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八章 云南‘故’事
1856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杀回民，“老弱鲜得免者”，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
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千余，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当地官府指责为“纠众谋逆”、“阴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
云南官府高层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百姓走上武装叛乱的道路。同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月即攻占州城，随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
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法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武装叛乱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
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各民族底层百姓也纷纷跟进。
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百姓武装叛乱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
这时，虽然各地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底层百姓，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官府和地主武装团练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百姓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朝廷的武装斗争道路。
……
以回民为主体的云南各族百姓发起的武装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朝廷。
咸丰帝闻讯勃然大怒，立即令正在贵州镇压当地苗民起义的云贵总督恒春折回云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朝廷不断征调各省清兵赴江南镇压太平军，云南防军也“半经外调”，所剩清军不敷派遣，顾此失彼。回民叛乱武装正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力量开展与地方清军的斗争。
滇东、滇南各族百姓揭杆而起之初，组织比较分散没有统一号令以及明确目标。曲靖、临安、东川（治今会泽）、开化（治今文山）等府和广西州（治今泸西）的许多小股起义军武装，各自为战先是击败了前来“围剿”的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进而主动进攻，围攻清军盘踞的城市。
滇东回民武装起义军轻松控制平彝（今富源）至嵩明之间的大道，徐元吉部回民军则占据了接近省城昆明的澂江府城。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发展，各地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从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动。
1857年夏，马如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两万人，经晋宁（今昆明市晋城）、呈贡向昆明进发。当时昆明城中清军很少，团练因无人督率纷纷溃散。
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和团练大臣等束手无策，只得紧闭四门等待援军。7月12日回民起义军占据距城仅五里的江右馆为大营，分据大树营、王家桥、堡基、马街子、碧鸡关、红庙、西坝等村寨，随即发动对省城的围攻。
清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城内粮源断绝战守无兵，云贵总督恒春无计可施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引疾乞假”，藏匿家中。
其时，朝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无力顾及云南，只得调四川总督吴振棫为云贵总督，带川兵二千名赴任。
吴振棫慑于回民起义军的声威，一面奏请朝廷将“主剿”回民的团练大臣黃琮、窦垿革职，以麻痹回民的反抗意志，一面召请在外省任职的云南籍回族官员回滇，以拉拢和收买回民起义军首领。
滇东、滇南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德新和马如龙都是回族上层人物（马德新是云南回民的总掌教，马如龙则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清朝武生），他们公开声明，起兵“止欲报仇，不敢为逆”，只要当局惩办“倡首灭回者，以服众心，即行解散”。
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触动满清在云南的统治决心，因此在云贵总督衙门的利诱之下于1858年春与官方订约，承诺“永不滋事”，并将围攻省城的回民起义军撤离散归各地，滇东、滇南起义军第一次围攻省城遂告结束。
而当滇南、滇东回民起义军由于马德新、马如龙等人的妥协遭受挫折的时候，滇西回民起义军却在首领杜文秀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府汉族地主团练组织“香把会”，在官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大肆残杀回民。杜文秀以家属被杀，未婚妻被掳，于1847年上京控诉，但冤仇终不能伸。
失望之余，他逐渐认清了朝廷的真实面目，激发起反抗朝廷和地方官府压迫的想法。回到云南之后，便在云州（今云县）、蒙化等地暗中组织回民，酝酿大规模武装起义。
1856年8月，杜文秀乘云南提督文祥率兵离大理赴楚雄的有利时机，在蒙化率众发起武装起义。
9月7日杜万荣、蓝金喜在大理府城揭杆起义，杜文秀闻讯，立即率手下回民为主的起义军前往大理，与当地回民会合大败清军，毙迤西道林廷禧、太和（今大理）知县毛玉成等。9月16日大理知府唐惇培败逃宾川（今宾川南），回民起义军胜利占领大理城。
夺据大理的胜利，使一部分起义军首领昏昏然，他们不去组织力量防御清军的进攻，却自恃有功争权夺利。有的起义军首领抱有传统的民族偏见，任令部众抢掠汉人，引起大理群众十分不满。
这时，杜文秀挺身而出，组织指挥部众击退了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对大理的进攻，并且明确提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
杜文秀在正确是时候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得到起义军上下的赞同。由于他“精力强壮，忠直廉洁，素为众人所敬仰”，遂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
10月23日，滇西回民起义军齐集大理校军场筑坛拜帅。杜文秀以原提督署为大元帅府，组织大理武装起义政权。授蔡法春为扬威大都督，总各路军事，其他文武官员也各有职称。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召号，反对满清统治”，并通令“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以示推翻满请朝廷的决心。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杜文秀领导下的大理政权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反清事业的方针政策。
第一，对各族百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改善民族关系。还在起义之初，杜文秀就提出了“重用汉人”的正确主张，大理政权建立以后，即实行“不分汉回，一体保护”的方针，对其他民族百姓，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杜文秀制定的《管理军政条例》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
这种“无分汉回夷，一以公平处之”的民族政策，改善了大理政权控制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欢迎。
第二，减轻百姓负担，努力发展生产。大理政权规定废除丁银（人口税）和其它苛捐杂税，田赋只征粮米；“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以减轻百姓负担。
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农业方面，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奖励农耕。对工商业，采取保护和促进的政策，严禁文武官员“以官压市，轻价估买”，积极发展纺织、采矿、制盐等工业生产。
随着生产的发展，不但百姓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使起义军有充足的军饷，保证了反清斗争的继续进行。
第三，制定军事制度，严格组织纪律。起义初期凡属回民青壮年都要当兵。大理政权建立后，规定回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则分派一定的数额，由其各自出兵。
一切军机事宜，须集体商酌，最后由元帅裁决。遇有大的军事行动，派出统带官作为元帅代表统率部队，带兵官不论何职，都要服从统带官的指挥。起义军中有严格的军纪和赏罚制度，鼓励将士服从命令，英勇作战。
杜文秀还特别强调群众纪律，规定起义军不得“无故下乡，滋扰良民”，或“故意纵放牲畜，践踏田禾”，严禁“毁拆庙宇，扰害民房”，不准“强买估卖”等等。以上规定和军纪，保证了起义军的兵源，统一了帅府的军事指挥，取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提高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第六百五十九章 不容乐观
杜文秀这厮，确实是个人才！
这是吴可了解了云南之前的变故后，心中涌起的奇妙想法。
当时他还在淮北坐镇，四处绞杀流寇开垦荒地，大部分注意力被两江战事以及太平军吸引，根本就不知道云南还有这么一位强人。
确实是强人，当时整个大清的起义武装中只有太平军建立政权，被视为朝廷之心腹大患。那时节捻匪气势也是极盛，拥兵数十万纵横河南山东以及周围省份，气焰嚣张却只知流动作战没有一个牢固根据地。
没想到屈居边陲的回民首领却有此等格局，只要好好经营大理再打上几个胜仗，说不定就有了一番气象，就算比不得太平天国但其存活能力将比捻匪更强。
当时由广东天地会残余武装组建的大成国还没建立，而且大成国建立以来在军政以及民政两方面的建树比之杜文秀差了不少，不然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被两广清军搞定。
果然没出他所料，杜文秀这厮在云南开创一番局面。
大理背靠苍山，面向洱海，以上下两关为咽喉，地势极为险要。以杜文秀为首领的大理政权建立之后，这厮领导所部人马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修营筑垒屯集粮草，做好了防御云南清军进攻的准备。
当时的情况对于杜文秀政权十分有利，朝廷正在全力围剿太平军，两江，亮广还有闽浙烽火连天，全国各地的绿营清纷纷来援，云南清军自然没能例外，导致云南境内清军数量稀少战力不强，给了杜文秀等武装力量宝贵之极的发展时间。在云南清军千总张正泰率兵来犯失败之后，清军又多次组织力量向大理进攻。
宾川团练首领董家兰和太和县逃亡地主豪绅赵云寿、李根香等人组织“义兴营”团练军，联合败退到鹤庆的张正泰和屯扎姚州的提督文祥所部清军，企图摧毁杜文秀部控制的大理政权。
1857年夏，文祥指挥清军进攻下关东面的赵州。时值滇东、滇南回民武装力量围攻昆明，滇西杜文秀部乘机袭击文祥部后路。文祥部清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文祥退回镇南州（今南华），弥渡和云南县（今祥云）为杜文秀部人马占领。
1859年2月，董家兰指挥“兴义营”团练军，水陆两路对大理发动突然袭击。潜伏在大理城下的数百名练勇利用夜暗，用棺木装火药将城墙炸开，夺占了东门城楼，但从洱海进攻的团练主力因遇到大风浪，未能按期到达以致对大理的袭击又遭失败。
不久，董家兰因援邓川（今洱源东南）被杜文秀部击毙，张正泰亦因内讧被部下杀死。张董二人既死所部团练军一蹶不振，陆续被大理城杜文秀部消灭。于是滇西回民武装声势大振，乘机向四外大肆扩张。
因为在杜文秀手上连战连败，以致官府“是时无敢言复大理者”。.
因清军屡败新任云贵总督于1860年1月奏请以总兵褚克昌署理云南提督，办理滇西军务。之后褚克昌率兵西上，经禄丰、楚雄，于3月间至镇南州，接任提督职务。他一面分兵进攻杜文秀部占据的姚州、大姚，一面率主力继续西进。
杜文秀眼见清军气势太盛大急忙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沙桥（镇南西北）、云南驿（云南县东南）等据点，退守易守难攻的大理县城。褚克昌率军尾追至大理县城下，指挥所部清军进攻县城和弥渡、红岩（弥渡西北）等地。
面对褚克昌部清军的大举进攻，杜文秀一面派人发动滇东、滇南回、汉、彝各族百姓帮忙以牵制清军，一面催调正在进攻缅宁（今临沧）的大都督蔡法春率军回援，同时致书澂江的马德新部，请求派兵支援配合，以切断褚克昌部的后路，行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
1858年，滇东、滇南回民武装力量从昆明撤围散归各地之后，当时的云南巡抚即调集清军向回民进攻，回民被迫起而自卫。马德新、马如龙因个人目的没有得到满足，也乘机再次起兵，于是滇东、滇南回民武装力量又得到了发展。
1860年春，马如龙受马德新之命，率部西援杜文秀，4月底与李芳园部会合，共万余人，由南安州直逼楚雄。回民武装联军于5月3日攻克广通，5日在回镫关（广通西南）大败楚雄清军来援人马，击毙清军游击高天泽。
8日，又在小腰站歼灭楚雄清军千余人，击毙千总苏镇东。“楚雄得力将弁，无出高天泽、苏镇东右者，相继败没，兵勇夺气。”5月21日滇东、滇南回民武装包围了楚雄府城。
楚雄清军连败两仗、士气低落的楚雄清军人马无力阻挡回民武装的锐利攻势，楚雄知府杨觐向署理提督褚克昌求救。褚克昌正在进攻弥渡、红岩，无兵可派，只得尽撤镇南大营清兵赴援楚雄。
6月5日，褚克昌率军亲抵楚雄府城，马如龙、李芳园指挥回民武装力量昼夜围攻，于6月11日用地雷轰塌城垣二十余丈攻入城内。城中清军一部投降大部被歼。知府杨觐、副将庆连等被打死，褚克昌见机得快逃往镇南。
回民武装联军攻占楚雄，不但切断了楚雄清军的后路，而且由于清军官兵的父母妻子多寓居楚雄，以致前线军心瓦解无意作战。尽管褚克昌部将杨有才、张玉柱所部清军攻占了弥渡和红岩，却无法摆脱这种不利的困境。
而此时滇西回民武装又从西面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使清军腹背受敌更形狼狈。大理回军大都督蔡法春于1860年4月底攻陷缅宁后，即率领云州、顺宁、蒙化、缅宁回民武装二万余东下，杨德明等也率大理、蒙化回民武装八千余人，在云南县与之会合联合向弥渡、红岩等地进攻。
双方连日交战清军伤亡惨重，褚克昌得力将领张福保、杨有才、陈开榜、王有才等被打死。褚克昌慌忙从镇南回到云南县大营指挥作战，仍无法挽回败局。最后清军因粮尽兵溃，游击张玉柱、守备孙占魁率部投降大理政权，红岩、弥渡先后失守再次落入回民武装手中。
大理杜文秀部回民武装随即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并分兵一路由虎应龙、保文明、桂春亮率领北攻宾川。这时马如龙率领的滇东、滇南回民武装也先后攻占了南安州、镇南州和定远（今牟定）县城，控制了楚雄府全部州县。
清军署理提督褚克昌见处在各路回民武装东西夹击之下的云南县清军大营危在旦夕，便以往援宾川为借口率部撤离，仅留守备周士杰等防守。大理蔡法春见此便集中兵力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经十几天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转攻宾川。
此时褚克昌扎营于宾川县城以北的太和村，蔡法春率大理回民武装赶到后，首先占据宾川北山切断清军粮路，然后实施包围。8月18日大理回民武装发起进攻，9月9日攻破宾川清军大营全歼守敌，并杀死云南署理提督褚克昌。
