“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中央学会参议院选举委员会”等牌匾，标志着中央学会正式成立。
不知是因为孙元起的人格魅力，还是有关处罚规定过于严苛，公告颁布数日之内居然无人提出反对意见。而近水楼台的经世大学作为中国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在这几天内已经先后有上千人在选举事务所登记审查，几乎占据了全国登记总人数的九成！
真正会员选举的时候，该不会是经世大学一家独大吧？孙元起不仅忧虑：尽管经世大学在中国科学界确实是一枝独秀，在中央学会中占据大半壁江山也在情理之中。但自己执掌中央学会选举大权，如果现在的7个参议员名额中，经世大学学生独占6、7人，恐怕难免为人所诟病吧？
就在这时，门人突然来报：“大人，京师法律学堂王锡銮请见！”(未完待续。。)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三）
京师法律学堂？孙元起有些疑惑：这所学校不是已经不存在了么？
京师法律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当时清政府鉴于庚子国变、帝后西狩的屈辱，开始励志变革推行新政，其中包括法律革新。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批准成立修订法律馆，对旧有的帝国法律进行删削，并参酌外国法律，起草适合新形势下的民刑法典。
随着法律改革的全面深入，法学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显露，因此培养大批汇通中西的法律人才，就成为保证全面修订旧法、推行新法的重中之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清末著名法学家、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向朝廷上奏，请求拨款设立法律学堂，开辟了清末法政学堂创制之先声。
沈家本的奏本最终获得了朝廷的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法律学堂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正式开学，为此清廷特地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作为法律学堂开办的贺礼。第二年，法律学堂由修订法律馆所属改为法部直属，并正式改称“京师法律学堂”。
根据《修律大臣订立法律学堂章程》的规定，学堂设专修科、速成科两种，考取朝廷各部属员入校学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佐理新政。其中专修科学制三年，课程与当今法学院的课程极为相似；速成科学制一年半，只学习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等14门主干课程。目的是使学员在短期内成为政府所急需的法律人才。
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为当时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所培养的人才在以后的政治及法律运动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法律学堂只开了甲、乙两班，毕业生大概500人左右，还未来得及开办丙班便被停办，学生并入了京师法政学堂。
京师法政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学部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不久法部的京师法律学堂、度支部的京师财政学堂同时并入，使它迅速成为全国法政专门学堂中的巨擘。但它也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在民国元年的孙元起手中，更名为现在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可以这么说，京师法律学堂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为什么王锡銮此时还要特意在姓名前冠上这个学校呢？孙元起稍稍思忖便明白了意中所指：他是代表京师法律学堂前来请愿的。该来的总会来的！孙元起深吸一口气，对门人说道：“有请！”
京师法律学堂成立不过六年，王锡銮作为该校的毕业生，孙元起最初还以为他是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谁知片刻之后却进来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看上去比孙元起还老态些。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道：“后学王锡銮拜见孙先生！”
——原来京师法律学堂的学生都是挑选中央各部委的在职公务员，故而普遍年龄偏大。据统计，该校第一届225名毕业生中，最年长者53岁，最年轻者18岁，以30岁年龄段为最多。王锡銮还算是那一届中比较年轻的。
孙元起连忙还礼道：“王兄太过客气了！恕孙某眼拙，不知王兄在何处高就？今日到访有何贵干？”
王锡銮答道：“后学姓王名锡銮，字韧盦。广西临桂人。光绪丙午（1906年）蒙抚宪会考，录送京师法律学堂学习。毕业后以主事分部学习，现在京师高等检查厅任书记长之职，闲暇时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兼课。王某凡夫俗子，自然难入先生法眼。今日冒昧求见是后学愚钝，对中央学会有关会员互选的规定有暗昧不解之处，想求教于先生。”
王锡銮？会员互选？孙元起忽然想起前几日《申报》上的一则新闻。
据说在孙元起抵达北京之前，原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便率先在京城召开了中央学会会员预选，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王锡銮，并且倡言：“将来中央学会正式选举，凡我校同学当全体投王君票，以翊助王君顺利当选，为我法律学堂增光。”当时在场众人皆欢呼鼓掌赞成。谁知没过多久，孙元起便颁布了具有互选资格的高等院校名单，京师法律学堂根本没有上榜。之前那场预选会便好比一群太监上青楼，成为全国的笑谈。
孙元起心中了然：“学会会员互选涉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演变，本来就错综复杂，孙某对此也是闭门造车，相关规定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还请韧盦兄不吝赐教！”
王锡銮放低姿态问道：“后学疑问之一，便是为何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在具备互选资格的院校名单之内，其前身之一的京师法律学堂却不在其中？虽然现在京师法律学堂已不复存在，但据王某亲身经历而言，京师法律学堂应当具备《中央学会法》及《互选细则》的条件才是。”
“韧盦兄请稍等片刻。”说罢孙元起起身在书架上翻找起来，然后拿出几页纸递给王锡銮：“这些分别是沈寄簃老先生（沈家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向朝廷上奏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家叔祖父文正公（孙家鼐）光绪三十二年（1906）《筹设法律学堂折》以及贵校建校之初的《章程》，从这三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京师法律学堂是‘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习’、‘以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法律，各具政治智识，足资应用为宗旨’。
“请注意‘各部属员’‘已仕人员’这八个字！这充分说明贵校的学生都是选取当时各部在职的官吏，而不是学生。显然不符合《互选细则》中‘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这一条，故而京师法律学堂不应在具备互选资格的院校名单之内。不知韧盦兄有何异议？”
王锡銮道：“在下觉得先生你解释的内容中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京师法律学堂学生身份问题。尽管我等在入学之前是已仕人员。但考取之时即脱离官场，入学之后便身为学生，本无‘官吏’‘学生’之别。中央学会又何必强分彼此？
“第二，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问题。我等虽然不才，但既能入仕，绝大多数都有贡生、监生、秀才功名。只恨我等生不逢时，求学之时唯有私塾、书院。并无中学堂之说；所读之书唯有四书、五经，亦无化学物理。现在先生以中学相规矩，未免失之太苛。”
