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七章 数字
上午，散朝回来的宇文温，换了身便服转到寝宫，见陈刚起来不久，正对镜梳妆，于是坐在一旁，一边喝茶，一边和对方闲聊。www.uu234.ccUU小说
阳光洒在窗前，明亮的光晕笼罩着陈，将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人映衬得愈发明艳动人，宇文温看着陈，宛若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昨晚在他面前摇曳的美人花，现在再看，也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够。
年轻漂亮的陈，和其她佳丽一样，满足了宇文温的所有幻想，以及由这些幻想衍生出来的**，所以他不觉得自己后宫还有加人的必要，有陈这个“关门佳丽”就够了。
陈梳妆完毕，在腰间佩上宜男蝉，这是求子的意思，祈求上天保佑自己得夫君雨露后能开花结果，生下男孩。
陈已为宇文温生儿育女，但还很年轻，所以依旧有很多生育机会，不过宇文温对此倒不在乎。
这年头医疗水平有限，孕妇每次生产都可以说是在鬼门关前晃悠，所以多子多女的宇文温，心态就是顺其自然，怀上了就祈祷平安生产，怀不上也没什么的。
陈见散朝回来的宇文温面带春风，便问有何喜讯，宇文温看着陈腰间的宜男蝉，笑道：“人丁兴旺，怎么能不高兴？”
陈知道宇文温说的不是家事，又问：“莫非是天下户数统计出来了？”
“嗯，有司今日奏报，天下户数为九百六十余万户，接近一千万户。”
陈闻言有些惊讶，再说：“呀，若按一户五口计，再加上必然有的隐户，那么天下口数，怕不是过五千万了？”
“对。”宇文温笑着点点头，“五千万，半亿了。”
‘那可真了不起呀！’陈由衷的说，虽然她不知道五千万（半亿）人口是什么水平，但觉得数字很大，那就一定了不起。
宇文温点点头，却很冷静：“是呀，但要说多了不起，还为时尚早。”
他知道陈对人口不是很了解，便举了两个例子：“《汉书地理志》记载，前汉极盛时，天下户数是一千二百二十三万，口数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
“《后汉书》记载：桓帝永寿三年，户数是一千单六十余万，口数是五千六百四十余万。”
“也就是说，皇朝户数近千万，不过是刚接近后汉桓帝时的水平，要知道，那可是五百多年前的事了。“
陈依旧觉得很了不起：“那也都是五千万口的水平了，按二郎常说的，这都是一个数量级，天下承平二十多年，口数就接近后汉口数的巅峰数字，真了不起！”
‘了不起？这只不过比隋朝巅峰时的水平略高一点....’
宇文温如是想，不过没有说出来。
按照他知道的历史，历史上，隋大业五年，天下（隋朝）户数是八百九十万，按一户五口计。
再考虑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大业五年，隋朝人口稳稳破五千万。
历史上的大业五年，是公元六零九年；“现在”，若以公元纪年计，是公元六一七年，可以说是同一时间段。
八百九十万户，九百六十万户，数字差不多（均不考虑隐户），考虑到这个“时间线”从大象二年起持续了十余年的战乱，人口能够和“历史同期”差不多（略高），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损失，降低人口基数，所以即便平陈之后天下太平，光靠自然增长率，人口的增加速度，总不会快过“历史同期”。
但是，自明德元年以来，不断走低的粮价、布价，加上宇文温特意用经济这把软刀子割肉，导致许多庄园出现大规模的逃人现象。
这些逃人，本来是不计在官府户籍上的隐户，却因为经济原因，用逃跑的方式摆脱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聚集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以务工为生，在官府那里登记户籍。
“弃暗投明”的隐户变成在籍户口，是如今人口快速增加（账面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总原因，使得如今的周国户数，略微超过“历史同期水平”。
而就在“今年”，隋朝崩溃，天下大乱。
七八年后，等李唐消灭群雄一统天下，武德年间统计的天下户数，不过两百万户。
当然，肯定有大量人口变成隐户没有统计在内，但是，仅就账面上的数字而言，隋末天下大乱，导致中原人口少了四分之三。
中原人口从武德年间起过了百余年，到了唐玄宗的开元年间，账面上的户数（不包括隐户）才超过隋大业五年的水平。
今年，是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宇文温对此颇为感慨，他不能让历史重演，所以无时无刻都在以史为鉴。
天下户数近千万户，这意味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强盛国力。
再加上先进的科技，只要周国不内乱，执政者不乱来，那么对于周边国家而言，将来除了跪下唱征服，就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一千万户这个数字，也代表着压力。
天下太平，刀兵入库，又没有什么大的天灾，百姓安居乐业，朝廷兴修水利，粮食产量稳定，这就意味着人口暴涨。
唐朝人口从武德时的两百万户，到巅峰时期（天宝年间）的一千三百万户左右，跨度为一百二十年时间左右，人口膨胀到原来的六倍。
那么，从明年开始，过一百二十年，中原人口膨胀到六倍，就是六千万户，按一户五口计，就是三亿人。
那个时候，若农业技术（化肥）没有突破，以中原的土地，养得活那么多人么？
宇文温隐约记得明晚期人口过亿，那时“迄今”大概一千年。
清末人口接近四亿，但情况特殊（高产品种玉米、红薯大规模普及），暂不作比较。
从唐初到明末，历时千余年开垦出来的土地，也才养活一亿多人，当然，这不包括玉米、红薯的引入。
而现在，只需要一百二十年时间，其间没什么兵灾、大型天灾，理论上中原人口就能增加到三亿人。
即便加上玉米、红薯提前普及（品种堪忧），又有蒸汽机、廉价铁制工具，一百年时间，能开垦出养活三亿人的土地么？
希望渺茫。
而且宇文温觉得不需要等人口达到三亿，只要逼近一亿人，也就是户数两千万户时，人多地少的矛盾很大概率达到极限值。
即便有了蒸汽机、各类新式工具，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就是那样，粮食亩产又不可能有太大突破，加上从美洲弄回来的玉米其品种不怎么样，产量低，红薯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粮食大幅增产是很难的。
当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土地开垦、粮食增长的速度，大问题就来了。
所以要未雨绸缪，向南中、辽东、两广移民，然后继续开发荆湖等地区，增加粮食产量，安置不断增加的人口，这就是宇文温一直在做的。
还提前在海外布局，南洋、澳州、美洲，都有了落脚点。
他认为自己的布局已经给出了足够的“余量”，但今日得有司奏报，确认了天下户数之后，忽然觉得好像不能高枕无忧。
人口基数越大，每年的人口增长数就越大，累积下来，那会是怎么一个惊人的数字？
宇文温想到这里，让陈拿来纸和笔，他要试着解一道计算题。
从现在开始，一直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大的天灾，那么周国人口从一千万户（五千万人）增长到两千万户（一亿人），要多少年？
第六百一十八章 危言耸听？
政事堂，上至天子，下至参政，都在看平章、杞王宇文理主持的推演，推演的内容，是三个“要素”的赛跑。www.uu234.cc
三要素是什么？
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
宇文理组织学者，根据有司提供的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数字，对其增长速度进行计算，以年作为时间单位，看看这三位“参赛选手”谁跑得最快。
耕地面积及其增长速度，以明德元年至去年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算出个平均值，粮食产量及增长速度的计算同理。
人口增加的速度，计算起来比较麻烦，每年都会有新生儿降生，也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两者之差，可以算作增长率。
而去世的人之中，又包含寿终正寝（老死）、病死、未成年（以十五岁计，因为十五岁可以上战场）夭折。
自古以来，幼儿夭折率都很高，不仅平民百姓，王公贵族家也是如此，但大家都知道夭折率很高，却不知道具体有多高，因为太难统计出一个精确的数字。
宇文理组织的学者，根据周国立国以来的历年数据，刨除战争、大灾年景，初步计算出每年平均的人口增长率（无天灾**的太平时节），而计算结果可以以一句话概括：
隔代，人口翻一倍。
一代人时间以二十年计，隔代算作四十年，即天下太平时，每四十年人口翻一倍。
坐在御座上的宇文温心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年时间，可以累翻三倍，唐初天下户数两百万户，一百二十多年后天宝年间变成一千三百余万户，再考虑隐户，大概符合这个规律。
而面前讲台上，宇文理让学者们用图形表示的计算结果（年为单位），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人口、耕地、粮食这三位“选手”的“赛况”。
从明年算起，大概过了三十年不到四十年时间，天下户数预计会达到两千万，也就是一亿人。
那时，人口数已经明显超过耕地面积总数和粮食产量。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便考虑到新增耕地带来的粮食产量，仅靠中原土地上的粮食产出，养不活那么多人。
这种情况不会突然发生的，而是渐渐凸显。
首先，会有许多人无地可种，那就意味着这些人没有多少收入，不要说养活家人，甚至连自己都可能吃不饱。
其次，人多粮少，一旦出现天灾导致粮食产量波动，必然出现饥荒，而朝廷未必有足够存粮赈灾。
第三，人多地少，“供大于求”，人力就变得“贱”了。
人多地少，意味着地主降低工钱也不愁雇不到人种地，等着种地的人越多，工钱就越低。
又因为人工便宜，地主雇人打水、浇地、碾谷壳、磨面，比用水车、水磨便宜，用人来拉犁，比用牛拉犁便宜。
于是技术退化，各种水力、风力、畜力工具闲置，更别说蒸汽机械的运用，因为烧煤机器的使用成本远高于低成本的人力。
人力越来越便宜，所以百姓的收入越来越低，为了活命，只能忍受越来越低的工钱，勉强果腹，没有余钱去买什么商品。
那么，商品的销路越来越差，连带着大量工场、作坊开始倒闭。
商业、制造业萎缩，货运需求下降，大量火轮船停工、火车车次减少，造成大量务工人员失业。
他们本来就没有土地，全靠工钱养活自己和家人，失业后陷入绝境。
与此同时，烧煤的机械动力被低成本的人力取代，耗煤量、耗铁量骤跌，需求的萎缩会让大量煤矿、铁矿倒闭，矿工失业，同样陷入绝境。
再有，即便不考虑土地兼并，因为快速增加的人口导致人多地少，实行授田的均田制维持不下去，名存实亡。
均田制完蛋，意味着府兵制也跟着完蛋，朝廷军制为之大变，大量青壮无地可种，也无兵可当，因为府兵要自备兵甲作战，可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如何自备兵甲？
最后，惊悚的一幕出现了：各地州县流民越来越多，他们徘徊在田间地头，徘徊在街头巷尾，蜷缩在街角，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看着过往行人，双眼冒出熊熊火光。
遍地干柴，些许火星就会点燃，于是烽烟四起，盛世不在。
这一切，不会太远，也就三四十年而已。
届时天下户数，大概接近两千万户，一亿人，宛若一个高高的门槛，如果跨不过去，天下就会大乱。
因为那时的粮食产量和耕地，根本就养不活这么多人。
与会的三高官官、两院院士、谏议院平章、参政，看着这冰冷的“比赛结果”，已经能想象到三十多年后，天地为之变色的那一幕。
南北朝乱世结束不过二十年，大家都还记得父辈、祖辈口中所说的六镇之乱、太清之难。
大乱，摧毁了元魏和萧梁，同样可以摧毁其他王朝，那么，三十多年后，大乱会发生么？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蒸汽机械、火轮船、火车、电报的出现，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国力正在快速增长，海贸大兴，撑起了朝廷财政，一切的一切，让人都确信明天会更好...
前日，有司奏报天下户数近一千万户，大家还为此欢欣鼓舞，结果谁也没有想到，这不过是危机的开始。
再过三、四十年，大概在座的孙子辈或者儿子辈就能经历一场大乱。
这是杞王危言耸听么？
不是。
人口快速增长的后果，是学者们通过有司统计出来的数字做出计算并给出的合理推断，即便没有这些数字和推断，与会人员都能想明白一点：
天下承平日久，粮食连年丰收，粮价、布价一直很低，这就必然导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现在天下户数是一千万户，隔代翻一倍就是两千万户，满打满算是四十年时间，四十年时间，天下（中原地区）耕地面积能翻倍么？
好像不太可能，那么，届时大限就要到了。
两汉时，天下户数到了一千余万户后，没多少年便天下大乱，这可是事实。
而现在，天下户数已近逼近一千万户，照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再过三十多年....
