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三章 汹涌的流言
同治三年下半年，整个大清的焦点是湘军。
就连京城里的两宫太后以及小皇帝，还有领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在这当口都不及湘军主帅曾国藩风光耀眼。
不管曾国藩愿不愿意，他跟湘军此时已成大清甚至整个亚洲瞩目的焦点，湘军的一举一动被人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研究观察。
吴可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想法，是羡慕嫉妒恨呢还是羡慕嫉妒恨，反正他是挺乐意看到这情况的。
湘军几乎吸引了整个大清的全部关注，给他暗中行事不知提供了多大方便。
就当两江闹得沸沸扬扬，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两广总督衙门已经成功将电报线路与城外各大军营连上，完成了实时通讯的目的。
让总督衙门上下高兴的是，因为两江突然传出曾国藩可能称帝的谣言，两广境内的传统守旧势力的目光全部被吸引过去，竟好似没发现总督衙门的小动作一般，任由总督衙门上下其手小动作频频。
当然，吴可也没做得太过，稍微试探了一下两广境内传统势力的反应之后，他并没有再接再厉全面铺开一系列高歌举措，而是适时缩手慢慢消化之前所得，并不一味的贪大求全急功近利。
也就在同治三年下半年，琼崖昌江铁矿矿区至北部湾昌化码头的铁路一期工程终于完全竣工，当然为了不引起外界关注否决了手下小弟好好庆祝一番的提议。
上百里铁路的建设完工，在这时代的大清已经属于前所未有的创举，尽管这条铁路专属货运寻常百姓很难直接感受到其好处，但吴可以及手下小弟明白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绝对能在青史上留名的大好事。
不管手下小弟是何想法，吴可确实不想闹腾出太大动静。在洋务运动还没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前，他确实不想吸引顽固守旧势力的火力，越晚被朝廷发现小动作越好，两广的实力发展能得到更多好处。
这不，趁着两江闹得风风雨雨之时，吴可大胆的在琼崖昌江矿区，开办了工人技艺学习小组以及以识字为主要目标的夜校。
这事儿实在太过敏感，有挑战士大夫阶层的意思，稍一不慎可能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被整个大清的文人阶层视作大敌，所以他行事万分小心不敢有丝毫大意，一旦发现苗头不对立刻采取强硬措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连传统文人出身的李鸿章等人都知晓，想要搞洋务必须得有懂洋务的人才，不然搞洋务只不过是一句虚言而已。
不像恭亲王等人嘴炮打得震天响，实际行动却是乏善可陈，两广这边却是实打实的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洋务运动，琼崖矿区那条长达百里的铁路便是最好明证。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吴可等人发现了极大问题，那就是熟练工人的培养十分麻烦，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工程师了。熟练工人还可以通过修筑铁路慢慢培养，可是合格的工程师就不是这样就能培养出来的。
广州虽然建了同文馆，十三行和一干大商家都与洋人常年做生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夷务人才积累，可那是商事以及翻译方面的人才，吴可和两广现在急需的是大量理工科人才。
而且最让吴可不爽的是，中国传统的师途模式很不适应大规模近代工业，什么都藏着掩着，师傅喜欢藏一手徒弟水平上不去。
这种情况是吴可难以接受的，他找人上工可不是为了培养出一大票传统师傅出来，而是真正的产业工人，能够适应新形式的熟练产业工人。
再说了，想要培养自己的工程管理和技术骨干，就必须花费大力气以及大价钱培训，参加培养的熟练工人总得识字看得懂简单图纸吧，不可能搞一个工程什么事都得万里遥遥搞价请外国人帮忙吧？
眼下规模小倒也罢了，等以后摊子全部铺开，那损失的利益可就太过巨大，再说了什么都让外国人掌握其中风险可不小。
尽管铁矿矿监以及驻守矿区的官员不同意，但吴可还是强行通过了在矿工身上搞识字学习的活动，并且与薪酬待遇以及以后前程挂钩，轻易便在矿区掀起一股子学习提高的热潮。
因为有以前在乡勇队内部推广识字的经验，虽然矿区的条件比军营要艰苦一些，但是在一干熟手的推动下事情倒是十分顺利。
这时代读书认字对于底层百姓来说，那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如今竟有机会读书识字，就算已到中年思维固化的矿工，也不会轻易放过如此机会，如饥似渴的把握住难得的自我提高机会投身热火朝天的学习之中。
让吴可稍感为难的是，在矿工中普及识字算不得什么，关键矿工们有自我提高向上攀爬的决心和动力，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收获丰硕果实。可是想要找到愿意跟着洋人学习工程规划的读书人，却是难之又难。
不是说矿区就没有读书人存在，大清立国两百来年读书人数量还是不少的，其中能够依靠科举或者强大的人脉关系出头的只占极少数，因为生计所[迫加入矿区工作的读书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有几十位之多。
吴可本想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跟着那些高价聘请的外国工程师学习，等到学成了本事再委以重任。结果这帮家伙太不识趣，竟然说什么蛮夷之学怎比得上儒家经义，根本就不屑学之白白错失大好良机。
吴可气得够戗却是无可奈何，人家看不上外国这些其淫技巧他也没法，总不能强逼着这些家伙学吧？
一番好意当了驴肝肺，吴可堂堂两广总督之尊，怎么可能做那热脸倒贴冷屁股之事？
同时也明白此时西风不盛名教势大，与其招收一批心不甘情不愿的读书人学习工程规划，不如重点培养矿工子弟以及收拢孤儿，一边接受矿区劳动熏陶一边从读书识字开始培养，说不得花费个十年八年光景总能见到成效。
吴可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却是没有引起多少波澜，此时整个大清的焦点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湘军，所有人和势力都被两江流传的各种谣言吸引，根本顾不得关注两广这等偏僻所在。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那么军事上的防范之举，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
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其它派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朝廷，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
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并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
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李秀成被俘后，面对着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30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第六百四十四章 风云激荡
就在两江流言越演越烈，甚至传出有湘军将领逼迫曾国藩皇袍加身这等耸人听闻的谣言，朝廷对湘军以及曾国藩越发忌惮之时，一个爆炸性突然从两江传出。
“没听错吧，曾某人竟然向朝廷主动裁撤湘军？”
吴可听到消息时吃了一惊，顾不得失态急忙确认道。
“大人消息千真万确，消息从两江传来，此时曾国藩的奏折已递到京城！”
来汇报的手下幕僚急忙说道，脸上说不出的古怪。
“嘿，没想到曾某人倒真舍得！”
吴可轻笑出声，很快恢复激荡心情平静说道。
……
就在各方势力被曾国藩的突然举动弄得不明所以之时，湘军内部也炸开了锅。
就在湘军众将逼宫不久，曾氏兄弟曾有一番密谈，曾国荃私下找到曾国藩，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这其实就是赤落落的鼓动造反了，显然朝廷的一再压迫躺这位性格暴躁的湘军悍将起了逆反心理。
谁料曾国藩把脸一沉，说这种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真是糊涂啊！
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浙江巡抚是他曾老九，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多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长毛将领说动，让他们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
这样，手上就有三十多万精锐之师。有这些兵马，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对于九弟曾国荃，曾国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从咸丰六年筹建“吉”字营跟随曾国藩打仗之后，攻城拔寨战无不克。
有一次手下湘军大将问曾国藩，对于曾国荃，他这个做兄长的，有什么看法，曾国藩的回答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在曾国藩看来，曾国荃算是一个军事奇才，但在治理国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显得相当不成熟。眼下想要裁减湘军，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曾国荃的支持。
曾国藩很不已为然：表示老九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在湘军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富贵。先说李鸿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李鸿章多么聪明啊，名利心极强他当然不会轻易丢掉现有的权力和地位。
并且，你看看现在这支湘军吧，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锐早已打光了，那些优秀的人早已牺牲，部队已呈老态，哪里还能再打仗呢？
再说一干长毛将领，他们不投降就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一旦他们投降了就是咱们的走狗，以咱们与长毛的深仇大恨，谁还听他们的！
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我现在这个样子，又有多少骨头可以扔给他们呢？
不仅如此，朝廷对湘军十分忌惮，已经不在躲躲藏藏赤落落的表露在外。
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
可以说，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而已。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
但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并以团练为基础，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营、水师，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
湘军这样的制度朝廷怎会满意，合着湘军就是湘系将领的私人武装，跟朝廷没多大关系了？
自古以来，中央最忌的便是拥兵自重的藩镇，湘军模式绝对有成为藩镇的基础，朝廷不打压那就不正常了。
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
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从这次事件便可看出，朝廷对湘军的防备之深，再对比一路扶摇直上的乡勇队统帅吴可，赤落落的差别待遇。
乡勇队实际上也是吴可的敌军，但吴可从没在外显露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配合朝廷的调度，最重要的是乡勇队乃纯粹的军事组织，不像湘军这般领头人都是文人阶层让朝廷忌惮。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
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
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
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朝廷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朝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朝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大半江南地区，切断了朝廷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
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
而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和乡勇队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而乡勇队又交恶皇帝不得重视，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同治员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
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
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加上四川总督骆秉章，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
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
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湘军的权利实在太大，名头也实在太响，成为朝廷打压的靶子和标杆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覆灭的当口……
第六百四十五章 裁撤湘军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不独湘军受到朝廷打压，乡勇队跟吴可也没落到啥好处。
别看吴可跟京城一干满族大佬关系还不错，可一旦朝廷真的决定对乡勇队动手，他们将毫不犹豫在吴可身后捅刀子。
所幸吴可乃乡勇队唯一领袖，不需要考虑手下复杂的派系问题，只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算暂时吃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者他出身清军系统，在满清一贯文贵武贱的环境里，吸引火力的能力远不及文人出身，在湘军建立之前已是堂堂二品兵部侍郎的曾国藩显眼。
而且乡勇队行事也没湘军那般高调，除了特定的几个省份以及两次援京之外，名头虽响却没将势力向外扩张的意思，这就给了朝廷很好的印象。
