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三章 栽跟头
恭亲王可是名副其实的大清改革派第一人！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对于大清所做的开拓性贡献，都导致其乃近代大清改革派以及洋务运动的最大旗帜。
在他的努力下创办了大清国外交部，而且是大外交部，除了开始了大清近代的外交，还具备了许多，或者说做了许多内阁（国务院）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大清开始购买西方先进的军火；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于1862年在天津开始编练新式陆军；创建了中国近代海军，开办了第一所大清近代学校——北京同文馆，掀起第一次教育大辩论。
组织第一次工业化大辩论；批准第一条电报线奠定第一期海军基地，等等等等洋务莫不是经由恭亲王一手促成。
其后，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都是在恭亲王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而无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地方大员的身份，在主政一方时所进行的改革和从事的洋务。
只有恭亲王奕??，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革，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恭亲王奕??作为一个中央级别的高官，站在朝廷的高度，领导了大清最初的洋务运动，所以说恭亲王才是大清洋务派领袖第一人！
1860年10月，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进逼京城的时候跑了，跑到热河行宫的同时还带着后宫美色，带着戏班子，带着美酒佳肴，带着鸦，片跑了。
咸丰帝这一跑却把皇城和大清的首临时交给了没有实权的恭亲王奕??。
在通州八里桥之战，威震大清的蒙古铁骑，在威风八面的僧格林沁亲王的率领下，却被英法联军摧枯拉朽般的打败，这局势让年轻的恭亲王奕??震撼无比，他亲眼见识了西人的强大，见识了先进武器的强大，亲身感受到了大清的落后，皇帝和朝廷的**无能。
就算之后时任两江总督的吴可及时率兵来援，在京城城外与英法联军一番大战，最终没让英法联军杀入京城，保住了大清国最后一丝颜面。
可近在咫尺的血腥战斗让他明白，大清此时和列强根本就没法比，能够挡住列强联军一次进攻并不代表他们能挡住列强联军第二次进攻，吴可也不可能每次都能及时赶来京城救援。
他们除了向列强学习以自强别无他法，从此恭亲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形成了“师夷自强”的思想。
就算如此最后大清还是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从而使英法英法联军撤兵，并且与英法美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等到这些事情都解决了恭亲王便上折请驾回栾。但是他那个昏庸无能的咸丰四哥，整日沉浸在行宫的色、戏、酒、毒里，乐不思蜀斗志全无，根本就没怎么理会来自京城的期盼。
于是恭亲王奕??、桂良、文祥等在京，主持国家政府工作。
1861年1月11日，由恭亲王奕??领衔，与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上奏《通筹夷务全局折》，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统管国家所有涉外事务。
20日咸丰皇帝就批准所奏，但是为了限制奕??和总理衙门的权利，咸丰在批准时加上“通商”二字，经奕??据理力争，咸丰始同意去掉“通商”二字，并任命奕??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祥为总理大臣，至此大清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外交部就此成立。
随着中外事务的增加，总理衙门的职权不断扩大，不仅办理外交、通商事务，而且凡与洋务有关的，比如铁路、电报、学校、关税等，都归总理衙门管辖。而军机处只管内务，总理衙门却不但管辖了外务，还管辖了与外务相关的大量内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大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大清朝廷中一直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外事机构，而有限的外事也被朝廷当做外国向我“天朝大国”的“朝贡”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处理，对外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无平等处理之理念和机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虽有五口通商事宜，但是以钦差大臣身份兼任有名无实。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迅速发展，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通商大臣不能适用，急需改变。
总理衙门的成立，完善了政府职能，满足了社会需要，同时也是大清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政策的重大改变，标志着与外国“平等”交涉，和平谈判的开始。也为改变“或剿或抚”“非战即降”成为可能。开辟了大清外交的新局面。
总理衙门的成立，也受到西方列强的欢迎。法国大使布尔布隆称赞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总理衙门在此以后的数年时间里，外交部主持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主持实施了大清的洋务运动。
任职首席总理大臣几年时间，在恭亲王的大力支持下，各地洋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负责培养通洋人才的京师同文馆，给湘军提供火，枪军械的安庆内军械所，还有左宗棠一手促成的福建船政学堂。
等等洋务新政，无不是在恭亲王的大力支持下，才能顺利开展推行，否则光是巨大的舆论压力便不是那么好承受的。
而且京城有恭亲王这样的超级大佬坐镇，替分散各地的洋务大臣们分担了不少火力，无论在政策还是资金上的支持都难能可贵。
可以说洋务运动便是恭亲王一力推举和保护，才有眼下这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大好景象。当然恭亲王自身的声势也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逐渐达到了一个能够威胁皇权的惊人地步，于是权力欲极端旺盛的慈禧太后便忍不住对锋芒毕露的恭亲王动手了，帝后党与王公党之间的蜜月期正式宣告结束。
……
恭亲王奕?以议政王的名义，辅佐两宫皇太后执政。但不到四年时间，慈禧便对奕?渐生不满，认为这位小叔子太过锋芒毕露。大权独揽的日子过久了有些得意忘形。
于是，慈禧太后想要教训教训奕?，让小叔子明白谁才是大清真正的主宰。
四年多时间过去，之前权势滔天的顾命大臣派系已然彻底势微，在帝后党与王公党的联合打压下基本没有翻身余地。而经过这么些年的积累，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以及达到合格水平，自然想要获取更大权力。
当然，因为顾命大臣派系还没彻底垮台，慈禧太后心中尚存一丝顾虑，而且恭亲王的声势太隆不要打压太过，稍微整治一下给个警告却是应有之理。
此时恰好有一个叫蔡寿祺的御史上一奏折，弹劾奕?。慈禧得到这颗炮弹心中高兴，想要好好用一用。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进见两宫皇太后。慈禧拿出一件奏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弹劾你!”
奕?一愣，扫了一眼奏折，不以为然地问：“是谁上的奏折？”
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
奕?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并要逮问蔡寿祺。
两宫皇太后一看奕?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要逮问提意见的人，立刻大怒，当即斥退奕?。然后避开以奕?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
慈禧哭哭啼啼地说：“王植党擅权，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
诸大臣看到太后盛怒，事发突然，不知慈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
慈禧反复开导说：“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音换，huàn），宜速议!”
见老僵持着也不是办法，周祖培老谋深算，磕着头说：“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慈禧却不依不饶：“如果这样，还用你们干什么？等皇帝将来长大成人，你们怎样面对?”
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纠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这时慈禧才让他们退下。各位大臣已汗流浃背了。
谁都没有想到，慈禧太后竟然想要借机对一向关系亲密的盟友恭亲王下手，就连恭亲王自己也没有料到，本以为只是一次小矛盾而已，他并不认为区区一名御史弹劾有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没有多少防备的恭亲王却在上头狠狠栽了一跟头，被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就连形势一片大好的洋务运动都因为突然的变故被打断节奏，出现了让人难以预料的结果……
第六百七十四章 倒台
意气风发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在其人生最风光之际，竟然在小小的御史蔡寿祺身上栽了跟头，足可见朝堂斗争之莫测。
蔡寿祺何许人也？他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京，中第后服官京曹，并曾在胜保营中稽核军务。他出京后，先后到成都、重庆任职，但官运不佳，直到同治四年（1865)二月才任署日讲起居注官。
因在宫内听说慈禧不满意恭亲王奕?，“平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在弹劾奕?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封奏，痛陈时政并指斥湘军人物，以为政治试探。
看看未受到申斥，又听到宫内的传言，为博取敢言之誉，他便上疏弹劾奕?，“一举成为天下皆知之人”。他是个投机取巧苟且钻营之人，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
贪墨是指奕?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赝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
骄盈是指奕?居功自傲，群相粉饰。“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
揽权是指奕?打击谏官，杜塞言路。他说，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偏袒左右，庇护部下。他认为奕?袒护总理衙门，“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
在弹劾奕?的罪状之后，蔡寿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劳成，参赞密笏，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这是声言叫奕?交出手中的权力，回家颐养天年。怂恿慈禧罢免奕?，剥夺他的一切权力。
这道弹劾奏折，语句含混意思空泛，缺乏实据不能服人。
恭亲王之前也不是没受过弹劾，但像这种赤落落撕破脸皮的弹劾还是第一次遇上，当然以蔡某人的身份日理万机的恭亲王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按照正常想法推论，两宫太后能够顺利执掌朝堂大权，多亏了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帮衬，否则孤儿寡母想要掌控朝堂，所需付出代价可不轻松。
而此时正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作为洋务运动领袖恭亲王享有着著名望，又岂是蔡某人这么一位小角色能够弹劾倒下的？
可事情偏偏如此奇妙，某些人可能做不了实事，但投机取巧揣摩上意却是一把好手，为了搏出位甚至不惜干冒天大风险。
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不敢迟延，于三月初六日齐集内阁开会。他们把蔡寿祺召到内阁追供。大臣们极为慎重，按奏折弹劾多款逐项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复，并亲写供纸。
但蔡供实无据。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只在贪墨一条上，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其余三条，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
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争斗经验的老臣，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又把皮球踢给了慈禧太后。
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裁减”奕?的一些事权，便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们递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大臣，还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场根本不算风波的责难，竟然引发那般严重后果。
慈禧拿出手书的罢免奕?的朱谕，虽错别字连篇，但文字尚通顺。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倒也能让人看得懂。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
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这哪里是裁减事权，分明是一撸到底。大臣们面色惶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反复无常、性情乖戾的铁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行事，天怒难犯啊！
大学士周祖培感到朱谕太片面了，又不敢多说，只是建议加上“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个字。慈禧想了想，觉得加上八个字无关宏旨，便勉强同意了。
然后马上厉声说道：“此诏即由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深悉军机处是奕?的班底，因而绕开军机处，直接交由内阁办理。由此可见盛怒之下的慈禧在处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上，态度之决绝，行动之专断。
