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七节 婚姻介绍所
朱敬伦看到报纸，不由暗骂一声，“丢人败兴的玩意儿”，“怎么就管不住裤裆里那东西呢”。
为了这种事杀人，朱敬伦还真下不了手，而且他也不想干涉，军中自有法度，那是一套制度，制度不灵了，朱敬伦才会管，制度在运行的时候，朱敬伦就不会管。
可这回制度好像不灵了。
因为军事法庭判了士兵无罪。
“你可一定要娶我，不然我死了都不放过你！”
法庭结案之后，一个十**岁左右的宫女恶狠狠对一个垂头丧气的士兵怒喝道。
“知道了。”
士兵沮丧的回答，还不是抬眼偷偷瞄一下宫女。
宫女很漂亮，不然他也不会犯二。
他是晚上执勤的时候，看到了出来解手的宫女，断喝了一声，宫女吓呆了，他也呆了，犯下了糊涂事，但是中间宫女并没有反抗，他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这宫女性子狠辣，第二天就直接去告官了。
迫于无奈，此时紫禁城已经对记者开放了，结果记者就听闻了这件事，大肆的报道。
清宫的宫女无疑是很有姿色的，不敢说一个个都国色天香，但起码是中上水平。
最起码一点，不可能长得很难看，那样的早就被打发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普遍营养不良的国度，宫女一般不会缺医少穿，基本上长得比较富态一些，越穷的地方，审美就越是富态，公子哥们或许喜欢那些弱不禁风的美女，但是民间还是很喜欢屁股大的女人的，这样的女人好生养，以这个标准来看，紫禁城里到处都是美女。
加上大头兵一个个，都是没见过美女的家伙，长期在军营也早就憋着一股火气，看到有人弄了宫女没事，一个个心思就活络起来。
审判结束第二天，就有人问第一个士兵：“牛二，听说你小子弄了个格格。”
牛二骂道：“屁的格格。”
留在皇宫中的格格还真没用，因为这次慈禧准备逃跑的时间更充裕，一个冬天呢，她发现调兵调不动，能调动的兵又不能打仗，洋人看来也靠不住，早就在暗中准备逃亡了。
所以牛二的老婆真的不是一个格格，而是一个破烂的北亰城郊外的丫头。
但传说是禁不住的，这里可是皇宫啊，没有个格格公主的，大家都不信。
于是牛二就弄了一个格格，因为别人都信，所以千真万确。
见到牛二弄了一个格格都没事后，许多士兵们心里就活动开来了。
敢于触犯军规的总是少数，但这少数总是存在，很快就接二连三的有宫女被人强女干，不到一个月竟然爆发了上百起此类事件。
军法官们恐慌了，军官其实也恐慌了，他们觉得军队都要控制不住了，每天晚上组织巡逻营到处巡逻，也已经枪毙了好几个士兵，因为他们强女干的姑娘回头上吊了，结果他们没能像牛二一样，以娶人家为代价平息事端。
这时候士兵们发现，靠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行不通，成本也太高了，弄不好就枪毙。
但不止士兵有找老婆的需求，其实宫女未尝不想找一个丈夫，深宫之内阴盛阳衰，除了太监外很少有男人，因此一个个宫女其实也寂寞的很。
有需求就有市场，士兵们常住皇宫，宫女们也在这里干活，一来二去熟稔了，就有人勾搭起来，有士兵跟军官说他想成亲，要军官保媒，而宫里的老宫女们也找到了发财的门路，她们对这些军饷不错的士兵们说，只要给他们一点钱，他们就帮忙牵线说媒，一时间生意甚是红火。
这时候皇宫中的男女关系才算走上正常，几千个宫女还上万士兵在一起，都是适龄的青年那女，很快就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大的婚姻介绍所。
士兵们觉得娶一个宫里的女人有面子，即便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军官也眼馋，他们其实是比较有文化的，但是也觉得宫里的女人都懂规矩，就跟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娶回家去当小妾是不错的选择。
而宫女们打听到这些士兵军饷丰厚，而且兵荒马乱的，她们大都以为这次大清国是在劫难逃了，肯定是灭亡了，跟这些大明国的士兵成亲，总好过在兵荒马乱中回家。
第三则是为了一点红包的媒人从中不断的说好话，时间不长上千对新人就按照传统，下了聘书，约定等回去了就成亲。
朱敬伦也都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了，他觉得他的军官和军法官们，似乎应对这种突发事件十分没有经验，竟然最后闹到几十个人被枪毙的地步，朱敬伦向来认为，如果士兵不是因为逃跑这种事被枪毙的，那么军法制度就一定有问题。
这次肯定也有问题，但是硬要说问题出在哪里的话，那就只能说军官们对这种士兵难以抵抗诱惑的情况，缺乏经验。女人是一种诱惑，金钱同样是一种诱惑。要不是徐荣村没让士兵亲自去搬宝贝，难保多少士兵因为止不住贪念被枪毙呢。
还有外国记者想尽办法来采访朱敬伦的时候，问到这个让人尴尬的问题。
“这是爱情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即便是森严的军法也无法制止。”
朱敬伦只能嘴硬咬牙唱高调。
“可是他们被枪毙的罪名是强女干啊，难道不是贵军的军纪出现问题吗？”
洋人记者很不给面子。
朱敬伦只能摆摆手，狗腿子黄三公马上大臂一伸：“送客！”
这一次邀请记者北上，完全是一场失败的作秀，不但被批评军纪不行，而且各国记者更是对明军的抢劫行为大加批评。
紫禁城里一车车的宝贝往天津拉，确实很难给他们解释，对外朱敬伦的口号是为了保护国宝，但显然没什么说服力。
“三公，看看徐荣村有没有发来电报！”
占领北亰已经一个月了，离奇的是清廷反倒不知所措一般，不来谈判了。
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敢直接跟明军接触，奕欣这一次打死都不会留在北亰，占领北亰的可不是只图财不要地的洋人，这可是反贼啊，跟反贼谈判，二锅头喝多了？
徐荣村的电报没有，但是洋人的照会来了。
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要求调停明清战争。
看来奕欣一直在跟洋人接触，一次就请动了四国洋人，不知道这败家子到底出卖了多少利益啊。
朱敬伦听到这个消息，就不由惋惜，四个豺狼能同时出动，没得到足够的好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八节 明清和谈
大明无人愿意谈判，攻占北亰城的消息，早就点爆了这个国家，这么一个新生的国家，突然间就涌现出无数的爱国者，茶馆里，酒楼里，都在大肆鼓吹大明才是正统，大明皇帝才是天命所归。
林福祥回到阔别了五年多的家乡后，他觉得他都有些不认识家乡了，当年他走的时候，朱敬伦和他以及其他广州官员和乡勇才刚刚参与收复了广州城，五年后他回来的时候，朱敬伦已经成了皇帝。
他这几年其实过的一点都不比朱敬伦平淡，尽管没有爬上朱敬伦那样的高度，那是因为他走的路荆棘比较多，也因为他从来就没往做皇帝这条路上走。
当年因为收复广州城之功，他被黄宗汉保举做了赣州同知，带着他的八百水勇，到江西跟太平军作战，由于他手里有兵，而江西正是用兵之地，他升官很快，历任南昌、抚州、饶州知府，吉安赣宁兵备道，二品浙江布政使。
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如果不出意外，他很有可能成为左宗棠这样的晚清名臣，但功劳是军功得来的，总是来的快去的也快，他终于战败了，败在了新近崛起的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手里，也幸好是摆在李秀成手里，换任何一个太平军将领，他都死定了。
可是李秀成没有杀他，当时李秀成已经开始施展抱负，纠正了太平军之前的所有做法，开始向文人士大夫倾斜，也就是说他背叛了农民革命，竟然试图跟地主阶级同流合污，在乡下他保护地主的财产，在城里他安抚投降的清朝官员。
林福祥没有投降李秀成，李秀成也没有杀他，而是给了他100两银子，将他释放。
李秀成释放他后，兵荒马乱的，林福祥一路南下，进入了浙江衢州地界，而这时候左宗棠已经崛起，从太平军手里收复了衢州将林福祥抓捕，历史上左宗棠直接将他捕杀，因为听说他曾经帮太平军做过事。
可是这一次左宗棠没有，因为左宗棠听说广東的朱敬伦曾经是林福祥手下的兵，仔细问过确认消息后，左宗棠认为奇货可居，可还没想明白要怎么用这个人呢，明军就打过来了，顷刻间占了福健，次年衢州又被太平军复占，林福祥再一次落入了太平军手中，李秀成依然没有杀他。
这时候林福祥才得以返回家乡，他内心羞愧，直叹八百家乡子弟随他北上，竟无一人得以全身而退，身边就只有一个仆人，广州人肖阿巧。
肖阿巧也是命运多变，本来就是广州城一个买菜的，家人被洋人摧残，他奋起反抗，最后竟然成了英雄，跟林福祥南征北战，他觉得这辈子不亏了，比当一个菜贩子值了太多。
“大人，朱大人现在是大明的皇上了，要不咱去找他去，大人满腹经纶在哪里都不愁有官做。”
肖阿巧长了几年见识，虽然依然没学会读书写字，但是见的东西多了，见识也就多了，过去的他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林福祥叹了口气：“老夫倦了，不想参加政事了，老夫只求回乡做一老农，了此残生，阿巧你想去哪里？”
肖阿巧叹道：“大人去哪里，阿巧自然去哪里了。”
林福祥点点头：“好吧，你亲人都已经不在，就随本官去香山吧，给你娶个媳妇，买上几十亩地，也不枉你跟了本官一场。”
肖阿巧高兴的张嘴笑起来，嘴里的牙都不多了，很多都是在战斗中被打掉的。
走下了香山的码头，比林福祥过去见到的码头，何止大了十倍，竟然也有那高大的，冒着黑烟的轮船停靠，之前林福祥只在上海见过。
但钱一样好使，花了几两银子，雇了一艘船直接就开到了香山县城附近，他弟弟林福勇早就在码头上等候他了。
弟弟告诉林福祥，这几年托朱敬伦的福，没有官吏欺压，生意好做了很多，林家在澳门的生意做的也不错，因此还能维持家业，既然林福祥回来了，就交给林福祥打理。
林福祥拒绝了弟弟的说法，他说他不想过问世事，打算专心著书立说，此前他在江西和浙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但还没有完成，他还需要写很多，关于鴉片战争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他有太多的故事需要写下来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平海心筹》，是后世研究太平天国和鴉片战争历史的重要资料。
林福祥想安宁，但是他这样的人，尤其是还跟朱敬伦有过关系的人，别人是不会让他安宁的，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一些新办的报纸，中外新报出名之后，很多闲的无聊的文人也心生办报的念头，这样的文人很多，都是不想出仕新朝的旧文人，其中就有认识林福祥的，他们上门来请林福祥写文章投稿，林福祥也不好拒绝。
他们知道林福祥是见过世面的，想请林福祥评价一下国际大事，这个国际主要就是目前清廷、太平天国和大明三个国家，其他英法等国，林福祥不清楚，文人们也不大看得懂，也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认识的天下。
林福祥以笔名平海先生为名，就随便写了写自己的看法，由于他是亲眼所见这几个国家的军队，因此内容详实，加上文笔确实不错，一下子竟提高了报纸不少销量，于是办报的朋友就死缠着他不断的写稿子。
其实最主要的是林福祥敢说话，他评价太平天国竟然认为对方的皇帝很贤明，而清朝皇帝比较昏庸，主要是他接触的是李秀成这种人，而没有接触过杨秀清那些人，可大多数文人的观感都停留在洪秀全、杨秀清这些人的时代，因此难免有争议，有争议才有话题，有话题才有销量。
但是林福祥只字不提大明的事情，他不想对朱敬伦做任何评价，这让办报的朋友非常的遗憾，当然也不太敢说朱敬伦的事情，他们不想出仕，但也不想惹麻烦，万一官府找上门来，关了他们的报纸得不偿失。
不过和谈是目前最热的一个话题，这个却不能不写，逼着林福祥也要他写。
林福祥这才开始关注和谈的问题。
英法美俄四国调停，他们可不是用嘴调停的，尤其是英法两国，军舰已经派驻上海，并且在宁波外的杭州湾一带徘徊，照会明军撤出宁波，认为明军占领宁波，损害了两国利益。
大明则坚持认为明军占领宁波，有力的提高了宁波的管理水平，不但没有损害，反而对两国利益是大大的促进，还拿出宁波海关的最新数据，证明这段时间出口大幅度增长，而不是萎缩，这些数据发表到报纸上，让英法两国十分难堪。
法国最先退让，他们在宁波的利益不大，主要就是拿破仑三世的面子问题，他们至今没有跟大明建交。
英国人则拒不让步，宁波海关是英国人掌管的，北亰条约让英国取得了对满清海关的控制权，海关都需要用英国人做监督，所以他们不能放弃宁波这样海港。
另一个争论就是在北亰，四国公使的调停大明接受，愿意撤出北亰，并且与满清签订一份和平条约，但是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
第一，要求满清赔偿大明军费3000万两，这是这几年大明所有的军费支出，而这些军费支出当然是用来跟满清作战的。
第二，大明要求满清承认大明的合法地位，双方互相派驻使节，友好往来通商。
第三，要求满清政府将宁波、烟台、天津等口岸城市交给大明管辖，理由是满清低劣的管理严重影响到了大明的经济利益。
第四，解散湘军，大明表示，是因为湘军蒋益澧部率先进攻大明，才引起了这场战争，因此湘军应该为此负责，同时湘军的存在，也是对明清和平的最大阻碍，因此必须解散湘军。
前两条各国都表示了支持，这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但是第三条他们坚持不肯同意。四国公使同时反对，他们不可能接受大明控制满清的所有重要口岸城市，哪怕大明真的有能力提高这些城市的管理水平，他们也绝对不能接受，他们不能留下被大明控制满清市场的任何隐忧。
而最后一条，清廷自己都不能答应，不敢答应，其实也无法答应，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即不敢解散现在依为柱石的湘军，现在解散湘军等于自寻死路，明军尚且不提，光是被湘军压制在江南一带的太平军一旦失去湘军的压制，会对清王朝造成什么样的打击，清廷上下都不敢想象，当然清廷也没有能力解散湘军，湘军不是他们说解散就能解散的，如果朕是这样，他们也就不用处心积虑的给湘军找掣肘，不会扶持左宗棠和李鸿章来制衡曾国藩了。
除了最后一条，其他条款清廷反倒愿意接受，尽管那些条款看起来，比英法联军签订的条约要苛刻的多，可清廷此时对大明的忌惮也远胜洋人，因为他们很早就有一个洋人只求利益的概念，而对大明，他们则完全没有安全感，他们不敢确定，甚至不敢相信大明也跟洋人一样是为了钱来的，他们生怕大明是来跟他们争天下的，那么将大明的军队留在北亰，就实在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因为对大明更加顾虑，因此才愿意出让更多的利益，只求大明像英法联军一样，可以拿钱走人。
这时候奕欣都想咬牙同意，反而是洋人们不同意了，这时候奕欣耻辱的感觉到，清廷似乎成了洋人手里的某种工具，可以随意的拿捏和摆布，他深切感受到了一种傀儡的味道。
朱敬伦其实没想过真的能接收所有口岸城市，洋人绝对不会接受，而且他相信英法，尤其是英国是真的敢跟大明开战的，英国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意志绝对不能小瞧，别说大明了，就是强大的沙皇俄国，每一次跟奥斯曼帝国开战，无论取得多么大的军事优势，只要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迈进一步，英国的军舰一定开过去，沙皇一定会认怂。
在欧洲大陆上，更是不乏这样的前车之鉴，无论哪个势力想要破坏英国的大陆平衡政策，哪怕强大如拿破仑，英国也会不遗余力的对抗下去。朱敬伦可不想惹麻烦，之所以提出这些苛刻的条件，完全是为让步做准备的。
所以最后大明谈判代表徐荣村提出了新的方案，不再要求控制清廷已经开放的上海等口岸，转而要求清廷开放新的港口，但这些港口必须交给大明管辖，第一个港口是北边的秦皇岛，徐荣村还要求满清同意大明修建一条从秦皇岛通向山西的铁路；第二个港口是山东南部的青岛，同样要求修建一条通往河南的铁路；第三个港口是大连，要求拥有一条通过大连直达北方直到俄国边境的铁路。
开放新的口岸，洋人乐见其成，只是对大明控制这些口岸有些担忧，他们自己多次沟通，互相之间态度都很不一致。跟大明的谈判就更加难以达成一直了，经过漫长的谈判，互相不断的摸底，才在过年之前达成了协议。
英法有条件的接受了大明管理青岛等口岸的要求，但是不承认这些口岸是大明领土，大明做出妥协，认可大明只是帮清廷代管这些土地，但其土地范围内产生的税收作为管理成本不需要交由清廷。英国人还强烈的要求这些口岸的海关，依然要交由英国人管理的税务司统一管理，产生的关税会递解到总税务司进行核算，大明无权干涉。
总体来说，大明得到了这些港口城市的实际管辖权，至于关税问题，当年俄国人割让了旅顺、大连作为殖民地，德国人割让了青岛，可是这几个地方的海关，依然是英国人在管理，产生的税收依然由英国人交给清廷，大明现在的国力，跟那时候的俄国和德国相比，还只是小老鼠，就只配享有这么一点残羹冷炙。
但对朱敬伦来说，这并不是不能接受，他只是想得到一条通往清廷内地的通道而已，无论对经济还是军事，都会得到巨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方便的获取中国内地庞大的资源，尤其是河南和山西的煤炭，只要能够开采出来，可以说供给大明工业化的能源是不用愁了。
谈判中遇到的最大阻力，反而是来自俄国，因为俄国跟英法，尤其是跟英国不同的是，他们的外交政策，并不完全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沙皇已经看上了远东的领土，他们担心大明将铁路修建到俄国边境，会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领土安全，但这不过是托词，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大明会通过铁路来蚕食清廷东北的领土，而这些领土早就进入了沙皇的眼睛，虽然还没有黄俄罗斯计划的具体方案，但是沙皇君臣已经开始在东北进行勘察了，他们不想看到自己已经瞅准的美餐被另一头饿狼盯上。
所以俄国态度十分强硬，要求大明放弃在东北修筑铁路的要求，哪怕清政府已经做出了妥协的态度，但俄国人反而坚定的支持清政府在东北维护清廷的利益，直到大明跟英法达成协议，俄国独自承受所有压力，加上清廷自己都不坚持，愿意让大明在东北修建铁路的时候，沙俄才提出了一些苛刻的要求，跟大明签订了谅解条约。
沙俄提出，大明如果要修建东北铁路，修筑线路必须征得俄国同意，他们还给出他们建议的路线，希望从大连修建一条通往恰克图的线路。他们还提出，大明在东北的铁路，俄国有参股权力，除非俄国自愿放弃这个权力，否则俄国有权力入股三分之一股份，但他们提出要求参与运营的要求大明没有答应。
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还是早期，除了英国其他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因此俄国人还想不到要求东北的采矿权力，如果在过三十年，他们恐怕还会加上东北矿产的优先开采权，但此时各国的资源还不紧张，各国的工业化还着眼于开采本国的资源。世界交通的发展，也还没有达到可以从中国运输矿产回去还有利可图的地步，中国对他们的意义，也只限于茶叶和丝绸等高值产品，普通的大宗商品基本上没有前途。
另外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还没有掀起来，在全世界扩张殖民势力的也只有英法两国，由于肉多狼少，法国人的目光也只局限在越南，英国人更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开拓过殖民地，他们似乎满足目前大英帝国的领地，因此还没考虑过在北中国获取势力范围。