孙元起手指摩挲了下巴上的胡茬。一字一顿地说道：“韧盦兄，你是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又是京师高等检查厅的书记长，还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兼职教师。作为一名法政人员。你应该比任何人更能理解‘一字千钧’的道理。因为法律条文是最严谨的，钉是钉铆是铆，容不得半点马虎。比如《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者不适用死刑，尽管都是十八周岁，但犯罪前满十八周岁和犯罪后满十八周岁能一样吗？
“同样道理，《中央学会法》及《互选细则》等都是通过临时参议院审议、内阁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入学前必须是学生，入学前是学生和入学后是学生便完全截然不同。中央学会自然要强分彼此。你怎么能说本无‘官吏’‘学生’之别呢？再者说，入学之后谁不是学生？”
王锡銮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白。
孙元起又道：“当然。你说之前并无物理、化学、中学堂，以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相局限未免太过苛刻，这一点确实很有道理。不过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推广新学以来，私塾、书院已经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大中小学，现在国家立法将中央学会会员资格定义如此，也是从长远角度考虑，所以无可厚非。”
王锡銮气呼呼地说道：“照孙先生这么说，那些著述等身的耆宿硕儒只因没上过高等院校，没学过物理化学，便终生与中央学会无缘了？”
孙元起笑道：“韧盦兄，要想当选中央学会会员，可不是只有高等院校毕业生一条路！在《中央学会法》以及《互选细则》中都明文规定，除了高等院校毕业生之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者也具有互选资格。那些著述等身的耆宿硕儒可没有被排斥在中央学会之外。”
王锡銮道：“如果有些耆宿硕儒是述而不作或不轻易下笔，致使没有著述问世呢？像清初大儒亭林先生（顾炎武），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潜丘先生（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也是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若是按照今日的法令，他们岂不是名闻天下，身却不得入学会？
“又或者有些耆宿硕儒著述暂时不为学界所认可呢？像潜丘先生的《尚书古文疏证》，便被以博学著称的西河先生（毛奇龄）讥为‘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并针对该书撰写出《古文尚书冤词》；此后还有望溪先生（方苞）的《读古文尚书》、瓯北先生（赵翼）的《陔余丛考》加以驳斥。若是按照今日的法令，他岂不是终生无望学会？”
孙元起道：“那些述而不作的学者，对于著述留世都不萦于心，想来对于中央学会会员的名头更是弃如敝屣了，所以我们都不必太介怀。对于真正有学问而暂时无法获得公众认可，我们还可以中央学会会长、副会长直接提名当选荣誉会员，以免有遗珠之憾。当然，无论学会如何努力，总会有些杰出的学者无法入选，这是无论哪个朝代、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我们会尽量以公平公正的态度，采取多种评选渠道、多种评价方法挑选优秀的学者，避免遗憾。”
王锡銮微微点头，然后又问道：“在下还有个问题，现在中央学会只有先生一人，有专门著述者如何通过中央学会评定？难道先生打算一人包揽对全国所有学者著述的评判？”(未完待续。。)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四）
孙元起有些默然。
王锡銮说得确实非常有道理。孙元起只是个物理学硕士，并不是神人，超前百年的见识或许让他能在物理、化学、数学、电子等领域颇有发言权，但绝不是所有领域。像文、史、哲、法等学科，很多时候他甚至不及速成科毕业的半桶水，又如何评判这些领域学者著述的优劣呢？诸如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名物典章等传统学术，只怕他连读都读不懂！
孙元起沉吟片刻答道：“韧盦兄可谓明见万里、智察秋毫，这一点孙某确实有欠考虑，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孙某准备通过中央学会会长直接提名的方式，先在各领域选出一批年高德劭的荣誉会员，以负责学者著述的品评。史学比如杨邻苏（杨守敬）、王葵园（王先谦），经学比如王湘绮（王闿运）、廖四译（廖平），哲学比如严几道（严复）、梁新会（梁启超）。法律一块孙某陌生得紧，不知韧盦兄有何推荐？伍文爵（伍廷芳）、沈寄簃（沈家本）两位老先生如何？”
王锡銮道：“这两位先生都是在下的老师，本来王某不敢置喙。既然现在孙先生问及，王某就斗胆说上几句。伍先生曾自费赴英国四**学院之首的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并取得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后回到香港从事律师工作，很快被港督批准为执业大律师。他曾协助沈先生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禁止刑讯，又主编民事、刑事、诉讼法等。结束中国民法、刑法不分的局面，为中国刑法开辟新纪元。所以他作为法学的荣誉会员，绝对是名至实归！
“沈先生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我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早在前清光绪十二年（1886）就刊行了第一本法学著述《刺字集》。此后，他还陆续撰写了《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等十余部书稿。除研究之外。他还广泛从事法学实践，包括担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法学职务，以及主持制定《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律典章。堪称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先驱。
“伍先生学成于海外，沈先生植根于本土，一中一西，一洋一土。足以并称我国法学双璧。由他们来评判当前法学界的著述。自然公平公正，无人敢不服。只是两位先生现今都已年过古稀，精力锐减，辛亥年后便退职不再视事。尤其是沈先生，早已久病卧床，恐怕孙先生您——”
“孙某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孙元起接过话头。
大佬都是七老八十的前辈，这确实是中国学界的普遍问题，尤其又以文科领域更甚。个中原因除了中国人喜欢论资排辈、尊老敬老的习俗。也因为古代的学术成就需要慢慢积累，而不需要太过惊才绝艳的思辨能力。故而年龄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民间谣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路还多”“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便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
曾有人戏谑地总结了文史哲学科学阀养成计划，包括拜入名师门下、获得名校学位、出国留学镀金、执教著名高校、大量撰写文章等等，但最关键的一条却是争取长命百岁。只要你把同辈的学者全部熬死，唯独你岿然独存，你自然就变成了学阀。文怀沙、叶蔓之类之所以能够出名，就是活得足够长，然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王锡銮这么关心沈家本、伍廷芳的身体和年龄，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孙元起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客气地问王锡銮道：“不错，沈先生抱病在床，伍先生退居上海，孙某确实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韧盦兄作为法学界知名人士，不知有何良策？”