慈禧的手书朱谕，经周祖培略加润色、点染，便交由内阁明发下来。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军机处，交代“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关于总理衙门，则“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至于“以后召见、引见等事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这就是说，慈禧把罢免奕?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应的弥补。
朱谕发下去了，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不料，上谕发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却又起波澜。惇亲王即上一疏，表示了同两宫太后不同的意见：
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上，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有利的话。
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三月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
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惇亲王上疏为奕?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第六百七十五章 突然
谁都没想到，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
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大学士倭仁等忙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开会，传达了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军机大臣文祥也传达了昨天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恭亲王骄盈各节，不能不降旨示惩，及惇亲王折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两宫太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什么“恐误正事”了，“均无成见”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后甚至指明下一步应如何办：“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就是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我照办就是。
听完文祥传达的懿旨后，户部侍郎吴廷栋当即发言，认为文祥传达的懿旨不实，倭仁也持这种看法。
这一下子，可就闹出笑话来了。
所谓的两宫太后实则是慈禧，她对军机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对大学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两相歧异，大相径庭。双方皆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是，争执不下。
出了这样的乌龙事件，这下怎么办呢？
一干军机重臣在争论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道光帝第八子锺郡王。因为这两次召见，锺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的。只有他一个人分别听到了两宫太后的两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难得的惟一的见证人。
双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说：“好了锺王可以为我们作证！”
任谁也没想到，锺王却出语惊人：“你们所口述的懿旨都没错，这两次召见我听到的正是这些话！”
这是怎么回事？
一干军机重臣面面相觑，感到无所适从，议论纷纷一时竟拿不出个成形的意见，只好推迟到十四日再议。
慈禧两次召见大臣，所口述懿旨前后截然相反。这足以反映出慈禧对处理恭亲王奕?的矛盾心理。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得到王大臣的支持，因此一再召见。
慈禧一再召见军机大臣的目的何在？
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借大臣以镇众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挟，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
处治恭亲王奕?是一件麻烦事，慈禧希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这正是慈禧一再召见重臣的目的。
恭亲王此时的声望甚隆，又有多位外臣封疆为援助，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在不引发朝堂动乱的情况下将恭亲王拿下，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结果之后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静的情况下，朝堂上利益相关的一干重臣无不牵涉其中。
十三日，醇郡王自东陵工程处赶回京师，来不及休息，急忙上疏为奕?说情。他先赞颂两宫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肯定了奕?“感荷深恩，事烦任重”，然后着重说明奕?“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因此，他请求两宫太后“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
御史孙翼谋也直上一疏，他说：“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这是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手，来说明处理奕?要极为慎重。他恳请对奕?“可否酌赏录用，以观后效”。
看起来，这几天大臣们不仅在思考，而且在积极地行动。无论是想抱两宫太后的大腿，还是为自身派系利益考虑，都纷纷发言对慈禧太后的举措议论纷纷。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内阁复会。两宫太后将醇郡王、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等三人的上疏发下交议。
大学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为最了解慈禧的意图，因此拿出事先拟就的疏稿给大家看，并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讨论。这使到会的人感到很沮丧，但是王大臣们还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有的大臣说，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外人不好说三道四；有的说，奕?既然屡招物议，不见得都是捕风捉影，看起来他是难以担当重任的；有的说，揭发恭王没有确据，应该允许自新，弃置可惜；有的说，两宫懿旨已颁，不应朝令夕改；有的说，从谏如流，既然罢恭王认为不妥，就应该抛开自己，收回成命。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事在朝堂引起极大争议。
看看火候到了，肃亲王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疏稿。他认为醇亲王、王拯、孙翼谋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议：“臣等谨议恭亲王方蒙严谴，惊惕殊深，此时察其才具，再为录用。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并各臣工奏保，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所有臣等遵旨会议情形，谨缮折具陈。”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肃王的疏稿起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大作用。众人纷纷表态赞同肃王的提法。倭仁鉴于形势，也不便固执己见，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个奏折：
臣等伏思黜陟为朝廷大权，恭亲王当皇上即位之初，维持大局，懋著勤劳，叠奉恩纶，酬庸锡爵。今因不自检束，革去一切差使。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臣等不敢置议。
这样大学士倭仁和肃亲王的奏折取得了一致意见，都主张两宫太后对恭亲王施恩，重新录用。军机大臣们列名于倭仁奏折。在肃亲王奏折上署名的有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等七十余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等也单衔上疏。
给事中谭锺麟、广成等上折奏道：“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庙廊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指出国家核心领导的团结与稳定，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不可小看。
另有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也上疏言道：“现在各省军务尚未尽平，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繁任巨，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或别启猜疑之渐，此虽系意料必无之事，总无不在圣明洞鉴之中。”这是说，罢斥奕?，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请慈禧三思。
这就是说，除倭仁折和肃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折。这就形成了吁请重新任用恭亲王奕?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而且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有所转圜了。慈禧摆出了虚心纳谏的姿态，于三月十六日以同治帝名义明发上谕：
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见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
慈禧听取了王大臣的部分意见，重新任命奕?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要职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奕?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不得与闻枢密，慈禧太后进一步地收紧最高的皇权。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也太过迅速，短短不到一月时间便已尘埃落定，虽然此事波及朝堂各大派系几乎所有重辰，可是根本就没给外臣反应过来的机会，等到各省封疆得到确切消息，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朝堂上的争斗已经早有定论。
这一次，不仅恭亲王被狠敲了一记闷棍，洋务派也跟着遭受不小打击……
第六百七十六章 警钟
恭亲王可是洋务派领袖，他的自身荣辱不仅关系到王公党切身利益，同时也对大清此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影响甚深。
不论此次慈禧太后有没有打压洋务派的心思，事实上已经对气势如日中天，在地方上更是势力庞大的洋务派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恭亲王在京城地位受挫，地方上的洋务派大佬们便少了一分来自朝堂的保障。
虽然此时无论曾国藩还是左宗棠，还有一直没有表态其实早已算是洋务派大佬的两广总督吴可，都已是羽翼丰满的一代豪雄，但他们毕竟是汉人身份很多事情在满人为主的朝堂上不好动作。
少了恭亲王的帮衬，各地打上洋务派标签的督抚就得直面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虽然他们并不畏惧麻烦，但麻烦能少一点是一点。
所幸恭亲王没有被一撸到底，虽然不能参与中抠事务，但以他亲王的位份还是很能做一些事情的。最起码慈禧太后在彻底解决残留顾命大臣之前，不可能将恭亲王以及地方洋务派彻底得罪。
……
朝廷明发上谕后，两宫太后并没有立即召见恭亲王奕?。
而恭亲王奕?请求召见，她们也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二十几天后的四月十四日，她们才召见了恭王。这时的奕?已深知慈禧的厉害，他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作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姿态。
慈禧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裁抑奕?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军机处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便于同日发了一道上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这就恢复了恭王的首席军机大臣职，但“议政王”名目却永远地削除了。是恭王仍被命枢廷矣，然已无‘议政王’之尊称。名位固已较前大为减削，此虽王年少不学，关于大体，积嫌蒙衅，自取之严谴，然亦太后集权之手段也。
这一次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发难，可以说突然之极让人大感措手不及，恭亲王的表现也平庸到了极点，可以用毫无还手之力来形容。
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恭亲王而言，可是极为突兀丢脸之事。
同治四年九月（1865年10月），咸丰帝奉安定陵，恭亲王襄办奉安事宜有功，两宫太后欲加优奖。此时的恭亲王牢记“功高盖主”的古训，“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再也不敢领受什么奖赏了。
所以慈禧将恭亲王交宗人府议叙，宗人府评价甚好：“惟恭亲王谊属宗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
慈禧很满意，特颁一谕旨：“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无庸纳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所以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起居注仅书：“命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一切差使。”而无慈禧起草的朱谕全文。这是慈禧为缓和同奕?的矛盾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恭亲王奕?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面奏两宫太后收回对其长女封为固伦公主的成命。两宫经考虑便以同治帝名义发一上谕，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封其为荣寿公主，所有一切仪制服色仍照公主例。奕?怕功高加祸，严厉约束自己谨慎行事。
总之，这场由两宫太后，主要是慈禧发起的对恭亲王奕?的斗争，前后经一个多月便基本结束了。这事来得突然去得迅急，最后慈禧太后也达成目的。
