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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八十六）以邻为壑

    （三百八十六）以邻为壑

    就职典礼上的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黑色长礼服映衬得他的脸色愈显苍白。黑袍白须的最高法院首席**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主持这次庄严的宣誓仪式。罗斯福把手放在家传300多年的荷兰版《圣经》上，翻到《新约?保罗致达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用洪亮的音调一字一句地随着休斯**官宣读誓词：

    “即使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而没有爱，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成有先知讲道之能，深通万物奥秘；并使我有全备的信念，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能算得了什么？！”

    “即使我倾囊周济所有穷人，并舍己焚身，而没有爱，那么于事于我仍将徒劳无补。”

    宣誓完毕，他转身走向空旷的讲台。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就职演讲稿。这一次他的演讲稿完全是自己写的，没有一句话是抄袭别人的，纯粹是罗斯福式的。

    “这是一个民族献身的日子。值此我就职之际，我确信同胞们期待着我能以我国当前情势所迫切要求的坦率和果决来发表演说。现在尤其有必要坦白而果敢地讲真话，全部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必畏缩，不必躲闪而不敢正视今天的现实。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象从前那样经受住考验，它将复兴起来，繁荣下去！”

    “因此，首先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会把使我们变退却为前进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可名状的、缺乏理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罗斯福平静而坚定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广场，接着，这充满自信和激情的声音通过无线电广播网传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以及世界各地。美国新总统以简洁缜密的语言向人民剖析了大萧条中一切苦难的根源：

    “我们的困难都只是物质方面的。价值萎缩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赋税增加了；我们纳税的能力已降低，各级政fu的财政收入锐减；交换手段难逃贸易的长河冰封，工业企业尽成枯枝败叶，农产品找不到市场；千万个家庭的多年积蓄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大批失业的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而我们并没有遭到什么蝗虫之类的天灾。大自然的施惠依然未减，人的努力更是使其倍增。我们手头并不匮乏，然而丰足却激发不起来慷慨的用度。这首先是因为掌握人类物品交易的统治者们的顽固和无能。他们被迫承认失败而溜之大吉，贪得无厌的金钱贩子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

    “货币兑换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现在我们可以让这庙堂仍然回归古老的真理……必须中止金融业和商业中的那种使得神圣的委托浑似无情和自私的恶行。然而复兴并不仅仅要求我们改变道德观念。这个国家要求的是行动，而且是立即的行动！”

    此时此刻，黑压压的人群一片寂静，人们在经历了一个漫长冬季的等待后，终于真切地倾听到了新总统所承诺的行动纲领。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给人民工作。这部分地可以由政fu直接招雇，象战时紧急状态那样。其次要更好地利用资源，提高农产品价格和购买力；坚持由联邦和各级地方政fu采取行动统一管理救济工作，全力避免目前的分散、浪费和不均的现象；此外，要把一切形式的交通运输和其他明确属于公用事业的设施置于国家计划和监督之下；必须严格监督一切银行储蓄、信贷和投资，制止利用他人存款进行投机的活动，必须要提供充足而有偿付能力的健全货币。”

    “在对外政策方面，作为美国总统，我将要求美国奉行睦邻政策——尊重自己从而也尊重邻国权利，珍视自己的义务也珍视与所有邻国和全世界各国协议规定的神圣义务。但政fu要根据情况的轻重缓急，有重点和顺序地处理事务。我希望正常的行政和立法分权制衡体制足以应付当前面对的重任，然而，史无前例的要求和迅即行动的需要也可能使国家有必要暂时背离正常的程序和轨道。我承诺自己将提出一些应付灾难深重的危机的措施，或采纳由国会提出的类似的明智措施。”

    “然而，万一国会竟不能接受这两类当中的任意一种形式。万一国家危机仍然紧迫，我也将决不回避届时职责明确向我提出的抉择。我将要求国会赋予我使用应付危机的唯一剩余手段——向非常状态开战的广泛行政权力，就象在真正遭受外敌入侵时所应授予我的权力一样大……对此，我决不会辜负民众的期望！”

    在整个演说过程中，罗斯福神色冷峻，直到向人群挥手告别时，才露出了令人呯然心动的一笑。尽管新总统的就职仪式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草率，但罗斯福的就职演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周末就有近50万封祝贺信飞到白宫。

    而在罗斯福演讲完毕的时候，在遥远的中国北京，国社党总部一间秘密无线电通讯室内，坐在大功率电台前听完他演讲的杨朔铭当着众人的面，竟然不顾形象的放声大笑起来，好象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看到杨朔铭笑得诡异，周围的通讯员们和几位国社党精英会员脸上也都是揶揄的笑容。

    “瀚之为何发笑？”江雪莹有些明知故问的看着杨朔铭问道。

    “果然是天生的政客，难怪华尔街会选择他当美国总统。”杨朔铭好容易才止住了笑声，回头看了看众人，说道，“你们大家中有志于在政坛上发展的，从现在起，就应该好好向他学习才是。”

    “他在演讲中不止一次的说他要为了民众的利益同华尔街开战。”江雪莹抿嘴一笑，“难道他真的转了性了？”

    “不可能的。瀚之的意思，是说这位罗斯福大总统也是和胡佛一样，是华尔街扶上去的，只是这一次的手法，有些不同。”一位年轻人说道。

    “是，这位罗斯福大总统，经常是嘴睛说的是一套，手上做的是另一套，在竞选前就有‘变色龙’之称。”有人接着说道。

    “有些话，你可以这么说，但不能真的按照说的去做；有些事，你可以这样的去做，但嘴上绝不能那么说。这位罗斯福大总统，应该是深谙其道了。”一位年轻女子笑着说道。

    “咱们中国的曹大总统，要是能有他这两下子，就好了。”有人笑道。

    “是啊！他但凡要是嘴皮子利索一些，也不会让那些‘清流’给骂得臭死了。”

    “那些不是‘清流’，我们查过，有布党份子的背景，很可能又是红俄搞的鬼。”

    在大萧条开始后，尽管曹锟在杨朔铭的帮助下，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但下面似乎对他总是不领情，每当他有什么举措，总是有报纸极尽讽刺挖苦嘲笑乃至污辱谩骂之能事，令他不胜恚怒。尽管如此，曹锟对于媒体还是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并没有大开杀戒。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接下来，这位罗斯福总统会做什么？”杨朔铭看着大家，问道。

    “他应该会先从美国金融界下手。”江雪莹说道，“他这一次当着全美国人民的面夸下了海口，不采取些实际行动是说不过去的。他很可能先从整顿银行业入手。”

    “那样，他就真的得罪华尔街了。”有人说道，“他应该会对美国人采取大规模的救济行动。”

    “不一定，他上台其实就是华尔街背后推动的，华尔街这一次肯定会配合他演一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大戏。”有人接口道。

    “其实无论他怎么做，只要不以邻为壑，便是我国之大幸。”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

    杨朔铭转头望去，看到的是一个秀逸文雅的身穿长袍的年轻人，他的衣着虽然很是简朴，但话语神态之间，却有一种天璜贵胄般的气质。

    杨朔铭认出了他的是谁，不由得微微一笑。

    这个人名叫金溥信，表字世遗，年纪轻轻便以长于经济分析而著称于世。

    “世遗何出此言？”江雪莹有些好奇的向他问道，“美国与我国一向交好，且经济联系紧密，我国感冒，美国难道会好受吗？”

    “国家之间以利益为先，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金溥信笑了笑，说道，“这一次美国为了摆脱危机，未必会考虑我国乃至泰西各国的利益。”

    “世遗觉得，这一次美国会怎么‘以邻为壑’？”杨朔铭问道。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货币贬值了。”金溥信说道，“瀚之身为财政部总长，想必明白这当中的利害。”

    听了金溥信的话，周围的人们脸色都是一变。

    今天能够站在这间屋子里的，都是学识渊博文武双全的年轻俊彦，对于金溥信说的“货币贬值”，他们当然明白意味着什么。

    “那我国便需要提早做好应对准备了。”江雪莹说道，“世遗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那就要看瀚之的了。”金溥信说道，“我不知道瀚之的办法是什么，要是我处在瀚之的地位，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想办法让我国的币值和美元保持一致。”

    杨朔铭听到他的回答，心中暗暗感叹，但此时他的脸上，却看不出什么表情。

    因为现在的他明白，罗斯福即将要做的，绝不止是“以邻为壑”，作为在华尔街全力支持下上台的总统，他的最终目标，远不止此。

    不过，现在的中国精英们，对美国的认识，能达到这种程度，他已经感到相当欣慰了。

    “瀚之其实已经有办法了，是吗？”金溥信象是看穿了杨朔铭的心思，微笑着说道。

    “办法当然有，但是需要大家和我紧密配合。”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

    日本，东京，“三菱”公司总部。

    “我们在支那的业务量急剧萎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岩崎弥久看着桌面上放着的报表，瞪大了眼睛，望着面前的几位公司负责人，象是要从他们身上看出答案来。

    “支那从美国购进了大量的新式机器，有的企业甚至从美国搬来整座工厂，他们的产品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而且价格更加便宜……”一位负责人看到岩崎弥久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低。

    “支那政fu在国内采取了严厉禁止鸦片的政策，我们在支那开设的‘宏济善堂’和‘广济善堂’都被支那政fu封掉了，而在缅甸和货源也大大的减少，对支那的‘特殊商品贸易’已经在事实上停止。”另一位负责人说道，“我们的直接损失已经达到了六千万元……”

    “你们的意思，是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吗？”岩崎弥久厉声说道。

    “是的。”一位负责人大胆的说道，“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但是您应该知道，支那商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不光是我们的业绩下降，其它的公司也和我们一样。”

    “‘特殊商品’的货源出了问题，难道也是支那人弄的吗？”岩崎弥久喝问道。

    “是的。”一位专门负责在支那的“特殊商品”销售的负责人说道，“据我们在缅甸的线人报告，支那境内经常有匪帮越境袭击缅甸境内的罂粟产地，导致当地大量减产。因而造成货源严重不足，价格也异常昂贵……”

    “匪帮？”岩崎弥久先是一愣，但他马上便明白了过来。

    “据称这些匪帮武器先进，战斗力很强，甚至当地的英军都难以匹敌，我们的人认为，很可能是支那军队的正规部队化装采取的行动……”一位负责人说出了岩崎弥久心里的想法。

    “好了，我都知道了，你们走吧。”岩崎弥久挥了挥手，几位负责人如临大赦般的鞠了一躬，纷纷退了下去。

    当屋子里只剩下了岩崎弥久一个人的时候，他来到墙壁前，紧紧的盯着墙上“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巨幅画像，一双拳头握得紧紧的，似乎是想要从先辈的身上获取力量。

    “可恶的支那！真应该让大炮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响起来！”

    此时屋子里如果有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岩崎弥久的这句话，也许会感到吃惊，但如果是了解“三菱”历史的人，则丝毫不会奇怪。

    事实上，业内人士都知道，“三菱”是支持日本帝国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最大军火供应商。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财团现在依旧在日本政经两界发挥着重要影响，控制着日本军工生产订货的大量份额。

    “三菱”的缔造者就是岩崎弥太郎。早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岩崎弥太郎便在东京和一帮朋友成立了“三菱商会”。当时，“三菱”是日本众多中小财团中并不起眼的一家，但神通广大的岩崎弥太郎利用和明治政fu的关系，很快让“三菱”发展了起来。

    当时明治政fu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岩崎弥太郎支持大久保利通一派。大久保利通当上首相后，“三菱”的好日子就来了。1874年，日本决定出兵中国台湾，岩崎弥太郎积极向内务大臣请示承揽军需输送工作。内务大臣知道岩崎是首相的红人，便表示同意。“三菱”借此一跃成为日本的“海上霸主”。而另一家海运公司“三井物产”不得不请求租用“三菱”的船只，并愿一年付70万元的租赁费。但岩崎弥太郎为压倒竞争对手，断然拒绝。

    遭到拒绝的“三井物产”纠合敌视“三菱”的地方船主、批发商、货主，企图与之对抗。起先，“三菱”并未将对手放在眼里，但是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刺，支持对手的政治力量上台，“三菱”的冬天便到来了。

    日本新政fu于1882年10月与“三井”一同成立了“共同运输公司”，与“三菱”打起了商战。为了取悦客户，抢先到达目的地，两家公司在海上展开长跑比赛。最终，还是岩崎弥太郎技高一筹。1884年，岩崎弥太郎收购了“共同运输公司”50的股份，但就在同一年，因为长期劳累，岩崎弥太郎患胃癌去世。

    弥太郎的弟弟岩崎弥之助继承了他的位置。“共同运输公司”乘弥太郎逝世之机又打响了价格战。岩崎弥之助对政fu偏袒对手十分不满，扬言要炸毁全部船只，政fu官员害怕遭到社会各界指责，便派人与弥之助谈判。1885年9月29日，“共同运输公司”被“三菱”并吞，成立了“日本邮船公司”。“三菱”就此完成了扩张的一次伟业。“完成大业”后的岩崎弥之助不久就将“三菱”总裁的位置交给了哥哥的长子——即现在的岩崎弥久。

（三百八十七）金融大战的序幕

    （三百八十七）金融大战的序幕

    岩崎弥久上任时，日本正积极扩军备战，准备侵略中国。1894年7月，岩崎弥久与当时日本财界的头面人物涩泽荣一、福泽谕吉等人发起成立“报国会”。“报国会”通过日本媒体向国民宣扬“忠君爱国精神”，要求所有国民为“战胜中国”而捐献一切。当年8月1日，也就是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之日，岩崎弥久等五人召开支持日本政fu对中国开战、筹措军费大会。他们号召：“值此日清开战之际，全国有志之士，要筹措军资，捐献政fu，尽国民之义务。”

    “报国会”不但疯狂煽动战争狂热，还为日本政fu发行了80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以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这是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最终，日本迫使中国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报国会”被称为“居功至伟”。

    岩崎弥久在甲午战争中的“功劳”还不止于此。他当时还把自己属下日本邮船公司的轮船交给政fu，负责运兵送粮。日军进攻威海卫之际，“三菱”的船只负责对威海卫清军的部署情况进行侦察，帮助日军成功地攻占威海卫。战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为表示感谢，将清军主力铁甲舰“定远”号的舵盘拆下来作为战利品送给“三菱”。

    岩崎弥久如此的为日本政fu卖命，其实倒并非因为他多么爱国。要知道，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总共有2.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相当于平时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这块肥肉，最后全都到了“三菱”、“三井”等财阀的嘴巴里。“三菱”和“三井”发现，一致对外竟可以获得这样多的好处，过去“窝里斗”是如此的愚蠢。从那时起，它们便惟恐一日没有战争。

    甲午战争使日本获得了2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将这笔赔款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军，“三菱”从此走上兵器制造的道路。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日本先后两次侵华战争中，“三菱”都大获其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积极参与大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三菱”更是获得了大批订单。其中“雾岛”、“武藏”等战列舰便是“三菱”的杰作。“三菱”依靠军火订单实现了爆发式的成长。

    对于“三菱”这样热衷于战争的企业，和平时期当然也不会闲着。他们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打着“学术”的幌子，对中国及远东各地区的资源财富进行调查。如今日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用于发展工业和制造军火的金属，“三菱”的情报对未来的日本对亚洲各国进行有目标的资源掠夺大有帮助。

    由于日本两次侵华的失败使“三菱”没有得到预计的高额利润，而随着中国工业的强劲增长，日本生产的工业品被大量的挤出中国及亚洲市场，为了打击中国的经济，帮助日本军方实现征服中国的梦想，“三菱”竟然丧心病狂的从世界各地购买鸦片贩销到中国，与日本政fu、军部、特务机关一起大赚毒品钱。日军的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和“广济善堂”在华开馆当年即使“三菱”盈利大增，一度成为“三菱”在中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到现在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便被中国政fu查禁没收。

    而美国“大萧条”所造成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日本，日本国内同样爆发了金融恐慌，使得经济一片悲惨，大量工人失业，随身携带“工具”去南洋“打工”成了日本女人的一大选择，这种情形的出现给“三菱”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这前所未有的险恶形势下，“三菱”又该何去何从呢？

    岩崎弥久在画像前伫立良久，他紧紧的盯着画像上父亲岩崎弥太郎的眼睛，仿佛在等待着父亲给自己的启示。

    正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一个一身黑色西服的人走了进来。

    岩崎弥久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心中不由得错愕，脸上的肌肉也不由自主的抽动了几下。

    “好久不见了，藤田君。”岩崎弥久说道，“你是什么时候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赶回来的？”

    来的是日本著名的实业家藤田勇。

    “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藤田勇笑了笑，向岩崎弥久深鞠一躬，“我是给岩崎社长带来好消息的。”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岩崎弥久笑着上前，替搬过了一张椅子，“藤田君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开口。”

    “我是来借钱来了。”藤田勇说道，“事成之后，双倍奉还。”

    “噢？”岩崎弥久听了藤田勇开出的价码，不由得愣了一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当然。”藤田勇笑着说道，“我想，这样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岩崎社长应该不会放过吧？”

    “是什么发大财的好机会，您说说看？”岩崎弥久问道。

    “上海的房地产。”藤田勇回答道。

    “上海是个好地方。”岩崎弥久立刻就明白了藤田勇的意思，点了点头，“不过……”

    “‘三井’都已经动手了，岩崎社长可能还不知道吧？”藤田勇知道岩崎弥久的担心，说道，“如果‘三菱’不动手，机会可就剩不下多少了。”

    听了藤田勇的话，岩崎弥久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1933年10月12日，上海，交通大厦，中国交通银行总部。

    “这上海的变化，比北京还要大。”杨朔铭站在玻璃窗前，看着远处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感叹道。

    “是啊！就拿咱们这交通大厦来说，现在就是亚洲第一高楼，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梁士诒在一旁笑着说道。

    “可我担心，这一场繁华，会因为美国的关系，成为一场空。”杨朔铭说道。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脸上的笑容不由得一僵。

    对于杨朔铭这位年轻的“财神”，梁士诒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的印象当中，杨朔铭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样泄气的话，因而他脸上一阵发青，一副心脏病将要发作的样子。

    “那么说，瀚之前些日子和我说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梁士诒颤声问道，向周围看了看，尽管这间大厅里只有杨朔铭和他两个人，但他还是生怕有人知道他和杨朔铭之间的谈话。

    “你看看吧。”杨朔铭将一封信交给了梁士诒，说道。

    信封里装着的，是远在美国的张雅婷通过秘密渠道以最快的速度转到他手中的关于美国政fu的机密。

    梁士诒在看完了信后，已经有些站不住了。

    “欧美日本先后放弃金本位币制，原来是如此用心。”梁士诒用颤抖的手将信还给了杨朔铭，“可咱们中国怎么办？难道也要和他们一样不成？”

    “咱们中国老百姓现在还不太懂得这币制当中的猫腻，和英美学样，只怕你我都要人头落地。”杨朔铭冷笑了一声，说道。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作为中国金融界的“梁财神”，他当然知道，杨朔铭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制国家。

    从19世纪晚期到1931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世纪20年代早期，金本位制构成了国际货币关系的基本框架。大多数国家可以在要求支付时将通货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并在固定汇率基础上形成跨国联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则是唯一一个以白银作为一国货币体系基础的国家，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独树一帜，但并未和这一体系隔绝不通。一方面，在中国之外，白银作为一宗国际贸易商品，其价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会顾及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交易，也就是银本位的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贸易并不受什么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这样同世界的白银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的汇率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国际银价变化的影响。

    在世界性的“大萧条”发生后，中国在其中的特殊经历凸显了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上多数地方正在遭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只有银本位制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因为国际市场上白银的价格相对金本位货币严重下降，使中国避免了“大萧条”最初的两年的不利影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主要国家逐渐采用金本位制导致白银供应持续增加，白银价格呈现螺旋式下跌，白银贬值所导致的低汇率在大萧条之前长期促进了银本位中国的出口和中国沿海及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到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非常高。

    国际银价在1929年开始连续四年下跌，其价值几乎跌去了一半。由于中国是银本位国家，银价相对于金价的下降，其作用相当于中国货币的汇率相对于金本位国家的一次贬值，按照金价衡量的中国产品价格比从前更加便宜，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净出口。在这一时期，当主要西方国家纷纷恢复到金本位时（1929年除了一些拉美和亚洲国家，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加入了金本位集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银本位的大国，使得自己一定程度上隔离于世界经济的萧条之外，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1929至1931年银本位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暂繁荣在1931年秋天逆转，到1931年，世界各国因大萧条的冲击而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这一年的9月英镑脱离金本位，1932年日元脱离金本位，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此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使银价在1932年以后也从下降的趋势转为上升，汇率升值的结果是中国出口贸易1931年后开始急剧下降。

    对于银价上涨带来的后果，无论是穿越者杨朔铭还是身处这个时代的梁士诒，都知道得相当清楚。

    白银价格上涨一方面将导致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全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城市工业萧条，并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逐渐形成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楼市，造成房地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而随着资产价格大跌，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则会陷入资产泡沫的黑洞，房地产的崩盘将剧烈震荡中国的金融市场。

    白银大涨——出口受损白银外流——企业倒闭物价下跌——资产缩水——银行信贷抵押资不抵债——房地产暴跌——房租暴跌——房地产泡沫崩溃——金融动荡——银行倒闭——经济危机加剧——社会危机加剧……这危险的一环扣一环，将成为中国头上的绞索，绞杀中国的现代化近程！

    “不是有买卖白银的协定么？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的出尔反尔？”梁士诒有些抓狂的大叫了起来。

    由于金本位在危机中主要国家的破产，大量囤积于黄金市场的货币资金转入了白银市场，白银的投机造成了银价的剧烈波动。为了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fu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将不出售销毁晚清时银元所得之白银。但是现在一年的时间都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

