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节 归程
朱敬伦能够想象，一旦他允许赫德在沿珠江各个县，在新安、东莞，在香山、顺德，乃至更上游的三水、高要等县都建立港口和海关，会引来多么大的反弹，肯定会有人大骂他卖国的。
但历史会评判对错，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港口，吸引贸易，甚至吸引投资，这种先进的发展经济的手段，放在后世那可是常识，朱敬伦绝对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至于让赫德来管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放在任何一个读四书五经出身的官员手里，朱敬伦还真的不敢放心，哪怕就是曾国藩那样不贪财的大臣，也一定会管理的乱七八糟的，这不是他们品德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因为即便是曾国藩，也一定会讲人情，一定会在海关中安插一些亲朋故旧，最后造成各种贪腐。
至于赫德会不会出卖广东的利益，这一点朱敬伦觉得自己还是有分辨能力的，赫德会不会照顾英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一定不会太明目张胆，最多也就是多招募几个英国职员，绝对不可能给英国优惠税率，或者帮英国人走私，这一点是有历史为证的，甚至赫德在晚清组建的海关中，高级职员中德国和法国的都不少，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最应该担心的则是，英国人会利用赫德管理的海关，挟制广东政府，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发生了的，英国人向清政府放贷，都是需要赫德印章来做保证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放款，这等于是让赫德控制了清政府的债务管理。
至于控制海关财政，这种问题也发生过，但那是赫德之后的事情了，赫德在任的时候，不但始终按照惯例如实的将关税递解到清廷，而且一直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通过中国的票号来进行转运，而不是通过英国的银行，这一点英国银行家们是不满的，但是赫德很坚持，赫德很明白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英国人，但同时他是一个中国政府的雇员，如果他要成功的话，就不能让自己的雇主感到不满。
赫德历任之后，后任的海关总税务司依然都是英国人，这是他们跟清政府签订的章程，可是后任者们立刻就扣押了关税，之后不断以关税问题胁迫中国政府，一旦不让他们满足，他们就拒绝递解海关关余，遭受这种待遇的包括一系列北洋政府和老蒋政府，至于新中国，那不能惯帝国主义的毛病，直接连海关都接收了，宁可不要钱，不能不要脸。
跟赫德谈好了交易，朱敬伦继续问道：“我的朋友，我既然委托您管理广东的海关，我就必须知道，您能不能有办法提高海关的税率，尤其是鴉片的税率，我认为这对我的人民十分重要。”
鴉片始终都是英国对华出口第一大贸易品，提高鴉片的税率，会对英国出口造成重大的损失，朱敬伦这么说也是试探一下赫德，同时试探一下英国人对鴉片贸易的重视程度，其实真要提高鴉片的税率，也没那么难，有的是好办法。
赫德想了想道：“我建议我们可以征收鴉片印花税。”
朱敬伦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印花税可不属于关税，我想这是附和双方的条约的。”
朱敬伦很满意，倒不是说可以多征税了，而是赫德在说“我们”，在那一瞬间，赫德的立场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或者说是站在他一个中国海关雇员的立场上的，既然是海关雇员，当然希望自己能多收到关税了，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客卿。
至于说提高鴉片税收，朱敬伦办法多的是，比如向烟馆征收增值税，征收暴利税等等，这年头英国人连窗户税都能征收，还有什么不能收的。
只是一旦过于打击鴉片贸易，会让那些鴉片贩子愤怒的，鴉片贸易这滩浑水可深着呢，牵扯到港脚商人，大财团，甚至伦敦的金融巨额，现在这个时代，动鴉片贩子的钱袋，那就是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那个肥妞的口袋，不是闹着玩的。
在自己稳定住广东之前，朱敬伦可不想看到这群鴉片贩子跟自己拼命，等自己彻底掌控了广东，那时候他也就不用顾及那群地狱里出来的肮脏货和他们的老姘头维多利亚肥妞了。
至于现在，赫德说的印花税，恐怕就是这群鴉片贩子能够接受的底线，毕竟印花税的税收一般都不高，也就是千分之三四的样子。
历史上，赫德也是在这一年，向清政府提出过这个建议，奕欣是询问他如何能够剿灭太平天国，赫德建议开征鴉片印花税，用这笔款子买軍舰，最后闹出来的就是让整个清朝官场恶心的阿思本舰队事件，这件事最后断送了总税务司李泰国的前途，让赫德得到了最大的利益，从此接替李泰国，牢牢把持了中国海关。
很难说这不是赫德的一箭双雕之计，这货作为一个中国通，他怎么可能看不出阿思本舰队根本不可能让中国官员接受呢，可是他并没有组织李泰国的政治自杀行为，结合赫德一生的表现，即为清政府争取过利益，也一直在努力保障洋人的利益，最后得到英国和中国的双重爵位，这让朱敬伦不由得怀疑这个家伙的立场问题：
他的立场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英国的，他的立场是他自己！
不过这种人更好用不是吗。
送走赫德之后，朱敬伦喊来了自己的副手黄三公，这人年纪大了，上不了阵，但是读过书，会写字，最重要的是他当过商人，卖过几年茶叶，这意味着他会算账。
留在自己身边当了一个账房先生。
“三公，这里有一份名单，你照着名单，一个个的给我去借钱，多少不计，只要肯借，就给写张欠条，这可是一份美差，这回我许你收银子，但收了多少，回来可得给我报账！”
那份名单，是过去伍崇曜、潘仕成等人给朱敬伦梳理出来的，都是跟他们有生意往来，广东比较有实力的商人，跟他们没有商业往来的，一般也就没什么实力。
朱敬伦上次挑选出访使者，就是冲着这份名单去的。
至于能找这些大商人借多少钱，朱敬伦还真的不在乎，他要的是立场。
通过新安县乡绅们的表现，朱敬伦知道，地方势力都还在观望，他们在自己和清政府之间，目前是两部相帮，那么这些商人的立场呢？是不是也是两部相帮，或者应该帮自己一下，毕竟谁都看得出来，朱敬伦的施政一直都是对商人比较友好的，连洋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这些本土本地的商人，不可能看不出来。
尤其是他们各家的子弟，都被朱敬伦送去欧洲的背景下，他们是不是应该勇敢一点，站出来争取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政权呢。
此时，那些商人子弟，也已经踏上了归程。
他们这次初访的时间太长了。
五月份在伦敦，六月去了巴黎，本来就应该结束旅程了，可是诸多小国看到法国皇帝都邀请了这只代表团，竟然也纷纷派人来请。
这些小国起初是看英国的，他们看到英国王室没有出面接待，政府更是只派了商务部门的官员跟他们接触，英国报纸公开的报道是这些人不是中国的官方使团，只是地方政府派出来给美国人去道歉的使团，因此不该跟英国政府做任何正式的外交活动。
英国人的表态，让欧洲其他小国觉得跟广东使团接触确实不合适，他们也就是看样子，谁不模仿霸主国呢，但是法国皇帝突然邀请这只代表团，而且请他们在皇宫开了一场舞会，这下子其他国家的顾虑就打消了，纷纷来请。
伍崇曜本来不打算去那些小国的，他已经有些急迫的想回国了，于是跟陈芝廷介绍说，这些国家都是欧洲的小国家，没必要给他们面子。
谁知道陈芝廷反而觉得应该去一趟，他说大清是上国，对待番邦就应该一视同仁，反倒是这些小国，更不能冷落了，不然让人耻笑了去。
伍崇曜跟不上士大夫的思维，于是只能跟着去了。
从法国出发，第一站到了卢森堡，然后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南下到了黑森的法兰克福，巴伐利亚王国的慕尼黑，奥地利帝国的维也纳，北上到了普鲁士的柏林，接着到了自由城市汉堡，之后是丹麦的哥本哈根，最后度过海峡到了瑞典。
德意志地区的情况，让陈芝廷十分感兴趣，坐着火车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很多邦国就只有一座城市，让他仿佛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万邦林立的局面，最后颇有兴致的研究了一下这里的历史。
最后当他周游了一圈到了普鲁士的时候，他突然对邀请他参观普鲁士阅兵的普鲁士皇太子发表了一番他的历史观，说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一套中国理论，并且在看过了阅兵之后，他断言德意志最后会被普鲁士统一，十年之后他跟皇太子的对话，成了德意志地区的现实，而那时候陈芝廷也功成名就，于是他的话就成了语录，成了先见之明，如果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那就没人记得了。
之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去瑞典，那是因为瑞典人会派一艘船送他们回国，当然不会是专程送他们，因为瑞典和丹麦两国，联合组建了一只代表团，打算回访广东。(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一节 借洋款
随着鹤山地区的情况日渐稳定，侯进带第一批军队撤回了广州，接着后面的军队会陆续撤回，这才结束了朱敬伦在广州唱空城计的状况。
这段时间一万多老兵都在外地，他手里能用的兵力，其实就只有六千多五坑军，这时候不管是旗人闹事，还是张千山突然从连州打过来，他都不敢保证能守住广州。
好在旗人子弟们正为训练跟新安新兵较劲呢，加上穆克德讷这个将军的误解，让广州的旗人都以为朱敬伦是奕欣一党，是他们讨厌的肃顺的对头，早就把朱敬伦造反的可能性忘得一干二净。
而张千山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带着两万人竟然被华庭杰和史朴的乡勇给挡住了，不论是华庭杰和是史朴这俩人都是带过兵的，编练乡勇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俩人一个在南雄州，一个在韶州府，硬是没让张千山进城，最后逼不得已张千山带着军队跑去了连州。
这货显然是在效仿朱敬伦，张千山肯定确信朱敬伦已经打算造反了，因为他也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机会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有反心，但一旦看到机会，这种人是不会对旧政权有任何的忠心的。
他一看到朱敬伦占领了广州城，就迫不及待的也想给自己找一块地盘，结果回到自己的驻地南韶连道却反而被两个文官抗拒，因此根本就没有余力找朱敬伦麻烦。
倒是随着自己的主力悉数回归，朱敬伦反而觉得自己是不是得兵出南韶连道了，放着这么一个靠近江西和湖南的道，总是一个隐患，一旦这一府两州被清政府掌握，他们从江西和湖南随意就能调来湘军。
但如果发兵，自己就等于是扯旗了，彻底跟清廷撕破脸，然后他们被动应战。
更麻烦的是，华庭杰和史朴都已经建立了乡勇，朱敬伦愿意跟清军打，甚至跟湘军打，但是他不太愿意跟乡勇打，当年英法联军遭遇的困境，他可不想尝一尝，跟本乡本土的军队作战是一件让任何军官都头大的事情，不是他们有多厉害，而是他们熟悉本土环境，拿破仑当年为什么兵败俄国，可不是打不过俄国正规军，就是被人家坚壁清野，然后无限制用民兵骚扰败的，英国人之所以退出美国，也不是打不过华盛顿，历数一下美国人也没赢几场仗，实在是龙虾兵们不厌其烦，英国政府不想出军费了。
一旦两个文官避入乡下，在上百万人的一个道的地域中跟朱敬伦打游击，朱敬伦还真没想好得纠缠到什么时候去，所以为了暂时不惹这个麻烦，他决定暂时不进攻南韶连道，哪里不还有一个张千山呢吗，让他先跟俩文官玩玩。
朱敬伦依旧一边在广州练兵，一边让张宝铭带着以前五坑军客勇，在潮州一带跟潮惠地区的客家宗族攀关系去，鹤山的客家人可全都是从这里分出去的，历史也不长，乾隆年间的事儿，族谱一查就清楚了，甚至他们之间一直就有联系，让这些五坑军士兵告诉潮惠地区的客家人谁才是真正帮客家人的好官。
这个地区很麻烦，得到他们的支持很重要，哪怕是争取他们的中立也可以，这里民风彪悍，不但有客家人，还有广东另一大族群，潮汕人，祖籍福健，广东人称福佬，这几年土客械斗闹的很凶，历史上潮汕人跟客家人，潮汕人跟广府人之间的械斗也不少，而且潮汕人可是能压着客家人打的猛士，是岭南地区有名能打的族群。
朱敬伦可以不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不能让别人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倒不是防备清廷，清廷是不可能让这些人支持的，而是防备太平军，历史上太平军最后一支部队，洪顺部最后就是在这里一直坚持到了1866年，被称为成也客家，败也客家，在客家地区起义，在客家地区灭亡。
另外还有黄三公借钱的事情，紧张很不顺利，他去借钱的这些商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做的生意主要集中在三各行业，茶叶、生丝和盐业，农业社会，也就是这几样属于大宗商品，容易出大商人。
钱倒不是全没借到，只是借到的钱太打脸，多少家产上十万的豪族，竟然只愿意借几百两银子，见着黄三公就是不断的哭穷，甚至宁可奉上更多的孝敬，也不肯公开借钱，最后拿出那几百两银子，也千叮咛万嘱咐说就是报效朝廷了，不用给他们借条。
对他们的表态，朱敬伦好生失望，这就是中国的商人，任何时候都不敢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哪里有一点资产阶级的气概，根本就不想跟朱敬伦沾上一点边。
他们的立场，也是中立。
收到黄三公传回来的消息后，朱敬伦不得不叹了一口气，派人请汇丰银行来广州跟他们谈谈借款的事情。
汇丰银行是前年在怡和洋行董事会上，厘局派出的代表伍崇曜提出组建的一家银行，伍崇曜告诉他们，希望怡和行能够出面，建立一家以中国为中心的银行，总部设在中国，也以中国业务为主，服务于中国贸易的银行。
原本的历史上，汇丰银行是一些散商发起成立的，最初的发起人是英国轮船公司的大班苏士兰发起组建，他是听一些孟加拉人打算在中国建立这么一个银行，于是抢先剽窃了别人的主意，并且利用英国人的身份，拉拢到了香港几乎所有有身份的洋行入股，最大的股东是怡和洋行的死对头宝顺洋行，结果最后只有两家有规模的银行没有成为他们的股东，一个是怡和洋行，另一个是旗昌洋行。
但美国人经营的旗昌洋行，向来都是以灵活著称，他们只认钱，看到汇丰银行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之后，他们立刻也就入股了，到最后其实就只有怡和洋行没有入股。
怡和洋行之所以不入股，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远东洋行间汇兑业务的龙头，他们几乎垄断了英国洋行到伦敦的汇兑业务，可以说东印度公司之后，是怡和洋行的信誉，支撑起了伦敦到香港的金融。
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宝顺洋行，怡和洋行跟宝顺洋行是死对头这谁都知道，两个洋行分别是第一和第二的鴉片贩子，经营上一直针锋相对，还有一桩私人恩怨，那就是宝顺洋行的大班和创始人颠地勾搭了怡和洋行创始人渣甸的情人，两家银行其实都是家族银行，比如宝顺洋行的英文名就是颠地洋行，怡和洋行的英文名则是渣甸麦迪逊洋行，股东也都是各自的亲戚，这私仇就很难化解了，最后因为金融危机宝顺洋行倒闭的时候，求助于怡和洋行，怡和洋行都见死不救。
但这个时代真是黑白颠倒，朱敬伦出的馊主意，让原本应该是汇丰银行眼中钉的汇丰银行成了怡和洋行发起成立的银行，让原本是汇丰银行最大股东的宝顺洋行，反而没有加入这个洋行。
怡和洋行财大气粗，目前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家族银行，不过其中有伍崇曜一半的股份，注册资本号称200万两，其实招股注资只有80万两，伍崇曜出了其中的一半，怡和洋行以自身的汇兑业务加部分现金入股，只出资了30万两。
怡和洋行不缺钱，却肯将自己的汇兑业务完全注入这家银行，还让伍崇曜得到最大的股份，唯一的原因是伍崇曜答应过让新安厘局跟汇丰银行结成同盟，新安厘局所有的金钱往来都会经过汇丰银行的渠道，包括关税的存放，以及汇兑。
现在朱敬伦缺钱了，当然也要想办法找汇丰银行借了。
汇丰银行对这笔买卖很上心，他们很快就派人来广州了，因为他们的银行生意进展并不顺利，历史上他们经营了十年，存贷款业务的营业额才从1万元发展到7万元，开创初期并不顺利。
主要就是找不到可靠的顾客，中国没有工业化，因此就不需要太多的金融服务，至于中国商业的金融服务，一般情况下，中国商人习惯靠自己的资金周转，根本不太借钱，就是要借钱，也习惯找亲朋好友去借，让他们出利息找一家银行借钱，除非是那些别无选择的，快要破产的商人，而这样的商人，出于风险控制考虑，汇丰银行又不敢借，所以这个市场一直都没有打开。
之前也就是给美国人罗伯特格雷的种植园借了一笔十万两的贷款，现在朱敬伦以广东官府的名义，也要向他们借款，汇丰银行哪里能不重视。
“100万两，年息三厘！”
朱敬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汇丰银行首任经理，从这个时期的东方银行巨头丽如银行挖来的瑞士银行家克雷梭，是公认的东方汇兑业务的最杰出的专家，他认为朱敬伦的要求是天方夜谭。
“天哪，这样的利息，您去伦敦发债券都得不到。最少也得五厘。”
对于金钱数额克雷梭反倒不在乎，汇丰银行接过了怡和洋行的汇兑业务，银行库房中有的是各大洋行汇往英国的现金，作为一个银行家，让他看着资金用不着闲置在总行的保险柜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朱敬伦摇摇头：“你应该明白，这可是一笔好买卖。我是可以用关税收入做抵押的。”
用关税收入做抵押，按规定是必须得到清廷的许可的，朱敬伦就是在试探，试探英国人的态度，显然作为英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怡和洋行旗下的银行，他们的态度比赫德的态度，更靠得住，更能代表英国政府的态度。
克雷梭叹道：“我认为您很清楚其中的风险，关于政治方面的！”
他看着朱敬伦，果然英国人根本不在乎程序，这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他们愿意看到朱敬伦跟清政府撕裂，第二他们对朱敬伦有信心，认为朱敬伦能够控制住广东海关，第三他们确实很贪婪，他们要的是利益，只要利益够大，他们可以忍受风险。
朱敬伦满意了，贪婪是一种美德，他相信如果朱敬伦开始以广东建国，即便英国政府不同意，汇丰银行这帮子家伙，也一定会给政府施压，左右政府的外交决定，因为这关乎到他们的利益。
但朱敬伦也有利益，他伸出四根手指头：“四厘，我认为你们的风险很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风险。”