等到地方督抚得到消息，并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转圜余地，其他人怎么想的吴可不清楚，反正当时吴可骂了娘。
他一则对慈禧太后如此迫不及待揽权不满外加警惕万分，同时对于恭亲王的软弱表现实在看不过眼，只要恭亲王在此次事件中强硬一点，等到各地封疆反应过来最不济也不会闹到最后这个地步。
事情虽然结束迅速，但吴可还是通过从京城传回的消息，招来身边幕僚班子好好研究了一番，总要搞清楚慈禧太后究竟怎么回事，免得以后自己重蹈覆辙。
……
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太监，一名安德海。其人狡黠多智西太后甚宠之。
孝钦（慈禧）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恭亲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瓷，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慈禧）讶问，以六爷（奕?）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
也就是说，安得海恃宠而骄，借慈禧名义，在物质要求上贪得无厌，遭到了心高气傲的恭亲王奕?理所当然的反对。但是狡猾的安得海设计圈套恶进谗言，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制造矛盾，妄图用慈禧打击奕?，慈禧偏偏又中了计。而这个矛盾恰被任署日讲官的蔡寿祺得知，他认为有机可乘便上疏弹劾奕?。
这事在京城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吴可手下幕僚班子一致认为慈禧偏听偏信安得海之类的太监的谗言，并因而猜忌、戒备恭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坊间疯传奕?自恃有功，每日奏对，时间既久，便放松了戒备，渐渐地把与两宫太后的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自觉不自觉地视如寻常百姓的叔嫂关系了。这是为两宫太后绝对不能允许的。
又有传言恭王则于用人之权，黜陟之事，不商之于太后，或升或调，皆由己意。凡关于各省之事，亦独断而行。而宫廷之间，亦渐生嫌隙，常相抵触矣。又说：恭王在宫廷之外，与中外官吏自由来往，不取太后意愿，辄自专擅。而太后则使太监伺察之，种种行为，皆归报于太后，乃愈启猜疑之心。
恭亲王用人专断、办事专擅，这事是有的但也不至于像坊间流传的那般夸张。
又有传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王往往不俟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这等于礼节不周之事，所谓无风不起浪想来两宫太后不可能拿自家名声做陷阱。
还有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爷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
据说，慈禧对这种越礼的行为十分反感。她们认为，这是奕?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一种蓄意的挑战，是不能容忍的。
更有传言，一日召见时，恭王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决不能忘而恕之也。又说：凡奏对时，每由慈禧问答。一日太后言毕，恭王佯作未闻，请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每抗声答之，恭王骄傲之态，每使太后不能容忍。
京城坊间据言奕?的傲慢情形，于上述四端可见一斑。
对于奕?的表现，“当时之人，皆以为恭王对于两宫之态度举动，似觉太过。以己大权在握，遂擅揽一切，未免近于骄愎”。
又言奕?既然有此表现，便迫使慈禧不得不采取措施。“太后既知恭王之权渐大，常侵越己之权势，遂立意告诫恭王须明白国体，不可僭越。用人之权，视太后为转移。稍有不合，即告罢黜”。
坊间肆意流传奕?傲慢骄愎的说法，是替慈禧张本的。当然奕?在作风与性格上的这个严重不足，也是确实存在着的。
这一点吴可也十分清楚，像恭亲王这样的天皇贵州，一旦绕组过得太过顺风顺水便难免生出骄横之心，可要说这厮做得这般过分却不可信。
当时之人可能对两宫突然出手不明所以，可能就信了坊间流言将罪责全部扣在恭亲王头上，吴可却是不然作为后世来人他可是十分清楚慈禧太后的权利欲有多严重。
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最高统治权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垂帘听政久了，慈禧于国故朝政渐皆了然。本性专断遂不欲他人之参预。盖其聪明才力，加以读书增其识见，于用人行政诸大端，颇得人之信服。昔之所赖，今则弃厌而疏远矣。昔日冲抑之怀，今则专断而把持之矣。
这是说，慈禧在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上已趋成熟，她要高度集中皇权。这就必须削弱恭王的权力。因此她抓住战机主动进攻，以便达到皇权独揽的目的。
种种说法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吴可与幕僚研究过后认为都有一定道理。此事发起内因是慈禧企图皇权独揽，外因是奕?的用事专擅，行为不检，而诱因则是安得海的谗言。
恭亲王突然被整，让吴可感叹之余却也给他敲醒了警钟，那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太后已经露出狰狞獠牙，警醒他以后行事必须越发低调才成……
第六百七十七章 影响
“恭亲王这一败可真不是时候！”
当时接到京城传来的紧急情报，吴可不爽的将手中汇报文件摔到书桌上。
这事确实影响很大，那时左宗棠正积极为福建船政衙门的建立四处奔走，恭亲王突然被慈禧太后搞这么一下，等于给满心热诚的老左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不说洋务派几位大佬所在的两江，闽浙等地受到朝堂变故影响，本欲推行的一些洋务举措临时中止损失不小，同时来自朝堂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也让身为洋务派大佬的几大督抚日子突然难过起来。
两江总督衙门后院花厅，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对案而坐，两人脸色都不太好看，屋子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老师京城突发如此变故，江南制造局的扩建工作是否暂缓一二？”虽然已贵为江苏巡抚，但李鸿章面对曾国藩依旧尊敬异常。
“暂缓一缓吧，朝堂风云变幻，恭亲王自身难保西太后掌权，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靶子！”曾国藩苦笑着说道。
他已经功成名就，犯不着因为洋务上的事儿跟西太后过不去，朝堂上看他不顺眼的大臣多的是，此时湘军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
“……”
李鸿章欲言又止，脸上不满神色一闪而逝，最后什么也没说只长长叹息一声。
此时淮军正接过湘军的任务，大举杀奔河南剿杀捻匪，实在没有精力再顾忌朝堂争斗，可惜了一次不错的露脸机会。
淮军领袖野心可是不小，老师曾国藩能做到的他认为自己同样也能做到，依靠跟洋人的熟捻关系可能会做得更好。
眼下办洋务可是潮流，只要做得好做出了名堂不愁以后的仕途不畅。
老师曾国藩功成名就不需要这些锦上添花，而且受到朝廷猜忌以后也没了晋升之望。可他李鸿章的仕途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865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第25个年头。帝国斜阳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开始从求，购“坚船利炮”中寻求新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雨中，走上历史前台。
而它的创建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1865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初一），江苏巡抚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和同治帝。他那两千余言的《置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奏折》，几乎就是一份缩微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这就是1865年李鸿章创建江南制造局的初衷，当时西方列强发起的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恭亲王奕忻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购买和仿造洋船洋炮、加强军事实力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
早在1863年，曾国藩就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准备建立新式机器制造厂。是年，李鸿章也在上海设立韩殿甲制造局、丁日昌制造局，并雇英国人马格里建立松江炮局。此三局称炸弹三局，规模很小，仿照西法生产炸炮、炸弹。
1864年春，李鸿章派丁日昌在上海寻购外国工厂机器，准备在试办炸弹三局的基础上，兴办一座大型的军火工厂。同治四年（1865）5月，李鸿章果断命人在上海虹口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和苏州两个洋炮厂并入，再加上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来的机器设备，建成江南制造局也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9月29日，朝廷正式批准江南制造局成立。
当时江南制造总局的规模真心不大，就算几个枪炮厂还有炸药厂加起来，都比不上琼崖铁矿规模的五分之一，更不要说跟乡勇队旗下早有规模的军工体系相比，只是乡勇队一直秉承低调原则不引人注目而已。
虽然跟曾国藩有些不对付，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吴可和乡勇队可是出了不少力气的。
别的不说，采购机器设备方面吴可便拥有极大便利，通过之前一系列合作，两广与美国方面已经形成了默契，想要采购军工方面的机械设备真心简单。
通过乡勇队中的淮北汉子，李鸿章显然对乡勇队旗下的军工体系有一定了解，所以筹备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时间，他便通过淮北老乡的关系找上门来寻求帮助。
不是李鸿章找不少洋人商行，在上海的那段时间他与某些外国洋行保持了十分良好的关系，可惜他对外国局势当真两眼一摸黑，为了避免受骗丢脸这样的乌龙事件，找吴可这等熟悉门当的人帮忙显然更加可靠一些。
除了单纯的制造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广方言馆原是李鸿章于1863年奏设的上海语言文字学馆，之后并入的江南制造局，每期招生80名，4年毕业，主要开设国文、英文、德文、算学等课程。
翻译馆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博兰雅、玛高温等传教士翻译西书，徐寿、徐建寅、华荡芳、华世芳等参加翻译和整理。翻译书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科技等方面，其中科技书籍居多，内有部分介绍兵器和兵器制造的书，这些译书对帮助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工艺学堂每期招学生50名，学制4年，学习国文、英文、算学、绘图、化学、机器等课程。毕业的学生，有的由总理衙门选调赴京，有的留沪、宁两地学堂任教，有的担任制造局中的员司。学堂虽然规模不大，但它是中国设置最早的兵工学堂，在培养生产技术力量上起了一定作用。
可以说，江南制造总局花费了李鸿章极大心血，是他想在事体上更进一步的尝试，制造总局的筹建和扩建工作他都做得极为用心。
……
1405年，一支由260多艘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在郑和的带领下，载着2万多人，航行13万多海里，向沿途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了中国造船业的光荣。87年后，哥伦布才带着3艘小型的轻快帆船和87人，开始了西方国家的第一次远航。但郑和带着浩浩船队从西洋航行归来之后，中国的造船业陷入了300余年的沉寂。
作为一个拥有3万公里海岸线的国家，中国的海上实力曾经令人瞩目。郑和七下西洋被视为中国航海事业的盛极阶段。但此后明统治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相反停止再造出海大舟，并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
个中原因为何，后人却是不甚明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航海事业从此由兴转衰。中国的国运衰落也从海上开始。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挂着外国旗帜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肆无忌惮。
江南制造总局，是江苏巡抚李鸿章所做的一次洋务尝试，目的便是让闭关锁国已久的大清王朝在造船等近代工业上跟进西方列强的脚步，起码不至于被西方列强甩得太远，从后来的历史上看效果还是极为明显的。
只是让人可惜的是，就在洋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之时，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在政治上却遭受重大挫折，使得原本红火一片的洋务运动，难免蒙上一层让人不喜的阴霾。
……
对于京城发生的突然变故，南方汉人督抚集团有自己的理解：
自咸丰帝驾崩后，外朝之权皆归六爷（奕?）矣，于是有叔嫂之争。四年三月之事，除议政王之衔，以示裁抑。此中机括，不问而知为那拉后之以孝贞（慈安）为傀儡，共削恭王之权，以儆之也。
通过安插在京城的探子，还有恭亲王本人亲自述说，南方汉人一干督抚也明白了事情经过究竟如何。
一日恭王奏对时，忽不自检而起立，此则大背朝廷制度。凡臣工召见，不许起立，特立此制，以免臣工或有异常之举，危及皇帝。太监禀知太后，慈禧大声呼助，说“恭王起立，恐有异志，以危两宫”。侍卫闻之入内，引恭王而下，乃下一谕旨，言恭王侵朝廷大权，滥举妄动，罢议政王之位，开去军机大臣及其他宫廷要职，总理衙门之差亦撤去。
南方督抚对此流言却是不以为然，恭王奏对时一般都是起立的。这道子虚乌有的流言，也许是来自于奏对失仪传闻的夸大。
总之，两宫太后慈禧同慈安合作，削掉了恭王奕?的议政王头衔。并使奕?明白，他是两宫太后的臣下。生杀予夺之权，均操纵在两位年龄比他小的年轻女子手中。搞得好，可以合作；搞不好，下场可悲。
这是慈禧对奕?的一次政治试探和政治较量。试探的结果，全部剥夺奕?权力显然时机不够成熟；较量的结果，说明慈禧确实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奕?再也不敢小觑慈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其他王公大臣则更是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拜倒在慈禧的脚下了。
第六百七十八章 不安分
恭亲王在朝堂政争中遭遇重挫，不仅两江督抚受到极大影响，两广和闽浙官场也没能逃脱。
所幸吴可一直秉承底调行事风格，加上两广的产业布局也在总督衙门的努力下早早完成，虽然来自朝堂的压力一下子大上许多，但还不至于像两江那样放弃原订的扩张计划。
只是可惜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刚刚开办的福建船政，还没来得及风风光光大干一场，便因为朝堂变故不得不老实龟缩憋屈得很。
还好恭亲王在政治上虽遭磨难，一下子失去首席军机大臣以及总督衙门首席大臣的地位，被慈禧太后硬生生逼离了朝堂核心圈子。
所幸恭亲王虽然栽了个大跟头，却依旧还留在军机处行走，而以他堂堂铁帽子王的身份，尽管已不是首席军机，但军机处上下都要给他面子，总算还保留了不小的影响力，可以替洋务运动继续帐目奔波。