    就在张雅婷发回的情报里，清楚的表明，美国政fu在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即将准备通过《白银采购法案》。它规定美国政fu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四分之一。这些政策将造成白银的价格快速大幅上涨。对于白银价格上涨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一些美国人也有异议，但“白银集团”则称：美国的收购白银，将会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和稳定本国采银业，可以使得西方其他列强在中国采购资源、原材料的负担加重成本提高，美国本土所产为国家所收购的白银还可以在中国购买资源控制中国金融，从而使得作为资源大国的美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可以有效的帮助美国走出危机。在这些看似有理的说辞的推动下，美国政fu已经开始了对《白银采购法案》具体细节的制定。

    张雅婷的情报还提到，英国在美国白银政策的压力下，为了自身在中国的金融利益，甚至建议推动中国改变白银本位变成发行纸币，因为中国要发行纸币也必须与金融实力最强的英国和控制白银最多的美国货币挂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真正做到货币自主，不受制于人，没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和额外的巨大代价，是不可能成功的。”杨朔铭沉声说道。

    “可你刚才说过，那样做是我们都得上断头台！”梁士诒嘶声嚎叫了起来，全没有了当初叱咤风云的“梁财神”的风度。

    “凡事皆有两面性，有时候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杨朔铭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梁公知不知道，自晚清以来直到现在，我国的金融其实从来就没有自主过？”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不由得愣在了那里，他想了想，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看到梁士诒那似是而非的表情，杨朔铭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这位“梁财神”的学识，其实离真正的银行家，还差得很远。

    为了在这个时代更好的发挥自己的力量，杨朔铭深刻研究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史。按照他的估算，1880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约为27.8亿两白银，老百姓的税赋约占当时大清帝国的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两白银估算，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总计的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后世某一时期中国的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后世的差。所以仅仅从数额上讲对外战败是不会让中国崩溃的。但问题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现代金融体系及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中国所有的流通的白银只有6至11亿两，因而在这样的巨额外债下，造成了白银对外贬值的同时对内升值，西方列强的这种货币侵略极大的掠夺了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每年外流的财富约达四个《马关条约》的赔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未能有效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的原因。

    让西方列强们放弃这样的巨额利益，使中国获得金融独立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无异与虎谋皮。

（三百八十八）疯狂的银子

    （三百八十八）疯狂的银子

    但是杨朔铭知道，“大萧条”的到来，却给了中国夺回金融自主权的绝好机会！

    在这场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信用制度的危机中，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而对于当时的中国，通过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已经在中国赚到了极大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的资产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而且交易中使用实银是西方金融货币掠夺的软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已经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货币榨取，同时中国的巨大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的重点。而在日本两次入侵中国失败后后英美等国一直支持中国改革币制，要求中国在发行统一的“国币”银元同时发行纸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日本在战后一直向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渗透，不让日本控制中国也是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之一。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改革才有可能实施。

    由于中国也是西方国家倾销产品的市场，为了加强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力，向中国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就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了中国进入央行时代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我明白瀚之的意思了。”满头大汗的梁士诒抬头看着杨朔铭，哑着嗓子问道，“你是不是早就有计划了？”

    “是。”杨朔铭点了点头，“但这个计划，需要你帮我。”

    “你要我做什么，就赶快吩咐吧。”梁士诒苦着脸说道，“只要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你叫我做什么都行。”

    “这一关是不太好过，喊口号容易，做实事难，有时甚至可能还要顶着卖国贼的骂名。”杨朔铭看着窗外的天空中缓缓飘过的大片乌云，说道，“这里面博弈的，是千年国运，而不是一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老百姓未必能马上理解。但他们将来是会明白的。”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略略感到心宽了些，杨朔铭看到他吓得太厉害，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安慰他道：“梁公放心，这一次，咱们一定成功。你就等着当名副其实的财神爷好了。”

    杨朔铭说着，取出另外一封信，交给了他。

    “我为了这一天，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杨朔铭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看完了这封信，梁士诒终于完全镇定了下来，他有些恼火地看着杨朔铭，“刚才你简直吓死我了。”

    “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杨朔铭看着他，目光突然变得如同刀锋般锐利，“否则，梁公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当然当然。”梁士诒打了一个冷战，陪着笑说道，此时虽然他的额头虽然还有汗珠，但已经流得不是那么厉害了。

    1934年11月12日，日本，东京，皇宫，御书房。

    尽管1934年的冬天一直让已经成了“昭和天皇”的裕仁感到分外的寒冷，但此时坐在御书房里的他，看着手中的一份份报告，身上却因为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兴奋而冒出了热汗。

    “……日本将货币改革建立央行后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银，再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支那和投资于支那，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远大于以武力征服支那之所得。米国虽然在经济上试图控制支那，但支那仍然以白银为主币，大量的支那对日借款和投资、贸易都是以白银计算，同时还有大量日元贷款也是以支那的白银收入担保的，因而在支那国内，日元和美元英镑具有同等之重要地位……”

    “去年米国宣布脱离金本位，使支那的汇率上升更加严峻，米国政fu放弃金本位后，将货币准备金改为‘金三银一’的比例，为了达到这一比例，米国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白银，使得白银价格大幅度上升，因而支那白银开始流失，白银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支那之对外贸易变为入超（贸易逆差），并最终造成支那经济的一场大灾难。”

    “自昭和三年（1929年）之后，上海原公共租界的房地产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当时此种情形称之为‘狂热’一点也不过分。从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昭和三年，上海房地产的总价值增加约40亿支那银元，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去年和前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200万银元，有时竟达2000万银元之多。毫无疑问，投机造就了房地产的繁荣，因为投机者一旦购买了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之为抵押，去购买另外的房地资产。在房价地价上涨同时，上海地产交易额也不断攀高。昭和四年（1930年）地产交易总额约11442万元，昭和五年（1931年）地产交易总额即升至24322万元。然自今年下半年，上海地价突然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进入了冰冻期，观望气氛浓厚，即使有少量成交，其价格也只及昭和五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国在支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惨跌至票面价的十分之一左右。上海原公共租界地价约跌落7亿元，就整个上海市而言，其地价跌落恐在20亿元之上。大批房地产商包括一些著名外国在支房地产公司纷纷宣告破产，房地产危机导致个人倾家荡产者时有所闻……”

    “支那的房地产危机因银价上涨而加剧。由于支那金融业银根收紧、只收不放，抵押活动停滞，导致多家房地产企业倒闭，房屋空置率达到10.9，使得地价暴跌、房地产买卖惨淡。房地产商因无力偿还利息，又收不回放出去的款子，个个债台高筑。为了保持上海的国际都市的形象，对此支那政fu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上海开始建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用于解决平民的居住困难问题。这些平民住宅里设有仪式厅、人民学校、消费合作社、体育场和人民信贷中心；并有水电配套，且有宿舍供未婚者居住。每座房屋有厨房、起居室和卧室。上海工务局曾于昭和二年（1928年）成立平民住所建筑委员会负责推行贫民住宅安置工程，内容包括建造‘平民住所’、‘平民村’、‘模范村’等。第一批已经建造了800套此类住宅，老百姓开始于当年年5月入住。昭和三年上海市政fu在闸北分三批建造平民住宅，第一批有1000套平民住宅。第二批2450套于昭和四年（1930年）年完工，第三批2290套于前年完工。昭和五年（1931年）第四批住宅开始建造，规模远较前三次为多。去年上海发生的台风和火灾使上海贫民窟问题较为突出，上海市政fu总投资1000万元建造模范村，并成立‘平民福利事业委员会’由支那人和外国人一道，接受委托，实施该项目。该计划中的10个模范村现有8个在建设中。每个村有200至300套房屋，设计居住近万人。上海之情况如此，支那内地大城市亦多类此，支那政fu采取之缓解办法如今已初见成效……”

    “今年6月米国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是米国白银集团为抬涨价格，游说罗斯福总统通过纵容白银集团活动的法案。《白银收购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米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在收购的过程中，米国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照理说这是米国本国利益分配的问题，与支那是没有关系的，但实际上，白银的价格上涨，对支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支那是世界上唯一还采取银本位的国家，白银等同于货币。”

    “昭和三年（1929年）时，支那的一元银币在外汇市场上相当于36米分，此后两年内，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上的银价下降了40，支那的一元银币只有21米分，而同期米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其结果是当时支那的出口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小于进口下降的幅度，也小于世界总出口下降的幅度。所以，在昭和五年（1931年）的经济危机中，支那并没有受到巨大的影响。在世界其它国家正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支那国内呈现温和的通货膨胀。昭和五年（1931年）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支那的货币尽管相对于美元仍然在贬值，但相对于英镑、日元和卢比却在升值，因而世界经济的衰退开始影响支那经济，支那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昭和六年（1932年）被迫净出口白银522万两以弥补其贸易赤字，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开始下降，要不是当时国际上白银价格继续下跌以及支那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比较低等原因，支那经济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大。”

    “当米国于去年放弃金本位时，支那的货币对美元也开始升值，从昭和六年（1932年）的1元支那银元兑换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支那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去年支那的出口仅及昭和四年的58，而支那政fu的贸易赤字继续靠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净出口来弥补，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开始复苏的时候，支那的经济却迈入衰退，今年米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使白银价格迅速上升，支那的经济和贸易雪上加霜，不堪重负。本年6月，在白银生产利益集团的策动下，同时也是为了将支那拉入美元集团，并打击支那、印度等国的民族工业，米国政fu实施《白购收银法案》，提高银价，彻底扭转了白银资本的国际流动方向，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动压力将北政fu的货币政策推向币值稳定与遏止资本外逃无法两全、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窘境。”

    看到这里，裕仁似乎感到有些累了，他放下了手中的报告，仰面躺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此时的裕仁，眼睛虽然离开了那份让他兴奋不已的报告，但他的脑中，却满是那份报告里的内容。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裕仁重新直起身来，他看了看桌上的文件，拿起了那份报告，又接着看了起来。

    刚才的报告虽然写的通俗易懂，但对于他这个对海洋生物学者出身的天皇来说，白银价格的上涨和中国的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还是不太容易弄明白，需要他用那无比尊贵的大脑仔细的思考才能够消化。

    “……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支那的对外购买力，给米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米国过剩的汽车和小麦，有助于米国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且提高银价可以借此打击支那的工业，削弱支那商品与米国商品之间的竞争，因为银价低导致支那的购买力低，支那人只能购买本国的便宜货，结果促进了支那工业的发展，而减少了米国商品在支那的销售，从而使支那成为米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具有破坏力的竞争者。若提高银价，将使支那货币升值，增加支那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支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米国的企业家和农民。今年6  月以后，由于国际市场上银价高涨，从支那国内运银出口有厚利可图，于是支那白银外流速度加快，数量增大。据支那银行部门的统计，今年1至8月，全国出超白银竟达7350万元，其中上海5880万元，占总数的80％。”

    “至今年年底，支那内地金融已呈山穷水尽之势，上海之华商银行再也没有新的增量资金来补充了，本年10月29日的上海存银量与上年10月30日相比，白银减少5350万两，银元减少272万元。本月上海白银存量约4.12亿元，与本年6月底的6.44亿元相比，减少了2.32  亿元。”

    “白银是支那的货币，  市面上一下子减少这么多通货，流通倍感缺乏，通货严重紧缩。因为白银不仅是支那的通货，还是支那银行的发行准备，在这次白银风潮中，外流的白银主要是银行库存。因此其通货收缩也就更加严厉。支那银行存底日趋空虚，支那国民对银行信用发生动摇，相率挤兑提现，于是金融恐慌随之而起。其实早在昭和五年（1931年），支那银行就已对房地产的贬值做出预警，大量卷入房地产抵押的支那钱庄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因为房地产的贬值将引起清偿贷款，这反过来进一部加剧了地产价值的损失，而一旦这个周期开始，就不可能再清偿基于房地产的资产。鉴于上海金融机构卷入房地产的程度，相应的资产损失将给支那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据英国汇丰银行的一名职员透露：支那政fu和商业银行已经被房地产套牢了。”

    “如今作为支那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恐慌程度尤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银根极度紧张，本年结算只有平时的一半，由于银根奇紧，  使得支那银行放款几乎不可能。尽管支那银行界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却也不得不允许企业借款转期。因为支那银行深恐如果压迫过甚，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在这个时候可能造成更为广泛的崩溃。第二，银钱业大量倒闭。从本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上海共有15家银行、钱庄倒闭，其中银行为8家。第三，拆息高涨，本年8上海拆息突然飞涨，9月为0.14元，10月涨至0.30元，11月高达0.40元，划头曾抬至0.46元，黑市则突破0.50元，这在上海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可见其银根奇紧到空前的程度。最后：地产、股票及其他信用证券价值狂跌，跌幅多在30％以上，金融资产严重缩水，其中跌得最早、跌得最多的是地产，因为上海地产的主要托盘者是外资，外资银行库存大量流失，必须导致地产价格下跌，再加上前期地产炒作最狂热，泡沫成分最大，因而缩水的要求也最强烈。”

    *

（三百八十九）地下协定

    （三百八十九）地下协定

    “面对此次白银风潮，支那政fu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在支我国银行家评论北京政fu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认为：‘大量事实证明，北京政fu对于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虽然积极，但拿不出多少切实有效的政策和举措，北京政fu极力打算建立一种更有利于发展私人企业的体制格局，但限于手段和财力，在这工商业萧条的年份里，北京政fu虽然愿意为濒临绝境的民营企业家们提供任何支持，有帮助有关企业克服和渡过危机的愿望，但由于支那依附英米等国的程度过高，米国带来的压力已经将北京政fu逼进了死胡同。’”

    看到这里，报告已经接近尾声，但裕仁脑中的风暴仍然没有能够平息下来。

    此时的裕仁，似乎已经能够看到中国崩溃的样子了。

    裕仁看完了报告，起身来到窗前，伸手推开了窗户，看到天皇陛下竟然不顾寒冷的站在窗前，迎着寒风，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旁边的侍卫官们都无比惊讶。

    “请高桥大臣过来，朕有事要和高桥大臣商议。”裕仁吩咐道。

    侍卫官领命而去，而裕仁则回到了桌前，继续看着报告。

    过不多久，身穿黑色礼服的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来到了御书房。

    君臣礼毕之后相对而座，裕仁将刚才看过的报告交给了大藏大臣，示意他先看一下。

    高桥是清恭敬的接过了这份只提供给天皇一个人看的报告，仔细地阅读了起来，裕仁注意到大藏大臣的神情很是专注，更加在心里肯定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您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情况吗？”在看到高桥是清看完了报告后，裕仁有些迫不及待的问道。

    “这份报告的言辞虽然有些夸大，但基本内容是属实的。”高桥是清说道，“支那的经济的确已经步入困境，情况相当严重。”

    “您觉得，日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新形势？”裕仁问道。

    “我个人认为，日本现在应该静观其变，不能轻举妄动。”高桥是清说道。

    “静观其变？”听了大藏大臣的回答，裕仁不由得愣了一下。

    “是的。”高桥是清答道，“刚才的报告中提到，支那政fu已经被逼进了死胡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确切。”

    “噢？”裕仁问道，“朕有些不太明白，您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听了天皇的要求，高桥是清的脸上竟然少有的现出了一丝为难之色。虽然转瞬即逝，但还是被裕仁发觉了。

    “您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朕想知道。”裕仁又说道。

    高桥是清略一沉吟，回答道：“陛下要知道，支那政fu是受米国扶持的傀儡政fu，华尔街的财阀们是不会轻易让这个忠于自己的政fu就这么倒台的，中国陷入混乱对米国也并没有什么好处。”

    此时的高桥是清，思虑再三，还是决定不把“第六帝国”的事情告诉天皇。

    1911年58岁的高桥是清就曾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两年后担任山本权兵卫内阁藏相。之后历任原敬、田中义一、犬养毅、斋藤实美和现在的冈田启介共计七届内阁藏相。原敬遇刺身亡之后他还被任命为首相。多年主管财政和金融，使高桥是清对国际金融的内幕有着深刻的了解。现在的他当然洞悉中国目前的艰难处境因何而来。

    日俄战争时期，高桥是清曾受命赴欧洲五次募集公债，而正是这些从欧洲银行家那里募集来的资金，支持日本打赢了那场“豪赌”式的战争！

    高桥五次募集外债工作的巨大成功，其实是和以罗特希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暗中帮助分不开的。从那时起，高桥是清便清楚地明白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存在及其巨大威力。在当时的欧洲金融界，由以罗特希尔德、卡赛尔和谢弗等为中心的犹太人血统的大财团统治，他们拥有超越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使是世界上的一流国家，如果无视它的存在，也难以推行其国策。

    俄国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和开发中国东北的资金，就是大部分出自这个财团之手。而俄国在日俄战争末期，财政之所以濒临破产的边缘，就是因为背离了这个犹太人血统财团的利益所致。当时英、美、德、法不同阵营的国家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财政支援，就显示了它拥有跨越国界的巨大威力。

    高桥是清深深地知道国际金融资本势力所能表现出的贪婪无度。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它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但它又异常的怯儒，对于些微的不利，反应极其敏感，常常是瞬息之间便会改变意图。有时它完全背离一个国家的意图；有时则又与之相吻合。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它会产生巨大的抵制作用，而反之则又会发挥出难以估量的威力。此外，犹太人还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也常常对于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趋向产生影响。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日俄战争，就可以知道战局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意向而展开的。国际金融资本势力原打算通过支持俄国经营东方世界获取利益。后来因为不满俄国残酷迫害其国内的犹太人，便改弦更张转而支持俄国的敌人日本，借以达到它们对俄国报复的目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它们感到俄国岌岌可危，便遗弃了俄国，企图变日本为助其谋取利益的工具。日俄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左右。而高桥是清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协调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意向和日本国家战略的需要。使两者休戚相关，相互依赖。其具体体现就是募集外债的巨大成功。

    “您的意思，是米国会帮助支那渡过难关，是这样吗？”裕仁又问道。

    “我只知道，米国不会让支那陷入混乱。因为米国需要支那这个巨大的商品倾销地。”高桥是清说道，“我能够肯定的是，米国会借此机会加强对支那的经济控制。”

    高桥是清没有告诉天皇，日本两次“征支”的失败，并不是日本不够强大，而是因为日本背离了以罗特希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意图！

    “米国……米国……”

    高桥是清的一番话让裕仁从刚才的激动和兴奋当中恢复了过来，他轻声的自言自语着，眼神竟然变得有些恍惚。

    “支那和日本，两强不能并立，将来必有一战……”裕仁喃喃地说道，“可支那的背后，是米国啊……”

    “所以，日本才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等待最为有利的时机。”高桥是清说道。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裕仁象是突然觉得有些疲倦的摆了摆手，结束了和大藏大臣的这次简短的对话，“朕有些累了，您也早些休息吧。”

    高桥是清起身向天皇鞠躬，然后告辞，在侍卫官的带领下离开了御书房。

    目送着大藏大臣离开，裕仁的目光盯在了墙上地图上美国的位置，久久没有离开。

    山西，太原，“大德银行”总部。

    此时，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内，晋商集团乔氏家族的掌门人乔映霞，显得有些坐立不安，而坐在他对面的大德银行行长阎维藩，却显得镇定自若。

    “京里那边儿还有别的消息么？”乔映霞叹了口气，问道。

    “再没有了。”阎维藩说道。

    “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却不知道？”乔映霞有些神经质似的问道，“或者是‘人和’那边儿有意不告诉咱们？”

    “不会的，咱们和京里财政部和省府那里是有‘直线’的，那边儿只要有了消息，咱们肯定马上就能知道。”阎维藩明白乔映霞在担心什么，安慰他道，“要说‘人和’，他们储备的银子，肯定比咱们只多不少，如果财政部真的要将白银收兑，他们‘人和’的损失肯定比我们大得多，要知道‘人和’可是杨总长的，他是不可能做不利于‘人和’的事的？”

    “唉！要我们储备银子的也是他小杨，天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乔映霞叹息了一声，坐了下来。

    “东家难道是信不过杨总长了？”阎维藩象是开玩笑似的说道，“可到现在为止，他小杨做的事，可都没错过，咱们跟着他走，从来就没吃过亏。连咱们的省长大人（指山西省长阎锡山），都听他的呢。”

    “这我知道，乔家能有今天，他没少帮咱们的忙。”乔映霞说道，“但这一次，我怕他会把以前给咱们的好处，全都收回去。”

    听了乔映霞的话，阎维藩心下颇不以为然，但他嘴上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自从乔映霞离异后，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已经大不如前了。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是乔氏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老大。他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民国初年，乔氏“在中堂”由他当家。他治家亦严，兄弟成家后均让其另立门户，独立为生。还自命斋名，如“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知不足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日新斋”、“习勤斋”、“时新斋”等。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远走避祸于天津。

    乔映霞深受乃祖薰陶，脾气乖僻，又具有其父逞胜好强的性格。他事业心很强，治家亦严，家人对其非常敬畏。他不甘乔家大业在他手中破落，因此力图振兴，以维护大家族的统一和完整，事事按乃祖父的遗训行事。映霞原配程氏是祁县东观村人，因难产早亡。继娶杨氏，是太谷县名士杨次山的胞妹，光绪二十四年嫁到祁县乔家。婚后两人情深意绵，但多年不育或育而夭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全家高兴至极，对小儿捧若珍宝。而杨氏却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杨氏去世后，乔映霞失去爱妻，恸哭流涕，日思夜想，誓志不再续娶。谁知十年后，乔映霞在天津躲难，偶因小病去协和医院，遇见正在医院病房实习的大家闺秀刘秀菊，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陷入情网，一来二去打得火热。虽然乔映霞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秀菊为了乔家的钱财，最终说服其父，和乔映霞宣布结婚。婚后生有一子，五年后，两人因个性不合，年龄悬殊，夫妻生活淡化，裂痕愈来愈深，最后以离异收场。离婚后，乔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造成终生跛腿。又因受刺激太深，1921年曾一度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及家乡三处往返休养，将大权下放。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乔氏家族的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杨朔铭实施首次币制改革后，大力扶持中国国内的金融业，乔家顺应时势，将原有的钱庄票号改组为更为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改组过程中，乔家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和帮助，而乔家在资金周转困难时，也经常得到财政部和“人和集团”的帮助，而对于杨朔铭本人的一些“指示”，乔家也言听计从，象这一次的“秘密储银”，就是在杨朔铭的要求下进行的。

