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节 发行债券
1863年5月1日，经过一年的建设，一座三层楼高，占地十亩的西式建筑开张营业，香港有头有脸的华洋商人，各大洋行、银行代表悉数出席，因为这座建筑是定名为广東商品政权交易所的一所服务性机构。
赫德代表海关亲自参与剪彩，这家交易所是他力主建立的，为此跟朱敬伦进行过不下五次争论。
赫德坚持认为，九龙这里面向外洋，比新安的赤湾港更适合建设成为一座国际贸易港口，而赤湾港、以及附近的蛇口港，作为广東进出口港口，以及九龙港的子港口存在，应该是最符合发展方向的。
所以他力主将赤湾的交易所搬到这里来，这样不管是福健南下的商人，还是从西方来的商船，到这里都少绕行上百公里，如果不搬的话，赤湾很难跟香港进行竞争。
不过这所交易所可不仅仅是照搬赤湾交易所，而是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赤湾交易所经过几年的发展，商人们在交易所中玩出不少新花样，比如债券。
赤湾交易所设计之初只是商品交易所，可是不久商人们就提出，他们不可能只在茶叶季做买卖，他们希望交易所可给让他们预售，预售其实就带有期货的性质了，很多在福健缴纳了定金的商行，马上到交易所发售期货，提前回笼资金，规避风险，渐渐就形成了期货的交易形势。
赫德一直紧盯形势，不断的修改制度，为的是提高服务质量，因此交易所就在商人和赫德共同努力下，变成了一座兼有期货交易的交易所。
但是赫德还发现，很多商人在场外交易债券，他们自行印刷的债券，最早就有托马斯格雷茶叶种植园的债券，后来汇丰银行也发行债券，汇丰银行已经向广東政府提供了200万两的贷款，可他们不可能用自由资金，于是发行债券，上面印刷着广東政府抵押贷款债券字样，等于是用债券化分担风险。
为了约束场外交易，将交易正规化，赫德于是提出建设一座专业的交易所。
但是这座商品证券交易所并不是官方机构，而是一座服务性结构，采取会员制，只有购买了会员席位的商人才能在其中进行交易操作，目前暂定会员席位只有500席，每个席位原始出价只有500两银子，但是看好交易所前景的商人和洋行已经将席位炒到了3000两。
三层楼中，第一层为商品期货交易所，第二层为有价证券交易所，第三层是办公场所，包括交易所的职员都在第三层进行工作，为交易所提供结算、清算等服务，同时他们的宿舍也设在这一层。
商人们都很期待这座庞大的交易所开张，因为之前的交易所根本就是在妈祖庙里，一到庙市人来人往，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意，另外就是很多洋人是住在香港的，他们不得不往返在新安和香港之间，十分麻烦，现在好了，交易所就建在了对岸，往返不需要多少时间，给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赫德剪彩后，开始讲话，预期了一下交易所的未来，预祝所有会员能发财，最后表示，出于对交易所支持的目的，广東政府将发行500万两政府债券，由广府银行和汇丰银行共同承销，这笔债券将第一时间在交易所挂牌交易，欢迎大家投资认购。
好吧，借此机会推出广府银行是一个好时机。
朱敬伦的纸币已经开始印刷，目前总共有5两、10两、20两和100两的面额，纸币开始印刷了，但是银行还没有开张，所以很多人还不知道这家银行是什么银行，赫德这时候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番。
说是由广東道台朱敬伦和伍氏家族、潘氏家族、卢氏家族以及叶氏家族，五大家族共同投资创办，目前已经取得了广東政府的法定货币印刷许可，粤海关所有下设海关，全都接受该行纸币，该行纸币在广東境内拥有缴纳税款，购买政府财产的广泛权力。
这家银行的背景一出来，顿时很多人的吸引力就从交易所转到了银行身上，开始询问这家银行的业务范围，能提供什么服务，还有人为是否接受入股云云。
赫德回答，该银行总部设在广州西关，目前不接受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存贷款业务，发行债券业务等，但是对于特殊客户，可以提供承兑承保服务，当然这特殊客户，必须是在银行拥有巨额存款的贵宾客户。
宣传银行只是给赫德的一个小任务，借机而已，发行债券才是真实目的。
因为资金还是很紧张。
老实说，广東的财政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赫德手下已经完成了广肇罗道、高雷阳道和惠潮嘉道三道的财政改革，将税务以及支出核算，暂时都放在了赫德主持的税务司中，但是其中除了广肇罗道外，其他两道提供不来什么帮助，高雷阳道甚至直接就是倒贴，不但收不够税金，还得补贴当地政府的开销，否则让官员们回到过去那种勒索商贾的情景，就不是朱敬伦想看到的了，惠潮嘉道也仅仅是收支平衡，没什么盈余。
不过广肇罗道的商税开始征收后，税收节节攀升，关税去年有所提升，从前年的210万两提高到了230万两，商税则是从过去官府收的一塌糊涂的厘金，变成了正式的商业税，仅仅去年半年就在各县收了100万两，今年进入正轨后，赫德预计最少能达到200万两。
而这些厘金在过去的官府手里，连50万都缴不上来，完全失去了税收的意义，但是商人付出的成本却一点没少，甚至更多。
至于原因吗，还是陋规，谁都知道，谁都不管，反正钱不够了，还找商人摊派。
就跟过去的海关一样，管理散漫松弛，受贿纵私成风，走私漏税一直十分严重，政府应入的税收被层层私吞。1852年的时候，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曾经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5、6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1500万斤，可见透露的数目是正常应缴的三倍以上，商铺厘税同样如此，在过去的官府手里收不上来三五十万，在赫德手里就能收200万以上。
但即便税收收入如此丰盈，依然不够花的，光是给各地官府回拨经费，就占去了200万，还不如不纳入这么多地盘时候能用的钱多呢，原因很简单，朱敬伦大幅度提高了各级管理的薪水，让即便是县城的小吏，也能过上一份体面的生活，每个月至少能保证5两银子。
当然他们的薪水划拨后，由各县的户房发放，这种财政部门，当然已经倍朱敬伦收编，现在从上到下的户房，都已经归赫德税务司直属，等将来制度成熟之后，朱敬伦还是要划分出来的，赫德的权力太大了。
划拨了各地官吏薪水后，朱敬伦可用资金就只剩下一百多万，这一百多万根本不够，手下数万大军的军饷，就把这些钱耗光了，但他们的军火物资，军粮，训练经费，至少还需要100万，兵工厂日常运作50万，又采购了30艘军舰，最小的炮舰也得5万两，总共50万两，最大的5000吨级巨舰造价高达50万两，加上千吨、3千吨级等舰，合计就有150万两的支出，因此这些税收根本不可能够。
但如果以这些税收做抵押，广東政府可以发行更大规模的债券，从市场上融资，500万都不是一个大的数字了，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怎么保证政府的公信力，让大家相信政府会还款，主要是让华商相信。
朱敬伦请来了一百二十个商人到广州，对这些商人说，他该给他们还钱了，前年年底，借这些商人的钱，该还了，而且还晚了几个月，所以朱敬伦十分歉意，发誓以后不会拖延，还要跟他们立约为证。(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一节 徙木立信
商鞅在变法之前，在法令颁布之前，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的木头，然后，告诉民众有谁把这根木头搬移到北门，就赏十两黄金，十两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赏金，所以人民觉得很奇怪，不敢相信，没有人去搬动。
商鞅再下令有谁把这木头移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大家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个比较大胆的人，就把木头移到了北门，秦国政府马上发下赏金。这个事件过后，商鞅才颁布新的法令，他的法令就得到了信赖。
整个商鞅变法期间，有拥护他的，有反抗他的，但是没人怀疑过他的法，因为他的法是可信的。到了最后，当商鞅自己要逃的时候发现，他的法竟然让他都逃不出秦国，只能束手就擒，他的法成功了，约束了秦国的每一个人。
按照中国的观念，商鞅的法是恶法，所以后来两千年，儒家势力一直在打击秦国法制，尽管后来的朝代都不约而同采纳了秦国执行的郡县制，也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再也没有回到秦国时候的公信力了。
商鞅的法制是有问题的，法律太过苛严，动辄割鼻子挖耳朵，但有一个特点，对所有人来说，法律都会执行，或许执行的力度不同，比如太子犯了法无法惩罚，就割了太子师的鼻子，而太子师可是当时的秦孝公的亲哥哥。
跟后世儒家讲究的刑不上大夫相比，商鞅的法律应该是做到了人人平等，尽管人人都很难受，但他确实很平等，因此有人骂他，有人爱他，但没人怀疑他，做到了跟商鞅在城门口立木头时候的初衷。
朱敬伦现在也得立一杆木头，他也要取信于民，跟这些富商的约法，就是他的城门立木，他告诉这些商人，他之前有些疏忽，借了银子忘记还了，晚还了几个月，实在是对不住各位义商，所以他决定除了按照当初约定的利息外，还向这些商人赔偿一倍的损失。
朱敬伦刷刷将这些内容都写在纸上，最后写上保证，从他以下，各级官吏，不得无故逼索百姓财务，若为借债，依据付息，延期当与债主协商，许可后按照约定利息延期，若债主不许，则当立即归还本金，强行拖延，债主可至官府诉告。
在一个个老商贾惊悚的神色中，朱敬伦亲自手持一张官方契纸，上面已经签下了他的大民，请各位商人一一签字，朱敬伦的神色不容置疑，第一个人颤颤巍巍的签下了大名，后面的也不敢违拗，一个个签下后，朱敬伦立刻让黄三公拿去找人勒石刻碑，就立在自己的衙门口，然后还要印刷成告示，发行全省。
这是一份宣言，一份保护私有产权的庄严承诺，朱敬伦就是用自己的行为立一个规矩，他的政府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任何官员都不能无故侵夺他人的财产，包括他朱敬伦也不行。
后世的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第一个在英国发生，跟英国良好的产权保护有分不开的关系，后来英美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依然有这种因素在里面。落后国家的富人，都争先恐后的往英美移民，也是这个原因。
一个学者还发出过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全世界各国人，都从来不怀疑英语国家会侵吞他们的财富，西班牙语的国家没人信，法语的国家也会被怀疑，唯独没人怀疑英语国家。
朱敬伦很认可，对财产的保护，是一个商业社会的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也许是对人的权力的保护，加起来就构成了法治的核心要意。
让他感动危机的是，不止是后世，就连这个时代，广東的有钱人遇到危险，都想着往香港跑，自从有了香港，澳门都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了，英国人对他人的权力的尊重和保护，真的值得所有国家学习。
十个国家中，至少有九个做不到香港投毒事件那样的事情，包令的老婆都被毒死了，他还能做到让凶手接受应该的司法审判，最后还能证据不足释放，这种事情那时候是深深触动朱敬伦的心的，这不是某一件事，而是每一件事，相信广東人此时已经很认可英国人的这种品质了，不然不会一边倒的往香港逃难。
现在朱敬伦要做的也是这种事，他需要让所有人相信，广東政府也是会保护大家的权力的，尤其是在财产权上，一定会最为严密的保护。
这个时代，之所以商人赚了钱，就投入到利润并不高的土地上，而不是继续投入到商业中去，就是他们无法安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员剥夺了财产，伍秉鉴这样的顶级大商人都是如此，更何况小商人呢。
潘承训的族谱中，甚至都不记载他几个儿子接班做总商的事情，豪商自己都鄙弃自己的身份到如此程度，怎么可能让他们继续投资于商业，投资于工业，将他们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就发下去了，当商人们真的看到各县城门口、县衙旁，都张贴着这些告示，告诉了大家事情的原委，朱敬伦的自我罚款，以及之后的保证，后面还附有朱敬伦和富商们的签名。
这时候很多富商有些蒙圈，有些已经明白了，朱敬伦在拿他们徙木立信，只不过这木是竖起来了，信有没有还不一定，如果真有人把木头搬走而没有得到赏金，反而更加无信可言，因此富商们真的很期待此时有一个徙木的人，也就是真的按照告示上的说法，跟某个衙门打一场官司，看看好不好使，没听过还可以告衙门的，到哪里去告啊？
他们很快就知道要到哪里去告了，因为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又发到了全县，在各县设立审判庭，派驻法官审案，并且请当地乡绅名宿有功名者公审，哪怕是县令也可以在这里投告，朱敬伦的司法改革稳步推行到了全省。
说实话，各个法官的素质并不专业，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状师，这些状师也被蔑称为讼棍，官员们非常不喜欢他们，常常说他们怂恿愚民诉告，荼蘼钱财，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最坏的坏人，所以每到一地如果当地民风爱打官司的话，想做事的官员，不是严格审案，而是第一时间收拾当地的状师。
儒家世界观下的官员，有种息讼的观念，认为某地人爱打官司，就是民风不够淳朴，喜欢争斗，不和睦，他们讲究的退一步让一步，这样就人人和好了，这不是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官员阶层如此，不是懒政的官员不想审案，而是名臣都是这样。
就连明代大圣人王阳明，王守仁都是这种思想，《王守仁息讼》甚至以一个知名典故流行于世。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王守仁的一个朋友对别人进行诉讼，王守仁说：“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过了几天那人便来了说他已心平气和了所以前来受教。王守仁说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
不但是对自己的朋友，对老百姓也这样，他被贬到庐陵做知县，这个县的人喜欢争讼，王阳明就把所有官司压下来，发出告示让百姓不要来打官司，说他身体不好，不能理清楚官司，晾了一阵子之后，才告诉别人，不是他身体不好到不能处理这些事，只是邻里乡亲，应该相互体谅，相互扶持，出入友爱，养成敦厚之风。一些小事纠纷，相互协商，相互谦让，就能够顺利解决；动不动就打官司，不仅伤了和气，实在不是良善处世之道。
最后还和当地人约定：从今往后，除非有迫不得已的重大案情，不要轻易打官司，要以良善称于乡族为美，养成仁义孝悌之风。如果有以良善著称于乡里、父慈子孝的人家，我将亲自前去登门拜访，向他们致敬。
儒家这种认为如果一地百姓热衷于打官司，就是不和睦的心态，在道德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反正绝对不可能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所以朱敬伦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觉得无处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烦，王阳明是大圣人，他或许能够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为，却给了很多懒政怠政的家伙们一个绝好的借口，那就是息讼自己省事，福健有一个县，好几年县令都没升过堂。