俄国目前紧要的是国内的农奴制改革，既没有力量，也还没有计划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扩张。所以原本的历史上，俄国人在东北的沿路驻兵，使用铁路运兵等等特权，别说大明不会答应，英法都不会答应，而俄国人自己都没有提，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想过这种离谱的条件，或者忙于农奴制改革的沙皇还没感动俄国有南下获取太平洋沿岸不冻港的必要。
因此不止俄国，英法也因此没有看到大明控制这些港口的价值所在，所以才在自以为得到他们该得的利益后，同意了大明占领这些地方，这让他们在之后的二三十年后悔莫及。
谈判至此全部结束。(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九节 登基
1866年1月30日，春寒料峭。
但大明的臣子们却极为亢奋，一点都没有感受到北亰冬天的寒冷，他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取得了对满清辉煌的胜利后，谁还会担心大明的国运问题，在没有后顾之忧后，官员们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忠心，他们是忠臣吗？
很难说。
所以当跟清廷和洋人的谈判完成之后，早就按捺不住的大臣们再次劝进朱敬伦登基，这一次，朱敬伦没有拒绝，而且选择就近在北亰登基。
在欢庆声中，一大批穿着古装的乐人演奏者严肃的古乐，广東可没人懂这些，这些人是专门从山东孔府请来的，他们演奏的是雅乐，这种大型乐曲在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失传，只有在孔府和日本王室还保留着比较正宗的演奏班子，至于民间，早就将大型古曲拆分成一段一段，就是所谓的曲牌，什么如梦令、临江仙之类的，由文人填词演唱，完全戏剧化了。
在古朴庄严的雅乐声中，朱敬伦走上了天坛，没错这就是北亰的天坛，朱敬伦有意要在这里登基，为此不惜将半数大明的大臣用船拉到了北亰来。
他不是有意羞辱满清，他们早就没什么荣誉可言了，他想到了普鲁士在法尔赛宫诞生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而已。
龙元喜声嘶力竭的高喊着，天帝享祭。
朱敬伦身穿天子大裘，内着衮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他手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一头牛，他要杀牛。
朱敬伦真没想到祭天是这么血腥的事情，竟然要他杀牛，大臣建议是杀羊，那样安全，但龙元喜说越大越好，最好是牛，牛羊对朱敬伦来说无所谓，别说杀牛了，直接活活掐死，都不在话下。
所以牛就牛吧，一头无辜的耕牛被朱敬伦捅了一刀之后，顽强的生命让它不断的挣扎，鲜血淋漓。
朱敬伦直接按住扭头一拧，将它的脑袋拧断，吓到了旁边很多人，这时候有人才想起，朱敬伦可是一个开国皇帝，可是跟洋人玩命过的，赫德是朱敬伦悍勇的最佳见证，他又感觉到腿有些疼了。
死牛之后跟一大堆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龙元喜让朱敬伦点燃柴火，烟火高高地升腾起来，他说这样能让天帝嗅到气味。
好多宝贝就这样浪费了。
朱敬伦暗中叹息，看了一眼天空，真的有天帝吗？
忙碌了一整天后，大家最期待的时刻到来了，那就是大封功臣的时刻。
封功臣的时刻，再放到满清的皇宫中就不合适了，所以朱敬伦所幸就在天坛上封赏。
厚赏，莫过于军功，这是传统，但可惜这种传统在文人的压制下早就名存实亡，即便是贵族在文人眼中，也比不过一个寒门出身的新科进士。
文鸢取得了第一功，对此外界物议很大，都认为文鸢纵容士兵劫掠，然后强女干宫女，他不配享有这个功劳，但朱敬伦说北亰城的大门是文鸢打开的，功莫大焉。
攻占一国的首都，这种功劳很大，拿破仑赏赐了带兵攻打北京的将军一个八里桥伯爵，朱敬伦赏给文鸢一个广渠门伯爵，因为他第一个打开的城门，就是广渠门，当年袁崇焕在这里多次抵挡了八旗的冲锋。
黑狗以统领五坑军和新安第二军，以及老资历的关系，同样得到了伯爵的封赏。
他的封号是漳州伯，主要表彰的是他在闽南击败左宗棠的功绩。
其余军级长官各有爵位，有功的大都是子爵，连大洪军的郑金都得到了一个信宜子爵的头衔，表彰他在信宜投诚。
冲锋陷阵的将领有奖，为了提升参谋的地位，朱敬伦给参谋部总参谋谢琦也封了一个爵位，同样是子爵，肇庆子，表彰他在肇庆一战中的指挥功劳。
非军功不得爵，从秦朝之后基本上就是惯例，明代得到爵位的大文人王阳明，靠的也不是从政的功劳，而是镇压宁王反叛的军功。
但文人们有他们期待的地方，那就是封官。
经过多次改革，文官制度也将在天坛上订立。
对于文官制度，大臣们讨论了太久太久。
朱敬伦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讨论出了结果，但其实跟历朝历代的变化不大，主要依照的是明朝的制度，也就是内阁制度。
其实从汉代之后，中国的文官制度都逃不开一个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形成于东汉，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其实三省合一，代表就是秦汉时代的相权。
历代君权相权争斗不休，所以皇帝一次次分割相权，三国时出现三省，到了明代更是直接将所有权力都归于内阁，朱元璋一开始设计的内阁，其实权力很小，等于是帮助他整理公文的秘书班子，但是相权这种东西之所以存在，是有他内在的原因的，不是每个皇帝都有朱元璋那么勤政，于是就需要有人来帮他处理政务，丞相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明代随后罢免了宰相，从朱元璋后期在也没有设立过，但是内阁慢慢承担了丞相的职责，内阁首辅直接就被私下里称作相。
朱敬伦没有那么重的权力慾，因此不需要用一个内阁制度遮掩，既然三省六部从汉代开始不断的变换花样，可最后实职却总是不变，皇权强大的时候就是朱元璋的内阁，文官强势的时候，就成了宋代的枢密院，或者明代中后期的内阁制，朱敬伦所幸不遮遮掩掩了，直接三省六部，并设丞相。
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基本上就是执政权。
尚书省的尚书令当然就是丞相，这个位置是陈芝廷的。
礼官龙元喜大声念诵陈芝廷的委任状后，陈芝廷庄重的下拜，接过朱敬伦亲赐的官服。
然后是中书省，中书省最重要的职权是撰作诏令文书，阅读臣下的表章，这才是真正的皇帝秘书班子，中书令的官职交给了方山这个狗头军师，没有人意外。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门下省。
门下省的长官，称作侍中，秦代的时候，是丞相派赴殿中往来奏事的府史，是丞相府的一个小吏。但是慢慢演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可以跟尚书省和中书省相抗衡。
门下省里的官员，有黄门侍郎、谏议大夫等职位，因此慢慢具有了一些皇帝顾问加检查百官的权力。朱敬伦给这个省的设计，也是皇帝顾问，加上监察百官。但是他却将这个职位给了赫德这个洋人，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连赫德自己都没想到。
赫德是一个很看重自己地位和权力的人，当朱敬伦将制度公开之后，他很是下了功夫研究了一番，他当时看重的是户部的官职，他希望能长官大明的户部，这样跟他现在税务司的职位基本一致。他现在的税务司可不仅仅是收税的，还坚固了财政预算等工作，相当于才政府加上税务部两个部门，因此他觉得户部非他莫属。
可没想到朱敬伦给了他一个看似高高在上，却没有什么实权的部门，这让他惊讶之余，心中是不太满意的，接过官服的时候，他也没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后来他为此还找过朱敬伦，认为朱敬伦是因为他是一个洋人，所以限制他的权力。朱敬伦则告诉他说，门下省是中国传统官职，跟丞相所在的尚书省平级的部门，他是大大提高了赫德的地位，如果赫德不愿意接受的话，就打发赫德去户部，赫德又是一个很看重地位的人，权衡之下他还是觉得地位重要，他可以对外宣称他是跟首相平级的。
三省之后就是六部，礼部自然是龙元喜的；兵部给了被龙元喜说服投靠的罗惇衍；刑部交给了较早跟随朱敬伦的旧官僚和大画家罗天池；吏部交给了高要人苏廷魁，他也是当年跟龙元喜、罗惇衍一起在城外练兵的三大乡绅之一，做过工科给事中，人比较耿直，当年就敢弹劾八旗权贵穆彰阿，吏部这个管人的部门，就得让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来管；工部的任命也有些出人意料，让一个大臣们认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南海人陈启沅担任，大多数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朱敬伦给工部的设计，其实类似后世的工业部，不仅仅是管理国家工程，民间工业也归他管；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户部，则交给了东莞豪门张敬修。
张家是当地豪门，修建了可园，但张家却是经商发达的，张敬修做官并不贪财，他也不需要贪财，他当官的钱，和修园子的钱，都是他二哥张熙元掏的，户部需要跟商人打交道，而且就得一个不贪财的人来掌管，所以一步步怕到了广肇罗道台的张敬修得到了这个职位。
三省六部主要官员封完，剩下的小官不需要在天坛一一封赏，事实上其他官员，大都不再这里，因此最后只念了一遍委任状了事，就算是在吃牛肉的天帝面前封的，图个喜庆。
尽管名字跟古代官职一样，但事实上主要职能是做了调整的，比如工部就是这样，权力扩大到了民间，不止像古代的负责给皇帝修个皇宫了，修修运河了之类的职责，这个部门历来是清水衙门，没什么权力，所以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也没引起多大的反弹，他们不知道的是，后来这个部门的权力之大，让他们很眼红。
礼部跟工部一样变化比较大，古代的礼部是兼顾外交的，理藩院最早就归礼部管理，因为番邦的使臣到中国后，得由礼部教他们觐见皇帝的礼仪，有的使臣甚至要学习大半年，然后才能见到皇帝。
但现在的外交，可不是随便来俩野人磕头给赏钱时代的外交了，而是实实在在要跟洋人打交道的外交，因此礼部下设了一个洋务司，只能跟奕欣建立的总理衙门一样，就是外交部，洋务司的主事，依然是伍崇曜。
剩下的吏部长官人事，刑部掌管司法，兵部掌管军队，这些部门的变化也有一些，大体变化不大。(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节 新的时代
1866年2月15日，农历虎年正月初一。
这一天北亰的天很冷，所有人都感到彻骨的寒冷，慈禧在这萧瑟的季节回到了紫禁城，看到除了墙壁外，被搬的毛都不剩的皇宫，她抱着同治皇帝嚎啕痛哭，她觉得她们孤儿寡母的日子真的是难过极了，这一幕让无数大臣动容，也跟着抹眼泪。
一贫如洗的皇宫，一贫如洗的国库，却要背负高额的赔款。
所有人都觉得未来很暗淡，但这更坚定了一些大臣的忠心，尤其是一些广東籍大臣，他们纷纷表示要捐款捐物为大清国筹集赔款，因为大明源起广東，让一部分广東籍大臣竟然产生了一种愧疚的情感。
人心真的很难懂，这些人算是道德低下的人吗？
也很难说。
慈禧哭了很久，然后抹干净眼泪，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她坚决带着小皇帝住进了这座寒冷的毫无御寒功能的宫殿。
相比身体上的寒冷来说，发自内心的对未来的恐惧，让他们的心更冷。
大明从南跨海而来，攻城掠地势不可挡，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一种亡国的危机感。
这股情感如此强烈，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来自海上的，依靠坚船利炮的威胁，短短几年之间，京师两次被人洞开，这已经不能在关起门来掩耳盗铃在用天潮上邦来自我麻醉了。
洋人曾经带来的失败，更多的是让他们感觉到耻辱，而南方新兴的朱敬伦大明王朝，却让他们切实感到了亡国的危机感。
清廷对大明是一种切实的危机感，同样洋人也突然发现，他们需要重新审视大明这个新兴的国家了，他们陡然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建立，让东亚的局势突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就在大明朝宣布自己成立之后，无数的评论家一下子开始关注这个国家。他们发现，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竟然一跃而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供应国，日益扩大的生丝生产国，东亚与西方最大的贸易国。
而且他们更发现，这个国家跟清廷完全不同，他们更乐于与西方接触，更乐于与西方人做贸易，尽管还有许多掣肘，但他们的皇帝不止一次对各国外交官表示，欢迎来自西方的商人，也表现出一副愿意与西方国家积极交往的态度，这一切都跟清廷不同，也跟东亚其他国家不同，不管是东北的日本和朝鲜，还是南方的越南，这些东亚国家都竭尽所能的将自己封闭起来，对西方的交流和通过无比消极。
大明国的这种态度，西方人是欢迎的，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他们纷纷接受了大明国的要求，做出了一些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要让他们做出让步，也必须有对等的利益给他们。
大明要求清廷将大连、青岛、秦皇岛和宁波交给他们管辖，正面的好处是西方国家，主要是英法也可以通过这里打开大清国的内部市场，但面临的潜在风险则是这些商路会像天京一样，被大明的商人垄断，所以一开始英法两国反对激烈，哪怕大明政府做出开放的保证，他们依然不肯接受。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英国，拿破仑三世在这个时代，几乎就是英国外交的跟随者，论起在中国的利益，主要还是英国的利益，法国在中国的商业开拓跟英国不是一个量级的，甚至排在美国和俄国之后，勉强列为第四，跟丹麦、瑞典等小国相差无几。
真正让英国人做出让步的是，大明接受让英国控制的清廷海关介入这几个城市，也就是说大明尽管要求控制大连等地的土地和行政，但是这里的海关还是属于清廷的海关，依然跟清廷其他领土上的海关一样，接受英国人的管理。
英国人让步了，法国人也就不会说什么，美国人更是抱着乐享其成的态度，但是俄国人却激烈的反对，因为修建铁路的问题。
大明提出要在大连等地修建铁路，洋人一开始很奇怪，大明本国还连一条铁路都没有，却要在大清国的土地上修铁路，但英法等国不反对，因为大明承诺，大明管辖的清国港口，全都是自由贸易港口，欢迎各国前来贸易，那么大明开拓出来的利益，各国都能分享一份，尤其是美国对这个要求格外支持。
但俄国强烈反对，因为俄国认为一条从大连修到他们边境的铁路，会极大的威胁到他们东方的领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大明政府跟俄国政府进行了激烈的磋商和谈判，最终达成了分赃式的一致，大明和俄国达成协议，一旦大明开始修建大连通往俄国边境的铁路，修建线路一定要跟俄国商议并经过同意之后，才能开始修建。同时这条铁路必须有俄国的投资，并且在运营之后，必须由中俄两国共同管理。以免大明将这条铁路用于对俄国领土的威胁上来。
其实不过是以领土安全为借口，老毛子也希望利用一条东北的铁路，对满清的老家进行渗透。在广袤的东北修建一条通往俄国边境的铁路，对俄国同样十分有利。比如可以彻底改变中俄之间的商业路线，将过去漫长的陆路交通，变为海路和铁路联运。从俄国谈判代表提出线路要求就能看出来，他们建议大明修建的铁路线终点在恰克图，而恰克图则是中俄商道上最重要的一个重镇，是俄国商人和晋商经营了两百年的一个贸易城。
大明的老百姓也感觉到时代不一样了。
他们此前在大明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仿佛根本不知道广東等地已经改朝换代，沉默的过着他们惯常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麻木，不懂得思考，他们分的清好坏，他们知道大明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首先是商人阶层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再也没有随意敲诈勒索他们的官吏，没有随时剥夺他们财产甚至威胁他们人身安全的官府，尽管要缴纳比过去多得多的税，但在一种透明的制度下，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安全感。而且随着科学的管理，以及政策上的开放，商人们得到的商业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了，比如天京商道那样的机会，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那是一种有祖国大炮巨舰在背后支持的生意，是国家权力为他们争取到的机会。
天京商道还只是一个特例，更普遍的机会则是大明执行开放政策之后，跟西方国家日益密切的商业贸易带来的机会，赫德打造的高效率海关，和以九龙交易所为代表的商业机构，大大扩大了旧有的贸易基础。
当然得利的不止是商人，其实大明政权的建立，受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即便是最穷苦的佃户，也分享了这个政权建立的红利，最起码的一点是，从朱敬伦开始扩张势力开始，没控制一地，基本上都以各种名义免去各地税负，到目前为止，大明政府的运作，竟然已经脱离了对地丁税的依靠，完全改为从商业系统中抽取税收了。
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不可能让人无动于衷，无数人的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早就做出了他们自己的衡量，只是之前他们畏惧于强权，心里有对满清两百多年来**统治的阴影，加上一种对旧时代的习惯和留恋，他们不敢表明他们的立场。
但现在不一样了，大明王师北伐，攻占满清京师，逼迫满清割地赔款，这一切让他们打消最后的顾虑，让他们知道大明朝已经站稳了脚跟。
然后他们不怕了，他们敢表明立场了，他们敢在阳光下站在大明这面旗帜之下，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大明人了。
登基大典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庆祝，甚至一些人以剪辫子表明他们的立场。
但依然有一批人固执己见，甚至对那些自称大明子民的百姓嗤之以鼻，乃至恶语相向，这些人不但顽固的认为他们的辫子是祖宗之物，还斥骂那些剪掉辫子的百姓为数典忘祖，最可怕的是，在这一批最顽固的人中间，有一大批读书人，甚至是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人，他们发出的声音影响力很大。
他们甚至开始在日益常见的报纸上写文章，对大明各种污蔑和诋毁，不断的表达他们大清忠臣孝子的态度，号召读书人识大礼明大义，不要为伪明效力。
面对这股反勭的力量，一些大明官员也看不下去了，建议朱敬伦严惩他们，查封刊登这些人文章的报纸，逮捕甚至流放这些悖逆之徒。
但朱敬伦笑着摇头拒绝了，他说这些人不过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旧人罢了，一群活在他们幻想的忠诚道义之中的可怜虫而已。