王锡銮态度依然恭谨，语气却略显明快：“后学才疏学浅，并无良策可言，只是从孙先生您借用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来互选会员的思路里，突然想到一种解决方法。”
“哦？”
王锡銮接着说道：“有如孙先生在海外纠合留学生创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我等京师法律学堂学子熊煜、王克忠、汪子健等人在沈先生捐资赞助下成立北京法学会，是为我国最早的法学会。学会成立之后，曾设立短期法政研究所，积极培育法政人才；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每月一期。但由于辛亥年底政治变革、社会动荡，法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止。
“现在民国肇始万象更新，恰值中央学会创建，所以我等恳请孙先生出面对法学会重加整顿，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法学会，并由中央学会予以资助，把评判全国法学界学者著述的任务作为学会的第一项工作，使得学会尽快恢复活动，为政治之改革、人民之治安做出法学界应有的贡献！”
王锡銮的用意原来在此！
说到底，他的目标还是会员互选资格。在前来拜访孙元起之前，他已经针对《中央学会法》以及《互选细则》拟定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直接争取原京师法律学堂的高等院校地位。奈何孙元起是靠教育起家，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完全重合，对各所院校的来龙去脉可谓了如执掌。第一轮较量刚刚开始，王锡銮便被孙元起直接ko。
另一种则是迂回争取原北京法学会对全国法学界学者著述评判的资格。根据《中央学会法》规定，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者也具有互选资格。所谓“著述”，这个定义就宽泛多了，无论是译作、教材还是专著、论文，无论摘抄、汇纂还是翻译、撰写，都能算在著述的范畴。如果由北京法学会把持著述评判大权，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编辑出版的《法学会杂志》中论文全部算成著述。
尽管孙元起掌管学部数年，对教育界情况一清二楚，但比较陌生的法学领域出现一个十多二十人的地方小学会、编辑出版几期上不了台面的杂志，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连上报纸的资格都没有，孙元起又怎么可能会知道呢？王锡銮真是利用坊间对于此事的不了解，才一步步把孙元起诓进自己设置的陷阱里。
端的是好算计！
尽管孙元起对王锡銮的手段有些反感，但对北京法学会还是颇为赞许的，在这个年头能够主动组建一个专业性学术团体，并创办研究所和编辑出版杂志，真还得对专业有些兴趣和研究才行！这种人或许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但他们的责任感正是创立中央学会最需要的京师，而且当前所有学科都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苛求过多。
孙元起道：“中国法学会作为中央学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的当然成员，以后由中央学会资助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将北京法学会整顿升格为中国法学会之事，却大有商榷余地。”
“这是为何？”王锡銮皱眉道。
孙元起答道：“诚然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发凡起例之功，但它们能否代表中国法学、组织中国法学会，这还很有疑问。就孙某所知，仅宣统元年（1909）学部总务司统计，全国便有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这些学校有所著述的学者能够对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衷心服膺，唯你们马首是瞻？只怕京城地面上的北京大学、经世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学校的法学师生首先就不服！
“此外还有留学海外的学生。仅宣统元年到三年这三年间，赴欧、美、日的公费和自费法学留学生就有958人；若是算是以前的年份，总数不下两三千人，其中不乏伍文爵（伍廷芳）、王亮畴（王宠惠）之类的名校法学博士。他们又会对你们服气？莫要让你们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成为法学界的笑柄！”
王锡銮这才默不做声。
孙元起继续说道：“当然，韧盦兄提出的建议很是很具有可行性的，而且你们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的先导之功也不能忽视，不如由你们召集京师地面上的所有法学专业师生，对有专门著述而又不具有互选资格的学者进行评述，最终选出不超过合格参选人数二十分之一的学者作为你们北京法学会的会员。你们法学学人素来以严谨和公正著称，想来制定的方案、选举的结果都非常公允。等你们选举成功，还可以将此经验推广到其他省份、其他专业。”
京师法律学堂总共不过500名左右的毕业生，即便人人都有著述、人人都来参选，按照二十分之一的比例也只有25人当选北京法学会的会员，还要再参加全国法学会的选举，最终必定无法操纵选举的结果。
王锡銮低着头想了片刻，才闷声答道：“谨遵孙先生吩咐！”(未完待续。。)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五
尽管孙元起给出的最终答案没能让王锡銮完全满意，但全国的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毕业生毕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在zhōng yāng学会会员互选中撕开个小口子，也算是足以告慰同侪了。<－》然而他们也没有高兴太久，司法部就发布部令，规定所有法官均不得加入政党，凡已入党者须立即宣告脱党，未入党者以后也不得挂名党籍。
这也是mín zhǔ政体“司法dú lì”的应有之义。但对于热衷竞选的政法系统官员来说，无疑是迎面一拳，直打得头晕眼花：没有政党，还玩什么政治？这回可真的是如同“一群太监上青楼”了！
不过在王锡銮、熊煜等人的主导下，běi jīng法学会还是在年底恢复了会务活动，并重新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他各地各类学会也纷纷汲取、借鉴běi jīng法学会成立的经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向zhōng yāng学会发起冲击。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各省的会员选举还算平静，即便有什么纠纷矛盾，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让孙元起长松了一口气。不过边疆的局势rì益紧张，却又让孙元起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首先是外蒙。
在民国元年年底的几个月里，zhèng fǔ上下从大总统袁世凯到副总统黎元洪，从内阁总理赵秉钧再到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乎都在为外蒙事务忙碌，各地集会声讨、征兵筹饷等动作不断。但孙元起知道咬人的狗不叫，这般大张声势，无非是虚声恫吓而已，他们终究还是秉承袁世凯的指示：只宜镇静交涉，不能轻举妄动。
外交部秉承这一宗旨，先后与法、美、德等国公使沟通，希望他们zhèng fǔ能出面施压，强迫俄国取消《俄蒙协约》。谁知其他列强不仅没有善心大起，反而从中看出民国zhèng fǔ的软弱可欺，一个个像饿狗似的扑了上来，先是德国对山东提出土地利益要求，其次是rì首相桂太郎照会中国：如果中国答应沙俄在外蒙攫取的特权，那么rì将会在南满、内蒙照办，接着英法也在云南、xī zàng边境增兵，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
沙俄受此鼓舞，态度更趋强硬。俄国驻华公使12月14rì提出中俄交涉的六项条件，规定中俄在没有签订条约之前，俄国将视蒙古为主权国家；道胜银行在华的一切损失，应由中国zhèng fǔ赔偿。限中国zhèng fǔ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即视为默认。态度之嚣张，简直令人发指！
当然，沙俄的恶行还不止此。
12月27rì，沙俄从海参崴调兵，强占呼兰府（现哈尔滨市呼兰区）。
1月12rì，俄籍间谍佐治野夫代表土登嘉措与外蒙当局si下签订《蒙藏条约》九条，主要内容包括土登嘉措承认蒙古自治权及哲布尊丹巴的dú lì宣言，外蒙zhèng fǔ也承认xī zàng的自治权以及宗教领袖喇嘛的地位，两国zhèng fǔ在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应该永远互相援助等。