所以朱敬伦不但不主张息讼，而且鼓励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讼师，这些人熟读大清律例，然后派他们去香港的法庭上观摩，请香港的法官培训他们司法程序，当然他们不需要像英国法官那样，穿上滑稽的衣服，带上夸张的假发，他们穿的是官府，朱敬伦找人给他们定做的七品官府，也就是说他们在县里跟县令是平级的，但还给了他们审判县令的权力。
至于陪审员裁决制，换成了当地名宿裁决，为了让告诉双方感到公平，这个裁决团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陪审员也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请命官意思是为民请命的意思。
法官是派出去了，慢慢的也有人来打官司，判决也大致能让人心服，判例慢慢形成，但是民告官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朱敬伦的“信”也就一时还立不起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木至少立起来了，这就说明朱敬伦是想做点事的，能起到一种千金马骨的广告效应，也是不错的。
1863年，行政、司法的架子慢慢搭起来了，教育的架子也慢慢成行，只是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比行政和司法更加复杂，让朱敬伦也感到麻烦。(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二节 科举是一把钥匙
去年年底，美国教育顾问詹森，经过半年走访，向朱敬伦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
詹森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门的一个老官员，做过十年的中小学教师，之后就一直在行政部门工作，工作能力不错，尤其是对教育有一种使命感，他本人也并不是信教，教育就是他的信仰。
这是一个很附和朱敬伦要求的顾问，他第一批来到广東，然后朱敬伦派兵保护他到各地考察。
经过他的考察，抽样了新安、东莞和香山三县五百多个私塾后，统计得出，广東的地方教育普及只有百分之十，也许这还算是高的，因为这三县属于经济水平相对好的县，整体水平恐怕还没有百分之十。
据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在江户时代，民间就自发成立了数万个寺子屋机构，这是一种类似学校的机构，教授的主要还是中国和日本自己的经典，孔孟之道什么的，虽然没有自然科学，但是却将日本人的识字率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还有的统计认为是百分之五十，总之相当高，同时代的英国才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可以说他的教育普及已经超过了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基础。
中国的民间教育，也是主要以私塾为主，但是私塾要么属于大家族，要么属于一些重视教育的宗族，可以说是不对外的，带有文化垄断的特征。
詹森建议朱敬伦通过改组私塾来完成教育的普及，他还建议朱敬伦，需要保持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他认为各国都不应该放弃本国的传统，这几个观点，跟朱敬伦不谋而合，他确实采纳了。
美国教师大批到来后，朱敬伦集中办了几所学校，打量招募读书人学习自然科学的，这些学校相当于师范学校，等培养出第一批学生之后，已经到了今年年初，有一些读书人基本掌握了简单的数学和几何知识。
朱敬伦就想派他们下去试点，还是在自己的威望比较高的新安先尝试，给没个私塾派去了一个教员，同时跟私塾商议，通过给他们补贴的形式，让他们向附近的各村开放，让所有适龄孩童都能来读书。
对开放私塾那些老夫子在劝说之下接受了，可是当朱敬伦派去的教员下去教授数学几何知识的时候，他们却开始百般刁难，一开始挤兑这些教员教书的时间，不久就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他们说这些教员教的根本就是异端邪说，把他们赶了回来。
在不触动旧势力的情况下改革，和尽最大可能的普及教育，这是朱敬伦认为极为重要的两件事，前者在反复之中稳步推行，但没想到后者出现了问题，当不与旧势力、旧传统相冲突，和普及教育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朱敬伦也不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方式了。
是强行派人下去，还是继续柔性的说服教育，或者采取另一种方式去教育，这是一件很考量指挥的事情。
老夫子们不是不会算账，不是不知道数数之道，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数学口诀，可是他们没见过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也不清楚，看到那些教员又是写符号，又是画图像的，完全跟圣贤书不搭界，他们就认为这完全是扯淡，以老资格教训了这些后生，这些后生教员还不听，直言这些都是西学，也是大学问。
什么屁的大学问，在大能大过论语？能大过四书五经去？
其实起冲突就只有个别教员，这些教员也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份薪水，大多数自己都不是很认可这些数学和几何知识，但不排除个别人崇尚西学，毕竟英国人占了香港已经二十多年了，在年轻人中有一两个这种对西方文化热衷和认同的也不奇怪。
结果就跟老夫子们的思想产生了冲突，把他们赶走还不罢休，听说这些教员都是跟洋人学到的邪说，立马相互联系，直接把所有的教员都赶走了事。
虽然很遗憾这么早就发生了这种事，但朱敬伦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思想文化上的冲突肯定会发生，这才是他改革真正的深水区，如果不能将教育普及下去，不能将自然科学推广开来，那么其他一切的改革恐怕都会是水上楼台，根本持久不来，因为你无法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事业，不可能总雇佣洋人，雇佣不到也雇佣不起，自己搞教育，说不好听一点，其实是成本最低的。
怎么办？
耐心的找一个个私塾谈，告诉他们西洋人的东西也是好的，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可父子们坚持华夏入夷礼则夷狄之，三人行必有我师，师从夷人，则必成蛮夷，他们坚持不学夷学，也不许他们的子弟学，不许他们的学生学。
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朱敬伦记得，日本明治维新、德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改革，也都是采用强制的方式，普鲁士对不让孩子上学的家长，甚至会罚款，日本人直接派警察在一个个教师里蹲着，在大街上巡逻，看到到处溜达的孩子就抓起来打一顿送回教师。
可现在朱敬伦是连给孩子们找一个教师都找不到，他教授还只是普通的数学和几何，如果推进到物理、化学，以及天文地理的时候，恐怕阻力会更大。
朱敬伦压着火气，依然跟老夫子们谈判，他始终坚持认为，这种通过商谈的方式，是最文明，也是后遗症最小的，任何强制性的东西，最后都会产生反弹，如果因为教育的问题，百姓造反了，那就是笑话了，别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文化和思想上的问题绝对不能大意。
就在朱敬伦已经说的就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老夫子反问说，那西学还能科举不成，还能给人功名不成？
他顿时如同醍醐灌顶，晚清后期掀起的民间自发留学潮，可不就是因为清廷给予留学生各种功名吗，甚至直接就能得到理科或者工科进士的功名。
他脑子里思路大开，看来传统教育的要害在科举上啊，这是一把打开教育的正确钥匙！(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三节 候补官选拔制度（1）
经过前一阵的整肃之后，广東地方各级衙门的胥吏都变得有些抢手起来。
胥吏本来不是一个体面的身份，而且十分固化，比官僚圈子都更加封闭，不是子承父业，就是兄终弟及。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制度的有意为之，因为一旦成为胥吏，就会被打入另册，所谓执贱业者，明朝时候将伎院乐籍、官府胥吏、奴籍下人三类人打入贱籍，子孙无法参加科举。
清代废除了伎院乐籍，但胥吏和奴仆，依然是贱籍，无法获得科举资格。
所以往往成为胥吏，就是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事情，成本很高代价很大，一般很少有人愿意落籍为胥吏。
但这个阶层是极为重要的，行政上的文书作业，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掌握，而这些显然都是胥吏来做的。
试问哪一个衙门离得了这群人，也许是封建王朝的官员需要这么一种人，所以才专门制定出这样一种制度，限制掌握了这些文书能力的专业人才离开这个行业，就好像蒙古和明代将匠人都绑在户籍上一样。
是因为有了需求，又不想浪费精力去慢慢培训，所以让那么一群人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能够节省极大的成本。
可问题是，不让这些人参加皇权时代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科举考试，限制这些人的合法权力，把他们跟奴仆编成一种户籍，自然而然就让人看不起这些人。
尤其是在文官的圈子里，他们在人格上是瞧不起胥吏的，但是要办事却少不了这些人，甚至可以说，真正支撑政府机构运作的，就是这些基层的小吏，而不是那些整日间高谈阔论饮酒作对的文人。
这种被人在人格上的鄙弃，又真的会给这个群体造成心理上的扭曲，他们毫无荣誉感，就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因为你不管表现的高尚也好，表现的低劣也罢，都得不到别人的赞许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高尚？
因此这种被鄙夷的小吏们对待比他们更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恶劣，他们这种行为反过来又让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民间有谚语，“官如大鱼吏小鱼，完粮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老百姓把这些跟他们直接接触的小吏们看成是敲骨吸髓的恶猫，一点都不奇怪。
但这样一群性格被社会制度扭曲的人群，他们的权力可真不小，绝不仅仅只能欺负一下小民，即便是他们的上司，那些官员，他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善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官员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利用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的能力，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官员。一旦遇到软弱、生疏、散漫或无能的官员，他们甚至能够揽权。
胥吏就是这样一群人，法律上毫无地位，老百姓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他们，官员鄙视他们，但是他们却能灵巧的运用手中看似微弱却不可或缺的权力，往下欺压小民，往上胁迫官员，从上到下都不欢迎，却又离不开他们的。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该归罪于谁，憎恨于谁，好像又找不到一个目标，因为这就是官僚体系长期发展的产物，是最低廉却又最低效的一种制度。
中国古代制度中，充满了这种悖论，不止是胥吏阶层，还有军人阶层，同样也是被人厌弃，生活没有保证，不得不勒索小民，反过来更让人鄙视。
在这种情况下，朱敬伦不得不进行改革，他不能接受这种低效又内耗严重的制度。
但朱敬伦也得承认，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制度，因为他要让胥吏不从陋规中取利，就必须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能够生存，甚至能够体面的生活下去，这样才不会有利用权力徇私舞弊的现实压力，在加以严密的监察措施，提高犯罪的成本，才能够打击贪腐。
因此朱敬伦之前大幅度提升了衙门小吏们的待遇，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可是此举是很受胥吏阶层欢迎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小吏都能从陋规中发财，只有那些头脑最灵活，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胥吏，才真正能够发财，大多数胥吏也只是分到一点常例陋规，勉强糊口罢了。
有这样一群人支持，收获还是不小的，因为毕竟是这些人在处理官府的具体事务，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高了，官府的效力就能大大提高，而且他们习惯了没有政治地位的处境，稍微对他们好一些，他们的反抗精神立马就没有了。
最让胥吏们欢迎的是，朱敬伦废除胥吏不能科举的限制，尽管这群头脑相对精明的群体意识到，朱敬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藩镇，似乎招牌没有朝廷那块招牌来得大，但依然殷殷期待着朱敬伦能开科举，也让他们尝一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感觉。
所以一时间胥吏子弟们还掀起了一股读书的风潮，但是读的依然是四书五经，之前他们可不会读这些书，以前他们就跟匠人一样，虽然也读书写字，但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看懂公文，能从父辈手里传承下来一套漂亮的公文文体就是真本事，读不读四书五经真没什么用。
显然老夫子那一套思想，在胥吏阶层心中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并不如文官阶层，和孕育文官阶层的乡绅阶层那么强烈。
因为解除了对胥吏阶层的限制，所以不但胥吏阶层自身开始有了读书的动力，读书人对胥吏身份的顾忌也消失了，尽管大部分读书人还改不了对胥吏的鄙夷，但那些穷人，穷的甚至都无法维持继续读书人的读书人，胥吏这种身份、这种工作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接受了，在加上朱敬伦给胥吏的薪水异常丰厚，一时间倒是有不少读书人应聘做县衙的吏员，想着一边在官府中做事，一边继续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官员。
但反弹也是不小的，垄断科举之途的乡绅阶层，尤其是那些自家子弟读书晋身纪律更高的官宦世家，对朱敬伦的这个举措极为反对，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都是名门望族是乡绅阶层中的骨干，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觑。