再说战功方面，别看湘军收复金陵立下赫赫奇功，可在京城一干大佬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就连曾国藩都不敢保证压得过两广总督吴可。
吴可的表现让京中一干大佬想没有好感都难，两次京畿危机都不用朝廷征召，他便带领手下精锐将士第一时间赶到救援。
单单就态度而言，吴可比曾国藩要端正得太多。
第一次京畿危机还好说，英法联军被堵在天津没法真正威胁京城安全，可是第二次京畿危机就不同了。
英法联军此次来势汹汹，并且轻而易举便突破了天津防线，直接威胁到了京城安全，没见连咸丰帝为了不做俘虏连夜跑路了么？
在此之时，地方督抚除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吴可一在上书进京救驾，其余人等却是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之后又是吴可力挽狂澜与英法联军连连血战，最终逼得联军不得不与朝廷握手求和。
尽管咸丰帝很不待见吴可这位首功之臣，可吴可救援京畿期间与京中大佬们结下的交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尽管回去之后他便失去了两江总督之位，可调任两广之后他的地位依旧稳固异常。
别的不说，在吴可率军救援京畿期间，太平军突然发动再破江南大营，甚至一度威胁到了苏南精华地带的安全，可最后怎么样？
朝廷连提都没提这茬，好象江南大营不是两江地盘上似的。要是放在往常，江南大营出了这样的漏子，朝廷的问责旨意早就下来了，哪还容得了吴可平调两广无波无澜？
在向朝廷积极靠拢的态度上，湘军和曾国发迹内的表现就要差得多。
第二次京畿危机之时，湘军主力正在围攻安庆，虽说朝廷表示湘军对付太平军正急，可以不必进京救援，曾国藩真就这么做了。
没有比较的话无所谓，一旦有了比较要说一干饱受惊吓的朝堂大佬没点怨气怎么可能。太平天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假，但比起切身的威胁来说，朝堂大佬们的选择可想而知。
可就是如此，吴可执掌两广几年时间，也能时时感受到来自朝廷的压制，更不要说此时风光无限实力强横的湘军集团了。
前问说过乡勇队势力一直以收缩为主，基本上吴可在哪任职乡勇队全部或者主力就会跟去哪儿，尽管战斗力惊人但在官场势力方面确实一般，无论在两江还是两广期间乡勇队都没捞过界。
湘军就张扬多了，以两江为核心周围生分一大票督抚都是湘军中人，朝廷要是不忌惮防备那才叫见鬼。如今湘军的声势达到鼎盛，既为两广的乡勇队吸引了火力，又成功的将朝廷对其的忌惮勾引至顶点。
所以，曾国藩和湘军能做的选择真心不多。
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他们一开始说话时都很隐晦，有的借机发发牢骚，抱怨朝廷奖励不公，有的替曾国藩抱屈，因为咸丰帝临死之时有遗言，许诺“克复金陵者王”。
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王”与“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
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因此他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
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
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
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
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
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他立即以两江总督名义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
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他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
曾国藩清楚地明白一个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儿寡母统治的恐慌。至于恢复科举倒是出自他的真心。
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曾国藩一直想为天下的学子做点什么，而且恢复江南贡院，明显地可以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后来事情果然如曾国藩所料，科举的恢复使得社会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两江一带的年轻后生因为有了出路，又开始专心求学，变得安分守己了。
在裁减湘军方面，曾国藩可谓是计划周密，他向朝廷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湘军已“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想马上裁三四万人。
还没等朝廷答复，曾国藩就擅自做主，在没有经曾国荃同意的情况下，以曾国荃有病为由，上奏朝廷请朝廷不要安排曾国荃担任浙江巡抚，让他回老家养病。
曾国藩担心的是，毫无城府的曾国荃因为沉不住气而坏事，并且曾国荃因为攻城之后的大肆屠杀，以及太平天国银库大量金银失踪事件，得罪了不少人，若不暂时避一避，很可能首先遭殃的就是他。
曾国藩的请求正中朝廷下怀，朝廷很快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并且在上谕中很是慰问了曾国荃一番。慈禧还特意让钦差送来一支六两的大人参以示龙恩。
直到此时，曾国荃才知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曾国荃很不高兴，以为兄长有意排斥自己。不久在湘军将领秦淮河的一次聚会上，曾国荃借着酒兴，大发牢骚搞得曾国藩一时下不了台十分尴尬。
不管怎么说，在曾国藩的强硬手段下，湘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我裁撤，一时震惊了整个大清官场，各地督抚都怀着莫名心情看着两江发生的变故，一时间湘军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第六百四十六章 尾声
“湘军这么快就怂拉？”
待京城的确切消息传到两广，整个乡勇队都沸腾了。吴可顺应民意再次召开乡勇队高级将领扩大会议，商讨湘军突然裁撤将引起的巨大波澜，会议刚刚开始便有将领迫不及待跳了出来叫嚷道。
不怂行吗，就算湘军想要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
吴可把这次会议当作国内局势研讨会，打算从朝廷以及湘军两个方面，探讨出湘军到了眼下自我裁撤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因素，然后吸取教训看看乡勇队有没有犯下这样的错误。
以吴可此时的身份地位，自然能从朝廷搞到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消息。
别看湘军如今风光无限吸引整个天下的目光，可实际上它只是朝廷进攻金陵的一个先锋，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湘军身前左右，朝廷早就布置了大量兵马，一边作为进攻金陵的预备队，一边又防备湘军突然‘失控’做出什么让朝廷措手不及的过激行为。
在金陵的西部，有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有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有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这些人马都跟曾国藩的湘军毫无关联，他们可以说是来支援湘军的，也可以说是来防备湘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头脑清醒的曾国藩再们敢轻易冒险？
遣撤湘军的那段时间，两江总督府里人来人往，很多即将离开的老人都是来跟曾国藩告别的，此外还有一些嘱托和请求，曾国藩都一一应允了下来。
两万五千多名湘军回家了，庞大的队伍离开金陵后，曾国藩突然感到金陵城空了不少，心中如打碎了五味瓶似的惆怅无比。
曾国藩知道手下人马会抱怨他的冷酷和铁血，但谁又会知道他心底中的一丝温情呢？而且越割舍得果断就越是安全，这支部队如果不迅速解散的话，那么谁料到会有什么结果？
只是，曾国藩心中稍稍有点内疚，这些人都是跟他很多年的家乡子弟，打仗时把脑袋拎在裤腰带上，现在胜利了却只能解甲归田。除了得到一些金钱，他们获得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湘军大队人马的解散，东南局势变得平稳起来。不仅仅是曾国藩，很多人都为此松了一口气。
不过让曾国藩稍感宽慰的是，庞大的湘军水师保留住了。原先的湘军水师改编为长江水师，纳入了朝廷的正式编制，这一点对于湘军很多弟兄，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值得庆幸的还有淮军的保留。以李鸿章处世的圆滑和机智，倒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淮军也算是他的部队，是他命令李鸿章一手组建的。把淮军留下来，是一件好事。
有淮军在，曾国藩的处境安全很多。况且现在战事还没有真正平息，在北方捻军异常活跃，淮军打仗剽悍装备好，对北方也比较熟悉，去担当围剿任务更为适宜。
至于其他方面，除曾氏兄弟的直辖湘军被裁撤之外，刘长佑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大部遣散。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一阵风吹来就慢慢凋落了。
吴可把两江发生的情况，已经自己的想法全盘道出，让手下一干小弟明白两江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告戒他们不可大意不然湘军就是前车之鉴。
有将领表示不以为然，湘军连内部都统一不了臆见，出现眼下情况那是活该，乡勇队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吴可闻言一乐，知道小弟指的是曾氏兄弟争吵一事。
话说曾国藩没有征求曾国荃的意见，便主动帮他那位九弟搞了个‘兵退’，那个曾老九气得够戗，不管不顾在公众场合让曾国藩没脸。
这事儿在两江官场一时传为笑谈，不过曾国藩的处理手段也确实让人佩服，轻松便解决了这个尴尬。
曾国荃的生日那天，曾国藩派赵烈文带礼物前去祝寿，并特意为曾国荃写了七绝十二首，其中有这样两句：“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读着这样的诗，曾国荃泪如雨下。这个性格刚烈无比的汉子，终于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不过几天曾国荃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地，兄弟俩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一回曾国藩将自己的担心和苦闷向曾国荃和盘托出，粗心的曾国荃恍然大悟，他一下子明白了事态的危险，也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曾国藩告诫曾国荃，现在只剩下急流勇退一条路了，要想保全自己，只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是退还要退得有序，千万不可因乱生变。曾国藩又赠曾国荃诗一首，既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是告诫各位湘军弟兄。
根据这事，吴可笑言老曾还是很有能耐的，大家可不要以为湘军倒霉了就小瞧了别人，曾国藩能混成眼下这等程度可不是吃素的。
那厮可不是个简单角色，在解散数万湘军以表心迹的同时，他还上奏停解湘军军饷，巧妙处理当时复杂的金银粮饷问题。
要知道朝廷在金陵城破不久，即逼令曾国藩交出金陵缴获的金银。曾国藩一面上奏朝廷，称金陵城确无金银可以“报部拨用”，另一面上奏停解湘军军饷，以作交换条件。
在奏请裁军后的没几天，他即奏请停解湘军军饷。第一笔是停解湖广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同治元年（1862年）以来，至少每年有120万两供金陵围城军队使用。
停解湖广厘金表明曾国藩的诚意。朝廷二话不说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国藩可留其三成作饷，他谢恩拒绝以表诚心。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的军饷朝廷也予以批准，江西厘金改供鲍超等军。随后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归湖南主持征收。
这厮为了取信朝廷，可是付出了极大代价。同时因为忌惮来自两广清军方面的压力，不知是否有意缓和与无之间的紧张关系，待收复金陵没多久，布置在江西与广东交界以及湖南与关东交界的厘关税卡全部撤走。
两广方面自然不会轻易跟湘军和好如肠骨，不过有好处可得吴可和手下小弟也不会跳出来装硬气不给面子，等以后找到机会再狠狠修理湘军这帮家伙。
此外，曾国藩在攻下金陵的几个月中，就疏通因战争毁坏的秦淮河，力图恢复昔日的繁华景象，重新举办灯会，重建部分夫子庙建筑，重建江南贡院，恢复江南会试，向朝廷表示自己的仁德和忠心。
就这样朝廷放心了，曾国藩几乎没有自己嫡系的兵马了，也减少了金银粮饷，专心为朝廷治理江南；曾国藩也放心了，消除了“功高盖世”局势，幸免“兔死狗烹”的下场，而又保住了官位，保住了曾氏家族的荣耀，还通过门生李鸿章等的淮军等，在朝中仍留有权势，通过许多门生、部下、亲友在江南各州府任封疆大吏，而依然威名显赫。
吴可表示曾某人的手段高明之极，不仅一下子化解了危险的处境，还让朝廷放松了对其的警惕，和乡勇队分散人马不引人注意的动作类似，一下子由明转暗朝廷放心湘军除了军力顿降之外实力依旧强悍。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原本风光无限的湘军集团气势大衰，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就看河南等地的捻匪闹出的动静大不大了，要是朝廷感觉湘军没了用武之地，那后果当真不可想象。
当然这些跟吴可以及两广没啥关系，趁着湘军向朝廷服软，放开了对两广边界地区的盘剥之时，大力鼓动两广商圈与两江商圈陆路方面的联系，努力恢复之前被湘军搞得乌烟瘴气的边境陆路商业环境。
好好的和手下一票心腹小弟，研究了一番湘军倒霉的原由，肆无忌惮嘲笑这帮家伙的落魄，同时也引以为戒纠察自身，避免发生和湘军同样的倒霉事儿。
待吴可将目光收回两广之后，他便重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去。
就在湘军被朝廷逼得没法，不得不主动裁撤精锐将士之时，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恭亲为首的洋务派大臣，一点都没有因为地方最大洋务派湘军受挫而停止早已积蓄多时的洋务运动。
就连饱受朝廷猜疑的湘军主帅曾国藩也不甘示弱，一边跟朝廷周旋的同时，一边还不忘开展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有总理衙门和湘军以及淮军的动作帮忙分担关注，吴可此时可以心无旁骛将目光放在两广水师身上，准备花费代价再一次扩充水师实力，以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海洋危机。
而这时候，一支在湘军围剿太平天国首都之时成立的水师，通过朝廷信息渠道被吴可得知……
第六百四十七章 水师
“水师甲支队现在到哪了，有消息传回来没有？”
总督衙门正堂花厅，吴可高居首席，下首水陆两军将领分列而坐济济一堂。
“回大人的话，甲支持目前还在伶仃洋上巡逻，预估等他们返回军港还需十天时间！”立即有两广水师将领起身回答道。
