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七节 引入种子
离开会展，朱敬伦坐上法国人准备的华丽马车，直接回到法国人给他安排的住所，法国的杜伊勒里宫。
这个规格足够高了，首先这座皇宫从拿破仑时代起，就代替了凡尔赛宫成为皇宫，拿破仑一世对其进行了扩建，修建了骑兵凯旋门等建筑。
另外这里也是拿破仑三世的皇宫，尽管没有见面，俩人此时都住在一座宫殿之中。
但安排朱敬伦住在这里，也算正常，因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十年前访问法国的时候，也住在这座宫殿，当然对这种安排，总是会有人说三道四的，一些种族主义者认为东方的土着皇帝根本不能跟欧洲的君主相比，认为拿破仑三世让大明皇帝住进杜伊勒里宫简直就是在丢他祖先的脸，嗯，拿破仑也没什么显赫的祖先。
这些苛刻的评论，有的出自种族主义者的UU小说，有的根本就是拿破仑三世的反对者们，后者不管拿破仑做什么，他们都会骂的，朱敬伦是被迁怒了。
这种场面朱敬伦见多了，完全没有感觉，这算什么啊，后世中国领导人出访的时候，西方一些组织雇佣的车队，就跟着中国领导的车队后面，打着各种抗议的旗帜，只要他们不冲击车队，谁会在乎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领导出国，往往规格都很高的原因，一来是出于讨好中国，二来也是担心安全问题。
朱敬伦的房间外面，正对着一个巨大的广场，他此时没心欣赏美景，对着窗户愣了一下神之后，腹中就出现了一篇锦绣文章，然后拿过桌上的鹅毛笔挥毫起来。
等到陈启沅他们从世博会回来的时候，一片上万字的文章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我写的东西，就按我写的来发表，字虽然多了一些，但不要说省钱了，找最大，最正面的报纸。”
陈启沅拿过文章阅读，发现是朱敬伦细致的介绍大明的情况给西方人看，告诉他们大明国在中国地区的东南方向，国土面积分为三部分，总面积比法国略小，人口比法国多一千多万人。
领土北边为生产茶叶的福建，中间是生产生丝的广东，西部则是生产蔗糖的广西，三大地区全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交通十分便利。
这些介绍虽然不能说错，但总让陈启沅觉得别扭，福健是产茶叶不错，广东的生丝也不少，广西确实有人种甘蔗榨糖，但他总觉得缺了什么。
“启禀皇上，福健可不止产茶叶，广东也不止是生丝，这么写不是太局限了吧？”
陈启沅叹道，福健的特产多了去了，广东的茶叶也不少，如果让他来写，会把这些地方都描绘成鱼米之乡。
朱敬伦叹道：“我也知道佛山的铁锅一直卖到暹罗去呢，可洋人知道什么，他们眼里就只认识茶叶、丝绸和糖。这些东西他们常见，价格还算可以，是富裕人家才能享用的东西，一听我们大明产这些东西，这才能留下好印象。”
说着这些道理，朱敬伦也不由得心中感叹，明朝的时候，西方人还没有发展起来，那时候西方流行的中国人可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不管是商人还是传教士，凡是那个时代来到中国的，回去之后都会绘声绘色的跟朋友吹嘘中国的富庶。
这其中有真实的成分，当时的欧洲确实不如中国，当时的欧洲也没有下水道，没有长途输水管，也不讲个人卫生，英国皇室出行后的旅店里到处拉的都是粪便，相应的洋人当时能看到的无论是江南的水乡，还是广东的珠三角，都是相对富庶的鱼米之乡。
这其中当然也有夸张的成份。比如在北传教的汤若望等传教士，在回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一面褒奖中国，一面说中国人虽然不是上帝的信徒，但也不能算异教徒，他告诉西方说中国人是无信者，但却严格按照上帝的教义在行事，也就是说中国人不知道上帝，可是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上帝的教导。他们这些传教士，完全否认中国人有信仰，介绍儒教说这不是一种宗教，而对佛教这样的宗教，他们完全忽视了。
传教士这么说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如果不好，中国人如果拥有强烈的信仰，他们担心教廷不会在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
可问题是，这些人传回去的信息，为什么普通人会相信，他们会认为中国真的那么好，普通人也就罢了，连伏尔泰这样的大哲学家也跟着起哄，足以证明当时的欧洲人真的是把中国当成天堂一般的地方。
显然中国既没有他们后来说的那么差，也没有中国热时期说的那么好，中国就是中国，不是天堂，真实存在，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可是在明朝时候，中国人在欧洲人心中就是天堂，不是因为他们听到传教士、商人的说教，不是他们看到马可波罗的游记，欧洲人不是傻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欧洲能看到的，从中国带到欧洲去的物件，基本上是这三样，一种是丝绸、一种是瓷器，最后还有茶叶。
这三种东西，在当时无一不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奢侈品，为了丝绸之路，东罗马帝国还跟波斯帝国爆发过战争。
那么当欧洲人天天看到的都是这种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自然就会相信传教士们所说的，中国人吃着世界上最白的谷子（大米），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丝绸），吃饭、喝水都用的是精美的瓷器。
一想到中国人过的是这样的日子，欧洲人自然觉得中国是天堂，甚至觉得中国人是高人一等的。
所以朱敬伦才要向欧洲人介绍大明是茶叶、生丝和糖的生产国，还是用这些美好的东西来打造大明的品牌。一旦大明跟这些高价值的产品挂上钩，大明本身也就成了一种品牌，今后凡是大明的商品，往往就能享受到溢价了。
就好像大家一听说德国制造，天然就会想到质量精良，提到中国制造，悲观反应是劣质品，山寨货，乐观一点的也只会想到廉价二字。
其实德国产品也并不一定都精良，中国产品也不是全都山寨，但这就是品牌，是让人家一看到立马就能联想到了印象。
朱敬伦励志在这个中国产品还没有有坏印象的时代，给大明产品打上一种高价优质的符号，从而可以用更高的溢价赚取利润。
当然打造品牌其实很容易，如何保护这个品牌就不太容易了，中国古代的名声多么好，可清末时期还不是臭大街了。
这些都需要工部的工作，朱敬伦的建议是，对出口品进行严格的检查，坚决不允许劣质品流出，哪怕这些劣质品价格如何低廉，也不许出现，海关可以直接销毁。哪怕为此落一个一流产品给洋人用的坏名声，也要在国际上维持好大明的这个形象。
这是题外话，朱敬伦写的东西，可不光是介绍大明的情况，最重点的是招商引资的内容。
这些内容让陈启沅十分的担忧。
他看到朱敬伦告诉西方人说，大明拥有丰富的原材料，但是却没有生产工业品的技术，欢迎西方工业家到大明去开拓生产，大明不但不禁止，而且愿意给予特殊行业的企业以优惠的贷款和税收减免政策。
这些享有优惠贷款的企业包括军事工业制造，机床制造，蒸汽机和铁路机车制造，基本上都是重工业领域的产业。但是能享受贷款和税收减免政策的企业，一个行业只有一个。
这就是朱敬伦的招商引资方式，只引入种子企业。因为他很清楚，他要引入的是技术，而不是资本，这跟后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时代的中国不缺银子，缺的是技术以及将银子转化成资本，将商业资本转化成工业资本的机制，说白了就是缺少现代工商业文化。
而且朱敬伦对于招商引资这种事始终保持一种保守的心态，这不是他杞人忧天，而是有现实的现状为证的。大规模招商引资，确实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到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可是不加限制，只要是外资就给优惠的做法，却让外资在中国站在所有产业的最顶点，他们享受到了最高的利润比例，短期内确实带动了中国的发展，甚至带动了整个技术水平的进步，可问题是，利润都被转走了，导致三十年高速发展，老百姓依然很穷，而同样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地方的百姓都变得富裕，只有中国依然穷困。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享受着优待的外资，他们将大量的利润没有变成中国人的收入，而是汇回到他们国内，变成了他们股东的分红，到头来是中国人工作越努力，投资国的利润越丰厚，中国人只赚了一个辛苦钱罢了。
所以朱敬伦虽然看到日本人感受到了紧迫感，决定招商引资，但却只打算引入一批种子企业，一批大明不可能自行诞生出来，而且技术壁垒比较高，即便政府推动都不太容易的重工业技术企业。
这些企业到了大明，自然要招募大明的工人，技术就会慢慢扩散开来，最终形成一个行业，带动一系列产业。
至于这些种子企业会不会转走太多的利润，第一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算是交学费，第二朱敬伦还打算给这些企业投资，跟他们合作，做他们的合伙人。(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八节 给日本人贷款
不厌其烦的给陈启沅解释自己的用意和思路，这是朱敬伦一直以来的习惯，不是他耐心作解释，而是他希望影响这些官员的思想。
陈启沅未必真心信服，但是他听懂了，至于执行，这些人还没有违抗皇帝的觉悟。
这些东西发到报纸上能够收到什么效果，能不能招募到足够优秀的企业，真不好说，真正的好企业，他们根本不愁机会，比如克虏伯这样的企业，他们在德国都不会为生意发愁，让他们出国的动机真的不大，倒是西门子那样的新兴行业，或许他们更乐意考虑一下。
放下这件事，朱敬伦才开始关心日本人的动向。
陈启沅打听到了，这时代日本人还没有那么强的保密意识，直接问他们就套出了话。
这批日本人是日本幕府派来的，使团总裁大隈参议，副总裁佐野常民，另外还有担任书记官的山高信离、涩泽荣一等人。
但这个使节团非常松散，并没有正式的授权书等等，因此被认为是非正式使团，主要原因不是日本不懂这些，事实上日本人请了德国人维纳作为他们的顾问，这次带来了相当多的展品，比如一蹲大佛和一只金虎鲸。
可是日本幕府大概还是出于跟洋人打交道的顾虑，因此这只使节团身上没有任何外交任务，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他们随行带来了“工业各科学生和职工70人”，这些人参观完世博会之后，就会留在欧洲学习，比如副总裁佐野常民将会去英国和荷兰视察海军和工业；事务官关则明清在伦敦之后留学了三年；山高信离则在法国学习法语和炼铁技术。
陈启沅打探到的消息，让朱敬伦不由吃惊，他一直以为日本派出留学人员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事情，没想到幕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幕府时代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兵工厂，根基比洋务运动之前的满清要雄厚很多，加上他们一直都有兰学的传统，日本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远在满清的文人士大夫之上。
“他们没有军事使命？”
朱敬伦疑惑道。他专门让陈启沅留心这方面的问题，他知道日本前天皇今年1月死了，新继位的就是明治天皇，这家伙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反对份子，对幕府的声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反对派开始联合，这种情况下，幕府派到西方的使团，如果负有军事使命十分正常。
陈启沅摇摇头，不过他突然道：“倒是听他们说过，有一个叫做福泽谕吉的，带人去美国买枪炮去了。”
由于日本的国门是美国打开的，古怪的是他们反而对美国格外亲密，他们的军事顾问主要都是从美国聘请的。
朱敬伦点点头：“给驻美公使发报，让他们留意这些日本人，能提供方便尽量帮忙。毕竟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吗。”
陈启沅点点头，他是真的觉得在夷人的地方，还能见到熟悉的东方国家的人，是很高兴的，尽管那是一群倭寇，如果在中国的话，他真看不上这些人，可是在夷人堆里，他难免就对这些人有好感了。
要不是日本人之后奉行的侵略政策，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观感还是不错的，哪怕甲午战争被日本打了一顿，可是中国文人不但没有憎恨日本，反而受到了刺激，后来日俄战争中，日本民间舆论是一边倒的支持日本。
当日本打赢俄国后，无数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替日本欢唿，当时他们将日本的胜利，看作是黄种人的胜利，因为当时日本的胜利，确实证明了黄种人不比白种人差，让很多人心中的心理阴云散尽，明白原来自己的人种并不是天生不行，原来只要努力，黄种人也能赢。
在日本情况同样如此，日本人对中国人也有天然的好感，前提是在面对白种人的时候，比如得知英国打败了清廷，竟然还有一些日本武士写过一本小说，其中描述的是日本武士帮助清朝军队反攻英国，一直打到了伦敦活捉了维多利亚胖妞的情节。
满清对西方人的失败，在日本引起的反响除了让他们看到洋人的强大外，民间还普遍为清廷的失败而惋惜的情感。
同样的感情还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比如越南明命皇帝也写过许多评论，尽管对满清的军队十分鄙夷，但字里行间流露的，也是希望看到满清胜利的情绪。
这其实就是种族的天然亲近感，就好像白人在中国就容易形成统一战线一样，他们天然就有亲近感。可惜的是东亚史的不幸，让黄种人无法联合起来，主要责任就在日本。
是一场侵华战争，彻底让中日两个民族成了世仇，无论在任何场合，哪怕是体育比赛，中国观众肯定是站在日本的对立面。
日本不止侵略了中国，还殖民了朝鲜，加上后来中国又先后跟韩国和越南爆发过战争，这些都导致21世纪的黄种人内部依然矛盾重重。
但作为这个时代的任务，陈启沅就算鄙视日本人，可却不会仇恨。
朱敬伦可不一样，他太了解日本人之后会做什么了，哪怕这个时代未必还会发生，但他天然就对日本没好感，所以他嘴上说的是帮助日本人，实际上是打算坑日本人一把。
他说让驻美公使帮助日本人，帮助日本人干什么，日本人是去买军火的，当然是帮日本人买军火了。
“告诉日本人我国的大炮质量也不错，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我们的大炮可以无限制向他们出口，如果没钱还可以贷款。”
朱敬伦补充了一句，他觉得美国的大炮也就那样，南北战争中的技术成果基本上都被埃里森带到大明兵工厂里来了。
欧美之间的电报早就接通了，事实上欧洲到亚洲的电报也已经修通了，从伦敦通往新加坡的电报是英国人假设的，而从新加坡通往广州的电报，则是大明假设的，而大明的电报还延伸到了上海，到了青岛、大连。
电报的便利，让两个小时后驻美公使就反馈回了消息，日本人到美国的行踪没有保密，因为有无数的报纸跟踪，这个时代日本人也算是稀罕东西。
他们很容易就在华盛顿找到了日本人，福泽谕吉确实是来购买军火的，但是他们带来的钱实在是太少了，而他们想要的东西又太多，跟美国人商谈借款一事不太顺利。
这时候大明公使找上了他们，告诉他们大明也可以出售大炮，还可以贷款，这种好事，日本人当然不会拒绝，为了镇压叛乱，幕府现在什么都顾不得了。
只是日本人的胃口有点大，他们希望能够贷款1000万两银子，他们打算给5万人装备上步枪大炮。
如果不是有心使坏，这笔买卖朱敬伦真的不会做，因为幕府目前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美国银行为什么不敢给他们贷款，不就是怕他们打败了钱收不回来吗。
朱敬伦是铁了心帮助幕府，只要幕府继续统治日本，日本不搞中央集权，这个国家就没什么希望。
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但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即便是广府银行也不是一下子能拿出来的。
但朱敬伦想到了英国人，英国银行家族巴林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就已经跟大明驻英公使联系过了，他们希望能在大明皇帝结束访法，到英国访问期间，拜见大明皇帝。
银行家想找朱敬伦，目的当然是为了生意，不过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断定大明需要借款，现在倒是可以先将日本这个客户介绍给他们。
“待会让英国公使回一下那些银行家，问问他们，有一笔好生意他们愿不愿意做。”
决定支持幕府之后，对巴黎的日本使团朱敬伦就不太关心了。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一只正式使团，来的人代表的不是日本政府，连幕府都不代表，尽管大多数都是受到幕府的命令，可他们都是以各自番的名义过来的，甚至不服幕府的萨摩藩藩士在岩下方平的带领下，自称萨摩国，是以独立的身份来的。
其他的比如佐野常民是带着肥前藩的藩士来的，山高信离是兵松藩的，关则明请是加贺藩的，涩泽荣一是武藏国的，直属幕府将军领地，他本人更是德川家的家臣。所以这些人成分各异，也真的很难算成正式使团。那么朱敬伦跟这些人接触也就没有了意义，但是见还是要见一下的，因为已经约好了，晚上他们会来皇宫拜见朱敬伦。
对其他人朱敬伦没什么印象，但是涩泽荣一他倒是印象深刻，此人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
他家是武藏国的豪农，豪农是日本名词，意思就是他家是农民，但是很有钱。他们家有自己的土地，还经营生意，是当地村子里的第一副户。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商人背景，让涩泽荣一后来放弃了日本政府的大藏省的高官权位，直接去做生意人了。
他在西方游的过程中，对西方商业模式非常推崇，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以一人之力大大推广了西方资本方式在日本的传播。
对比一下李鸿章这样的洋务大臣，恐怕没人愿意放弃政府的高官不做，直接介入商业，而涩泽荣一放弃的，可是相当于满清的户部尚书的官职。
在满清史上，跟涩泽荣一比较相似的人物，应该属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了。但可惜张骞出生的太晚，清政府给张謇这种人提供机会的时间也台湾，满清最大的败笔，不是不关心洋务，而在于限制民间的参与，这又正是日本成功的地方。
朱敬伦是以看待张謇的眼光来看到涩泽荣一的，所以当日本人走进他的房间，仅仅是鞠躬的时候，侍卫马上断喝他们跪下，这些藩士都是高级武士，往往都有身后的中文功底，他们到时听得懂中国官话。
日本人被断喝，马上一愣，朱敬伦笑着摆摆手，让他们座。
结果日本人真的马上跪下，头地点连连道歉说他们失礼了。(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九节 打造工业乡绅
日本人的恭敬，再次让朱敬伦意外了一下，日本人服从性本来就强，日本的等级意识比中国还强。
所以朱敬伦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些日本人在面对朱敬伦的时候，他们从心里接受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既然他们心里认为朱敬伦的地位比他们高，他们对磕头也就无所谓了，这时代的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其实都对磕头没什么在意，前提是对方地位得比自己高。
有传言说，后来在慈禧太后时代，满清派去俄国给俄国沙皇登基庆贺的使臣，就在公开场合给沙皇磕头呢，面对西方人的嘲笑，这些人反而嘲讽西方人不懂礼数呢。
