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冷眼向洋看世界
二二六、冷眼向洋看世界
转眼间，老大人过世已经一个多月。
早在老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宫里边送来上谕，除了大学士应有的待遇外，孙元起清楚记得有这样一句：“加恩予赐谥文正。”足以告慰老大人在天之灵，也略略减轻心中的悲痛。
小资文青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时间抚平一切。但孙元起依然觉得恹恹的，做什么事都没心情，只是呆在衙门里的时间明显多了。
在老大人辞世以前，对于孙元起来说，做官更像在应付差事。在他看来，做官的最大好处就是为自己推广教材、创立学校提供了不少便利，当然，官场应酬和官员倾轧也浪费了自己不少时间。权衡利弊，做不做官在两可之间，反应在工作中就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
当老大人去世后，孙元起才深切感受头顶那柄保护伞的重要性。大清可不是天堂，那些皇亲贵戚才懒得和你一板一眼地**律、讲正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你经世大学里面建座别墅怎么啦？现在别人图谋自己辛苦建立的学校、伤害自己心爱的家人学生，可不会再有人主动站出来替自己挡风挡雨了，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做官不仅是一种达成理想的手段，而是一种责任，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凭仗。
在别人看来，张之洞、孙家鼐这两位分管过学部的大学士是孙元起最坚实的靠山。有他们罩着，别说迟到早退旷工缺勤，就是在学部打滚撒泼，也没人敢说个“不”字。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短短数十天之内，两位大学士先后驾鹤西去。孙元起被打断了脊梁骨，只有每天朝九晚五，乖乖地应卯坐班。
好在孙元起素来没有明确政治主张，很少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既不属于康梁乱党，又不是孙黄逆贼，更不是袁世凯一系，暂时不在大清洗范围内。而且张文襄公、孙文正公刚过世，朝廷就对他们下属、亲信捅刀子，也会招来物议不是？一来二去，孙元起就还在学部左侍郎位置上稳稳呆着。
眼瞅着到了1910年西历新年，孙元起正坐在学部衙门看书，杨度一手抱着报纸、邸钞，一手摇着纸扇闯了进来，大喇喇地做在左手第一张太师椅上：“百熙，在看什么书呢？那么入神。”
孙元起把封面朝他亮了一下：“王静安的新著《人间词话》。”
“哟，你也会看这种书？”杨度颇为吃惊。在他印象里，孙元起看的书，要么是洋文，要么是物理化学之类，都是普通士大夫不屑看也看不懂的。没成想如今也研究起诗词来，好比薛蟠吟出一句“洞房花烛朝慵起”，怎么不令人惊诧？
孙元起笑道：“静安出书，便送了我几本。虽然看不懂，读起来却觉得含蓄隽永、韵味无穷，便拿来做消闲之用，也算附庸风雅一回。”
《经世大学学报》问世短短两年，就在国内外学术届声名鹊起，投稿也日渐增多。到了第三年，学报就不得不分为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两种，分别编辑发行。人文社科一块孙元起是门外汉，不敢拿乔装大，主动把主编的位子让给了罗振玉，自己分管自然科学去了。
去年年初，王国维把写好的《人间词话》连载在《经世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上，在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文学和物理，隔行如隔山，孙元起一直不知道还有这档子事儿。直到有湖北学子向孙元起写信索要全本《人间词话》，他才知道王国维有大作问世。当下联系王国维和商务印书馆，建议出版单行本。事成之后，王国维便送来几本请孙元起“教正”。
杨度摇着纸扇悠悠说道：“天下风起云涌，百熙却闭门品诗论词，真是雅兴不浅啊。”
他似乎一年四季手里都离不开纸扇。天气晴暖，扇扇还有点道理；这寒冬腊月的，你扇个什么劲儿？
孙元起放下书卷：“是啊，如今世事纷纭，变幻如棋，各路政要在官场中载沉载浮。只是你我两个局外人，最好在一边冷眼旁观。”
如今孙元起在官场上算是孤家寡人，哪里敢去蹚浑水！
杨度斜瞥了孙元起一眼：“为什么说自己是局外人？”
“怎么不是局外人？”孙元起反问道，“香帅和叔祖父去世后，摄政王把主张立宪的戴毅庵（戴鸿慈）捧进军机，又让守旧的陆固叟（陆润庠）入阁为大学士。我们不当局外人，又能怎样？
“端陶斋（端方）也不知脑袋里面哪个筋搭错了，居然放着好好的直隶总督不做，非要做摄影家！结果把湖广总督陈庸庵（陈夔龙）这个顽固派召来直隶做总督，还兼北洋大臣。我们不当局外人，还能怎么着？”
宣统元年年底，清廷正式在菩陀峪安葬慈禧太后。端方这位清末摄影发烧友，和著名摄影家陈老师一样，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了记录历史性的一刻，不顾当时忌讳和自身荣辱，诸位王公大臣正给老佛爷磕头呢，他拿着相机咔咔咔！隆裕太后和后宫佳丽出场，他更不会放过，又拿起相机咔咔咔！结果遭人弹劾，被撵回家奶孩子去了。
端方这一革职不要紧，朝廷却把和孙元起不太对付的陈夔龙调来做直隶总督，真是冤家路窄！
杨度撇撇嘴：“这些不过是朝廷人事变动，哪里称得上风起云涌的大事？”
孙元起心中一动：“难道皙子说的是各省代表请愿速开国会的事？”
“不错！”杨度合上折扇，身体微微前倾，“九月一日（西历10月14日），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同时开幕并选举正副议长，江苏选出的是张啬翁（张謇）。据传闻，张啬翁与苏抚瑞瀓秘密协定，由瑞瀓邀请各省督抚集体上疏，奏请尽快设立责任内阁；张啬翁则发动各省咨议局，请愿速开国会。
“在张啬翁的建议下，十一月初五（12月17日）各省咨议局代表聚集上海，开会讨论请愿速开国会的相关事宜。先后开会六次，推举孙洪伊、罗杰等二十多人为代表，从汉口坐火车到北京请愿。赴京之前，张啬翁写了一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刊登在南北各大报纸，惹得天下侧目。
“你听听他写的：‘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则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穷，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委婉深沉，鞭辟入里，果然不愧状元之才！别人读了他的文章，还以为他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呢！”
读完，杨度放下手中的报纸接着说道：“如今，十六省代表已经抵达京城，正准备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不仅如此，很多官员也觉得机会难得，开始蠢蠢欲动。前不久，云南按察使汤蛰仙（汤寿潜）就上书朝廷，请求尽早开国会。广西边防大臣郑苏戡（郑孝胥）也遍谒当道，呼吁支持宪政。一时间大江南北应者四起，上至督抚道台，下至学堂幼童，无不开口‘内阁’闭口‘国会’，可谓民意汹汹。”
孙元起道：“对于这件事，我的态度是不搀和、不反对、不表态，最好还是继续冷眼旁观。”说罢，重新拿起《人间词话》准备继续阅读。
杨度起身从孙元起手中抽走书本，慷慨激扬的说道：“你可是预备立宪公会名义上的会长，怎么能坐看云卷云舒呢？原先他们推举你做会长，是想借助孙文正公的声势和你的名望，暂时逃过一劫。如今立宪成为大流，文正公又驾鹤西去，他们哪里还甘心继续捧你做会长？张啬翁、汤蛰仙、郑苏戡跳得那么欢，无非是想努力表现，争取上位罢了。
“张啬翁是光绪甲午科状元，天下知名，这也是他最大的资本。戊戌变法后，翁常熟被西太后革职永不叙用，他作为翁常熟的门生，也遭受池鱼之殃，只有乖乖蜷伏。如今西太后早已驾崩多时，翁常熟也官复原职、追谥加封，他张啬翁自然水涨船高。
“汤蛰仙现任云南按察使，正三品，仅比你低一级，但他在江浙人缘颇广，财力雄厚，不容小觑。郑苏戡则是大名士，诗词、书法冠绝士林，为他加分不少。这三人都想染指会长一职，目前势均力敌，表面上相互呼应，实则在暗地里互相较劲。只等其中一人胜出，便把你扫地出门。
“原先，预备立宪公会与政闻社并称立宪派两大巨头。如今政闻社已被查封，只剩预备立宪公会一家独大。而且预备立宪公会立足上海，会员都是颇有名望的士绅，支持者也多，一旦开国会，极大可能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作为党魁，你就是当仁不让的总理大臣。形势如此，你还打算冷眼旁观？”
孙元起嗤笑道：“在我看来，立宪派的这些人就好比夏日暴风雨前在空中乱飞的蜻蜓和燕子，别看他们现在气势汹汹声势浩大，一旦暴风雨真正来临，他们比谁都溜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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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七、恰是凉风细雨前
二二七、恰是凉风细雨前
杨度哈哈大笑：“百熙，看来这本《人间词话》你没白看，如今说话尖酸刻薄，已经大有文人士子的神韵了。”
顿了一顿，他接着说道：“诚然如你所言，现在立宪大行其道，许多趋炎附势之人以为有机可乘，必然混杂其中，世事滔滔，免不了泥沙俱下。一旦风头不对，好事之徒、投机之辈肯定会立马作鸟兽散，乃至落井下石。
“可万一成功了呢？无论是真心实意，还是虚与委蛇，到时候都是有功之臣。关键还在于，不论立宪成功与否，骑墙观望之人最终都会招致清算。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两边下注，不如孤注一掷。”
孙元起摇了摇头：“首先，立宪派不可能成功。摄政王、庆亲王等人黑白不分，昧于形势，眼中只有私利。只因香帅屡进忠谏之言，他们便愚蠢地进行排挤打击，使得香帅抑郁而终。连香帅都容不得，何况立宪派？现在摄政王大力倡言立宪，不过是借机揽权，以画饼的形式暂时缓解民众吁求。地方官僚和立宪派也不是一条心，只想借机上位，所谓‘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只要摄政王和官僚看到胜利在望，保证会一脚把立宪派踢开！
“当然，摄政王他们也不可能笑到最后。他们以为天下万民还想以前一样，都是愚昧无知、可以随意哄骗的，便恣意用立宪来逗弄大家，惹得众人热血沸腾。到了最后，众人却发现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觉得他们能收场么？国乱民艰，主少臣疑，本来就是败亡之局。还敢朝令夕改、玩弄民意，这是取死之道！我可以断言，天下失望之日，便是大清覆灭之时。
“所以，我们不是两边下注，而是两边都没有下注，稳坐钓鱼台上，静观他们两败俱伤。皙子，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杨度难得听到孙元起对时局的分析，听罢沉思良久，才说道：“那依百熙看，最终得利的渔翁是谁？”
孙元起看左右无人，便低声说道：“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有三条假龙。”
“哦？”杨度胃口被吊了起来，连忙凑到近前，低声问道，“此话怎讲？”
孙元起屈指数道：“第一条是宫里头那位。现在时局如此，本来应该拥立一位年长的宗室做皇帝，好安稳人心收拾大局。结果慈禧太后为了避免新君翻案，隆裕太后也想尝尝垂帘听政的滋味，反而反其道行之，立了一个三四岁小孩。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么？
“虽然现在监国的是他父亲摄政王，但终归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摄政王庸庸碌碌，毫无主张，也不是能有所作为的伊尹、霍光。还任人唯亲，排挤汉人大臣，如今朝中有谁可作底定危局的中流砥柱？所以别看宫里头那位现在是真龙天子，其实是垂死待毙，生死只系于立宪成败。”
杨度对溥仪也不看好，听罢微微颔首。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二天是会河南养老的那位。据说李文忠公（李鸿章）临终前曾举荐袁项城，以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确实极有见地。而且他的麾下人才济济，举凡军、政要员，无一不是上上之选。所以说，袁世凯是一条蛰伏的虬龙，虽然现在赋闲在家，天天饮酒垂钓、栽花种树，其实他在韬光养晦，暗地里依然操纵部分政事，等待时机复出。一旦风云突起，他便要跳将起来，择人而噬。
“袁项城雄才伟略，自然野心也极大。立宪失败，天下汹汹，清廷命在旦夕，那时候自然会请他出山。在权势失而复得后，只怕他的权力欲更重，见满清风雨飘摇，一准儿会落井下石，自己取而代之。但立宪已经成为潮流，中国再也容不下一位新皇帝，恐怕袁项城最终只能黯然收场。”
这是孙元起根据已有的结果逆推原因，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杨度听完后，另行补充道：“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袁项城并非长寿之人。我听坊间传言，说袁项城从二十五六岁起就天天吃补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还雇用两个奶妈，每天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
“这些传言难辨真假，或许言过其实。但据袁府仆人透露，袁项城确实每天要进人参一杯，并服用海狗肾和自制的活络丹。这几样东西都是补血强肾、滋阴壮阳的，一年吃上数回，确实可以强身健体。但是天天这么吃，谁受得了？青壮年时觉察不出来，等过了五十岁，这些补品就是催命符！”
两人都判定袁世凯死刑后，孙元起继续说道：“第三条假龙，我认为是在海外建立会党闹革命的孙文。立宪失败后，国家究竟该往何处去？既然良药不愿意吃，那就只好下猛药。江南士绅支持革命，则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作为革命精神领袖，孙文也将乘势而起。
“但孙文这个人言胜于行，做做宣传鼓动还行，要做国家的元首，他确实不是那块料。再者，他手头没有兵权，在江南起事，必须依赖各省旧有官僚。以后即便革命胜利，也会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所以他的境遇也会比较惨淡。”
在这三个人里面，杨度最看不起的就是孙文，也笑着应和道：“孙大炮嘛，不言过其实，怎么能称为大炮呢？话又说回来，虽然三条都是假龙，但在某一时段还是威风赫赫，可以号令天下的。百熙你准备烧哪一个冷灶，袁项城还是孙大炮？”
孙元起道：“正要向皙子问计。”
杨度斟酌半天才说道：“无论哪一朝、哪一代，在新建立时都对名师大儒保持十二分尊敬，以任用贤能、宠怀名士证明自己是开明合法的政权。百熙你现在研究物理享誉海内外，兴办教育、编写教材也功在千秋，已经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无论谁上台，开始都不会亏待你，关键是之后。
“你的根基，包括经世大学、北平铁厂、人际关系等，都在京城。而京城附近正是袁项城的势力范围，所以袁项城必须交好。好在他如今是落地凤凰不如鸡，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百熙你只要写几封交好的信，保准他对你刮目相看。
“烧孙大炮的冷灶和与袁项城交好，并非是必须两选一，完全可以两边下注。而且孙大炮现在也颇为落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百熙可以捐赠他一笔不大不小的款项，再把北平铁厂的炮送上几门，难道他以后还会亏待你？”
能够交好这两位民初伟人，孙元起当然千般愿意，只是现在自己一身关乎无数亲朋故旧的安危，这种风险性颇高的举动，实在需要仔细权衡利弊。
见孙元起一直没有表态，杨度隐约猜到孙元起的顾忌，当下大包大揽道：“百熙不用担心，这种事由我来做就好。”
“你来做？”孙元起颇为惊讶。
“当然！”杨度“哗”一声打开纸扇，“难道你不知道？幕僚就是专门替东主做这种脏活累活的。”
既然有人愿意主动承揽这种疏通下水道的活，孙元起自然大喜过望，拨付他一笔经费，任由他折腾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各种事情层出不穷，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幸好总体上没有超出孙元起的认识范围：
第一件大事，各省代表终于把请愿书送到了都察院，都察院不敢耽搁，赶紧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扔到军机处。没几天，军机处便转下上谕，大意是：“我国幅员辽阔，人民知识水平不高，立宪筹备工作也没有到位，如果着急开议会，会破坏当前和谐稳定的大局。”干净利落地予以拒绝。——这是不是和当今政府对待官员任前财产公示的态度一模一样？——至此，第一次国会请愿失败。
第二件大事，是大年初三广州新军发动起义，其中首次出现了迫击炮的身影，给清廷极大地打击。虽然最终战败，但余部在香港革命党的接应下，顺利逃出广州城。果然不出魏镇雄、刘庆恩等人所料，清廷丝毫没有意识到迫击炮是北平铁厂流出去的。当然，广州新军也采购了部分迫击炮，清廷不怀疑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件大事，则是1910年2月22日军机大臣戴鸿慈病逝。戴鸿慈原任法部尚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于1909年10月6日接替过世的张之洞，进入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他也是清朝二三百年里广东省籍任职最高的官员，为此，广东籍翰林曾在北京广东会馆隆重祝贺戴鸿慈入阁。谁知道到才过四个多月，他便驾鹤西去。军机处再次用一条军机大臣的性命证明：军机处六人魔咒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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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九、沧桑朝市论新局
二二九、沧桑朝市论新局
“哦？说来听听！”孙元起连忙说道。
张元济道：“我有位好友叫傅增淯，既是同年，也是翰林院同事。他们傅家也算书香门第，祖父先后做过曾文正公（曾国藩）、左文襄公（左宗棠）、李文忠公（李鸿章）的幕僚，父亲做过知县，他们共有五兄弟，更是了不起，其中三人中了进士！
“我要举荐的是傅增淯的三弟，名叫傅增湘，十七岁便以监生中顺天乡试举人。后师从大儒吴汝纶，并中光绪戊戌科（1898）二甲第六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六年间在天津创办了三所女学——北洋女子公学、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以及八所女子小学。是津门一带赫赫有名的教育家。
“他不仅投身教育，而且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尤其爱好藏书。听闻我们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五百多种，更有敦煌遗书、安阳甲骨，早已心痒难耐，隔三差五到学校小住。因为他是袁项城的幕僚，如今正好赋闲，只要你肯折简相召，他必然万分乐意！”
严复也插话道：“老夫听碧城说起过这位傅叔和，很是不错的。”
傅增湘确实是个人物，在历史上，他多数以著名藏书家的身份出现，其实他还是教育家和政客，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一年半的教育总长，期间换了一任总统、三任总理，他这个教育总长却岿然不动！
孙元起没听过傅增淯，倒因为兴办女学的事，对傅增湘很不陌生。当下便点头答应了。
严复又道：“现在我们学校东西洋留学生占总数三分之一，洋教习也为数不少，百熙最好再挑个有留洋背景的副校长，以便沟通协调来往事宜。”
孙元起脑袋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人选：卢瑟福。
众所周知，卢瑟福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除此而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鼓励学生有新见解、新发现。在他的学生中，单单诺贝尔奖得主就有十几位，包括波尔、查德威克、科克罗夫特、卡皮察等。如果他来担任分管科研的副校长，经世大学的科学发展岂不是如虎添翼？
当然，学校里面的年青人也要给他们一些锻炼机会，像卢弼、李复几等人，都可以挂上校长助理的职衔，帮忙处理部分事务。
又商谈片刻，三位大佬才心平气和下来。送别之际，孙元起单独对张元济说道：“菊生先生，此次东山再起，希望能一帆风顺、鹏程万里！”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是一员健将，曾上书朝廷请求变革官制、革除跪拜。西太后政变成功后，便把他革职永不叙用。此次担任理科大学监督，重新进入大清体制内，确实算得上是“东山再起”。