褚克昌部全军覆灭，云南清军闻风丧胆，“自此愈不敢言西上矣”。
这时的云南形势对各路回民武装力量非常有利，如果杜文秀和马如龙加强团结，把滇西和滇东、滇南回民武装统一起来，或者继续维持一定形式的联合，乘胜出击扩大战果，则很有可能置实力弱小的云南清军于死地。
可惜的是，各路回民武装中没有一个洪大天王似的人物，各部首领虽然都是回民却谁都不服谁。马如龙自谓有功不愿居杜文秀之下，竟率滇东、滇南回民武装返回澂江。不久马如龙等第二次围攻昆明，围城仅十日即被迫撤围。
而在杜文秀的指挥下，滇西回民武装攻势如潮，迅速扫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残余清军，各将领乘胜向滇西各地清军发起进攻。蔡德春到楚雄与已参加了滇西回民武装的李芳园会合后，于11月率军攻占了禄丰县和安宁州城。
与此同时，陈义、杨德明、马金保、张遇泰等率部攻占了鹤庆、剑川和丽江城；虎应龙、桂春亮率部进攻永北厅（治今永胜）；蔡法春则率部返回云州、顺宁，转攻永昌府（治今保山）。
1861年3月，大理回民武装蔡法春、陈义率部由南北两路包围了永昌府城，经数月围攻于7月底攻克。8月杨荣、张遇泰克云龙州城（今云龙），姚得胜、保文明、虎应龙克永北厅城，9月马成克龙陵厅城，10月蔡法春、马国玺克腾越厅城（今腾冲）。
在此期间，滇西回民武装还击退了署云南提督申有谋进攻大理的攻击，夺回了被清军一度占领的广通、禄丰等城，申有谋狼狈不堪率残兵不足千人逃回省城。
至此，西达龙陵、腾越、云龙、永昌，东至楚雄、广通、元谋、禄丰，南至缅宁、顺宁、云州，北抵剑川、鹤庆、丽江、永北，滇西二十余厅州县都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之下。
而就在这时，吴可的老丈人张亮基调任云贵总督，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第六百六十章 疲惫
张亮基在刚任云贵总督初期，面对云南的糜烂局势束手无策。
1861年底，马如龙联合昆阳杨振鹏和新兴田庆余部回民军，再次向昆明进发开始对省城的第三衣围攻。
1862年（同治元年）初，云南府所属各州县大都被回民军占据，昆明成为一座孤城。当时坐镇昆明的云南巡抚徐之铭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一意主剿的态度，一面准备向回民军发动军事进攻，一面派署提督林自清和署澂江知府岑毓英到回民军中“议和”，用高官厚禄引诱他们投降。
张亮基刚一上任便遇到这样的麻烦，岁面临的形势着实不容乐观，
所幸他身边的总督卫队五千将士，都是由乡勇队帮忙训练战力强悍，不然只怕他连云贵的地面都不敢轻易踏足，这地方实在太过凶险。
而且刚开始吴可新任两广总督，也需要理顺两广事务才好腾出手来帮助盟友，刚开始那段时间只能独立奋战几乎没有外援。
此时回军将领马如龙认为机会难得，立即拜倒在云南巡抚给出的高官厚禄面前，声言“世受皇恩”，“志在报效，历年汉回仇杀，不得已铤而走险，非敢叛逆，今愿率众投诚”。
1862年3月经过一番羞羞答答的讨价还价，回军大将马如龙、马德新、杨振鹏等人正式向云南清军投诚。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顺”，马如龙等亲自到各地说降，胁迫各地将士解散或撤退，各路回军占据的昆明四周的昆阳、新兴、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等城拱手献给清军。
他们的输诚行径受到了新任云贵总督张亮基的赏识，在张亮基以及云南巡抚的操作上奏下，朝廷很大方的授予投诚回军大将马如龙“署理总兵”的官职，授予投诚回军将领马德新以“二品伯克”之衔。
张亮基倒也是好运气，刚一上任云贵总督对任事务两眼一摸嘿之迹，便遇到如此好事自然不会轻易错过。
他在中原地区任职期间，吴可的乡勇队和左宗棠的楚军跟随左右，无论是河南还是淮北之地论凶险都要比战乱四起的云贵厉害得多，不管是河南的数十万捻匪还是临近的太平天国老巢，稍一不慎便有杀身之祸临头。
任职中原期间他虽然没有亲自指挥过战斗，都由手下两员大将吴可以及左宗棠帮忙解决，但手下总督卫队将士也都是见过雪经历过事儿的狠角，可能指挥大规模作战不成但是战场厮杀却是半分不秫。
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对于如此剿匪平叛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初上任时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治下叛乱情况便有所好转，这对于张亮基来说是件好事。
而回军大将马如龙、马德新等降清后，大理杜文秀继续坚持反清斗争，滇西回军武装则成为云贵总督以及云南巡抚等的心腹之患。
回军大将马如龙、马德新等人在云南督抚大臣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地对杜文秀进行诱降活动。1862年夏马如龙写信给杜文秀，并派杨振鹏前往大理，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劝杜文秀投降，一面以军事进攻相威胁。
马如龙在6月2日（五月初六日）的信中声称：“如以和为非，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官处必发兵西向。此时两迤（指滇东、滇南）既和，迤西（即滇西）孤立。前省［军］西发，每为东南所扰，故尔无功返。……刻下省垣无南顾之忧，官兵得专西伐之力，则迤西虽有数城之众，恐难敌全省之师。尔时欲迤南赴援，弟等已授职官，宜报朝廷，必无赴救之理。”
可大理杜文秀早已对朝廷失望彻底，哪会轻易听信马如龙的劝告？
他接信后既不为马如龙所述高官厚禄所动，也不理睬马如龙等的恐吓。在给杨振鹏的回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的所谓和议，“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
6月下旬，杨振鹏到达大理，杜文秀仍严词拒绝，“坚执不从”。1863年夏，马如龙又派他的亲信马负图到大理劝降，杜文秀斩钉截铁地回答：“马云峰（马如龙号云峰）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
1864年，马德新亲自出马，前往大理游说。杜文秀仍然拒绝讲和，说他“看不起那些身为回军大将，倒反去接受清廷手下的一点官职”。铿锵有力的拒绝说降，表明了他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决心。
张亮基也是初次遇到官军实力不如匪军的情况，刚开始时自然不敢有任何马虎大意。趁回军马如龙等投诚之迹，命令其与官军配合先稳定云南东部以及南部的局势，至于糜烂不堪的西部地区先放在一边不做理会。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熟悉，张亮基已经彻底掌握了云贵军政大权，加之吴可早已控制了两广军政大权，能够抽出手来帮助老丈人平息治内叛乱，于是张亮基准备对大理乱匪杜文秀部用兵。
1863年6月，云贵总督张亮基令署云南提督马如龙防守省城，筹集粮饷军火；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滇西。
8月，岑毓英率清军从昆明出发，于11月20日占领楚雄。此后岑毓英以楚雄为基地，分兵向大理进犯。清军虽先后占领了大姚、永北、邓川、宾川、浪穹（今洱源）、赵州、云南、鹤庆、丽江等地，逼近大理的南北门户上下两关，但岑毓英所率主力却被杜文秀部回军阻挡于镇南和姚州无法前进。
1864年2月，大理回军在上关大败清军，并收复邓川、浪穹、鹤庆、丽江；不久，又败云南清军于下关，收复云南、赵州、弥渡等地。
大理回军统帅杜文秀乘胜派马得才率领援军从弥渡、三街间道插到镇南清军侧后，突然向云南清军发起猛攻。清军大败（岑毓英也头部中枪）狼狈逃回楚雄。
击溃了云南署理布整使岑毓英部的进攻之后，杜文秀领导滇西大理回军乘胜向外发展，南面达于镇沅，北面达于维西。至1865年后大理回军控制了滇西二十三座城市，对朝廷在云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云贵总督张亮基认为，“当以征剿迤西为急”，积极部署对大理的进攻。
云南剿匪战局焦灼，本来吴可打算派遣手下两广精锐出兵云南，帮助老丈人弹压地方叛乱，不过却被张亮基婉言拒绝。
不是因为面子问题，张亮基也是为女婿吴可着想，不要万不得已他不愿意两广清军进入云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湘军凤凰吧，全国数十个省市以及重要地区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且表现不俗在各地剿匪平叛过程中都充当主力角色。而且因为剿匪平叛有功，湘军各分支将领在各地得领军政大权，成为不折不扣的地方实权排人物。
这样的状况，如何不引得朝廷忌惮防备？
曾国矾立下收复金陵的滔天战功后，为何迫不及待削减湘军人马取信朝廷，还不是因为朝廷忌惮太甚，他要是不更进一步成为九五之尊，但凡还想要在满请官场混迹，就不得不如此动作，不然等待他和湘军的绝不是啥好结果。
湘军前车之鉴摆在那儿，张亮基可不想自家女婿陷进坑里，反正云南局势还不至于到糜烂不可收拾之境地，就算没有外省援军一样可以支持下去。
吴可没有拒绝老丈人的好意，只是派遣手下精锐将士五千囤驻于广西与云南边境城镇，密切关注云南剿匪平叛局势，一旦发现局势不可收拾之时，二话不说开进云南境内帮助当地清军解决麻烦。
也就在这时，吴可收到手下从京城传回的不好消息，京城坊间不知何时突然流言四起，其中主角正是任职云贵总督三年有余的张亮基，说什么朝廷恼怒张亮基剿匪不利，打算换人云云。
所谓无风不起浪，尽管吴可不相信朝廷会如此行事，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而且张亮基年纪也大了，此时已年近花甲而且已经厌倦了战乱不休的生活，与吴可通信之时也表露过想要回家养老的想法。
对此吴可不好说什么，封建王朝时代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终身制的，尤其像张亮基这样位列朝堂一品大员的大佬，除非他自愿否则就是皇帝也不好要求他主动辞职，那可是要担污名的只要皇帝脑子正常就不会轻易做这样的傻事。
像后来赫赫有名的洋务派大佬张之洞，便身居高位干到七十来岁直至老死。
不过吴可理解老丈人张亮基的苦衷，自从太平军兴起以来他基本上都处于与太平军交战的最前线，十来年的战斗生涯让士大夫出身的张亮基早已身心疲惫……
第六百六十一章 动作
尽管从湖广总督任上，张亮基麾下有吴可这样的悍将保驾护航，之后理任河南巡抚，安徽巡抚大都过得平安顺遂，期间治下虽有战火却劳烦不到他，只需做好民政工作安排好后勤补给就成。
就算如此，十来年身处战火第一线的经历，依旧让张亮基身心疲惫万分，急需安宁环境好好的修养恢复。
可惜，他后来赴任的闽浙和云贵两地都不太平，先是闽浙遭受太平军石达开部肆虐，境内被打得一团乱糟，之后浙江战事又牵制闽浙总督衙门极大精力，根本就没有安心修养的时间和空闲。
连年的战乱让张亮基不堪其扰，早已心生退意不愿陷身其中，尤其当他将女儿嫁给两广总督吴可之后，就算他退了也不担心家族没有大树依靠，所以在云贵总督任上张亮基表现得中规中矩，并没有太过急切想要将大理杜文秀剿灭。
这时京城突然传出朝廷欲换掉张亮基的流言，吴可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他一边传信京城小弟探明情况，一边写信给福建的左宗棠，然后两人联合向张亮基询问其心意。
作为帮助吴可和左宗棠起家的大佬，不管心中有何想法，在张亮基有明确态度之前，他们都不适合做什么动作，以免与张亮基的心意不合徒生间隙。
两人的谨慎小心收到了成效，张亮基在回信中表明他已身心疲惫，而云贵两省战乱不休短时间内难以平定，对于云贵总督的位子他并不眷恋，希望能调去一个环境稳定的地方好好修养一阵，实在不行告老还乡也不是不成。
作为南方三督联盟资历最高之辈，吴可和左宗棠都是跟着张亮基发家，所以地位十分超然和特殊。
张亮基无论治政还是管军能力都很一般，行事很符合清代传统儒林士大夫风格，能力方面比起吴可以及左宗棠都差了不少，但是几十年官场生涯积累下的人脉关系，却不是吴可和左宗棠能比得上的。
作为朝堂中立派代表人物，张亮基与各方派系官员都有交情，作为南方三督联盟与朝堂之间的联络人角色做得非常到位。
别的不说湘军上下就得承张亮基的情，要不是有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大力支持的话，湘军想要形成规模和战斗力，估计还得拖上几年才成。
而且张亮基在朝堂汉人大臣中的威望也不低，多年经营编织了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南方三督联盟能过好几年的安生日子，里头少不了朝堂上汉人大臣的暗中支持和帮助。
这么一位关系亲近而且人脉广阔的大佬，吴可和左宗棠怎么都不愿意张亮基就这么告老还乡。既然张老总督不愿过战火纷飞的生活，那就想办法调到京城去就是，这点能耐他们还是有的。
张亮基对于去京城还是比较满意的，在与女婿吴可以及左宗棠的多番书信沟通后，便定下了这个调子。既然京城已有换将的流传传出，那他们干脆顺水推舟顺便向朝廷讨要一些好处。
于是，三大总督第一时间动用各自关系，在朝堂上操作一番很快便有了结果，张亮基调任工部尚书，云贵总督的差事便落到原两广总督劳崇光手里。
这一下大家明白了，原来在京城里下暗手的家伙是劳崇光。要不是张亮基本有离任云贵总督之心，南方三督联盟少不得要找姓劳这厮的茬。
估计这家伙被吴可强抢了两广总督宝座，这才实施的报复举动。不过这家这次算是被吴可和左宗棠的狠了，以后也别指望会得到两广和闽浙方面的任何支持，以云南眼下的糟糕局势有他好受的。
不说云贵两省烽火连绵，同治四年年中，左宗棠筹备已久的福建马尾造船厂开工建设，同时马尾船政学堂正式挂牌招收学员，比真实历史上整整早了一年有余，而且有两广总督吴可暗中支持，无论是建设造船厂时的资金，还是开办船政学堂时的规模和生员数量，都比历史上要强上不少。
左宗棠手笔之大可谓洋务派第一，自然引来朝堂诸公关注目光，吴可则趁此机会将培养的一干水师预备将官一股脑送到了船政学堂。
这些年来，他虽然没大张旗鼓的搞各类学堂，但在私底下却是从没停止过对各类人才的培养。
陆军中设有教导大队，凡是在平时与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底层士卒，每隔半年时间便挑选一次加入教导大队，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另一边学习军中流传下来，用书面文字记载的统兵技巧以及排兵布阵之法。
乡勇队内部坚持多年的‘识字运动’终于收到了丰硕回报，只要肯努力上进底层士兵就不愁出头之日。凡是提拔到教导答对的优秀士卒，基本上认字无碍学习能力可比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老粗强多了。
乡勇队自从调任两广以来，三年多时间一直没怎么参与大型战斗，难得的有如此安定环境慢慢提升实力。每半年教导大对招一次人手同时毕业一批士卒，三年多时间已经培养了足够数量的低级武官，乡勇队数量没有增加多少单战斗力却不知不觉提升迅猛。
两广水师内部也在乡勇队人马渗透下，开始了普及识字已经总结水战经验教训，编成军中教材用以培养水师将官。
效果非常良好，短短不足三年时间两广水师面貌涣然一新，又有连续不断的剿杀海盗战斗陪练，战斗力提升不是一点两点。
而且水师本就是技术性很强的兵种，又有了文化知识的填充，在实际战斗中各种战术战法层出不穷，从生疏大熟练再到习以为然，两广水师的变化之大简直让知道内情之人难以想象。
此次福建开办船政学堂，左宗棠下了心血本，从列强远东海军中聘请好几位现役军官授课，吴可又大力援助从水师抽调精兵强将，一边作为教官操练新首学员，一边同新收学员一样接受列强海军教官的培训。
同时通过两广的渠道，闽浙总督衙门搞到了一个中型帆船船厂所需一应机械设备，只等船厂基建工程弄好之后立刻安装设备调试开工，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洋务运动标志之一的马尾船厂。
马尾镇前面的马江是闽江的支流，“水清土实，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位
于马江北岸的马尾距离闽江出海口还有百余里，沿江小岛遍布，山峰夹江而上。“数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达省城。”
40华里的距离并不遥远，对在福州办公的闽浙总督而言，往来船政局督察工作不算辛苦。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福建船政局这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远东第一船厂落脚在马尾。
吴可帮着左宗棠将船政局一应事务理顺，又出人又是出力顺便还将两广水师丙支队搭了上去，专门用做船政学堂学员出海实习之用，等到船政局各项事务都步入正轨后便将关注目光收回。
左宗棠在闽浙干得轰轰烈烈，他也不干落于人后。此时洋务运动已经在两江等地全面铺开，朝堂上那些顽固守旧势力的火力全被吸引过去，吴可和两广这时候跟进不会引起太大关注和轰动。
于是，吴可以两广总督名义向朝廷上奏，言道安南谅山所建之铁路方便快捷，无论商民获益良多，恳请朝廷允许两广总督衙门将铁路延伸至广西境内，以方面两广清军对谅山地区的掌控。