“路上没出什么问题吧？”吴可满意点头继续问道。
经过三年多少时间发展，眼下的两广水师已经今非昔比。
此时的两广水师分为甲，乙，丙三支分舰队，平日里分别驻扎于不同军港，负责不同的任务。
而每支分舰队都有两到三艘，从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购买到的风帆战舰作为主力舰只，混合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远洋战船，组成实力颇强的水师主力舰队。
风帆战舰时代比的就是火炮已经战舰数量，列强各国海上战舰的战斗力差距还没后世那般巨大。当然此时的海军也是专业激素要求极强的战斗兵种，想要培养合格的海军官兵不是那般容易就是。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虽然败于英国皇家海军之手，但是底蕴摆在那里所造风帆战舰的战斗力还是极其可观的，起码三只分舰队联合起来，就连英国驻扎于香港的海军分舰队也不敢放松大意。
而随着两广对外贸易越发兴盛，对各种型号商船的需求量大增，广东和广西两省沿海造船业发展极度，眼下两广最好的船厂，已经能够建造近百吨级别风帆商船，稍微改装改装便可作为海上战舰存在。
对于民间造船业的扶持总督衙门可以说不遗余力，除了替水师直接大批量采购大清特产小型战舰以及各种辅助船只外，还积极引导各大商行组建海上贸易商队，平时作为商用战时便可紧急加入水师战斗序列。
不过可惜的是，此时两广奉行低调谨慎政策，不喜张扬搞得天下皆知吸引了朝廷的关注，两广水虱三支分舰队驻扎于广东和广西两省三处不同军港，平日里分别执行几处不同海域的巡逻以及护航任务。
为了培养和纯被大量合格水手，已经从合格水手中寻找有天赋的军官种子，两广水师三年间的人数规模扩张了两倍都不止，起码又近万沿海渔民青壮以各种名义加入水师，然后进行足够强度的训练后，分批次参与水师的巡逻和护航，有需要的话也会被拉到围剿海盗的最前沿。
只是让他大感可惜的是，朝廷在这期间本可组建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而且还掏了数十万两真金白银，只是英国佬狼子野心想要控制这支舰队，结果引起朝廷警惕宁可毁了这支由英国佬掌握的舰队，也不愿乳糖列强直接插手水师军务之中，白白浪费了一次向近代海军大踏步靠近的机会。
话说早在咸丰十一年五月间，恭亲王奕訢奏请购买英**舰用于“剿贼”，奉旨谕允，并令湖广、两江、两广督抚妥筹。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奏，谓“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但是他这么讲，却不是说只要购买了外洋船炮，就能在军事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想表达另一种意思：“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也就是说，对这些洋人“夸其所独有”的“奇技淫巧”，咱们不妨聊备一格，作为摆设，及至日久天长，积少成多，君臣国人“见惯而不惊”，洋人也就“渐失其所恃”了。
此时所谓“中体西用”的说法风行，颇为后来全盘西化者诟病，曾国藩此时的态度则顽固到“用”一下也不情愿，买来看看就够了。
这种表面同意、骨子里不以为然的态度，朝廷诸公自然看得出来，加之湘军旋即克复安庆军情稍缓，于是对购买船炮之事“迟之又久，未敢率行骤办”。直到传来太平军欲购美**舰的谍报，迫于军备竞争的压力，总署才与洋人重开谈判签订采购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为：筹拨沪粤各地关税，作为购船款，合同签订即预付一半，交验后付清余款。英舰驶至中国，由中国总兵官“总统”，兵弁从湖南、山东、满洲招聘，酌情聘用一些外国（不限于英国）人作为舵手、炮手。合同从同治元年正月开始生效。
同治二年四月，自称“大清国唯一海军大臣”的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抵达北京，为交接军舰作准备。由于对建设清国海军抱有过分的热情，他全盘否定了原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条款。
同时他还任命阿思本（sherrardos，borne）为舰队“总统”，随船带来六百多名外国官兵，清一色“海龟”根本没有放朝廷所言土鳖上船的意思。
这事哪成？
总理衙门“不胜诧异”，迅即“严词驳斥”，“相持几至一月”。
最后李泰国做了让步，同意设立“汉总统”，将阿思本降格为“帮总统”，二人“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共赴国难协剿金陵。原订条款与此相悖者，做尽行废除处理。
不过，总署在谈判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具体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鸿章诸人负责，故总理衙门咨发各处，妥议妥筹。暗地里商量如何排除洋人争功。
曾国藩机敏，发现新合同明确了李泰国舰队“协剿金陵”的任务。若然将来岂非要与湘军同分克复南京之功？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同意！
可是，仅自不愿分功立言，格调未免太低，让人笑话。看看国藩如何寸土必争却又不失风度的反驳。
他先重复一年前与朝廷形成共识的原则：“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然后，谴责李泰国的毁约之举，说他巧立名目，搞什么“帮总统”，不过是排挤中**人，而让外国人实际掌控舰队，若真如了他的愿，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结果则是中国花巨资购买轮船，却仍然“不得为轮船之主矣”。
对此，曾国藩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首先，我方应“虚与委蛇”，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汉总统”率清军驻于我方习用的长龙与舢板，“帮总统”则率洋人驻于铁甲轮船，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
但是，对方若“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则应施行第二套计划，那就是“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
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吗？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吗？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此时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你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
而朝廷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当然初一看，此番言论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要认识到曾国藩这么说的前提，是默认李泰国公然毁约为既成事实，不得不曲为弥缝。
而曾国藩所以大发怪论，更是因为看透了事件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当时的身份是受雇于清廷的总税务司，他如此深地介入军购事宜，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
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然而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回信里，对这个判断没说一个字。因为他真能体会朝廷的苦衷：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
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所以他们要向封疆大吏咨商，探听下情，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
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智慧，实在令人佩服。
十月，在“博采众论”后，又经未来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居中斡旋，朝廷乃痛下决心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将英**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且须归还预付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
如此，本来朝廷采购的一支近代化舰队，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第六百四十八章 风帆战舰
“大人，根据快船传回消息，水师甲支队一切进展顺利，新冒出那几股海盗势力损失惨重……”
专门负责情报收集整理的总督心腹幕僚，恭敬的向吴可汇报海上情况。
“让水师甲支队的战船不用忙着回来，一定要揪住那帮可恶的海盗狠揍，最好能一举将他们全部干掉！”吴可满脸狰狞杀气腾腾吩咐道。
说起来真叫人不爽，自从广东水师改组成两广水师，又经过一番大力扩张后，两广水师便经历了长达两年多时间的海上剿匪战斗。
这么长时间的扫荡，伶仃洋航道上的海带势力基本上已被清扫一空，没想到水师刚刚放松了几天，又不知道哪跑来的傻货海盗溜了出来，在航道上搅风搅雨自寻死路。
吴可得到消息之后大怒，立刻派出驻扎在琼崖军港的水师甲支队，要求他们五将捣乱的海盗全部剿灭，或者重创也成。
十来天时间转眼即过，这天正是两广水师甲支队返航的日子，吴可左右没事干脆在亲兵虎护卫来到广州城外水师军港，一边视察军港情况一边等到远征水师分舰队回来。
趁着分舰队还没回来的当口，他在附属军港的船厂以及船坞看了看，见到穿厂工匠在十来位金发碧眼的洋人技师帮助下，正热火朝天的建造一艘小型风帆战舰，脸上顿时露出掩饰不住的满意微笑。
找来船厂负责官员询问战舰建造情况，得知请来的洋人技师还是合作，并没有在战舰建造过程中出妖蛾子，指导船厂大清工匠还算尽心尽力时，他心中更加满意好好勉励的船厂负责官员一通。
自中世纪以来，在船舶建造和航海技术方面的革新给世界留下了丰富的船型：比如“科格”船、“加莱”船和“克拉克”船等等。
但是，“科格”船行驶缓慢，其在风浪中颠簸而行的样子无疑象个巨大的胡桃壳；“加莱”船尽管操纵灵活，但终究经不起风浪；“克拉克”带着高耸的首尾楼，笨拙蹒跚，你要它迈出通向新世界的重大步伐，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但是，船型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后数百年的船型发展都和这些船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船体尺度逐渐增大，结构逐步改变以适应新的需要，帆装逐步复杂化以适应各种气象条件。
但是船型各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舰炮的引进，而引起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的深刻变化以及统治者对于领土扩张和异邦财富的渴望程度。
火炮装上“加莱”船对于船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久事情在“克拉克”船上有了转机，因为它比“科格”船灵活，而又比“加莱”船经得起风浪。
与此同时，15世纪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是法兰西、英格兰和汉萨同盟国家，已经把他们的商业眼光投向了远隔重洋的地方，那可是隔着广阔无垠风浪滔天的大海啊。
因此就要求帆船速度要快、续航力大、抗风浪能力强，而且只要少量水手就很容易操作。而且，这些船必须容量大，能够装载足够多的货物回来，以便还有利润可赚。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安全因素。当罗马货船航行在相对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还能用桨帆军舰来护航，但是要它们跟着货船到东西印度群岛去冒险，那可是痴人说梦不现实的事情了。
于是，15世纪的商业帆船只能“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在航海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军舰和商船的界限模糊了。由于需求相似，因此船的形状也相似，或多或少都像“克拉克”的原型，而且都装备相同类型的火炮。
事实上这些武装货船打着“商业探险”的旗号，实施的都是对于原住民的征服和掠杀，而且在先来后到者之间常常由于分赃不均而引发武装冲突。
在16世纪，“克拉克”船型已经成为所有欧洲航运界最普遍采用的船型了。它和14世纪葡萄牙的原始“克拉克”或者所谓“西班牙大帆船”已经不一样了，他的船型更大、更快，操作性能更好，因此能够适应大西洋的风浪。
一旦“克拉克”船武装起来，其必然的趋势是要变大。而且因为笨重的火炮是装在甲板和船楼上，使得船的稳性变坏。而且一旦开火其后座力使得船更危险。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提高舰炮铸造的精度和铸炮材料的强度；其二是发明了船舷炮门。这个金点子是英国人詹姆斯·贝克想出来的，将火炮装在下甲板上，并在船体两侧开出炮门，让炮能够发射；而在不使用的时候，炮门用带铰链的炮门盖关闭。
不管怎样只有在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军舰”诞生了。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海上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靠接舷格斗，那时的战船更多地是起到了一种运兵船的作用。
而火炮的大量使用，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有可能远距开火。船舷炮门的发明，更使得这船成为了专门打仗的“专业户”，而不是随便什么船都可以客串一下的。
一些年以后，伊丽莎白女王继承了亨利八世的王位。她委托皇家海军的司库约翰·霍金斯来设计新的军舰。
霍金斯研究解析了之前的海军战舰，决定降低塔状的船楼，尤其是实际上取消了首楼。船体放长收窄，使船的长宽比从原来的3：1扩展到4：1。
霍金斯还引进了组合式桅杆，其帆装的式样也成为以后一批军舰的经典规范。在霍金斯的手下，“盖伦”船诞生了。霍金斯时代的英**舰已经相当快速和灵巧，能够绕着敌人的军舰快速地寻找理想的位置来发出致命的舷炮齐射。
在16世纪，西班牙，法国、荷兰和瑞典等欧洲国家都建造了大型的风帆战舰以维护自己的海洋主权，但这些军舰都和英**舰的模样大同小异，也都是用从舷侧炮门里向外开火的舰炮来武装。
这个时期“盖伦”船的外形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在首斜桅的顶端还竖立着一根垂直的桅杆，上面带着一个小的横帆。后来在17世纪，那些见多识广的舰长们风帆航海的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们认为首斜上桅和首斜上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所以，后来都改掉了。
在16、17世纪之交，法国人手里没有像样的军舰可以和英国的盖伦军舰来抗衡，因此，他们在1624年向荷兰的造船者订购了五艘军舰，这些在当时最先进的三桅风帆军舰无疑地使法国人壮了胆。
