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纪念
要不是起点官方提醒，差点把这事给忘了。从2021.8.8开始在起点网发表《前秦书•通纪》卷1到2022.8.8，时间已经过了一年了。
这一年虽然小说创作比较间断性（主要是我经常偷懒摸鱼/哦这是可以说的吗.JPG），但还是磕磕绊绊地把《前秦书》的主体部分给写的差不多了，也把一些“别史”简单写了写。
有读者说，看我写的小说，明显后面比前面写得好，现在回头来看，确实如此。虽然我“编造伪史”的工程从初中就开始了，但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编造伪书”还是头一回。一些文字、词汇、体例、结构等方面内容，都是在慢慢摸索中逐渐学习进步（所以现在回头看来“通纪”部分写的好一般，以后考虑润色一下）。
在写作中，除了不断学习进步之外，还有许多对挑战的突破。何以言此？起初我动笔写《前秦书》，以为自己只会写编年纪事体，后来才逐渐开始尝试纪传；把纪传写的差不多了，我又觉得“世家”很难写，不太想写，但最后还是动笔成功把它写完了；然后我又觉得类传这种东西编起来太麻烦，实在不是我能驾驭，但最后还是给写成了；再后来我又觉得“典志”这种制度性的那是我能碰的么？结果没想到已经写了好几篇了。目前的困境是我个人对于《礼乐志》相关内容了解比较少，所以很担心能不能写成，希望可以像此前一样，成功突破挑战。
总而言之，一年以来，收获可谓颇丰，成果差强人意，未来仍需再接再厉，争取造出一个“更真实的虚构世界”，也感谢我为数不多的读者对我的支持，仕一在此拜谢。
东都世言 卷四
三十一：李商武哀公（注曰：讳晚成）幼时，尝有客来过公父忠，一鸦落于檐，客遂戏忠曰：“君将有恶事乎？何以鸦落？”忠笑而不能对，公在边，起而徐曰：“有无礼客诣，可谓大恶事，故鸦落也。”客笑，与忠曰：“此儿可畏也！必建盛业，将兴公门矣（注曰：后果如其言）。”
三十二：有河东（注曰：河东郡，属司隶）文生姓成公（注曰：成公，复姓也），名妥，与本郡薛台善。台家世阀阅，颇具家资，而妥素贫窘，台遂每加接济。妥尝与台对饮，醉，语台曰：“公既富倾郡县，养生之财已足，游乐之用宿备，何不散余资诸贫窘之人，使芸芸皆免其困邪？”台笑而对曰：“人贫故知我富，若人不贫，何我之富邪？王者礼乐皆有等级，正此义也。”
三十三：赵氏篡逆，邓武烈公（注曰：邓觉，光宗追之为武烈公，事亦见前“三”）牧凉州，不与同逆。贼臣赵清来寇，公与数战，不能敌，为其所破禽。贼兵缚之，使其跪拜，公不为所屈，曰：“我跪天子，不跪叛臣。”清曰：“卿弟染（注曰：觉弟邓染），在皇朝（注曰：赵氏伪燕也，自僭称皇朝）为户部侍郎，卿不如弃暗投明，上可顺奉天意，下可团圆至亲，以为何如？”公啐之，怒呵之曰：“狗奴，凉州但有断头死义之刺史，不有屈膝同恶之刺史也！我弟反贼，恨不能手诛，今得殉国皇秦，不负祖宗矣！”清愤然，遂害公。
三十四：又有黎别驾玉（注曰：玉，兖州别驾），属赵氏篡逆，贼主赵献亲将众寇兖州，刺史（注曰：刺史，魏忠哀王澜）不意其卒至，遂败而殉国，别驾遂据昌邑，不与贼同，潜使人东送刺史诸子于义军（注曰：宋王举义东南），亲登郭墙，欲与贼决战。贼既至，重围而偪，说之曰：“久闻黎别驾美名，饱读典章，洞悉前代，何以不昧天时，抗拒王道，效愚命尽之主，坐死已亡之国乎？诚哲士所不为矣。”别驾在城上斥之曰：“汝等悉食秦家俸禄，而反跪首赵氏，徒成乱臣贼子耳，在此迷途知返，犹不迟也。我蒙君超擢，忝寘州佐，自当奋节效忠，何用复言？！”贼遂悉众薄之，别驾力战，竟不能敌，城破殉国。
三十五：又有广阳太守伍柏，属熹宗弑崩，鞑靼席卷而南，临其郡，连盗数县，太守将兵与战，不利，为鞑靼所俘。鞑靼名王（注曰：夷狄之名王者，谓夷狄中有大名之王，以别诸小王也）说之，欲使降，太守对曰：“夷狄罔存典籍，不知忠义，我华夏卿士，皇朝命官，焉有弃国而从夷狄之理乎？”名王闻其以“夷狄”呼己，大怒，遂害之。
三十六：颍川有名士姓郭名乔，师从同郡鸿士钟潜，通《三章》（注曰：《三章》者，述王者之旧制，有《礼章》《乐章》《王章》），人有疑惑，多往问之，颇能解答，然未尝教受。其友任城欧阳平尝问其故，乔对曰：“恐人得我术，则我何以立世？”平大笑，曰：“君当幸尊师无此虑。”
三十七：高齐文宣公（注曰：讳玉）为人尚俭，衣着与常人同，一日行在路，夏炎，乃执一蒲扇，一路人见，谓其扇为往日所亡，索之，乃予。人还，之家，见其子亦持一蒲扇，知误，奔还归扇，公笑而不受，曰：“尔初索我扇，乃自以其为尔物，乃不知之过，不可惩矣；而既得我扇，又知其非己物，不私之，而归于我，此心诚之功，不可不赏矣。我轻服出，所挟物少，以此扇为赏耳。”州内（注曰：青州也）闻之，感嘉其德，每耻欺诬，风化大行。
三十八：尤曹忠宣公（注曰：讳齐贤）牧雍州，临薨，表乞勿以嗣子为雍州。家人不解，问以故，对曰：“西京重镇（注曰：雍州治长安），不材而受之，空速家祸而致国殃矣。”光宗许之。然其二子留京，遂罹难于鞑靼之乱（注曰：谓鞑靼之陷洛阳），呜呼哀哉（注曰：沈艺作《世言》，少发所感，在此一例）！
三十九：司马扬州（注曰：扬州刺史司马卫）在镇，欲遣使者循行郡县，以检举豪强。人或谏曰：“顾、陆、朱、张，素多非法，焉可穷治？”扬州勃然曰：“如是，皇朝何以受余刺史？”遂捕豪夺兼并者甚众，颇涉四家（注曰：谓顾、陆、朱、张也），吴郡顾氏长者朋（注曰：顾朋）谒扬州，乞纵之，扬州不许，朋对曰：“公志情在惩四家，岂非不公？”扬州懑曰：“本府正以持公，故敢尔也，今纵之，才不公也！”朋惧不能对，终扬州在镇，四家敛迹匿声，不敢公行夺占。
四十：又应徐州（注曰：徐州刺史应禇）在镇，亦捕决豪强，严惩骄横，得大族子弟甚多。彭城太守孙谭为请情，徐州问之曰：“若此辈复还卿郡，日后触法，卿能得不以人请情而袒蔽，抱正秉公乎？”谭对曰：“能。”徐州曰：“卿能，本府亦能。”遂竟皆治而不宥。
东都世言 卷五
四十一：刘尚书（注曰：尚书台令刘彪）丁忧（注曰：按《前秦书•刘彪传》，丁父忧也），属赵氏篡逆，遂留在乡。时战争频仍，人多破产，尚书行在外，见有人货家籍，语曰：“文章为经国之要器，典籍诚功名之阶梯，修身齐家皆赖之，今何以货此？”人对曰：“家已贫极，且书所以珍者，以道理在其中，故读之则贵，不读，徒废纸而已，何足惜哉？”
四十二：尚书（注曰：即前文刘彪）在家，赵氏以司空征之。尚书称疾笃，不赴。其幼子甫问曰：“今洛阳以三公征阿父，阿父何以不就？”尚书对曰：“赵氏反贼，我忠臣，此一也；我于赵氏无谋，不预其事，无功不受禄，此二也；赵氏篡逆，违背天下，不出一纪，三族尽诛，我何故以举家与之同死？此三也。以是虽以太师、太傅征我，我犹不去，何言司空乎？”乃闭门居家，不与外通。
四十三：又郜司徒（注曰：郜觉），属赵氏篡逆，欲以其为司徒，送官印、拜章，司徒弃印而毁章，厉声对使者曰：“高祖皇帝龙兴除暴，得以奉天承运，赵氏食其俸禄，为之鞍马，何今日敢以臣篡君？无有伯父元勋而侄为逆臣者（注曰：司徒伯父芝，开皇元勋）。”其子劝之曰：“官可不受，何骂之？恐至夷族祸也。”司徒抽鞋而殴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其杀我如何？但县我头于洛阳东门，观宋王之入也！”贼主赵献闻之，怒欲杀之，人或劝之曰：“四海门阀，河南郜氏为第一，从（注曰：从，纵也）不能用之，亦不可杀也。”献遂止，司徒乃还乡，不与贼同。
四十四：初，真定（注曰：常山之县）有山贼常夜入民户，劫掠害人。县令奋（注曰：盖其名“奋”，不知其姓）使县卒白日巡行邑中，颇具容仪。有吏问令曰：“贼夜出，今白日巡行，得无益乎？”令对曰：“足下语是，然如此，可使百姓知县府非怠政惰防也。”
四十五：又有临江（注曰：巴郡之县）县令姓淳于，名恪，到任二年，颇有兴办革易，民稍怨之。及至三年，遂得其利，百姓歌颂，州郡闻名，县丞与曰：“若公无前二年之政，尽如今岁，则声名蚤噪于天下也。”令问曰：“公饭量何如？”丞对曰：“甚好。”问曰：“昨飧米几碗而饱？”对曰：“三。”令乃曰：“日后公可但食第三碗，颇省米。”
四十六：永弘中，光宗数欲易太子。六年，又起其议，晋王、唐王、李商武哀公等诸臣联名上表，以为国本不宜有动摇之衅。帝每叹曰：“我若公侯，安有言此者？”
四十七：献文太子薨，帝颇悲痛，诸官侍从睹闻窃忧，帝见之，语曰：“我自哀家事耳，汝等无必忧。朕为天子人君，喜见天下乐，愧视臣子愁。”
四十八：冉蜀郡（注曰：蜀郡太守冉允）尝与其父司徒（注曰：冉涛）语云：“儿观皇秦律令，贪赃之刑泰严。”司徒对曰：“汝不犯，即不严。”
四十九：蜀郡又尝问司徒曰：“谋反何以有族灭之刑，岂族中之人，皆有死罪？”司徒对曰：“一人当涂，举门受泽，故而一人作逆，盈族罹诛。”
五十：薛中书（注曰：中书台令薛简）尝问邓秘书（注曰：秘书台令邓迢）曰：“天为天下父邪？为天下母邪？”对曰：“天下母。”问曰：“何以知？”对曰：“累朝皆称天子，而历代不同姓，知天非天下父，为天下母也。”
东都世言 卷六
五十一：穆宗尝兴土木，属仲夏日烈，颇有劳夫中暍至于死伤。穆宗与中书侍郎综（注曰：冉综，司徒涛之子）语云：“劳夫多有中暍者，今可多遣良医赴之，以备再有此事。”侍郎对曰：“不如罢减劳役，此病自消。”帝颇不悦。
五十二：朱尚书（注曰：尚书台令朱詹）为郡主簿（注曰：《前秦书•朱詹传》谓“县主簿”，按《朱詹传》后有“永庆二年，太守辟为郡文学，掌管诸县庠序”，若先已为郡中主簿，太守如何再辟之？盖《世言》有误）郡中多峰嶂（注曰：朱詹，常山人），山胡中有恶狠者，每煽动胡夏，虏劫往来。尚书有事在涂，为贼所劫。遂与贼首言曰：“卿何岁？”贼首曰：“盖三十也，老子不敢确言。”问曰：“家中可有妻子？”贼曰：“老子妻去年染病，已离我也，留一子二女，有一女继于老子兄。”尚书叹曰：“我覩仁兄，颇有健力，若事工劳，岁入不乏，虽不言能至大富，而字一双儿女，不为难事。何乃依山劫掠，一者残害人家命体，不为善也；二者积恶毒报应，来生何若？三者违背天法，若一日不测，大辟族诛，岂不痛乎？且为人父者，当正范于子女，岂可教其杀害之事乎？今不如负荆自首，官府当宥仁兄死罪，惟在牢几年，蒙仁兄不疑，余可育兄子女，至于兄释也。”贼首感悟，遂诣衙自首，又检发余盗所在，用免罪为民。贼首姓鞠，名虎，尚书重为之取名曰“悟”，其颇悦之，每与人曰：“老子，朱主簿兄也，名即主簿为老子改之。”
五十三：又高隆中，鲁郡某县有破产民为盗，县吏捕之，押送衙堂。令在，问之曰：“何以在此？”贼对曰：“今上屡发役不时（注曰：王者发民为役，不害农时，故往往在冬，至于春夏秋之役，则谓“不时”），田垄荒芜，又水旱迭降，征税寖腾，家中为之破产，无以糊口续命，遂为梁上之事，故而在此也！”令闻之赧然。
五十四：时又有安定某县民为盗，第窃人米粟，为县所得。令问所窃，知皆饮食之物，怅然与左右曰：“民窃金玉，其罪在民；民窃粮粟，其罪在官也！”