朱敬伦再次请日本人坐下。
一行一共五人，萨摩藩的人不在，显然他们幕府派来的藩士排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萨摩藩人。
大隈总裁来了，佐野副总裁也来了，山高信离和关则明清也来了，显然这些人都是代表各自的番国，而涩泽荣一也来了，他是德川家的家臣，他的身份有资格来拜见大明的皇帝。
既然知道这些人不负有外交使命，朱敬伦也就随便跟他们聊聊，他打算听听这些后来明治维新时代的精英的思想。
一番交谈过后，发现这些日本人对西方的了解还很肤浅，见识还很稚嫩，但是他们纷纷表示想要留在西方学习，这点精神倒是值得学习。
让人舒服的是，这些人都有很深厚的汉学功底，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懂汉语，但是汉字全都会写，他们自己备了纸笔，直接将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写在纸上，是为笔谈。
跟日本人一席话之后，朱敬伦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些日本人除了涩泽荣一之外，全都是日本的武士，包括涩泽荣一虽然他出身农民家庭，可是已经被德川家收做了家臣，其实也已经是武士身份。
不一样的是，其他四个人的武士印迹和文化传统更深。
日本也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可是他们的士跟中国的士不一样，他们的是武士，中国的是文士，当然日本人自己是不可能诞生出这种文化传统的，他们的武士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从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从日本武士身上，应该能看到宋朝之前文物结合的中国士大夫的身影。
所以说武士就是日本的士大夫阶层，不一样的是，这些武士除了识文断字之外，他们还会舞刀弄剑，军事色彩更重。
他们跟朱敬伦的谈论过程中，主要体现的还是他们的学识，而不是武人的一面，或者说他们的武士文化中，本身就带有人文文化，是文武一体，就好像学六艺时代的儒生。
朱敬伦受到的一大启发是，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晚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首先日本明治维新的这些武士比李鸿章等洋务派更加开放，更加乐意学习，这是精神层面的，他们未必有李鸿章等人的个人能力强，可是他们是一群肯放下身段学习的人；第二日本的明治维新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武士手中，尽管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阶层，可是明治政府的各级官员却全都旧武士，而且大都是维新派的旧武士。
换句话说，日本明治维新，始终都掌握在一群精英的手中，不是掌握在农民手中，不是掌握在商人手中，依然是在武士手中。
在国家转型期间，精英的参与程度十分重要，具体原因不用多少，精英掌握治国经验就是一条重要因素，翻开人类史，就能知道精英的参与度有多重要。可以说，凡是旧精英参与程度越深的变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革的过程就更平稳，变革产生的代价就越小。
英国从封建时代转向资本时代，最大的灾难是爆发了一次议会跟国王的战争，经过克伦威尔**之后，权力很快就回到了大贵族手中，之后他们就平稳的迎来了光荣革命，之后在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社会问题，都没有发生动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权力始终掌握在精英手中。
但是转型势必意味这权力的转变，英国人是如何面对旧贵族权力失落，而资产阶级权力加强的呢，他们产生了一个阶层，名叫新贵族，所谓新贵族，就是经营资本产业的那群人，其中很多以资本家的身份晋升为贵族，但还有很多是贵族直接创办了资本企业，可以说新贵族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混血的产物。
给新型资本金以贵族身份，旧贵族转变成资本家，英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实是这些转型的权力阶层推动的，所以平稳。
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的容克贵族，容克贵族直接创办企业，或者企业家成为容克贵族，比如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因为跟军事集团的紧密结合，也得到爵位，被容克地主阶级所认可。
到了日本人手里，他们的武士转身创办企业了，成了财阀。
那么在大明这里呢，朱敬伦觉得自己之前似乎忽略了这个方面，他没有花费力气，帮助旧的士大夫扭转他们的身份，他一直抱有一种态度，希望培养新的既得利益者，新的精英阶层，至于旧阶层基本上被他忘记了，这些旧阶层在他印象中虽然不是打击对象，但至少是防范的对象。
这些年来，朱敬伦确实培养出了相当多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大量发财的商人，可是这些商人在话语权上，根本就没办法跟那些士大夫相比，而且他们自身似乎习惯了不去争斗，或许是一种传统的惯性作用，他们完全不敢去跟那些士大夫去争斗。
既然无法用新阶层压到那些旧阶层，那就直接让旧阶层转变成新阶层，哪怕只是转变一部分，也能从内部瓦解他们。
朱敬伦立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启沅，俩人商议一下制定了一个章程，那就是以后在政策上应该支持有功名的旧阶层，比如那些旧时代取得过功名的乡绅，家中三代中做过官的地方乡绅，给予他们特别贷款，欢迎他们投资工商业。
英国有新贵族，德国有容克地主，日本有武士财阀，那么如果能在大明打造一个工业乡绅阶层，那大明的工业化恐怕更容易推动下去。
朱敬伦的观点跟陈启沅的观念不谋而合，事实上，陈启沅在推行缫丝业的过程中，也主要是鼓励一些地主乡绅办厂，背景上他自己就是一个乡绅，或者说他就是朱敬伦所说的第一个工业乡绅，思想中他是有些看不起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暴发户的。
这几个日本人给朱敬伦的启发不止这点，他发现日本人现在就带来了留学人员，当然主要是幕府办的兵工厂的学徒，是来欧洲的工厂学习技术的。
但朱敬伦认为日本人的步子迈的比自己还大，他之前一直是高薪聘请欧洲技术人员，倒也派了一些留学人员，但主要是通过公使馆向各个学校派遣，主要是在大学层面，在技术层面上到时没有下功夫。
跟陈启沅商议，回头从兵工厂中挑选一些优秀的学徒，也送到欧洲最先进的工厂来学习，他们的基础肯定是比日本人的基础好的，他们不必非到工厂学习，只需要实习一段时间，然后送他们进大学去学习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回去就是高级工程师。
另外也该从各级学校选拔留学人员了，目前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每年派出一千人左右就可以了。
得到启发后，朱敬伦也没打算完全模仿日本，他将自己的思路扩大，日本人现在还只局限在技术层面，之后他们也会派遣学生进大学。朱敬伦觉得其他层面也应该可以学习，比如欧洲高效的政府运作体制。
目前大明的政府沿袭了赫德在海关的一整套制度，在亚洲已经算是最高效的，但放在西方还算不上优秀，跟俄国政府相比那倒是不差，但是跟英法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西方最优秀的政府，其实还不是英法，连英国人都很羡慕普鲁士政府的高效率，颇带有军事化色彩的普鲁士政府的文官，才是最高效的一群人。
选派是来不及了，刚好这次带来欧洲参观的政府官员，他们本身就是政府中的青年精英，本来是就是带他们来学习参观的，现在直接留下，跟欧洲各国接洽，安排他们进入各国对等的政府部门实习，规定年限至少一年，如果他们自己有意愿，还可以多留几年。告诉他们，他们在欧洲的实习可以给他们在大明算资，而且一年当作两年来算。
既然这些官员能够留下，那么使团的其他人也没有道理不能留下，带来见世面的一些乡绅子弟也留下，送他们去学习，而且优先让他们去欧洲的工科学校学习，最后去工厂实习。
那些商人子弟也留下，进入商科学校学习，欧洲的商业会计制度，金融制度，还有股份制度等等，都很值得学习。
告诉这些商人和乡绅子弟，学习结束之后，如果他们愿意，会给他们在政府安排职位，他们以后就是官员了，如果他们想从事工商业，政府会给他们安排优厚的贷款作为资本金。
做出这些安排，相信这些人会很乐意留下，即便那些不乐意的，也不会太抵触。(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节 收获来了
朱敬伦安排下去，自有各国的公使去忙碌。
老实说他们的工作并不难做，这个时代，欧洲还是非常欢迎跟东方进行交流的，主要是他们乐于向东方国家灌输他们的各种理念，颇有点好为人师的架势。
普鲁士政府就表态，非常愿意接受来自大明的官员实习，其实之前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大批来自大明的各级军官进入他们的军校了，现在普鲁士的首相是俾斯麦，不止对大明，史上，俾斯麦对日本来访的使团也是十分热情的。
此前派出来的留学军官，陆军主要派往三个国家，普鲁士、法国和丹麦，这三个国家都有相当优秀的陆军学校，普鲁士和法国就不用说了，丹麦的军事教育其实也不弱，普鲁士现在的总参谋长毛琦其实就是从丹麦的皇家军事学校毕业的。
而海军反而没有来得及派出学员，朱敬伦想了想，这次跟随自己前来的恰恰都是一群军官，本来是让他们进行远洋训练的，现在所幸全都留下来，跟英国人商议，看能不能安排他们进入英国的海军学校学习，如果英国安排不完，其他国家也可以问一下。
至于他们带来的军舰，那十艘风帆蒸汽战舰，已经面临淘汰了，正好大方点，就告诉英国的军校，如果他们接收呢，这些船就送给军校做训练舰。
回程的时候，朱敬伦只打算带广东号铁甲舰和一些补给船回去，那些风帆船就不要了。
之后几天，朱敬伦继续去参观世博会，这么大的一个世博会，可看的东西当真不少。
他主要跟陈启沅关注欧洲的各种工业设备。
随行的成员则爱好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各种工艺品，有的喜欢钟表等各种奢侈品，还有人关心电报、电话等新科技产品，还有不少人竟然十分喜欢法国人在偏厅办的人类展，对法国人从美洲、非洲等世界的角角落落抓来的各种土着人种很感兴趣，幸好没有中国人，否则朱敬伦一定跟法国人急。
日本人后来从欧洲学到了办展览的习惯，他们非常热衷于办各种展览会，又一次就在展览会上展出中国人种，起名为支那种人，结果还惹得当时的满清留学生大大的愤怒，险些砸了他们的展馆。
除了访问，作为一个东方君主，他能让这个时代的欧洲人产生一种猎奇的感觉，尽管他自己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总觉得好像被人当猴子一样看，但是他还是接受一些法国记者的采访。
不止法国的，世博会本身作为一个大的活动，各国都派来了一些记者，比如美国派来的记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马克吐温，朱敬伦还接受了他的采访，表达了对明美关系的展望，采访结束后他才得知这个记者竟然是马克吐温，为自己没跟他好好聊聊有些遗憾。
一连三天，该看的都看了，机器当然还是英国的最好，三十年前英国才许可了向世界各国出口机器设备，短短三十年各国还无法超越英国，基本上各国没有的，英国有，各国有的，英国的更好。
而比利时的设备确实能跟英国的媲美，原因只有一个，比利时的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根本就是英国资本投资兴建的。
其他的瑞典的设备、德国各大邦国的设备，法国的设备，跟英国的相比，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
只是在个别项目上，他们已经慢慢追上来了，比如瑞典人制造的轴承是一绝，普鲁士的克虏伯大炮，法国的蒸汽锻锤，瑞士人当然以手表为代表。连美国都有自己的长处，莫尔斯这次带来了新的长距离电报技术。
朱敬伦看了五天后，就已经没什么兴致了，因为基本上他扫过一眼的东西，就已经记在了脑子里，他的记忆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博览会看了，看过这个博览会，也基本上对当前世界的技术水平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而朱敬伦前几天让发到各国大报上的招商广告，从各国不断的有消息反馈过来，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很多。
这是工业时代，欧洲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一个大批梦想家，他们敢想敢干，根本不在乎去任何地方，说的好听叫实现理想，说的不好听叫渴望发家致富，或者说他们的理想就是发财。
赫赫有名的一大批发明家，在人类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比如诺贝尔，比如爱迪生，其实他们的个人道德并不值得称道，他们搞发明的最大动机，其实都是庸俗的为了金钱，这俩人算是幸运的，他们都通过发明创造发了大财。有很多不幸的发明家，手捧发明找不到投资的多的是，大名鼎鼎的迪塞尔发明了柴油机，却最终破产跳海自杀。
朱敬伦在报纸上宣称会给去中国办工厂的人贷款，有的是人将这看作他们发财的机会，因此报名格外的踊跃。
可是传回的名单让朱敬伦颇为失望，这些人报告了他们的简单信息，朱敬伦都不满足，他本来是想吸引克虏伯这样的大企业去投资办厂，在他看来，这时代的这种大企业，他们本身就相当于一个行业，他们去了就是带去一个行业，这些一文不名的梦想家能带去什么？
但现在发回来的信息中，就没有一个知名的大企业，最靠谱的是聊聊几个说他们在某些工厂做过很长时间的工程师，这些人也许还能有点用处，但是用处估计也大不到哪里去，诺贝尔他爹现在在大明都在惨淡经营，开办的工厂都快活不下去了，这些人去了，能比诺贝尔做的更好？
失望的翻看着名单，突然组朱敬伦眼前一亮，忙将自己刚刚扔到地上的一张纸捡起来。
这是一份比利时使馆发来的，他们名单中倒数第三个名字翻译成了毛塞尔，但是有外文备注，朱敬伦险些没反应过来。
毛塞尔（mausel），在和不就是毛瑟吗？
一开始见不到那些大企业的信息，朱敬伦还想着大企业不愁生计，也许得专门上门去邀请，也不着急，就想着如果有几个西门子、诺贝尔这样靠谱的梦想家也不错，但是没看到西门子，却看到了毛瑟的名字。
跟西门子一样，这个名字也是能让人兴奋的名字，他仔细想了一下，也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西门子更重要还是毛瑟更重要。
只是朱敬伦有些奇怪，为什么毛瑟明明是一个德国人，怎么会在比利时？
“安排一下，我要尽快见一见这个人！”
不用乱猜，把人叫过来一问，就什么都知道了。
比利时使馆联系了威廉毛瑟，年轻人没有一点矫情，马上就坐着火车到巴黎来了。
跟毛瑟详细的聊了一番，朱敬伦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去了比利时，原来这是威廉毛瑟最困难的时候。
朱敬伦这才知道，原来这个时代的威廉毛瑟，跟后来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什么关系。
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是由普鲁士联合其他德国邦国组建的联邦，可是毛瑟并不是普鲁士人，因此在普鲁士一统德国之前，毛瑟跟普鲁士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毛瑟是符腾堡王国出生的，前半生也都生活在符腾堡王国的一个小镇奥本多夫，符腾堡国王1811年在这个小镇上建了一座皇家兵工厂，毛瑟他爹是其中一百多名工人中的一员，毛瑟兄弟从小就在这座工厂中做学徒。
因此毛瑟跟这个时代很多发明家一样，又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草根发明家。
但是带有德国传统的严格学徒教育，让毛瑟兄弟的技术水平很不错，他们兄弟在当学徒的时候，就开始摸索设计步枪，并且在今年通过改进法国的夏塞波后装步枪，发明出了一款旋转后拉枪机的后装步枪，这款步枪就是后来装备了德国陆军的大名鼎鼎的毛瑟71式步枪，只可惜现在统一的德国还影子都没有呢，他们的步枪根本就推销不出去。
更遗憾的是，就在不久前，毛瑟兄弟所在的兵工厂被关闭，毛瑟一家都失业了。
几经周转，他们拿着自己设计的步枪图纸，找到了一个资助人，美国雷明顿枪械公司在比利时的代表，于是他们就去了比利时为这个叫做诺里斯的家伙工作。
他们在诺里斯的兵工厂里，将他们设计的步枪生产了出来，可是根本就卖不出去。
诺里斯为此很发愁，史上只持续了一年，诺里斯就终结对他们的资助，而兄弟二人只得回到德国，开了一家小作坊惨淡度日，直到他们的设计被统一的德国陆军看重，他们才翻身飞黄腾达起来。
但现在德国陆军显然没机会了，因为朱敬伦捷足先登了。
至于毛瑟提出的条件，朱敬伦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
毛瑟兄弟从报纸上看到大明在刊登招商的信息，他们犹豫着报名了，他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希望能将自己的步枪推销出去，毛瑟对朱敬伦说，如果大明军队愿意装备他们设计的步枪，他们就愿意到大明去开办工厂。
这要求不过分，以这个代价挖德国人以后的步兵兵器的旗帜，代价很划算。可是这样一来，德国人以后使唤什么步枪呢？(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一节 大鱼上钩
威廉毛瑟觉得自己撞到了大运，天上砸下了一个肥美的肉馅饼，他甚至都不敢相信，特意跑去符腾堡驻法国公使馆，向外交人员打听了一下世界上是不是真有大明这么个国家，该不会是什么骗子吧。
外交人员很明确的告诉他，这个国家确实存在，只是建国时间不长，但是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显然对符腾堡这样的小国来说，大明的经济实力确实非常雄厚。
本国外交人员的确认，更是让威廉毛瑟觉得如同做梦，连夜乘车赶去比利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弟弟保罗毛瑟。
保罗毛瑟比他大哥还要兴奋，不过年轻的毛瑟兄弟此时还真是老实人，他们找到他们的资助人诺里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诺里斯，并且承诺他们的专利中有诺里斯的一份，邀请诺里斯一起出资，去大明办军工厂。
美国人血液中的冒险精神让诺里斯百分百的支持这个建议。
收获了毛瑟之后，朱敬伦似乎打开了幸运之门，他终于看到了那个让他兴奋的名字，维尔纳西门子。
西门子此时还只是一个小公司，而且受限于没有统一的德国狭小的市场，他们被迫一开始就向国际扩展，史上他们的电报机7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而之前他们就在法国、英国和俄国开设了分支机构，国际化的非常早。
朱敬伦联系了一下发现，西门子希望得到大明政府支持，在大明境内开办一家经营电报机和电报线路的公司，而不是朱敬伦在世博会上看到的电动机，显然西门子对这项技术的未来或许看好，但他们很稳健，并不打算孤注一掷冒险投入生产，或许正是这样的稳健，才早就他们日后的成功。
朱敬伦联系西门子费了一些力气，因为西门子是在柏林公使馆咨询的情况，可是西门子本人是汉诺威，汉诺威现在还是独立的公国，以前大公头衔还是按在英国国王头上，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才因为德国习惯不承认女性继承人，英国才失去了这块领地。