为了不得罪整个这个阶层，朱敬伦甚至没敢直接提升胥吏的政治地位。
现在从最底层的教育改革推行不下去之后，朱敬伦联想到科举和功名，朱敬伦决定改换一下思维，从上面进行突破。
他决定不再跟顽固的老夫子们去谈判了，他要从上面动刀子，让这些老夫子来找他谈。
于是很快朱敬伦宣布，胥吏不但可以考试做官，而且以后的各级官员，必须拥有至少三年的实际工作历练，也就是在当官之前，必须做三年胥吏，直接跟底层的老百姓接触，直接操作面对老百姓的具体工作。
本来这件事就是他早就想做的，可是乡绅阶层反对，他不想激怒这个阶层才没敢推行，现在那些顽固派已经成了阻挡他前进的最大阻力，那么他就必须向这些人施加压力，改革就是在这种互相博弈之中推行的，现代政治本就是一门互相妥协的艺术。
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说过：妥协是政治的灵魂。所有的政治原则，包括制度和法律就是交易双方不断谈判、妥协之下的产物，如同打牌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牌，也都有对自己筹码得失的一个底线。
一旦双方的底线无法弥合，政治也会崩溃，那时候改革也就演化成了革命，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不就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双方的底线根本不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必须用战争来解决了吗。
朱敬伦现在扔出了一张牌，他等着顽固派出牌，他愿意做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对方也必须向他妥协，然后小小的将改革推进一步。
果然整个广東的缙绅阶层都愤怒了，他们无法接受他们通过科举做官，抬高或者维持他们特殊地位的通道被胥吏集团占据。
对乡绅阶层来说，科举跟土地，是他们一辈子最关心的两件事。广東的土人和客人之间最大的矛盾，一个是争地，另一个就是争学额，这种矛盾最后能引发土客械斗，也就能引发乡绅阶层跟朱敬伦对抗。
乡绅们一边在乡下动员乡勇，做出威胁姿态，一边相互联名向官府请愿，朱敬伦也调动军队，各县都有他的军队，少则一百，多则一千，他控制着城市，但他愿意跟请愿的乡绅谈一谈。
“胥吏户籍已经废了，在广東已经没有了胥吏。在新规定中，你们可以将官府的吏员，堪称是官员的预备，他们每一个人都相当是一个候补官员，一旦表现出色，做官的话，更能了解民情。”
朱敬伦对请愿的一个个名门望族出身的乡绅解释自己的道理。(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四节 候补官选拔制度（2）
他的道理也很有力，历朝历代很多名臣都注意到科举出身的官员缺乏历练这种事，下放到地方上，往往容易被地方上的刁滑小吏们蒙骗，所以很多有名的名臣都整肃过吏治，明朝甚至直接给即将上任的地方官发放为官指南，名叫《新官轨范》。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吏们的手段是无穷无尽的，单凭一本书是不可能让官员跟小吏的斗争中处于上峰的，能拿得住小吏的官员，要么是蛮横不讲理的，要么就是老官僚。
所以朱敬伦说的，让吏员成为候补官，确实是能够大大提高新官经验水平的办法。
只是这种办法，侵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就是在有道理，他们也不能接受。
“朝廷的候补官，最多也是捐官，从没听过直接让胥吏做的道理，胥吏哪一个不是刁滑的小人，朝廷命官，怎么能从这些人中候补？”
各县派来请愿的乡绅们反对，可是只拿胥吏的身份说话，拿风俗中对胥吏低人一等的观念为借口，丝毫不肯提这影响他们自己利益的话题。
朱敬伦笑道：“现在这些胥吏可能有一些臭毛病，但是我看到废除了他们的胥吏户籍后，很多人都开始读圣贤书了。我想圣贤书是能教化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既然这些人跟自己玩虚的，朱敬伦也擅长此道，谁敢说圣贤书不能教化人，那就是大逆不道了。
一个个老顽固憋的脸通红，却一时找不到机会反驳。
“总之就是不能让胥吏当官，让这些人世世代代把持政令，其非儿戏？”
一个激动的老家伙激烈的叫喊，一群人纷纷附和，越说越激动，好似如此一来国将不国了一样。
等他们情绪越来越愤怒，即将失控的时候，朱敬伦才慢条斯理站起来，这些人看着他，慢慢声音低了下来，知道朱敬伦要说话了，或许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说过让某一些人世世代代把持官位了吗？现在在广東已经没有胥吏了，他们也是读书人。跟你们一样的读书人，他们的子子孙孙能不能把持官位，还要看他的本事。我打算制定章程，日后所有的官府吏员选拔，都必须通过考试，跟科举一样的考试。农民子弟可以考，商人子弟可以考，地主、乡绅的子弟也可以考。以后也没有小吏一说，吏员就是候补官员，官府中只有官员和候补官员之分，再无命官和胥吏之分。”
说完朱敬伦摆摆手：“你们自己先商量吧，饭后我们在议，你们要是有什么高见，本官洗耳恭听！”
说完扔下这一群还在消化朱敬伦的说法的老家伙们，径自出了班房，他知道这些人现在需要互相商量了，他们会商量出一个结果，然后拿给朱敬伦的，他们是有底气跟朱敬伦提要求的，因为他们在乡间组织了数万乡勇，用这些乡勇给朱敬伦施压，他们才会派人来请愿，他们以为他们有说话的资本。
这倒是朱敬伦没想到的，没想到这些人这么快就学会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欣喜的是这些人没有蛮干，没做出围攻县城的行动，否则说不得要血流成河了。果然有组织的力量，才是负责任的，如果是一群没有组织的流民，恐怕早就开始暴动了。
当然这也跟他们是乡绅，一向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关，也有向官府请愿的传统，这种传统很好，朱敬伦觉得有必要维持下去，至于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强大，更有组织力，动辄威胁官府，朱敬伦一点都不担心。
通过利益集团组织化的方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运作，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朱敬伦既然要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又怎么会压制这种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何况还是一些比较理智，比较能负责任的老乡绅的组织化，唯一该担心的是那种野心家煽动流民的组织化。
这些比较理智的老家伙们最后商量出了一个章程，他们提出要求：
第一，朱敬伦不能从现在这些胥吏之中选拔官员，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身上有刁滑小吏的习气，会污染官场风气，但是他们不阻止这些胥吏的后代考试做官。他们算是做出了一点让步。
第二，官府如果要考拔吏员（候补官），一定要一视同仁，不管是小吏的子弟，还是良善子弟，都必须一体考试，不考试不得成为吏员。而且他们要求考试的时候，由他们进行监督，并且阅卷也必须有他们见证。
这些人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明清的科举考试虽然是吏治中最为公平的制度，但清朝跟其他朝代有些不同，八旗子弟拥有各种特权，其中一种就是可以不通过考试就能做官，比如实在是考不上的，可以先从笔贴式做起，这笔帖式的工作也是办理文件、文书，跟衙门中的刀笔吏做到一样，但是却不是胥吏，而是正经的官员有品级，虽然只是七**品之类，但是升迁速度快，是清廷专门留给“八旗的出身之路”。
显然这种制度是很不公平的，汉人缙绅阶层不是没有意见，但却毫无办法。现在他们担心那些胥吏的后代也拥有类似的特权，因此要求所有人一起考试，他们对他们的子弟考试的能力，是十分信任的。
第三，他们提出，广東官府不能任用捐官！
捐官，这打击的就是商人阶层了，商人阶层拥有庞大的财富，更容易就能给子弟买到一顶官帽子，但大多数时候，捐官只有一个候补的头衔，能不能得到实缺，反而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相当的人脉，十三行行商个个富可敌国，个个头上都带着红顶子，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任实缺，全都是空架子，真正能够通过捐官得到实缺的，往往还是乡绅子弟，因为他们拥有人脉，在官场的人脉。
三条章程，不但堵死了老胥吏们做官的道路，而且堵死了给他们子弟开后门的路子，又打压了富商阶层，谁说这些乡绅迂腐的，给自己争取权力的时候，他们明明很精明。
对于他们的要求，朱敬伦答应了。不但答应下来，而且生怕他们反悔一般，马上喊来笔吏，立约为证，让所有乡绅签字画押。
其实朱敬伦本来是有挑选一些听话的老吏当官的想法的，但是既然乡绅们反对，愿意用这种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那么朱敬伦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改革中以后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都能采用这种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会大大的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如果真的最后通过各种协商，让朱敬伦和平的完成改革，这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极大褒奖，这场变革必将跟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另外有一点，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跟现在已经开始割据一方的朱敬伦商谈，至少说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过朱敬伦控制广東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软弱，发觉只要朱敬伦不造反，清廷就允许他一直这么割据下去，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在自己的家乡，对朱敬伦的官府形成影响力，哪怕朝廷失败了，他们影响之下的官府，不也可以通过投诚，通过把自己打造成心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继续掌握权力吗。
朱敬伦觉得，这些乡绅虽然态度上依然是中立的，在自己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但是天平已经小小的向朱敬伦这边倾斜了，因为朱敬伦才是现管他们的，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他们很懂。
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在他们倾斜的天平上，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码，那就是真的让他们的子弟成批量的进入各级官府，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成为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任何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一群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没有早就一个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他被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给斗倒了，张居正是一个权臣，也培养出了大批的心腹手下，但这些心腹并不是新法的受益者，他们只支持张居正，而不是支持新法，所以张居正一死，他的法也就废了。
只有商鞅成功了，因为商鞅死的时候，朝中大部分官员，已经不是旧贵族，而是通过战功爬上来的军功集团，这些人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要维护新法，哪怕在商鞅死了，商鞅的法也会由这些人继续执行下去。
朱敬伦未必能拉拢到全部的乡绅阶层，但是只要有一部分乡绅阶层在自己的改革中，转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将权力放到这些人的手里，朱敬伦认为自己的改革至少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他跟乡绅代表们商量完后，立刻就宣布，年底之前就会进行第一次候补官员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将跟科举有所区别，比如会考一些数学之类的知识，朱敬伦的理由是，这些候补官员将会处理最具体的政务，工作内容跟过去的小吏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将负责纪律钱粮账册、土地登记等工作，如果连账都不会算，怎么进行这些工作呢。
因此一定的数学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朱敬伦才将自然科学悄悄的塞进了科举这个框架中来，如果这些人依然想要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做官的话，那就必须让他们的子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否则根本无法跟其他阶层的子弟相比。
但是话刚说出来，这些老家伙立马跳起来反对，他们说历来考试考的都是四书五经，哪门子考试会靠记账算盘这样的商贾末术。
这一次，朱敬伦也变得不好说话了，他希望旧势力能保持理性，在改革中协商解决利益问题，但是他是有底线的。
立马挥舞着刚刚签完字的规约，厉声呵斥他们，白纸黑字，墨迹未干，就要反悔！
同时告诉他们，历朝历代科举，要考什么，不都是朝廷说了算，小民什么时候还有权力决定朝廷科考的大事了。
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底线，他不能丢，因为这个权力是制定规则的权力，在改革中，朱敬伦会采用制度来引导、鼓励甚至逼迫旧势力转型的办法，那么他就必须牢牢掌握住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权力，那一次改革，不都是新势力制定规则吗，让旧势力制定规则来改革，就没有成功的例子。
老家伙们一看朱敬伦发怒了，面面相觑觉得硬顶也不是办法，反正他们得到了公平考试的保证，他们相信他们的子弟读书的水平，远远高于任何其他阶层，不管是穷苦的农家子弟还是刁滑的胥吏子弟，还能考的过他们的子弟？
如果真的考不过的话，到时候在想办法。事实上，谁会在乎读书读什么，读书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道德的，早就脱离了儒家修身的目的，而变成了纯粹的考试工具，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做官，就是获取权力，就是让自己家族光耀门楣。
所以当朱敬伦不耐烦的走出去后，乡绅们也三三两两一起离开了，之后也没闹出什么动静，撤掉集合起来的乡勇，一场风波就此平静。
很快他们就发现，朱敬伦竟然在每一个县，就开办了一座学堂，名曰县学，告诉胥吏们，让他们的子弟来上学，将来考试就考县学教授的内容。