同rì，外蒙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抵达莫斯科，以答谢俄国zhèng fǔ承认立为名，请求沙俄帮助蒙古训练军队、支援枪械等。随后他们获得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
1月26rì，俄军三百余人经奉天辽原州（现双辽）侵入宾图王府（现辽宁省彰武县）。
1月27rì，库伦蒙军头目丹柏江村率队千余人迫近xīn jiāng与外蒙交界布尔干河，并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长期驻扎。布尔干河距离迪化（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不过数百公里，xīn jiāng总督杨增新情急之下，赶紧电告袁世凯；也许他知道袁世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给袁世凯致电的同时也给孙元起发了一封电报，并询问该如何处置。
孙元起早就对沙俄及外蒙咄咄逼人的态度大为不满，只是一时间找不到插手的借口。闻听消息之后，相对于袁世凯“静观其变”的软趴趴回复，孙元起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除了当即命令杨增新派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率兵前往查看之外，还对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提出严重jǐng告：如果不在五rì之内撤走布尔干河附近的驻军，将会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烈反击。
孙元起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给杨增新回电之后，马上致电驻扎山西大同的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驻扎陕西绥德的陕西陆军第二师、驻扎甘肃宁夏的陆军第四十五旅迅速做好战备，随时准备以一半的兵力出师北伐；同时命令杨增新在距离布尔干河不到五百公里的古城修好简易机场，在西安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在兰州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而航程较远的侦查飞机已经从甘肃最西段的安西府机场起飞，对布尔干河进行拍照侦查。
随后，孙元起又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山西大同、陕西西安、甘肃兰州等地视察，特别是检查军队备战情况和军工企业生产研发况，以此向外蒙和沙俄显示自己不放弃武力解决的顽强决心，希望他们千万不要会错意，一条道走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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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视察的重点是位于西安的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经世大学飞机研究所，民国元年四月改为现名，并准备搬迁到目前这个位置。这里是秦岭余脉的一个山间盆地，位于西安城南，距离西安城近百公里。虽然距离远，但面积比原来大了许多。陕西军zhèng fǔ动用数千兵力和上万民工，历时半年才解决铺设水泥路面、建筑宿舍厂房、解决饮水电力等诸多问题，于去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投入使用。
孙元起在陕西军zhèng fǔ都督赵景行、民政长钱能训等人陪同来到研究院，只见入山之后关卡林立，几乎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至于看不见的那些暗哨那就更不计其数了。见孙元起面露疑惑之sè，赵景行急忙介绍道：“为提防有人刺探情报或者故意破坏，故而由陈公洽（陈仪）率陕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驻扎在此处严加防守。”
“有效果么？”孙元起问道。
在后世，歼十五、歼二十、辽宁号刚刚露面的时候，沈阳的沈飞机场、成都的黄天坝机场、大连造船厂外不知有多少爬墙党、卧草党，手握着照相机、dv聚jīng会神地等待奇迹出现的那一刻。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国热情的军mi，甚至不少人是从外地特意到此一游的。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各国间谍的踪影，想借机刺探情报。
由护理陕西巡抚转职为陕西军zhèng fǔ民政长的钱能训此时答道：“怎么没有效果？隔三差五总能抓住几个刺探军情。甚至研究院刚开始动工，就频繁有人过来窥视。”
“都是哪些人？”孙元起有些好奇。
“哪儿都有！国内的有北洋军的，也有党的，还有其他地方势力的。国外也有不少，什么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的，只要是列强都有份！其中最多的又是东瀛小rì，平均每抓住两个外国人中，就有一个是rì鬼子，甚至不少中国人都是受rì雇佣的！”钱能训咬牙切齿地答道。
孙元起摇头叹息道：“狼子野心啊！”
说话间到了研究院门口，李复几、张贻惠、聂帆、张泽宇等专家学者都在门口恭候。大家都是长久不见，见面自是一番寒暄不提。随后孙元起便一边视察一边询问研究进度，研究院众人都知道当前外蒙紧张局势，也知道孙元起前来视察的主要目的。张泽宇最先忍不住问道：“先生，我们真要和外蒙开战么？”
孙元起停下脚步：“打恐怕是要打的！如果外蒙当局能够悬崖勒马，取消dú lì，和zhōng yāngzhèng fǔ展开和谈，我们自然不会主动和外蒙开战。只是现在哲布尊丹巴等人正做着皇帝的美梦，背后又有沙俄撑腰，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恐怕不愿意再过以前的苦rì子。而且这几个月以来，zhōng yāngzhèng fǔ表现得又如此软弱，也让他们野心急遽膨胀，变得不可一世起来。
“不过我觉得打一下也好，和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苦苦哀求来的，而是真刀真枪一条条命换来的！打一下也能让外蒙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喇嘛王公知道，我们中原虽然暂时陷入低mi，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这样也足以打得他们屁滚尿流。让他们流流血、尝尝厉害，免得他们老自以为天是老大，沙俄是老2，自己就是老三。”
赵景行道：“就凭现在外蒙的那几把锈刀、几匹瘦马，哪是我们的对手？学生觉得真要和外蒙开战，困难不是在战事身上，而是在战事之外。对于我们自身来说，问题是后勤补给；对于对手，我们要考虑沙俄对于战事的插手，以及插手有多深。除此而外，我们还要时刻当心来自zhōng yāngzhèng fǔ的倾轧，被我们在外蒙拼死拼活，袁世凯、宋教仁他们在川陕等地搞风搞雨，背后捅我们刀子。”rs！。(去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六）
孙元起点点头：“如果没有沙俄插手，就算借哲布尊丹巴个狗胆，他也不敢立国称帝！他要是胆敢像今天这般僭越，袁项城随便派一两个旅北洋jīng兵便能屠尽库伦，将他悬首北阙，哪用我们动手？他也就是有了沙俄的撑腰，才有如今这等狂妄。<－》我们真要和外蒙开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沙俄的态度。袁项城虽然权变百端，但大多时候还能以大局为重，而且他也对库伦隐忍已久，早就恨不得出兵荡平，倒不虞他拖后腿;宋遁初之长在于组党造势，却拙于攻城略地，只要我们谨守门户，也不怕他耍什么花招。
“我们虽然在兵员、装备等方面略肢外蒙，但如行止都督所言，我们的问题是后勤补给。无论从山西、陕西出兵，还是从甘肃、xīn jiāng出兵，都距离库伦两三千公里，其间是茫茫无际的草原丘陵、戈壁大漠，荒无人烟，就食无地，后勤补给一旦为外蒙骑兵截断，我军不战自溃;若是外蒙军化整为零，利用骑兵优势对我军四处袭扰，阻碍前进，故意拖疲拖垮我军，也是件大麻烦事。
“而且我们只是国之一隅，从国内外大环境、我们自身发展两个角度来说，都不允许我们举全部之力与外蒙进行大决战，也不可能与他们打旷rì持久的僵持战。所以我们此次如果真与外蒙开战，目标不会是一举荡平库伦dú lì政权，而是集中力量对晋、陕、甘、新附近的外蒙军进行雷霆一击，让他们短期内不能还击，长期内不敢还击。等过几年国家局势好转，再讨论北伐库伦事宜。”