“很显然，光靠开荒种地，种不出那么多粮食。”宇文理进行总结，“所以，朝廷必须继续开发荆湖地区，增加粮食产量，一年两熟的交州地区亦是如此，经营为大粮仓，输送粮食入中原。“
“其次，持续对外移民，持续开发南中、河套、辽东、岭南，在增加耕地的同时，安置快速增长的人口。”
“从美洲引种的玉米，虽然目前产量不怎么样，但可以作为主食，且胜在耐旱，又能在坡地种植，所以，在南中、两广等山多、平地较少的地区可以开始推广种植。”
“将来，等除虫菊种植面积足够大，驱蚊蚊香产量大增，向南洋移民势在必行，再往南，还有澳州，要尽可能把快速增长的人口，安置在新地区。”
宇文理的建议，大家都很赞同，想要缓解人口压力，长久之计确实就只能开边、移民。
而朝廷实际上就已经在做这些事，尤其南中开发，迄今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效果已经有了，若通铁路，移民的速度会加快。
宇文理继续说：“耕地的数量，无法保证耕者有其田，那么，朝廷要尽量保证无地之人中大部分有活干，也就是用工商业吸纳闲散劳动力，让这些人可以靠着务工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不至于变成流民。”
“可以说，开边、移民是长久之计，发展实业以吸纳逐年增多的无地闲散劳动力，可解燃眉之急。”
“那么，皇朝的国策需要进行调整，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重农依旧，以实业为主的商，不可再抑，要把农和工商，当做左臂右膀来用！”
经过一轮铺垫后，宇文理按照和叔叔拟定的策略，图穷匕见：“工、商，不可以再视为贱业，适当的管制当然必要，但朝廷也要立法保护工商业者尤其是实业者的正当权益！”
第六百一十九章 地位
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要确定一件事：工商业者有正当权益么？
没有。www.uu234.cc
士农工商，工、商居后，商尤甚之，自古以来，商人的地位都很低，多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列为贱籍，不仅在地位上贬低，还特地限制衣食住行，不许穿稍微好一点的衣服。
为了彰显商人的低贱，甚至于衣着都有规定：只能穿白衣（不染色的素色布衣，不单指白色衣服）。
以至于魏晋时期，商人又有“白衣”的代称，这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规定商人只能穿白衣。
三国时，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就是让人装扮成往来于大江南北的商人，为了诓骗沿江烽燧守军，所以才清一色身着白衣。
所以，法理上被视作贱民的商贾，地位和奴婢一样，等同于牲口。
朝廷处置民间商贾，生杀予夺，随心所欲，正如主人处置奴婢般，怎么处置都是理所当然，所以商贾哪来的正当权益？
历代朝廷大多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就没有粮食，所以必须重农。
商贾重义轻离别，又哄抬物价，十足小人相，不劳而获却可暴富，若放纵的话，人人跑去经商，谁去耕地？自然是要抑制的。
然而，重农抑商中的商，实际上却是民间工商业，国家专营的工商业，从来不会抑制，因为诸如盐铁专营这类“商”，可以给国家带来巨额收入。
那么，实际上被视作贱民的商贾，其实就是没有根基、靠山的民间商贾，而那些勾搭上权贵的豪商巨贾，一样住豪宅、妻妾成群，锦衣玉食，一样是人上人。
政事堂内，平章、杞王宇文理，对历代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概括，他认为历代朝廷抑的“商”，其实主要是抑制民间工商业。
工商业对于国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那个朝代禁工商业，但正是因为一些工商业可以获取大量利润，所以那些有赚头的行业，基本上都被朝廷想办法“专营”。
这种专营，要么是制度性的，譬如盐、铁专营，只许官府经营，不许民间插手。
要么是另类的专营，那就是让“听话”的少数豪商垄断经营某个行业，譬如高利贷。
一个例子，在高氏齐国统治两淮地区时，能在两淮地区大规模放高利贷的商人，都是和京城权贵勾搭的胡商，相比之下，本地出身的高利贷者是被抑制的。
至于利润一般但不可或缺的手工业，历代朝廷多以官营的方式，将手工业者单独编户、集中安置，如同使用官奴一般使用这些人。
宇文理认为这就是所谓“抑商”的实质：朝廷将利润丰厚的行业实行“专营”，然后压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全面抑制工商业活动。
通过各种门槛，将民间商贾隔离于有利可图的工商业活动之外，确保朝廷的收入。
历朝历代采取这种政策自有考虑，然而，时代不同了，现在，朝廷不可能抑制民间工商业，且不说别的原因，就说一个事实。
宇文理宣读了一组组数字，这些数字都是有司统计出来的，各种数字表明，快速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吸纳了大量无地闲散劳动力，并且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向朝廷缴纳了大量的税。
民间工商业缴纳的税，所占朝廷财政收入份额，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而对外贸易的商品之中，工商业的产品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
另外，民间工商业吸纳的劳动力，初步统计，已达到一百一十万户左右。
这其中，大多有两到三个人务工，靠着务工而不是种地赚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百一十万户，将近天下户数的八分之一，若考虑到为工商业提供原料的农业人口，数量还要大幅增加。
朝廷不可能让这些人之中的大部分人失业，因为这些人一旦失业，就意味着大量流民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税收流失。
同时，朝廷不可能把操作各种蒸汽机械、先进机械的技术人员当做普通匠人管理，不可能设什么“机户”，把这些人当做官奴役使。
所以，朝廷要想办法促进工商业发展，让工商业的规模快速扩大，以便吸纳随着人口快速增长而产生的闲散劳动力，因此必须给予工商业者该有的地位。
如果不改变商贾宛若贱民一般的地位，不给予他们的财产、产业以基本安全，谁会安心扩大产业规模，而不是拿钱去买地、“转行”做地主？
如果不消除技术人员被编为匠户的风险，那么许多人在攒够钱后必然转行，免得世代沦为匠户，届时，蒸汽机械、火轮船、火车、电报怎么办？
即便朝廷可以强行把这些人编为匠户，但是各类先进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已经无法靠父子相传延续下去，再用老办法来管理新事物，必然会把事情搞砸。
宇文理举例：朝廷派兵御敌，都知道要先把粮饷发足才能保证士气，为了鼓舞士气，还得有功必赏。
那么，朝廷若是继续把商贾当做贱民，把技术人员当做匠户，让商贾和技术人员总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对方如何能够安心？
所以，宇文理提议，在继续重农的前提下，首先废除商贾的贱籍，至少从律法层面上废除歧视商贾的内容，让商贾获得和平民一致的地位，并且废除各种形式的匠籍制度。
其次，在已有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商会、行会管理条例》、《商社、公司管理条例》等律法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商律》，为大兴工商业（主要是实业）扫清障碍。
当然，对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朝廷依旧是要严厉打击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律法形式确认工商业活动的合法性，确认商人的合法地位，官府对于工商业的管理有了依据，而不是基于“抑商”随意打击商贾及其产业。
为此，宇文理组织人员，根据各方意见，初步拟定了《公司条例（草稿）》、《商人条例（草稿）》，上呈天子，作为推动工商业立法的实践。
这两份条例（草稿），分别对商社/公司的营业行为、商人的经营经营行为进行规范，也为正式的《商律》出现奠定基础。
天子御览，命中书省进行修改，是为《公司条例（草案）》、《商人条例（草案）》，现在，由中书省提交门下省审核。
因为要扭转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事关重大，所以门下省谏议院对这两个草案的审核过程，为政事堂会议的一部分。
宇文理作为提案人，要接受反对方的提问，政事堂会议最后要进行投票表决，决定这两个草案的命运。
与会人员，之前就拿到了两份草案的资料，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研究，现在若有疑问，当场就可以提出来，正、反双方就此辩论，辩论结束，投票表决。
延续了千年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把商业看成“奸伪之业”，把商人看成末等之民的政治传统，是否会因此获得初步扭转呢？
第六百二十章 恐惧
下午，清凉殿内，宇文温整理完书案上的资料，喝起冰镇酸梅汤，夏末的天气炎热异常，他的心情和外面树上的知了一般焦躁不安。www.uu234.ccwww.uu234.cc
冷饮下肚，感觉凉爽不少，宇文看着自己整理好的资料，不知不觉走神。
先前，平章、杞王宇文理提出要立法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于是政事堂会议为此进行了辩论，并且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是不通过。
于是宇文理再来第二次，又败。
接着是第三次。
立法确保工商业者正当权益、并废除一系列歧视商贾的议案，一直未获政事堂会议通过，正、反双方持续了大半个夏天的“拉锯战”，一直“打”到现在。
朝野之间，关于这项议案的争议很大，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所以成了整个夏天官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要不是宇文温为了“捧”谏议院，任由这项议案走程序，并且表态畅所欲言，该议案早就实施了。
现在搞成这样，原因是宇文温要身体力行，尊重自己构建的新制度，让大家都看到他讲道理、愿意和各方协调的态度。
宇文温最喜欢和人讲道理，哪怕这道理是歪理也无所谓，只是他没想到已经过了二十年，那帮老顽固的脑子依旧不开窍，这让他很不爽。
政事堂的投票是不记名投票，所以宇文温不知道是谁反对，但他不想知道是谁反对。
宇文温既然选择“放手”，没有提前和相关人员打招呼，就是要以理服人，靠制度博弈取胜。
既然现在大家脑子都不开窍，那就继续讲道理。
道理是什么？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事实，火轮船、火车、电报都已经出现，时代不同了，还抱着“重农抑商”观念不放的人，迟早要被事实打脸。
宇文温这半年来仔细研究过“重农抑商”的起源和发展，知道这一观点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战国时期，因为农业生产水平低下，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这一政策说白了就是为耕战服务。
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强调重农抑商，让国民除了耕田就只关注打仗，想要出人头地，就得靠战功来换，而要打仗，就得有充足的粮食。
然而“商”的发展，会干扰到秦国的耕战大计，影响粮食产出，影响军民立军功改变命运的决心，所以必须抑制。
极度强调耕战的秦国笑到最后，虽然秦历二世而亡，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政治观点，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宇文温认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古代”是合适的，因为生产力低下，粮食问题很突出，而且这政策能以较低成本维持朝廷对广大疆域的统治。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蒸汽机出现，生产力快速增强，已经接近脱胎换骨的临界点。
农业依旧是重中之重，但这种时候再强调抑商、贱商，就是不合时宜。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让农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没必要二选一，应该是“全都要”。
重农重商（以实业为主的工商业），两条腿走路，社会发展才会继续加速，这点，宇文温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员看不出来。
那么，为何宇文理的提案会陷入“拉锯战”呢？
宇文温认为，这是因为恐惧。
人对未知事物，总会有本能的恐惧，所以官员们对于取消“抑商”、“贱商”，商贾大翻身后形成的未知局势，本能的产生恐惧，然后就是下意识的排斥。
他们无法面对工商业大兴后，四书五经上的知识再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可能；他们无法面对商贾变成良民后，各种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场让自己相形见绌的可能。
基于对于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惧，让官员们本能拒绝宇文理的提案，他们不想让商贾从“牢笼”里出来。
让商贾变成平民（地位上），那就意味着商贾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机会（非科举途径），而相比富商，寻常官员如何有财力在疏通人脉的竞争中战胜对方？
大部分官员都是聪明人，都知道国家离不开工商业，也知道按照现在的情况，工商业大发展利大于弊，但涉及到自身利益，谁都不糊涂。
朝廷可以不抑商（不抑制民间工商业），却不能不“贱商”（继续让商贾在地位上处于卑贱状态），如此一来，才是官僚们眼中的两全之策。
然而，不在法律上废除对商贾的歧视性规定，不在立法上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无法确保商贾产业、财富不被人随意收取，若连这点面子功夫都做不好，如何能让工商业者们安心？
宇文温能想到，若商贾们对未来不看好，那么他们赚来的钱，更倾向于用来购买土地，为日后“转行”当地主做铺垫。
而不是将其用于扩大规模、扩大生产，开更多的分号，雇佣更多的工人，赚更多的钱。
现在，之所以工商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宇文温的大力支持，商贾们对于他的信心很足，大家都知道，只要他在位，朝廷就不会抑商，就不会把商贾当肥猪杀。
可他终究是会死的。
他死了以后，新君继位，是否还会继续这一政策呢？
大概率会，但到了孙辈，就很难说了。
宇文温记得西汉时的文景之治，朝廷为了恢复国力，选择与民生息，将传统的什一税改成三十税一，对于商贾的限制也放宽，所以工商业发展迅速。
到了汉武帝（孙辈）时，因为连年用兵，国家财政很快告急，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再次抑商、实行盐铁专营，并且开始“杀猪”。
杀猪的办法是收税，名为“缗税”，即财产税，按财产总数的一定比例收，如果有人隐瞒家产，告发者（告缗）有重赏，此为告缗令。
缗税的目标是有钱人，谁有钱？商人群体。
有商人不想交那么多，被人告发，然后田地、宅院、牲畜、奴婢（全部家产）悉数充公，
告缗令一出，朝廷财政瞬间“回血”，但后果和竭泽而渔差不多，因为各种告密行为可以让商贾有口难辩，于是商贾们等同于被一锅端。
告缗令的“战绩”，《汉书》有记载：中产以上（商贾）大抵破产。
商人，在朝廷眼中，不过是养肥了就能杀的肥猪，哪怕你是做实业发家的，亦是如此。
宇文温不希望这样的历史重演，因为时代不同了，到了他孙子那一代，工业时代差不多要降临，若还玩封建王朝定期杀猪的把戏，让工商业的发展出现瓶颈，后果就是有可能错过蜕变的机会。
新旧势力的交锋，要么是政治妥协，要么是军事决胜，宇文温当然希望是前者，所以他再烦躁也耐着性子，看着侄子在政事堂会议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漫长的拉锯战，不是单纯的浪费时间，正、反双方的不断交锋和妥协，使得宇文理的提案内容已经和一开始有了许多不同。