张元济顿时停下脚步，回头望着孙元起：“百熙此言何意？”
孙元起似乎顾左右而言他：“刘潜楼过段时间该挪窝了。”
张元济出身名门望族，也在官场上打过滚，自然知道孙元起的意思：“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实缺京堂吧？只怕我资历太浅，难登大雅之堂。”
孙元起笑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菊生先生是光绪壬辰科（1892）进士吧？学部右侍郎宝熙应该是您的同年。而且在散馆之后，您还先后担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大学堂总办等职，怎么能说自己‘资历太浅’呢？”
清代官场所讲资历，首重哪一科登第、哪一年散馆，这不仅表明你的辈分先后，还能说明你手头有什么资源。“同年”可是比“同袍”、“同娼”、“同赃”还铁的同窗、同志加战友关系。同一科二三百人，经过十多二十年奋斗，总有几个爬上了高位，剩下的人只要和他们拉好关系，都可以混个肚子圆。
此外，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站过队也是资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好比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蹲过渣滓洞一样，参与维新变法并被革职也能成为一种显赫资历。
就张元济所在的光绪壬辰科中，眼下位居三品以上的就有学部右侍郎宝熙、宪政编查馆总务处帮总办汪诒书、云南按察使汤寿潜、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等人，这些都可以成为张元济上进的助力。最最关键的是，在分管京师大学堂的学部里，左侍郎孙元起、右侍郎宝熙都是张元济的熟人！
孙元起趁热打铁：“希望您在执掌大权之后，能洗刷旧习一整乾坤，使得京师大学堂成为能和经世大学媲美的京城第一高校！”
张元济莞尔一笑，径直去了。至于之后究竟如何打算，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度久去不归，再也没人给孙元起分析朝中风云变幻。孙元起只得自力更生，在批改作业、撰写论文之余，抱着邸钞、报纸暗自琢磨。这一乱看，倒让他发现了某些清末不为人知的细节。
在历史书上，总会描述清末政府有多么颟顸无能、官员又是多么昏庸**。孙元起却在新闻中看到一个举步维艰的政府为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做出的各种努力：颁布法律，兴办学校，抗洪救灾，修筑铁路，禁种罂粟……其中最让孙元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对于西藏事务的处理。
无论怎么说，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施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小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小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小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无论是**、班禅，还是活佛、噶厦，都得蜷伏在驻藏大臣的脚下，不敢随意叫板。因为他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经过驻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达天听。同一件事，不说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之间还是有许多猫腻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单独奏事的权力，他就可以把驻藏大臣一脚踢开，利用奏事的权力对各种事务指手画脚，把西藏这潭死水彻底搅浑，让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从中渔利；而且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也不用再去讨好驻藏大臣，因为团结在土登嘉措周围也能达到同样目的，甚至可以获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里的小九九，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不久后，西太后驾鹤西去，土登嘉措贼心不死，再次让理藩院代奏，要求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不错，刚即位的宣统皇帝是小孩，不懂事，可军机处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土登嘉措的请求。
或许正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更加坚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离开北京后，便派人与俄罗斯、英吉利两国勾结，寻求援助，购买军火，准备起事。
驻藏大臣可不是吃干饭，很快就发现土登嘉措的不轨行迹，并迅速向军机处。军机处随即向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发电报，大意是说：西藏位于中国、俄罗斯、英法殖民地之间，土登嘉措首鼠两端，你们必须做好准备，保证祖国边疆安全。最终也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兵，所以你们招募士兵时，不要怕花钱，枪械用最好的，饷银给最多的，一定挑选最可靠的精兵，时刻准备进藏！
在1909年8月初，乘着夏季冰雪消融，奉命入藏的川军共1700人从成都出发，在赵尔丰的边军掩护下向西藏进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10年的2月12日抵达拉萨。就在同一天，土登嘉措化妆逃离布达拉宫，并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印度。
抵达印度后，土登嘉措上书英国政府，请求它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使西藏恢复独立自治，并帮助自己重回拉萨。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觉得熟悉，那是因为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在五十年后又把这个情节重演了一遍。要不怎么叫转世灵童呢？套路一模一样！
在土登嘉措叛逃之后，清政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曾派人请他回国。土登嘉措还盼着英国干爹帮他“光复”河山呢，怎么可能接受清政府伸过来的橄榄枝？朝廷也够硬气，马上下诏：
“著即革去**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
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不信没了张屠夫，就要吃连毛猪。既然朝廷能立**喇嘛，也能废除！既然你逃了，那就别回来了，我们再选一个人就是，反正西藏那么大、人那么多。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朝廷说到做到，虽然之后没有另外选定继承人，但直到清末，都没有恢复**名号。现在的**名号，还是民国元年土登嘉措回国后，民国政府予以恢复的。
土登嘉措在印度苦等了几个月，得到英国政府的答复是：英国不能干预中国有关西藏的内政。——果然不愧转世灵童，不仅套路一模一样，连结局也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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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〇、金丹一粒定长生
二三〇、金丹一粒定长生
且说杨度带着支票离开北京，最先沿着京汉线来到河南，拜访在彰德城北洹上村扮演钓叟渔翁的袁世凯。
尽管袁世凯扮演的是渔翁，不过这位渔翁真的很大牌，住着豪宅，嚼着人参，养着名马。周围侍奉的人也不少，除了门房、管家、奴仆、婢女一应俱全外，明里暗里还有不少保镖。想见这个渔翁可不容易，杨度费了好大劲儿才得以在客厅里落座。等一杯香茶被喝成白水，袁世凯终于从后院转出来。
他头上戴着竹笠、身上穿着蓑衣，瞧得出是刚从河边钓鱼回来。因为朝廷免职的诏书里说袁世凯是“足疾未愈”，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休养，所以他走路故意装出蹩脚的样子。
虽然袁世凯很入戏，但是他那短小浑圆的身材、蓑衣间露出的丝绸中衣，以及雄赳赳的气概、睥睨之间灼灼的目光，却和普通渔翁相去甚远。刚进门他就放声大笑：“怪不得今儿一大早门口的喜鹊就喳喳叫，原来是湘绮老人高足到访，寒舍实在蓬荜生辉啊！正好，刚才我钓到一条两斤多重的红鲤鱼，皙子一定要赏脸，留下来吃顿便饭！”
杨度心里暗暗发笑，当下却赶紧站起身，恭敬地答道：“中堂大人留饭，是在下的荣幸，哪敢推辞！”
袁世凯摆了摆手：“如今老夫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可不是什么中堂大人！”说着，大马金刀地在左首的太师椅上坐下。
杨度依然非常恭敬：“中堂大人只是奉旨回乡养疴，一旦足疾痊愈，必定重返军机的。”
袁世凯也没有再纠正杨度，只是随口说道：“坐吧坐吧，不要客气。湘绮老人现在身体安好？”
杨度侧着身子坐下：“家师身体还算康健，只是自去年冬天以来，张文襄公（张之洞）、孙文正公（孙家鼐）等陆续辞世，老成人先后凋零，他难免有些惶恐。”
袁世凯道：“老夫听人说，经世大学远离尘嚣，风景秀丽，冬暖夏凉，最适合养生。湘绮老人寄寓其间，著述终日，与世无争，又何忧何惧之有？而且大德必大寿，他也不须如此。”
杨度叹了一口气：“奈何天有不测风云。”
袁世凯也随着叹口气：“老夫今年已经五十知天命，归隐乡间养疴，才算明白老年时的病根都是年少气盛时惹下的。只是人无再少年，追念往昔，不过徒生悔恨罢了！”
杨度满脸景仰地说道：“中堂大人年少时便弃笔从戎，纵横华北、东北、朝鲜，刀头上舔血，马背上取功名，现在回想起来，令无数人为之神往！现在些许小病，不过是些暗伤，原是不妨事的，只是现在天气有些不好，难免碍手碍脚。一旦秋风劲、胡马肥，中堂大人横刀立马，只怕城里那些少年人也赶不上！”
袁世凯呵呵干笑几声：“那就蒙你吉言了！只是老夫不知皙子此次前来，有何赐教？”
杨度从袖中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了过去：“家师闻听中堂大人这里藏着不少上好的高丽参，便命在下过来讨取一二，留待他日续命之用。不知中堂大人能否割爱？”
袁世凯上下打量了杨度一番，慢慢说道：“高丽参老夫确实有一些，只是用来给自己续命尚且不够，怎么能分润给别人？”
杨度笑道：“中堂大人不必担心，家师知道现在您或许还有顾虑，所以不着急取货，只是预付部分定金。等中堂大人他日身体康复，高丽参还要结余的话，只要不忘了故人便好。”
“那行吧。”袁世凯终于点头应允。
杨度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袁世凯真的钓到大红鲤鱼，准备与自己一起大快朵颐。见他答应，便不再过多叨扰，当下起身告辞。袁世凯也没有强留，在送出厅门的时候突然问道：“数年前，老夫在学部荣尚书府上时，曾与百熙有一面之缘。当时老夫问他君主立宪在我大清能否行得通，他告诉我六年以后自会分晓。如今已经过去四年，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坚持当年的看法？”
杨度躬身抱拳：“来之前，百熙也跟在下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明年底、后年初必然水落石出，还请中堂大人到时候验取。”
等杨度走远，从厅堂后面走出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非常年青，只有二十岁出头，伸手把桌子上的信封拿过来，打开一看顿时惊讶出声：“哇，五万美金，还是花旗银行的本票！这要是买高丽参，得买多大一堆啊！”
旁边那位显然是哥哥，到底见识多一些，闻言嗤笑道：“克文，你不会真以为人家是来买高丽参的吧？五万美金，换成白银有小十万两，这么多银子在北京什么样高丽参买不到？何至于千里迢迢跑来彰德？人家这不是买高丽参，而是来买层官皮！”
说罢，他有些自得、又有些疑惑地望向袁世凯：“父亲，王闿运都七老八十了，怎么还想往官道上挤？也不怕折本？”
在北京官场上，袁世凯一度被称为桓温，而袁克定则被称为桓玄。桓温、桓玄父子都在东晋搞过谋权篡位的把戏，由此可知袁氏父子是什么货色。
袁世凯哈哈大笑：“克定，你也不要笑话克文，你们兄弟都是半桶水。”等坐回太师椅上，才给两个儿子解释道：“杨度是谁的幕僚，自然给谁跑腿办事。我说湘绮老人，不过是个由头，至于具体指谁，他知、我知，何必说透呢？”
袁克定有些疑惑：“学部左侍郎孙元起？虽说他的靠山张南皮、孙寿州先后病逝，不过他在海内外享有盛名，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学部本身也是清水衙门，谁没事为难他呀？他为什么突然想要投靠父亲？”
袁克文终于逮着机会呛袁克定一回：“为什么？因为朝廷离不开父亲，父亲很快就要回到军机处，所以他便提前来巴结呗！”
“你懂什么？”袁克定瞪了弟弟一眼：“我的意思是说，首先，孙元起不用巴结谁，他在学界鼎鼎大名，本身就是朝廷的一块招牌，没有人愿意动他，因为动他没什么好处，反而会惹得一身骚。
“其次，即便他要巴结，尽可以巴结载沣、奕劻、世续、那桐等人，何苦来烧父亲这口冷灶？虽说父亲起复是迟早的事儿，可谁知道是半年一年，还是三年五年？
“第三，就算他来巴结父亲，何必下那么大血本？要知道其他人来接纳父亲，通常不过孝敬三五千两，上万两就是大手笔。他一下子就送了五万美金过来，这是所谋者大啊！”
袁世凯微微点头表示嘉许：“克定所言不错。看起来，这个孙元起倒是妙人，哪天回北京，一定要和他好好聊聊。”
虽然袁世凯觉得五万美金有些烫手，不过还是照单全收了。貌似自古到今，大英雄都是收大钱不手软的主儿，包括童萌会领导人孙中山。
据说他在南洋宣传革命时，和当地华侨首领约定，为了保密，以后再需要筹款就直接发代码过来：a表示一万元，b两万元，c三万元，d四万元，e五万元。结果以后大炮每次发电报过来，不是d就是e，就没见d以下的a、b、c。华侨首领在心惊胆战之余，不免暗自庆幸：幸亏当时只约定到e，如果约定到x、y、z，我们就别活了！
杨度见过袁世凯立马东渡日本，正准备给孙中山送钱，却发现事情有些棘手：就在宣统二年的正月，同盟会分裂了。
作为一个庞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财政、人事。
先说财政。
孙中山最初创立兴中会时，是效法天地会、洪门之类的秘密会社，这些组织都带有黑社会性质，依靠灰色收入乃至非法收入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兴中会既然号称革命团体，自然不能用敲诈勒索、绑架卖淫等手段来获取活动经费，孙中山的创举就是向华侨募捐。不管是封官许愿也好，还是苦苦哀求也好，总之，确实获得了一定的资助。
兴中会只有一百多人，到处化缘维持生计自然不成问题。可同盟会却有大几千人，除了吃喝拉撒睡，还要办报纸、搞宣传、租场地、买枪械、闹起义……处处都要花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还靠募捐那一套。华侨纵使再多、再富有，人家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你孙大炮忽悠几句，就想掏走供你们挥霍？
就像任何朝代、任何地方一样，纵使普通人再穷，也不耽误领导人穿金戴银、锦衣玉食。尽管同盟会资金短缺，机关报《民报》经费支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孙中山却潇洒得很，日常工作是和华侨领袖吃香喝辣，设想民国美好前景，闲暇则玩玩萝莉养成，挽救无知迷途少女。如此苦乐不均，难免会激化内部矛盾。
有人会说：既然孙大炮能去化缘，难道同盟会里的其他人都是哑巴？当然，同盟会里谁也不愿坐吃山空，确实有人自告奋勇出去募捐，只是孙中山起步早、名气大、人脉广，华侨只认准这个老字号，其他人去了没多大成效；而且孙中山视募捐为妻妾，决不允许别人插手。
陶成章曾不信邪，无视孙中山的反感和劝阻，到南洋募捐。孙中山直接写信给南洋华侨首领，指称陶成章是保皇党、清廷密探。害得陶成章忙活几个月才筹到三千多块，都不够食宿船票钱！
再说人事。
从“同盟会”这个名字上看，就知道它是一个联盟。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它是由华兴会、兴中会，以及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反清组织联合而成。组建之初，并没有孙中山什么事儿，当时他还在欧美化缘呢。后来他来到日本，才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为什么推举孙中山？在陶成章等发布的《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中非常明确地说出了原因：
“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
说白了，就是因为孙中山有钱有人脉，大家也希望有个大金主提供财政保障。所以在金钱和反清的大旗下，尽管众所周知孙中山有大言欺世、爱好萝莉等毛病，大家也只有捏着鼻子认了。谁成想，这位大佬不仅不给大家发钱，而且还阻止大家捞钱，那还要他有什么用？除此以外，各团体之间还因为理念不同、利益纠葛等经常闹摩擦，导致分歧越来越大，仅同盟会内部就爆发过两次大的“倒孙风潮”。
到了今年年初，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合作终于到了尽头，章太炎、陶成章等在日本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其骨干尚有李燮和、沈钧业、魏兰等，宗旨仍是反清革命。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在美国旧金山组建同盟会分会，但将会名改为“中华革命党”，誓词也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与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小有不同。
眼下，同盟会分裂为同盟会、光复会、革命党三部分，孙中山又不在东京。一时间杨度有些迷茫：手里的巨额资金该怎么花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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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一、百无一用是书生
二三一、百无一用是书生
杨度首先想到，钱只能捐给政党的掌权者，而不能直接给政党本身。因为政党本身是一个组织，除了虚头巴脑的精神嘉奖，是不会记住捐款人恩情的，更不会给捐款人带来任何好处。而捐给政党的掌权人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恩怨分明，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自然而然会考虑捐款人的利益。
最简单的例子，企业要想获得关照，是给市政府捐一千万效果好，还是给市委书记、市长分别送一百万效果好？虽然后者可能涉嫌贿赂，但越是非法的途径，收益也越大。
如此一来，目标就圈定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两人。眼下孙中山还不在日本，要想捐款，只能先找章太炎。问题随之而来：众所周知，孙元起和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有仇，而且仇还不小。现在烧香求佛还有用么？
杨度权衡再三，觉得还是先去拜访一下章太炎为宜：谁知道光复会以后会不会鲤鱼化龙？再者，陶成章只是副职，章太炎才是正主，谁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仇隙？
1908年底，《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作为主编的章太炎也渐渐淡出政治宣传舞台，转而在东京组织成立“国学讲习会”，编写国学振兴社的讲义，开始大力宣讲国学，内容包括《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受业弟子也多是一时俊杰，著名的有钱玄同、黄侃、沈兼士、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刘文典，以后都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教授学者。