他这么说，也是给汇丰一个强烈的暗示，让英国人知道自己十分有信心能够控制广东，总之合作是两面的，别人支持你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你的实力。
两只手窝在了一起，贪婪的金融家和疯狂的野心家的手，交易达成了。
朱敬伦心中不由想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后世的阴谋论作品中，自己是不是会被说成是银行家的代理人啊？(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二节 奕欣的应对
香港的各国商人，早就对朱敬伦抱有期待，他们跟中国商人不一样，他们极其渴望中国的官员都是朱敬伦这种可以合作的对象，可是他找遍了整个中国，也就发现，只有朱敬伦这么一个对洋人比较了解，对西方规则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官员。
那么如果朱敬伦能够掌握这个国家，至少也是主政一方，那对他们的利益也是巨大的促进。
12月的时候，英国人派代表去南京考察了一下太平天国，对华公使威妥玛和海军司令贺布一起前往，他们身负三个使命，第一是希望化解这个势力对上海的威胁，第二是试探一下这个势力的态度，第三则是将中国目前的三大势力做一份调查报告，让英国政府判断一下支持那个势力对英国的利益最有好处。
历史上，应该是巴夏礼去的，但是巴夏礼疯了，所以这件事就落到了威妥玛头上，威妥玛跟赫德一样都是中国通，论专业能力，他比赫德还要强得多，比如他对中国语言文字就极有研究，他发明出一套书写汉语的字母体系，称作威妥玛拼音，是后来一些列拼音的鼻祖，他跟赫德不一样的是，他研究的是中国的语言文字，而赫德读的是中国的四书五经，一个是从中国人说话方面着手，一个直接探究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显然在这方面，赫德要比威妥玛更能理解中国人的想法，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别人都觉得中国官员难打交道，只有赫德能跟奕欣、李鸿章等人相处的如鱼得水的原因。
但威妥玛的专业素质还是不差的，只能说赫德下的功夫更深一层。
威妥玛的能力，让他成功的完成了外交任务，之前在7月份的时候，攻取了苏杭一带的李秀成派兵攻打上海，最后被华尔的洋枪队阻挡，但是洋枪队损失惨重，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华尔本人都受伤逃走，最后英国海军被迫开炮，才保住了上海，李秀成这个名将所带领的新生的一股力量，让英国人觉得比清军强了太多，所以决定试探一下，第一要贸易，第二要和平，他得到了太平天国大洪棍洪秀全的承诺，允许他们来做贸易，但是不能贩卖鴉片，也答应太平军不会攻打上海。
整个中国也就太平天国在官方层面禁止鴉片，清政府和朱敬伦都不敢动这个敏感东西，但这不意味着太平天国就真的禁止了鴉片，他们只是官方和口头上的禁止，威妥玛在南京城里看到无数的烟馆，并不比广州少，也看到了太平天国同样禁止的妓馆，而开办这些产业的，很多都是太平天国各种封号的“王”，这怎么禁？
清政府是真的禁不住也不敢禁，朱敬伦虽然暂时也不敢禁，但是他却是唯一能做到完全控制这项贸易的人，赫德组建的缉私队已经成功的阻断的各种走私，他如果要禁止鴉片贸易，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威妥玛又提出跟太平天国合作的事情，英国海军看的很透彻，太平军输就输在没有制江权，如果英国能派出海军帮他们控制长江，他们应该是有能力攻下沿江的武汉等大城市，然后跟清廷划江而治的，跟一个腐朽的政府谈，总不如让他们有个竞争对手，就像印度土邦那样，就能分而治之了。
结果洪秀全表示外国应向太平天国纳贡，天王是各国之主，而不是跟英国人平分国土，他要的是“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
洪天王的态度，显然没有让英国人满意，历史上，之后他们就开始彻底支持清政府了，派现役军官戈登帮助李鸿章训练洋枪队，甚至运作了阿思本舰队，也是希望能让清政府的力量更壮大一些，好早点收拾了太平天国，让英国人能够深入长江贸易。
但是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朱敬伦可供选择，威妥玛都不用再次跟朱敬伦接触，回去之后直接写了一份报告，告诉政府，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友好、合理的跟西方国家交流，那就是广东的朱敬伦，目前朱敬伦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并且控制了广东大部分区域，虽然这种控制还不够稳固，但是值得期待，建议政府一旦在清朝政府跟朱敬伦的地方政府之间爆发战争的话，英国应该严守中立。
威妥玛考察中国目前三大割据势力的时候，奕欣也在琢磨广东的局势。
他已经彻底的掌控了朝政，跟慈禧的联盟，让他得到了霸气权贵、掌兵大臣，和两宫太后三大势力的支持，而肃顺等人则除了他们自己，就只有手上一封诏书了。
当押解肃顺进法场的时候，北京的旗人高喊着“肃老六你也有今天”，旗人的态度，其实早就注定了这场斗争的结局。
收拾肃顺没有费什么事情，可是他却无暇他顾，让广东突然出现了惊天的变故。
到目前位置，其实奕欣也没弄明白广东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光看广东给北京发来的一份份奏章，只会更加的迷糊，因为那些奏章已经堆积了很多了，有早先时候耆龄奏报新安县勇闹饷的，有朱敬伦和穆克德讷奏报的，绿营和八旗也加入了闹饷的奏章，后来则是耆龄奏报说朱敬伦谋反，朱敬伦和穆克德讷则一口咬定，是耆龄有心逼反全城士兵，后来双方的口水仗打了许多。
奕欣一开始觉得，耆龄跟朱敬伦二人，光看奏章的话，肯定是发生了误会，耆龄举措不当，导致士兵闹饷，是有责任的，但是之后突然耆龄说朱敬伦造反，要发兵攻打广州，朱敬伦则状告耆龄此举是想逃脱责任，彻底逼反全城士兵。
奕欣是各聪明人，他光从奏报就能看出来，后来穆克德讷倒向了朱敬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朱敬伦到底造反了没有？如果造反了，难道穆克德讷也造反了，就算穆克德讷是被逼迫造反的，全城八旗兵也跟着造反了？
根据后来传回来的消息，外界也有说反的，也有说没反的，还有人看见穆克德讷一个人出现在新会镇压新会县令，说是耆龄余党云云，一点都不像是被胁迫的，而更多人传回确切的消息，全城的八旗兵，除了个别军官之外，都参加了朱敬伦的军队。
一万八旗兵啊，全体投降了？
这大清朝两百年也没出过这等奇事啊。
奕欣想不通，他找来柏贵问，柏贵是最了解朱敬伦的人。
一封封奏报，柏贵也早就看过了。
叹了口气道：“我早说他离开新安准出事。”
当时刚刚乱起来的时候，连洋人都登岸了，那时候柏贵就说过这句话。
不过洋人后来被朱敬伦劝回去了，奕欣就不关心了，他只关心到底反没反。
奕欣问道：“他到底反了没有？”
柏贵叹道：“怕是在反与未反之间。”
奕欣问道：“反是何意？”
柏贵道：“这是被耆龄逼急了，不是逼他，而是那些当兵的，耆龄克扣军饷，乃至士兵闹饷，时候在加以兵威，兵卒畏法，自是要反，怕是强迫朱敬伦带他们反。所以啊，这不但新安县勇要反，连咱旗人都跟着反了，耆龄这是该死啊。”
奕欣道：“那未反又是何意？”
柏贵道：“朱敬伦这个人，有大志，却过于轻浮，缺乏历练，不懂得轻重，做事又不按常规，他本人怕是不想反的，又被兵卒所迫，不得不虚与委蛇，恐怕是想借机安抚士卒。不然何至于穆克德讷跟他步调一致，恐这二人此时身不由己，都已被兵卒中的悍将所挟持。”
柏贵心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朱敬伦不会造反，他也不敢想象朱敬伦在他的羽翼下一步一步成长到了可以谋反的程度，那样他脱不了干系，潜意识中他就不敢相信朱敬伦谋反，奕欣问他，可真是问错人了。
但奕欣觉得柏贵说的不无道理。
“你的意思是，士卒畏法，所以要反，朱敬伦和穆克德讷受人挟持但却不想反。这么说只要对兵卒不予追究，对朱穆二人加以安抚，粤省一事不至于败坏？”
奕欣也有先入为主的挂念，他希望还可以抚，说真的，再派兵去广东打仗，朝廷也实在是承受不了了，每年八旗绿营军费数千万，湘军七八百万，还要给洋人一千多万的赔款，在哪里去找钱啊。
“王爷高见！”
柏贵奉承道。
奕欣道：“那依你看，这抚军一事，派谁去合适？”
嘴上在询问，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柏贵。
柏贵只能叹息一声：“王爷若信得过，奴才去一趟吧。”
奕欣点点头：“你去最好。你前日说那朱敬伦颇有洋务之才，若其有意，可用总理衙门之帮办相请，若其无意，他的官职也可以动一动了。耆龄昏聩，竟私免朝廷命官，怕朱敬伦心有怨忿，又有惧意，若不敢来京，广东一地，便是道员也可许他。新皇登基，正是示恩于臣子的时候，过去种种既往不咎，都还是朝廷的好臣子。”
“道员！”
柏贵听完，内心惊叹，倒不是这个官位太高，把朱敬伦从一个小小的县令提拔上道员，以实职直升三级，世所罕有，这说明奕欣根本就不相信朱敬伦没有反心，否则不至于用这种手段拉拢。
朱敬伦如果反了，他柏贵也要受牵累，柏贵心里明白，嘴上却不敢说，急忙告退。
看柏贵走出去，奕欣叹息一声，多事之秋啊。(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三节 一封信
鬼子六的眼睛何其透亮，通过那些奏章他看不清楚，但是他可以站在局外试探一番，当听洋人说粤海关的税银被新安县扣下后，他就清楚朱敬伦这个人是反定了。
他手里有兵，有枪，现在还要把银子牢牢抓在手里，这还不是造反那是什么，至于穆克德讷和广州城里的八旗子弟，那可能真的是被蒙蔽了，一想到一万多人，被人蒙的团团转，奕欣就觉得脸上骚得慌，旗人子弟不学无术啊，肃顺那句号没说错，“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可眼下这朝堂刚刚平稳，他算看出来了，曾国藩这些人确实厉害的很，肃顺那么的抬举曾国藩，临到头，曾国藩等人就没半点替肃顺求情的意思，但凡他们这些掌兵大臣说句话，朝廷也未必非杀肃顺不可。可是他们对满人上层的内斗，冷眼旁观，仿佛在看一群恶狗相互撕咬。
上回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皇帝下急诏让曾国藩擒王，曾国藩反倒上书闻讯，后来皇上逃到热河，北京失陷，也不见曾国藩调一兵一卒，他就不担心洋人还会打热河，他就不担心失了皇帝？
奕欣明白曾国藩这些汉人，眼里没朝廷，甚至没皇帝，他们眼里只有江山社稷，不过奕欣也不在乎了，他们在乎江山社稷，可这江山是满人在坐，这社稷是爱新觉罗在坐，那么这些汉人保了江山社稷，也就是保了满人的江山，保了他们爱新觉罗家的社稷。
可那个朱敬伦怕是真的要反了，穆克德讷愚蠢，眼皮子底下被人当枪使，耆龄昏聩，连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看不出这种人早有反意，还给了他机会，柏贵更是有眼无珠，竟然能让这种乱臣贼子在自己手下拥兵数万，这一个个旗人，都是高居封疆大吏，做起事来，却糊涂至此，旗人的江山真的要到头了吗？
奕欣真的很沉重，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很清楚，朱敬伦一旦造反，朝廷根本无兵可派，能战之兵早就被僧格林沁一战败光了，还能打仗的，就只有那几个汉臣手下的湘军、淮军，可问题是，他哥哥咸丰皇帝都被洋人打到北京城下了，都调不懂曾国藩的军队，那个汉人一心就钉在太平天国粤匪的身上，打着保名教、保人伦的旗号，真的可以不在乎皇上的江山，满人的江山还得满人来保。
但满人却已经失去了勇武，靠街上那一个个遛鸟的，斗蛐蛐的八旗子弟，是靠不住的，最后还得靠这些汉人，那么就只有拖了，希望柏贵能拖到曾国藩攻占南京，然后让曾国藩去广东保名、保人伦吧。
柏贵没有奕欣说的那么傻，他是从底层一步一步爬起来的封疆大吏，身上并没有粘到多少旗人的光，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蒙古旗人，不是僧格林沁那样的蒙古擒王，不是耆龄那样的红带子，他是科举进士出身，怎么可能昏聩到那种程度。
朱敬伦一步一步成长，每一步他都看在眼里，可每一步都事出有因，不是洋人逼得紧，他怎么可能任由朱敬伦连结乡勇，不是八旗兵无能，他怎么可能允许朱敬伦去编练火枪营，当朱敬伦拥兵一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限制朱敬伦，但谁能想到，就是一万火枪兵，耆龄也挡不住，这能怪谁。
回到家，柏贵已经明白奕欣想让他做什么了，那就是让他去死拖着朱敬伦，不让他扯旗造反黄袍加身，那样就把朝廷逼到了死角，不得不有所行动，可却没有行动的本钱，如果朱敬伦真的造反，他哪里能拖得住，反而得赔上这条老命。
但他还不能不去，去了朱敬伦有可能杀他，不去奕欣更是有可能杀他，两难的选择？不，他根本没有选择，他已经先于朝廷被逼到了死角了。
沉思了一夜，他给朱敬伦写了一封信，叙了叙他们过去的情分，说到朱敬伦帮忙夺城，他承认朱敬伦保了他一次，说到安抚洋人，朱敬伦又保了他一次，然后就说他应该会很快去广东复任，再任两广总督了，他希望朱敬伦还能继续帮他。
柏贵的信要比柏贵到广东早的多，曾国藩从去年九月到几年九月，用了正正一年时间，将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安庆攻陷，从此太平天国彻底无法威胁长江上游，从北京发出信件，通过驿站能够很快的抵达目的地。
12月底，柏贵的信就送到了朱敬伦的手上，朱敬伦一看顿时一愣。
“清廷还想抚我？”
通过柏贵的信，朱敬伦看到清廷不是没有看透他的欺骗战术，但是依然想安抚朱敬伦。
“看来他们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只有一块遮羞布了！”
朱敬伦把清廷的状态看的很透，但是他不打算同情清廷，他要把遮羞布再扯上一扯，让他露出更多的羞处来给天下看看，至少是给广东看看，只是他觉得他扯这块遮羞布的同时，也把自己造反的旗帜扯出了一角，就感觉有些别扭。
“来人，去给赫德送信，告诉他立马着手在新会、东莞、香山、顺德、三水、高要六县建港开关。给该六县县令去信，通告他们，我已经准了洋人在六县开放关口贸易，让他们不得阻拦！”
方山点点头：“还是用八旗将军的印？”
朱敬伦摇摇头：“不，用我私人的印！”
既不是新安县令的官印，也不是八旗将军那面遮掩的印，就用朱敬伦的私印，从现在开始，他要让广东各地，只认他这个人，而不是认清廷给他的什么官职。
方山一听就明白了，痛快的去了，他命白，朱敬伦这是撤出了旗子了，就看各地县令怎么考量了，是拜倒在这面大旗之下，还是铁下心来，跟这面旗子开战！
总之，广州府这几个最大的县，必须在朝廷和朱敬伦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了，是朱敬伦还是朝廷，没有第三种选择！(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四节 闹市挂印
赫德收到朱敬伦的信后，没有任何犹豫，立马行动起来，这是他最好的机会，是他个人实现抱负的机会，他的身份是广东地方的雇员，帮助广东地方政府管理海关，可是现在他接受了朱敬伦的任命，那么就意味着他个人承认了广东已经是朱敬伦的了。
至于英国政府，他给北京的公使普鲁斯写了一封陈情，他告诉驻华公使，广东地方的实际情况，让他不得不选择站在取得广东实际控制权的朱敬伦这边，否则有可能损害英国在广东的利益，如果他的行为给英国政府带来了任何麻烦的话他很抱歉，这属于他的个人行为，英国可以以此向清政府解释。
同时还告诉了普鲁斯，一旦整条珠江开放，那么带来的利益将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广东的对外贸易至少能提升一倍，达到四千万两级别的贸易额，在美国南北战争之际，拥有这样的贸易额，即便是当成一个国家，广东也将是英国的第一大贸易国。
早在美国战争之前，1860年，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品棉布，出口额增长到了4800万英镑，其中印度占了一大半，可是对中国、日本和爪哇等地的输出也很重要，这三地加起来，超过英国对欧洲大陆输出额的60%。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国家或者以高关税保护，或者是更先进的技术冲击，大大影响了英国纺织品向欧洲大陆的出口，这导致英国的对外贸易越来越依靠美国和印度，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英国向中国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1860年之后，更是大大增加，上海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的1855到1856年一年，进口的外国船只共489艘，总吨数15587吨，货物总值6492299两。战争结束后的一年，进口船只激增为1806艘，总吨数为419659吨，货值达33702614两。
赫德对比历史数据，认为广州历史上贸易量规模巨大，绝对不会比上海差，只是因为一时的战争，导致了贸易萎缩，他认为一旦珠江开放，广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追上上海的贸易额，届时，广东市场将有可能堪比印度市场带给英国的利益。
赫德在用各种方法游说着他的国家支持他在珠江的行动，而他在珠江的行动，则是朱敬伦支持的，英国支持他，就等于间接支持了朱敬伦，这种外交之间的连带作用，就是朱敬伦让赫德立刻开港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知道清廷要安抚他，所以他要赫德立刻去开港，拿着他的命令去开港，一方面让英国默认他成了广东的主人这件事，另一方面让广东地方看看，他朱敬伦擅自跟洋人勾结开港，而后朝廷不但拿他没办法，还得给他加官进爵，那么之后朝廷在广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从此广东地方官只能听从朱敬伦的命令，违逆了朱敬伦，朱敬伦会收拾他们，甚至他们的朝廷也会收拾他们，而服从了朱敬伦，他们的朝廷却无动于衷。
但事情绝对没有那么顺利。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每个人都会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摆在第一位，赫德确实按照朱敬伦的要求去做了，他派去了税务司官员，接收东莞、香山等县的老码头，租房子挂牌开设海关。
朱敬伦的命令也发到了各个县，这几个县都有朱敬伦的军队驻守，主力核心是一百个精锐的火枪兵，外加招募来的一千乡勇，这样的武力，是这些县无法对抗的。
无法对抗不意味着只能接受，他们还是可以消极对抗，外国人叫做杯葛，赫德的人一到各县，这些县令立马就派人去联络乡绅，鼓动他们对抗，乡绅们一听洋人要来，当即就不乐意了，就有附近的乡绅组织乡勇封堵，跟朱敬伦的士兵开始对峙，朱敬伦派人去依次劝说，组织乡绅开会，告诉他们开港是为了做生意，是为了赚洋人的钱，高傲的乡绅们表示，他们不需要赚洋人的钱，他们不想跟洋人有任何瓜葛，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洋人到他们县来。