这些人不值得自己动手，时代迟早会将他们淘汰。
朱敬伦要关心的事情太多了，几只嗡嗡的苍蝇，还不足以让他浪费精力，当前时期，他最关心的，是苦力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惜要跟大英帝国较较劲。(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一节 中国种族的悲哀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三十年之内，朱敬伦都不想招惹英国人，因为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人的时代，任何人，任何国家在这个时代挑战大英帝国，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但对于苦力贸易中存在的人性恶，让朱敬伦难以接受，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耻辱，更让他这个带有新中国老时代人身上那种不容侵犯的尊严感的人难以容忍。
谈到苦力贸易，后世的年轻后辈想到的，可能只局限于长途游船舱底超高的死亡率，只局限于美国铁路枕木下的华人尸骨，甚至拜一些美化的影视剧所赐，很多人眼里的苦力贸易恐怕是浩浩荡荡的下南洋，是一个个白手起家的巨头的美好故事，是旧金山英雄主义的黄飞鸿传奇。
可设身处地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真正沦落到苦力境地的老百姓，他们根本感受不到半分影视剧中的浪漫氛围，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恐惧，只有绝望。
后世甚至在国家的宣传中，下南洋都带有一种正面色彩，把这个历史事件描述成中国人在海外拼搏的精神象征，可中国人是一个最讲乡情的民族，人离乡贱，但凡有点办法的人，谁愿意远离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而苦力则是其中最没有办法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只用了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未来，甚至生命卖掉了，然后他们被像垃圾一样塞进污秽的船舱，连伸脚的空间都没有，一路送到南洋的矿坑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忍受着皮鞭的抽打和繁重的苦役，大多数人进了矿井，就再也没有出来的一天。
相比而言，南洋由于中国人已经深耕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他们比西方殖民者来到这块土地更久，因此多少还有一些依靠，有的苦役劳作期限满后，还真的有机会恢复自由。那些被贩卖到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的苦力，基本上没什么活路。他们在秘鲁的粪场工作，污秽的空气过早的侵蚀了他们的健康。在古巴的种植园中工作，动辄被施以酷刑，常有苦力被鞭挞至死。
这个时代，似乎真的像信奉信教的英美和西北欧国家描述的那样，“信奉天主教的人道德低下”，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罪恶累累，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倍西班牙人灭绝，而葡萄牙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最早在中国开始苦力贸易的国家，就是葡萄牙这个小国，他们从明朝手里骗取了澳门，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这个单纯的国家和淳朴的人民的伤害。
在英国人的记载中，早在大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葡萄牙人就开始拐带儿童（其中很多出身于名门）至印度卖作奴隶……这些中国奴隶及家仆们大部分是当他们年幼时就被骗子从村里拐出来卖给葡萄牙人。……被拐小孩的平均售价为12两至16两银子，他们大部分是广东人。
大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贩卖人口，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规定“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估怯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
到了清朝，继续限制，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时候，官府下令：“禁卖贩子女。凡在澳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详定之例，分别究拟。”
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对此置若罔闻。18世纪末以后，随着开发美洲殖民地的需要，他们在澳门变本加厉地发展苦力贸易。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人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往巴西种茶，不久全部死亡。
甚至连葡萄牙在澳门传教的主教也直接参与掠卖中国人口的活动，他们拐买中国妇女进行训练，然后送到果阿供殖民者奴役，与印度等国妇女一样充当奴隶，命运十分悲惨。
西班牙在早期苦力贸易中倒是作恶不多，但不是他们不想作恶，而是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没能在中国取得一个立足点，但是贩卖黑奴的事情就没少做，同时屠杀华人最多的，就是西班牙人。
当这两个小国的辉煌时代结束之后，他们依然没停止对中国人的伤害，他们的殖民后代，中南美洲的庄园主们，正是奴役华人的主力，天高皇帝远，他们动辄对华工施加酷刑，甚至直接草菅人命。
相比而言，在英美殖民地上的华人苦力，境遇相对好一些，至少没有那么阴暗。比如美国人虽然役使华工，但是少有南美种植园中的鞭打监督。但这不是美国人道德高尚，流放犯和人渣建立的美国，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只是他们的经济模式使然，在美国西岸的华工，主要是雇工，美国人给工资，用不着鞭打，这些勤劳的中国工人就能老老实实干活。
但美国资本家对待工人绝对没有那么仁慈，尤其是对待华工，虽然比种植园主好一些，不会动辄鞭打甚至虐杀，但却采取欺骗的手段，比如让华工去做最危险，没有白人肯干的工作，其中包括安放无比危险的硝化甘油炸药的工作，引爆的工作等等，因此美洲华工的死亡率才那么高，才被描绘成每根枕木下都埋葬着一个华工的尸体。
朱敬伦在后世见过一些即便知道华工遭遇的人，他们也只是嘴上哀叹两声，并没有多么的痛彻心扉，朱敬伦不认为他们是对历史无视，朱敬伦觉得，恐怕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体味出苦力贸易中的耻辱来。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苦力贸易由来已久，但是在鴉片战争过后突然爆发，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的历史背景是，从183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废奴运动，一些富有人类良知的社会精英，开始猛烈的批评这种泯灭人性的贸易，最终英国在1833年废除了奴隶贸易，并且派出军舰在全世界打击奴隶贸易。
由于英国是世界霸主，他们的行为具有带动效应，又有海军的打击，各国慢慢的开始废除奴隶制，过去的西班牙殖民地大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从1821年开始渐进解放奴隶，1854年全部解放。智利在1823年，墨西哥在1829年，法国在1848年，秘鲁在1851年，荷兰在1863年先后废除了奴隶贸易。
可是这些殖民地却积蓄劳动力来开发怎么办，此时早就出现，一直不温不火的中国苦力贸易随着鴉片战争打开国门，而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于是苦力贸易才突然间爆炸式增长。
只要明白这种背景，所有的中国人就该为此感到耻辱，因为华工的苦力贸易，在事实上竟然是为了代替奴隶制的，华工原来是非洲黑奴的替代品，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情景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在南美洲的西班牙后裔庄园主的大种植园中，被解放了的黑奴，拿起了鞭子当起了监工，而他们监督的对象正是从中国源源不断被贩卖来的华工苦力。
据一些历史记载，黑人监工还非常看不起华工，因为他们觉得华工抽鴉片，是低等人，是的，当黑人都能拿起鞭子开始鞭打华人的时候，华人还怎么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低等人呢。
朱敬伦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华人比任何民族，包括黑人更高等，但更不能认同华人比任何民族低等，恰恰相反，华人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种族之一，不但他们的祖先创造出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在21世纪，中国人通过改正历史错误，又开始不断的创造奇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成为19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国家。
但先人的辉煌在前，后人的成功在后，朱敬伦现在生活在当下，他虽然对未来充满信心，眼下的耻辱他能够忍受，但绝对是有底线的，他可以忍受英国人坚持的治外法权，他可以接受英国人压迫下的低税率，但他不能接受白人甚至黑人都不把华人当人的现状。
因此哪怕是在这个最不合适的时候，要跟辉煌顶峰的大英帝国对抗一下，朱敬伦也别无选择，就好像当年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新中国要跟美帝对抗，后来还要跟苏俄、美帝同时对抗一样。
于是当朱敬伦从北亰回来之后，结束了跟满清的军事斗争之后，他就开始抓紧时间全力打击苦力贸易了。
第一步现在本国内部进行，朱敬伦直接签署发令，宣布苦力贸易为非法，接着警察部门出动立刻抓捕大批帮助洋人贩卖自己同胞的苦力头子。
此时抓这些人，绝对不是无法可依，哪怕他们犯法虽然在朱敬伦签署新发令之前，大清律也不支持他们这种行为，甚至从明朝开始，他们这种行为就是一种非法行为了，因此抓捕他们绝对有法可依，而且更是民心所向。
老百姓实在是太仇视这种人了！
但这种人却不太好抓，因为敢干这种买卖的人，往往都是背景深厚的帮会分子，他们有敢于跟官府对抗的勇气，一时间暴力冲突不断，但朱敬伦意志十分坚定，该抓的一定要抓！
可这一抓，不但抓出了社会底层的毒瘤，拔出萝卜带出泥，还牵扯出了大批官府丑闻，原来做这种缺德事的，不仅是一些亡命之徒组成的帮会分子，竟然还有一些官员参与其中，他们是这些不法之徒的保护伞。
于是一场打击苦力贸易的行动，不但让社会底层暴力冲突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帮会成员跟警察甚至军队武装冲突，连官场一时间都震动了，震动的规模之大，让朱敬伦都感到有些不淡定了，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陈芝廷这样比较正直的官员，都上书朱敬伦，希望暂时停止行动，以防事态扩大。
“法不责众吗？”
看到一大群高级官员的态度后，朱敬伦不由心中冷笑，他不相信这些官员都牵扯其中，可能有一两个，但大多数应该是清白的，他们只是想息事宁人。
但朱敬伦这次还就真的不想息事宁人了，中国官方自古以来就没有绝对的原则性，到了后世甚至导致了一旦说出“原则上”如何如何的话语，那反而代表着是可以变通了，原则二字被中国官员用的在语境上反而带有相反的意思，不得不说他们也真是太有本是了，难怪老百姓一直不信任官方，凡是官方倡导的，老百姓本能的就觉得不靠谱。
朱敬伦一直以来都苦恼本国政府没有公信力，为老百姓不信任政府而头痛，但这不能怪老百姓，要怪就怪官府太不讲原则，他们是一个公共部门，却不能大公无私，那么如何能有公信力？
他们不够刚直不阿，却不能怪他们个人的道德，而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执政惯例，中国的官员和官府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讲实利和权谋的政府，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选择危害性最低的，而不是最公正的，因此如果是一个人伤害了一群人的利益，他们愿意制裁那一个人，但如果是一群人损害了一个人的利益，他们很可能会息事宁人任由那个人受损，因为让一个人受损的对官府自己的危害最小。
可长久以来这种权谋式的行事方法，让官府自己制定出来的制度甚至法律，慢慢就失去了威严感，既然规则是随时都能打破，能够因人而打破的话，那么谁还会遵守规矩，只要大家都不遵守的时候，就可以大胆的践踏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苦力贸易牵扯的人太多了，于是官府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以免引起对官府之身的危害，为此他们可以不顾原则，不顾法律。
但朱敬伦真的铁了心。
在4月底，打击行动进行了整整一个月之后，最大的反弹行为发生，有人开始带人冲击广州府衙，打死打伤十多个衙役，试图劫走关押在大牢中的要犯之后，朱敬伦依然不妥协。
“把五坑军从福健调回来！”
朱敬伦决定戒严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二节 藏污纳垢之所
五坑军是客家人组成的，大统领是黑狗，黑狗是一个疍民，疍民恰恰又是贩卖苦力的一个主要势力，过去黑狗自己就是一个疍民帮会的小头目。
所以黑狗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过去是疍民帮会头目，因此对疍民的帮会组织，比其他人更熟悉，打击起来自然事半功倍，手到擒来。
只是让他对疍民动手的话，在情理上有些难为人。
所以朱敬伦给他一个选择：“如果你觉得难为的话，我可以找其他人。”
黑狗真的思虑了一番，这在他身上是十分少见的，他是打定主意要做忠犬的人，他常常自诩自己就是皇上的爪牙，皇上让他咬人他绝对不抓人，一般情况下，朱敬伦给他的命令，他会毫不犹豫的执行，但这次他真的沉默了片刻。
但是他还是答应了：“如果一定要做的话，还是让我去吧。”
黑狗的口气中带有一种落寞，他出身疍民，尽管励志不再做疍民了，但他对那个族群，不可能没有复杂的情感，可正是如此，他反而越是要亲自做，让其他任何人去对付疍民，恐怕都没有他去做合适，因为他多少还能保护一下这些人，而换做其他的将领绝对不会对疍民有分毫同情。
朱敬伦叮嘱道：“能少杀人就少杀人，能抓捕最好。他们会得到应有的审判，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不管是旧例还是新法，贩卖人口都罪不至死。”
黑狗点点头。
广州戒严了，这个水陆码头贸易口岸，一百年来就是三教九流会聚的场所，因此帮会非常多，广州城外常年有疍民的船队停泊，人数多时达十万人以上，他们生活在船上，官府向来不怎么管，抓起来并不容易。
疍民中帮会势力庞大，因为疍民的流动性大，但疍民中的主要组成依然是宗族和家庭，帮会还是一小部分，因此大多数疍民也是良民。
但疍民因为遭人歧视，反而极为团结，宗族更团结，帮会也更团结，虽然大大小小的帮会很多，可一些老帮会头目退出之后，依然拥有很高的江湖地位，往往在不同帮会之间发生冲突之后，他们会出来组织堂会协调，他们的身份类似商会的会长和行会的行首，以及宗族的族长。
黑狗也并不想直接带兵抓人，他悄悄带了几个亲兵，便装登上了疍民的船，面见了一个疍民中老资格的前辈，转达了他的态度，他告诉老前辈，他只要那些涉及贩卖人口的罪犯，并不想杀人，而且告诉疍民前辈，这些人并不会死，顶多流放，希望他们不要无谓的抵抗。
老前辈找来了一些有声望的老人，他们商议了一番，知道这次是躲不过去了，他们护不住那些作奸犯科的帮会了，于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开了堂会，决意让这些人出首，并且以帮会的名义，在关公面前立誓，会照顾好他们的家属。
一时间疍民中大大小小上百个参与贩卖苦力的帮会头子自首，但也有不照规矩来的，悄悄的逃亡了。
当然从事这种生意的，绝对不止是疍民组织，也有一些其他族群的帮会，势力大的有潮州人组成的潮州帮等，对这些人黑狗也是晓之以理，但接着就用雷霆手段，一夜间摧毁了大大小小十余个潮州帮堂口，杀伤上百人，很是震慑了一下广州的地下势力。
打击帮会分子，这是人人拍手称快的事情，最麻烦的一群人其实是乡间宗族，乡间宗族相对而言要守规矩的多，他们是传统道德的传承者，乡下士大夫阶层多少带有孔孟道德观，可任何群体中都有那么一两个害群之马，还真的就有一些乡绅参与这种缺德的贸易。
比如过去的开平乡绅谭才就是靠贩卖客家人当苦力发家的，类似他这种乡绅并不少见，尤其以土客械斗地区为多，双方都有这样的人物。
这次派新安军前去抓人，一个都不放过，他们必须为他们过去所做的罪孽付出代价，朱敬伦绝对不会为了政治利益，而罔顾法度，他甚至不惜冒着跟土客两家械斗惯了势力进行一次战争。
好在只是少部分乡绅参与其中，朱敬伦也不搞株连，小的反抗有，但大的串联没有发生，有惊无险的将几十号土豪劣绅抓捕归案。
到了这时候才是最难的时候，在审讯中，很多罪犯没有隐瞒的将他们的保护伞供了出来，数量非常庞大，这或许正是他们有恃无恐的原因，他们到想看看在大量官员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官府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参与到苦力贸易中的官员，重灾区竟然就是警察。
大明的警察最早是赫德开始建立的，最初的目的是打击走私，因此最早的警察是缉私警，之后随着赫德走上高位，他的权力和职责越来越大，警察制度也慢慢推广，现在基本上每个县都组建了警察局，负责缉捕盗贼维护治安。
赫德在组建缉私警的时候，还能高效清廉的运转，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慢慢的总难免出现一些人渣混迹其中。
这些警察，利用手里的权力，为苦力贸易做掩护，要么对他们的贩卖运输不闻不问偷偷放行，要么对百姓报案拖延不办，更有甚者还为人贩子通风报信，而他们得到的，是人贩子常年不断的孝敬。
越查越是惊心，如果换做其他政府部门，朱敬伦还没有这么上火，可偏偏是执法部门，知法犯法，这就让他难以容忍了，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一旦执法部门开始腐敗，那意味着腐敗程度已经相当深刻了，没想到自己打造的现代政府，才刚刚有了一个雏形，竟然就开始腐烂，在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朱敬伦恼怒的了。