张泽宇顿时眼睛一亮：“我明白了，先生是想用坦克平推外蒙匪军
聂帆忍不住纠正道：“不可能！首先，现在负责坦克研制的是兰州的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如果先生真要动用坦克的话，应该去兰州·而不是来我们这里。其次，去年年中他们才研制出不到十辆各种样车，现在估计正在测试数据比较优劣，为将来定型做好准备·不可能现在就投入生产;即便已经投产，就北平铁厂的产能来说，现在也无法达到你所说的平推标准。”
张泽宇瘪了瘪嘴：“即便现在不可能，以后坦克也是解决外蒙叛乱的良工利器！”
孙元起笑道：“子兴说得极是！在外蒙那种平坦无垠的草原戈壁地形上，坦克才是战争中的王者，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骑兵在它面前就是个笑话，难逃被平推的命运·以后它将成为解决外蒙问题的最重要武器。不过子远说得也很对。坦克如今仍处于研制阶段，预计今年年中才会正式定型投产，现在还派不上用场。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坦克身并没有太高的科技含量，只要它的设计理念或外形泄漏，其身非常容易仿制，尤其是对于欧美工业强国来说。所以我们现在还要高度保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双方很快陷入由堑壕、铁丝网、机枪火力点构成的阵地战。为打破僵局·迫切需要一种火力、机动、防护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式武器，于是此时正在英国远征部队服役的斯温顿中校于1914年10月首先提出了坦克车的设计理念。但这个设计理念直到195年2月才被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赏识，并亲自领导相关研制工作。凭借着英国成熟的汽车、拖拉机、枪炮制造和冶金技术·195年9月完成样车试制，首次试验便获得成功。
从提出理念到完成样车试制，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如果从正式开始研制算起的话，只用了短短六七个月。孙元起毫不怀疑，如果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设计的坦克外形公诸于世，欧美等国甚至不要半年时间就能造出青出于蓝的坦克来！
钱能训对于众人口中的“坦克”非常好奇：解决外蒙叛乱的良工利器？战争中的王者？横扫蒙古骑兵？想来那应该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可是他们又说“研制出不到十辆各种样车”，既然名为“车”，肯定和古代战车有几分神似。和古代战车类似的厉害武器，那应该是什么模样？
张泽宇顿时笃定地说道：“那先生一定是想动用咱们飞机！”
聂帆不屑地答道：“这还用你说么？”
孙元起对赵景行、李复几等说道：“景行、泽民，我的想法是先期动用侦察机对晋、陕、甘、新附近五百公里以内的外蒙军展开侦查·随后出动轰炸机进行轰炸，接着步兵跟进对残部进行清理闹剿，取得战果之后迅速后撤。此举以消灭四省边境外蒙军为●的，意在敲山震虎，让哲布尊丹巴等人认清形势，避免库伦当局走向极端争取把外蒙问题拖延至民国四年之后。你们俩的意见如何？”
赵景行道：“如果各部只是前出五百公里，而不深入外蒙，加上有飞机侦查的情报，倒是没有太大危险。只是外蒙兵员以骑兵为主，又新成立未久，飞机轰炸过后必然四散逃窜，再动用步兵清理围剿的话，只怕很难奏效。不如先根据情报，派步兵截断敌军退路，再出动轰炸机轰炸，定能让外蒙匪军匹马不还！”
孙元起道：“此次之所以出动各部步兵，是因为要在边境地带构筑简易机场，并携带飞机燃油、通讯设备、维修器材、航空炸弹之类的物资。至于围剿残兵，不过是顺手之举，能则为锦上添花，不能也无伤大雅，不必过于苛求。
对了，泽民，现在飞机研究有什么进展？比如在载重量、最大平飞速度、航程方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突破？”
李复几不仅是飞机发动机专家、中华科学院新科院士，还是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的院长，闻言答道：“根据孙先生之前的指示，我们在不同机型上侧重发展不同的优势，现在已经取得一些长足进展。比如最新型的轰炸机，弹舱载弹量加上外挂载弹量超过＇，航程则达到公里，这意味着可以携带·的炸药从新修建的古城机场起飞，轻松轰炸到外蒙的科布多或乌里雅苏台等重要城市;如果在晋、陕与内外蒙交界五百公里左右铺设机场，甚至足以威胁到库伦！”
孙元起闻言大喜：“太好了！如果此次哲布尊丹巴执迷不悟，不从布尔干河撤军，那我们就把科布多或乌里雅苏台列入轰炸目标！轰炸库伦或许有些勉强，那我们就用当年威胁紫禁城的故伎，多印些传单，在chūn节之前给那些数典忘祖的王公喇嘛们送上一份毕生难忘的厚礼！”
众人也都欢欣鼓舞。
在视察完各研究所和飞机制造厂之后，孙元起忽然又想起一个重要问题，对李复几、张贻惠、张泽宇等人说道：“我觉得你们既然名为航空技术研究院，就不仅要关注航空技术的研究，还得抽出一部分jīng力关注反航空技术的发展，这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体技术的进步。现在的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也越飞越重，但除了飞机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效反制手段呢？如果不加以研究，一旦敌方飞机来袭，你们这些研究现代飞机的祖师爷岂不是只能被动挨打？”
李复几等人在大笑之余，也不禁开始思索反制飞机的手段。
孙元起接着说道：“当然，对付飞机的最有效手段无疑还是飞机身，不过其他手段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有时甚至起着关键的作用。比如敌方飞机来袭，如果不能及时提早发现，即便我们的飞机非常先进，措手不及之下也只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说，如何在相隔成百上千公里的距离、数千上万米的高空尽早发现敌方的飞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是除了飞机，我们能否在地面上利用机枪、炮弹等武器击落来犯的飞机？答案是肯定的。飞机目标那么大，只要武器shè速快、火力猛，完全有击落飞机的可能。而且现在电子计算机已经相对成熟，计算速度相对于普通人手工运算的一百万倍，可以根据飞机的飞行轨迹准确预判位置，然后发shè炮弹予以击落。这些都是可能的防止手段。”
李复几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重点：“无论是出动飞机拦截，还是用炮弹击落，首先都必须考虑如何发现对方飞机踪迹，这才是最关键的！”
如何发现相隔数百公里、数千米高空的飞机呢？众人都开动脑筋思索起来：
没有天兵天将天赋异禀的千里眼，肉眼自然是不行的;
天望远镜倒是马马虎虎可以，可是天空那么大，望远镜糙‘野那么小，谁能有那么好的耐心天天趴在那里仔细观察！
那还有什么招数呢？
就在众人抓破脑壳之际，孙元起突然问道：“那你们知道夏rì的夜晚，蝙蝠是通过什么手段准确捕捉到昆虫的么？”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七）
众人心中了然，既然孙元起提及蝙蝠如何捕捉昆虫，那面发现飞机的原理肯定也大致如是。<－》可蝙蝠夜飞大家都司空见惯，至于它是如何捕捉食物的，真还没人仔细思考过。
钱能训显然对此也大感兴趣，不太确定地问道：“孙大人，蝙蝠夜晚能够捕虫，是不是它和猫犬鼠狐一样拥有超凡的夜视能力？”
孙元起微微摇头：“在十八世纪末，意大利著名生物学家斯帕兰札尼对蝙蝠在黑暗中飞行自如感到非常好奇，于是他便捕捉了几只蝙蝠，弄瞎了它们的眼睛，然后放在布满障碍物的房间里，结果它们依然能够顺利地避开阻碍，自在地飞行。几天后，他再次捕获这几只瞎眼的蝙蝠并加以解剖，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昆虫的遗骸。这个实验说明什么？说明蝙蝠的飞行与捕食并不依靠视觉。
“随后，斯帕兰札尼又以其一贯认真的态度试验了蝙蝠的其他感官，最后发现只要把蝙蝠耳朵堵住，蝙蝠便再也无能为力，在房间里飞得跌跌撞撞，不时会撞上障碍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动物能用耳朵看东西吗？可惜斯帕兰札尼并未对此做出解释，这个奇特的实验到此也戛然而止。”
众人的好奇都被吊到了嗓子眼，没想到孙元起却给出了这么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弄得大家感觉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不由得面面相觑。