同时他还给总理衙门总理大臣恭亲王写了封言辞恳切的私信，将安南北部铁路线路的现状已经发挥的作用叙述一遍，并指出将谅山至镇南关铁路延伸至广西境内的必要性，无论物资运输还是军队调动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希望总理大臣恭亲王支持两广总督衙门的决定云云。
除了写信给总理大臣恭亲王之外，吴可自然不会忘记同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好友桂良，他一点没客气在信中要求桂良帮忙促成此事。
修铁路在大清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朝廷上下对此自然十分关注。要不是有现成铁路摆在那儿，让朝廷上下看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两宫太后手下亲信皇商没少在安南北方捞好处，京中一干王公大臣也有不少牵涉其中，知道铁路的好处以及给商事带来的便利，只怕吴可的奏折一上来便会被打入冷宫。
眼下情况就不同了，一干朝中权贵在安南北部捞了不少好处，要承两广总督吴可的人情，两宫太后也不愿轻易失了这条大把赚银子的门路，加上公里衙门一干够分量大佬的鼎力支持，吴可所上奏折竟然只经过短短一次朝议便被通过。
接到消息之后吴可自然振奋不已，一边安排广西方面做好铺设铁路的准备，一边再上奏折向朝廷表示为了清剿贵州叛乱武装，两广总督衙门打算在广西与贵州交界地带，根据地形地貌准备修建几段专用运输物资和清军将士的小段铁路……
第六百六十二章 纷扰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之前就答应延伸谅山通往镇南关的铁路线，这次两广总督衙门的理由更为充分，朝廷根本没有拒绝的借口。
不说铁路蕴涵的巨大经济利益，单单是剿匪需要，就容不得朝廷有半点轻忽，这可是是关系到一省甚至数省稳定的大事，无论是谁想要从中作梗，都得有承担严重后果的准备。
况且两广总督吴可的奏折上不是说了吗，只是广西与贵州边境地带，按照地形地貌某些地区修建短线铁路，又不是横跨整个广西的铁路紧张个屁？
加上总理衙门一干帮忙说和的大臣，两广驻京办事处又撒下大笔银子，终于将这茬给遮掩过去，朝廷答应了两广总督衙门的请求。
有了朝廷的应允事情就好办多了，两广总督衙门一声令下，整个两广地区都行动起来。
广西与贵州边界地区早就勘探了好几遍，哪些地方适合修建。铁路哪些地方地形太过复杂修铁路难度很大，总督衙门的资料室中记载得清清楚楚。
吴可需要做的，就是派出具体施工人手再确定一遍，于广西与贵州边境地区好好查探一番，总督衙门这边只需要筹备足够的铁轨以及枕木，在施工人员探察清楚之后，确定铁路修建里程，然后便是直接开工建设。
铁路这玩意可是不折不扣的新鲜事务，被一干洋务派大臣看做是洋务运动项目备受关注，有几位离得近的洋务派大佬不是亲自出马，就是派出心腹手下前来广西观摩学习，想要看一看第一条国内铁路线的建设施工情况。
尽管洋务派如此行为给两广带来不少麻烦，朝堂上那帮子顽固守旧大臣的目光也跟着转移过来，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暗地里的怪话以及不满言辞充斥市井坊间，给两广的铁路修建带来不小舆论压力。
所幸有安南北方谅山至镇南关的铁路例子摆在那儿，那些顽固守旧大臣私底下也或多或少捞了些好处，他们对铁路也有一定认识，知道这是一处来钱的好门路，倒是没说什么破坏风水损坏神州龙脉之类的屁话攻击两广。
吴可没有理会外界的纷纷扰扰，确定了铁路修建地段之后立即开工，数支有‘丰富’铁路修建经验的工人部队开赴广西与贵州边境，开挖基地铺设枕木热火朝天的忙碌起来。
虽然广西与贵州边境地带的铁路线，因为地形地貌缘故只能一段一短零敲碎打般修建，不能连成一线很难形成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不过吴可对此却是早有准备，能让朝廷答应在广西与贵州边境地区修建快速供应物资以及运送兵员的铁路已经很不容易。至于所修铁路因为地形缘故不得不分成一段段也没什么，只要铁路修成了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眼下是没功夫处理铁路线的分段问题，等以后腾出手来不那么显眼的时候，再想办法将这些分段的铁路连接起来也不算什么难事，技术是不断发展创新的，眼下没办法解决的难题不代表以后也没法解决。
最让吴可高兴的是，这次广西与贵州边境地带铁路修建工程，其中一部分铁轨出自琼崖刚刚建成不久的钢铁厂，所有枕木也都是两广治下出产。
吴可倒不是在意采购铁轨和枕木那点银子，这时代的国际物价水平比起一，二战期间可是差得老远。后来满请都落魄成那副鬼样，不是一样有钱采购价格昂贵的军舰以及装备新军？
两广总督衙门此时的财政状况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随着琼崖昌江铁矿的开发步入正轨，虽然那些铁矿石大部分都被朝廷征用，但留下的一小部分以及一个大型铁矿开发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便足够琼崖道的经济上升一两个台阶。
关键是吴可一直努力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最让他惊喜的地方。虽然一座月产不过八十吨的钢铁厂算不得什么，不过在满清也算是独一份了，标志着两广的近代化工业进程踏出坚实一步。
这可不容易，购买钢铁厂的机械设备倒是简单，有十三行伍家做中间联络，美国佬还是很给面子的，基本上只要价钱谈得拢两广要什么他们就卖什么，这时代可没后世的武器禁运一说，再说了钢铁厂的机械设备也算不得什么核心技术。
关键是缺少熟练工人，就算从美国采购的机械设备再先进，没有合格的工人操作依旧是一堆没用的废物而已。
没办法，吴可只能先让从美国招揽回来的钢铁厂熟练华工培训手下那帮新丁，先从理论教起然后再拿一些小型设备练手，直折腾了两三个月才终于培训有成，勉强训练出一批能正常开机器的钢铁厂新丁。
之后钢铁厂开工又是一番鸡飞狗跳，谁都没有管理钢铁厂方面的经验，只能慢慢摸索逐渐磨合，刚开始时着实乱了一阵子，不过时间长了在吴可的强令下时刻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很快，又过了几月时间钢铁厂终于步入正轨。
这时两广清军掌控安南北部地区的好处显现出来，金兰湾与铁矿所在琼崖昌江隔海相望，安南北部的煤炭可以通过海运直接送到矿区钢铁厂，有直通矿区的铁路分支运送方便快捷得很。
待钢铁厂上了正轨之后，除了炼制军工企业所需精良钢铁之外，在洋人技师的帮助下试制铁轨，经过多次尝试倒也被他们弄出了成品。虽然质量比不上进口货，但作为铺设铁轨之用倒也绰绰有余。
本着鼓励的原则，虽然从美国请来的工程师极力反对，但吴可还是在延长谅山至镇南关铁路线以及广西与贵州交界处铁路修建工程中，采购了一小部分琼崖钢铁厂出产的铁轨。
当然，依靠琼崖铁矿这么一个大矿区，昌江地区不仅新建成了一哦座近代化钢铁厂，配套的木器加工厂，服装加工厂以及种种生活设施逐渐完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矿居一体城镇群落。
没错就是群落，以矿区为核心这段时间周围又形成了好几个繁华集市。在当地官府的规划指引下，这些散乱集市逐渐向正规城镇转化。
……
就在两广境内大搞建设，闽浙开展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之时，安南那地儿也不怎么太平。
吴可正被国内纷繁杂乱的局势搞得眼花缭乱之时，已身在安南中部地区的黄鼎凤那头突然传来不好消息，说是安南国部队手头洋枪和洋炮数量剧增，而且军队之中还出现了金法碧眼的洋人身影。
这可不是啥好现象，吴可不敢有丝毫怠慢，急忙命令镇守谅山城的而勾出马，与身在黄鼎凤部作为高级幕宾存在的熊光宇联系上，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而勾得令后不敢怠慢，立即派出手下最机灵的探子，很快便联系上身在河内城的熊光宇，从这厮口这了解了事情详情。
原本阮氏王室不甘心被赶离统治核心地带，在黄鼎凤部占据了安南中部精华地带之后，一年多时间里组织了多次反攻。结果自然不如人意，每次反攻都在黄鼎凤部犀利的枪炮跟前撞得头破血流。
怎么说黄鼎凤都是跟清军打了好几年硬仗的大将，又有两广清军暗地里提供土枪土炮等淘汰武器。这些土枪土炮虽然两广清军看不上，但黄鼎凤部将士却看得上眼啊，这些玩意在他们手上也发挥了应有战力。
苦头吃的多了阮氏王朝高层也会总结失败教训，自然明白枪炮在战斗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倒是能从清军手里获取一批物资，但那昂贵的价格实在让他们承受不起，于是便与盘踞邻近老挝的法国佬勾搭上了。
法国佬一直想要迅速扩充他们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地范围，安南作为中南半岛大国自然是他们垂涎的主要目标，可惜之前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作为满请的藩属国，虽然跟满请朝廷关系冷淡得很，但作为传统中华文化圈中国家，安南高层对于西洋列强也很是防备。
眼下法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还不像后世那般巨大，不要说找庞然大物般满请的茬，就是想侵占安南都感觉力有不逮。
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军虽然表现尚可但一直都是跟在英国佬后头行事，没办法他们在远东的力量实在不强。
如果按照正常历史发展，法国直到十来年后才在远东地区积蓄足够力量，同时满清朝廷也衰落到了一定程度，这才悍然发起侵略安南的战争，最后战场上败了却在谈判桌上取得了胜利。
可是眼下历史由于有了吴可的出现改变了许多，此时安南王国高层迫不及待想摇收复失地，可惜手头无论兵力还是武器装备都不足以承担重任，这时盘踞老挝的法国佬伸出橄榄枝，安南国上层就好象溺水之人抓住一跟救命稻草一拍即合……
第六百六十三章 发现
法国佬为了支持安南国收复失地可谓下了血本，不仅将老挝殖民军的库存武器弹药全部取了出来，还从英国佬那儿紧急，抽调一批，连同一部分军事教官全部送到安南北部阮氏王朝之手。
经过一番紧急训练的安南国官兵，最近的一次反击虽然依旧被黄鼎黄部击退，但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让黄鼎凤部上下警惕不已。
从俘虏的安南国士兵口中探问出这些信息，黄鼎凤部上下一片哗然，没想到法国佬竟然插手了他们与安南国之间的战争之中！
黄鼎凤出身广西天地会，之前效力的大成国也是天地会势力为主，可不是与外国佬同信天父的拜上帝会教众，对欺压国人的列强没任何好感。
法国佬突然插手安南国与其部之间的战争，让黄鼎凤警惕的同时也无比气愤，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找两广清军寻求军火上的帮助，而是暗暗做着准备打算狠狠给安南国部队一个深刻教训。
尽管在之前的战斗中，安南国将士的表现有所起色，而且手头家伙的威力也不同凡响，但黄鼎凤不认为安南国部队就是其部人马的对手，起码短时间内不用担心这点。
不是他骄傲自大，而是此时的枪炮技术还处于黑，火药遂发枪时代，就算此时欧洲列强已经开始研究后膛枪并取得一定成果，但作为远东部队想要装备还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
说老实话，在特定环境里法国远东部队提供的火，枪威力，甚至还不如原始的弓弩来得犀利。安南北部的亚热带丛林环境，加上糟糕的交通状况使得依靠黑，火药爆发的枪炮威力大减。
黄鼎凤部所有的土枪土炮威力虽不如法国佬提供的枪炮，但在安南中北部特殊环境里所能发挥的战力也差不到哪去，特别是对付刚刚上手枪炮这些新鲜玩意的安南国将士时，黄鼎凤部那些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油条们更是轻松。
所以，两江清军这头没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直到消息扩散开了才传到吴可耳中。他可不像黄鼎凤这般信心十足，列强之所以为列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实力有多强，而是他们的国家实力放眼世界极为强劲。
法国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在拿破仑时代确实如此，可是等拿破仑建立的波旁王朝覆灭，法国的军事实力依旧强悍但再不复拿破仑时代的辉煌。
之所以法国现在依旧是欧洲第一陆军强国，不是因为它的陆军真的强横，而是邻居普鲁士还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其余欧洲国家不是国力不强就是国土面积太小，号称欧洲压路机的俄国又有个死敌奥斯曼土耳其牵制，势力一直难以出黑海抵达中欧地中海，让法国几乎完全没有陆上之敌存在。
真要是欧陆第一陆军强国，后来也不会被刘永福的黑旗军整得灰头土脸狼狈到了极点，只是法国国力着实强大拼得起消耗而已。
法国佬如果放开了向安南王国提供军火和教导军官的话，刚开始时作用可能不大，但时间一长等安南官兵熟悉了枪炮操作，黄鼎凤部就不一定能顶得住安南官军的连绵攻势。
更让吴可担忧的是，已经被逼到墙角的安南高层会否狗急跳墙，跟法国佬签订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换取军火支援，真要是那样法国佬就有了插手安南事务的借口，说不定这帮家伙正打着直接出兵的念头呢。
这可不成！
感觉事态有失控危险，吴可急忙招来心腹幕僚和将领商议解决办法，经过一番激烈商讨，最终确定下了应对之策。
驻守谅山城的而勾加强戒备，同时秘密通过铁路运送一批军火储存于谅山军营，通知身在河内城的熊光宇，两广清军愿意和黄鼎凤部加大军火贸易数量，同时将一批新式枪炮列入贸易清单之中。
熊光宇闻讯大喜，急忙向黄鼎凤汇报后，便以安南中部土特产与清军实行秘密的以物易物交换军火武装自身。
自从率部出了大清地界，并在安南境内安定下来后，黄鼎凤部的实力便稳中有升。最让黄部上下感觉奇怪的是，当他们出了大清地界后，那帮可恶的两广清军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对待他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在没出大清国境之前，黄部与清军的关系自是不死不休。可等他们出了大清国境情况就不同了，无论是黄部人马还是清军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似乎两者之间的仇恨突然淡下去不少，可以暗地里做一些互通有无的买卖。
更让黄部上下大感不可思议的是，两广清军不仅与他们私底下做生意倒卖，军火，而且还不禁他们派出小股人马，或以商队名义招揽广西境内大成国残余人马，就这样黄部人马越聚越多，屡经与安南王国官兵大战，抛开伤亡数字人马数量依旧过了五万之数！
如此之众的人马，不说钱粮消耗几何，单单想要聚齐武器装备都不是件容易之事。尤其在大成国覆灭之后，黄部高层意识到火药武器的重要性，对火器的需求量大增，要不是有两广清军及时援手的话能不能屡屡轻松击退安南国官兵的反扑还两说得很捏。
通过与两广清军驻谅山城兵马暗中的军火交易，黄鼎凤部以物易物采购到一批精良洋枪，而后按照军中‘懂行’将领的要求，迅速组建了两个三百人规模的纯火，枪营，好好操练准备给安南国官兵一个深刻教训。
结果，在半个月后安南国官兵再次气势凶凶来犯之时，黄部火，枪营大发神威，在正面对撼中直接将安南国匆匆组建的洋枪部队打崩溃，再次取得一场令人瞩目的酣畅大胜。
这一仗不仅打出了黄部的气势，打得安南国高层胆战心惊短时间内没胆再犯，同时也震动了隐藏在幕后的法国佬，一边痛斥安南国官兵脑子不开化的同时，一边也惊讶于黄部的火，枪数量以及战斗力。
这让想要插手安南内务获取好处的法国佬心生警惕，通过了解他们知晓黄部手头火，枪质量一点都不必他们眼下装备的差，想要越过黄部这头拦路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非得花费大精力大代价不可。
见此情况吴可暂时放下心来，法国佬就算想要插手安南内务，不做好充分准备之前也不敢乱来。黄部数万人马可不是开玩笑的，比起日后的刘永福部黑旗军强上太多。想要对付他们可不容易。
黄部五万人马都是屡经征战的老兵，战斗力和战斗经验都不必怀疑，如今在两广清军的支持下又上手了火，枪，战斗力又有了进一步提升，而且还能从广西源源不断招揽隐藏起来的天地会会众，实力之强悍可见一斑。
为了以防万一，吴可特意从总督衙门下属工程部队中抽调精干人手，加大谅山至镇南关铁路延伸线的修建速度，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铁路先延伸之广西重镇南宁，以方便广西清军对谅山防区的快速增援。
与此同时，吴可还向朝廷上奏，将在安南发生的战事简单描述一通，然后重点描述了战斗中安南官兵中出现的反**官身影，要求朝廷照会安南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询问他们为何要与洋人勾结？
他知道朝廷此时最忌惮的除了太平军余孽以及声势突然大起来的捻匪之外，就是列强诸国让朝廷防备不已，凡是牵涉到洋人的事务无论大小都能引得朝廷一阵鸡飞狗跳。
此次安南国明晃晃的与法国佬勾结，朝廷闻讯之后能安然若素就见鬼了。
果然，朝廷见到吴可所上奏折后先是大惊而后大怒，立即派出礼部尚书质问安南使者，要求安南国立即断绝与列强的一切联系！
安南国使者这下为难了，安南作为满清藩属虽然很不听话，可眼下却是关键时期需要满请朝廷的大力支持，说什么都不能恶了满清中央朝廷。