“让马老三来见我！”
马老三跟侯进作为朱敬伦最早的兄弟，侯进在军中身居要职，马老三则被朱敬伦强行安插到了赫德最早组建的警察队伍中当局长，他是信任马老三的，知道这是一个老实人，比侯进老实的多的农民，可没想到他主官的警察局，竟然腐敗如此。
“老三，你的警察局是垃圾场吗？藏污纳垢，你是怎么管的！”
马老三神情木讷，一脸的沮丧任由朱敬伦发着邪火，一句不发。
马老三真是一个老实人，但他的能力真的太平常了，当初用他，是因为信任他。
所以才把他安插到赫德组建的警察队伍中，但他管理的警察局还是出问题了。
朱敬伦发完火后，知道自己也是所用非人，马老三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尽管他很努力，他跟侯进不一样，侯进志大才疏，而且没有自知之明，身居高位之后，自己能力不济，非但不肯用功提高，反而以此沾沾自喜，一直以大老粗示人。
但马老三自从被提拔为警察局长后，就一直很努力的跟赫德雇佣的教官学习，但他半辈子大字不识一个，他真的学不到多少本事，朱敬伦将他强按在那个位置上，给他配备了足够好的顾问，其实就是用他当一个旗帜，并不打算让他真的做事，但是长官能力有限的时候，就容易被精明强干的手下欺负，他事实上早就被人架空了。
“找赫德来！”
挥挥手让马老三离开，朱敬伦让人去叫赫德。
“你负责组建一个专门的监察团队，彻彻底底的调查一下警察部门的腐敗，监察队直接由你负责，而你直接向我负责，不用通过中书省！”
赫德点了点头，然后去准备了，而且眼神中微不可查间流露出了一种兴奋。
赫德很兴奋，不是因为他看到了朱敬伦的笑话，当初他希望掌握警察部门的全权，朱敬伦不给，还安插自己的亲信，现在出事了，他笑话？不，赫德还没这么肤浅，他兴奋，是因为他有事做了。
在登基大典之后，他就有些意志消沉，因为他觉得他手里的实权被朱敬伦剥夺了。
朱敬伦虽然将他捧上高位，让他当了门下省的侍中，理论上，中国的三省制度，是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他这个门下省侍中在地位上跟尚书省的宰相陈芝廷是分庭抗礼的，可实际上这个门下省不过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团队，因此赫德觉得自己突然就从政府高官，变成了一个皇帝的私人顾问，哪怕是一个高级顾问，他也难免有失落感。
他跟大明其他官员不一样，大明的文官们十分看重官职，看重地位，比如方山就十分满意做一个中书省的中书令，中书省其实也是皇帝的个人幕僚，但方山就很接受地位上堪比宰相的地位。
赫德更重视实权，所以他失落，现在让他组建监察团队，所以他兴奋，因为他看到了自己重掌实权的机会，而不是整天埋头在各种上奏皇帝的公文中，为皇帝提意见。
当然赫德此时还不知道他此时组建的监察团队，在日后会起到多么强大的作用，但事实上印证了一个道理，同样的权力，同样的职位，不同的人运用，结果是不同的。
赫德从此开始在一个私人顾问性质的职位上，慢慢走向监察天下的赫赫权柄的道路。
当然，没人愿意被人监督，尤其是被惯坏了中国文人，文官，因此赫德未来的名声绝对不会好，一个锦衣卫、东西厂佞臣的名声他背定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三节 最后的罪恶之城
赫德开始组建监察团彻查警察部门腐敗是一回事，打击苦力贸易的工作却一点都没有耽误。
一大批警察甚至官员被一起缉捕，数量巨大，竟然达到了200多人，而抓到的贩卖苦力的人贩子也不过才300多人，官场上层层关系，比朱敬伦想象的更复杂，因为比他见识过的后世官场更加复杂。
但抓了人贩子，抓了警察和官员保护伞，却还没有结束。
因为除恶务尽，可还有一批罪犯潜逃，而且能够早早收到风声，或者有能力逃亡的罪犯，都是有门路的，往往越是大的人贩子，越是逃的早，而他们逃匿的地方，让官府有些头疼，他们跑去了澳门和香港两个被洋人控制的殖民地上。
朱敬伦派人去跟港英和澳门当局沟通，港英政府第一时间就拒绝了，他们告诉朱敬伦，大明官府对香港没有司法管辖权，无权要求香港抓捕大明的人犯，而且他们声明，大明官府提供的人犯名单，都是在香港投资的合法商人。
而这些英国人嘴里所谓的合法商人，他们在香港投资的产业叫做猪仔馆，专门用来关押贩卖来的苦力的地方，跟监牢没什么两样，但英国人任法理不讲情理，他们认为进入猪仔馆的苦力，都是有正规契约的劳工，都是自愿出洋的合法劳工，他们跟清廷以及之后跟大明官府签订的条约中都有关于允许华工出洋的条款，他们有权利这么做。
港英政府不配合，葡萄牙这个时代已经沦落成了英国人的保护国，他们在任何方面都紧跟英国的步伐，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葡萄牙就开始接受英国保护，英国跟法国人打仗，他们派兵跟英军一起作战，英国登陆欧洲大陆，直接就在葡萄牙登陆，而葡萄牙得到的，则是大英帝国对他们利益的保护，包括他们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安全以及国土的安全，现在港英政府拒绝了大明的要求，澳门的葡萄牙当局立刻就有了勇气，他们也拒绝了大明官府的要求。
“伍大人，继续跟英国交涉。至于葡萄牙，他们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本拒绝我们？向澳门当局通牒，告诉他们三日内要么自己将所有澳门的猪仔馆的人贩子都交出来，要么允许大明警察进去抓人，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自己负责。”
朱敬伦就没指望一次交涉就能让英国人合作，至于葡萄牙人，不过是一个落魄的帝国，他还真的不大看得起。
但让英国人接受太难了，因为自从十年前开始，苦力贩卖产业就成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后来随着朱敬伦全力打造九龙港，强势跟香港竞争，目前香港地区的经济更加萧条，港英政府此时不可能放弃为他们带来丰厚税金的苦力产业。
因此伍崇曜的交涉再次失败了，港英政府拒绝，葡萄牙人就没有答应的道理，事实上他们也不太担心大明的威胁，他们背后可是站着英国，他们相信英国会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在澳门也有大量英国利益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就是英国人给他们的胆量，他们才得以强行占领澳门，驱逐了当时的清朝官员，尽管现在广東变天了，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当年满清控制全国的时候尚且不敢跟大英帝国对抗，更何况大明这个新生的，只占有三个省领土的小国呢。
所以葡萄牙人颇有些有恃无恐，也有可能是港英当局给了他们某种保证，也许是罗便臣想看看大明会采取的手段，而用澳门来做一个试探。
伍崇曜详细的汇报了葡萄牙人的态度，尽管他表示葡萄牙人态度甚恭，但拒绝通牒就是拒绝，说了让他们负责就得让他们负责。
“通知葡萄牙人，让他们24小时之内，撤出澳门，所有的军队和政府官员必须撤离，我国从未承认过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清廷时期也从未承认葡萄牙人对澳门队的占领。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赶走这个不识相的家伙。”
英国人想用葡萄牙人试探一下大明的底线，朱敬伦何尝不想用葡萄牙人警告一下英国，杀鸡儆猴，虽然英国人不是瘦弱的猴子，而是一头雄壮的大猩猩，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在苦力贸易上，大明是不会让步的。
伍崇曜本能的有些后怕，虽然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伍崇曜了，很清楚葡萄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欧洲小国，但是洋人一向蛮横的态度，是从他幼年时侯接触洋人开始就形成的，几十年来，虽然他们这些行商一直在洋人面前吹牛，目的不过是让洋人看重他们，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因为他们的官府不保护他们，一旦跟洋人起了冲突，当官的怕惹麻烦，给他们的前途抹黑，往往就会责罚他们这些行商，所以他们就养成了一种在洋人面前能骗就骗，只要他们不惹事就好的小心态度，此时一听朱敬伦说要派兵去打澳门，他第一反应竟然是担忧。
但看到朱敬伦平静的神色，这种感觉瞬间就消失了，他心里暗骂自己，告诉自己不再是那个可以任人欺负的普通商人了，他现在可是朝廷大员，是礼部下辖的洋务司的主事，朝廷命官，而且现在的朝廷，也不再是那个不喜欢惹麻烦，皇帝又好面子，一旦洋人告状，往往觉得丢了自己的脸，然后皇帝收拾官员，官员收拾商人的朝廷了，现在的朝廷可是敢在洋人嘴里夺食的朝廷，尽管有时候伍崇曜自己都觉得这样有失上国大邦的体面，可感觉上，还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但伍崇曜还是有点不放心：“如果葡萄牙夷不让，我们真的发兵吗？”
朱敬伦点头道：“外交规范你应该很懂了才是，既然通牒了，自然就没有退路了，难道我国能说话不算话，还是我能说话不算话，或者你这个洋务主事可以说话不算话？”
伍崇曜抬起了头，没错他现在是洋务主事了，不但国家不能说话不算话，君无戏言，皇帝不能说话不算话，就是他这个朝廷命官，而且是在洋人面前代表国家的洋务官员，都不能说话不算话，他现在可是体面人了。
但葡萄牙人还真久没给他这个体面人面子，他递交的外交照会，葡萄牙人收下，他要求葡萄牙人让步，葡萄牙人没有表示，24小时一过，伍崇曜通知葡萄牙人大明军队即将进驻，要求他们立刻投降，否则将视他们为侵犯大明领土。
葡萄牙人修建了坚固的工事，跟他们数百年来在澳门建设的城堡等建筑结合在一起，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势，可是当大明五千步炮兵开进澳门，向他们的阵地逼近的时候，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开一枪，他们有虚张声势的勇气，但没有针锋相对的实力，他们其实从一开始也没想打仗。
这让伍崇曜送了一口气，他还真担心打起来，不是怕死人，他怕如果一时半会打不下来，拖延久了，英国人也赶来插手，那样失态就麻烦了，知道葡萄牙是一个小国的他，现在也很清楚英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超级大国。
他不知道的是，葡萄牙人何尝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就是仗着英国这个超级大国，才想着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希望大明有所顾忌，可大明没有顾忌。另一方面，澳门的总督，早就去了香港，不是去避难的，而是向罗便臣求助的，是向罗便臣施压的，他希望罗便臣能够早早派遣军队进入澳门保护他们，让他们单独跟中国軍队对峙，澳门总督心理压力太大，如果能有英军进入澳门，他预料中国人肯定会掂量掂量的。
但无论他是苦苦哀求，还是歇斯底里的吓唬，罗便臣就是不答应出兵，认为那样会将失态扩大，同时不断的用外交辞令向澳门总督保证，大英帝国一定不会坐视葡萄牙的利益受损的，而且相信大明政府一定会克制。
结果现在大明军队没有克制，真的开进了澳门，而澳门葡萄牙军队根本就没有抵抗，一下子就让这次因为苦力贸易而起的冲突急速的升温，罗便臣从中看到了大明政府的态度，他明白大明国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妥协，而他也无法妥协，为了吸引各国商人来此贸易，香港早就定位为***了，香港必须通过这些商人得到维护的资金，让英国政府掏钱来维持香港的运转实在是太难了。
一旦自己将在香港做生意的中国猪仔头子们交出去，一定会打击华商的信心，让他们对香港失去信心，或者允许大明官府进入香港抓捕这些人，就又破坏了香港的法制独立，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罗便臣无法冒险的，英国此时正步入两党政治的初期，两党竞争激烈，每一党上台都有他们的外交政策，保守党向来不热衷于向殖民地投入资金，甚至他们宁可不要殖民地，也不要一个赔钱的殖民地。
所以罗便臣不能打击苦力贸易，就好像当初英国上层人士都知道鴉片贸易很没道德，但依然会为了鴉片贩子们的利益跟中国打一仗一样，这是利益问题，无关乎道德。
于是在大明军队彻底占领澳门，俘虏了所有葡萄牙士兵，然后开始在澳门到处查封贩卖苦力的猪仔馆，到处抓捕滞留澳门的猪仔头的时候，罗便臣以大英帝国香港总督的身份，向大明政府递交了措辞强硬的照会。
收到这封照会的时候，伍崇曜确实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没有主见了，他是一个商人，都说商人为了利益可以犯下滔天罪行，那是西方的亡命徒商人，中国的商人从来就是一个最没有胆子的阶层，面对葡萄牙人他还敢嚣张一下，但是一听英国人发怒了，他还真有点害怕，因为他很清楚，现在的大明是不可能打得过英国的。
他觉得自己无法做主，一边向宰相陈芝廷请示，一边希望求见朱敬伦。
朱敬伦已经知道了情况，葡萄牙人的反应让他有些没想到，他还想着得打一仗呢，没想到葡萄牙人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海盗国家了，比海盗文明了，也比海盗没种了，罗便臣的反应倒在朱敬伦的预料之中，但他并不怕，他不相信英国政府在跟大明贸易额连年扩大的时候，会在为了鴉片跟清朝打过仗之后，又为了毫无道德的猪仔头跟大明再打一仗。
而且即便真的打仗，朱敬伦也不怕，最多就是战败，战败最多就是赔款，顶多未来很多年默许苦力贸易合法罢了，丢一点面子，没准更能刺激对大明日渐不满的士大夫阶层觉醒，转移他们的视线也好。
所以罗便臣因大明占了澳门而抗议，朱敬伦反而把目光投降了香港，澳门和香港，两座猪仔贸易的据点，现在澳门明军进去了，就剩下香港这最后一个罪恶之城了，不知道能不能趁此机会收回香港。
朱敬伦觉得自己想的有点多了，随手让黄三公出门转告伍崇曜，不用见他，一切由宰相做主就好。
大明实行宰相制度，国家政事自有宰相负责，宰相觉得自己决定不了的，才会请示朱敬伦，而一般的大臣，除了朱敬伦召见，他们不能越过宰相直接跟朱敬伦接触，朱敬伦一直都很尊重这个规矩，一直都很尊重相权，因为他知道，中国历史上权力斗争最惨烈的，无非是皇权跟相权的斗争，他不打算跟代表旧士大夫的陈芝廷斗争，因此暂时不直接干涉陈芝廷的工作。
伍崇曜立马就明白了自己的过失，他险些坏了官场规矩，越权可是大忌，容易得罪上官，于是他先找了礼部尚书龙元喜，然后跟龙元喜一起拜见陈芝廷汇报工作。
不过最后还是到了朱敬伦这里，因为陈芝廷也是游历了世界一圈的人，对英国人的实力非常了解，觉得英国人的态度不能不理睬，如何回复英国人的抗议，弄不好会引起大的冲突，他不敢自己做主，必须请示朱敬伦决断。
前几日见伍崇曜，是他很少有的不通知宰相，直接召见六部的官员，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是在向陈芝廷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皇帝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现在这个信息传达到了，就没必要继续自己亲自抓具体工作了，如果事事都要皇帝处理，那要宰相干什么？(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四节 压力重重的宰相
陈芝廷带着龙元喜和伍崇曜坐在朱敬伦的书房里，这里是过去的广州巡抚衙门，朱敬伦的皇宫定在两广总督府，但是那座府邸英法联军攻打广州的时候就炸毁了，现在已经找人清理废墟，但要住进去还得好一阵子，所以朱敬伦这个皇帝显得有些寒酸。
陈芝廷有些拘谨，尽管他跟朱敬伦已经很熟悉了，在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他就跟随朱敬伦了，可是过去的陈芝廷更是以一个乡绅，一个举人，一个手下的身份跟着朱敬伦的，但现在他是以一个宰相的身份面对一个皇帝，这种新的身份，哪怕过去了半年天气，他依然还无法做到从容。
不从容，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他始终觉得自己不合格。
他爬升的速度太快了，这跟朱敬伦手下实在是没有人才储备，才不得不不断的破格提拔官员有关，感情上陈芝廷是感激朱敬伦的，这是知遇之恩，对于一个文人，恩莫大于此，可正因为这样，他就更是不安，朱敬伦恢复宰相制度，还让他当宰相，这是将国家托付给他，可是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做的不好。
陈芝廷缺乏经验，他自己都明白，他最大的执政经验，就是跟随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可那时候他职位是县丞，虽然朱敬伦放开手让他管县政，他的经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县令，
即便是这个县令，他当初主要扮演的，还是一个拖后腿的。
朱敬伦想尽办法在洋人、广東文官集团和当地乡绅几大势力之间玩平衡，才在新安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基业，比如修建了兵工厂，组建了数量庞大的乡勇。但当时陈芝廷对这些基业并没有太重视，因为当时他也没想到朱敬伦后来会当皇帝，当朱敬伦招募洋人建军械所的时候，他就很不满意，多次劝阻，当朱敬伦在新安修建交易所的时候，修建港口的时候，他都以一个乡绅的观念表示反对过。
现在看来，那些东西是朱敬伦最大的资本，军械所是兵工厂的掩护名字，因为军械所，朱敬伦的军队中拥有了精良的洋枪洋炮，交易所则是朱敬伦的钱袋子，有了交易所，朱敬伦才吸引到大批商人来交易，收到了大批的税收，建港口同样是这个道理，但当时的陈芝廷，全都表示了反对。
此时的陈芝廷，跟过去的位置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而且周游列国，让他思想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当时就形成的，而是在回国后不断的思考西方国家的各种事务慢慢转变的。
尤其是现在当了宰相，他的心胸跟过去的书生、举人完全不同了，过去他就是看不惯洋人，他就是不想看到蛮夷，恨屋及乌，所有跟洋人沾边的东西，他都不喜欢，哪怕当时在洋人的国家出使，他也不睁眼瞧那些洋人洋洋自得的大学和博物馆。
可现在慢慢回想起来，洋人的很多东西还是让很很震撼的，高耸入云的教堂，轰鸣奔跑的火车都让他觉得惊奇，而最让他感到恐慌的是，普鲁士那样的国家，竟然能做到人人都有书读，不管读的是什么书，人人识字这是很可怕的，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以一个读书人的心态来看，这种让人人有书读的景象，实在是太刺激他了。
所以时间越久，陈芝廷就越是不盲目的反对洋人，从内心深处接受了洋人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这个现实。所以他现在不但不反对跟洋人做生意，甚至巴不得更多洋人来做买卖，然后纳税呢。
现在他最头疼的就是钱，财政紧缺正是他自认为自己这个宰相当的不够格的最大原因，朱敬伦以登基为由，免除了福健、广東和广西三省今年的赋税，这是一笔千万级别的收入，不向农民收这笔钱，那就要从商人手里弥补。