这样的妥协和交锋，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正是宇文温所期盼的，比起强制推行，这种经过各方妥协的政策，生命力才会长久。
第六百二十一章 律法
秋风起，草木黄，雁南归，从门下省归来的唐国公李渊，回到私第后，和夫人窦氏交谈起来，说着说着，透露一个小道消息：
“陛下面上看不出来，但真是高兴，以至于一脚就把门槛给踢坏了，然后一瘸一拐的离开，全场肃静，与会人员大概憋着笑。www.uu234.cc”
窦氏听了，脑海里浮现出天子一瘸一拐走路的场面，还真想笑，却不忘问：“三郎没笑吧？”
“大家都装作没听见、没看见，谁敢笑？”李渊喝完一杯茶，长舒一口气，感叹着：“吵了差不多半年，好歹是通过了，这一下，怕不是有许多人已经喜极而泣、奔走呼号。”
窦氏方才听李渊说，政事堂会议通过了平章、杞王宇文理所提议案，立法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取消各项律法中对商贾的歧视性内容，让工、商业者获得与平民相等的地位。
与此同时，加强对工、商的管理，一部名为《钦定大周商律》（简称商律）的律法即将颁布实施。
这部《商律》，就是近半年来各方激烈辩论、妥协所得产物，其中包括杞王组织人员拟定的《公司条例》、《商人条例》。
可以说，《商律》为周国工商业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律令基础，而朝廷大兴工商业的决心，也由《商律》体现出来。
李渊作为四平章之一，府里有上一版《商律》的修改稿，窦氏让人拿来，一边翻看，一边和李渊确定其中内容。
两年前窦氏大病一场，差点就撒手人寰，从那过后，身体不如从前，多亏慢慢调理保住元气，不至于成日里病恹恹、一副苟延残喘的模样。
她打理唐国公府名下产业多年，又和皇后及一众外命妇走得近，紧跟“时代潮流”，所以让李家在这二十多年的工商业发展浪潮中收益匪浅。
也正是因为自家有产业，所以李渊是杞王提案的支持者，经过半年的努力，不断的辩论、妥协，才让几经修改的《商律》最终定型。
窦氏对这套律法颇为熟悉，其中的《公司条例》，将各种公司按章分类，规定了公司的组织机构，确定了一些定义和概念。
首先是公司的定义，明确规定“凡凑齐资本共营、以营利为目的之贸易者均为公司”。
其次，确定“法人”的概念。
所谓法人，公司律确定“凡公司均为法人”，以律令的形式，确定公司、商社的法人地位。
第三，定义责任制：公司责任制，以债务为前提，分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
《公司条例》规定，无限责任公司如遇亏损，若变卖公司资产依旧无法抵债，债务人可向该公司合资人、股东追债，并将其名下财产抵债。
也就是说，合资人、股东有责任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来偿还公司欠下的债务，此即为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如遇亏损，若变卖公司资产依旧无法抵债，债务人可向合资人、股东追债，但合资人、股东只需将自己所持公司股份、合资钱财用来抵债。
如果份额用完，依旧无法偿还债务，合资人、股东无需将其个人名下财产拿来抵债，此即有限责任。
此外，又对股份制有限公司的成立、公司股份、公司债（记名不记名）等进行了规定。
《商人条例》，对商人的涵义、商业经营范围、商号、商业帐簿等作了规定。
规定凡经营商务、贸易、买卖、贩运货物者，均为商人。
又规定，年满十五岁以上之男子方可营商业，而女子可以于法定场所内经营商业。
还规定了商人类型（贸易商、生产商等）、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业中间人、经理权和代办权等一系列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期货管理条例》、《股票管理条例》、《银行管理条例》、《海商管理条例》等等。
林林种种汇在一起，就是《钦定大周商律》。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部《商律》，从此，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复存在，重农促商、两条腿走路，将会是国策。
朝廷要大兴以实业为主的工商业，带动各行业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让无地可种的人们可以通过务工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
李渊明白这一国策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这意味着新一轮的工商业发展浪潮即将到来。
实业兴国，是这段时间以来大辩论里经常提起的一个词，朝廷要靠实业强国，吸收闲散劳动力，生产大量物美价量的产品，造福百姓。
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大兴海贸，向海外诸国大规模倾销中原的手工业、工业制品，以此带动国内实业的发展。
一个工场，同样的产品，可以高价向海外市场销售，同时以低价向国内市场销售，如此一来，工场（生产商）确保了利润，贸易商得了赚头、百姓得了实惠，朝廷也得了大量税收，可谓一举多得。
实业兴旺、经济活跃，意味着交通运输繁忙，无数冒着黑烟的火轮船，还有即将“横行”东西南北的火车，以及各类蒸汽机械，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
那么权贵们名下的煤矿，可真是要忙得无法休息了。
窦氏见李渊眉飞色舞的描述美好未来，自己也跟着高兴，天子虽然起家荆襄之地，起家于黄州，但登基以来对于关陇“旧人”们还是很照顾的。
各家相应朝廷号召开煤矿，就如同有了一颗颗摇钱树，而看情况，这摇钱树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家不需要放高利贷或费心经营产业，就能获得稳定且丰厚的收入。
如今，天子又改革中书省、门下省，设谏议院，选平章、参政，审核诏令、参与政事堂会议，让许多官员、权贵找到了利益代言人，可以通过合法的制度下博弈，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
天子确实是一个英明之主，最好长寿些。
窦氏如是想，看着李渊，满是好奇：“三郎，天子...政事堂给商贾立法，这待遇会不会太优厚了？”
李渊听出窦氏的言外之意，笑道：“那不能，大周律也要进行修订，毕竟形势不一样了。”
“那..有没有什么风声？”窦氏直接发问。
“我等不可妄议朝政....”李渊装模作样的说着，窦氏捂着嘴笑起来：“李平章好大的官威，民妇知错了...”
“呵呵...”李渊也轻声笑起来，他虽然不是三高官官，却是在政事堂会议上有投票权的平章政事，可以单独提出议案，使其在政事堂会议上讨论，所以和宰执也差不多了。
谏议院的平章和参政，实际上可以作为许多利益团体的发言人，为其争取利益，所以，平章和参政们可是炙手可热，他也不例外。
朝廷设谏议院，允许平章、参政为各阶层“发言”，向朝廷传达百姓呼声，而李渊，不但为亲朋故旧“代言”，也为自己的抱负而努力着。
他已到知天命的年纪，却意外在谏议院这个平台上获得“登台表演”的机会，所以雄心不已的李渊立志要有一番大作为。
作为棋手，下好名为“时代剧变”的这盘大棋。
“商，自古为四民之末。”李渊面色严肃起来，窦氏也收起笑容，认真倾听。
“商有商律，那么朝廷不可能厚此薄彼，商律的制定耗时半年，只不过是热身。”
说着说着，李渊有些激动：“大周律要修订，你可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修订，要增加一些新内容！”
“新内容？”窦氏闻言一愣，想了想，疑惑：“不就是刑律么，还能有什么....”
联想到刚“出炉”的商律，窦氏有些惊疑，问：“是不是加入什么新律法？”
李渊笑着摆摆手：“不可说，不可说，此事大概要折腾个大半年才能出结果，且待日后见分晓。”
第六百二十二章 搞事
皇宫，书房，宇文温正在“备课”，对收集起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因为坐的是高脚坐具椅子，所以翘着二郎腿，还优哉游哉的晃脚。UU小说
前日，政事堂通过了《钦定大周商律》，宇文温很高兴，面上没什么，心情很激动，结果在离开政事堂时，一不留神把门槛踢烂。
也亏得他的靴子宛若“防砸劳保靴”，装着铁制靴头，所以脚趾才没有遭殃。
那么问题来了：堂堂天子又不用下工地，穿个“防砸靴”是为什么？
防刺客。
要是有人敢近身行刺，老子一脚把他踢得倒地不起！
宇文温如是想，他一直提防刺客，毕竟当年自己就是弑君的刺客。
所以即便有侍卫跟随，他觉得自己也要有所准备，毕竟齐王高澄都能在戒备森严的王府里被厨子砍死，他没道理一点防备都没有。
宇文温收回些许发散的思绪，看向案上的资料。
吵了半年，杞王宇文理的议案几经修改终于通过，而专门《商律》也拟定好了，但这只是热身，宇文温还要搞事，一搞就要搞大事，非得把官场搞得鸡飞狗跳不可。
那就是对大周律进行修订，增加一些新内容。
自古以来，中原历朝历代的律法，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刑”，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刑罚”。
所以，历朝历代的“某某律”，基本上都和刑罚有关。
若以后世的名词说，这些“某某律”可以归入刑法。
至于民法，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完整的商法，所以古代律法往往重刑事而轻民事。
现在《商律》（商法）有了，《民律》（民法）该不该有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民法是什么，宇文温不是法律专业出身，无法做出准确解释。
他大概知道民法是保护公民（及法人）民事权利、民事财产的法律，说直白点，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和权利的法律。
现在，法律体系的建设中，既然有了《商律》，就该有《民律》，否则不公平。
宇文温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当他仔细一研究，发现要立《民律》，比立《商律》困难多了。
甚至比登天还难。
原因很简单，封建王朝的社会土壤，根本就不可能让《民律》（民法）这种“杂草”长起来。
如果要立《民律》，可以说要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甚至统治秩序掀翻，宇文温觉得自己要是敢这么做，等同于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自己不是人，是猴。
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风声，过不了多久，就会有谏官抬棺上朝死谏：皇帝发疯，这么下去必然礼乐崩坏，不劝不行了！
抬棺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等同于宇文温被当众打脸、声望骤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
大象年间，天元皇帝宇文施政昏庸残暴，就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宇文温可不想和宇文这鸟人享受同等待遇，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领先一步就是疯子。
宇文温明白，立《民律》一事难如登天，因为现实之中没有《民律》存在的基础，原因很复杂，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
其一，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义高于利，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
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而在义面前，正人君子耻于谈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
那么，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
其二，“古代”有“礼”，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
礼法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所包含的宗法，又规定了贵贱上下、长幼有序等等，礼法存在于各个阶层，社会是宗法社会。
上至朝廷，下至村落，礼法（宗法）约束着民事行为。
族人之间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法来调解；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族出头；宗族和宗族之间有利益纠纷，要么是官府“春秋决狱”，要么就是宗族械斗。
所以，在宗法社会，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婚姻、财产、土地、财物纠纷，可以通过乡里乡亲、宗族的干预予以平息，这让地方官省了许多事，避免了许多诉讼。
于是，官府强化宗法族规，让宗族来处理这种纠纷，个人权益很难获得律法保护，民法的生存空间很小。
宇文温自己琢磨出一个结论：在“古代”，礼就承担着民法的职能。
其三，封建时代讲究“家国一体”，君权、父权、夫权充斥各个阶层，强调家族、宗族，所以社会的主体是宗族以及家族、家庭（户）。
至于个人，属于“家（户）”这个伦理实体，对于律法而言，个人是被忽视的。
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立法重点主要在于维护统治上，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对于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一直忽视。
千年以来的传统，深入人心的观念，根深蒂固的“礼法”，使得当前社会根本就没有《民律》生存的土壤。
即便宇文温再狂妄，也不可能挑战整个封建社会秩序，强行制定什么《民律》，可以说这是必然会失败的行为。
他之前推动《商律》立法，好歹有甜头使得新兴利益集团衷心拥护，不需要动员就会主动站出来“呐喊助威”，若宇文温在《民律》问题上硬来，只会大失人心，在政治上众叛亲离。
但是，这不妨碍宇文温“搞事”，把在《商律》拟定过程中已经“预热”的官场搞得鸡飞狗跳。
他要继续保持谏议院的“热度”，同时在坚如磐石的封建律法堡垒上挖出一道缝隙来。
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的相继出现，必然导致生产力快速发展，引发经济变革、社会变革，千百年来被土地、宗族束缚的人们，已经有了新的选择。
他们不需要依附于土地（地主）、宗族，也可以在新兴的商埠以及越来越多的大都会务工谋生，甚至在这些地方成家、落户，融入新的生活方式。
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另类的“城乡二元制”社会已经慢慢成形，在新兴的商埠以及大都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已经和传统生活大为不同。
那么，这些已经在经济上摆脱土地、宗族的人们，应该获得法律的保护，避免再被宗法束缚，又被人用宗法“拉回去”，继续受制于土地和宗族。
宇文温认为，户数逾百万户的脱产（脱离农业生产）务工人群，在教育、婚嫁、财产分配等领域，应该拥有自己的“自主权”，其权益必须获得法律的保护。
所以，宇文温的入手点就在这一个特殊人群，在已有的诸如《流动人口管理条例》等行政管理办法上做文章。
不需要挑战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只是就事论事、特事特办而已。
第六百二十三章 搞事（续）
夜，英国公府，书房里，杨念云将睡熟的儿子抱起，向父亲点点头，和母亲冼氏一起离开，杨济将坐榻上散落的几个玩具收拾起来，交给侍女拿走。www.uu234.cc
女儿又带着外孙回娘家省亲，小住几日，也让杨济这个做外祖父的可以好好陪着外孙玩耍，不过他的闲暇时间所剩无几，因为天子又要“搞事”了。
杨济打开书柜，拿出厚厚几本资料书放到书案上，就着明亮的烛光翻越起来。
他是十六卫大将军之一，坐镇关中，兼任“玉米使”督促玉米的选育工作，偶尔还会领别的差遣，本来和政务没太多牵扯。