这一日，章太炎正给弟子讲授文字音韵之学，门房来报：“先生，湘潭杨皙子前来拜访。”
章太炎微微皱眉，旋即说道：“让他进来听听吧。”
随后，杨度被领进屋里，在最后面的空位上落座，听章太炎讲课。总也有两三个小时，章太炎才结束本日的课程。学生们整理完笔墨纸砚，陆续散去，屋中只剩下章、杨二人。
不待杨度上前问安，章太炎先问道：“皙子，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可有道理？”
杨度拱手答道：“适才听先生说，文字先有声音而后有字形，文字的创造和演变都与声音有莫大关系。这真是想前人之不敢想，言前人之未能言，而且鞭辟入里，诚为千古不刊之论，直令在下茅塞顿开！”
对于清代读书人来说，文字音韵这类的“小学”，就如同今天大学里的英语四六级，学不好，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杨度本来就聪颖过人，再加上名师指导，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文字音韵的学者，也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章太炎满意地点点头：这确实是他的创论，能被人准确地发现并加以赞誉，如何能不开心呢？
这时他才招手把杨度唤至自己的身边，一边喝茶一边解释道：“近些年，中国衰惫极了，却总也找不到出路，于是有一种人总说中国人与西洋人相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认为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要想崛起，就应该全面欧美化。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长处，便觉得华夏旧土没有一丝可爱，爱国爱种之心也开始淡薄衰微。长此以往，亡国灭种就不远了。
“华夏旧土真没有可爱之处么？我想不是的。在日本生活了三四年，我始终觉得只有中国的饮食、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风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环境，才最适合中国人，即便是近邻的日本也不能替代。只要我国国民意识到中国的长处，那么他们的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这也是我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宣讲国学的原因。因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杨度插话道：“经世大学在建校之初便设立国学院，想来是和先生出于同一目的。”
章太炎仰着脸，颇为傲然地说道：“当今在世之人，能让章某佩服的只有两个。虽然佩服，但并不赞同。他们都姓孙，其中一个便是孙百熙。”
“哦？”杨度有些好奇，“还望章先生赐教！”
章太炎也不拿乔：“孙百熙年纪轻轻，便学究天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据说他的理论非常深邃，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位最聪明的科学家才能看懂，看懂之后都齐声赞誉；其他人则视如天书，不知所云，毁也无从毁，誉也无从誉。这是让章某最为佩服的。
“他编写的教材很多都被翻译到日本，成为学校里的教科书。甲午以来，日本普通民众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的。只有提到‘孙元起’这个名字，他们才一脸景仰，认为孙百熙非常了不起，在西方人的学问上打败了西方人，替亚洲人争了光。
“再者，孙百熙除了在职期间，利用公帑兴办不少学校外，还凭一己之力在大江南北兴办数十所大中小学。这些学校或是免费，或是只收很少的费用，让贫寒子弟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天下有钱人那么多，比孙百熙有钱的也不在少数，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宁肯把钱挥霍在青楼、赌场，也不愿扔给穷人一个铜圆。如此大力兴学，怎能不让章某佩服？”
“那你为何又不赞同呢？”杨度问道。
章太炎道：“我最不赞同的是孙百熙对于时局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尽管可以看出他对时局不满，却不允许学生起来抗议请愿，只要求大家关起门来好好读书，认真做学问。国家都有亡了，读书做学问还有什么意义？
“他创办的大学美其名曰‘经世’，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可他把‘经世’用在了哪里？是替满清鞑子续命，还是给满清鞑子培养奴才？孙百熙在国内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要是登高一呼，全国局势必然为之震动，何愁革命不成功？”
杨度听到这里，脸上虽然含笑不语，心中对章太炎的评价却调低了一级。
章太炎又道：“孙百熙对国学的态度，我也非常不赞同。所谓国学，乃是一国固有之学问，由无数典籍、无数哲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酝酿而成的文化，里面浑浑沌沌、浩浩荡荡，有如江河湖海，澄之不清，淆之不浊。研究国学，应该先从小学和目录入手，泛览四部，等有了整体认识，再深入某一类；此类精通，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终领会国学的精髓。
“而孙百熙呢，则从里面舀一勺水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分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挑出来研究，于是就有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就好比有个美人，你把她皮肉筋骨血、心肝脾肺肾都分别掏出来研究，研究得再精熟又有什么用？她还是那个明媚照人、活蹦乱跳的女子么？”
章太炎对孙元起的批判，涉及到传统学问与现代学科之间的消耗性转换，别说杨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界上也没人能给出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章太炎接着说道：“在我看来，经世大学对国学的研究已经走入了歧途，不仅方法不对，取材也大有问题。他们视如珍宝的安阳甲骨、敦煌遗书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安阳甲骨，显然是无良古董商人故意作伪，欺骗世人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历朝经史典籍都没有记载甲骨刻文的事情；其次，在甲骨上刻字容易作伪，最值得怀疑；第三，龟甲是速朽之物，不能长久，怎么可能埋在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既然甲骨是假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敦煌遗书，我在日本倒是见过几卷，确为两宋以前的遗物。但这些纸片都是当时人污损丢弃的无用之物，多半为佛经、道藏，没什么值得稀奇的。放着存世的煌煌巨著不研究，反而钻到故纸堆里，这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杨度怕他长篇大论，连忙打断：“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先生佩服却不赞同的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孙中山吧？”
章太炎点点头：“不错！孙中山少有大志，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奔波海内外近二十年，数次为清廷所通缉捉拿，依然不改初衷。现在能有如此局面，半数为孙中山宣传、联络所致。如此大丈夫，章某自然佩服得紧！”
杨度问到：“那你不赞同他什么？”
章太炎喝了口茶，才慢慢说道：“首先，孙中山有些言过其实。当然，革命之初需要先行者大力鼓动，形势所迫，说些大话自然没有问题。现在革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同志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才能和衷共济万众一心，以期早日成功。如果还是大言炎炎，空发议论，却不相宜了。”
杨度点点头：不分场合乱放嘴炮，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为。
“章某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革命者应当重然诺，轻死生；重节气，轻财色。没有道德之人，不配参与到革命中来。但孙中山在小节上也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公私财物不分、男女关系不检点等。这些虽然是小事、私德，却很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乃至影响革命团体的声誉，怎么能知错不改呢？”章太炎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
杨度对此大不以为然，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些细节都是无关大局的。孙中山虽然萝莉控，这又怎么了？曹操、曹丕父子还是人妻控呢！汉高祖刘邦更是男女通吃。人家不是照样登基做皇帝？于是在脑海里给章太炎贴上三个大大的标签：名士！学者！文人！
这种人用来做招牌撑门面还行，指望他们造反成功，猴子早过火焰山了！
想到这里，杨度从怀里掏出支票夹，给章太炎写了张一万美金的支票递过去：“章先生，孙百熙很景仰你在国学方面的成就，知道革命即将成功，所以委托在下前来邀请，希望您以后有空一定到经世大学讲学，也好纠正经世大学在国学认识方面的诸多过错，免得谬种流传。”
章太炎倒没有意外：“孙百熙倒是够诚心的。七八年前经世大学刚成立的时候，他就写信邀请我到学校任教，只是当时我正和保皇派笔战，不想去死气沉沉的京师。没想到过了那么长时间，他居然一直没有忘了章某。呵呵，章某不是诸葛亮，不用三顾茅庐，这份邀请我记下了，等革命成功，章某一定会去经世大学拜访诸位高贤！”
杨度长吁一口气：只要把剩下的四万美金直接捐给孙中山，这趟行程就完满了。
在1910年初，尽管距离辛亥革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后世看来，已经是胜利在望。但对内外交困的同盟会来说，却仿佛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从外部环境来说，清政府不甘心就此沉沦，在各种势力推动下开始了立宪进程。首先是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又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比如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选举议长等等，都让人以为朝廷开始励精图治。国内外很多华人也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完全可以通过改革，使得中国向君主立宪转变。
这些都给同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同盟会的民主共和理想就再也无法实现了。而且这些年来同盟会会员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再给损失大量革命精英的同时，也让革命士气大为低落，不少同盟会成员开始有些三心二意。受此鼓舞，一定消停下来的保皇派也甚嚣尘上，在报纸对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
外部环境恶化，同盟会内部也不消停。以陶成章为首的原光复会系统成员，因为财务和人事问题，在同盟会内外散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先后发起两次“倒孙风潮”。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
很多华侨看到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后，也不再愿意捐款给同盟会，让同盟会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杨度捐给孙中山的四万美金，不啻于久旱后的及时雨，给苦苦挣扎中的同盟会扎了一剂强心针。
但同盟会沉疴太深，一剂强心针显然不足以让它振作起来。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一位美男子毅然站了出来，自告奋勇要给同盟会下一服猛药：
暗杀大清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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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二、此头须向国门悬
二三二、此头须向国门悬
不错，这位美男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汪兆铭。
所谓美男子，可不单是生得一副好皮囊。说句实在话，谁在年轻时没帅过？没准儿蹬三轮板车的猥琐大叔、挤公交的秃顶中年人，十多二十岁时也是眉清目秀的好小伙。可是岁月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好，只留下衰老和丑陋。美男子则不然，他们除了姣好的容貌，还有优雅的气质和深厚的底蕴，岁月在他们身下留下的印记，只会为他们增添成熟的魅力。
汪兆铭便是这样的美男子。他21岁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2期学习，毕业后考入法政大学。在1905年7月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兆铭是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他又出任评议部评议长，同时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
这位帅哥笔头子非常厉害，理论功夫也非常扎实，在批驳满清**和保皇党改良主张的同时，迅速丰富和完善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成为同盟会中少有的理论家，很快获得孙中山的青睐。
虽然孙中山没有龙阳之好，但身边有位美男子总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所以在1907年之后，他便带着汪兆铭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华侨捐款，协助发起武装起义。
可到了1909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在南洋华侨中，似乎君主立宪那一套更有市场，同盟会捐款随之锐减，在国内发动的一系列起义也先后以失败告终。汪兆铭骨子里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情绪日渐消沉。
此时的汪兆铭还没有沦落为汉奸，而是位志行高洁的革命青年，苦思良久之后，决定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他想到的招数就是到北京暗杀满清重臣，振奋天下人心。暗杀虽然简单、粗暴，但不可否认，它确实非常有效。所以汪兆铭不顾孙中山和黄兴的劝阻，组织了一个暗杀团队，陆续来到北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暗杀小组有七个人，汪兆铭、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胥醒、方君英、陈璧君，其中汪兆铭是领导者。尽管是热血青年，但脑袋还没有被热血烧糊涂。来到京城并不是立马动手，而是先开了一家照相馆作为掩护，展开暗杀前的调查工作。
就这样，1910年初，在北京前门外开张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清末的照相馆，就好比今天的私人会所、spa水疗馆、健身中心，是个非常时髦的玩意。开张营业以后，居然很快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
生意只是捎带，暗杀才是照相馆的主营业务。他们受吴越成功刺杀经验的影响，首先把目标定为海军大臣载洵、军谘府大臣载涛。因为这两位爷刚好结束欧洲考察，要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而当年吴越正是在火车站暗杀得手的。
那个年代的火车站可没有严格的安检，汪兆铭和黄复生迅速携带炸弹，很轻松潜入了车站。一进车站，汪兆铭就觉得选对了地方：这里人流密集，人声喧腾，事前易于乘机接近目标，事后又可以混进人群安全撤退，最是适合刺杀。
这是汪兆铭等人第一次下手，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难免有些紧张，心跳明显加速，手心开始出汗，再三检查炸弹的起爆装置，确保一击必杀。
随着火车到站，车站里更加拥挤，加上采光不足，很难辨清人脸。他俩随着人群来到火车附近，汪兆铭气喘吁吁地说道：“复生，你找找那两位贝勒爷在哪节车厢。”
黄复生一边抹汗一边摇头：“我没见过照片，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你认识他们，还是你找吧！”
汪兆铭满脸惊愕：“我也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你事前侦查清楚了呢！”
两人面面相觑：这下糗大了！出来搞暗杀，居然连人都不认识，古往今来有这么玩的么？
“赶紧找人问问！”汪兆铭急忙道。见不远处有位老头，赶紧挤过去问：“大爷，您知道洵贝勒和涛贝勒在哪节车厢么？”
老大爷憨厚一笑：“俺哪知道？你们问站长去！”
问站长去？难道见了站长跟他说：我们俩来刺杀两位贝勒爷，麻烦给咱指个路？汪兆铭道了声谢，赶紧再去问别人。
搁在今天，载涛、载洵哥俩就是中央军委委员、兵种司令或四总部部长，行踪属于国家机密。汪兆铭想在短时间内搞清楚，怎么可能？在人群里窜了半天，依然毫无头绪。而且他们在人群里不安分地挤来挤去，已经惹得不少人暗暗戒备：这俩小年轻不会是贼吧？
事到如今，总不能把炸弹随便往人群里乱扔吧？尽管暗杀就是搞白色恐怖，但也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就不是激励革命、振奋人心了，而是给同盟会抹黑！俩人相互对视一眼，只好灰溜溜地退回照相馆，再做其他打算。
紧接着暗杀小组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庆亲王奕劻。这家伙**无能，卖官鬻爵，实在太招人恨了。如果能把他杀掉，不能能鼓舞士气、提高同盟会声望，也为天下人出了一口恶气。
他们接受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不仅搞来奕劻的照片，还摸清楚奕劻的出行规律。他们吃一堑长一智，可奕劻也不傻。就在数年前，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被人炸死。同样是铁帽子王，奕劻可不认为自己的命比善耆更硬些。所以庆亲王府戒备森严，出入警卫滴水不漏。汪兆铭苦等月余，还是狗咬王八——无处下手。
清政府就算再**、再无能，毕竟基本的政府职能还在，尤其像京畿重地，各种安防密探定然少不了。守真照相馆三六九关门打烊，瞧着就不像正经做生意的，早晚被人瞅出端倪。所以京城不能久留，必须尽快完成刺杀任务，远走高飞。
短暂考虑后，汪兆铭决定“射人先射马，炸贼先炸王”，把刺杀目标直接升级为摄政王载沣。经过细致的考察，暗杀小组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的银锭桥实施暗杀。
银锭桥现在还有，逛过后海的读者对它一定不陌生。这座桥位于后海的中部，是东西交通孔道。如果你想从东岸去西岸，又不愿顺着湖边绕一大圈的话，银锭桥就是必选之路。
选定地点，汪兆铭等人开始拟定暗杀计划：在银锭桥上埋炸药，等载沣过桥时引爆。为了确保一击必杀，由黄复生出面，找了一家名叫鸿泰永的铁匠铺专门订做一个大铁箱子，把此行所带炸药全放了进去，然后带到银锭桥掩埋。