半晌之后孙元起才接着说道：“直到前不久，相关科学发现才表明在蝙蝠口鼻部上长着一个被称为‘鼻状叶，的结构，周围还有着很复杂的特殊皮肤皱褶，这个奇特的装置具有发shè超声波的功能，能连续不断地发出4万到30万赫兹的高频超声波;而且每只蝙蝠都有自己特定的频率，并能用耳朵辨别出自己发出的声波，这样大群蝙蝠一起在夜间飞行，也不用担心彼此互相干扰。
“那蝙蝠又是如何利用超声波发现并辨别出障碍物的呢？超声波发出后，如果碰到障碍物或飞舞的昆虫·那些超声波就会被反shè回来，被蝙蝠超凡的大耳廓所接收。
反馈的信息会在它们大脑中进行快速的分析，根据超声波反shè回来的大小、时间、方向，从而为自身飞行路线定位·并辨别出不同的昆虫或障碍物，进行有效的回避或追捕。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回声来定
“其实我们在rì常生活中也会使用回声定位。比如漆黑的夜晚或者大雾弥漫的早晨，我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时，我们习惯向前方扔一块小石子，根据石子落地的声音，大致辨别出前方的基路况;也可以大喊几声·根据回声来确定前面有无巨大的山崖等。同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辨识出天空中来袭的飞机，也可以发现水底潜伏的潜艇，乃至孕妇腹中的胎儿。”
在真实历史中，首先发明利用超声波回波定位方法的应该是与居里夫人有暧昧关系的大帅哥郎之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了对付潜伏在海底的德国潜艇，便想到利用声波去探测潜艇并以其回音确定其位置的方法。等到装置能够运作时，一战已经结束。
利用无线电方法发现目标并测定空间位置的雷达则是出现在二战期间。当时英德两国正在交战·备受德军空袭之苦的英国急需一种能探测空中金属物体的无线电探测与测距技术，以便能在反空袭战中率先发现德国的飞机，于是雷达应运而生。当然·在雷达出现之前，已经有好些人提出利用回波定位的方法测量远距离物体的理念，包括郎之万、无线电之父马可尼以及其他一些科研人员，雷达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比较成功而广泛的应用。
而把超声波回波定位与蝙蝠联系起来，则是始自于1920年的哈台，不过哈台的提示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因为科学家难以置想象蝙蝠这种低等生物居然拥有“回声定位”这么高级的技术。直到1983年采用电子测量器对蝙蝠发出的声波进行准确测量后，哈台的观点才被最终证实。
所以在客观的科学史中，雷达的发明和蝙蝠根没有一毛钱关系，只不过是在事后大家才发现两者原理如此相同。所谓“雷达和声纳的原理都是从蝙蝠身上得来的灵感”、“蝙蝠是雷达的原型·雷达是蝙蝠的拓展”之类的说法，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或者说是仿生学家一种自我贴金的伎俩。
钱能训不禁翘指大赞：“蝙蝠夜飞，人所习见，谁能想到其中居然蕴藏如此深奥的道理？即便有人能够窥知其中的道理，谁又能想到可以用它来探测天空中来袭的飞机？能够如此见微知著、小中见大·孙大人果然不愧是当今圣人、格致名家！钱某拜服！”
孙元起客气道钱兄谬赞愧不敢当，孙某只不过是效法古时先贤罢了。”
“哦？是哪位先贤？”钱能训有些惊异：自己虽然算不上是博览群书，但明清以前的子部杂书却看了不少，似乎没有什么书上谈到过蝙蝠夜飞的道理，否则自己应该有印象才对。
“是鲁班！”孙元起笃定答道，“传闻他曾根据丝茅草的边缘而发明铁锯，‘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rì不下，，这些都是仿照自然界动植物的特殊技能并推而广之，最终成为我们人类的良工利器，此种学问可以称为‘仿生学，，而鲁班毫无疑问就是这门学问的鼻祖。
“所谓仿生学，简单来说，就是模仿生物特殊领的一门科学，比如模仿鱼类利用鱼鳔沉浮的原理可以造出潜艇，利用苍耳子勾住衣物的原理可以造出新型搭扣。至于造出锯子、飞机以及探测物体的雷达，只是仿生学很浅显的应用。假以时rì，仿生学必将取得更加重大的成果。”
从典籍中随便抽出几则小故事，便能寻找出一种绝妙－的方法，演绎成一门深奥的学问，这等功力岂是常人所能具备的？众人不由得更加佩服。
李复几此时答道：“孙先生，我们研究院会迅速抽调一部分青年骨干成立研究所，专门研制反制飞机的武器和设备;对于你提及的仿生学，为解决具体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我们也会在实际科研过程中加以借鉴。”
孙元起在西北转了一圈，很快又返回了běi jīng，静候外蒙的回音。
没想到对于孙元起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首先做出回复的不是所谓的“蒙古帝国皇帝”哲布尊丹巴，也不是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而是沙俄驻迪化领事馆。他们的态度是一如既往的傲慢，在照会中声称：“根据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去年12月14rì提出的中俄交涉六项条件，在两国没有签订条约之前蒙古为主权国家，主权国家有权在自己的边境驻扎军队，抵御外来侵略，任何人不得干涉。”
对于沙俄迪化领事馆发来的照会，孙元起直接选择予以璧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在他看来，外蒙是内政，不需要外国势力插手，外国势力也无权插手。如果外蒙真有什么理由或解释，请哲布尊丹巴或者杭达多尔济直接发电报过来！
毫无疑问，沙俄和外蒙把孙元起的这种沉默当作成了怯懦，在他们或明或暗的示意下，丹柏江村居然率部再度向xīn jiāng方向前进五十里。
孙元起平rì里温尔雅、和风细雨，和人交往也是尽量与人为善，别说孙中山、袁世凯之类的大佬，便是宋教仁、蔡元培、张謇、阎锡山之流坑他一下也毫无心理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软柿子，任谁都可以乱捏，所谓“龙有逆鳞，触之者死”，只要触及孙元起的底线，就会招致他最强烈的报复。
底线其一是凝注他无数心血的经世大学。所以当初禁卫军在岛田翰、载涛等人指使下围攻经世大学，孙元起冲冠一怒，甚至敢于动用飞机威胁轰炸紫禁城，此举间接导致了禁卫军叛变、清室退位。
底线其二便是国家领土完整。虽然囿于自身实力，也限于个人脾xìng，孙元起不可能亲率百万大军内除民贼、外御国侮，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还是非常注重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故而他曾面斥孙中山卖国，可以因为国家领土问题对袁世凯等人做出让步，在自身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派兵远征xī zàng。
对于外蒙的叛乱、沙俄的咄咄逼人，孙元起早就愤恨不已，只是实力悬殊，加上国会选举在即，才隐忍至今。在原先的计划里，他是准备把外蒙问题拖到一战爆发之后，那时候德国首先会将沙俄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兵锋直指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一线;俄国国内经济崩溃，工厂倒闭，失业率骤增，军火补给极度困难，士兵极度厌战，罢工抗议不断，很快将相继爆发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到那时候，俄国自顾不暇，根没有能力顾及数千公里外的那条鼻涕虫，孙元起麾下的坦克也正好成军，可以放心大胆地横扫塞北叛军！
没想到外蒙叛军连这些rì子都不愿等，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孙元起的底线。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眼看五天期限已过，民国二年2月1rì凌晨，孙元起果断对晋、陕、甘、新四省下达惩膺行动命令，决定对四省边境五百公里内的外蒙军队展开毁灭式打击。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八）
晋、陕、甘三省参战各部都是孙元起的嫡系，执行命令如臂使指，早在数日前孙元起下达战备令后，他们便紧急动员做好一切战前准备，可谓枕戈待旦。接到行动命令，前锋部队立即挥兵北上，直指各省与外蒙交界的驻兵重镇。
对于新疆的杨增新部，孙元起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杨增新也加入了新中国党，对自己毕恭毕敬，事事请示汇报，但这些都是表象，两人关系其实非常一般。因为他之所以积极投靠，不是孙元起有多大的人格魅力，而是新疆周边局势决定的。
新疆省南面是高与天齐的青藏高原，那里的藏人大多对供奉喇嘛、积善成佛更感兴趣，对于汉人称不上好感，但也不算坏。但各地的活佛喇嘛明显不希望有汉人蹲在自己头上，甚至部分贵族还对几个世纪以前强盛的吐蕃国心怀憧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现辉煌。不过现在看来他们也就只能想想了，去年年初孙元起派麾下精兵两路入藏，显然是打算将这块高寒之地收入囊中。