不说安南国使者如何苦逼的向朝廷解释，吴可点了把火后便收回目光，要求谅山城守将吴而勾严密关注安南国中南部局势，暗中叮嘱有必要的话可以出兵帮一把黄鼎凤，坚决不能让阮氏晚场收复安南中部地域。
与此同时，吴可吩咐总督衙门直属暗探部门，加强对两广境内法国佬的监视力度，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总督衙门汇报。
做好了种种防备手段之后，吴可这才稍稍安心，在同治四年秋末再次离开广州，开始对广东和广西两省进行全面又细致的巡视。
就当吴可在总督卫队五千将士的严密防护下，开始了对两广的巡视之后没多久，左宗棠突然传来急信想跟吴可亲自见上一面，说一些他离任之后的安排以及一些请求。
没错，就在两广总督行辕抵达惠州之时，从京城方面传来一个惊人消息，西北动乱朝廷调派左宗棠前往西北平乱……
第六百六十四章 战火连天
自从湘军收复金陵，太平天国正式灭亡以来，大清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各地的叛乱不仅没有平息迹象，反而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其中蹦达得最厉害也是最为显眼，无疑就是突然变得疯狂起来的捻匪……
继山东干翻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之后，捻匪又在陕西闹出偌大动静。
高楼寨之战后，捻军继续流动作战，在山东、安徽、河南的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朝廷命曾国藩部署镇压捻军。
曾国藩先后实施“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作战方针，都归于破产。同治四年年中时分，朝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负责镇压捻军叛乱，遏制捻军扩充影响力和势力。
捻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长时间不停顿地流动作战，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日益严重，流动作战虽然在激动性方面十分有利但弊端也是明显的。
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于是在同治四年秋季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回民叛乱武装，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
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清军继续周旋是为东捻军。
西捻军约有三万余人。在张宗禹等的率领下，同治四年初秋时分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行军一月时间进入陕西华阴县境。
署理陕西巡抚刘蓉当时正率近两万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叛乱武装，在得知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急忙请求朝廷速派援兵。可惜此时朝廷死处用兵，一时又哪里腾得出兵力来救援陕西？
西捻军进入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所部东调对付捻军。同治四年深秋季节陕西提督刘厚基率兵三千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结果一触即溃败退渭南。随后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于华州敖水东面的树林里设伏大败湘军，杀死湘军近千人。
初战获胜后，西捻军乘胜西进，于同治四年初冬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然后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待清军东向追击，捻军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之势。
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周围村庄设下伏兵布好伏击圈，等待清军到来。
同治四年年末，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诱敌，与湘军且战且退，将湘军诱至十里坡。
清军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进入伏击圈。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伏军步队从两旁村堡杀出，马队从两翼包抄将湘军团团包围，湘军顿时阵势大乱。
时值风雪弥漫，湘军士卒因连日奔走疲惫不堪，冻饿交加士气低落无心作战，所携火药又被雨雪浇湿不能点放。捻军则士气高昂勇猛冲杀，与湘军展开白刃格斗。半日之内连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湘军大部三千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西捻军在十里坡之战中，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先是运用流动战术，主动出击调动尾随湘军，诱敌追击使尾随湘军疲惫不堪；然后是选择有利战场，预设埋伏，将湘军诱至伏击圈步骑协同将之包围；最后通过白刃格斗大获全胜。
湘军方面则盲目追击处处被动，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战斗力被拖垮最后陷入重围大败于十里坡，刘蓉也因此被革职回籍。
这还算好的，捻匪虽然势大，但专擅流动作战对朝廷统治影响跟太平天国没，法相比，以朝廷的雄厚资本战败一次两次根本算不得什么，怕就怕捻匪突然野心爆棚想要攻州占府自建政权，这才是朝廷最担心的地方。
与此同时持续爆发的陕甘回民叛乱，才是最让朝廷头疼的麻烦。
……
中国自古以来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
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陕甘有些县份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然而朝廷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最后致不可收拾之境。”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
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这让汉回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
至广西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
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
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与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购买。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
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任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桐陵。
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叛乱且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却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里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这样的状况，是朝廷怎么也不可能接受的，此时又有捻匪人马冲入陕甘等地四吓唬滋扰，朝廷担心陕甘登第彻底失控，急忙调派闽浙总督左宗棠率部前来平乱……
第六百六十五章 矛盾尖锐
“季高兄，此行可千万要当心！”
在与福建接壤的梅州县，吴可跟匆匆赶来的左宗棠见了个面，闲聊了一下各自的状况后便把话题转到混乱的陕甘地区。
越是了解陕甘地区的回汉冲突，吴可心中越是心惊，左宗棠傲视没提前做好准备贸贸然一头扎进去，可以说一定会吃亏。
陕西还好一些，朝廷兵马虽然连战连败但实力尚存，一些重要城镇依旧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可甘肃的情况就糟糕了，几乎整个甘肃省都落入回民叛乱武装之手，左宗棠想要平叛所处的将是四面皆敌的恶劣环境。
陕甘之地的回汉仇杀十分严重，甘肃的汉人差点被回人叛军屠光，左宗棠要是率兵进入甘肃的话，将面临一省回民之仇视，这样的可能想想都感觉心寒。
可以说，回民做得比太平军彻底多了，他们占领甘肃那真是占领，都不带一点折扣的。不像太平军最鼎盛之时，都没有完全占领一省之地，每每都是与清军势力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事态发展到眼下这一步，再说什么也没啥意思，只能好好准备进入陕甘地区清剿当地叛乱，不管情况有多糟糕左宗棠只能胜不能败。
……
“梦臣放心就是，为兄自有计较！”
左宗棠先是诚恳的感谢了吴可的关心，而后自信满满说出一番让吴可目瞪口呆的话来，让吴可明白左宗棠却是早有准备，其对陕甘回乱的了解颇深，显然接到朝廷调令之后，便做足了准备功夫。
对此吴可只能道一声佩服，左宗棠作为土生土长满请士大夫阶层，能量之大人脉之广不是吴可这等‘爆发户’能够比拟得上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被视为普世文化，儒家的价值观念也一直被视为普世价值。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往往被视为异说。“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宇。……见中国人修斋设醮则笑之。”汉人则视“回回白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为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
入清以来，尽管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官方对待回民的正式态度尚较宽容，但士大夫阶层中对内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族群的偏见和歧视却甚嚣尘上。
雍正年间，山东巡抚陈世绾两次上奏，指陈回民罪状，请求禁绝伊斯兰教。所奏内容虽为一己之辞，但这种思想在大清的官员中，却较有代表性。
对于那些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回民官员们来讲，在充满歧视与偏见的官场之中，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根据伊斯兰教规，安拉是唯一信仰，禁食猪肉，禁止饮酒。但很多情况下，回族官员往往不得不向皇帝以及其他崇拜的神或偶像进行跪拜，而皇帝赐宴或共同宴饮时，酒肉之禁亦往往不能守。
宗教类回教徒不食猪肉条记曰：“凡以回籍服官者，荐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喫肉，不能辞也。”
乾隆继位以后，朝廷对待回民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士大夫阶层和各级地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针对回民的文化歧视和宗教歧视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司法歧视便产生了。
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开始后的100多年间，一系列专门针对回民的律文、例则不断地被制定和完善起来。这些律文、例则使得回民沦为法律意义上的贱民，地方官员在处理回、汉诉讼时扬汉抑回的态度大都根源于此，而一般民众对待回民的态度也深受其影响。
汉人欺负回民，往往认为自己是主人，人多势众，有优越感。对于回民，则认为他们是客户，是少数人无足轻重。是以肆意侮辱，毫无顾忌。冲突中有汉人将猪肉投入回民井中者，有在回民集市宰卖猪肉者，亦有以猪肉故意碰沾回民衣襟挑衅者，不一而足。
故此，“回之防汉，恒虞待以异族；而汉之视回，尤轻蔑而兽畜之。”
同治以前，频繁发生的冲突与摩擦，汉回未尝交恶，或偶因羊豕启争，亦相怨一方而已，旁观者不以为然。从回民到汉民，从民间到官方，彼此都习以为常，认为其不过如漳泉大姓之械斗，未必叛也。因此，几乎没有人想到这种冲突与摩擦会导致同治年间那样一场惨烈的战争。
同治以前，在回、汉矛盾比较尖锐的关中地区，汉人不尊重回民的宗教禁忌，往往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咸丰年间渭南县长尹长龄，捉到一个刀客，头上给套了个猪尿脬。刀客说，我不怕杀，只怕此法。尹说，此法不是我发明的，这是道光年间渭南县某整治回回的办法。
地方官员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偏袒汉民，致使回汉矛盾激化。
有细心之文人如此描述陕甘回汉人矛盾：“回、汉杂居时，常有无赖汉人侮辱回民。有一汉人以猪肉触到回民的衣衿，回民当面就把衣衿割去，遂至成讼，汉宫不仅不能解决纠纷，且吓唬回民说：‘拿猪肉触你衣衿，你便割去衣衿，若拿猪肠绕你的颈项，你也持刀割去你的头吗？’此回民听后，愤怒万分，然以人少势微，不敢和汉官为敌。
除了这种因宗教禁忌引发的冲突外，也有因宗教原因产生的利益冲突。咸丰七年，渭河以南演戏摊款，回众以宗教关系，拒不接受，遂起械斗。后虽经官府禁止，但地方绅士起而反对，以为演戏自古皆然，岂能以“回匪”关系，便行禁止？
此类冲突显然是发生在回、汉杂居的村落之中，乡村中公权与教权发生矛盾是导致回汉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
吴可听得好一阵目瞪口呆，他虽然知晓回汉矛盾深重，但没想到矛盾的源头却是从此而起，大开眼界之余心中难免惴惴。没想到陕甘回竿矛盾激烈到这等地步，看来想要以温和手段解决根本没可能。
同时左宗棠又告之回汉矛盾另一冲突点——地畔相争！
地畔相争是回、汉冲突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陕甘地区著名的皮影戏《打羌白》第二出回回头目马盛上台有四句道白：“家住沙窝在马家，地畔相争动杀伐。”
所谓“地畔相争动杀伐”一句，指的就是同治回变起于地畔相争。同治以前，回、汉田畔相争主要发生在回、汉人口分布密集，人均土地较少的地区。关中回民人多地少，对农耕之事相当重视，不但吃苦耐劳，而且懂得精耕细作，甚至不惜以小麦换汉人粪灰肥田。
正因为如此，许多不为汉民所重视的边角之地，大都变成了收获颇丰的高产之区。例如大荔沙苑回民善于农事，会经营沙地，护沙的工作做得很好，白马营的粮食产量很高，是从前人称为“金粮”的产地。
相对于一般的汉人，回民较为富裕，有一定经济能力去购买新的土地，而地少人多的现实情况也使得这种扩展的**更为迫切。
以回民巨堡南王阁为例，该村回民人口众多。有一千数百户，北部羌白镇、东部八女村以及西部的毕家村均为汉民所居，唯有南部为回民势力范围，但又邻近沙苑，土地较少。回民富裕而地少，所以尽力向汉人买地，南王阁西面金水沟一带的土地逐渐购为已有。
对于那些离本村较远的田地，只要汉民肯卖，也不惜受跋涉之苦，重金买人。比如南王阁的回民在距离本村20里路的姚期寨买地，地里没有粪，要从南王阁运去，每日只能运一同半。
汉人则利用回民买地心切切的心理，意图高价把地售出，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一售地与回民，便永不能赎回来了，所以不愿把地售给回民。矛盾彷徨之中，冲突由此而生。
而陕甘地区周期性的集市或庙会既是乡村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人员汇集、大众娱乐的场所，在乡村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赶集时，双方往往因为细故小事发生争斗，甚至引发械斗，杀伤人命。
同治以前，泾阳的经纪牙客对于贩羊牛为业的回回很不公平。汉人来卖猪，经纪牙客很顺利地给的是好价钱。回回卖牛羊，他们百般习难，估的价钱很低。因此泾阳县流行着两句话，就是“黑猪卖的是白银子，白羊卖的是烂银子”。
而且，回回卖了牛羊，往往不能及时收到钱，有时长达一两个月。西安鱼化寨这一带过去汉、回杂居，常因此故打架，后来便闹成大祸。从前七月十一日是双水庙汉人过会的日子，回民小贩常上这里来赶会。汉人吃柿子论把儿（蒂）算钱，但汉人或把把儿吃下去，或抛掉，结果打起架来，回民经常吃亏。