计划倒是挺好，可是他们明显忽略了清政府的另外一支有生力量：巡警。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就设立了巡警部，京师随即设立内、外城巡警总厅，负责日常安保巡逻任务。在招募巡警时，朝廷为了减少公务人员开支，决定废物利用：在地方上，巡警由腐化堕落的绿营兵丁充任；至于京城，巡警则尽量招用混吃等死的八旗子弟。
如此一来，巡警队伍的素质就可想而知，估计也就天朝战无不胜的城管能跟他们一较长短。平日，这些大爷在街上收点保护费、吃点白食，谁没事儿大半夜跑后海边上吹冷风啊！所以汪兆铭的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巡警的出现。不知是载沣命不该绝，还是汪兆铭他们点儿太背，就在他们埋炸药的那天晚上，巡警们神使鬼差地出现在了银锭桥。
黄复生、喻培伦二人顺利逃离了现场：小伙子跑得飞快，那些被酒色掏空身子的大爷还真追不上。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却被巡警成功起获。
两人不敢耽搁，一路跑回守真照相馆。汪兆铭一见他们面色惨白、大汗淋漓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连忙问道：“复生、培伦，怎么了？”
黄复生顾不上喘息均匀，便紧张地答道：“我们埋炸药的时候，被巡警发现，只好撤离。”
汪兆铭知道，暗杀计划暴露，行动已经彻底失败。顾不上三更半夜，赶紧把所有成员全部叫来，长话短说：“暗杀行动半途事泄，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与满清鞑虏展开长期斗争，你们尽快撤离。明天一早就出城，不能在天津待，必须尽快回日本！”
同行的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对汪兆铭素有爱慕之情，闻言顿时大急：“精卫，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精卫”是汪兆铭在《民报》上的笔名。
他闻言摇摇头：“我不能走。对于这次暗杀行动，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都非常不赞同，再三阻拦，我是一意孤行。如果刺杀成功，回去被他们批评几句，也算不得什么。如今功败垂成，我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
“而且，以清廷鹰犬的昏庸颟顸，未必能查到我们头上。如果我们全部撤离，反而自我暴露，毁了大家好不容易在京师建立的据点。
“如果没有暴露，那是最好，我还会继续从事暗杀，直至成功。如果暴露了，那也不是坏事。我会把此次暗杀计划全盘托出，既要让国人知道我们同盟会的所作所为，也要让那些满清鞑子知道他们的安生日子到头了，革命党随时会取他们狗命，让他们如芒刺在背，寝食不安，坐卧不宁！”
陈璧君不再说话，只是泪如飞雨。
诸人纷纷起身回屋收拾东西，准备撤离，只有黄复生安坐不动：“既然精卫不走，那我留下来陪你吧。”
汪兆铭斥责道：“刚才的话你没听明白么？我留下就可以了，你们都走！”
黄复生哈哈大笑：“精卫，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照相馆怎么开？你懂照相么？再说了，如果清廷没有发现我们，你有什么暗杀计划，一个人怎么行动？”
汪兆铭思索片刻才说道：“你想留下，那就留下吧。”
说罢他起身回屋，开始整理档案，烧毁机密文件。正忙碌间，听见有人敲门，开门看时不是陈璧君还能是谁？只见她头发湿漉，裹着浴衣，想来是刚刚洗完澡。
汪兆铭奇道：“璧君，收拾好了？”
陈璧君不说话。
汪兆铭又问：“璧君，有事？”
陈璧君眼中含泪：“精卫，你为革命奔波劳苦，至今尚是单身。如今身处险地，危在旦夕，万一有什么不测，岂不是身后寥落？璧君虽是蒲柳之姿，但还属完璧，愿自荐枕席，为君留一脉骨血。并发誓此生不再嫁，奉养舅姑终老！”
汪兆铭心中颇为感动，但一看陈璧君的长相，顿时心死如灰：与其献身给你，还不如献身给革命，干干净净、痛痛快快地死在满清鞑子手里呢！
当下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璧君，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现在想了无牵挂，从容赴死，不愿儿女情长。如果此次汪某大难不死，必不辜负你今日的这番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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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三、断头台上凄凉夜
二三三、断头台上凄凉夜
汪兆铭还是太幼稚了，像在京城安放炸弹这等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怎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政府再无能、官员再颟顸，他们也不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巡警们发现炸药之后，马上请来日本技师挖出炸弹，并组织精兵强将对炸弹进行分析。清廷的刑警并不笨蛋，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装炸药的铁箱子制造手艺非常粗糙，像是在京城里临时赶做的。顺着这个思路，他们很快在铁箱上找到了鸿泰永铁铺的记号。
汪兆铭等毕竟是外行，所谓的暗杀计划，只要细究几乎处处是破绽，更何况在此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掩饰呢？巡捕顺藤摸瓜到铁匠铺一问，老板便从账簿上查出这个铁箱子是由守真照相馆订做的。就这样，汪兆铭、黄复生在照相馆里被逮了个正着，好在此时其他暗杀小组成员已经逃之夭夭。
汪兆铭倒也光棍，一进监狱，不待清廷用老虎凳、灌辣椒水，便主动招供，把自己的暗杀计划和盘托出，并洋洋洒洒地写了长达数千字的供词，中心思想就一个：君主立宪是水中捞月，要想民主，只有造反推动旧政府。
朝廷拿获企图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这一消息很快在国内外报纸上广为刊登，迅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孙中山此时正在美洲筹款，得知汪兆铭被捕的消息，大叫一声“痛煞我也”便眼前发黑。等悠悠醒转后，立马吩咐道：“兆铭被捕，如断我一臂。诸位爱卿，汝等当为国惜才，尽力营救！”
孙中山也就是这么一说，其实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如果用他自己来交换汪兆铭，清政府倒是会考虑考虑；动动嘴皮子就想让朝廷放人，这不是白日做梦么？同盟会中有很多人和孙中山不对付，连带着对这个小白脸也没什么好感，见他被捕，虽然不至于幸灾乐祸，但要说到营救，还真没多大兴趣。
普天之下最为着急的，除了汪兆铭家人，就该数陈璧君了：于公，两人是一同参与刺杀的革命同志；于私，汪兆铭曾答应出狱之后和她拍拖。于公于私，她都该竭力营救。所以陈璧君四处找人帮忙，但汪兆铭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逮捕，罪名是暗杀当朝的摄政王，营救谈何容易？
谁也没想到，七拐八拐，陈璧君居然找到了孙元起。
刚一见面，陈璧君便摆出了申包胥哭秦庭的架势，直哭得梨花带雨、肝肠寸断——只可惜这朵梨花长得实在太磕碜了点，难免影响演出的效果。
孙元起之前并不认识陈璧君，见一女子进门就嚎啕大哭，心里好生郁闷。等到她从风雨交加变成小雨淅沥，赶紧问道：“姑娘，你哭成这样，究竟所为何事？”
陈璧君这才想起来，见面之后既没有通名报姓，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自己便撒欢地哭开了。不禁脸色有些发紫，赶紧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过来：“大人，这是中山先生给您的信。希望您能看在中山先生的面子上，施以援手，救汪兆铭一命！”
汪兆铭蓄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事情，近来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孙元起也有耳闻。但孙中山让自己去救汪兆铭，这是什么意思？孙元起皱着眉头打开信封，抬头连自己的名字都没写，信的内容也非常隐晦，一方面是感谢很久以来的关照，一方面则希望孙元起能尽力协助持信的姑娘，解决她遇到的困难。
貌似这种信不仅能给自己，给谁都可以。信尾只是简简单单地署了个“文”字。之前孙元起没见过孙中山的手迹，自然不能确定这封信究竟是不是孙中山所写。孙元起沉吟片刻，把信装好递还陈璧君，然后说道：“信我看过了，你走吧。”
见孙元起没有承诺，陈璧君再次哭天抹泪起来，满脸涕泗横流。
孙元起不理她，低下头继续看杂志。心道：汪兆铭这回将天捅了个窟窿，我只是学部左侍郎而已，又不是超人，怎么救他？再者说，救他干什么，让他三十年后有命做汉奸么？
陈璧君见哭没有效果，干脆跪倒在孙元起面前“嘭嘭”地磕起头来，不几下额头上便鲜血涔涔。
孙元起无法，只得连忙过去扶住陈璧君。陈璧君一边大哭，一边还挣扎着想给孙元起继续跪下。两人抱持纠结成一团。
作为老师和公务员，历来最讲究形象。和一位女子在办公室里拉拉扯扯，这像什么话？关键这女子还哭哭啼啼，别人见了会怎么想？实在不成体统！为了稳住局面，孙元起只好敷衍道：“这事我知道了。具体如何，只能尽人事安天命。”
陈璧君这才收住眼泪，满脸感激，朝孙元起福了一福。
孙元起暗暗叹气：姑凉，相貌不好，就不要学别人撒娇卖萌了！
其实孙元起也确实想见见这位近代著名的大汉奸。以前网络上有传言，说著名经济学家茅教授是汪兆铭的三儿子，还列出无数张照片作为佐证。茅教授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他的相貌孙元起倒是亲眼见过；至于汪兆铭长什么样，却只能从照片中一窥风采。照片难免有失真之处，如今有了亲眼验证的机会，怎么能轻易错过呢？
侍郎要想救一位死囚，确实有点难度；但如果只是见见，无疑易如反掌。在某日黄昏，孙元起穿过重重严密的看守，来到监牢探视这位传奇人物。离监牢还有段距离，便听一位青年用略带粤语味道的官话高声吟咏道：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陪着孙元起探监的几个差役有些悻悻地说道：“这死囚吃饱喝足，又开始冒酸水了！”
汪兆铭刚才吟咏的这首诗是他《被逮口占》组诗里的一首，也是这组诗中最著名、最广为传颂的。等他叛变之后，很多人在这首诗上动了点小文章，对汪兆铭冷嘲热讽。比如：
当年慷慨歌燕市，也曾从容作楚囚。
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再比如加上石敬瑭、秦桧、吴三桂等著名汉奸的名字，变成：
敬瑭慷慨歌燕市，秦桧从容作楚囚。
引刀断发成一快，不负三桂少年头。
只是不知那时候，汪兆铭主席是不是很后悔当初写出这首诗来？
差役们走到囚室前，可不管汪兆铭是否诗兴大发，把铁栅栏敲得“哐哐”巨响：“死囚徒，老实点，有大老爷来看你了！”
汪兆铭看了众人簇拥下的孙元起一眼，有些不屑：“满清狗鞑子，大爷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我大汉铁血男儿？告诉你们，革命义士是杀不完的，你们这些鞑虏就快亡种了！哈哈哈哈。”说完竟大笑起来。
在他看来，像孙元起这么年青就做到高官的，只能是载沣、载涛、载洵之类满清贵族。孙元起也懒得反驳。差役们却暴跳如雷起来：“大清千秋万代，才不会亡国呢！倒是你这个死囚，怕是没几天活头了吧？赶明儿把你推到菜市口，绑在架子上用小刀慢慢割，先手脚，再脸上，最后身上，每天割一千二百刀，足足割上三天三夜，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到那时候，你还笑不笑的起来！引刀成一快？我呸！你想得倒美，到时候让你成三千六百块，看你还快不快？”
汪兆铭确实被这种死法吓到了。他不再说话，只是对狱外之人怒目而视。
孙元起扫视囚室一圈，发现条件并不算太恶劣，汪兆铭的精神也很足，显然也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借着差役举起的灯笼，可以大致看清他的五官，有两点可以确信：第一，汪兆铭果然不愧是美男子；第二，网络上的传言是无风不起浪。
见孙元起一直不开口，汪兆铭倒是忍不住了。他义正词严地说道：“你们不用多劝！能说的，我已经全说了；不能说的，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孙元起一愣：“我没打算劝你啊！我只是好奇，所以过来看看。”
汪兆铭顿时语塞：这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吧！
孙元起最后问道：“汪先生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虽然以前就想到死，但没想过来人直接判了自己死刑。汪兆铭听到这个问话，顿时如坠九里深渊，脑海里一片空白。清醒后，心中浮出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当时同意就好了！至于是同意和大家一起撤退，还是同意陈璧君的自荐枕席，他就说不清了。
半晌之后，汪兆铭才振作起来，大声说道：“汪某只有一个心愿未了，便是未能亲眼看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孙元起不愿在此过多停留，听完便径自去了。
自然，孙元起不会脑袋发热，上奏折要求朝廷对汪兆铭从宽从轻处理。当年主张宽大处理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只可惜善耆在三四年前便被吴越炸死了，如今坟上都应该长满了青苔——他是希望借此来缓和人心，所以汪兆铭和黄复生都只被判了终身监禁。
可孙元起不是善耆。善耆除了是根正苗红的满人外，还贵为铁帽子王，无论说错什么话，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载沣也不会拿他怎么样。孙元起就不同了，汉人、海归，他要是替汪精卫缓颊，很有可能上升到敌我矛盾：“身为朝廷命官，居然替蓄谋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出头，究竟是何等肺腑？”
善耆只有一个，在没有人要求宽大处理的情况下，汪兆铭很快被判处了斩立决，推到菜市口，“引刀成一快”。不，身首异处，应该算是成两块。
听闻消息，孙元起心中默念：汪兆铭主席，我既成全了你的一世英名，又避免了你们家二代出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对你不薄吧？你也不用太谢我，一路走好便是！
汪兆铭虽然死了，他的刺杀也没有成功，却让皇室贵族胆战心惊：
数年前，革命党人吴越在前门火车站施暴，肃亲王善耆、辅国公载泽当场身死；
眼下，革命党人又把目光瞄向了海军大臣载洵、军谘府大臣载涛、庆亲王奕劻、摄政王载沣，要不是列祖列宗保佑，几位爷的性命就被乱党取了去！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谁知道乱党下一个目标是谁？本着小心无大过的原则，诸位王公大臣白天出门必须戒备森严，夕阳西下便赶紧蜷缩回府内，晚上再也不敢到外面饮酒高歌、眠花宿柳。清朝规定，汉人文官坐轿，武将骑马；但满人不分文武都得骑马，非特旨不能坐轿。为了避免因为骑马而成为袭击的目标，王公大臣们甚至连马都不敢骑。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载沣更是脊背发凉：要不是巡警发现，第二天上早朝时，自己岂不是会被炸成齑粉？一念及此，便惶惶不可终日。
与革命党的行动相对应，立宪派也再次闹腾起来。“请愿即可国会同志会”成员在第一次请愿失败的五个月之后卷土重来，他们理直气壮：要避免暴力革命，就必须尽快立宪。
这次来势明显更加凶猛，仅参与请愿的团体就有十个，包括各省咨议局、各省商会、苏州及上海商会、南洋二十六埠中华商会、澳洲华侨、各省教育会、江苏教育总会、各省政治团体、各省绅民及旗籍、东三省绅民等，分别代表农、工、商、学各方面向都察院递送请愿书，希望尽早开设国会。
朝廷当然再次拒绝，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
第一，国会只是参与立法的一个机构，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重要。君主立宪，千头万绪，哪一样不重要？哪一样能忽略？我们要按部就班慢慢来，不能着急。
第二，今年九月份我们会先开资政院，资政院也很重要的，不仅是开办国会的基础，也可以培养大家对国会的认识。大家可以先到资政院里玩，等玩熟了，我们再玩国会呗。
第三，之前已经拟定了开办国会九年规划，现在执行得很好，充分证明规划的可行性、科学性。我们不能朝令夕改，要在太后、皇帝的光辉指引下，牢固坚持九年规划不放松。
总之，开设国会兹事体大，要认真贯彻、全面落实、逐步推进。你们这些人就安安心心等着吧，别老给政府添麻烦。
就这样，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但如果你认为大家应该偃旗息鼓消停一段时间，那就大错特错了！请愿即可国会同志会随后便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请愿，时间初步定为明年二月，大家回去之后要广泛发动农、工、商、学各界在请愿书签名，每省至少要在百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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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天外黑风吹海立
二三四、天外黑风吹海立
零八年地震后，影帝满眼泪水向灾民推销了一句话：“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一时间风靡全国，现在人们也时时把它挂在嘴边。殊不知，“多难”固然可以兴邦，但更多时候，是把一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彻底推进深渊。
清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1910年之初，清帝国似乎已经从庚子国变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经济上，虽然政府背负着庚子赔款的巨大包袱，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开始连续6年保持上升态势，各种工商业遍地开花，提供足够的财力让政府蹒跚前行。
在政治上，外国列强得到巨额赔款后，也不再频繁折腾这个东方的老大帝国；全国民众在预备立宪的诱惑下，对中央政府的拥护率达到戊戌变法以来的最高峰；**武装同盟会的数次造反都被顺利镇压，近期更是出现分裂式微的迹象。
在文化上，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作为帝国的象征，以及满洲的族长、蒙古的可汗、汉人的皇帝、西藏的保护人，正在逐渐被全**民所认同。
……
所有的这一切，都显得大清帝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仿佛只要再坚持几年就能彻底恢复元气，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国富民强、伟大复兴都触手可及。
但在大清辽阔的疆域内并非所有的一切都那么顺利，比如农历正月，广东广州发生新军起义；三月，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四月，山东莱阳发生抗租风潮；五月，全国团体请愿即开国会。这些局部的群体**件尽管都很快被解决，并不影响和谐稳定的大局，却已经在宏伟蓝图上洒下几滴碍眼的墨汁。真正直接导致大清帝国覆灭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会在六月的上海轰然倒下。
风起青萍之末，引发大风的这片青萍名叫橡胶，上海人则它为橡皮。
有人曾说过：人类史，就是材料科学的发展史。这话非常有道理，石头、青铜、钢铁、硅，正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四个脚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材料界的新星是橡胶。
橡胶树生长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当地土著很早就发现割破树皮会流出粘液，只是用处了了，认识也就到此为止。随着殖民者侵入此地，橡胶树逐渐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并很快发现橡胶具有的重要性能，这些性能可以广泛应用在防雨、密闭、减震等方面。胶鞋、雨衣、轮胎、活塞……一系列橡胶制品问世后，橡胶的需求量也开始急剧增加。但橡胶只能通过提炼橡胶树汁得到，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生产规模短时间内无法扩大，注定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会持续走高。