朱敬伦又派人跟他们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只要洋人不来，开不开埠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么好，朱敬伦表示，他就只派中国人来，一个洋人都不会让他们靠岸。
事情这么解决之后，县令们还不甘心，从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乡绅们锄头真的很有用，就是蛮横的朱敬伦也会顾忌。渐渐的他们开始串联，已经不止是开埠各县，广州府几乎所有的县都有联系，带头的正是广东首县南海县的县令周士俊。
除了开埠六县之外，朱敬伦也没有闲着，早就派人在其他县张贴告示，告诉各县百姓，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洋人到他们的地方往来。
这是一场朱敬伦跟广东顽固的官场之间的斗争，朱敬伦并不打算强硬的镇压老百姓的盲目排外行为，一切以软化争取为主，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乡绅们的底线，他们会始终保持中立，就好像当年清廷不减辨子，他们就不会起来抗争一样。
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在附近租了房子，挂上了海关的牌子，公布海关制度，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文官们发现，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士大夫的脾气来了，他们甩了袖子。
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走到了归德门，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垂下来一条红布，他打开包袱，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好一篇檄文，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
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昂这套高的头颅，走出了城门，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慢慢消失不见了。
“挂印了？”
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周士俊的举动，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意味着反抗。
刘备挂过印，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挂印弃官，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来反抗，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没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起来好听，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
历史上无数文人，在乱世来临的时候，躲入深山，自夸隐士，国家安定之后，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伦看来，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跟朱敬伦斗下去，陆秀夫、文天祥那种人，才堪当大丈夫。
但是朱敬伦相信，他们的这些举动，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士大夫阶层，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
他们不肯合作，选择挂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换一个残暴的军阀，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
他们不敢动刀子，说成是文雅，他们不负责人，说成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但依然这样，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周士俊挂印之后，第二天，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
广州十四县文官，集体在一天之内，闹市挂印，弃官而去，引起轰动。
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
“只是挂印而已，如果他们有种，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现在吗，屁事没有。”
然后又道：“写任命书，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让他们出来当县令。”
方山皱眉：“商贾？”
朱敬伦点头：“是啊，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
十四县商人当官，前所未有的情况，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通告十四县，免除来年地亩钱粮！”
以商税代农税，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五节 海关的情弊
找商人做官，他们竟然不敢，一个个推三阻四，不惜拿钱疏通关系，一个个真是贱骨头，明哲保身到了这种地步，给他们权力，他们竟然都不敢要，活该他们被文官集团压迫了几千年，伍秉鉴给广州各级官员磕的那些头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他们比文官更没有担当。
没人不想做官，只是不想承担风险，现在接受了朱敬伦的任命，就等于是加入了朱敬伦的派系，卷入了朱敬伦跟朝廷的斗争之中，他们怕在这这股大势之下，引火烧身，最后玉石俱焚。
但是朱敬伦的命令不会动摇，就是根据谁有钱谁做官的原则，这时候没时间一一分辨，分清谁的品行和能力，只能用这种粗暴的一刀切的方法来处理了，既然能在当地首屈一指，赚到让人惊叹的财富，他们的经营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品行是否贪婪，朱敬伦逼迫他们写下保书，为官期间，不得贪墨一分公帑，否则抄家，相信这些本就十分有钱的家伙，也不至于为了钱财玩命。
至于他们会不会用权力给自己谋私利，基本上不用怀疑，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就没少了利用权力，只不过过去的寻租，是给官员贿赂，换取权力，现在则是自己直接掌握了权力，他们怎么可能不用，在自己没权力的时候，他们都能玩转权力，现在直接享有权力，那更会用的得心应手。
这种程度的贪腐，朱敬伦暂时还能容忍，反贪不急于一时，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得一步步的化解，美国在二战前才勉强打下去了疯狂的贪腐，没必要求全责备，在一个贪腐文化盛行了上千年的国度试图一夕根除。
这些商人被强逼着上任了，既渴望权力，又害怕危险，几乎处在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情绪中上任了。
赫德也商人了，进驻了过去恒祺执政的粤海关衙门，广州城里的百姓就不太在乎了，多一个洋人，少一个洋人而已，他们见的多了，广州八十年一口通商，从他们太爷爷时代，就没少见过洋人。所谓不让洋人入城，那是说入城居住，即便是在乾隆年间，也是允许洋人在休假那天，入城游览的，所谓休假，就是洋人的星期天，但是只有一天，不能停留，不能居住，平时洋人都是住在城外的商馆区，也就是十三行。
更不许女人进入广州，即便是城外的十三行，也不行。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不顾清廷禁令，携其妻子坐着轿子来到商馆。西方妇女的着装、发饰、没有裹缠的天足，身着****暴露过多的服装以及随意同男人握手的动作，被认为既伤地方风化，有损天朝礼教。甚至引发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上奏，“有违天朝体制”。
广州官府立刻下令驱逐盼师夫人，为了夫人，盼师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广州商馆。广州官府则威胁要发兵驱逐，此事使中英关系剑拔弩张，要不是最后盼师把夫人送到澳门，鴉片战争弄不好提前十年就会打响。
第一次鴉片战争之后，洋人通过条约取得了进城的权力，但是老百姓不答应，洋人进城轻则扔石块，重则有生命危险，直到第二次鴉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城后，广州老百姓才第一次大范围跟洋人接触。
这种文化的封闭，通过交流自然也就打破了，洋人占领广州期间，虽然依然冲突不断，但是大多数接触过洋人的老百姓，也没觉得洋人就哪里特殊了，大多数还不是和和气气，就算是士兵，买西瓜那也是给钱的。虽然也有抢掠的事情发生，可跟大清的军队也没什么两样，渐渐也就习惯了。
如今洋人进出广州城已经不稀罕了，所以赫德入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也就是一些街头巷尾的非议罢了，两旁的邻居觉得身旁住上了夷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好像美国白人的社区住进了黑人后，整体搬迁一样，粤海关衙门也出现了老百姓卖房子的情况。
赫德也不满，他还歧视这些十天半个月不洗一次澡的中国人呢，但更不满的是，朱敬伦动了他的权力，所以处理了新安的关务，将总海关搬到广州城后，他第一时间就要拜见朱敬伦，他要跟朱敬伦谈判。
走过归德门的时候，他还看到了悬在城门洞中的大印，以及贴在城门旁的罪状檄文，老百姓热闹看个没够，也只是指指点点，嬉笑打闹，也没人敢撕那张说朱敬伦拥兵自重，上亡故天恩，下欺凌百姓，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还号召勇士，能提朱敬伦人头来见者，朝廷必不吝封赏。
赫德看到朱敬伦不但没有派人把这告示撕下来，反而派了几个士兵在旁边保护，防备有人破坏。
赫德要去广州将军府，朱敬伦现在跟广州将军住在一个府里办公，因为他不会让穆克德讷脱离他的控制。
穆克德讷这段时间表现的还算乖顺，尤其是听到北京的奕欣发动了政变，除掉了肃顺等人之后，那就更是对朱敬伦十分顺从了，他认为朱敬伦代表的奕欣一党胜利了，更让他满意的是，奕欣自己没做皇帝，而是继续拥护了咸丰的儿子做皇帝，这么看来奕欣也算不上是乱党，只是在保旗人的江山，而不是自己想做皇帝。
为奕欣稳定广东大局的朱敬伦，那自然是前途无量，在穆克德讷看来，一个广州知府是跑不了了，尽管还比不上他这个将军，可是人家将来还会再升，起码靠着奕欣这个权臣，两广总督是指日可待的。
穆克德讷认定，即便奕欣没有当皇帝，依然保着同治皇帝，但绝对跟当年多尔衮保着顺治一样，只要奕欣活着一天，朱敬伦就能放肆一天。
至于这段时间有文官不断的找穆克德讷告状，说他被朱敬伦迷惑了云云，让他赶紧起兵平叛，则被穆克德讷自动忽略了，他甚至主动找了朱敬伦一次，认为其中有些文官肯定是耆龄或者肃顺的党羽，希望朱敬伦把那些人除掉，但朱敬伦大度的表示，区区几个文人，现在大局已定，一切让皇帝裁决吧。
朱敬伦的这种大度，被穆克德讷理解成了坦坦荡荡，更说明朱敬伦没有作乱的嫌疑，至于私自任命官吏，私自跟洋人开港，他可是听说奕欣跟洋人的关系更近，都传出洋人要支持奕欣当政的说法了。
所以他想当然的认为，朱敬伦是奉了奕欣的命令，否则朱敬伦这种人怎么可能给洋人好脸色，穆克德讷依然记得，是朱敬伦绑架了洋人首领巴夏礼，是朱敬伦冒死点燃火药在波罗庙炸死了英法联军司令，是朱敬伦帮忙收复了广州城，是朱敬伦在新安连结乡勇冒死保土，至今洋人没割走九龙司，这都是朱敬伦的功劳，以穆克德讷的理解，朱敬伦针对洋人做了这么多事，应该是洋人的死敌才对，是不可能跟洋人合作的。
因此对一个个游说他的文官视而不见，他才不想跟这些迂腐的文官扯在一起呢，虽然朱敬伦表示了大度，他可不认为奕欣不会收拾这些人。而且话说回来了，就算朱敬伦真的造反了，让他起兵，他怎么起兵，手里就没有一个兵，连八旗兵都跑去朱敬伦那里吃饷了，让他双拳四手的去跟朱敬伦单挑吗？让他赤手空拳去对抗朱敬伦的洋枪洋炮吗？这种事情，穆克德讷根本就不会考虑。
赫德到了将军府，他见到了朱敬伦，他表达了不满。
结果朱敬伦比他还不满。
“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就不是你管理下的职员？别忘了你也是一个政府雇员！”
对赫德的做法，朱敬伦早就不满了。
他当初跟赫德约定，以增加赫德权力的条件，重新划定了海关的管理模式，那就是中国人与洋人雇员之间的比例，中国人至少要占到七成，洋人最多只能到三成，赫德跟朱敬伦都是权利意识很强的人，商定好之后，俩人就重新签写了委托协议。
之后赫德确实做到了，海关中的洋人雇员数量大大降低，中国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但是他采取了取巧的方法，在海关之中划分了内外班之别，洋人主要是内班，大多都是管理层，而中国人却大都是外班，是底层职员。
尽管赫德宣扬高薪制度，认为与其用低廉的薪水，雇佣一帮无用之人，不如用高薪聘请需要的人才，但是因为地位不同，华人和洋人之间的薪水差距相当大。
内班的洋人税务司，每人每年从3000两递升到9000两不等；副税务司，每人每年从2400两递升到3000两；头等帮办，每人每年从2400递升到3000两；二等帮办每人每年从1500两递升到2100两；三等帮办，每人每年从900两递升到1200两。
外班的华人最高的超等验估，每人每年最高2400两；头等验估，每人每年1800两；二等验估；每人每年1200两；超等验货，每人每年1200两；头等验货，每人每年1080两；二等验货，每人每年960两；超等铃子手，每人每年844两；头等铃子手，每人每年720两；二等铃子手，每人每年600两。
可即便是外班的高层，依然是洋人把持。只有在内外班之外的通事，基本上用的华人，从香港请来了一大批懂英语的华人。
这些通事最低的额外通事年薪为240两至360两；进入帮办通事等级，才能拿到年薪360两至900两；达到通事等级时，年薪为900两至2400两。
如此高的薪酬，刺激了关员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促使他们长期地、连续地为海关效力，以便得到额外的奖金。
尤其是对薪水低廉的中国人来说，几百两的年薪，足以让那些从事外贸的小商人放弃自己的事业换来一份相对稳定的长期收入，可以说赫德几乎能招到任何他想要的人才。
朱敬伦不在乎赫德发多少薪水，但他很在意这种区别对待，短期还看不出什么，但是长此以往，难免会在海关中造成这么一种心理意识，那就是华人比洋人低人一等，而这些华人才是朱敬伦能够倚重的人才，朱敬伦坚持让赫德雇佣华人的根本目的，是让赫德帮他们培养人才，而不是让赫德摧毁他们的心理，打击他们的民族自信。
赫德不满，是因为他认为朱敬伦干涉了他的权力，既然朱敬伦委托他管理海关，那就不能越权干涉他的管理，朱敬伦不满，是因为赫德的管理制度，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
可是赫德解释说，如果高级管理人员任用华人的话，会带来贪腐的中国官场习俗。
朱敬伦直接拍案而起：“放屁！”(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六节 广东姓朱了
朱敬伦恼怒了，他开始跟赫德进行一场异常严肃的谈话：
“你如果放下你心里的傲慢，从内心深处将自己当成一个广东政府的雇员，那么我可以保证你在中国无法取得成功。”
“你把本国人区别对待，你永远无法得到他们真正的支持，他们将来才是这里的主人，你的职位就只会止步于海关这个层次。你熟读古籍，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度包容的国家，至少是在行政方面是这样，在汉人掌权的时代，我们国家的官员中存在大量的外族官员，唐朝的军队高官、政府高官中胡人比比皆是。在秦朝时候，客卿甚至长期占据了秦王朝的丞相之位。”
“而且我认为你打造的制度中，把你个人的作用无限放大，如果这个部门永远也离不开你的时候，你或许以为你成功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也等于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笼子，把自己永远的关了起来。我我很看好你的能力的，我坚定的认为，你的服务，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管理得到改进和提高。我认为你应该能升任更高层次的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海关。如果你不能得到本国官员集团的集体认可，如果你不能让海关成为一个任何人都能够管理的机构，那么如何让我放心大胆的将你提升到更高的位置来发挥你的能力呢？”
赫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朱敬伦已经确信阿思本舰队就是赫德的一个阴谋，搞到他的顶头上司李泰国的阴谋，从而让他取代了李泰国成为新的总税务司。
税务司在他手里，确实达到了高效、廉洁的效果，得到了全世界的称赞，甚至被誉为全世界最廉洁的部门，但是他有意制造的却不是一个用制度管理人的机构，而是严重依赖于他个人的能力的机构。
海关高薪，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海关拥有全面的福利，可以让人没有后顾之忧愿意一辈子给海关工作，海关也拥有健全的会计制度，以及系统的统计制度，堵住了上下蒙蔽做假账的陋习，但是保证这一系列规章的监察制度，却格外的粗陋，赫德亲自去各个口岸巡查，如果自己不能去，也会委托一个人去，是这种巡查行为，保障上面一系列制度的良好运行，可如果赫德不在了呢？没人去巡查了，没人去检查，或者检查、巡查的人没有良好的品行，陋规还会再次出现，一切良好的制度会如同沙粒建造的城堡一样，顷刻间垮塌。
因此赫德的海关，就是有意打造出来的，一个严重依赖他个人人品，依赖他做事的风格的一个机构。赫德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他把持中国海关半个世纪，他个人是成功的，但这个海关却并不是成功的。
因为这个海关，依然还是一个人管理制度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制度管理人的机构。
“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做好在这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准备，你有没有做好在东方功成名就的准备，你有没有不顾一切跟随这个即将新生的国家往前迅猛前进的准备，还有，你是不是真的确信广东的未来？”