    在储银工作完成后，果然如同杨朔铭所预计的那样，国际银价开始大涨，正当乔映霞为即将到手的巨大利润而喜悦万分的时候，却传出了政fu准备重订币制和以纸币收兑白银的消息。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乔映霞忧心如焚，他急匆匆的赶到了山西乔氏“大德银行”总部，向行长阎维藩问计，但他却惊讶的发现，阎维藩似乎对此并不担心。

    “虽说事有反常即为妖。但我知道，他小杨绝不会干拆自己台的事。”看到乔映霞还是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阎维藩说道，“您想想，他要是真的这么做，会在全国引发什么样的震动？听他的话储银子的，可绝不仅仅是咱们乔家和‘人和’啊，光咱们山西，康家、金家，刘家也都是唯他小杨马首是瞻啊。”

    “这倒也是。”听了阎维藩的解释，乔映霞终于平静了下来。

    看到乔映霞神色缓和下来，阎维藩不再提银子的事，而是和乔映霞说起了闲话，两人聊了一会儿，阎维藩感到有些口渴，正准备砌茶，一位银行经理快步的走了进来。

    “行长，京里财政部来人，要单独见您。”银行经理对阎维藩说道。

    听了经理的话，阎维藩和乔映霞不由得对望了一眼。乔映霞指了指身后的紫檀屏风，阎维藩点了点头，对经理说道：“快！有请！”

    银行经理匆匆离去，乔映霞起身快步躲到了屏风后，阎维藩则快速的将屋子里的东西收拾了一下，清理掉了另一个人曾经在场的痕迹。

    很快，伴随着阵阵脚步声，三个人来到了屋里，其中一人给他们做完介绍后便离开了，乔映霞知道这个人是刚才那位银行经理，剩下的两个人，就应该是财政部派来的“特使”了。

    “原来是王专员和刘干事，呵呵，好久不见。快请坐快请坐。”阎维藩的笑声响了起来，显然他认识来人。

    “阎行长，我们俩这一次是奉杨总长之命而来，这里有一封杨总长的亲笔信，请您先看一下。”来人当中的一位说道。

    “这信封上果然是杨总长的亲笔，呵呵，这一个签名可是价值百万呢，这信写的什么我都不用看了，杨总长有什么吩咐，二位尽管说就是了，在下无有不遵。”阎维藩笑道。

    “不，阎行长还是看一下信吧，总长特意吩咐过，要阎行长必须看信，如果看完信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便请阎行长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好，好。”听对方的话说得郑重，阎维藩打开信看了起来，一时间屋内变得静悄悄的，仿佛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

    虽然阎维藩看信的时间并不长，但屏风后屏住呼吸的乔映霞却觉得，时间仿佛已经停滞了。

    终于，阎维藩看完了信的全部内容，乔映霞听到了阎维藩长吁了一口气，一颗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杨总长小看了我阎某人，这样的与国与民与己都有大利的好事，我要是不答应，可就没有面目立于这人世间了。”阎维藩说话的声音竟然有些激动，听得乔映霞惊讶不已。

    “那就请阎行长在这份协议上签字吧，刘干事，把协议给阎行长。”王专员说道。

    等到签字完毕，王专员又说道：“此份协议一式二份，一份部里留存，一份阎行长留存，事关重大，请阎行长务必保密。这封信，杨总长命令我们，在阎行长看完后，即行销毁。”

    *

（三百九十一）清洗日资

    （三百九十一）清洗日资

    “这样的机密大事，稍有泄漏，便是天大的祸患，杨总长小心谨慎是应该的。”阎维藩说道，“可以理解。”

    随着几下打火机打火的声音，屋内纸弥漫起一阵淡淡的烟味，乔映霞知道，他没有机会看到杨朔铭的这封亲笔信的内容了。

    两名财政部特使起身告辞，在确定送走了他们之后，乔映霞从屏风后走了出来，看到乔映霞现身，阎维藩将那份协议交给了他。

    乔映霞拿过协议只看了一眼，面色立时大变。

    “财政部收兑白银是真的了？你怎么能答应呢？”

    “东家莫慌，这银子还是咱们的。”阎维藩指了指协议中的几项条款，“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银子留在咱们手里。”

    乔映霞听阎维藩这么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深吸了一口气，定下神来，仔细的看起协议来。

    很快，乔映霞看完了协议，但他眼中的疑惑之色，并未因此而消除。

    “这银子是在咱们手里，但这样一来，咱们不成了财政部的管库员了么？”乔映霞说道，“禁止在交易中使用实银，只许用银元券，又不许出境，那攒这许多银子有什么用？”

    “刚才杨总长在信里详细解释过这么做的原因。”阎维藩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他想要给咱们这些搞实业的人手里留下白银窖藏以备将来之用，不让这些银子流失到国外，再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

    “对付日本人？”听了阎维藩的话，乔映霞惊疑不已，因为他想不出，这白银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是的。从现在起，不出十年，我中华和日本必有一战，”阎维藩肯定地点了点头，竟然露出了一个恶狠狠的表情，“所谓的胜于庙堂之上，这一次，咱们中华先在经济上灭了它日本一道，当获必胜！”

    1935年1月3日  ，中国政fu财政部发布了《实施币制改革布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本年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农银行四家银行所发行之银元券为国家法定货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银元券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之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工农四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行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该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并保管。

    三、银元券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元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月  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银元券。除银元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银元券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银元券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银元券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由中央、中国、交通、工农四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1月8日，中国政fu又公布了一份“新币制说明”的文件，保证新币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中国政fu通过“回答民众对新币制的疑问”，强调了币制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针对有人怀疑汇兑稳定的可行性问题，中国政fu保证实行稳定汇率，如果汇率相差太大，四大政fu银行将联手进行干预。针对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波动，中国政fu保证波动将是暂时的，在短时间内就会稳定下来，并多半会维持在轻度通胀的水平上。关于禁止实银流通，中国政fu说明了使用纸币银元券的好处，建议民众改变使用实物白银的习惯，同时中国政fu声明，银元券有足够的准备金支撑，流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中国政fu发行纸币银元券的政策一公布，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发出英皇敕令，要求所有驻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守中国法令接受银元券，不得再使用白银。在中国金融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汇丰、麦加利等英资银行率先交兑库存白银给中国中央银行，总数近3亿两白银实银。花旗银行等在华美资银行也向中国政fu交兑白银计1.17亿两。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部。

    在一间会议大厅里，一场秘密会议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北京政fu成功地在经济和金融上再一次达成全国统一了。”

    “支那历史上的纸币发行信誉极差，因而屡次失败，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不，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支那政fu这一次发行纸币能够成功的关键是有了西方国家外汇的信誉和英米的支持，英米的支持是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开拓的战略目的，支那在欧战结束后能够将不平等条约废除，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支那的金融与英米挂钩，实现与英米经济金融一体化后，这些不平等条约便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障碍，这才是英米支持支那的经济基础。”

    “你们知道支那这一次拿到了多少财富吗？到去年为止，支那对外外债是13亿银元，而各国在支那的投资总计有60亿银元，在支那的民间债权、财产、房产等价值90亿银元，这些资产全部从白银被置换成为了银元券，这些财富是支那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倍！是支那货币发行量的五倍！也是支那自1840年以来所有的战败赔款的10倍还多！这是支那金融界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要知道，在满洲、蒙古和华北，外国资产以日本为多，英米这样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卑鄙啊！卑鄙！”

    “支那发行的货币与英米货币挂钩，本身就是符合英米的利益的，同时支那发行货币收兑了大批的白银与英米置换成为外汇，也就是他们的纸币，这些外汇所换取的白银流入了英米腰包，成为了重要的贵金属储备，平抑和控制了英米由于危机和信用破产可能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支那由于发行纸币购买力增加也消费了英米危机中过剩的产能，这样的结果对于英米是大大的有好处的。实际上支那把金融控制权交给了英米，英米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支那，而且更给英米以纸币换取支那的白银提供方便。”

    “别忘了，日本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国的支持实施才得以进行的，日本把对清战争赔款强迫支那兑换成为英镑，日本是在把支那赔付的4000多万英镑变成发行日元的储备，这样才换来了日本的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实际上是日本向英国等西方列强上了贡的！也不是日本仅仅通过维新就可以办到的。要知道对于西方列强，绝对不会愿意无条件的让那些被掠夺的、没有自己金融货币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系统，以此避免他们将来的货币金融掠夺取得经济独立的，一个国家的维新图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支那变法图强搞了那么久也没有把银本位改革成为西方式的金融体系，是因为支那的金融命脉操控在西方列强之手，控制支那的西方列强不允许支那改革成功！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支那这一次的金融货币改革中，日本的损失难以估计，因为日本在支那的大量投资和借款是以白银计算的，现在支那放弃了银本位货币制度，日本哪怕能要回这些白银，也无法当做货币使用，价值大大降低，而不要白银要支那的银元券，肯定是吃大亏的事情。这些投资和借款一旦变成了支那的纸币，挂钩在英美货币之下，这些借款就要随着英米货币的贬值而贬值，并且也被英米控制了，这样英美也得到了间接操控日本利益的好处。日本是和支那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支那的货币改革却不与日元发生关系，简直不可想象！”

    “支那金融体制的建立没有与日元挂钩，是支那和英米的阴谋！支那与日本的贸易不再是白银了，要知道日本的出口以支那市场为主，在日本的海外投资也是面对东亚市场的，日本在支那的白银实银收入变成了支那的纸币，在支那的投资的资本也变成了支那的纸币，这些都将随着支那政fu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外汇安全！而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支那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金融体制，支那的金融能力就会发生重大作用，同时支那市场的发展直接给日本产品造成竞争，也会吸引西方投资离开日本直接投资支那，这对于日本经济和国家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是支那在扮猪吃虎！真是可恶！”

    这些日本金融界精英们的对话，表明了他们多年来谋求的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策略的全面破产。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来，就谋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国的主权，日本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数额巨大。日本的借款都是以“经济借款”的面貌出现，让正金银行、兴业银行、朝鲜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另组“特殊借款团”作为投资团体，由大藏省拨出一亿日元发行兴业银行债券作为周转金。日本以这些贷款希望得到中日货币一体化的重大利益，让日元成为中国实际的通用货币，籍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主权。而中国迅速完成了国家统一，发展了经济，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以后，中国的精英却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利用日本贷款的“民间性质”，成功地与英美等国暗渡陈仓，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与日元而是与英美货币挂钩，给了日本巨大的打击。因为如果是中国政fu借的白银货币，中国政fu收兑白银则必须要给日本一个交待，而“民间行为”需要按照中国货币银元进行结算，而中国政fu换成纸币银元券了，这是日本方面必须接受的，因而日本在中国的金融资产被中国的新货币改革狠狠的清洗了一番。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败。

    事实上，日本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为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中，日本扮演的并不是什么光彩角色。而日本金融界对中国下的黑手，这些日本金融界的精英们是不会当众说出来的。

    在美国政fu颁布“购银法案”人为大幅抬高国际银价，在国内外大批收购白银，致使世界银价猛涨后。1934年世界银价比上年上涨了26.7；1935年上涨至最高峰。由于海外银价猛涨，出口白银便有利可图，以致造成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白银大量运出，给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侵害。面对中国的危机，日本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危中添乱，极力反对第三国采用稳定中国币制的任何努力，以求到达由日原来整理残局独占中国的险恶目标。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大肆收购、挤兑现银，偷运出境。日本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华北大批收购、走私白银，鼓动银行挤兑，制造金融恐慌。日本人在秦皇岛、山海关及沿海和长城各口，分别设立收购站，用日元纸币高价拉拢由关内运出的现银，“银元一千元，即能兑换到中、交洋票一千四百万”。关于走私白银的情形，据北京政fu的通报，“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大肆偷运白银，逐日约20万元左右。”日本走私的重点在华北。中国的媒体也曾揭穿说：“华北一带，目下藩篱尽失，沿长城各口东起秦皇岛、西迄古北口——在某国人把持之下，私运已经成了公然的机密。”“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逐日偷运白银约十五万元，即每月达四百余万元。”日本将走私白银一部存进国内的银行，弥补金库的空虚，剩下的大部分则运往日本本土熔炼为纯银，再运到伦敦市场高价抛售。

    日本偷运中国白银的情况，英美等国也并非全然无知，美国商务部就曾做出统计，1934年头九个月，日本运出白银总数共值7000万日元，而上年同期仅为500万日元。“就所知日本存银及日本登记的白银输进比拟之，不应若是之多”，显然，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偷运出口的。对此，日本的报纸也绝不隐讳地承认。据《日日消息》报导：“昭和九年玄月，日本输出白银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添了十余倍。从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输出的白银约有七千万日元，而日本年产白银仅一千万日元，故由日本输出之白银重要是由中国走私之白银。”在走私白银的同时，日本又在极力排挤英美干涉中国经济危机的同时，一再暗示可以向中国供给贷款，以缓和危机。但中国政fu清楚日本的险恶居心，对日本抛出的橄榄枝置之不理，在准备进行币制改革之时，也没有和日本商量。

    中国的币制改革方案公布后，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由于中国是在事先未通知日本的情况下公布币制改革，引来了日本军政各界的一片谴责之声。在中国宣布改革币制的第二天，日本驻中国公使有吉明便往访中国财政部长杨朔铭，当面责备中国在发布币制改革前不与日本商量。有吉明在致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说：“本使应约往访杨朔铭。……本使表示日本国民认为此项新制度，对英米方面曾进行充足的商量，而对于日本，则忽然实行，使日本国民对华情感深受影响，因此，使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不免有发生可忧的坏影响之虞。”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就中国币制改造发表谈话，表现“断然反对”这一举动。他鼓动说：“此案事先缺少预备，复缺少履行人才，又未得各国体谅，恐早晚数个月内，必产生漏洞。”因此，结束改革“实为救中国之唯一道路”。日本顾问本部也公然宣称，中国的币制改革是“疏忽具有东亚安宁权势之日本，捣乱东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国将断乎排击之！”

    *

（三百九十一）日本海军的技术转向

    （三百九十一）日本海军的技术转向

    1935年1月9日，日本陆军部发表公报称：“对日本来说，作为维护远东和平的稳固力量，决不能允许把中国置于英米资本统治下的任何尝试。”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也跳出来表态，称“支那政fu不顾普通民众之利益，谋白银国有，势将引起政治的或社会的混乱，甚至有产生重大事变之虞，对于极有政治经济关系的邻国日本，竟无丝毫之协商，赖外国之借款，作极端依靠欧美之所为，显系重拾排日政策。故以安宁东亚势力自任之日本，断难疏忽。”

    日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反应可以说十分强烈，而在日本军方表态的同时，日本的金融精英们也开始聚在一起商讨对策。

    此时，同样坐在那里的岩崎弥久，听着众人显得有些混乱的讨论，眉头渐渐的皱紧。

    而坐在不远处的藤田勇，则是一脸的阴沉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岩崎弥久当然知道，藤田勇如此的表现是为什么。

    他现在仍然感到庆幸，自己没有借给藤田勇更多的钱，也没有在上海的房地产上投入过多。

    但即便如此，这一次所遭受的损失，也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而象岩崎弥久和藤田勇这样遭受惨重损失的日本企业家，还有很多。

    很快，日本金融家们的话题集中到了对中国币制改革进行阻拦和破坏的方面。

    “我们在支那的银行和商社会应该拒绝交给支那政fu白银！”

    “应该阻止支那将白银运往英国和米国！”

    “我们可以采用高价套购白银的办法，将在支那的白银运出来！”

    “这些只能起到阻拦和破坏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摧毁支那的新货币政策！”听到这里，岩崎弥久实在忍不住了，高声说道。

    岩崎弥久的话好似晴天霹雳，让闹哄哄的大厅渐渐的变得安静下来，很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个身材矮小的人身上。

    “岩崎君有何高见？”有人问道。

    “日本想要夺回货币控制权，就应该和支那开战！”岩崎弥久大声的吼道。

    “在英米的支持下，支那的币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金融危机在很大水平上得以缓解，支那的生产一旦回升，经济复苏，国力便会空前强大！支那的币制改革带来了两大成果，就是英米把持支那金融权势的加强和支那国力的增添！这对日本无疑是可怕的威胁！想要打破这威胁，就必须同支那开战！”

    听到岩崎弥久的石破天惊之语，藤田勇险些从椅子上掉下来，他紧紧的盯着岩崎弥久，想要确定他是否是在开玩笑，但当他看到岩崎弥久那双满是狂热的眼睛，终于明白他不是在哗众取宠，而是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会议室里一时间静得出奇，不知过了多久，不知是谁轻轻的鼓了两下掌，象是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掌声渐渐的多了起来，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藤田勇这时才知道，不止是一个人有着和岩崎弥久一样的想法。

    舰政本部，造舰部设计室。

    “向支那开战！”

    “夺回被支那掠夺的财富！”

    “绝不能让英米的阴谋得逞！”

    站在屋子里看着手下人收拾图纸的平贺让听着窗外传来的军人和平民游行的呼喊声，目光不由自主的落在了手中的图纸上，可能是受了外面人们狂热的情绪感染，他那双藏在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也不由自主的发出异样的光芒。

    “真的要在新造舰艇上全面取消焊接技术吗？”疲惫不堪坐在椅子上的海军造船少将藤本喜久雄看着平贺让，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是的。”平贺让听了藤本喜久雄的话，眼中的光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鄙视。

    “不能这样！”藤本喜久雄绝望地大叫起来，“你不能这样干！这是犯罪！”

    “犯罪的是你。”平贺让冷冷地说道，“正是因为你的关系，才接连发生了两次严重的事故！”

    听了平贺让的指责，藤本喜久雄痛苦地垂下了头。

    平贺让所说的两次严重的事帮，便是震惊日本造船界的“友鹤事件”和“第四舰队事件”。正是这两次事故，毁掉了藤本喜久雄的前程。

    所谓“友鹤事件”，是作为《伦敦条约》的产物出现的。由于《伦敦条约》没有限制排水量低于600吨的水面军舰数量，对吨位在600吨至2000吨之间、装备4门以下口径不大于155毫米的主炮、无鱼雷发射装置、航速低于20节的军舰数量也未作限制。昭和初年日本海军的“鱼雷艇”构想，就是《伦敦条约》造成的后果。

    在大正末年的时候，日本海军已经废止了“鱼雷艇”  的称呼。昭和年间的所谓“鱼雷艇”，其实就是小型化的驱逐舰。以其首制舰“千鸟”型鱼雷艇为例，其设计排水量为533吨，搭载3门127毫米炮和4具  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速度达30节，实际战斗威力相当于当时的小型驱逐舰。由于排水量在600吨以下，因此不受《伦敦条约》的限制。但是，要在如此小的吨位里塞进这么多的武备，毕竟为不合理之举，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复原能力不足。“千鸟”号在试航中就发现，舵角为15度时，其倾斜度竟达30度，于是回厂改造，在两舷外加装凸出部，改造后排水量为730吨。

    “千鸟”级鱼雷艇一共建造了4艘，依次为“千鸟”、“真鹤”、“友鹤”、“初雁”。“友鹤”号于1934年2月24日在舞鹤工厂竣工，两天后自舞鹤出港，2月28日抵达佐世保，加入由“千鸟”、“真鹤”组成的第21鱼雷战队。从3月6日开始，该战队以轻巡洋舰“龙田”号为假想目标，展开野战训练。由于  “真鹤”号发生机械故障，因此只有“千鸟”、“友鹤”两舰参加。

    3月11日夜，第21鱼雷战队和“龙田”号巡洋舰临时停泊于九州岛西部、西彼杵半岛与五岛列岛之间的寺岛水道。12日凌晨1时15分，两舰起锚，准备进行最后的训练。但是当时海面风浪较大，因此于3时25分下达了演习终结的命令，全队返回佐世保。当时风向东南东，风速每秒20米，浪高4米，时有阵雨，但是比起高海况的太平洋来，当时的天气并不能说是非常恶劣。演习终止后不久，“友鹤”号的无线电收发机因摇摆幅度过大，从台上跌落下来摔坏，于是“友鹤”  号舰长岩濑奥市大尉下令通过灯光信号与另外两舰联系。

    凌晨4时左右，这支舰队在大立岛南方7海里处受到风浪冲击。此处海面被五岛列岛、平户岛和九州岛西北海岸围合，南面向东中国海敞开，由于地形、水深和风向的原因，形成了由南至北的复杂的三角波，其波长与“友鹤”号的固有摇摆频率吻合，“友鹤”当即于4时12份倾覆，此时距其竣工仅有半个月。

    “友鹤”号倾覆后不久，“龙田”号即发现与其失去联系，遂用探照灯搜索海面，并向佐世保镇守府发电汇报。12日天亮之后，海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下午1时左右，“龙田”号发现倾覆漂流中的“友鹤”号舰体，遂派出小艇，利用缆绳套住其螺旋桨轴，以1节的速度缓慢将其脱向佐世保。途中，佐世保港务部和佐世保海军工厂的救难队陆续到达，也参加到拖带工作中。

    救难船队以4节航速前进，于13日清晨7时抵达佐世保港。经水下作业，将桅杆切除，同时在舰腹打开几个口子，向舰内输入压缩空气，并救出3名在机舱工作的水兵。晚上7时，“友鹤”号借着满潮的机会被引入船坞，随即进行船底切开作业。“友鹤”号最终共计救出13名幸存者，而倾覆时溺毙和曳航途中在船舱中窒息死亡者达72人，试图逃脱而落入海中下落不明者28人，两者占了“友鹤”号舰员的绝大部分。