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东南亚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上海，以便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仅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东南亚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就有122家，其中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其中不少是专门骗钱的皮包公司。
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名叫“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就涨到了50两白银。
周围人的一夜暴富，激起了人们的投机**。上海富人们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一些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想发点洋财，手里又没有现钱，甚至换首饰、卖钻戒去转买股票。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本来，孙元起对此事并不太上心，只是自己以后和吉米他们合作生产汽车，那么会用到轮胎，见天然橡胶价格急剧上涨，便从科研人员惯有的思维出发，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问题：橡胶能不能人工合成？
很快，人工合成橡胶成为化学系的重点研究课题。
到了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各大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孙元起终于开始担心起来。
清末股市的情况，孙元起不了解，但一百年后中国股市的情况还算有点耳闻。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是全球最诡异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斐然，股市却是熊成一片。其间横行着政府的行政干预、庄家的暗箱操作、大股东的内幕交易、金融大鳄的呼风唤雨，根本无法和国内外经济形势挂钩。
再者，物极必反也是自然之理。国外纳斯达克的事儿太远，暂且不论，单说孙元起亲身经历的07、08年股灾：沪股指数先从2000多点一路涨到6000点，无数人欢欣鼓舞，以为中国股市的春天终于来了。谁知这不是春天，而是严冬来临前的回暖，接下来就是腰斩再腰斩，一路跌到1700点，跌得股民脸都绿了，跳楼自杀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托尼、莉莉丝兄妹俩的产业大半在上海，也不知道他们卷进去没有。要知道眼下经世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他们产业的利润。要是他们垮了，经世大学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事在电话、电报里也说不清，当下孙元起连着拍了数封电报，催他俩火速进京。
托尼兄妹接到电报，也不知北京发生什么大事，只得赶紧撇下手中的活儿，直奔北京。
刚一见面，孙元起就直奔主题：“托尼、莉莉丝，你们都买橡胶股票了么？”
托尼有些疑惑：“约翰逊，你叫我们来，就是问这个问题？还是你也想买一点？”
莉莉丝倒是很干脆：“买了一点。最近几个月橡胶股票非常看好，就用手头资金买了一点，收益很不错呢！”
孙元起严肃地说道：“如果没买，那是最好。如果买了，赶紧脱手！”
莉莉丝对孙元起的意见还是非常尊重的，见孙元起态度坚决，便立马应允道：“好的，我一回上海，就把手里所有的橡胶股票全部抛售掉！”
托尼一愣：“约翰逊，你得到什么消息了？”
他可是动用了集团大量流动资金来购买橡胶股票，要有个闪失，只怕会伤筋动骨。在托尼看来，孙元起不仅是政府高官，还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与各国科研机构都有紧密联系，保不准得到了什么重要的内幕消息。
孙元起摇摇头：“我没得到什么消息，只是觉得形势不对。”
托尼松了一口气，语气轻松地说道：“约翰逊，你是不是多虑了？据新闻报道，1908年，英国进口橡胶总额达84万英镑，去年增加到141万英镑；我们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去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这表明橡胶的刚性需求确实非常大，并非恶意炒作。但橡胶树从栽种到可以割胶，快的也要五、六年，迟的则要八到十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此情况下，橡胶价格上涨也就可以理解了。
“记者从英国发回的报道称，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为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眼下已经达到每磅12先令5便士。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
“各种数据都表明，在一段时期内橡胶价格还将持续走高。约翰逊，你觉得形势不对，理由是什么？”
理由？孙元起还真没什么理由，貌似后世的历史课本上也没提有这么一档子事儿，难道我是杞人忧天？
托尼又说道：“现在橡胶股票，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祥茂洋行发行橡胶股票时，门口被顾客堵得水泄不通，队伍一直排了两三公里。为了抢购股票，不少人大打出手，结果招来了巡捕。谁知巡捕听说发售橡胶股票，竟顾不上处理案件，也开始排队购买。
“我手里的这点，还是各大橡胶公司在我们广播公司做广告时，我趁机用广告费折换的。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了以后股票就天天涨，现在已经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公司门口，只要肯卖，马上签字。可是我会那么天真么？”
托尼越是说得天花乱坠，孙元起便越觉得心惊胆战：如此暴利，到底能维持多久？连托尼这么冷静的人都神魂颠倒，何况其他人？
孙元起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你们两人企业的利润收入，是经世大学以及众多附属中小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保证学校平稳发展，稳定的经费来源就显得愈发重要，这也要求你们的企业要稳健经营，而不是从事股票投机。事实上，你们企业如果正常经营的话，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不是么？”
托尼脸色有些不好看，说话也不客气起来：“约翰逊，你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我，则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你知道科学家和商人的区别是什么吗？”
孙元起态度也严厉起来：“托尼先生，我作为远东广播集团的第二大股东，现在正式向你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抛售掉集团购买的所有橡胶股票；
“第二，利用集团在南洋的记者，调查各橡胶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第三，就橡胶股票暴跌的可能性及相关后果咨询有关经济学家，如果有必要，尽快在中华广播公司播出预警消息。
“如果你在短期内没有做到，因而给集团造成重大损失的话，我将考虑联合部分股东，在董事会上提出对你的不信任案。”
孙元起可不是在危言耸听。
在远东广播集团，孙元起一人就占了26%的股份；莉莉丝的11%，可以视同孙元起持有；此外，伯格曼先生还占有17%的股份，是公司第三大股东。虽说伯格曼先生是托尼的父亲，但只要孙元起给他的甜头足够多，他是完全不介意在这个问题上坑害儿子一把的。
三个人，54%的话语权，足以让托尼在远东广播集团的地位摇摇欲坠。
比起失去橡胶股票获得的利润，显然失去集团统治权更令人难以容忍。托尼在孙元起的威胁下，不得不低头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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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五、浙东飞雨过江来
二三五、浙东飞雨过江来
两人很快返回上海，把手中的橡胶股票清仓。尽管很多人对他们在此时抛售股票的行为大惑不解：这不是把会生金蛋的母鸡拱手送人吗？但这种疑惑显然丝毫没影响他们接盘时的热情。
孙元起还让莉莉丝给孙多鑫、孙多森哥俩捎去口信，希望他们如果购买橡胶股票的话，最好尽快退出来。至于他们具体会怎么做，孙元起就不好干涉了。
除此之外，托尼还派出了集团中最有能力的几位记者赶赴南洋，对蓝格志、薛纳王等几家著名的橡胶公司明察暗访，看看究竟如何。
蓝格志拓植公司是英国人麦边1903年在上海设立的，号称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其实就是个纯粹的皮包公司。在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时代”的到来，蓝格志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中外大报的头版。
麦边还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每次都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像模像样地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不仅如此，他还每3个月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在他一系列鼓动和操作下，蓝格志公司的股票价格被越炒越高，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两一股的大关，并且还一票难求。
至于薛纳王公司更是个骗局，它也效法蓝格志每季度就给股东发股息，一股7两5钱银子。还声称薛纳王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更好，到了最后，股价居然超过了蓝格志。
这些橡胶公司都曾在中华广播公司做过巨额广告，在托尼心底里，完全相信它们信息是真实的。他此次派出精兵强将，不过是想获得第一手资料，从而给孙元起一个教训，让他以后尽量不要干涉公司的正常运营。
很快，调查就有了结果。这几家著名的公司要么在南洋的种植园才开始整地栽树，要么甚至连块地都没有。所谓的橡胶产量，完全是向壁虚构；所谓的红利股息，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
看完调查报告后，托尼浑身冰凉：要不是已经脱身，真相曝光后，自己岂不是死得很惨？
事关重大，托尼不敢自专，赶紧拿着调查报告直奔北京。孙元起皱着眉头看完报告后，问道：“如果橡胶股票泡沫破裂的话，会对上海乃至全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托尼搓着手说道：“非常致命！我们通过上海商务总会进行了大致调查，所有橡胶股票中，华人大约买了80%，在华外国人抢购了剩余的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投机。上海虽然号称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由于集中财力投机橡胶股票，目前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估计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中国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也不过才1亿两左右，一旦橡胶股票泡沫破裂，巨额银两外流，会让政府运转失灵，财政状况恶化。工商业则因为资金短缺，购买力下降，会受到致命打击。像远东广播集团的广告业务、华熙味精厂的味精销售等，预期都会出现大规模下滑。”
“真是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啊！”孙元起狠狠地把报告摔在桌子上，“天上会掉馅饼么？如果要掉，那也是个陷阱！可恨这帮人已经掉进陷阱里，还对着馅饼流口水。古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果不其然！”
托尼顿时局促不安起来，等孙元起停止发飙后，才小心翼翼地说道：“虽然如此，不过我和莉莉丝还好，毕竟已经顺利从股市里脱身。即便橡胶股票泡沫破裂，下半年经营困难，之前在股市上的盈利也足以弥补亏损，不会影响今年的分红。”
孙元点头：这也算是难得的好消息了。只是不知这次股灾要闹多大、闹多久，看来经世大学近期就要压缩开支，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托尼接着说道：“约翰逊，我们广播公司还要发布预警消息么？”
“当然要！”孙元起斩钉截铁说道，“我马上会给军机处写一份密折，汇报此事。另外再写封私信，你帮我带给上海道台，让他秘密控制住那几家皮包公司的主谋，防止外逃。
“你现在就回上海，回去之后，马上把信交给上海道台，随后撤下所有橡胶公司的广告，然后过一两天，再发布预警消息。”
孙元起的举措，不可谓不尽心，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在他和托尼密谈的时候，关于橡胶股票泡沫的传言已经在上海滩散布开了。道理很简单，那几个记者虽然签署了保密协议，可谁家没有三大姑八大姨买了橡胶股票呢？既然买了，本着“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道义原则，总得透露点风声吧？最后，还一再叮嘱：“这是机密，不能随便外传！”
越是机密的小道消息越是传得飞快，很短时间上海滩便人尽皆知，说到最后还有那么一句：“这是机密，不能随便外传！”
随着流言的传播，蓝格志、薛纳王等几家股票价格开始直线下跌，其他橡胶股票的上涨势头也被遏制。但“橡胶时代”的理念实在太深入人心，不少人依然在持票观望，心道：“蓝格志、薛纳王等股票下跌，是因为它们诈骗；如果是正规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应该还会涨的！”
天堂和地狱只有一步之遥。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地狱到来。
托尼还没有抵达上海，美国政府发布一条新闻：鉴于橡胶价格太高，为防止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将限制使用橡胶。
消息一发布，伦敦市场橡胶价格应声而跌，上海市场马上随之跟进，橡胶股票遭受重创。加上之前本来就流布的传言，迅速在股市上形成了大恐慌。每个人都争着把手中的橡胶股票卖掉，价格一落千丈。短短几天，原先价值数十两、上百两的股票就变成废纸一张。至于麦边等人，早在流言传布之初，就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孙元起收到上海道蔡乃煌的来信后，只能一声长叹。
在孙元起淳朴的意识里，能买得起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一股橡胶股票的人，都不是穷人。如今股票投机失败，顶多也就让这些有钱人破点财。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孙元起的想法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因为不仅个人参与投机，上海很多钱庄也被搅了进来。
类似于银行的金融机构，中国在明代中叶就已经出现，具体名称包括钱庄、钱店、银号、票号等，从事存储、汇兑、信贷之类的金融业务。进入清朝以后，钱庄获得较大发展，在各地都有不少私人开设的票号，大的钱庄甚至可以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号，实现汇通天下，比如乔致庸的大德通。电视剧《乔家大院》也正是讲述这类钱庄的兴衰史。
随着国门开放，汇丰、道胜、正金、花旗等外资银行先后进入中国，逐渐压缩钱庄的生存空间；清政府也紧跟形势，相继成立官方背景的交通银行、大清银行。但私人钱庄依然在挤压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那就是通过紧密的人情网，灵活地向本土企业和商人提供小额金融业务。因为上海滩人烟辐辏，工商业发展，业务量大，私人钱庄发展非常迅猛。在20世纪初，一度和外国银行、本国银行成为三足鼎立之势。
私人钱庄因为资本较小，而且顾客多是熟人，所以有经营灵活、手续简单、形式多变等诸多优点。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存在着手续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差等弊端。尤其是那些小钱庄，开设就是为了赚钱，经营时会更加不择手段，以期获得暴利。当橡胶股票价格飞涨的时候，便有无数小钱庄奋不顾身地投身到了淘金大潮中。他们参与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向投机者提供贷款。这本来是一项无可厚非的业务，只要投机者提供足够可靠的担保，哪怕出现股灾，对于钱庄影响并不大。但很多钱庄“发明”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连环担保：
首先，允许顾客用橡胶股票来抵押，获得贷款；
接着，顾客用贷款去购买橡胶股票；
然后，顾客再用买来的股票作抵押换取贷款，再去买股票……
就当时来看，橡胶股票的盈利速度远超过钱庄的贷款利率，如此一来，顾客、钱庄都能赚钱，这项业务何乐而不为呢？可谁也没考虑过股票贬值乃至变成废纸的可能性，因为大家的脑袋里只有“发财”二字。
二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因为炒股来钱太快，由不得你不心动。而且很明显，投入越多，赚得也越多。很多钱庄老板就忍不住诱惑，开始下海捞鱼。尽管他们都是小有身家，毕竟资本太小，于是就挪用钱庄的钱。钱庄的钱可不全是他自己的，很多都是储户寄存在此生息的。一旦血本无归，在此存钱的工商业主岂不是同样要遭受巨大损失？
更可恶的是大钱庄的老板，像正元钱庄老板陈逸卿、兆康钱庄老板戴嘉宝、谦余钱庄老板陆达生，他们不满足于挪用自己钱庄的钱，还向小钱庄拆借。小钱庄觉得大钱庄信誉有保证，自己又有钱赚，何乐而不为呢？自然无不应允。
谁知道突然之间，橡胶价格狂跌，橡胶股票成为废纸，所有投资血本无归！仅陈逸卿、戴嘉宝、陆达生三人的损失，就在白银600万两以上。
在股灾过后短短几天内，上海就倒闭了大小钱庄数十家，而且影响越来越大，逐渐由上海股市大恐慌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金融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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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六、一代是非谁共语（上）
当这场风潮愈演愈烈的时候，清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和所有现当代国家并无二致，那就是救市。在海钱庄出现大规模倒闭时，海地方士绅就已经意识到了潜藏的危险性，并呼吁政府积极干涉。
清朝末年，海的行政级别是县，隶属于松江府；松江府又隶属于管辖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的苏松太道；苏松太道则属于江苏省。但海地面的最高长官并非海知县，而是衙门设在此地的苏松太道台，俗称“海道”。如今担任海道道台的蔡乃煌，是袁世凯铁杆亲信。
蔡乃煌非常幸运，在袁世凯尚未失势前，他捞到了这个天下第一等肥差；袁世凯失势后，他依旧岿然不动。转眼间已经两年过去，蔡乃煌知道自己在这个位子呆不了多久了，或许明天、或许后天，就可能被调整到云贵那种兔不拉屎的地方，又或者是礼部、学部之类的清水衙门。所以，在此之前，一定要捞足养老钱。这是蔡乃煌这段时间的唯一目标。
正元、兆康、谦余等诸多钱庄的倒闭，很是让他肉疼一回。这两年，他们逢年过节可没少给自己孝敬银子。这一倒闭，今年中秋节收入该锐减不少？