因为朝堂上的突发变故，使得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声势上受挫，几位洋务派大佬的举措或多或少都受了些影响，很多计划或推迟或放缓进度，静候朝堂下一步风云变幻再做决定。
就连一向不参合朝堂争斗的两广官场，此次都受到了一定影响，不少在两广地区铺开摊子的官商纷纷卷铺盖撤离，生怕受到朝堂争斗影响给身后的主子遭遇麻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吴可在京城最坚定的盟友，大学士简总理事务大臣桂良在这段时间更是一连发来三道急信，要吴可务必低调低调再低调，不要在这时候胡乱出头，或者参合进朝堂争斗之中。
从信中可以明确感受到桂良也被吓到了，堂堂的铁帽子王，首席军机大臣简总理事务衙门首席大臣说撸就撸，这事态变化实在太过迅速，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一个来月时间，慈禧太后的伶俐手段实在让人心惊不已。
从桂良的话语之中，已经看出这厮这短时间打算低调行事，两广偌有什么大动作怕是指望不上他了。
对此吴可也没啥失望的，盟友之间量力而行是应该的，不要危急关头要盟友冒险，这是透支盟友信任的做法，不要关键时刻没必要胡乱浪费。
好在这时吴的的老丈人，云贵总督张亮基受不得云南与贵州两省的粘连连绵，主动申请调往京城工部担任汉尚书一职，有了老丈人在朝堂上帮忙张目，两广只要不做什么惹眼的大动作便不会有碍。
此时朝堂形势十分微妙，帝后党与王公党经过之前那番震荡，虽不说彻底决裂但也出现嫌隙，被压制得十分凄惨的顾命大臣派系好不容易得了一丝喘息之机，
还有中立派浑水摸鱼可谓微妙之极。
尽管慈禧太后显示了自家铁碗手段，可是她在朝堂上还说不得一手遮天，无论哪方势力都有搅动朝堂风云变幻的实力，所以慈禧太后也没有进一步动作，朝堂在这短时间倒是恢复了平静。
……
吴可见朝堂恢复平静，慈禧太后又将打击目标放在顾命大臣派系残余大臣身上，估计最后三位顾大臣要是不全部倒下的话，慈禧太后不会动其它心思也就暂时放下心来。
不仅他如此，两江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还有闽浙的左宗棠又开始了暂时中短或者延缓的洋务运动，一时洋务运动又在江南精华地带轰轰烈烈展开。
三年时间一晃而过，吴可在两广总督位置上足足坐了七年时间。
两广地域在吴可的治理下一片欣欣向荣，工商业发达经济飞速膨胀，铁路修建如火如荼道路四通八达。各地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声不绝耳，商旅络绎不绝洋人身影也是四处可见，已初具近代化雏形。
在两广清军的强力弹压下，境内治安状况一直维持得不错。有吴可亲自盯着任地方官员与巡捕营也不敢有丝毫怠慢之象，在如此环境之下两广已经颇具后世南方名珠的摸样，是为南方经济核心地区，影响力辐射周围地域甚至安南北部。
这短时间朝堂局势也十分安稳，慈禧太后已经彻底掌控朝堂大权，正一点点压缩顾命达成残余势力的生存空间，彻底剿灭顾命大臣派系势力只不过时间问题而已，眼看着朝堂局势便有向吴可所知历史方向发展。
他自然不愿意在一个无知女人手下做事，不说心理如何不适单单风险便是不小，他可不想整日活在战战兢兢之中。
期间他做了不少小动作，通过身为工部尚书老丈人的关系，暗中给了顾命大臣派系不少帮助，可惜朝堂大势已成顾命大臣派系不是想翻身就能翻身的。
不过就是如此，吴可暗地里也给慈禧太后找了不少麻烦。
在这时代对于一个女人什么最重要，答案自然是名节。
虽然败坏一个女人名节手段下作，但吴可更不希望慈禧太后日子过得太过舒畅，有精力和心思找各地封疆大吏的麻烦。
别的不说，两广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高不下，这引来无数商机的同时，自然免不了引来官商势力的觊觎。以吴可此时的身份地位，说他是汉辰之中第一人都不为过，就连曾国藩都只能屈居下席。一般的官商势力想在两广做买卖，虽然免不了眼高于顶的作派却也不敢做得太过。
可那些隶属与内务府的皇商就不同了，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在两广横行无忌肆意妄为，破坏正常商业秩序给两广的经济发展没少添乱找麻烦。
吴可心中恼怒却不好在明面上发作，于是他便直接在京城找慈禧太后麻烦，秉承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舒心的想法，狠狠给慈禧太后脸上摸了把黑。
后世有关于慈禧太后的秘史和艳史数不胜数，恰好吴可对带颜色的影视剧又特别感兴趣，对于其中表现慈禧太后的一些风流韵事自然没少观摩。
于是乎，自从同治五年以来，京城坊间时不时传出一些有关慈禧太后的风流韵事，有当年勾引咸丰帝争权后宫的，也有慈禧挨不过寂寞与身边亲信太监假凤虚凰之事。总之怎么香艳怎么来来传得有鼻子有眼。
据说慈禧太后听闻这些坊间流言之后，气得大病了好几场，要求九门提督狠抓流言之事，逮住一个狠杀一个决不姑息。
可她哪里知晓越是如此，坊间流言传得越是汹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哪那么好堵？
慈禧太后被这些坊间流言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之前在整治恭亲王时建立起的威望不说损失怠尽，那威势也削弱不少。
朝中大臣虽然不敢胡乱参合这等掉脑袋的事儿之中，但是对于慈禧太后的畏惧逐渐消散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得好权的慈禧太后惊怒不已却有无可奈何。
吴可隔岸观火心中暗爽不已，心中长舒了口气只觉念头通达，慈禧太后也不是什么洪荒猛兽不可战胜嘛。
不过他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当他接到熊光宇从河内转碾传来的口信后，一时心情差到了极点。
法国佬终于按耐不住寂寞，于同治七年（1868年）出兵安南，正式介入安南内战赤膊上阵。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曾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建议占领越南并开辟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商路。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侵略还只局限于传教和商务方面。
1787年，越南的传教士头目阿德兰区主教代表越南同路易十六签订了军事援助协议，准备恢复在越南的阮福映王位。这时法国国内政局动荡，法国国内革命致使这个条约告吹。即便如此阮福映集团还是得到法国的一些军事援助，1802年占领东京，建立了阮朝。
阮福映于1808年称帝，同年被大清朝廷册封为越南王，规定二年一贡，四年一朝。但是阮朝建立不久，内部就危机重重。官吏豪强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杂捐、繁重的劳役、水利的失修，使百姓穷困不堪。在阮朝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殖民化过程。
19世纪50年代后，拿破仑第三极力鼓吹在亚洲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进一步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
1862年，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迫使越南与之签订《西贡条约》，割占了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
这时被清军‘驱逐’出境的伪大成国大帅黄鼎凤突然率兵窜入安南，并在短时间内占领整个安南北部地区，通过与两广的秘密商贸往来迅速站稳脚跟。
法国佬一见这是个机会，于是便主动找上安南阮氏王朝高层，表示愿意提供军火等方面支持，只需要安南方面制服一定‘报酬’即可。
阮氏王朝在黄鼎凤手上连吃败仗，急于收复失地虽然明知法国佬不怀好意，但在焦灼的战争形式下不得不妥协，最后答应了法国佬一些条件获取了大笔军火物资支援……
第六百七十九章 准备
“马的这帮法国佬，真不让人省心！”
接到驻守谅山城的而勾发来紧急汇报，吴可实在忍不住心头火气惊怒不交加。
根据而勾信中汇报，最近一次安南国反击黄鼎凤部的围剿部队中，赫然出现了近千金发碧眼的法**队。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法国派遣陆军参与安南国内战事，表明法国佬已经不满足于物资军火支援的方式，而是要赤膊上阵捞取最大好处哇。
“你们怎么看？”
吴可不敢有丝毫怠慢，第一时间便将能赶来的两广清军将官找来议事。
“法国佬这是忍不住了，想直接染指安南啊！”
二牛第一个跳出来发表意见，他一直坐镇广州城外大营，是在座两广清军一干将官中吴可的绝对心腹，说起话来没有丝毫顾忌直言不讳。
“你现在才知道啊，法国佬早就参与安南内战了好不好？”
吴可没好气白了这小子一眼，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这么毛躁。
“大人，安南可是咱大清的藩属国，可不能任有法国佬这般妄动！”
这时，下首有将官跳起来跟着表态：“谁知道法国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他们是不是只满足于插手安南事务？”
“是啊大人，法国人狼子野心咱们不能不防！”这时座下有将官出声附和道。
“……”之后一干将官纷纷发言，意见出奇的统一，那就是坚决不给法国人插手安南事务的机会，法国人伸手就要毫不客气将其爪子斩断！
在座两广清军将官中，经历过二十几年前那场屈辱战争的几乎没有，全都是吴可这些年收拢的年富力强之辈，随着两广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两广清军实力不断膨胀，自信心也跟着一起膨胀起来。
放在大清其它部队中，面对洋人绝不会有这么大底气，可乡勇队却不同。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吴可率领乡勇队两次增援京畿，与英法联军大打出手未尝败绩！
尤其是第二次与英法联军大战之时，吴可率军挽狂澜于即倒，硬生生将过万英法联军堵在京师城外前进不得，血战数场却是逐渐取得优势，只待时间拖延便可将来犯之敌杀得大败亏输。
要不是这时跑路皇帝咸丰横插一杠子，心忧被侵犯之皇家园林，又不愿阻敌之功全数落于恭王之手，急急派来僧王与已是强弩之末的英法联军谈判，又将保护京师之首功者吴可招到后方承德避暑山庄，只怕英法联军想要全身而退都困难。
可惜的是，自己人太不给力，不说在战场上帮忙分忧，尽因为一些狗屁倒灶的糊糊事儿扯后腿，白白便宜了英法联军，最后还换的了一份屈辱性不平等条约，跑路皇帝咸丰的最后一丝威严也丧失怠尽。
在座一干两广清军将领中，水师将官除外其余大部分都参与了救援京畿的战斗，或一次或两次全部参加，与英法联军交过手并不像其它清军部队那般，对洋人军队畏之如虎。
在他们眼里洋人也没什么，洋人军队的战斗力确实很强，尤其是火力方面，枪炮数量上的优势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引发战力质的变化可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两广水师将官，在这些年连续不断的打击海盗过程中，水师战力提升迅猛，尤其在两广总督衙门鼎力支持，大肆向列强国家采购海军战舰，已及两广几家造船厂自造战船的补充下，水师实力更是提升迅速自信心跟着提了上来，对洋人再也没之前的畏惧害怕了。
……
“大家说的都不错，安南是咱大清的藩属，绝不容法国人染指！”
待手下一干将官纷纷发表意见，声音渐渐小下去之后，吴可这才做出总结性发言：“法国人在暗中支持安南王室咱们不管，但是他们要直接出兵的话咱们坚决不能答应！”
见一众将官对此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吴可满意点头继续说道：“咱们先不农药做出太大反应，先看看黄鼎凤他们顶不顶得住，以及法国人的胃口究竟有多大，然后咱们再制定狙击计划一击毙命不给法国人任何喘息之机！”
在座两广清军一干将校深以为然，这么多年时间他们要是还不知道总督大人与盘踞安南中部的黄鼎凤勾结那真是傻子了。
在切切实实的巨大利益面前，黄鼎凤之前的反贼身份根本算不得什么。
这些年安南北部以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北部地区控制在两广清军手里，铁路公路交通网络十分发达便捷，有庞大的矿产资源以及土特产资源作依靠，在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强力推动下发展十分迅猛。
从镇南关到谅山城只有十八公里距离，而宽度则有数百里的这短区域内，五六年时间已经涌进了超过六十万以上的大清百姓定居，迅速的稀释当地安南土著并且在经济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华人吃苦耐劳的赚钱能力在哪个时代都不用怀疑，此时东南亚的环境并不那时很好，时不时还出现反，华浪潮，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都几乎能够控制东南亚的经济，更不要说环境无比宽松的安南北部地区了。
当地的安南土著跟着赚了不少，忙着赚钱改善生活倒也没多少排斥举动，尽管那些挑拨离间的怪话从来都没间断过，但这不是主流。
不仅安南北部发展迅猛，黄鼎凤部占据的安南中部地区发展也同样迅速。
因为与安南国时常交战，黄鼎凤部控制区域很难沉下心来发展经济。而作为大清土著他们对经济发展基本上没任何概念可言，同样排斥在他们看来不是啥好玩意的铁路与火车。
可就是如此，在黄部人马的弹压下当地局势稳定，不错的环境同样不知不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上与两广清军私下的大量商业往来，以及频繁的人员流动，此时安南中部移居过去的大清百姓也超过三十万。
有了确实的人口基础，无论两广清军对安南北部的统治，还是黄鼎凤部对安南中部地区的统治，都算得上稳固，随着时间推移将更加稳定。
也难怪法国人迫不及待亲自出手，等到两广清军以及黄部人马彻底掌控了安南中北部精华地区之后，再想要虎口夺食可就难了。
尽管法国人骄横不可一世，但对于两广总督以及两广清军还是十分忌惮的，怎么说都是交过手的大清强军，其实力着实不容小觑。
……
“咱们先暗中做好准备，这事还得先跟朝廷打个招呼！”
跟手下将官达成一致意见后，吴可沉声说道：“另外本督还会跟一些督抚通气，争取到广泛支持真要行动起来也方便一些！”
说做就做，吴可第一个沟通的便是远在陕甘的左宗棠。
此时的陕甘回民叛乱，在左宗棠的强力弹压下早已没了初时的气势。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其主要领导是赫明堂、任武，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有于彦禄等18元帅。
回军曾包围西安达一年多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
陕西回民叛乱不久，赫明堂即与甘肃河州老教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叛军所占据。
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叛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形势的一度兴盛。
甘肃回民叛乱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叛军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朝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叛乱，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结果胜保却是屡次打败仗。
1862年11月，朝廷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战争互有胜负，回民叛军没有退出陕西。
甘肃方面虽然已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造成清军实力大损，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叛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1866年初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其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朝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
之后又上折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