八月十四日是三会寺回民的会，汉人就去赶集。有一天集上双方打了架，死回民六人，汉民一人。结果告到官府，回民被轰下去，从此回民便衔恨在心，以致积怨成仇，弄得不可收拾。
第六百六十六章 扯皮
左宗棠这么急着秘会吴可，不是为了在吴可面前炫耀他对陕甘回乱的了解，而是找支援来的。
别看福建搞洋务兴办船政局弄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可毕竟福建洋务才刚刚开头，除了口号喊得响亮其它地方只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
左宗棠明白这一点，所以便急匆匆找上了吴可。
作为南方三督联盟的两面旗手，关系又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好朋友，左宗棠十分清楚两广地区实力到底有多强。
在吴可的保驾护航下，两广不仅建立的完善的轻工业体系，各种轻工业产品能够做到完全国产化，还有一部分产品甚至卖到了外国。
如此成绩放眼真个大清都是独一无二的，当初左宗棠听到消息的时候振奋不已，第一时间来信要求吴可主动宣传，将这样大振官民士气的好事宣扬出去，帮助本就火热的洋务热潮更填一把大火。
可惜的是吴可不愿出这样的风头，让左宗棠遗憾不已备感失落。
不过两广出产的轻工业产品，却是在福建市面上大行其道，活跃了福建经济不说还引得一干福建富豪纷纷效仿，这对左宗棠来说却是一桩好处，不用官府亲自动手民间便自发形成一股大办轻工业的浪潮。
正是因此，左宗棠才更加明白两广实力之雄厚。要不是吴可隐藏得极深，又将治下轻工业新式工厂分散各地的话，只怕两广早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兴盛之地。
福建推行的很多洋务举措，其中都有两广支援过来的人才帮忙，这才免去了花大价钱请洋人的麻烦。
更让左宗棠惊讶的是，两广方面不仅轻工业发展迅猛，在重工业以及军工厂方面也是着有建树。
两广拥有三家具备制造火，枪的火，枪工厂，还有五家专属子弹制造工厂以及配套的火药厂等等军火工厂，每年的产量足够供应两广清军训练所用，还能有一部分库存留做储备之用。
就两左宗棠带到福建的那上万楚军人马的弹药补充，也都是从两广军工厂那头提供的，听说两广这边还在尝试制造火炮，就是不知道现在出没出啥成果。
而且琼崖的矿区发展十分迅猛，一系列围绕着矿区开办的工厂给两广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钢铁，两广的军火工厂不愁没有合格的原材料供应。
这，就是两广强大的底气所在！
左宗棠此行就是为了两广自产的枪械弹药，他奉命入陕剿灭当地回民叛乱，以当地的情况而言所需弹药物资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然朝廷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他可不敢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朝廷身上，自己也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时候两广的资产军械和弹药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左宗棠的请求，吴可很爽快答应下来，不说两人关系亲密，左宗棠此时有难处他当然得帮上一把，更何况左宗棠又不是不付钱。
两人商量了整整一天时间，便将军火供应的事儿谈妥，而后便趁机聊了聊各自对眼下大清局势的看法。
总之，两人都对朝廷平息叛乱有信心，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平息叛乱，谁心中都没底。
好好的跟左宗棠聚了一回，因为时间关系第二天便各奔东西，左宗棠忙着回去整军备武做好出发准备，吴可也要跟手下后勤部门打好招呼，让他们做好协调工作一旦左宗棠启程他所需要的大批军火物资立刻跟进。
同时，陕甘回民叛乱让吴可心生警惕，回去之后立即召集手下幕僚收集有关方面的资料，同时也让下面官府注意两广境内回民动态，一有不对立即汇报但不允许地方官府擅自行动。
……
西北回乱已到不可收拾之地，陕甘清军连战连败只能守着几座要塞大城，奇遇地区基本上都被回民叛军以及西捻军所占，
形势实在不容乐观，朝廷一再催促左宗棠加快速度赶去平乱。
左宗棠（刚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可不是个肯吃亏的主，率上万楚军精锐出出了福建之后，便借口筹备粮饷暂时停兵湖北踌躇不前，要求朝廷先把足够的粮饷军械以及物资调拨到位，他这才好放心大胆的前往陕甘平乱。
朝廷自然不爽，连下几封斥责圣旨，要求他不得延误立刻出发，至于战争所需一应粮饷枪械物资，朝廷正想办法筹措要他不要担心。
怎么可能不担心？
粮饷倒还好说，军械弹药方面朝廷根本无法自产，只能花大把银子向洋人采购，其间得耽误多少时间啊？
左宗棠也是个牛脾气，既然打定主意要等军械粮饷到位后再行动，自然对朝廷连发的几道圣旨不屑一顾，上折表示朝廷要是实在等不及的话，可以先调拨附近的湘军过去嘛，他这个新任陕甘总督不在意滴。
他不在意朝廷在意啊，好不同意逼得曾国藩主动削减湘军，这时候可不能再给湘军复起的机会，这是原则问题容不得丝毫差错。
朝廷倒是想调淮军过去，可惜的是淮军此时任务也重，正在山东河南一带跟捻匪主力死磕呢，根本就抽不出身再去陕甘参合。
再说了李鸿章的基业全在江南一带，他才不愿意跑到陕甘这个大火坑去搅合呢，那帮回民叛军可不是那么好剿的。
于是，朝廷只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左宗棠和他的楚军身上。
至于吴可跟乡勇队，朝廷连想都没想过。不是乡勇队战斗力不强，相反单论战绩的话放眼整个大清没哪支部队战斗力能比得上乡勇队的，包括将领能力和水平在内都是如此。
别看湘军吹得欢，收复金陵立下奇功，可是当初湘军落魄之时情势那叫一个惨，曾国藩被太平军堵在南昌近一年都做好了死的准备。那时候整个大清能打的是哪支部队，除了乡勇队再无它人！
而且乡勇队无论对付太平军还是捻匪，胜率都大得出奇，就连跟实力强大的列强联军干仗，都以一胜一平保持不败，这样的实力派去陕甘剿匪其实是最合适的，乡勇队有这样四处救火的宝贵经验。
可问题出，汉人之中刚出了一个尾大不掉的曾国藩，朝廷实在不愿再出一个实力更加强悍的吴可，不然之前也没必要将吴可调到两广。
……
就在朝廷与左宗棠拉拉扯扯纠结不已的时候，吴可也没闲着，一边亲自监督后勤部门给出发的左宗棠部运送大批军械弹药，一边仔细研究幕僚收集到的回汉冲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除了之前左宗棠帮他普及的那些回汉冲体原因之外，他和手下幕僚整理分析了大量资料，算是粗略弄明白了回汉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大清律例》中的回族立法无一不充斥着对回族百姓歧视与压迫，回族百姓在法律面前所受到的待遇极不公平。
在朝廷看来，一方面“回人久隶编，即与百姓元异”，“回岂非民乎？”
针对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诬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办理不足示惩”，还要特别制定更严酷的法律，回族百姓可谓苦难深重。
不仅如此，朝廷还在司法活动中加深着对回民的歧视和压迫。例如，原回民结伙行窃例中，对持械并无具体界定，嘉庆二十五午（1820年）山东省为严惩省内窃盗之风，制定新例，“凡非徒手，即应以执持器植论”、“器械二字包括一切顺杆、软梯、铁凿、铁锨、小刀等物”，由于该省严惩窃盗的旧有条例系引自回民例，因而山东省的新规定又彼反引到回民例，通行全国。
该条例中“回民结伙”提法最初没有详细区分被结伙者为汉民或回民，后来在司法实践中官员们发现回民与汉民结伙，若均照回民例处置，对汉民来说处罚太重，于是官方对“回民结伙”的情况补充新的解释，汉民与回民伙同行窃，各按各自的律例科断，从而明确了汉回不平筹的事实。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陕甘总督因故奏请各省凶犯回匪停发甘肃，酌发他省，一些官员处于阴暗的心理，认为回民改发他省是得到优遇，“使不法凶回终得安处腹地，不足以儆凶顽”，于是请求“将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者，俱实发烟瘴充军，并回民抢夺数在三人以下，持械逞强一项，其情罪正复相等，此等回犯为数不多，酌发四省烟瘴充军，亦不在拥挤”，结果此议案“奏准通行”。
总之，在对待回民的问题上，朝廷上下充满了恶意。正是在这种不公平的出事态度下，加上一些官员推波助澜，致使陕甘地区的回汉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终致不可收拾之境。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陕甘地区，分散居住于全国各地的回民显然也受此捆饶久已，放吴可感觉心中不舒服的同时也提醒了他，两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第六百六十七章 逼反
心中有了想法，吴可立即派人调查，结果让他很不高兴。
居住于两广地区的回民数量并不是很多却也不在少数，十来万数量却是有的，
跟陕甘回民遭遇到的情况差不多，散居于两广地区的回民也受到官府还有闽江双重苛待，回汉以及回民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至于没闹出什么乱子来，主要还是因为回民数量太少的缘故。
虽然心中有些不爽，同时也很担心陕甘的回民叛乱风潮波及到两广，让他对居住在两广的回民有所防范，但是有些规定成俗的东西不是他想干涉就能干涉得了的，回汉之间的矛盾不是说两句好话便能消弭于无形的。
一些官员总是希望把歧视性的法规扩广到更大的范围，例如朝廷原本规定在回民结伙持械行窃案中，案犯不得存留养亲，回民结伙斗殴中一般人犯是可以申报存留养亲的。道光六年（1826年）陕西巡抚在审理回民糜锡等共殴致人身死一案时，拟将从犯回民糜虫受儿充军，虽其亲老丁单，不得存留养亲，连刑都都觉得此举过于严厉，“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犯，本不在不准留养之例，且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例；原系因该回民等犷悍成风，动辄争殴，故罪较凡斗加重，并非罪大情重，法无可逭之犯”，因而否决了陕抚的建议，应准予糜虫受儿存留养亲。
在实际生活中，官府偏袒汉民，欺压回民的事屡见不鲜，一些汉族士大夫也颇有感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官吏既袒汉民，又以回之易与也。辄任意出入其法，回众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银二十四两”，最后连紫禁城里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同受国家覆育之恩，含毛贱士二百余年，其间登仕版者，亦复不少，岂无天良？何至甘为叛逆？推原其故，始则由地方官办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办妥，以致仇衅日深。”
严酷的法律再加上不公正的司法，回民的生活如雪加霜，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各地回民频频叛乱的原因了。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陕甘地区普遍存在，于两广的回族居民也是同样如此，只不过两广地区的回民数量实在太少，根本就掀不起任何风浪，这才没闹出什么乱子来，不然有吴可头疼的时候。
尽管如此，吴可也不敢大意，吩咐地方官府严密监视当地回民，同时要求他们不要对回民太过苛刻，免得过犹不及引起乱子。
他不得不小心，这段时间大清境内回民实在太过活跃，陕甘回民叛乱引起的乱子甚至惊动了朝廷，云南回民也不肯清闲，跟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打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
两广眼下的局面十分稳定，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百姓生活水平正以看得见的速度提高，他可不想在这时候闹出什么内乱来。
于是，不知不觉中居住在两广的回民惊讶发现，他们生活的环境一下子和善起来，之前与他们争锋相对的汉民突然变得老实了，而可恶的官府在判案时，也没做得像之前那般过分。
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还担心了一阵子生怕这是汉人和官府的阴谋。不过时间一长他们就放下了这种担心，慢慢适应周围改善的生活环境，心中的怨气尤在却不似之前那般浓烈。
而且两广此时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局势更是蒸蒸日上，所有官民百姓都全身心投入赚钱大业之中，没多少人有心情和精力摆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间接替官府消弭了不少可能的矛盾冲突。
随着与左宗棠的频繁书信往来，通过左宗棠的关系吴可知道更多陕甘回民叛乱的内情，越是如此他的心情也越发沉重。
陕甘回民叛乱，少不了当地团练武装的‘贡献’！
朝廷摆明了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回汉两族之间不公平的待遇，使得地方民团武装面对回民时无比嚣张霸道。团练的肆意妄为抢，劫杀人，是激起回民叛乱的重要原因。
同治元年，“圣山砍竹”事件后，团练无赖到秦家村放火抢，劫杀人。导致当时华州、华阴两县回民大举叛乱。
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华州回汉砍竹跶架之事，因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匪贼。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
秦家村者，系华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必先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执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团众此时，心满意足，饱载而归。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最也，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
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处，绝无生理，拼命相争。
左宗棠在写给吴可的信中，认为回民起事实由汉人激变，团诱民变，汉激回乱。这里所说的汉人是指地主团练，他认为回民叛乱是由团练屠杀引起的。
左宗棠对于陕西的民团十分反感，他认为陕西团练之设，名为弭乱，实为乱阶，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刁滑者喜事，争先恐后。迨至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民，每日支得口粮，百十成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如今岁关中回汉相杀，虽实回民滋事，实由汉人（地主团练）有以激之也。
陕甘地主团练四处飞递”灭回”传单，”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拼命相争。如同州府、咸阳、泾阳等县，乡团尽将城内回民男妇诛戮，房屋烧毁无存……遂致咸阳、同州各处有围城之举。传单所到之处，汉人（地主团练）先行攻打焚烧，倘遇回民噍类不留。未经旬日，陕西各处回民俱行激变。
当然左宗棠作为传统士大夫阶层，尽管对陕西民团所作所为十分不满，认为没有陕西民团所作恶事，陕甘两地回乱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之地。
他心中对回民也十分排斥，虽然认为陕西地方团练做得有些过火，但也没有为那些叛乱的回民伸冤的意思，在给吴可的信中字里行间杀气腾腾，可想而知他心中对于回乱是何想法了。
吴可对此也没说什么，立场不同想法便绝然不同，他此时只能做好本分之事，至于左宗棠的想法他左右不了。
而除了回汉直接冲突之外，朝廷与伊斯兰教争夺回民主导权的门宦之争，也是导致这次大规模回乱的因素之一。
门宦来源于汉族的“宦门”“门阀”一词，是中国穆斯林的特有组织。它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教主一呼百应，教徒唯命是从。门宦之间，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矛盾和冲突经常发生。