可现在，却要被天子搅起来的大漩涡给卷进去，而官场，也会被这个大漩涡卷得七晕八素。
天子要修订《大周律》，根据形势发展增加、修改许多内容，拟定“草案”分发给州一级以上官员，允许官员献言献策。
可想而知，围绕《大周律》的修订，必然会引得持不同观点官员们“沸腾”起来。
《大周律》，原称《大律》，是周国保定三年颁布的律法，迄今已有五十余年。
《大律》模仿《尚书》、《周礼》，杂采魏、晋律法，共有二十五篇，一千五百三十七条。
这二十五篇是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乱、诈伪、请求、告言、逃亡，系讯、断狱。
建德六年，周国灭齐，又颁行《刑书要制》，至宣帝时又对其进行增补，成《刑经圣制》，均为律外的特别刑法。
没多久，周国内乱，持续十余年，待得天下一统，明德建元，天子下令对《大律》进行修订，改名《大周律》。
修订后的《大周律》共有十四篇、一千八百条。
是为名例（总则，将刑名、法例合并，包括五刑、十恶、八议等）、卫禁（宫禁、宵禁等）、职制（官员职责及惩处）、户婚（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
厩库（畜牧、库藏管理）、国防（军队集结、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贼盗（打击贼寇等）、斗讼（治安、诉讼）、诈伪（打击欺诈）、捕亡（追捕逃犯、逃兵、逃奴）；
断狱（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机密（公文、军情、先进技术保密管理）、市舶（海贸相关）、杂律（凡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自那以后，过了十余年，因为时局发展迅速，明德初年修订的《大周律》渐渐显得不合时宜，所以天子才打算进行再次修订。
然而这次修订实际上等同于“大修”，因为《大周律》的架构即将再次调整，为了区别原先的律令，以年号暂称，是为《明德律》。
《明德律》按照尚书省各部的分类进行篇章划分，再加以补充，分十一篇。
尚书省如今有七部，即将增加“商部”，所以为八部：吏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交通部、商部。
所以《明德律》分为《吏律》、《民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交通律》、《商律》，外加《名例》、《机要》、《杂律》。
其中的《商律》，就是最近刚颁布的《钦定大周商律》。
尚书省八部的管辖领域，有对应的律进行律令管制，譬如《吏律》就是针对官吏管理的立法，除此之外，分篇律法之下还有《条例》、《细则》等补充。
譬如《期货管理条例》、《专利管理条例》、《治安管理条例》等，就分别收纳在《商律》、《机要》、《刑律》内。
《明德律》的结构，让杨济想起了《大明律》，因为大明律的结构为名例（包括五刑、十恶、八议），然后是《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这六律，正对六部。
但《明德律》的内容，却要比《大明律》多很多，初步拟定的条款，包括各种《条例》、《细则》的内容，共计四千余条。
而《大明律》是....是多少条来着？
杨济揉了揉太阳穴，看着案上的资料发愣。
大明的记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但是，许多细节已经模糊了。
毕竟，他来到这个时代已经....已经许多年了，而最近这二十年，时局变化得很快，以至于让他有“做了梦，又在梦里做了梦“的感觉。
火轮船、火车、电报、蒸汽机，看着这些“怪物”，杨济有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看着这《明德律》草案，他觉得更加不可思议：天子是精力旺盛过了头，居然想挑战整个社会的伦理纲常？
这样搞事，就不怕搞出大事来？
杨济不是傻瓜，在天子手下做事多年，对这位的“德性”很清楚，他知道对方就是喜欢搞事，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
然而这次，要是一不留神，摸到的怕不是一条毒蛇。
被毒蛇往手上咬一口，虽然不至于毒发身亡，却很可能免不了壮士断腕。
这不是杨济乱想，因为他在《明德律》草案中看到了端倪：天子在《民律》里“动了手脚”，某些条款“动机不良”。
乍一看上去，《民律》和之前的《户婚》内容差不多，只是细化了许多条款，但是，杨济看出来天子在《民律》中埋下了奇怪的种子。
这个种子，种在“流动人口管理条例”中，涉及婚姻、庶出子女对于家产分割的权益等，触碰嫡庶有别、别籍异财等敏感问题。
譬如，随着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越来越便利，大量商贾在外地养外室，并与其生下子女，并置办家产。
外室，是比妾还要贱的贱妾，妾尚且有名，外室是见不得光的，外室所出子，比妾出子、婢出子地位还低，甚至连族籍都不得入。
但是，商贾养外室的情况确实越来越普遍。
当商贾去世，正室得知外室及庶出子女的存在，又知道“狐狸精”占了夫君置办的宅院，于是带人上门问罪，由此产生的财产诉讼，让各地地方官十分头痛。
于是，《明德律》分篇《民律》内，拟定有条款：商贾在当地官府登记纳妾，登记相应家产（田地、宅院等），那么一旦商贾去世，官府保护已登记小妾及其所出子女权益。
其已在当地官府登记家产，归小妾及其所出子女所有，视同男方的“财产赠与”。
前提是登记时记的是小妾或子女名讳，若同时登记了男方和女方的名讳，那么，男方正室有权利主张一半财产分割。
虽然这只是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条例，但杨济觉得明眼人应该能看出如此条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挑战了正室对于外室（侧室）、庶出子女的绝对权威地位。
可想而知，当《明德律》草案开始“收集意见”、进行公开辩论时，各方围绕一些“动机不良”条款的博弈会有多激烈。
为了堵上礼乐崩坏的“口子”，卫道士们必然竭尽全力。
杨济觉得，与之相比，之前持续了近半年、围绕商贾权益的议案辩论，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热身，“小意思”而已。
想到这里，他觉得有些头痛，天子精力极其旺盛，主意又多，真不知往后，还会搞出什么事来。
面对如此喜欢搞事的天子，某些时候，杨济心里会冒出自己都觉得荒唐的想法：‘你能不能偶尔沉湎酒色，把这旺盛精力消耗掉啊....’
第六百二十四章 别籍异财
上午，中书省，翰林院，学士孔颖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报纸，虽然制度规定“坐班时间”不得干私事，但孔颖达看报纸的行为却没有违反规定。www.uu234.ccwww.uu234.cc
因为他看的报纸，是官府统一订的刊物，不是什么手抄小报；其次，所看内容，不是什么奇闻异事，而是“时事评论”。
针对律令修改一事，有饱学之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献言献策，这是他要汇总的言论。
朝廷要对《大周律》进行修订，为了方便区分前后，以年号暂称修订版的律法，是为《明德律》。
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天子下令，州及以上官员可以上书言事，也允许无上奏权的公学（州学及以上学校）博士、助教，在全国主要报刊上发表看法。
当然，所说内容要经报社专员审核，不得有违禁言论，作者可以实名，也可以用笔名。
中书省翰林院负责收集针对《明德律》修订的各方意见，所以孔颖达和同僚的任务，除了收集、整理百官所上条陈，还要看报纸，记录各地学者对于修法的观点和意见。
如今看的一篇文章，作者为亳州州学博士，就《明德律》中《民律》的“别籍异财”条款（拟定）进行分析。
作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列出理由。
所谓别籍异财，即“别立户籍，分异财产”，指的是当父祖辈尚在时，子孙就分家，自立门户，分割家财。
以儒家伦理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实在不妥，“别籍”分家，让父母和子孙离散，不得子孙好好奉养，影响了“孝”；分异财产，让兄弟姊妹因为“利”而影响“悌”。
相反，同居共财（合籍共财）的做法，才符合人伦纲常。
现行的《大周律》，分篇《户婚》内，对于“别籍异财”、“同居共财”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朝廷的态度模棱两可。
对此，孔颖达倒是知道一些原因。
当年周、齐相争，国小民困的周国，面对幅员、人口、资源都远胜于自己的齐国，总体来说国力明显处于下风。
为此，周国拼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军事上行府兵制，然后大力鼓励百姓开荒种田，还推动百姓分家立户，以此增加赋税。
当时的律法规定，每户人家，男丁成婚后必须“别籍”，也就是分家立户，即便没有成婚，达到规定年纪也得分家立户，这就是朝廷强制析户。
所以，当周国灭齐国时，周国户数近三百六十万，而齐国的户数大概是三百三十万，隐户不计。
这是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对比，许多人可能想不明白：明明国力处于下风的周国，怎么户数还比齐国多？
原因就在于，当时周国的户数，不是正常的平均每户五口人左右，而是平均每户两个半人，等于一对夫妇及未成年的儿女，是为“小户”。
周国鼓励“别籍”，才得增加户数，尽可能增加赋税，养活更多的军队和齐国对抗。
待得齐国灭亡，没多久周国内乱，连年征战之下，朝廷财政压力很大，所以“别籍”的政策延续下来。
直到天下一统，明德初年，朝廷修订律法，对于“别籍”没有再做强制要求。
却也没有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对于不分家的大家庭，多收赋税，避免有人借着不分家逃税。
此次修订律法，朝廷做出了选择，然而这选择不仅要求“别籍”还允许“异财”（拟定条款），允许父祖尚在时，子孙分家。
当然，别籍的前提是成婚或年龄达到要求。
为了确保孝道，确保老人得赡养，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分家，若嫡长子、嫡长孙不在人世，嫡次子、嫡次孙就得与父、祖合籍。
若无嫡子、嫡孙，庶子、庶孙和父祖合籍。
这样的条款（拟定），现在引发很大的争议，反对者的理由，就是“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有违人伦，而支持者则认为根据当前时势，“别籍异财”是很有必要的。
孔颖达手上有一套官方出版的《明德律》草案说明稿，对各条文的立法（修订）原因作出解释和举例，对于为何立法允许“父祖在，别籍异财”有解释，理由有三：
其一，各地多有案例出现：同居共财之家有不肖子孙挥霍家财，等双亲去世后分家时，又要求兄弟均分遗产，占尽便宜，老实人吃亏。
其二，若官府规定“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不合法，那么会产生漏洞，让小人有机可乘。
即同居共财之家有奸滑子孙巧言令色鼓动父祖分产，挥霍一空后，等双亲故去，便可搬出“别籍异财乃非法行为”的说辞耍赖。
以此来证明先前的分产违法，家产需要重新分配，进而侵占兄弟财产。
其三，若不明确大家庭中的个人财产（私产）归属，若立法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一旦某个同居共财之家的成员从事工商业，创办商社、工场，入股公司，其名下产业、股份，是否可视为大家庭的共有财产？
这样公平么？
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创业，创下来的产业让父祖沾光倒也在理，然而兄弟、侄儿们也能人人有份，这叫公平？
还有，若那人欠下债务，是否可视作大家庭的共同债务？
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理论上是为了确保家庭的孝悌，然而，当工商业大兴已成趋势之后，反倒会有让父祖被不肖子孙拖累、无故欠下巨额债务的风险产生。
这种家庭债，很难扯得清，那么，难道就可以“有财是大家庭的，有债是你一个人的”？
基于现实，《民律》不但不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还要求家庭积极分家、明确个人财产所有权，以此规避各种债务风险。
这让许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孔颖达自己的立场也倾向于反对。
在他看来，同居共财好处多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确保孝、悌，这才是人伦纲常。
而朝廷现在推动分家，宛若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时推行的“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析产。
秦国统一天下，虽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此法亦为汉初天下通行。
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开始介入立法，渐渐将儒家观点融入到律法之中，到了曹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
于是，同居共财成为主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孔颖达不认为这样的状况有何不对，大家族的存在，让族人们有了庇护之地，宗亲之间相互帮助，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延续祖宗香火。
他认为，允许“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是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挑战，哪怕事实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们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退让。
均其贫富，养其孝悌，这才是儒家主张的家庭伦理，朝廷强制析户，不利于家庭中老人的赡养，不利于“孝”。
还有，“别籍异财”的小家庭各营其私，易使兄弟之间亲情冷淡，互不救济，不利于“悌”。
孔颖达所看报纸上的文章，作者就重点阐述了这两个观点，他对作者的观点是心有戚戚焉。
而且，孔颖达认为，《民律》中的这几个条款，并不只是单纯的“异子之科”与“同居共财”的对立，其立法动机有些“不良”。
因为他大概能猜出天子想干什么，然而这是阳谋，谁也没法说什么。
现在看起来，是为了应对工商业大发展而做出的调整，然而，当这种条款获得通过，意味着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
孔颖达觉得这样的口子不能开，开了，将来恐怕会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祸。
但是，面对这种阳谋，面对现实的立法需求，反对者们也只能想办法“摆事实、讲道理”。
他认为，实在不行，都得想个妥协的办法，好歹不要输得那么惨。
第六百二十五章 诸子均分
夜，私第，房玄龄在书房写信，向远在家乡养病的父亲房彦谦问安，并简要说明自己在长安的生活，一切安好，请父亲不要担心。www.uu234.ccwww.uu234.cc
房彦谦年逾七旬，前两年大病一场，侥幸捡回一条命，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于是告老还乡，在家乡颐养天年。
房玄龄让妻子在家乡照顾父亲，自己在长安为官，作为东宫佐官忙碌着，时不时和父亲通信。
如今有了电报，以房家的收入完全发得起电报，但房彦谦坚持书信往来，一来是能省则省，二来邮政也方便，写信能写许多内容，不似那电报，寥寥十余字，千言万语根本就表达不出来。
房玄龄写完信，小心装进信封，又仔细写好收信地址，将信件放好，待明日让仆人去邮局寄信。
喝了杯茶提神，他拿起放在案头上的厚厚资料，翻看起来。
朝廷要修订《大周律》，涉及诸多分篇和条款的修订，其中，对析产进行了详细规定（拟定），房玄龄此时就在研究相关条款，看看要如何向太子提建议。
析产，可以分为“析分”和“继承”，自古以来，各朝代律令都有相关规定。
析分，指的是父母在世时，儿子们结婚分家、另立门户，是为析分或生分；继承，是指父母年老或者去世后，儿子们分割家产。