第六百八十章 造势
左宗棠所订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
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叛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叛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
在清军节节进逼下，回民叛军转取守势，情况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被清军收复。
1867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
左部在陕西行动比较顺利，可是在甘肃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1867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叛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叛军进攻。
第二年秋天，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
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叛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叛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叛乱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
回民叛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清军后方。12月11日，清军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叛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但是，回民叛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不久回民叛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与此同时，回民叛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之后一段时间，回民叛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回民叛军急忙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不久后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
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回民叛军乘机发动反攻。叛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叛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回民叛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叛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
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朝廷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来犯清军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
回民叛军的反击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回民叛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
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回民叛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回民叛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
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叛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不久之后回民叛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叛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
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叛军劝降。不久之后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以马化龙藏匿枪支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干掉，金积堡之战遂以回民叛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叛军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
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一是回民叛军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还有回民叛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清军抓住机会各个击破。
当然，叛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回民叛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叛军“求抚”。
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就损失了十来位营官，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由于回民叛军的牵制，左宗棠一时抽不出身理会其它事务，接到吴可的通报信件之后，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建议吴可与两广千万要注意，不能给法国人任何可趁之机，不然以后的麻烦只会更大。
与此同时，他也给朝廷上了封折子，立场鲜明的支持两广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态度，为了大清西南边陲的安宁稳定，一定不能给法国人任何插手安南内务的机会，希望朝廷能支持两广方面的对外举措。
接到了左宗棠百忙之中发来的支持信件，吴可十分高兴心中有了更大底气，对于两广清军直接出兵干预安南内部之事的想法更加坚决，绝不容许法国人在身旁搅风搅雨肆无忌惮。
不仅两广方面暗暗做着出兵准备，吴可还想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援。
他给左宗棠写去法国插手安南事务的信件同时，也给身在京城的老丈人去了封信，告之老丈人两广的决定与打算，请求老丈人动用在朝堂的关系帮忙造势吹风。
还是虽然声势大不如往，却依旧在朝堂上占据重要席位的恭亲王，将法国人插手安南内务并对有可能威胁大清西南边陲的事儿在信上详细介绍了一通，最后请求在他朝议的时候帮忙敲敲边鼓，两广清军是否出兵的事儿尽快做出决定，别拖拖拉拉把时间和战机给拖没了。
他一边暗地里做出出并准备，一边发动关系准备游说朝廷，正式做出允许两广清军‘便宜行事’的决定，同时还不忘大力支援顶在前线的黄鼎凤部，当然以支持军火弹药以及战备物资为主，眼下还不是两广清军出兵之时。
全了在出兵之前造成足够大的声势，他还联络了关系尴尬的云贵宗族劳崇光……
第六百八十一章 苦逼
劳崇光最近几年的日子，过得很不安生。
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将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弄走自己坐上，没想到却是个大火坑，现在想跳都跳不出来。
两广还有吴可这么一位强势邻居，虽然没见识过这位大清名将的能耐，但盛名之下想来吴可还是有些能耐的，两广眼蒸蒸日上的局势就是最好明证。
因为取代了人家老丈人的位置，面对两广总督吴可时难免有些心虚，所以就职以来劳大总督很少与两广官场有直接联系。
由于种种原因和顾忌，面对两广官场时劳崇光和云贵官场实在没有底气，边境地区私底下一些通商往来劳大总督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两广地区通过商业渠道弄到云贵两地的大批物资，正是焦头烂额的云贵清军所需之物。
贵州苗民叛乱还好说一些，起码声势不如刚开始那般浩大，可云南的回民叛乱就不同了，越演越烈让劳大总督几乎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1865年6月，朝廷调前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
到任后，劳崇光鉴于云南严峻的叛乱形势，令署云南提督马如龙防守省城，并筹集粮饷军火，同时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滇西，清剿云南回民叛军。
8月，岑毓英率清军从昆明出发，于11月20日占领楚雄。此后岑毓英以楚雄为基地，分兵向大理进犯。清军虽先后占领了大姚、永北、邓川、宾川、浪穹（今洱源）、赵州、云南、鹤庆、丽江等地，逼近大理的南北门户上下两关，但岑毓英所率主力却被杜文秀部叛军阻挡于镇南和姚州无法前进。
1864年2月，杜文秀部叛军在上关大败清军，并占领邓川、浪穹、鹤庆、丽江；不久，又败清军于下关，占领云南、赵州、弥渡。
之后杜文秀乘胜派部将马得才率领援军从弥渡、三街间道插到镇南清军侧后，突然发起猛攻。清军大败（岑毓英也头部中枪）狼狈逃回楚雄。
一举击溃了清军岑毓英部的进攻之后，杜文秀领导滇西回民叛军乘胜向外发展，南面达于镇沅，北面达于维西。至1866年初回民叛军控制了滇西二十三座城市，对朝廷在云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
于是，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当以征剿迤西为急”，当年3月他便亲自到达昆明，积极部署云南清军对大理的进攻。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署云南提督马如龙率领兵练八千九百余人，于1867年2月由昆明出发，并指挥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楚雄协副将李维述、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国安、昭通镇总兵杨盛宗、腾越镇总兵田仲兴、普洱镇总兵李锦文等部清军和地方团练，分数路向滇西进攻。
可惜清军虽然兵力不少但士气低落，特别是其中的回民将领和士兵，大都不愿同滇西回民叛军打仗，加之遭到回民叛军的顽强抵抗，兵疲粮缺进展缓慢。
回民叛军除在各地坚守外，杜文秀又派出部队袭击清军的后路。清军惊慌失措，李维述败于镇南，杨振鹏溃于宾川，杨先芝、合国安溃于姚州，楚雄、大姚两地的清军先后告急。
杨盛宗、田仲兴等也因粮饷不继，分别从永北、蒙化、威远等地败退。马如龙见败局已定，遂托病由定远撤军逃回省城。杜文秀部回民叛军占领定远、大姚之后进而包围了楚雄。
马如龙进攻滇西及其失败，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对杜文秀的影响极大。在此之前，杜文秀虽然拒绝了官府的诱降，但对马德新、马如龙等的叛徒嘴脸缺乏应有的认识，由于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们撕不破脸皮，反而与之达成暗中协议，以楚雄、镇南东西分界，“各守疆界，各行其是”，“不相侵犯，仍通互市”。
为恪守协议，杜文秀主张首先巩固滇西，必要时向川、黔发展，以避免与马德新、马如龙发生冲突。尽管由于太平天国起事失败，云贵总督劳崇光力主“进剿”，清军对大理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杜文秀仍然不准备向东发展。
迨至马如龙进攻滇西首先毁约，杜文秀才感到如果仍遵前约，无异于作茧自缚，加上这时朝廷在云南的力量比较薄弱，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所率湘军尚在贵州，布政使岑毓英率所部清军赴贵州镇压猪拱箐、海马姑苗民起事未归，仅马如龙率一万五千残兵败将龟缩省城。
因此，杜文秀提议趁机东征昆明，并为绝大多数叛军将领所接受。
为大举东征，杜文秀发布了《帅府布告》、《誓师文》、《兴师檄文》等公告。
在《誓师文》中说：“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
同时，回民叛军传檄全省：“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可恶，妖官“置苍生亦［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恶，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寞［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
这些文告，控诉和揭露了朝廷肆意制造各民族百姓之间的矛盾，挑起民族仇杀的罪行，进一步阐明了以反清为主要目标的立场，提出了团结回汉各族百姓共同进行斗争的方针政策，同时对叛军规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这就从政治上打击了朝廷，动员和争取了各族百姓积极参加东征昆明的战争。
打败了马如龙对滇西的进攻并进行必要准备后，杜文秀调集大理、楚雄、丽江、永昌、顺宁、永北、蒙化等地回民叛军十万余人（一说二十余万），由十八大司统率，分兵四路，向云南省城昆明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北路由大司衡杨荣、大司阃马旭、大司勋米映山率领，从定远出发，占领琅黑等盐井、罗次、武定、富民后，进攻昆明城北；西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令马清、大司藩安长兴、大司隶刘纲率领，在占领禄丰、易门、安宁、碧鸡关后，进攻昆明城西；东路由杨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率领，从大姚出发，攻占元谋、禄劝、柯渡、杨林等地后，攻昆明城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等率领，在占领楚雄、南安、广通等地后，攻昆明城南，杜文秀坐镇大理，指挥各路大军。
防守昆明的清军，是马如龙所部残兵败将，无法与回民叛军相抗衡。正在贵州与苗族叛军作战的云南巡抚刘岳昭，令业已镇压了贵州猪拱箐苗民叛军刚回到云南的布政使岑毓英“严扼曲靖，控制省城”。
劳崇光很丢脸的在这时以指导贵州平乱为由，由昆明跑到贵阳坐镇，同云南巡抚刘岳昭一同行动，为此招致官场不少闲言碎语。
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尽管官场上对他的风评不佳，认为他有临阵脱逃之嫌，不过为了小命着想些许闲言碎语又算得了什么？
云南的局势糜烂傻子都看得出来，此时朝堂可没多少大佬愿意接手这样的烂摊子，不是嫌云贵总督的位置不好，只是眼下确实不是插手云贵州的好时机。
要是刚刚接手昆明就落入贼人之手，这事算谁的？
所以，尽管劳崇光日子过得十分苦逼，但只要他不主动提出辞呈，屁股底下的云贵总督宝座还是很稳当的。
劳崇光又不是傻子，虽然云贵总督的位置眼下算是火坑，但堂堂的天下九督之一也不是想坐就能坐上的，他怎么可能主动向朝廷提出辞呈？
再说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奉命驻军曲靖，派出一万一千余清军赴援昆明、楚雄等地，企图阻挡杜文秀部回民叛军向昆明的进军。
而杜文秀部十万叛军浩浩荡荡分路并进，尽管围攻楚雄的叛军暂时受阻，但其余各部进展颇为顺利。
1867年9月，叛军占领黑、白、琅等盐井，控制了盐井的税收，断绝了云南官府至关重要的财源；随后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陷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劝，切断了楚雄与昆明的联系。