因此陈芝廷很支持商人去做生意，但商人扩大生意是有限的，去年广東收入商税超过了千万，今年加上了福健和广西，肯定会增长不少，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两千万。而需要的开销实在太大。
真是不当家不知道盐米贵，他当了这个宰相后，还没有感觉到身居高位的尊崇，反倒是被来自各地的一份份财政预算弄得灰头土脸，各地都是要钱的，今时不同往日，过去清廷的地方管理，是地方先截留，现在则是统一的税务部门收上来放入户部，地方开销必须按照统一的格式进行申请。
因为历年的战争，各地都有大把的政务荒废，现在新朝新立，大多都是新官上任，或者老官留人，但所有人都想在这个新朝有所作为，因此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获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给新朝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这新气象固然可喜，可都是要花钱的，南海县、顺德县说他们的桑田圩堤需要维护，申请拨银十万两，英德说他们的城墙打破了得修，番禺县说广州城许多房子被烧，需要重建，琼州府还说他们哪里今年遭灾了，有灾民需要救济。
林林总总各地报上来的预算高达三千万两，勒令户部严格合适之后，依然得支出两千万两左右，而国库不但空空如洗，反而还欠着五千万两的亏空，这笔钱是用发债券的新办法筹集的，尽管是新办法，但也是要还的。
非还不可。
因为陈芝廷清楚，这笔国债最大的持有人是广府银行，而广府银行最大的股东，正是朱敬伦本人。所以说，这笔钱是欠皇帝的，欠皇帝的钱不能不还，不仅仅是因为皇帝的权威，更是因为朱敬伦的态度。
因为广府银行是朱敬伦开的，尽管里面还有四大行商的股份，但陈芝廷依然将这个银行堪称是大明朝的内库，是皇帝的私人金库。按照清朝的旧规矩，尽管内库和官库是分开的，但天下都是皇帝的，所以分的并没有那么细，乾隆时期内库有钱的时候，乾隆也是大把的将内库的钱用来填补官库。
所以陈芝廷不是没打过这个主意，他不止一次暗示过朱敬伦，希望能抹平这笔债务，他觉得只要皇帝都不要这笔债了，相信伍家、潘家这样的商人，还不敢要官府还钱，那么那庞大的债务就等于抹平了。
陈芝廷不懂也不在乎债务信用，国家信用问题，但朱敬伦可是很在乎的，他很明确的表示，公私分明，这笔钱国库必须按期偿还。
按期偿还，这就要了陈芝廷的命了，尽管这笔债务的利息不高，远没有钱庄动辄一分以上的利息，只有三厘的低息，可基数太庞大了，每年光是利息就要一百多万，加上到期的本金，明年光是本金加利息，陈芝廷就要偿付五百万两，这让他从哪里找去。
幸好大明打了一场胜仗，清廷这个冤大头赔了几千万两银子，尽管不是一次到账，可是分期用来偿还债务本息到时够了，可是各地的收支依然不平衡，陈芝廷继续借款的话，债务只会越滚越大，这笔债何时是个头啊。
除了钱的问题，还有大把的事情让陈芝廷烦心呢。
朱敬伦让他当宰相，对他很放心，目前为止，几乎是将朝政完全托付给他了，没有明清两朝的三日一朝，皇帝从不直接指使大臣，所有的公文都要由他汇总，他觉得重要的，才会请示皇帝，硬性的限制很少，比如拨款一百万两以上的，才需要皇帝直接批准，另外就是兵部目前由皇帝直接指挥，兵部尚书只是礼节性的对陈芝廷负责，而兵部的重要文件，都是直接送交中书省的。
朱敬伦如此重用他，更让陈芝廷压力大，生怕办错了事有负君恩，他几乎是事必躬亲，每天光是阅览各地送来的日常公文，就花去了他大半的时间，如果仅仅是累也还罢了，还有很多事情让他无所适从，比如今天遇到的英国总督的照会问题。
罗便臣强烈要求大明军队立刻撤出澳门，否则一切后果由大明政府负责，英国人已经打过两次广州了，如果在自己任上，将英国第三次引到广州来，陈芝廷的官做不做不重要，关键是他觉得太对不起皇帝的知遇之恩了。
这件事他不知道如何决断，所以他带人来找朱敬伦，但同时他觉得还是自己领导无方，他内心愧疚，所以他一言不发，十分拘谨的坐着听朱敬伦的指示。
朱敬伦看到陈芝廷的状态，这已经不是短时间了，自从上任之后，陈芝廷的状态都不太对，也是，让一个习惯了下跪磕头的政治制度下的官员，突然放在独当一面的宰相位置上，换任何一个人也会无所适从的。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名臣曹振镛一路做到了太子太师、太傅，画像进入了紫光阁，可当别人问他为官之道的时候，他说出了晚清官场一句明言：多磕头少说话。
晚清政治文化已经到了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的程度，文官们早就习惯了不负责任，有事上报就事不关己，可突然要他们负责，陈芝廷难免不习惯。
摸清情况的朱敬伦并没有给陈芝廷施压，反而是柔声细语的仔细解释自己的意图，但是有些话，即便声音再小，也显得振聋发聩。
因为朱敬伦说：“我打算趁此机会收回澳门，然后找机会收回香港岛。”(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五节 收回香港之谋
收回香港，谁不希望？
陈芝廷往下满朝官员恐怕都很乐于接受，但是他们真的没想过，不是不愿意想，而是没有去想。因为没人会认为大明值得为了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跟蛮横的英国人打一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所以他们从来没去想过。
可现在朱敬伦明确的说出来了，陈芝廷先是欣喜，接着是忧虑。
他乐见收回香港，因为英国人占领哪里，距离大明实在太近了，始终是一个隐患。
但如果因为要收回香港，而要跟英国打一仗的话，陈芝廷又觉得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皇上三思！”
陈芝廷叹口气站起来，一边说着一边就要跪下。
朱敬伦一把扶住他：“跪来跪去的，看得人头大，好好说话！”
陈芝廷也是习惯了，这才拱手作揖，继续劝谏。
朱敬伦摆摆手道：“我没想跟英夷开战，今时不同往日了，换作以往打也就打了，可如今我国税负全靠商税，英夷都不用登陆，直接把兵舰开过来，封锁上我们几个月，我们自己就要饿死了。”
陈芝廷疑惑道：“那皇上的意思是？”
朱敬伦叹道：“我本没想过这时候在香港跟英夷冲突，但宁波的事让我有了新的想法，刚好借着这次苦力贸易的事情，不妨试一试英夷的底牌。”
一想到宁波的事情，陈芝廷也点了点头。
去年明军舰队封锁宁波，接着派兵登陆，可是当时英法态度非常强硬，他们也针锋相对的派来了军舰，两只舰队一度对峙过一段时间。其实早在几年前，李秀成都已经攻占了宁波，也是因为英法两国的逼迫，李秀成不得已撤出了宁波，因此占领宁波之前，朱敬伦心里是有预案的，如果英法不反对，他就顺势占领宁波这个口岸，如果英法态度强硬，也不是不可以让步的。
真的看到英法两国态度如此坚决后，朱敬伦跟陈芝廷商议了一番，已经打算撤兵了，反正派军舰也是为了策应李秀成对浙江的攻势，而那时候随着左宗棠撤往江北，李秀成已经控制了浙江，因此强行保留宁波的价值不大了。
但没想到，这时候英法竟然不反对明军占领宁波了，只是提出了一些保护通商等毫无新意的要求之后，就默许了明军占领宁波的情况下，撤退了他们的军舰。
一开始朱敬伦以为是法国人打了退堂鼓，因为随着美国内战结束，林肯政府开始在墨西哥边境驻扎重兵，目的则是针对英法，尤其是针对法国。
1863年，美国内战正酣之际，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帝，怂恿奥地利弗兰茨卡尔大公的次子马克西米连接受墨西哥君主立宪派的邀请，成为墨西哥的君主。英国人也支持这个计划，原因是当时的墨西哥胡亚雷斯总统政府，拒绝偿还欠欧洲的债务，英国是主要的受害人，在英法的支持下，马克西米连的老婆的怂恿下，马克西米连这个志大才疏的开明贵族，摇身一变加冕成为墨西哥皇帝。
然后法国派遣军队登陆墨西哥，将胡亚雷斯总统赶到了山里。美国人是共和制，他们自然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欧洲腐朽的君主制政权，更何况是被英法控制的政权，内战中他们腾不出手来，只能忍下一口气，内战一打完，他们立刻就陈兵边境做出威胁状，同时大力支持胡亚雷斯，给他送去了大量的军火物资。
朱敬伦以为这才是英法退让的原因，以为英法会集中力量解决美洲矛盾，毕竟墨西哥距离英法比宁波近了太多。
过了好几个月才弄清楚，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中国国内，英法之所以反对明军占领宁波，主要还是因为利益，主要是英国人的态度，法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此时是跟随英国，但是当李秀成牢固的控制了浙江后，英法权衡之下，认为将宁波交由明国控制，恐怕更附和他们的利益。
首先宁波作为浙江的一个港口，基本上主要依赖的是浙江的商品货物，可是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浙江，如果太平军进一步寻求控制宁波，而英法坚决保卫宁波的话，两国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他们发现太平军中装备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火枪和大炮，都是大明的商人提供的；如果太平军摄于英法的力量，即便放弃了宁波，英法两国判断，天平天国政权恐怕也会在宁波的贸易问题上做手脚，恐怕他们想从宁波安心的运出浙江的生丝等货物也不那么顺利了。
最后两国密切磋商，认为与其将宁波交由太平天国控制，或者为此跟太平天国为敌，还不如让大明国控制这里，起码在对外贸易上，大明国做的更有效率，另外大明国跟太平天国的特殊盟友关系，让英法认为大明掌握这里，能够更好的保护宁波的贸易，但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就是英国人继续控制宁波的海关，大明则对此进行了保证，于是大明国已经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得到了宁波的行政权。
这让朱敬伦了解到，英国人对土地的态度，比自己想象中还要不重视，那么宁波可以放弃的话，香港是不是也可以放弃呢？
陈芝廷却有另外的想法：“皇上的意思是用猪仔馆换香港？”
陈芝廷显然想歪了，他以为朱敬伦打击苦力贸易是为了谋求香港的土地。
朱敬伦却摇摇头：“苦力贸易事关尊严，人的尊严才最重要，我们的子民不能让人像猪狗一样贩卖，这件事不是拿来谈判让步的筹码。”
陈芝廷不明白了：“可洋夷重利，若不给些好处，怕是不肯就范。”
朱敬伦叹道：“从宁波的事情上，我看到洋人最怕的，或者说最在乎的东西是贸易。但我们做事得有轻重缓急，第一要务是要禁绝猪仔贩卖，第二才是收回香港。猪仔贩卖一天不禁绝，就一天有人我兄弟姊妹屈辱而死，香港一天不收回总有一天能收回，人死却不能复生。但英国人是不怕打仗的，所以威胁他们没用，可如果让他们明白，他们在猪仔贸易上跟我们对着干，有可能损失更大的贸易利益的话，我想他们才愿意跟我们谈判，我们那时候也才有了转圜的余地。”
陈芝廷点点头：“皇上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威胁洋人闭关锁国！”
朱敬伦叹了口气，这些乡绅啊，还是太不重视商业了，动不动就要闭关。
“不是闭关锁国，只需要打击一下英国的贸易就行。”
陈芝廷不懂了，他知道洋人最怕的无非是禁绝贸易，可单独打击英国人，这是没用的，他太知道那些洋夷了，一个个为了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禁了英国人，英国商人会冒充其他国家的人，除非一体禁绝。
陈芝廷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朱敬伦，他觉得他已经很未雨绸缪了，连英夷有可能的投机取巧都想到了，可是他还是从朱敬伦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些失望。
朱敬伦道：“打击贸易，不光只有禁止一条，加税也是一种方法。”
陈芝廷道：“可给英国人加关税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冒充其他国家的人啊？”
陈芝廷实在是想不明白，如何能在贸易上只打击英国人，还能避过英国商人利用其他国家商人为掩护，或者直接让其他国家的商人代销他们的商品。
朱敬伦心里很清楚，陈芝廷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政府的首相人选，东方世界也还没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来，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确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比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但是中国士大夫跟日本的精英阶层不同，他们有太强的文化自豪感，因此很难虚心下来向西方学习，而大久保利通这样的日本维新精英，他们基本上是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他们的武士装扮，割掉了武士特有的发髻，扔掉了武士刀，可让中国士大夫扔掉毛笔，该用钢笔写字就是一件很难得事情，更不用说让他们用西方商业社会的思想来思考问题了。
但如果赫德在这里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法。
朱敬伦不想直接告诉陈芝廷答案，他是皇帝，他说出来的话，容易被这些人迷信。
所以他说：“具体方法我也没想到，你们不妨下去商议一下，赫德是英国人，你们不妨听听他的意见。”
就这样打发走了陈芝廷等人，他们这样的士大夫虽然思想比较传统，但是只要是真正愿意做事的人，做起事情来是不顾私事的，他们不觉得他们有私人时间，他们管这叫以身许国，因此他们不管赫德有没有下班，直接就到了赫德府上，连夜跟赫德讨论。
而这个问题在赫德看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太容易解决了，他不但向他们建议可以怎么做，还解释这样做的原因，算是给陈之庭等官员演示了一下西方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标准答案。
赫德的方法不出朱敬伦预料，不过是加内税而已，他告诉陈芝廷加关税的话，是违反跟英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的，通商条约中规定的是协定关税，没有英国的同意是不能随便加关税税率的，至于只加英国人的关税，赫德认为那更容易引起一场战争。
不加关税的情况下，还要打击英国的贸易，那就只能从英国独占的贸易品入手，英国目前向中国出口的最大项贸易品，不过是鴉片而已，所以赫德建议，向大明境内的烟馆加征超额关税。
打击鴉片贸易，陈芝廷这样的官员是举双手赞成的，尽管不能正面提高英国人的关税，让他们感觉到很不痛快，这时候才明白那个协定关税的可恨之处，但是采取变通的方式，只打击英国人，尤其是让人憎恨的鴉片贸易的话，陈芝廷就不觉得太过于屈辱了。
于是因苦力贸易引起的香港跟大明朝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引起了连锁反应，第一个波及到的，就是英国人的鴉片贸易。
只是赫德告诫陈芝廷说，鴉片贸易是目前英国对中国最大的贸易品，很容易让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因此要在舆论上给英国政府施压，他建议打一场舆论战，鼓励英国国内有良知的媒体宣传苦力和鴉片贸易的黑暗之处，让英国政府即便想保护鴉片贸易，也不得不在道义上有所顾虑，最后不得不跟大明进行外交谈判解决纷争。(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六节 舆论战起效
陈芝廷拱拱手走了，他之前对赫德的印象并不坏，但也算不上好，因为赫德是个洋人，但是这次之后，赫德给他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
首先赫德本人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历史上他能在英国和中国之间，尤其是能在满清的八旗权贵和汉人权臣之中游刃有余，这一点很多中国官场的官员都做不到，现在他同样能够在大明的官员中处理的相当得体，他说话的方式就让陈芝廷很容易接受，处处透着对陈芝廷这个宰相的尊敬，丝毫没有其他洋人身上的那种傲慢。
其次，赫德在给陈之庭出谋划策之时，除了语言上比较含蓄，甚至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另外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完全站在大明的立场上的，这一点让陈芝廷尤为满意，不经意间就认同了赫德是一个合格的客卿，慢慢打消了对他的戒备之心。
但陈芝廷却没想过，如果赫德是一个中国人的话，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给敌人出谋划策，他都绝对不能接受，哪怕是满清的官员投降了大明，陈芝廷心中都认为那个人的品节上有污点，而赫德这个英国人给他出谋划策对付英国人的方法，他却完全觉得理所应当，好像夷人心向华夏本就该如此一样。
由于赫德说话口气的方法，陈芝廷几乎是完全接受了赫德的主要建议，很快他就让户部制定针对鴉片贸易的超额税率，这么多年的锻炼，陈芝廷对商务还算是有相当了解的，他甚至还考虑到一旦加税，走私就会泛滥，还向刑部强调了加大打击鴉片走私力度的必要。
果不出所料，作为鴉片主要销售渠道的烟馆的交易税一下子被提高到了百分之三百后，洋人第一个就坐不住了，尤其是以经营鴉片起家的那些大洋行，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联合向香港总督施压，同时也开始游说大明官方，赫德是他们重点攻关的对象，他们认为赫德作为在大明官场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是最好的桥梁。
但是他们忽视了赫德本人一向都是一个禁烟主义者，历史上，赫德也向恭亲王奕欣建议过开征鴉片捐税的建议，并且用这笔捐税建设海军，奕欣有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不清楚，但是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后来确实用了这个方法，比如张之洞等人办洋务的经费，很大一部分都出自鴉片厘金。
赫德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他不但不答应洋人请他出面直接跟大明皇帝请愿的要求，反而正大光明的向外界表明他的态度，他高调的在报纸上抨击鴉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的黑暗，这是他在向大明表明他的立场，告诉大明官员和百姓，他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他是站在大明一边的。
赫德的态度到底惹来了多少洋人的咒骂没人知道，但一时间确实赢得了很多大明人的好感，尤其是一些原本看他不顺眼的大明官员，最近跟他交往的也开始密切了。
在利益面前，商人是最难妥协的一群人，尤其是来东方冒险的这些鴉片贩子，他们不断地给香港政府施压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大使施压。
可是大明寸步不让，打击苦力和鴉片贸易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在香港政府拒绝引渡逃到香港的苦力贩子的时候，大明海军终于行动了。