赫德并没有考虑多久，他就决定好了，朱敬伦告诉他的话中诱惑力太大，大到让他根本无法拒绝的程度，他当然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某些时代开放的让他感到不解，他难以理解大唐王朝竟然将主力军队交给一个个异族，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他难以理解秦朝历代君王，竟然将国家最重要的丞相大权都委托给一个个外国人，他更无法理解，中国古代君王们的那些自信到底是从何而来。
但是不妨他赌一把，或者说不是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广东的未来，因为他不久就明白了广东的一个事实：
广东姓朱了！
广东姓朱了，因为柏贵来了。
1月28日，柏贵赶在农历新年之前，来到了他做官三十年的广东。
他再次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在广州巡抚衙门开衙办公，而他办公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派人去归德门摘下了周士俊挂上去的大印，扯下了周士俊用血写下的檄文。
当大印摘下，檄文扯下的那一刻，一切都不一样了。
朱敬伦拜见柏贵，柏贵带来了朝廷的任命，朱敬伦加官进爵，比穆克德讷认为的还要高一级，不仅仅是一个知府，而是一个道台，广肇罗道的道台，下辖广州府、肇庆府和罗定州三地。
多大的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柏贵是在这种情况下给朱敬伦加官进爵的，是在朱敬伦肆意胡为，擅自任命了广州府十四个县的县令，是在朱敬伦派军队占据了广东各个要地，是在朱敬伦擅自跟洋人勾结做主开港之后——朝廷竟然给朱敬伦加官进爵了！
朱敬伦向柏贵汇报，说因为十四县县令不顾大局挂印而去，自己迫不得已任命了一些县令，柏贵说事急从权，朱敬伦说自己在各地派去了军队，柏贵说防范于未然，表扬他老成持重，朱敬伦说他开港了，柏贵说开港贸易，也是于国有利，能收关税，胜过搜刮民脂民膏，朱敬伦还说他免除了十四县来年的赋税，柏贵说老百姓日子苦，朝廷也打算免除他们的赋税。
柏贵没有斥责朱敬伦私命县令的专横跋扈，没有斥责他私调军队的狼子野心，也没有斥责他开港贸易的勾结洋夷，还没有斥责他擅免赋税的邀买人心，而这一系列举动，在清朝都是大罪，都是遇赦不赦，甚至是诛九族的谋逆之举，可是柏贵表扬了朱敬伦。
在那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朝廷在朱敬伦强权面前的懦弱，所有人都看到了朝廷权威在朱敬伦面前的荡然无存，所有人也都明白了，以后朱敬伦可以在广东做任何事，而朝廷只会默许。
从这一刻，所有人对朝廷死了心，所有人对朱敬伦没了抗拒，所有人都接受了广东以后姓朱的事实。
可以说从这一刻起，朱敬伦不流血的政变成功了，从这一刻起，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包括改革。
但是一切都只能在清王朝能够抽出力量，对他动手之前，这意味着现在，他必须跟时间赛跑。(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七节 西方使团
双方都是在跟时间赛跑，是朱敬伦在清王朝能够抽出力量发动对他的讨伐之前，积攒到足够对抗整个清王朝的实力，还是清王朝在他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抽出足够的力量将他碾碎，就看双方势力谁能跑在前边，就看谁能跑赢时间了。
如同是对朱敬伦无声无息成功的政变庆贺一样，陈芝廷带领的使团在几天后就回国了，朱敬伦让他们在香港停靠三天，等待自己组织人去迎接他们，朱敬伦要让柏贵、穆克德讷，以及广州府所有的官员，都到新安的码头上等候，他要将陈芝廷打造成为一个功臣，一个出使夷国的英雄。
被朱敬伦任命的十四个商贾县令容光焕发了，他们看到朝廷对朱敬伦有求必应，他们的官印朝廷会给他们打造。
赫德重新修正了章程，制定了总税务司每月必到一港巡查，规定了每年广东政府按制度组建独立的监查团队审计海关的账目，监管制度化而不是个人化了；他取消了内外班制度，本地人和洋人采用一样的等级分类，一样的薪资标准，一样的升迁方式，一样的考察办法，这标志着人事制度统一了。
柏贵和穆克德讷神色凝重，柏贵的到来，也让穆克德讷了解到了北京的真相，朱敬伦根本就不是柏贵的人，更不是奕欣的人，朱敬伦是真的反了，但是朝廷却要安抚他，朝廷不能承认他真的反了。
柏贵得按住朱敬伦，不让他对朝廷用兵，穆克德讷得继续欺骗旗人，不让他们闹事。
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新安县的乡绅们更加单纯一些，他们是唯一一群发自内心，没有任何心理纠葛的人，只有他们是没有抱着任何目的，前来欢迎陈芝廷，因为在他们的心中，陈芝廷真正是一个英雄，一个出使夷国，为民请命，力阻夷酋，保家守土的英雄，班超、张骞不过如此。
这些人都做出了选择，只有陈芝廷还没有做出选择，因为选择还没有摆在他的面前，他还不知道广东已经姓朱的事实。
此刻，他从一艘巨轮上走下来，那是一艘多么巨大的巨轮啊，大到赤湾港没有一座码头能够容纳它，只能停在港外的伶仃洋里，然后让船上的人下到小船上，才能转运到港口。
这是一艘瑞典巨轮，瑞典人新造的巨轮，排水量五千吨，专门为中国贸易而建，巨大的货舱中装满了铁矿砂和铁锭，连船名都起的是大广东号。
船上走下来的不仅仅只有陈芝廷一个人，瑞典和丹麦的使团也来了，但人们的视线中心只有陈芝廷。
只见他上岸之后，手里高高举起了一张纸，就好像张伯伦从希特勒手里拿过一纸承诺一样，在众人面前公示。
这就是伦敦宣言的原本，上面有英国女王和首相的印章，也有陈芝廷的私章，陈芝廷代表广东政府承诺，在通商口岸，本地人不再攻击英国人，允许英国人经商、居住，英国人承诺，不再谋求割让广东一寸土地。
对英国人来说，这张纸可能全无意义，历史上除了后来的新界，英国人也没再扩展过领土，割让九龙是因为香港没有腹地空间，发展不起来，租借新界是因为九龙也发展饱和了，可现在这个时代，英国人自己都对是不是要发展香港寸有异议呢，多少官员和议员都认为香港就是一个赔钱货，是一个累赘。
当年侵华英军司令义律强占香港岛后，外交大臣巴麦尊指责义律没有执行命令，“随心所欲的凭自己的幻想来处理国家利益”，放弃攻打舟山，而占领一个荒凉的海岛，最后因为占领香港反而被英国很快解职，因为议会中很多议员认为，割让领土，会导致中国长期的敌视，殖民地还会长期成为英国政府的负担，继任者璞鼎查却逼迫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后来他承认割让香港是他的越权行为。
另外还有党派之争，自由党一直认为香港是在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占领的，因此往往自由党上台后，就开始指责，尤其是在维持香港运作的庞大费用上喋喋不休，“早知开支如此巨大而又作用有限的话，当初就不应该占领它”。
朱敬伦很了解英国人的想法，所以他就一直在限制香港岛的发展，所以他才派陈芝廷带着庞大的使团去英国，让英国人承诺不会再割地了，只要香港岛就那么点大，他就永远作用有限，而且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开支，那么要从英国人手里要回来，就轻而易举了。
陈芝廷不懂得这些，他是用农业国家的领土观来猜度海洋民族的土地观的，所以他认为他为广东两千多万同胞要到了一个不被侵犯的承诺。
至于他擅自答应的香港政府对九龙英国人的管辖权问题，他觉得那不过是疥癣之痒，不足为道，他也做好了被广东地方政府追究的心理准备，大不了就是一个弃官不做吗，一个小小的县丞谁在乎。
乡绅们不顾柏贵、穆克德讷和朱敬伦等高官的存在，欢呼着拥挤到了码头上，围在陈芝廷身边叽叽喳喳要看那份保证书（宣言），陈芝廷则小心的收了起来，真怕这些人给他撕坏了。
接着被簇拥着来到了柏贵等人面前，恭敬的向各位上司行礼问好。
柏贵点点头，穆克德讷很木讷，朱敬伦则笑了起来，接着说了一番话：
“总督大人，陈大人千难万险，越洋西行，面对英王，不堕上国天威，并迫夷酋不敢再犯边疆，此乃大功一件。下官斗胆保荐陈大人为广州知府，不知总督大人何意？”
柏贵能说什么，他就是无条件来安抚朱敬伦的，他知道如果他不答应，朱敬伦自己直接就任命了，那时候连面子上的好看都没有了，还不如直接就答应了下来，起码在外人看来，他这总督还是有点威严的。
于是点了点头：“朱大人所言极是，本督也是这么看的。”
陈芝廷有些愣神，他出洋了一趟，怎么回来就直升广州知府了，从一个小小的县丞，升到广州知府，这根本就不是速度的问题，而是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要知道县丞只是一个杂佐官，根本就不需要正经的出身就能做，一个监生也能做县丞，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拼了命的想要考科举。
但是知府这样的要职，就是多么拼命，也是做不到的，有清一代，极少见到有进士以下的官员做到知府级别，陈芝廷虽然有一个举人的身份，可他也知道，考不中进士，做大官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才一直坚持科举，没有出来做官，直到沙井被洋人攻击，他才改了想法，打算留在本地做官，也就熄灭了考进士的打算。
本来都准备做一辈子杂佐官了，没想到突然就高升知府了，一时间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愣着干什么呢？还不谢谢总督大人的提拔。”
陈芝廷一激动，直接就在码头的花岗岩地面上跪下磕头谢恩。
柏贵把他扶起来，一番勉励是少不了的。
陈芝廷又感谢朱敬伦，朱敬伦摆摆手：“回家休息几天，准备好了就去赴任吧，广州府不能总缺一个知府。”
广州府知府是缺员，这倒不是因为抗拒朱敬伦而挂印，而是因为这个职位已经缺了好久，1856年第二次鴉片战争爆发前，知府是郭超凡，1857年9月，战争虽然已经爆发，但是清政府并不认为战争发生了，叶名琛还在用他的抚夷招数，根本就不知道英法两国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郭超凡这时候在家养兵，后来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他羞于与洋人交往，一病不起第二年就死了。
郭超凡死的时候，广州城还在英法联军手里呢，后来柏贵升任总督，耆龄接替巡抚并兼任了知府，广州知府就一直由巡抚接任，耆龄任总督之后，别说知府了，巡抚都还没来得及派来，朱敬伦就发动了兵变。
所以这个知府一直是空缺。
主政一方，这是要职，朱敬伦手里没人，他资历太浅，又一直是暗中积攒实力，根本不可能跟士大夫阶层建立联系，这些文官士大夫们虽然很不像话，可他们已经是最有执政经验的群体了，也正是因为手里没人，朱敬伦才一次性任命了十四个商贾当县令。
陈芝廷还在兴奋中，朱敬伦却拉着他：“客人来了，不迎接一下，不是主人之道，给我引荐一下吧。”
他说的是，是一个个站在码头上，周围围着一群指指点点的乡绅的那群洋人，瑞典和丹麦的使团。
两个刚刚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小国，非常渴望能打开中国庞大的市场，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对世界产生关切，派出了使团之后，真的是兴奋莫名，朝野一致都希望能够也向中国派来使团。
“这位叫做安德…瓦…”
陈芝廷始终念不好洋人的名字。
“安德烈·奥斯卡·瓦伦堡！”
瑞典人自己介绍了起来。
大名鼎鼎的瓦伦堡家族创始人，与洛克菲勒、摩根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等显赫家族并列的瑞典贵族商业家族，朱敬伦还是听说过的。
伸出友好的手：“欢迎您，来自瑞典的尊贵客人！”
接着一一介绍了多达五十多人的瑞典代表团成员。
之后是另一波泾渭分明的洋人。
为首的还是一个公爵之子：“格吕斯克堡的克里斯蒂安！”
朱敬伦有些意外，格吕斯克堡家族后来曾显赫一时，丹麦、挪威和希腊王室都出自这个家族，只是不知道这个克里斯蒂安是不是历史上那个公爵之子。
克里斯蒂安一个个介绍他的代表团成员，全都是丹麦的一些大企业家、银行家，以及政府官员。
最后还有一些没有职务的，克里斯蒂安都有些不愿意介绍，朱敬伦问起他才说道。
原来这些人不是来谈判的，他们是来游览的，是一些丹麦的贵族。
这很好，朱敬伦很感兴趣。
“这是我的长女亚历山德拉！”
克里斯蒂安向朱敬伦介绍一个穿着华丽洋裙的小姑娘道。
朱敬伦心里一跳，没错了，这个克里斯蒂安就是几年后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就是他上台后给了俾斯麦攻击丹麦的机会，之后的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最终让普鲁士崛起，统一了整个德国。
而他的长女叫做亚历山德拉，嫁给了维多利亚的儿子爱德华，后来爱德华成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这个小姑娘将来会成为英国王后，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朱敬伦立马对小姑娘礼貌的说道：“我能吻您的手吗，美丽的公主！”(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八节 外交独立
朱敬伦眼前的这位公主，亚历山德拉1844年出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王宫，她的父亲也就是旁边的克里斯蒂安是王子。
但他刚才并没有介绍自己的王子身份，因为他并不是现任丹麦国王的亲生子，而是由贵族推举的王子，现任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没有男性后嗣，所以丹麦贵族选择了他表弟格吕克斯堡公爵的第四个儿子，克里斯蒂安为王子。
不过一旦瑞典国王诞下一个子嗣，他的王子身份也就不保了，所以克里斯蒂安没有介绍自己的王子身份，但他有资格长期居住在丹麦王宫，他的长女也出生在王宫，听说从小就听安徒生亲自给她讲故事。
克里斯蒂安九世在位，没什么大的功绩，但也有所作为，小国的国王也不允许有功绩，但执政还是得到了丹麦人的认可的，外交手段相当出色，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英国国王乔治七世，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汉诺威的储君，与维多利亚女王做对比被称作欧洲的岳父。
他的长子娶了瑞典国王的女儿，次子被希腊人国会选为希腊国王，应该说这个国王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否则希腊人也不会选择他儿子做国王，后来童话家安徒生病重后写下“我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克里斯蒂安九世”，也算是对他的认可。
相对于这种小国家未来的国王，朱敬伦显然对他的女儿更感兴趣，虽然还只有十七岁，已经是欧洲公认的漂亮公主了，也只有这种公主才能嫁入英国王室，朱敬伦对她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她的漂亮，尽管她确实比维多利亚肥婆漂亮多了，朱敬伦主要感兴趣的是她和他老公爱德华七世未来将成为欧洲时尚界的风云人物，这种王室推出的时尚文化，简直就是绝佳的品牌。
“当然可以，谢谢您的赞美。”
亚历山德拉十分稳重的笑道，周围还有一些贵妇皱起眉头，显然她们不打算接受被一个中国人亲吻手背的情况。
自从卢梭把中国人描绘成肮脏的，没有道德感的，充满商业欺诈的民族之后，中国人在欧洲人眼里就变成了野蛮的代表。
就跟卢梭的前辈们，伏尔泰等人把中国描绘成圣人王治理的国度，把中国人描绘成不信仰基督但一举一动都符合基督教义的上等人一样，两个政治哲学家的这些描绘，都不是真实的，而是带有各自的目的。
伏尔泰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还是君主専制制度，他在推行他的君主専制思想，因此可以把中国树立成为一个典型，需要用中国去刺激欧洲各国改变；到了卢梭时代，他在推行他的英国式民主思想，中国就一下子变成了反面教材，自然要把中国的美好形象打到在地。
这些从来没来过中国的大学者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以至于能够改变欧洲人的思想观念，这就是强大的文化话语权的力量。所以伏尔泰时代欧洲兴起了中国热，而卢梭时代欧洲人开始鄙视中国人。
朱敬伦看重亚历山德拉多过看重克里斯蒂安的原因就在于，亚历山德拉将来的文化话语权肯定比她父亲更强大。
但克里斯蒂安显然更关心外交，因此才以一个王子的身份，主动要求作为代表团团长到中国来。
简单的迎接仪式后，朱敬伦就邀请他们到了新安简陋的县衙，之后又安排他们坐船去广州。
简短的沟通了一番，朱敬伦向他们提交了一份通告，告诉他们，对于他们已经从清王朝政府手里取得的商业利益，朱敬伦保持默许，但是从现在之后他们跟中央王朝签订的任何协议，在广東都必须经过广東地方政府的同意，否则绝对不会执行。
接受这个通告，他们才能跟广東进行正式的外交活动，否则他们大可以去beijing但朱敬伦保证，他们从beijing得到的任何利益，广東都不会接受，至少在广東境内得不到保证。
对于这份通告，丹麦和瑞典两国外交代表是有些茫然的，他们有些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到香港的时候，他们已经听本国的公使跟他们汇报过，说广東可能发生了政变，但是他们没有接收到任何官方通知和外交要求，因此在法理上，他们必须继续承认清王朝才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可现在广東地方政府向他们提交了这样一份通告，让他们觉得很难处理，首先这不是一份独立声明，也不谋取丹麦和瑞典承认他们的独立国家地位，只是在商业外交方面，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虽然无法对照西方的外交程序，但是所有的外交程序，不也是从实际中探索出来的吗，而且基本的外交准则，都是英国人对外政策的方法，所以西方人认定的是，现代外交制度，就是英国人的对外关系准则。
但中国人显然打破了这些准则。
可是他们只能接受，不然就不谈了，他们来这里还有什么意义，两国之所以共同组建一个代表团，就是因为出使费用太过昂贵，那种大轮船来一趟好几万英镑的消耗，再加上两国都自知自己只是小国，联合起来谈判，也许能取得更大的利益。
1850年代，这两国几乎同时启动了工业革命，国内工厂不断建立，生产力飞速发展，对外部市场也更为依赖，如果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对他们开放了商业，会让他们这样的小国不再为市场而发愁。
于是两国经过短暂的协商，共同回复了朱敬伦的通告，表示他们接受这个条款，他们今后跟清王朝签订的协议，都会跟广東地方进行协商，经过广東地方政府同意之后才会生效。
这样，他们才被请到了广州去。