五十五：穆宗既好兴土木，颇喜宫台，有汉中人齐努，蕴巧思，善工建，穆宗闻其名，征为工部郎。高隆八年，使修望凤台于邺城。努遂穷其奢华，运其妙知，高台重楼，雕栏画柱，金阶玉檐，珍石琉瓦，富丽堂皇之甚，近代以来所未有也。然役夫疲死倒仆者相属，尸骨堆累于侧，其高越乎台阁。既成，帝视台甚悦，称之曰：“此台何其高盛巍壮，若能通天宫！”散骑常侍耿贵在侧，犯颜曰：“万人以此入地府，故此台能通天宫。”帝闻此语颇不乐。（注曰：以上五事，皆言穆宗之时，黔首之困苦也）
五十六：初，穆宗惟一女（注曰：冯夫人所生临汾公主忻），故颇喜爱之，送降之日，垂泪神哀。后驸马早夭，公主遂寡，穆宗闻之，使归住宫中以近之，与阍寺曰：“人愁丧壻，今朕反以为幸。”
五十七：薛吏部楚（注曰：吏部尚书薛楚）既为吏部，专典选举。与御史台令冉垕相党附，互为表里，贿赂公行，选举陟黜，尽徇私情；转迁擢拜，鲜以国法，时人语曰：“薛公喜尔使上天，冉公恶汝教下地。”（注曰：楚为吏部尚书，可举人为官；垕为御史台令，可劾人入狱）穆宗微知其事，而不尝有制。
五十八：邓秘书（注曰：秘书台令邓灼）尝与人论秦初人物，或曰：“郜文襄（注曰：郜芝）才兼文武，当时第一也。”秘书不以为然，曰：“刘风嶷（注曰：即刘祁）明通时势，见梁不道，弃三公而去（注曰：开阳二年，祁辞梁之司空，乞骸骨），不毁旧国之声；睹秦龙兴，奉御征而至，尊崇宰辅之荣（注曰：祁在秦，官至司徒）。文襄在梁，行河南尹耳（注曰：《前秦书•郜芝传》谓“行本郡事”，芝河南人，故为“行河南尹”），位望靡章，爰及皇朝，始展材志，何若刘公之兼显两代邪？”人遂知其无大志（注曰：刘祁在梁秦之际，未有著功；郜芝属皇朝开建，剖诚输力，邓灼厚此薄彼，人遂知其无大志）
五十九：又有人尝问邓秘书曰：“刘风嶷与耿休宁（注曰：耿靖）并为两朝（注曰：梁、秦）三公，岂有优劣？”秘书对曰：“休宁事无道之君，进不能匡皇政，退不能避危国，竟至蒙面缚之羞，遭衔璧之辱（注曰：谓其出降也，《前秦书•耿靖传》：圣王扫河北，梁末帝自焚，靖率蓟城旧梁文武出降），焉足与刘公匹拟邪？”
六十：任兵部（注曰：兵部尚书任灌）虽名将门族，而不识兵机，既为兵部，选用将帅、谋略远近，悉不知宜；调度兵粮、设隘运军，皆仰佐吏。然其醉心品评，痴迷议论，喜与京中士子伦序人物，常在部与人言：“此虽兵部，亦有铨选属（注曰：铨选属者，吏部下之属也，掌评选人士诸事，故灌有此语）。”
东都世言 卷七
六十一：初，杨凉州（注曰：凉州刺史杨玉）属赵氏篡逆，与邓武烈公（注曰：邓觉）举义抗贼。后邓公薨，凉州遂往投尤曹忠宣公（注曰：尤德，字齐贤，封曹国公，谥号忠宣）。众将闻邓公薨，欲推尤公，公推让再三，凉州附耳语之曰：“人捐妻子而轻性命，所以欲高其名而显其义，公今不受推举，奈诸将何？”公悟，遂受。
六十二：初，宏长中，凉州县隔，不能与临淄通有无（注曰：时光宗行台在临淄），李商武哀公（注曰：李晚成）奉表行台，凉州始得通使。后尤公扫荡陇上，清洒雍方，得推兵司隶，属晋王亦将兵西进，杨凉州（注曰：即上文之杨玉）乃建言于尤公曰：“先是表诚，赖人以通，故在人之后，万岁不测府君忠耿，今王师在近，府君宜躬驾往拜，以宣纯心。”尤公用其言，亲谒晋王，表宣忠纯，晋王大喜，光宗得表而与左右曰：“晚成多智，不如齐贤之有诚。”
六十三：严礼部（注曰：礼部尚书严南）既门阀显族，累世衣冠，属时朱、杨二令（注曰：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以寒门为台宰，颇怀憾嫉，每与家人言：“朱杨何物竖子？敢青旗赤车（注曰：台令出行仪仗，建青旗，驾赤车）！”
六十四：冯刑部兰（注曰：刑部尚书冯兰）虽为尚书，然惟事与人谈辩，鲜预台事（注曰：刑部事总属诸尚书台），尝与家中与客从容言曰：“不佞已盈旬未劳案牍，君子之气养日善。”其客出，与左右言曰：“在其位，则谋其政，冯尚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所不能解。”
六十五：又刘廷尉苌（注曰：廷尉刘苌），略与冯刑部同时，在职审断，惟以名位作决，人每问其何以知所信之人供辞为不虚，对曰：“高门出懿士，此人显族世家，非能道狂语伪辞。”时人扼腕叹息。
六十六：肖辽东果者（注曰：辽东太守果），光、穆朝良将，宿在北境，亟立功勋，然时朝廷略无纲纪，不遑以军功封赏，以是辽东未屈太守，匪能拔擢。人或惜之，辽东每慨然曰：“果才只堪二千石耳。”
六十七：执金吾云瑞性严正，每与人曰：“辱我者虽言渎而我不怒之，犯法者虽过纤而我必戮之。”既为京师执法，往往捕挞豪族子弟、部曲，未尝以权贵而曲意。门阀公卿或有请托者，皆闭门不内。后魏郡冯氏有在京者，驱逐贩贾，掠夺其肆，殴人至于断骨，瑞遂捕而鞭之，冯氏大怒，阴募人刺杀之。穆宗知之，诏求刺人者，不得，亦不究冯氏罪，于是道路者有言：“云瑞死，秦政败。”
六十八：又有司隶吏尝捕缚一犯法者，犯法者妄称：“我冉南台（注曰：御史台令冉垕）从孙某（注曰：失其名，故记曰某”，汝何人？报名来！”吏愕惶，竟纵之。
六十九：鞑靼首领莫佩他尝寇并州，为虞并州（注曰：并州刺史虞晃）所破，并州出境追北，馘斩数万，威震沙漠。而冉御史垕（注曰：御史台令冉垕）劾其枉调郡兵，自作决断。朱尚书（注曰：尚书台令朱詹）以为：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御史执曰：“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府，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以断征伐邪？”竟免其官。
七十：莫佩他既为虞并州所破，颇惮畏之。虞并州既免官废詘，事闻于莫佩他，其方在马上狩猎，闻而仰首狂喜大笑，至于坠马，左右急扶其起，问“可汗无恙？”莫佩他对曰：“秦诛虞晃，是亲掘坟墓，自毁长城。我今虽坠马，无碍也，而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此岂天助我乎？秦可灭矣！”
“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上）
“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
——以《前秦书•军兵志》为中心（上）
张仕一
（扶正阁荆州，江夏郡430079）
前言：军阀问题是贯穿东秦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东秦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开国时期的特殊局面，东秦在建立之初，就产生了军阀割据的萌芽，东秦前两代皇帝（高祖、太宗）为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也曾尝试过一系列措施，企图消除军阀割据。但由于一系列政局变动，东秦中央对军阀割据问题的打击常常被迫中断，最终导致军阀割据状况不断加深，军阀问题最终形成，并对东秦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间接导致了东秦帝国的覆灭。
一方面，由于军阀问题在东秦历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极为深刻的影响，出于对东秦军阀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出于能够为西秦初年解决军阀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杨聆在编纂《前秦书》时，特意编写了一篇《军兵志》，并对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展开了述论。本文即将以《前秦书•军兵志》（以下简称《军兵志》）为中心，对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进行探讨，以期形成对东秦军阀问题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
一、《军兵志》内容安排的浅析
杨聆在编纂《军兵志》时，对其内容的安排是有较为严谨的逻辑的。首先，杨聆在志序中指出了由于东秦百年间权力斗争较为频繁，军事极为受重视，引出了《军兵志》的写作原因：
•戎马郊生，兵戈日见，故用师动戎之岁常有，偃旗息鼓之年少寻，以是军兵之事，素为皇朝所重，兹广录制度，以为《军兵志》。①
随后，杨聆以“由内而外”为逻辑，先后介绍了东秦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制度。
紧接着，杨聆在介绍完地方军事制度后，进行了长段对东秦军阀问题形成的叙述：
•高帝开阳中，方事兵戈，寄任爪牙，于是委师旅乎鹰犬，推虎符于名帅，为州牧者或为军将，或加都督，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洎乎太宗昌武中，遂思强干弱枝，乃增设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九镇，各置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权使州牧兼摄，以期徐缓图之，奈何赵氏篡逆，业力中折。
至于光宗摒排妖雾，霁清邪氛，遂再谋其事，于是新除刺史，若非军功显赫，鲜有加都督者也，若陈令、江伯之、薛正、耿他、杨玉、容缀（注曰：并州刺史，见《虞晃传》）、王韬（注曰：幽州刺史，见《公孙赫传》）、陆增林者皆未尝加都督也。降及穆、熹，亦从其制，萧豹、何缜、梁准、栾渊者，咸无都督。然又会鞑靼肆虐，神洲喧哗，皇朝委戎马于州郡，将帅逢际会而称兵，于是豫、冀两州，都督复置；幽、并二方，太守专骄。三朝之积（注曰：光、穆、熹三朝），遂成空矣。②
最后，在“史臣曰”中，杨聆对东秦军阀问题进行了简短的总结：
•史臣曰：皇秦兴帝业于戎马，推封疆乎将帅，于是州方之势日盛，京师之力寖衰。太宗察其弊祸，遂潜思易革，奈何天妒雄主，英年蚤崩，孝宗、恭宗以冲龄奉纂，权持杨、赵，列藩诸岳遂锁域塞土，以俟成败。光宗举义东海，殄刘叛寇，重光天下，整顿金瓯，乃复踵太宗之遗业，拯宿累之深疾。不幸功垂成克，鞑靼放毒，乾坤震荡，山东扰攘，皇秦为翦勍狄，委寄牧守，于是北宇诸州之藩岳，得专军政于一身。爰及西京，跋扈嚣张，骄横猖獗，山东不听王令，河北靡从号召，满目乱臣，遍地贼子，敢距抗王师，冲犯车驾，成皇朝心头之患，寔帝室当务之急矣。③