现在的汉诺威是一块独立的政治实体，但跟普鲁士结成了关税同盟。
朱敬伦让公使跟西门子谈判，愿意支持西门子在大明开办公司，并且大明政府优先采用他们生产的设备，但是他们必须接受大明政府的入股51%，但大明政府只进行财务性投资，不干涉他们的经营管理。
西门子经过权衡之后回复，愿意按照大明政府的意愿接受入股，小公司就是好打交道。
但很快朱敬伦看到了一份大公司的名字，不是在某国公使馆送来的名单上，而是这家公司自己亲自跑来的，经过法国外交部牵线，因为这是一家法国公司，法国施耐德钢铁公司。
施耐德家族史上是从普鲁士移民法国的，这个家族一直都是个银行家家族，到了这一代掌门，阿道夫施耐德和欧仁施耐德手中，他们才开始涉及实业。主要是弟弟欧仁施耐德对炼钢很感兴趣，而哥哥则不顾家族其他人的反对，大力支持弟弟的事业。这才让施耐德家族在大工业时代分到了一杯羹。
欧仁是1836年才在法国东部小镇乐魁索收购了一家铸造厂，然后进入钢铁业的。但是他有家族银行业资金作为后盾，挥舞支票一开始就大开大合，从各地挖人才，包括从美国挖来了天才技师波顿。在这个人的帮助下，施耐德公司才生产出了第一台法国的铁路机车。
显然施耐德一开始就不是小工厂，从一开始就全面发展，四处扩张，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是巨头的公司。
朱敬伦在西欧各国招商引资，加上他本人就在法国，法国人不可能不心动，施耐德公司早就看到了消息，他们开过会研究过，他们掌握的资源更多，请专业的人士分析过大明国的市场，专家认为，如果这个东方国家愿意加入开办各项现代事业中的话，他们的市场没有道理会小。
所以施耐德果断的决定马上跟大明政府合作，但是他们不会像西门子那些小杂鱼那样，乖乖的按照报纸上的信息去报个名然后等大明政府挑选，他们直接联系外交大臣主动上门。
这样的公司做事，确实跟西门子不一样，尤其是很不好说话。
首先他们不缺钱，他们看重的是市场，因此他们表示不需要大明给他们提供贷款。
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大明政府的投资，这一点上双方争议很大。
他们想在大明开办钢铁公司，不但从事冶炼钢铁，而且还要生产从蒸汽机到铁路机车等一系列设备，这果然就是朱敬伦设想的那种，一家就能代表一个行业的公司，可是唯一不好的是，他们坚持不肯接受大明的投资，无论是来自政府的还是私人的，他们都不接受，他们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良好，不需要接受别人的资金。
经过艰苦的谈判，许诺各种条件，告诉他们如果大明政府对来自欧洲的企业不放心，那是不可能接受他们去投资的，大明跟各国的通商条约中都没规定各国有在大明投资办厂的权力，尤其是跟法国连外交关系都没有的情况下，所以只要大明政府不同意，施耐德就不能去办厂。
朱敬伦还给他们描绘一个光明的前景，告诉他们，大明正在打算修建本国的铁路，目前计划以广州为中心，修通连接福健和广西的铁路，将三省相连，第一条铁路长度超过一千公里，如果施耐德在大明投资办厂的话，大明政府投资的铁路将优先采购施耐德的铁路机车和钢轨。
但施耐德表示他们还需要考虑。
其实施耐德并不是朱敬伦真正中意的公司，他真正想要拉拢的，其实是克虏伯，克虏伯的铸钢质量不用说，能做大炮的钢材，肯定是一流的钢材，克虏伯生产的铁路设备，水平也相当不错，另外还有其他机械设备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一个可以代表一个产业的公司。
但是克虏伯并没有找上门来，山不就我，我就去就山，朱敬伦一点都不扭捏，见跟法国人一时谈不拢，而他也不是很中意法国人，就让普鲁士公使直接去拜访克虏伯，提出合作的诚意。
可是那边反馈回来的消息让朱敬伦很郁闷，克虏伯表示他们没有在国外投资的计划，他们既不需要贷款，也不接受投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在国外办厂。
德国人还是太保守了，保守有保守的好处，那就是能够安下心踏踏实实做事，遇到困难也能够坚持到底，比如克虏伯年轻的时候，就常年在英国潜伏最终偷取到了英国的铸钢技术，但保守有保守不好，那就是有些缺乏想象力，所以德国公司一向都秉持稳健经营，他们的质量可以做的很好，但是他们很难引领一个新兴产业。
但是克虏伯表示，他们对向大明出口大炮很有兴趣，他们已经派人去大明铁甲舰上面参观过了，他们认为大明需要的大炮他们完全有能力生产，如果大明同意的话，他们马上就可以签订合同，为大明的铁甲舰生产八门110磅后装钢制线膛炮，同时生产从68磅到40磅口径的其他舷炮40门。
他们等于承包了大明铁甲舰上的大炮，这些大炮价格昂贵，总价达到了一百万两。
钱倒不是大问题，朱敬伦想要技术，提出技术转让，可是哪怕大明愿意支付昂贵的转让费，克虏伯也不同意，显然在普法战争之前，德国人对军事生产的保密性很看重。
克虏伯不同意，这笔生意朱敬伦还是签了，他还需要这些炮作为样炮回去仿制呢。
既然克虏伯不愿意要这个机会，朱敬伦觉得就有必要跟法国人合作了。
好消息是，施耐德家族经过会议决定，跟大明政府合作，但是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第一他们要求专利权，他们要求大明政府授予他们至少十年的专利权，十年之内大明境内不能开办另一家跟他们竞争的钢铁厂，这一点朱敬伦无法答应，告诉他们，大明境内已经有一家生产钢铁的工厂了；第二施耐德还要求大明政府给予他们特许权，允许他们生产军火，并且大明政府应该优先采购施耐德的军火，朱敬伦也无法同意，表示他已经答应了一家德国企业优先权了。
经过多次交涉之后，施耐德公司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要求，他们要求大明政府同意他们修建一条从法国在越南南方的殖民地，通往大明境内的铁路。
好吧，这时候朱敬伦已经确定，法国政府出面了，这条铁路与其所是施耐德要求的，还不如说是法国政府想要的。
只是法国政府能让越南人同意吗？
一想到自己一旦但应这个要求，越南人恐怕又要有麻烦了。
但朱敬伦还是答应了，这个时代他可不想像后世那样，中国跟所有的东亚国家基本都在对抗，这对办外交人员出身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失败中的失败，在东亚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联盟才应该是中国做的，而不是跟所有东亚国家对抗。
只是此时的越南政权有点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在对待中国的心态上，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自卑，另一方面却觉得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中国了，他们通过在文化上鄙视中国被蛮夷征服的史，来化解这种自卑心理。
鸦片战争时期的明命皇帝留下的大量评论中，就带有这种心态，对满清在对英国的战争中战败，以一种古怪的强者身份进行点评，幸好这货鸦片战争之后就死了，否则在面对法**队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什么什么心态。
朱敬伦不但要打消越南人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态，而且还要让越南人不得不靠向大明，那么用法国人给越南施加一下压力，简直就是惠而不费，何乐不为。(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二节 访英
跟施耐德公司达成协议之后，很快拿破仑三世就邀请朱敬伦会面。
两个皇帝见面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礼仪约束，都害怕失了礼仪丢人，因此往往就会中规中矩，甚至会显得僵硬和刻板，甚至到最后说的话也成了公式化的问候，这就是所谓的外交辞令，中国人叫打哈哈。
跟拿破仑聊了半天各种天气了，风景了，史了，就是没提过政事，主要还是拿破仑，担心说错话，他跟朱敬伦不能比，朱敬伦不用担心自己做错了决定，因为即便是专业官员谈的东西，最后也是他做决定，甚至大明的专业官员还没有朱敬伦专业呢，但拿破仑的水平，肯定比不上法国的技术官僚，因此他就尽量避免谈及具体的事情，所以最后只能说说天气问题了。
至于官员们的谈判，这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跟英国的谈判基准放在哪里，最多能给法国相应的条件，绝对不会更优惠。
建立外交关系这没什么说的，这对等承认的条约，牵扯到切实利益的，主要还是通商条约。
法国人很有意思，他们表示愿意用给进口自大明的生丝免税来换取大明对他们的丝绸制品免税的条件，很难想象法国人竟然异想天开到了想往中国出口丝绸。
朱敬伦看到这条件的第一反应就是法国人果然浪漫，浪漫的人都天真，可是想一想，他们弄不好还真的有这种能力，因为法国人的丝绸已经开始用机器生产了，朱敬伦不由的忧虑起来，但是如果法国人能给大明生丝免税，那么这个第一大生丝进口国的市场，大明将拥有优势地位，过几年日本人铁定也会加入到生丝生产中来，廉价的日本生丝会跟大明激烈竞争，能取得关税优势，当然不错。
而且竞争是把双刃剑，就看你自己争气不争气了，朱敬伦决定答应下来，回头在大明境内大力推动机器丝织业发展。
协议签署之后，朱敬伦看到了法国乐观的报纸评论，法国人认为，他们很快就可以向这个五千多万人口的茶叶生产国提供丝绸制品了，有情调的报纸还表示，将丝绸贩卖给桑蚕的故乡，是有史意义的事情，这象征着工业的文明战胜了古老的文明。
除了丝绸之外，跟法国达成的协议中，还有法国放开了茶叶市场，换取大明放开钢铁制品市场，双方都对对方的手工艺品免税等协议。
就在法国人一片自己占尽便宜的氛围之中，朱敬伦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
英国并不是这次出访的重点，因此本来安排的跟英国的官方交流并不算多，只是朱敬伦临时起意，突然打算要给海军军官找一所学校，因此更深层次的沟通变得有必要起来。
朱敬伦还在法国跟拿破仑会面的时候，驻英公使就已经向英国表达了这些诉求，英国人对此也相当感兴趣，首先大明愿意向英国学习，这是对大英帝国海军的认可，其次是这时代好为人师的欧洲人的情节作祟，再次也有一些其他的目的。
至于这目的，有通过这种途径对大明海军施加影响的目的，这是这个时代通行的做法，各国都希望为别的国家培养人才来达到对对方国家的影响，比如史上美国十分热衷于跟清朝进行教育合作，为此他们甚至放弃了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留学生，当时的美国官员认为谁培养出了中国的下一代，谁就掌握了未来的中国，英国海军的目的不外乎是这样，至于会不会给他们增加一个潜在的对手，欧洲人在这方面显得格外的大气，史上英国几乎没有拒绝过别的国家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要求，不敢是清朝还是日本，还是土耳其都曾向英国派遣过海军人员。
另一个目的则是当朱敬伦到了英国后才知道的，英国希望大明能采购英国船厂建造的铁甲舰，目前英国的勇士级铁甲舰一艘造价高达三十多万英镑，折合白银百万两，一艘船就是一笔大买卖，而且铁甲舰的设计还出于完善之中，如果用别人的资金来完善的话，无异于大明在资助英国进行军舰设计研究，史上德国以优惠的价格为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建造军舰，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目的，要知道当时德国人自己都还没怎么装备铁甲舰呢，就是用李鸿章的钱来做研究。
但大明已经能够自己建造铁甲舰了，英国人的说法是，大明自己建造的铁甲舰，不但技术上不如英国建造的，广东号六千吨，勇士级可是九千吨，而且价格上根本不划算，为这艘铁甲舰大明花费了三百万两，英国船厂只需要一百万而已。
英国人的说辞，能让很多大明官员心动，但是朱敬伦很清楚，这不是钱的事情，有些东西，再多的钱也买不来。
最后朱敬伦表示，如果大明要向西方采购军舰的话，一定优先考虑英国。
英国人虽然略微失望，但是能得到这个保证，也聊胜于无了，反正他们认为，帮助大明培训海军军官，本来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剩下的只是一些官方活动，比如在英国的工业区转了转，这时代的英国，普遍产生了一批大工厂，这是英国跟其他国家的不同。
这些工厂在技术上可能跟欧洲大陆的小工厂甚至作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效率上大大的提高，成本则大幅度降低，这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
可以说英国人此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技术上，质量上依然傲视整个世界。
不过朱敬伦反而觉得英国的工业没什么参观的意义，因为英国人是工业革命的开启者，他们的工业革命是自然演进的，当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欧陆霸主法国在路易十四等君王的统领下常年征战不休，错失了在一开始追赶英国的步伐，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英国人已经走了太远了。
因此英国是优哉游哉的完成了工业革命，可是他们的条件，后来者不可能拥有，除了英国，包括大明在内，其他国家都可以算作是追赶者，因此朱敬伦觉得去参观其他国家，恐怕更有意义一些。
参观的间隙，则是利用业余时间，跟英国资本家会面。
很多人都非常愿意跟朱敬伦见面，比如早就开始联系的伦敦银行家。
他们想给大明贷款。
可朱敬伦完全没有在英国贷款的计划，他更愿意在九龙发行债券，他决心要把哪里打造成金融中心。
“鄙人冒昧，向您提一个专业的建议，我不认为以贵国目前的财务状况，还适合继续在国内发债。所以我认为您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本人的建议，也许你们需要一个专业的财务顾问，这方面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愿意效劳。”
最积极的，也是实力最强大的银行家家族，为首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们拿出了一些数据，证明大明的财务状况很差，以此来证明朱敬伦打算在国内发债的做法十分冒险，他们认为大明的经济状况，已经失去了继续融资的能力，一方面他们希望大明能在伦敦发债，他们愿意以优厚的条件来承销大明的债券，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积极的希望能够做大明财务顾问的生意，他们已经给很多大贵族做这方面的服务了，一些小国家也在按照他们家族的建议进行财务管理。
如果朱敬伦不是手里有几千万两银子，真的很容易被这个犹太人说动，难怪他们能在这个时代崛起，果然不是侥幸。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知道朱敬伦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发的横财，但是巴林家族是知道的，为什么他们也认为大明很有必要贷款呢？
朱敬伦紧接着就跟巴林家族进行了会谈。
“因为我们认为，您可能会修建很多铁路。可能您并不了解，修建铁路耗费的资金超乎想象，贵国目前正在筹备的路段，有许多山地，造价很可能远超预算，初步估计会高达三百万英镑。如果贵国还有后续的修建计划，那么我想在伦敦发行债券，是最可行的办法。”
巴林家族的代表十分自信的表示。
朱敬伦心中暗暗感叹，大明政府在筹备铁路的计划并没有公开，只是在悄悄储备土地，他们就能通过这些动向，判断出大明修建铁路的路段，这工作显然做的很周密，朱敬伦有理由相信，赫德在其中为他们的同胞提供了帮助，因为储备土地一直就是海关负责的，而赫德在海关中的人脉，比大明任何一个官员都雄厚。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修铁路不是什么战略机密，之所以保密，是害怕引起乡间的顽固势力一开始就阻挠，因此目前是以修官道的名义收购土地的。
但能说出沿途的地形，还以此推算了预算，英国人做的工作才真正让人感叹。
三百万英镑，相当于一千万两银子，如果这段铁路造价如此高昂，而朱敬伦还打算向外延伸的话，那财政压力确实超出了符合。
但朱敬伦暂时还是不打算在英国借款，大明的土豪们有的是钱，与其让他们埋在银窖里，比如想办法撬动出来，变成流通的资本。
只是有些生意还是能跟这些银行家做做的。
“不知道给日本政府借款的事情，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之前已经让人联系过他们了。
巴林代表摇摇头：“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日本政府的情况并不算好，他们有可能在跟叛军的战争中失败，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朱敬伦笑道：“失败了又如何？难道你认为日本新政府上台之后，敢赖账吗？”
巴林疑惑道：“您认为他们会承认反对派的债务？”
巴林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林肯马上就宣布南方战争期间向欧洲所借的一千五百万美元债务一笔勾销，此举让英国人损失惨重，因为当年他们是美国南方棉花债券的主要承销商。
当然赖账是讲究实力的，史上，苏联推翻了沙皇政权，宣布不承认沙皇的债务，被欧洲金融市场长期制裁，二战后苏联被迫承认了债务，并且在解体之前偿还了一大半，最后一笔债务知道21世纪，才由俄罗斯联邦偿清。
美国人说赖账就赖账了，没人能制裁他们。
日本人显然没有美国的实力，所以他们没有赖账的资格。
因此朱敬伦很有信心：“我不认为在亚洲，有人可以欠大明的钱不还。我也不认为，有人可以欠大英帝国的钱不还，你说是吗？”
巴林代表试探道：“您的意思是，贵国会动用官方手段，保证日本能够偿付债务？”
朱敬伦道：“当然，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是大明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
巴林代表明白了：“我想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他们考虑的结果是什么不重要，大不了朱敬伦独自借给幕府一千万两银子的事。
他在英国的行程该结束了，下一站去了丹麦，要和在丹麦的留学人员沟通一下。(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三节 北欧之行
这些军官基本上是在从北撤军之后陆续来到丹麦的。
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算起来他们已经来了小半年了，除去路途也差不多有三四个月。
但是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不算好，目前基本上还都还没过语言关，而且他们的学习态度差别很大，丹麦教官表示，有些学生学习热情很高，虽然还不能熟练的说丹麦语言，可是却已经学会了相当多的词汇，对照字典竟然可以阅读一些西方军事着作了。
可是有一些军官，对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兴致不高，他们认为打仗学会孙子兵法就够了，洋人的东西，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们走走步，打打枪行，排兵布阵粗陋不堪，真要讲智谋，还是老祖宗的管用。
说这些话的，还真不是不学无术的，他们能说出这些话，证明他们是琢磨过西方的东西，至少他们研究过在大明军校中那些瑞典教官所教的知识，同时他们还阅读过中国传统的兵法，而他们真的认为，洋人的操典之类的军事内容，太过于具体化，论思想还是孙子兵法高深。
这倒不假，但这恰恰是西方人的优点，他们更重视细节的东西，他们的操典拿出来让人一看真的就知道该怎么打仗，可是中国文人把孙子兵法背的滚瓜烂熟，可让他们把兵拉出去，他们连阵形都排不开。