楚雄清军一时孤立无援，军火粮饷皆缺军心动摇，12月18日，叛军一举攻占了该城。至此叛军控制了滇西全境，后路毫无牵掣，军锋直指云南首府昆明。
劳崇光闻讯后差点没急得吐血，心情焦急万分日子那叫一个苦逼……
第六百八十二章 反面教材
作为邻居，云南又与广西接壤，吴可怎么可能忽视云南境内发生的战事？
先不说吴可跟劳崇光之间的龌龊，单单防止云南乱象波及到广西这个理由，便足以两广清军派出一支精锐人马，堵在云南与广西交界之处。
更何况云南同时还与缅甸以及安南接壤，两广若是想将影响力在这两处藩属国扩散的话，必须得有云贵两地的鼎力支持不可。
眼下对吴可来说，云贵总督劳崇光越倒霉越好，这样两广若有需要的时候，劳大总督也没胆子拒绝两广的提议。
所以，尽管朝廷下旨要求两广清军出兵云南，帮助云贵总督解决境内叛乱问题，吴可一边派兵堵在云南与广西交界之处，一边坐山观虎斗谁也不好多说什么。
……
1868年2月19日，回民叛军杨荣等部北路军攻陷富民，西路军占领安宁。20日，上述两路叛军人马进至昆明城郊：北路军由富民进占昆明西北的团山、大普吉、梨烟村、夏家窑一带；西路军由安宁攻占昆明西面的碧鸡关、高嶢、梁家河、普坪等村寨，气势逼人清军根本无从抵挡。
28日，南路军攻陷易门。杜文秀部叛军东征的节节胜利，使清军中的许多回族将领备受鼓舞，昆阳杨振鹏、新兴田庆余、澂江张元林、曲靖马天顺、寻甸马世德等，“悉举所据地方响应”，杜文秀见机扩大声势均授予大司之职。
不得不说，杜文秀这厮确实文武双全，并且在掌控大局以及寻觅战机方面是一把好手，起码表现比北方的同行捻军首领要强得多。
3月9日、10日，在杨振鹏、田庆余等配合下，南路叛军袭占了晋宁、呈贡，随后即进占昆明城南的西岳庙、五华寺等处。至此叛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省城昆明，难怪云贵总督劳崇光惊呼：“人心惊惶，省城危在旦夕”。
朝廷令云南巡抚刘岳昭率领所部湘军火速由黔入滇，以解昆明之围。在刘岳昭到达之前，防守昆明的署理提督马如龙因在城外作战屡败，退入城内采取“以防为剿”的方针坚守不出，等待援军达到。
他以“谋叛”的罪名捕杀了总兵合国安等数名回族将领，设立巡防总局强迫军民日夜登城防守，并以自己和劝捐得来的资财充当军饷以安定军心。
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兵力居于优势的围城叛军不是一鼓作气向昆明城发动猛攻，而是列兵城下利用附城的寺庙、堡寨，筑墙挖壕，企图凭借坚固的营垒“坐困”城中清军。
这种持久围困的方针，使清军争得了时间，以调整力量调派援军向叛军反扑。无疑这种局势，对于远离根据地的叛军是极为不利的。
而且，十万叛军虽然包围了昆明，但对城东封锁不严，金马寺至宜良的通道没有完全截断，城内清军仍可由此得到粮食接济以苟延残喘。
十万叛军为阻截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的援兵，曾准备控制曲靖，可惜由于行动不迅速果断此计未行，而岑毓英的援军已进到昆明城下，从而使围城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复杂起来。
从这其中，便可看出回民叛军的不成熟来。
为此，吴可还特意招来军中将校进行分析，一致认为回民叛军放着大好人数优势不紧急攻城，反而还玩围城这种伤敌一千自损五百的手段，这表现就很不如人意，根本就没有利用好叛军高涨的士气和如虹的斗志。
究其原因，还是杜文秀部上下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或者说杜文秀坐镇后方不能第一时间掌握前线局势，以致错失作战良机。
为了让小弟们记住教训，吴可特意将此战例作为反面教材，加入军官培训班的课程之中，让小弟们明白抓住战机的重要性。
1868年3月6日，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督率三万余清军，由曲靖赴援昆明：游击杨玉科率兵一部绕道四川会理，出奇兵抄袭围城清军后路；岑毓英自率主力，进攻昆明城外的叛军一部。
为了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岑毓英扬言师出陆凉（今陆良），实际取道马龙、宜良，于3月14日秘密地进至离昆明七十里的七甸。随即指挥清军由黄土坡、水海子一带向叛军一部发起进攻，数日之内即占领了大小石坝、小板桥、官渡等地，切断了呈贡和江右馆叛军大营之间的联系。
为了夺回小板桥要隘，叛军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戎马国春会同大司略杨振鹏、大司抚田庆余等率领数万叛军部队，于3月25日由呈贡猛攻该处清军。
清军则扼守要隘以逸待劳，顶住了叛军发起的一**锐利攻势。待叛军人马疲惫之时清军猛然出击，将措不及防的叛军击败。
接着，清军又攻占了昆明城东金马寺、古庭庵、大树营等地。这时岑毓英部副将杨国发等亦在杨林、大板桥等地扎营，准备进攻嵩明、寻甸。这样清军就打通了省城东面的通道，保证了城内外清军的粮饷供给。
之后岑毓英指挥清军继续向江右馆、石虎冈等叛军据点进攻。叛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由于这些据点挖有地窖、交通壕和池塘，清军开花大炮的威力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攻难以奏效。
同时，为了牵制进攻的清军，并重新控制滇东通道，切断清军的粮食补给，驻守晋宁的叛军大司治张元林在击败临安兵练之后，乘胜进攻呈贡清军军营；蔡廷栋、李芳园联合寻甸、嵩明等地叛军，猛攻岑毓英部清军占据的杨林。
呈贡、杨林同时吃紧，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不得不“以杨林为东路咽喉”，只得“先其所急”，于5月7日亲自率部增援杨林。
5月上旬，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率二万余清军由贵州毕节到达曲靖，他认为“心须进攻寻甸，方可早解省围，争保东路”，因而决定亲率所部湘军往攻寻甸，令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配合马如龙解昆明之围。
岑毓英在勉力解了杨林之围后，于7月初回到昆明城外距城十二里的响水闸大营，继续向昆明城郊叛军据点发起进攻。之后清军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占领了地处呈贡、宜良进省要道上的石虎冈和另外少数几个据点，但由于寻甸、澂江、新兴等地叛军不断供应粮米弹药，围城叛军仍可以凭借工事长期固守，使清军一时无法解除省城之围。
见此情况，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决定改变战法，由马如龙坚守昆明，以一部兵力牵制围城叛军，而以主力围攻昆明外围州县的叛军一部，企图先“去其羽翼”，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孤立无援的围城叛军人马。
8月，岑毓英率其主力亲赴呈贡前线，指挥清军作战。这样连同杨玉科部滇军在内，清军在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上，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晋宁、呈贡为昆明以南的重地，在昆阳、新兴等地叛军的支援和配合下，驻守晋宁的叛军大司治张元林、驻守呈贡的大将军马开义各率叛军作战极为卖力，多次击败来犯清军之进攻。
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到呈贡前线时，正值晋宁和昆阳叛军在击溃临安兵练之后，前来救援呈贡，他趁晋宁城内叛军兵力薄弱之机，令署总兵梁士美部偷袭晋宁。
8月19日傍晚，梁士美遣其弟梁士伟率军由江川（今江川江城）出发，夜行八十余里，绕过叛军的营垒，于20日凌晨前抵达晋宁城外。
守城叛军疏于防守，清军夺门而入。叛军大司治张元林率部下奋力反击，驻扎城外的叛军也适时入城与之配合，挫败了清军一举夺占全城的企图。
岑毓英见此无法，一面令游击何秀林、王正坤等猛攻呈贡，牵制叛军兵力，一面派游击岑宽德、都司刘重庆等带兵二千六百人由水路援晋宁。
梁士伟因在城内进攻受阻，即分兵一部，与援军内外夹攻，占领了晋宁城外四乡。昆阳杨振鹏率叛军一部援救，遭水陆两路清军阻截未能到达。
8月底，清军攻占晋宁北面的归化，截断了晋宁、呈贡之间的陆路交通。接着岑毓英又派总兵马忠等带兵三千名，由归化向晋宁进攻，截断了晋宁通澂江、昆阳的通道。晋宁叛军顿时孤立无援形势危急，但张元林仍率叛军人马在城内与清军相持不下。
云南布政使岑毓英见晋宁一时难以攻下，便令何秀林、王正坤日夜不停地猛攻呈贡。尽管晋宁危急呈贡后路已断，叛军仍努力奋战打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
9月29日，岑毓英“传齐各营，填壕而进”。清军四面架梯登城，冲入城内。叛军与清军展开巷战，奋战一夜大将军马开义等三千余人站死，呈贡终于失守。
直到这时，坐镇贵阳遥控指挥前线战事的云贵总督劳崇光，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感觉压力不那么巨大……
第六百八十三章 局势
劳崇光这些日子饱受煎熬……
尽管他百般辩解，但昆明被杜文秀部回民叛军是不争的事实，劳大总督出售了来自朝廷了极大压力，待在贵阳的日子可谓苦逼之极。
吴可坐镇广州冷眼旁观，尽管朝廷一再暗示要求两广清军出兵云南，帮助当地清军缓解叛军带来的压力，不过都被他一一巧妙婉拒。
此时他还在等待朝廷的回复，是否出兵介入安南内部战事。
像这样的‘国家大事’，以朝廷的迟钝以及低效来说，想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可不容易，尤其对手是世界第二号列强法国之时。
所幸吴可的折子递得够早，此时参与安南内战的法**队人数不足三千，黄鼎凤部还能应付得了，这给了吴可做好完全准备的时间。
不知道是不是失败的次数太多，尽管有反**队直接参战，但是安南国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反击战，安南中南部的局势安静得让人害怕，谁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而已。
倒是法国人耐不住寂寞，零星的跟黄鼎凤部打了几仗，互有胜负谁也没能讨到便宜。
这表现就很了不得了，虽说法国布置在远东殖民地的军队，都是法军中的三流人马，但黄鼎凤部这么一支由土匪武装转变而来的军事力量，能在小规模冲突中跟法军打个不相上下，这表现怎么说都十分强悍。
当然这事也好理解，法国人名头虽大，但主要实力都在欧洲大陆，亚洲虽有他们的殖民地但眼下重视程度真的很一般，派驻而来的军队基本上都是法军的二三线部队，战斗力究竟如何真不好说。
黄鼎凤部就不同了，虽然是土匪武装出身，但自大成国建立到灭亡一直都在战斗，战斗经验之丰富根本不用多提。
到了安南之后也没消停过，最少半年都要打上一场，多的一月一场大战都经历过。虽说安南国部队实力差强人意，但总是一国之正规军还是有点实力的，黄鼎凤手下人马一直都在刷战斗经验。
手下人马有足够的战斗经验，兵力又足够雄厚始终维持在五万之数，加上吴可通过秘密渠道输送的大批火，枪弹药，在火力方面也不比法国殖民地军队差，最后能有那么个结果也可以理解。
为了支持黄鼎凤部与法**队的战斗，吴可这次可是下了决心，一次性给其送去了五千杆国产火，枪以及配套弹药，同时还在谅山城积极组织小股部队的山林游击战演练，一旦情况不对立即直接查收安南战事。
此时的两广清军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安南身上，其余精力也基本上注视着京城动向，至于云南的死活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最多也就是防备云南的乱局影响到临近的广西，同时也警惕法国人对云南和安南交界地区的渗透。
当然，为了避免云贵清军一败涂地，吴可虽然不爽云贵总督劳崇光，但还是在暗地里支援了不少军火物资，当然都是要真金白银来换的。
而且劳崇光也不是一无是处，当初两广清军剿灭伪大成国时，最后发起总共之时他可是亲临前线，对于战火并不是一味的抗拒和害怕。
……
再说昆明战事，清军攻占呈贡后，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即令部将何秀林率部攻澂江，王正坤率部助攻晋宁，他本人亦驰赴晋宁督战。
叛军首领杜文秀为救援晋宁叛军部队，急派张禧和马天朝率援军万余人前往，扎营于城西南的观音山一带。澂江叛军也受命前往支援，扎营于城东的盘龙寺。
为了阻止援军与城内叛军会合，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又调派部将张保和等率兵三千余赶至晋宁。11月2日清军向观音山进攻，经过激战叛军支援人马受挫，马天朝等战死损失人马超过三千。
而从澂江前来的叛军援军，亦因何秀林部清军进攻澂江而撤走。在晋宁叛军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清军于11月3日发动总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叛军便弹药告竭，将士一千余人战死城墙，张元林仅率少数人突出重围转移至澂江。自
8月20日清军攻入晋宁城内，至11月4日晋宁失守，城中国叛军与清军在城内日夜交战，相持七十七日之久，最后依旧免不了全军覆没城破人亡的下场，当然进攻清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收复晋宁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休整才有再战之力，防守晋宁的叛军也算达成部分目的。
呈贡、晋宁先后失守，澂江日益孤立。叛军大将张元林在作战中身受重伤，退入城内后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乞降。11月27日黎明，清军乘叛军不备，在张元林接应下突然攻城。叛军中郎将张鹏程等一千余将士在战斗中战第，澂江不久后也被清军收复。
云贵清军在南面战场上的胜利，打通了由省城通往滇南的通道。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随即进驻省城昆明，与署理提督马如龙一起策划向围城叛军进攻。
围城叛军由于丢失了呈贡、晋宁、澂江等重要地区，昆明城下部队的侧后暴露在清军兵锋面前处境突然变得十分不利起来。
清军收复品贡和晋宁的同时，为了牵制叛军的兵力截断围攻昆明叛军的后路，总兵杨玉科曾奉岑毓英之命，率领清军数千人，由东川绕道四川会理州，从阿鸡鲁渡口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
杨玉科联络当地的团练武装，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法，于1868年3月相继袭占了大姚县的苴却（今永仁县城）、元谋等地，4月又占领了武定、禄劝。5月驻守罗次的叛军征南大将军张遇泰不战而降，随后杨玉科率清军向富民进攻。
杨玉科部的迂回行动，威胁着叛军的后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叛军首领杜文秀急派大司卫姚得胜等率军数万由大理东援。
6月中叛军由大姚、禄丰、富民三路齐进，分攻元谋、罗次、武定。杨玉科在富民连吃败仗，只好收缩兵力退守罗次。
驻守富民城的大司衡杨荣率叛军尾追清军，与禄丰叛军一起进攻罗次城，清军接连战败杨玉科又被迫率部退守武定。
叛军在占领元谋、罗次之后，立即集中兵力于武定方向，迫使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再次派兵前往增援。
杨玉科在武定修筑土城碉楼，妄图扼险顽抗。叛军以湿木柴堆积成比城楼还高的柴楼，上面架设枪炮，轰击城内清军。柴楼遭清军破坏叛军又挖掘地道，埋设地雷炸城，终于在11月1日占领了武定州城和禄劝县城。
……
1868年3月当滇西十万叛军进至昆明城郊时，马如龙部将杨先芝、马天顺、马文成等率部倒戈响应，随即东进占领了寻甸和嵩明州城。
寻甸、嵩明是昆明东北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寻甸、嵩明叛军与围攻昆明的叛军互相呼应、配合，对清军威胁甚大。
当时，云南巡抚刘岳昭所部湘军仍在贵州，仅总兵李家福率领的少数先遣部队到达曲靖，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则在昆明城下与叛军激战，均无力顾及寻甸、嵩明两地，只能眼睁正放任叛军施为。
巡抚刘岳昭于5月7日，率军到达曲靖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于8月开始督率所部湘军和新募黔勇二万余人，向寻甸进攻。
总兵李家福率部自马龙进，总兵谢景春率部自沾益进，总兵全祖凯率部自功山进。三路分进合击寻甸。
8月9日，李家福部占领了寻甸东北的七星桥。接着谢景春、全祖凯等部也相继夺占了清水沟、金所等要隘。清军扎营于近城的文笔山、凤凰山、望城坡等处，用大炮不断地向叛军营寨轰击。
叛军固守城内顽强抵抗，清军一时久攻不下。12月四川候补道刘岳曙（刘岳昭之弟）率领湘军二千八百名，由贵州到达云南赶至寻甸增援但仍无进展。