学堂的老师当然是第一从广州学宫里洋人开办的师范学校培训出来的书生，而他们授课的教材，则是直接翻译的美式教材，暂时只包括小学阶段的数学、几何内容，以及高中阶段的世界历史教材。
朱敬伦认为，对于已经年纪不小的胥吏子弟来说，数学、几何知识是没办法取巧的，只能直接从小学学起，但是历史这种人文的学科，哪怕从高中、甚至大学开始讲起，他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大不了死记硬背，目的不过是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中国，是让他们开开眼界罢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五节 开科举
闹闹哄哄一直到了6月底，才在自己控制区的每一个县设置了县学，改良后的县学，尽可能的聘请当地的名儒教授，他现在还不敢直接连四书五经都废了，能加进去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已经是小小的胜利了。
之后宣布考试则例，宣布四书五经依然为主要考试内容，辅助以算学，两科单独出卷，单独阅卷，以分数制，经学70分，算学只有30分。
这个考则出来后，也算是平息一下旧势力的怨气，毕竟经学占了大多数，那算学只有三成的权重而已，但也有不满足的，觉得如果降到20分，他们更能接受，实际上如果真是20分，他们还想要降到10分呢，最好是不考。
总之朱敬伦在动荡中将一门自然科学强加紧了考试之中，乡间的顽固派竟然没有闹事，这让很多人异常的失望。
广東三个道，除了鹤山等土客杂居的县没有派人来之外，几乎所有的县都派了乡绅来跟朱敬伦请愿，如果说其中没有人暗中鼓动，这是不可能的，可是鼓动是鼓动起来了，最后还是让朱敬伦如愿，他们怎能高兴的起来。
而且他们此时更加的担心了，朱敬伦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他们发现朱敬伦竟然要擅开科举了，尽管朱敬伦没有这么说，打着广東省的旗帜，说是吏员考试，还说模仿的是宋时旧制。
宋代时候，胥吏是需要考试才能录用的，不过宋代的胥吏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只能做小官，通过内部升补和授官的方式，所以当时的胥吏也不是一条不能选择的路，当然歧视还是有的，士大夫阶层说这是“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是一条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朱敬伦提出以后各个县吏都要通过考试，是宋代的录用制，说县官都必须拥有三年的吏员生涯，这就不能用宋代的制度来解释了，毕竟宋代胥吏做官，一般只有那些中央机构的胥吏才有机会，而且用宋代的制度，取代本朝的制度，这本身就是悖逆之举。
所以，所有人都明白，朱敬伦准备开科举了，距离造反的时间更近了一步。
县学开办的很成功，得益于朱敬伦的宣传很到位，不但在各个县城张贴告示，还在各个交通要津，甚至派人到乡下给各个集镇路口张贴告示，务必让每一个读书人都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各县的旧县吏十分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工作积极了，因为他们的子弟也拥有这项权力，可以参加考试，将来可以做官，当然他们还没有动歪心思，否则他们拖延一下，知道的人少了，他们的子弟也就多一份机会，可是他们知道，此时是朱敬伦强推这项规制的时候，万一失败，可就成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谁都捞不着好处了，因此坚定的站在朱敬伦一边，努力工作。
如血的读书人极多，朱敬伦表示，来者不拒，但是要求在40岁以下，本来他想规定为30岁的，害怕招不够人，现在好了，最多的南海县招来了一千两百多人，最少的阳春县也招到了400多人。
有这么多读书人积极响应的原因，第一是县学提供住宿、饮食供应，还免费提供课本，这对一些寒门子弟来说，是难得的机会；第二是朱敬伦定下的招录名额很大，每个县要招收100个吏员，这让大家的希望大大增加，可比考朝廷的科举更有希望；第三是朱敬伦大力宣扬了政策，并且给吏员身份重新定位，称之为候补之官员，候补官当然比胥吏好听多了，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所以才有这么多读书人感兴趣。
但主要还是以寒门子弟为主，包括一些小宗族私塾里的学生，小乡绅的子弟等等，真正的名门望族和豪族，他们自认为他们自己学堂教授的更好，比如沙井陈家子弟就没来县学，他们认为自家的学堂能培养出举人、进士，相比野路子的县学来说，更胜一筹。
朱敬伦还觉得，恐怕还有乡绅们依然中立的态度有关，他们愿意来考试，但是却尽可能的在之前撇清关系，恐怕还是想在看看风头，到时候如果朱敬伦势大，朝廷没有动静，他们大可以来考试，如果风头不对，他们也好脱身，一旦提前把学生送到了县学，到时候就不容易推脱过去了。
这样也好，让寒门子弟跟他们竞争，说到底这些寒门子弟，机会更小，会更加珍惜这个机会，等将来做官了，也会对朱敬伦更加拥护，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朱敬伦，以他们私塾的教育水平，恐怕没什么机会考取功名。
寒门踊跃，豪族观望，官场则暗流涌动。
此时反朱基地南韶连道已经是步步为营，凡是反对朱敬伦的官员，都跑到了这里，编练军队，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而且勇兵十万，日夜操练，大有积极准备攻打广州的架势，甚至连之前被他们步步紧逼的张千山他们都放过了，默许了张千山在连州割据，井水不犯河水，把目光紧紧地盯住广州的朱敬伦。
可以说南韶连道的反朱官员们，没有一个愿意接受朱敬伦开科举，很可能，朱敬伦的科举一开始，他们就会发动攻击，科举就是开战的信号。
不止是这些官员，经赫德反馈，连洋人都在关注朱敬伦的行动，他们现在已经接受了中国式的割据势力，默认了广東已经是一个独立政体的现实，但是并没有跟广東建立关系，除非朱敬伦愿意公开建国，否则他们也不会上杆子的找他。
洋人主要想看看朱敬伦到底要怎么改革，他们很期待看到朱敬伦能将广東打造成一个西式社会，不是他们有多么热爱广東，而是他们认为那样他们更容易扩展利益，尽管朱敬伦扩展的已经很不错了，但他们永远都不会满足。
对朱敬伦的态度，洋人也是中立的。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朱敬伦一直都有些担心一旦自己建国，洋人会干涉或者帮助清政府镇压自己，不用多，英法两个大流氓来一个，自己就招架不了。
因此他一直小心翼翼的求稳，连守旧的乡绅阶层都不敢得罪。
对广東所有的上层士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暗流涌动，暗流的尽头就是科举那一天。
朱敬伦依然小心翼翼的维护，力求在科举之前不发生任何意外，政府运作的还算正常，只是职员还是普遍缺乏，清政府的官府是一个简陋的机构，根本就无法进行各项整治措施，所以朱敬伦这一次大规模考试选材，也是在为各个衙门招纳后备人才。
作为可能的后备人才，县学里的学生学习十分努力，他们费力的消化着数学几何知识，听老夫子讲四书五经，为自己的前途努力，他们很卖力气。
乡间的私塾也有了一些改变，各个豪绅、豪族的私塾中，慢慢也开始讲解数学、几何，这些知识在老顽固们看过之后，虽然看不懂那些符号，但他们知道这是算数学问，也算不上陌生，中国又不是各没有算学的国家，只是没有成为主流，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体系罢了，但概念是有的。
既然是影响到自家子弟的前途，老夫子们也不好拧着不让学，甚至有钱的还从香港请来了更好的教师，教他们的子弟读书。
一场竞赛在寒门和豪门之间展开。
倒也不是一直波澜不惊，中间也有一些曲折，比如朱敬伦派养出的第一批自然科学教师，他们一听自己教的学生是为考试做准备的，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考官？在当神圣的教师和当庸俗的官员之间，他们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不太乐意好好教了，询问过他们也可以报名参加之后，都开始应付差事，自己偷偷努力复习起来。
发现这个问题后，朱敬伦立刻调整了态度，告诉这些教师，他们不用参加考核，他们的考核就是他们的教书水平，他们可以报名参加，但不用考试，他们的成绩将按照他们交出来最好的十个学生的成绩来平均。
这样这些人才开始认真教学生，他们学生将来的考试成绩，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一个小小的调整，就能让教师从心不在焉变成热情高涨，制定规矩的权力，真的是一项最美妙的权力。
朱敬伦发行的那一批债券认购的并不算踊跃，但是只要愿意抛到交易所，总会有人接手，消息灵通的人知道，最近伍家在不断的借钱，有时候甚至会出高息向洋人的银行借短期的债务。
兵工厂的2艘千吨级蒸汽帆船先后下水，由美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第一批海军接收了军舰，但他们还无法独立操作这样的巨舰，指挥官临时任命的还是美国人，1艘3千吨级的军舰加紧建造，广州的造船厂也不断的将炮艇交付，他们也生产了2艘千吨蒸汽帆船，1艘3千吨级军舰，进展普遍比朱敬伦自己的兵工厂要快，但是5千吨巨舰进展就有些差强人意，让人很担心今年年底钱无法交付使用。
在紧张、焦虑，但却让人感到压抑的平静中，半年时间过去了，一晃就到了12月底，考试时间终于到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六节 柏贵离粤
这半年来，朱敬伦也在等着这一天，他的动作一直也没停，动作幅度不大，但是始终不断的动作，重点是军事调动。
将自己能用的主力两万训练有素的步兵新安军和五坑军都集中在广州，分驻各地的则替换成了其他的新兵，比如将一万八旗兵，打散分到了惠潮嘉道和高雷阳道，让他们远离广州和南韶连道，以免将来仗打起来，朱敬伦还得防备这些八旗兵造反。
就在考试前三天，突然柏贵说他病了，他是真病了，绝不是装病。
这一点朱敬伦还是很确信的，因为他去看望过柏贵，柏贵确实病重，病的要死的那种。
他本来早就死了，历史上，他在1859年，英法联军还没撤出广州的时候，就在城外的抵抗派和洋人以及皇帝三重压力之下，一病不起，一命归西。
但是朱敬伦横空出世，将历史改写了，他帮忙收复了广州城，让柏贵不但没有心力憔悴而死，反而升官进爵，最后做到了两广总督，自然百病皆消。
可是这次，他是真的病了，依然是在压力之下心力憔悴，朱敬伦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发现他的心肺都开始衰竭了。
想到这段时间柏贵对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不是柏贵在广州城坐镇，为清廷安抚“自己”，恐怕他不可能有这么长一段平静的时间，一步一步将广東温水煮青蛙一般并入旗下，非得是经过一番血战才能割据广東。
没有柏贵坐镇，南韶连道的反朱派早就行动了，朱敬伦肯定要被动应战，一旦应战就是造反，那时候清廷必然要调动湘军，江南的湘军可能调不动，但是广西的湘军蒋益澧部肯定是能调的动的。
蒋益澧也是一员宿将，传言“少不羁，不谐於乡里，客游四方”，其实就是乡里那种不安分的青年，战乱给了他机会，太平军打到湖南，曾国藩组建湘军，他报名参加了罗泽南部湘军，作战英勇被罗泽南看重，收为弟子。罗泽南后来战死，李续滨顶替罗泽南的位置，蒋益澧和李续滨不合，他被太平军包围，李续滨见死不救，幸亏他死战打退了太平军，觉得在军中已经没有前途了，于是弃官归隐。这时候清廷却因为他立下的战功，将他的官衔提拔到了知府级别，赏赐了顶戴花翎。
乱世这种骁将总是有机会的，他在湖南家中，广西天地会起义，劳崇光抵挡不住，请求湘军增援，这时候湘军主力都在江南，于是调蒋益澧援广西，蒋益澧就带着一千五百家乡子弟兵出发了，这几年一直在广西作战，目前已经是广西按察使，石达开都被他赶到四川去了。
因为跟湘军名将李续滨的不合，导致曾国藩和胡林翼也对蒋益澧不待见，可是跟曾国藩经常打对台戏，据说龃龉颇深的左宗棠却很看重蒋益澧，多次向清廷请求调蒋益澧到他的麾下帮忙，可是因为朱敬伦在广東割据，清廷一直将蒋益澧按在广西，就是为了针对朱敬伦。
这两年蒋益澧多次回湖南招兵，目前蒋益澧拥兵两万，坐镇梧州，随时都能发兵肇庆，一旦开战，这将是朱敬伦最大的敌手。
至于南韶连道一群文官招募的十万乡勇，反倒是一群乌合之众威胁不大，听说为了养活这些乡勇，他们在南韶连道穷刮地皮，把商贾富绅都要逼疯了，就算朱敬伦不打他们，估计他们自己都能把自己折腾死。
但朱敬伦的应对策略还是先打乡勇，他要一击将十万南韶连道乡勇打散，然后让这些文官慢慢收拢残局去，朱敬伦趁这个时间空档，全力出击，跟蒋益澧在肇庆决战。
计划早做好了，兵也调动了，唯一没想到的是，这时候柏贵快死了。
如果朱敬伦不管的话，他死定了。
但朱敬伦还有些犹豫，不是不忍心，对柏贵他没有任何愧疚，不是他柏贵早死了，在朱敬伦心中，柏贵始终都是一个跟洋人合作过，给洋人当过傀儡的汉奸，这是民族大义，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完全跟感情无关，他之所以救柏贵，是他还有一点希望，如果这家伙活着，没准以后还能发挥一点作用。
所以他悄悄的帮柏贵治了一下病，机械体要救这种程度的疾病，手到擒来而已。
但没有一下子治好他，让他依然保持病恹恹的姿态，可是已经没有生命之忧了。
省的他这时候出来捣乱。
柏贵不但没有捣乱的心思，反而萌生了退意，他告诉朱敬伦说，他没心气在广東待下去了，他求朱敬伦不要反朝廷，要反也等他死了再反，他说请把他送回去，他想死后埋在北京，跟他的祖先埋在一起。
朱敬伦满足了他后一个要求，派艘船把他送到上海，交给沪海关就不管了。
柏贵一走，然后当全省候补官考试的钟声敲响，南韶连道的乡勇就冲进了广州府地界。
朱敬伦这半年时间可不是玩的，他有专业的参谋人员，早就制定过好几份应对方案了，见南韶连道乡勇，出韶州府直冲佛冈厅，马上就有成套的行动方案，将其主力阻挡在佛冈厅潖水以北，主力则翻越大罗山往侧翼进行大迂回。
乡勇哪里见过这种大会战，朱敬伦的军队，目前也只有新安、五坑两军目前能达到这种战略组织能力，两只军队一次会战，直接就将号称十万乡勇击溃，不及追击，马上后撤，两万新军，刚刚装备火枪，炮兵各自只配属了三十门大炮的新安第二军、以及完成整训的大洪国农民军组成的大洪军立刻出击，一路沿北江往英德进发，主力则回转广州，早就有水师在码头生火待命，他们将转进到肇庆，与湘军蒋益澧部会战。
广府学宫中的学生们此时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一个个埋头答题，他们这段时间付出的心酸和努力，让人极为感叹，贫穷士子那种渴望晋身的慾望让每个人都废寝忘食一般的学习，四书五经他们中及格的都能倒背如流，八股文章写的周正，就连数学、几何都硬是啃了下来，不敢说有多好，反正老师讲的例题，那是每一个符号都装在了脑子里。
当他们或者满意，或者懊恼，或者心如死灰一般走出考场的时候，朱敬伦的大军已经到了肇庆。
蒋益澧部湘军，则在他们之前，就已经顺流而下，完成了对肇庆的包围，在三面高地上都修建了土寨，肇庆府治所高要城，此时三面被围，只留东面为阙，但是最早的战争，先在城南打响了，因为高要城城南邻水，双方水师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激战，先要争夺制江权。
肇庆港在后世可以停靠1千吨的船舶，珠江水道相比长江来说，水流更加丰沛，淤积也不严重，因此航运能力虽然比之后世稍有不如，但通航500吨级的船舶问题并不大，加上之前半年的准备期，朱敬伦不惜工本的疏通过一次广州到肇庆的主航道，并且加固了肇庆的各大码头，这让他的炮艇可以通行无阻。
每艘炮艇排水量500吨，装备各型大炮10门，让朱敬伦的水师在火力上碾压湘军的水师。
湘军的优势则在于他们的数量，蒋益澧在广西期间，打造了大量的战船，数量多大200艘。
一方有火力优势，一方有数量优势，让这场水战变得极为惨烈，从早晨开始遭遇，一直打到夜里，湘军始终不退，试图依靠数量优势冲近广東战船近战夺船或者纵火，这边则依靠火力优势组成线列阵，采用密集火力，将一艘艘湘军战船打成木片。