    日本海军在《伦敦条约》后建造鱼雷艇的目的，就是在夜间外海对敌舰队展开鱼雷夜袭。如今竟然在夜间外海因小量风浪即告倾覆，因此立即引发各界交相指责，认为此乃忘却复原性这一造船史上最大与最先原则所造成的损失。各方除要求造船界进行反省检讨之外，对于军方因国际条约限制、宁可牺牲安全性也要加强舰上武备的观念也提出了抨击。

    “友鹤事件”之后，日本海军立即组成了以加藤宽治海军大将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事故原因是由于重心过高所致，重心过高则是因为设计有缺陷，搭载武器过多。考虑到在小吨位舰上搭载大量武器的要求毕竟是出自日本海军自己，因此“特型驱逐舰”和“千鸟”级鱼雷艇的设计者藤本喜久雄只受到“谨慎处罚”。

    “友鹤事件”后，日本海军对现有的鱼雷艇和驱逐舰进行改造，以增大其稳性。“千鸟”级鱼雷艇拆除了2具鱼雷发射管，并将127毫米炮的炮塔改为炮盾，同时在舰底加入98吨的压舱物，将舰型完全改观。这一级鱼雷艇本计划建造16艘，至“友鹤事件”时才建成4艘，其余12艘被取消建造。此外，“特型驱逐舰”和“初春”级驱逐舰也进行了改装，前者在船底加装了上百吨压舱物，甚至在龙骨灌铅，以降低重心。后者将舰首背负的二号炮塔挪至尾部三号炮塔前，同时撤去一座三联装鱼雷发射管，减轻上层建筑重量，并且切开船腹，在龙骨处增加配重。

    受“友鹤事件”的影响，日本海军的“苍龙”级航空母舰和“最上”级巡洋舰的设计也进行了更改，将飞行甲板缩短，并撤去部分高炮，以求降低重心。

    “友鹤事件”给日本海军带来了很大震动，而不久之后发生的“第四舰队事件”更是令其不得不改弦更张，彻底改变了大正末期以来在舰船设计上求新求变的风气，使其重新回归到了平庸稳重的老路上来。

    1934年7月，日本海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舰艇的复原性改善工事。从7月开始，各舰队集结于本州岛北部青森县的八户冲，举行昭和九年度秋季大演习。在演习之前，“丛云”号驱逐舰在横须贺入港时发现舰首部位出现金属疲劳的裂纹，舰政本部造船官牧野茂认为这是危险的征兆，于是奏请军令部下令，不要让特型驱逐舰参加演习，但是他的请求遭到拒绝。

    昭和九年度秋季大演习分为青军和赤军两支舰队。青军代表日本舰队，由第一、第二舰队组成的联合舰队扮演；赤军代表美国舰队，由联合舰队抽调的军舰，以及第二线军舰组成的“第四舰队”扮演，包括航空母舰“凤翔”、“龙骧”、潜艇母舰“大鲸”、4艘“妙高”级重巡洋舰、“最上”号等9艘轻巡洋舰、“吹雪”型驱逐舰，以及大正时代建造的“神风”级和“睦月”级驱逐舰。

    演习开始前，第四舰队停泊于北海道函馆港，预定于9月24日出港，向预定演习海面前进。但没有人知道，当时有两股台风同时袭击日本，第一号台风在关东平原肆虐后，正以北北东的方向向本州北部移动；第二号台风当时在关岛和小笠原群岛中间的海域，这个台风没有向日本本土移动，而是以60公里的时速直接从海面上向本州岛以东的预定演习地扑去。

    第四舰队司令官松下元中将队第一号台风比较重视，为了避开台风锋面，下令推迟一日出港。9月25日早晨6时到下午4时，第四舰队的鱼雷战队、主力舰队和潜艇舰队依次从函馆出发，向演习海面驶去。此时第二号台风的时速已经猛增到90公里。

    9月26日早晨，津轻海峡秋高气爽。松下元收到了货船小仓丸发来的第二号台风警报，推测自己的舰队将在当天下午与其相遇，于是下令各舰关闭水密门和舷窗，做好防风防浪工作。9月26日下午3时许，第四舰队遇到第二号台风前锋，其风向正南，风速每秒40到50米，浪高25米到35米。松下元下令舰队掉头避风，但是他担心在恶劣海况下掉头会发生碰撞事故，同时认为借此机会对舰员进行克服台风的训练非常有意义，因此命令舰队以半速继续前进。

    下午4时半左右，第四舰队进入台风风力最强的地区，  4时31分，“睦月”号驱逐舰的舰桥被海浪拍扁，航海长当场死亡。“睦月”号的舵机也被海浪砸坏，一等水兵上妻隆千代在舰尾的应急操舵器旁坚守了  3个小时，始终使舰首保持着迎风的方向，才挽救了全舰人员的性命。

    “睦月”号舰桥受损的同时，“龙骧”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也被巨浪砸塌，尾部的机库壁被海浪冲破，大量海水翻卷着涌入机库，情况十分危险。幸亏应急处置措施成功，加上防水区划严密，“龙骧”号才免于沉没，拾回了一条命。

    5时20分时，一股巨大的三角波向“初雪”号驱逐舰袭来，“初雪”号两头被海浪抬起，中间价空，巨大的剪切力在瞬时间将它的舰首沿着舰桥至2号船舱的位置齐刷刷地掰了下来。“初雪”号舰长一面下令水兵用木料支撑住舰首残余部位的隔壁，一面下令将鱼雷投入海中以调整重心，10分钟后又向海中抛弃了106发炮弹，并用探照灯向友舰发出求救信号。“初雪”号最后被“羽黑”号巡洋舰拖到大凑港，在当地作了应急修理，最后在舞鹤海军工厂安装了新舰首。“初雪”号断裂的舰首在海中又漂浮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本战队所属的“那珂”号轻巡洋舰发现，不过完全没有营救对策。随着时间渐渐流逝，担心舰首存放的密码资料外泄，又推测舰首内恐无人幸存，于是“那珂”号以舰炮将其击沉。

    在这场台风中，另一艘“吹雪”级驱逐舰“夕雾”号的舰首也被切断。“睦月”号、“菊月”号、“三日月”号、“朝风”号等四艘驱逐舰的舰桥被风浪击垮。航母“凤翔”号和“龙骧”号的飞行甲板受损，“龙骧”号的机库被海水浸泡。重巡洋舰“妙高”号舰体中部铆钉松弛，轻巡洋舰“最上”号的舰首部外板发生龟裂，潜艇母舰“大鲸”号的舰体中央水线部位，以及舰桥前方的船体外板也出现了裂缝。此外还有“春风”、“松风”、“朝风”等9艘驱逐舰的上层建筑在风浪冲击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特型驱逐舰舰首被台风切断的事故令日本海军震骇不已。“第四舰队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立即成立调查委员会对事故原因开展调查。

    *

（三百九十二）“超战舰”和“九段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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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九十二）“超战舰”和“九段作战”

    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日本海军新造舰艇中大量使用了电气焊接，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此外，第四舰队遭遇的巨*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一般来说，波高与波长之比达到二十分之一，就被认为是少见的巨*了，而根据第四舰队各舰的描述，遭遇第二号台风时的波高与波长之比达到了十分之一，海况之恶劣远远超过了各舰的设计强度所能应付的水平。[.]

    “第四舰队事件”后，日本海军对其全部战舰进行了第二次大改装，主要内容是增加强度，此外在小型舰艇上又撤除了一部分武备，以增大稳性。这次事件之后新造和改造的日本军舰在稳性和结构强度上有很大改善，恶劣海况下的复原性也大大提高。

    此外，“第四舰队事件”暴露了日本在太平洋气象和台风研究上的缺陷。此后，日本在西太平洋各岛上设立了许多气象观测站，并派出气象观测船，以了解台风构造，掌握应对知识。“第四舰队事件”刺激了后来日本气象学的发展，也算是不幸当中的收获了。

    “第四舰队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令日本海军失去了对焊接技术的信赖。思想保守的造船专家平贺让博士所在的保守派在事件之后得势，把持了舰政本部造舰部，平贺让下令在新造舰艇上一律取消电焊，代之以传统的铆接。平贺让一直对新技术似乎有着特殊的不信任，在他领导之下日本的军舰设计日渐趋于保守。

    在得知了平贺让的做法后，藤本喜久雄感到怒不可遏，他愤怒的指出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在造舰技术上是一种倒退，将使日本海军在今后后拉大同美英海军的差距。但此时的他因为这两次事故，已经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再也没有力量对舰政本部施加影响了。

    看到平贺让决意一意孤行，藤本喜久雄知道再说无用，他叹息了一声，不再说话，而是默默地看着工作人员收拾他的图纸和资料。

    阵阵微风从窗外吹了进来，一张设计简图从桌面上飘起，在微风的吹动下，竟然飘落到了藤本喜久雄的脚边，藤本喜久雄俯身将图纸捡了起来，当他的目光落在图纸上那熟悉的线图时，竟然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张图纸的标注处，赫然写着“超战舰”的醒目字样。

    平贺让上前从藤本喜久雄手中一把夺下了图纸，当他看到图纸上面绘制的那艘拥有呈金字塔形排列的四联装主炮的巨型战列舰时，不由得轻蔑的冷笑了一声。

    这张图上画的，是藤本喜久雄设计的已经被否决了的日本“超战舰”设计图。

    日本海军在“未来作战”的构想中，曾经设想建造一级搭载510毫米主炮的“超战舰”，作为对美海上决战的主力奇袭力量。这一构想最初发端于1930年，至1933年时，日本海军舰政本部已经有“建造舰宽超过巴拿马运河船闸”的巨型战列舰的构想。1933年10月21日，海军军令部参谋石川信吾中佐发表了《次期军备对策之拙见》一文，认为“当年‘无畏舰’诞生，令当时现存战列舰一夜之间全部过时。如今在兵力仅为美国七成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建造威力凌驾于所有现存战列舰的巨大战舰，将令美日海军力量对比向对日本有利的一方倾斜。盖因巨型战舰将超过巴拿马运河的通过能力，美国如要建造同类战舰以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就必须建造足够配置给两洋的数量，将给美国带来无法忍耐的巨大经济负担。”

    1933年底，石川信吾便委托舰政本部设计师藤本喜久雄的心腹江崎岩吉造船中佐核算了巨型战舰的主要参数：排水量50000吨，航速30节以上，主炮为9门左右的20英寸炮，防御能力为在2万米到3.8万米的距离内可以防御现有的16英寸炮弹，此外在命中10发左右的500公斤弹头鱼雷后仍可保证安全。根据估算，这级“超战舰”的威力将比日本海军现有的“长门”级战列舰、中国的“共和”级战列舰、美国的“科罗拉多”级战列舰和英国的“纳尔逊”级战列舰强出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在太平洋方向，鉴于中国海军颇具威力的“共和”级战列舰和“光荣”级战列巡洋舰已经拆毁，建造2艘这样的“超战舰”，就可以抵抗力现有的美国海军“科罗拉多”级战列舰，并且能够在单舰战斗力上毁灭性地压倒对方。

    1934年3月21日，日本海军军备限制研究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研究了相关的资料，以及其他各国造舰竞赛的参考资料。军备限制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发起人为当时的海军次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成员来自海军部、海军省军务局、海军舰政本部和海军航空本部。该委员会研究之后，决定对“超战舰”的可行性展开论证，包括该舰主炮究竟采用何种最大口径，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否有能力建造同类军舰，以及所需造舰预算和日常维持费用为多少。因为日本已经觉察美国在建造拥有16英寸主炮的战列舰，因此“超战舰”的主炮口径必须要凌驾于其上才行。

    由藤本喜久雄提出的“超战舰”技术规格为标准排水量5万吨，满载排水量6万吨，长290米，宽38米，吃水9.8米。武备为12门20英寸主炮，安装在舰首的三座四联装炮塔内，仿照英国“纳尔逊”级战列舰，排列为金字塔形。此外还装备16门155毫米副炮，全部安装在双联炮塔内，8至11门127毫米高炮，高射机枪若干，可以进行俯冲轰炸的水上飞机12架，弹射器3座。舷侧装甲厚度为16英寸，装甲甲板厚度为11英寸。“超战舰”将安装总功率为14万匹马力的蒸汽轮机，航速30节左右，载油6000吨。

    “超战舰”所需的20英寸口径舰炮大大超过了日本现在的兵工技术水平。1916年，海军吴工厂就曾经试制了1门“三六厘”（实际口径为480毫米）舰炮，但是由于炼钢、浇铸等技术不过关，炮身存在细小裂纹和砂眼。这门炮在仓桥岛龟首射击场进行射击实验时，在第九次发射中炸裂。后来日本技术人员将口径改小，试作了一门460毫米炮，在减少装药的情况下勉强试射成功。1927年，吴海军工厂在试制长身管径）的410毫米舰炮时也面临技术难关，不得不在制作出炮身粗材后草草放弃。前车之鉴在此，担任舰炮设计的舰政本部第一部负责人不得不指出生产20英寸舰炮所面临的技术风险。

    1934年7月5日，江崎岩吉提出了修正后的“超战舰”设计方案：排水量67000吨，装备9门460毫米炮，安装在三座三联装炮塔内，全部集中在舰首；4座155毫米三联副炮塔，4座双联装127毫米高炮；6轴，20万马力，航速31节至33节，18节时续航力1万海里。该设计的核心思想是以2艘超战舰和2艘新造的航空母舰为核心，以33节到34节的高速截击美国航空母舰作战群。此外，还有4轴、最高航速28节的第二方案。

    但是1934年发生的“友鹤事件”和“第四舰队事件”使“超战舰”的设计工作被迫终止，并进行重新检讨。“造船鬼才”藤本喜久雄和江崎岩吉的方案被否决，福田启二大佐接任了“超战舰”的设计，日本造船界的元老级人物平贺让担任技术指导。此时，以航空本部部长山本五十六少将为代表的“航空派”已经敏锐地看出了航空母舰在未来海战中的巨大优势，因此反对建造两艘无用的巨型战舰，但是以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亲王、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和舰政本部部长中村良三为首的死忠的“战舰党”，否定了“舰队航空化”的主张，无论如何也要建造巨舰，以作为“帝国海军精神的象征”。

    1934年10月，军令部将江崎设计方案打回舰政本部，提出将航速提高至35节左右，同时增加舷侧防御。设计负责者以“技术上不可能”为由将军令部的意见顶了回去。军令部遂再度对超战舰要目加以修改，认为新战舰在未来的作战使命主要是参加敌航母舰队的追击战，与战列舰队展开水上打击战，因此有必要改善设计条件，将一座主炮塔移至舰尾。最后在1934年12月1日以“a-140”的计划代号正式命令舰政本部开始设计工作。“超战舰”就此纳入日本海军的舰船建造计划。这就是后来的“大和”级战列舰。

    而对于“超战舰”的设计，藤本喜久雄还有一个“私人设计案”，在这个方案中，超战舰的排水量放大到了72000吨，全长320米，主炮为12门，以四联装的方式安装在舰首的三座主炮塔里，舰型和“纳尔逊”级类似。由于炮塔尺寸和重量过大，这个方案没有能够被提交给舰政本部讨论。

    刚才藤本喜久雄手中拿着的被平贺让夺去的那张图纸，就是“藤本私人案”的设计简图。这可以说是藤本喜久雄“鬼才生涯”的绝笔。

    藤本喜久雄呆呆地看着平贺让将图纸交给了一位工作人员装入档案袋，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慢慢的恢复了平静。

    很快，工作人员便将房间里的图纸和资料收拾整理得差不多了，平贺让正打算离开，一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将一幅铅笔画交给了平贺让。而藤本喜久雄的目光，也跟着落到了那张画上。

    这幅画上，是用粗细不同的铅笔仔细的勾画出的一艘威武的战列舰，这艘战列舰拥有巨大的塔式舰桥和烟囱，在舰首处，有三座巨大的呈金字塔排列的四联装炮塔，此时这些巨型炮塔的四联装主炮分别扬起了两根炮管，呈45度角向着天空猛烈开火，炮口喷出长长的火焰，夹带着浓浓的黑烟。在这艘巨型战列舰的周围，还有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而在舰队的上空，竟然还画有几架飞机。

    “这是你画的？”平贺让立刻便认出了这是那艘“藤本版超战舰”，不由得又是一声冷笑。

    藤本喜久雄有些木然地点了点头。

    平贺让又看了看这张想象图，他看着藤本喜久雄那满是血丝的眼睛和鬓边有些花白的头发，面无表情的将手中的画交给了藤本喜久雄，转身走开了。

    北京，中华民国海军部，海军情报局。

    此时，在情报分析室里，几个人正在谈论着刚刚从从日本得来的最新的情报。

    “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海军重新制订了作为华盛顿会议对策的海军整备计划。该计划分为计划a和计划b，作为‘当前应急之策’需要完成的计划a包括：第一，完成‘盘城’、‘天龙’2艘航空母舰；第二，建造8艘‘古鹰’级中型巡洋舰和8艘‘妙高’级大型巡洋舰；第三，确保建造26艘驱逐舰的舰体；第四，建造14艘巡洋潜水舰和10艘机雷潜水舰和28艘舰队潜水舰。”

    “潜水舰？”

    “就是潜艇。日本人的称呼就是别扭。”

    “这个清单其实是很说明问题的。从这个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海军对《华盛顿条约》的对策就是大量建造在条约中未限制数量的巡洋舰、驱逐舰、大型潜艇等舰种，同时开发新式的远程氧气鱼雷，以求在开战时发挥这些辅助战舰的数量优势以及鱼雷战的优点，在双方舰队决战前尽量消耗美国舰队，以求在最后的舰队决战中能够以现有的舰队规模击败美国的主力舰队。根据日本海军‘有终会’1934年的统计，自《华盛顿条约》生效之后到1934年这几年时间里，日本海军用于建造主力舰的‘军舰制造费’为16523万日元，而用于建造驱逐舰、潜艇、潜艇母舰等辅助军舰的‘辅助舰艇制造费’达9亿3826万日元。这一比例也真实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海军的发展趋势。”

    “是这样，1926年和1927年，日本海军两度追加了造舰计划，以求充实洋上鱼雷战兵力。新增加的军舰建造计划包括8艘‘高雄’级巡洋舰、36艘‘吹雪’型驱逐舰、追加3艘巡洋潜水舰和5艘舰队潜水舰。新的造舰计划被称为计划b。至伦敦海军会议前夕，又形成了计划c，包括建造6艘‘金刚’级代舰、追加6艘‘高雄’级巡洋舰和30艘‘吹雪’型驱逐舰，追加6艘巡洋潜水舰和36艘舰队潜水舰，以及追加2艘大型航空母舰。”

    “现在的日本海军以计划c为主体，形成了1932年度的第一次补充计划，即‘壹计划’。在提出对美国的‘九段作战’战略后，又于1933年对计划进行追加，进而形成了1934年至1935年的第二次补充计划，即‘贰计划’，包括建造2艘‘苍龙’型航母、4艘‘最上’型巡洋舰，以及增加‘初春’型驱逐舰。”

    “照他们这种扩建速度，咱们可是很危险啊”

    “扩建速度是一方面，关键是我们得明白他们的战略意图，才能有的放矢。”

    “日本人的战略已经现在我们应该是已经很清楚了，从日俄战争结束以来，日本海军的对美本土决战思想就是将舰队主力集合在奄美大岛一带海域，然后前出至本州岛以东海面，发动‘洋上鱼雷战’和舰队大决战。以现在我们得到的情报综合来看，日本人除了将决战地点前移至小笠原群岛外，这一思想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伦敦会议后，日本海军在辅助战舰方面的扩充计划也宣告流产，他们于是进一步决定将战场延伸至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在美国舰队离开母港后立刻展开奇袭攻击。这种观念不断修正后的产物，就是所谓的‘九段作战’计划。”

    “‘九段作战’计划？怎么个‘九段法’？”

    “听起来，这个‘九段作战’好象没咱们中华海军什么事似的。”

    “这个‘九段作战’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咱们具体来看一下。”一位军官摆了摆手，伴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影壁墙上很快放下了一幅巨大的环太平洋地区的地图。

    “这个‘九段作战’是专门冲着美国人去的，对于咱们，日本人其实是另有布置的，咱们先说他们对付美国人的办法。”

    （三百九十二）“超战舰”和“九段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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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九十三）小杨才露尖尖角

    收费章节(20点)

    （三百九十三）小杨才露尖尖角

    “日本人的这个‘九段作战’的设想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与大西洋舰队在开战后大致将分成两群，一群是以轻巡洋舰为主力的亚洲舰队，由菲律宾出发。对于这支舰队，日本预定以同样由轻巡洋舰为主的第三舰队应付。美方另一群舰队，也就是被大西洋舰队增援后的太平洋舰队，预计将由美国西海岸或夏威夷出发，并将再分成四群：一群以潜艇组成的舰队将对日本展开破交战；另一群以4至6艘重巡洋舰为主力，将投入奇袭、骚扰任务；第三群以14艘重巡洋舰为主力，将担任主力舰队的前卫与侦察任务；最后一群则以15艘战列舰和若干艘航空母舰为主力，担负对日作战的主力。”[.]