英国人不甘示弱研究出了新的主力战舰，命名‘海上主权’号。其首斜桅横帆和首斜桅上帆的面积都很大，而前桅和主桅在中帆之上又进一步出现了上帆和顶帆。辅助帆肯定是取消了，而在后桅斜桁大三角帆的上面还有两块横帆：后中帆和后上帆。
在所有的皇家军舰中，“海上主权”的船体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其尾板首次采用了圆弧形，而不是平的，这在其它重视海军的国家纷纷消防。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人领导了风帆军舰的潮流，但是不要小瞧了隔岸对峙的法国人。法国人是最后加入建造大型风帆军舰的军备竞赛的，因而它就有可能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到了东西。
他们造军舰要小一点，但是要宽一点，炮也少一点。但是这样一来，火炮平台比较稳定有利于精确瞄准。而且法国人知道，英国人为了多装一些火炮，他们总是将船的下层炮甲板安排得离开水面太近了，在船身摇晃或者船帆受风而倾斜倾斜时，装在下层甲板上的火炮实际上是很难使用的。
这样，法国人牺牲了一层炮甲板和相应的一层炮，但是使他们的军舰更轻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活。
不管怎样除了这些基本的区别以外，在18世纪的这对老冤家之间，在风帆军舰的设计上是互相学习、互相模仿而共同提高的。
18世纪的大型风帆军舰，带着多层排列的火炮和高大巍峨而错综复杂的帆装系统，显得威风凛凛，游弋在世界的海洋。它已从过去小巧的“盖伦”商船进化成“战列舰”了。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无论是在编队航行或是在作战时，常常都是首尾相接，排成一列的缘故。
风帆战舰根据它们所携带火炮的数量进行分级。称得上“战列舰”的军舰是其中的一到三级，它们有2－3层贯通全船的火炮甲板；其中一级舰至少装有90门火炮，而二级和三级的火炮则要少一些。
而列为四级和五级的军舰和战列舰相比，在船体形状和帆装相似，但是要小一些，而且只有一层炮甲板。为避免战线上产生“软肋”现象，这些小舰就没有资格和战列舰一起参加“阵地战”。
但是它们可以个小灵活的独特优势进行游击战，既可以和快船交火，也可以去捕俘慢船。当时的海军还使用一些六级舰，那些一般都是辅助舰艇，其船型五花八门，主要作为供应运输之用，只带一些轻型的自卫武器。
第六百四十九章 奋起追赶
列强海军的发展确实迅猛，但还没到难以追赶的地步。
在无烟火药以及黄色，炸药没有发明以及大规模推广之前，战舰上的火炮威力还没彻底拉开，想要追赶的话也没想象中艰难。
至于船舶制造，虽说此时的大清已全面落后于列强，但不代表大清水师一点底子都无，事实恰恰相反大清水师还是有些底蕴的。
长期以来，后世分析探讨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时，给人的看法大都是由于大清社会制度的**和经济技术的落后，这无疑是正确的。
而社会制度的**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军事制度、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等一系列问题。
落后的水师体制和陈旧的水师装备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水师体制十分落后，存在诸多的缺陷。
首先是部队编制分散，朝廷为巩固中央集权，通过采取“化整为散”的措施以起到镇压和控制各地军队的双重功能。其次是缺乏统一指挥，互相掣肘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八旗水师和绿营水师属分省管辖，根本不能集中协调共同对敌，从而导致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与此同时，大清水师的战船和武器等装备基本沿袭明代的样式，水师战船大多由商船改造，水师配备的火炮，射程近且准确性极差。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装备的火炮不但数量多而且威力大，同时火炮可以自由转动，根据作战需要及时调整射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军队普遍采用蒸汽机作为舰艇推动力，航行速度、续航能力及攻击能力都有较大提高。
因此当时朝廷的水师战船，无论其船体结构、火炮数量还是作战性能，与英国海军舰艇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大清水师的平时训练严重不足也制约了战斗力的提高。
大清水师的平时训练十分松散，不少官兵吸食鸦，片甚至在军营聚开赌场，有时水师船只也常用作走私鸦，片之用。
当时的江苏水师虽有万余人无船可载，但同时又有不少战船长期搁置在沙滩而无人过问，以至于破损不能使用。个别沿海水师风干日炙敝坏居多，甚至柁折桅倾。
许多地方水师都是有水师之名却无舟楫之实，而且舰船修造制度更是形同虚设，按期修造的战船多是以旧代新，间有稍加修理者，不过涂以颜色以彩画为工，其实皆损坏堪虞难供驾驶。
由此可见，大清水师的装备、训练和管理的废驰松懈已严重影响了它的战斗力，落后就必然挨打，面对有备而来各方面都强于大清水师的列强入侵者，被动挨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指望这样一支衰弱腐朽的水师战胜来势汹汹的列强海军无疑于痴人说梦。
当时已经有西方专业人士指出了朝廷海防建设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早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国海军司令官安逊就曾放言，用他的“百人队长号”战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中国沿海可以集中的所有战船。
一名法**官在写给其海军部的信中说：“用四艘战舰和几只补给船在吕宋岛供给，就可以把中国海军击垮。”
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后也注意到大清海防废弛，水师战船破旧不堪，他这样写道：“英国只要动用少许兵船，就能远胜中华帝国的整个海军。”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狂妄昭然若揭，但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大清水师的腐朽与衰败。
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曾有人对大清的海防建设尤其对舰船状况十分不屑。
他们认为大清的战舰宠大而笨重，像一堆木材。船身的弯度颇大，船首平直，船尾没有企柱；船平底，吃水浅；船身红色或黑色；船体在风平浪静中显得迷离恍惚，庞大笨重，这便是大清帝国‘第一等’舰队的外貌。
如果开起炮来，即使战舰不沉没，炮也会反撞到向后面舰舷侧面通道跌下海去。至于载员多少，要看准备去对付的敌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而定。武器包括枪矛，几把刀剑和大量石头。
虽然这些措词有夸大的成分，但基本反映了鸦，片战争时期大清水师的现状，反映出大清水师的舰船装备在西方列强眼中是如此的低劣。
面对如此一支破旧不堪的水师，难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蠢蠢欲动，欲以征服中华帝国为后快呢？
大清的水师为什么会如此衰败不堪？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一败再败？
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政治制度**、经济技术落后等原因外，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在大清闭关自守政治战略的指导下，没有新的发展需求牵引，因而也就没有发展新的武器装备的动力。
另一方面是明清以来的海防战略思想以“守”为核心，海防战略仍然没有摆脱海岸及海口防御思想，而“守”为主的海防战略必然严重影响到海防兵力建设和运用。
在两百余年间大清水师的主要任务一直局限于沿海缉私捕盗，大清的海防兵力从未想过要为与敌争于海上，更不可能想到远渡重洋了。
因此，在朝廷“重陆轻海”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尤其是经过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大清的一味闭关自守后，鸦，片战争中大清水师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综上所述，近代大清海防走向衰落已是历史的必然。在西方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之际，大清仍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在西方列强的海军由帆船舰队逐步向蒸汽舰队过渡，进入近代海军和海防建设大发展之际，大清的封建统治者却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毫不重视海军和海防建设，从而严重阻碍和制约了大清迈向近代海军的发展。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大清落后的水师根本无法与称霸海上的英国海军相抗衡。从此东南万里海疆成了西方列强侵略大清的通途，严峻的海防危机促使大清必须关注和重视海防问题。
大清海防的压力虽然巨大，但不代表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
尽管清军固有水师烂到了根子里，可不得不说大清造船能力并不算差，比之列强差的就是造舰思路以及蒸汽时代军舰的火力配置以及船只结构问题。
这不，自从吴可掌握了广东水师，并花费力气将之改组为两广水师，又对其内部的纪律和组织结构大动干戈，在保持国人一部分传统习惯的同时，提出了向列强海军学习的口号。
而且在总督衙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吴可依旧咬牙挤出大笔银子，从西方列强手里采购战斗力颇强的近代海军军舰，并且聘请有经验的水手以及退役海军军官作为教官，操练两广水师大多还处于冷兵器时代海战思维模式中的官兵。
同时两广水师还辅之以实战训练，在伶仃洋以及南海海面上，大力清剿盘踞于此，危害商船航道的海盗势力，效果明显战斗力提升十分显著。
船型老旧不要紧，火炮威力不足也无所谓，水师官兵必须得严格训练，通过训练以及实战提升素质和水平，等到新式战舰到位之后可以迅速上手形成战斗力。
秉承着如此原则，尽管两广水师营中破旧老式战舰不少，但并没有弃之如鄙，反而有计划的利用起来，同时还从列强手中购买近代新式战舰，让两广水师弟兄不至于眼界太过陈旧，同时也是轮流让水师弟兄慢慢熟悉新式战舰以及船上火炮的操作，还辅之以实战演练效果十分不错。
当然，一味的向外采购也不是办法，况且广东造船业水平其实不差，吴可以总督衙门名义招揽了不少熟练工匠，在水师营地附近修建配套的船只修理厂以及战舰制造工厂，当然实际上眼下只能算只手工作坊。
在吴可的要求以及大笔银钱支持下，配属两广水师的造船厂，此时已经开始模仿列强的五级以及四级海军风帆战舰，打算从最简单的海军船型建造开始积累经验，等熟练工匠多起来以后再慢慢试验三等战列舰的建造。
无论是在眼下的大清还是后世的共和国，只要政府大力支持某项事务，在没有出现方向性错误的前提下，想要做成什么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此时列强海军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分成熟的阶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迅猛提高，想要奋起追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但吴可有信心在十年之内让两广水师达到列强二流海军水准，起码防护南方海疆不成问题。
以两广的人力物力以及财政状况，就算加上地域面积一点都不比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无敌舰队所在西班牙差上多少，只要总督衙门一如既往的支持下去，两广水师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第六百五十章 改革
等到出征的两广水师甲支队凯旋而归，吴可亲自接见并慰问了出征水师甲支队官兵，搞得水师官兵感动万分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消息。
此次水师将士出征比较顺利，初期顺风顺水只在围剿新冒头海盗老巢时遇到一点阻碍，费了点手脚才解决麻烦。
倒不是海盗战斗力有多强，再两广水师越发精良的坚船利炮之下，一群乌合之众般的海盗哪是敌手？
关键是，在围剿海盗老巢之时，水师官兵竟然发现海盗群中有洋人身影。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吴可顿时心生警惕不敢怠慢，要是海盗群中出现的洋人没有特殊背，景也就罢了，要是他们身后有强大势力支持的话，事情就大条了。
是不是两广水师发展太过迅猛，引来洋人的警惕和不安了？
由于情报太少，他根本就无法判断其中是否有问题。
不过既然心中起疑，待接见并慰问了出征水师将士后，吴可马不停蹄返回总督衙门，同时召集一干水师将领，包括刚刚出征回来的水师甲支队统领在内，共同商讨可能出现的意外变故。
“最近一段时间，香港那边的洋人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
“香港那头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举动，你可确定？”
“能够确定就好，要知道此次水师围剿的海盗人马中，可是出现了洋人的身影。如果这些洋人没什么问题也就罢了，一旦有问题的话你们都知道什么结果！”
“可以确定？那最好不过，眼下水师正处于发展的快车道，不是跟洋人海军对抗的好时机，当然咱们也不能害怕应对洋人海军的挑衅！”
“那李总兵，洋人海军那边在海上，有没有什么不轨举动，比如战舰靠近监视以及跟踪追查什么的？”
“没有那最好，让弟兄们招子都放亮堂些，不要给洋人惹事生非的机会和借口，那帮家伙可不是啥好鸟，水师眼下正在关键时刻最后不要跟他们起了冲突。一旦出了什么漏子，也要第一时间回来汇报明白不？”
“……”
在会议上，吴可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总之就一个意思，海上出现了新情况水师将校要保持警惕，遇上洋人挑衅也不要冲动等回来商量着决定云云。
待送走了一干满脸凝重之色的水师将校，吴可回到总督衙门后院，先跟夫人以及一双儿女好好温存了一番，待吃过了晚饭消食片刻再到书房，手下负责情报收集整理工作的心腹吴安早已等候多时。
“英国领事馆有没有不寻常的动静？”
等吴安行过礼后，吴可迫不及待问道，他还是担心海盗群里突然出现的洋人，跟列强脱不了关系。这么长时间跟洋人领事打交道，让他也摸清楚了英国佬的一贯行事风格。
如果海盗群里出现的洋人，真跟英国佬有关系的话，以他们一贯的作风肯定是文武齐上，除了驻扎香港的海军威慑之外，广州领事馆也不可能不跟进。
让他松了口大气的是，吴安禀告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并没有异常举动。这证明了就算海盗窝里出现的洋人跟他们有关系，短时间内也不会寻上门来找麻烦。
想想也就明白了，眼下两广经济发展迅速，作为附近势力最为强大的列强，在两广的商业利益可不小，就算他们想狠狠阴总督衙门一把，也得先叫自己人抽身，然后再向总督衙门寻衅。
暂时不会跟英国佬翻脸，水师的发展速度不会突然中断，这是好事但吴可心中却憋屈得很，早晚有一日他要寻英国佬的麻烦，将他们的军事力量彻底赶出远东地区，卧榻之侧还有他人酣睡的滋味可不好过。
……
时间匆匆而过，就在两广行事一片大好，无论是经济还是商业都发展良好，各地治安在驻军的弹压下保持稳定，水师也在加快速度扩张强大起来，同治三年的也跟着到了尽头。
让吴可没料到的是，腊月上旬随着天气逐渐变冷，闽浙总督左宗棠突然派来心腹信使，带来了左某人的亲笔书信以及最近信息。
“季高兄终于忍不住寂寞，要出手了么？”
吴可将手上信件放下，满脸微笑看着左宗棠的信使。
“是的督台大人！”