广東海军不愿夜战，在太阳落山前缓缓退去，在羚羊峡一带驻泊，打算天亮后重新发起攻击，经过一天的水战，他们认为已经打沉了湘军近半数的战船，无论是美国海军顾问，还是经验不足的海军军官，都认为对方已经不具备跟自己争夺制水权的力量了。
可当他们刚刚离开，黑夜裹住大地，硝烟的味道还没散去的时候，肇庆城外先后两声巨响，湘军攻陷了广東官兵把守的两座要塞。
一座是西江北岸上的龟顶山，这里位于肇庆城西南方，地势不算高大，但是端坐在江岸平原之上，山体南部临江突出，紧迫江流，是一条孤山丘陵，如果仅此而已，也不算要紧，可是这座山南部紧迫江流不说，要命的是江对岸还有一座同样的山。
南岸之山，形如香炉，又似古鼎，名叫大鼎山，这座山的山麓伸出江心约八十尺，有过一座庙宇叫做大鼎寺。这就真要命了。
《高要县志》记载：大鼎庙旧建在大鼎山，雍正二年，制军孔毓珣命湾溪人士扩而大之，自乾隆迄道光间，递有增建。
清廷制军为什么要命人扩大寺庙，不是因为他信佛，是他看重了这里的地理位置。
龟顶山和大鼎山都是深入西江，逼江而成一条峡谷，名叫大鼎峡，谁占据了两山，谁就控制了峡江，湘军用水军战损过半的代价拖住了广東海军，结果却是为夺取两山，他们的水军损失惨重，但却控制了江峡，这一仗到底是他们胜利了。
这个结果一下子就打醒了有骄傲的美国海军做军官，从陆军中挑出来的优秀军官做军官的海军，让他们知道湘军也是会打仗，尤其是会打水仗的。
当夜，海军军官就集体向朱敬伦请罪，朱敬伦回复说，好好打，打败他们，仅此而已，并不打算干涉军官的指挥。
第二天陆海军协同，开始登陆作战，打算水陆配合围绕两山展开作战，这时候真正大规模的会战才算是真正打响。(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七节 肇庆会战（1）
香山文人黄培芳在道光九年（1829年）游览大鼎庙时候，曾经题诗一首：
牂牁迢递汇端州，形势雄蟠控上游。
万树丛中嵌梵宇，群山阔处让江流。
无边春色方停棹，不断西风正倚楼。
秦代龙祠看报赛，一时箫鼓偏沧洲。
蒋益澧看到了这首诗，就提在正对江面的一座偏殿的侧壁上，蒋益澧觉得这首诗写的极好，尤其好的是“万树丛中嵌梵宇，群山阔处让江流”一句，两山夹江，他只要在山上架起大炮，就能封死这条江。
他知道广東海军有轮船，他不是傻子，他是悍将，他打了十几年仗，从过去一个不安分的游侠，成长到了百战将军，岂是浪得虚名，曾国藩、胡林翼不待见他，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见识，左宗棠看中他，也并不因为曾胡厌弃他，他是有真本事的。
既然早就清楚自己留在广西是为了应对广東有变，又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动手，就是因为他早就摸清了广東军的实力，尤其是水军，他发现对方轮船多，大炮多之后，就清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江面上正式跟对方对战，可是湘军一贯重视制江权，能把太平天国逼到南京孤城，靠的就是湘军的水师，他们知道掌握制水权的关键，所以蒋益澧绝对不敢放弃水路，让自己的军队被人围困。
因此他早就制定了夺两山，控江峡的战略。
只是水师一战的损失，还是让他的心绞痛不已，那可都是家乡子弟啊。
他承认他还是小看了对方的水师，那洋人的火轮船果然厉害。
但现在蒋益澧已经控制了要地，他认为这场仗暂时他打赢了，接下来他知道，只需要守在这里，对方会无休止的派人来送死，除非他们不想要肇庆了。
湘军一贯就是如此，善于将攻守逆转，占住一个让对方不舒服的位置，然后转换防御，由守转攻，消灭敌人，等他们打的疲惫了，湘军在前进一步，在占一个让对方更不能接受的地方。
现在在江西，城市基本上都被湘军控制，太平军依然控制了很多地方，但是主要在乡村，他们现在已经没兴趣攻打湘军驻守的城市，就安心躲在乡下征粮，仿佛忘记了湘军的存在，只要广東的朱逆在肇庆消耗疲惫了，蒋益澧就顺势拿下肇庆，然后继续推进，在跟他们消耗，只需要一步步蚕食，就能消耗对方。
朱敬伦已经感受到这种消耗了，第一次全军出动的大战，给后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到肇庆的水路是畅通的，包括肇庆城内的供应都能保证，九龙交易所能提供足够的物资，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压力主要来自于运输。
过去军队出行，都是自己运输，但之前的战斗规模很少超过一万，这一次主力两个军都开进到了肇庆一带，还有更多的军队正在往哪里集结，运输压力极大，肇庆城中还有数万百姓需要生活物资。
单靠军队的运输显然是不够的，朱敬伦否决了军需部门要求征集民船的要求，而是交代他们雇佣民船，委托给民间的商船队来运输，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管理力量，只需要排出一些后勤人员发运和接受就行。
一时间军队撒钱，大量广東的民船得到了一笔利润丰厚的订单，在跟西方轮船竞争中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他们，再次遇到了好年景。
道光、嘉庆年间，广東尚有一千两百多艘海船，每年驶往新加坡贸易的商船多达两三百艘，可是现在几乎要被排挤出这条航线了，唯一保持了规模的，是三百多艘盐船，依靠的是食盐专卖的保护。
他们船小，速度慢，消耗人力多，这些不利的因素，完全竞争不过西方轮船，一步步被挤压到了内河船运领域，可英国轮船公司已经开辟了省港之间的运输业务，这最后的活路也快被赶尽杀绝了。
军队的订单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享受丰厚美味的时代，一时间应者云集，很短时间就雇佣了500多条商船，运力得到了充足的保证。
可是物资消耗却有些供应不上了，朱敬伦现在装备的步枪已经达到了4万只，需要的子弹供应极多，他接到的情报现实，他的军队开始展开陆地攻势第一天，消耗的子弹就达到了5万发，这不算多，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壬戌战争中，最多一天的子弹消耗都超过20万发，现代战争的发展，消耗只会越来越多。
运输问题是保证了，可生产怎么办？
现在军中装备的步枪，要么是买英国人的，要么是仿制英国的李恩菲尔德1853式线膛步枪，1853式线膛步枪又是英国人仿制法国人的米尼式步枪，子弹采用的是米尼弹，是一种后部中空的铅弹。
子弹并不难生产，甚至可以说铸造这种子弹，已经是兵工厂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但问题巨大的消耗，不可能全都让兵工厂承担，解决方法依然采取了承包出去的办法，广東铸造业最发达的地方，是佛山。
佛山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这里最出名的就是铸造业，但同样也因为西方产品的冲击，这几年经营日渐困苦，很多佛山的手工匠人不得不转行开始慢慢摸索在西方技术入侵的大环境下，给自己进行重新定位，很多佛山手工匠人已经进入了西方机器的修造行业，从最早开始的帮人修理轮船到现在连蒸汽机都能修理了。
但没落的大势还是没有改变，朱敬伦送去了大批的军需订单，让大量铸造工场和作坊，帮忙铸造子弹，同样是他们一次发财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发财的机会。
粮食、弹药不断的往肇庆运输，人也在往那边调动，这是一次总攻击，朱敬伦历来信奉牛刀杀鸡的保守战略，一旦开打，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打赢，所以他几乎动员了能动员的一切力量，包括驻扎在各县的驻兵和在鹤山一带新招募的军队。(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八节 肇庆会战（2）
方山待在山区已经待得想要吐了，他这两年几乎都在山区待着，原因是这里离不开他。
鹤山等县的土客械斗被平息了，但是土客之间的仇恨无法平息，一旦没人监督，打起来是迟早的事情。
他就是来干这个事的，械斗是出于仇恨和土地，土地纠纷通过立约，尽管不能让人满意，但总有一个依据，可仇恨这种东西，是发自内心的，没有足够灵巧的应对，这种问题根本就难以解决。
方山恰好就是一个善于揣摩人心的高手，不会揣摩人心怎么给人算卦？
他今天给自己算了一挂，大吉大利。
事情也像他想象中那么顺利，鹤山一带的军队在集结，一百一百的集结，集结成一千一千的大部队，汇聚成上万人的大军，而中间没有出现一丁点意外，这确实是大吉大利。
最后总计两万军队集结在新会后，装船开往肇庆。
两万大军，这是方山两年多的成果，而且是没花一分钱的成果，对此他很自豪，除了他谁能做到？是侯进能做到呢，还是黑狗能做到？
而且方山认定，他招募来的这些兵，上了战场，就能打仗，压根都不需要在进行整训，这全部都是老兵。
方山这两年多确实很成功，他的成功也就是鹤山等地土客两家的失败，很悲哀的失败，整整被人玩弄了两年，陷入了一个恐慌的怪圈之中两年。
当时，朱敬伦最后一次平息土客械斗，将黄茅壁一带的鹤山客家人送出了深山，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当时鹤山人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一次他们打赢了，可是朱敬伦拒绝他们占领土人的土地，依然坚持按照乡约规定，将他们的土地拿回来为止，但问题是，鹤山客家人认定，当初签约的时候，高官仙等乡绅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把所有有争议的土地都送给了土人，当时土人把恩平一带的客家人赶尽杀绝，让他们恐惧之下才不得不就范，但现在他们强大了，还有官兵支持，为什么不把那些土地抢过来。
朱敬伦压制了客家人夺取土地，哪怕只是争议土地的慾望，客家人当然对他不满意。
但不满意又能如何，朱敬伦派去帮客家人的军队是新安军，客家人的五坑军当时反而被留在广州，他们自身都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哪里有兵力跟土人较量，只能忍气吞声见好就收了。
客家人是既不能满又无奈。
土人的情绪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好容易把客家人赶进了深山，朱敬伦突然派兵来帮土人把他们打跑，他们如果高兴那就是骗人的。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朱敬伦派出了上万大军，还带有许多大炮，他们根本就打不过，还有数以万计的对他们仇深似海的客家人帮忙，他们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将夺占的土地又还了回去。
广府土人对朱敬伦，则是既恨又怕。
可无论是不满的客人，还是怨恨的土人，他们都接受这一点，那就是朱敬伦是讲信用的，当初立下的规约，朱敬伦是坚持遵守的，所以他们都不满朱敬伦，甚至怨恨朱敬伦，但他们都相信朱敬伦。
朱敬伦早就告诉过方山，说他吃定土客两家了，因为这两家都是笨蛋。
方山现在知道了结果，朱敬伦确实吃死了两家，而且是通过他方山吃死两家的。
这两年多来，方山坐镇新会，辐射六家土客杂居的县，他采取了让两家都痛苦和恐惧的方式来吃死两家，在一个个客家人和广府人杂居的边界乡村，驻守为数不等的军队，多数军队数量不过十人，根本就无法震慑人数都以万计的两家，但却是以一种中立的身份存在，这些军队起名保乡团。
每当小规模械斗发生，双方都想拉拢保乡团，主要目的更是希望通过拉拢保乡团而获得官府的支持。
但是没人能得到支持，保乡团只支持乡约，只支持规矩，不管是谁先发起械斗，保乡团立刻选择帮助弱势一方练兵，招募弱势一方的青壮入伍，械斗结束之后，保乡团组织两家乡绅重申乡约，并且还会追究挑起械斗一方的责任，不管是谁先挑起械斗，照着当年刻下的石碑找人不会错，有名的乡绅都在乡约石碑上留下过名字，这些人现在罪责大了，只要有死人发生，立刻拉过来挑事的一方，在乡约碑前直接枪毙。
慢慢的保乡团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土客两家却没人在打了，不管是土人还是客人，首先从乡绅这个层级就不想打，如果是他们发起的械斗，最后打败了他们肯定没命，哪怕不是他们发起的，只要是他们乡里或者族人的械斗，他们也要倍处罚，处罚相当沉重，得给损失的一方包赔损失，死人一个一百两，这足以让一般的乡绅破产。
在这种严苛的管制之下，乡绅们不但不再是械斗的鼓动者，反倒成了械斗的灭火器，每当两家人有冲突，有人呼朋唤友要去打架的似乎后，他们第一个跳出来就会阻止，眼见着大家谁都不敢在打谁的时候，方山不但不偃旗息鼓，反倒是从中挑拨起来。
不断的告诉客家人说广府人在集结乡勇，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客家人害怕了，就会送子弟进入保乡团接受训练，方便对付土人的进攻。招募到足够的客家人后，又在土人中间造谣说客家人很可能要打他们。这时候在土人村子里的保乡团也能招募到足够的青壮，这些可都不用给钱的，是当地乡绅共同出资。
土客两家零散的青壮，就这样持续不断的加入保乡团，方山为了刺激两边，还分别给不同的保乡团起名保土团和保客团，好像是专门组建来保护当地人的，那么让当地人出钱，也就合情合理了。
不但是方山，就是朱敬伦都很认同让当地乡绅出钱组建保乡团，他就是要榨干这些乡绅阶层，让他们穷的在没有能力编练团练，让他们穷的再也不会认为械斗是发财的机会，这样才是打击械斗发生的基础，至于仇恨反倒不重要了，他们就是再恨，没钱打，也就只有恨，恨是恨不死人的。
就这样方山拉起了总计两万人的军队，土客六县各县招来的青壮人数差不多，多的比如新宁有三千人，少的比如鹤山，也有一千多人，总计就达到了两万人，全都是青壮，全都是参加过械斗的青壮，没有一个老弱，都是好汉子。
可这样的好汉子，竟然上不了战场，集结到新会后，方山得知朱敬伦要送他们去广州，而不是直接去肇庆，这让方山一场懊恼，这些人是他拉起来的，这些人立功就等于他立功，可这些人上不了战场，怎么立功？
他决定找朱敬伦好好说说这个理。(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九节 肇庆会战（3）
方山说的很委婉，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当面跟朱敬伦发火，他跟侯进不一样，侯进喜欢人前人后表现他跟朱敬伦的关系，说俩人是兄弟云云，当面有时候也跟直呼其名，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就是一个谋臣，他争取能做好一个军师，比如诸葛亮和刘伯温那样的谋士就很好。
朱敬伦听完方山的说法后，告诉他：“调土客团勇到广州，主要是因为广州兵力空虚，八旗兵分散在高雷阳和惠潮嘉两道，威胁还不算大。但是南韶连道的乡勇现在被打散了，溃兵已经有流散进广州府的，这是一个大麻烦。如果不能立刻将他们收拢起来，迟早不是落草为寇就是叛乱。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四处清剿这些流寇，不能让这些人打家劫舍，为祸一方。”
方山一听是有任务，心里好受了很多，但依然有些失落，好像他两年来的努力，只能用于干这种事，不能上战场他苦心招募的这些团勇有什么意义？
“可是大人，肇庆哪里才是重中之重，我听说战事不顺！”
朱敬伦摇摇头：“相比攻城略地，后方的安定才是重中之重，我们最近新招募了5千多县吏，刚刚派驻各县，他们的政务还不熟悉，依然需要进行培养和训练，我们需要时间，要是这时候地方上乱了，打再多的胜仗也没意义。所以让你回来，就是干这个的，至少在今年我不想看到广州府地方上有任何乱象，否则拿你是问！”
朱敬伦的意思很明确，这是给方山委以重任，他心里好受多了，尽管他更相信这是朱敬伦在安慰他，但能让上司安慰，不也说明上司的重用，可同时他心里有深深的危机感，两年多没在朱敬伦身边，俩人的关系可能真的疏远了，否则何至于需要安慰他，直接下命令就完了。
他觉得他毕竟不是侯进那种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的生死兄弟，要想得到重用，怕是只能不断的立功，那么这个任务他就真的不能弄砸了，马上行动起来，召集手下的军官，要他们轮换出击，到各乡清乡，一个散兵游勇都不能放过，能招降就招降，不能招降就消灭。