明末清初，随着甘肃回族聚居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回族内部矛盾的激化，甘肃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三大教派（格底目，依黑瓦尼，西道堂）和四大著名哈里发（虎夫耶门宦，哲赫忍耶门宦，嘎的林耶门宦和库不忍耶门宦）。
乾隆时代起首先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哈里发制度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派生出十分复杂的内外矛盾。
朝廷对门宦势力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朝廷自乾隆以后竭力企图取缔回民的哈里发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大清王朝对整个回回民族的歧视和排斥。
这种粗暴的干涉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这样很自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朝廷，使回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反抗目标。
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和苏非主义在西北回族社会中的进一步传播，甘、宁、青地区的一些回族在远赴麦加朝觐期间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回国后便积极传播，并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使得具有较高组织程度的各种门宦开始出现在回族社会中。
随着门宦的形成和门宦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回族社会内部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回族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的加强与提高。而这个变化过程所引发的社会整合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种社会关系的改变在西北地区穆斯林民族的内部与外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六百六十八章 新人和旧人
吴可当真吃惊不小，没想到大清境内的回民竟然还有‘门宦’这一阶层。
不要怪他孤陋寡闻，后世虽然边疆地区很不太平，但那也是外敌与内贼相勾结的结果，与普通回民基本上没啥关系。
回民的‘门宦’之制简直就是国中之国，不要说大清朝廷受不了这个，就是放在后世政府也不会答应。门宦首领还唤‘哈里发’，这不是摆明了割据自立的态度么，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忍？
吴可不清楚陕甘回民到底想干什么，但他明白回民想要朝廷以对待公函民的态度对待他们，就必须接受朝廷的管理而不是自成体系，这是任何官府或者政府都不能接受的状态。
可能这时代大清土著不明白，但凡是后世之人哪能不清楚‘哈里发’的含义？
吴可也没有闭帚自珍的意思，在与左宗棠的书信往来中，将这一点明确指出。建议其扫平叛乱的过程不仅只是镇压起事叛军，最好能一举将回民这种野鼠的门宦制度破坏。
汉人的门阀世家都消失了，怎么可能容忍回民之中存在这种旁庞然巨兽？
……
回民的门宦制度，在此时对于朝廷四处漏风的统治都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哈里发回族门宦制度的发展是以回族社会组织化的方式来完成的，而这个方式是从宗教领域发展起来并以宗教形式来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社会内部的竞争导致了回族内部教派与门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从争夺教徒到争夺清真寺及其他各个方面，最终导致一系列大规模的械斗与仇杀事件。
因此，朝廷对西北回族教派门宦矛盾斗争的利用、分化与打击，使西北回族社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迫，导致了西北回族与朝廷之间严重的矛盾对立与惨烈的流血冲突。
从乾隆十三年开始，西北回民门宦之间的权力斗争共爆发了五次，朝廷在西北地区的各级官员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回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于教争问题的严重性与危险性的估计不足，所以在处理教争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直接促成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叛乱。
教争问题所暴露出来的本质问题是门宦势力与官府统治的矛盾问题。一方面，门宦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与实力，增加了朝廷的统治难度。另一方面，教争的矛盾与回族和朝廷统治的矛盾密切相关，教争的升级终于导致回族、撒拉族与官府矛盾的尖锐对立并以叛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模式几乎成为大清好几次回民叛乱的一般规律。
1781年，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的弟子苏四十三领导了屠杀异教徒的叛乱，但其教派争权的错误思想导致了叛乱迅速被朝廷瓦解。1784年田五、张文庆等为首的石峰堡叛乱；1862年以马化龙为首的宁灵反清叛乱都是源自于此。
……
就在左宗棠上任陕甘总督，正率军赶赴陕甘之时，新任闽浙总督吴棠赴任，正式接掌闽浙军政大权。
这位总督大人祖籍安徽，在官场上是公认的能人，与乡勇队也能扯上一点关系，不过这厮初任闽浙总督吴可也不好显得太过热情，想要先观望一阵看有没有联合的可能。
单从履历来看，吴棠这兕真的十分亮眼。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吴棠以举人大挑一等授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泗阳县）令。在任期间，勤于政事，常改装出行，访贫问苦，以礼化民，以文治县，亲治匪患和水患，为政三年境内大治。
咸丰元年（1851年）调任淮安府清河县令，在任严禁胥吏苛派、严禁赌博、严禁贼盗。咸丰二年（1852年）邳州大水，岁荒盗炽，上调吴棠署邳州知州，施行“首恶必惩，协从解散”的政策，亲率壮丁，按名捕拿，并亲勘灾情，兴修水利，赈灾济民，收养弃婴。在沭郯交界处，率勇击退山东捻众，地方暂靖，邳民称颂。
咸丰三年（1853年）初，吴棠又回任清河县令，时值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反清杀官、声振华夏，清廷摇摇欲坠。吴棠带兵征战于徐淮之间。时太平军攻占扬州，遂有屠城之难，消息传来，淮人纷纷迁移。一时贵者叹于室、富者犹于门、贫而强者喜于道。吴棠诓称：清廷大军将至，淮派员接应，人心稍安，迁者多返。吴棠在地无城郭、手无兵柄情况下，徒以忠义号召，会同乡绅鲁一同招集乡勇，倡办团练，申明纪律，乡镇立七十二局，不数月间，会者数万人，首尾相联，合力防御，声威大振。
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李大喜、张宗禹率部二万余众，攻克清河县清江浦（今淮安市区），击毙淮扬道吴葆晋，副将舒祥等，河督庚长等逃往淮安府城。吴棠临危不惧，招集乡勇，驻军瓦砾上，亲自在清江浦北圩上督战，终击退捻军。
因守城有功，政绩卓著，于咸丰十年补徐海道，旋授徐海道员（四品官）。咸丰十一年（1861年）擢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官），代理漕运总署。同治二年（1863年）实授漕运总督，1864年署江苏巡抚，眼下接任左宗棠留下的闽浙总督空缺。
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邻居，有可能还是合作伙伴和政治同盟，吴可自然对新任的闽浙总督十分关注，特别是两广大力参与闽浙洋务，他可不想刚刚才有点成果便因为督官新任便出现问题。
根据吴棠这厮的履历，和吴可这位本家一样，他也是依靠狙击太平军和捻军乱匪崛起，不然以他区区一个举人如何能在短短十来年时间，便从小小的七品县令直达一方督抚高位？
吴棠显然也是个有心之人，上任之初虽然不好拜访邻居两广总督吴可，但还是送来亲笔书信表达了对吴可的久仰之情，总之说了一大堆好话就是希望能和两广和平友好相处。
吴可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虽然不清楚这位本家的秉性到底如何，但只要他不做出损害两广利益之事，吴可暂时也不想把邻居给得罪了，当然这还要看吴棠的具体表现，有些事情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而就在闽浙总督吴棠刚刚上任，正熟悉闽浙事务，小心翼翼跟身边邻居打好关系之时，在浙江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太平天国为数不多的残余大将侍王李世贤，竟然在内杠之中被自己人所杀。
同治四年八月左宗棠奏：“李世贤自永定败溃后,夜半偷渡,随行溺毙数人,复凫水上岸,割去须发,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诡称难民,人无知者。于是夜行昼伏,至六月二十八日只身逃至镇平县,请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党郊迎,并马同入县城。因其旧党百余人泣诉汪逆猜狠之状,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词不救侍逆,杀其旧党李元茂等,兹见李世贤至,亦不自安,遂于七月初三夜,密遣贼党四人,乘李世贤酣卧时杀之,并杀其旧党伪王宗、伪天将、伪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贼馆,扬言侍逆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
臣等犹恐所闻不确,未敢据以入奏,兹镇平克复之后,询之降人难民,所言皆同,并见汪逆所贴伪示中有侍王心怀险毒,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语,则侍逆之辗转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实无可疑。
此贼与李秀成同为金陵巨逆,屡经官军痛剿,将欲就擒辄复逸去。本年正月二十四日,高连升镇门大捷已获其马,偏觅侍逆不得,后乃知颜厝前士民颜魁以破舟载之回漳也。此次败后潜逃以投汪逆而为汪逆所杀,益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另有同治四年八月十日孙长绂奏：“据吉南赣宁道王文瑞禀称,新湘勇丁前在永定被贼围去,兹自镇平乘间奔回。据称,侍逆李世贤自永定溃后,剃去须发,仅带三人于六月底逃至镇平黄坑地方,为叛勇所获,疑系官军探卒,送至伪天将黄添元馆内,李世贤当以实告,黄添元即报告汪海洋,迎往镇平。其初,相待甚优。嗣李世贤旧伙各头目闻李逆至,纷纷往见李逆,复屡次索还旧党,汪逆不许,始怀疑忌。
李逆与旧党以汪逆不肯分兵必怀不善,又畏其狠鸷,密谋刺害,为汪逆所觉,于七月初三日夜,饬令心腹将李逆刺毙,并杀其旧党伪王宗、天将、朝将五人,次携各首级鸣锣传示各贼馆,谓李世贤前在永定投降官军,现复勾通官军暗作内应,是以斩首示众。复将李党分隶各馆,猜防益甚。”
李世贤的突然挂掉，使得江南地区太平军最后的一丝力量也基本消耗怠尽，自从咸丰二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起事，可以说到此为止已经基本结束，起码江南战火已经平息地差不多了，接下来江南各地官府最主要的任务，已经从平叛变成了休养生息……
第六百六十九章 沈保祯
“学堂里怎么有这么多广东人？”
沈保祯仔细的视察了一圈船政学堂，出来的时候平静询问身边学堂高层。
“这个……”
随行学堂管理官员脸上露出迟疑之色，眼角的余光偷偷打量沈保祯的脸色，见没什么异常这才小心翼翼回答：“这是前任左督台请来的学堂教官……”
“什么时候广东蛮子也能做学堂将官了？”
沈保祯不客气的打断了学堂官员的解释，不满问道。
“大，大人，这些教官都是两广水师武官……”
学堂官员吓得一哆嗦，不过他还是勉强压下心头不安，小心翼翼解释道。
“两广水师武官很了不起么，要是我没记错的话，福建也有一支水师吧？”
沈保祯非常不爽，，目光不善的瞟了一眼跟前这位不识象的学堂官员，心中涌出丝丝恼怒打算以后找机会将这厮给拿下。
“……”
感受到了沈保祯的不满，学堂官员闭言不敢再言，心中却是很不以为然。
福建有水师没错，可是福建水师只敢在台湾海峡搞搞运输在自家商人面前耀武扬威，出了台湾海峡就怂了。别说跟外海的洋人军舰别苗头，就是跟盘踞外海岛屿的中大型海盗团伙都不敢轻易交恶。
反观两广水师，被那位手腕强硬的两广总督逼得频繁出海剿匪，用战功赫赫来形容他们一点都不为过。
两广水师官兵那可都是屡经战火的狠人，起码剿灭海盗的经验是足够丰富的，用这样的经验教导学堂里那帮小毛孩正好合适，可没想到新任船政大臣真保祯初来乍到，便想拿两广水师支援过来的教官烧第一把火。
果然，没过几天船政学堂便找借口，将学堂里十来位做教官的两广水师现役武官辞退，理由是学堂将招募更多洋人教官没有多余位置留给他们。
……
“督台大人，他沈保祯到底想干什么？”
两广水师总兵李扬升站在吴可跟前大声抱怨，看那铁青的脸色就知道此时心情有多糟糕。
“沈保祯么？”
吴可脸上不动声色，眼中厉芒却是一闪而过，他看着站在身前‘深情表演’的水师总兵，摆了摆手没好气说道：“收起你那夸张的表情，既然他沈保祯不领情，将水师派过去的人手都收回来就是！”
“可是大人，那沈保祯也太不给咱面子了吧？”
李扬升却不乐意了，撇嘴瞪眼做怒气勃发状。
“得了吧，谁叫人家出身不凡，又是湘军大佬呢！”
吴可摇摇头没跟李扬升计较，语气平静的说出一个很无奈的事实。
此时已经是同治六年秋季，距离左宗棠奉命奔赴陕甘地区平叛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两广局势依旧稳定，商业发展依托安定的环境十分迅猛，各行各业无不处于欣欣向荣的氛围之中。
内部和谐稳定外部局势虽然说不上大好，但也没以前打仗时那般紧张。
云贵总督劳崇光现在正忙着跟治下回民叛军大大出手，贵州苗民也不老实时不时跳出来蹦达两下，搞的云贵清军一个头两个大。
没了老丈人张亮基，吴可自然不肯在云贵的山川密林中浪费兵力，之前参与贵州剿匪战的两广清军全部退出。
两广清军本土势力经过贵州山林里的战斗损失惨重，再也没有实力抵挡吴可彻底掌握两广军权。
这些家伙自己不争气也没脾气，他们在贵州崎岖的山林中吃了不少亏，可同样来自两广的乡勇队表现就比他们好多了。
吴可派遣的乡勇队人马只有区区八千来人，在贵州山区中的表现着实亮眼，狠狠的让那些不服气的两广清军本土势力无话可说。
劳崇光顶了张亮基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心虚的缘故，对于两广清军撤离的事儿屁都不敢多放一个，同时还极力将境内回民叛军牢牢挡住，不让他们出境祸害周围邻居。
至于另一个邻居闽浙地区，新任闽浙总督吴棠还是很给面子的，对待两广方面的态度十分友善。
这也不难理解，吴棠籍贯安徽，吴可还是安徽提督之时，所作所为对当地乡绅势力帮助极大，避免了很多家破人亡的悲剧发生，吴棠要是无缘无故敢跟吴可炸刺，估计名声就毁了。
再说了，此时福建市面上充斥着两广各类商品，福建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与两广互为补充，正是合两利分则两广无事福建受伤的局面。因为两广的轻工业产品并不缺乏销路，没了福建这个市场还有内陆的广阔市场。
而福建省的轻工业想要发展起来，还需要一定时间积累，有两广比较成熟的轻工业带着还好一些，要是让他们自己摸索着发展打开销路的话，情况就不怎么明朗乐观了。
吴棠是一位十分务实的封疆大吏，他与两广总督吴可之间又没有什么私人恩怨，至于政见不和啥的更是屁话，怎么可能轻易跟两广交恶？
没想到两位总督大人没找两广的麻烦，新任福建船政大臣沈保蓁却跳出来找茬了。虽然支援船政学堂的水师现役武官被退回来不算什么，可是这种做法实在有些不太厚道。
合着船政学堂需要帮助的时候两广水师巴巴的跑去支援，不仅支援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武官去学堂当教官，就连水师丙支队到现在还时不时替福建水师扫荡一下台湾海峡外围海盗势力，可以说得上初力甚多。
没想到沈保蓁刚刚当上船政大臣，第一件事便是驱逐船政学堂里的两广水师教官，这不是过河拆桥么？
被人这么扫面子，不要说两广水师上下，就是吴可都动了无名之火。可笑之前正在陕甘剿匪的左宗棠写来一封书信，要他好好关照新上任的福建船政大臣沈保祯，却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用他关照啊。
由于福建船政里有不少两广派过去的人手，所以对于新任船政大臣沈保祯他也提前做了一些了解。