“你们大概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先要你们同意跟朝廷签订的条约，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你们可以这么理解，拿破仑时代之前的德意志帝国的情况，那时候的德意志帝国也是帝国，可是跟帝国皇帝签订的外交条约，你觉得可以在其他邦国运行吗？”
瓦伦堡和克里斯蒂安摇摇头，那时候的德意志的名称是神圣罗马帝国，被西方人成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就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帝国皇帝由各个拥有选举资格的选帝侯投票决定。
如果那时候奥地利邦国的国王做了帝国的皇帝，然后跟英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普鲁士公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巴伐利亚王国也是不可能接受的，黑森、汉诺威、符腾堡这样的小邦国也不会接受，甚至连汉堡这样的帝国自由城市都不可能接受，最后连皇帝本人的奥地利都不会接受，他必须以奥地利国王的身份签订的条约他们才会接受。
但他们还是不理解：“可是中国是一个上下一致的完整国家，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松散邦联啊。”
朱敬伦摆手：“目前还是这样。我们的皇帝依然对各省拥有统治的权力。但是在广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种变化你们可能不理解。但是我用你们理解的方式告诉你们，那就是至少在外交领域，我们今后独立了。”
这是主权范畴的问题，外交权也属于主权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西方人看来，取得外交权的独立，已经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独立，和一个国家的建立。
他们根本不理解中国王朝并不是最在乎这种外交权利，当然地方政府独自对外交流，也是犯忌讳的，那叫做私结外邦，但却不是西方政治意义上的外交，在中国是带着政治意义，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叛乱，可如果朱敬伦只在外交上自行其是，不打出公开造反的旗帜，清王朝除非有能力镇压，否则他们是不会干涉的，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
朱敬伦看他们茫然继续解释：“好吧，你们可以这么理解，你们今后跟清王朝签订的条约，需要我们的认可，才可以在广東地区执行。因为我们将执行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瓦伦堡和克里斯蒂安对视一眼，懂了，或者说不需要去懂，只需要知道结果就行，结果就是广東可以自主的跟外界进行外交了，也就是说，朱敬伦愿意的话，可以单独跟他们签订外贸条约。
这让俩人有些惊叹，他们更愿意跟朱敬伦交往，因为情况已经很明了了，这是一个非常乐意跟西方沟通的中国官员，而现在他取得了广東的地方政权。
本来其实并没有政治方面外交活动的俩人，心中开始盘算，是不是在这次纯粹的商业外交活动中，加上一点政治味道呢？
没错，他们来广東并不是跟广東政府进行政治外交谈判的，那是他们去北亰的目的，他们来广東是为了纯粹的商业利益，丹麦有些羡慕瑞典跟广東的合作，通过帮助朱敬伦建立兵工厂，这两年瑞典人卖了十万吨铁矿给朱敬伦。
而瑞典人来此，则是希望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他们听说朱敬伦正在自己仿制轮船，他们觉得这方面，他们也可以帮得上忙，如果朱敬伦愿意购买他们的钢铁的话，他们不介意出技术，帮朱敬伦在修建一个造船厂，当然朱敬伦得出这笔钱，承建一座大型造船厂本身，也是一笔大生意。
可既然广東力求自主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提一提商务条约呢，跟广東地方签订一个优厚的商业条约，哪怕就是一个地方政府，他们所控制的国土和人口，也远超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于是瓦伦堡第一个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可以帮您进行造船方面的支持，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在钢铁出口方面，给我国一个优惠的税率呢？”
朱敬伦指了指面前的厚厚的谈判内容：“你们提交的谈判条款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九节 一个标杆
朱敬伦并不是真的以为这两国只是来谈商业合作的，起码他不会这么操作，否则他也就不用亲自出面，更不会提前给他们那份通告了。
他就是有意引导两国，跟他进行外交谈判。
不先找英国人，不先找法国人，甚至连美国人、俄国人都不先找，而找两个小国。
就是因为软柿子好捏，从小国身上下手，更容易签订一份有利的，或者说更公平的外交条约，这是广东以自主的身份跟洋人签订的第一份外交条约，具有很强大的示范意义，所以才找这两个小国，也是他们第一个跳了出来，在最合适的时间，向中国派来了外交使团。
“我们之前的工作有些疏忽，我们建议暂时休会，我们需要进行一下协商。”
瓦伦堡说道。
朱敬伦耸耸肩：“我觉得你们的态度非常不诚恳，但我同意休会，可我并不是很有时间，之后的联络你可以找我们的外交部长伍崇曜先生。”
说着，朱敬伦拍了拍一直发呆的伍崇曜，跟陈芝廷一样，他也没想到，他一回来，就被朱敬伦安上了一个外交部长的职衔，职衔不重要，他爹当年还带着三品顶戴呢，还不是照样让林则徐拖了裤子当众打板子，顶戴也是说摘就给摘了。
重要的是，朱敬伦给他的任命书上写着，位比正四品，这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职大员，要知道广州知府也才从四品，也就是说在品级上，他比陈芝廷担任的那个知府还要高半级。
至于他爹当年那个三品的顶戴，那就是一个笑话，用来在小民面前充充数的，最大的好处是让伍秉鉴可以坐轿子，至于真正的地位，别说在从四品的知府面前显摆了，就是一个县令伍家都得好生伺候着，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中，伍秉鉴见到清政府的小吏都会浑身颤抖。
而这个外交部长，显然不是他爹那种虚衔，委任状上明明白白写着，负责一切对外国交往事务，直接向广肇罗道台负责，也就是向朱敬伦负责。
所以刚刚得到这个委任状后，伍崇曜整个人都是发虚的，跟做梦一样。
但朱敬伦已经起身离开，伍崇曜反应过来的时候，朱敬伦已经走了出去，他有些冒失的追了出去，却被朱敬伦挡了回来，这又回来向瓦伦堡和克里斯蒂安拱手赔礼，显然他刚才失礼了。
跟伍崇曜不一样，陈芝廷的世界观是传统士大夫的世界观，自觉高人一等，士农工商，士族是第一。驸马房那种门第就不用说了，都是宋朝事儿了，但他哥哥陈桂籍可是实实在在的户部主事，是京官，他陈家也因此名正言顺的成了本地望族，乡绅领袖。
因此尽管一开始被朱敬伦举荐担任广州知府，他也是兴奋异常，可回家后才知道，朱敬伦这段时间在广东做的事情，在他一个读书人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简直就是乱臣贼子才做的出来的事情，可现在他要接受这个乱臣贼子举荐的官职吗？
一想到朱敬伦做出了此等恶事，他就不由扼腕叹息，他觉得朱敬伦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在新安主政一方，做了不少的好事，就凭一个力阻洋人，得保国土不失，那也该永载史册，至少新安县志中会他的一片传文。
可现在朱敬伦竟然反叛了，虽然还没有打出造反的旗号来，可谁都明白，他反是迟早的事情，现在不过相当于一个枭雄，相当于唐代的地方节度使，本朝的三藩。唐朝之后，中央王朝就已经不在允许地方势力割据了，哪怕是本朝，康熙不也平了三藩吗。
所以朱敬伦迟早要么造反，要么被朝廷镇压，像现在这样各据一方，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在陈芝廷的观念中，朱敬伦从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做。
他听完了完完全全新安本地乡绅、兵勇的描述，他叹息一声，他不认为朱敬伦是一开始就打算谋反的，他倾向于相信士兵们说的，朱敬伦是被耆龄逼的没办法，是为了保新安闹饷的县勇才不得不上梁山，说到底还是为了新安子弟。
他心里闪过无数念头，比如自己当知府，是为朝廷主政，而不是为朱敬伦效力，自己当广州知府，要是将来朱敬伦和朝廷决裂，他还能从中劝和等等。
为此陈芝廷纠结了好几天，才给自己找到了足够的理由，这才带着沉重的心思上任。
相比陈芝廷文人式的造作，伍崇曜就坦荡多了，他更担心的是自家的安危，他也知道朱敬伦这是造反，或者是造反前，如果把他伍家卷进去，可就不好玩了，但他的世界观是商人式的，跟土地乡绅的不同，大不了他还可以跑啊，这次他周游列国，那美国就很好。
所以他不但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身份，而且为之兴奋，甚至听儿子说朱敬伦曾经派人去借钱，他家只给了五百两，他还为此狠狠的斥责了一下儿子，转头就去找朱敬伦，表示愿意报效一百万两银子，这点钱真不算钱，他在伦敦的那些棉花，可价值千万了。
之后安心的投入工作之中，伍崇曜的工作可不轻松，因为他现在是光杆司令，手下一个人都没有，朱敬伦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着手组建外交部，这可真为难他了，他以前虽然也给官府做外交，但实际上的西方外交准则并不精通，所精通的，不过是把中国的人情世故和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结合起来，完全是自己摸索的。
但是他的心态很开放，他自己花钱，请了一个私人顾问，澳门葡萄牙政府的一个官员，剩下的人员，他在赫德的海关里挖来了两个小商人出身的香山人，外交部现在就这三个人，顾问不能算，那是他私人请的，拿着高薪，却是他自己出的，相当于县令身边的狗头师爷，另外他还要学习，学习西方的外交准则，专业术语和外交规范，这些师爷都能教，因为师爷就是干这个的，葡萄牙派到东方的代表，如果不懂外交那就是来镀金和旅游的贵族，这个塞维利亚平民出身的师爷显然不是那两种人。
学习归学习，工作也不能落下，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跟丹麦和瑞典人的谈判。
每次都是他单独出面跟人谈判，但是回头就将情况汇总报给朱敬伦，然后请朱敬伦指示，他还没学会自己做主，而朱敬伦表现出来的关心，每天都会询问进展，也让他不敢自己做主。
“瑞典人希望能够将他们的铁矿、钢铁制品和机械制品的关税降低到5%以下？”
朱敬伦看到瑞典人提出的要求后询问。
伍崇曜觉得自己现在也算个明白人了，很有自信的回答道：“下官打听过了，西洋各国可都没这个税率，我向他们提出要加到30%。”
朱敬伦笑道：“你倒是有心，连西洋的税率都打听过，那你告诉我外交的核心是什么？”
伍崇曜真的不想回答，因为这答案太难以启齿：“利益。”
朱敬伦见他说的小声，自己大声道：“没错，利益，大大方方说出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他就是为了利益！但问题是，这个利益问题，很多人都看不明白。你觉得提高关税，就等于获得了利益？”
伍崇曜道：“提高关税的话，能征收更多的税银，还能保护本国产业。”
好吧，这些话都是他的师爷教给他的。
朱敬伦叹道：“可是我们广东有个屁的钢铁产业，佛山那些打铁的需要保护吗？”
伍崇曜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现在也就学到这些皮毛。
朱敬伦道：“外交自然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但得分清什么是我们的利益。目前我们的钢铁产业连有都没有，勉强算的话，军械所的炼铁炉是。不成规模，不成气候的东西，二十年内都看不到保护的需求。你不应该跟他们针对税率问题喋喋不休，你该反向他们提出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要求？”
伍崇曜一愣，从来都是洋人来中国，说我要这我要那的，让中国人管洋人说我要什么，伍崇曜听这话瞬间就脸红了。
“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在你家的生意里头，是生丝、丝绸，是茶叶！”
朱敬伦铿锵有力的说道。
伍崇曜有些激动，他从小就跟洋人打交道，那时候还没有五口通商呢，洋人官员总说什么本国商人的利益云云，他们身为商人，都觉得洋人的官府太多管闲事，商人的事情，干官方屁事啊，这次出使了一趟列国，他发现别人根本就是商人的国家。
朱敬伦竟然也要保护他们商贾的利益了，阶层观念让他深有触动。
“您的意思是？”
但他还不敢做主，小心的询问道，怕领会错了朱敬伦的意思。
朱敬伦果断道：“既然他们很看重这个铁矿和钢铁，那就允了他们。不过别那么小家子气，也别5%的税率了，直接免税，零关税。”
伍崇曜不由惊叹：“那咱从哪里收钱啊？”
朱敬伦叹道：“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们是我们以后外交的标杆，得通过这次立起来。”
没错朱敬伦即是要立一座很漂亮的标杆，让西方人看到广东政府也是懂外交的，懂得用严格的条约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后谈判别再蒙事了。
不过怕伍崇曜不明白，朱敬伦还是补充了一句：“记住外交是对等的，就跟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公平买卖。我们免他钢铁和铁矿的关税，他们就得免我们的茶叶和丝绸的关税。”(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节 引入竞争
瑞典和丹麦人在和伍崇曜的谈判很成功，这个时代，英国已经大张旗鼓的开始鼓吹自由贸易理论。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但是进口自己绝对劣势的产品，以及生产本国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的经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纷纷被各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而瑞典和丹麦，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们跟德国不一样，他们的市场狭小，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有的东西，因此贸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他们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分享了英国的繁荣市场。
现在他们更渴望能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当伍崇曜提出，给予他们部分产业免税，换取他们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的免税，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两样产业，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展的，属于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
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广东给予瑞典的铁矿、铁制品，和木材、木制品这两类瑞典最大的产业免税，瑞典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广东给予丹麦农业和畜牧业免税，丹麦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
这种贸易条约，对两国来说是巨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广东两千多万人的市场，办一个舞会庆祝一下是必须的，当然还要邀请朱敬伦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
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位于北欧，都是相当开放的国度，国民开放的风气，比英国人尤甚，相比德国，这两个国家才是纯粹的北欧海盗的后代，两国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海盗首领的。
而英国文化中的开放，其实就源于海盗的殖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英国本土过去的凯尔特人文化。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所以陪审员判定，基本上跟当年的海盗部落公开审判一样。
对比不同的文化源流，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文化越是落后的地区，就显得越是平等，马教主的著作中说，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带来了阶级分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始社会最为公平，有了剩余物资，才出现了穷富的差别。
造成这种原因的，第一是物质基础，拥有更多财富的首领，更能将手里的财富变成力量，比如北欧海盗，虽然个体之间相对平等，但是出海劫掠的时候，战船和物资都是由首领准备，最后劫掠的收获中，首领也要分最大的一份，等到他们结束了劫掠文化，开始定居的时候，拥有物质积累的首领就演化成了领主，战士要么成为依附领主的骑士，要么就是农奴；第二个原因则是这种落后的劫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力量差距较小，大家都是拿刀子的，谁敢欺压谁弄不好就是决斗，这在农业文明中也是一样，正统的王朝社会分化出皇权、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可是梁山好汉们都是兄弟，虽然有座次之别，但终归要平等的多。
开会共同议事，也是这种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文化的特点，蒙古人有忽里台大会，西方人演化出了议会，而东方君王则变成了朝堂，在西方议会制度平权之前，议会只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相比东方式的的朝堂，相当于共同议事中加了一个皇帝的决定权，避免了无谓的争吵造成的拖延不决。