信使是位三十来岁中年，一身文人气息浓郁，坐在吴可下首不卑不铿回答，清攫的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丝丝微笑，点点头承认了吴可的说法。
终于要开始了么，洋务运动！
吴可心中也忍不住有些兴奋，虽说总理衙门的成立以及安庆内军械所的出现，已经表明了洋务运动正式开启。
可惜京城离得太远，他感受不到总理衙门浓郁的兴洋务氛围。而两江的情况又比较复杂，加之他与曾国藩的关系恶劣，同样也感受不到洋务运动的气息。
要不两广总督衙门一直小心翼翼控制辖区内洋务兴起的节奏，不就是不想太过遭人关注，想要夯实基础厚积薄发么？
湘军的前车之鉴不远，在没有撤离与朝廷决裂之前，吴可可不想成为众矢之的，他眼下在官场已到了顶点，想要再进一步根本没可能，除非改朝换代不然越是耀眼以后的麻烦也越多。
他倒是迫切希望洋务运动能够开展得越快越好，如此一来朝廷的目光将被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吸引过去，吴可和两广便能沉下心去夯实地基。
左宗棠终于忍不住要动了，作为南方三督联盟中的一员，左某人对于洋务运动最为积极，他可是洋务派大佬中的一员，早就跟吴可打过招呼要在治下大搞洋务富国强兵。
“督台大人，此番我家大人想要在福建兴办洋务，还需督台大人支持则个！”
待到吴可想明白其中关由，左宗棠派来的心腹使者微笑着请求道。
“放心就是，以本督跟你家督台大人的关系，能帮的我一定大力帮助，不知道你家大人想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吴可摆了摆手轻笑道。
“船政！”左宗棠派来心腹特使也不藏着掩着，只轻轻吐出两个字，脸上神色说不出的郑重严肃。
“船政可是个吞金大户，福建的财政支持得了么？”
吴可心中了然，脸上平静无波并没有露出诧异神色，好象早就猜到会是这样一般，也不谈左宗棠该不该搞船政，只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道出其中关键。
“督台大人可能不知道，前不久我家大人奏请朝廷在福建改行票盐。”
左宗棠所派心腹也使微微一笑，轻声将左宗棠准备好的财源道出。
经过特使的详细解释，吴可这才恍然大悟。
左宗棠出身传统士大夫阶层，自然没吴可这样的穿越人士那么多花花肠子，也没有那么多来钱手段，他能想的法子也就依托朝廷固有体制，以及前人的经验教训从中摸索或者干脆借鉴。
什么方面来钱最快，自然是国家专营的盐铁之利，只要操作得法能在有利商事的同时，还能源源不绝搞到大把银子进帐。
听特使的详细解释，左宗棠执掌闽浙期间可是对盐务大动干戈。
主政闽浙期间因为财政拮据，左宗棠摸清楚情况之后大搞盐务改革，主张改”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为试行票运。
清代征收盐课的办法可谓变化多端，雍正年间”各场委官监管，地方官随处设卡，委员收税，先完课而后给单，听其配运售卖”。乾隆年间”归商办理，划地分售，即以当年所收税银作为引额”，结果”此法一变，商之浮费遂增，盐之行销遂隘”。
”后人补偏救弊，朝令暮更”，”迨道光年间，一变为佥商，再变为试办，三变为官运，而盐法之败坏极矣”。如官运之始，”销路尚觉疏通，迫其后官视为利薮，开销挪垫，虚抵搪塞，办运者扣费以人私橐，督销者卖私以取盈余。比课额太悬，则又捏报失水抢毁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遂致所领成本逐渐消磨。”
而在咸丰初年，户部鉴于”商疲引滞”的情况，采取”就场征课、按包抽税”的办法。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争，在战火中”场署大半无存，官坎莫考”，各场员”遂不驻场经理，借寓省垣。遇有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各场员则冒认场分，指私为官，截角收买，借图渔利，以致埋、坎全废，遍地皆私。……此场务之积弊也。”
面对着盐务”积弊相沿”的状况，左宗棠”亟筹通变之方”，向清廷上奏提出在浙江试行票运的建议。
他”拟请杭、嘉、绍、松四所一律试改票盐，无论新商旧商，但能纳资到库，即给票认地行运。并于各府设立府局，稽查销数。所收课银，全数提作正课，解充军饷。内外杂课，概行停支。……总之，创办之始，首重辑私以疏票引，痛革浮费以纾商困，核减卖价以敌邻私，严查煎数以杜影射。舍此四者，别无良策。”
第六百五十一章 左宗棠的魄力
盐务乃暴利，君不见大名鼎鼎的扬州盐商，个个家中豪富银钱无数，联合起来的财力就连广东十三行都不一定比得上。
吴可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了筹钱也搞过盐务改革，却并没有深入捞一票就抽身离开，免得陷入盐务这个大泥潭中。
历来盐务就是官场大泥坑，就算再清高再洁身自好的官员，在盐务上躺过也得惹上一身腥，因此落马掉脑袋甚至抄家的事儿数不胜数。
吴可又不是很缺钱，乡勇队旗下产业盘子虽不如盐业巨利，但也是日进斗金的朝阳产业，犯不着为了官府的事把自己搭进去。
左宗棠就不成了，他手下楚军战力不错，但没形成像乡勇队这样的军事经济集团，手头虽说不拮据但也宽裕不到哪去。
福建的财政那只能用糟糕来形容，因为太平军肆虐的关系，加上地理位置和土地贫瘠，又要负担沉重的军费财政状况很不乐观。
左宗棠自不会傻到拿自己的钱贴补官府，不是他没这份经济实力，就是他愿意朝廷也不会答应。
再说了，楚军也需要他自己拿钱贴补，就算能匀出部分钱财相对整个闽浙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想要搞钱只得内部挖潜。
盐务自然是最好的目标，只要他不亲身牵涉其中，就不必担心因为财务上的原因惹祸上身。
不久，左宗棠又上奏请求在福建试行票运。他说：”闽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全纲受病，亦非一端。……计惟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庶可借图整饬。”
于是，左宗棠”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之请”。通过”试办票运，实收实解，方且一洗从前挪移陋习。从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无侵蚀之事可见。旧商只令照额认为，分别买票帮销，完缴课厘，不准挂欠，一切浮费概行革除”。
左宗棠在福建试行票运还没半年，”所收实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而且”察之商情，均以为便也”。这说明各种”浮费”的数目要比朝廷对盐务的正课高出二至三倍，左宗棠把盐务称作”腥羶之场”、”奸弊之薮”不是没有根据的。
与此同时左宗棠将上自闽浙总督衙门，下至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所裁之数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切杂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者，一经厘革净尽，群情欣然，如沉疴之释体”。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建议将盐商历年”积欠带输筹银分别减免，总期商力稍纾，渐能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可以盈补绌”。他在福建试行闽盐票运半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于不久前上奏请求将闽盐票运著为定章。
他表示半年期内尽心筹办，取从前销册两相比较，赢绌迥殊。如果著为定章，得人而理，庶几弊尽利生，商民均便，有裨国计，良非浅鲜。设非遇阴雨过多，场壤缺产，地方有事，馆埠滞销，课额当不至过于减少也。……如有额外加买运帮行销者，固听其便；或销数短绌，事出有因，以至本代票额不能买足者，亦似应准予尽征尽解，不限以额，俾纾商力而保利源。
就这样，闽盐票运制度的实施，使得所有愿意运盐的商人都可以通过领票的方式进行较为自由的运销。左宗棠盐务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商民均便”和”纾商力”。这同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的淮盐改革颇有相通之处。
陶澎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商困课绌，发岌不可终日”的问题。道光十五年十二月（1836年1月），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林则徐对陶澍的票盐改革予以赞赏，认为前督臣”陶澍于辛卯纲起，将湖运滞食各岸减轻科则，改行票盐”，是”试行有效”的。
曾协助陶澍进行淮盐改革的魏源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显然左宗棠继承了陶、林、魏的思想和作法。
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对陶澍的淮盐改革表示敬佩，他认为”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澎创行票法以救淮北之穷，严剔陋规以除准南之弊”是卓有成效的，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行之不久便受到”格守遗法”者的干扰，加上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金陵被陷，盐法荡然”。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准备，左宗棠在今年力主淮盐票运，”定为永远章程，庶几裕课、便民、恤商三者兼权并计推行，尽利其法，乃可大而可久。每于接见僚属士绅时，往复谘商，得其大概，而新旧商贩知事在必行，行之宜有益无损，于是领票认引者纷纷而来。”
从特使口中得知，左宗棠就是依靠盐务改革，不仅革除鄙政还在短时间内搞到大笔银钱，足够他开启洋务运动先期资金的银钱！
不愧是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碗角色，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左宗棠的盐务改革可是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想必私底下没少挨骂。
当然以左宗棠的强韧神经，自然对此不屑一顾。不说他乃堂堂的闽浙总督，在闽浙地盘上除了杭州将军和福州将军就是第一人，以他那孤傲的性格也不会把私底下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
更别提南方三督联盟紧密，还有两广总督吴可以及云贵总督张亮基不遗余力声援，就算有人或者势力想动什么歪脑筋，也得掂量掂量承不承担的起后果。
“就靠盐务改革，想搞船政的资金也不够吧？”
从特使口中，吴可也知晓了左宗棠办船政所做的前期准备。以满清官场的习惯，想要做什么大事自然得舆论和物质两方面齐头并进。
左宗棠迫不急待地想要筹办船政吴可是明白的，以前的书信往来以及当面畅谈之时，左宗棠就没少表明自己对列强以及大清海防的观点。
他认为西方列强“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应“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进一步看到了战争的危险，认为若列强发动战争，“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他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造船，造船，无论应对战争或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是必要的。左宗棠认为，“无事之时，以泛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釐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
自从有了造船的想法之后，左宗棠经常在朋友聚会之时阐述自家想法，就算转任多地却坚持信念，一再坚持：“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
为了达成心中目的，听说老左可是想了不少主意，更是以其威望和辩才，说服了昏庸的朝廷。可惜此时的朝廷内焦外困，开办经费一节也是筹措维困。当年七月十四日清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充，而库储支绌，仍需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堤取本省厘税应用。”。
正是因为如此，左宗棠才想方设法的搞钱，没有朝廷的财政支持想要搞财政，资金缺口之大就算吴可没有认真核算，也知道单凭福建的盐务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建立造船厂，并创办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哪一样不需花费巨资？
比如吴可手下的两广水师，本就有底子在只需要添加新式战舰，造船厂也是先以维修为主，等到水师将士熟悉了新式战舰后，这才着手建设造符合要求的造船厂。就是如此总督衙门都有些吃不消，更别提底蕴还比不得两广的福建水师。
在此等窘迫的情况下，左宗棠还有雄心办成这等大事，不得不让人配合他的魄力。
当然，作为好友以及铁杆盟友，吴可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只要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不管初钱还是出人他都会尽力帮忙，如果左宗棠的一系列想法能够得到实施的话，对两广水师来说也是好事一件。
“说说吧，季高兄派你过来，可是有用得着本督的地方？”
吴可也没客气，望着左宗海派来的特使直言相问，以两家的亲密关系也用不着玩那些虚头巴脑的游戏，伤感情。
“呵呵，我家大人还真有事请督台大人帮忙！”左宗棠派来的特请轻笑出声，道明了此行最重要的来意……
第六百五十二章 琐碎
吴可这下是真的吃惊了……
原本以来左宗棠派来心腹特使，为的就是得到两广方面财政上的支持，以备其筹备船政所资，谁料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左宗棠并没有向两广借钱，不知是处于骄傲心理还是真的有把握搞到钱，吴可也不好多问以免伤到感情。让他感到古怪的是，老左没有借钱的想法，却是想借两广水师一支分舰队帮忙。
吴可询问原由，特使来之前显然得到了左宗棠授意，所以也没隐瞒表示需要借助两广水师战舰，控制台湾海峡以及台湾岛。
特使笑言他家大人受到两广开发琼崖的经验刺激，决定消防在资源丰富的台湾搞一搞尝试一下，同时台湾的煤炭是福建搞船政必不可少的资源，必须牢牢抓在手里不能假手他人。
吴可这才了然，此时台湾虽然没经过开发，但已受到美国这样的列强关注，并已开启了几处通商港口，没有强大的水师舰队做依靠的话想要彻底掌握台湾可不容易，尤其还有列强虎视耽耽的时候。
他满口答应下来，这不算什么事，正好可以让水师弟兄到台湾海峡溜达溜达，顺便将周围的海盗水匪清剿一番，积累战斗经验的同时顺便也帮左宗棠处理麻烦，银钱方面帮不上忙在这上头还是能帮衬一二的。
左宗棠所派特使大习过望，连连拱手表示感谢，而后心满意足的跟在侍者身后离开花厅，脚步轻快显见心情轻松已极。
之后吴可招呼总督衙门心腹，以及水师将校将情况一说，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南方三督联盟不是说笑的，三方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很，寻常就没少来往，此时福建将有大动作他们更应该出力帮忙。
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派遣水师丙支队增援福建，并带去一批物资和足够粮饷，眼下左宗棠和福建正缺钱得厉害，坚决不能给其带去额外的负担。
等福建特使知道消息的时候，又是感动又是欣喜，也不多说感谢的话，在广州和雷州半岛转了一圈，走马观花看了眼两广水师甲支队的‘雄姿’，这才于腊月中旬屁颠屁颠返回福建交差。