    “日本人将与美国舰队的作战分为9个阶段：第一段是自美舰队西海岸出发，直至抵达夏威夷。之后美国舰队将占领马绍尔群岛的一部分，以此作为桥头堡。美国舰队从夏威夷出发后的航程被定为第二段，占领马绍尔群岛前的航程是第三段。占领马绍尔群岛后，美国舰队将抵达被日本人称为‘内南洋’的西太平洋海域，这是第四段航程。随后日本人设想美国舰队由马绍尔群岛出击，直至加罗林群岛附近的日本预定区域，这段距离被分为第五段和第六段。预定决战前夜是第七段，预定决战日黎明为第八段，最后的舰队决战是战争的第九段。日本海军的计划是，各舰队在开战后72小时内集结到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以此处作为前进根据地。”

    “日本人的这个计划预计对美战争将在1946年爆发，届时第一、第二段将分别以4艘侦察巡洋舰、6艘2800吨级‘旗舰潜水舰’和40艘1900吨级远洋潜艇进行沿途监视。第三至第六段所需的兵力为6艘各装备12门508毫米炮的‘超战舰’、8艘‘瑞鹤’型航空母舰、2艘侦察巡洋舰、4艘‘旗舰潜水舰’和30艘1400吨级的‘海大’型潜艇。第三段、第五段将由‘海大’型潜艇发动群体袭击，第四段、第六段美国舰队将分别遭到舰载机和陆基飞机的攻击。在决战前夜的第七段，日本海军将以6艘潜艇、38艘巡洋舰和8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鱼雷战部队展开夜袭作战；次日凌晨的第八段以20艘潜艇和舰载机进行补充打击。在舰队决战的第九段，将以16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20艘潜艇的兵力对美国主力舰队进行最后的打击。”

    听完了关于“九段作战”的介绍，有人笑了起来。

    “日本人的思维还是那么的一厢情愿。且不说一旦战争爆发，美国的工业全力开动，美国海军的兵力会不会象他们预计的这样，就是象他们设想的那样，美国人会那么傻的按照他们的计划往他们设好的圈套里跳么？”

    “日本人总是这样，他们总是认为，他们一直掌握着主动。”

    “日本人难道忘记了咱们中华海军的存在么？还是他们认为，没有了‘共和’级战列舰和‘光荣’级战列巡洋舰，咱们中华海军就什么也不是了？”

    “从日本人针对‘九段作战’的兵力配置来看，它对各个阶段所用的军舰性能都有特定的要求。就主力舰而言，由于条约财力都限制了日本人新建更多军舰的可能，因此日本海军在1923年后花费1亿2580万日元，对现有的主力舰进行了现代化大改装。改装项目包括增加水下的防雷突出部隔舱，强化装甲防御，增大主炮仰角以提高射程，更换锅炉以提高功率等等。日本海军中的条约反对派一直抱有‘限制军备反而更加浪费’的观点，强词夺理地争论说，与其花莫大的修理费对旧战舰实施改造，不如建造新舰。不过，从技术的观点看，既然新造战舰项目被冻结，那么日益老朽化的现有战舰必须根据海军技术的进步加以改装，否则必将在未来的海战中失利。从经济的观点看，进入‘海军假日时代’以后，日本海军的舰船建造费大幅度削减，造船工业进入不景气状态，通过对主力舰实施现代化改装，可以留住一大批造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使其免于流失。”

    “其实你们注意到没有，日本人设想同美国的战争是在1946年爆发，那是不是他们认为，在1946年之前，便会先行消灭掉我中华海军？”

    “有这个可能性，只是，这只怕又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我想知道的是，日本人靠什么来消灭咱们中华海军？咱们中华海军现在是没有巨型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了，但现在没有，不等于开战时不会有。”一位军官挤了挤眼睛，意味深长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其他的军官全都会心地一笑。

    对于“海军假日时代”的中国海军的真实现状，没有谁比他们这些人更清楚的了。

    “日本人上一次在‘釜山海战’中吃了大亏，他们想要报复，要么建造超级巨舰，要么就是航空母舰，依靠轻型舰艇打掉咱们，那是痴人说梦。”

    “不错，日本人现在极为重视飞机和航母，航母方面，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都没有规定日本海军航母的总吨位。在1930年时，日本海军已经拥有4艘航空母舰，即33000吨的大型航母‘盘城’、‘天龙’，7470吨的小型航母‘凤翔’、‘龙骧’，总吨位为80570吨。这4艘航母被编成为两个航空战队，分属第一和第二舰队。其中大型航母配备舰载战斗机24架、舰载攻击机12架，小型航母配备舰战和舰攻各6架。”

    “日本人对外宣称‘盘城’和‘天龙’两舰的的标准排水量为26900吨，而这两艘航母实际装备了10门8英寸炮，所以实际吨位要更大。日本人正在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他们的‘贰计划’以华盛顿条约期满废止为前提，决定再新建2艘航母，即‘苍龙’和‘飞龙’，以及1艘‘凤翔’号的替代舰。另外再建造3艘小型航母的舰体，即潜艇母舰‘剑崎’、‘高崎’和‘大鲸’。”

    “咱们中华海军的航母的进展，日本人想必是不知道的。要是他们知道了，怕是就不会弄出这些不着调的东西出来了。”

    “日本人在巡洋舰方面的动向也值得我们注意，日本人在1918年的‘八八舰队’规划中，曾计划建造3艘7100吨级和6艘3500吨级两种轻巡洋舰。这批军舰将用作鱼雷巡洋舰和侦察巡洋舰。7100吨级轻巡洋舰后来发展为‘古鹰’型巡洋舰，而3500吨级轻巡洋舰的规格后来依次调整为4100吨、5500吨。从1920年到1925年，日本海军先后建造了‘球磨’级、‘长良’级、‘川内’级共14艘5500吨型中巡，这批巡洋舰都装备7门单装140毫米炮和三座三联装鱼类发射管，航速3年，日本舰政本部设计师平贺让和藤本喜久雄二人共同试制了‘夕张’号小型巡洋舰，以不到3000吨的吨位获得了与5500吨级轻巡洋舰相等的战斗力。由于这一试验获得成功，因此‘夕张’号成为此后日本海军各型巡洋舰的母型。14艘‘5500吨型中巡’加上排水量2890吨的“夕张”号，日本海军的轻巡洋舰总吨位为7.43万吨，据伦敦条约的万吨限额尚有2.62万吨的富裕，因此日本海军决定用这些吨位建造4艘8500吨级‘最上’级巡洋舰，以取代明治时期建造1930年至1931年退役的‘利根’级、‘筑摩’级轻巡洋舰。目前各主要海军国家的轻巡洋舰主炮口径大多是6英寸，德国为5.9英寸。日本海军出于日本人体质方面的考虑，在早期的轻巡洋舰上采用140毫米主炮，其炮弹重量为37公斤，轻于6英寸炮弹的45公斤，可以由单人搬运。伦敦条约规定轻巡洋舰最大主炮口径可达155毫米寸）后，日本海军在‘最上’级巡洋舰上首先搭载了15门155毫米炮。”

    “就现在的日本海军而言，其主力舰改装之后的技术性能和武备指标并未与其他海军强国的同类军舰有太大的差异，而新建的巡洋舰已经鲜明地反映出强化武备的倾向。一万吨级条约型巡洋舰而言，日本海军‘妙高’型、‘高雄’型重巡洋舰主炮数量比大多数英国、法国、意大利海军的重巡洋舰多出2门，比美国海军除‘彭萨科拉’级以外的重巡洋舰多出1门，主炮塔的数量则是目前海军强国里最多的。此外，日舰的武器配备反映出重视鱼雷战的思想，在重巡洋舰上也搭载10多具大口径鱼雷发射管。不过，日本海军中武备强化思想实现得最彻底的，还是鱼雷战所用的驱逐舰和其他小型战舰。因为在这个‘九段作战’中，决战前夜的夜间鱼雷战对日本海军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建立强大的鱼雷战力量一直是日本海军的追求目标，所以日本人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多，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还有，日本海军对轻巡洋舰的定位与英国海军不同，因为日本没有英国那样广袤的海外殖民地和通商权益，所以以轻巡洋舰作为鱼雷战队的骨干力量，扮演英国海军中驱逐领舰的角色，由1艘轻巡洋舰率领4艘驱逐舰组成一队，4队组成一支水雷战队，进行分队作战。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

    “再说说日本人的驱逐舰。这是照片。”一位军官打开了幻灯机，将经过处理的照片放在了上面，“‘吹雪’级大型驱逐舰可以说是由日本海军技术人员投入心血精心设计的产物，其设计主持者是‘鬼才’藤本喜久雄，不过据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个人已经离开了日本舰政本部了。‘吹雪’级驱逐舰标准排水量1700吨，大大超过此前日本海军最大的‘睦月’级驱逐舰（‘睦月’级为1300吨），航速达38节，主炮由120毫米增至127毫米，鱼雷发射管亦改为9具，比之以前的‘睦月’级驱逐舰提高了一半的战斗力。此外再加上增大干舷、提高凌波性，使得其航海性能卓越，该级舰的舰桥和桅杆也采取新造型，外观流线且精悍。大家知道，美英驱逐舰规格多为装备4门102毫米炮、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排水量多在1000吨左右。而现在，无论在吨位还是在战斗力方面，‘吹雪’级都远远凌驾于其对手之上。此外，为了减轻舰体重量，‘吹雪’级的舰体大量采用了焊接技术，以代替铆接。”

    “看起来不错。”有人说道。

    “‘吹雪’级驱逐舰共计24艘，它们和随后建造的4艘‘晓’级驱逐舰又被合称为‘特型驱逐舰’。与‘吹雪’级相比，‘晓’级驱逐舰减少了一座锅炉，前烟囱变细。由于舰桥构造及炮战指挥机构呈复杂化的趋势，因此上层建筑体积变得巨大，在复原性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是‘初春’级驱逐舰，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强化武备的思想。该级驱逐舰排水量1490吨，航速装备5门127毫米炮和9具610毫米鱼雷发射管。在前部以背负方式布置了一座双联炮塔和一座单装炮塔，二号、三号鱼雷管也以背负方式布置在中部。此外，就驱逐舰而言，‘初春’级首次配备鱼雷再填发装置，为了布置该装置，必须将2号烟囱由中心线向右舷移动，两座烟囱的倾斜角度不同。”

    “这个‘初春’级驱逐舰，看上去可是很有新意的啊”

    “但是，这个‘初春’级驱逐舰也存在问题，你们看，在排水量比‘吹雪’级小300吨的情况下，硬塞进与其同样多的重型武器装备，还要保持高航速，在复原性方面自然会出问题。”

    “没错，1933年9月18日，‘初春’级二号舰‘子之日’号在下水后进行全速转弯测试时，其最大倾斜角达27度，比旧有的驱逐舰大10度，不得不在竣工之后立即回厂进行船腹改造。去年3月发生海难事故后，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现在应该是强不少了。”

    就在军官们讨论的时候，坐在他们当中的一位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却坐静静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从军衔来看，这位年轻军官的军衔无疑是他们当中最低的，他只是一名海军少尉。照理说是不太可能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而且还一副“沉默是金”的样子，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面前，和其他人一样，放着厚厚的文件和图片资料。

    “现在关于日本海军如何对付咱们中华海军的情报还没有到手，但从日本人造的这些军舰上面，咱们也大致能猜他个**不离十。”一位军官看了看这个陷入沉思当中的年轻人，笑着问道，“是不是，小杨？”

    “小杨想到什么了，能说说吗？”。有人问道，尽管问话的人在微笑，但周围的其他军官知道，他对于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任何轻视的意思。

    “日本人虽然努力的在发展航空母舰，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航空制胜论’者，”年轻的海军军官说道，“日本人骨子里，还是沉迷于‘大舰巨炮’的威力。这个‘九段作战’的最后，以战列舰和美军舰队决战，就是证明。”

    “说的是。”问话的军官点了点头，眼中闪过赞许之意。

    杨兆中——那位年轻的海军军官，财政部长杨朔铭的长子——看着墙上的日本军舰照片，说道：“但是在未来，海战的方式将会发生变化，飞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无论日本制定什么样的计划对付我们，只要我们把握住正确的方向，胜利就是我们的。”

    “小杨的意思，就是未来的海战战场，将是飞机的天下。”另一位军官笑着说道，“我忘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航空制胜论者，我这样铁杆的‘大舰巨炮党’，已经过时了，呵呵。”

    “小杨是航空制胜论者，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一位军官笑着说道，“毕竟造飞机比造超级战列舰要省钱嘛。”

    “小杨算过没有，一艘先进的八万吨级战列舰，需要多少飞机才能干掉？”另一位开玩笑似的问道。

    “二百架足够了。”杨兆中说道，“当然，这些飞机得配备威力足够大的炸弹和鱼雷。”

    （三百九十三）小杨才露尖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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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九十四）碧空响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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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九十四）碧空响翼

    “二百架？”有人惊讶的叫了起来。[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是的，在性能优异的新式飞机面前，战列舰将是靶子。”杨兆中迎上了众人的目光，肯定地答道。

    “要是二百架飞机就够了的话，超级战列舰可真是危险了。”那位军官笑了笑，显然不太相信杨兆中的结论，“不光是日本人的那个什么‘超战舰’，咱们造舰委员会那帮人要求建造的十二万吨级巨舰，也可以休矣。”

    “建造十二万吨的巨舰纯粹是浪费国力，根本没有必要。”杨兆中听出来了那位算是他长辈的军官的话中的不以为然，脸色微微一红，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巨型战列舰是无用的摆设，顶多作为海军精神的象征，起到振奋士气鼓舞人心的作用。”

    “小杨这个‘战列舰无用论’，和我们说说就行了，可不要对一线的将士们说。”那位军官笑着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慈爱之意，“要知道，当初‘共和’级和‘光荣’级退役的时候，可是有人叫嚷着要杀掉徐大总统和各部部长的。”

    听了对方的话，杨兆中点了点头，又恢复了沉默。

    “当年徐大总统和杨总长对此十二艘巨舰退役也是非常舍不得的，要知道这十二艘巨舰是徐大总统和杨总长耗费巨资和无数心血才弄出来的，就象是他们的孩子。”一位军官回忆起昔年的往事，声音竟然有些哽咽。

    他现在还记得，杨朔铭在码头观看战舰退役降旗仪式时那泪流满面的样子。

    “徐大总统和杨总长当年需要从全局考量，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当时政府和国会都进行过讨论，认为有这个必要。这不是一两个人能负责的事。”另一位军官说道，“我们虽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也能体会个中的艰难，自古就是乱喊口号容易，老成谋国难。那些青年还是受布党言论毒害太深，凡是理性一些的，不难想明白这当中的缘由就是了。”

    “是啊布党政权现在仍然能够在世界上生存，说明他们那些口号的诱惑力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仍然很大，但咱们的小杨，怕是已经百毒不侵了，呵呵。”一位军官看到杨兆中又有些失神的样子，笑着说道。

    “苏维埃政权必然灭亡。”杨兆中说道。

    “小杨对于在那些‘**青年’当中流行的列宁主义，有什么见解？”一位军官象是想要考较杨兆中的学问，笑着问道。

    “列宁主义者本质上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取得政权之前都是言必称民主，列宁说，‘多一点光，让党员知道。’这句无耻的谎言欺骗了无数理想青年。取得政权后，列宁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他那时又抛出了一句的名言：‘要无情的行动起来，无需考虑民主’。布哈林的话更直接：‘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进监狱。’布尔什维克曾经的同盟军——社会**党就是这样的下场。登上权力宝座的布尔什维克立刻翻脸不认人，历史已经让所有信奉列宁主义的国家都来了一次生灵涂炭。”

    杨兆中似乎想起了什么，一双眼睛竟然好似有烈火喷出，让周围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陈乾声先生告诉我说：所谓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结果也只能是领袖**，任何**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列宁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制之逻辑的发达……若不恢复民主制，继列宁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魔王。”杨兆中说道，“陈先生的预言极为准确，现在苏联继列宁而起的斯大林，是比列宁还要可怕的**魔王。”

    “陈先生的见解一向很有见地。”一位军官点了点头，“小杨能得其所学，也是很幸运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这些小的，会因为布党的蛊惑想不开，走向国家民族的反面。”

    “没脑子的毕竟只是少数，现在的年轻人，可不象以前那么好糊弄了，给个什么‘主义’就起来。呵呵。”

    “是啊他们是伴随着科学民主自由思想起来的一代，和咱们那会儿是不一样的。”

    听着这些叔叔伯伯们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议论，杨兆中想起了那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现在供职于总参谋部的儿时玩伴，不由得微微一笑。

    在结束了会议之后，杨兆中驱车离开了海军部情报局，他看了看表，又抬头看了看天气，驾车向郊外驶去。

    过不多久，杨兆中的车，在一家名为“金飞燕”的航空俱乐部前停了下来。

    杨兆中下了车，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迎了上来。

    “您今天来得早啊，杨少。”对方笑着接过了他的会员证看了看，说道，“今天飞什么？”

    “还是‘云雀’。”杨兆中微微一笑，说道。

    “就知道您会选‘云雀’。”工作人员笑着说道，“不过，不光是您，现在来这里的不少人，都喜欢飞‘云雀’的。”

    杨兆中和工作人员所说的“云雀”，是中国著名的“北洋航空”出品的高级教练机。

    很快，做好的准备的杨兆中来到了机库的一架“云雀”前，他看着机身上涂有漂亮的金色飞燕图案的飞机，眼中闪过一丝亮色。

    换好飞行服的杨兆中钻进了飞机的座舱，工作人员帮助他发动了飞机，他熟练地驾驶着飞机驶向跑道，在跑道上跑了一会儿之后，他拉动操纵杆，以一个无比纯熟的动作，将飞机拉了起来。

    此时的杨兆中，想到家里的母亲知道他又飞到天上疯时那担心的表情，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在家里，父亲是一向支持自己参加这种运动的，但爱子心切的母亲却一直是反对的，虽然她不敢公开反抗父亲的意志。

    虽然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也学会了开飞机。

    事实上，中国的航空运动能达到差不多“普及”的规模，和自己的父亲身体力行的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

    杨朔铭对于中**队的建设一直是十分上心的，虽然他现在并不主管军事部门，但却在中国海陆空三军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杨朔铭的全力帮助下，蔡锷的军事改革计划顺利完成，蔡锷采取了“寓兵于民”的办法，通过加强教育和全民性质的普及军事训练，为未来的中**队储备了数量众多的掌握武器操作常识的合格兵源。在杨朔铭的蔡锷等人的努力奋斗下，中国群众性的国防组织如“中华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等著名协会和俱乐部到今年年初已经拥有1700万名会员。500多所航空、滑翔、汽车摩托化俱乐部则使几十万人（包括约20万名初级飞行员）掌握了驾驶汽车、坦克和飞机的基本技能。许多人在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只经过1年多的理论学习后，便被获准开着各种型号的飞机翱翔于蓝天。

    为了发展工业，杨朔铭最大限度的缩减了中**队的军费，虽然中国现在的作战飞机数量不到1000架，但是民间的各种高性能教练机却有数千架之多，p1m“云雀”系列高级教练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p1m“云雀”高级教练机是“北洋航空”研制成功的高性能教练机，配有大马力的“凯旋8”（k8）气冷发动机，采用先进的层流翼和自动空战襟翼相结合的设计，配合当时独步世界的风洞设计，造就了目前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航程最远、格斗机动能力最好的高级教练机。

    此时的天空中已经有几架“云雀”在翱翔追逐，杨兆中知道他们在模拟着空战格斗，不由得笑了笑，此时的他并没有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当中，他不断的加速，驾驶着飞机，不断的爬升，飞向蓝天。

    每一次，只有置身蓝天之中，他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和放松。

    身下的大地渐渐显得遥远，而金色的太阳，却似乎伸手可及。

    此时“云雀”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极限，杨兆中操纵飞机冲向太阳，在高空中来了一个漂亮的鹞子大翻身。

    “杨少杨少您可悠着点儿我说”

    话筒里传来了地面工作人员熟悉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带有些惊恐的意味。

    杨兆中朗声一笑，他没有回答，而是猛地操纵飞机冲向地面，看着大地在面前快速的放大，杨兆中似乎还是感觉不过瘾的摇了摇头。

    “杨少杨少求您了您要是出事了，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杨兆中又是一笑，他没有说话，而是紧紧的盯着扑面而来的大地，突然猛地拉起了操纵杆，“云雀”的优异性能在这一刻表现无遗，飞机轻巧的恢复了水平，在呼啸声中从地面树林的上方一掠而过。

    “杨少杨少注意前面”地面工作人员的急促呼喊声再次响了起来，“前面有飞机正冲着你呢也在发飙呢”

    杨兆中紧盯着正前方，果然，另一架“云雀”也正以差不多的速度向自己迎面飞来。

    杨兆中吃了一惊，对方显然也发现了自己，飞机不由自主的左右晃了晃，象是在犹豫向左还是向右躲闪，此时两架飞机相向而来，而且都飞得极低，杨兆中甚至看到了对方驾驶舱内的飞行员有些惊慌的眼睛。

    完全是出于本能，杨兆中猛地向上拉起了飞机，而对方飞机似乎也象是有默契的那样向右躲闪开来，以几乎贴近地面的方式飞开，摆脱了这一次可能机毁人亡的撞击。

    向上拉起飞机的杨兆中在空中没有象刚才那样的来了一个鹞子大翻身，而是轻巧的降下了机首，快速的恢复到了水平的位置。

    为了不让地面工作人员的心脏病发作，疯够了的杨兆中将飞机恢复到了正常的速度，这时，刚才险些和他相撞的那架“云雀”飞到了他的身边。

    杨兆中转头望去，此时对方的飞行员已经离得很近，杨兆中注意到对方飞行帽的一角露出的一绺长发，他这才看清楚，对方是一位女子，而且是和自己母亲的岁数差不多大的阿姨，不由得抱歉地向她双手抱拳点了点头。

    对方的眼中本来满是恚怒之色，但看到他道歉了，神色渐渐的趋于平和。杨兆中注意到在对方飞机的后座上，还有一颗带着小号飞行帽的小脑袋，正好奇的看着自己。

    杨兆中看到那是一个面容秀美的小女孩，不由得很是惊讶，小女孩淘气地冲他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杨兆中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不知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两架飞机象是有默契的结伴返回了俱乐部的机场，杨兆中麻利地跳下了飞机，此时那位女飞行员将身子探出了座舱，摘掉了飞行帽，杨兆中立刻认出了她是谁，不由得难看地咧了咧嘴，他转身刚想跑开，却被对方叫住了。

    “我就知道是你。”江雪莹瞪了他一眼，跳下飞机，从工作人员的手中接过小女孩，将她放在了地上。此时小女孩还没有从刚才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她的腿还有些软，象是要站不住的样子，杨兆中快步跑了过去，扶住了她。