叛军大司卫姚得胜、大司衡杨荣于攻占武定之后，即转旗东向，于1869年1月21日占领果马，进至寻甸城下。
1月30日夜晚，叛军突袭望城坡清军，清军大营中大火突起，全祖凯部四处逃散。次日黎明总兵谢景春部仓皇撤退，副将贺连璧也弃营逃窜，叛军乘胜占领七星桥、草坝等地。
2月1日叛军向文笔山清军大营发起攻击，清军纷纷败退，逃往曲靖、马龙、沾益等地，寻甸随之解围。
寻甸一战，回民叛军重创了云南巡抚刘岳昭部清军。刘岳昭哀叹：“诸军精锐大半损折，势难裹创复战”。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也承认：“此次寻甸失利，……全局几至动摇”。
随着清军援军不断赶来，与围困昆明的十万叛军不断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看似叛军还占了一些优势，实则情况对叛军方面十分不利。
经过与清军援军不断交战，围城叛军已失了初起之时气势如虹的锐气，随着战斗规模与清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局势逐渐偏向云南清军方面倾斜……
第六百八十四章 战备
“大人，谅山发来安南紧急战报！”
两广总督衙门，督标卫队传令兵急匆匆向处理公务的吴可汇报。
“哦，快快拿来！”
吴可闻言心头凛然，急忙放下手中公务接过传令兵递来信件。
“等会通知张先生他们，就说本督有要事找他们商量！”
吴可首先查看手中信件封口火漆，见没有问题这才打开了信封顺便吩咐道。
传令兵应了声‘喳’便匆匆离去，不过一会时间隶属于总督衙门的幕僚团队赶了过来，双方互相道礼之后直接进入正题。
“大人，不知安南那边有什么突法情况？”
显然们来之前已经听到消息，所以开口便直指要害。
“你们看吧！”
吴可将手中信纸递了过去，让手下幕僚团队传阅心中有数。
“安南王室终于忍不住了么？”
这是幕僚们看过信纸内容后，有位急性子幕僚忍不住惊呼出声。
信纸上的内容，明明白白写着安南王国筹集大军一万，混合两千法**队向占据安南中部精华地区的黄鼎凤部发动猛攻。
由于具体情况不甚明了，吴可跟手下幕僚也不清楚安南中部具体战况如何，黄鼎凤部顶不顶得住，安南国部队与法国两千殖民地联军具体战力如何都不清楚，尽管心中急切却也无可奈何。
要不是黄鼎凤部有个熊光宇安插其间，这些年两广方面派出不少探子秘密潜入安南中部地区，只怕两广想得到消息还得晚上个十天半月。
眼下情况就要好的多，秘密潜入安南中部地区的探子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到谅山城，而后驻守谅山的清军将领立刻通过电报将情况向后方传递，镇南关方面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形成书面文字，而后以加急公，文模式传到两广总督衙门。
“早晚的事，都这么长时间了安南国要是还沉得住气，就不会跟法国佬勾结在一起！”
吴可淡然一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摸清楚安南前线战局。
“黄鼎凤应该能顶得住吧？”
有幕僚不确认说道：“怎么说黄鼎凤和他手下都是打老了仗的好手，又有人数上的优势，对付万余安南与法国联军应该不难吧？”
“话不能这么点火！”
这时有幕僚提出不同臆见：“黄鼎凤之前表现不错，但那是针对安南国部队而言，可是现在有了法**队参与，情况就不好说了！”
“也不能这么说吧？”
有幕僚有不同看法：“之前的小规模战斗中，黄鼎凤部的表现还是十分不错的，不是跟法**队打得有声有色么？”
“那只是小规模试探，怎么肯呢感比得上眼下的大军作战？”
又有幕僚出声发表自家意见：“小规模战斗时，法国人的火力优势很难展现，可是眼下大军发动他们的炮火优势却是极难对付！”
“安南地形不适合大规模火炮机动吧？”
有支持的就有反对的，一干幕僚就此事议论纷纷各抒己见，根据已有简单信息做着各种猜测。
吴可看着手下幕僚团队火热的讨论，并没有过多参与进去，只是不时提供一些情报方面的信息，让幕僚们的讨论更具偏向现实。
可惜的是，情报太少吴可跟手下幕僚也只能从不同方向猜测，到底与事实是否相符实在不敢保证，只能做好几手准备以应对有可能出现的突发变故。
首先依旧加强谅山城的战备等级，密切关注安南中部战局，一旦发现不对果断插手其中，必要的时候可以秘密支援黄鼎凤部作战。
同时联络熊光宇，与这厮保持紧密联系，一边通过这家伙的关系了解最新战况，同时还可以通过这家伙有偿的给黄鼎凤部提供必须军火弹药物资。
另两广清军囤兵镇南关，枪支弹药以及一应后勤物资全部运输到位，储存于镇南关火车站附近的大型官方仓库之中，只等总督衙门一声令下便奔赴安南前线。
沿着镇南关伸入广西腹地的铁路线各节点城镇，陆续有清军赶来驻扎，有火车这等强大运输工具在，只需总督衙门一声令下，便可在短短三天时间内，将两万清军运送至镇南关甚至谅山城。
同时后勤军需部门向民间慢慢加大后勤物资的采购力度，当然为了避免引起民众担忧，这些采购行为都是十分隐秘的，并没有大张旗鼓搅动市场秩序。
当然除了两广自身做好准备之外，朝廷的支持也必不可少。
在吴可的策划鼓动下，朝中有相当一部分大臣对法国人插手安南事务十分不满。他们不好找法国人的茬，对藩属国安南就没那么客气了，揪住安南驻理藩院特使严厉斥问他们为何引狼入室邀请法国人参与内务。
安南国使者也不是啥好鸟，尽管不愿意跟大清朝翻脸但一套自圆其说的外交辞令还是说得出来的，结果朝廷便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战中不可自拔。
既然朝廷一时半会指望不上，吴可便把主意打到邻居云贵总督劳崇光身上。
……
随着时间推移，云南战局慢慢朝对清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的激烈争夺，回民叛军和清军各有胜负，总的形势是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云南布政使岑毓英进驻昆明后，即派总兵李维述、参将张保和等配合杨玉科部向北线进攻，从1869年1月中旬到3月上旬，先后占领了富民、禄劝、武定、罗次等地。
同一时期，杨荣、姚得胜率所部叛军在东线作战。当杨玉科率部进攻武定等地时，杨荣、姚得胜为牵制清军，由滇东向昆明进军。3月叛军一举攻占省城东北重镇杨林，清军守将何秀林率部退守宜良。
叛军乘胜由长坡向大板侨一带进攻，占据昆明城东小偏桥、十里铺、羊房凹、牛街、兴福寺等地，使省城清军大为震惊。4月由马周率领的一支回民叛军也乘澂江空虚袭占了该城。
岑毓英慌忙调集杨玉科、张保和、吴永安、徐联魁、李廷标诸部救援省城。叛军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部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因而没能趁此有利时机狠狠打击各部。
岑毓英利用叛军这个明显弱点，集中兵力向小偏桥一带猛攻。清军采取分割战术，将叛军隔为数段，然后各个击破。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争夺，至6月初，小偏桥、十里铺、长坡等要地均被清军攻占，叛军伤亡万余人不得不狼狈撤出。
叛军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由于战线过长，后勤供应难于保证，粮食弹药时有短缺，加之传染病流行和频繁战斗，部队大量减员，特别是久攻昆明不克，战斗意志大受影响，士气逐渐消沉起来。
清军攻占小偏桥、长坡等地之后，即向杨林进攻。叛军因大量伤亡，于6月11日撤出杨林。接着岑毓宝由杨林、杨玉科由昆明合攻嵩明。在清军威逼之下，守将叛军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挟持杜文秀派到前线监军的女儿蔡杜氏（蔡廷栋之妻）于6月13日不战而降。
在此期间，巡抚刘岳昭部将李家福、刘岳曙亦率湘军向寻甸进攻，相继占领了七星桥、文笔山、望城坡等要隘，进逼州城。留守寻甸的叛军大司理马天顺等动摇妥协，在清军剿抚兼施之下，竟于6月20日率军投降，寻甸、果马等地遂为清军占领。至此清军完全控制了昆明以东地区。
之后岑毓英和马如龙坐镇省城，积极准备向围城叛军进行全面反攻。他们除雇请外国人训练清军使用从国外买进的新式大炮外，并调集大量清军回昆明，其中有岑毓英部将岑毓宝和岑毓琦所率滇军、刘岳昭部将李家福所率湘军及马天顺等部降军。
1869年7月，清军首先进攻城南叛军阵地。至8月初李家地、老鸦营、大营寺等地均为清军占领。老鸦营距南门外三捷桥清军营垒仅一里左右，是通往叛军大营江右馆的必经之路。老鸦营失守，城西叛军和江右馆的联系便被切断。
岑毓英一面派副将张保和率部攻昆阳、副将范清率部攻安宁、总兵李维述率部攻广通、总兵杨玉科率部攻元谋、副将何秀林率部攻易门；一面施行离间计，使叛军将领不能团结对外，反而互相疑忌。
叛军大司疆段成功粮尽，求借于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和大司令马清，蔡、马二人都不借给。9月18日段成功遂向清军投降，将城南西岳庙一带二十余处营垒全部献给清军。
岑毓英、马如龙乘叛军内乱之机，指挥清军向城南、城西、城北的叛军发动全面进攻。起义军营垒多被攻破，仅存城南江右馆、城北马村、城西土堆三处，但兵力已不足万人。
战斗打到这份上，凡是有脑子的都看出叛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坐镇贵阳的云贵总督劳崇光坐不住了，急率手下督标卫队赶赴昆明前线，做那让人不耻的摘桃之举……
第六百八十五章 骚扰
面对云贵总督劳崇光赤落落的摘桃子行为，昆明前线清军将领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谁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呢。
于是同治八年9月20日，在总督大人的英明领导下，以云南布政使岑毓英、提督马如龙为首指挥清军合攻江右馆，叛军总理内阁大监军杨崇章被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徒安文义退守棉花行。
提督马如龙亲临喊话，要求叛军首领“自相擒献”。在清军的强大兵力威逼下，蔡廷栋竟将安文义卖给了清军，向城外清军屈膝投降。
江右馆失守后，昆明城北马村和城西土堆更加孤立。亲临前线指挥的劳大总督大喜，立即命令云南清军加强攻势。9月21日夜驻守马村的叛军大司勋米映山，眼见情势不妙当即率五千名叛军冒雨突围，转移城西土堆与大司政刘诚率领的两千叛军共同坚守，形势岌岌可危。
至此，昆明东、南、北三面叛军阵地完全丢失，元谋、易门、大姚、广通、安宁等地也已失守，尽管城西土堆仍由叛军一部坚守（12月17日失守），但其后路已被切断，对省城昆明不再有多大威胁。
这样，滇西回民叛军从1867年开始的东征就彻底失败了。
东征昆明是杜文秀集团兴起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云南以回民为主体的包括汉、彝各族百姓在内的反清战争的最高峰。它的失败不仅严重挫伤了回民叛军的抗争斗志，同时也让叛军的实力严重缩水从攻转首。
昆明之围顿解，领导了此次解围战斗的云贵总督劳崇光洋洋得意，第一时间上奏朝廷报捷，将这份挫败叛军的功劳牢牢抓在手里。
显然这厮高兴得太早，没等其入驻昆明指挥手下清军直扑叛军老巢大理，便等到了从两广赶来的信使。
“不知吴督台有何见教？”
尽管心中发虚，极不情愿与两广总督吴可碰面，可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他也不好避而不见惹人笑话。
“回督台的话，我家大人有书信一封，督台看过自然明了！”
两广使者来之前已经受了嘱咐，也没客气直接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微屈身双手呈送至劳大总督跟前。
“什么，吴督台竟要韵云贵清军出兵安南边境？”
尽管心中早有不妙之感，但看到信中所言扔免不了大惊失色。
拿着薄薄信纸的手忍不住微微颤抖，心中忍不住破口大骂吴可混蛋，真会给爷爷找麻烦！
“是的督台大人，法国人狼子野心目前已出兵安南，我家大人的意思是，坚决不能给他们插手安南内务的机会！”两广使者没有理会劳大总督近乎失态的神情，只是拱手沉稳说道。
“可是大理叛军还未清剿干净，云南清军很难抽得出太多兵力……”
心中涌起丝丝苦涩，尼玛不就抢了吴可你老丈人的为止么，又没有杀人放火用得着这么狠，非得把他拖入安南的泥潭才肯甘心？
“督台大人！”
两广使者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目光炯炯的盯住劳大总督，沉声道：“法国人都已经冲到云南边境了，督台大人要是再不行动起来，要是法国人以为云南清军不敢跟他们动手，得陇望蜀之下把手伸向云南怎么办？”
“这怎么可能？”
劳崇光摇头表示不信，心中却是‘咯噔’一下不敢有丝毫怠慢。
要知道就在他刚刚上任没多久的同治五年，法国人便派遣了一个以海军中校特格拉莱和上尉安邺为首的调查团，溯湄公河及其上游澜沧江而上，进入大清云南地区。
他们发现澜沧江滩多流急，不宜航行，而越南北方的红河及其上游元江的航行条件要好得多，便建议法国政府占领北圻。为了营造声势他们甚至在报纸上公开鼓吹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当时两广总督吴可变写信提醒，要求劳大总督派出人手将法国人驱逐出境，结果劳大总督因为担心法国人出现激烈反应并没有答应，只是心中郁闷到不行：为什么他刚一上任便碰到这样的糊糊事儿。
当然，他心中未尝没有吴可小题大做的想法，觉得他的手未免伸得太长，安南国的事儿是你一两广总督该管的么？
因为这事，两人闹得很不愉快，劳大总督在吴可跟前本就心虚，根本就不愿意与两广官场又任何牵连。
结果，法国人的行动狠狠扇了他一记响亮耳光。
次年也就是1867年，法军又攻占了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法国人这一手，直接捅到了云南的肺管子处，让云南官民好一阵心惊胆战，生怕法国佬得陇望蜀一举冲出湄公河把手伸向云南境内。
这时劳大总督就是想要后悔也迟了，云南的平叛形势出现重大变故，清军在围剿大理叛军的过程中频吃败仗，结果却培养出一个强大的叛军集团。
不等劳大总督反应过来，大理叛军反客为主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东征。
手忙脚乱的布置防线，可惜云南清军太不给力，一败再败叛军气势如虹真有一口气打到昆明的架势。这时候保命都来不及哪有心思理会安南那边的破事，劳大总督很干脆的‘转进’了。
之后两年云南境内战乱不断，不要说出兵囤驻安南边境，就是想要保住省城昆明都是件难事。于是随着战斗激烈程度不断加剧，他也渐渐将之前对法国人的担忧和戒备抛在脑后，一心一意对付了叛军再说。
期间两广总督吴可再没找他麻烦，这也让劳大总督松了口气。
当然作为两广的邻居，尽管云贵境内战乱不休牵扯了他太多精力，可两广境内的一些动向还是传入了他的耳中。
两广那位吴大总督果然不是省油的灯，竟然打算独自对抗插手安南内战的法国人，不知是该说他狂妄自大还是自信心太过爆棚？
同时朝堂方面纯来的消息也让他惊诧不已，吴可这家伙果然不是一般人，竟然明目张胆的上奏朝廷准备插手安南事务，虽说这家伙打的旗号是平息安南内乱，但傻子都看得出来这家伙针对的是法国人。
真是个胆大包天的混蛋！
法国人是那么好对付的么，就算你吴大总督之前两次援救京畿，与法国人有过战斗经验，同时还能和法国人战个不分胜负，却也不代表你真能跟法**队抗衡吧，人家可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列强啊。
作为堂堂的云贵总督，尽管这位置来得不那么光彩，但劳崇光的消息是十分灵便的，对于朝堂变化以及一些信息都能及时得到，非常清楚此时朝廷根本没有跟法国人作对的信心和勇气。
两次被列强联军打到京畿，一干朝堂大佬最重要的是那两位垂帘听政的太后被吓得不轻，之前打了胜仗最后还跟洋人签订不平等条约开了个很不好的头，让朝廷在列强跟前根本抬不起头。
在京城那段日子，他可是见识过那帮洋人有多嚣张跋扈，根本就没将大清朝廷放在眼里，见到个官员都用鼻孔示人，最让人郁闷的是大清官员还很吃这一套，在洋大人跟前就像哈巴狗一样。
当然以劳崇光当时的官位和身份，用不着在洋人跟前做如此没品之事，但如果可以的话他绝不想跟洋人作对。
要是胜了还好，可万一败了的话那乐子可就大了。
朝廷为了推御责任，肯定第一时间将‘罪魁祸首’推出去顶缸，为了安南国内的事儿堵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名声，劳大总督认为不值得。
除非法国人做出明显对大清不利的事儿来，
再说了，他虽然对安南国内情况不是很了解，但也知道黄鼎凤这个大成国的反贼占领了安南中部地区，法国人想将手伸到安南与云南以及广西边境，起码得先过了这帮反贼的势力范围再说。
真不明白两广总督吴可担心什么，尽管他也不认为黄鼎凤这个反贼顶得住法国人的攻势，但以其数万兵力的雄厚实力，怎么说也能顶上一段时间吧。
有这段时间作为缓冲，足够两广清军和云贵清军做好万全准备，囤积重兵于边境不给法国人浑水摸鱼的机会。
在他看来，两广总督吴可的反应有些过激，别说法国人还没打到边境地区来，计算打过来了再做决定是否出兵也不迟。
最重要的是，是否出兵安南的决定不在他手里，也不在两广总督吴可手中，而是在朝廷手里。只要朝廷一天没有下定决心，无论两广总督吴可之前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都是无用。