就跟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文化中似乎充满了一种早熟的现象，老祖宗在许多方面，似乎已经把后人该走的路都走完了，后人好像不需要在学习，只需要照做即可。孙子兵法甫一出现，就站在思想的高度来阐述军事问题，而西方同时代的军事着作，基本上还停留在高卢战记之类的军事传记内容。
之后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反而从思想高度往战略高度降低，最后才开始关注战术方面，到了明代，戚继光的兵法，就开始很强调技术方面的内容了。
而欧洲刚好是相反，他们从将领的战争记录开始，然后开始走向战略性高度，巅峰之作正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受到战败刺激的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总结拿破仑的军事理念，写出了《战争论》这样的巨作。
总结起来，中**事学发展，好似就是从孙子兵法开始，孙子给大家列了一个提纲，然后后世子孙就在这个提纲中填写内容。而欧洲的军事学发展，在是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往上丰富。
真要说谁更优秀，恐怕争论会很大，至少朱敬伦始终认为，《战争论》本身，还只是在战略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思想层面，这一点上比不上孙子兵法。
但是正因为孙子兵法已经站到了思想层面，他阐述的是战争的精神，反而有种跳出战争的意思，你可以用孙子兵法指导国家战略，构建国防体系，可直接拿到战场上，反而没什么操作性了。
《战争论》则不一样，他的可操作性更强，夹杂了一些对战例的解析，真的可以运用到实际的战争中去。
这就跟东西文化的其他方面很相似，东方重视精神，西方重视技术，等到真枪实干的时候，往往反而是西方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东西可操作性更强，他们的是基于数理逻辑的知识，东方的则主要是理念上的东西，用好用坏全在个人领悟了。
尽管心里认同这些军官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的东西自信是好事，可是西方的东西却绝对值得学习，人家的东西更讲逻辑不说，哪怕是取长补短也是必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人一旦骄傲到不愿意学习了，那也就离落后不远了。
朱敬伦亲自跟一些学生面谈，跟他们沟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试图说服他们放下身段，谦虚的学习西方的军事理论，事实摆在这里，英法已经打败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明现在跟人家打那是找死，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至于这些学生多少听进心里了，这就没法控制了。
在丹麦也观看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丹麦的企业规模普遍就比英国小多了，作坊很多，而且主要局限在农业，比如他们的毛皮产业就很发达，养殖业也很发达，小小的丹麦，竟然生产了欧洲一大半出口的黄油。
离开丹麦转而去了瑞典，跟瑞典的合作，是最早，也是最深入的。可是现在瑞典人感到了失落，原因是大明跟英国签订了优厚的贸易协议，尤其是铁矿、钢铁制品的零关税，让瑞典失去了独霸大明市场的机会。
早在朱敬伦还没公开独立，瑞典、丹麦就跟大明签定了相关产业互相免税的协议，瑞典的铁矿和钢材以及机器设备那时候就开始零关税出口大明市场了。这几年，他们这些产业的发展确实也很快，为了取得向大明出口的优势，瑞典人还专门建造了大型的铁矿石运输船。
可现在英国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瑞典人完全没有信心跟英国竞争。
这不是他们不够自信，而是一种现实。
朱敬伦参观瑞典工业的时候，感触很深，因为瑞典的工业，虽然也涌现了不少大型工厂，可是依然以为数众多的家族作坊为主，而且形成了特殊的结合，往往是这些小作坊向大型工厂提供零部件，每一个小作坊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产品，尽管这样的合作，在质量上有相当的保证，可是集约化跟英国的大工业区差太远了，这造成瑞典产品价格高昂。
从这里朱敬伦就看到了后世瑞典走高端路线的根源，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在大宗产品上跟那些大工业国竞争啊，狭小的市场限制大企业的发展，却给小作坊保留了一片天空，可是小作坊在成本上永远不可能跟大工厂相比，那就只能走小批量高价值的路线了，别无选择，都是被逼的啊。
大明跟瑞典的教育合作也很广泛，所以也参观了瑞典的教育系统，瑞典的教育做的相当不错，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但是学校跟教会的关系太过密切，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在教会的管理下建立的。
这跟瑞典的教育法有关，二十多年前，他们颁布教育法，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建立一所学校，而瑞典人95%信仰基督教，因此他们轻松的利用教会组织，完成了义务教育。
可惜瑞典人的这种方法，朱敬伦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借鉴，中国文化是一个弱宗教文化，强大的政权压制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宗教能够成长到覆盖全国的组织力量，不管是信徒最多的佛教，还是影响力最大的儒教，他们的组织能力都很松散，即便是要求每一座寺庙都建立一所学校，也不可能覆盖全民。至于儒教，虽然比较提倡教育，可是孔庙数量还没有寺庙多呢。
对失落的瑞典人朱敬伦只能口头上表示支持，并且表示欢迎他们继续跟大明进行贸易，可前景瑞典人自己都不乐观，凡是跟大明相关的股票，不管是铁矿还是航运，都大幅下跌，自从大明跟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之后，跌势就没有停过。
离开瑞典就到了欧陆之行的最后一站普鲁士。
在普鲁士学习的军官们，表现的就比丹麦强一些，毕竟几年前普鲁士才暴揍了丹麦人，显然向胜利者学习的动力更大，最重要的是，军国传统悠久的普鲁士军事训练是一绝，虽然说最早期的国家军队是瑞典人创造的，可这一套制度移植到普鲁士跟普鲁士的民族性情极为适合。
尤其是在军事训练上，腓特烈父子给普鲁士留下了太丰富的遗产，哪怕是在战败给拿破仑的时候，普鲁士士兵的个人军事素质都依然强于法国，只是在战斗意志上，无法跟带着革命热情的法**队相抗衡。
最让留学普鲁士的军官们欣赏的，是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洋溢的一种对军人和军人文化的尊崇，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官员，都认为军人是荣耀的，是体面的职业。
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只拥有国家的军队，这句话可不只是说说。
这种根植在史中的军国主义文化，或许政客不喜欢，自由主义者不喜欢，但是如果说军人不喜欢的话，那么那个军人首先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军国主义当然不好，让军人管理国家肯定不行，但这绝对很符合一个真正的军人的理想。
因此在普鲁士学习的军官们，普遍比较认真一些。
朱敬伦看到他们的态度也很欣慰，放心的去考察普鲁士的工业发展了。
普鲁士的市场，比瑞典要大一些，但是大的也有限，瑞典人口四百万上下，而且此时还跟挪威是一个国家，人口在六百万左右，而普鲁士本身就只有八百万人口。
可是得益于普鲁士力主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李斯特等德意志名族精英学者的努力下，北德意志邦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通过铁路联系了起来，因此虽然政权是割裂的，但是经济却统一了起来。
因为拥有这个庞大市场，普鲁士也出现了一些大工厂，但是跟英国还没法比，甚至跟法国也不是一个档次的。毕竟，他们的关税同盟组建还没有多少年，时间没有给他们工业成长的空间。
直到80年代，德国统一十年之后，德国派去参加美国世博会的官员，还不得不公开表示德国的产品还不能跟英法相比，也是在1880年代，英国人要求德国产品打上德国制造的印迹，以免英国消费者不知道情况，购买了劣质品。
但是德国已经在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中出现了一些不错的工业，克虏伯的炼钢技术自不用说，他们的火车机车、纺织机械全都能够自己制造。
正是建立在冶金基础上的雄厚军事工业，才最终帮助八百万人口的普鲁士，战胜了三千多万人口的法兰西帝国。
参观普鲁士工业的收获，不是他们国家推动工业的方式，因为大明其实也在采用，政府坚持贷款鼓励兴办工厂，收获是发现德国的股份制公司比例格外的大，这或许是他们后发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史底蕴，就没有丰厚的积累，可是通过在公共市场上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恰好解决了这个积累的问题。
朱敬伦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应该尽量在大明推广开来。(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四节 股份制的遐想
朱敬伦一路上一直在思考股份制度，这个制度他并不陌生，在后世的中国，对这个制度相当推崇，似乎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国企也好，私企也罢，一旦采用股份制，尤其是上市之后，就变得高大上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开放之后，新一代在欧美大学中学习过的专家学者们的推崇，他们的态度，影响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股份制的热潮。
当然，专家不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追捧，关键是中国人爱凑热闹的性子，让大家一窝蜂都去搞股份公司，好似不股份，就落后一样。
说起股份的好处，最大的当然是上市融资，发行股票融到的资金，比任何资金的成本都低，因为基本上不需要支付利息，在中国的股市上，甚至连分红都不需要，因此有时候上市就是去圈钱的。
可以说股份制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这是朱敬伦过去的认识，现在他对股份制，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股份制最大的好处，竟然并不是融资成本的降低，而是资本家风险的降低。
这不是朱敬伦瞎猜的，而是德国一些银行家向他推荐股份制的时候说的。
这个时代的德国银行，大规模采用股份制度，这让他们大大缩减了资本积累的时间，这些股份制公司，又通过直接投资德国的工业，他们将银行的管理制度带到了工业之中，大大推动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是这种方式，德国那些工匠首先得学会科学管理，然后还得进行一步步积累，才能发展成大工业企业，那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而这一切都用股份制度极大的提前了。
将原本英国人需要数百年的工业积累，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这种速度不可能没有风险，可是风险却通过股份分散了，这才是股份制最大的好处：有限责任！
德国人告诉朱敬伦说，家族制或者合伙制银行，他们的责任是无限的，公司的负债需要股东无限制的偿还，可是股份制不同，他是按照出资多寡来划分责任的，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大不了破产。
破产，说不好听点，就是合法的赖掉债务。
既能用最低成本圈钱，还能承担最低的风险和责任，多么美妙的制度。但是，这只是对资本家而言的。对于他们的客户，对于那些淳朴的，没有风险意识的小民，当他们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放在他们信赖的银行家手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那银行家告诉他们，银行破产了，他们不会还钱的时候，对这些小民来说，那就太不美妙了。
很多人他们是冲着对企业家的信任，将自己微薄的继续交给这些企业家，他们知道做生意有风险，但是他们相信这些人会还钱，在无限责任制下，这些人只要没死，他们始终会偿还债务，即便是死了，在中国文化下，父债还有子还呢。
股份制打破了这些传统，企业家只需要为用他们有限的出资负责，可是他们的客户，一些小民往往觉得他们是在跟人打交道，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能想到这种制度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但是可以肯定，股份制这种东西，必然是资本阶层的文化。
至于为什么后世所有人都认为他好，没人想过这种制度是对资本最为有利，对资本家最为有利的，对资本家来说，随便拿出一点钱来成立一个股份公司不伤筋不动骨，但对一些工薪阶层来说，他们的积蓄可能是用来养老的。
这就是商业文化，这就是资本文化。
文化的力量就在于此，他能让掌握话语权的优势阶层，向整个社会灌输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思想，而全社会还都认为十分合理。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是管本文的农业文化，因此优势阶层是官僚士大夫。因此中国社会的文化，是对官僚士大夫有利的，而且全民都还认为这种文化是非常合理的。文化决定人的思想。
朱敬伦想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江南一些优秀的精英士大夫反抗八旗铁骑，当时有个叫王夫之的文人，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正能量，基本上流传后世几百年，没人怀疑过这句话的合理性。
包括朱敬伦此前都觉得这句话很大气，很能代表中国文化，可是就事论事来讲，这句话对那些匹夫，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是相当不公正的。
因为这句话破坏了权责一致的原则，当天下危亡的时候，文人士大夫想起了匹夫，他们提出了匹夫有责，可是他们从没想过，当天下兴盛的时候，这些匹夫有什么权力呢？天下兴，匹夫无权，天下亡，匹夫却要担责，显然这很不公平。
可是这么一句背后暗含着不公平的话，却被整个民族所接受，认为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文化对优势阶层的天然呵护。
因为文化主要是优势阶层，精英阶层创造的，而文化却不止是在优势阶层中间传播，他会扩散，进而影响到所有阶层，让所有阶层按照优势阶层的想法来看待问题，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代表又是阶层的世界观。
当然，朱敬伦并不是说王夫之提出这句话是在推卸过去享受了大多数权力的精英阶层身上的责任，是在欺骗或者玩弄匹夫，事实上，王夫之之流放在明末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民族精英，因为当时大多数过去享受最大权力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是通过投降，通过跟入侵者合作来保护他们的权力，而王夫之他们选择了通过抵抗来保卫他们的权力。
而且，朱敬伦相信，王夫之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是深信的，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在骗人。这就是文化的巨大力量所在，他让在这个文化体系下的精英，也在按照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思考，这种文化是通过影响王夫之等人的世界观，来让王夫之他们提出了继续保护和维护这种文化的观点，或者是继续推动这种文化。
因此这跟王夫之个人的道德是完全无关的，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文化，就是一种文人士大夫享有绝大的权力，而又尽可能承担小的责任的文化。
从这点上来看，优势阶层创造的文化，有意无意的在保护优势阶层，却又通过文化思想让其他阶层不自觉的接受和默认。
同样的现象还有很多，再比如中国的地方官员，本来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可是偏偏在中国诞生出了息讼的思想，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有意无意的向其他阶层灌输一种打官司可耻的观念，而老百姓一旦不愿意打官司，其实就是给官员们减轻了负担，因此这种思想显然还是对优势的官僚集团有利的，而对小民是不利的，可数百上千年的灌输，让全民族都接受了这种观念。
甚至到了21世纪，一个人一旦惹上官司，都觉得是一件十分晦气的事情，哪怕他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哪怕他是正义的一方，他依然感觉到不舒服，暗叹倒霉。可实际上，打官司吗，难免的，很正常，可偏偏在过去的文化影响之下，老百姓就是觉得打官司不好。
显然西方资本文化的发展，已经到了让资本阶层享受最大的权力，而又承担最小的责任的时候了。资本阶层只需要付出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一点点金钱，就能将大部分的责任推卸掉，而往往他们的那些普通客户，却需要用他们的所有积蓄，甚至未来的希望，来跟他们合作。可以说在这种合作中，看似合理，实际上双方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但偏偏文化就让人们觉得，这是很公正的，很合理的，甚至是有法律保障的。
朱敬伦一路上胡思乱想，对股份制的看法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却不改他要推广这种制度的目的，推行股份制等于给资本家降低风险，风险让广大的平民，甚至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本来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这是大势所趋，毕竟人类是要发展到商业社会的。