吴可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既然决定了要派水师舰队支援左宗棠，连年都没过便一纸调令送到水师丙支队驻地，要求他们傣族三月粮饷之后立即出发不得有误，同时还送去三大马车送给左宗棠的年货程仪。
……
同治四年的春节转眼即到，整个广州都沉浸于欢跃喜庆的氛围之中，从大年三十开始城鞭炮便响个不停，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都没消停过。
整座广州城都弥漫着浓郁的鞭炮硝烟味，到处都是奔跑欢呼追随着鞭炮响声的熊孩子，不顾纸屑纷飞正在炸响的鞭炮，一个劲直往前冲奋不顾身。
过年的广州市民脸上都带着浓浓的喜意，在街上见到熟人互打招呼拜年之余，聊得最多的便是各家都准备了啥年货。
广州百姓过了两年有余差不多三年时间的安稳日子，加上总督衙门大力鼓励商业，又有越来越繁茂的对外作为助推，广州经济呈飞跃式发展，市民得到了不少利处，一个个荷包鼓了起来有闲钱在年节期间大肆消费。
过年期间吴可哪都没去，待在总督衙门陪陪妻妾儿女，然后接受手下官员的登门拜年，随便聊了两句便将人打发。
怎么说吴可在两广总督任上都待了三年，手下官员也了解了他的脾性，自然不会在这等时候打扰总督大人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雅性。
不仅广东百姓过了个富足的安生年，就是广西百姓的日子也过得不差。
尽管总督衙门没有刻意搞政策倾斜，但有了镇南关与河内的陆上商业渠道支撑，广西今年的财政收入也处于迅猛增长之中。
黄鼎凤部占领安南中部以后，需要大量的广西土特产，这些土特产订单足够广西北部无数百姓受益。尽管官府和各地大户占了大头，但只是稍微漏点油水给各地百姓，也足够他们过上一个滋润新年。
广西南部则有梧州这等通商要地，与广东的商业往来便足够让很大一部分广西百姓受益，能够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
连年战乱带来的创伤，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便已肉眼可见速度恢复，广西各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从镇南官到谅山的铁路早已在同治三年年中竣工通车，与此同时在见到铁路的强大运力以及便捷性之后，广西官民对这种新生事物欢迎态度，总督衙门工程部队马不停蹄开始了镇南关至谅山的双向铁路修建计划，并于年前再次修好一条与之前铁路平行的铁路。
伴随大量从谅山挖掘的煤炭以及铁矿石运抵广西，广西境内的土特产源源不断通过铁路运到安南北方地区，不仅给广西官府和民间带来大量的金银收入，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两广总督衙门对安南北部的渗透和控制。
期间安南国使者没少蹦出来闹腾，又是在两广总督衙门抗议，或是干脆跑到京城告状求情，总之手段尽出就是为了让安南国接受北方地区。
为此，烦不胜烦的朝廷还特意召开了朝会讨论，让吴可十分不爽的是，朝堂上那一票顽固守旧大臣不知吃错了什么药，竟然大力支持安南国收复对北方领土的统治，认为大清不该插手藩属国内政有失‘天朝大国’体面。
去尼玛的大国体面！
为了这破事，吴可甚至在两江以及河南等地战火不休的时候，在总督卫队以及两广水师内河舰队护卫下，气势凶凶杀奔京城而去，在朝堂上不顾形象冲着那帮老夫子破口大骂。
他此行可是准备极为充分，在朝堂上骂得那帮顽固守旧大臣颜面无光大叫‘竖子无礼’的时候，不慌不忙掏出准备好的一跌文件资料，然后在一干守旧大臣喷火的目光中缓缓念叨文件上的内容。
文件里头也没说什么，只是将两广清军坐镇谅山之后，从安南北部地区获得的好处一一列明，储量巨大的煤铁矿藏，安南特产稻米以及各种特产水果，广西省因为安南北部而爆涨的财政收入，以及广西百姓安乐富足的大好局面。
这些内容不说惊世骇俗，也足够让一干思想僵化的顽固守旧大臣惊得目瞪口呆，半晌也放不出一个响屁来。
之后便是吴可发动凌厉反击，指责那帮挑事守旧大臣包藏祸心，朝廷好不容易将安南北部收入囊中，并于短时间内见到极大好处，单单谅山地区充沛的煤铁矿藏，对于眼下财政捉襟见肘的朝廷而言有多重要不言而喻。
这么一大块非肉某些人说不要就能不要，也不体谅体谅眼下朝廷的困难居心何在。另有两广清军大部都靠这一财源领饷吃饭，要是突然把这一财源给断了，难道由朝廷来填充这个大口子么？
此话一出，不要说那些除了捣乱没啥本事的顽固守久大臣，就连高坐垂帘之后的两宫太后都变了脸色。朝廷财政有多糟糕一干朝堂大臣哪能不知，要是由朝廷负担两广十来万清军的粮饷，想都别想这样的好事。
当然，那些士大夫出身的顽固朝臣，怎么肯呢感被区区一武夫的言论吓住，刚刚从之前的言辞打击中回过神来，便迫不及待展开反击。
这些守旧大臣来来回回就用‘于礼不合’来攻击，总之就是一句话，吴可的两广总督衙门不该如此行事，有碍‘天朝上国’威仪云云。
吴可可不吃这一套，拿出一副兵痞子架势，在朝堂上频暴粗口舌战群儒，对守旧大臣们口中的‘有失国体’不以为然，以巨大的财政负担以及广西省政局稳定为由咬死不松口。
面对吴可如此无赖招数那帮守旧大臣也没辙，财政始终是朝廷眼下头疼之事，他们可没胆子将这样的重负承担下来。就连两宫太后也不支持守旧大臣，尼玛说起来简单可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吴可能够利用手头现有资源，不花费朝廷多少精力便能解决很大一部分军费开支，这样的本事在朝堂之上不说独领风骚，可也极为难得。
尽管放纵下去有财权下放之虞，可以眼下朝廷糟糕的财政状况，就算明知道此乃得不偿失之事也得捏着鼻子认了，起码吴可表现出对朝廷足够的尊重，比起曾国藩来可要强上太多。
那帮守旧大臣眼见再纠缠下去不是个事，干脆祭起最后手段，指责吴可在安南北部修建铁路，摆弄奇技淫巧之术不为人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请求两宫太后处罚吴可这等荒唐之徒。
吴可也不是好欺负的，直接以那是安南国境为由反驳，而且铁路运力之强摆在那儿，要不是有铁路的话安南北部的煤铁资源又如何快速运抵广西？
再一个，安南自古便是中华领土，高宗乾隆帝时期朝廷可是对安南用过兵，此时正是收复中华故土大扬国威之时，不知守旧大臣一力阻拦是何居心？
第六百五十三章 如火如荼
总之，那一场朝堂上的辩论，最后以吴可胜利告终。
切切实实的巨大好处摆在那里，朝廷要不答应就得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还得面对广西有可能的再次动乱。
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广西之前经历了近十年之久的战乱，早已经民疲财乏记需稳定环境休养生息。好不容易在新任两广总督的治理下，广西战乱很快平息并且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安生日子。
最重要的是，通过开辟镇南关与安南的商路，使得大量广西百姓从中受益生活得到改善迅速富足起来，广西官员和士绅更是赚了大笔金银。
刚刚尝到甜头正是食髓知味的当口，朝廷要是突然断绝了这条财源，想想就能明白广西官民的反应。说可能引起骚乱有些夸大其辞，但是一定的动荡却是免不了的，而广西刚刚才有起色的经济将遭受重创。
还好朝廷没这么脑残，并没有强令两广清军从谅山撤回，也没有要阻止广西与安南大搞商业往来的行为。
不管朝廷是舍不得那大笔的财政收入，还是洋务派鼎力支持让两宫太后心生忌惮，总之这一次风波无惊无险的过去了。
有了这次廷议，等于变相的替两广总督衙门背书，起码两广在边边角角修建铁路时，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防这防那，只要能让朝廷以及当地官民尽快看到成效，以及切切实实拉动经济的效果就成。
眼下的朝廷实在太过缺钱，只要两广总督衙门不做得太过分，没有冲击朝廷对帝国的统治根基，又能够带来切实的利益和好处，就算朝堂上的顽固守旧派大臣蹦达得再欢实，于大势面前根本就不济事。
回来之后吴可便立即着手修建镇南关到谅山城的双向铁路，果不其然得到了广西官民的一致拥护。甚至有豪商大贾表示官府缺钱的话，他们可以拿钱参上一股，不过却被吴可婉言拒绝。
眼下两广总督衙门的财政状况还算良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愿意让民间资本加入铁路建设和运营中来，为的就是完全的掌控和调配权。
不是他的权利欲有多强，实在是这口子不能乱开。重生到清代已经十来年时间，吴可可是见识过某些官商以及有背，景商业大鳄的手段，为了一点点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因为私利惘故国法那都是小儿科。
尽管他自认掌控有方，两广境内不会有官商势力有胆子跟总督衙门作对，但镇南关至谅山铁路不仅牵涉巨额商业利益，同时也关系到两广清军在安南北部的布局，不可能让民间官商资本随意参上一脚的。
不过他也给这样蠢蠢欲动的民间官商资本指了一条明路，将谅山地区发现的煤矿以及铁矿划分区域，以拍卖形式卖给广西境内的土豪官商，并允许他们在矿区建设自家的小铁路。
为此，官府又搞到了好十几万两银子，而随着煤铁等矿产源源不断挖掘出来，光是铁路运费以及关税又是一大笔银子，尤其是这钱还能源源不断提供，广西巡抚衙门和两广总督衙门的府库被迅速充盈起来。
为了让土豪商人们主动引进近代化机械，以及在矿区修建小型铁路，吴可很热心的组建了一次商业参观团，将那帮买了安南矿区的土豪组织起来，一股脑全部拉去琼崖铁矿参观访问。
效果是非常良好的，这帮土豪财主从琼崖返回之后，一个个情绪高昂兴致勃勃，通过十三行的关系向美国铁路公司订购了好几条矿区小型铁路的修建材料，以及全部配套设施，乐得苦逼的美国佬笑得合不拢嘴。
吴可也是高兴不已，他之所以哈如此精力，促使那帮购买了安南矿区的土豪修建矿区小铁路，为的就是讲之当作镇南关至谅山铁路干线的支线以及补充，完善安南北部地区的铁路网络，为以后实行的铁路客运打下坚实基础。
不说安南北部在同治三年，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工地，此时的琼崖铁矿矿区经过两年多时间发展，已经逐渐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工业新兴城镇。
依托矿区在外围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近十来万的大型城镇，在吴可的密切关注已经干预之下，矿区外围城镇在形成之初，官府便进行了干预和仔细规划。
为了达成心中竖立标杆的目的，在矿区外围逐渐形成聚集点的时候，当地官府及时插手干预，甚至还请来外国城市工程师帮助规划设计，然后由大量矿工家属以及总督衙门下属工程部队联合施工，在短短大半年时间内已经建成了一座有摸有样的大型工业城镇趋形。
城镇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矿工家属，还有闻风而动无利不起早的商人，典型的近代化工业城镇人口组成成分。
新建城镇道路宽敞而又平整，两旁都是整齐划一的标准二层土洋结合小楼，带面积不小后院的那种，足够吃苦耐劳的矿工家属居住并好好折腾的了。
当然这些房子眼下产权都属于官府，矿区还没财力给矿工们修建福利房，再说了在清代搞这一套很犯忌讳的，吴可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招惹那帮清流守旧势力的攻击，在此时能少点麻烦就少点麻烦为好。
当然官府也承诺，只要矿工们在矿区做足一定年份，并缴纳一定数额钱财便可拥有一套房产，价钱绝对都在矿工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平整的街道两旁栽有两排整齐的行道树，每隔百米还有一个三合土凝固而成的灯柱，三米来长的灯柱顶空空挡挡，为以后的马灯以及电灯提前做好支架。
城镇布局按照中国传统的四方棋盘状规划，眼下因为人口数量以及时间关系只建成了纵横十条宽敞街道，反正琼崖地广人稀矿区周围土地贫瘠得很，新建成近代化工业城镇有足够的扩展余地和空间。
除了优良整洁的居住环境之外，近代化工业城镇最重要的各项便利设施也一样不缺。每条街道交叉角的房子都属于官府所有，作为邮局，治安管理所，卫生局，公立医馆以及公立学堂等等所在。
另外为了方便居民出行，城镇还设有公共马车，以及数量不等的商铺以及各种用途市场，总之近代化工业城镇该有的设施一样不少，此时没有的设施在吴可的亲自规划下也出现了。
总之吴可将这座矿区外围城镇当作试点尽情发挥，为以后辖内城市向近代化城镇改造提供经验和参考。
如此优良的居住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不要说以前一直处于最底层的矿工家属没见识过，就连参与建设以及参观过的当地官员都眼红不已，利用手头权力在镇子上搞到一处或者多处居所，作为临时别院所在。
时至同治三年年底，琼崖矿区外围城镇已颇有规模，虽然还有不少基础设施没有完善，但居住于此的矿工家属以及来往商贩对此却评价良好，认为此地的居住环境比之内地大城市也不遑多让。
而随着各种工业采掘机械的入驻，琼崖矿区铁矿石开采量越来越大，吴可也没有亏待矿区人数五到六千的青壮矿工，以及配套后勤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只要完成规定任务便可以领取基础工资。
如果开采量超过了规定数量便有奖金可拿，这时便按照人工计件模式处理，挖得矿石越多能够拿到的金钱奖励便越多。有此丰厚奖励刺激矿工们的劳动积极性大涨，每日里都是挥汗如雨乐在其中，就算累得腰酸背痛脸上都挂着满足微笑。
卖苦力的矿工能赚到不菲工资，矿工家属手头自然有了闲钱，购买力以及消费能力都跟着噌噌直往上窜。
而附近的土人则依靠为矿区以及城镇居民提供瓜果蔬菜以及各种生活物资，大赚银钱的同时生活水平也跟着上升，消费水平自然差不到哪去。
那些嗅觉灵敏的商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纷纷不顾路途遥远从雷州半岛甚至广州港直奔琼崖矿区所在昌江而来，为矿区和当地百姓带来足够商品的同时，自然也将当地经济搞得十分活跃，当地官府光是收税便能捞到不少好处。
总之，一个新兴城镇和市场，在琼崖矿区慢慢成型，作为始作俑者的吴可自然对此十分满意。
同治三年的两广地区，依旧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之中，由总督衙门牵头搞的官道修缮工程已经到了尾声，府州县之间的主要官道基本都被修缮一通，至于从县到乡甚至从乡到村的道路修缮以及维护，基本上已经交给当地阻止的工程队，由总督衙门直接管辖的工程部队没必要跟百姓抢食。
数量庞大的工程部队当然不能轻易空闲，吴可大手一挥让腾出手来的工程部队人马，直接投入两广各地的水利修建工程之中，趁农闲之时疏浚河道加固堤坝，兴修小型水库以及开挖水渠等等活计忙得不亦乐乎……
第六百五十四章 惊闻
时间匆匆一眨眼又是大半年时间过去……
在两广总督吴可的英明治理和统率下，广东和广西两省轰轰烈烈大搞建设，到处都是辛勤劳动的百姓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吴可大肆鼓励工商业发展此时已经起到成效，不说两省商业繁茂百业兴盛，官道上商旅来往络绎不绝，各大市镇货物充足种类繁多，百姓生活水平噌噌往上直窜，之前战乱所带创伤已经逐渐消失远去。
两广新兴工厂生产的产品，也通过商旅贩，卖四方，抢占周围省份市场大赚特赚，整个两广之地一片欣欣向荣气象万千。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消化，安南北部地区也彻底落入两广清军之手。
有两条铁路干线，十来由矿区蔓延而出的铁路支线组成的铁路运输网络，加上四通八达的官道，依靠无孔不入的商业渗透，拥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商人势力在安南北部地区扎下根来，又有清军作为依靠很快便成了安南北部第一势力。
不少广西百姓随着商队出境在安南北部定居下来，随着安南北部矿区产量越来越大，雇佣的矿工数量越来越多。随行家属也不在少数，使得安南北部汉人数量一下子爆涨，已经差不多与当地土民齐平。
而且当地土民在安南北部大发展中也受益菲薄，一个个日子过得滋润之极，比起中部和南方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民要强上不少，对于给他们带来如此大好生活的清人自然感激不已。
安南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对于说汉话以及写汉字并不排斥，当地土语和广西方言差不了多少，至少两地民众正常沟通交流没任何问题，这使得清军入驻安南北部非常顺利。
当然当地也少不了一些反清势力，都是原本的既得利益者失去手头权力，自然对‘入侵’的清军十分不满，暗地里没少搞小动作。