继承，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家产传承，析分是兄弟们之间的家产分配。
分家析产表面上看，是儿子的家和父亲的家分离，实际上是兄弟们共同传承了父亲的家。
继承又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指的是爵位、名誉等，自然是嫡长子来继承，其他人没份。
而析分，并不是一次性析分，为多次析分：
一户平民五口之家，一般只有二男，也就是父亲和成丁未婚的儿子，大郎成婚后一般就分家出去，于是父亲和长大的二郎（次男）构成新的“二男”。
如此循环，直到所有儿子都分家，父亲也老了，这连续几次的分家，就是多次析分，等到父亲去世，诸子分割财产，是为继承，而一般情况下，都是诸子均分。
所谓“诸子均分”，指的是儿子们均分家产，这里所说的“诸子”，指的是妻生子、妾生子、婢生子，至于奸生子，要么没分，要么分财产时，所获份额为妻室所生子的一半。
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不同。
自魏晋以来，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五世通财”、“七世通财”甚至“累世通财”的大族，至于世家、士族也多是如此。
因为儒家伦理观点认为，父祖在时，子孙别籍异财就是大不孝，还会造成兄弟间不悌，所以极力主张同居共财，那么自古以来就有的家产析分，基本上在这些大族身上是不起效果的。
与此同时，嫡庶有别，庶出子虽然是父亲的儿子，但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形同仆人。
父亲在世时，庶出子未必得看重，析产更不用想，等父亲去世，嫡母、嫡子把持家产，庶出子哪能分到什么。
嫡庶有别，使得嫡庶兄弟之间的关系很差，庶出兄弟在嫡出兄弟面前，连仆人都不如。
更别说同居共财的存在，使得族产控制在主支、嫡系手上，庶子们想要沾光都艰难，跟别想对家产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
所以历朝历代律法中，即便对于家产继承规定了“诸子均分”，根本就是具文（空文），在大族那里行不通。
当然，嫡庶有别的情况在各地多有不同，在江左，不怎么讲究嫡庶之别（相对），但在河北，庶出子甚至都没资格入族籍，想要“诸子均分家产”根本就是笑谈。
因此，法理和现实存在很大差异，律法规定的家产继承、诸子均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
但是，即将修订的《明德律》，却要做到。
《明德律》分篇《民律》，对于户籍和继承及析产有规定（拟定），首先是主张“别籍异财”，也就是要求父祖在世时，子孙成婚或成年，就得另立门户、析分家产。
严格执行一户五口的户籍政策，而条款中的“子孙”，自然是不分嫡庶的。
父亲再讨厌那儿子，也得析分一定财产相助成家，其额度，按父亲名下家产至少十分之一给（拟定）。
第二个儿子成婚分家，父亲又要将此时名下家产十分之一给儿子。
若父母去世，诸子分家产，不分嫡庶，均分，即诸子均分。
当然，这种均分并不是简单地将家产平均分成若干份，要考虑一些因素。
譬如《民律》拟规定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和父祖分籍，以便赡养老人，所以在继承家产时，嫡长子（嫡长孙）应该多得一些，作为赡养父母的补偿。
还有，均分家产时，未成年的幼子要多分些（相对），以便成婚所需。
这样的规定，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具备处罚能力的律法：谁敢违反析分、继承时诸子均分家产的律法，处流刑，依据情节轻重，到不同距离的流刑地待上若干年。
最远可到万里之外的澳州。
房玄龄知道，若是《民律》里的“别籍异财”、“诸子均分”都一一落实并严格执行，一场浩劫就要降临了。
别处不说，河北多有同居共财的大族，旁支众多，一旦朝廷强力推行新律，必然导致这些大族包括许多士族元气大伤。
道理很简单，人性自私，大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巴不得分家分产。
自明德元年以来，河北粮价、布价持续走低，许多大族赖以为生的庄园已经渐渐捉襟见肘，收入锐减，勉强维持，这导致族产明显缩水，也让族人心生怨言。
有人自己出去谋生，到永济渠、黄河沿岸商埠、城池务工、做买卖，反倒比留在家乡过得好，于是有更多人效仿。
他们自己创下的私产，是不愿意归为族产的，若自己本人有个万一，家产想要留给妻儿，而不是被族长接管，所以有强烈的“别籍异财”需求。
现实如此，导致同居共财大家族的处境颇为微妙，若此时朝廷真的推行新律，这些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必然如同饿狼扑羊，将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族产瓜分一空。
没有了族产，家族的凝聚力骤然下跌，虽然不至于马上分崩离析，却会形同枯木，失去生机。
传承数百年的家族，就此日薄西山，房玄龄知道天子一贯来对世家不怀好意，此次修订《大周律》，就是要进一步瓦解世家大族的实力。
不仅要往世家大户已经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还要连带着在士族、大族的身上狠狠砍上几刀，这不是浩劫是什么？
然而这种做法却很“软”，利用了人性自私，所以响应者恐怕不会少，效果会十分显著。
宛若前汉时，汉武帝行《推恩令》，将诸侯国轻易瓦解那样。
天子很强势，如今中枢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所以新律一旦定稿并且推行，即便阻力再大都会造成一连串影响。
房玄龄很担心未来，但他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天子明摆着就像当年用《梁书》敲打佛教那般，行阳谋敲打世家大族，漫天叫价，等着坐地还钱。
这种阳谋，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都得认真“还价”，因为万一天子的阳谋得逞，搞不好真就来硬的，届时悔之晚矣。
想到这里，房玄龄觉得很无奈，天子精力旺盛，时不时就要搞事，还不是蛮干，特别喜欢“讲道理”、行阳谋，让人哭笑不得。
碰上这种君王，还真是....
房玄龄心中盘算着：唉...希望能说服太子，多劝劝陛下，不要老是折腾....
第六百二十六章 该当何罪？
刑部，刑部尚书阴世师在办公室大口喝茶润喉，他刚从门下省谏议院吵架回来，再不润润喉咙，感觉喉咙都要冒火了。www.uu234.ccUU小说
朝廷要对《大周律》进行修订，暂名《明德律》，已经拟定了一个初稿，如今正是征求各方意见阶段，凡符合议法条件的官、民（学者），都可以上书言事，或者在报纸上发表意见。
与此同时，各部长官还要定期到门下省谏议院，和中书省两院学士、谏议院平章及参政，还有一些官员，共同讨论新律之中的各项条款。
这种讨论，很容易变成辩论，然后几近于吵架。
阴世师作为刑部尚书，负责收集《明德律》分篇《刑律》的各方意见，并对《刑律》初稿中各条款进行解释，也就是“答疑”。
然后还要和提问者进行“一般性辩论”，申明草案条款的立法原因和理由。
所以，自从入秋以来，阴世师就愈发忙碌，除了处理刑部事宜，时不时得到门下省谏议院和人辩论（吵架），时间一长，喉咙有点受不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刑律》的条款涉及刑罚，是律法的重中之重，许多引起争议的草案条款，《刑律》占了大头。
由此产生许多争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父杀子，该当何罪？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杀了人，就是犯了王法，杀人犯应该受处罚，但是，若杀人的是父，被杀的是子，该当何罪？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总不能白字黑字在律法文书上写：父杀子，无罪。
父，子，父为子纲，父亲对儿子有教化之权，儿子必须孝顺父母，如果儿子不服管教，父亲有权利处罚儿子，打、骂都行。
可是，若在处罚过程中，父亲不慎打残、打死儿子，怎么办？
这所谓的“不慎”，到底是意外，还是蓄意？如何区分？
若是蓄意，那么，如果儿子无恶不作，或祸害乡里，或忤逆不孝，老父百般劝阻无果，大义灭亲，这种蓄意杀人，是对是错？
若这种行为是对，那么，如何界定儿子的行为是忤逆不孝？莫非父亲说忤逆不孝，那儿子真就是忤逆不孝？
譬如，儿子有钱十贯，老父让其拿出五贯帮助兄弟，儿子只愿拿四贯，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又如，寒冬腊月，老父想吃鲜活鲤鱼，让儿子想办法弄来，儿子做不到，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再如，兄弟二人，大郎欠下巨额债务，父亲做主，让经商的二郎出钱还债，二郎不愿意，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阴世师想到这里，只觉头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从中倒出一些“清凉油”，涂在太阳穴上提神醒脑。
《大周律》里，并没有“父杀子”这一单独罪名，相近的罪名，是“十恶”中的“不睦”。
不睦，指谋杀或出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和小功尊亲属。
缌麻、大功、小功，是服制中的名词，服制是指死者的亲属按照与其血缘关系的亲疏和尊卑，穿戴不同等差的丧服制度。
因为服制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又称“五服”，以此表示亲属之间的关系亲疏，由《大周律》关于“不睦”的规定可以推演，父杀子的罪行类似于不睦。
但是，在实际裁决中，父杀子这种案件一旦发生，大部分是意外，也就是父亲教训儿子时，失手将儿子打死或打得伤重不治。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从轻发落，至于如何酌情处理，主要看各地地方官的量裁，以及刑部的复核。
若是儿子实在不像话，父亲要大义灭亲，一般是要在宗祠召集族人，在列祖列宗牌位面前，在族老面前，陈述不孝子的罪行，然后处刑。
这是私刑，朝廷不提倡。
朝廷提倡的做法，就是父亲将不孝子扭送官府，陈述不孝子的罪行，让官府依法判决，该打就打，该杀就杀。
但这种做法，又和“亲亲相隐”（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规定相冲突，实际上很难有人做得到“大义灭亲”。
所以，父杀子这种罪名及如何处置，律法上不好写明白，地方官若是遇到了，会很头疼。
刑部也会头疼，因为量刑重了（减刑轻了），清议哗然；若量刑过轻，又有枉法的嫌疑。
想到这里，阴世师又往太阳穴涂清凉油。
入秋时，扬州发生了一件凶案，行商蒋义黎回家省亲时，与父亲蒋万年发生争执，争执中蒋义黎出言不逊，激怒老父，以至于蒋万年失手将儿子打死。
这是典型的父杀子事件，首先是父子发生争执，然后是儿子忤逆、出言不逊，导致父亲暴怒之下失去理智、失手打死儿子。
但是，扬州官府经过仔细调查后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蒋义黎为婢生子，素来不得父亲蒋万年待见，几位嫡庶兄弟也看不起这个婢生子，蒋义黎在家中地位极低。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扬州工商业快速发展，蒋义黎从学徒做起，慢慢攒下身家，然后自己做买卖，买卖越做越大，虽然不至于变成豪商巨贾，却也有了一家生意不错的商行。
蒋义黎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娶妻生子，妻弟黄三郎颇为能干，郎舅齐心，把商行打理得红红火火，这时，父兄找上门来。
然后父子、兄弟之间多次爆发争吵。
按商行掌柜、伙计、蒋妻及妻弟供述，可以汇总出一个事实：蒋义黎之父蒋万年，要求蒋义黎帮忙还家中债务，又让要求蒋义黎让自家兄弟协助管理商行，甚至要把妻弟挤走。
蒋义黎知道父兄的动机不良，坚决不干，由此多次在公开或者半公开场合，和父亲爆发激烈争吵。
蒋万年曾脱口而出：“必要打死你这个孽子！”
而那一天，蒋义黎回家后意外身亡，其妻及妻弟黄三郎觉得是蒋家父子蓄意杀人，然后借口“子不孝，父失手打死”，逃避杀人罪责。
于是，黄家兄妹和上门接管商行的蒋家人爆发激烈冲突，蒋家人多势众，但黄家亲戚也不少，双方各不相让，几次差点酿成械斗。
黄家兄妹还到官署门前击鼓鸣冤，蒋义黎遗孀黄氏怀抱幼子跪在官署门前，哭求父母官主持公道。
蒋家人也到官署击鼓鸣冤，请求父母官主持公道，要求惩处霸占蒋家家业（蒋义黎商行）的恶徒。
这件事情闹得很大，经由报纸传播，搞得淮南、江南之地议论纷纷，也弄得扬州官府左右为难。
就黄氏兄妹、商行掌柜及伙计的口供，加上蒋家街坊邻居作证，说蒋义黎当年在家确实饱受凌辱，不得父亲待见，以此可以判断蒋万年确实有杀人动机。
然而，当日在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出来作证，官府又不能让蒋家人到公堂接受询问，因为这不符“亲亲相隐”的规定。
蒋万年一口咬定是自己怒火攻心之下，失手打死儿子蒋义黎，当时在场或者在附近的蒋家兄弟、家人、仆人，也不会出来指证什么。
官府拿不到至关重要的认证，像样的物证也没有，无法认定蒋万年到底是失手打死儿子，还是蓄意杀人。
这案件案情陷入胶着，扬州官府里外不是人，事情闹到刑部，刑部也很头疼。
即便蒋万年有杀人动机，但没有人证物证，谁也不能给他定个蓄意杀子的罪名，若判为失手杀人，又有子不孝在先，官府若不给蒋万年大幅减刑，清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然而若是按失手杀人、大幅减刑来判，蒋义黎妻族不会善罢甘休。
因为这案子让诸多庶子身份创业的商贾心有戚戚，而这帮商贾，又多为山南荆襄、汉沔出身，亲朋故旧多在朝中为官，若“活动”起来，威力一样不小。
那么，父杀子，该当何罪？
是蓄意谋杀？还是失手致死？
若是蓄意谋杀，人证何在？亲亲相隐，如何从这种家庭纠纷中寻找事情真相？
就算发现真相，父杀子（蓄意、意外），该当何罪？
对此，《明德律》草案《刑律》中有相应条款（拟定），正是这些条款，引发朝野内外激烈争论，作为刑部尚书的阴世师，现在就如同被人架在火炉上猛火烧烤的羊腿。
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想到这里，阴世师再往太阳穴涂清凉油，腹诽不已。
修律就修律，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陛下，此举是火上浇油啊！
第六百二十七章 快刀斩乱麻
“若母杀父，子告母，是不孝乎？”
“若母欲杀父，子知，不告于父，是不孝乎？”
广陵城内，某茶肆，说书先生在念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所念内容，使得茶客们议论纷纷，因为这个话题关于家庭伦理：母杀父，做儿子的，该不该到官府告母亲？
若儿子得知母亲密谋杀父亲，那么，儿子应不应该将危险告诉父亲？
按照亲亲相隐的原则，不该，因为母亲是儿子的尊长，儿卑母尊，儿子告母亲，是卑幼告尊长，等同犯上。www.uu234.cc
再说，儿子到官府告发，导致母亲因罪被杀，那就等同于儿杀母，禽兽不如。
问题是，父亲被杀，儿子不为父报仇，禽兽不如。
又按亲亲相隐的原则，若母亲意图杀父亲，儿子不能告发，可如此一来，让父亲处于危险之中，这算是人么？
坐视父亲处于危险之中却无动于衷，禽兽不如。
对此，茶客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发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若母杀父，儿子告官不对，那就意味着要求儿子知母不知父，有违人伦。
而夫为妻纲、母卑父尊，母意图杀父，首先是杀自己的“天”，同时也是在杀儿子的“天”，杀完之后，自己也要死，等同于让儿子的两个“天”都完了。
所以，儿子一旦知道母亲有这种念头，必须及早告发，制止悲剧的发生。
这种观点很有道理，认可的人不少，但又有人反问：若是父杀母，儿子该告发么？
若是儿子知道父亲意图杀母亲，儿子应该告发么（告诉母亲）？
再深入一点，庶子得知父亲杀了生母，该不该告官？
庶子得知父亲意图杀害生母，该不该告发？
庶子得知嫡母杀了生母，该不该告官？庶子得知嫡母意图杀生母，该不该告发？
虽说庶子要认嫡母为母亲，但是，毕竟是生母怀胎十月生下来的，生母遇害或者面临生命危险，儿子不作为，是不是禽兽不如？
围绕这几个问题的争论，让茶肆里的气氛愈发火爆，各持己见的茶客们争论起来，谁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说书先生见着争论越来越激烈，赶紧打圆场，把话题主导权重新抓在手上：“诸位稍安勿躁，这文章鄙人尚未念完...”