因此，对于吴可派遣使者过来的举动，在劳大总督眼中就像是骚扰一般，除了让他心情郁闷之外没有任何效果。就算他愿意出兵给云南边境地区的法国人好看，也的朝廷先下命令再说……
第六百八十六章 不顺
“没什么不可能的！”
不管劳大总督心中到底什么想法，两广使者自顾自说道：“法人狼子野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大人还是早做防备免得到时候被动！”
“本督如何行事，还轮不到你来指点！”
劳崇光脸色一沉，很不客气冲着两广使者警告道。
“小人不敢！”
两广使者满脸惶然急忙表态，这帽子可扣得够重的。
“明白就好！”
劳大总督脸色很是难看，摆了摆手下了逐客令：“好了，吴督台的意思我明白，你下去吧等会本督会写封回信给吴督台！”
……
“姓劳的这家伙真不是玩意！”
两广总督衙门后堂花厅，吴可展开手中信件满脸不爽道。
“大人，不知劳崇光如何回复？”旁边幕僚急切问道。
“这老小子不愿配合咱们一起行动！”
吴可撇了撇嘴一脸不爽，随手将信纸递了过去。
“那大人，咱们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匆匆将信纸内容扫了一遍，幕僚满脸忧虑问道。
“还能怎么办，找机会逼那老小子跟咱们一起动作！”
吴可挥了挥手，脸上狰狞狠辣之色一闪而过。
“大人，朝廷方面迟迟不下决定，咱们就算做再多准备也没用啊！”
幕僚不好接话，只得转移了话题提醒道。
“这个本督知道，我心中已有了逼迫朝廷同意之法，只等运行试探看有没有效果！”吴可轻轻点头表示知道，对于幕僚的‘认真’很是满意，所以也不介意透露一些还没影子的口风。
“咱们的声势还是小了点，要是调任直隶那位肯替咱们说话就好了！”
幕僚会心点头，继而语带感叹道。
“不用指望，咱们跟姓曾的关系短时间内没有缓和余地，再说了朝廷也不愿意看到咱们和湘军有和好迹象，曾某人可是官场老油子了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吴可轻笑着摇头，脸上满是不屑之色。
也就在去年，曾国藩因‘剿捻’不利受到朝廷问责，平调直隶担任直隶总督，进了满人控制的北方核心地域，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与朝廷对抗的实力。
曾家兄弟自我削弱之后，数十万湘军解甲归田，在很长时间都令地方官府头痛不已。此后曾国藩不再辞官，实在也不便辞官，否则回乡与几十万自觉功高未赏、骄纵狂傲的部属为邻，不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烧身。
此时江南砥定，北方却仍在“剿捻”的战争中。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轻敌冒进，被捻军杀死，震惊中外。七天后朝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改任剿捻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遗缺则由李鸿章代任。
此时，湘军几乎裁撤殆尽，只剩数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及各地的守备部队。率军前敌的曾国藩却并非淮军统帅，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不能领兵。这种“将”与“军”分离的古老制衡游戏，令军事指挥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
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提出重点设防于四省（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十三府，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奏折），并在战区实行坚壁清野，分别良莠（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从逆者杀无赦”、“戮其身、屠其家，并及坟墓”的严酷政策。
山东、河南官绅看惯了僧格林沁那种“爆炒式”的快速突击，对曾氏的“文火炖砂锅”实在看不上眼，于是“皆怪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甚至“劾其骄妄”。
而曾国藩的重点布防策略，在捻军的优势骑兵下似乎并无作用。于是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不顾当地士绅的反对，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指望这道新的长城能将捻军困死。
结果，捻军大部队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东。舆论一片哗然，指责曾国藩“縻饷两年、匪势益张”，朝廷也没给他好脸色。这令他痛感“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
明白人都知晓捻军入鲁，其实很难说是曾国藩剿捻失败，因为文火功夫毕竟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林辅华（charleswilfridallan），却认为曾国藩借此故意展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突然无能”。果如此则曾国藩简直就是以“自污”的方式消除人们对他能力的迷信，骨子里仍是“忧谗畏讥”四个字。
朝廷的处理决定，是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剿捻”钦差大臣则由李鸿章取代，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师生之间的第一次换位。其实不给曾国藩实际处分，对朝廷来说也是无奈。当初调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仅是指望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也有调虎离山的想法：湘军虽然裁撤，但大量军官因军功而被提拔，并继续留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尤其长期作为战区的两江，“湘军派”几乎垄断官场资源。
将曾国藩调离两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绝对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内，否则直接起用李鸿章督率淮军“剿捻”岂不更为省事？
李鸿章接任“剿捻”总指挥后，曾国藩所制定的稳步围堵方略被继承下来，并不断见效，最终全歼了捻军。论功行赏，曾国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调任直隶总督、取代“才具平庸”（曾国藩评价）却官运亨通的官文。
只要脑子还算正常的官场大员都明白，对于朝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作为局外人吴可看得更加清楚，平捻之后朝廷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官员，虽然出身旗下，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处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子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官员”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朝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
吴可可是听到京城传言，马新贻上任前与朝廷高层进行过密谈，马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马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马案”（电影《投名状》的原型），跻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
同时直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朝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还有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动乱，这无疑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十七年，处理此类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头”的绰号，由他到直隶实行“剃头”，那真可谓“问直隶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为示范，推进朝廷已经计划多时了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朝廷正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交”两条战线上都蹚出一条路来，曾国藩无疑是做好人选。
朝廷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蹚雷，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朝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曾国藩调去直隶，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两广而言都是好事。
两广方面早就与曾国藩翻脸，之前各种小动作不断都积累了不少怨气，想要一笑抿恩仇根本没可能，不互相拆台扯后腿就已经很够意思了，出兵安南这样的大事吴可做定了，他可不愿身边多出一个专门扯后腿的家伙来，而且曾某人的影响力还足够惊人……
第六百八十七章 风光
不仅吴可跟曾国藩关系不睦，盟友左宗棠跟曾某人的关系更加恶劣。
当初湘军刚刚打下金陵，曾老九气势凶凶将城内太平天国的大部分财宝转移，给朝廷来了个死不认帐。
结果朝廷还没说啥或者派调查组过来，老左便扯去嗓门大吼：丫的曾老九敢吃独食，大家一起来搞丫！
曾国藩一听怒了，丫的左宗棠是想逼死我曾某人啊，这个梁子老子接下了，咱们以后不死不休！
这么大梁子不是开玩笑的，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作为左宗棠坚定盟友的吴可，在曾某人心中有好印象才怪了。
“不用太过担心曾某人的反对，虽说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想来曾某人不会自找麻烦！”
吴可微微一笑满脸自信，道：“不管之前他剿捻失败是否自污，但在涉及列强的事务上曾某人不敢胡乱开口！”
“就算他不看好咱们，也不会在结果没出来之前胡乱嚷嚷！”
吴可眼中冷芒一闪而逝，轻声道：“曾某人真要看不清形势乱说的话，得罪的可不仅仅只是本督……”
这话就有些意味深长了，让人听了有无限遐想空间。
“那大人的意思是……”
幕僚有些摸不清东主心思，一时也不敢胡乱建言。
“找李鸿章，这厮应该比较好说话！”
吴可轻轻摆了摆手，态度坚决的吩咐道。
老李最近几年的经历，只能用风光无限来形容。
没办法，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李鸿章就遇到了这样的好时候。
湘军因遭受朝廷猜忌被迫大部遣散，乡勇队被调往两广短时间内看不出有挪窝迹象。两江中原一带能打的军队，算上左宗棠的楚军也就那么小猫三两只而已。
相比于庞大的湘军以及乡勇队体系，此时的楚军和淮军确实只能算是小猫，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战斗力方面都是如此。
左宗棠又被调去陕甘平息回乱，曾国藩同时剿捻失败，放眼两江以及中原一带，也就只有李鸿章的淮军有战斗力了。
从1866年底开始，李鸿章在继续推进“自强”活动的同时，亲自披挂上阵取代老师曾国藩肩负起督师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强”与“剿捻”紧密地结合起来。
太平天国起事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朝廷统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
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打败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反清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
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老师曾国藩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而李鸿章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捻军投入血泊之中，这除了捻军内部的消极因素起着作用之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和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其实就是用曾国藩指定的方针解决了捻军。
不得不说他的运气当真十分不错，老师曾国藩不惜得罪中原乡绅，强力推行剿捻方针两年时间未取得明显效果，结果等李鸿章接手后顺着这个基础推行下去，最后却获得丰硕果实。
可以说，是曾国藩留下的基础，才让李鸿章有了这几年的风光无限。
大清朝又一颗政治明星通过战功冉冉升起，而且还不用担心朝廷猜忌，相反甚至被朝廷作为制衡湘军以及乡勇队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了不少便宜和便利。
用玄幻点的说法就是，李鸿章乃此时大清天地的主角！
当然，李某人也是很有本事的，不然就算机会降临也不会被他轻易抓住，而后一飞冲天不可收拾。
……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
而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淮军两江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
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
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
事成之后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
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当然，淮北之地也给李鸿章提供了极大后勤支援。
乡勇队在淮北地区的多年经营不是开玩笑的，淮北之地的经济虽不如苏扬等地，而且乡勇队大部分产业都跟着吴可转移，但就剩下的那些近代工厂，以及当初打下的底子足够淮北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李鸿章所在家族乃庐州旺族，淮军将领又大多数出身淮北，对家乡的影响力随着地位攀升不断提升，在乡勇队势力主动撤离后及时跟进，此时已经取代乡勇队成为淮北地区最大官方势力。
当然，以李鸿章的为人，也不可能对乡勇队留下的那些吸金产业动什么歪心思，最多只不过想要模仿一二建立淮军自己的财政产业而已。
乡勇队的名头不是开玩笑的，吴可的实力也不是此时的李鸿章能够对抗得了，而以吴可为核心的朝堂中立派势力，也足以让大部分官场中人忌惮，在没有切实的利益冲突之前不会轻易得罪。
有了几方面的支持，李鸿章和淮军在剿捻过程中，基本上不虞后勤问题。
……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
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
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
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
这些手段全部被李鸿章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才成就了淮军和李鸿章的赫赫威名以及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