可以发现，在杨聆看来，西秦时期，军阀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成皇朝心头之患，寔帝室当务之急”。而军阀问题的萌芽，则在高帝开阳年间，武将实现了“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随后太宗试图“徐缓图之”，但由于赵献篡位，最终“业力中折”。杨聆此段结束于此处，而下一段的开始为“至于光宗摒排妖雾，霁清邪氛”，即宏长末年实现中兴，当是以此前为一个阶段，应是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阶段。下一段则为东秦军阀问题的“发展”阶段：光宗面对已经形成的军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继的穆宗、熹宗因循其政，但最终由于鞑靼之乱，军阀势力重新壮大，此前的努力，“三朝之积，遂成空矣”。
总之，杨聆对《军兵志》内容的安排可以简单概括为：先通过志序引出编写原因，在正文中依次介绍中央与地方军制，在介绍完地方军制后，顺水推舟地对地方军阀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阐述，并在“史臣曰”中进一步总结了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问题严重性。
二、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
按杨聆在《军兵志》中的看法，东秦军阀问题（或言军阀割据局面）形成阶段当为东秦开国至于光宗中兴的实现。笔者认为，东秦军阀问题的最终形成，应以宏长七年诸侯晋封国公为标志：东秦起初并无臣子得授“公爵”，有功之人一律封侯，而宏长七年诸侯晋封为国公，尤其是高冰、任景、迟正烈等人晋封为国公（其中迟正烈被封为“九真郡公”，但本质上与“国公”无太大差异，《前秦书•地理志》更是直言“以上交州八郡，为九真国地”㉜），从法理上标志着其地位已超一般功臣，可以“建国”，为其世袭割据提供了法理基础，因此应视为东秦军阀问题最终形成的标志。而在此之前，简单划分来看，东秦军阀问题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三个阶段，分别在“高帝、太宗时期”（开阳、昌武年间）、“孝宗、恭宗时期”（延昌、登丰年间）、“光宗初期”（宏长年间）。
（一）萌芽
东秦军阀问题的萌芽始于高帝时期。高帝以弓马取江山，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非常依靠武将的力量，导致武将集团实力的不断壮大。这些武将被委以封疆重任，驻守一方，埋下了军阀割据的种子。
在高帝统一天下后的初期，这些被委以封疆重任的武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勋贵，另一类为原不属秦但后来投靠的地方势力。前者的主要代表为：雍州牧管恒，荆州牧刘停，冀州牧赵政，幽州牧赵之扬，凉州牧李柯良，豫州牧韩丰，益州牧刘提；后者主要有青州牧高岁，兖州牧任成，交州牧迟然。可以发现，州牧之职大量被武将集团所占据，且这些武将往往同时兼任“都督某州诸兵事”。武将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显然具有形成军阀割据的隐患，尤其是青州、兖州、交州，由于其原本是独立的力量，因此在其境内统治的独立性更强，甚至具有“爵官皆世袭罔替”④的权力，割据倾向更强。《军兵志》中所谓的“高帝开阳中，方事兵戈，寄任爪牙，于是委师旅乎鹰犬，推虎符于名帅，为州牧者或为军将，或加都督，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⑤，便是对这一时期武将具有较强割据倾向的描述。
面对这种情况，秦高帝在完成统一战争，将重点转向政权巩固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限制武将集团坐大。包括：
1.对新攻占的两个州——徐州和扬州，高帝选择派遣文臣而非武将任州牧，分别以郑谈为徐州牧，冉季为扬州牧。
2.将边关重镇并州交给自己的儿子小狼王（即后来的太宗皇帝）。
3.豫州牧韩丰投降鲜卑后，高帝也以文臣严豫为州牧等。
但由于高帝统一天下之后的统治时间有限，武将集团势力较为强大，难以在短时间内采取极端措施完全抑制武将集团的发展。况且，高帝虽然完成了内地的统一，但北方游牧民族鲜卑势力正值强盛，“频犯边鄙，杀害长吏，掳掠百姓，颇为祸患。”⑥西南的蛮爨，东南的山越等，也都威胁着秦帝国的边境，高帝又不得不依靠武将集团来保卫帝国的安全（如扬州牧冉季去世后，高帝又用武将张骁为扬州牧）。因此，高帝在位时期，对武将集团的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高帝去世之后，秦帝国经历了第一次政治变动，即太宗的“讨不孝”事件。太宗以藩王举兵，进攻中央，讨伐“废太子”，在此之时，地方各州的态度与倾向极为重要。而废太子缺乏战功，军营经历少，“好文房之事，频与墨客交通”⑦，是与文臣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与当时控制地方各州的武将们却没有太大交集。相反，太宗皇帝军营经历多，战功卓著，“频立战绩，名震大漠”⑧，与武将集团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当“讨不孝”事件爆发后，与太宗曾有共事经历的冀州勋将赵政、幽州勋将赵之扬公开支持并帮助太宗，其他诸州多持观望状态，而实际上对于当时的局势来说，作为理应听从中央命令的地方各州不支持中央，也就等同于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太宗（都云令对此即表达了批评，见下引《高齐武缪公世家》都云令注）：
•太宗讨不孝，书召之扬、政。赵政曩与太宗共平晋方，之扬又娄与太宗同抗鲜卑，情好颇密，而太宗许二赵以将尊（注曰：谓事成之后，高尊其官位），二赵遂助太宗，表从讨不孝，转运兵粮以资太宗（注曰：而身不往者，盖犹欲观望也）。⑨
•高帝崩，废太子秘不发丧，太宗讨不孝，废太子惧，召圣王入洛，平（王平，时为凉州牧）谏王（圣王）曰：“皇家内事，太子不发丧，于礼有亏，小狼王又骁勇，王盍如此？”王虽不听，而太宗闻之，稍喜。⑩
•二十二年，太宗讨不孝，檄文各州，太子亦檄，二文并至，玉弟青州司马兼济南太守岳问曰：“君侯何如？”玉曰：“此皇家内事耳，你我兄弟但保州不为寇盗而已。”（注曰：臣以为，天子之使岳牧，出则守土，入则匡主，何以“皇家内事”而袖手乎？臣窃以为不然）⑪
•太宗讨不孝，传檄兖州，废太子亦召成（任成），成两不应答，守境而已，人或劝之，其但曰：“宁无盛功，不可有过矣。”⑫
•开阳末，太宗讨不孝，时提（刘提）疾笃卧病，竟不能决策，遂惟待时势耳。⑬
•太宗讨不孝，废太子与太宗檄文并到，骁问其长史景正曰：“何以抉择？”正对曰：“君岂有三公之命邪？”骁对曰：“我一介武夫，何敢贪三公？”正对曰：“君藩牧吴越，都督全州，三公二台之外，几位极人臣。今太子、小狼王者，并秦家血脉，又各言据理，君既无登三公之心，何以弃此而从彼邪？若有差池，欲复求州牧，其可得乎？但守境安民，谨防山越生事，足矣。”骁从其言，遂保境而不示向背，并报书太宗与废太子，言山越窥伺，不能迁身。⑭
郜觉在《开皇四名将别传》中，对当时的局面有所介绍：
•案，时皇朝诸部，青州齐文宣公、兖州魏武庄公、交州九真武安公、凉州王平、益州刘提及骁（张骁，时为扬州刺史）并不示依从，惟圣王以雍州、明王以荆州、豫州以州牧严豫方卒而为洛阳遣使所发，得以兵助废太子。而太宗以并州精甲，从二赵幽、冀之骑士，势力甚盛，遂得克废太子。⑮
故而可以说，太宗能够成功“讨不孝”，夺得帝位，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武将勋贵的帮助，而武将勋贵经历“讨不孝”之后，独立性也有所增强。
但太宗作为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不能放纵武将势力等增长，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太宗选择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方式来削弱武将在地方上的力量：设置节度使。
关于设置节度使，《前秦书•通纪》中记载到：
•（昌武元年）十二月，诏立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九镇，各设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以赵之扬为卢龙节度使，赵政为范阳节度使，公孙禾为雁门节度使，王平为姑臧节度使，高玉为东莱节度使（注曰：高玉者，高岁弟也，高岁往年薨，史以其德行不佳，不录于《通纪》），李忠为剑南节度使，何超为朔方节度使。斯人除何超非为州牧，缘雍州牧为圣王也，余人则各兼为州牧。⑯
按记载，节度使与刺史高度重合，似乎其设置并无意义，但杨聆在《军兵志》中进行了解释：
•洎乎太宗昌武中，遂思强干弱枝，乃增设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九镇，各置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权使州牧兼摄，以期徐缓图之，奈何赵氏篡逆，业力中折。⑰
太宗皇帝所设节度使，虽然最开始由刺史兼任，但其在权力上实现了“军政分离”，太宗的计划是，在此基础上，逐渐使“节度使”与“刺史”非同一人，进而实现军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打击地方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倾向。只不过事与愿违，其努力由于太宗英年早逝，杨零专权，赵氏篡位，被迫中断了。
除了设置节度使之外，太宗还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措施，以增强中央或皇室的力量，以加强中央集权，包括：