资本家的风险降低了，不需要承担诬陷的责任，那么就更加敢于大胆的投资，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股份制出现之后，资本家极为欢迎，股份制公司的数量连年激增，然后资本投资也大大增加，甚至出现各种不负责任的投资扩张，推动一轮又一轮的泡沫，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每隔几年就有大量的股份制公司破产，然后过几年又再次冒了出来，循环往复最终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这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也被西方人宣传为现代性，尽管对此深有腹诽，可却还得推动他的到来，但是朱敬伦还是有些不甘心，难道不能对此进行改良吗？(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五节 传统和现代
后世的人自从上学开始，所学到的知识，都在说西方是一个商业社会，商业社会也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的代名词。
确实，西方人的商业文化浓厚，以自由市场，股份制公司为代表的文化，甚至已经被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但显然商业的出现，要比商业社会要早很多，商业跟农业，游牧在人类史上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西方人是什么时候进入商业社会的呢？很多人不假思索的认为西方自古就是yield商业社会，而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社会，理论说的还头头是道，比如西方自古以来就重视贸易，没有一个国家离得开贸易。
事实上，西方进入现代社会，最早应该是从荷兰开始的。学习商业学科的学生，往往会学到16世纪荷兰船长巴伦支的故事，巴伦支的船搁浅到了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岛屿，他们在哪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大多数人冻死，可是他们就是没动客户委托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还有能救他们性命的火柴和药品。第二年开春，他们将这些货物完好无损的运到了客户手中。
经济和商业类教材以这个事例说明，在16世纪的荷兰，已经出现了信托的基础，荷兰人已经诚信到可以让投资人放心的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陌生人去经营的程度，于是当然也就有可以放心的将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去经营，于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成立了。
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证，他确实说明了一个道理。但以朱敬伦的理解，这完全是在扯淡，姑且认为巴伦是的事件是真的，朱敬伦也绝对不相信，16世纪的荷兰人，全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即便到了21世纪，朱敬伦也敢保证，西方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选择用药品救命，人到死的时候，谁还管其他呢。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特例，相似的故事你可以在任何文化中找到，比如晋商中流传许多隔了好多代之后，人家的后人来取回当年祖先存在晋商票号的银子之类的故事，恐怕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故事都是编出来来宣传自己的诚信的广告，荷兰人的故事恐怕也是这样。
但是16世纪，荷兰人确实是一个商业社会不假，整个国家大部分人依靠商业贸易为生，也出现了股份制公司。
英国给鸦片战争找的遮羞布，贸易自由权力，也是荷兰人提出来的。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做生意，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当时的两个海洋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垄断，他们的商业垄断有教皇背书的合法性，于是荷兰人到处宣扬贸易自由理论，认为教皇将全世界分割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是非法的，他们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理论中，找到贸易是人的自然权力等依据，为此荷兰人大肆唿吁他们有权力在西葡两国的殖民地进行贸易，两国不能禁止。
荷兰人显然是第一个商业社会国家，特征并不是他们对贸易有多么依赖，没有贸易就活不下去，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根植在商业上的，他们提出的思想也都是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文化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商业社会的决定因素。
大航海时代之后，荷兰人的商业文化在整个欧洲扩张，欧洲人渐渐接受了贸易自由的理念。贸易自由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跟自由贸易不是一回事。贸易自由是一种权力，自由贸易往往指的是英国推广的低税率，顾虑贸易的政策状态。
西方人之所以认为贸易自由是一种权力，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离不开贸易，他们都是小国，不能生产所有的物质，必须通过交换，所有国家才能够生存下去，因此荷兰人提出的这个概念，很容易就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因为他们有这种需求。
反观中国，是一个大帝国，基本上能够生产满足自己所需的所有商品，因此客观上对贸易没有依赖性，所以即便英国人提出的贸易自由被侵犯，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他们的理由，觉得完全是不讲理，中国人觉得做生意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跟英国做生意，怎么还侵犯了他们的权力了？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西最后以西方人的观念原则制定的国际法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法规，叫做自由过境权，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比如瑞士，他们的商品，以及要运到他们国家的商品，拥有在邻国的自由过境权，对方不能加以干涉，这显然就是贸易自由为基础制定的法律。
不过西方人虽然普遍接受贸易自由权力，可是整个西方文化也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纯粹的商业文化国家。
荷兰人的商业文化，在西北欧一带传播的比较彻底，英国、瑞典、丹麦等保留了海盗时期的海洋贸易传统的国家，更好的接受了商业文化，他们本国的文化，也以商业文化为主，是比较纯粹的商业国家。
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商业文化虽然浓厚，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基于商业文化运作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的运作，并不是以商业法则为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法国，他们的封建文化恐怕要强过商业文化，国家运作中，民族和国家主义可能才是最大的运作原则。
普鲁士、俄罗斯的封建军事文化，则远远强过他们的商业文化，国家运作主要是基于封建军事的国家主义来运作，至于商业，只是他们国家运转的一个因素之一。
中国的商业文化就更弱势了，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是商业发达，但是商人始终没有成为优势阶层，商人的文化也就不是主流，甚至还被人鄙夷。乃至商人自己都接受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赚了钱赶紧去买地耕读传家。因此中国社会的运作，自古以来就是根植于农业文化的。
朱敬伦想要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势必要改变这种现状，势必要将国家和社会的运作，更多的基于商业法则。可是他本人，既不想，也不能够做到完全切割传统的农业文化。
举个例子，加入朱敬伦大张旗鼓的宣扬工业化，告诉大家工业才是未来，恐怕他的观点很快就会被农村的老夫子用口水喷死，继而发动比朱敬伦搞义务教育还强烈的抵制。因此朱敬伦虽然一直在默默的推动工业发展，但是绝对不敢说用工业来替代农业的地位，他不敢挑战农为邦本这个传统大旗。
而且朱敬伦也不想完全割裂传统，他始终认为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是很优秀的因素，后世的中国物质上已经大大富足，生产上甚至是世界第一的物质生产国，可是人民的心灵却极为空洞，造成各种社会道德问题。
如果有传统文化来约束的话，显然会好很多，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说白了，就是儒家一直宣传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西方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慢慢的回归了宗教，他们用基督教义中的真善美约束他们的国民道德行为，中国丢失了仁义礼智信的原则，自己都变得无所适从。
这些都是教训，朱敬伦不可能不吸取，可问题是如何做才能既保留这些传统文化，又能推广现代商业文化，或者说让这些传统如何严丝合缝的嵌入商业的运行法则之中呢。
朱敬伦搜遍了自己的记忆，不得不承认一点，在将传统和现代结合方面，日本人是东方国家中走的最远的。
日本文化是从学习中国文化中得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从属中国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就如同希腊文化之于罗马文化，英国文化之于美国文化一样。
当然日本文化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也不完全跟中国文化一致，但对中国来说，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很多，各家解释都不尽然，甚至同一个学派也不相同，但其实大体上都是相似的，儒家说仁义礼智信，或者忠孝仁义是国家的根本，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
这些道德内容，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口号，而是真真实实的中国社会运行的方式。
因此哪怕后来把孔子批臭了，砸了孔子的神像和祠堂，可是中国人的思想还是跟官方想要模仿的俄国人完全不一样，因为社会运行的那些看不见的法则是咋不毁的，它无时无刻不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的行为准则。
日本也一样，日本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忠”字，显然是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的忠字发展来的。
古代自不用说，日本幕府时代的武士文化核心就是忠臣，事例可以举一卡车，一个很着名的事例就是1863年爆发的萨英战争。
几个洋人在横滨郊外碰到了萨摩藩藩主岛津久光的仪架，但是不肯按照日本的礼仪退让到一边跪在地上恭送大名，结果被萨摩藩的武士砍杀了四人，之后英**舰炮轰鹿儿岛，跟萨摩藩打了一仗。
萨摩藩打输了，大名说需要有人负责，要交出几个人给英国人抵命，结果数以百计的武士报名，他们兴高采烈的希望为主子去死，为此最后还需要决斗来争夺。
这就是日本人的忠，有些极端的忠诚。
所谓的忠，就是像日本这样，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最后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在法律上消灭了武士阶层，但是以忠为核心的武士道文化，非但没有消灭，反而通过后来的义务教育推广到了全民族，日本军队中后来流行的武士道文化，就是从这里发源的。
日本二战失败之后，武士道文化看似被消除了，可这只是表象。因为“忠”文化是日本社会运作法则的构成，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是那时候的日本已经引入了西方的商业文化，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社会变成了一个商业社会。
也就是在那时候，日本的传统文化开始跟商业社会结合，而且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助推日本走向世界一流。
他们是如何做的？
他们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见礼一个个独立的公司，而是维持了过去旧有的一些财阀性质的会社，并且将忠文化灌输进了商业文化之中。日本公司的员工，对公司极为忠诚，一个人往往一辈子就只服务于一家公司。而且拼尽自己的全力为公司服务，无条件的加班加点，这一点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同时日本的公司，也不会开除员工，这就是所谓的终身雇佣制。
那么为什么日本员工对公司那么忠诚了，公司还要承诺终身雇佣呢？
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权责对等的体现了。权责对等是一种看不见的法则，也许有人清楚，有人不清楚，但是这种法则一直在暗中发挥效力。为什么每每外敌入侵的时候，最底层的民众抵抗的热情不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权力，就没有承担责任的觉悟，觉得反正谁来了自己都是交税纳粮的命，何苦付出巨大的风险去反抗呢。
日本员工向公司付出了忠诚，公司则通过保护他们的利益作为汇报，反过来员工就更愿意忠于公司，权责在下级向上级效忠，上级对下级提供保护中达到了一致，只有权责对等，才能达到平衡，才是可持续的。
也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公司将传统的武士对大名的忠诚，日本军队对天皇的忠诚文化，发展到了员工对公司忠诚的文化，将传统的忠文化潜入到了公司这样的商业组织中，达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的结合。
那么中国的未来要如何将传统与现代，将传统道德和商业文化相结合呢？
朱敬伦思索了很久，他知道中国社会要比日本社会复杂的多，日本人单一的学习到了中国的忠文化，但中国文化中，可不止是一个忠文化，在社会运转过程中维系社会关系的文化内容至少有三种，一个是“仁”，一个是“义”，另一个就是“忠”。
所谓的忠，体现的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同时通过上级对下级权力的维护得到统一的平衡，这主要是体现在上下级，尤其是紧邻的上下级之间的。
所谓的义，则主要是在平等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
中国有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父母就要听父母的，而父母则肯定是保护儿女的利益的，虽然中国文化将儿女对父母的忠，称作孝，其实不过是带有血缘关系的忠诚罢了，是忠的一个特别情况，同样的例子还有弟弟对兄长的忠诚服从叫做悌，可以说孝悌都是忠的衍生。
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平等的，不需要服从朋友，无条件听朋友的。但你依靠了朋友，如何回馈这种帮助呢，所谓朋友之间就应该怎么怎么，那是天真的说法，不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法则，社会系统的权责法则一定讲究一个对等。义，就体现在这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得到朋友的帮助，你依靠了朋友，平衡这种权责的，则是你将来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不能推卸责任，否则人家会说你不仗义，不义气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义，是一种平等地位之间的权责平衡。
维系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权责法则，叫做仁。
这个仁往往也是高地位向低地位传递的，而且往往发生在地位差别悬殊的阶层之间，所谓仁，是一种高地位的人对低地位的人的一种恻隐和怜悯之心。比如皇帝跟百姓之间，皇帝如果关爱百姓，就叫做仁君；比如富人对穷人之间，经常救济穷人，就叫做仁善。
但是仁这种维系社会的权责对等比较松散，原因是地位差别太大，而且首先仁必须先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恻隐之心，因此往往是用道德层面的权责来回馈的，比如下层对上层的感恩，所谓恩出于上，感之于下，并不强烈的要求下层必须施加同样的物质回馈，所强调的，不过是一个感恩之心，要求人要懂得感恩等等道德层面的东西。
对比之下，日本主要是用忠文化来维系古代传统社会的，而中国则主要以仁孝忠义来维系社会关系。
那么将中国传统道德融入现代商业体系之中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将忠融入商业文化日本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无非是员工对公司极度忠诚，公司对员工极力维护，这一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那么把仁融入商业体系之中，难道就是要商业组织的上层关心下层利益？
那么义呢，这种平等地位之间的互助权责，又要通过什么来体现？平等员工之间的互相帮助，以商业的手段来实现的话，比如建立某种员工互助基金。
朱敬伦自己也想象不到如果以这些原则来重新塑造商业系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认为是值得尝试的。
但有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忠孝仁义来规范，组织与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用这些原则来约束呢？
这几张比较枯燥，但我还是费劲笔墨写下来，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几张的思想，将是朱敬伦打造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将决定后半本书的情节发展，这也是我个人认真思考过的，大家看看是不是也有点意思。(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六节 建设特色商业社会