说不重视攻城略地是假的，肇庆大战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天，让朱敬伦意外的是，水陆两路竟然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湘军在龟顶山和大鼎山上假设了几百门千斤大炮，他们的大炮虽然不够先进，但是他们占据着地利，牢牢封锁了这一点江峡，控制了这一地，湘军就控制了西江上游，他们的物资补给和人员都能从广西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广東来。
朱敬伦知道湘军很强，但觉得他们不过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罢了，再强还能抹平时代的差距，因此他做好了苦战的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苦，损兵折将已经过千，湘军损失不清楚，但估计会更大。
一场战事中付出上千士兵的代价，这是朱敬伦在之前作战中还没有遇到过的，无论是剿匪还是平息土客械斗，他都没有付出这么大的损失，可现在仅仅是为了攻打湘军把守的两座要塞，短短十天就损失了上千人，让他如何不震惊。
但他忍住不去干涉前线军官的指挥，越是干涉，恐怕越起到反效果，在战场上打仗的是他们，死人的是他们，坐镇后防就不要添乱了。
但战报他是要看的。
此时大鼎峡两岸的山上，都有一座寺庙建筑，龟顶山上的是一座道观，叫做元贞观，与江对面的大鼎庙隔江相望，此时两座寺院都被湘军征集作为了军事要塞，不但假设了大炮，还在外面挖掘了许多壕沟，筑起了土寨。
新安军从北岸攻打龟顶山，五坑军从南岸攻打大鼎山，两路都受到了湘军的顽强阻击，对方的作战意志非常顽强，几乎没有逃跑的，要么战斗到最后一人，要么在军官的带领下有秩序的撤退。
光凭这一点，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就能傲世中国其他军队，湘军的成功也不是侥幸。
文鸢站在龟顶山下，冲锋的士兵又一次退了回来，他带着十几个军法官站在这里，竖着他们的大旗，上书“第一”字样，他们是新安军第一旅，文鸢觉得这个编号就是给他们的排序，他们就是第一，别的旅并不认同，但他还是掏钱做了这面旗帜。
士兵们逃回来，却在大旗前停住，然后慢慢整队，再次回复组织。
看到大旗他们就踏实了，看到大旗他们也冷静了，因为过旗者斩！
后世有人描绘过湘军，说曾国藩就是这样，树立一面大旗，前面划一条线，过线者斩，所以湘军才死战不退。
这就是扯淡了，曾国藩没有这种习惯，他倒是有杀人的狠心，但他没有杀人的必要。
曾国藩的湘军也打败仗，也有逃跑的时候，曾国藩本人也不太会骑马，更没有这种武将作风，打仗的时候，他很少亲临前线，他很少给部队什么指示，因为他不怎么会打仗，曾国藩不太会用兵，但曾国藩会用将。
他用将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式智慧，他不干涉军官的指挥，他最多下达一些目标。
打了败仗的军队是要处罚的，基本上是按照戚继光的军规，如果士兵跑了，军官没跑，战后砍士兵的脑袋，如果军官跑了，士兵没跑，就砍军官的脑袋，如果士兵和军官都跑了，还是砍军官的脑袋。
如果一只军队已经尽力了，营官死在战场上，士兵没有把他救下来，这支部队整体都要受到惩罚，不管这只军队的士兵训练多么有素，直接就地解散。
如果一只军队打赢了，那就给军官钱，让他在回去招兵，湘军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滚起来的，而且都是胜利的雪球，因为所有军官全都只有胜利经验，没有失败经验，因此这是一直习惯了胜利再胜利的军队。
这种只留胜利者的做法，充满了一种智慧，未必附和军事常识，但很有效果。
这意味着他的敌人面对的，是一只要么没有打过仗，要么就是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久攻不下，战后开始开会，军官们第一次爆发了矛盾，都认为别人打仗没有尽力，互相推诿，互相责难，湘军是子弟兵，他们也是子弟兵，都是从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出来的，此时却吵得跟仇人一样。
参谋人员根据战斗的情况，认为兵力还是不足，他们提出增援的建议，被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军官给否定了，他们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们也是一只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侯进跟黑狗也吵的不可开交，作为主将，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推诿责任而争吵，他们在给各自的部队争取利益，都想争取到炮兵的绝对支持，俩人都觉得自己攻打的地方更重要，都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优先支持。
官司打到了朱敬伦这里，这一次他知道，不干涉是不行了，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一是前线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主将，无法协调指挥，之前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防止部下权力过重，也是很必要的，他之前让两只部队互不统属，但给他们分派了独立的任务，认为应该能够相安无事。
可是顺利的时候，他们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形成良性竞争，但遇到了问题之后，就开始互相诿过，都认为己方取得的战果更多，推进更深，更需要支援，都认为对方打的不好，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
果然是统一的组织在平淡中腐朽，而分裂的组织在压力下崩溃啊。
朱敬伦紧急安排了一下公务，觉得自己有必要亲到前线去坐镇。
将陈芝廷从惠州召了回来，给各县发去钧令，告诉各地，现在由陈芝廷暂代广東政务，直到他们接到新的钧令为止。
陈芝廷离开了潮州，他可是惠潮嘉道的道台，惠潮嘉道靠近福健和江西，可不能缺人，调广州知府张敬修去惠潮嘉道任道台。
朱敬伦手里的老官僚数量还是太少，这两年才有一些人才冒了出来，比如东莞县的张敬修算一个。
张敬修是两年前广州府十四县县令挂印的时候，被朱敬伦请来做官的，因为张家是东莞巨富，鼎鼎大名的广東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就是张敬修修建的。
他做东莞县令之前，本身也有一定的经验，曾经捐了同知的官衔，然后组织团练，天地会起义的时候他打过仗，英法联军来的时候他也打过仗，后来太平军到了潮州他还打过仗，朱敬伦任命他之前，他在江西当官，让他哥哥一封信给招了回来。
在清廷和广東之间，他选择了家乡，或者说在文武之间，他选择了文官。在朱敬伦招他之前，他在江西做按察使，这是相当高的品级了，但实际上依然是带兵，曾国藩给皇帝保举说他是一员优秀的水军将领。
朱敬伦给了他一个县官当，他当的也不错，张家在东莞是豪富，是乡绅，是当地望族，因此他的官当的不算难，当了两年，调他做了广州府知府。
朱敬伦甚至考虑过让他去肇庆总揽全局的，但考虑到他跟曾国藩的关系，他放弃了。自己亲自去肇庆，调陈芝廷回广州，然后让张敬修去惠州，升他为惠潮嘉道道台，总揽惠潮嘉道总不会出问题。
除了张敬修，还有新会的罗天池，此人曾经在贵州做过道台，算是一个老官僚，投靠朱敬伦也比较早，尽管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但能笼络住人就行了，现在也已经升任高雷阳道道台了。
过去广東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跑去了南韶连道，他们在朱敬伦和清廷之间，选择了清廷。(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节 肇庆会战（4）
朱敬伦到了肇庆，立马就接过了指挥权，朱敬伦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他有专业的参谋部帮他制定军事计划，之前不干涉，是因为他认为后方对前方的情况肯定没有前线的人更了解，而战场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所以朱敬伦认为，后方最多给出大政方针，具体执行上最好不要干涉。
现在他的参谋部也到了前线，这个参谋部中的军官，过去也是有相当丰丰富的作战经验的，因为文化水平较高，一般都是收过正规的私塾教育，甚至还有三个秀才，但这些只是他们被挑出来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得到了瑞典顾问的认可，瑞典人给朱敬伦推荐的。
他们这段时间不在牵线，虽然也看战报，但总是身在局外，现在了解了情况，尤其是发现新安军和五坑军两军之间的推诿后，他们也发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
之前大家都很乐观，认为两万主力完全可以打败湘军了，哪怕湘军也是两万人，哪怕是瑞典人也信誓旦旦的表示，他们认为朱敬伦用步枪和大炮武装起来的军队，应对中国人任何军队，只要对方数量不是自己的五倍以上，都能够战胜。
可湘军打了这些人的脸，也打了朱敬伦的脸，因为瑞典人做这个评价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感觉不对，反而有些洋洋自得。
兵力不足，就要调兵，可从哪里调兵呢？
主力都在这里了，两万新军攻入了南韶连道，已经攻占了英德，正在向韶州府进发，一时间也调不回来，两万土客保乡团的团勇，只装备了冷兵器，还没进行过正规训练，让他们去强攻湘军控制的要塞，那等于送死。
“集中兵力，改两路为一路！”
突然有一个参谋建议起来。
这是一个秀才参谋，东莞南社人，叫做谢琦，是个秀才，但不是正经秀才，而是武秀才。
武秀才虽然也有秀才之名，但文武殊途，事实上根本就让文官看不起，有一个讲文武秀才的故事流传很广，说一个武秀才跟老百姓打官司赢了不罢休，要让老百姓磕头，县官就说朝廷有固定得磕头，让他磕了一百个，然后问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秀才说是武秀才，县官说规定是武秀才只能受五十个头，又让他给百姓磕回去五十个。
五十个头，一百个头倒是小事，故事中文官戏弄武秀才说明了文人普遍看不起武秀才这种身份的一种情感。
谢琦家是殷富之家，家里有三百亩桑树鱼塘，能够供应他们子弟读书练武，但他读书读的并不怎么样，武艺练得倒是不错，练武的人当然要投军才有出路，于是就投了朱敬伦的军，对朱敬伦来说，武秀才的文化水平也不错了，他本身也不看重四书五经读的好的人，只要识字就行了。
谢琦就这么顺利的当上了军官，没有漏掉每一场仗，后来就选为参谋，在总参谋部任一等参谋，品级为旅帅级。
“改两路为一路？你说说看。”
朱敬伦想了想，集中兵力也相当于增兵了。
接着谢琦一五一十的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现在两军分为两路，一路攻龟顶山，一路攻大鼎山，而对方也是两路布防，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双方利弊一致，但如果己方能够合两路为一路，让对方分兵的话，等于削弱了湘军的兵力。
“湘军控扼水路，可往来支援，岂有分兵的道理？”
另一个参谋说道，他叫黄焕青20岁时候中的秀才，今年都26岁了，是高州人，陈金釭打高州的时候，他在家中编练团勇，修建土堡防御，始终坚持了下来，后来朱敬伦收编了那一带的所有团勇，他也就被收编了，在军校中学习了1年，毕业后挑选到总参谋部任职，但只是最低等的三等参谋，平时整理公文战报之类的，都是他们干的，没什么发言权。
他在朱敬伦面前大胆发言，惹来了谢琦的白眼，参谋部也跟广東地方上的衙门一样，沾染了浓厚的论资排辈的风气。
谢琦反驳道：“这就要看水师了，水师无论如何都必须保证截断水路，在步兵攻陷一山之前，无论炮火多强，他们都不能撤退。”
黄焕青是铁了心要表现一把：“这怎么可能，对方控扼两山，数百大炮炮弹齐发，水师夹在中间阻断水路，岂不是送死？”
朱敬伦摆摆手：“跟水师商量，然后拟定计划报来！”
他没时间在这里跟这些人鬼扯，他是决策者，不必事事亲为，而且他也不具备专业的军事素养，出主意就是瞎指挥。
水师很痛快的答应了，他们始终觉得，仗打成现在这种样子，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没能提前消灭湘军水师，结果给了对方攻占两山的机会，尽管陆军并没有这么想，陆军认为两山是在他们的守军手里丢失的，是对方埋设炸药炸毁了阵地后，才攻下来的，但水师还是觉得如果他们能提前消灭湘军水师，湘军即便攻陷了两山也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落下两座孤峰，等着被包围的命运。
军队中目前这种敢负责人的风气还是不错的，水师答应愿意付出牺牲，这边就可以大胆的制定计划了，通过侦查，他们认为攻打龟顶山更容易一些，这里更靠近肇庆城，危险性也更高一些。
因此议定，五坑军从南岸撤到北岸，与新安军一起，会攻龟顶山。
两面夹攻，必须在一天之内拿下这座山峰，打下的越早，水师就能越早撤离，损失就越小。
军事计划朱敬伦看过，觉得目前没其他好办法，马上下达命令，步兵必须在一天之内拿下湘军的要塞，这是死命令，要么拿下阵地，要么全都死在阵地上。
最艰苦的一战开始了，还不等天亮，新安军就率先发起了进攻，侯进训令部队，一定要赶在五坑军之前，打上龟顶山，所有人只有进没有退，一个队死光了另一个上，一个哨死光了下一个上，就是一个营死光了，也有下一个上，直到全军覆没，要么赢要么死。
但他还是输了，他是天不亮就提前发起了进攻，五坑军是昨天半夜就动身了。
善于爬山的客家人昨天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山道，可能都不是人走出来的，是野兽趟出来的兽径，隐没在荒草之间，一路都十分险峻，但好处是湘军没怎么防备，直通一个小山崖，山崖上虽然跟湘军阵地不联通，但是这里可以架设大炮，覆盖整个湘军的腹背，掩护主力从正面进攻。
五坑军半夜摸上峭壁，用一晚上时间，送上去了一百门大炮，然后等天亮后，主力进攻的时候，他们的火炮就开始提供掩护，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优势，让他们用了三个小时，赶在新安军之前，攻上主峰阵地。
守阵地的三千湘军全部战死。
朱敬伦这边死伤也很惨重，侯进手下损失了五百多人，只战斗了是那个小时，平均一个小时一百多人的伤亡。黑狗那边死伤也是这么多，他的攻击更猛，虽然有炮兵掩护，可也让湘军将主要火力对准了他那个方向，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伤亡，两方加起来损兵上千。
跟陆军相比，水师的损失更加惨重，总共三十艘炮艇全都参加了战斗，十艘为一组，分为三组，轮番封锁大鼎峡，因为不能让对方一艘船开过去支援，因此他们必须时刻近距离待在两山之间，甚至最紧急的时候，直接就是在江水中跟两山炮台对轰。
清军的火炮虽然威力小，但居高临下还是拥有极大的火力优势，威力也足以撕裂轮船的船壳，英法联军的舰队在大沽口就是被僧格林沁用清军装备的大炮炸沉的，要不是清军溃逃的话，英法联军要攻下大沽炮台也没那么容易，如果是湘军守在那里，或许他们根本都攻不下来。
因此水师付出的代价极为惨烈，三十艘炮艇，一开始还能分组封锁，到后来全部都进入了大鼎峡，因为最后能动的就只有十艘了，十艘直接被炮台大炮击沉，十艘受到重创，相比军舰，人员的损失更让人心疼，两千多水军战死，其中一艘炮艇200多官兵全体阵亡，连美国顾问都死了一个。
不过总算胜利了，说到底还是战斗经验不够，如果他们一开始能识破湘军图谋，湘军当时在攻打两山，陆军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们没有通知水师，水师也就无从做出判断，结果导致两山的丢失，让局面被动起来。