东边是黄金路段的甘肃。自汉唐以来，狭长的陇西走廊一直是新疆与中原之间的交通通道，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汉唐经营西域，甚至左文襄公平定西北回乱，都从这里路过。如今支撑新疆大局的还是左文襄公平叛时留在天山南北的湘军老底子，在他们心中，陇西走廊就是回家之路。而现在，这条咽喉要道被程子寅的甘肃陆军第一师牢牢把守。没有孙元起首肯，只怕新疆的一兵一卒就难以安然通过。
北面是荒漠戈壁的外蒙。虽然黄金家族的血脉已经稀薄，藏传佛教又磨去了他们仅存的血性。但恢复蒙古帝国的痴梦就如同遗传性癫痫，隔三差五总要闹腾上一阵子。而且他们放羊牧马、饮奶食肉、逐水草而居的习俗，也明显把自己与汉人区分开来。如今他们在沙俄支持下又开始周期性的抽风，究竟是害到别人还是嚼断自己的舌头，没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而西面，则是贪得无厌的沙俄。这帮白皮多毛的罗刹鬼绝对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饿狼！从康熙爷跟他们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被它割走多少土地。杀害多少百姓！尽管他们已经占据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依然不满足，还想继续鲸吞虎噬。现在又捧出哲布尊丹巴这尊傀儡。怂恿外蒙闹独立，谁不知道他们背后的狼子野心？
周边不是藏人、蒙人就是毛子，辖下还有各色回子，入疆为官已有五六个年头的杨增新深知眼下新疆虽然看上去还算平稳。屁股下面却是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没准哪天就把自己烧成灰烬。要想救命，就必须得有强有力的中原政府作为自己的后盾。而且读圣贤书出身的杨增新笃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觉得新疆万一真有什么闪失，关键时候还是近在咫尺的陕甘汉人最靠得住。故而杨增新权衡再三，最终决定倒向孙元起。——至于为什么不是袁世凯？县官不如现管啊！
当然，杨增新对于孙元起也只是“倒向”而已，说白了就是“明知不是伴。事急切相随”，所以别指望能有多大的忠心。好在杨增新这个人虽然专权独断、不甚开明。但在国家主权上却很有原则，对沙俄、外蒙从不假以颜色，对省内分裂势力也坚决打击。此外，他也很有手腕，对各族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把新疆经营得很是稳固。
正是有鉴于此，孙元起才没有派兵入疆一同西北，反而命甘督张世膺、陕督赵景行对杨增新大开方便之门，以便于杨增新维持自身的实力，确保新疆的稳定局面。
此次外蒙匪军丹柏江村率队千余人迫近布尔干河，杨增新遵照指示派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率部隔河监视，同时在距离布尔干河不到五百公里的古城修筑简易机场，并允许西北空军第二大队派人驻扎机场负责维修加油、通信联络等事务。这些已经算是杨增新能够给予支持的极限。至于派兵参战，连孙元起都觉得要求有些过分了。
尽管如此，驻扎在新疆与外蒙接壤地区的外蒙匪军丹柏江村部却是最先遭到攻击的。
2月1日早上八点钟左右，初升的太阳刚刚驱尽稀薄的雾气，西北空军第二大队两架最新型的轰炸机满载航空炸弹从安西州转场至古城。在稍事检修之后，肥硕的飞机再次冲天而起，飞向数百公里外的外蒙匪军营地。
此时布尔干河畔的外蒙匪军营地才刚刚醒来。这些军人在一两个月前还是在草原上打滚撒欢的蒙古汉子，对于他们来说，最热爱的活动是骑马飞奔、射击打猎，又或者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然后乘着酒醉光着膀子比赛摔跤。这些天他们既要留心提防河对面的敌人，还要亲自动手构筑防御工事，这些都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要命的是不能随心所欲地骑马射猎，也不能纵情喝酒，甚至吃饭时连肉也没几块，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折磨。而且从目前来看，隔河僵持还要持续下去，折磨似乎没有尽头，他们只好通过睡点懒觉来磨洋工。
管带的呵斥声、马匹的嘶鸣声、枪械的移动声、壶碗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整个营地都是乱糟糟的。有些人还在床上酣睡，有些人睡意朦胧地起身，出了蒙古包随便找个地方开始出恭，也有人打着哈欠寻找填饱肚子的食物，红通通的马粪火上奶茶已经散发出醇厚的香味。
就在这时，西南方的天际传来低沉的“嗡嗡”声。若是放在几天前，这群蒙古汉子必定睁大眼睛瞧个究竟，只可惜这几天侦查飞机天天光临，除了吵点似乎也无甚要紧，大家看得多了也就慢慢麻木了：顶多就当它是个大点的风筝。
不过今天的声音比以往更大，连河对岸的敌军都有很多人抬起头望向蔚蓝的天空，只见三个黑点在视野中慢慢变大：最前面的那个是众人这几日天天见的侦察机，而后面两个圆鼓鼓的大家伙谁也没见过。如果说侦察机瘦小得如同蚊子，那么相比起来，后面的两架轰炸机就像是吃饱了的大知了。
等那两只大知了飞到近前，几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它实在太大了：仅机长就将近20米，翼展更是长达40米，即便是飞翔在数百米的高空，也能让人感觉到它骇人的气势！
飞到外蒙军营上空，侦察机立即开始爬高，围绕着军营开始盘旋。两架轰炸机似乎欺负外蒙军没有防空经验，也没防空武器，甚至降低到四五百米的高度。在确定合适的轰炸位置后，投弹员迅速拉开拉杆，500公斤重的航空燃烧弹从挂载装置中脱出直扑地面。炸弹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在炸弹脱离的瞬间，轰炸机都是一趔趄，然后升高了数十米。
“嚯！”
看见一个庞然大物从空中坠落，地面上的观众发出整齐划一的惊叹声。几秒之后，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蒙古汉子才发现那个大家伙是冲着自己来的，赶紧四散躲避。
按照经典物理学计算，在忽略空气阻力的情况下，炸弹从500米的高空做自由落体运动，10秒钟后接触地面。
根据相关科学测算，在平坦的地面500公斤tnt炸药的杀伤半径是卧姿50米，站姿200米。
百米短跑的最新世界记录是牙买加人博尔特创造的，他在柏林世锦赛上仅用9秒58便跑完了全程。
这组数据证明，很多人的躲避只不过是在做无用功。
就在这群叛军狼奔豕突之时，航空燃烧弹在营地中间剧烈爆炸。这种由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最新研制的500公斤航空燃烧弹，中央是装满tnt炸药，外面一层是黄磷，最外面则是凝固汽油。当燃烧弹撞击地面时，引信会首先引爆药管，爆炸气体将黄磷和凝固汽油一同抛向弹着点四周。黄磷在空气中自燃，点燃四处飞溅的凝固汽油碎块。凝固汽油能够粘着于衣物、帐篷、皮肤等可燃物表面，并持续剧烈燃烧若干分钟，足以让沾染者死伤惨重。而且凝固汽油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能使其周围人员中毒或因缺氧而窒息，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
航空燃烧弹在数十米爆炸半径内形成一片火海，此时正值风干物燥的冬季，暴虐的火焰迅速吞噬了周围所有的可燃物，包括人体、马匹。惊惶的恐叫声、凄厉的惨叫声夹杂着弹药的殉爆声，一直传到河对面的新疆驻军营地。
站在高处的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亲眼看见一个浑身是火的士兵冲出营地，试图跑到布尔干河的冰面上扑灭身上的火焰。可他即便在冰面上打滚，火焰依然熊熊燃烧，几分钟后，他变成一段暗黑色的焦炭，余烬的烟气似乎越过宽阔的布尔干河，直扑帕勒塔的嘴鼻，仿佛就是昨天烤全羊的味道，这让他忍不住呕吐起来。(未完待续。。)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九）
但这只是开始。
两架轰炸机紧接着又扔下了七枚燃烧弹，这才扬长而去，只留下侦察机在原地继续侦查。整个外蒙匪军营地火焰四起，黑烟直冲云霄，烟火之间到处都是挣扎呼救的憧憧人影，殉爆的子弹炸药则像除夕夜的烟花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但爆炸声再大，依然遮掩不住那些凄厉的惨叫声。
有一枚燃烧弹稍稍有些偏离营地，误落在布尔干河畔。河面的坚冰经历了整个冬天，厚达三四尺，居然被燃烧弹融化形成了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深潭，很多人都想用水扑灭身上的烈火，于是奋不顾身地扑进了冰冷沁骨的布尔干河，谁知在冷热交侵之下，他们死得更快。