广东号铁甲舰在大海上航行了三个半月，朱敬伦就在船上思考了三个半月。
当初一起去的其他护卫军舰跟船上的军官，一起都留在了英国的达特茅斯海军学校学习去了，跟着朱敬伦一起回来的，只有10艘运输船。
座舰在广州黄埔码头停靠，因为广州码头不适合停泊这种大船，五千吨以上的海船，现在都是停靠黄埔港。
船刚停下，早就有大批的官员迎了上来，为首的是尚书令陈芝廷，他看到朱敬伦，就送了一口气，虽然这大半年来，国事一直平稳，可是见不到皇帝，他还是不踏实。
但是朱敬伦甚至都没心思听陈芝廷汇报政事，老实说他对细枝末节并不太关注，早期他还比较关注制度的建设，后世有句号，未来国家间的竞争，竞争的就是创设制度的能力，但是朱敬伦觉得，最高境界并不是去制定一系列看得见的制度，而是维护一个产生合理制度的规则。
所以登基之前，朱敬伦还亲手去设计一些国家制度，但登基之后，他主要精力则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规则，可以不断的产生新的合理的制度以及改进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但显然他的规则还没有进展，因为他还没让全民，尤其是政府官员，接受一种统一的精神，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精神，哪里能有统一的规则。
而现在朱敬伦觉得自己似乎摸到了一点眉目，用传统道德结合现代商业体系，不就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吗。
但精神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他只能引导，只能灌输，却不能制定，不能通过明文形势来规范。
至于引导，有什么比皇帝设身处地的去做师范，来的直接，来的有效率呢。
这些却不能跟陈芝廷商量，所以朱敬伦简单的听了一下陈芝廷的报告，发现没什么特别的大事，尤其是没什么不好的大事发生，就马上召见伍崇曜，这件事他得跟伍崇曜来商议，因为他决定先用他跟伍崇曜的联合资产，广府银行做一个示范。
所幸直接拉着伍崇曜一起回宫，没想到见到自己的皇宫的时候，朱敬伦简直不认识了，在自己走的这八个月时间里，竟然有人给朱敬伦重修了皇宫。
外面砌起了了九丈高的青砖石墙，将皇宫跟街市完全阻隔了起来，门前立起了华表，修建了厚重的宫门，一切都按照礼制进行了重新建设。皇宫里面也完全变了样子，高大巍峨的青砖琉璃大殿前后三进。建筑算得上雕梁画栋，走廊的廊桥梁木上都是彩绘，椽头雕刻着各种瑞兽。
唯独一点不好就是，过去两广总督打造的花园子拆了，假山、林木全都搬了出去。就像明清的紫禁城一样，里面是不能有什么树木的，不是为了防火，而是防备刺杀，所以古代皇宫讲究的是一个通透，让刺客无法隐藏。反倒是官员的宅子，可以修成园林。这就是为什么干隆皇帝总喜欢跑去一些大臣的家里转悠，品评一下别人家的假山花园的缘故。当然满清皇室自己也修了圆明园之类的园林，但紫禁城是非常单调的一座皇宫。
用时八个多月修建这么一座宫殿，外国人应该会惊叹，但朱敬伦并不吃惊这种工程量，在超大规模施工方面，中国的经验始终站在世界前列，第一得益于经常泛滥的黄河，往往需要数万甚至数十万人一起抗灾，这让中国代王朝官方都拥有组织庞大施工的能力，第二则是中国惯例的弃旧迎新，除了满清之外，几乎朝代新建之后，都会营造自己的都城，不止皇宫，甚至连城市有时候都是直接新建。
据说汉唐营建洛阳城的时候，用时十多个月就建成了，明代修西安城也不过用了四年，相比西方修建一座宫殿，往往耗费几十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能够组建起万人级别的施工队伍，这不是人多少的问题，这主要还是一个管理能力的问题。
朱敬伦的皇宫尽管规模很大，但那是跟民宅相比，跟朝代的皇宫相比，那就小了去了，所以三进的宫殿，营建起来并不麻烦，三五万人同时施工八个月就能修完。
朱敬伦没想到陈芝廷竟然瞒着自己重修了皇宫，对此他也没有生气，毕竟陈芝廷请修皇宫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之前朱敬伦在皇宫里种地，坚持说不用浪费钱，他够住就行，财政那么紧张，就不要浪费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面了，所以多次驳了陈芝廷的提议。
可没想到这家伙如此执着，趁着自己不在国内，直接就给修了，来了个先斩后奏。
至于陈芝廷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执念，朱敬伦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单纯是在皇宫里种地的话那也就罢了，可他还需要时不时在宫里见一见外交官们，这就让陈芝廷尴尬了，在他看来，皇帝种地也不是不能接受，全当是野趣了，很多文官退休之后不也喜欢在家乡种地，雍正皇帝还找人画了一套田猎图，现在就收在大明的户部库藏之中。
可这跟外交官见面，尤其是跟洋人见面，就让陈芝廷面子上过不去了，尤其是他私下里听过洋人议论，洋人说大明穷的皇帝的宫殿没几间像样的屋子不说，皇帝本人还需要种地。
一个穷字，深深的刺痛了陈芝廷。其实他也就是心态问题，如果大明是旷世盛世的话，他恐怕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暗暗嘲笑一下夷人没有见识。可问题现在大明是真的穷，而他是全权负责国政的宰相，这就让陈芝廷心里觉得他的工作没做好了。
陈芝廷就没有这种心理障碍，所以他心态很平和，多次穿着粗布衣服放完鸭子，就去见来求见的外国公使。
陈芝廷多次听闻朱敬伦身上还带着泥浆就跟洋人公使会谈后，他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皇宫建起来，不用建成紫禁城那种规模，可至少也得像一个皇宫啊。当然他心里也憋着一股劲，等过几年大明的家底厚实了，一定也要修建一座不输给紫禁城的皇宫。
朱敬伦看到这个新的皇宫，也只能默认了，问了一下知道陈芝廷不是强制征发的劳役，而是花钱雇佣的工匠，朱敬伦也就不打算追究了，但斥责还是要斥责一番的，这是属于不顾自己的态度擅自行事，如果臣子都是这种作风，一旦养成可就跟日本陆军一样了，一旦自行其是惯了，反而要把国家拖进深渊。
斥责一通，罚俸半年，大概也无法给陈芝廷留下什么教训，但却让百官明白一个规矩，以下犯上是要受到惩罚的。
朱敬伦心思没有放在皇宫上，他很快就拉着伍崇曜来到新建的御书房，发现很多从清宫搬回来的古董都让陈芝廷装饰在了这里，不过都是一些罕见的不容易保存的书法字画类文物，扔到民间担心保存不善，至于那些所谓的官窑瓷器、珐琅彩、金银器物、玉石玛瑙等富豪们喜欢追逐的东西，朱敬伦早就叮嘱，慢慢的一批批卖出去，好解决官府财政问题，那些陈芝廷倒是没有弄来。
没心思理会这些，很快就跟伍崇曜将自己的想法一说，伍崇曜没有反对的理由。
朱敬伦这才发现，他将传统融入现代还可以打一个光亮的大旗，那就是推崇传统道德。
只要他高举忠孝仁义的旗号，别说伍崇曜了，估计乡间那些最迂腐的老夫子，都不可能反对，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平衡保守势力的办法。
朱敬伦出主意，伍崇曜马上去执行。
广府银行之前之一都在银行家麦克莱恩的主持下，完全按照西方银行制度进行管理，但是去年初麦克莱恩赚够了钱回国过退休日子去了，广府银行就直接交给了自己人管理，掌柜的正是伍崇曜的一个远房侄子，他跟麦克莱恩身边仔仔细细学了五年，已经完全掌握了现代银行业的操作方式。
伍崇曜拿着朱敬伦的章程，他侄子马上主持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办法。
以忠孝仁义为指导思想，给家里父母健在的职员，每个月加一两银子的赡养津贴，这点钱对广府银行这些本来就是从各大商铺甚至洋行请来的帐房会计来说，这一点钱不算什么，但是表达的是一个孝的理念，他们本身秉持这种传统文化的话，会对银行的观感更好。
宣布薪水最少的学徒工，但凡家中有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可以在银行里借一笔无息的贷款。这体现的是银行高层对底层员工的心理关心，是仁的思想。
至于体现义的，就是朱敬伦早就想好的，跟底层职员商议，由他们每月拿出一点薪水，建立一个公共账户，但凡谁家遇到难事需要救助才能度过难关的时候，用这个账户的资金帮助他们。
显然朱敬伦这些方式还在摸索阶段，还显得有些死板、刻意甚至僵硬，但是他觉得应该能收到效果，至少能起到一些带头作用。
他觉得广府银行是目前大明效益最好的现代商业组织，她的一举一动，应该能像后世的明星企业那样，很快就被别的商业组织研究，模仿。
可朱敬伦没想到的是，广府银行这一套制度，反而是被嘲笑的更多，报纸舆论根本不认同，因为老百姓觉得，广府银行里的帐房那都是大掌柜一样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救助，所以朱敬伦推出这些制度，反倒被认为是银行在变相给职员好处。
朱敬伦颇有些郁闷，也许是出自嫉妒，也许是自己确实没选好对象，第一个试验以失败告终。(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七节 捣毁机器运动
朱敬伦很快就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不能光责怪老百姓的嫉妒心理，主要是自己推出的这些制度，确实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广府银行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推广纸币，所以朱敬伦直接以权力给了广府银行在广东境内的独家纸币发行权，广府银行的纸币就是广东的法定货币，后来大明建立之后，广府银行纸币直接变成大明的法定货币。
这种带有央行色彩，主要业务是印刷纸币和帮助政府承销债券的银行，如果还能赔钱，那就没天理了，事实上由于朱敬伦的厚实家底，加上后来收购了汇丰银行，做足了准备，通过汇丰银行的渠道，广府银行的纸币推广顺利，不但在大明流通开来，甚至在上海等口岸，都是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其他银行的银行券根本就无法竞争，去年上海金融危机之后，麦克莱恩离职之前，通过收购在中国的外资银行，更是彻底的终结了这些银行发行银行券的业务，用广府银行纸币替代了这些银行发现的银行券，现在广府银行纸币甚至渗透到了清廷内陆。
截止目前为主，广府银行尽管本着稳健经营，以推广为主的理念，也已经发行了八千万两的纸币，无形中相当于增加了八千万两的资本金，通过贷款给其他银行，甚至仅仅是提供授信，每年就是好大一笔利润，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银行，自然利润丰厚。
利润丰厚，就能高薪聘请人才，哪怕是学徒，也可以吸引到那些学校里最聪明的学生。
在这种高薪银行中工作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意义的职员，即便是最穷的学徒，在三年学徒期间，每个月也有二两银子的薪水，比普通行业下苦工的工人公子还高。
所以朱敬伦还在银行推广他的理念，就如同后世的国有银行给员工增加福利，势必也无法赢得外人的好感一样。
说白了，在不需要的人身上试验新制度，太形式主义了，完全为了推广而推广。
看到外界的回馈情况之后，朱敬伦很快就进行了反思，知道自己想的太简单了，但是他并不气馁，新制度的推广，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的，后世日本人也不是一瞬间就建立起了他们的管理制度，那都是慢慢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这才只是第一步而已。
但是朱敬伦看到，在银行是行不通了，而且必须是真的找一个完全能起到作用，真真正正技能让员工受惠，又能让企业得利的企业。
朱敬伦很快就想到了工部尚书陈启沅家的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
继昌隆缫丝厂尽管是工部尚书家的产业，但是依然是一家纯粹的民营企业，照章纳税，而且主要产品都是用来出口，高度融入世界市场，也就不存在国内的人情关系，不会出现有人可以巴结尚书才合作的情况。
继昌隆缫丝厂的工人也是真正的产业工人，一个女工的月薪不过一两半，男工工资也不过二两，就这还算是同行业中工资水平最高的。
另外陈启沅当年办厂时候的初衷，就是有富民的念头，有带领乡亲一起致富的理念，他一直在说一句口号，“让一个人做十个人的活，拿两个人的工钱”，这不断是他的初衷，也是他用来说服其他乡绅办厂，以及对外宣传的宣言。
可是当朱敬伦找陈启沅商议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坏消息，继昌隆缫丝厂竟然被毁了。
就在陈启沅陪同朱敬伦去法国世博会的时候，有对机器缫丝敌视的人聚集起来，先是砸毁了陈启沅邻村学堂村他堂兄陈植渠、陈植恕两个举人开办的裕厚昌缫丝厂，紧接着来到河对岸，陈启沅所在的简村砸毁了他家的继昌隆缫丝厂。
陈启沅成了尚书之后，他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当地官府也格外的照拂，老百姓也不敢招惹，结果他家反而放松了警惕，邻村的缫丝厂被砸之后，才想到要找村民护厂，但是已经晚了，陈家的族丁赶去阻止之后，反而跟暴徒们发生了冲突，最后竟然引起了一把火，将缫丝厂厂房连同设备以及价值十余万两银子的生丝和蚕茧烧毁，还烧死了一个没来得及跑的打更人。
这种情况朱敬伦还真的没料到，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事实上他一直都在担心类似的事情发生。
报纸上从来就没少报道过机器工厂强夺手工作坊工人饭碗的消息，各种评论也大多是对工人比较同情，民怨是有基础的。
陈启沅当上上书之后，更少烧了三把火，一年之内就鼓动乡绅们办了上千座缫丝厂，虽然大多数都还不是蒸汽机器生产，可大都采用了各种机器，雇佣女工缫丝，效率上比过去的家庭作坊高了很多。
因此确实有一大批人的衣食是受到影响的。
可是跟史上不同的是，陈启沅是朝廷重臣，可不是原本史上那个小小的只是做过教书先生的乡绅，按理说他家的缫丝厂会跟顺德温家的缫丝厂一样，没人敢去破坏，最后成为缫丝业在当地扩大的种子，没想到还是被砸了。
这件事朱敬伦此前忙于推广他的管理理念，反倒是没有关注，而且这件事是在几个月之前就发生的旧事，报纸上早就没了消息，应该说已经不算新闻了，陈芝廷又没将这件事当作什么大事汇报，所以朱敬伦还真的不知道。
知道跟陈启沅商议的时候，这才知道还有这么一遭事。
询问陈启沅情况，陈启沅只说是一些生计困顿的纺丝工发泄怨气，主要原因是一年间建的缫丝厂太多，这些工厂开工之后，一时间大肆收购蚕茧，导致那些纺丝工一时间发现买不来蚕茧，或者就是茧价太高，买来纺丝也是亏本，生计一时间收到了影响，所以才聚集起来向缫丝厂进行报复。
陈启沅感叹民生之多艰，似乎也陷入了一种犹豫之中，对他自己抱持的用机器可以提高工人收入的想法产生了动摇，事实上在巴黎的时候，陈启沅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所以当时朱敬伦跟他商讨引入机器织机的时候，他就开始犹豫。
至于他家的损失，倒不是不能承受，那些损失顶多是将他这些年的利润赔了进去，他现在可是尚书，俸禄足以养家，倒也不在乎那些家当，于是陈启沅表示他不打算追究了。
根据陈启沅的描述，朱敬伦明白这就是类似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手工工人们捣毁机器运动一样的社会事件，根源还是在于新的机器生产方式，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导致很多手工工场破产引起的。
但是朱敬伦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他听说就只有陈氏兄弟的缫丝厂被砸毁，而其他乡绅们办的厂子，反倒没发生过这种事，可是陈启沅是工部尚书啊，没道理敢砸工部尚书家的工厂，不敢砸其他乡绅家的工厂啊。
疑惑之下，召见刑部尚书询问了一番，发现这件事背后竟然还另有内情。
起因倒确实是因为机器缫丝业的竞争，让手工缫丝业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但跑去砸毁简村和学堂村缫丝厂的，却根本不是一群缫丝工人，要知道缫丝工可都是女工，而跑去砸厂的暴徒无一例外都是男人，也不是这些女工的丈夫或者兄弟，根据刑部的调查，这些暴徒竟然都是一些广州市井上的破皮破落户，而且背后是几个帮会。
广州是一座大码头，在国际贸易上现在是比不上九龙港了，但是作为珠江水系的交汇之地，广州却是整个珠江上游毫无争议的物资集散地，依靠这座港口生活的各种行业极多，而这些一无所有出卖劳力的苦工，往往都喜欢加入一些帮会从而得到保护，因此码头养活了做工的苦工，苦工的血汗养活了一些帮会。
这些帮会分子平时就是打架斗殴的惯犯，抓起来做劳役的多了去了，但是抓了一茬，总会冒出来一茬，甚至打击了一个帮会，还会有新的帮会冒出来，让官府也一个头两个大，感觉拿他们没办法。
但是朱敬伦有一个很大的疑惑，这些帮会打架斗殴不奇怪，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跑去南海县一个乡下去砸一间缫丝厂呢？这是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不止朱敬伦怀疑，刑部也在怀疑，暴徒背后站着的是帮会，那么帮会背后是不是也站着其他势力？
只是一时之间，他们还无法将背后的势力揪出来，因为他们抓到的一大批暴徒，只交代出了派遣他们的帮会大哥是谁，可那些帮会大哥嘴巴很紧，咬死他们是为民除害，是看不惯尚书家拿洋人的机器玩意祸害无辜的纺丝工。
刑部认定这些帮会头子背后肯定有人，可是要撬开这些人的嘴可不容易，这些吃江湖饭的人，得讲一个义字，如果是拿了别人的钱办事，事发了他们就得自己扛着，把背后的雇主抖出来不符合江湖规矩，以后也就不好再在江湖上混了，因此他们铁了心背这个黑锅，哪怕最后为此吃几年牢饭也不在乎。
“查，一查到底，我倒想看看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至于那些无业的暴徒，也别关着了，直接发阿拉斯加流放。”
既然这些寄生在底层劳工身上的帮会跟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那就干脆把这些毒瘤都发到殖民地去，让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去殖民地生根发芽吧。(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八节 锦纶堂
阿拉斯加的殖民地绝对不是什么好地方，至少对大明的老百姓来说，哪里如同地狱。
前年跟俄国人完成交割之后，大明第一年在哪里驻扎了八百驻军。
大明官方考虑的不是不够周详，甚至朱敬伦亲自关心当地的过冬事宜，叮嘱给没个士兵都要配发足够的冬衣，棉衣至少两件，棉被也是如此。连过冬的煤炭，都准备的非常充足。
可是第一个冬天，还是让来自南方的士兵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严寒他们对抗过去了，可是疾病却无孔不入，当春季来临的时候，足足一百多号人因病失去战斗力，最后半数没有挺过去，仅仅一个寒冬，竟让驻军损失了一成。
来自南方的士兵并非完全不能抗寒，有一个现象，在北方的城市中，往往是来自东北的居民率先穿上毛衣，棉衣，而来自南方的居民，很有可能在大学之前还穿着单衣，问他们，他们会说不觉得冷，甚至还要洗冷水澡。
是东北人比南方人更不抗冻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东北人之所以率先穿上冬衣，恐怕是一种对气候的应激反应，他们的身体因为生物钟的原因，在时节到来之后，率先感觉到冷，其实是在提醒他们该换一副了。
而南方人不觉得冷，其实是没有形成这种应激反应，因此他确实不觉得冷，他的身体还以为他们在南方呢，可真的长久的待在严寒之中，恐怕南方人要比东北人最先冻病。
正是这种身体从来没有接受过寒冷的刺激，导致大明士兵在阿拉斯加的冬天里，先后出现了各种不适症状，明明物资充足，可突然就病了，以发烧和痢疾为主要症状，他们准备的草药也没救活所有人。