    “江婶好。”杨兆中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自己的头。

    “我来这观察你好多天了，你总是这么玩命的飞吗？”。江雪莹有些嗔怒地瞪了他一眼，问道。

    “不都是，闷了的时候，就疯一会儿。”杨兆中老老实实的回答道。

    “在海军部的工作很闷？”江雪莹抱起了小女孩，看着他又问道。

    “不是工作的问题，我就是有时觉得心里闷。”杨兆中不想再谈这个，上前逗弄起她怀里的小女孩来，想迫使江雪莹转换话题。因为他能看出来，这个小女孩是江雪莹的女儿，而作为一个母亲，女儿是她最多的话题。

    “***？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我叫江静亦，小名云娜，今年五岁了。”小女孩脆生生的回答道。

    “来，哥哥抱抱。”杨兆中亲热的说着，从江雪莹手中将她抱了过来，小女孩顺势搂住了他的脖子，一双大眼睛顽皮地眨了眨，露出一个好看的笑容。

    看到女儿和杨兆中很是亲密，竟然一点也不认生，江雪莹禁不住在心里叹息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告诉杨兆中，自己的女儿和他，是什么关系。

    “哥哥飞得真棒。”小静亦对杨兆中说道，“我都看花眼了。”

    “小云娜也喜欢飞行？”杨兆中这才想起来刚才她也在飞机里，不由得很是惊讶，“刚才飞得那么快，不害怕吗？”。

    “我喜欢飞行。”小女孩张开了双臂，比划了一个夸张的动作，“我才不害怕呢我将来长大了，要和妈妈哥哥一样，成为飞行员”

    “你会有机会的。”江雪莹看着女儿，面色由严肃转为了柔和。

    杨兆中抱着江静亦和江雪莹并肩向机场外走去，江雪莹看着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问道：“东方白那小子，你最近见过他没有？”

    “没有。”杨兆中说道，“听说他前一阵子去了一趟西伯利亚，回来后这一阵子又开始‘闭关’了。”

    “‘闭关’？”江雪莹听了杨兆中的回答不由得一愣。

    “就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听说他这一阵子在搞什么坦克战术研究。”杨兆中答道。

    “什么‘闭关’，‘闭门造车’还差不多。”江雪莹有些好笑地说道，“你们这一茬子孩子啊，怪物可真不少。”

    此时，关在自己房间里坐着打了一小会儿嗑睡的东方白，突然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他有些奇怪的揉了揉自己的鼻子，看了看铜炉里的焚香，有些奇怪的摇了摇头。

    和日本不修边幅屋子都难以入脚的奇才秋山真之不同，也喜欢关自己黑屋子的东方白的房间相当的整洁清雅，各种资料和物品以及仪器工具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他的房间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书房样式布设的，各种陈役不但实用而且相当雅致，他本人也有着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小时候在张孝准和杨朔铭府里受到的影响。只是嗜好红酒的他弄得一地的酒瓶子让这间书房的雅气少了些许。

    东方白想起了自己要找的一份资料，他站起身来，跨过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倒着的几个红酒瓶子，来到了文件柜前，他打开柜门，在里面翻了一会儿，很快便将那份资料找了出来。

    这份资料，是一位在西伯利亚的坦克部队军官写给他的关于苏军的见闻。

    尽管和美英法等国一样，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后来也承认了苏联国家的存在，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还签订一系列的开发矿产资源方面的合作协议，但中国由于之前受布尔什维克之害过深，对苏联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警惕。

    （三百九十四）碧空响翼

    （三百九十四）碧空响翼，到网址

（三百九十五）“奶瓶”首领

    收费章节(20点)

    （三百九十五）“奶瓶”首领

    对于强占了原来俄国的大片土地和屠杀了大量布尔什维克党人（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有）的中国，苏联的领导者们一直恨得咬牙切齿，但按照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的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全是敌人，只是威胁程度不同。（.，%书海阁）.”表面上看，日益没落的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似乎要比咄咄逼人的中国更不容易相处。因此精明的斯大林一直在努力避免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并且尽可能的寻求和中国进行合作，以避免中国和英法等国一起威胁苏维埃政权。于是，诡异的一幕便出现了：在双方的边界线上，一方面是神经高度紧张剑拔弩张有时甚至于会擦枪走火的军队，双方的侦察人员和飞机会经常出现在国境的另一端；另一方面，在由双方控制的西伯利亚铁路及一些公路上，装满各种货物的火车和汽车甚至马队来往不断，商民贸易时无比亲密。在莫斯科的郊外能看到由中国人投资开办的工厂，城里的商店最多的商品是“中国制造”，而大量苏联的矿产被通过铁路输送到了中国内地，在北京，张家口等地，也能见到苏联出产的鱼子酱和伏特加，甚至在遥远的海参崴，还能看到大量插着红旗的“红色商店”。[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虽然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多次去过中国装甲教导师位于西伯利亚草原的训练基地的东方白，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中国陆军在进入20年代，完成了“军队国家化”的整编，成立了统一的“中华民国国防军”之后，为了将军队更加现代化和总结之前战争当中的经验，中国陆军将一些认为有发展前途的技术装备，集合成高级战术单位，在各个训练基地做假想敌战术训练。象在贝加尔湖畔的上乌金斯克，中国陆军将装甲部队这支在欧战和对日作战当中表现优异的部队，精选全军优秀成员和战术装备，集结为一支团级规模的陆军装甲样板部队，以实验各种相关的装甲部队战术和新装备，这支部队便构成了中国陆军装甲教导师的原型。

    在中国国防军陆军的作战序列当中，装甲教导师是不折不扣的“新嫩”，以至于很多老资格的步兵师长官，戏谑似的称呼这支部队为“奶瓶”，而装甲教导师的将领们象是有意要以此激励部队，在这支部队的臂章上也一直保留着奶瓶和摇篮的图案。

    自装甲教导师的前身陆军装甲教导大队成立（加强团编制），这支部队就一直是中国陆军的装甲战术和军官训练的主要基地。随着中国陆军高层对装甲和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认识日趋提升，装甲教导师的编制也在不断的扩大。在20世纪30年代，草原基地训练总队（北方战区装甲训练基地时期）的编制为基地作战训练处指挥和警卫部队300人，拥有一个坦克团，编为三个装甲营，每营675人，装备“摩羯19”（简称m19）甲3型中型坦克30辆，m18乙型轻型坦克84辆，团直属队86人；师属机械化步兵团编为两个机械化步兵营，全营980人，装备70辆装甲运兵车，82毫米车载迫击炮32辆，团属m1型105毫米自行火炮18辆，团直属队260人；师属重型坦克营的编制为m23重型坦克48辆，重型拖车60辆，特种抢修车26辆，全营1388人；自行火炮营装备26门“雷霆3”（简称lt-3）型155毫米自行火炮，弹药车64辆，履带式抢修车26辆,“霹雳1”（简称pl-1）型45毫米双联装自行高炮12辆，全营编制890人；装甲侦察连则装备m18侦察型轻型坦克18辆，装甲侦察车22辆，越野吉普14辆，全连225人；保障大队则为一个无线电通讯连204人，一个战场抢修

    机械师大队268人，舟桥

    战斗工兵营660人；此外陆军侦察

    联络飞行小队装备有4架校射

    联络机，机械师20人，飞行员10人，总计30人；全师总编制8296人，一线战斗兵力3266人。

    对于这支部队，年轻的东方白可以说倾注了全部的才智和心血。

    他现在的“闭关”，当然也和这支部队有关。

    东方白重新回到桌前，他先是审视了一下地图。他的目光停留在了苏联的国土处，在思考了几分钟之后，他打开了那份报告，看了起来。

    很快，在读完了报告之后，东方白打开了笔记本，记下了这样的文字。

    “……从我军和苏军的几次冲突，可以了解苏军坦克部队进攻的一些特点。”

    “俄国这块地方，自古就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如果我军对苏全面开战，在进攻的的最初几星期内，我军看来似乎可以取得全面的胜利。因为苏军的空军在技术上居于劣势，将被我国空军所压倒，装甲师则长驱直入地闯进俄国境内。如果把攻打莫斯科始终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突击目标来看待，也许会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但现在的莫斯科已经不是一个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国家的首都，而是斯大林的国家机器的纽带，是重要的工业区，更重要的，它是俄国欧洲部分的铁路枢纽。然而，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虽然我军在质量上占很大优势，而且握有制空权，但也有许多不利条件。我们进军俄国，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俄国的公路网是很不发达的。如果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起象西方国家所具有的那样的公路网，也许俄国很快就被打败了。由于道路条件不好，我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将可能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我军部队的机动最好不要主要依靠轮式车辆，应该以依靠履带式车辆为主。因为在那些泥泞的道路上，坦克可以照常前进，而轮式车辆则会陷入泥沼。虽然俄国的道路不好，但如果坦克部队配以履带式运输车辆，我们就可能在秋季到来之前占领俄国的重要中心。”

    “我们另一个有利的因素是，我国的坦克质量高于苏军。我们现有的m19型中型坦克的装甲厚有50毫米，装有75毫米高速火炮，行驶速度很高，而且通行能力很好。我们的边防部队已经在边境线同苏军的冲突中使用过这种坦克，它们在保卫边境的作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彭庆中将军曾谈到，他的第24坦克大队于1934年10月12日曾遭到苏军坦克猛烈的攻击，但他们反击并打败了敌人，他着重指出：‘新式的m19坦克参加了战斗，使苏军坦克遭到很大损失。’他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加速生产m19的改进型坦克，同时加厚现有的这些坦克的装甲。”

    “……应该强调机动作战的重要性，坦克的发动机是跟火炮一样重要的武器。”

    “在进攻中，我们的坦克部队应该拥有优势的空中支援。航空兵对坦克战的胜败起着很大的作用。坦克集团军是夺取胜利的主要力量，但在俄国的辽阔平原上，航空兵支援有可能只在局部地区和有限的内得到保证，这将限制坦克集团军的作用。……经过多次演练，一些经验表明，坦克部队得到的空中支援越广泛，得到的补给越多，他们的机动性就发挥得越好，取胜的机会也就越多。”

    “前线关于苏军炮兵的情况谈得不多，我认为，在高度机动和情况多变的作战行动中，苏军炮兵不一定能及时到来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但在夜间，苏军炮兵常常可以用来以集火射击袭击我军的宿营地。但这种战术的效果究竟有多大，也很难说。据称苏军官兵为了逃避冬日的严寒，常常躲在村庄里，可以设想这种炮击的效果不会太好。”

    “前线的战士们这样描述对于苏军战术的印象：苏军每次发起进攻以前，先进行广泛的渗透活动，由一些分队和小组‘渗入’到防御阵地中来。在掌握这种作战方法方面，还没有人能赶上俄国人。虽然外围地域都在监视之下，俄国人却会突然间就在我们的一些阵地当中出现，谁也没看见他们来，谁也不他们是时候来的。甚至在那些通行特别困难的地方，他们都可能成群地出现，而且很快就挖了掩体。对他们来说，单个士兵渗入是没有困难的，因为防守的地域过于辽阔，我们的一些阵地只有薄弱的兵力防守，支撑点中间的间隔也很大。有的师的防御正面太宽。尽管整个夜晚部队官兵都在注视着，机警地张大眼睛望着，但第二天早晨准还是会有整分队的苏军士跑到我们的防御阵地里来，并带来了全部武器和弹药，而且还挖了掩体。这种渗透的技巧是相当惊人的，几乎没有声音，一枪不发。这种渗透战术，苏军使用了多次，令我军防不胜防。对付这种行动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加强守备力量，让那些值勤的机警士兵作纵深配置，并不断地进行巡逻，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足够的预备队随时作好准备，一有情况立即出动，赶走侵入的敌人。”

    “苏军另一个行动特点是，不论在地方，不管，都要建立登陆场，以作为尔后进攻的基地。苏军控制的登陆场的确是很大的威胁。忽略这些登陆场，或者不及时清除这些登陆场，都是很误的。苏军的登陆场，初建时可能很小，而且几乎没有危害，但是短内，他们就可以把它变成危害很大的阵地，不久就会成为难以克服的据点。晚间苏军一个连占领的登陆场，第二天早晨兵力至少要扩大到一个团，再一个夜晚就会变成一个装备了重武器的坚固据点，它可以具备所需要的一切，使它达到几乎坚不可摧的程度。苏军头天夜里建立了登陆场，用再猛烈、再集中的炮兵火力也不能把它赶走。苏军‘到处建立登陆场’的原则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不能低估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经周密组织的进攻。这里唯一可靠的，必须成为一条原则的办法是：若苏军正在建立登陆场，或者正在建立前进阵地，就向它发起冲击，而且立即冲击，猛烈地冲击，犹豫不决注定要失败。迟缓一个小时，冲击就可能受到挫折，迟缓两个小时就定然受挫折，迟缓一天就要召来大灾难。甚至是只有一个步兵排，只有一辆坦克，就要发起冲击要在苏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要在它刚被，好对付的时候，在它还没有组织防御的时候，要在它的重武器还没运到的时候，就对它发起冲击。推迟几个小时就太晚了。迟缓意味着失败；果断而及时的行动就会成功。”

    “苏军的战术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尽管他们精于渗透行动，并特别善于构筑野战工事，但苏军进攻行动的刻板程度令人震惊。他们习惯于愚蠢地对某一点反复地冲击，炮兵火力组织的公式化，以及不善于选择进攻的地形，都表现出在执行任务时缺乏创造性和思想上的僵化。我们的无线电侦听队曾多次听到这样急躁的提问：‘现在我们干？’只有少数的下级指挥官在遇到情况变化时，能表示个人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下，本来是一次成功的冲击、突破或是已经完成了的合围，但却没有及时扩大战果，就是因为上级没有关照该办。尽管在指挥上是刻板的，但是苏军却善于迅速而频繁地调换前线的部队。一旦一支部队受了重创，一夜之间它就能撤到后方，几天以后再在另一个地方出现。”

    “关于防御战的问题，主要是后方地域和交通线以及组织问题。乌兰乌德等重要交通枢纽的交通阻塞情况严重，在其它一些较小的城镇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糟糕的是所有前线部队的后勤单位都集中在道路枢纽上。如果苏军发动进攻，那些非战斗人员都挤在这些地方，成堆的车辆也疏散不出去。如果苏军突破，数以千百计的车辆都要丢掉或焚毁。而且，事关紧要的坦克也将寸步难行，陷入人群和车辆的泥潭。造成这种麻烦的原因是，城镇里生活方便而舒适。这一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关于在战时迫不得已进行的有组织的退却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因为现在的西伯利亚，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荒原，而是人口聚集的工业重地。一旦实施退却，事先必须进行非常周密的准备工作。道路、桥梁、行进路线和河流渡口都要进行修补和加强；部队的集结地域选好后需要进行伪装；决定要运走装备和器材，需要多少运输车辆，都必须经过详细的计算。设备必须全部撤除(这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各级指挥所和观察所在退却行动开始以前要开设在后方，根据每一道抵抗线阻滞行动的计划，作好爆破、设制路障和布雷等计划，以便更好地配合阻滞行动。”

    “最复杂的问题是撤出居民，因为必须要把所有居民都一起撤走，不管是老少强弱，也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为此需要临时采取专门的措施。这里主要的事情是协调整个行动，要组织好居民的转移，防止他们妨碍军队的退却。工程兵分队要派出去修桥补路，以使大队人马能按规定的线路行进。还应该组织补给品和给养的供应站、卫生站和医疗站等。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组织好交通指挥勤务。因为这样庞杂的队伍必须严密加以控制。离开前线不远时，要组织夜间行动，如必须在白天行动，就要让队伍采取隐蔽措施，特别要教育难民，避免挤成一团，要分散行进，以防苏军飞机袭击。他们的飞机对任何活动目标都要攻击，不管是平民，还是军队。”

    “西伯利亚广阔的原野和大片的森林，对于大规模撤迁居民其实是非常有利的。但无论如何，组织退却是相当复杂和冒险的行动。在现代战争中，要撤迁居民，必须安排好长距离行动计划，并作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否则，军队的行动就会受到阻碍。”

    “除了交通指挥勤务以外，苏军空军的飞机可能会专门袭击难民。这是很成问题的。只要他们把炸弹乱丢下来，想在到处瓦砾、充斥着狂喊乱叫丧魂落魄的难民的道路上给军队打开一条通路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情况我们必须都要事先考虑到。因为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单纯的军事撤退，平民的转移也要列入退却计划之内。”

    （三百九十五）“奶瓶”首领

    （三百九十五）“奶瓶”首领

（三百九十六）转生中国变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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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九十六）转生中国变航母

    “军队必须强调对撤退的意图保守秘密。{%书海阁[.]

    .}%书海阁.而在退却开始以后也要尽量长地隐蔽退却行动，预备队的撤退不算复杂，因为它在夜间占领在后方给它划定的阵地，也是比较容易作到的。真正困难的是由前沿撤出第一梯队，它应在天黑后开始撤退，而且应当无声无响。第一次转移的距离要尽量远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每个纵队的编成都不要超过一个营的兵力，每个连都要作为一个独立分队来行动。侦察飞机可以行进的纵队，只要照明弹一投下来，所有的运动都要停止。这时不能向掩蔽地奔跑，而要就地不动。拂晓以前，所有的部队都应进入新的阵地。”

    “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敌人使用机场，只要我们不能再用了，就要把它彻底炸毁。这一点不适用于建筑物，只适用于能临时起落飞机的场地。完成全部爆破任务，通常只需要几枚炸弹(一千磅或千磅以上)。准备工作，特别是埋设炸弹，需要。在最后时刻，飞机在布满地雷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是有冒险性的。当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时，即开始爆破。”

    “指挥官不能放弃维持秩序和维护纪律的职责。退却组织得好坏，常常要看军官能否以身作则和善于指挥，也要看他们能否保持镇静，是否仍能按计划行事。”

    “工兵必须守卫所有的桥梁，使它保持完好无损，并随时准备炸掉它。筑路队应随时准备补修道路。装备有拖拉机的抢救队要适当地配置在沿途，以使车辆和火炮能顺利前进，并把被击毁的车辆和装备拖到路旁。高射炮应掩护道路交叉点、重要的桥梁和隘路等。”

    “飞机应该掩护退却的主要路线。必须设立大量的交通调整哨，在道路交叉点、桥梁和隘路附近调整运动。要指定包括资深军官在内的一些军官，负责交通调整勤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军士们在这种退却行动中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有时，不能把所有的武器、车辆和装备统统都带走，为防止混乱，负责的指挥官必须下达明确的命令，说明哪些部队可以毁掉他们的重武器和车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看司令部水平的高低了。”

    “撤退的过程中还可能遭到苏军游击队的袭扰，运输队是飞机的最好目标。道路坎坷不平、大雨、粘糊糊的泥泞地，有时还下起大雪，都会给转移造成很大困难。”

    “虽然俄国的辽阔原野有利于实施退却，但是必须加以周密组织。如果军队有良好的纪律性，并受过一定的训练，组织一次战略退却，可能成为突然打击敌人并使重新获得主动权的绝好手段。”

    一口气写完后的东方白，象是有些疲倦的仰面躺坐在了椅子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俄国，日本。”东方白轻声的自言自语道，“要是一起来的话，还真是麻烦啊。”

    他重新坐了起来，目光盯在了地图上日本的位置。

    看着地图上那大片蓝色的海洋，东方白习惯性的又拿起了笔和尺，但他盯了地图上的海洋一会儿，意识到那是海军的事，不是他这个陆军参谋能管得到的，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不过，哪怕不是海军，东方白也一样明白，想要打败日本，没有海军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东方白随手又翻了翻手头的资料，取出几张照片看了看，点了点头，又开始了他的工作。

    照片上，赫然是中国海军的大型航空母舰。

    德国，基尔港。

    “中国人关于航空母舰的研究工作，进行得样了？”

    站在铁桥上凝望大海的德国皇帝鲁普雷希特一世深吸了一口海风，紧了紧衣袍，用不太大的声音向身边的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问道。

    “他们取得的进展很大，陛下。”雷德尔说道，“据我们的人报告，中国海军在航空母舰和舰载机战术方面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已经超过了英国人。”

    “英国人的保守迟早会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鲁普雷希特一世冷笑了一声，“他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必须尽快武装。”

    英国虽然很早就意识到了飞机在未来海战中的价值，但英国保守僵化的体制却给英国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由于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部主要由原皇家飞行部队的军官组成，使海军方面的观点受到排斥。而为了安插前皇家飞行部队人员，海军人员被鼓励调走。这一体制变动对英国空军有利，对英国海军来说则意味着它失去了最有才智的军官；只有极少数飞行员，在放弃他们热爱的飞行后，才被留下来当海军参谋。因此，在海军战术发展的关键时期，英国海军航空兵的呼声却受到压抑。

    英国海军也有人认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为了得到公平待遇，于1924年在皇家空军管辖内重新成立了海军航空兵。但英国空军的高级军官愈来愈关心把持皇家空军的独立性。他们热衷于把战略轰炸提高到主要的、事实上是唯一的、压倒一切的地位。朱利奥?杜黑的理论被全部贯彻执行，尽管杜黑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被之前的战争事例所证实。英国国内关于空中力量的讨论，越来越漫无边际，人云亦云，很多人一味鼓吹“轰炸机至上”，而且根据这种逻辑，竟然得出了“没有必要制造战斗机”的结论。政治家和记者们每次都会被这种说法顶，任何舰只都可以被准确的高空水平轰炸炸沉。

    英国的“轰炸机崇拜狂”的主张自然是夸大其词的。他们的实际目的是，尽量从有限的资金中挤出更多的钱来制造轰炸机。英国海军航空兵则毫无优先权可言。由于设计和购买海军飞机的大权掌握在空军手里，英国海军部即使热心航空事业，也无法左右的飞机性能。结果是，在1926年尚可与岸基飞机媲美的英国舰载机性能逐渐落后，以致赶不上美国、中国和日本的海军飞机了。