1.改组禁军，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太宗在夺得皇位后，对中央禁军进行了改组，分为中军与内军，并将人数增加了一倍，设置了两名“中二千石”的禁军领将：
•太宗诛讨不孝，奉纂辰极，乃废典军校尉，分禁军为中军、内军，各增其员与旧禁军同，分设中领军、中护军，皆秩中二千石。始以陈瑞为中领军，总督中军，巡警皇城；马境为中护军，总督内军，捍保禁宫。领、护之下又有领军校尉、护军校尉，秩二千石；校尉下有中尉各二员，中千石；中尉下有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⑱
2.使诸子孙就国，掌握地方力量。太宗对其得以幸存的诸子孙，都进行了实封，使其掌握地方力量，甚至还将扬州牧一职给了诸子中较有名才的宋公，并使较为武勇的唐公跟随协助宋公：
•昌武元年，封（秦裒）为吴国公。四年，之国，以吴郡顾途为吴国内史……昌武元年，封（秦它）为闽国公。四年，之国（笔者注：按《光宗本纪》，闽国属郡为会稽）……昌武元年，（秦玉）以嫡孙封为巴国公，四年，之国。⑲
•昌武元年，封（秦良）莒公。太宗欲以之为太守，晋王请曰：“儿臣不乐世务，若拜守令，恐上污父皇圣明，下负百姓安生，惟请单以王之国，谈学以终鄙志。”太宗叹曰：“此儿恐不能成事矣。”遂许晋王白衣之国。⑳
•昌武元年，封（秦宁）宋公，四年之国，会扬州牧张骁病卒，太宗欲树宗子于藩州，以宋王有材华，遂拜宋王为持节、都督扬州诸兵事、扬州牧。㉑
•昌武元年，封（秦京）舒国公，四年之国，会宋王牧扬州，太宗惧门阀士族难宋王，遂又以唐王为庐江太守，特诏以京师禁军二千人随之郡，声言备讨山寇，实则守卫江西。㉒
3.扶持外戚势力。“太宗还积极扶持后族，大力提拔杨氏的兄长杨零，至于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太宗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主要是以外戚势力为一支力量，试图与门阀、军阀实现权力平衡，保证秦王朝的稳定……”㉓
4.对于不是原本独立力量的各州（即荆州、兖州、青州、交州之外），州牧去世后，太宗大多未使其官位世袭，而是另命州牧。如益州牧刘提去世后，以李忠继任；扬州牧张骁去世后，以秦宁继任等。
5.任命从晋阳跟随入京的功臣为州牧。如任用公孙禾为并州牧，何超为雍州牧等。
但毕竟太宗夺得帝位，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武将勋贵的帮助，而武将勋贵经历“讨不孝”之后，独立性也有所增强，因此，太宗并未能有效有力地削弱武将集团在地方的势力，武将集团在地方上的势力仍很强大，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种子。
（二）初步形成
由于太宗皇帝的英年早逝，东秦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面对太子年龄尚小的问题，太宗皇帝不得不选择了分别代表外戚、勋贵、门阀三方势力的杨零、赵之扬、邓甫进行了托孤，并出于对妻族的信任和对势力并不强大的外戚的放心，太宗将选择杨零为托孤大臣之首。
但杨零显然缺乏才能，专权跋扈而贪图享受，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武将势力的增长与割据倾向的增强，甚至允许了益州出现刺史世袭的现象：
•延昌二年，丁父（指李晚成父亲，益州刺史李忠）尤，州中表（李晚成）为刺史。㉔
赵默在长期计划安排后，铲除了外戚杨氏。而赵默在铲除杨氏的过程中，与太宗“讨不孝”相同，依靠了武将势力的帮助：
•（赵默）于是数罪杨零，发死士入据京师，传檄凉州刺史王平、冀州刺史赵政、幽州刺史赵演、兖州刺史任澜，闭诸门，公卿皆赞成之。又之扬宿将重名，军中甚存威望，故京中将卒，悉听默调遣。㉕
因此，地方武将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独立倾向也进一步增强。同时，从杨氏专权到赵氏诛杨氏，再到赵氏弑君专权，中央变动频繁，也削弱了其对地方的控制力，地方武将遂得以增强其割据倾向，以至于不听中央号令，军阀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
•登丰元年，（刘傥）起为荆州刺史。时赵氏专制，傥知将有变，遂阴练勇壮，假讨蛮为名，弘扩行伍。三年，赵献欲征之，傥称疾不赴。㉖
•登丰年间，赵氏篡逆之迹颇章，冰（高冰）乃练士积粮，声言讨伐山贼海盗，实欲备赵氏。㉗
•赵氏既诛杨零，阴图颠覆，惧于宋王，屡使人征之，宋王知赵氏所为，故每辞以山越扰动，不果行，赵氏惮之（注曰：惮之而不敢强征）。宋王则潜集木石，藏于仓林，以备所需。㉘
•登丰二年，赵氏矫诏征晚成（李晚成）为吏部尚书，晚成知赵氏跋扈，以是辞疾不就。㉙
•西域都督安罗卒，将吏推之，镜（马镜）乃遣使请策命于洛京。时赵默掌权，有篡逆之心，欲安稳四境，乃许之。使还，镜问所闻，使者对曰：“闻天子以赵太尉（注曰：赵默尝为太尉）为太宰、燕王，许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镜大惊曰：“此圣、明之礼，非人臣若赵太尉者宜加也，盖中州将有事矣。”遂命诸塞备严，西域各国遂疑。㉚
（三）最终形成
经过东秦初年的发展，一些地方武将的独立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最终在光宗宏长年间的中兴事业中，东秦军阀割据的局面终于形成。
东秦得以“中兴”，最根本的原因自然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所谓“天下黎民，心犹在秦；四海文武，忠心不变”㉛，但地方武将势力的支持，也是中兴得以实现的至关重要一原因。在七年的讨贼战争中，以刘傥、高冰、任景为代表的地方武将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乘势提到了其地位与独立性。最终，在东秦帝国实现“中兴”之后，原有的地方武将势力多被封为“国公”，得以建国，其地方割据获得了法理上的保证，东秦军阀割据的局面与问题也随之正式形成。
尾注：
①—③、⑤、⑰—⑱（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67《军兵志》。
④、⑫《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
⑥《前秦书》卷59《北狄类•鲜卑》。
⑦、⑲《前秦书》卷11《诸宗室世家》。
⑧《前秦书》卷4《太宗本纪》。
⑨《前秦书》卷48《赵政赵之扬传》。
⑩《前秦书》卷24《王平传》。
⑪、㉗《前秦书》卷13《高齐武缪公世家》。
⑬（东秦）郜觉：《开皇四名将别传》卷3《刘提别传》。
⑭—⑮《开皇四名将别传》卷4《张骁别传》。
⑯《前秦书•通纪》卷14。
⑳《前秦书》卷16《晋王世家》。
㉑、㉘《前秦书》卷17《宋王世家》。
㉒《前秦书》卷18《唐王世家》。
㉓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
㉔、㉙《前秦书》卷19《李商国公世家》。
㉕《前秦书》卷49《赵默赵献传》。
㉖《前秦书》卷12《明王荆州世家》。
㉚《前秦书》卷62《西戎类•西域都督府》。
㉛《前秦书》卷55《文学类》。
㉜《前秦书》卷64《地理志》。
东都世言 卷八
七十一：任兵部（注曰：任灌，兵部尚书）虽在军司之任，而每不垂心于戎旅，惟坐与人论道而已。刘侍中（注曰：侍中刘震）尝与兵部侍郎张闻（注曰：闻，扬州刺史张骁孙也）语曰：“我每与任尚书坐言，使人忘忧。”闻对曰：“我每见边关奏报，使人忘乐。”侍中赧颜。
七十二：又刘侍中（注曰：见上）尝与吏部侍郎曾宽论铨选事，侍中曰：“举材宜以门第，高门者才德如何不美耶？”侍郎曰：“若如公言，吏部但有钞谱令史则足矣（注曰：谓有抄家谱之小吏，则足以为铨选之事），何必有尚书、侍郎？”
七十三：刘司隶震（注曰：司隶校尉刘震）在职，不关庶务，数日一往府衙耳。司农卿澹台鹤尝问曰：“比日少见公在府，岂有家事邪？”司隶对曰：“不尔，府中无事，故毋必去。”鹤问曰：“仆观京城内外，讼辞迭报，如何言无事？”司隶笑而对曰：“心中无事足矣。”鹤后与人曰：“刘公可谓‘无事司隶’。”
七十四：冉由既在并州（注曰：由为并州刺史在高隆五年），地属塞下，烽火日警，而由素不关问，人或来报，但曰：“何须烦汝州将（注曰：州将，刺史也）？晋阳不见胡尘（注曰：并州治所在晋阳）。”
七十五：刘中书苌（注曰：中书台令刘苌）之在台阁，惟画诺而已，台中遂相与言：“台相若不来，我等亦不知也。”
七十六：初，太宗既讨不孝，惩兄弟相争之事，故而颇看防诸弟，使惟在京中，并无实职。越王庐尝表求外官，不报，王叹曰：“我，先帝小子，安能如何？”散骑常侍阮桓常与之弈棋，闻此言，对曰：“王不能如何圣上，而可以如何东宫也。（注曰：东宫，太子也；桓意以太宗恐其于帝崩后，图谋太子）”王笑曰：“我不如卿矣。”
七十七：越王漳为越王庐第四子，本不袭爵，好山水，常游于四境，故而赵氏篡逆，得免于难。光宗中兴，以越王庐诸子并罹难，遂以漳为越王，以礼部侍郎征之。漳既至，不复能游，颇忧苦，数乞骸骨，帝优诏不许，遂与家人曰：“今为王，反不如作公时矣。”
七十八：吴国公銮在国，日夜笙歌犬马，未尝留意典籍。人或劝之曰：“玩物丧志也，公宜多垂心文章。”公笑曰：“天子圣明，我不有志矣（注曰：此盖自藏之言）。”
七十九：晋王良幼好读书，而多览其梗概，不乐勾深发隐，以是所阅者甚蕃，文法兵农，至于阴阳术数，莫不翻读，无不习探。人或谓之曰：“读书在精，何以遍览群书而不能究其意者？”晋王对曰：“读书者，或致用，或治学。治学者钩其深隐，发其意义，自当寡而精；致用者明其大略，践于文武，固可浅而广矣。”人遂以晋王有世材。
八十：延昌初，杨零以外戚恣睢，人或问晋王曰：“今杨氏祸乱朝纲，君不忧天下邪？”晋王对曰：“杨氏外戚耳，内无名臣与依，外无强兵可靠，必为赵氏所除（注曰：按时赵氏隐迹藏拙，晋王虽有知略，焉知其后能起风尘之变，控制朝堂邪？此盖传闻之讹也。杨聆作《秦书•晋王世家》，改此句及以下曰“必为人所除，然除其人者，政我家之患矣”，宜得实也），然此才政我家之患矣。”后赵氏果诛杨零，复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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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世言 卷九