清军的应对策略是有打又拉，严厉打击那些冥顽不佞的家伙，逮住一个杀一个绝不手软。另外以经济利益或者有限的政治利益拉拢那些骑墙派，只要愿意倒向清廷一方积极配合，两广总督衙门自然不会吝啬褒奖。
如此又打又拉，清军在安南北部地区又占又绝对优势，很快就彻底将安南北部地区掌握在手，随着时间推移统治慢慢得到稳固发展。
除了两广清军和商人势力蜂拥而入之外，得到消息的其它地方商人甚至京城贵族都有派家奴过来打前哨，看看安南北部是否有真有钱途，方便今后圈占地盘捞取好处。
不管来到安南北部的清人有何目的，吴可一律持欢迎态度，眼下正是两广清军巩固地盘的时候，来的清人越多越好，正好稀释当地土民数量牢固统治根基。
吴而勾率领八千清军囤驻于谅山城，通过已经建立好的电报线路可以随时与镇南关清军联络，期间三十来里距离又有火车勾连，一旦遇到战事可以第一时间支援，虽说不上固若金汤但没个数倍之敌根本别想妄动分毫。
同时在金兰湾两江清军一部与水师乙支队驻防于此，负责维护北部湾的航道安全，同时兼顾对面琼崖海域秩序维护。
说起两江水师，甲支队此时已经应闽浙总督左宗棠之邀，先到福州与当地水师汇合，而后挥师直扑台湾，轻松围剿附近海域海盗，帮助闽浙清军维护港口秩序和航道安全，替左宗棠展开的洋务运动清除障碍。
南方三督联盟中日子最难熬的就是云贵总督张亮基，老爷子年纪大了又不是冲锋陷阵的武将出身，面对境内层出不穷的叛乱实在有心无力。
幸好吴可这个女婿还算给力，待两广地盘安稳之后便立即派兵进入贵州云南两省，帮助当地清军围剿叛乱。
因为贵州七山两水一分田的险恶地形，两广清军一时施展不开很难发挥士精械良的优势，只能一点点蚕食叛乱武装的生存空间，跟一穷二白的叛乱分子互拼消耗，想要在短时间内取成效不太容易。
云南情况虽然好上一点却也好得有限，这里饿地理环境没贵州那般险恶，但也不怎么适合大军行动，民族情况又复杂得很稍一不慎就有乱子发生，加上又与缅甸以及安南交界情势复杂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稳定下来的。
显然朝廷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虽然云贵两地一直叛乱不断，但张亮基的总督位置还是非常稳固的，只要不出现波及整个西南的大乱子，朝廷也不好得罪南方三督联盟将张亮基撤下。
南方三督联盟控制下的南方地区战乱算是逐渐平息，就算最不稳定的云南与贵州两省，叛乱范围已经影响都已经压缩到一顶范围，对于南方三督辖下整体局势影响不大。
而临近的两江战事也逐渐止息，湘军在攻破金陵城达到顶峰之后，正在曾国藩的指挥下裁军缩减规模，虽然小的战事依旧不断但大战事却是完全止息，两江三省也都开始了休养生息。
可以说，同治四年的南方地区难得的稳定下来，各省战事都逐渐平息开始了盏后恢复，眼下着朝廷的钱粮财赋之地将恢复正常，可谁也没料到这时河南却出了天大漏子，被朝廷依为心腹干将，制衡湘军的蒙古铁骑以及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竟然在高楼寨一役中全军覆没。
消息传出天下震惊朝廷震动，各地被压制下去的叛乱武装更是精神大振，竟有那么一些死灰复燃的迹象，情况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峻。
“废物，真真是废物！”
吴可得到消息之时，气得摔了手中茶杯脸色一片铁青。
好不容易压下心头熊熊怒火，他急忙叫来情报幕僚，索要河南战事的具体情报，他要搞明白号称满清精锐之师的蒙古铁骑以及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是怎么败在捻匪手中的，这一变故让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1864年7月天京陷落后，以太平军起义在全国掀起的叛乱浪潮走向低潮。
而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继续跟清军作对，引来大股清军的疯狂镇压。
1864年11月下旬，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二三万人汇合，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也陆续前往集中。
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张宗禹，任化邦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
军队则沿用捻军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
这么一大股叛乱武装集结，朝廷又怎么可能熟视无睹，立即派出蒙古铁骑围追堵截，誓要将这股叛乱武装全部歼灭。
1864年12月初，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而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
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为防御基地，挖壕筑垒部署兵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首先打败清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清军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
1865年1月28日，捻军经伊阳（今汝阳）返回鲁山，僧格林沁又一路追到。捻军诱敌过滍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
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清军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经邓州、鲁山两次大败之后，气急败坏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处决，借以镇慑所部，然后他便决心猛追捻军报仇雪耻。
捻军本来准备西进陕西，由于清军防堵甚严，于是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1865年2月11日，尾随捻军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3000人孤军冒进，追至鄢陵县北阎寨坡。
捻军探明追兵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
待清军到达信阳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挟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将其运动战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六百五十五章 震荡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
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这样的情况朝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告诫他不能一意跟追，但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一意孤行，将朝廷警告抛诸脑后仍穷追不舍。
这厮也是不得不为，眼下他的处境十分尴尬，极需亮眼战功装点门面。
自从上次英法联军攻入京畿，于八里桥大破僧部数万军马以来，僧格林沁便饱受诟病承受了极大压力。
作为满清朝廷蒙古军方第一人，无论是咸丰帝执政期间还是眼下同治帝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僧王都是备受朝廷重视，作为满清八旗蒙古方面的旗帜性人物，倚为心腹干城牵制汉人军事集团的重要角色。
可问题是，自从英法联军攻入京畿那次之后，他的表现却配不上朝廷给予的重任，说是凑合着被朝廷枪推出的军方大佬都不为过。
尽管在八里桥战败之后，逃到承德行宫的他不仅没受到责罚，还在咸丰帝的鼎力支持下收拢溃兵重新复起，并且还一手主导了与英法联军的谈判，将京畿保卫战最大的那颗桃子摘入手中。
可惜一时心态过于急噪了些，没控制好节奏让洋人占了大便宜去，本是一次非常有面子的谈判，最后却被他搞成了城下之盟似的约定，受到全国舆论责难身上背负了极大压力和重担。
反观汉人两大军事集团乡勇队跟湘军，乡勇队在京畿保卫战中表现极为出彩，可以说得上力挽狂澜，就算最后搞得咸丰帝不喜被发配至两广，那战功也是明亮耀眼谁都不可轻易疏忽。
因为与列强联军谈判上栽了跟头，作为天然的对手僧格林沁极为忌惮乡勇队。更不用说当初围剿捻匪之时，乡勇对表现出的战力让他震惊，豫北地区由乡勇队出身地方武官与士绅组织团练战力不苏，乡勇队正军更是勇不可挡。
跟捻匪打了好些年仗的僧王自然清楚捻匪的难缠，乡勇队表现出的惊人战力以及实力实在让他忌惮不已，更不要说乡勇队取得的赫赫战功，跟其比较僧王和手下蒙古马队几乎一无是处。
湘军就不用多说，作为最近几年最为风光，甚至一手将祸乱天下的太平天国覆灭的军事集团，其威名以及赫赫战功耀眼无比，作为满清朝廷推出牵制湘军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身上的亚历山大。
特别是两支汉人军事武装都表现出色，作为八旗蒙古一方的军方代表，僧格林沁心知自家表现得太差，正咬牙使劲猛追呢。
此时好不容易得到机会，被他咬住一支捻匪与太平军余孽联合武装，不趁机将之剿灭好好表现表现，以后再想受到朝廷全力支持可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尽管手下人马已被该死的捻匪拖得精疲力尽，但僧王却不敢有丝毫松懈，一定要抓住这帮可恶的泥鳅将之全歼，不然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谁叫他之前竟在这帮泥鳅手上连败两阵，输得灰头土脸？
要是不找回场子，以后叫他怎么在清军混？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僧军仍在后紧追。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
为了继续疲惫清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沐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
5月10日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黄河水套是1855年黄河在考城铜瓦厢决口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
隐蔽在这里的各地起义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众达数万。然后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等待僧军。而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
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为中路。
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已将常星阿部击溃，便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也已将敌军击溃。
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清军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7.5公里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尽。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
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转，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敌之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
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成为衰弱的孤军，最后被捻军歼灭。
僧格林沁之死震动朝野，同时也让朝廷制衡汉人军事武装的努力付诸东流，不得不让汉人军事武装插手北方军事，使得朝廷对地方掌控力进一不下降。
可以说，僧格林沁的突然战死，其后的影响是非常深渊的。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曹州吴家店(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满清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兵轻进追剿,被捻军包围杀死。
一名铁帽子王战死所具有的舆论震撼性当时极其强烈,但僧格林沁之死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此,而是给满清朝廷带去一个几乎可以说得上灾难性后果。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巨大影响,必须要了解满清的基本军事体系及其演变。
满清在顺治期间(17世纪中叶)形成了八旗和绿营军事制度,两者称为经制兵,也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正规军。
绿营是满清入关后继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汉人为基本的军队,常规保持六十万人之众,而八旗兵力可能仅为二十万人,最高的时候为三十五万人。
尽管如此,八旗军队是满清的看家武力。就驻防而言,绿营分散在全国,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华东等地,有战事时才进行集中。
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国驻扎外,主力采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区,因此,八旗主力相对绿营处于优势状态,是满清最后的铁拳。嘉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后,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开始明显**、衰落,但国家基本军事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随即捻军兴起,问题顿时格外严峻。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战,满清进行应对的主要是绿营,然而绿营根本没有能力获取优势,咸丰皇帝在1852年底就开始大力组织团练,成为湘军以及乡勇队出现的直接原因。
1856年太平天国第一次打败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1858年第二次打败江北大营,1860年第二次打败江南大营,就此,绿营武装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从而湘军和乡勇队得以真正兴起,成为满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装和主力。
因为八旗在南方的军力薄弱，整个南方就此落如汉人军事政治集团的掌控之中，朝廷能够牵制南方汉人军事集团的武装力量，也唯有驻防京畿的八旗以及蒙古武装……
第六百五十六章 邪门
尽管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进行北伐,捻军也随即像瘟疫一样在北方传播开来,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击。满清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和捻军的主力,已经不是绿营而是八旗。