就在他思忖间，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源丰润钱庄老板严子均和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突然联袂来访。这三人可都是他的大金主，所以他赶紧收拾起情绪，快步迎了出去：“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居然把海滩三尊财神爷给吹来了！来来来，快屋里坐！”
别看来的三个人都在生意场打滚，可谁没有点背景？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瀚章的次子、李鸿章的侄子，现在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
源丰润钱庄前任老板严信厚，官至直隶候补道，被李鸿章保举为署理天津盐务帮办，与李鸿章的旧部打成一片。
至于周金箴，则是海滩著名的商业大亨，和严信厚交谊非同一般。
只不过今天这三位不如以前那样神闲气定，眼睛里难掩仓惶之色。i最年轻的严子均与蔡乃煌过从甚密，在正堂分席落座之后，便急急问道：“蔡大人，你应该听说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歇业的事情？”
蔡乃煌点点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陈逸卿、戴嘉宝、陆达生三个家伙，放着安稳的钱庄生意不做，非要投机什么橡胶股票，这回倒好，血本无归！只怕如今他们三家门口堵满债主，想死都死不安稳？”
说到最后，蔡乃煌居然有些幸灾乐祸。
丁维藩长叹一口气：“以前橡胶股票行情那么好，日进斗金，谁能想到会一下子崩盘啊？”
蔡乃煌忽然想到前些日子收到的一封信：“你还别说，事前还真有人想到橡胶股票会崩盘！”
“谁？”三人齐声问道。
“学部左侍郎孙元起孙大人，”蔡乃煌也不吊他们胃口，直接说出了答案，“他早在股灾前一个月就预感形势不对，只是苦于无证据，便私下委托中华广播公司记者到南洋查访。前不久关于蓝格志、薛纳王等公司的消息，就是那些记者调查回来后私下传出的。
“在股市崩盘前两天，他特意给军机处折子，说海橡胶股票会出问题。此外，他还托人给蔡某捎来私信，希望敝人能提前控制住那几家橡胶公司的经理老板，避免华商损失。只可惜信件传递太慢，等信件到了敝人手时，股市已经一团稀烂，而麦边、嘉道理等人也逃之夭夭。”
三人听了，都嗟叹不已：“百熙先生果然是学究天人！”
蔡乃煌道：“你们三位财神爷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到我这里，不知有何赐教？”
周金箴愁眉苦脸地说道：“还不是因为这几天钱庄歇业的事！”
“哦？你在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存钱了？”蔡乃煌问道，“不对啊！你和义彬的父亲为莫逆之交，有钱自然存在源丰润钱庄。如今其他钱庄纷纷倒闭，真是源丰润乘机扩张的天赐良机，为何你还如此愁闷？”
严子均脸色更加灰暗衰败，说话都有些中气不足：“蔡大人有所不知，此次股灾我们源丰润也损失惨重。”
丁维藩接着说道：“我们义善源同样遭受重创，形势岌岌可危。”
蔡乃煌大惊失色：源丰润和义善源两家可是海私人钱庄中的台柱子，他们要倒了，事情可就大条了！赶紧问道：“你们也参与了橡胶股票投机？损失有多严重？”
严子均叹息道：“我们源丰润倒没有直接参与投机，损失还小些。只是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陷得比较深，一下子就损失约200万两。”
丁维藩朝严子均惨然一笑：“义彬，我们果然是难兄难弟。我们义善源同样是因为旗下的源利钱庄才损失惨重，估计也在数百万两。”
蔡乃煌追问道：“那你们还能正常营业吗？”
周金箴道：“现在大家都还能勉强支持。只是市面风声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挤兑风潮，我们就无力回天了，只有关门大吉。”
“唉，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蔡乃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旋即正色说道，“既然事已至此，你们有什么补救措施？”
三人相互对望了一眼，才由与蔡乃煌关系最密切的严子均说道：“我等想恳请蔡大人向两江总督张制台提议，由政府出面，向各大外国银行紧急借款350万两，存放在源丰润和义善源，来维持海市面稳定！”
一听说是借款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蔡乃煌马变得兴趣乏乏，就要开口推脱。
周金箴等人知道他是个无利不起早的角儿，赶紧掏出一封公函递过去：“大人，这里面有我等精心拟就的说辞，只要您在制台大人面前如此恳请，必然得蒙首肯。如果没有下文，我等自无旁话。如果事成，借款我们只取九成！”
蔡乃煌捏了捏信封，只觉得里面厚厚一大摞，想来都是银票。再听说自己平白能落一成的好处，那可是35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有了这些钱，就算以后不当官，还不是照样过神仙日子？
得知利好消息，蔡乃煌的积极性直线升，当天便乘专车赶赴江宁，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人骏和袁世凯是盟兄弟，又是儿女亲家，蔡乃煌则是袁世凯的亲信，所以蔡乃煌求见，张人骏很快就接见了他。——这也是严子均、周金箴等愿意给他撒钱的根本原因。
刚坐定，张人骏就直接问道：“伯浩，你说有要事求见，究竟所为何事？”
俗话说：“外交无小事。”偏偏海滩十里洋场华夷混杂，随意捅出个篓子，就是泼天大祸，由不得张人骏不紧张。
蔡乃煌长话短说：“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东主挪用巨额款项参与橡胶股票投机，现在股价暴跌，三家均损失大败亏损，钱庄被迫歇业。受他们牵连，海市面大小钱庄纷纷倒闭。如今海局面岌岌可危，还请制台奏朝廷，看如何处置？”
张人骏听罢，颇不以为意：“他们三家虽然投机失败，家底总还有些，你们海道查封他们店铺家产，把窟窿堵不就行了？何至于惊动朝廷？”
蔡乃煌不得不硬着头皮说出实情：“这三家东主亏损的实在太多，每人均在百万两以，合计超过六百万两之巨。别说查封他们店铺家产，就是把他们全家老小论斤买了，也够不个零头！”
六百万两？放在清末，这足以修一条三百里长的铁路，或者装备六镇新军7万多人的枪炮军火。
张人骏也瞠目结舌，半晌才拍着桌子大声骂道：“好狗胆！真是好狗胆！”
“海参与股票投机的钱庄远不止这三家，只是这三家亏损最多。其他倒闭歇业的，要么是和这三家有利益瓜葛，要么是在投机中血本无归。”蔡乃煌小心翼翼地说道，“但现在还只是个开端。随着倒闭得越来越多，海市面人心惶惶，无论钱庄票号是否涉足股票投机，存钱的工商业主都要疯狂挤兑，而借钱的人也将拖欠不还。如此一来，只怕海各钱庄都难以独善其身。”
张人骏捋着胡子沉吟片刻：“海不是还有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么？只要官营的不倒，那些私人钱庄就是全部歇业，于我大清又有何妨？”
蔡乃煌连忙解释道：“江南占据我大清财赋的半壁江山，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以源丰润、义善源为代表的海钱庄，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如果放任海钱庄大规模倒闭，必将导致工商业破产、人员失业等一连串事件发生。到那时候，江浙一带则无财税以奉朝廷，中则无货利以媚西夷，下则无企业以羁游民，只怕会招致社会动荡！”
张人骏道：“依你之见，应该如何处置为好？”
蔡乃煌从袖中掏出几页纸递了过去：“依下官愚见，不如由政府出面向各大外国银行紧急借款350万两，利息由钱庄承担。再加海官银300万两，都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里，帮助他们维护局面，稳定人心。只要源丰润、义善源屹立不倒，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等过一段时间，海市面稳定之后，再把各项借款渐次归还。如此一来，只需政府出面主持借款，不用花费朝廷一分一厘，就能消弭各种风险于无形，达到维市面而定人心的目的。”
张人骏思忖片刻，点头赞许道：“伯浩此法可谓‘惠而不费’，实属妙计！”
很快，张人骏用电报向朝廷奏，请求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以安定海市面。军机处迅速批准了张人骏的奏折，并责成海道蔡乃煌全权处理善后事宜。
得到级批准后，蔡乃煌马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了“维持海市面借款合同”。经过此番紧急处置，海市面果然渐渐趋于平静。
二三六、一代是非谁共语（下）
周金箴等人的招数不可谓不聪明。但问题也出在这里：中国的聪明人向来不止一个，而且每个聪明人都穿着美特斯邦威——不喜欢走寻常路。
橡胶股票风潮7月初爆发，随后出现钱庄倒闭；月初，政府救市初见成效。转眼到了9月。
9月是个收获的季节，每年到了这时候，大清就会给各路强人送买路钱，美其名曰“庚子赔款”。这笔钱由朝廷向各省摊派任务，轮到海道头，数目为190万两。本来海也不差这点钱，只是蔡乃煌把银子都拿去救市，存到了源丰润和义善源的账，国库里哪还有钱？
蔡乃煌不想当出头鸟，见到朝廷旨意，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把官银从银号里掏出来，递解到朝廷指定的银行。于是赶紧派人请来严子均和丁维藩，一番天南海北地胡侃之后，终于曲终奏雅：“每年这个时候，朝廷都要向西洋各国支付部分庚子赔款，今年要求本衙限期解纳190万两官银。但本衙所有300万两官银，数月前全都寄存在二位的钱庄里，以维持市面稳定。既然如今朝廷另有旨意，蔡某只有遵命而行。这次请二位来，就是想让你们尽快做好准备，以免误了国家大事。”
严子均与丁维藩对视一眼，才恭敬地说道：“蔡大人，海钱庄经过一次重创，本身已经是虚弱不堪；海工商业主也是惊弓之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为今之计，最好还是继续镇之以静，以免前功尽弃。至于朝廷所需款项，不如大人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190万两，先垫这笔款项。”
“不妥，不妥！”蔡乃煌连连摇头，“先前我们已经从各国银行借款350万两，如果再向大清银行调拨190万两，数额如此惊人，你们觉得朝中衮衮诸公会同意吗？如今海市面已经渐趋稳定，从600多万两中抽出190万两，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不会影响大局的。”
严子均道：“大人，只要您这回不从我们钱庄提现，我们愿意贴补给你一成半的银子！”
一成半，那也就是30万两，但蔡乃煌觉得这钱拿着实在太烫手。i再说，朝廷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意自己巨额拆借？
想到这里，蔡乃煌说道：“二位，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准备银子！”
见实在推脱不过，丁维藩只好咬咬牙说出实情：“大人，不是我们不愿拿，而是我们实在拿不出来！”
蔡乃煌顿时拍案而起：“什么？你说什么？光从各国银行借款就达350万两，本衙寄存在你们那里也有300万两，才短短一个月不到，怎么可能连190万两都挤不出来？”
丁维藩苦笑道：“大人您也知道，虽说总数是650万两，可一从银行出来，下下每位大人就都得奉一笔不菲的孝敬。无论是谁经手，都要从中揩把油。等真到了我们手，也就500万两露点头。我们两家再一分，每家才二三百万两。此次股灾我们两家每个都亏损在200万两以，这些钱正好用来还款、冲账、平仓，应付挤兑。如今哪还有余钱来支付庚子赔款？”
蔡乃煌勃然大怒：“真是岂有此理！借款的时候，不是明文规定这笔钱只能看，不能吃吗？你们怎能目无纲纪，把钱随便给挪用了呢？”
严子均在一旁冷笑道：“大家都快饿死了，谁还管得了那么多？”
蔡乃煌一屁股坐回椅子，开始撒泼：“你们怎么做，我不管，反正三天之后我要看到190万两现银！如果没看到，哼哼，别怪我蔡某翻脸无情！”
见蔡乃煌耍横，严子均索性撕破脸皮：“大人，实话说了，如果今天抽出100万两现银，明天我们源丰润就得关门歇业！万一源丰润活不下去的话，保不准会有些不利于大人的消息传到别人耳朵里，那时候只怕你我谁也落不着好？”
听了严子均的要挟，蔡乃煌面色铁青，“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丁维藩这时出面扮演红脸，和声劝解道：“俗话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大人您贵为苏松太道，堂堂正四品大员，何苦与我们这些弃本逐末、等而下之的商人玉石俱焚呢？再者说，事情还远没有到鱼死网破的地步。i只要大人您请求朝廷先让大清银行垫付这笔款项，我们钱庄躲过一劫，您也落到实惠，大家互惠互利，一团和气，岂不更好？”
在丁维藩、严子均的软硬兼施下，蔡乃煌只有硬着头皮给军机处递折子，请求朝廷鉴于海市面仍未松弛，先行让大清银行垫付190万两的庚子赔款。
人在社会混，哪能没几个仇家？蔡乃煌也不例外。他的仇家不算多，可都处于要害位置：一个是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正好分管庚子赔款事宜；另一个是江苏巡抚程德全，正好是蔡乃煌的直接司。总督和巡抚历来不对付，蔡乃煌和两江总督张人骏走得近，程德全自然对他没什么好脸色。
说来也倒霉，蔡乃煌借款的部分实情居然被这两人知道了。在陈邦瑞的挑动下，程德朝廷，弹劾蔡乃煌两条罪状：
第一，以公谋私。蔡乃煌办理借款，名义是为了维持市面稳定，其实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来恫吓朝廷，从而达到借钱给各钱庄，自己从中渔利的目的；
第二，居心狡诈。蔡乃煌前后在源丰润、义善源存入600多万两银子，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怎么可能连190万两的庚子赔款都拿不出来？还想让大清银行垫付，这明显是不顾大局，使得赔款不能顺利支付，损害大清和各邦的亲密感情。
蔡乃煌是袁世凯的亲信，摄政王等人早对他就很有意见了，如今又见他居然如此损害国家利益，顿时勃然大怒，立马下旨将他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如果逾期不缴，就从严参办。
经手款项怎么可能结清？即便源丰润和义善源没花这笔钱，也不说他蔡乃煌从中渔利的几十万两，光光至度支部尚侍郎、两江总督，下至海县知县、县丞，就从中抽掉将近一百万两，这些钱难道还能要回来？
一看自己被革职，蔡乃煌也慌了神。
在大清，“革职”也是真真假假。如果头有人肯保你，认罪态度又比较好，多半会雷声大雨点小，“革职”变成“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降三级留用”、“罚俸一年”，很快就能转正。如果是头有心搞你，这“革职”十有八、九就是玩真的，你就乖乖卷起铺盖卷回家哄孩子去！自从袁世凯倒台之后，蔡乃煌便是寡妇睡觉头没人，想要避免革职，只有极力补救一种办法。
当下赶紧派人再次请来严子均、丁维藩，见面之后也不东扯西扯，直接把军机处寄来的谕递给他俩，语气中已经有了一点哀求的味道：“二位，蔡某为了你们借款的事情，如今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为今之计，只有请二位先期筹措190万两官银支付庚款，蔡某再极力疏通，否还有回旋的余地。”
严子均、丁维藩看完谕，也是一脸土色：谁也没想到朝廷居然这么决绝！
严子均苦着脸：“蔡大人，我们源丰润实在抽不出这些银子！如果能抽出来，次又何苦为难您呢？”
“老夫已经被革职，只是一介草民，可不是什么蔡大人了。”蔡乃煌脸色也不好看，“所谓破家值万贯，你们源丰润在全国有数十家分号，难道连百十万两银子也挤不出来？现今我们当和衷共济，如果不把眼前这道坎儿给迈过去，可就不是100万两的事了！”
丁维藩道：“大人，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旁话，只有尽力筹款而已。但一百万两不是小数目，所以还请大人再次致电军机处，申明为了维持海局面不能提款的原因。一来，是寄希望于朝中诸位大人能洞见海的危局，但愿有奇迹出现；再者，纵使朝廷不同意，也可以宽限些时日，以便我们筹款。”
“那你们也要抓紧！”蔡乃煌知道他们确实榨不出什么油来，只好听从丁维藩的建议。旋即又威胁道：“你们可别耍什么花招！万一有个差池，蔡某大不了革职回乡，还可以面团团做个富家翁；至于你们，恐怕日子就不好过了？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的东主，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蔡乃煌不得不硬着头皮反抗一回，再次致电军机处，极力渲染从钱庄抽款的危害。谁知这更坐实了他“恫吓”的罪名，军机处除严加申斥外，再次限令他两个月内务必交割完毕。
死道不死贫道！蔡乃煌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并在9月底一举提款200多万两。
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获得了海道官银的支持，不需要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海道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这一提款，马让两家钱庄资金短缺，再也无法正常周转。
很快，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海钱庄的庄票。第二天，源丰润便宣告歇业清理，前后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至于义善源，大股东李经楚以产业为抵押，向交通银行借款27万两，并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总算暂时保住了义善源。
源丰润分号遍布全国，它倒台之后，除了导致海大批钱庄倒闭，全国各地都受到波及。金融危机也从海扩展开来，开始向全国蔓延。是为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冲击。
至于蔡乃煌，早在第二次收到军机处电报时便做了两手准备，一看海局面糜烂，也顾不做工不做官了，卷起历年攒下的巨款，很快逃之夭夭。
平心而论，蔡乃煌主张借款救市，主要是因为海各钱庄的请求，自己也能从中捞不少好处费。但在客观说，蔡乃煌的第一次救市确实暂时挽救了海的金融市场，而第二次救市举措也符合当时的实际需求。但他的贪腐，给政敌留下了攻讦的借口，最终导致功败垂成。
至于陈邦瑞、程德全，后人该怎么评价他们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功过呢？从客观，他们的弹劾导致救市的失败，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金融危机；可是他们的本意，除了打倒政敌外，还有反的目的，能说简单地说他们是罪魁祸首吗？
历史的是是非非，绝大多都像这样，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只不过是每个人都从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罢了！
二三七、千村薜荔人遗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南方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北方悄悄揭开了帷幕。
那是1910年10月下旬的早晨，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的张姓木铺后院里，突然响起一声女人凄厉的尖叫声，瞬间划破了早饭前的静谧。
张掌故连忙从前头跑过来，咋咋呼呼地喊道：“屋里的，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只见他媳妇跌倒在房门口，面无人色，浑身抖德跟筛糠似的，下牙齿咔咔作响，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显然她是遇到了极可怕的事。
张掌故心里“咯噔”一声：难道有客人死在店里？
在清末民初之前，交通工具落后，卫生条件恶劣，长途跋涉向来是一件危险性十足的活动。那时候，人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是很好，加路途颠簸劳累、饮食粗劣不干净、气候变化影响、住宿条件简陋、医疗水平低下……在旅途中生病死亡是很常见的事，几乎每个开客栈的都会遇到。
每次客栈老板遇到这种事，心里都会暗叫一声“晦气”。死过人的客栈，短期内自然没有顾客门，而且店里死的人还需要掌柜来料理后事，比如请保甲衙役过来验尸，比如买一口薄皮棺材收殓，比如把棺材送到庙里寄存，这些可都要花钱！张掌柜心情不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店里头起早洗漱的人也听到了掌柜媳妇的尖叫，都纷纷围了过来。
张掌柜仗着胆子，前推开虚掩的房门，让早晨的阳光斜照进屋子里。饶是他胆大如拳，看到屋里的场景也忍不住后撤一步：