八十一：中兴之间（注曰：谓宏长年间），戎马生郊，干戈日见，晋王以王师之帅，总断军政，事每决乎阃闱，至于守令拜受，市坊庶务，亦多由之出。晋王尝上书报捷，光宗为敕答，中言“皇叔总政军国，专断内外，劳拟摄政，疲埒假君，务垂心躬泰，毋辛勤至疾。”晋王得敕，惶恐大惧，自是之后，二千石及以上任免靡不先奏后行。
八十二：中书舍人柴踪，貌类妇人，而有飒容，光宗特爱之，数与同榻共枕而寝。而踪尝裂痔，以是坊间颇传蜚语（注曰：谓帝与踪有龙阳事）。晋王常以此谏帝，欲使出为外官。光宗叹曰：“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则叔躬临万机，诚亦天下之幸！”晋王闻此语大愕，以为光宗疑己，叩头流涕，迭称“死罪”，遂不复言。
八十三：光宗既霁清妖祲（注曰：谓灭赵献），晋王欲乞骸骨而还莒（注曰：晋王本封莒国公），帝固持不许，晋王叹曰：“臣以皇叔之重，权衡天下，宰制朝堂，此危己惮主之地也。陛下真怜老朽，愿使还莒。”帝闻，抱晋王而泣曰：“朕赖皇叔而重光社稷，剖心推愊，未尝疑忌，皇叔何言危己惮主乎？朕不可一日无皇叔也，惟期皇叔挂怀血肉，悯侄钝驽，委屈体躬，以匡朕失。”晋王遂亦抱帝而泣，不复言乞骸骨事。
八十四：中兴之初，义军赖宋王以云聚，俄而晋王兰陵摧敌，声威大震，宋王遂以戎旅之事以托，故而权柄多流晋王。属南冯山失（注曰：事在光宗宏长三年），晋王焚营而弃河北，委辎重而东遁，请罪于临淄。或言于宋王曰：“义旗兴举，殿下功最，今奈何使人居于己上邪？今正可隙此际会矣。”宋王勃然曰：“此何言欤？孤云聚义旅，歃血宣诚，所为者，家仇国恨，社稷苍生，岂贪介身之富贵？且我与晋王，俱托体先帝，属鲸鲵放毒，焉有手足相离？毋复妄言，再有此语，罪不容诛！”以是朝野谣言遂熄。
八十五：初，唐王在庐江（注曰：唐王本封舒国公，拜庐江太守），颇喜食其鱼，既在洛阳，亦颇思之，光宗知其事，御诏庐江送鱼至洛，王食毕，请不再送，帝惑而问曰：“岂涂远至不鲜，遂失其味乎？”王曰：“不然，为一鱼而劳人千里相送，不宜也，徒为国家增事，老臣以为疚，虽味美，食之反苦。”帝笑而许之，与左右曰：“真国家股肱宿望。”
八十六：唐王虽在洛阳，亦数驾肥挟弓，以为射猎。人或劝之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王为社稷所系，不宜数行此轻脱。”唐王驳之曰：“昔宏长中，我跨马运矟，弯弓奋剑，朝对云屯勍虏，夕斗蚁举之丑逆，其危不在此之上邪？”对曰：“昔者为国荡寇，今日厌欲私情，不可同语。”唐王遂悟，下马拜之，后遂减其事。
八十七：光宗献文太子在长安（注曰：永庆元年，以太子为雍州刺史，镇长安），兴建庠序，躬讲乡学，又数与民同耕植，共劳作，其僚吏或言曰：“殿下以少阳之重，受任分陕，何故惟屈身草民之中？”太子对曰：“我家所以兴者，由民向之，如何一旦富贵，遂以贱陋遇之？”
八十八：献文太子不豫，临薨，与左右曰：“四日前冯翊有民数人诉冤，事涉死罪，必由刺史决之，以报洛阳，汝等毋忘此事，新牧来此，必以告之。”
八十九：蜀王栾（注曰：蜀王，穆宗同母弟）在成都，喜蓄姬妾，至于数十。益州长史奎丘尝夏日谒王府，而衣厚裘，王问之曰：“卿不热邪？”对曰：“殿下府中阴盛，何以言热？”
九十：武昭帝戎旅之中，衣装颇坏，人劝其易，帝曰：“此非戎服，今鞑靼肆虐，万事以战为先，待匡清四海，再易此服。”而竟未易之，此服至今犹在国库。
东都世言 卷十
九十一：郝应在荆州，出行往往不警，轻卫薄从，其臣或戒之曰：“陛下万乘之尊，宜清道警跸，奈何轻其卫侍，一旦事起刺客，如何苍生？”应对曰：“此间皆朕子民，刺客何在？刺客若自外来，关吏已捕之；若自内兴，其责当在朕（注曰：谓责在其使子民翻为刺客）。”
九十二：初，士尚犯魏之长沙，盗数县，而为应所破，遂退。后应攻吴之汝南，尚亲将兵来，应遂与士尚对马语曰：“尔前日寇我长沙，今我特来取尔汝南。”尚对曰：“卿前日胜孤于长沙，今日孤会摧卿于汝南。”
九十三：圣王伐吴，与士尚手书，晓以利害，劝其降伏，许以不失公侯，尚投书于地，忿曰：“朕奉烝庶推诚，崛起丹阳，扫荡吴越，吞有三州（注曰：扬、交、徐三州），秦家亦若是，与朕等夷耳。何故彼亦天子，此亦天子，而欲使此天子降焉？今朕既帝临江表，无有出降之理，但与决战长江，胜则吞乾坤，败则死社稷，不效郝应以一国之君面缚肉袒也！”遂与圣王战，败绩，自缢而死。
九十四：袁善在青齐之间，颇行仁义，高武缪公（注曰：高岁也）则军行多剽掠。后善东攻东莱，遣使使东莱郡海盗，诸盗相谓曰：“袁公素以义气闻名，高岁弑杀，彼此足见也。”遂以众资善，善用骤取数县。
九十五：赵之扬（注曰：不称其官，以其子孙非秦臣）之在中山（注曰：之扬中山人），有相者尝为之相，曰：“公望之不似人臣。”之扬大惧，曰：“从无此心，汝毋胡言！”
九十六：圣王败于床山，匹马与诸将弃军南遁，既至河，王泣对诸将，赧然欲自刎，之扬沮之曰：“王百胜一败，何以至此？嘉鱼、江陵，末将久闻；洛阳、汤阴（洛阳之战，破郝应也；汤阴之战，破尚和也），在下亲见。未尝不运机谋，展权知，竟能破强虏而翦勍地。今日之败，在于王失虞亡画耳，以此为鉴，改日卷土重来，有何难哉？今以一败而轻生，竖子所不取，匹夫之耻笑！”王遂止。
九十七：之扬临死，零数使人问病，实欲望之速死。之扬知之，将殁，遂与其子赵默言曰：“杨零专横跋扈，我退而彼嚣，县我于虚位，觊我以蚤卒，是可忍则孰不可忍？我将死矣，汝好生图画，彼骄恣若此，不日可除！其毋忘矣！”默泣涕，指天言曰：“不敢忘，会斩杨零，以其首祭阿父！”
九十八：初，默征新罗，见新罗女金氏貌美，遂欲取之。既还，会尚苑陵公主（注曰：太宗女），遂以金氏为妾。然默与公主惟名言夫妻耳，鲜行房事，不有子女，洎乎赵之扬既死，默阴图杨零，潜遘其谋，公主虽在府内而不能察。事发之朝，公主尚睡，闻外有脚步重叠，兵戈响动，遂惊起，问侍婢曰：“岂杨氏来图我夫？”遂出，见赵默戎装严甲，调动兵卒，公主愕然，问曰：“夫君此何欲？”默冷视而笑曰：“屠汝家耳。”公主大惊，勃然曰：“此何语？汝欲反邪？”默使人缚而锁公主于屋，公主骂之：“何物奸贼！先帝礼汝父子，至于托孤降主，汝效禽兽之为，必速倾族之祸。”默唾其面曰：“忍汝久矣，再狺狺，先杀汝！”公主犹骂不息，默语左右曰：“此狂妇人，事成之后再杀。”遂闭禁公主。默事既成，还视公主，公主又怒骂之，默愤然曰：“今惟杀汝舅也（注曰：零，苑陵公主之舅也），汝兄尚活（注曰：孝宗），何犬吠若是！？”拳脚相加，溲之而去。后默锁防公主，不使出房，每日送腐肉烂菜。默既鸩孝宗，篡逆之心已生，遂厌公主，常亲来肆辱骂，金氏亦每加殴拳，至于全身无不流血。公主不堪其耻，遂绝食而死。
九十九：莫佩他寇河北，以难治秦人，遂胁立故幽州长史谭飞为伪燕主于涿郡，署置百官。飞既登伪位，还与其妻曰：“今日之事，千载之后，能有知我之难者邪？”其妻对曰：“人若以伍柏为易（注曰：伍柏，广阳太守，为鞑靼所寇，力战城破，自尽），则陛下为难。”
一百：鞑靼寇陷东都（注曰：在永皇三年），莫佩他纵胡骑掳夺剽掠，屠戮黎民，且焚诸庙。爰及圣王庙，伪燕主谭飞沮之曰：“诸庙可焚，惟此庙不可！”莫佩他勃然曰：“此庙有何不可焚？”飞对曰：“圣王，千古纯臣，旷古名相，其得民心之甚，有逾磐石。可汗欲得天下，必尊崇士人，收拢民心，秦皇诸庙，为我雠敌，焚之可也；圣王之庙，士民心向，不可焚也。不然，何以为四海之标榜？何以章可汗之圣明？今尊之尚且不及，奈何毁之乎！”莫佩他不纳，曰：“今必焚之，能奈我何？”遂焚圣王庙。谭飞退而私叹曰：“呜呼，此胡焉能得天下？我会为后世訾为乱臣贼子矣（注曰：谭飞之弃国从胡虏，纵莫佩他得天下，后世亦必以之为乱臣贼子）！”（注曰：《东都世言》自圣王事起，至圣王事迄，可谓首尾相应，得其始终矣）
开昌实录 上卷
高祖高皇帝姓秦氏，讳虹，苍梧高要人。属梁季喧嚣，区宇哗然，乃奉天应运，启圣龙腾，于梁崇宁十六年践阼长安，改元开阳，遂肇隆皇朝，廓清天下矣。
高帝之平四海，今上大皇帝功勋其盛也！今上讳膺，天姿英武，闲练骑射，尝弯弓弊狼，高帝遂封之为“小狼王”。圣王总王师摧残梁于河北，今上每战在前，无不跳荡，与镇北将军赵政转斗汾、晋，平绥并州，捣锐冲锋，功冠众将。
天下既清，高帝以并州环抱山河，四塞之地，进则御胡虏于沙漠，捍中原之谧然；退则守京师之北藩，作金銮之屏障，故而以为若使异姓居之，恐生风尘之变，遂留今上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
今上在并州，内翦山胡，外殄鲜卑，其威亦扬，其功也盛！于是高帝太子序遂忌之，数阴使人罗其愆尤，间诸高帝，高帝明察，未尝以为然。今上亦知兄弟势不能相容，尝与贵妃杨氏曰：“父皇万岁今在，当无如何，一旦万岁不讳，太子必有所图，届时我焉能坐以待毙邪？”且托以边关事密，与高帝相约：凡高帝与今上诏敕，并改“奉天皇帝”之皇字“白”下“王”为“土”，以别真伪。
开阳十九年春，今上摧破鲜卑，追北大漠。太子遂使人诬今上以私藏鲜卑单于法器，高帝知其事，曰：“狼王天子儿，单于法器，尚下其等，若以为嘉物，用之有何不可？”遂未能行其计。而太子益惧，日夜惶恐，其中庶子匡恩遂建言曰：“狼王之所以能窥贰离，以有沙场之声威，殿下若亦建勋于方面，则复以长子之尊，必能绝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鲜卑，索虏势等余烬，此天赐良机，殿下何不乘此难逢，抚军御戎，旌旗北讨，何异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凯旋，海内必无异望，岂不美哉？”太子遂以为然，属十九年，帝欲肃清沙漠，太子乃请为征讨，高帝许之，以为抚军大将军，加都督征讨诸军事，都督马步十余万，使豫州牧韩丰副之，出卢龙塞东趣白衣鲜卑地。
匡恩，平原般县人。少孤，居父丧有孝行，守坟，有兽来犯，恩不去，兽竟不害之而走，人以为孝感所至。开阳八年，举孝廉，为本县典库。累迁高唐令，以政绩第一，征为司空主簿。后高帝以太子为国本，宜选德行辅游，以恩既以孝著，为人刚介不回，遂擢拜太子中庶子，事太子于东宫。太子讨鲜卑，恩从之。太子折戟，恩为鲜卑所禽，鲜卑欲降之，恩曰：“我是皇朝国本之僚友，储貳之佐吏，岂有翻事贼虏之理？”竟不食而死。