议会制早期，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这种制度的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制度，是因为王权实在是压制不住贵族权力，逼不得已才让贵族们一起商议，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的议会争吵不断，多年决定不了一道法案，最后决定请一个国王回来裁决，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可伊丽莎白收的保护费太高，导致荷兰人承受不住，最后又把她请走了，于是荷兰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给予东印度公司相当于国家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铸币、组建军队和对外宣战，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议会体系的低效。
但是幸运的是，从英国开始，议会制走出了早期争吵不断的泥潭，不断的制度化，不断的优化，走向了现代代议制的道路，中国的朝堂却几千年如一日的运作，没有突破现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
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是必然的，有人认为是偶然的，朱敬伦也觉得是必然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人长久的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稳定，也要承担大一统带来的低效，毕竟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集团，产生改变的动机是很小的。
就好像国企在跟民营企业竞争的时候，效率极低，但是却相对稳定，民营企业动辄几年间就倒闭了，而国企却愿意投资长期的产业，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贪腐的国企，以西方国营企业来论的话，一个是低效但稳定，一个是高效却动荡。
不止是企业，国家也是这样，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极其惨烈，德意志曾经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英国也分为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地，这种分裂之下小国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不变革往往意味着死，所以当一个国度出现某种新技术或者新的管理方式的时候，马上就会被其他国家引进。
启蒙运动的时候，连俄国这种偏居欧洲最东边的封闭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能不断的和伏尔泰通信，推行欧洲最流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重商主义在意大利出现不到十年，英法等国都开始效仿，之后遍及全欧洲。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变得强大，法国、普鲁士不断的偷盗英国的技术，最高峰的时候在法国工作的英国技术人员多达几万人，而普鲁士不断的排除商业间谍去窥视英国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技术，克虏伯之所以能够生产优质的大炮，跟克虏伯亲自跑去英国偷取炼钢技术是分不开的。
这种和平时期的激烈竞争，促使西方国家飞速发展，就好像中国战国时期，面对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各国先后不断的变法，引入各种流派试图让国家强大，诸子百家先后涌现，鼎鼎大名的商鞅变法，也是在秦国被率先变法强大的魏国打的几乎灭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不变就死，你变不变？
欧洲诸国林立，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和文化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幸运，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进步，最终远远的超过了稳定安逸的东方世界。
后世中西方文化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不缺技术，不缺市场，也不缺资本，可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竞争，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竞争的国度。
西方不但有英国、法国、西班牙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还有普鲁士、黑森、奥地利这样的邦国之间的冲突，也有汉堡、吕贝克这样的自由城市之间的竞争，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体系放在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锤炼，最终在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可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取营养，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恐怕中国早就变了，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
但日本没有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中国不进步，东亚就不进步。
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
不过贸然引入英法这样的巨头，那就不是引入压力，而是带来海啸了，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小国就很好，引入他们的竞争，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生死存亡的冲击力，却能适度的给这个太过于稳定的社会带来一些刺激，逼迫他们开始竞争。
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外交方面的考量则是用他们来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标杆，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也可以这么办。
所以朱敬伦很愿意给这两个小国极其优厚的待遇，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条件，朱敬伦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在酒会上，他跟瑞典人瓦伦堡提出来：“我想在经济往来之外，我们双方还可以进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准确的来说，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双方应该加强联系。”
瓦伦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已经在思考自己家族产业造船业将能取得的利益了。
对朱敬伦的提议，他觉得有必要积极回应：“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加强联系呢？”
朱敬伦笑道：“我跟贵国的技术顾问的合作协议即将到期了，但我很满意他们这几年提供的服务，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广东，不知道我们的协议能够延长。”
1859年第一批瑞典顾问来到广东，包括军事顾问和技术顾问，现在军事上朱敬伦的部队已经在技术上不差了，但还不够完善，军事是一门大学问，可不仅仅是拿刀子杀人这么简单，他还包括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这些现在还不够完善。
技术上，兵工厂这几年始终在进行建设，上个月最后一批工程才收尾，赤湾半岛的南山上已经出现了一座占地两百多亩的大型工厂，本地技术人员也培养出来了一千人，但还不够理想，朱敬伦还打算扩大，他的目的是让这座兵工厂能够供应至少五万人的消耗，但现在只能做到最多供应一万人的武器装备。
但合同即将到期了，他们是1859年2月后陆续到来的，现在已经是1862年2月了，已经陆续有人的合同到期，这些人大多数都学会了广东话，这是用三年时间学习到的知识，这时候让他们走，不但是朱敬伦的损失，也是对他们才能的极大浪费。
可是瓦伦堡却抱歉的摇摇头：“这些顾问是我们以私人身份雇佣的，他们如果无意留在广东，我们并不能强迫他们留下，这一点希望您能原谅。不过如果您还需要军事和技术方面的顾问的话，我们非常乐意继续帮您聘用一些人来。”
朱敬伦叹道：“好吧。他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不过我希望在教育问题上，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希望贵国能帮助我们聘请一些高素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人数在一千人为宜。”
瑞典虽然是一个小国，但从教育上来讲，瑞典是欧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批消除了文盲的国家，早在1842年，他们就立法通过教育法规，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保留一所永久性学校，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而瑞典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超过95%的国家，因此等于是在1842年就成功完成了95%人口的义务教育立法，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瑞典人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普及，这比英国完成义务教育更早。
瑞典之所以在50年代开始快速的工业化，跟40年代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教育为他们的工业发展做好了智力上的准备。
后来在1917年，瑞典和俄国几乎同时由工人政党开始执政，但是后来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瑞典的工人党派始终坚持在宪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俄国的则变成了大肆破坏法制的执政，这跟两国执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无关系。
但是一千个教师，对于瑞典这样的小国来说，依然还是很有压力的。
瓦伦堡觉得，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但他还想提点额外的要求：“一千人很难，不过如果您愿意在航运方面给我国提供——”
朱敬伦很不礼貌的打断他：“商业归商业，我想贵国已经通过商业谈判，得到了远超贵国付出的利益，我们双方加起来是三千万人的市场，可这三千万人中，我们广东占了两千五百多万人，而贵国只有四百多万人。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我不希望掺杂任何经济目的，如果贵国需要的话，我十分乐意向贵国派遣一定人数的学者进行交流。事实上，我们也向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们十分乐意合作。”
朱敬伦又道：“只是我个人比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我向如果我国的官员，和管理人员都能从贵国获得知识上的帮助的话，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应该是有极大帮助的。”
通过教育能影响中国的官员，这点瓦伦堡非常清楚，又听到朱敬伦还向其他国家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顿时就有点危机感。
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了，有些尴尬的表态：“您说的对，我个人非常乐意效劳！”
大国跟小国的商业谈判中，一般都要附加额外的政治要求，小国可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所以朱敬伦可以向瓦伦堡提教育上的帮助，而瓦伦堡却不能向朱敬伦提经济上的要求。
朱敬伦满意的举杯：“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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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兴之所至写了大段的论述，所以后面的内容多写了一些，算是弥补吧。(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一节 教育体系
跟瑞典人在教育合作方面的具体协议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他向瑞典人提出了几个要求：
第一，他希望瑞典人能派出真正的教育人才，而不是一些没有任何经验的冒险家。这些真正的教育人才，必须是在瑞典有教育经验，而且必须有投身教育的热情和理想的实践家，愿意奉献于一个遥远的国度的教育事业。
通俗点来说就是，朱敬伦希望能从瑞典招募一些真正有使命感的教育家，真正帮自己完善目前的教育体系，私塾教育为主的古典教育时代已经跟不上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了。
第二，朱敬伦需要的是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他希望瑞典派来的人是方方面面的，从政府层次的教育管理官员，到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不等。
朱敬伦手里的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暂时就没有拿得出手的。尤其是对西方的了解极为陌生，即便能从乡村中找到一群有教育热心的老夫子，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打造一套完整教育体系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就算有这种能力的，满清朝廷的府学官员，他也不敢用，教育出一群热衷于科举做官的文人，只能让他哭笑不得。
第三，朱敬伦提出，瑞典派来的所有人员，广东不会干涉他们的信仰自由，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将传教作为他们的工作。
不是朱敬伦对宗教有偏见，而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儒家社会，他不介意文化交融，但是他担心短期内爆炸性的文化冲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些老师不断的传教，估计没几个家庭愿意将孩子送入学堂。而且地方势力肯定反对，爆发太平天国那样的文化杂交的怪物倒不至于，但是捣毁学堂这样的事情，朱敬伦相信愚昧的乡间农民是干的出来的。
另外有一点，朱敬伦不愿意支付高薪，不是他掏不起钱，而是他看到给洋人格外的高薪之后，造成的中国职员心理上的不平衡，长久下去是对文化自信心的一种打击。后来詹天佑雇佣中国工程师，就一定会按照跟洋人工程师同等的薪资标准，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在朱敬伦已经发现了，在赫德主持的海关之中，就出现了华人员工低人一等的状态，所以他才让赫德进行了改变。吸取这个经验，当然要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不能让洋人拿到比中国人高得多的多的工资。
至于这样会不会请不来人，朱敬伦并不着急，他知道西方有一大批富有使命感的家伙，他们乐于献身于各种事业，反而是金钱未必能打动他们。瑞典这种人也不少，朱敬伦知道一个例子，有一个瑞典探险家海尔达尔与五位朋友一起从南美秘鲁出发，乘坐木筏历时101天到达近8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就为了证明南美人是从太平洋中部迁移过去的。
这种人显然不可能是为了金钱，金钱的动机也无法打动他们这么玩命。
当然少了高薪，肯定不可能很快就招募到足够的人才，反正朱敬伦也不着急，就算一下子来一套教育体系，他也拿不出合格的学生去读书，在治国理政这方面，他的观念是保守一些更好。
朱敬伦没有骗瓦伦堡，他确实也跟美国人谈过，即便美国现在依然处在战争之中，美国人依然很感兴趣，历史上，在中国发展西方教育一事上，美国人始终走在了各国的前头，在中国办学校的美国人，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
在输出美国教育方面，美国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心理动机，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急于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文明。