“皇朝律法，亲属相犯，以服叙（血缘关系）远近、尊卑量刑...”
“卑幼犯尊长，服叙越近处刑越重，尊长犯卑幼，服叙越近处刑越轻...”
“但是，若是亲属**，是为禽兽行，不论尊卑，服叙越近处刑越重...”
“此次朝廷修订律法，对于亲属相犯，增加不少新规，拟定条款认为，杀人为重罪，不适用于‘民不举、官不究’，只要出了人命，官府必须管。”
“且不论是故杀、过失杀，无论父母相杀、夫妇相杀亦或是父母子女相杀，但凡亲属相犯，出了人命一律为公诉案件，亲属**亦是如此。”
“鄙人所念这篇文章，就是一位州学博士对此发表见解，总体而言，是赞同的...”
“其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黎民百姓，均是陛下之子民，陛下爱名如子，子民若意外殒命，陛下绝无袖手旁观之理！”
“亲属相犯，出了人命，是故杀、过失杀亦或是另有隐情，须得有司侦查，量刑轻重与否，若无人为原告，有司（负责侦查的机构）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就是公诉。“
“亲属相犯出人命，亲属**，均为禽兽行，容不得草草糊弄了事。”
“由刑司以事实、证据进行裁决，量刑轻重与否，均由刑司依律酌情决定...事涉命案、奸非（非婚姻两性关系），若无原告，官府也要作为原告，提起公诉，此即为新律内容。”
听到这里，茶客们得以知道原来新律里有“公诉”这么个名堂，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公诉，就是说一旦出现亲属相犯的案件，譬如父母相杀，若子女、亲属不告，官府会让官吏作为原告，提起公诉。
那么，大家纠结的“父母相杀，子该不该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之前议论的依据，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加上人伦，纠缠在一起，谁都能扯出一番道理来，争来争去，一团乱麻。
现在，朝廷律法以三纲之首的“君为臣纲”压倒一切，管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各地官府治下只要出现命案、奸非，即便无人作为原告，官府一样要告。
以母杀父的案件来说，官府（监察机关，简称控方）作为原告，将凶手作为被告起诉，免去苦主也就是儿子的两难境地。
此即快刀斩乱麻，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说书先生见听众们若有所思，开始介绍这种“公诉制度”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扬州最近出了个案子，那就是失手杀子案，如今案情正在侦查当中，案情进展以官府公告为准，鄙人不好乱说，但是，大家想想，若公诉制度实行...”
“众所周知，庶出子在大家族里的日子大多不好过，其中许多人地位几同奴仆，动辄被尊长甚至嫡兄弟打骂，却不能如何。“
“一旦庶子被人打死，无论是故杀、过失杀，意味着生母痛失骨肉，却不能做什么，她不可能告官，只能私下里以泪洗面。”
“但是，按照公诉制度，官府以控方作为原告，对凶嫌提起公诉，给死者一个交代，给遗属一个交代，大家觉得，这样对不对？”
说书先生看着大家，见大家默默点头，又说：“按礼，兄弟间无论嫡庶应当是兄友弟恭，但实际呢？庶出子地位依旧很低。”
“多少年了，官府不断苦口婆心的劝，劝大家兄友弟恭，奈何有人就是不听，官府还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家务事一团乱，谁也理不清。”
“若有了公诉，至少能让那些不顾亲情的人下手轻一些，不要以为用失手为借口就能免责或者减轻刑罚。“
“心有顾忌，动手就有分寸，打人不打头，踢人不踢裆，否则一旦闹出人命，或者致人严重伤残，无论苦主敢不敢吭声，官府都要介入，让施暴者吃不了兜着走！’
“父母官向来都要教化百姓，面对那些冥顽不灵之人，说话不听，就得用刑罚来让他们知道何为王法，大家说，对不对？”
众人不约而同点头：“对！”
第六百二十八章 活该？
中午，扬州期货交易所暂停营业，工作人员用餐、午休，参与期货交易的人们则离开交易所，到外面找地方打发时间，不过那些在交易所有“包厢”的人，则可以在这名为大客户室的包厢内用餐、休息。
这里所称“大客户”，不是户籍中与主户相对应的“客户”，而是顾客的意思，从事期货交易的大顾客，被称为大客户，在交易所有“客籍”，如同上门做客的贵客，有优待。
他们可以在大客户室指挥交易员进行期货交易，也可以在设施配套齐全的大客户室休息，虽然吃的是交易所饭堂提供的“工作餐”，倒也干净美味。
午休时间在大客户室内休息，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某大客户室内，期货商马荃却没有休息，而是在看报纸，如今朝廷修订律法，允许无上书言事权力的州学博士、助教，在报刊上发表意见，他和许多人一样，很关心如今报纸上的评论文章。。
或者说，许多商贾，还有经营工商业的庶出子弟们，都很关心律法的修订。
修订的律法，暂称《明德律》，其草案相比原本的《大周律》多了许多新内容，对于马荃来说，最让他关心的，就是和户籍、财产、婚姻有关的一些条款。
首先是“别籍异财”，要求各户但凡男丁成婚，就要另立门户（包括户籍），既然另立门户，那么就允许有自己的私财，而不会被家族以同居共财的名义将像样的产业纳入族产之中。
然后是婚姻只需双方期亲（祖父母、父母、叔伯等近亲）见证即可进行，不一定要当事双方父母同意。
而且若无期亲见证，男女双方亦能结婚，只是要受笞刑四十下，官府承认事实婚姻，即便父母反对，也不会强制两人离婚，也不会判二人为淫奔、奸非。
前提是事前在客户（客籍）所在地官府进行登记，确定两人结婚符合律法相关要求，不可以是同姓，或者女方亡夫须守丧满三年等。
这其中，官府扮演着“媒妁”的角色。
这样的条款是从《流动人口管理条例》中引用，《明德律》草案想要将其变成通用条款。
也就是说，即便不是客户，男女想要成亲，只需在官府登记并经过审核，然后在期亲的见证下，就能合法成婚，不需要父母同意。
至于不告诉父母，在官府登记了、结婚时却没有期亲做见证，这样的婚姻也合法，只是男女双方要承受笞刑四十下，此为不告父母自己成亲的后果。
即便家族不承认这样的婚姻，官府在律法层面上也承认，之后涉及到各类户籍、财产纠纷，都会把两人当做正式夫妇看待。
当然，一旦男女双方之中，有人故意隐瞒实情，造成重婚，或者男方以娶妻之名骗婚姘居，惩罚也是很严厉的：流放一万里，至澳州，终身不得离开。
这是结婚，如果男方纳妾，也有一系列相关规定，确保一切行为合法。
再有，就是公诉制度，一旦事涉亲属相犯、**，不管苦主、凶嫌是谁，即便苦主及其家属放弃诉讼，官府会以官吏作为原告提起公诉，追究亲属相犯、**之罪。
马荃对于这公诉制度，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他是真心希望，包括公诉制度在内的新法悉数成立，也好让天下庶子们有点尊严。
尊严是什么？
能够自食其力，不需要看家族尊长、宗子眼色而生活的尊严；
能够自己择偶，不需要哀求父亲、嫡母同意的尊严，哪怕为此要挨上四十下鞭子；
自己被父亲、嫡母或者族中尊长甚至嫡兄“失手打死”后，好歹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不至于像一条野狗死去那样。
这些尊严，曾经是那么遥远。
作为婢生子的马荃，在家中地位很低，父亲不怎么待见，嫡母就别说了，家族尊长更不会把他当回事，至于嫡兄弟们，只当他是仆。
他的生母，虽然得以升为妾，但地位很低，只比奴婢好一点，母子二人在这大家族中苦苦挣扎，低声下气的活着。
礼，要求父慈子孝，要求兄友弟恭，要求尊长爱护卑幼，然而，当父亲随意打骂他、尊长随意呵斥他、嫡兄弟随意侮辱他时，礼，不见了。
无论他怎么努力讨好父亲、低声下气的伺候兄长，他受的苦，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应该享受到的亲情，除了生母能给，谁也没给。
同居共财，使得庶子们难得享受族产的恩泽，婚姻大事须得父母做主，使得庶子们宛若猪圈里的猪，婚姻只能吃残羹剩饭。
大家族本该是温暖的，但就马荃和友人的经历，大家族对于旁支、庶出子弟是冰冷的（相对），许多人，包括马荃都有个念头，那就是“我惹不起，躲，总能躲得起吧？”
与其在家族如同猪狗一般活着，不如自己出去闯荡，务工、经商，换得一口饭吃，争取像样活着的尊严，总可以吧？
但是，“礼”又限制他们，不能分家另立门户（户籍），祖父母、父母在，不该有自己的私财，因为这不对。
所以，即便马荃和许多人都在外闯荡出了名堂，但理论上他们创下的产业，父亲可以过问，还属于族产。
父亲要你拿钱出来救济兄弟，哪怕那兄弟当年侮辱过你、看不起你，你敢不给？
父亲要你提携兄弟，带着兄弟做买卖，让兄弟到商社、工场里帮忙，你敢不同意？