开始拦截每一艘驶出香港的商船，要求进行检查，一旦在船舱中发现有苦力，立马就对该船进行扣押。罗便臣此时骑虎难下，但他又不能认输，面子上下不来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抵受不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他知道一个处理不当，他的政治生涯就要结束了。更重要的是，这还事关大英帝国的尊严，所以他针锋相对的派出香港舰队给商船护航。
一时间因为苦力贸易引起的纠纷，不但很快就影响到了英国鴉片的出口，而且很快就上升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
报纸上纷纷报道相关事件，很多人担忧会再次爆发战争，毕竟这几年中国的战争太频繁了，不利的消息让交易所一时之间沸汤了起来，不是买卖多了，而是恐慌之下，很多人开始抛售跟大明有关的票据，不管是为数不多的股票，还是大明的国债，价格都开始下跌。
驻广州的英国公使是威妥玛，他的态度要比港督罗便臣要柔和的多，他更希望和平，于是多次跟洋务司交涉，但可惜的是洋务司倒是耐心的接待他，可对他要面见皇帝的要求，一概拒绝，连尚书令陈芝廷他都见不到。
显然大明政府在用一种不太积极地态度应付他，应付他的目的要么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要么就是故意拖延时间。
此时英国人不知道的是一个专门的特别团队，已经出发前往伦敦，他们背负的特别使命非常简单，就是要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报道，必要的时候，他们会用钱收买，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英国制造一股英国商人在中国长期从事不名誉贸易的舆论，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在保护这些商人利益的时候，不得不有所顾忌。
软文早就写好了，一些内容是赫德亲自操刀，一些则是请一些其他洋人操刀，用洋人的视角来批判鴉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鴉片贸易不用说了，英国国内就有很强的反鴉片贸易的声音，鴉片贸易早就被精英阶层所鄙弃，但是在赫德的UU小说，他将苦力贸易直接跟奴隶贸易进行对比，认为两种贸易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而英国正是推动世界废除奴隶贸易最大的一股势力，美国内战期间，林肯一宣布解放奴隶宣言，立刻就得到了英国舆论界的支持，让英国政府支持南方的态度，立马不敢再提。
当特别团队在三个月后悄然登陆伦敦的时候，英明关系已经相当紧张，英国政府也已经收到了香港总督和大明公使的报告，了解到了大明出现的状况，他们判断局势非常紧张，内阁已经召开了好几次会议，甚至正式讨论过战争的可能。
而在香港，局势持续的紧张，明英舰队已经多次对峙，几次险些擦枪走火，最后大明海军保持了克制，没有强行搜查英国海军护航的商船，但是对这些商船进行跟踪，迫使英国舰队必须一直护航到新加坡为止，这大大增加了香港英国舰队的财政支出，更是让财政捉襟见肘的香港政府财政困难，要知道这段时间爆跌的可不止有大明债券，香港政府发行的债券，也是不断爆跌，这严重影响了香港政府的融资能力。
这种局面，对英国政府来说，经营香港越发变成了一种没有利益的行为。
就在这时，英国一些报纸开始密集的报道关于苦力贸易和鴉片贸易的消息，他们按照赫德的调门进行报道，而且很多英国记者还进行了自己的加工，将其绘声绘色的进行描述，仿佛自己亲眼所见一般，将中国的苦力在运输途中遇到的苦难，以及在殖民地的矿井和庄园中遭受的待遇进行了夸张地描述，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苦力比过去的黑人奴隶遇到了更非人的对待，这不是一个文明世界的人该做的事情。
这些报道最致命之处在于，虽然有些报道有所夸张，但他们报道的基本都是事实，是经得起调查的，于是很快就引起了一股舆论热潮，伴随着东方局势的紧张，政府战争的讨论，在英国持续不断地发热，很快就引起了一场大讨论。
大明政府派去的特别团队很得力，因为大部分都是商人，而且他们中还有大量的西方顾问跟随，让他们有手段，也有经验明白如何操纵舆论。英国政府即便知道中国人在背后捣鬼，但是他们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打击报纸第一个反对的不是别人，就是报业协会本身。他们倒是针锋相对的进行过舆论战，可是亲政府的报纸报道出来的消息，很快就淹没在批判的舆论之中，毕竟英国人都知道在中国那些商人做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那些人在英国的名声本来就不怎样。
大英帝国的精英们，大部分还是以绅士自居的人物，一些社会名流很快也就站了出来，告诫政府，如果一直保护英国商人在东方的不荣誉贸易，会影响到国家名誉。巴林银行早期也从事鴉片贸易，但是很快他们就退居幕后，就是担心鴉片贸易，影响到巴林家族的名誉。
因此大多数绅士阶层还是明是非的，在他们主持正义一般的心态下，政府越来越压制不住不利的舆论，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大英帝国坚决保护合法贸易的态度，但是目前暂时不考虑采用战争的手段，他们将跟大明政府采取友好的协商，以求能在保护英国商人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苦力贸易中存在的非人道现象。
至于鴉片贸易问题，英国政府没有回应，因为作为一项每年为英国赚取数千万两白银外汇的贸易，一旦禁绝的话，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无法平衡，他们又不得不回到过去那种运输成船的白银来换取中国茶叶的地步，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鴉片对他们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项生意，而是一种贸易平衡的必须品。
这就是英国人为什么为了鴉片跟满清王朝打了一仗，但是却从不承认他们是为鴉片打的这一仗，始终坚持他们是为了贸易，而当时他们的贸易物品基本上就自由鴉片一项。
因为鴉片贸易不好听，却对英国有战略意义，正是因为鴉片贸易平衡了贸易收支，才得以让英国人一步一步垄断了东方贸易，将过去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起之秀瑞典和丹麦人，以及始终对英国不服气的法国人全都压了过去的原因。
也是英国人现在难以割舍鴉片贸易的最根本原因。
但朱敬伦现在却动了这个逆鳞。(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七节 场外游说（1）
这是一招险棋，朱敬伦自己也很清楚，他知道英国人并不想打仗，朱敬伦自己更不想打仗，尤其是跟英国人打，但鴉片贸易却是英国人无法割舍的核心利益，一旦失去鴉片贸易，英国势必再次在中英贸易中开始出现巨额逆差，在这个金本位的时代，意味着英国人不得不一船一船金银往中国运送，这不但会给英国的国际贸易造成巨大的麻烦，而且随着金银的流失，英镑的信用也会降低，这甚至会威胁到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问题。
总之一项高达四五千万两年贸易额的商品，已经不再单单是一种消费品那么简单，它已经具有了政治意义，哪怕它是毒品，英国也必须坚持维护下去。
可也正是因为鴉片贸易是英国人无法放弃的，所以朱敬伦才要动这个利益，只有戳到英国人的痛处，他们才会妥协。他们才有可能以放弃苦力贸易为代价，保住鴉片贸易，才能达到朱敬伦想彻底终结悲惨的苦力贸易的目的。
当然，这很屈辱，尤其是朱敬伦这种新中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官员，他更难以接受一个国家向自己的国家武装贩毒和贩卖自己的国民出国为奴这两件事，但是作为一个执政者，他必须为整个国家负责，在被人贩毒和被人贩卖国民为奴两件事中，他只能选择打击其中之一的话，他只能选择优先打击后者。
至于鴉片贸易问题，谁让现在的实力弱呢，这是一个列强瓜分世界的前夜，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这个时代弱者能生存下去已属不易，谈何尊严！
但即便如此屈辱，都有可能玩砸，时刻都绷着一根钢丝，随时都有可能断裂。
因为英国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国民变得富裕，所谓富涨良心，确实出现了一大批衣食无忧之下，展现出良知的绅士阶层，但这些人的声音能够影响英国政府一时，不可能长期左右英国的政策。
就好像美国的南北战争，因为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之后，英国国民踊跃的支持北方，让英国政府尽管很想支持南方，从而继续将美国南方当成原料来源地和产品市场，可却一时半会无法介入。
现在英国的舆论一时是挟制了英国政府，但不可能永远让英国政府束手无策。即便是最好的情况，英国迫于舆论压力，眼睁睁的默认了大明打击鴉片贸易，但长久的贸易赤字，很快就会让英国经济出现问题，这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每七八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一旦英国再次爆发经济危机，他们很容易就能将责任推到大明的身上，告诉他们的国民是因为大明限制贸易，才导致了英国的经济危机，操纵舆论以及嫁祸给中国这种事，后世的朱敬伦见的多了。
那时候在经济危机之下困苦挣扎的英国民众，也就没有那么多富余的良知了，他们那时候才不管大明限制的只是鴉片贸易，那时候他们会转而给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逼迫大明开放市场的。
因此一旦强硬的推动禁绝鴉片，朱敬伦知道战争也就不远了。
所以从一开始，朱敬伦就让军队开始准备，让他们做好跟世界第一强国英国一战的准备，一旦战争爆发，最好的结果是大明刚刚组建的海军全军覆没，但是却能在陆地上抵挡住英国軍队，然后在长期封锁之下，被迫再跟英国签订一个保住面子却失掉里子的条约。
更坏的结果是海陆两面全部战败，那时候恐怕连面子都保不住。最坏的则是，英国人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她又拉上了法国人，或者其他什么盟友，那时候需要担忧的，就不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而是这个新生的国家，能不能存续的问题。英法联军打败大明，他们会怎么选择，是将大明的国土交给听话的清廷统治，还是他们自己瓜分，抑或者他们允许大明继续存在，可从此只能是他们的傀儡政权。
总之朱敬伦心里很清楚，此时挑衅大英帝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动员军队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的同时，他还有许多其他的后手。
那些已经到英国活动的特殊使团，他们大都是由商人子弟组成，而且是长期跟洋人做贸易的商人组成，他们懂得洋人的心思。
他们可不仅仅是收买几家报纸而已，他们更重要的使命，是用他们的手段，去游说真真正正的利益集团，而不是虚头巴脑的在报纸上制造舆论。
曼彻斯特商会，是他们重点游说的对象，他们是以私人身份来的，做的比较隐秘，未必瞒得住英国政府，但是却不容易给人抓住证据。
过去的四大行商之一的广利行卢氏后人卢薛昌，正是负责跟曼彻斯特商会进行公关的主要人物，当然他是以商人名义来英国人的，也是以商人身份拜访曼彻斯特商会的，同时也是以商人身份被曼彻斯特商会奉为上宾的。
卢家在过去也曾是跟潘家伍家并列的大行商，但崛起速度之快比之伍家尤甚。
卢家第一代掌门人卢观恒出身落魄，乾隆年间因生计无着才来到广州谋生，当时的伍家在伍国莹的经营下已经是一个饮食之家，伍秉鉴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富二代，而卢观恒却只能在商铺中打杂为生，一直到40多岁连一房媳妇都娶不上。
机缘巧合他偶然在一次洋人的贸易中做了中间人，从此进入了跟洋人的贸易生意中里，十年之内就发家致富，成立了广利行，并且跟伍秉鉴平起平坐成为十三行总商之一。
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种崛起太快的家族往往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根基不够，说白就是一个暴发户。当卢观恒死的时候，卢家第二代掌门人卢文锦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这跟伍家的衰落一样，除了时代大局势之外，也是因为后继无人所致。卢文锦没有他爹的魄力，仅仅是将家族生意维持，在他的时代，卢家已经不能跟潘家和伍家平起平坐了，沦落成了一个普通的商行。
卢文锦没魄力，倒也不是一个败家子，他将他爹积累的巨额财富，不断的变成乡下的土地，倒是给卢家打下了根基，后来鴉片战争结束之后，卢家就关闭了广利行，全族回乡安然做地主去了。
但卢家过去曾经辉煌过，跟洋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朱敬伦希望利用这些行商的人脉，所以后来他就扶持卢家再次开起了广利行，而重建广利行的，就是卢家的第三代掌门人，卢观恒的孙子，卢文锦的侄子卢薛昌。
卢薛昌不是卢文锦的儿子，而是卢文锦的大哥卢文举的儿子，也是卢家退出商界后，唯一留在广州继续经商的子弟，不过他不再做贸易了，而是转行做起了凉茶买卖，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茶铺，后来他家的凉茶还颇有市场，知道解放之前，才被王老吉兼并。
因为卢薛昌本就是个商人，朱敬伦通过伍家鼓动卢家的时候，卢家就推出这个子弟，重新执掌卢家商业。
而这次让卢文锦来曼彻斯特也是有原因的，曼彻斯特是英国著名的工业城市，而英国的工业最主要的就是纺织业，卢家过去发家的手段之一，就是基本垄断了跟东印度公司的纺织品生意，而且他们不是卖，而是报销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棉花，因此在这个行当，卢家有经验积累，卢薛昌重开广利行之后，也继续做起了纺织品贸易。
曼彻斯特商会中，势力最大的也就是纺织业商人，他们不但是一股商业势力，在英国这个日益资本化的国家，他们还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英国之所以发动鴉片战争，背后就是这些商业势力的鼓动有关。虽然战争主要保护的是鴉片商人的利益，但是当时以贩卖鴉片为生的鴉片商人组成的印度商会、印度和中国协会，印度协会等团体，跟英国国内的纺织业商会其实形成了联盟。当时鴉片商会们忽悠了这些纺织业资本家团体，告诉他们中国人没人买一件衬衣，就足够他们开动马力生产一百年。
因此当时这些协会也加入了给政府施压发动战争的行列中，他们跟鴉片商会们一起，在短时间内，通过密集的向首相和外交大臣呈递备忘录，提出他们的诉求，给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而当时这些主张战争的团体中，核心团体是总部位于伦敦的“印度中国协会”，而其中叫嚣最凶的，则是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两个纺织业发达的城市的商会。
这次朱敬伦再次动了鴉片利益集团的蛋糕，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英国动武的危险，将工业资本利益集团，和鴉片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瓦解，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这是卢薛昌最大的使命，而他的对手就是曼彻斯特强硬的激进派会长特耐尔。(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八节 场外游说（2）
就是这个人，在前几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鴉片战争的时候，最不遗余力的游说，鼓动政府，而当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的消息传回英国后，又是此人兴奋的发表了歌颂的演讲。
用革命的语调来形容的话，就是“特耐尔为英军屠杀广州居民而欢呼”，这是一个工业革命时期典型的工业资本家，为了利益可以犯下任何罪行。
当然这种人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为了利益，他们也可以出卖一切，包括他们的灵魂，加入他们有的话。不过卢薛昌并不需要特耐尔的灵魂，他只需要特耐尔不跟鴉片集团站在一起而已，而他给特耐尔带来的礼物让他不能拒绝，最直接的是，订购足够制作十万套服装的毛料。
因为这份大礼，特耐尔用几乎是接待一国元首的礼仪，热情的接待了卢薛昌，并将他称为来自中国的天使，还翻出了几十年前曼彻斯特商会跟卢家做生意的账目记录，以此来证明他们是长久合作的老朋友，是值得信赖的生意伙伴，力求将这笔生意全部揽下。
欢迎仪式，热情的酒会之后，特耐尔热情的邀请卢薛昌参观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业，不仅有棉纺织工业，还有毛纺织工业，告诉特耐尔选择从曼彻斯特采购纺织品，是最正确的选择。
卢薛昌非常满意，将订单全部交给了曼彻斯特商会，同时不无遗憾的说，不知道下一笔生意什么时候才能做。
特耐尔非常希望这种生意能够长久的做下去，因为直到现在，英国人依然无法打开中国的纺织品市场。
因此他很关心是什么阻碍了卢薛昌继续跟他们做生意，卢薛昌则对大明和英国之间目前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他告诉特耐尔，一旦两国爆发战争他势必无法继续采购英国纺织品，而他信誓旦旦的告诉特耐尔，大明的老百姓十分喜欢来自英国的商品，也愿意购买英国的工业品。
特耐尔对此表示疑惑，因为大明对英国纺织品的进口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还远达不到说大明老百姓都喜欢英国纺织品的程度，英国人是做过详细调查的，鴉片战争之后，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打开了中国的口岸，中国人还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大量进口英国纺织品，于是在鴉片战争后不久，他们组织了一带代表团来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英国外交部分别给了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商业联合会都发去了复函。
当时调查认为，阻碍中国人大量进口英国纺织品的最大原因，是中国广大的乡村百姓都自己纺织土布。
卢薛昌不认可特耐尔的观点，他抖了抖自己身上用英国棉布制作的长袍，告诉特耐尔，中国老百姓之所以自己纺织，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轻便的英国纺织品，只是因为他们没钱。