后世当韩国人蜕变成为一个基督教文明之后，向全世界派出传教士最热情的就成了韩国人，当时的韩国，是唯一一个敢向阿富汗这种中东国家派遣基督传教士的，韩国基督徒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疯狂的传教热情，驱使他们敢去向穆罕默德的子孙宣扬主的荣光。
美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对于朱敬伦提出的，不准传教的要求，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歧视。
这个时代，在中国建设学校的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传教士，他们的资金也都是教会提供的资金，他们建立学堂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传教，不让他们传教，确实是意见很困难的事情。
但朱敬伦很坚持，他告诉美国人说，这不是文化上的交流，而是政府间的合作，我们需要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政府跟宗教是不能纠缠在一起的，如果美国人想要传教，在条约规定之中，他们可以自由在贸易口岸进行。
最终美国人接受了这个要求，而且美国政府表现的相当大气，他们表示不需要广东给他们的雇员支付工资，美国政府愿意一力承担，一千个老师而已，美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还是负担的起的。
可这一点朱敬伦反而很坚持，他表示美国政府愿意给他们的志愿者支付额外的补贴他不干涉，但是这笔钱他们必须在这些人回国之后才能支付，而这些人在广东期间，统一由广东政府按照中国的工资标准支付薪水，目前一个月5两银子的薪水，已经算是高薪了。
协议就此达成，从瑞典和美国各聘请一千人的教育人才，相信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小型教育体系了。
其实跟普鲁士合作估计效率更高，因为学堂制教育，批量化培养学生的制度，就是普鲁士人发明的，这种一大群学生坐在教师中，由一个个专业老师教育，跟机械化生产工件一样培育人才的制度，确实很附和普鲁士这种军事文化国度。
因此普鲁士在18世纪创建这套制度的时候，并不是为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说白了，就是给国王培训服从性极高的后备兵员，但客观上全面提高了普鲁士的教育水平。
当然僵化问题也很严重，英国就始终秉持贵族式教育，由一个知识全面的家庭教师向一个或者两三个子女传授各种文化知识，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比如各种语言，拉丁语、法语，俄国也秉持这种教育理念，教育出来的学生有比较温情的家庭观念，可却无法大范围推广，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人才。
朱敬伦也很喜欢这种家庭教师制度，但显然这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英国人家底深厚，也无法用这种方式完成义务教育，俄国更是受这种教育理念的干扰，长期没有解决教育的问题，导致整个民族文化水平落后，最后还被后起之秀日本反超。
因此这种贵族式教育，根本就不在朱敬伦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只能选择普鲁士式的学堂制，由不同专业的老师，向尽可能多的学生传授知识。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不管是私塾也好，还是官学也罢，也是类似这种家庭教师制度，一个老师会将一批学生，一连教授很多年，今年教写字，明年教作文，后年教作诗，没个教师的教育理念都不一样，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也不一样，造成很多名师能够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弟子，而大多数学生则是庸才。
但是贸然引入西方学堂制，朱敬伦最为担心的，就是这群乡野老夫子的干涉，这些人在乡村社会中，往往都是社会支柱，社会地位和威望很高，很多都是当地的乡绅阶层，一旦他们联络起来，真的有能力捣毁朱敬伦建立的学堂。
所以建立学堂制，还必须得到这些人的合作，朱敬伦的打算是，吸引他们进入学堂，让老夫子们跟西方教师同台教书，一个教授中国古典人文，仁义礼智信等等道德文化，一个教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不相碍，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这些都是以后才会考虑的问题，瑞典和美国的教育人才一时半会还派不过来，朱敬伦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已经在广东工作了三年的那些瑞典顾问的去留问题。
留肯定是想他们留下来，但一开始这些人就是来挣钱的，他们现在挣够了钱，再想让他们留下，就不太容易了，起码金钱的吸引力已经不够，就算还能被金钱所吸引，朱敬伦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极其高昂。
最让朱敬伦头大的，还是他最寄予厚望的诺贝尔，这家伙即便是代价在高昂的利益，他也不会接受，他一心想要做的是他个人的事业。
眼见合同期即将结束，在三年中积攒下了数千两巨款的诺贝尔，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打算在广东开办工厂，并且把客户盯向了朱敬伦的军队，诺贝尔希望朱敬伦的军队能够使用他的一项发明，如果这个交易达成，他就会开设工厂，立刻投入生产，就像他在俄国做的那样。(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二节 诺贝尔的事业心
西方人在工业时代展现出来的冒险精神，对金钱的渴望，等等素质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批民营企业家身上才出现过。
冒险精神是继承自大航海时代，对金钱的渴望也算一脉相承，但更多的是新技术，新思想出现的结果。
很难解释他们这种为了钱一往无前，对生命安全完全无视的精神，这种心理动机是不可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应该说是出于一种对成功的渴望，隐含的心理动机则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老诺贝尔绝对是这种人之一。
现在朱敬伦已经想起了诺贝尔的身份，他体内的机械体完全启动之后，大脑功能得到了完全的开发，隐藏在大脑深处的记忆，即便是最微弱的记忆，他也都想了起来，从小学时候课堂上背诵的文章和数据，到后来偶然间在街头扫到过的海报内容，只要大脑里有信息，现在都变成了记忆。
他记得自己曾在一个诺贝尔奖的展览上，看到过诺贝尔的简单介绍，其中提到了诺贝尔的父亲，仅仅只有一个名字，身份上则说是一个发明家，但足够让朱敬伦判断出，自己工厂里这个诺贝尔，并不是发明火药的那个家伙，而是那个家伙的父亲，这个是老诺贝尔，那个是小诺贝尔。
老诺贝尔的人生经历和冒险堪称传奇，只可惜他不够成功，又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儿子，因此他的事迹直接就被隐藏了起来。
这个人的个人品质跟任何一个成功者一样，那就是很努力，很执着，他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那个年代，瑞典国家还没有能力为每一个人提供优质的教育，另外他跟所有创业者一样，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他不喜欢学习。
他的家乡是一个商业港口，母亲娘家有一些做水手的亲戚，于是他十四岁就被送去做了海员，一共做了三年水手，到过地中海，也来过东方，不过是在印度，并没有到过中国。
三年大海上的磨砺，让他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回到瑞典后他对绘画和建筑升起兴趣，自学了一年之后，进入了斯德哥尔摩工艺学院学习，学习成绩优异，拿过三次奖学金，最后还担任了学院机械系的设计员和助教，在这里他培养出了设计和建造的爱好。
毕业后开始创业，先是跟合伙人合作，最后自己干。他建造过很多东西，浮桥、木房，和制造各种机床，性能能得到公认，并且还发明出一种命名为诺贝尔机械运动的机械技术，在这个技术上设计出了先进的碾压机。
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在瑞典建立了瑞典第一家橡胶工厂，投身于这项新材料的研究，可是他用橡胶制作的各种产品在瑞典根本找不到市场，瑞典军队也买不起他制造的橡胶浮桥，日子过的十分紧张，只能住郊区最便宜的房子。
几年之后诺贝尔迎来第三个儿子的时候，他破产了，但这种人是不容易消沉的，很快就决定去俄国冒险，在俄国统治下的芬兰结识了一个俄**官，这军官对他的发明很感兴趣，将一种水雷技术引入了俄国，俄国沙皇给予了几千卢布的奖励，他用这笔钱开办了一个军用机械工厂。
三年之后老诺贝尔在俄国扎下脚跟，这才有能力接家人到俄国跟他团聚。
他的工厂在工业基础落后的俄国，属于比较先进的工厂，生意发展的不错，但是限于俄国的市场，规模并不算大，真正迎来发展的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俄国需要大量的军需，他的工厂得到了大量的订单。
老诺贝尔不断的扩充规模，困难很多，比如被英法封锁的俄国无法进口机器设备，幸好他自己就能够生产，排除一切困难，雇佣、培训基础知识比较贫乏的俄国工人，自己生产各种设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他的工厂已经扩大到了一千人的规模。
诺贝尔这种组织一千人生产的管理和技术能力，在朱敬伦建立兵工厂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虽然有一百个成熟的技术工人，但诺贝尔带出来的学徒更多，水平也最高，朱敬伦为此还给他发了两千两银子的奖励。
老诺贝尔在俄国的工厂虽然规模不小，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軍方就取消了那些订单，结果他的工厂欠下了大量债务破产了。
这一次的失败，让他在俄国经营二十年时间的心血荡然无存，他自己回到了瑞典，留下三个儿子依然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在工厂中工作，试图挽回工厂。但他并没有消沉，回到瑞典后，依然试图创造新的事业，开始研究火药。
之后就被朱敬伦招募到了广东来，一晃就是三年，这种人真的很难留住，他攒够了钱，合同也到期了，就马上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
他找了三个合作伙伴，凑够了一万两银子，还想办法从赤湾村他一个学徒家中，租到了两亩地，可以说他开工厂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了。
这时候他开始为自己的第一笔生意找客户，他盯住的依然是朱敬伦的军队，因为兵工厂的关系，他跟很多军需官都认识，不断的跟这些人讲述他将要生产的功能和品质，并且生产出了样品，一个个给这些军官做演示。
或者他用了一些其他的手段，总之让军需官将采购需求报到了朱敬伦这里，因为采购的不是常规用品，所以他们得特别提需求。
这是一种橡胶制品，诺贝尔的命名是，可以搭建浮桥的成套军用背包，这种军用背包，放在地上可以当作床垫，相互之间有挂锁可以连接在一起，充气后就能组成浮桥，诺贝尔认为在广东这种河流众多的地区，十分需要一种这样的产品，他就是用这个产品，打动几个同在兵工厂中工作的同事跟他合作的，甚至还拉到了二十多个学徒跟他们一起打拼。
也打动了朱敬伦手下的军需官。
等报告抵到朱敬伦手里的时候，他知道已经晚了，或者说就算早知道，他也无法阻挡诺贝尔这种人创业的决心和渴望，他就不是那种能够老老实实给别人打工的人。
很快朱敬伦就接见了诺贝尔，跟他商谈他的产品的问题。
诺贝尔的军用背包在河边进行展示，吸引了很多人，他成功的利用背包搭建了一座连接东炮台的浮桥，人走在上面不够平稳，但也不至于跌倒。
“你如果能够改进他，让马车在上面走的话，我想我很乐意采用他组建一只专业的舟桥部队。”
朱敬伦给他提出要求。
这样的要求大概军需官也跟他提过了，他竟然早有准备，让同事抱过来一些木板扑了上去，就是一座坚固的浮桥。
诺贝尔还继续道：“我们还可以改进，给上面加一些连接木板的挂锁，这样我们可以在半个时辰之内，建造一座一百米以上的浮桥，这对您的军队作战绝对有巨大的帮助。”
朱敬伦点点头：“好吧，如果你的新产品能够达到你所说的性能，我会采购三百件。”
诺贝尔的报价是一百两，三百件就是三万两的一笔生意，对于这个时代的工厂来说，已经是相当大的订单了。
看到他彬彬有礼的向朱敬伦弯腰抚胸，可转头就跟同伴们拥抱在了一起庆祝，完全像一个孩子一样高兴。
不由让人感叹，社会的进步，到底是靠技术来驱动，还是靠着这些敢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不断的驱动呢。
朱敬伦高兴不起来，他觉得他要失去了一个人才了。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还没有失去这个人，他将在广东继续他的事业，朱敬伦失去的，只是对一个人才的额控制，只是不能让这个人才在他的工厂里工作了。而一个容易被控制，一个肯兢兢业业把某项工作做一辈子的人，反而很难成为诺贝尔这样的人。
收起略微失落的心情，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将诺贝尔的那些同事，那一百个老技术人员留住。这些人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工作了三年，他们了解中国人，对朱敬伦来说，这三年是巨大的时间成本，在浪费三年时间培育一批技术人员对本地的认识，他承担不起这个成本。
兵工厂的负责人是威廉，他是第一批就到广东的顾问之一，他是一个机械师，现在朱敬伦已经知道，他在瑞典的国家兵工厂中有长达二十年的工作经验，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说他是有执照的机械师也不算说谎，因为他确实有执照。
这是一个算不上特别优秀，但是中规中矩，尤其是能够严格执行程序的古板的人，但也正是这种人能够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来，朱敬伦的兵工厂生产的大炮和步枪，至少在质量上来讲，跟英国货是没什么区别的。
对此朱敬伦相当满意，他生怕后世国企那种粗制滥造的情况发生，李鸿章建造的金陵机器局中生产的武器，李鸿章的淮军都不愿意装备，朱敬伦可不想看到这种事在自己的兵工厂发生。
所以任何方法只要能留住这些人，朱敬伦都愿意，直到中国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彻底成长起来，甚至要让他们的管理思想和工作习惯形成企业文化后，才能让这些人离开。
“威廉，你不觉得离开一个生活了这么久的国度，是一件很让人惋惜的事情吗？”
这已经不是钱的事情了，所以朱敬伦决定从感情入手。
威廉皱眉叹道：“是的，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了，可是我在瑞典生活了四十年。先生！”
威廉接着道：“我十分想念我的家人！”
对家的思念，是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朱敬伦知道他无法挽留这个人了。
但还是尽了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方便的话，十分欢迎您将自己的家人接到广东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三节 改革进行时
朱敬伦只是做最后的挽留，没想到威廉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
他立刻就向朱敬伦寻求帮助，原来他早就想将家人接到广东来了，他说他妻子有哮喘的顽疾，医生说热带地区的空气，会对此有帮助。
但是他却不能将妻子接来，因为他找不到住处，他们这些瑞典顾问现在都住在工厂里，但工厂的环境显然不适合他体弱多病的妻子，他更希望买下一块土地建造一座房子，但是当地人根本就不肯卖地，也不愿跟洋人做邻居，赫德管理的港区开出来的海岬土地倒是可以卖，但哪里的环境太嘈杂，地价也被炒成了天价，每亩上万两，他根本买不起。
一问才知道，许多瑞典人都有这种顾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是他们最大的困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老诺贝尔一样，为了事业能够排除万难，比如跟当地人打成一片的。
这种事情其实也不难解决，当地人不想跟洋人接触罢了，其实倒也不是什么歧视，而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一个群体被人隔离，要么出于歧视，要么出于恐惧，中国老百姓恐怕是后者居多，红发蓝眼的洋人，让他们觉得毛骨悚然，这时代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在洋人身上产生美感，多叫他们鬼子，而是后世的一些中国人，坚定的认为“金发碧眼就是好看啊”，此时的文化话语权至少在中国还是本国人掌握的，而不像后世西方人控制了文化话语权的时代。
朱敬伦让新安县处理，他们最后在南山下一片山坡树林地带买下了一片属于赤湾村的土地，这片小树林有二三十亩的面积，没有由于石头和沙粒多，没有开垦出来，成了一片野树林，赤湾村村民一般在这里打柴做饭，按照故老相传的乡约，这里就是他们的树林，但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给了赤湾村一百两银子，然后就将这片地划归兵工厂了。
到时候建上围栏，给里面修上成排的别墅，给兵工厂的专家当作宿舍，如果当地人找麻烦，那也只能帮理不帮亲了。
开出了这样的条件，但还是没有留下所有的瑞典人，最终只有三十个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选择留下，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回国，看来任何国家，还是依恋故土的人占多数，能留下这么多已经相当不错了，中国人在南洋生活了几百年，还不是成批成批的往回迁，很多人是在家乡长到十五六岁，读完了私塾，然后去南洋帮父亲做生意，到了三四十岁接父亲的班，然后父亲回家乡养老，一代一代这种方式竟然可以持续上百年，相比来说，西方海洋文化下的人更愿意移民。
这段时间除了兵工厂这点琐事之外，朱敬伦的其他工作有条不紊的进展着，比如军队的训练还在继续，新安县的新兵和八旗兵已经开始跟随主力到附近地区剿匪了。
这几年广东的匪患不断，甚至可以说从太平天国开始，就没有断过，官府始终没能够将所有的土匪镇压下去。