还有就是水师确实不够给力，炮艇对上湘军的帆船，竟然一天时间都无法突破大鼎峡，如果他们当时就能杀过去，还没攻占两山的湘军也只能撤退，没有了水师两山的意义也就不大了，他们那时候肯定得先保障自己的退路。
大鼎峡是一道锁，打下一座山也就打开了这把锁，别的不说，获得这个高地之后，这场仗也就结束了，因为炮兵可以将重炮架上去，轰击对岸的大鼎山，正面炮兵交锋的话，朱敬伦有信心把湘军碾压至渣。
湘军打仗死板，但不是没脑子，他们吃了几炮之后，自己就撤退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一节 威震天下
打了一场胜仗，全军都很高兴，朱敬伦却异常的沉默，他没想到湘军战斗力如此强悍，如果湘军都是这样的战斗力，跟这只军队硬碰硬的情况下，朱敬伦甚至没有把握能够全身而退。
他之前还是小看了湘军，对方跟太平军作战十多年，从一开始的不断失败，到现在已经能够占据绝对优势，李秀成能够压着上海的洋枪队暴打，但是遇到湘军一点脾气都没有，组织十三王十多万军队解救天京，曾国荃就只有两三万人，硬是让太平军无法突破他的防御。
朱敬伦盘算了一下，李鸿章跟洋人合作的洋枪队，总体战斗力可能比自己的军队稍弱，那么自己的军队碰上太平军精锐的话，恐怕也就打个半斤八两，遇到曾国藩、曾国荃率领的湘军主力，可能也是占不到半点便宜。
此时是湘军的颠峰时期，后期的各种积弊问题还没有产生，他们最大的问题也只是火器装备率不足，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开始购买步枪、大炮来武装自己，战斗力还能提升一大截。
蒋益澧组建的湘军，说到底不过是湘军的分支，曾国藩兄弟手里的湘军才是主力，实力上肯定更强，而且数量庞大，多达十多万人，还有战斗力相当的左宗棠部常捷军，李鸿章部常胜军配合，真跟这些军队碰上了，朱敬伦还真想不出来对策。
他让参谋部以这次战斗作为湘军战斗力的标本，进行兵棋推演，让他模拟一旦广東遭遇全体湘军进攻，有多少胜算，推演的结果是不到三成。朱敬伦选择相信这些军官的科学推演，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在自己更强之前，就跟湘军主力决战呢？
朱敬伦不知道他感慨湘军战斗力的时候，湘军也在感慨广東朱逆军的战斗力，三千湘军坚守的坚固工事，对方只用了一个多时辰（三个小时）就攻打了下来，这种战力，他们之前是从未遇到过的。
蒋益澧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广東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他知道朱敬伦的兵力不止这么两万，而是多达六万人，他之前还是托大了，他将广東军算成太平军精锐来打，认为已经不算低估对方了，现在看来他是大大的低估了这只军队。
蒋益澧虽然不受曾氏兄弟待见，但是左宗棠欣赏他，他后来将战斗情况原原本本的描绘下来送给左宗棠看过，左宗棠也是惊惧于广東军的实力，左宗棠的判断当然会告诉曾氏兄弟和胡林翼等人，结果他们很快就一致将广東军队当作他们将要面对的大敌。
这都是后话了。
蒋益澧本来计划的是模仿曾国藩一步步勒死太平军的战法，一步步向广州推进，最后将广州围成一座孤城，利用湘军的坚韧生生磨掉这只军队，但他没想到，他连肇庆都没有推过去，不但没推过去，他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全身而退的问题了。
看似一场战斗而已，但是蒋益澧知道自己已经败了，龟顶山三千人全部战死，大鼎山无法防守，在肇庆城北七星湖一带的堡垒也没有坚守的必要了，他是沿着水路来，水路就是他的后路，一旦后路被断，他剩下的一万多残兵败将根本就没机会走出广東。
朱敬伦的军官们也很清楚这一点，水路才是争夺的要道，仅剩的十艘能动的军舰，在敌人退走之后，直接命令他们使出大鼎峡继续作战，如果湘军水师阻拦，那就消灭对方，一直往前，直到赶到湘军步兵的前头去，堵住他们。
蒋益澧给他的水师下了死命令，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挡住广東水师，掩护湘军主力后撤，结果原本平静的西江水道就成了一道道绞肉机，广東水师没前进一步，都是用一层层湘军战船的残骸铺垫的。
十艘水师很快打成了二十艘，受创的十艘炮艇经过紧急修复加入了战斗，另外朱敬伦下达了更多的订单，整个广東船厂的船台都被他的订单占满了，这次不要大船，只要小船。
广州至少有五家洋人的造船厂能生产500吨以上的大船，但200吨、300吨的小船，至少有十家广州当地的船厂就能制造，造这些小船，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船坞，泥坞就可以，在沙地上挖一个大深坑，就能开始造船了。
朱敬伦给他们下了丰厚的订单，总计建造100艘200、300吨的战船，总价200万两。统统采用铁肋木壳技术，铁肋找能找到的所有机械厂订购，包括广州的，甚至给香港的一些修造厂都下了订单。
这些小厂的技术水平低下，很多都只有修理经验，没有自己打造过船只，因此朱敬伦还专门派出了技术人员给他们做技术支持以及质量监督。
五家洋人把持的大型船厂，都是能生产1000吨级船舶，现在生产500吨级军舰，技术上不用担心，给了他们30艘军舰的订单，总价150万两。
这些船厂只生产船壳，最后的武器装备甚至蒸汽机，都是由兵工厂提供的，因此最大的一笔订单，其实还是留给了兵工厂，总共要生产50台蒸汽机，以及各型火炮800门，总价达到了300万两。
一笔650万两的军事订单砸下去，短时间内广東一地的各种建材暴涨一倍，而朱敬伦不得不增发了第二期债券，依然是500万两，虽然债券在某种奇怪的原因下再次销售一空，可是债市上广東债券依然跌破了票面价格。
新订单不过是亡羊补牢，由于水师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过大，最终没能在湘军主力撤出之前阻断他们的退路，陆军虽然也拼命的追赶，路上不断的遭遇湘军的阻击部队，但还是在蒋益澧全速撤退的情况下，让大半湘军成功逃出广東，逃到了梧州。
不过此时残存的湘军，已经不足一万，进了一趟广東，折损过半，瞬间天下震动。
但朱敬伦却不打算就此止步，开始从英德撤出新安第二军，增援肇庆，他打算一鼓作气进军广西。(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二节 谁来准备黄袍
新安第二军依然是新安子弟组成的军队，是闹饷之后就组建的，兵领也将近三年了，之后参与过高州等地的剿匪，这次进入韶州府打垮南韶连道乡勇，他们是主力。
在武器装备上，也是全步枪军队，跟新安军相比，也只是在火炮上有差距。
他们沿水路汇合新安第一军、五坑军一起，经过短暂的修正后，即可向梧州进发。
梧州是一座坚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广西出入广東的门户，同样也是广東出入广西的门户，谁占领了这座城，谁就有主动权。
都以为是一场恶仗，可谁都没想到，蒋益澧不等朱敬伦的军队到来，竟然在梧州劫掠了一番，然后北撤了，延桂江扯到了平乐，之后更是直接撤到了桂林。
朱敬伦此时还没能力攻占广西，他不是流寇，他占据一地，就要保证有能力站得住脚，猴子扳抱米的事儿他不干，站不住脚，打来打去平白损失兵力不说，老百姓跟着遭殃。
蒋益澧大概也猜到了这点，他知道朱敬伦对梧州有必争之心，但对广西其他地方没有觊觎的想法，所以他干脆让出了梧州城，他手里的兵可都是家乡子弟，一个都死不起，更重要的这些兵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有这些兵朝廷就得对他委以重任，没了这些兵，曾氏兄弟不接纳他，左宗棠也不帮衬他，他就一无所有了。
这或许就是曾氏兄弟不待见蒋益澧的原因，因为这是一匹独狼。
控制梧州之后，朱敬伦调集力量修复梧州城，加固城防，派驻官员安民。
同时还恶作剧一般的给清廷上了一封奏折，弹劾蒋益澧造反，无故兴兵犯境，还在梧州烧杀抢掠，请求朝廷擒拿凶犯。
他依然还没有跟清廷撕破脸，不过已经事实上决裂了，真正扯旗也就是这一两个月。
因为一两个月内，曾国藩跟洪秀全就能分出胜负，然后就能腾出手来对付朱敬伦了。
必须赶在湘军之前，想好对策，招兵买马？
这不是兵力的问题，这是战斗力的问题，太平军动辄二三十万人，还不是被湘军打的毫无还手之力，乌合之众招的再多，也是白扯。
可要在短短一两个月内训练出足够对抗整个湘军集团，甚至还要面对数量同样庞大的李鸿章淮军，左宗棠楚军集团，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参谋们在瑞典顾问的帮助下，接连进行兵棋推演，每一次都不乐观。
伍崇曜从上海得到的消息称，早在上个月，湘军就攻占了紫金山，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的合围，南京跟外界最后的联系也中断了。
断绝了外援，洪秀全困守孤城，不用打，饿也饿死了，有一种说法就是，洪秀全是因为吃草团吃死的。
洪秀全一死，十万湘军必然南下，也许他们清剿太平军的余部还需要几个月时间，但是绝对不会拖过一年，现在已经是1864年4月了，最多半年时间。
事实上，朱敬伦已经开始放开了招兵了，广府各县的军队收回来，当时一个县派出去一百人，允许招募一千人，广府十四县集中起来，就是一万四，惠潮嘉道尤其是潮州府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惠潮嘉道招募两万新军不难，新安两个军，加上五坑一个军，收编的大洪军，收编的高雷阳道绿营团勇一个军，广府军，潮州军，以及方山在五邑地区招募的保乡团两万人，总兵力九万多，十万人了。
招人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战斗力，湘军跟太平军已经厮杀了十几年，他们的战斗经验是用人血喂养的，朱敬伦手里的兵，见过血的，也就是新安一二两个军，五坑军，大洪军和高雷阳军，这五万多人，勉强算上械斗出来的五邑团勇，也不过七万多人，这么多人经过半年时间，根本不可能训练的出来。
此时方山出了一个主意，跟太平天国合作，方山也看得出来太平天国完蛋了，天京失陷已经是必然，他不知道李秀成曾经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洪秀全不答应，说他有十万天兵天将，他谁都不怕，但方山知道被湘军四面围城，神仙都难救了。
但是天京背山靠水，湘军能攻占紫金山，但是他们不可能把长江填上，他们是靠水师封锁长江的，如果朱敬伦能派海军去从水路上支援太平天国，也许能打开一条水路。
这是一个妙计，也是一条毒计，起码朱敬伦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拯救太平天国，在让他们肆虐江南，还会荼毒多少人啊。
但是转念一想，太平天国不把湘军钉在江南，让湘军南下广東，照样也要死人，最重要的是破坏掉朱敬伦在进行的改革。
在支援太平天国，背负巨大心理压力，还是不顾现实，做好准备跟湘军硬碰硬之间，朱敬伦没有选择，他只能支持太平天国。
跟方山商议已定，方山见朱敬伦采纳了他的主意，突然悄声询问：
“若发兵江南，得有个旗号。”
“是啊都发兵境外了，继续打广東的旗号肯定不行，也到了让三军将士知道他们为哪面旗帜而战的时候了。”
不等朱敬伦感叹完毕。
方山几乎是蹦起来直接又砸了下去，跪在地上俯首贴地：
“臣，恭请陛下登基！”
朱敬伦答应了，就是答应做皇帝了，就是答应带他们逐鹿中原争霸天下了。
朱敬伦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他早就想过这天了，但是当下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反倒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倒是松了一口气一般，这件事一直以来竟然是一块压在他心头的石头，顿时轻松了下来。
至于做皇帝，他觉得他没有选择，不是他矫情，不把皇帝的尊容放在眼里，只是一个在共和国前期成长起来的人，皇帝一词在他心中贬义多过褒义，但理智的选择是，在此时此刻的中国，你只能选择用皇权来维系国家，搞共和那是扯淡。
他的感伤就来自于这里，汇成一句话就是，“我到底还是做皇帝了”。
朱敬伦看着方山跪了很久，跪到不自然的时候，才轻轻说道，“起来吧”。
方山跪的腿疼，但他没有在意，他把这当成强迫别人当皇帝的代价，跟要做的事情相比，这个代价微不足道。
“很多事情比登基重要的多，马上召集伍崇曜、陈芝廷，过来开会。”
方山走到门外，对侍卫耳语几声，示威马上去传话，陈芝廷和伍崇曜很快就跑进了巡抚衙门。柏贵来到广東后，朱敬伦就搬出了张家，跟柏贵住在一起，方便控制这个两广总督，同时也给外界一种他们是一体的政治意义。
陈芝廷和伍崇曜进到朱敬伦的书房中，迎接他们的第一句话就让俩人感觉有如五雷轰顶一般。
“我们该建国了！”
朱敬伦这么说。
陈芝廷跟伍崇曜都愣在当场，但俩人的想法决然不同。
陈芝廷是矛盾的，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哥哥是清廷的户部主事，他是清廷的举人，陈家不但时代书香门第，而且通过兄弟俩的身份，他们算是官宦世家了，未来几代都会是当地望族，所以陈家在英法联军入侵的时候，是坚定的站在官府一边的。
伍崇曜不一样，他家是是世家大贾，财富上是顶级的，地位上是底层的，这种财富与地位的极端不匹配，让他们心理拥有巨大的落差，一方面旧时代给予了他们极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越是富裕，就越是渴望尊崇，富但不贵不是常态，谁都渴望富且贵的人生。
但是俩人长久以来，都知道朱敬伦迟早会走上这一步的，所以陈芝廷心中顿时升起，“还是走上了这一步”，“真的走上了这一步”，以及“终于走上了这一步”，他也轻松了，扣动扳机不可怕，可怕的是扣动扳机之前的煎熬，他有一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
伍崇曜则是惊喜，一种大商人终于到了买卖收获期的感觉，一种“终于来了”，“可算来了”，“真的来了！”这样一种在期盼中赢得丰收的感觉，所以伍崇曜心中没有矛盾，一瞬间的震惊之后，他第一时间跪在地上。
“微臣恭贺陛下建基立业，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芝廷这时候才醒悟过来：“陛下万岁万万岁。”
方山也跟着跪着，跟着磕头，等别人喊完了，他第一个说话。
“启禀皇上，陛下登基称帝当定国号，颁礼仪，祭祀天地，昭告天下，还要请番邦观礼。微臣不才，敢情司礼大臣一职，为陛下效犬马之劳。”
方山想把事情赶紧定下来，他觉得礼仪这东西，他在这些人里最懂，当仁不让。
朱敬伦摆摆手：“这些事情你们商量着办。伍部长，你去通告各国，递交国书。陈大人，你通令各县，告示全民。大事就这些，至于登基大典那种事，你们看着办吧。”
说完径直走了出去。
一干人晾在里面，面面相觑，就这样让他们做主了，这不像朱敬伦一贯的风格啊，他向来很有主意，或者很不喜欢别人帮他拿主意，他喜欢给别人定规矩，但还没见过别人给他定规矩的。
不过转头一想，他们觉得也对，黄袍加身这种事，从来可不就是手下来准备黄袍吗，哪有当皇帝的人自己找裁缝做黄袍的。(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三节 檄文
人类发展到国家这一个层面，不管东西方都诞生出了一套繁琐的程序，似乎都希望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来表征自己的合法性，西方人是找教皇加冕，哪怕是拿破仑那样为所欲为的，也得象征性请教皇过来，这意味着君权神授，中国也是一样，不过中国皇帝最大，不管是佛教的主持，还是道教的天师，都还不敢给皇帝加冕，皇帝是天子，只有天能给皇帝加冕，所以中国皇帝是祭天。
不过也不完全相同，祭天已经是很靠后的程序了，之前还要定国号、年号，颁定各种国礼，通告番邦各国，这些都需要提前准备，比祭天更靠后的一些程序，大概只有大封功臣之类的事情了，从周武王分封诸侯开始就形成了惯例。
从心里说，朱敬伦是厌烦这套程序，他不知道刘邦、朱元璋这些靠武力夺取天下的皇帝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或者他们很乐意这一套，但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所有的开国之君都老老实实的做过同样的事情，因为天下人就认这一套，你没这套程序，大家觉得心里不踏实，好像缺了一些什么东西。