眼看今年的冬天已经到了，广东还温暖如春，甚至还让人天天冒汗，可阿拉斯加已经是冰天雪地了。
真要把这些人发配过去，那至少也得明年初夏，驻阿拉斯加舰队前去换防的时候了。
在这之前，需要完成对这些人的审判，哪怕陈启沅表示不追求，但他们犯得是刑事案，按章程是政府要向他们提出检举的。
上公堂之前，一直关押在警察局之中，警察要对他们进行询问。
尽管废除了刑讯逼供，但从过去的狱卒、衙役等转变而来的警察，他们有的是非常规手段，不打你，但可以恐吓，威逼，甚至欺骗。那些帮会分子，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义气，但并不是人人都是硬骨头，在各种眼花缭乱的手段之下，还是有人招供了，有狱卒给某个犯人灌了两斤酒，然后套出了实话。
这些帮会分子后面有人，这大家都不怀疑，但是一直不知道是谁，结果审出来的结果，即让人意外，又让人觉得理所当然。
意外是，主使者竟然是一个商业行会，之前因为陈启沅官员的身份，大家都往官场上面想，都以为是得罪了官场中人，没想到却是一个民间行会，一个行会竟敢动尚书家的产业，这是活腻味了啊！
可是这个行会却有绝对的理由去打砸陈启沅家的商铺，因为这个行会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丝织业行会，名字叫做锦纶堂，在广州西关建设了一个锦纶会馆，成员涵盖了广州丝织行业大大小小上千家商铺，同时跟普通的丝户建立了复杂的联系，总之他们能够影响到的工人超过五万人。
理论上来讲，凡是在广州从事与丝有关系的生意，基本上这个行会都得受这个行会制约，否则就会被他们集体抵制。
可问题是，新兴的机器缫丝业，偏偏就没有加入这个行会，他们不需要行会的力量，不需要锦纶堂商人的渠道，因为他们自己产量庞大，直接跟洋人的商行对接，甚至都不需要跟洋人建立关系，直接在九龙的交易所进行交易，连买卖对方是谁都不需要知道。
一般来讲，尽管他们跟锦纶堂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大家连照面都不打，也还没到生死的地步。可问题是，机器缫丝业在陈启沅的推动下，发展的太迅速了。早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可是陈启沅的尚书身份让他们顾虑，还不敢下死手。但是随着今年数百家新厂接连开工，这些机器缫丝厂以巨大的胃口吞入市场上的蚕茧，在原材料数量无法短期提高的情况下，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茧价高涨，普通的丝户无法买到合适的蚕茧，锦纶堂的商人收不到生丝，一些作坊无法如期生产。
普通机户人微言轻，但是那些生丝和丝绸商人却财雄势大，眼看着他们的利益被一点点蚕食，而且完全看不到头，只看到越来越多的不跟他们合作的缫丝厂建立，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危机感。
终于大批富商站不住脚了，他们纷纷找锦纶堂的行首想办法，大家密谋一起出了一笔钱，找人砸了陈启沅家的丝厂。
为什么要砸陈启沅家的丝厂，不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家，而且因为整个机器缫丝业就是陈启沅极力推动的，哪怕陈启沅是工部尚书，他们也顾不到了，当陈启沅跟朱敬伦出国之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立马找上了市井上的帮会，出巨资让他们出手。
由于收到了一个难以拒绝的价格，这些帮会不但一开始就严厉保密，甚至连动手的人都不知道背后是谁在主使，更是让大家都抽了生死签，那些去砸丝厂的小头目，一个个可以说都是死士，他们如果敢背叛，江湖规矩是要三刀六洞的，关键是他们的家人也被人控制了。
越审越是让人惊心，最后刑部尚书觉得自己都兜不住了，他甚至不敢按照章程进行公检程序，他背不动这个锅，赶紧向陈芝廷汇报，陈芝廷得知后，立马报告给朱敬伦，陈芝廷也觉得这件事干系太大了。
一个商业行会，竟然让宰相身份的尚书令都感到烫手，这一点都不小题大做。
因为这个锦纶堂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清初，广东的桑葚鱼塘模式开始普及，导致生丝生产大大增加，加上广州一口通商，桑葚鱼塘供应的充足茧料加上洋商到来带来的巨大市场，大大推动了广州的丝织行业，经过康熙一朝的发展，广州的丝织商铺多达数百家。
数目这么庞大的商铺，必然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因此他们需要建立一套规矩，按照中国传统，是大家凑钱建立一个会馆，组建一个行会，对行业内部进行约束，参加行会的成员称作行东，大家共同推举出的为首者称作行首，对内行东和行首们商定规矩，大家一起遵守，避免恶性竞争，对外，一旦有纠纷，则大家一起出钱，由行首出面打理，凝聚起来的商业行会，让他们的力量大增，不管是面对来自官方的搜刮，还是面对流氓的勒索，他们都更有力量对抗，同时避免了恶性竞争之后，行业利益也得到了保障，他们的收益更丰厚，又更有力量保护自己了。
显然这是一种带有自发、自治性质的非官方组织，在各个成熟的行业中普遍存在。
但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行会，那倒也不至于让宰相都觉得棘手，锦纶堂不普通，非常的不普通，他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会，而是一个行会联盟，最先是雍正年间，广州一些丝织商铺和丝织工人共同捐资兴建的这个会馆，他涵盖了当时丝织行业的各个环节的利益群体，当时出资的就有1338个商铺号和个人。
但这个会馆，可不是给某个行业来用的，一开始的名字是广州丝织行业东家会馆，是由各个行业有头有脸的东家，行东坐在一起开会用的，当时出资和以后次休整出资记录中包括的行会线纱行、洋货敦仁行、洋货接织行、朝蟒行、宫宁线平行、金彩接织行、素线接织行、元青接织行、花八丝行、接织洋货行等十余个行业的行会，不是以单一行会，而是以行会联盟的形势出现，这在广州可是独一份。
正因为他包含的行业太多太齐全，因此建立之后力量十分强大。
对内，丝织业的不同行业，定期在这里进行沟通，商定各个环节的流通价格，可以说从蚕茧、到生丝，再到丝绸，刺绣等等跟丝有关的产品的价格，几乎都是在这个会馆中决定的。
即便是被官府授予独家贸易出口权力的十三行，在面对锦纶堂的时候，也非常棘手。十三行也在西关一带，巧合的是就跟锦纶会馆面对面。
于是每年当到了桑蚕和贸易季节，都是锦纶堂的各个行东先在锦纶堂开会，等他们商议好了今年丝织品的价格，然后才会跟对面的十三行沟通出口给洋人的货物价格，当然十三行在其中充当了中间人，让洋人可以跟锦纶堂讨价还价的作用，可跟其他行业十三行基本上就能决定价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说，至少在丝织行业，市场话语权不在十三行，而在锦纶堂手里。(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九节 一起承担
可以说锦纶堂从雍正年间就形成了气候，维持了上百年，让锦纶堂的行东们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危机的能力，所谓见的大风大浪多了，就善于使舵，而且他们十分善于使用暴力这个船舵。
真的怂恿那些丝户和丝工出面还不至于，那些人虽然也受了损失，而且损失可能更重，但是他们老实惯了，只会默默忍受，在加上鼓动百姓闹事，在任何朝代都会被处以极刑，所以他们的处理办法，往往都是行东们出钱，行首找门路，能找官的时候找官，找不了官的时候，就只能找流氓帮忙了，他们跟大大小小的各种帮会都有密切的往来。
“这么说来，他们也是被逼得急了？”
听完陈芝廷他们的调查结果后，朱敬伦不由的感叹起来，事情比原想想象的还要严重，机器缫丝业打击的不止是一个手工作坊，几乎打击了丝织的各个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是锦纶堂的行东。
本以为机器缫丝只是直接冲击家庭作坊和手工作坊的生产，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加入，也没有必要加入锦纶堂，而且现在经营机器缫丝的主要是乡绅阶层，他们不愿也不屑于跟商人为伍，因此根本就没在乎过锦纶堂的商人。
结果就是，哪怕他们推动了蚕茧价格的高涨，可是锦纶堂中那些经营蚕茧的商人，竟然也没有从中获利，因为丝厂都是直接深入农村跟蚕农收购茧子的，他们大都是将工厂直接建在乡下，就近垄断了附近的蚕茧，让蚕茧商人完全分享不到涨价的利益不说，甚至根本就很难收到蚕茧。
“这个锦纶堂的问题应该考虑进来，毕竟他们背后可是有着数以十万计算的普通丝户，但是他们必须为这次事件付出代价！”
朱敬伦立刻下决定道。
要让锦纶堂付出代价，这个成本很高昂，这就是陈芝廷颇为担心的问题。
“陛下有所不知，这个锦纶堂善于蛊惑百姓，当年英夷打广州，在三元里纠结一百零八乡乡勇，就有这锦纶堂在后面牵线。当时锦纶堂出钱，机房仔和打石工人出力，跟乡勇一起打洋人。真逼急了，他们是能说动织工闹事的。”
朱敬伦点点头，这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农村中男耕女织现象普遍，三元里抗英的时候，附近一百零八乡中，势必有大批的丝织户，锦纶堂在其中出钱出力，组织人手倒也有条件，只是让朱敬伦没想到的是，这个商业行会，竟然也跟宗族乡绅势力一样，可以深入广大的乡村！
朱敬伦相信，一旦逼急了，这些商人，也会像那些乡绅一样，鼓动宗族力量对抗官府，甚至都不需要学习，这样的商人之中，肯定也有大把本身就是宗族乡绅势力，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人由没有严格按照户口本划分，乡绅可以办厂转变成工业乡绅，那么也可以做生意，成为商业乡绅，甚至由于商业的史更长，商业乡绅的数量是远多于工业乡绅的。
他们不缺乏动员的知识背景，同样他们也有动员的条件。因为机器缫丝的发展，侵害了太多人的利益。从养蚕开始，除了那些纯粹的蚕农之外，丝织工人的生计无法保证，绸缎工人的生计无法保障，刺绣工人的生计也无法保证，连买卖生丝的商人，买卖丝绸的商人，买卖绣品的商人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
可以说机器缫丝业触动了整个丝织产业链的利益，其中除了原材料环节蚕农的利益外，所有人的利益都被侵害了，得利的无非是蚕农、机器缫丝业以及外国的消费者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机器缫丝业正在重组一个蚕农到缫丝厂再到外国丝织厂的新的产业链，因此对老产业，是整个产业链的打击。
尤其是那些数量庞大，依靠纺丝为生的城市和乡下丝工，他们的损失最惨重的。只是他们唯唯诺诺，缺乏组织，但他们心中有怨气，一旦有人带头，就是一场肆虐的野火。在中国这个有悠久的农民起义传统的国度，朱敬伦丝毫不怀疑会爆发一场农村丝工的起义，最后破坏乡村秩序，裹挟更多人。
但朱敬伦认为：“他们还是必须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治始终是朱敬伦最为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的观念，就在于官员们总是倾向于使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司法问题，法不责众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导致像锦纶堂这样可以发动庞大力量的组织，往往可以挟持民众要挟官府，让官府对他们不敢惩处，最后息事宁人。
现在他们连尚书家的工厂都敢砸了，虽然他们尽力保密，但如果不是感觉到哪怕是事发了，他们也未必会被严惩，那些还没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商人，未必会敢这么做，说起来还是有恃无恐的观念让他们选择使用暴力。
因为一次次使用政治的权谋手段来处理法律问题，政治总是寻求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法，导致司法的原则性不强，成为可以变通，可以被更改，可以被要挟的对象，老百姓怎么可能还会信赖司法，法治观念怎么可能形成。
反观商鞅时代，尽管他的法律并不是人人喜欢，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喜欢，可是大家却是相信法律的，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很清楚犯法一定会被追究。
法律可以让人喜欢，让人尊敬，也可以让人不喜欢，甚至让人害怕，但有一点，法律必须让人信服，否则法律就没有意义。
但锦纶堂的问题朱敬伦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不在乎那一群在大明通过机器缫丝融入世界市场之际，依然站在保守的一面，试图对抗，试图顽固的保护他们旧有利益的商人是不是会破产，但是他必须在乎数十万依靠丝织各行为生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完全脱离了土地的，在城市中，或者城镇中为生的无产丝织工人的生计。
时代变了，国家需要转型，旧有的阶层也必须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这是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他们不可能一夕之间就转型，他们既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也没有这个物质积累，他们没有能力毫发无伤的安身转身。
哪怕他们不会在生死存亡面前拿起武器起来抗争，朱敬伦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时代淘汰，所以朱敬伦还需要帮助他们安然的转身。
但最底层的苦工，他们真的是不具备这个转身的能力，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知识，锦纶堂过去虽然剥削他们，但说到底还能基本保证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丝织产业链条上的一个受益者，哪怕他们只能够维持生计而已，可锦纶堂一旦被摧毁，他们连这个仅能维持生计的链条都断了。
因此朱敬伦还不想真的摧毁了跟千千万万丝织户有密切联系的锦纶堂。
在新的时代，锦纶堂不是一个好的组织，不是一个有能力保护丝织户的组织，但他好歹是一个组织，是组织就必然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而存在的，丝织工人有他们，还能保持起码的秩序，连他们都没有了，丝织工人就真正成了无序的失业者，是无组织的无产阶级了。
既不能摧毁锦纶堂，还必须要惩处他们保持法律的尊严，又不能让他们鼓动百姓造反，这中间的取舍实在太难了。
朱敬伦叹了一口气，他都感到为难了，更何况是陈芝廷了。
后世当遇到产业转型的时候，欧美的发达国家都够喝一壶的，撒切尔夫人当年主持的产业改革，让多少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人骂了她一辈子，哪怕她让英国重新恢复了活力，但她却始终是一个争议人物。
在有各种社会福利保证的现代化时代的英国，都出现这种情况，在没有任何社会保证的这个时代，大明的纺织工人在面对转型的时候，他们将承受多么巨大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当然让手工工人们转型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大势，要么继续保守下去，直到被差距越来越大的西方淘汰，沦为这世界上的三流国家，要么是坚持短暂的阵痛，挺过这段艰难的时期，迎来未来的生机。
但这个阵痛，不能全部都让丝织工人承担，不能让他们一个阶层去面对所有的痛苦，而且他们有的人即便是有面对痛苦的勇气，却没有承受阵痛的能力，他们必然被淘汰，可他们不是物件，过时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让他们有尊严的活着，或者哪怕没那么有尊严的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因此这个阵痛，不能由某一个阶层承担，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西方人是通过社会福利，让成本向全社会转移，大明没有这一套系统，目前也没有建设这一套系统的能力，因此朱敬伦的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很难。
朱敬伦想了一下：“让我见一见锦纶堂的话事人！”
朱敬伦需要锦纶堂的决策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法律一个尊严，但他还需要锦纶堂联系千万纺丝工人的组织系统，来帮助整个手工丝织业的工人度过危机，所以他必须见一见锦纶堂的主事者。(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节 认罪
陈芝廷他们很快就去安排了。
锦纶堂目前的行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绸缎商人，姓金，他是从十三行时代走过来的人，走过中国丝织最辉煌的时代，也迎来了这个开始没落需要转型的时代。
过他手的绸缎，曾经行销整个东亚，也漂洋过海到过洋人的国度。后来他一步步看着洋人进口丝绸少了，又一步步看着进口生丝也少了，他看着洋船拉着一船船白银来换中国的丝绸，又看着他们拉着一船船白银转为换取中国的茶叶，最后还看到了洋人不再拉来白银，而是拉来一船船的鸦片。
他对鸦片不感兴趣，对茶叶也不了解，他只懂丝绸，他从学徒开始，一步步积累到有了自己的商铺，从小本买卖一直做到锦纶堂的行首，他经了太多，但是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洋人突然就不喜欢中国的丝绸了，后来连生丝都不喜欢了。
尽管他听说洋人自己学会了养蚕，学会了缫丝，学会织稠，但他始终坚信只有中国的绸缎是最好的。
直到等到他老了，他看到陈启沅那些后辈，反而从洋人手里学来了洋人缫丝的法子，他才不得不承认洋人的丝缫的精细，缫的更匀称，那么相比他们的绸子织的也不会差，尽管理智上他不得不承认，但他心里很难接受。
他很失落，他不知所措，眼看着陈启沅们的机器缫丝厂掐住了他们的咽喉，他对这些背弃了传统，不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用老法子纺丝，不肯老老实实从锦纶堂的茧商手里拿货，而且不愿意跟各行各业的行东一起商量，不遵守丝织行规矩的机器工厂主们感到深恶痛绝，他觉得这些人背叛了祖宗。
所以金行首跟其他各行的行东们商议之后，他们觉得给这些数典忘祖的洋人丝厂一个教训，他们不可能将乡间四处开花的丝织厂都砸掉，四处怂恿人开厂的陈启沅就成了最好的目标。
于是金行首找到了几个他认识了几十年的打行老辈，让他们出面联系了一些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江湖人物，最后真的砸了继昌隆缫丝厂。
金行首在朱敬伦面前认下了这一切，他已经是土埋脖子，大半个人都进了棺材的年纪，犯不上敢做不敢当。
即便治罪，他也罪不至死，更不会祸及家人，这不仅仅是大明废除了株连制度，也不是他们的罪行不够重，只是他觉得他是在为成千上万的人出头的，要治罪大家都有份，大家分一分，这罪也就不重了。
“老人家，既然你承认了，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不管你觉得这机器缫丝好，或者觉得不好，你们砸了人家的厂子，还烧死了人，这都必须伏法。”
金行首承认是他派人去砸场的，他认这个事实，但他心里不服，他不认罪，更不伏法。
他踏踏实实的坐在朱敬伦面前的椅子上，丝毫没有一个平面见到皇帝的那种战战兢兢，大概是把人生看透了，或者心中实在有悲愤，又或者他真的觉得自己做的对，他心中有理，有理底气就足。