不给、不同意，那就是不听父亲的话，要是多说几句，吵起来，父亲说你忤逆不孝打死你，报个失手杀人就屁事没有了！
想到这里，马荃呼吸都急促起来，之前在扬州发生的失手杀子案，死者蒋义渠他认识，而对方的遭遇，让所有庶子出身、自己出来拼事业的商贾们都觉得后背发凉。
礼，要求同居共财，要求儿子服从父亲，要求兄友弟恭，分家产时，诸子均分。
但实际上呢？无论身为庶子的他们怎么守礼，当父亲、尊长、嫡兄弟不遵守礼时，族产没分、父产没分时，他们只能受着，也不敢违抗什么。
这种时候，不守礼的尊长和嫡兄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这倒也罢了，就连自己出来拼搏，承担巨大风险后，好不容易置下一点产业，所谓亲人们过来占便宜，你还不能不给。
父亲对儿子再怎么不好，总归是父亲，儿子就得孝顺，挨打也得受，父亲老了就要赡养，这一点，马荃不否认。
但他认为：没道理这个“礼”只要求我付出，当我的权益受到侵犯时，“礼”却不知道跑哪去了。
难道就是因为我是庶出，是卑幼，所以一切遭遇都是活该？
当然，许多大家族不至于视庶子为仇寇，庶子不如嫡子从总体而言是存在的现象。
极端一点的例子，就像蒋义渠那样，被父亲“失手”打死，留下无助的妻儿，面对如狼似虎的所谓亲人，若不是娘家人还算强硬，这孤儿寡母的怕不是已经被扫地出门了。
可怜蒋义渠，因为庶出子的身份，年幼时未得体会多少亲情，长大了自己出去闯荡，好不容易有了家，生命却戛然而止。
虽然官府找不到证据，证明蒋父故意杀子，但马荃见多识广，觉得这事其中定然有蹊跷。
一想到好人没好报，马荃心中就烦躁，把报纸扔到一边，摊在榻上发呆。
他靠本事混出名堂来，昔日不待见他的那些亲人，忽然就热情起来，虽然马荃心中鄙夷，但面对父亲的要求，面对所谓的亲情，也只能虚与委蛇，能帮就帮。
还好，他赚钱靠炒期货，这种事全看个人悟性，所以，马荃成了家族不可取代的摇钱树，妻族有人丁兴旺，不会因此有如同蒋义渠那样出意外、家产被夺的风险。
《明德律》草案，他有幸看过部分，仔细琢磨了一番，又得州学博士指点，大概明白了：仅就他看到、了解到的部分，朝廷立新法，就是要给天下旁支、庶出子弟撑腰。
要求别籍异财，要求婚姻自主（相对），要求分家时诸子均分，主张保护家族成员的私产，光是这一部分，其目的就是保证旁支、庶子们的基本权利，让他们有一个选择。
可以选择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不求从族产里分一点好处，不求继承父亲的遗产，自己出来找吃的，自己赚的自己花，过自己的日子，该孝顺父母就孝顺父母，这点权利，总该有吧？
不能因为我是庶出，活该受罪吧？
不能因为我是庶出，所以父亲打死我就和打死一条狗没差别吧？
马荃和许多人一样，急切希望新律的条款都得到落实，他们不是想从中获得什么分族产的好处，就是想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
甚至于期望新律的实施，能让父亲在动手教训自己时，好歹手下留情，打人不打头，踢人不踢裆。
现在，有许多所谓清流，在报纸上对于新律中的诸多条款进行抨击，特别是“别籍异财”、“公诉制度”等条款，就是抨击的重点。
对此，马荃有些担心，却不太担心，因为今时不同往日，赞同新律条款的力量，同样也是很强大的。
最主要的一点，陛下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不然草案也不会有这种条款出来。
想着想着，马荃的心情好了许多，然而想到了蒋义渠之后，依旧有些惆怅：就这么死了，没得个说法，这就是命么？
第六百二十九章 真相只有一个
上午，太平间外院子，站着许多吏员，太平间内某房间，弥漫着腐肉的臭味，一个散发着寒气的长方形铁匣中，躺着一具无头男尸，又有许多身着白大褂的男子，站在一旁。
他们都带着口罩，表情严肃，看着面前的一个操作台，一个中年男子在助手的帮助下，在操作台上清理一颗煮熟的头颅，一边清理，一边说着什么。
场面有些渗人，细节十分恶心，“观众们”眼神各异，却都盯着那头颅。
角落，汗出如浆、面白如纸的黄三郎瘫坐在胡床上，根本就不敢抬头看这些人，更不敢看那中年人在忙些什么。
前方铁匣里，躺着的尸体，是他姊夫蒋义渠，而中年男子正在处理的头颅，就是他姊夫蒋义渠的头颅。
之前，他姊夫回家，结果死了，闻讯赶来的警察，对遗体进行初步检查之后，将其放入盛有冰块的铁匣，保存在这太平间。
蒋家对蒋义渠的死，给出的说法是出言不逊，激怒父亲，以至于蒋父蒋万年失手打死儿子蒋义渠。
这样的说法，黄三郎不接受。
官府为了查明蒋义渠的死因，数次进行尸检，查明的原因是死者头部遭到重击，导致死亡。
尸检结果，和蒋父所说盛怒之下、顺手拿起砚台一砸、砸中蒋义渠头部致死的情况大致吻合。
但是，黄三郎不服，他认为蒋万年是故意杀人，然后借口管教儿子不当、失手杀人，以此逃脱罪责。
蒋家父子、兄弟间的纠葛，黄三郎知道，他也知道姊夫不是个忤逆不孝的人，即便不受父亲待见、被兄弟欺负，也是打掉牙和血吞，从没想过什么‘断绝父子、兄弟关系’。
除了父兄那些太过分的要求，蒋义渠都忍了，那些过分的要求，也只是表示不行，没道理因为口角，直接顶撞父亲以至于对方暴跳如雷。
黄三郎一直在坚持，不是为了什么商行，而是要给姊姊和外甥讨个公道，也要给枉死的姊夫讨个公道。
现在，京城来了很大的官，譬如什么“观察”、“鱼使”、以及此刻正在摆弄头骨的“老军医”，要对蒋义渠的死进行最权威的判定。
这次尸检，是最后一次尸检，要对死者遗体进行彻底检查，其头颅是检查的首要部位。
尸检结果，将会作为“终审判决”的证据，而“终审判决”的结果一下来，无论原告、被告服不服，都不会再做出更改。
对此，蒋家和黄家人都无异议，同意官府“深度处理”遗体。
因为要赶时间，不可能等头颅慢慢化作白骨，那么，一直在“冰棺”里保存的遗体，其头颅需要进行特别处理。
一想到这里，黄三郎就觉得反胃、想吐。
此次尸检，他作为苦主家属，愿意在现场做见证，但这场景太渗人，黄三郎能待在太平间里，已经到了极限，根本就无法站在平台边，看着姊夫的头颅被人“处理”。
恍恍惚惚间，他断断续续听到那中年人说的话。
“颅骨局部形变颅盖受打击后，着力部分先发生凹陷，着力中心区向颅腔锥形陷入，引起先内后外的骨质破裂...”
“若破裂止于内板，则为单纯内板骨折，若外板也折裂，则形成局部凹陷及外周环状及线形骨折。“
“若致伤暴力作用仍未耗尽，可使骨折片陷入颅腔，形成粉碎凹陷性或洞形骨折。”
“暴力方向横向作用时，骨折常垂直于矢状线，折向颞部和颅底。”
“暴力是前后方向，骨折线常平行于矢状线，向前至颅前窝，向后可达枕骨。”
“当暴力垂直作用于身体中轴时，可沿脊柱传至颅底，轻者造成颅底线形骨折，重者可致危及生命的颅基底环形骨折，陷入颅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年人用戴着手套的手托起头骨，将其底部展示给“观众”，黄三郎瞥了一眼，看不真切，只觉胃部翻腾，实在忍不住，捂着嘴往外跑。
门外，黄三郎抱着个痰盂吐得稀里哗啦，院外候着的吏员们，见着这位如此模样，眼睛里俱是同情的目光。
发生在扬州的失手杀子案，如今闹得沸沸扬扬，恰逢朝廷要修订律法，这起案子又牵扯到律法条款的适用与否，成了各方辩论的焦点，所以，此案的最终裁决，会对律法的修订构成极大影响。
如今电报发达，发生在扬州的案件，被各地报社大幅报道，闹得天下皆知，扬州官府上下，只觉头痛不已。
按照现有证据，蒋万年失手打死儿子蒋义渠，这一推断并无疑问。
虽然从事前种种表现以及动机上说，蒋万年确实有故意杀害儿子的嫌疑，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蒋家儿子们、亲属们的口供。
亲亲相隐，当日在家的蒋万年几个儿子，还有家人、仆人都对现场发生了什么沉默不语，官府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一旦用刑问讯，必然招来极大非议。
凶案发生，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官府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和口供，对案件进行裁决，无法判定蒋万年是故意杀人。
刑部、大理寺派出高官到扬州，和扬州官府一起进行最后一次、最彻底的尸检，所以，今天的尸检能否有关键性突破，就看京城来的验尸高手其手段如何。
吐了不知多久的黄三郎，实在是吐得什么都吐不出来了，扶着墙站起来，被一名吏员搀着，问他还进不进去。
双腿发软的黄三郎，想起终日以泪洗面的姊姊，还有哭喊着要阿耶的外甥，一咬牙，点点头，再入太平间。
刚进去，却听围在操作台处官员们喧哗起来。
那验尸的中年人，大声说着：“根据检查结果，死者头部受到的重击，是其丧命的主因，根据颅骨受击打位置裂口的情况，还有颈椎以及新发现的颅骨伤口的线索....”
“头部受重击致死，这在战场上很常见，根据战场统计，死于各类破甲钝器的士兵，头部受重击的比例不低，所以，根据军事医学的头部受创理论，以及历次尸检结果来判断...”