这厮来头可真是不小，不仅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甥，而且还是林的东床快婿，单单就这一点背，景就足够惊人了。
虽然林则徐已经死了十几年，但他的人脉关系还在，特别受起赏识的左宗棠和魏源两人无不是封疆大吏一时豪杰，要不之前左宗棠也不会特意写信过来要他帮忙关照沈保祯。
而且沈保祯本人也极为争气，从小就在林则徐的熏陶下读书认真热爱学习，少时便有才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16岁的沈葆桢便考取了秀才。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桢更是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这年沈葆桢刚好20岁。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
这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则徐的次女，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七岁的沈葆桢中进士，之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官途一片顺畅。
咸丰四年（185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后调贵州道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所谓的火箭干部也不过如此。
咸丰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侯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八府50多县，朝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
八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里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们组织百姓紧逼城门誓死坚守。
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
咸丰七年（1857年），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三月，石达开攻打广信，沈葆桢、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石达开败走浙江。
咸丰九年（1859年），沈葆桢以父母多病，请求离职回家探望。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了，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
咸丰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
第六百七十章 盘根错节
可以说，沈保祯继承了林则徐留下的部分政治遗产，在官场上一路畅通无阻扶摇直上，同样利用狙击太平军的办法短时间内身居高位，同时因为曾国藩等湘军大佬的‘赏识’，迅速成为湘军大将兼封疆大吏。
要说他的战绩，跟吴可这等以战功出身的草根完全没得比，可就是在官场步步高升，要说这里头没有其它一些因素的话傻子都不会相信。
当然，沈保祯本人还是有些能力的，不然光靠背，景关系，想要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便从七品芝麻官一路晋升为地方封疆可不容易。
只是，沈某人最后投奔湘军阵营，便注定了他与吴可的关系好不了，就算之间有左宗棠帮忙缓和也不成。
这不，新官上任三把火，头一把火便烧到两广水师支援到福建船政学堂的教官身上，那浓浓的恶意吴可可以清晰感受得到。
可笑当初左宗棠为了保举沈保祯，却是没少被这位背，景深厚的沈大人拿来刷脸刷声望。
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便设在福州，待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后没多久，左宗棠因陕西回乱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
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诿了。
结果同治六年（1867年），沈保祯便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此时正是举国大办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
可以说，沈保祯能顺利担任福建船政大臣，要是没左宗棠的鼎力支持以及吴可默许的话，想要上任可谓千难万难，就算他背，景滔天也是一样。
朝廷此时与曾国藩和湘军的关系十分微妙，可以说得上既提防又合作。朝廷少不了湘军帮忙平息各地叛乱，湘军也没能力举旗造反，所以两者之间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既合作暗地里又没少使阴招。
朝廷得罪了一个湘军，可没胆子再把实力丝毫不差的吴可跟乡勇队得罪了，福建船政大臣之位虽然与吴可与乡勇队没多大关系，但朝廷任命之前也得先征询一下吴可的意见，要是吴可极力反对的话朝廷不一定肯听，但新任船政大臣想要顺利开展工作的话将困难重重，所以吴可的支持或者默许至关重要。
如果不是左宗棠出面说情的话，吴可哪知道沈保祯是谁？
他一向对湘军出身将官兴趣缺缺，更不会主动打探某位湘军高级将官的出身来历。沈保祯有林则徐遗留的人脉关系又如何，吴可又不是进士出身根本搭不上线，就算知晓了最多感慨一两句而已过后该是什么态度依旧还是什么态度。
当然，沈保祯这么不给面子，刚上任便拿两广水师支援过去的学堂教官开刀，吴可虽然心中不爽，但碍于左宗棠的面子也不好做出什么过激反应。
没办法，谁叫左宗棠在野落魄之时，便受到了林则徐的特别关照进而在仕林名声大燥？
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
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宗棠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付给左宗棠。此番会见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左宗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联遂成千古绝唱。林则徐临终前还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不得不说，林则徐这么不遗余力的帮忙鼓吹，确实替左宗棠的出仕帮了不少忙，尽管之前左宗棠已是长沙名士，但他想要于太平军兴起之时在湖南巡抚张亮基身边当核心幕僚，没有林则徐当初那番鼓吹怎么可能？
作为左宗棠的好友兼盟友，吴可自然要给林则徐的后辈兼女婿沈保祯几分薄面，尽管心中不爽得很却也不好多什么小动作恶心人。
最让吴可无奈的是，他自身的官场关系很是一般，全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建立起的战友之情，可左宗棠虽然不是正途出仕，却也是关系广袤吴可不得不顾忌一二，不可能因着自己情绪想怎样就怎样。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老左的亲家，那也是湘南旺族枝蔓庞杂的一方势力。
1837年的春天，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
陶澍看了对联后很开心，他接下来走进县公馆，只见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其意即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自己的知己！
陶澍无法不激动。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作者正是左宗棠，时任渌江书院山长。
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还以封疆大吏之尊，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当然，这里头可能有左宗棠故意拍马，想通过陶大总督的门路晋升官场。不过不管如何他最后成功了，与时任两江总督拉上关系从此晋升官途。
也是因此，左宗棠便与陶氏政治势力结成紧密联盟，同时又因着湖南人的身份与湘军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吴可在晋升两江总督的过程中，当初在京城保卫战中结识的朝中大臣帮了不少忙，不得不说左宗棠亲家方面的政治势力也在关键时刻搭了把手，这才让他顺顺利利从武转文一跃成为大清有数的封疆大吏。
而陶氏政治集团又与湘军有十分复杂的关系，作为湘军大将的沈保祯自然得了不少好处，这份人情便应在了他身上，不然吴可哪会轻易与之甘休？
不仅仅如此，太平军从广西兴起之后，当时大清一直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中，左宗棠是不可能长期退隐深山袖手旁观的。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
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前来投奔，巡抚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从此“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张亮基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而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湖南同乡，自从咸丰二年，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因公务而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
不仅左宗棠与湘军关系藕断丝连，就连吴可的老丈人张亮基，在担任湖南巡抚以及湖广总督之时，与湘军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要是没有张亮基的鼎立支持，湘军能不能那么快成军并形成战斗力难说得很。
正是因为这些顾虑，所有的人情一下子全都让出身湘军的沈保祯占去，尽管这厮做事太不给两广面子，吴可也不好拿这厮怎么样。
当然，尽管心中有着种种顾虑，不好把事儿做得太绝或者闹得太凶，可吴可也不是光挨打不还手的主。
不等闻讯而来的闽浙总督吴棠前来调停矛盾，吴可当即下令两广水师丙支队撤回广东军港，既然人家那么不领情，两广水师也不会拿热脸却贴人家的冷屁股。
这一下搞得闽浙总督吴棠十分郁闷，没了两广水师支援人马威慑，光靠福建水师那么点实力想要震慑台湾海峡周围海域各路牛鬼，蛇神可不容易，以后福建海域将不复之前平静。
心中有气，他便找到新任福建船政大臣沈保祯，跟沈某人好好谈了一次心，要这位背，景身后的湘军大将明白福建局势，他们与两广的关系必须维持下去，起码也得在福建水师能撑起场面之前维持下去……
第六百七十一章 朝堂
沈保祯也是有脾性的，他自然不肯轻易向两广总督吴可低头，尽管通过与闽浙总督吴棠的谈心，他知道自己操之过及也一样坚持己见。
他有他的骄傲，自然不可能轻易便向两广总督吴可服软低头。
虽然太平军掀起的乱世，让吴可这等草根出身的粗鄙武夫上位，并在满清官场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作为正统出身的读书人，沈保祯内心深处是很看不上吴可这样的‘爆发户’的。
就连左宗棠这样读书人出身的封疆大吏，由于不是正途步入官场，也被大部分传统进士出身士大夫排斥瞧之不起。不然左宗棠两次上门要求他却不予理睬，曾国藩刚打了个招呼便立即凑了上去，还不是出身惹的祸？
既然把两广水师支援的教官赶出了学堂，自然要另添人手补充空缺。
所幸沈保祯也不是没有朋友的孤家寡人，一封书信寄到一片废墟的金陵两江总督衙门，很快一批从上海租界请来的洋人海军军官便赶到福建，加入船政学堂教官行业。
闽浙总督吴棠见此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要求沈保祯手下的船厂尽快建造合适战船，以武装加强福建水师战力。
沈保祯现在也明白形势不妙，没了两广水师分支舰队的帮助，福建外海水域局面顿时有混乱迹象，要不赶紧提升福建水师战力威慑的话，只怕会出现十分糟糕的情况。
尽管知道建造战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沈保祯还是咬牙应承下来。事儿是他做下的，一切后果都由他自各承担怨不得别人。
于是，在新任船政大臣沈保祯将两广来人全部驱逐出船政学堂，两广方面报复性的将之前支援人手全部撤离，于是福建外海局势一下子混乱起来，刚刚建成没多久的福建船厂在新任船政大臣的严厉要求下开足马力建造水师战船。
……
“嘿嘿，想踩着咱的脑袋立威，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消息传回两广，水师上下一片幸灾乐祸，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福建水师什么情况，两广水师高层清楚得很，想要彻底掌握台湾海峡那一片海域，就算现在开足了马力建造战船，有得花费几年时间慢慢经营。
想当初两广水师为了清除伶仃洋上的海盗，可是连续进行了差不多四年时间不间断扫荡，这才有了眼下这等稳定局面，就是如此还得时不时应付那些不怕死又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海盗团伙，更不要说实力远不及两广水师的福建水师了。
“呵呵不要管福建的事，他们做成啥样跟咱们关系不大！”
吴可听闻之后，只是不以为然的撇了撇嘴，拒绝了手下提出的继续找船政学堂麻烦的阴损点子，毕竟有左宗棠的面子摆在那儿不好做得太过。
眼下，需要吴可特别关心的，除了京城朝堂局势之外，就是安南局势了。
朝堂局势现在变得越发紧张，帝后党与顾命大臣派系之间此时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不管不顾互相攻击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
两宫太后经过多年经营，在王公党的帮助下已经逐渐掌握朝堂，那位慈禧太后怎么可能容得顾命大臣跟她们争夺朝堂控制大权？
咸丰帝挂掉时任命的八位顾命大臣，到了此时还剩下三位坚持在朝堂之上，不肯放弃手中权力跟帝后党争得头破血流脸红脖子粗。
两宫太后为了手头权力也真是够狠，在恭亲王等王公党的支持下，利用一切机会对顾命大臣派系下狠手，栽赃陷害泼脏水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之前有五位顾命大臣便倒在这些手段之下。
眼下双方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在朝堂上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斗得好不惨烈，各种手段齐出朝中大臣基本上没有一个能抽身事外。
大学士，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桂良写给吴可的书信中不无抱怨，言道此时朝堂已成战场，虽不见刀光剑影却被战场还要险恶，稍有不慎便有身死族灭的危险，实在让他待着很不舒服。
在帝后党与王公党联盟的强大威势面前，顾命大臣派系日子过得岌岌可危，每天都处于提心吊胆的情绪当中不可自拔，帝后党在朝堂权力斗争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不过这时候帝后党内部出现了分歧，给了顾命大臣派系以喘息之机。
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可没传言中那么和睦。之前只不过为了收拢朝堂大权，对付顾命大臣派系才紧密联合共同对外，此时帝后党已经在争斗中占据绝对优势，两宫太后之间的紧密关系自然立刻瓦解。
慈安和慈禧这两位太后，可是早就出现了矛盾冲突，当时还是“兰贵人”(后来慈禧)入宫得宠之际。有一段时间，咸丰皇帝表现得像《长恨歌》所谓那样：**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皇宫“祖宗之法”规定，但凡皇帝每夜“临幸”某妃，都由太监将名册一式二份，一式由内监“敬事房”收录，一式交于正宫皇后。
皇帝也难，皇帝不上朝的消息经由太监传到了正宫慈安耳中，慈安便手持“祖训”前往干预。待咸丰皇帝前脚走，慈安便把“兰贵人”唤至皇后行使权力的坤宁宫，命令哭哭啼啼的“兰贵人”下跪，宣示她不守“妇道”。
正欲家法从事，人走心在的咸丰皇帝匆匆走了进来，大呼“请皇后免责，兰儿已有娠矣”。慈安听到此言，连忙下座说：“帝胡不早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堕娠，失祖训矣。皇上春秋虽盛，储宫未备，吾安可守一训，而失列祖列宗之遗意哉?”