特耐尔点点头，这很符合他的观点，也是他们一直以为的原因，作为一个英国纺织商人，他们骄傲的认为，英国纺织品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之所以不卖，要么是他们邪恶的政府不让他的百姓购买，要么就是他们买不起。
二十年前，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以及哈利法克斯等地的纺织业协会，可是一直坚定的支持和呼吁政府为来自中国的茶叶减税的，他们认为大量采购中国的茶叶，能够改善中国人民的购买力，这样他们就会购买来自英国的纺织品了。
曼彻斯特商会在1846年一年，就“两次联合利物浦及其他城市商业团体推派代表谒见首相皮尔(sirrobertpeel)与外交大臣罗素(lordjohnrussell)呈述过分沉重的茶叶进口税对于对华输出的恶劣影响，要求政府减税，以便扩张对华输出。”（带引号的是引用资料。）
英国商业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取消了高昂的茶叶税，但他们还是没有看到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爆炸式增长，不得不说他们是相当失望的，所以他们又鼓动了第二次鴉片战争。
“全都是谎言，都是污蔑！”
卢薛昌用蹩脚的英语大骂。
“这是那群鴉片贩子骗人的鬼话。”
卢薛昌坚决不肯承认中国人不买英国布是因为中国百姓自己纺织土布。
这让特耐尔十分迷惑，调查报告是英国外交部写的，他们还是比较相信的。
于是再次发出质疑。
卢薛昌道：“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没钱买英国的料子，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的钱，全都被那些鴉片贩子榨干了。事实上不但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皇帝，都希望中国百姓能穿上上好的英国料子裁缝的衣裳。”
特耐尔不是很信服的点了点头，这种论调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其实英国商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很多人也将中国人购买力不够的问题，归因于鴉片贸易，但这种论调在鴉片利益集团的打压下并没有形成气候，此时从一个中国商人的嘴里说出来，多少有些可信度。
但这还不足以打动特耐尔，事实上特耐尔这些天已经在呼吁商会向政府递交备忘录，希望政府能够借这次机会，再次打击大明这个看起来有些桀骜不驯的新兴国家，看能不能进一步降低关税。
在推动政府选择战争方面，工业利益集团和鴉片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没有绝对的保证之前，特耐尔绝对不会贸然推翻跟鴉片利益集团的合作。
所以他道：“可是即便鴉片商人不向贵国出口鴉片，又怎么能保证贵国的消费者会将钱拿来买我们的其他商品呢？”
卢薛昌打着做生意的旗号，却不是为了生意而来，立刻就听出了特耐尔的心思所在。
立马道：“这还不简单，大不了我国取消所有纺织品的关税。”
特耐尔眼前不由一亮，能够取消所有纺织品关税，那么英国跟大明打不打仗就跟他们关系不大了，鴉片集团给他们的承诺他们也就无所谓了。
但他还不放心：“贵国政府真的愿意放弃所有纺织品关税？”
卢薛昌自信满满道：“这是自然，我本人以及我国的商人，非常乐意推动本国百姓购买质量优良的英国料子，我国皇帝是一个开明的圣君，如果我们的商会给皇帝请愿的话，相信皇帝一定会顾及百姓的愿望的。”
特耐尔呵呵笑了起来，举杯致意：“我还有一个主意，比如我们的商会可以跟贵国的商会联合举办一个英国商品博览会，在大明专门宣传英国货。”
卢薛昌却摆摆手：“只可惜贵国政府咄咄逼人，眼下因为鴉片的事情，弄不好就又要打起来了。除非贵国政府愿意让我国禁绝鴉片，否则此事休提。”
特耐尔神秘一笑：“这一点请阁下放心，我国政府也是一个开明的政府，相信不会不顾本国商人的利益的，我本人以及本商会，还有其他商会，都会向我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的，相信我国政府也会考虑到本国商人的利益的。”
英国的商会组织，可比中国的行会组织政治性更浓，作为商会会长，特耐尔玩政治的经验比卢薛昌高了不止一筹，他早就看出了卢薛昌的来意，很清楚卢薛昌就是为他们的政府来游说的。
他不考虑这些，他是曼彻斯特商会的会长，他最需要考虑的是曼彻斯特商会的利益，尤其是主要的纺织工业的利益，至于其他的他才不管呢，只要中国人能喂饱他们，他愿意跟中国人合作。
卢薛昌碰了一下杯子，喝了一口让他不太舒服的英国红酒。
“那就说定了，我们禁鴉片，卖料子，一言为定！”
卢薛昌把英国人想的太简单了，他以为能通过给纺织业免税，就能换取到英国不干涉大明禁止鴉片贸易。如果真能达成这样的效果，对他而言，无异于立下一大功，临行前他可是亲自见过皇帝的，因此他现在已然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官方身份，没把自己当成商人了。
特耐尔摇了摇头。
“不不不，我们需要一个保证！”
卢薛昌问道：“什么保证？”
特耐尔道：“贵国对鴉片贸易的削减，将全部用到对纺织品贸易的开拓中来，也就是说以贵国当下的进口额为准，没降低一定的鴉片进口量，就要相应的增加一定的纺织品进口，如果贵国能够答应这点，我相信我国也会同意贵国削减鴉片贸易的。”
卢薛昌没想到对方给自己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他可没接到这样的指示，但是想到皇帝给他们授命他就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他们这些商人团出发前，皇帝亲自给他们进行过一番训示（朱敬伦认为是在给他们培训，他们认为这是训示），告诉他们，西方人重利益，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给予他们在金钱上便宜行事的权力。
卢薛昌认为，现在的问题，可不就是钱的问题吗，他还想到皇帝说的，与其把大明的银子变成鴉片让大烟鬼抽掉，还不如变成料子穿在老百姓的身上这句话，按照卢薛昌的理解，皇帝是不会拒绝用鴉片贸易额交换纺织品贸易额的。
所以他深思了一下，点头答应了下来。
他不知道他给朱敬伦出了一个多么大的难题。(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九节 贸易谈判（1）
特耐尔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后，立马行动起来。
他再次联合格拉斯哥、哈利法克斯甚至利物浦等工业城市的商会，甚至都不用他太积极的游说，因为就在卢薛昌游说他的时候，有一些中国商人已经分头跟这些商会接触过了，分别抛下了多少不一的订单，因此特耐尔的联系得到了一呼百应。
他们使出了当年联合鴉片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对中国开战的方法，再次不断的给外交大臣和首相呈递备忘录，表达他们的诉求，不过这一次他们跟鴉片利益集团站在了对立面，他们希望政府不要干涉大明禁止鴉片的行为，他们认为不但不值得为鴉片再次跟中国人动武，而且一旦再次开战，势必让大英帝国和女王的名誉受损，而且将损害除鴉片之外的其他英国商品的贸易。
在场外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同时他们强烈的呼吁和平，认为战争会损害千千万万纺织工人的利益。英国工人在马恩两大教主的理论宣传下，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权利意识，去年才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中，他们就展现了他们的威力，为了声援美国北方的废奴运动，他们掀起了大量的游行示wei活动，这一次牵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更是义不容辞。
巧合的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经济危机，有利的推动这场反鴉片运动。
1866年，美国战争结束，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美国的废奴运动，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让美国棉花生产从此一蹶不振，美国人飞快的解决了他们的劳动力问题，恢复了相当一部分棉花的生产。
尽管这些美国棉花根本无法达到战前的产量，但是南北战争四年多，已经让世界其他棉花产区，替代了美国，结果这批美国棉花突然入市，让世界棉花市场大大的过剩，好死不死的是，全世界的棉花商人热衷于南北战争期间的炒作，他们把棉花炒成了一个天价，结果美国棉花的入市，直接让世界市场崩盘，从伦敦开始，大量涉及棉花贸易的商人、银行破产，伦敦金融业危机，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在上海的银行也大量破产。
对英国纺织业来说，突然爆跌的棉花价格，虽然让他们的原料成本大大降低，可问题是之前的牛市，让大量的纺织工厂并没有安心生产，就好像后世每一次经济危机一样，经济危机之前，实体经济的资本都是大量疯狂涌入虚拟市场炒作，这一次这些高价囤积棉花的纺织工厂大量的资不抵债破产，结果反而造成了纺织工人的大批失业。
失业工人大量走上街头，让英国政府一时间再也不敢提动武的事情，但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难题。
鴉片利益集团也不是好惹的，作为英国政府，只要能扩大贸易，至于是卖鴉片，还是卖纺织品，他们是不介意的，但问题是鴉片利益集团其实比纺织集团更团结，因为他们的人数更少，而且鴉片利益集团中有大批很难惹的巨头。
东印度公司关门了，但是当年站在东印度公司背后的巨头们，并没有瓦解，这些人是在英国拥有崇高地位的大贵族，是大银行家族，是大保险公司，是航运巨头，这些人不但在议会中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很多人跟皇室的关系都很密切，这些人的蛋糕是那么好动的？
因此哪怕中国人答应说用减少的鴉片贸易额替换纺织品贸易额，政府也不敢用这个条件跟大明政府谈，因为政府一旦如此明目张胆的打击鴉片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他们离倒台也就不远了。
西方平权政治的这种独特的利益集团平衡状态，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已经很明显了。
但几十个大城市商会的联合抗议，数十万走上街头的失业工人，他们却不能不安抚。
于是只能立刻表态，他们将立刻排除谈判代表，去跟大明政府进行友好和平的磋商。
当英国外交使团到达广州的时候，朱敬伦的心情其实还不错。
最近他有不少收获，上海的棉花危机，让11家外资银行中的5家直接倒闭，其他银行大受打击，但中国本地商人却损失不大，尤其是蓬勃发展的钱庄，由于跟洋人银行联系并不紧密，因此跟世界市场的联系也不大，他们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而本地商人的损失，也远远没有洋人商人的大。在棉花市场崩盘之前，上海的棉花价格只不过从10两1担涨到了25两每担。这样的价格，让上海的棉花弄到伦敦，加上运费在不翻船的情况下利润率只有15％，已经远低于其他海贸的利润了。
由于海运两三个月的周期，让中国商人在崩盘前，大多都出手了，而洋人成了最大的接盘侠。仅此还不算，棉花价格的暴涨，让很多不良商贩作假，他们在棉花中掺水，结果很多洋人买走的棉花，还在海上就发霉了，结果更是血本无归。
上海洋人商业势力遭受打击，就是朱敬伦的收获，他这次到没有借机炒作，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太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因此他主要的操作不是炒作，而是低价收购，5家破产的洋人银行他都收入囊中，只花掉了20万两银子，对于这些被收购的破产银行，朱敬伦并不是完全收购，他给管理层留下了30%左右的股份，继续让他们经营，他还需要这些人帮他开拓，没有这些人，他也找不到那么多合格的银行家。
另外6家撑过这次经济危机的银行中，除了早就被控股的汇丰银行，其他5家银行，也都接受了朱敬伦旗下的广府银行的参股，而且全都达到了51%的控股比例。当时经济危机汹汹而来，这些银行没一家敢保证他们能躲过大难，当时广府银行提出参股后，他们没有一家拒绝的，只是在参股比例上进行了微弱的挣扎，就接受了对方控股的要求。
经过这一次经济危机，可以说朱敬伦等于是控制了在上海的洋人银行业，他太知道未来几十年这些银行的扩张规模了，可以说任何一家的利益，都比他现在砸出去那点钱要多数十倍。
这次棉花危机让朱敬伦得到的另一个收获，是在棉花危机的源头美国，美国人之所以能这么快恢复棉花生产，历史上他们是采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南方的奴隶主是解放了他们的奴隶，但是奴隶本身还在，作为自由民还生活在南方，历史上他们改变以往的种植园生产方式，大量种植园主将他们的土地出租给了奴隶，收取高额的租金，结果种棉花的奴隶，依然在种棉花，从种植园制改变为租佃制后，美国棉花生产很快就恢复了，导致世界市场棉花大大过剩。
而这次美国人同样进行了租佃制的改革，但朱敬伦却给了他们另一种选择，去年他让伍崇曜在美国组建的劳务输出公司，在南方接到了第一批订单，有几十家大的种植园主，他们出于对黑人奴隶的憎恨，或者对旧制度的留恋，他们依然决定采用种植园制度，在没有黑人的情况下，他们雇佣了上万中国劳工。
这些中国劳工当然不像过去的奴隶那样在鞭子底下劳动，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是不用催促的，他们在劳务公司的组织下，以中国式的短工形势在美国种植园中劳作，他们的工钱主要跟他们的劳动成果挂钩，按照采摘棉花的重量进行结算，这种分包制度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了很多年，比如农村短工收割庄稼的时候，都是按照地亩算钱，收割一亩地，或者翻耕一亩地是多少钱，根本就不用催促。
美国人采用租佃制开始恢复棉花生产是成功的，同时那些依靠华人劳工继续大规模种植的种植园主也成功了，于是更多的种植园主采用了这种方式，今年他们跟劳务公司的合同立刻就暴增了十倍，他们签署了雇佣十万人的协议。
同时劳务公司在美国西部的拓展也有很大的进展，他们收购了加州三角洲地带近百万亩的无主荒地，已经雇佣了上万人前去开垦。
这些好消息让朱敬伦还没高兴几天，英国谈判使团的到来，就让他感到头大了。
因为随同这些使团回来的，还有卢薛昌等商人，尤其是卢薛昌，他以一种表功的心态向朱敬伦汇报了他的成果，顿时就让朱敬伦感到郁闷了。
朱敬伦并没有苛责卢薛昌，主要还是他的责任，他没考虑过，即便是这些眼界最开阔的商人，其实也不具备现代人的世界观，在中国他们被看作重利轻义，可他们重利的程度跟西方人相比，简直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西方哪怕是保守的贵族，也比他们的权利意识更强烈。
但主要还是他们的眼光，他们从没想过这种强行推动进口英国纺织业，会让中国传统纺业破产的同时，也让现代纺织业在中国很长时间都不可能发展起来。(未完待续。)
第四百节 贸易谈判（2）
朱敬伦为了这些商人游说上的便利，确实给予了他们在利益问题上自主的权力，可没想到他们的步子迈的这么大。
朱敬伦本来设想的是，能用纺织品免税换取禁绝鴉片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可没想到他们答应了英国商人包销的要求。
朱敬伦很清楚，旧时代的中国，对西方纺织品的需求始终不大，最大的阻碍是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习惯，根据统计，即便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纺织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多也不过七成，而大多数市场依然是中国本土土布市场。
因此他认为，即便给与英国纺织品免税，他们短期内也不可能进入中国市场，依然只会慢慢的扩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并不大，可是这个包销协议就让大明政府不得不真的想办法努力进口英国纺织品了。
以目前鴉片贸易的规模，光是大明每年进口的鴉片就高达三千万两以上，除去一些转口的，光是大明自己消费的，就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如果将这些贸易额都换成纺织品的，意味着大明每年就得进口英国纺织品两千万两，以英国纺织品的廉价程度，平均下来，每个大明百姓，每年都要添置一件英国布料单衣了。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但思前想后，朱敬伦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条件，毕竟相比抽鴉片而言，把钱换成衣服穿总是更划算的，多穿几件衣服怎么说都是提高生活水平，而抽鴉片除了毒害之外，就只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论理悲剧。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件事不能走官方渠道，也就是不能用条约来保证。英国政府不敢接受一份歧视性的条约，歧视别的国家他们不在乎，但是歧视他们本国的利益集团，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政治代价。
这种事情在后世中国跟外界的交往中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总是看到，国家领导出访国外的时候，总是带去了大笔的订单，今天在欧洲购买了几百架飞机，明天又去美国购买几百架飞机。
事实上这绝对不是单方面的贸易优惠，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等价交换，在中国购买西方商品的背地里，则是西方对进口中国某系商品限制的取消，比如纺织品、轮胎等产品。可问题是中国领导敢将采购多少西方产品公开，而西方政府也只能宣传他们让中国人买了多少飞机云云，至于背后他们取消了多少对其他产品的限制，他们是不敢宣传的，因为他们本国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抵制。
当英国代表团提出希望中国能实质性扩大对英国产品进口，却又决口不提鴉片的事情的时候，朱敬伦就知道，他们又碰到了同样的困境，他们不敢对鴉片贸易说三道四，但是他们会选择默认，只要大明能对等扩大对其他商品的进口就行。
英国人的态度让朱敬伦觉得，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本来打击鴉片贸易，最大的目的其实是声东击西，是希望废除苦力贸易，但没想到英国政府在经济危机下面对纺织业的巨大压力下，真的考虑放弃鴉片贸易了。
能同时打击鴉片和苦力贸易两个毒瘤，这倒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至于付出的纺织业的代价，目前看来是划算的。