“很明显，被告在撒谎，真相，只有一个！”
第六百三十章 真相只有一个（续）
下午，满天乌云，天气阴沉，皇宫，侧殿，宇文温端坐上首，看着一骷髅人跪在自己面前，刑部尚书阴世师则站在一旁。UU小说
因为外面光线差，所以殿内点着煤气灯照明，明暗不定的火光，白森森的骷髅人，让殿内气氛有些诡异，仿佛一场诡异的法事正在进行。
但实际上，却是刑部尚书在给天子现场模拟一桩凶案的发生过程。
那副骷髅，不过是教学用具而已。
当年治理地方就亲自断过不少凶杀案的宇文温，在阴世师的讲解下，很快便进入状态，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案发当日。
那日，商人蒋义渠回家，和父兄谈起一些事情，蒋父蒋万年旧事重提，要求蒋义渠帮助、提携兄弟，为兄弟还债，让自家人到商行帮忙，以免家业为外人所趁。
蒋父口中所说外人，指的是蒋义渠的妻族黄家，父子发生争吵，言辞间，蒋义渠出言不逊，被蒋万年勒令跪地认错。
蒋义渠虽然跪地，却依旧出言顶撞，后来，一方砚台重重砸在蒋义渠脑袋上。
按照警察所记录的口供，蒋万年说是自己因为儿子出言顶撞，导致盛怒之下拿起砚台砸在对方脑袋上，失手将儿子打死。
警察的历次尸检，以及对现场勘查的结果，支持这个说法。
因为蒋义渠遗体上，脑后有钝击伤，前额、鼻尖有擦伤，符合蒋万年所说让儿子跪地、气急之下击中儿子后脑，导致其前扑倒地的说法。
但是，三日前，根据最新一次尸检的结果判断，蒋万年在说谎。
时间再次倒流，还是那日，父子间语言冲突，蒋万年让儿子跪地认错，蒋义渠下跪，蒋万年站在其前方斥责，就在这时，砚台被人拿起来了。
“啪”的一下，拍在蒋义渠后脑勺上。
这一击力道很大，导致蒋义渠颅骨骨折，连带着颈椎也有骨折（偏折），瞬间失去知觉，身体一软，直直向前扑倒，面部着地，当场断气。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三日前的尸检由有着丰富经验的军医主持，将蒋义渠的头颅单独处理，直接根据骨骼的裂纹、破口情况进行仔细分析。
经过仔细观察，综合颅骨破口、颈椎骨折的痕迹判断，军医预测出了那方砚台的活动轨迹，以及造成这种轨迹的唯一解释：
凶手是左撇子，左手持砚台，趁着蒋义渠跪地面对父亲时，从身后袭击，将砚台拍在蒋义渠后脑偏左的位置。
案发后，警察验尸，多次对致命重击的轨迹进行判断，接连几次的判断结果，无法得出是左撇子行凶的结论。
此次之所以有突破，完全是因为头骨被彻底“处理”，只剩骨骼，人们可以直接根据骨骼破口处破损的情况，判断钝击的角度。
死者生前跪着，以其头部位置，还有头部创口受创角度（砚台的击中角）、颈部颈椎骨骼开裂的受创角度，可以根据大量的案例进行判断，得出凶手是左撇子的结论。
这些所谓的“大量案例”是什么？
是近三十年积累下来的“阵亡者死亡原因调查案例”。
钝击，是常见的战场杀伤方式，身披兜鍪、铁甲的士兵，不怕刀箭，却怕钝击，因为铁锏、铁锤等2钝器敲在人身上，即便人身着铁甲，依旧会被钝击造成严重身体伤害。
源自黄州的军事医学，注重对战场创伤进行研究，军医们积累了大量的头部钝击伤调查结果，所以，“老军医”们对于头部钝击伤的判断很有经验。
能够根据尸检，从颅骨的破口以及颈椎的破损情况，判断出钝击的轨迹。
当条件合适时，甚至能判断持械者是用哪只手手持钝器进行攻击。
因为人的脑袋受重击时，不仅颅骨受损，颈椎也会受损，两者的破损情况结合起来，可以判断受创的角度、力度和钝器的大概移动轨迹。
手持钝器的人，在某些情况（角度）下，左手攻击和右手攻击造成的伤口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很细微，若仅仅从尸体的外观判断，靠初步的手摸，很难判断出来。
只有当尸体化作累累白骨，根据颅骨破口、颈椎破损，才能判断出来。
阴世师用教学骷髅为天子演示了案发时的情况，随后汇总：“陛下，据有司确认，蒋万年并不是左撇子，而蒋家诸子之中，嫡长子蒋义榕是左撇子。”
“根据有司排查，此人欠下债务，数额不少，曾数次向蒋义渠要钱救急，一而再，再而三，蒋父也多次出面，让庶子帮嫡子还债，这一点，有确凿人证。”
宇文温闻言，摸了摸颔下小胡子：“那么，是兄杀弟，老父无奈只能替子认罪，试图以儿子不孝导致自己气急、失手杀人的说法来蒙混过关？”
“陛下英明，真相正是如此。”
阴世师将教学骷髅放好，一名宦官赶紧上前将其拿出去，随后，阴世师拿出卷宗，向天子汇报扬州失手杀子案的最新案情。
经验丰富的“老军医”，根据检查结果，得出“凶手为左撇子”的结论，嫌疑人重新锁定后，蒋氏父子面对质问（分别接受质问），方寸大乱。
事前统一的说辞，无法对尸检结果自圆其说，于是，真相水落石出。
那日，蒋义渠确实和父亲蒋万年发生争吵，蒋万年让蒋义渠再拿出一笔钱来，给嫡兄蒋义榕还债，而蒋义渠认为，自己之前已经拿出许多钱给嫡兄还债，已经仁至义尽，没道理一直给钱。
争论间，蒋义渠诉说当年嫡兄对自己的羞辱，诉说父亲对自己的各种不待见，言辞间，扬言从今往后，再不管兄弟们债务，也不会让兄弟到商行“帮忙”。
对此，蒋万年气得不行，却只是抽了儿子几个耳光，大骂蒋义渠无情无义。
此时，站在一旁的蒋义榕也怒火攻心。
蒋义榕欠了许多债，如今就指望父亲出面，让庶出弟弟蒋义渠帮还，结果蒋义渠不但不愿，还把话说绝，这让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蒋义榕气得昏了头。
他向来就看不起这个庶出弟弟，当年就动辄踢打弟弟，随意欺辱，如今见弟弟见死不救，气昏头（蒋义榕自述），抄起砚台就拍过去。
这一拍，酿成大祸，悔之晚矣。
无奈之下，护子心切的蒋万年，只能把杀人罪名扛起，一口咬定是蒋义渠出言不逊，导致自己气得失去理智，失手将儿子打死。
三日时间，案情峰回路转，扬州官府很快将案情汇总，用电报发往长安，阴世师得了结果，赶紧入宫向天子汇报。
“仵作，长久以来都是贱籍，其职父子相传，地位低下。”宇文温喝了一杯茶后，继续说：“朕当年，将各地仵作划为民籍，又设法医职位，结果阻力重重。”
“事实证明，官府要执法，要主持公道，缺不了经验丰富的法医，而验尸，是一门科学，不该是贱户才学的学问。”
“凶案的真相只有一个，但官府能查出来的事实，却不一定就是真相，这个案子，要是没有经验丰富的军医，恐怕真相就无法大白于天下。”
见阴世师点头称是，宇文温又说：“这案子算是破了，但量刑必然又会引起争议。”
“嫡兄杀庶弟，是故意杀人？是失手杀人？”
“庶弟不为嫡兄还债，是否不悌？”
“父亲偏袒嫡子，是舔犊情深？那么，一个父亲，护着嫡子是舔犊情深，看着庶子死于非命却包庇凶手，这算什么？”
“蒋义榕杀人，该当何罪？蒋万年包庇凶徒，该当何罪？”
听着听着，阴世师觉得后背凉飕飕的，他听出天子的意思，那就是“事情还没完”，还要继续以这个案子来“搞事”。
挑战“儒”对于“法”的解释权，挑战清流主张的“以儒释法”观点。
想到这里，阴世师只觉口干舌燥，他已经能想象到围绕这起案子的判决，又会产生多少次激烈的辩论。
唉，这年是过不安生了。
第六百三十一章 原心定罪
太阳西沉，临近傍晚，宫门即将关闭，入宫给母亲问安的宇文娥英向母亲告别，走出殿门，向宫门而去，杨丽华还有话要交代，便跟着女儿一起出殿。
女婿要到外地任职，女儿要带着儿女一起去，虽然有电报、书信，但杨丽华依旧有些不舍，总觉得有话说不完，母女俩边走边说，往宫门而去。
迎面遇见走过来的宇文温，宇文娥英赶紧行礼。
对于继女，宇文温一向是很关心的，不过他看出来如今时间紧，不多说什么，笑着点点头，不耽误这对母女说话。
不过，他忽然觉得自己眼花了：有两个骷髅站在面前。
宇文温方才和阴世师借助骷髅（教学用）研究案情，脑子一下转不过来，赶紧干咳一声，收回思绪，但是眼睛好像还是花。
杨丽华和宇文娥英走在一起，看上去感觉不是一对母女，而是一对年纪相近的同龄人，而且，面带些许沧桑的宇文娥英看上去年纪略长，面容姣好、身材挺拔的杨丽华还年轻些。
宇文温眨了眨眼睛，感觉自己眼睛没花，道理很简单，杨丽华的保养水平可是顶级的（耗费也很高），皮肤光滑，肤色很好。
至于他的继女，大概就是一般“家庭主妇”的保养水平，肤色不怎么样。
另外，常年坚持锻炼的杨丽华，身材保持得很好，充满活力，曲线依旧，前凸后翘，至于继女，有些暮气，而且好像是水桶腰...
对继女评头论足，这不道德，宇文温把念头收起来，继续向前走。
但是念头依旧挥之不去：当妈的比女儿看上去还年轻一点，又漂亮许多...果然有钱保养、健身就能逆生长么？
要是女婿见着夫人看上去还没丈母娘年轻漂亮，那会是如何一种心情？
宇文温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把乱七八糟的念头收起来。
然后还是收不住。
扬州过失杀子案，现在案情有了转折，应该叫做“嫡兄杀弟、父亲替罪案”，案情明了，但量刑却不简单。
这种牵扯家庭成员的凶杀案，一直以来就容易在量刑上产生非议，道理很简单，按照“主流观点”，断案要讲究“礼”、讲究“原心定罪”。
以命案为例，就是先判断凶手的动机，再按照其动机来量刑。
若判断凶手无蓄意谋杀的动机，那么这个案件就不是蓄意谋杀，凶手不该重判。
这是儒家的主张，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大儒董仲舒主张的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就开始影响司法，以礼入法渐渐成为共识。
“古代”就有相关的案例，而且是“弑君而不定罪”。
春秋时，许悼公生病，在服了其子止（许止）所进药之后死去，因此许止是“弑君”，但许止并非想毒杀悼公，只是所进之药不合适，也没有为父亲尝药，所以最后没有被治罪。
与之作为反例的是赵盾弑君。
赵盾“纵贼弑君”，侄子杀害晋灵公，虽然他本人没有弑君，但却是“贼首”，毫无疑问有动机，所以，赵盾有弑君之罪。
判断凶嫌的动机，然后以此来定罪，这就是“原心定罪”。
即便罪行尚未发生，只是未遂，也要从重处罚嫌疑人，因为嫌疑人动机险恶。
由此，扬州“嫡兄杀弟、父亲替罪案”可以这么判：
主审官判定，蒋义榕没有明显动机杀庶弟蒋义渠，因为当着父亲之面杀弟弟于情不合，所以不是谋杀，是“即兴杀人”，应该从轻发落。
其次，蒋父蒋万年为子担罪，动机完全是好的，是父亲爱护儿子，所以不惜担上杀子的恶名，此情足以感动天地，所以无罪。
至于死去的蒋义渠，唉，这都是意外，毕竟谁也不想的....
想到这里，宇文温腹诽不已，忽然觉得脚下一绊，随后一个趔趄向前栽倒他进殿时走神，被门槛绊倒了。
亏得随行宦官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扶助，宇文温才没落得一个饿狗抢屎的下场。
原心定罪、原心定罪...
宇文温心里嘀咕着，向书房走去。
。。。。。。
夜，寝宫，奋力耕耘的宇文温渐渐停止动作，搂着杨丽华轻轻喘气，舍不得分开。
贵妃一如既往的主动，他也没有让佳人失望。
女为悦己者容，杨丽华坚持保养、健身，当然是为了愉悦夫君，宇文温对此很受用，所以不吝给予“奖励”。
他的后妃们都很努力的保养、健身，所以宇文温也很努力的尽夫君义务，此刻搂着杨丽华，忽然有感而发。
原心定罪，所以当年我和俏太后那什么，完全应该没罪的嘛！
想到这里，宇文温居然有点小兴奋。
若论辈分，侄儿和寡居堂嫂那什么，按照亲属相犯的罪行，那是要斩的哟！
然而，按照原心定罪，还是没事。
按动机，我没道理和太后私通，毕竟两个人又不熟，风险又大到要被砍头；同理，太后也没动机和我私通，毕竟地位悬殊，男方又不是潘安。
全都是那什么药，导致我们两个意乱情迷，然后在不清醒的状态下有了男女之实，甚至导致太后怀孕。
按原心定罪，我们俩无论是动机、目的还是案发时的心理，都没有发生关系的主观意愿，所以是清白的，没有罪！
然而这有用么？
宇文温觉得，若是当时事发，自己怕不是要被拖出去游街，然后以“强暴太后未遂”的罪名砍头，身败名裂。
所以，即便“原心定罪”有着人性化的优点，但作为一种“自由量裁”的司法理论，一旦被人滥用，就会导致律法如同儿戏。
嫌疑犯有没有罪，全看主审官对其动机的判断，人为因素极大，隐患多多。
类比的话，类似于举孝廉和科举制的差别，选拔人才的标准，前者全看人为操作，后者好歹有“考试成绩”这种客观标准。
宇文温不反对法律人性化，毕竟冰冷的法律很难被百姓接受，执行起来代价也很大，所以他对“原心定罪”并不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司法实践中，审判案件的官吏运用原心定罪努力展现人们的动机、心理，强调“心”、“志”的善恶，在定罪量刑时考虑犯罪人的行为目的、主观动机和心理状态，区分故意和过失，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但是，如果过于注重犯罪的主观因素，忽视甚至无视犯罪事实，仅仅依靠伸缩性非常大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判案，必定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导致司法不公。
让律法，成为权贵堂而皇之欺压百姓的护身符。
极端点的例子，一个平民控告某权贵子弟强暴他的妻子，那么主审官可以这么“原心定罪”：
论动机，纨绔子弟不缺如花美眷，没道理去摘野花，再说，纨绔子弟有的是钱，风月场什么样的美人不投怀送抱，怎么会看中野花？
换而言之，有钱（权）人怎么会搞强奸？大把女人投怀送抱，完全没动机嘛！
以目的来说，高贵的权贵子弟，怎么会看上蓬头垢面、身上有跳蚤的民妇?试问人再饿，也不会放着山珍海味不吃，吃发霉的野菜粥吧？
以心理状态来说，就算有权贵子弟强暴民妇的事实，那又如何？也许是权贵子弟喝醉了/心情不好，才导致行为失常，或者说是不小心摔倒了，正好压在民妇身上，才发生...这是意外嘛!
再说了，也许是民妇穿得太暴露/故意勾引/不守妇道，才让权贵子弟失控。
所以，不仅权贵子弟没罪，民妇反倒有勾引贵人犯罪的嫌疑，如今你夫妇二人不思悔改，反倒以卑告尊，到底居心何在！
想到这里，宇文温的怒火蹭蹭就上来了，强调动机大过事实，将犯罪事实轻描淡写，这样的做法，他不接受。
因为这很容易演变为隐形特权，给有权有势者欺压百姓开法律上的后门，甚至在大家族里，就是给尊长欺负卑幼、嫡子欺负庶子以合法借口。
当前时代的特点，摆脱不了以礼入法，这一点，宇文温只能接受，况且他也希望法律顾及人性，不希望用冰冷无情、没有人性的法律条文治国。
但是，不接受礼、法不分，不接受“以儒释法”，不接受无限制的原心定罪。
把旁支、庶出子弟束缚在家族里的“礼法”，把农民束缚在家乡（土地）上的“礼法”，把工商束缚在贱籍的“礼法”，统统都要改。
这是农桑和工商的差别，时代变了，老一套不中用了。
宇文温相信“理越辩越明、道越论越清”，他认为，没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就不会有思想的飞跃。
围绕《明德律》的大辩论，就是照亮时代前进之路的****，依托电报而快速发展的报纸业是助燃剂，扬州一案，正好可以作为引子。
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报纸，从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教育，感受思想交锋的冲击，当大家都开始思索时，自魏晋以来颇为混乱的思想、文化领域，就会迎来新的春天。
也许，是百花齐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