只见屋里墙、炕、地下全都涂满了血迹，门一敞开，血腥味就扑面而来。两个壮年男子僵仆在冰冷的地一动不动，想来已经死去多时。他们浑身发紫，却不着片缕，生前必定有一番痛苦的挣扎。i在炕还有两个人，身衣物也被扯开，正在艰难地喘息着，不时吐出一大口鲜血，血水顺着土炕的缝隙蜿蜒留下，在凹凸不平的地积成了紫色的小水洼。
围观的人看见都情不自禁惊呼一声。
张掌柜定定神，对诸人抱拳说道：“店里出了大事，等会儿有失礼之处，还望海涵。”说罢，扯起在抖的婆娘骂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请保长和郎中！”
婆娘这才醒过神来，哆哆嗦嗦地请人去了。
郎中请来之后，对炕垂死挣扎的两个人也束手无策，很快他们两人也撒手人寰。尽管如此，事情真相却弄明白了：
先前死去的两人是伐木工人，原先在俄国大乌拉尔干活。半个月前，工棚里突然有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他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6天前，他们来到满洲里，在张姓木铺住了下来。
至于后来死的两人，则是和他们一起睡大通铺的房客，莫名其妙受了池鱼之殃。
既然是病死，掌柜、保甲都松了口气。这年头，哪里不死人？自己生病死的，能怪着谁？当然，边陲小城死的几个人，更不会引起从中枢到省府的更多关注。尸体经过一番检查后，就这样被草草收殓。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就此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历1910年10月25日。
事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谁知道，病毒最后居然辗转传染到了中国劳工身。对于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老毛子可不会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直接就把他们驱逐回国。劳工们万般无奈，只有带着病毒，沿着铁道一路南下。
鼠疫，又叫黑死病，曾在历史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公造成2500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如果清朝官员知道眼下正在东北流行的疫病，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不知他们还能继续保持蛋定不？
不过大清官员显然对于传染病的危害认识不足，事实，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医疗知识都约等于空白。所以在鼠疫零星爆发的时候，政府部门根本没有过多关注，导致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很快传播开来。
等到11月初，病死的人越来越多，实际此时东三省已经沦陷。河北、山东也先后发生疫情，处于包围圈中的北京一时间变得岌岌可危。直到这时候，疫情才正式出现政府的公文里。
北京官场也对鼠疫畏之如虎，但只停留在面和闲谈中。真说到对烈性传染病维护的认识，却没一个人能比得经历过03年之役的孙元起。得知东北鼠疫爆发后，孙元起顾不是否越俎代庖，再次主动给军机处折子，对疫情提出七点建议：病死者遗体火化；感染者封闭治疗；接触者隔离观察；普通人定期消毒；医护者做好防护；实验室分析病毒；衙门等查杀根源。
很显然，军机处对孙元起的奏折不屑一顾，认为只是生之论，朱批“知道了”之后再无下文。还能怎么办，总不能自己孤身一人去东北救灾？纵使孙元起有千般妙计，此时也只能化作一声长叹。
对于东北的疫情，清政府的措施就是饬令各地地方官严格做好防疫工作。至于究竟怎么做，自己琢磨去！但疫情却越来越严重，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到12月初，外务部收到俄、日两国的照会，它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分别要求独立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事宜。
不说俄国、日本这个要求的内容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光是要求本身，就已经戳到了清政府的g点。清政府就像受了惊的猫咪，立马浑身的毛都炸开了：谁说我们无力控制疫情？谁说我们需要外国帮忙？
受此一激，清政府对于东北的防疫事务明显心许多。按照以往惯例，办理这种事务朝廷都会派出钦差大臣专门统筹负责。一般来说，钦差大臣都是肥差，就是复查案件、视察河工，也能捞到不少油水，许多人都趋之如骛。如今听说是防疫的钦差大臣，却都有些畏缩不前了：水火无情，疠疫更无情！水火到跟前，还有侍卫挡着，疠疫怎么挡？钱财虽好，可也得有命享受才行。
军机处考虑半天，也没想到合适的人选。正纠结时，那桐忽然说道：“之前貌似有人过奏折，还提出对防疫的几点意见。既然很有想法，那钦差大臣就他！”
其他几个人纷纷点头赞成：“好帖！”“顶！”“支持！”
很快，军机章京和笔帖式们就在旧档中翻出了孙元起一个月前的奏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圣旨：“学部左侍郎孙元起，著授为钦差大臣，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凡有疫情诸省抚道以下，均归节制。该员需迅速认真经理，毋任传染。俾得早日消除，以卫民生。钦此！”
孙元起得到圣旨之后非常惊讶，但没想到过推辞。自己既然有能力又有机会降低感染捋，减少死亡人数，为什么不去做呢？反倒是他周围的人，从薇拉、莉莉丝到老赵夫妇，从老大人府的叔伯兄弟到张元济、罗振玉，前后十来拨来劝谏孙元起婉拒这个差事。向来好说话的孙元起，这次却想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非要拦下这个脏活累活。
杨度对孙元起的态度却大加赞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百熙此番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不愧为大丈夫！”
孙元起惊疑不定地看着杨度：“皙子，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杨度洋洋得意：“自然是夸你。百熙做事，向来是不温不火。时间久了，难免会被人视为平庸。如今你站出来力挽狂澜，让世人知道你除了学究天人外，在处理政务也同样卓尔不凡，岂不是更好？‘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
“再说了，富贵险中求。此次你能想到担任钦差大臣，确实是招妙棋。在学部熬着，什么时候能熬到尚？又什么时候才能捞到外放的机会？此番出京只要表现出色，回来肯定升为正二品，以后升迁尚、督抚的机会就大多了！”
孙元起心里哀叹道：大哥，你又想岔了，这活儿可不是我主动招揽的！
孙元起也不是莽撞之辈，接到圣旨后，便把防疫分成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仔细琢磨其中的要害，需要向朝廷提什么条件。
等考虑成熟，孙元起把幕僚们找来，口述大意，请他们否有违碍之处：“既然我们摊了这档子事儿，就要做好万全准备，不打无把握之战。主要措施还是按照一封折子来，关键部分还需要朝廷出面。首先是政策支持，比如对所有可能的感染者，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要封闭隔离；对于病死者，一律采用深埋或焚烧，鉴于现在东北天寒地冻，挖坑不易，建议以焚烧为主；如果可能，还希望朝廷允许科研人员解剖几具尸体，以便尽早研制抗病药物。”
话音刚落，刘师培便插话道：“将可能的感染者隔离，合情合理，应该没问题；但焚烧、解剖遗体，朝廷不会同意的。我国历来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如此残毁先人遗体，不仅死者家属难以接受，《大清律》也严厉禁止。
“律法明文规定，即便是家属遵从尊长遗言，将尸体烧化，也要杖一百；若是他人残毁尚未殡葬的尸体，需要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家属已经将遗体草草掩埋，再挖出来焚烧，最低也是绞监候！”
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对于祖先遗体的保护意识可谓深入骨髓。挖人祖坟，绝对是比杀父、夺妻还深的仇恨。这也经世大学为什么没有成立西医系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此孙元起也无可奈何：“遗体不深埋、不焚烧，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病毒传染源。我们不加以处理，即便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是徒劳无功。如果不解剖遗体，又如何尽快研究出药物来治病呢？”
二三八、立马一呼千人号
众人都愁眉不展，唯有杨度潇洒地摇了摇扇子，不紧不慢地说道：“百熙不用担心。《大清律》虽然规定不准烧化遗体，却也开了一条口子，那就是病殁之后子孙没有能力归葬而烧化者，应该听从其便。如今疠疫横行，地硬如铁，自然应该事急从权。在奏折中援引此条，朝廷定会同意的。
“至于解剖遗体，却是能做不能说。你在奏折里提了，朝廷肯定不准。你再去做，那是抗旨不遵的大罪;如果不做呢，又会耽误救治。反而不如不提，私底下把这事做了。没走漏消息，自然最好;即便走漏风声，反正圣旨里不是让你‘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么？别人也无话可说，顶多被朝廷训斥几句，没什么大不了的。”
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孙元起又接着说道：“其次是后勤保障，除了备足的粮草饷银，我们还需要消毒用的硫磺、生石灰、双氧水，防护用的口罩、纱布，治疗用的担架、医用手套、体温计，焚烧尸体的煤油、木材等。
“这事儿，行严辛苦下，粮草饷银、防护治疗物品都按一万人三个月计算，消毒物品则按十万人三个月计算。尽快拿出具体数目，附在奏折后面呈递给朝廷。”
章士钊连忙点头应允。
“最后是人员问题。”孙元起觉得这个问题也挺棘手的，“隔离病人、焚烧尸体，都是脏活累活，还要铁面无私，普通人不愿意干，也干不好，最好是由令行禁止的军队来执行。统观京城附近，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六镇新军。我想请朝廷至少派出人协同处理防疫事宜。
“更关键的，我们是去防疫，总不能把所有感染者全部关起来等死？所以我们需要大量合格的医护、科研人员，尤其是高明的西医，来给患者治病。这也得朝廷出面才行。”
倒不是孙元起看不起中医，而是相对于基于科学定量分析的西医中医对付烈性传染病确实本领一般。中医是传承几千年的治疗经验总和，对于固本培元、综合辨治有不少高明之处。但它本身非常依赖于医生的灵感和直觉。医生们根据习得的经验下药，看谁猜的对、医死的人少，谁就是名医。
几位幕僚也是摇头不已：庸医去了，基本没用;至于名医，基本都小有身家，谁会嫌自己的命短主动跑去和鼠疫打交道？
大家也想不出什么妙－招，只有把这些问题写进奏折，让军机处帮忙协调解决。军机处动作倒是不慢，很快发下最高指示：政策没问题;饷银先支付部分，其他防疫物品陆续调拨;至于军队、医生，对不起，请你这位钦差大臣自行招募，所到各处负责粮草饷银。
孙元起拍案大怒：“真是岂有此理！放着六镇七八万新军不让动偏要我去招募几千民夫。民夫散漫拖沓，乱哄哄一团，怎么隔离病人？别没防好疫倒把自己给染了！”
杨度笑道：“军机处也正是出于你这种考虑。六镇新军编练最久，兵强马壮，拱卫京畿，乃是国之利器。怎么可能借给你去防疫呢？万一把疫情带回军营，那还得了？”
“那就让我自行招募啥也不懂的民夫？”
杨度却胸有成竹：“百熙，你手头便有成千万训练有素的兵士，何必去招募民夫呢？”
“嗯？”孙元起一愣，“在哪里？”
杨度屈指算道：“经世大学有1500名学生，京城、江浙、皖赣、湘鄂等处附属中小学在校学生有人以。这些人每年都要军训，可谓训练有素虽然比不军队，至少比一团散沙的民夫强？而且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只要略加培训，就能学会简单的防疫措施，岂不是比民夫好百倍？”
孙元起连连摇头：“怎么能派学生去呢？他们都才十多二十岁，正值青春大好年华是家庭、学校乃至国家的巨大财富，万一死于疠疫，岂不可惜？”
“难道参加防疫九死一生？”杨度反问道。
“那倒不是。如果举措得当，感染率、死亡率应该都很低才对。”孙元起答道。
“那你还怕什么？”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杨度嗤笑道：“朝廷爱惜新军，你爱惜学生，道理还不是一样的？如果征募民夫，肯定死得比学生还多，你怎么不担心民夫的安危？难道学生的命比民夫的命值钱？”
“…”孙元起无言以对，不过在他心底里，每个学生都是宝贝蛋子、无价之宝，确实其他人谁也比不。
杨度又劝说道：“如今防疫还短缺大量医生、看护，势必要在全国征集招募。你连自己的学生都不愿派到东北，又能说动谁去做更危险的治疗工作？”
孙元起沉思良久，才叹口气：“我先问问赵景行。”
正巧赵景行最近一直在经世大学支持军训，听闻传唤，连忙飞奔进城。孙元起把事情来龙去脉大致和他说了一遍，最后问道：“你一直在各附属中小学组织军训，对学生应该非常了解。如果现在紧急征募1岁以志愿者到东北从事隔离、消毒等工作，最多能有多少学生参加？他们的素质能够胜任这些任务么？”
赵景行眼睛一亮：“素质绝对没问题。如果有5天时间，我估计最多能招募700人;如果是5天，则不低00人;如果给我30天，保证绝对不低于人！”
人？这已经接近所有在校人数的一半了，这可能吗？孙元起怕他没听清楚，赶紧重复一遍条件：“我们招募的必须岁以的成年人，而且得是自愿的。”
“当然！”赵景行严肃地说道，“如果放宽条件至14岁，一个月内招募到人也不成问题。”
坐在边的杨度也大吃一惊。
孙元起倒吸一口凉气：“怎么有那么多？基所有在校学生了
“为什么一定是在校学生呢？”赵景行奇怪地说道：“军训可没要求参训人员一定得具有附属学校的学籍。我们军训严格正规，而且包食宿，很受各地中小学生欢迎。尤其我们军训服装，质量不错，样式也好而且给参训人员免费发放。所以为弄身经世大学的军装，每年军训时都有大量外校学生临时到附寓学校借读，有时候甚至借读生比本校学生还多！”
孙元起拍拍脑袋：一不留神，又让别人钻了空子！
疫情十万火急·孙元起也顾不追究军训的事情，直接吩咐道：“募集人员问题，还需要向军机处汇报一下，但估计问题不大，你可以提前做些准备。我们只有二十天时间，所有志愿者必须在此之前到山海关报到，学习《防疫手册》。
“前五天赶到的志愿者分成一批·负责检查所有南下旅客，阻止疫情向关外扩散。之后赶到的志愿者每二十人编成一组，学完后按照规定，陆续进入东北从事隔离、消毒、焚尸等工作。至于相关差旅费用，你去找章行严讨要。还有什么问题吗？”
赵景行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任务后，抬头说道：“学生有两个请求。第一，此次任务动用人员在2000人以，仅凭我一个人·就算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所以请先生把大学的保安拨给我一半，另外再请先生写信给阎百川、程颂云、蒋志清等师兄弟，让他们暂时过来帮忙。
“第二·此次任务涉及弹压、隔离等武力行为，东北民风彪悍，治安状况也不好，如果志愿者赤手空拳手无寸铁，难免会遇到危险。为了震慑宵小，请先生为我们准备2500支后膛步枪，新旧不论，单发连发都行，关键是要能用、带刺刀，子弹按每支枪30发配备。”
孙元起点点头：“派遣保安、给阎百川等人写信·自然不成问题。只是步枪需要朝廷批准，我不能先给你答案。不过不用担心，如果朝廷不给你们枪，我从北平铁厂给你们调拨门迫击炮！”
“那不如先调拨给我们？”赵景行急切地说道。
“…”孙元起顿时无语，在赵景行软磨硬之下才松口说道，“先给你们30门。”
赵景行大喜·兴冲冲去了。杨度也随之告辞退出。孙元起没有多想，继续伏案撰写《防疫手册》。
杨度一出门，就急忙去追赵景行，口中低呼道：“行止老弟，请留步！”
赵景行回过头疑惑地问道：“杨师爷，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杨度一边喘息一边说道：“行止老弟，能借一步说话么？”
赵景行眉头微微一蹙，婉言拒绝道：“你看，先生让我在20天尽量动员志愿者，这要涉及好几千号人，我必须尽快着手才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如就在这儿说。”
杨度迟疑片刻说道：“百熙要你招募的志愿者，必须岁以的学生。这里面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不过在我看来，却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所以，不妨在年龄适当放宽一些，比如14岁以？”
“？”赵景行一言不发，双眼紧盯着杨度。
杨度自顾自接着说道：“家师湘绮老人曾给在下讲过一则陈年趣事，说他当年在曾文正公帐下平定发匪时，感觉发匪虽然号称悍勇，其实也是良莠不齐。行止老弟，你觉得发匪中应该哪一部分最悍不畏死？”
“自然要数跟随洪秀全从广西起事的老长毛！”赵景行答道。
杨度摇摇头：“老长毛自然凶悍，不过遇到形势不利，也知道暂避锋芒，并不是一味送死。要说发匪中最悍不畏死的，还数那群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奋勇直前，不死不休，丝毫不顾及身家性命，连成年人见了也退避三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古往今来，童子军都是战场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有时候甚至是打江山的中流砥柱。他们年轻，受伤后恢复较快;他们单纯，极易受到他人蛊惑;他们无知，漠视他人生命有如草芥。很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有意识地在军队中征召未成年人。远的不说，就说天朝。
我们先来看一组有趣的统计数据：
从1q55年到1965年间，共授予16人少将以军衔，包括10位元帅、K位大将、57位将、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在这16人中，江西籍最多，共有325名，包括将｀、中将3人、少将24人，占总人数的2014。其次是湖北籍，名;湖南籍，22人;安徽籍，12人。
177位中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其中最年长的是傅连璋，61岁;最年轻的是刘西元、张池明、周志坚、谢有法，均为3岁。也就是说，多数是1910年左右出生。
1360位少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4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史克全，63岁;最年轻的是曹达诺夫＝扎依尔、徐斌，只为35岁。当然，如果把这个范围缩小到1955年授衔的位少将身，他们授衔时平均年龄则为43岁。其中50岁以的少将5人，3岁以下的少将90人，多数人是在1914年左右出生。
所有的将帅中，共有103人参加长征，占总数其中，江西人有303人，包括将｀、中将37人、少将263人。
逻辑很混乱？数据很莫名其妙？不过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简单排出一位普通少将的年谱：
1914年，出生在江西或者周边的安徽、湖南、湖北。
1929年，5岁，家乡闹革命，参加活动。
1930年，16岁，参加红军。
1934年，20岁，开始长征。
1955年，41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发现没有？很多人开始革命、参加红军的年龄都才十五六岁！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故事里，也有很多未成年人的身影，少共师、儿童团、少先队，潘冬子、王二小、小兵张嘎、刘胡兰。
赵景行再次深深盯了杨度一眼，没说任何话便转身离去。但杨度却没有丝毫失意，反而满脸微笑，因为他知道赵景行已经采纳了他的意见。
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忙完了赵景行的事情，孙元起又赶紧以朝廷名义在各大报纸刊登信息，向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令人感动的是，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很快就足以组建一所合格的传染病医院。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动向自己推荐了一位大牛：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9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医，专业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开设诊所。