    在英国空军部的管辖下，英国海军航空兵每况愈下。最严重的是缺少飞机。英国空军控制了飞机的设计和订购，他们盲目地把高空水平轰炸奉为至宝，不准订购俯冲轰炸机，也不支持海军研制与岸基飞机性能相近的舰载机。在英国空军监督下制订的技术规格，使英国的飞机设计师们没有任何压力去设计高性能的飞机。德国人甚至很难想象，技术领先世界的英国航空工业没有能力制造性能同样优良的舰载机。虽然英国海军中那些认为空中力量应该满足舰队作战需要的海军高级军官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却无力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人把我们最强大的战舰改成了航空母舰，又从我们这里买走了机器设备，还雇佣我们的人为他们服务。”鲁普雷希特一世看着曾经停泊过上百艘战舰的港口，的声音变得有些嘶哑，“他们可真会做生意。”

    “我们现在正在获得回报，陛下。”雷德尔明白德皇心里的想法，适时的回答道，“这样的代价，我认为是值得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志帝国作为战败国，庞大的海陆军遗产成了战胜国竞争相抢夺的目标。相比起英美列强专注于名声在外的“巴伐利亚”级战列舰和“符腾堡”级战列舰，中国将目标选在了“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和“约克”级战列巡洋舰上。虽然这些战舰虽然纸面上的数据要比“巴伐利亚”级战列舰和“符腾堡”级战列舰强大不少，但在英法等国看来，不如实实在在的新式战列舰拿到手里有价值。加上很明显中国的目标不是为了貌似海上霸主的战列舰，因而最终这些战舰都落到了中国手中。这些“战利舰”在送到中国之后，进入了新建成的几座大船厂的船坞，开始了大规模改造，并最终成为了未来中国海军航空母舰的试水之作——“刑天”级航空母舰。

    “刑天”级航空母舰的标准排水量为35300吨，全长298米，水线长261米，宽30米，吃水10米，飞行甲板全宽41米，可以搭载92架飞机。该级舰一共7艘，全部为德舰改装。象首舰“刑天”号就是由“约克”号战列巡洋舰改装而来，二号舰“共工”号由“格奈森瑙”号改装而来，“飞廉”号由“斯佩伯爵”号改装而来，“精卫”号由“腓特烈亲王”号改装而来，“夸父”号由“沙恩霍斯特”号改装而来，还有两艘同级舰中国人甚至于连舰名都懒得换，就直接叫原来德舰的舰名“俾斯麦侯爵”号和“德意志”号。

    而中国和德国海军最大规模的合作，也是在这些由德国战舰改装而成的航空母舰上进行的。

    1935年3月德国宣布废弃“凡尔赛宣言”后，6月德国即和英国达成了德国海军保有量为英国海军的35的“英德海军协定”。由于德国没有建造航空母舰的经验，一开始是寻找英国的支援，想参考英国航空母舰“暴怒号”，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后来转向日本，请求日本转让“盘城”号航空母舰的技术，也同样遭到了拒绝。德国随后转向了中国，而中国海军对德国的要求的反应则非常积极，在经过协商后，中国方面决定将“刑天”级航空母舰从设计建造到舰载机的技术资料以及飞行员的战术训练方法为止的所有机密全部向德国海军公开，以换取德国方面的潜艇技术。

    “说说我们都得到了。”鲁普雷希特一世说道。

    “中国人关于航空母舰的一切，都没有向我们隐瞒。1933年的时候，北洋航空公司生产了—种双翼鱼雷侦察机，代号‘白鸟’，是这家公司按照中国海军部制订的技术规格设计的。它的最大时速158海里，携带一条鱼雷，防御火力有一挺7.62毫米口径的机枪，由观察员兼任炮手，向前射出的子弹要穿过螺旋桨。不久波音中国公司生产了一种样机，这是一种双座单翼战斗机，可以进行俯冲轰炸。但它的伞形翼在俯冲轰炸时强度不够，样机在试验时坠毁了。但它的设计还是非常出色的。1934年，它被改成了双翼机，最大时速达到了260海里，可以进行侦察和轰炸。据我们所知，它的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同类飞机，而这些飞机的制造技术和使用方法，已经被我们的人完全掌握了。”

    “很好，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鲁普雷希特一世显得很高兴。

    “您，陛下，设计出一种合适的舰载战斗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舰载战斗机必须综合许多特性，而不能在一架飞机上偏废哪一个方面。为了截击和歼灭敌机，它需要有足够的速度，为了给己方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护航，还必须有足够的续航力。除了这些互相矛盾的要求外，舰载战斗机还有强度上的要求和尺寸限制。飞机设计师肩负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由于这些原因，舰载战斗机总要比同类岸基飞机重，在各方面又要更为灵活。”雷德尔说道，“中国人在战斗机技术的逐步发展也使我们的设计师受益不浅。中国人采用了折叠翼，不仅能使升降机便于装卸飞机，也使飞机能够有更大的翼面积，产生更大的升力，弥补飞机重量大的缺陷。现在中国人的‘海鸥’式飞机就有降落襟翼，使飞机能够低速起降，这对于舰载机是非常必要的，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已经被我们所了解。”

    “中国人在航空母舰的设计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鲁普雷希特一世又问道。

    “据我们了解，中国的设计师们首先考虑的是，给排水量有限的军舰提供最大面积的飞行甲板，他们在舰首尾都装了轮廓明显的外伸板，使飞行甲板比水线长出很多。而在动力方面，中国人把主机设计成可以突然加速或减速，使航空母舰能够适应飞行甲板上的风速。实际上，这意味着航空母舰的主机要有驱动一艘战列舰那样大的功率，而且性能要比一艘驱逐舰还要好。通过多次海上试验表明，中国人的航空母舰采用短而宽的船体是得体的。这样，它在战斗时转向就要快一些，而且这样的设计也没有损害军舰的稳性和适航性。”

    “中国航空母舰的主机采用了独特的、只有在德国战列舰上才能见到的三轴布置，最大航速为36节。中国人用筒形汽油舱贮存汽油，筒形汽油舱同主要结构隔开，以防止汽油舱在船体双节点振动冲荡时发生断裂。为了避免海水污染燃油，中国人第一次用压缩空气取代了海水排油装置。”

    “中国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和机库都有坚实的装甲保护，象弹药舱、航空汽油舱和主机舱，以及机库甲板下面，都装了90毫米厚的水平装甲板。这些舱室的侧壁，是150毫米厚的防弹防雷装甲。两舷是薄防雷护壳和60毫米厚的防雷内壁。中国人的航空母舰能经受住巡洋舰从7000米或更远处发射的152毫米炮弹，和水平轰炸机从2000米高空投下的250公斤炸弹的打击，以及400公斤鱼雷雷头的攻击。”

    “中国航空母舰的机库有足够的净空，并采取了严格的防火措施，包括采用钢板隔火墙，盐水**器和防止汽油蒸汽从机库窜到军舰其它部位的气塞机构。这些机库具备了封闭式机库的全部优点。当然采取这些防火措施也付出了很高代价，到完成最终设计时，机库容量比预计的有所下降。”

    “中国人在设计航空母舰时很重视空气动力学因素。在‘刑天’号上，连岛式上层建筑也设计成了减少湍流的形状。这对结构脆弱的飞机来说非常必要。中国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是坚固的钢质甲板，‘刑天’号在飞行甲板的前端装了两台液压气体弹射器，并装有八根拦阻索和一个拦阻网，它是第一艘装拦阻网的中国航空母舰。”

    “中国人决定给这些航空母舰的飞机尽可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具体来说，中国人建造了舷壁装甲为150毫米、顶部装甲为80毫米的船体，以抵御重型炸弹的攻击。中国人的设想是，在遭到重型炸弹攻击时，飞行大队的飞机将送进机库，把军舰的防御留给火力很猛的127毫米高射炮群。”

    （三百九十六）转生中国变航母

    （三百九十六）转生中国变航母

（三百九十七）改变历史的刺杀

    “中国人还改进了飞机的搭载方法，增加了飞机的搭载量。为了提高防空能力，中国人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边缘四角全都配置了两座127毫米高射炮炮塔，在目前全世界所有的航空母舰中，中国航空母舰的炮群火力是最强的。”雷德尔说道。

    “这样先进的设计，中国人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金钱和精力。”听了雷德尔的回答，鲁普雷希特一世惊讶的说道，“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成本的问题。”

    “虽然听起来很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航空母舰的设计工作尽管很复杂，但由于设计师们的努力，以及各方面专家的参与，设计工作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雷德尔说道，“听说很多设计都是来自于中国政府高层的指示。”

    “中国人似乎已经成了航空母舰方面的专家，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鲁普雷希特一世显得异常吃惊，“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是这样，陛下。”雷德尔说道。

    “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对德国是非常有利的。”鲁普雷希特一世轻声说着，双眼放射出了兴奋的光芒，仿佛当年的威廉二世，“有中国的牵制，‘红色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德国，这样德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是的，我一直想提醒陛下，如果战争在德国海军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爆发，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雷德尔说道。

    “我明白。”鲁普雷希特一世又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他凝望着显得空旷的海港，开始想象起艨艟如山舰桅如林的壮观场面来。

    在结束了对基尔港的秘密视察后，鲁普雷希特一世回到了自己下榻的旅馆，而就在他打算休息的时候，一位侍卫官急匆匆的走进房间，将一张纸条交给了德国皇帝。

    “希特勒先生遇刺身亡了。”侍卫官告诉了皇帝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声音里明显有一丝痛惜。

    鲁普雷希特一世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很是镇静，他接过纸条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命令道：“我们现在就回柏林，马上。”

    侍卫官应声而去，鲁普雷希特一世坐了下来，他想起了自己任命希特勒为首相时的情景和希特勒上任以来带给德国的诸般变化，不由得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但作为一国之君，此时的他顾不上为希特勒的去世悲伤，他在脑中快速地思考着这位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不到三年的德国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领袖去世后会给德国带来哪些意料不到的影响。

    1933年1月30日，那是一个隆冬的上午，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德国国社党首领阿道夫?希特勒由新任内阁成员陪同，前往无忧宫觐见德皇鲁普雷希特一世。鲁普雷希特一世对希特勒的任命本来就心存疑虑，再加之他姗姗来迟，因而有些恼怒，在接见希特勒时态度有些冷淡。他敷衍地表示了对新内阁的欢迎，低声咕哝着他很乐意看到民族主义右派能够解决内部分歧，最终走到一起。接着，他主持例行程序：希特勒宣誓就任德意志帝国首相。

    佩戴黑色领带，身着黑色西装的希特勒庄严宣誓要维护宪法，效忠皇室和德国人民，不带党派偏见履行职责，为整个德意志民族谋福利。在随后一个简短即兴演讲中，希特勒承诺要捍卫德国的权益。当天下午，新任内阁成员在首相府与德国媒体举行了见面会。希特勒坐在一个舒适有垫子的椅子上，被新任内阁成员所包围。 他右边坐着兴登堡，左边是身居要职、对高级官员任命有巨大影响力的他的副手冯?巴本。其余的人则站在他们身后，表情明显不适，没有表现出半点同志间的情谊。尽管彼此互相熟识，他们之间却没有丝毫的眼神交流。部长们要么冷淡地注视前方，要么就向两边望去。只有希特勒露出了笑容。这是他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声明，祝贺自己的追随者取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

    事实上，希特勒取得权力的过程并不象国社党的宣传者所称的那般光荣。尽管他所领导的政党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他却不是通过正常的手段得到这一切的。相反，是一些老谋深算的政客在幕后共同策划把希特勒送上了首相的宝座。权力并没有被希特勒掌握，而是象一个投了毒的酒杯被递给了希特勒。尽管希特勒把成功归功于民众对他的支持。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其实想方设法要操控希特勒，提防他更大的野心。

    这样的结果是，以希特勒为首的新政府只吸收了一小部分国社党成员。内阁的十一个部长中，希特勒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只获得了三个席位：首相、内政部长和不管部部长。其余重要职位都由保守党人把持。这使保守党人更加相信以此可以控制擅于煽动民众的希特勒。尽管有如此多的限制使希特勒不能自由行事，同僚们还是对希特勒的任命不满，逼迫他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一方面，希特勒发誓他不会对内阁做出任何调整。另一方面，他又做出了一个根本不会兑现的诺言，那就是通过与中间党派的接触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保守势力的阴谋诡计仿佛得逞了。希特勒似乎被裹上了一件政治上的紧身衣，按照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受到欢迎却不掌握实权的傀儡领导。

    尽管有如此多的警告，希特勒胜利当选还是意义重大。作为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下士，啤酒馆政变的煽动者以及自诩为民族事业的“鼓手”，希特勒已经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他的追随者当然也要庆祝他的胜利，临时举行了胜利大游行。晚上7点，天色昏暗，这些人手持火炬，向政府所在地行进。一路上军乐嘹亮，鼓声震天，他们十六人一排，穿过勃兰登堡大门，经过威廉大街，当游行者来到希特勒位于首相府的新居时，这位新首相透过二楼的窗户向他们致意，人群顿时齐呼“胜利”。

    希特勒的新身份固然令其得意，也对他的安全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希特勒成为首相极大震惊了那些认为他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历史的人，还有那些对此抱有几分嘲讽的人也都十分惊讶。因此，这些对手，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震惊之余他们都警觉了起来，考虑该如何反击。有理由说, 希特勒的胜利之时也就是他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刻。

    作为帝国首相，希特勒成了刺杀阴谋这一极其野蛮传统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动荡年代里，发生了许多政治谋杀案件。1922年夏天，德国外交大臣瓦尔特?拉特瑙在柏林遇刺身亡，他的遇刺把刺杀这一传统推向了顶峰。

    那次袭击之后，对希特勒和部长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就进入了完全崭新的时期。之前，对领导人的保卫措施粗枝大叶，非常简单，仅仅只是由一名司机、一个助手和几个警察组成。如今，这些安全措施则要严密得多。拉特瑙被刺后不到五天，新的措施就出台开始实施。德国安全部门加派一辆汽车来护卫希特勒的专车，首相府的安全保卫也得到了彻底重组。所有向部长邮寄恐吓信或者诽谤信的人都会遭到警察的调查。任何威胁都会得到认真对待。

    由于这些措施，希特勒被任命为首相前很多的刺杀阴谋被发现了。1922年冬，一个来自德累斯顿市名叫维利?舒尔策的商人被发现拥有两把手枪。他供认想要借此刺杀德国当时的首相维尔特。几年以后，在1931年，一个寄给首相布吕宁的简陋的爆炸装置被安全保卫人员截获。第二年，一个女刺客在首相府大楼内被捕获，当时她持有一把28厘米长的匕首。尽管安全保卫体系得到了改进，这个女刺客还是从侧门混进了大楼，直到上了三楼她才被捕获。改进后的安全保卫体系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这个安全保卫体系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深陷暴力之中的人来说，对自身所处危险拥有灵敏的嗅觉或许也就不足为奇。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一刻，希特勒就意识到他需要一支绝对忠诚的卫队，一群“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和自己亲兄弟翻脸的忠诚卫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招募了一些精干人员充当司机、警卫和私人总管。这就是冲锋队。尽管冲锋队全方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但是希特勒的贴身侍卫还是由一小组他所信任的人担任。其中包括前摔跤手乌尔里希?格拉夫，他担任希特勒的保镖；制表匠出身的埃米尔?莫里斯是自由军团退役老兵，负责为希特勒开车；干过马匹交易和兼职皮条客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成了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侍卫尤利乌斯?绍布和副官威廉?布吕克纳。起初，由这些人负责希特勒参加公开活动以及演讲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形成了保卫希特勒安全最核心的圈子。

    在危机四伏的那些年，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体系得到了重组。成立了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警卫队——战旗护卫队。其人员都是从冲锋队中招募而来，他们被要求发誓保护希特勒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危险。然而当战旗护卫队沦为冲锋队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时，又组建成立了一支新的卫队——希特勒护卫队。希特勒护卫队的人数在一百名左右，其核心成员仍是那些与希特勒熟识的非职业保镖，希特勒后来又重新成立了国社党和冲锋队。护卫队也得以重建。重新招募的卫队刚开始仍以最初的名字——战旗护卫队来命名，后来改为党卫军。党卫军与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经受艰苦训练。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国社党员”才会被考虑。他们必须要高效率工作，足智多谋，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希特勒。他们不参加政治讨论，但是要出席发布政治命令的会议。他们被禁止在党的活动上吸烟，如果没有命令，也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忠诚即荣誉”，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出现，党卫军仍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重要的组织。1928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负责党卫军的日常运作；一年后，他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帝国党卫军元首。在他的管理下，党卫军扩大了规模，纪律比以前更为严明，党卫军对希特勒毋庸置疑的忠诚也再一次被大肆渲染。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把他的极端信条灌输给党卫军的成员。他曾经夸耀：“如果希特勒命令我枪杀自己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并且为他的信任而自豪。”

    之后，随着冲锋队力量的消退，党卫军全权负责希特勒的安全。他们是不二人选。相应地，希特勒新的保镖也全部从党卫军中选出。第一任指挥官叫泽普?迪特里希, 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 他是自由军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随着德国政治升温，暴力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必须做好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工作。1932年2月，迪特里希奉命为希特勒组建一支全天候的保卫队，于是党卫军护卫队成立了。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支部队：

    “他们属于长相英俊、体魄强健标准德国人的典范。穿着笔挺黑色制服，外面套着带拉链的摩托车罩衫……戴着飞行员头盔，配备左轮手枪和马鞭，看起来如同火星人一般。”

    在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护卫队最初只有12个人。在那年混乱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一直护卫着希特勒。1932年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埃尔宾镇竞选，随行人员中了共有党抗议者的伏击。正当希特勒的司机猛打方向盘，逃脱这伙暴徒时，身穿皮衣的保镖跳出了轿车，他们挥着橡皮警棍、黑色金属大棒朝袭击者冲去，成功的保护了希特勒。

    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安全措施更加规范。从1931年起，他就住在称之为“褐色大厦”的楼房里——这是一座漂亮的三层宫殿，曾是意大利驻巴伐利亚皇朝使节的住所。警卫从党卫军调来, 实行三班制，每班17人，至少有10人在楼内站岗，另外6人分别在入口、地面和周围守卫。来客只有获得有效通行证才能进入楼内。

    但是慕尼黑的安全警卫是否有效仍让人怀疑。首先，1933年之前，哨兵严禁携带武器。除此之外，已制定的安全措施似乎也未能一直严格执行。据一位来访的英国人回忆，他只是受到哨兵训斥，被告诫不要在屋外人行道上走动，却只字未提进入楼内安全程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希特勒1932年采取的安全措施与1923年所采用的大体相同。他拥有一支任他调遣、舍身忘己、忠心不二的护卫队，但其工作效率却让人怀疑。

    要创造一套保卫希特勒的可靠安全机制，首先得解决来自于希特勒本人的问题。希特勒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一方面，他为自己凶多吉少的命运所困扰，备受煎熬。他视自己为“命运之人”，是使德国走出被奴役状态的领导者。而羸弱的体质又让他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他一直抱怨自己百病缠身：耳鸣，周期性偏头痛，失眠，湿疹，胃痛，肠胃胀气和牙龈出血。除此之外，他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此外，希特勒还先入为主地持有一种想法，即他可能会死于暗杀。结果，一如他时刻向警卫们灌输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他对保安措施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求这些措施时刻得以更新、得到加强。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携带手枪，而且他的贴身保镖和助手也无一例外地全副武装。

    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身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暴力、最具攻击性运动的领袖，他自然成为对手的死敌。在竞选活动中，不管是在充满敌意的听众面前演讲，或只是在前往参加政治活动的旅途中，他常常与袭击他的人相遇。尽管希特勒对安全细节万般考虑，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他的保镖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的“宿命论”使他把数次死里逃生归于“纯属偶然，与警卫力量无关”。

（三百九十八）元首之死

    在希特勒上任后的几个月里，柏林收到不计其数的密报，都是有关刺杀新首相最野蛮的阴谋活动。这些密报来自四面八方：瑞士、荷兰、摩洛哥、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有人听到犹太人在巴塞尔搞阴谋，有人获悉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共同密谋，还有人听说共有主义者正在萨尔地区策划活动。

    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后坐在希特勒的画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进门，弗兰克富特尔就对准他胸部和头部连开五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给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一丝遗憾。”

    象希尔施一样，弗兰克富特尔是在设法激励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起来反抗，但他也和希尔施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尽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犹太人依然还没有，他们的事迹却说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后，他们也会揭竿而起。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拥有简单的装备，进行单打独斗之外别无它法。犹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希特勒在攫取了德国的最高权力以后，考虑到自己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于是实施了另一项有关他自己个人安全的修正方案。方案中史无前例的条款是，保护国家元首得到了国家资助。于是希特勒身边的人顺应时势，努力为自己打造势力基础，扩大影响范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中，海因里希?希姆莱最为引人瞩目。希姆莱成功地扩充了势力，在希特勒的安全部门推行更为严格、全面的审查。屡次争执后，希姆莱说服希特勒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安全部部长。帝国安全部将取代之前的元首保卫队，负责保护希特勒和其他政要的安全。

    角逐掌控保卫希特勒安全工作的争斗因此持续升温，并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莱的元首保卫队半途而废，被吸收进了常规警队，从属于内政部。之后，剩下的三个竞争者——帝国安全部、党卫军护卫队和警卫队——被迫进行了明确分工。在职权范围重叠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建立分散的势力范围，护卫责任由党卫军护卫队承担；保镖、仪式警卫、岗哨人员由警卫队提供；帝国安全部提供专业警力支持，包括监视和调查。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屏障，阻止任何想要伤害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周围的安全措施曾给来访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任何进楼的来访者都必须在进入之前经过两个党卫军岗哨。然后来访者被引到接待者那儿领取一个表明身份的通行证，随后再由一个党卫军士兵陪同到相关办公室。接下来，来访者将经过林林总总、多达39个党卫军固定的警卫岗哨。一进入第二层楼，也就是希特勒套房的所在地，入访者将面对一个显然更加严格的检查和一丝不苟的身份核对。任何没有有效通行证的人都可能被逮捕。离开时，来访者也要在陪同下返回接待处，在那里交还通行证。