檄文是第一个写出来的，陈芝廷亲笔书写，内容上跟历代造反者的檄文没大的不同，就是历数前朝的各种罪状，给自己造反寻求合理性。最早有记录的檄文是夏朝讨伐有扈氏的檄文《甘誓》，之后历朝历代凡事要改朝换代时候，都要出一篇檄文。
李自成起义时候写的是《剿兵安民檄》，太平天国起义写的是《奉天讨胡檄》，陈芝廷较为正统，李自成和太平军在他眼里都是叛逆，他模仿的是朱元璋写的《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
“夫中国自古内制夷狄，夷狄外奉中国，中国衰微夷狄窃取之事者，唯元及清也。清本东胡，入主中国…”
作为前代的精英阶层，陈芝廷的檄文写的相对温和，为何说是模仿朱元璋的檄文呢，因为他跟朱元璋一样，在檄文中是认可了满清朝廷的正统性的，朱元璋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确认元朝是天授君权，既然反元为何还要承认元朝的合法性呢？
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反过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当年你们蒙古人进来，那不是你们自己的力量，那是天给你们的使命，现在你们要失败了，同样是天赋予我朱元璋的使命。
陈芝廷写的檄文也是这种模子，说满清入关是承天应命。之后一改笔锋，如同朱元璋痛斥当时的元朝廷“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等荒淫无道的行为一样，陈芝廷隶属道咸两朝，奸佞当道的事实，还摆出了太平天国来说事，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此乃天警，以此来证明清朝已经失去了天命。
之后说道朱敬伦，说朱敬伦给老百姓免税了，朱敬伦帮百姓守土了之类的事情，又说广東虽然不是中原旧地，确实承袭华夏衣钵，要北伐中原云云。
檄文很快印刷数百份，张贴到各县的险要地方。同时还翻译成各种文字，送到香港，交给各国公使。礼仪上，应该是送到西方各国去的，但是陈芝廷觉得没必要，他反倒坚持往越南送了一份过去，交给越南国王。
檄文发出去后，自然不可能沉寂无声，而是反响激烈，有支持的，在门口放鞭炮的有，有反对的，痛哭流涕痛骂的有，但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了沉默，出门都变得少了，任何时代，大多数人总是看客，连广州的旗人都沉默着，门户紧闭，他们是在惧怕。
西方各国还没有反馈回来，他们其实也早就明白迟早有这一天，当收到广東的通告，他们立刻发回国内，等待本国政府裁决。
最先有行动的反倒是满清朝廷，檄文发布十天后，穆克德讷匆匆求见朱敬伦，说朝廷委任朱敬伦为广東巡抚。
这不可能是对檄文的反应，应该是对上次朱敬伦弹劾蒋益澧的反应，他们见朱敬伦打败了蒋益澧，攻入了广西，所幸将广東交给朱敬伦，满足朱敬伦野心的同时，也希望借此约束朱敬伦暂时不要往广西扩张。
“奕欣真是小家子气啊，为什么不把两广都交给我？”
朱敬伦很随意的将委任状扔到一边。
穆克德讷冷汗涔涔，朱敬伦檄文都发了，历朝历代发了檄文而不造反的几乎没有，本朝发了檄文而没有造反的，恐怕就是一个曾国藩，他发了篇《讨粤匪檄》，除此再无其他。
穆克德讷是广州将军，朱敬伦一旦造反，恐怕会拿他第一个祭旗，此时已经不止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城里还有好几万旗人怎么办，人心惶惶的，他真的很希望朱敬伦看到朝廷给他升官能暂缓行动。
“朱大人说的是，本将军即刻启奏皇上，朱大人才高德显，两广总督当人无愧，正好柏贵病重卸任，朱大人当仁不让啊！”
朱敬伦叹道：“开弓哪有回头箭，你不用怕，让城里的旗人也都不用怕，我不会杀他们的。还有我听说割地驻守的八旗兵丁都在悄悄回城，你做点工作，让他们该守哪里守哪里，擅自离任这是逃兵，按律当斩！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就要清理逃兵了。”
檄文一出，许多旗人担心家人，纷纷从驻守各县悄悄逃回来，这些人驻扎在各处本来没什么用，就是分散他们，以免他们闹事，现在都往城里逃，加上局势紧张，做出点不理智的事情来，也不是不可能。
穆克德讷连连点头：“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
城里万把八旗兵就算都回来了，也于事无补，蒋益澧两万湘军，还不是说败就败了，蒋益澧打败了还能逃走，他们的家口都在城里，打败了往哪里逃，穆克德讷也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满清的反应不是对檄文的反应，西方人的反馈至少也得三四个月到半年时间，但谁也没想到第一个反应的势力竟然是太平天国。
他们通过一个上海的传教士，送来了一封信，这次没提让朱敬伦归附他们天王的事儿，只是希望共同抗击清妖，然后平分中国云云。
也不知道这是洪秀全的意思，还是李秀成的意思，不过让朱敬伦清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湘军的封锁，并没有完全切断太平军跟外界的联系，他们还有办法跟外界沟通。
听说湘军围城期间，还在跟太平军做生意，南京城附近的集市上，太平军士兵和湘军士兵竟然能够互相做生意，那么通过湘军的封锁线把消息传递出去应该还是能做到的，但是援军肯定是无法通过的，要通过只有打。
朱敬伦本就有扶持太平天国把湘军拖在江南的战略决定，所以太平军的联合行动，他第一时间就答应了，但没有说怎么联合法，目前他的战术得保持机密，从而起到突击效果。
这个战术计划是用海军突击湘军水师，打通一条从上海通往南京的水路，从而可以给予太平天国物质援助，只要给他们援助，他们就不至被湘军大败，只要太平军不战败，朱敬伦认为以曾国藩的脾气，是不可能从南京撤军的，咸丰诏令擒王的时候，他都能不为所动，还有什么能将他的眼睛从太平军身上挪开呢。
从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中可以看出，他最仇恨的不是太平军要造反夺天下，而是他们摧毁孔孟之道，“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如果当初太平天国也尊重孔孟的话，恐怕曾国藩未必会起来抗争，即便他起来抗争，也未必能让两湖的士绅阶层一边倒的支持。
曾国藩始终是将太平天国看作最大的祸患，甚至远胜洋人对中国的威胁，那当然也比朱敬伦的威胁大，所以只要能救下苟延残喘的太平天国一口气，比组建十万大军跟湘军打一仗的效果可能都显著的多。
好消息是，不管是五千吨的旗舰，还是三千吨、一千吨的军舰，已经全部都造好了，毋庸置疑这是目前位置，东方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四节 定国号和出兵
檄文只是第一件事，方山跟陈芝廷和伍崇曜分工明确，伍崇曜对洋人，陈芝廷对内政，关于此次登基大典则由他全权负责。
方山在礼仪上是懂一些的，不然也没法给人看风水，但是却也只是一个半吊子，他很有自知之明，至少在怎么筹备登基国礼这样的大礼上，他还玩不转，但是他会请人，他找的是满清前太常寺少卿龙元喜。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间，是龙元喜最风光的时候，组织广州团练总局编练了数万团练，但可惜咸丰不信任团练，广州城收复之后，先后就裁撤了一大半团练，最后所有团练让李福泰带着去广西剿匪了，龙元喜领了一点有名无实的赏赐，依然给打发回家乡顺德大良去了。
当时龙元喜就再三希望能保留团练，就是因为对仕途不死心，因此在方山找上他时，他不像一般的老夫子一样避嫌，怕招惹麻烦，而是非常积极的帮方山筹谋。
在龙元喜的邀请下，又来了一批老夫子，众人制定章程，事情一件一件办，他们认为最要紧的是定国号，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始终无法一致。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号都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有一定的原则，都讲究一个传承关系，从春秋时期开始，这个传统绵延了很长时间，比如统一天下的秦王朝，最初是周天子分封的伯爵，名号叫做秦，因此史书上称呼秦国君王为秦伯，秦国一统天下后，自然就是秦朝。
第二个统一王朝，刘邦的汉王是楚霸王项羽封的，也有追溯性。之后的魏晋，曹魏是傀儡汉献帝封的魏国公，司马家是魏国封的晋王；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也是先有前朝北周封的随国公；唐朝李渊是隋朝封的唐国公；宋朝赵匡胤是宋州节度使。
这个官吏持续了两千多年，到了蒙古人手里才被打破，蒙古人第一不认同汉人的这种习惯，第二也实在是找不到依据，宋朝可没封蒙古人做过什么官。蒙古中断惯例之后，到了明朝又重拾了回来，朱元璋最先称王是吴王，后来控制了小明王韩林儿，之所以建国大明，当时的人就认为是“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
到了清朝，这个惯例再次被打破，满清统治者也在给自己找传承，他们跟蒙古人一样，没什么根基，努尔哈赤时代是“金”，号称是宋金时期的金朝继承者，到了皇太极时代，他直接定了一个“清”的国号，没人知道什么原因，也没人知道什么来源。
老夫子们，认为现在的朱敬伦也应该遵循这个传承原则，朱敬伦的官是清廷封的，正式官职是“广肇罗道道台”，因此应该仿宋朝旧历，以“广”字为年好，但是“大广国”，让人听着就别扭。
宋朝的宋字，是古代就有的国号，可以追溯到周天子，也是宋朝叫宋的原因之一，明朝的大明虽然根基不甚，可是历代明朝皇帝分封诸王的时候，无不是以周、秦、蜀等古国名号分封，就没听过一个“大广国”，怎么听怎么像是农民起义的名号，跟什么大西国，大顺国，大洪国，大成国是一个德性，实在是不符合老夫子们的审美观。
又有人说，不如用地名，宋州节度使是一个官名，宋州可是一个抵命，唐国公是一个爵位，唐国本身代表的是地方，朱元璋最开始做过吴王，因为在吴地称王所致，既然朱皇上（敬伦）是在广東建立基业的，不如叫粤国。
广東人在明清时期可没什么文化自豪感，凡事必提中原云云，可不是后世粤语歌横行的时代，因此保守的老夫子依然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粤国一听就没什么根基。
说道根基，有人提出，广東历史上也是有过古国的，比如最早可退追溯到秦将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另外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
“越”和“汉”这两个词都很好，但是南越国和南汉国的国运却不怎么样，赵佗一死南越国很快就被汉武帝灭了，南汉国更是污秽不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所有大臣都是太监的国度。
相比“越”到底还好一些，虽然有人认为跟越南相冲，大部分人还能接受。
另外一些人提出，朱皇帝姓朱，何不称“明”，假托明朝延续，更和人心。
历数清代，凡是造反，必然打反清复明的旗号，这个旗号在民间的影响力极大。
因此有些老夫子认为，称大明，有助于稳定人心，哪怕做一个国度，就像朱元璋称过吴王，不也是为了稳定当时统治的旧吴国地区的人心吗。
于是争吵了十来天之后，“越”和“明”两个国号摆在了朱敬伦的面前，这两个国号，朱敬伦都没什么感觉，他还想称“中国”呢，这才大气，但事实上做不到，不统一中国之前，自称中国，有沐猴而冠的嫌疑。
“老百姓更喜欢哪一个？”
朱敬伦问道，方山和龙元喜异口同声：“大明！”
朱敬伦点点头，国号这东西，就得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不过得走一个程序。
“这样，请全省有名望的士绅都来广州共商国是，让广大士绅选定国号。”
上次因为科举的问题，全省的士绅都行动过一次，朱敬伦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凡事商量着来吗，哪怕只是一些士绅，并不是全民，但也意味着权力的下沉，英国不也是先从贵族开始平权的吗，最后才能渗透到老百姓，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同水流渗透，直接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力，那是找死，没受过教育的老百姓，还无法承担责任，只能变成民粹，就像阿根廷那样。
朱敬伦的手下都明白，朱敬伦似乎很喜欢跟人商量着办事，他们也很喜欢，这意味着朱敬伦这个皇帝不会专权，最差也能做到宋朝皇帝那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意味着士绅的地位大大提升。
因为有了上一次联合请愿的经验，这一次士绅们来广州很顺利，但是人数却不多，整个广東省，朱敬伦发下去了上千份请帖，凡是有点名望的，什么举人、进士，甚至当地世代行善的大乡绅，都专门发请帖去请，请他们来共商国是，但是就一百来个来了。
这些来的士绅和没来的士绅，心情都是很复杂的，有一部分是欣然前往，想在新朝给自己谋取一个地位，但大多数还是拿了请帖不敢不来；说来好笑，那些没来的乡绅里头，也大多是不敢来。总之因为一个不敢，让有的人来了，让有的人没来，同样的原因造成了不一样的结果。
除了班定国号问题，大礼仪问题复杂着呢，筹备建国，除非是李自成那种打算跑的，一般情况下都会准备很长时间，甚至会进行多次彩排预演，把朝臣都召集起来练习磕头这种事都是必须的。
不止程序上的问题需要时间，制作各种礼仪用具也需要时间，光是一件正经的龙袍，没个半年时间就制作不出来，那种采用楼花机编织的复杂织物，每天也就能织出几厘米。
反正朱敬伦不着急，方山更像弄的好一些，好像礼仪搞好了，国家根基就更深一样，但军事上的问题不等人。
经过跟蒋益澧一战，水师虽然损失惨重，但也等于经历了一次洗礼，这只军队彻底脱胎换骨，有了军队的精气神了。
训练水平也大大提高，当然跟英国佬的皇家海军比起来还差得多，但是在东亚这一亩三分地也是能横着走一下的。
海军始终在扩军，跟陆军一样，人手从来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军官，通过这场激烈的战斗，很多军官也算成熟了，大批的军官升官。
图同细胞分裂一样，20艘炮艇变成了50艘炮艇，还有50艘炮艇没有交付，但有这50艘已经可以跟湘军的长江水师较量一二了，等到全部炮艇服役，就可以跟湘军争夺制江权，将湘军彻底赶出长江。
那些大型军舰，比如取名为广州号，作为旗舰使用的5000吨级巨舰，和2艘三千吨级，4艘千吨级的军舰，早在去年年前就交付了，军官、水手们已经训练了小半年时间，目前已经有了一战之力，但要形成真正的战斗力，还遥遥无期，英国人说百年海军，海军骨子里那种东西，确实需要积淀。
总计57艘大小军舰，这一个多月来，除了休整外，全部投入紧张的训练之中，从广州到海南岛，从海南岛到潮州，反复进行了三次长途训练，顺带着将海南岛纳入了统治之中，在珠江上也进行了多次模拟演习，打沉了无数破旧的渔船，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一声令下，就可以北上长江了。
1864年5月1日，农历同治三年三月廿六，整只舰队浩浩荡荡的北上。
在出兵之前，已经向香港各国公使提交照会，这次已经可以用大明的名号通告各国了，因为就在照会发出去之前两个小时，乡绅们选定了“明”作为国号，所以外交部可以用大明国的名义给各国发通告了，尽管各国还没有认可，但是只作为转递信息的备忘录的话，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的。
朱敬伦并不看重洋人的态度，他只是告诉洋人，从即日起大明跟清政府处于战争状态，要求各国根据万国公法保持中立，不得介入战争。
朱敬伦更看重的是，出征的军人们终于知道他们在为那一面旗帜而战了，可以看的出来大多数来自底层的士兵，他们听惯了各种江湖好汉的传说，对反清复明这个旗号，十分的满意，这才是最重要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