所以说话就有力：“我们不砸他们的机器，他们就要抢走千万丝户的饭碗。烧死他们的人是不对，但千万饥寒的丝户就该活活饿死吗？”
朱敬伦心中感叹，这老人果然挟持民众了，但他说的如此自然，说明他心中真是这么想的。
朱敬伦叹道：“老人家，我请你来就是考虑过跟你们做生意的千万丝户生计日促，但一事归一事，丝户的生计要管，这以武犯禁的事情也要管。”
金行首道：“老朽敢问皇上要怎么管丝户的生计？”
朱敬伦道：“和衷共济共度时艰！”
金行首道：“怎么个和衷共济？”
朱敬伦叹道：“机器缫丝是大势所趋，今天我们不用机器缫丝，洋人却在用机器缫丝，我们自己不夺了丝户的饭碗，迟早洋人也会夺了他们的饭碗。所以我们用机器缫丝，也是势在必行，时不我待了。但机器缫丝让茧价过昂，丝户承担不起，确实生计艰难。可也只能顺应大势，唯有让所有的丝户都进入机器丝厂做工，方能保住衣食生计。”
金行首摇头：“茧数有恒。机器之缫丝，以一敌十，一人丰则十人欠，一户足而十户饥。全用机器，活一人死九人！”
金行首在这一行浸淫了一辈子，看的透彻的很，蚕茧数量是有限的，同样的蚕茧数量，用机器缫丝，一个人干十个人的活，那必然有九个人没有活干。
朱敬伦也知道这个道理，他答道：“唯有广植桑，多养蚕一途。”
金行首还是摇头：“辟土栽桑，一年插苗，两年长叶，三年始得养蚕。丝户一日不食则饥，两日不食则弱，三日不食则僵，四日五日则死。”
栽桑养蚕来不及。
朱敬伦当然知道，可这已经是唯一能做的了，总不能因为传统产业工人不能不吃饭，而不发展新产业。这些工人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进入新的工厂做工，但是新产业不可能完全容得下他们，因此大多数人恐怕还得面临转行的选择。
新技术的出现，淘汰了旧技术，也淘汰了使用旧技术的人，旧人要么选择采用新技术，要么选择离开这个行业。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话说出来，是那么的残酷。
朱敬伦沉默了许久。
“老人家，你活了这么大年纪，大浪淘沙的道理你应该懂。总有些人要走的，能留的我们只能尽量留。官府能做的，只能说尽量让机器丝厂多用丝户。但机器缫丝以一敌十，却也是杯水车薪。只能紧着那些最穷苦的人来，紧着那写家里没田可种，只以制丝为生的丝户。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都有谁，你们锦纶堂知道，送他们去丝厂做工。”
金行首也沉默了许久。
道理是那么个道理，事实是那么的残酷，从皇帝口中说出来更显得残酷，那些丝户就那么被淘汰了，金行首是饿不死的，但是那些他熟悉的，跟他一起成长，和他看着成长的后生们，难道就真的再也不能在这个行当讨一口饭吃了吗。
他们被官府抛弃了。
“就不能不办洋厂吗？哪怕缓几年，让大家伙喘口气。”
朱敬伦叹口气道：“时不我待啊。我们缓几年，洋人可不缓，我们喘口气，恐怕以后都得喘着气了。”
老人还是那么坐着，但身上的精气神仿佛被抽空了一般，那种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丝户的绝望，让他难以承受。
朱敬伦不忍心，只能好言宽慰：“总的说来，将来肯定是好的，一个人能干十个人的活，就应该多拿几个人的工钱，说到底最后大家日子会更好过，只是要等上几年，等桑种多了，蚕养多了，大家才都能有活计。”
金行首依然沉默，将来也许是这样，但谁说的准呢，可眼前却一定是过不下去了。
朱敬伦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尽量让新的缫丝业雇佣传统的工人，而且尽量保证那些只会缫丝的工人的生计，至于有其他收入的，只能暂时以其他收入为生，虽然缺少了缫丝收入的补贴，他们的日子肯定会过的极为艰难，但他们不承担这种阵痛，谁来承担呢。
又全社会来承担，这是朱敬伦的美好愿望，社会承担，也就是将那些人的损失，由官府来承担，可目前官府的财政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下去。
广东有两千多万人，完全依靠丝织业为生的工人，恐怕也就是十几万人，但是那些男耕女织，以丝织来补贴家用的家庭，却不可计数，珠三角一带的桑葚鱼塘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多少自己缫丝甚至一直织出绸缎成品的家庭非常之多，恐怕是用百万计算的，这么庞大的数量，如果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成本，一个家庭就用三两银子来算，一年也得是千万级别，支撑一年两年还行，长久下去，无异于满清王朝养活八旗子弟一样。
清廷用几亿人养活几百万八旗子弟都承担不起了，大明国如何能以三省子弟长久的补贴几百万兼作丝织的家庭呢？
所以朱敬伦最后能做的，也只有有限承担了：“老人家，官府不能坐视不管，但官府也有官府的难处。三年内，新建的机器丝厂只能招收老丝户。但找不到活计的丝户，官府每年只能给三两银子救急钱。”
朱敬伦刚刚说完，金行首那已经浑浊的眼睛勐然好像泛起了清光，眼睛大大的睁开。
他有些不可思议的确认：“官府给丝户发银子？”
朱敬伦点点头：“和衷共济共度时艰，他们之难，官府之急。”
这是朱敬伦一早的主意，他自己并没有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他觉得这是应该的。
可是他不知道这种事情给金行首的心理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
“这当真吗？”
金行首说话都有些颤振了。
“当然当真！”
朱敬伦说的果决。
金行首突然颤颤巍巍的要站起来，朱敬伦赶紧上前扶他，旁边的黄三公眼明手快，抢先一步，却不知道被金行首哪里来的一股力气给豁开了。
然后金行首就那么颤巍巍的跪在地上叩了一个头。
朱敬伦连忙拉起来：“老人家这可使不得。”
刚才进来的时候，朱敬伦也没让老人磕头，金行首那时也没磕头的想法，做做样子，朱敬伦一扶就坐下了，以他的年纪已经到了见官不拜的时候了。
可是这回朱敬伦扶着他起来，他却死死的跪在地上，话音颤抖的说道。
“都说皇上是仁君，老朽信了。老朽替千千万万的苦丝户谢过皇上了。”
他磕完头才愿意起来。
但这时候朱敬伦反而开始问罪了：“老人家，百姓的生计官府会管，但砸人工厂的事情，官府也得管啊！”
金行首面露着微微的笑意点着头：“是老朽的错，老朽甘愿服罪！”
朱敬伦没在说话，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就算认下了所有的罪行，按照目前的法律条文，也不会真的判什么刑，象征性的宣判一下，然后就让他在家里安养天年去了。
这也算是朱敬伦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到最后恐怕只需要惩处一下那些地痞流氓，流放一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到殖民地去而已。
可让朱敬伦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根本就没按他的预料发展，金行首认罪了，但是他还是不肯接受审判！(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一节 牌坊
昨天少发了一章，今天补上。
锦纶堂行首金茂才面见皇帝，这是整个锦纶堂行东们翘首以盼的事情，尽管他们雇凶砸机器的事情事发了，但是反而没了压力，这件事挑明后，他们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他们不怕官府的追究，牵扯到数不清的人的情况下，官府只会高高抬起轻轻放下，这是他们上百年的经验。
果然，连皇帝都出面了，皇帝出面，他们更不担心你了，这意味着官府的重视，意味着六部、宰相都不敢管，那么皇帝出面也就只能是最后的安抚了，让他们唯一担心的，或许是最后会找出几个领头的祭旗。
所以也有一些人人心惶惶，如果要祭旗，金茂才这个行首是跑不了的，行首吗，不就是拿来干这个的，不就是拿来当替罪羊的吗，可问题是如果官府不止拿一个替罪羊呢，因此几个有头有脸，平日里在锦纶堂中地位最高的行东也有些惶惶不安。
金茂才一进皇宫，他们就坐不住了，但此时为了防止瓜田李下，所有人都紧闭门户，十分低调，可是下人是一个劲的往金家派，不断的打探金茂才的消息。
金茂才一回家，这些人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不只如此，他们还收到金茂才的邀请，金行首要宴请锦纶堂所有的行东，就在锦纶会馆里。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金行首有心请客，说明金行首平安回来了，也说明官府不予追究了，当然此时请客，恐怕得出一笔钱，第一是给金行首压惊，第二恐怕也是金行首的意思，这么大的事情，连皇帝都惊动了，少不了事后还得花钱打点，这需要大家一起出钱。
因此当众行东赴会的时候，各个都怀揣着一叠钞票或者银票，等到了锦纶会馆的时候，他们发现来聚会的可不仅仅是各个有头有脸的行东，近乎锦纶堂所有的大商家都来了，从茧商到绸缎商，锦纶堂各个行当，不但行首到了，其中凡是有名的大商户，也都来了。
大家不由腹诽，金行首才刚刚见过皇帝，就搞这么大的阵仗，这也太张狂了些，要么是他真的很高兴，要么就是遇到大事了，否则不会让几乎所有大商人都来。
锦纶会馆这种商馆，是一种特别的建筑，他不但是商人聚会的地方，还带有宗教性质，各行各业的会馆中，都祭拜着不同的行业神，这种传统在宋代就流行了，比如戏曲行当，供奉的是唐明皇，木匠行当供奉鲁班，连青楼都会供奉管仲或者柳永，也有供奉其他神灵的，比如山陕会馆这样的区域商会，他供奉的跟武行是一个神灵，关公，晋商说关公是山西人，因此在外地建的会馆都敬拜关公，因此有时候有的地方将会馆也叫做庙。
因为会馆还是一个祭祀庙宇，所以就不需要遵守民宅的规制，商人又有钱，就开始攀比，很多会馆为了彰显实力，规模甚至堪与王府媲美，山陕会馆的墙高就有九丈，甚至很多地方都是雕龙画凤的，若是民宅早就被官府拆了，可其中有武圣关公的像坐镇，官府就不敢管，否则就是不敬圣人。
锦纶会馆敬拜的神灵是张骞，就是出使西域的那个张骞，中国人喜欢给功成名就的英雄身上安上各种神话，传说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寻找黄河源头，张骞乘木筏直达天河，一位妇人赠之一石。张骞回朝后将这块石头拿给善卜的严君平看，严惊讶地告诉他，这是织女用来支撑织机的石头！此后不久，张骞便创制立法传之丝织业。
这显然是民间传说，刻意给丝织行业敬拜张骞安一个名分，一般情况下，丝织行业供奉的神灵都是嫘祖，是黄帝的妃子，传说嫘祖发明了养蚕。至于张骞之所以受到丝织行业的崇敬，估计最大的关系是张骞在汉朝打通西域的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绩，让汉朝打通了丝绸之路，因此才得到丝织行业的敬爱，之所以发展出这些神话传说，无非是为了抬高张骞的身价，就好像晋商供奉关公的目的一样，让别人不敢欺负他们。
锦纶堂正厅**奉的神像旁写着“汉博望张侯”几个字的牌匾下，按照惯例摆着几张桌子，只是今天的桌子比往日多了一桌，其他三桌都已经坐满，另一桌却还没人坐。
大家都很好奇，这请的是什么人，锦纶堂聚会的时候，也有请外人的习惯，过去就长长有十三行的行商莅临。
可是今天就不知道是谁了，对方迟迟不来不说，金行首也迟迟不现身，慢慢的大家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了，纷纷胡乱猜测起来，本来喊这么多人来，大家以为是没事了，可现在这情况，不像是没事的样子，把所有人都叫来，要么是没事欢庆，要是有事的话，那绝对不是小事。
就在大家惊惶未定的时候，突然几个金家的家丁带着几个身穿青衣的客人入内，顿时众人更不安心了，因为这些人穿的，是官府衙役的皂衣，这些人是官差。
还好，官差不是来抓人的，他们被请到了第四张桌子，这是上席，这些官差是贵客，也对，能摆平这次的事情，当然要官府差役帮忙，请他们里，看来是这些人出了力气。
众人的心刚刚放下，可突然就又紧张了起来，他们看到金老爷子带着几个儿子出来了，金老爷子依然是锦衣华服，难掩一副见过风浪的大气度，可是他几个儿子却人人一副愁容，最让人不舒服的是，这几个儿子全都穿上了一身孝衣。
金行首宴客的时候，他儿子穿白衣，这也太不吉利了，除非他家真有丧事，可有丧事，那就不该出席啊。
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都都不敢问，今天的气氛明显不对，越来越诡异，连几个差役脸上都露出古怪，可他们也都不敢问。
金老爷子迈着大步，丝毫不像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改有的气势，笑容满面不断的向着一个个熟悉的朋友拱手，转了一圈之后才入席。
金老爷子轻轻端起一杯酒，别人看见，连忙也举杯，一桌传一桌，等传到靠近门口的下席的商人的时候，他们早就站了起来。当所有人都端起酒杯之后，金老爷子慢慢站了起来，别人不敢不起来。
金老爷子没喝酒，而是转身冲着汉博望侯的神像躬身，将酒洒在了地上，这一杯酒是敬张骞的。
锦纶堂后堂的地上，马上就湿了一层，青砖地面的颜色变得更重。
“承蒙博望侯爷照拂，如今虽然日子不济，但我等商末日子倒也能过的下去。盼张侯再保佑，能重开丝路，我等子孙万年断不敢断了血食供奉。”
说完才转身向众人示意。
但大家没人坐，金茂才就一个人坐下，他的几个儿子都站在桌边。
别人不坐，就是等他说话。
金茂才也不拘谨，坐着就说开了。
“老朽今日得以面圣，家门幸甚，丝商行幸甚。奈何天下大势，岂人力能抗。即是圣上，也不能逆天。”
众人一听，似乎面圣的情况不太好，更不敢说话了。
金行首继续道：“机器缫丝，洪水勐兽，人力岂能抗拒。”
终于有人说话了，坐在金老爷子旁边，同样是老人模样的一个丝商问起来。
“圣上莫非斥责了行首？”
金行首摇摇头：“老朽一把年纪，岂会怕人斥责。所怕者，无非是断了后世子孙的衣食，坏了丝业行当千古的规矩罢了。”
“诸位高朋，这条路恕老夫不能跟大家伙一起走下去了。”
金行首的语气突然变得没落。
“行首何出此言，大家伙可还仰仗着行首呢。”
另一个丝商说道。
金行首摇摇头：“大家伙抬爱，老朽无能啊。老朽今后挡不起厂丝了，也奉劝诸位熄了逆势而行的打算。”
听到金行首竟然放弃之前大家约定的，坚决不买厂丝，不跟机器缫丝厂为伍的约定，顿时几个在抵制厂丝受损最严重的丝商不干了。
“行首，当初大家可是听了你的倡议，才发起抵制的。虽不敢说让那些洋厂无丝可卖，可也让他们只能跟洋人做买卖。今天你说你不挡了，这算什么？”
金行首看到几个气急败坏的后生，却也不发怒，也没法发怒。
叹了口气道：“这以后啊，不止是缫丝要用机器，织稠也要用机器了。”
广州丝绸业，过去都靠手工，有丝绸作坊，也有一些织户在家里织稠，有的丝绸商人自己也办作坊，也收家庭作坊的产品，还有的是包买生丝给织户织稠，然后包销，总之这个行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什么界限。
但是一听他们还要用机器织稠，那么不管是办作坊前店后厂的大绸缎商，还是那些包买的小绸缎商，一个个也坐不住了。
“行首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是让大家以后看着他们做大，大家一起等死吗？”
金行首摇摇头：“稍安勿躁，老朽经的风浪多了，但这一回的格外大，格外凶，听我一句，这回怕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了。不想等死的话，就学着顺应大势吧。老朽已经交代下去，今后我金家也要开丝厂了，大家伙要想入股，老朽欢迎之至。”
顿时丝商、绸缎商都有些怒了，顾不得金老头几十年的积威，大声吵闹起来，有朝着金行首吵闹的，有自己之间争吵的。
有几个年轻的甚至要冲上来：“好一个不跟我们走了，抵制洋厂是你说的，到头来你却要去开洋厂，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金行首的儿子也很恼怒，就要冲上去跟几个年轻商人厮打，金行首摆了摆手。
“交代是要给大家伙一个交代的。也要给官府一个交代啊。”
说着对那几个已经吓的不敢说话的差役说道：“之前的事情都是老朽一人做下的，跟在场诸位行东无干，老朽一人做事一人当。诸位请稍带片刻，老朽更衣之后就跟你们走。”
几个差役连忙拱手说请金爷自便。
他们只是南海县最底层的差役，虽然官府给安了一个候补官的身份，正经的九品官，但是知道这不过就是一个说法，跟过去的衙役又有什么分别，可是金行首可是能见皇帝的人，得罪不起。
因此今天金家来人突然主动来官衙自首，说请他们去拿人，他们还以为是美差，来了之后，聪明的他们早就察觉情况不对了，为首的已经决定，如果对方不配合，今天这人就不抓了。
商人们一听也不闹了，感情事儿没摆平啊，这些差役不是来吃席，是来抓人的，金老爷子把所有事都担了下来。
大家都不说话了，看到金老爷子在几个儿子的陪伴下，慢慢的走进祠堂中。
一刻钟之后，里面突然传出了嚎啕哭声，金老爷子的大儿子金广利走了出来，双眼通红的请各个行首和差役进去。
大家好像觉出了什么，没人敢说什么，老实走了进去。
他们没见到金行首，但是看到了一条摆放在神像后面的棺材，香楠木打造的厚实棺木，上面雕琢明细，十分上等。
几个儿子扶棺痛哭，而金老爷子已经躺在里面了，却闭上了眼睛，面色尚还红润，但却慢慢变白，这竟然是死了。
几个有头有脸的行首顿时就呆住了，原来金行首说不能跟他走下去，不是说不跟他们做生意，也要办厂缫丝织稠，而是说人生这条路他不走了。
差役也傻眼了，原来金老爷子说要更衣跟他们走，则更衣更的是寿衣啊。
金老爷子白手起家，到了四十才娶亲，五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大儿子金广利今年也才四十岁，但是金老爷子知道创业艰难，并没有因为老来得子而有半分松懈，反倒是希望儿子能守住他的家业，对老大要求格外的严格，其他几个儿子是有名的纨绔，可这老大却是有名的老成持重之人，早早就进入丝织行跟在老爷子的身边言传身教，已经能独当一面，除了金老爷子的茂记丝行外，还独自开了一家广记绸缎庄。
金广利也很伤心，但不像几个弟弟，他还能接人待物。
压着心中的悲愤，他一面向各个行首解释：“这棺材家父三十年前就准备好了，今天才用上。家父有遗言，今后金家子孙不在担当行首，以后锦纶堂就仰仗各位了。金家今后将办丝厂，绸厂，要是今后跟各位有个山高水低得罪的地方，还望看在亡父的面子上，大家能高抬贵手。不过若是大家有意入股，金家来者不拒。”
几个行首跟金茂才交情匪浅，说起来他们都是金茂才的后辈，很多都是受金茂才恩惠才做到如今的地步，加上突然目睹了金茂才从活生生的模样变成尸体，心中感到惊惧，此时都说着客气话，请金家节哀，还说赶紧给老爷子办了丧事才是正经。
金广利又跟差役们解释：“家父鲐背之年，说是不想还在这个年纪到公堂上走一遭，怕身子骨受不住，就先走一步，各位大人若是要拿人，活人是拿不走了，棺材可以抬走。”
差役忙说没这个道理，拱手就出了祠堂，他们心中暗骂晦气，本以为是一个美差，到这种豪商家中抓人，不但是一个露脸的事情，就是对方家人也得好生打点着，官府虽然禁止，但往往睁只眼闭只眼，这种钱还是可以收的，但没成想碰到这种事。
说身子受不住是假话，怕是这种大户人家看不起人才是真的，金茂才这种人，到了这把岁数，不想在刀笔小吏手里受辱，故意自杀的例子可不是这一遭，只是让他们哥几个碰上，就只能自叹倒霉了。
但心里还是有气，一个商贾之流，神气什么，真把自家当成官宦人家了，呸，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象！
差役走了之后，几个行首慢慢也镇定下来，知道了原委。
原来金茂才进皇宫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打算跟皇帝当面据理力争的，怕恰连到家人，甚至将小儿子一房提前送到了香港。
从皇宫回来后，就交代了几个儿子，留下了遗言，不打算活了。这才一边请来锦纶堂的各个行东，一边还请来差役，同时几个儿子则穿着孝服。
棺材是三十年前就准备好的，寿衣也在十年前就备办齐全，而那杯毒酒则是入宫前就备好的，此时全都用上了。
行东们叹口气，说到底金老爷子还是为了大家伙的事情，才豁出去了性命，这件事锦纶堂不能不管，这不仅是金家的私事，也是锦纶堂的公事。
虽然金家不缺钱，但是大家还是决定，要给金老爷子分广大葬。不但全体行东都要来，跟锦纶堂有生意往来的丝户、织户能找来的也都要找来，说到底金老爷子给丝户们争取到了三年的养家银子，这功莫大焉，大到最后他们要给老爷子建一座祠堂，供后任奉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