河对岸阿尔泰巡防营的所有官兵都默默站在河边，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人发出半点声响。尽管不远处就是烈焰熊熊，不时有风将热气席卷而来，但每个人都从心底里泛出无尽的寒意，只冷得他们面色苍白、手足坚硬、浑身发抖，许多人情不自禁开始向自己的神灵祷告：
“长生天保佑！”
“我的胡大啊！”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如来佛祖、列祖列宗在上，保佑小的平安！”
大火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渐渐熄灭，帕勒塔硬起胆子带着部众越过了布尔干河。在路过燃烧弹形成的深潭时，可以看见深潭的水面密密麻麻飘满黑炭似的人体，却没有一个发出呼救响动。想来都已经死去很久。
外蒙军的营地经过燃烧弹的洗礼再也看不出半分原先的模样，毡包、帐篷、壕沟、工事都已经荡然无存，那些喧闹的蒙古汉子现在也永远地安静下来。以前骑马纵横、射猎摔跤的强健身躯要么葬身火海化为灰烬，要么被烧得肠穿肚烂、面目全非。
一路走来，八个巨大的弹坑可以历历数出，弹坑周围数十米内的一切都被熏成黑色，被烧焦的人体依然袅袅冒出烟气，不时有内脏受热崩出洒落一地。不少人被烧得体无完肤，却还没有即时死去。在地上辗转呻吟、厉声惨叫，只求速死。这时帮他补上一刀给个痛快，不是残忍。而是无上的慈悲！
巡防营官兵的呕吐声也是此起彼伏。这些胆敢跟过来的士卒大半都在剿匪平叛中见过血，现在还能吐得天翻地覆，足见场面惨烈程度。
丹柏江村带过来的一千多人，经此一役能够完好无损的不过两三百人。勉强落个囫囵身子的大概也还有两三百人。其他人都已魂归泉壤。残存的士兵失魂落魄地站在不远处，对于迫近的巡防营士兵毫无反应，一个个目光呆滞，牢牢盯着黑色的营地遗迹。
如果新疆以后与孙元起作对，自己是不是也难逃这一下场？想到此处，帕勒塔情不自禁浑身打了个寒战。
两架轰炸机上的投弹员浑然不知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多大的杀孽。他们返回安西州机场稍事休息，在补充完炸弹燃料之后再次起飞，直奔外蒙西部重镇科布多城。
对于中国人来说。科布多城应该是个难以忘却的城市。
科布多，又作“和卜多”。雍正八年（1730）始筑科布多城（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省会），因其濒临科布多河而得名。乾隆二十六年（1761）置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杜尔伯特部及阿尔泰山一带诸部落。此后，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地域也被称为“科布多”，辖地面积大约40万平方公里。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发生后，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策动下宣布外**立，并派黑喇嘛丹毕坚赞等率兵西进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丹毕坚赞是20世纪初期活跃于中国外蒙古、内蒙古、甘肃地区的传奇人物，因为他总是以喇嘛形象示人，故而又称黑喇嘛或假喇嘛。他自称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蒙古人，俄罗斯驻库伦领事馆也证明他是俄罗斯公民，但他却一直在中国境内从事反对中华统治、策动**立的活动。
丹毕坚赞自称是上天派来自中国人手中解放蒙古人的使者，不遗余力地鼓吹**立，癫痫病发作的外蒙各部札萨克（官名，蒙语“执政官”的意思）也纷纷响应，唯有科布多的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效忠清朝，仍听科布多参赞大臣溥??节制。
1912年5月，丹毕坚赞率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在沙俄支持下联合海山、马格萨尔扎夫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只有守军300多人，北洋政府电令新疆都督杨增新派兵援救，但新疆援军因为俄国阻挠等原因迟迟不能开拔，致使数百守军困守孤城。三个月之后，外蒙古军终于攻陷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科布多城，驱逐了末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科布多旧城也被外蒙古军队焚毁。
不久科布多全境失陷。
丹毕坚赞对中国非常憎恶，对待中国俘虏更是极为残酷，曾以匕首划开俘虏胸膛，亲手伸入胸腔摘取心脏，然后使用这些心脏与俘虏的大脑、血液混合，献祭于藏传佛教诸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对外**立“有功”，被哲布尊丹巴封为活佛，成为外蒙古西部的军事统治者。
正是由于丹毕坚赞的罪恶行径，孙元起毫不迟疑地把科布多城列为这次打击的重点目标，发誓要把丹毕坚赞藏身之处炸成一根烂油条。
1913年2月1日下午一时许，正是达官贵人饮酒作乐酒酣耳热的时候，两架轰炸机在侦察机的引导下飞临科布多城上空，对城主府、丹毕坚赞住宅、军营等地点投掷了8枚巨型汽油燃烧弹，顷刻之间将这几处地方化为一片火海。
1913年2月2日下午一时许，两架轰炸机在轰炸完乌里雅苏台之后再次光临科布多城，对剩余的军事要地进行轰炸。不过这次效果明显没有上次那么突出，科布多城王公喇嘛一听到“嗡嗡”的飞机声音，就像受惊的兔子，立即跳上快马向城外狂奔。从天空上看，科布多城仿佛如同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不管是活佛喇嘛还是走夫乞丐，都拼命地远离这座灾难之城。
1913年2月3日下午一时许，恐吓完库伦之后，两架轰炸机又一次莅临科布多城进行例行轰炸。不过这次每架飞机只携带两枚燃烧弹，因为此时科布多城已经成为无人居住的鬼城。除了燃烧弹，飞机携带更多的是宣传单，在宣传单中孙元起明确指出：除非丹毕坚赞身逃到国外，否则将对他的藏身之所进行持续无限制轰击。
但谁也不知道丹毕坚赞身在何处，此后他也没有再出现过。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猜测他已经在第一天的轰炸中死于非命，但这个猜测无法获得证实，因为熟悉丹毕坚赞的人大部分已经在轰炸中死去，少数知道的也都怕受株连而逃之夭夭，没有谁愿意出面作证。于是丹毕坚赞的生死就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对于孙元起势若雷霆的惩膺行动，作为受害者，不知是轰炸的效果太过震撼，致使库伦当局惊讶失声，还是外蒙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导致抗议的消息现在还没有传到北京，又或者是撒在库伦的传单威慑力十足，吓得哲布尊丹巴闭口不言，总之，外蒙保持了少有的缄默。
袁世凯素来消息灵通，无论是孙元起派轰炸机出动，还是四省三路出兵，他肯定都了如指掌。不过他对外蒙早已心怀不满，只是碍于种种原因才没有出兵，此次由孙元起代劳，揍得哲布尊丹巴晕头转向，还是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心里爽得跟刚做完马杀鸡一样。他又怎么会自己主动捅出来呢？
英、美、日各国使馆或许知道一些端倪，但决不会主动替沙俄或外蒙出头。
所以最后跳出来的又是俄国人。
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很快就中**队杀害俄国侨民及外交人员、损害俄国在外蒙的利益，气冲冲地向袁世凯、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并索要巨额赔偿，声称中国政府如果不在24小时内做出答复，一切后果自负。
外交总长陆徵祥作为老牌外交家，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国政府对贵国在华侨民及外交人员的遇难、以及造成的利益损失表示遗憾，不过——”
“不是在华，是在外蒙！”库朋斯基纠正道。
陆徵祥道：“请问公使阁下，外蒙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根据去年12月提出的中俄交涉六项条件，在两国没有签订条约之前蒙古为主权国家，所以现在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库朋斯基据“理”力争。
“既然如此，那陆某就和公使阁下好好探讨一下外蒙问题！”之前陆徵祥每次去找库朋斯基商谈取消《俄蒙协约》问题，他都态度强硬不予回答，甚至干脆避而不见，这次送上门的机会陆徵祥自然要好好把握，“说到中俄交涉六项条件，我们必须要先从《俄蒙协约》说起。贵国擅自与库伦签订《俄蒙协约》……”
“……”库朋斯基只好满头黑线地和陆徵祥辩论起外蒙地位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