今上闻太子将北讨鲜卑，惧太子立功。先是，有幽州奇士杨琼字卿达，尝散发异服，衣道士冠裳，日在今上府门徘徊吟唱，手舞足蹈，门人以为疯痴，斥骂而欲驱之，琼叱曰：“何物小子？敢逐天子师乎？”今上闻此语，惊愕，召见之。既坐定，琼叩首曰：“陛下万岁，臣琼恭请圣安。”今上大惊，以为是太子遣人诈之，勃然曰：“至尊春秋鼎盛，汝是何言？”琼闻今上先言至尊春秋鼎盛，而不先言太子犹在，乃对曰：“脱有不讳，陛下自当奉纂。”今上又厉声曰：“太子亦康泰，汝此言何意？”琼曰：“君岂无此意？”今上嘿然。琼又曰：“臣今日来，正为襄翼龙腾，事既不果，乞一死而已！”今上遂信其真，留与语，言及兴亡衰败、兵略权谋，颇得相合，于是引之为左右，藏乎府中，每阴决大计，暗画策谋，外人莫知琼名。至是，今上问琼曰：“我奋战北鄙数年，若使其得功，我何如也？今当谏陛下，使之罢。”琼止之曰：“鲜卑天下穷寇，二赵不能沮距。太子生于深宫，非有戎马之才，然其既以东宫之重，将帅大众，必骄而自恃，安能克捷？会取败矣。时其名声大衰，复赖王以戡乱也，何以谏止乎？此政我之得也。”今上以为然。
初，太子久在春宫，未尝历经戎马，然以鲜卑余烬，王师摧之必若探囊，故特易此战。鲜卑单于觇知其事，遂阳示畏懦，收众东北去，太子以为鲜卑惧之，大喜，欲深斗，韩丰沮之，太子勃然曰：“我天下副主，汝一州牧而已，焉敢沮我？”乃弃粮秣辎车于其后，专力轻进，深追千里，至于医巫闾山中，鲜卑乃大发伏兵，首尾截击之，胡骑四向而至，云薄王师，冲突左右，太子不知措举，于是全军溃北，死者十五六，尸骨填壑，涌血盈山，太子中庶子薛安、太子中舍人赵拓皆死之，豫州牧韩丰、太子中庶子匡恩为鲜卑所得，太子赖其卫卒，仅而得免。
薛安，字叔泰，河东襄陵人。少好学，日诵千言。及长，举为闻喜纲纪，累迁河东郡丞，擢河东太守，治为司隶第一。太子昇春宫，素闻安名，请为太子中庶子，与匡恩同列，人以恩德高而安学深，呼为“德庶子”、“学庶子”。从太子讨鲜卑，没阵中。有《五朝吉礼总辩》五十卷、《梁礼驳疑》八卷。
赵拓，字广美，桂阳南平人。以才学解褐，累迁中书令史，善书。太子为储貳，请为中舍人。与薛安共没鲜卑。
太子与左右奔逃入关，至于渔阳，问于宫属：“今欲立功，反罹惨败，奈何之？”太子洗马虞城建计曰：“莫若推责于韩丰，言其既与殿下所计相左，阴怀怨忿，用不力战，故至覆军，其人业已叛入鲜卑矣。”太子从其言，还朝推尤于韩丰，诸臣承其旨，遂议抄没其家，丰妻惭愤自裁。
太子又用虞城计，故使人飞马至于边塞，传丰家被抄，妻女自焚之事，欲使丰知之。韩丰本不欲降胡，既知此事，遂叛入鲜卑，转寇幽并，连破数将，幽州牧赵之扬、冀州牧赵政迭为挫摧，望风南遁，河北忧惧，人欲剃发，高帝乃使圣王与今上将兵往讨。
时丰兵锋甚锐，进逼常山、雁门，圣王遂与之对持，堑壑垒营，欲迮之于常、雁之间。今上闻之，颇不屑，与杨琼曰：“何以一畔将，使中华骁勇却步邪？”阴将左右“八百阎罗”数人出营。直韩丰污言挑战，今上登高远眺，见其麾盖旗节，指之问左右曰：“若等敢与孤斩之不？”左右齐声喝曰：“惟狼王是从！”遂持矟勒马，居高冲锋，至于其前，挺矛刺丰于万军之中，枭首其尸，回马归营，鲜卑悉不能当，遂大乱。今上于是召集亲兵并“八百阎罗”凡八千人，乘锋呼喊，直捣其军，斩虏万计。圣王间之，悉军进斗，推锋逐北，遂悉复幽冀。
“八百阎罗”者，今上之精骑也。初，今上在太原，自漠北购得良马，加以繁育，并使良工锻造精兵，于州内简骁锐果勇者七千二百人，分为九阵，今上自领中阵，部将陈瑞、公孙禾、何超、胡珍、马境、费徐、姜萃、羌登，凡八人，各领一阵，每阵八百，悉备铠马，昼夜操练，四季演武，号“八百阎罗”，为天下精兵，所突无不摧枯，今上之数破鲜卑，“八百阎罗”每战冲锋在前，先登陷阵，功居多矣。
太子既折戟，又使名将外叛，河北危县，高帝遂不复思使之掌兵。而今上因之挽狂澜而扶大厦，斩彊敌而捣劲虏，威名益盛，略如杨琼所画。故而太子之惧益甚，而帝亦以嗣位为虑，尝问于圣王曰：“卿弟以为，太子与小狼王孰可奉纂皇极也？”圣王每曰：“此君家内事，臣不能预矣。”太子闻之，图今上之心弥切。
二十二年夏五月，高帝崩于万圣宫。太子乃问于中庶子严湛曰：“今小狼王拥重兵于河东，我若奉位，彼安能从我？”湛对曰：“可秘不发丧，矫诏令小狼王入京。”太子从之，秘其丧，矫诏召今上入京侍疾。初，高帝与今上相约，诏敕改字，已见上文，而高帝临崩，忘言此事，太子遂不知。
严湛，字伯清，鲁郡卞县人。善谈辩，闻名远近，喜阔论，太子昇春宫，遂引为舍人，特爱之，累迁中庶子。太子矫诏召今上事，湛所建也。洛阳破，湛自尽，今上闻之曰：“我兄弟卒以刀兵相见者，颇以此竖子矣！”于是尽以罪诛其妻子兄弟。
开昌实录 中卷
今上得其矫诏，见其不改“皇”，大愕，惶恐不知所为，急召诸将吏及杨琼于王府中会议。上传诏遍示诸将，并发此前诏敕，指“皇”字曰：“卿等以为，此矫诏不？”诸将吏沸然，交头接耳，上乃问杨琼曰：“卿达，如何？”琼徐然曰：“臣以为，今至尊大渐，内外相隔，太子留中，事不人闻，而此敕文既乖前约，必是矫制，恐太子已行豺狼之举，亲犯弑父之奸，故欲诈我入京，以加屠害。今日之计，莫过传檄四方，暴其大逆，星言电赴，径捣东都，四海闻我名正而言顺，纵不来相助，亦匪敢轻举，则殿下以先发制人，摧之拟振槁，假汾绛铠马，破之等折枯，如是，天下不足定矣，此上上策也；若犹怀疑虑，坐甲按兵，则委人以抗旨之名，太子因之蛊惑四海，纵我再移檄远近，会皆不信我，谓我以诈，问我以何不早发，必是临危狷惧，诬谤太子，如是，王惟能以并州之众，与天下争锋，则转攻为守，由先反后，胜败孰归，臣不敢料，此中策也；王若以太子心非蛇蝎，性违虺蜴，谓此诏之矫，徒其恐惊扰殿下，故权为此计，欲殿下入京，宣以兄友，期王弟恭，然后前嫌冰释，宿恨烟消，伯仲相睦，昆季欢言，则王但奉此敕，匹马南行，然臣不敢信之，俟王一旦启程，臣则南面再拜，自刎家中，何也？不忍生见殿下之为人鱼肉矣！故作斯了断，以报王之殊遇耳，此下下策也。臣所能画，惟此三策，王审今形势，躬为断决。”
今上颔之，问诸将吏曰：“诸君作何？”并州记室羌登言曰：“若太子之敕诚矫，则此君之言是矣，若非矫诏，乃高帝一时忘易其字，如何？如我举兵，岂不成乱臣贼子乎？”初，今上未尝使外人知杨琼，故珍以“此君”呼之。琼欲言，并州参军胡珍先对之曰：“士嘉所疑有理。然若此敕不假，至尊未有不讳，则纵我兴兵，至尊问罪，我有由也，曲不在我，殿下以父子之情，据理之实，恐无妨矣；然傥坐待晋阳，若真如此君所言，则你我徒作阶下之囚，枉为泉下之鬼。”羌登字士嘉，故珍呼之曰“士嘉”。琼曰：“此公所言是也。”诸将吏相顾纷扰，犹未能决，王妃杨氏从后出，再拜而跪于王前，高声曰：“坐待则必死，起争犹可胜。胜则君帝临天下，臣妾得附龙鳞；败则与君共赴九泉，生死同之矣！妾素无深略，惟知此耳，何复言哉！？”诸将吏见之，亦皆跪，齐声喝曰：“惟王命是从，誓与王共生死！”今上遂定计，拔剑指天，厉声曰：“皇天庇佑，事若有成，富贵与卿等共之；事若不成，九泉与卿等会之！”遂以“吊帝丧，诛不孝”为名，起于晋阳，移檄四海曰：
“今上万岁至尊大皇帝自去秋九月，圣体不康以来，养气后宫，屏绝内外，时至今朝，将三百日。又洎乎今春以来，龙体大渐，满朝卿将，未尝入禁，惟太子秦序侍疾于“万圣宫”，代为监国，亦几百日也。于此之间，宫中动静，朝野靡闻；圣上安危，四海未晓，诚使宇内吊胆，臣妾心焦！
然日来晋阳得洛京敕令，言万岁疾笃，欲召小狼王入京。夫在畴昔，小狼王以边关事密，与万岁相约：凡万岁与今上诏敕，并改“奉天皇帝”之皇字“白”下“王”为“土”，以别真伪耳。比年至晋敕诏，莫不如此，王府皆有存藏，天下可为验证。而今日此敕，顿乖前约，料其形势，必是山陵已崩，太子矫诏，欲害狼王。若夫万岁以疾笃登遐，事不悖情，太子如何不发丧于海内？而秘其事于深宫邪？岂非秦序已肆禽兽之毒，亲行弑父之逆乎！
呜呼！小狼王以万岁之爱子，剖符封疆，寄任维城，期以捍卫皇朝，报忠君父。然观今日之局，万岁处不测之中，元凶谋屠害之计，王以先皇血胤，国家藩封，焉能坐视天子崩以迷离，空纵孽息逞其饕餮？故歃血太原，誓盟并府，云聚铁骑十万，景从战将千员，鼓噪扬旌，鸣铮耀甲，发自晋阳，电趣京洛，铠马成群，跨壶关而越太行；骁锐接踵，济汾谷而临北邙。精兵奋威，贾百战鲜卑之余勇；虎卒激昂，蓄疾仇豺狼之宿恨。夫以此斗战，何坚而不摧；以此对敌，何强而不灭？冀以“吊帝丧，讨不孝”，问罪豺狼，报偿皇恩，洵名正而言顺，必弹指可成功。
夫万岁之临四海，积年而累岁，故观文诸君，或久食天家之俸禄，或宿蒙圣主之化恩，属此君父罹惨之时，直是虺蜴遘邪之际，焉能不愤？孰可安眠！诚忠臣显纯之秋，谅义士奋节之日！如何不枕戈抚剑以从义旅？奈何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凡从义讨贼，迎顺伐逆者，拜官赐爵，山河指誓；封妻荫子，金石为诚！传檄四方，咸使知闻。”
今上之兴兵问罪，总并州见甲，凡有步骑十万人，使羌登将步卒三万，顺汾水而南，趣襄陵，以为偏师，躬将大众七万人，使并州长史陈瑞将九阵“阎罗”，先乎移檄，衔枚裹蹄，兼行倍道，出壶关而越太行，陷邘城，临沁水之北，今上乃移檄远近，帅余众以继之。留近幸惠诤留卫妻子于晋阳，诤进言曰：“臣有言，昧死请王上。”今上惑曰：“卿但语。”诤乃曰：“今王上既起兵以内侮洛京，并州将士皆冒罪弃家而从。王上今留妻子于晋阳，是示将士以有后，则谁竭心肝胆？不若从妻子南下，将士以王上有必前无后之心，势悉奋力以战。不然，众将士睹王上虑妻子，各亦虑其妻子，皆思顾望，莫存战心，焉有弃家而从王上者邪？”今上善之，遂将妻子从军。
师既动，今上问于杨琼曰：“胜负何若？”琼对曰：“彼若会天下精兵，固垒河南，锁距险阻，我以藩王之众，犯偪帝京，旷日持久，人心自疑，倘进不能取畿甸，退必瓦解而鸟散，徒成禽耳；彼若遣勇将名师，越河而列阵，与我野战斗兵，以逸待劳，胜负未可预知，然以大王之神勇，阎罗之骁健，将胜多而败少也；彼若驱合司隶之兵，迫集三河之甲，推锋远指，图我晋阳，昼夜奔波，星驰电赴，比至我剑下，人困马罢，士衰将乏，我以必死之众，畜锐之师，摧其草云之徒，捣厥颠沛之将，一战可举之，进而乘锋南下，太子之颅，旬月可见！”今上又问曰：“卿预彼将如何？”对曰：“太子外惮大王之勇，而内怀急功之心，必不取上下之策，盖将行中策也。”而太子果如其言。
邘城既陷，事闻洛京，朝臣惶惧，问于太子，太子初言帝未崩，而人皆求见帝一面，太子不能奈何，始言帝崩而发丧，即位灵前，于是内外疑虑，以为今上檄文所言是实。初，高帝弥留之际，太子恐四海有变，故使明王赴襄阳，总督荆楚。至是，太子亦传檄四海，以讨今上。
二檄至各州，豫州属前牧方卒，尚无新牧，太子以洛京之命，得以收其州兵；雍州为圣王所督，荆州为明王所督，而王后应太子召而入京，故亦不奉太子檄，二王将兵赴洛，以助太子；扬州、徐州郡门林立，其牧张骁、郑谈惟保州自守而已；兖州牧任成得二檄，亦惟守境而已，人或劝之，成曰：“我位已极外臣，何苦干此纷争？”两皆不应；青州牧高玉弟青州司马兼济南太守岳问玉曰：“君侯何如？”玉曰：“此皇家内事耳，你我兄弟但保州不为寇盗而已。”亦如徐、兖；交州牧迟然得檄，亦如任、高而已；至于凉州牧王平、益州牧刘提，皆以路远而胡盛，辞假时日，实以观望耳。