在这个过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为满清最重要的守护神。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国北伐主帅林凤祥、李开芳,给予太平军北伐部队全歼,随即应付进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联军,又接连获取击败捻军的胜利。
然而,捻军属于流窜作战,僧格林沁既有剿不胜剿之苦,又在接连的战术胜利中越来越轻敌,终于在山东曹州率领不多兵力死命追敌而陷入包围,一代满清名将战死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装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终于步绿营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战死的前一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已经失败。
僧格林沁一死,曾国藩马上就奉命北上对付捻军。尽管湘军已经进行解散工作,但李鸿章部和刘长佑部兴起,李鸿章、刘长佑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国残余后也率军北上。
于是，汉人控制满清军事力量的格局已经注定。
由此可见,僧王在高楼寨战败被杀,所导致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其实当南方太平天国被打败,无论僧格林沁死与不死,北方捻军被剿灭都已经注定。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会是满清的铁拳,曾国藩、李鸿章的勇营武装很难获得向北控制的机会,所面临的命运要么绿营化,要么就像曾国藩已经在做的那样进行解体。
总之,汉人有这样一个成为满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权的大好契机,后来的历史也将会与吴可所知完全不同。
……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朝廷极为惊恐，生怕又出现一个太平天国。
朝廷本想让僧格林沁单独将捻军镇压下去，以提高蒙满贵族的威望，以对抗新起来的湘系、乡勇系以及淮系地方汉族军阀。但后来见僧格林沁无力镇压捻军，又想故技重演，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力，僧格林沁坐收其功。
但僧格林沁狂妄自大，愚顽不化，根本看不起曾国藩这帮汉人。对朝廷的好心力加排斥，朝廷见此只好作罢，现在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了，朝廷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可曾国藩此时已经54岁了，功成名就，位列甲侯，再也没有十多年前那种功名之心了，但皇命难违只好受命。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两万多人北上。
9月23日，曾国藩部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导致覆亡的教训。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能以逸待劳打捻军个措手不及。
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
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结合“查圩”，“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匪患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
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用这种办法，这行径真有后世鬼子的风范。
同时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多多益善。
可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不久之后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政敌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朝廷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
朝廷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
一干换被系将领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当然吧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
清军接二连三在捻匪手上吃亏，不仅朝廷震动担心又出来一个太平天国，就是各省清军都难免心生惴惴生怕被调去剿匪。
当然吴可没这想法，捻匪虽然表现惊人，但他还没放在眼里。当初在河南以及淮北之时可没少打交道，当时捻匪正是鼎盛之时，不也被乡勇队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之后更是被杀得大败逃散，对付捻匪根本就无任何心理负担。
本来朝廷还有意调拨两广清军助剿，不知道为何最后却没了音讯，吴可对此也不在意正好省却了一桩麻烦，他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剿灭贵州突然暴起的骚乱。
没错，就在北地捻匪肆虐，满清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战败被杀，湘军主帅亲率大军围剿也连连战败无功而返之时，好象约好了似的，他那岳父老子张亮基所辖云贵突然暴发大规模苗民骚乱，吴可自然得着紧派出兵马帮助岳父大人平息治下叛乱，尽快恢复云贵两省的稳定和秩序。
真是邪了门了，原本湘军主力收复金陵，煊赫一时的太平军主力覆灭，眼下着多年的战乱即将平息，谁料不过短短一年时间过去，南北两地的战火不仅没有平息迹象，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摸样，朝廷就是想要休养生息也不得闲，更不要说吴可这些亲临战乱一线的封疆大吏……
第六百五十七章 云贵战乱
19世纪50年代中期，受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影响，深受官府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的贵州各族百姓也纷纷响应号召举旗起义，反抗朝廷的残暴统治。
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黔东南整个苗民聚居区。
不过苗民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在吃了几次大亏后，起义军首领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到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与黔东南苗族起义的同时，贵州东部号军、黔西南、黔西北苗民也发动起义。起义烽火几乎燃遍了贵州全省。
当时，清军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上，因此对贵州各族百姓的揭杆起义没有多大办法。
当然，贵州复杂的地形也限制了清军的行动，想要扑灭苗民起义，不花费大代价想都不用想，性价比实在太高朝廷更关注钱粮财赋之地的江南亮光地区，使得贵州苗民起义一直剿而不灭。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整个大清的反清形势转入低潮。朝廷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终于腾出手来于次年抽调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黔西北苗军、黔北号军相继失败。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处境更加困难。
1865年5月，两广清军席宝田部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苗军守将甘保玉与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
两广清军从正面进攻，火力十分猛烈苗民措不及防之下伤亡惨重。见久攻不下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进攻击驻守苗军后翼。
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被火，枪击中头部当场毙命，寨头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镇压号军起义后，又向苗军发动进攻，于1864年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1865年，朝廷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两广总督吴可遣广东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两广清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之苗军。
3月10日，两广清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
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两广清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见势不妙急忙向西撤退。
援黔之两广清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已经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
1865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两广清军一万余将士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
瓮谷陇至黄平，中间有黄飘（黄平东南10公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决议继续攻击前进，不给苗军以喘息之机。
5月3日，进黔之两广清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且战且走，退至黄飘。
张秀盾、包大度率军万余人设伏于此。当两广清军人马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发难前阻后截，山上滚木檑石如雨倾下，鸟枪、土炮、弓箭一齐施放，进攻之两广清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人马自相践踏死伤甚众。
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山炮击中头部当场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用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被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歼灭援黔之两广清军万余人，取得了辉煌战果。
援黔两广清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消息传到广州时吴可勃然大怒，借机将两广清军序列不听号令阳奉阴违的刺头拿下杀鸡骇猴，然后二话不说派出驻守黔桂边境的乡勇队一个大队三千人马杀入贵州，直扑刚刚取得大胜的黄飘苗军而去。
而黄飘之战是贵州苗族百姓起义军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苗军不畏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勇于和来犯清军决一死战，并且能够集中兵力，以小部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打了个漂亮歼灭战。
而两广清军在多次胜利后，轻敌冒进终于被苗军抓住机会打得大败，致使两广清军中的本土势力损失惨重，再也没势力跟两广总督吴可暗地里较量，整个两广清军全部纳入总督衙门掌控之中没有异声。
吴可应该感谢贵州苗军的大力帮助，可惜这次惨败不仅破坏了两广清军出征之前在几个月之内“剿平”黔东南苗军的企图，打击了两广清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贵州起义军的士气，搞得云贵总督张亮基十分被动。
为了替老丈人分忧，身为两广总督的吴可义不容辞。幸好他早与老丈人打好招呼，此次黄飘大战援黔之两广清军虽然大败亏输，但对于乡勇队以及总督衙门而言并没有多大损失，能够在第一时间派遣精兵强将杀入黔东南，以犀利的火，枪射击以及灵活多变的战术，迅速压制了当地苗军的嚣张气焰。
只是让吴可和张亮基头疼不已的是，贵州苗民在黄飘大胜两广清军来犯人马，这对于云贵两省以及两广清军没多大妨碍，可是苗军的胜利却鼓舞了云南回民起义军的士气，就在贵州境内战火连天的当口云南也跟着大乱起来。
……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百姓在满清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
朝廷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百姓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朝廷为了弹压云南百姓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
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
由此，本就生活于水生火热中的云南各族百姓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百姓的反抗斗争目标，当地官府以及地主豪强不断挑起辖内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
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治内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地方官府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而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
由于地方官府以及地主豪强的挑拨离间，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豪强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激烈纠纷。
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在当地官府的‘不懈’努力下，事态最终失控，由械斗引发成当地回汉两族百姓的大乱斗，之后事情越演越烈等到官府察觉部不对，心生害怕想要控制事态继续发酵之时已经晚了，当地灰百姓积累的怨气由械斗龈爆，然后变成了波及范围甚广的大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