朱敬伦立刻指示伍崇曜，让他跟英国人秘密接触，告诉他们大明有办法实质性扩大英国商品的贸易额，让伍崇曜出面，有一个好处，伍家本身就是一个大商人家族，他告诉英国人说，他们可以通过商会向英国商会下订单，以去年的海关贸易为基准，每减少一万两银子的鴉片贸易额，他们将扩大一万两银子的其他商品贸易。
英国使团对此很满意，不用官方出面，不用写入条约之中，这样鴉片利益集团也找不到借口针对政府，不能公开说政府打击他们的利益，他们背后的那些大贵族集团，金融利益集团也就找不到合理的借口。
英国人将这种形势称之为补偿贸易，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后来这个名词很快就传开了，只是大明和英国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们之间有这种补偿贸易协议，否则就不止是英国本国了，其他国家也会认为这是对贸易自由的侵犯。
私下的肮脏交易完成后，才是摆上台面的正常谈判，英国人总结了国内商会的诉求后，提出了十多条要求，他们希望大明能够放弃对纺织品贸易的关税，以及纺织品在大明境内的流转过程的税收。同时希望大明能够降低其他商品的税收，这些商品门类众多，有煤炭、钢铁等，显然在纺织业掀起的风潮中，煤炭集团和钢铁集团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而鴉片英国人根本就没提，显然他们打算抛弃鴉片贸易了，当然不提也是给他们留一个后手，一旦大明没有按照私下协议进行补偿贸易，他们则会公开站出来为鴉片贸易摇旗呐喊，公开反对大明在国内收取鴉片交易中的重税。
现在的大明外交部跟以前的清廷官员的处事方法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们已经了解了国际规则，哪怕这规则是英国人制定的，但不代表不能用来为本国争取利益，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外交原则就是对等，尤其是在商业谈判中更是非常必要。
既然英国人提出希望大明免除许多行业的关税，尤其是纺织业的关税的话，那么大明也有理由要求英国免除对等的大明产品关税，第一条就是茶叶关税，尽管英国已经放弃给茶叶课重税，但茶叶税在英国依然高达百分之十七；第二要求英国免除大明生丝和丝织品的所有税收；第三则是陶瓷等大明手工艺品的税收。
最后双方经过激烈的谈判，用各种数据进行对比，互相给予了对方一定商品的特别优惠税率，比如大明免除了纺织品关税、消费税等税收，英国对等的免除了茶叶的关税和交易税等税收。大明免除了英国机械制品的关税和交易税等，英国免除了中国手工艺品的各种税收；煤炭对生丝，钢铁对陶瓷等等，总计多达三十余个行业。
谈判中双方都采用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优势行业原则，英国给大明产品免税的行业，都是本国不能生产的，大明对英国产品免税的，也大都是本国目前没有形成气候的产业。
因此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是对于大明来说，则是不利的。因为等于无形中给许多行业套上了枷锁，这些现代产业在大明今后的发展中，很可能遇到英国优势产品的冲击。
可现实比人强，大明政府既然想要废除鴉片和苦力贸易，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哪怕那些伤害本身就是洋人带来的，在你不够强大的时候，你就必须吞下苦果。
所以谈判虽然完成了，战争的威胁没有了，但朱敬伦并不是很高兴，他感到了屈辱。
尤其是关于香港问题英国人拒绝谈判，朱敬伦也没想过现在就解决香港问题，他只是希望将香港当成一个问题，可英国人根本不承认香港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就认为香港是英国的领土，根本谈都不谈。
同时英国人也没提澳门的问题，默认了大明收回澳门的举动。
事实上后来朱敬伦才知道，英国人之所以不谈香港，就是因为大明强行收回澳门让他们感到了威胁，他们担心大明这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有朝一日不按照国际规则形势，一旦他们倒退回到过去清王朝表现出来的蛮横态度，那么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西方商人，需要有香港这样一个避难所，尤其是在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澳门这个避难所被人家收回之后，香港就更显得必不可少了。
经济上的原因则是，因为大明收回了澳门，大量在澳门的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商人，统统躲避到了香港，一时间让香港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他们有能力自主，不需要英国政府投入了，这降低了英国政府内部对补贴香港的不满情绪。
谈判结束了，朱敬伦很清楚，对苦力和鴉片贸易的打击还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而已。
英国人通过这个新的通商条约，在背地里只是默认了他们对苦力和鴉片贸易的不支持态度而已，真正的打击还得靠大明自己来进行。
早在大明和英国新的通商条约签订之前，大明在打击苦力贸易初期就出台了法律，同时向西方各国发出照会，告诉各国，大明并不禁止劳力输出，但是反对任何没有保证的劳务输出，授权大明劳务输出公司全权负责海外大明劳工出国工作事宜，同时这个公司也将负责保障这些劳工的利益，任何国家和公司如果需要引入华工，都必须通过大明劳务输出公司签署协议，不得私下跟华工本人，更不能跟猪仔头进行购买。
这个法案用法律的形势，事实上禁止了目前的苦力贸易，可要让洋人接受，并没有那么容易。
朱敬伦此时需要支持。
他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到了收获的时候了，林肯政府第一个站出来抨击了苦力贸易的不人道，然后第一个宣布接受大明的劳务输出法案，要求美国所有企业，如果需要引入华工，都必须接受这个法案。
林肯还是够滑头的，其实朱敬伦早就希望林肯能站出来承认这个法案了，但是林肯一直拖着，一直看到英国人跟大明签订新的通商条约，他才站出来支持，就是因为他看到英国已经背地里放弃了对苦力贸易的保护，所以美国乐的做一个顺水人情，接受大明政府对华工的监管和保护。
但林肯的表态还是有用的，在大明外交推动下，很快那些渴望从大明身上获利或者已经获利的国家，也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都接受了这个法案，尤其是在大明利益一直扩展的不错的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他们本身对苦力贸易就没什么利益，紧跟美国接受了这个法案。
还没有成长到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普鲁士也宣布接受，俄罗斯宣布接受。
可英法两国却没有表态，英国人是采取默认的态度，是怕引起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至于法国，他们现在还没跟大明建交呢，出于拿破仑三世的面子问题，法国人几年前就跟大明不太友好。
但朱敬伦登基之后，法国政府看到，想在远东扩展利益，就绕不开大明这个国家了，在各房利益博弈之下，法国人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向朱敬伦发出了邀请，希望朱敬伦能够赏光参加明年巴黎举行的世博会，同时就明法两国的未来进行一次有建设性的谈判。
法国人这个奇怪的要求，遭到了大明上下的反对，陈芝廷等重臣还牢牢记得去年朱敬伦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国内引起的变故，他们担心一旦朱敬伦再次出访，国内的野心家们会再次蠢蠢欲动。
朱敬伦权衡之下，他最后接受了这个邀请，他不是不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刚刚建立的大明政权又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法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在这个时代不跟法国建立关系，大明实在是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
另外他也想看看，大明政权到底是不是能够独自站立，如果一旦最高领袖出国，国内立马就爆发政变的话，这个政权也实在太脆弱了。
但之前他得做一番准备。
在接受法国人邀请的第二天，朱敬伦宣布，大明皇宫的建设工作停止，他立刻搬进了刚刚清理了废墟的两广总督府，也就是现在的大明皇宫，接着他开始一步一步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尚书省。
他希望将来尚书省能够真正像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那样运转，他想看看自己完全不介入的情况下，这个自己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能够自行运转下去，同时也给给他们一个考验，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一节 遗留问题
首先是财政权上，朱敬伦不再给尚书省下限制，无论多大的财政拨付，只要尚书省认为合理，他们都可以自行决定；另外是外交权，之前朱敬伦在大政外交上基本上是亲自来抓，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而陈芝廷政府实在是陌生；最后是将司法权力也完全移交，之前各种法律基本上都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但现在只要尚书省认为有必要出台新的律法，朱敬伦闭着眼睛签字，根本就不看一眼。
唯独军权还牢牢掌握在朱敬伦手里，但已经开始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限制了，比如军队的预算问题，基本上全都交给了尚书省来审核，朱敬伦不加干涉也不给政府施压。
下放权力之前，朱敬伦处理了最后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就是军队的事务，军权是不敢交给别人的，这是关乎到这个国家基石的问题，不由得朱敬伦采取保守的态度。
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制约，是目前能做到的极限，至于让军队听命于政府的问题，目前并不在计划表上。
大明的军队客观来说已经很强了，但跟最先进的西方军队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或许打一下二等的意大利等**队没问题，但是跟英法等最强大的军队抗衡，还有差距，差不是差在士兵的技术问题上，训练这种东西大明军队已经完全引入了西式方法，差距主要是军队的管理和军官的素质。
大明军队引入了参谋制度，引入了独立的后勤、财务制度，但军官素质达不到要求，管理依然比较混乱，大明军队还远远称不上是一架战争机器，充其量也就比清军强大一些，跟英法相比还有差距，更不用说跟精密的普鲁士軍队相比了。
军官素质又差在两方面，第一是他们科学管理的基础太差，让一个个过去连数学都没接触过的军官，直接转换成基于数字的精确管理上，实在是不现实的事情；第二则是他们自身的思想问题，尽管通过学习西方，大明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依然有许多军官鄙视西方，鄙视西方，就不可能诚心诚意的吸收西方在十九世纪爆发的现代知识，迟早还是要落后的。
朱敬伦觉得，他之前能在国内做的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他建立了军校，让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进军校学习过，但是学习的效果他无法保证，军校无法影响的正是他们的思想，另外军校中主要的教官，也只是瑞典等欧洲二流军事国家的军官，水平也有限。
所以北亰之战过后，朱敬伦就开始选派军事留学人员，他没有精挑细选，而是直接一刀切，凡事年龄在三十岁一下的军官，全部派去西方，派到各个国家去，经过外交沟通，英国和瑞典、丹麦和德国一些邦国，都很愿意接受中**官到他们的军校学习。
之所以让几乎一个断层的年轻军官都去，是因为鄙视洋人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因此干脆将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都派去。让他们切身的看到欧洲在这个时代的先进性，看到欧洲军队在这个时代展现出的碾压其他地区的战斗力，用事实来打击他们的盲目自信。
朱敬伦不希望国人面对西方的时候的盲目自卑，他也不想看到自己手下的官员那种盲目的自信，不管是自卑还是自信，只要是盲目的，就是不客观的，他追求客观，实事求是。
在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下，不但大量的中低级军官不得不去西方，连一些高级军官，比如文鸢这种统领级别的军官，都得去西方走一遭，不得不说大明军队实在是一只年轻的可怕的军队。好处则是，这次选派，几乎包含了各个级别，一旦他们回国后，会带来一股从上到下的新气象。
军事问题之外，还有一桩法律问题，拖延日久的对侯进和张千山的审判工作。
这俩人身上的罪名是谋反，即便是这样的重罪，目前依然要走法律程序，由广州最高法官亲自审理，同时允许他们雇佣律师辩护。
张千山事情做的稳妥，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谋反的意图，无论是他说的话，还是做的事情，都无法证明他当时确实谋反了，说话方面，他自始至终对所有人都说，是为了保证朱家江山，他进兵广州是因为保住朱敬伦儿子的继承权，担心有逆臣谋反。
唯一的破绽是张柔没给他写那封信，也就是说张柔并没有怀孕，而张千山假托女儿写信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情。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张柔出面作证说，她确实写信了，张柔表示她当时大夫诊断自己怀孕了，所以写了这封信，结果发现是误诊。
显然张柔做了假证词，这不是朱敬伦让她这么做的，朱敬伦恨不能让张千山这个搅屎棍子伏法，但张柔是张千山的女儿，在最关键的时候，她选择了救自己的父亲，朱敬伦又能说什么呢，这是人性，他甚至都无法以此苛责张柔。
张千山因为朱敬伦的妃子张柔的证词被无罪释放。
侯进的审判就更麻烦了，侯进是军方元老，还是朱敬伦的兄弟，这是外界公认的。
朱敬伦也从没想过要杀侯进，杀了这个人影响太大，尽管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他身居高位，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朱敬伦起家时候就跟着朱敬伦的，在朱敬伦起家之前还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是别人眼中朱敬伦的生死弟兄。
如果侯进被判死罪，确实能够彰显法律的权威，让大家对法律感到恐惧，连那么显赫的认为都得伏法，谁还会怀疑法律的力量呢，就好像萧朝贵杀父母立威一样，太平军士兵的纪律性比清军更强。
可是一旦杀了侯进，外界还会把朱敬伦看作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朱敬伦必须在法律权威和自己这个皇帝的威信之间进行巧妙的周旋。
如果是西方社会他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即便是一个亲王犯罪了，该流放流放，没人会说什么，西方人连皇帝都可以流放，更别说其他了。但这是在中国，在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皇帝也不是西方的国王能够相比的。
东方的皇帝不但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是天子，身上肩负的是政权和神权双重色彩，一旦大家认为自己的皇帝是一个冷酷无情之人，这不利于一个包容的政治氛围形成。
所以对侯进的审判一直让朱敬伦很头痛，最后无论怎么判决，似乎他都要损失一些什么，不是法律的权威就是他个人的威望。而两者他都损失不起，不是他好面子，不想让自己的权威受损，而是他很清楚，在中国传统中，皇帝的威望对国家的稳定意义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凡事皇帝威望高的朝代，就更稳定一些。比如宋朝，虽然皇帝的权力收到臣子的削弱，可事实上宋朝政治相当稳定。明朝皇帝的威望不足，哪怕明朝军事力量更强大，但明朝就是更混乱一些。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宋朝臣子们更认可君王，认为君王开明，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所以他们更主动，更积极，内斗更少，而明朝的臣子，国家主人翁精神少的多，当官就更是为了争夺个人利益，所以官场斗争比任何时代都更激烈，可以说明朝不是毁于农民起义，不是毁于满清入关，事实上是毁于党争。
朱敬伦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的野心很大，他要将中国政治带到自古以来的最高程度，但不能一蹴而就，首先他得保证在无法突破传统的情况下，让中国政治可以达到宋代的稳定程度，所以目前他的个人威望极为重要。
权衡之下，他最后做了一个折衷的考虑，他自始至终没有干涉司法的运行，让皇权尽可能的尊重了司法。但是对判决结果他进行了干涉。
张千山某犯罪不成立，侯进自然也没有谋反，但跟张千山不一样，侯进最后还是被定罪了，他身上还背着克扣军饷的罪责，在大量勒索军饷的现实下，他的罪行很清楚。
克扣军饷是重罪，朱敬伦对此很严厉，死刑是跑不了的。但是当宣判结果出来后，朱敬伦不等执行，就发出了一封特赦诏书。
他有这个权力，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领袖，哪怕是美国总统都有特赦的权力。
但特赦得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朱敬伦给的理由是，侯进于国有功，侯进作为军事统帅之一，确实在大明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哪怕他本身没什么本事，但是大明的军队够强，或者说清军太弱，但展现的就是他的功劳。
将功折罪，也算是传统了。
因此最后尽管有一些不满的声音，可是法律的尊严保住了，法律的尊严在于他有权力审判任何人，而不在于是不是能够裁决所有人的命运。至少让人看到了，即便是侯进那么位高权重的人，也必须经受司法的审判。
但为了平息众怒，朱敬伦接着宣布流放了侯进。
大明现在唯一的流放地，只能是阿拉斯加。
侯进都流放了，对于朱敬伦一向不喜欢的张千山，他干脆直接任命张千山作为总督，也打发去了阿拉斯加这个殖民地去了，跟沮丧的侯进不同，张千山似乎对这个任命颇为满意，乐呵呵的去赴任了。
除了这些遗留问题，朱敬伦的私事也有一些，最重要的是婚姻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