先是，冀州牧赵政、幽州牧赵之扬既宿与今上共历战阵，同讨北狄，故而情好甚密，数与交通，于是檄至燕赵，之扬驰至邺城，与政谋计，而今上亦遣使至邺，叙以往情，许以封尊，二赵遂转运燕赵甲械资粮，并发突骑精兵五万人，以助今上。
讨论：如何看待高帝与圣王的君臣关系？
高帝与圣王是东秦开国历程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东秦的开国皇帝，一个是东秦军界最高领袖兼帝国二把手。可以说，东秦帝国是两人合作共同建立起来的。
高帝与圣王这两个人的关系，则既是君臣，又是兄弟。二人同乡近好，早年便义结金兰，高帝“与圣王、明王相友如兄弟，坐同席，寝相枕。”（《前秦书•高帝本纪上》）等到高帝避难北逃之时，恰好遇见了返乡路上的圣王，于是二人一起去投奔了郝应所率领的义军。
在投奔郝应后的第一战——零陵之战中，圣王策马斩敌将于万军之中，三军大震，名扬营中。但义军郝应除了诧异圣王的英勇之外，更惊奇高帝的反应：“人皆惊畏，而王径赴帝所在，报斩将，帝嘿然，人益奇服之。敌既亡将，溃，为郝应所破。已胜，应寻问何人，知是王所斩，又知帝之所为，乃延见，睹帝器宇非常人，受帐下督。”（《前秦书•高帝本纪上》）圣王斩将万军之中，“人皆惊畏”，圣王却不顾其他，径直走向高帝，这显然是圣王不想独占英名，想通过自己服事高帝来引起人们对高帝的注意。而高帝“嘿然”，似乎认为圣王斩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更是使郝应感到大为惊奇。可以说高帝与圣王这次配合，既造大了圣王的声名，又凸现了高帝的形象。
圣王与高帝的默契绝非只此一例。作为高帝心腹兄弟，圣王往往能够通过高帝的暗示，分析出高帝的心思。最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崇宁九年那次战略的抉择：
“九年二月，帝会诸将，问曰：“今欲北，莫若自上庸而如中原，或捣汉中而取关右，宜何者？”诸将皆以为，若入川者，又须夺关右，难也；从上庸发，直捣中原，兵可不日近雒都，易也，且若击川秦，孤军而行，发上庸，与郝应可合。
帝时欲图蜀中，以是嘿然不应，王知帝心，乃建言曰：
“今兄台已取三郡，自可独成一业。虽兵马不足四万，而宿将精兵，非不可假以成事。若道上庸，虽沮少，而必附于郝将军，彼众而我寡，则仰人鼻息，君上有龙虎之志，岂可委质于他人，此一也。
中原与荆襄相连，使我取之，安能不为郝将军所內？若克定川秦，则益雍皆为我所有，夫此天府之国，若据之，北可图晋凉，东可入中原，进可辉扬大义，退可固关自守，此天所以成君上之业也，阖弃之？此二也。
夫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我兵出上庸，偪中原，指雒都，其必倾天下之兵以斗，我寡而敌众，安能必胜？然若我入川蜀，任郝将军击中原，则梁必虚西兵以东乡，我可收益雍如探囊，此三也。
观此三者，则入川为上，而出上庸为下矣，窃为君上谋也。”
帝大悦，拊之曰：“此吾高辽也。”诸将尽以为然，遂继西讨，王仍从斗战。”——《前秦书•圣王本纪上》
高帝此时已有自立之心，因此心中必然是希望走川蜀而非上庸。诸将皆为武夫，不明高帝之心，但当圣王察觉到高帝“嘿然不应”时，作为多年的手足兄弟，圣王体会到了高帝的心志，于是随机应变，现场向诸将分析了应该入蜀的三点原因，说服了诸将。根据当时情况，圣王是在没有提前准备的情况下，临场发挥，对进军战略进行分析，可以说，这段分析一方面体现了圣王的战略智慧与随机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圣王对高帝心思的把握与二人间的默契。后来高帝得到郝应的封书时，产生了自立为王的想法，也是通过给圣王眼神，来使圣王提出这个想法的：“帝既得书，诸将称喜，帝面无色，罢退诸将，留王、明王、管恪。帝目王，王意之，曰：“夫川蜀王者之地，未尝不可以称制也，今君上已并八郡，带甲六万余，又据天府之地，何必委身于魏？”明王、恪然之，帝遂喜。”（《前秦书•圣王本纪上》）
如果说圣王能够看懂高帝的心思，是圣王单方面对高帝的忠心，那么高帝对圣王的信任，使二人间的君臣关系更加显得融洽。在创业初期，高帝对圣王的建议言听计从，无论是嘉鱼之战，还是江陵之战，高帝都采用了圣王的计划，甚至在江陵之战这场关键性战役中，高帝对圣王采取了“尽以委君”的信任。
高帝独立创业后，无论是进攻关中的时机，还是进取山东的行动，都咨询采纳了圣王的建议，并且在东出函谷之后，干脆将长安与关中都托付给了圣王，而圣王也没有辜负高帝，平定郭孝成、消灭马隆、治理关中、供给军粮，为在山东转战的高帝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与源源不断的资源补给。
其实，高帝对圣王的信任还体现在一件可能并不惹人注意的事情上——收降郭孝成。《前秦书•郭孝成传》记载：“先是，圣王在雒都，拜孝成为师，从学兵法、武技于孝成，圣王闻孝成守牂牁，遂招纳保荐，帝乃拜孝成为前将军，以为先锋，北乡广汉。”面对不知底细的降将，高帝仅仅因为圣王的保荐，便敢将前锋重任委以郭孝成，足见高帝对圣王信任之深。
在《前秦书》中，体现二人关系亲密，远超一般君臣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十二月，帝召王，王至自长安，帝亲劳之，又问以后计，王曰：“今皇兄已定司兖，略有中原，当另有别图。郝应、士尚相攻于豫州，可使之相斗，我收渔利，袁善陆梁青徐，非池中物，若不乘其未壮，六师移之，恐必为后患。待袁善既破，海岱肃清，皇兄当举义兴兵，北乡讨梁，一清河北，而后南乡以争江表，天下可定矣。”帝说，曰：“贤弟朕之臂膀也！”王乃曰：“皇兄此语甚使臣寒也。”帝不解问之，对曰：“弟常以为，弟虽不才，而亦应为皇兄心上之人，未料皇兄仅以为臂膀，实寒臣也。”帝笑曰：“贤弟此言是也，贤弟常在朕心上，微贤弟，朕寝食不善，坐立难安也。””（《前秦书•圣王本纪上》）这段圣王近乎于对高帝撒娇的对话。
还如“帝乃延圣王于宫，觥筹之间，戏圣王曰：“前闻袁善姿貌甚美于常人，见之于陈，果如是矣。”圣王闻而不悦，曰：“皇兄可六师南下，禽之以为男宠也，何与我道之？”帝见王不悦，揽之曰：“斯虽美，远不如圣王。”圣王曰：“皇兄不必慰臣弟，臣弟久镇关中，以皇兄之风流，心忘臣弟，亦宜也。”帝笑曰：“朕岂能忘圣王乎？微圣王，朕无天下也。””（《前秦书•圣王本纪中》）这段圣王吃醋的场景。（这件事圣王后来耿耿于怀，至于却狼山之战前尚和以女装羞辱圣王，圣王穿上后还问了赵之扬一句“何若袁善”）
又如“秋，乃班师。既还，帝亲迎于北门，圣王笑与帝语：“臣弟何如？以尚和之强，军败死疾，河北望风披靡，梁主焚火伏罪，一役克定天下，观四海之内，可有决机智武如臣弟者？”帝亦笑曰：“闻王弟曾着妇人之服，姿貌艳绝，改日务再穿与朕看，令朕一睹王弟红颜。”王惭然，窃与帝语：“此事莫提，此事莫提。””这段令圣王羞耻的对话。
还如《前秦书•圣王本纪下》文末所收录的那封高帝写给圣王的信，更是真情流露，溢于言表。
但其实，我个人感觉最能体现高帝与圣王感情的，还是圣王“床山之败”回京后，高帝的反应：
王既归，帝亲慰之，王伏首帝胸腑泣曰：“臣弟又丧王师，使皇兄蒙羞，国家遭损，罪该万死。”帝抚之背曰：“卿在，朕夜寐可乐醒也。”王又泣曰：“使皇兄丢河北也。”帝笑曰：“微卿，朕无天下，何谈河北？”王意乃稍安。（《前秦书•圣王本纪中》）
因为这时，是圣王最需要安慰和理解的时候——圣王自起兵以来，未尝折戟，至于首次被尚和击败，也是因为士兵“炸营”。然而这次床山之战，圣王被尚和打得大败，心理上受到的的打击足以想象。高帝在这时，并没有选择责备圣王，而是选择安慰与理解圣王。
您如何看待高帝与圣王的君臣关系呢？是认为他们“君臣至轨”？还是认为他们不过利益合作？还是认为他们既有着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但也不得不受着传统君臣关系的影响？在您看来，哪一段高帝与圣王之间的记载，最触动您呢？欢迎大家评论。
开昌实录 下卷
七月六日，今上将兵济沁，偪野王，一日而下之。初，今上兴师，太子问司隶校尉兼兵部尚书郜芝曰：“郜公以为，今当何如？”芝对曰：“以小狼王之勇，凭河而守，传檄四境，此上计；派遣大将，阻于河北，此中计；人心未稳，兴师北讨，此下计。”太子以为中计为上，遂使明王将兵济河而北。
九日，明王将先锋六万，至野王南，并州贼曹姜萃问于今上曰：“今明王将锐卒亲来，我大军尚在沁北，何以距之？”今上曰：“但使诸将奋力矣，我为诸君请明王入帐。”今上遂乘明王方至，列阵野王南，躬率“八百阎罗”，擂鼓冲明王军，今上挺矟而进，左右冲突，士卒随之鱼贯，敌莫不摧折，于是径趣中军，获明王于阵中，其军遂降溃。今上于是迎明王入营，明王忿耻，不视今上，今上跪拜而慰之曰：“愚侄以讨不孝而举兵，奉天持义，以是能侥幸胜皇叔，此义之力也，非战之失也，皇叔勿以挂怀。”明王意遂稍解。
十二日，进至温县，河内郡尉栗契据城固守，今上造楼车云梯，攻之十日才下，生得栗契。兵卒缚契，使之跪，契不跪，怒曰：“我天子臣吏，不跪逆贼矣！”今上懑而斩之，车裂其尸。
二十四日，至河阳，三日破之，并连捣缘河诸军戍，八月朔日，济河，至于河阴，圣王遂将兵十万距诸河阴。圣王之威既扬乎远近，今上兵马莫不忧虑，长史陈瑞问今上曰：“今日如何？”今上拔剑对曰：“既已兴师，必无旋踵之理！前日明王来迎，我为诸君请其入帐，今日圣王来迎，复何疑哉？”于是命全军焚舟破釜，悉锐以冲圣王。王知今上必欲攻之，本虑坚阵以待，然今上跨马运矛，拔寨破垒，遂禽圣王于中军，大摧敌众，馘斩数万，血流注河，水为之赤。
今上于是迎圣王入大帐，跪拜叩首，泣涕嚎哭，言太子之悖逆不孝，叙兴兵之由，圣王急扶起，叹曰：“殿下与太子并我皇侄，何意今兵戈以对，手足相残，诚本不欲见之矣。”亦拥今上而垂泣，见之者莫不潸然。
今上既再战禽双王，天下震动，郡县不守，司隶诸城，莫不归附，于是收洛阳四近兵粮而围之，架楼车，造地道，四面以攻之。九月二日，羌登所部先登破城，今上于是入洛，太子乃自尽于宫。
今上既入洛，欲亲往宫中，琼谏曰：“以诛不孝为名，当先发丧，上庙谥，然后入宫。”今上从之，为高帝发丧，上庙号曰“高祖”，谥曰“高帝”。初，太子上高帝庙谥为“太祖武皇帝”，至是，今上皆易之。乃入宫，见兵士得太子尸，今上连斫数刀，肆骂不止，呼人欲使犬食之。琼复谏曰：“彼皇家子，安可如此，且损王度也。”今上乃止，以庶人礼葬，不与谥。太子母郦氏与太子三子，并死乱军中，今上捕得太子同母姊一人并其母族与妃妾家室，及诸子妻门，男女长幼凡数百口，皆坑之于城南。