土匪这个名词，甚至就是从这个时代形成的，清代之前的史书中出现的土匪，都只用一个“匪”字代替，根本不会加一个“土”的前缀，之所以慢慢变成了土匪，就是因为两广地区才会用土客两种称呼来形容本地人和客家人，大多数的匪都源于本地人，因为本地人人口数量更大，宗族势力稍弱，经济兼并更严重，失地的流民更多所致。
土匪不止某一个县存在，几乎是每一个县都存在，其中粤西地带，以很多从广西流窜过来，或者前几年天地会起义的余部为主，他们在湛江一带横行，官府根本没有力量清剿。广州府作为最繁荣的地区，也存在不少的土匪。但是这里的土匪，主要跟官府有关，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的时候，龙元喜等在籍乡绅一呼百应，先后招募了一万多乡勇，可是这些乡勇，咸丰却不想掏钱养活，广州城被收复之后，黄宗汉就要求龙元喜等人裁军，一万多人最后裁到了六千人，之后都被派到了广西作战。
那些裁撤下来的人，很多都是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的流浪汉，经过军事训练后，转身就上山当了土匪，在各处打家劫舍。其中有一些狠戾之徒，真的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有一些稍微好一些，他们不打家劫舍，纯粹是为了活下去，他们跟附近的村民乡绅商量，保护他们，让这些人缴纳保护费。
对于后一种危害相对小的，朱敬伦的主张是招降，将他们打散安置到自己的军中，对于那些已经天怒人怨的，则必须彻底绞杀。
一群流寇而已，对朱敬伦来说，根本就没什么难度。难的是找到他们，发现他们，可没想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土匪，竟然在各地也有眼线，剿他的军队一到，他们就能提前收到消息，后来才摸清情况，为他们提供消息的，有一大批地方上的乡绅，很难理解地方乡绅会跟这种无恶不作的匪徒勾结，可事实上就是有这么一批人，这些匪徒抢劫所得，他们帮助销赃，竟然能结成利益关系。
对于这种不良劣绅，也必须严加惩处，按照律法该抄家抄家，该砍头砍头，同时还发出告示，告诫那些跟土匪合作的乡绅，如果能投案自首，并且帮助官府剿匪，小罪可免，大罪轻饶，这才慢慢的扭转了局势，渐渐的将猖獗的匪患压制了下去。
政治方面，赫德已经先后给朱敬伦提交了三份税收改革方案，广东的税收还得依靠广州府，但是朱敬伦免除了一年的地丁税，那么能收的税，也就只有商业税了，清朝商业税的征收是因袭明代，相当的落后。
对朱敬伦来说，征收商税，是触动传统社会结构最小，反对力量最弱的改革，毕竟城市里的商人社会地位本就不高，真要触动这个社会的核心，去动一动农村的土地，那可是会出大事的，强势如新中国，还不是发动群众斗群众，都不敢直接下去没收地主的土地，而要通过农民的手过一道，彻底打散乡村的组织结构之后，才去收无组织的农民的地，朱敬伦现在去动这些地，那就是找死。
要收商税，还有谁比赫德更合适，在赫德改革了关税制度之后，彻底废除华洋区别对待的一系列制度后，算是他向朱敬伦纳了一个投名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朱敬伦直接任命他为广东总税务司，不止负责征收关税事宜，而是所有税务都归他管，当然地主的地丁税，依然由各地官府自行管理。
赫德的工作热情依然很高，先后制定了三份税收方案，朱敬伦都不太满意。
按照他的方案，税收是能收到不少，比如他建议向茶叶铺子征收营业税，向绸缎庄征收高额的经营税等，这两项是目前广东地区最大的两项产业，可一旦动了，那么影响的是广东的整体出口，是这两项产业跟西方竞争的强弱问题。
作为优势产业，而且是出于激烈竞争中的产业，朱敬伦希望暂时能够给予一定的保护，但钱是一定要收的，光靠那点关税根本就不够用，至少朱敬伦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绝对不够用。
既不能影响出口，又要征收到税收，两难的选择，赫德最后建议内销的征收消费税，外销的不用征税。
但这份税收方案，朱敬伦认为执行起来很难，在还没有形成讲究诚信的商业文化中，肯定有人逃税漏税，到时候监察又是一个巨大的成本。
第三份方案，就是西方重商主义流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先在其他环节，征收税收，最后在出口的时候，以退税的形势进行返还，达到保护出口的目的。
这份方案就可以深入到茶叶和丝织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比如对茶园、茶厂征税，比如对缫丝厂征税等等，当然困难很大，因为中国大多属于小作坊式生产，一家一户的去征税，成本非常高，朱敬伦提出，对于小经营者还是不要征税，至于大经营者，目前好像还没有。
没有就要鼓励，让赫德出台了一项工业奖励法，对于愿意购买机器，开办大型工厂的商人，官府借予初始资金，允许他们无息使用十年，在税收上，可以免税五年，如果五年后尚未盈利，则继续延长免税期直到盈利为止。
但目前好像还没有人来申请这笔贷款。
“什么，有一家？”
赫德向朱敬伦汇报说。
顺德县简村有一个乡绅也是商人，竟然打算开办一家缫丝厂，详细询问之后才知道，这个人算不上豪商，但也是当地大商人，是为数不多的跟法国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因此当时朱敬伦选派周游世界的代表的时候，他也被挑选上了。
他家主要是做生丝生意，后来到了法国的时候，他一眼就迷上了法国人的缫丝厂，当别人都去其他国家游览的时候，他申请留在法国，一待就是几个月，几乎天天住在法国的缫丝厂中，把法国人的缫丝机器仔仔细细的画了下来，回国之后就打算仿制，目前他准备借款八千两，主要用来采购蒸汽机，至于机器他找铁匠打造好了。
这个人叫陈启沅，历史上就是他第一个将缫丝工厂引入中国，不过历史上他参观的是法国人在越南和泰国建立的缫丝工厂，也是自己偷偷画图，回来仿制机器，购买的只是自己实在造不出来的蒸汽机。
听到这个消息朱敬伦还是很高兴的。
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旗帜鲜明的改革，但实质上改革已经悄无声息的展开了，没想到民间自发的工业也开始了，看来派那些人去一趟西方，也不枉自己出的那些船费。(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四 矛盾大爆发
赫德推出的新的税收方案，尽管很不得人心，被各地有商铺的商人暗中咒骂，没人敢骂官府，但是骂骂赫德那就无所谓了，渐渐的赫瘸子的外号也就叫开了，因为赫德被朱敬伦炸断了一条腿的缘故。
但他们倒不至于起来抗税，因为商人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即便有一些自发的同业行会，也主要是用来协调互相之间的竞争问题，而不是用来对抗官府的，他们没有地主乡绅那种拿起刀子保护自己土地的勇气，所以他们只能几千年都被地主乡绅压制，在这个国家中只能沦为二等公民。
现在赫德虽然收他们的税，但是却废弃了过去的税收制度，旧县吏如果在上他们的门收税，他们可以报官。相对于那些勒索的贿赂要远多于政府征收的征税的县吏来说，慢慢的商人们开始欢迎赫德的税务机构，那时候他们仍然称呼赫德为赫瘸子，却是一种比较中性的称呼了。
丹麦和瑞典的官方代表去了北京，但是那些来中国旅游的贵族却都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弄清楚一个情况，那就是除了朱敬伦，没有一个中国官员会欢迎他们，他们去了北方，很可能遇到危险。
朱敬伦则派人全程保护他们在广州游览，甚至让自己的老婆张柔去跟亚历山德拉等贵妇一切出游，玩了一把夫人外交。
只是张柔有些不乐意跟这些洋鬼子婆娘待在一起，而且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沟通，朱敬伦告诉她，就当这些人是从远方的一些穷亲戚，按照这个方法招待他们，就不会失礼。
一想到丈夫现在都是独揽广东大权的人物，即便不想想造反以后的地位，即便是现在也是道台级别的高官，那就不能给相公丢脸，咬着牙，忍着心中的厌恶和鄙夷，跟这些一点妇道都没有，跟男人也嘻嘻哈哈不知羞耻的洋婆娘们整天待在一起，带他们参观广州的寺庙，规模庞大的学宫，让他们见识广州特色的花船，请他们吃各种广东的美食，没想到那些洋婆娘竟然还嫌弃中国的美食，倒是对一个个商铺里的中国手工制品很感兴趣，大手大脚的采购各种手工织出来的丝织品，绣庄的丝绣，连土布她们都很喜欢。
朱敬伦还让张柔出面，告诉亚历山德拉，要送一座茶园给她，为此张柔特意跑了一趟鹤山，见了见朱敬伦那个还未过门的小妾，高三的妹妹高媛。这姑娘今年才十四岁，朱敬伦也是嫌她年纪小，还没张开，所以心里有些纠结，后来大局已定，也不着急去拉拢客家人的力量，于是以高官仙刚死，妹妹嫁人不吉利，让她给哥哥守孝，客家首领张宝铭十分不乐意，最后讨价还价，不用守三年了，守个两年就可以了，明年朱敬伦就得迎娶这个小妾。
对于高媛这个小丫头，张柔十分有危机感，因为她觉得高媛比她年轻太多了，将来她肯定是要受冷落的，到了高家后，张柔就没给这个未来的姐妹好脸子，倒是高媛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还有高官仙的遗孀，她那个聪慧的嫂子在一旁帮衬，最后张柔才给她们留了几分薄面。
到高家来，是因为高家是当地的豪族，当年高官仙一怒就能组织乡勇，钱肯定少不了，他家里有五百多亩茶园，后来变卖家产，也只是卖了各处的商铺和房宅，土地是一分都不肯卖的。
朱敬伦让张柔跟张家商量，能不能把她家的茶园让出一百亩来，高官仙的遗孀满口答应下来。
这几日张柔就带着亚历山德拉在茶园里游逛，让她挑选合心意的茶园然后划给她。
兵工厂中的瑞典人留下了三十个之后，加上已经培养出来的上千中国技术工人，工厂并没有陷入混乱，而是经过一阵短暂的调整之后，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并且马上决定再次扩大规模，机器设备是要采购的，但人更是要培养。
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很宝贵，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同样宝贵，在丰厚的薪水以及更美好的未来的刺激下，兵工厂的华人学徒爆发出来的学习热情让人惊叹，他们白天跟着师傅口传心授的学习，晚上还要在夜校里恶补自然科学的知识，三年里，从最初的简单数学运算，到后来连基础的冶金和机械知识都学会了。
不敢说所有的学徒都熟练的掌握了这些知识，但是人跟人总有一些区别，一千多人中还是有那么一些天才存在的，至少有十来个妖孽的，已经可以跟瑞典师傅们讨论机械原理和设计了，但大多数只是中规中矩的技术工人。
除了那些妖孽，中间骨干可能才是目前最紧缺的，所谓骨干，就是已经在技术上无可挑剔，掌握的知识可以允许他们带学徒了，目前经过瑞典人认定的，能够带学徒的华人数量只有一百多个人，让他们没人带十个学徒，口传心授，几年之后朱敬伦的兵工厂就能翻番。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似乎这一年都会这么顺利下去，可是天不遂人愿，无论多么渐进的改革，依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的既得利益者不敢反抗，比如商人，但有的既得利益者就很容易反对，比如乡绅地主和官吏们。
最先起来闹事的正是那些县吏。
1862年8月，彻底失去了收税权的广州府县吏，突然暗中勾结起来，冲进了粤海关衙门，险些将赫德杀死，在几个士兵的保护下，他跳后墙逃走，但是一个士兵被打死，十几个受了轻重不等的伤势。
这种严重的案件，让朱敬伦异常的恼怒。
直接在广州府戒严，四门关闭了十天，两万军队在城中搜捕，将府衙中每一个参与闹事和没参与闹事的县吏都抓了起来，然后集中审讯，分辨良莠，最后以刺杀朝廷命官的罪名要惩处这些人。
公堂之上，朱敬伦拉出了柏贵和穆克德讷这两尊泥菩萨坐镇，其实就是自己在审理，也没什么可审的，广州府的刑名师爷翻出条文，直接宣布罪状，这些县吏也供认不讳，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刺杀朝廷命官，他们不承认赫德是大清朝的朝廷命官，鄙夷的说赫德知识一个夷人，畜生不如的东西。
这时候反倒是赫德出面替他们求情，赫德果然是一个中国通，白脸红脸这种事他也学会了，朱敬伦唱白脸立威，他唱红脸施恩。
最终判决持刀杀人的那个凶手绞刑，鼓动县吏闹事的广州城资格最老的十几个老县吏枭首示众，其余县吏则让他们服劳役一个月。
问题是处理了，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暂时压制了。
朱敬伦忽视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抗问题，他以为他并没有太过于侵犯这些人的利益，可是很多贫苦的县吏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过去勒索钱财虽然不地道，但是官府给他们的薪水根本就不够养家糊口才是勒索的根本动机所在，不勒索就活不下去，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朱敬伦是不怕暴露问题的，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跟赫德商议了一番，将广州城的过去收税的县吏，统统并入税务司管理，赫德负责培训他们，让他们达到税务司雇员的水平，实在无法提高的，给他们安排一个低级职位，反正税务司中的低级职位，每年也有60两银子，一个月平均下来5两，足够养活一家老小了。
这些人也不是一无是处，长期收税为生，虽有勒索的恶习，但相关数学知识还是有的，有的甚至是祖传的手艺，一代传一代，代代做税吏，好好培养一下，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人才。
广州城是最大的商埠，这里的矛盾最先爆发是正常的，但这里的事情给朱敬伦敲响了警钟，恐怕其他各县的县吏，也早就有所不满了，他们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让赫德制定详细的方案，将各地的税吏统统归他管理，进行培训，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都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让那些被损失利益的人能够活下去。
差点被人打死，赫德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给老官吏们施压了，马上在各个口岸推行，制定详细的章程，让目前已经推行新税收政策的地区照准执行，地区涵盖整个广东省除了南韶连道之外的地区。
其实县吏闹事风波还不算什么，朱敬伦真正担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村的土地才是死穴，那真的是能引起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起义的，不过在免除了十四县明年两税的情况下，地方上倒也一直平静，乡绅们很乐意免税，闯王来了不纳粮一句口号，就能让明末的老百姓期盼闯王，其实并不是官府的正税有多重，而是苛捐杂税太多了。
比如官府规定的南海县每年丁银4万两，可是地方官实际上征收的丁银竟然高达15万两，多收的这部分会被南海知县和广州知府瓜分掉，这还是到当官的手里的，那些漏在各个层级手里的恐怕还不止这个数。
但朱敬伦一竿子将税收免除了，他们不用给官府纳粮交税，县吏们也就没有借口找他们要今年的陋规（苛捐杂税等），免除的可不止是那点地丁银，免得更是那些看不见的陋规，因此不纳粮的吸引力才那么大。
但是原本要靠这些陋规才能生活的广大县吏活不下去了，自然就要起来闹事，从他们上次的行动来看，他是真的打算杀了赫德的。
因此朱敬伦得想一个办法，泻一泻这股压力，那就只能让赫德的海关容纳这些人，给最底层的税吏一口饭吃，至于那些对此不满的当官的，那就只能继续委屈他们了，反正他们这些人不至于饿死。
本以为县吏问题处理之后，暂时就不再会有太大的矛盾，但让朱敬伦最担心的土地问题还是爆发了，9月底的时候，九龙地主乡绅们纠结上万青壮，一次性摧毁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大洋行在九龙建造的上百间仓库，本来应该大名鼎鼎的九龙仓码头，还没有打出名头，就被当地人给摧毁了。
这些大洋行能量巨大，他们鼓动香港英军开进九龙城，跟当地乡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朱敬伦知道消息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打起来，是不是死人了。
朱敬伦对此极为关切，因为土地矛盾终于爆发了，九龙半岛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根据陈芝廷跟英国议会签订的宣言，允许英国人在这里经商、买地和居住，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口岸了。
一开始当地乡绅是答应的，他们也约定不许卖土地给英国人，可是利益这种东西最难平衡，尽管大多数乡绅都遵守了约定，可是还是有人心动洋人付出的价格，将自家的一些不太好的沙地卖给了洋人，洋人在这里建造码头、房屋，甚至打造港口。
洋人一多，花样杂居，这种问题就会爆发，正面看洋人在这里建立码头、仓库，雇佣了不少当地人，是创造了就业的，但只要人跟人相处，就必然会发生问题，比如薪资矛盾了，口角了，相互歧视了，负面的还有那些不满别人私自卖地，而自己没有卖地眼红又歧视别人的，你卖的多，我卖的少，觉得吃亏的，还有当地人跟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卖地发财的一些村子遭到其他村子的集体排斥，乡绅们互相开会要求他们收回土地。
总之各种矛盾，最后汇聚成一点，就变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好像只要赶走了洋人，一切就都会恢复到从前和谐美满的时候一样。
尤其是卖地的是尖沙咀一带的村子，并不是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而是这一代后来移居的一些贫苦客家人，而他们卖田的文契还不是用官方契纸写的红契，而是私下写的租种契约，换句话说，这些客家人是佃户，他们卖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卖的又不是土地的产权，而是他们手里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却是没有期限的，属于永租权。
问题极为复杂，牵扯到了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矛盾，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土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来了一次总爆发。
朱敬伦的应对是，第一时间派了三千精锐士兵，命令他们先去稳定局势，将英国軍队和乡勇分隔开来，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坐船赶往九龙，同时让人带信去给香港总督罗便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