虽然他自幼生长在海外，但却有一颗赤忱报国之心。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真实历史中，他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了此次抗灾工作，短短四个月就扑灭了疫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这位被誉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医学家，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科学史研究人员的视野中。直到2003年大爆发，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重新赋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光环。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披露，伍连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意味着，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对于这样的人，孙元起觉得应该给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荐之后，他不敢怠慢，连忙和赵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车赶赴天津，登门拜访伍连德。
赵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完成项目。听说孙元起北主持防疫事务，她们放下手中工作，主动请缨前往。鉴于她们态度执著，防疫也确实需要专业的药物研究队伍，而且赵景惠等人在研究黄花蒿素、青霉素时积累大量对付病毒的经验，于是就同意了。
到了天津后，孙元起穿着棉袍，轻车简从来到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创立，专门以培养北洋陆军军医为目的。最初学生为四十人，从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学校从天津东门外海运局搬迁到海河北岸的黄纬路，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今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名，分为三个班。
就像后世的军事院校一样，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边立着块大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
孙元起径自走前问道：“我们来拜访伍连德伍先生，他在学校么？”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监督在，但你不能进去。”说着，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孙元起道：“还麻烦你去禀报一声，就说孙元起前来拜访，商谈东北防疫事宜，还请拨冗相见。”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不见。”
孙元起皱起眉头：“我和你们伍监督有要事相商，你说不见就不见？”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发烧，还是孩子出天花？”
孙元起冷冷地哼了一声：“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说完迈步朝校园里走去。
哨兵见他硬闯，赶紧卸下肩头的汉阳造，就想拦人。跟在孙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轻轻拨开刺刀：“小子，我们老爷可是钦差大臣、学部左侍郎。你要敢乱动，小心诛你九族！”
“啊？”在哨兵淳朴的想象中，钦差大臣都是穿着簇新官服、坐着八抬大轿的主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侍卫环拱，哪有这样生打扮的？难道是明察暗访？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枪挎在肩，在前头一路小跑：“小的给老爷带路。”
离伍连德的办公室估计还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声叫道：“钦差大人驾到！”不用说，这小子肯定是相声听多了。
这一嗓子把周围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来，大家四下张望，除了看见哨兵身后跟着几个青年人，并没有发现任何钦差大人出现的迹象。正疑惑间，孙元起朝大家抱拳说道：“本人孙元起，奉旨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特来拜访伍监督。”
一听这个年青人自称是钦差大臣，周围人纷纷前跪倒，包括学堂总办徐华清、副监督伍连德。让孙元起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剑桥博士居然也戴着瓜皮帽、穿着长棉袍，和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
几个不跪的想来是日本教习，听说是“孙元起”，赶紧凑来问道：“您就是经世大学的孙百熙先生？”
“正是孙某。”
四五个日本人立马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九十度的深躬：“敝人平贺精次郎等见过孙先生！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寒暄之后，孙元起在伍连德办公室坐定，开门见山地说道：“数月前，东北鼠疫爆发，国民死者无数。日、俄两国照会中国政府，认为疫情危害到日、俄侨民的生命安全，要求独立主持东北防疫事务，控制疫情发展。朝中诸公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狼子野心，表面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其实是包藏祸心，觊觎东三省主权。为了堵住它们的嘴，所以紧急敝人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防疫事务。但敝人对于医学一窍不通，只好来请求伍先生您出马。”
伍连德从小到大，学的都是英语，来中国这三四年才开始学习中文，说话还不是很流利：“毫无疑问，政府任命您为钦差大臣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你是当今大清唯一的杰出科学家，在国际享有崇高的声誉，外国学者见到你，都会给予你足够的尊重。就像刚才的日本人平贺精次郎，他是日本陆军医院院长、陆军二等军医正，被袁世凯先生聘请来做总教习。他对所有的中国师生都抱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即便我是剑桥大学博士，他也没有足够的尊敬。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个傲慢脾气，从来不知道尊敬为何物。但今天他见你却毕恭毕敬，才发现他也会给人鞠躬。此次东北防疫，日、俄必然会派出顶尖传染病专家参与，就我所知，日本已经派出了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如果朝廷派出其他人，那些外国高傲的专家学者会听从中国人的指挥吗？”
北里柴三郎，生53年，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他首次在无氧环境下培养出纯粹的破伤风杆菌，开拓了血清学这一新的科学领域，并发现有效医治破伤风的血清疗法。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就颁给了这个成果，但很显然，评奖委员没有勇气让一位黄种人成为首届诺贝尔奖得主。
孙元起笑道：“我只会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唬弄那些洋人。这回我接着装高深，镇住那些妖魔鬼怪，让他们不要兴风作浪。至于防疫的事情，还得请伍先生出马主持。”
伍连德思忖片刻，反问道：“孙大人，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孙元起在来之前就考虑好了这个问题：“我想请你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要负责三件事：第一，审订这本《防疫手册》，并指导实施。你也知道，我国国民对于传染病的认识基本为零。为了避免抱薪救火，我们出关之前，必须对所有参与防疫的人员进行简单的培训。这本小册子修订好之后，将作为此次的培训教材，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指导方针。”
说着，孙元起从袖中掏出自己草拟的《防疫手册》递了过去，请伍连德过目。
伍连德也不客气，接过来便开始认真阅读。刚看了三四页，便抬头问道：“这是谁写的？”
“是敝人草拟的。有什么问题么？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望伍先生指正。”孙元起在这些专业问题不敢托大，姿态摆得很低。
“写得非常好！”伍连德连连点头，“如果谁说孙大人对医学一窍不通，我第一个不相信。”
“伍先生谬赞。”孙元起有些汗颜：小册子中正确的部分，是一百年来人类对抗传染病的经验汇总；至于错误的那部分，那是自己记错了。
伍连德翻完之后，对小册子大加赞许：“不用修改，直接就可以作为培训的教科，作为防疫的指导方针也问题。反正我没有看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如果实践中出现偏差，可以再调整修改的。那我的第二项工作呢？”
孙元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第二项工作是在培训后，带领医生、看护及部分志愿者到本次疫情的重灾区哈尔滨，短期内迅速建立一所包括消毒室、候诊室、隔离室、检验室、治疗室、太平间、焚烧炉等在内的大型传染病医院，同时接诊鼠疫患者。”
鼠疫分为淋巴腺鼠疫、肺鼠疫、败血性鼠疫三种。其中，未治疗的腺鼠疫致死率最低，为5060％；其次是肺鼠疫，未经治疗的死亡率高达95%；至于败血性鼠疫，未经治疗死亡率是100%。由此可见，鼠疫的致死率非常高。正因为如此，历史三次鼠疫大流行，每次都要死千万人。
在清末，治疗鼠疫的抗生素还没有出现，只有昂贵的血清疗法。得了鼠疫，基本就被判了死刑。让一位生活无忧的博士，为了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崇高荣誉，去拿自己的生命赌博，伍连德会愿意么？
谁知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也没问题。第三项工作呢？”
孙元起楞了一下，才说道：“第三项工作，是经世大学药物系的研究人员一起，寻找此次疫情的传染源，分析病菌的特性，争取发现医治的特效药或者治疗手段。”
伍连德踌躇地说道：“这可能要解剖病死者的尸体……”
“悄悄解剖，不要声张，出了事我兜着。”孙元起自然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没问题！要我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
二四〇、不识庐山真面目
搞定伍连德之后，孙元起不敢在天津多做耽搁，立即乘车前往300公里外的山海关。
为了防止疫情南下，山海关到天津的火车早已停开，正好征用来运送各种抗灾物资、人员。火车一列列从天津站开出，似乎较平日还更忙些。鉴于紧急时期火车运力紧张，孙元起没有让挂独立的花车，而是要了一间包厢，坐在里面梳理各种事情的头绪。
如今杨度留在北京搜集朝野消息，章士钊在山海关接受粮饷人员，连一向不理事的刘师培、林纾也被派到天津负责物资和人员的转运。如今孙元起身边只有几名侍卫，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拿主意。
正思忖间，听见车窗外熙熙攘攘人声喧阗。拉开窗帘，便看到穿着经世大学军训服装的青年人排成两行，正在陆续车。这些年青人行动间还颇有些军人的痕迹，但神情兴奋，尽管周围有些教官或领队在维持秩序，他们依然和周围的人低声说笑。几百人一起低声说笑，整个火车站便成了菜市场。
孙元起看了片刻，正要拉窗帘，突然在人群中瞟见几个少年。十六七岁或许和十八岁分不太清，但十四五岁和十八岁简直就是一目了然。这几个少年，孙元起敢断定他们年龄不超过15岁。
不是规定只招募1岁以的志愿者么？孙元起眉头不禁跳了跳。他又有意识地在人群中巡视片刻，这几百人中居然有三四成与条件明显不符。
强自按捺住疑惑，等火车开动后，孙元起才来到众人的车厢。这批青年人几乎都是经世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认得孙元起，见孙元起出现，都赶紧站起身，有的敬军礼，有的鞠躬，嘴里喊道：“孙先生好！”“校长好！”
孙元起学着《新闻联播》里面的镜头，和身边的学生一一握手，并不时加以诫勉：
“好好学习，天天向！”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发扬学校优良传统，争取获得更大光荣！”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当然，这些都是太祖的经典语录，孙元起还真不敢乱用。他顶多对学生说：“感谢你们对国家、对民族做出的贡献！”
等招呼大家坐下之后，孙元起看到一个十四五岁模样的少年，径直走了过去：“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少年赶紧站起身，嗫嚅地回答道：“报告先生，我叫薛仰岳，今年16岁。”
“那你属什么的？”
“……”少年思考半天，才不确定地说道，“我属马？”
“谁让你来的呢？”
“我主动要求来的！”这句话少年倒是回答得干脆利落。
孙元起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坐下：“小小年纪就到祖国需要的第一线，有志气！不简单！”
又问了几个人，孙元起才回到自己到包厢。一进包厢，马面沉如水：“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我让他招募1岁以的志愿者，他居然私下改成16岁！改成16岁也就罢了，还把关不严，混进了大量十四五的小孩。他到底是吃什么干饭的？程子寅，到了山海关，你让赵景行滚来见我！看我不剥了他的皮！”
尽管从天津到山海关只有300公里，火车却足足走了10个小时。
山海关名声非常响亮，但要问它属于哪里管辖，估计一大半人得抓瞎。在清代，山海关归直隶省、永平府、临榆县。别看临榆是个小县，以前奉天省的奉锦山海关道便寄治此地，这好比是河北省政府在北京市地界办公，说明啥？说明临榆重要呗！直到去年1909奉锦山海关道改名锦新营口道，才搬离此地。
听说钦差大人要大驾光临，永平知府、临榆知县、山海关副都统等大小官员都不敢怠慢，老早就候在月台。孙元起下了火车，顾不寒暄，便直接问永平知府管廷献：“管大人，你们永平府地面最近有没有出现疫情？”
管廷献是光绪九年3癸未科探花，只是仕途坎坷，在官场混迹近三十年还是知府，听闻孙元起问话，连忙前躬身答道：“回钦差大人的话，下官还没有接到各县的报告。”
“是因为没有疫情，所以没报？还是有了疫情，下面瞒着没报？”孙元起丝毫不客气，劈头盖脸地责问道，“如今东三省爆发大规模鼠疫，必然有大量关外民众因为恐慌逃入直隶，难保其中没人携带病毒。为了拱卫京畿，阻止疫情南下，直隶口北三厅、承德府和你们永平府是防疫关键。而永平扼守东北南下要道，更是重中之重。各位必须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决不能放任流民入关。眼下是防疫的关键时刻，可不能光顾着官场一团和气而隐瞒疫情，否则别管孙某翻脸不认人！”
管廷献擦着额头的汗珠，马应道：“是、是、是，下官一定严厉督促所辖一州六县，及时报各地出现的疫情。”
孙元起道：“管大人，我需要永平府十天前到现在所有死亡人员的名单和死因，希望你尽快报；从即日起，永平府每两天向我报送一次所辖地面死亡人员的情况。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扰不扰民，就不用我说了。你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管廷献难道还敢说出旁话来？
“既然如此，管大人去忙，孙某就不留饭了。”孙元起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后，又对临榆知县马庆麟说道：“马大人，临榆县作为此次防疫抗灾的后勤基地，你的任，就是确保朝廷拨付下来的物质及时接收、分类、运送，及时造册汇报，不能出丝毫纰漏。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可别怪孙某言之不预！”
听了孙元起杀气森森的威胁，马庆麟赶紧拍胸脯打包票：“是、是，下官一定确保各项物资万无一失。”
副统领为正二品，看似品级比孙元起还高，但孙元起一来是钦差大臣，代表皇命；二来明清官场都是文高于武，从二品巡抚节制从一品提督为官场惯例。所以山海关副都统儒林不敢托大，主动凑过来问道：“不知孙大人对卑职有什么吩咐？”
孙元起正要找他：“儒都统，此次北防疫，共招募人员在三千人左右。在入关之前，必须在此逗留二十日左右，进行初步的防疫知识培训，所以要劳烦你准备足够的住所及课地点。另外，这些人的饮食等问题，也要请你多费心。”
给永平府地面的大小官员都找到了活计之后，孙元起顾不欣赏“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雄奇美景，又马派人找来章士钊询问物质准备情况。
章士钊很快到了孙元起临时驻扎的临榆县衙，不过他身后还跟着另一个人：赵景行。
孙元起自动无视赵景行的存在，直接问道：“行严，各项物资调拨、购买情况如何？”
章士钊打开随身携带的账册开始汇报：“到目前为止，朝廷共拨付了白银30万两、粮食二十四万石，总数尚不及我们之前奏请的一半，大人你必须继续写折子讨要。至于购买的纱布、煤油，已经全部备齐；木柴可以到东北之后再购买，免得长途运送；生石灰、双氧水、体温计等医疗用品只购买到小部分，目前已经下了订单，半个月后会再到一批。而你说的口罩、橡皮手套、防护服，之前没有生产，需要临时订做，估计20天后能拿到样品。即便如此，加人员开支，30万两银子已经花去了一半。”
“折子麻烦行严帮我草拟一个，尽快递去。至于医疗、防护用品，先按100人准备，5天之后就要用。”孙元起眉头紧锁，“事情已经如此紧急，怎么朝廷办事还是那么拖沓？”
章士钊合账本，笑道：“朝廷办事也不是都那么拖沓，至少枪支拨付就挺迅速的。”
“哦？”
清政府和后世没啥两样，对于枪械管理极为严格。对于申请枪械，孙元起并没抱多大希望，否则也不会先给赵景行30门迫击炮。没想到这个没抱希望的申请，反而给人一个大惊喜。
章士钊道：“我去草拟奏折，至于枪械的事，你问行止老弟。”
章士钊前脚一走，赵景行后脚就往孙元起面前一凑：“卑职赵景行参见钦差大人！”
为了与地方驻军交涉方便，孙元起在离京前保奏赵景行为陆军正军校。清末改革兵制，陆军从大将军至下士共分十四阶。正军校为第八阶，正五品，相当于旧制的守备，有职任督队官连长、队官、三等参谋官等官的资格。
凭着赵景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背景，正军校的品衔并不算高，朝廷也没有驳孙元起的面子，只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同”字。这就有学问了。带了“同”字的军官，虽然和不带的同一品秩，但却不能任职带兵，只能担任军需、军医、军法、军乐、记等职务。——这充分体现朝廷对于军权一如既往的重视。
孙元起顿时冷下脸来，重重地“哼”了一声：“你还敢来见我？”
赵景行装出震惊不已的表情：“卑职犯了什么错？”
“还装？”孙元起顿时暴怒起来，“我让你招募1岁以的志愿者，你弄来的都是些什么人？私自改到16岁不说，还有不少十三四岁的小孩，你军校这几年是怎么念的？”
赵景行连忙分辨道：“你当时和我说的就岁啊！我有记录。”说着从身掏出笔记本，翻到两人谈话那一天，然后推给孙元起。
果然，面明明白白写着岁以，没有丝毫涂改，而且下文都和当时情形一模一样。前后检查，也没有伪造或撕毁的痕迹。孙元顿时目瞪口呆，心里也开始拿不准：难道我当时真的一时口误，说成16岁？
“至于您说有十三四岁的，估计是征召过程中有人虚改了年龄，或者蔑视规定，混进了队伍。我回头一定严加训斥！”赵景行痛心疾道。
孙元起还有些不信：“我当时说得岁还岁？”
“绝对岁，不信你可以问当时在场的杨皙子杨先生！”赵景行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孙元起无力地摆摆手：“至于到底岁还岁，我会追查的。不过16岁以下的一定要清退回去。好了，你说说枪支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