因为在咸丰帝跟前争宠，两宫太后的关系早就跟‘和睦’两字搭不上边。
除此之外，两宫太后还因‘正统’之位闹得不可开交。
咸丰皇帝死前，西宫太后慈禧不过是“懿贵妃”，咸丰死后才升为“西太后”。就是说如果此时咸丰皇帝九泉下有知，他还不认识这个“西太后”呢。
在某次祭祀咸丰帝的时候，慈安坚持按咸丰帝生前规矩，慈安居前，旁边空位留给先于咸丰帝死去的那位“正后”，而慈禧稍居下位。
对此，慈禧据理力争，两宫太后并坐“垂帘”已久，还提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所谓规矩，是对现实西太后的侮辱，叫她何能“母仪天下”?
最终仪式虽然就了慈禧意愿，但是这次在皇家祭祀公开场合中的争执，使得西后对正宫东太后尤为“衔恨”。
除此之外，因为后宫的权力之争，两宫太后也闹得很不愉快。
据传某日慈安坐轿经过宫中某殿，慈禧手下小太监李莲英正与某小太监玩掼跤比赛。深知“两宫”权力高低的李莲英对东宫慈安的轿子视而不见，仍然挡于道中玩兴正浓。在慈安的呼斥下，李莲英才退于路边跪下，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后来慈安欲对李莲英行使“杖责”，竟有后宫中人为其“缓颊”说情。如此看来西宫慈禧能力和权力大于正宫慈安，已是后宫之中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不是慈安眼下所谓的正宫地位所能决定的。
而且这时候，帝后党与王公党之间的联盟也出现了问题，因为顾命大臣派系此时已经奄奄一息，根本就用不着帝后党与王公党联合对抗，随便哪一家只需稍微费点力气便能将之彻底干掉。
这时，就是考虑收获分配战利品的时候。
无论帝后党还是王公党，都想分得那一块最大蛋糕，因为利益冲突两派之间也开始出现矛盾纠纷。
帝后党认为自己是正统，收拾了顾命大臣派系之后，理应得到最大的好处，也就是顾命大臣派系彻底倒台之后，他们所留下的关键位置大部分都要归拢在帝后党一系手中。
王公党方面也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在对付顾命大臣派系时出了大力，理应得到与付出成正比的收获，顾命大臣派系倒台之后留下的空缺，应该由他们来主持分配，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两派人马对于战果分配的要求实在差得太远，心中不满之下关系要是还能维持得下去那真叫奇迹。
而且两宫太后具体可以说慈禧太后对于权力的掌控欲实在太过强烈，她的目标是彻底掌握朝堂唯我独尊，哪会给自己培养出一方可以制衡的势力出来？
王公党首领恭亲王还有几位亲王以及郡王都是野心勃勃之辈，此时恨不得朝廷恢复清初之时的‘八王议政’制度，将朝廷大权全部收归于王公党一方，最不济也得成为朝堂第一大势力，有与帝后党分庭抗礼的实力，不然他们费这么大力气吗搞掉顾命大臣派系干吗?
而且此时恭亲王主持的洋务运动也在大清如火如荼的展开，获得了一大批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声势之盛威望之大一时不做第二人想。
可就在这时，来自慈禧太后的严厉打击，直接让恭亲王从云端跌落泥坑，从此帝后党与王公党关系出现巨大裂痕……
第六百七十二章 叔嫂
慈禧皇太后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摆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而作为王公党领袖的恭亲王，其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只能用复杂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合作度过了刚开始时的蜜月期，随着顾命大臣派系的衰落，因为利益冲突等等原因开始出现分歧。
慈禧同他的小叔子恭亲王奕?之间的关系，恩恩怨怨，起起伏伏。从咸丰十一年（1861)他们精诚合作起，他们有密切的合作，也有尖锐的冲突。
坊间流言，甚至猜测慈禧和他的小叔子恭亲王奕?之间关系暧昧。这当然是政敌耍的一种诬赖手段，他们之间纯粹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利害关系。
至少吴可印象里的恭亲王，在女色方面还是比较节制的，最起码和其他八旗王公相比如此，更不要说和身居权力核心的慈禧太后有什么奸情了。
只是感觉恭亲王在政治手段方面能力真的一般，不仅比不上依靠小手段上位的咸丰帝，甚至连初尝权力美妙滋味的慈禧太后都有所不如。
咸丰帝在承德行宫因御女太多而挂掉之后，两宫太后在王公党领袖奕?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压制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派系，取得了同治初年在朝堂权力争夺上的优势，基本上掌握了大清的最高统治权力。
此后，当务之急是继续打压削弱顾命大臣派系，同时还得稳定人心控制大局。
而控制大局的关键是尽快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以免造成权力真空和让人措手不及的变故。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首先表现在对恭亲王奕?的重用上。
恭亲王奕?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其在联合帝后党打压箍命大臣派系时，运筹帷幄弛张有度，上下联络左右周旋，是个掌握朝堂大权的核心人物。
而慈禧初涉政坛缺乏经验，但她慧眼识人胆略兼备。对奕?，她用而不疑付以重托，使奕?放开手脚地去谋划，终使帝后党与王公党联盟在与顾命大臣派系的斗争中取得巨大优势。
这次朝堂斗争，慈禧设谋在先慈安听命于后，凡此皆那拉氏之谋，而元后（慈安）但赞成之而已。而慈禧与恭亲王奕?，在此期间配合之默契堪称珠联璧合，是帝后党与王公党能取得巨大优势的关键所在。
因之，对奕?，在同治小皇帝基本坐稳皇位后，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连发两道谕旨，一是授予恭王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一是补授其宗人府宗令。十月初二日又连发两道谕旨，一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银库。
两天之内，连发四谕。奕?得到了几个最重要的职务。其中尤其是议政王这一头衔，使他明显地凌驾于其他诸王之上，成为两宫太后和幼帝之下的第一人。
而宗人府位居内阁六部之上，宗令是宗人府最高长官，是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要职。宗令有权赏罚皇族成员。这就赋予了奕?明正言顺地处分顾命大臣派系核心要员载垣、端华和肃顺的特权。而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实权也是一等一的实权职位。
清朝宗室的爵位分为十二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第一等爵位是亲王，第二等爵位是郡王，第三等爵位是贝勒，第四等爵位是贝子。满清宗室爵位划分为十四等。应以十二等为是。恭亲王不仅袭爵位于第一等，同时手中权力滔天在朝臣之中不做第二人想。
不仅如此，两宫太后秉政之初，对恭亲王奕?也是非常倚重的。
慈禧秉政之初，一切政事尚未熟习。不仅有顾命大臣派系制衡窥视，且京中党派分歧尤难操纵，外交之事又不易办。恐己不易压伏，遂引恭王以为己助。恭王当国久经历多，故倚之如左右手。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除授予上述的要职外，两宫皇太后又加给了奕?许多恩典。
例如不久后的十月初八日，赏赐奕?亲王爵世袭罔替，奕?坚辞改赐亲王双俸，为此特颁上谕，加以表彰：
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再三申明，此系先帝恩旨，而该王辞谢倍力，声泪俱下。两宫皇太后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从所请，将世袭亲王罔替之旨暂从缓议，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这里的“此系先帝恩旨”，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咸丰帝临死前对其弟奕?是有猜忌心理的，不然不会将他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现在这样说，就使恭亲王执掌朝堂大权显得更加合法化，不仅是两宫太后的意思，也是咸丰帝的本意了。
又在当年十月初十日，两宫太后懿旨，命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具奏奕?生母康慈皇太后应如何议加尊谥，这是恭亲王奕?的一块心病。
两宫太后不等咸丰年号过去便如此迫不及待拉拢恭亲王，显然恭亲王此时对于两宫太后而言，数其再怎么重要都不为过。
十月二十一日，大学士九卿会议，同上奕?生母康慈皇太后尊谥，请升祔太庙，并据请将前上尊谥改拟，加至12字，以表尊崇，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对奕?生母的尊重，就是对奕?的尊重。
十二月初九日，两宫懿旨“恭亲王长女聪慧轶群”，晋封为固伦公主。“所有服色体制，均著照固伦公主之例”办理。清制中宫嫡女曰固伦公主，妃嫔所出称和硕公主。若中宫抚养宗室女遣嫁时，礼遇可比之和硕公主。因此两宫太后对非皇后的奕?之女赏固伦公主名衔，是有清空前绝后之一例，这表明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对奕?的信任和不遗余力的拉拢。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862年1月30日），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拉拢王公党势力，两宫又下懿旨赏王公党领袖恭亲王奕?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又恭亲王之子载澂赏戴三眼花翎。
这一切都说明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起码在初掌朝堂期间对奕?是十分重用的，这是应有之理。
无论两宫太后权势有多滔天，毕竟他们是后宫女人，不可能出得后宫亲自执掌朝政，必须推举出一位或者多位代，理人出来才成。
再说咸丰帝死得太过突然，两宫太后还没来得及培养党羽，又得面对顾命大臣派系对权力的挑战，不着紧拉拢恭亲王才叫怪事。
不管恭亲王跟咸丰帝之间关系如何，作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的亲弟弟，又是雄怀大志的能人，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大清政权落入顾命大臣之手。
当年圣祖康熙为了扳倒顾命四大臣花费了多大代价，谁都不可能将希望放在年不过七岁的同治小皇帝身上。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比不上孝庄太后，同治皇帝肯定也比不得圣祖康熙厉害。
以事实观之，既有两宫持政，可无须辅佐之人。慈禧深感恭王在朝堂助己，以其女为大公主，准用黄轿，故恭王颇有大权。
大清新的领导班子组成，还表现在军机处的重组上。
军机处是满清的特殊政治机构，是直接禀承皇帝意旨承办一切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厅或机要室，
地位极其重要。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奉旨应召入值，为兼差，其数无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称“揆首”、“领袖”，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军机处者，有的因资历较浅，加“学习”二字，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过一二年再相机去掉“学习”二字。
打压顾命大臣派系成功，为了彻底掌握朝堂大权，必然要组成为两宫太后服务的新的军机处。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61年11月3日），两宫太后连发两道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朝堂斗争里功劳卓著的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原为军机大臣的户部左侍郎文祥，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恭亲王奕?为首席军机大臣，这样以恭亲王奕?为首组成了新的六人军机处。
总之，在两宫太后执掌朝堂大权初期，为了巩固手上权力，以两宫太后为首的帝后党和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配合默契，处于蜜月期中互相信任一致对外。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顾命大臣被一个个打倒，对于权力分配的不满和分歧，使得恭亲王与两位嫂子之间关系出现巨大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