    希特勒的交通安排显然是安全保卫工作关注的另一项内容。希特勒早期热衷汽车，早在1923年他就拥有一辆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但是在啤酒馆政变中这辆车被慕尼黑警察没收了。之后，他获得一系列汽车，主要有“梅塞德斯”或“迈巴赫”大型高级轿车，这些车用于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或是政治事务。希特勒上台后，开始收集一写经过特别改装过的“梅塞德斯”，其中有的被改装成了装有防弹轮胎和5厘米厚车窗的装甲车。据说这种车既可以防止炸弹还能防止小型武器的袭击。但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车还是一辆敞篷巡视车，尽管它有明显安全缺陷，但对希特勒来说，公共场合的露面和公开演讲显然比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除了车队，希特勒还拥有一支小型飞行队。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全新尝试，多次乘坐飞机进行竞选活动。这种出行方式持续到1933年以后，那年，他命令飞行员汉斯?鲍尔负责创建一个“飞行队”。希特勒除了使用当时很普遍的重型飞机“容克-52”外，还使用了一架经改装后的，登记为d-2600的“福克-沃尔夫”制造的“秃鹰”飞机作为他的专机。安全措施极其严格。只有鲍尔才可以驾驶飞机，他永远不能透露目的地，甚至对机场官员也不可以透露。d-2600停在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一个牢固的飞机库内，由帝国安全部和警卫队联合看管，由一组经过严格审查的工程师进行维修。每次起飞前，都要进行15分钟的试飞，而且严禁携带包裹、邮件和未经许可的行李。

    表面上看，在保护希特勒的安全工作上是下足了工夫，也花了不少本钱，但是这个安全体系本身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对极其敏感职位上工作人员的审查非常不严格，这种松懈态度着实让人吃惊。警卫队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希特勒周围的亲信中，也普遍存在着同样明显的松懈态度。

    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认为他的保镖作用有限，觉得他劫后余生靠的是仁慈的上帝关照。他对身边的保卫者毫无耐性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警察心生厌恶。也许是因为不能忍受被监管，他经常对党卫军巡逻人员吼道：“去保护好你自己吧！”希特勒自己还不止一次的对来访者说过：“我随时可能死于罪犯或白痴之手。”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明白，只要他决心刺杀希特勒，机会还是很多的。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虽然他们的刺杀目标一直在不停地完善、重组安全体系，但是这一切都进展缓慢，离真正的完善还有很大距离。他应该能够看到，出席各种公开场合的活动是他们的刺杀对象的例行公事，而在这些场合有大量的群众足以制造混乱局面，他们可以乘机逃走。成功刺杀希特勒的机率其实是很高的。

    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天，一位外表上看显得毫无恶意的男人在威廉大街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在这里，他被当作了一名退休老师。他的证件显示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他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胡子也没有经过精心修剪。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他将在这里安装一枝特制的带有瞄准镜的枪。他会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瞄准着首相府的阳台，他沉着冷静，没有丝毫的急躁。直至有一天，他将在一个最佳的角度，最佳的时机，向那个本来能够改变历史的人开火。

    这个人的名字叫托尔尼。

    1916年1月，托尔尼出生于瑞士，他的家庭是虔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他是家里的长子。他所接受的是正统学校教育，在16岁那年，他离开学校，出去学习做一名制图员。

    托尔尼曾经参加过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在那里大家激烈地讨论当时的世界大事，其中也包括共有主义和国家社惠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对托尔尼来说，他青年时代便受到了国家社惠主义思想的影响。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阿道夫?希特勒才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祸害，而并非斯大林。他们甚至把希特勒看作是“撒旦”的化身。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言论。他们似乎很担心希特勒会迫害天主教并担心新异教在国家社惠主义运动中兴起。他们认为，希特勒对提倡无神论的苏联太过于软弱，希望希特勒对斯大林宣战。然而不久，他们便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不知是什么时候这种仅仅是学生气的狂妄言论变成了真正试图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托尔尼在担任制图员的期间，托尔尼阅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开始学习德语。他的计划是通过伪装成一个充满激情的国社党党员来接近希特勒。就在1935年的下半年，他把这一计划变成了现实。

    1935年7月9日，托尔尼一清早就搭上火车离开了瑞士。他给家人留了一张非常简短而又语意不详的条子，上面写着：“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将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带着一本《我的奋斗》还有从母亲那儿偷来的几百瑞士法郎，去了柏林。

    一找到住的地方，他就开始勘查政府所在区域，但是很快就了解到希特勒的住所。他除了暗中打听那里的安全保卫情况，还在树丛中练习枪法。他在多数时间里都是来回反复思量每一步计划。他选择了正对着首相府阳台上一个有利位置，租下了这间房子。他确定在这里可以直接击毙希特勒，因为他已经了解到希特勒会偶尔（不是经常）在阳台出现，向支持者们展现他的领袖风范。

    8月9日上午，机会终于来了，希特勒要在阳台上向一些支持者发表演说，托尔尼选择的位置相当好。托尔尼看到了希特勒，开始准备自己的武器，准备开枪。但希姆莱紧紧跟在希特勒的身边，挡住了希特勒的半边身子。托尔尼想耐心地等待着最佳时机，但他又担心机会就这样稍纵即逝，便先向希姆莱开了一枪。

    子弹击中了希姆莱，希姆莱向一边倒去，这时希特勒的身影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听到枪声的希特勒意识到了危险，他猛然转过身，想要离开阳台，而这时托尔尼再次开火了，子弹击中了希特勒的后背，希特勒的身子晃了晃，但却没有倒下去，倚在了一位卫士的身上，托尔尼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再次开了一枪，击中了希特勒的后心。

（三百九十九）新首相人选

    阳台上的人们一时间全都惊呆了，此时希特勒的身子仍然没有倒下，托尔尼继续开火，再次击中了希特勒，不过这时护卫人员也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立刻便有无数子弹向托尔尼射来，此时托尔尼的枪已经打光了子弹，他虽然没有被击中，但却来不及给他的枪重新上弹，他离开了窗台，取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手枪，打算离开房间，但党卫军的士兵们此时已经冲到了楼下，托尔尼打伤了两名党卫军士兵，当他发现无法脱身时，打算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朝自己的胸口心脏的位置开了一枪，这时党卫军士兵冲上来抓住了他。

    希特勒、希姆莱和托尔尼被一同送进了医院抢救，当天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均宣告不治身亡，而托尔尼却奇迹般的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伤势好些之后，托尔尼便被交给了帝国安全部，经过审讯，托尔尼被正式以蓄意刺杀国家元首的罪名起诉。

    托尔尼在法庭上的证词让人费解。刚开始，他声称自己是受德国一个很具影响力人物的指使，这人是他的“保护者”。但是当继续盘问他时，他却坚决拒绝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也拒绝说出此人动机的具体情况。有人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医生的精神鉴定证实他精神状况良好，完全可以站在审判席上。有人则认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说他满脑子充斥着扭曲的空想主义思想，这次行动完全是他一人策划的，原因在于他想要成为一名烈士。

    经过法庭的审判，托尔尼被指控违反了1933年颁布的《德国国家与人民保护法令》第五款，刺杀政府首脑和官员。法庭传唤了证人，也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托尔尼被要求在法庭上解释其行为。托尔尼告诉法庭，这次行动都是他一人所为，为的是全人类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他没有试图辩解或请求法庭宽大处理，但是，在陈述结尾时，他坦言自己“并不了解希特勒先生”，并表示对这次刺杀行动的悔意。但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被判有罪，并被描述成一名“典型的谨慎、狡猾、智慧和有经验”的杀手，托尔尼随后被判处了死刑。瑞士当局对此选择不予干涉。他们没有请求法庭任何宽大处理，也没有要求给予减刑。他们甚至都没让托尔德的父母知道他的死讯。托尔尼随后被送往柏林普勒岑塞监狱的死囚牢房等待行刑。

    普勒岑塞监狱的生活让人难以忍受。囚犯们每天早上5点就被喊醒走出牢房到外面放风，他们的早餐是一杯掺水的咖啡和一片面包。那些和托尔尼一样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被严格隔离开来。他们被戴上手铐、脚链，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房门上的一个小开口送进去的。他们头顶上是一直亮着的电灯，灯光照亮了狭小牢房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准会见来客，不准锻炼，不准工作。食物常常是一些参杂着土豆皮和残余肥肉的清汤，可以想象一切多么糟糕。

    将要被处决的囚犯会在当天下午得到通知，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整理妥当。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狱警通常在黎明时分来接送他们。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们会被带去“准备”。胡子刮掉，手绑在背后，衣服扒光。远处的铃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带进处决室，在那里断头台被掩藏在一块沉重的黑色帘子后面。执行官示意以后，帘子就被拉开。死刑犯被捆绑在断头台上锃亮刀锋下方的木板上。

    托尔尼原定于1935年12月被处决。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杀阴谋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因而对他的处决也就一拖再拖。托尔尼曾又两次被提审，但是审讯者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托尔尼在普勒岑塞监狱滞留的日子过得相当痛苦。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链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他的家书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乐观态度，当然大部分信件都被当局没收用来帮助调查。这些家书也流露出了他后悔与“激进分子”相交往，因为他们就是幕后的“保护人”，刺杀阴谋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尔尼在家书中感叹他的命运：

    “假如我还能够为上帝服务，假如我不曾放弃造物主，背叛主宰万物的上帝，背对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会在这儿。”

    1936年3月12日，托尔尼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告诉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亲爱的父亲、母亲：

    ……这将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是我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这让我对明天早晨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我的脑袋还没有搬家的时候，还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饶恕我的敌人。我乞求那些被我惊扰过的人们的饶恕。

    ……最后……我拥抱你们。我想哭，但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像裂开了一样……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

    你们的儿子。”

    由于他这封信，当局需要对他的遗言作翻译、分析和审查，因此托尔尼的这颗“冷静的脑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希特勒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德国与全世界。在他遇刺的当天晚上，国社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高会议。第二天，在国社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培尔宣布希特勒去世了。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党员们都痛哭起来。

    国社党发布的讣告以沉痛的语调说道：“这样一个人去世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用有力的手，在战争的废墟中，在全国举起了战旗，扫荡了我们敌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属于德国人民的党——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人、国家社惠主义的伟大领袖、 德国人民所敬爱并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躏的德国的舵手，德国人民的领袖去世了。”

    讣告继续说：“希特勒永远活在每一个诚实工人的心里；希特勒永远活在每一个贫苦农民的心里，希特勒永远活在千百万人民中间；希特勒永远活在敌人营垒中对国家社惠主义的憎恨里。”

    德国的工人与农民听到了希特勒逝世的消息无不深为哀悼。8月12日，希特勒的灵车到了柏林。随后载着希特勒遗体的灵柩被运到了国会大厦。沿途站满了成群结队的工人、国防军和党卫军士兵和农民。五天五夜，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士兵与专程从其他城市来的代表团，青年人与老年人，走进了停着希特勒遗体的国会大厦去和他们敬爱的领袖告别。整个德国到处都举行追悼会。国社党党员和党卫军士兵们都誓言他们要继续希特勒的事业。8月17日，在帝国大剧院里召开了追悼会。国社党中央委员会向希特勒做最后“告别”。 在一篇代表国社党的演说里，新的国社党领袖施特拉塞尔宣誓要遵守希特勒的遗嘱。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和大家一道回忆希特勒最后一次公开演说：“国家社惠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我们把国家社惠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 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新德国将变成国家社惠主义的德国。”

    8月20日，到处燃烧着火把，烟气在街头弥漫；柏林全城都动了起来。载着希特勒遗体的灵柩从国会大厦移到了中心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众拥挤在附近的街上。“卐”字旗飘扬着。乐队奏着葬礼进行曲。接着开始了最后的告别式，最后一次哀悼在4点钟，广场礼炮齐鸣，差不多同时，柏林各工厂成千上万的汽笛以及全国成千上万的工厂和火车头的汽笛都响了起来。

    德国的历史，伴随着希特勒的去世，自此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而当希特勒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国政府高层忙着发唁电时，在财政部情报局，杨朔铭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竟然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不过会议讨论的内容，却和去世的希特勒无关。

    “德国首相遇刺身亡的消息，我想大家已经听说了。”杨朔铭说道，“关于德国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希特勒去世，德皇当务之急是任命一位新首相。”周冠笙想了想，率先说道，“新首相必须得有和希特勒差不多的威望和资历才行，而且应该也是德国国社党的领袖。”

    “你觉得谁最可能成为继希特勒之后的新首相？”杨朔铭问道。

    “施特拉塞尔的可能性最大。”周冠笙说道。

    “说说这个人的情况吧。”杨朔铭向周冠笙点了点头，周冠笙在脑中飞快地回忆了一下施特拉塞尔的情况，开始了介绍：

    “格雷格尔?施特拉塞尔1892年出生于巴伐利亚。他比希特勒年轻三岁，是药剂师出身。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施特拉塞尔在1922年加入德国国社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也上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个出色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尔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有其独立性，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国家社惠主义运动中成为绝对独裁者的要求。他对国家社惠主义学说中‘社惠主义’的部分应该是真心向往的。”

    “施特拉塞尔在巴伐利亚使国社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政党，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一席就归施特拉塞尔。在1926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尔曾在德国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国社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希特勒曾让施特拉塞尔到德国北方去组党。他在柏林创办了一家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尔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莱茵兰奠定了国社党组织的基础。”

    “施特拉塞尔此人有些象台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组织。 他选择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莱茵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的主编。这个人对国社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听到“戈培尔”这个名字时，作为会议一员的江雪莹注意到了杨朔铭的眉头动了一动。

    “吸引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尔的激进态度，是他开初信奉国家社惠主义中‘社惠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当初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国社党。但这在希特勒看来，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尔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国社党左翼力量，使希特勒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国社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1927年秋冬和次年2月间双方摊牌。”

    “这是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大规模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共有党建议德国政府征用和接管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德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国社党同共有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希特勒闻讯大怒。因为在这些王公贵族中，有不少人曾经给国社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运动给予资助，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希特勒很有可能在打击共有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 如果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那么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

    “在希特勒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尔就在1927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国社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施特拉塞尔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由于施特拉塞尔本人的犹豫不决，使得希特勒有了喘息之机。希特勒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巧妙地拉拢了戈培尔，并最终使施特拉塞尔对其妥协。希特勒重新掌握了国社党的领导权。”

    “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尔的关系相当微妙，两人相处得并不愉快，但又会在一些时候合作，而且配合默契。象有一次施特拉塞尔曾威胁要带领一批国社党人士脱离国社党另组新党，希特勒为此差点自杀。但后来二人却又言归于好。此后希特勒奇迹般地获得了原本讨厌他的兴登堡元帅的支持，在施特拉塞尔的帮助下，统一的国社党又获得了多数选票，希特勒被德皇任命为德国首相。此后，施特拉塞尔便成了国社党内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1934年希特勒清洗冲锋队时，施特拉塞尔险些被人暗杀。”

    讲到这里，周冠笙稍微停顿了一下。

    他没有告诉杨朔铭，施特拉塞尔在“长刀之夜”得以脱险，是在德国的中国情报人员的功劳。

    “这个施特拉塞尔是一个优秀的社会活动家，是国社党的左翼领袖，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取代希特勒出任德国首相的可能性最大。但根据以往此人的表现，他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力。所以他要是想上台的话，还充满很多的变数。”

    “不过，此人和希特勒之政见有很多不同，他要是上台后，肯定会改变希特勒的政策。”江雪莹说道，“德国将不会按照希特勒的道路前进，犹如俄国没有象列宁期望的那样改变。”

（四百）苏维埃铁甲

    “德国不走这位希特勒先生设计的道路，也许是好事。”杨朔铭忽然说道，“对这个世界，也许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话，周冠笙、水井、“降龙”、江雪莹等人都显得有些惊奇。

    “那就是说，瀚之是不希望咱们中国，也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过来杨朔铭的意思，笑着说道。

    江雪莹看着杨朔铭，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国内最近关于“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影响，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萧条”不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对于中国出现的“经济阵痛”，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适的论战再次开始，最后集中到了“民主”与“独裁”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论战上来。

    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撰文认为，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市是**的，省也是**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区域行到另一个**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来取消这一些小**。大**势必取消各地小**，不然，大**就不能存在。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如有地方军阀试图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

    丁文江也认可蒋廷黻的观点，他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说过，‘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丁文江这番话，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蒋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则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才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对于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对于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进步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在蒋廷黻钱端升等“独裁救国论”者的文章出炉之后，“民主救国论”者的主将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称“**武力统治没有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之路。”

    与蒋廷黻、钱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即“中心势力”的五项原则。常氏认为：“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象普鲁士，撒丁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治，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治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燕生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地方割据势力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和**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出现这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对杨朔铭来说，既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现象。

    而受西方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的独裁论，则随着希特勒的去世而声势大减。熟知历史的杨朔铭，对于希特勒之死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施特拉塞尔虽然对社惠主义有认同感，但若是他掌权，德国并不一定会发生‘赤化’。”水井说道，“他和斯大林不是一路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可能走到一起去。”

    “但是德国和苏联目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却日益紧密。”江雪莹说道，“我听说苏联人已经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队，规模已经超过了我国。”

    “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杨朔铭明白江雪莹在提醒自己需要注意苏联方面的动向，点了点头，“将来主宰陆地战场的，就是这钢铁洪流。”

    在结束了会议之后，杨朔铭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记起了刚才江雪莹说过的话，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位情报军官将有关苏联坦克部队现阶段情况的情报送了过来，并附带有一些照片。

    接过文件之后，杨朔铭将它们打开放在了桌子上，他并没有急于去看文字的内容，而是将目光集中到了那些照片上。

    杨朔铭拿起一张照片看了起来，照片上是一辆有着圆形炮塔的轻型坦克。

    熟悉各种历史上的武器装备的杨朔铭，不用看说明，便认出了这辆坦克的型号。

    这是一辆苏联代号为“6t-2”的快速轻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苏俄用内战中缴获的坦克建立了一批坦克支队，后来合编为坦克大队。1929年，苏联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由于“装甲武器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们对它无论在战术运用上（单独使用或与步兵、骑兵协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年至1930年组成常备试验机械化部队。”与此同时，苏联着手研制中型坦克，主要用于伴随步兵作战。后来，受德国装甲兵运用理论的影响，苏军逐渐摆脱了坦克兵单纯伴随步兵作战的观点。

    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苏联一直重视轻骑兵的作用，所以要求坦克具有很高的速度。1925年，苏联向美国购买了两辆“克里斯蒂”高机动性坦克，并于1926年在沃罗涅什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同年设计了一种基于“克里斯蒂”坦克的简化型坦克，称为“6t-1”快速坦克。1926年底又设计出了“6t-2”快速坦克，经试验后，在1927年1月该坦克获准批量生产。虽然“6t－2”快速坦克是苏联坦克发展的明显进步，但该坦克的性能仍然不能满足苏联军方的要求，因此后来又研制了“6t-3”和“6t-4”两种车型，主要改进在武器部分。1927年底，苏军提出研制另一种“6t”快速坦克，要求该车不仅要火力强，而且要通过采用本国研制的新型发动机来提高机动性，这种车即“6t-5”快速坦克，装有一门45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1928年，苏军又提出重新设计“6t”坦克，要求将车体装甲改用焊接装甲，并加大装甲板倾斜角度，以增强防护力。1928年10月设计出“6t-7”快速坦克，该车采用新设计的炮塔，安装一门45毫米火炮和2挺7?62毫米机枪，还换用了发动机，使机动性有明显提高，装甲防护也有所加强。

    6t快速坦克经过多次改进，已经具有现代坦克的特点了。为了满足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苏联人在该车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变型车，主要有“6t-3”坦克架桥车，“6t-5a”火力支援车，“6t-5-ot”喷火坦克，“6t-5y”指挥车，“6t-7a”火力支援车和“6t-7y”指挥车等。而“6t-7”的设计经验成功运用到了更新型的“t-34”中型坦克上，因为从“t-34”坦克身上明显可以看到“6t-7”的影子。“6t－7”坦克的高速度是依靠奇特的“轮履方式”实现的，公路行驶时使用轮胎方式，越野行驶时使用履带方式，不过这种复杂的轮履结构造成相当程度的使用不便。

    “6t-2 ”坦克一经出世并装备部队就深得苏联红军的钟爱（“次爱”就是由英国入口的“威格士”坦克,苏联称之为“ t-26”），其实这种坦克是有很多缺点的，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发动机性能欠佳,开不了多久就会过热 ；驾驶舱空间狭少阻碍了乘员的工作进度，比如在 1932 年月 7 日，架 “6t-2” 坦克负责参加莫斯科红场巡行，就有两架临时坏掉了，这可以看得出“6t-2” 性能的不稳定。

    “6t”快速坦克主要供苏军远程作战的独立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使用，但因其装甲防护薄弱，在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中明显不敌中国坦克，所以苏军使用该种坦克主要用来攻击敌人的后方，以夺取诸如司令部，补给基地，机场等重要目标。苏联人明白“6t”快速坦克的缺点，于是大力发展了“t”系列的坦克，包括“t-12”(此款坦克拖后到1929年才完成研制，而仿制的t-16，1925年就仿制成功)，“t-16”，“t-18”，“t-19”，“t-24”，“t-26”，“t-27”，“t-34”等。

    “t-26”坦克和“6t-7”一样是早期苏军坦克部队的主力装备。其原型是英国“维克斯”型坦克。t26坦克于1931年正式定型，1932年开始正式装备部队。

    “t-26”轻型坦克的车重为10.5吨，车长为4.88米，车宽3.41米，车高2.41米，乘员3人，最大速度每小时30公里，最大行程225公里，武器为一门45毫米46倍径火炮，配有炮弹165发，7.62毫米机枪3挺、机枪弹3654发，装甲厚度10至2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