十月朔日，今上始践阼，诏大赦天下，增同至自晋阳者，武官三阶，文官两阶，诏废秦序为庶人，余官各如故，改明年元曰“昌武”。十一月，加冀州牧、都督冀州诸兵事、邺城留守赵政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使持节，进爵为常山公，余官如故；加幽州牧、都督幽州诸兵事、北平留守赵之扬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使持节，进爵为辽西公，余官如故。
昌武元年正月，改元。以赵之扬遥领太尉。以圣王为右丞相，明王为左丞相，位在百官之上。至是，皇朝自“开阳”入于“昌武”。
臣西河太守卫曰：今上大皇帝属王业草创之时，耀威河朔，扫荡晋汾，立冲锋陷阵之功，建跳荡先登之勣。洎乎寄任封疆，藩屏晋府，内翦山胡，外讨鲜卑，以铁甲之彊，歼殄种落；韩丰之勇，枭首县颅。于是英名震于远近，威声著乎戎旅，用生夺嫡之心，渐萌争储之意，而太子亦危惧内怀，图谋外迹，手足兄弟，翻为仇雠。至于高帝登遐，深宫事秘，今上遂因其际会，乘此风云，举旗兴兵，马首南乡，再战而禽双王，一鼓而克京洛，遂得杀兄夺位，君临四海云云。
而今上之得位，假兵戈以内趣，非少阳奉纂，异贰离嗣宸，故今日朝野内外，于开阳、昌武之间“讨不孝”之本末，未尝敢有多言，皆缄口锁齿，缚舌钳唇，唯恐一语失慎，举族伏诛。秘书、著作，焚毁前录；治书、兰台，削刊旧藏。呜呼，臣窃以为，史者，录本纪实，存真去伪，不虚美，不隐恶，不以惮威权而曲笔，不以惧屠戮而改志，所以流传万世，彪炳千秋。且今上大皇帝东吞高丽，西苞葱岭，摧殝鲜卑，廓清沙漠，威震于四海，声兼乎华戎，武功之盛，亦已极矣！如若直笔实录，宣于汗青，后世自有评判，子孙必叹胸怀。何苦埋没史记，反使欲盖弥彰，教正直之人，耻我虚诈；速好事之徒，妄加揣度，遗千秋之齿冷，留笑柄乎万代，九泉之下，岂忍覩邪？
臣本并州小吏，曩以从龙征讨，于兹忝擢郡将，其间尝在秘书，曾入兰台，故往昔旧录，幸得目睹；龙兴本末，亲历厥中。又以宿事君侧，久览并府文书；友密杨琼，能闻帷幄机密。故搜罗纂辑，不自量力，录“讨不孝”前后之事，著《开昌实录》，以图袪魅乎来朝，霁雾于后生。然今上特以此间史笔为垂意，臣恐触机挂网，卒速倾宗，故而藏诸坊间，以俟重见天日云云。
皇秦雁门郡丞张乐校理于隆丰二年，为后记曰：臣初读皇秦秘书台令杨聆所著国史《秦书》，至于太宗“讨不孝”前后诸事，颇感其间娄觉难解，数见隐涩，当时已感杨令之著书，或所用已历毁改，或执笔大有刊削，恨不能跨百年而知其真伪。后臣游于西河离石，于县民衣氏家中，得《开昌实录》三卷，题曰：“皇秦东都西河太守卫”，半页十八行，行十七字，无句读，无注解。臣详为点断，孰加披读，顿觉往日困惑，一时云散，遂感如获至宝，于是手抄其本，以为至珍。后臣又过雁门马邑，又于县民家中得《开昌实录》三卷，无题，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无句读，无注解，数有残阙，臣骤然狂喜，再抄其本，乃以离石本为底本，与马邑本对校，文字大体相类，惟以下稍有不同：
一、上卷“王总王师摧残梁于河北，今上每战在前，无不跳荡......”“跳荡”，离石本作“挑荡”，按马邑本是，据改。
二、上卷“天下既清，高帝以并州环抱山河，四塞之地，进则御胡虏于沙漠，捍中原之谧然；退则守京师之北藩，作金銮之屏障，故而以为若使异姓居之，恐生风尘之变，遂留今上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进则御胡虏于沙漠”至“恐生风尘之变”，离石本无，据马邑本增。
三、上卷“今上在并州，内翦山胡，外殄鲜卑......”马邑本“山胡”作“土胡”，按离石本是，不改。
四、上卷“匡恩，平原般县人......”离石本“平原”作“五原”，按五原郡下无般县，且《秦书·诸宗室世家》作“平原匡恩”，据改。
五、上卷“初，太子久在春宫，未尝历经戎马，然以鲜卑余烬......”马邑本“余烬”作“余尽”，非是。
六、中卷“扬州、徐州郡门林立，其牧张骁、郑谈惟保州自守而已......”马邑本“郑谈”作“郑炎”，按《秦书·郑谈传》，离石本是。
七、下卷“今上将兵济沁”，“沁”离石本作“泌”，按自并州至于洛阳，所经者沁水，马邑本是，据改。
八、下卷“今上既再战禽双王”，马邑本作“禽只王”，非是。
又《开昌实录》之著者，书末既有“臣西河太守卫曰”，按书中每言“今上”，故知是太宗朝西河太守，然不知姓卫乎？名卫乎？窃以为名卫为长。其成书之时，不得详知，然按书中言“东呑高丽”，据《秦书·太宗本纪》，二赵灭高丽在昌武四年九月，知至早不过此；又言“贵妃杨氏”，据《秦书·太宗本纪》，杨氏封后在昌武八年二月，知至迟不逾此。故知《实录》之成书年代，必在昌武四年九月至昌武八年二月之间耳。
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列女类》与《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
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第八》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第一》看杨聆之妇女观
沈三川
（华中师范大学荆州，江夏郡443709）
本文为转载自“简书”客户端，已受原作者（简书ID：“一只沈三川”）同意与授权，著作权由原作者所有。
张仕一按：本文系我向“沈三川”同学（以下称呼为“沈同学）请稿后，沈同学所写。当时请求沈同学写一篇文章时，主要是考虑到此前“东秦”研究的几篇“论文”大多都是传统领域，缺乏一些较为新颖的视角，而沈同学作为《前秦书》及相关书目的忠实读者，其专业方向又是相对视角更具新颖性的“社会性别史”，故而斥巨资（一顿饭）请她写了这样一样一篇文章，并得到转载授权。本文研究角度新颖，史料运用合理，逻辑相对通顺，尽管部分内容尚有瑕疵，但不啻为有关“东秦史”研究的一篇高价值文章，在此非常感谢沈同学。
摘要：在《前秦书》的记载当中，不乏对于女性人物的着墨，多散见于帝王将相之相关记载当中，“然国家大事，在政与戎，故女子鲜预，乏入纪传”①，综观《前秦书》，惟有《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两篇对女性人物进行了集中描写，也正是这两篇记述，或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出了作为撰写者的杨聆的妇女观。在本文当中，笔者即从《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当中记载的女性事迹入手，进行分类概述，试图总结出杨聆的妇女观，并指出当中的局限性与超前性。
关键词：妇女观；杨聆；《前秦书》；性别研究
《前秦书·列女类第八》所载女性共五位，即圣王贞哀妃姚氏、韩丰妻郝氏、冯翊阎氏、新罗金氏、晋王武哀妃梁氏，其中以梁氏着墨最多，郝氏次之；《前秦书·后妃类第一》所载为自高帝始之后宫诸人，大部分后妃仅是有名姓、家世的政治符号（如宣仁邓皇后）而已，有具体事迹记载的分别有高哀杨皇后、武仁杨皇后、宣德刘皇后、宣景孟贵妃、武昭帝后唐氏，其中以武仁杨皇后与武昭帝后唐氏着墨最多。以下笔者则将这十位女性见诸史籍的事迹进行简单的分类，从而结合杨聆的“史臣曰”，一窥其妇女观。
一、诸女事迹分类概述
《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所载十位主要女性人物，按照事迹分类，可以分为忠勇类、节义类、涉政类与劣迹类共四类。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位女性人物可能同时属于两类，此处的分类以人物代表性特质为标准。如在笔者看来，圣王贞哀妃姚氏便既可以属于节义类，又可以属于涉政类。
忠勇类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晋王武哀妃梁氏。梁氏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忠烈勇义皆备。魏郡誓死守城是为忠，遭晋王之弃后触柱自尽是为烈，领兵搏杀万军之中是为勇，大敌当前不以儿女情长为先是为义，如此女子，最后落得自尽的下场，实在令人叹惋。杨聆则评价她为“梁氏沥血沙场，冲锋战阵，为社稷驱驰，救苍生水火，诚皇秦之功勋也”②，可见杨聆对于梁氏的赞赏之情。冯翊阎氏虽为平民，却也具有“勇”与“义”这两种品格。作为女子为父报仇本就困难，还能够思虑到夫家，可见其“义”。除这两者以外，武仁杨皇后、武昭帝后唐氏也具有“忠勇”的特点。从行文所用笔墨而言，“忠勇类”当为杨聆所偏重的一类。
节义类的代表人物则是韩丰妻郝氏。具记载，在韩丰被俘之后，郝氏表现出了与一般闺阁女子不同的态度：
而太子深入，为鲜卑所破，败还，丰为鲜卑所虏，而太子推尤于韩丰，且言其已降鲜卑，诸臣承太子旨，遂大议抄没丰家。郝氏闻之，勃然曰：“府君天下名将，忠肝义胆，焉能屈膝降虏，而弃今上揖请之恩乎（注曰：高帝揖请韩丰之事，见《韩丰传》）？此必竖子诬言也！”然群口訾责，郝氏不堪其辱，遂惭愤自裁，有二女，亦从自尽。③
郝氏的节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杨聆却发出了“得无执拗过乎？”的疑问，可见在杨聆心中对于节义的是有一个“过”与“不过”的界限的，此处留待稍后讨论。除郝氏之外，圣王贞哀妃姚氏焚屋而死的行为也称得上“节义”，与郝氏自尽的行为似乎性质相当，何以姚氏焚宅是“义烈光章，足迈芸芸丈夫矣”④，而郝氏的行为则有过于执拗之嫌呢？这自然也与杨聆的妇女观有所关联，笔者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涉政类女性人物则有两类，一种是直接涉政，此一类以武仁杨皇后为代表；另一种为间接涉政，此一类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此处对于涉政的定义为女性人物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并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武仁杨皇后对于政治的参与是比较直接的。具《开昌实录》记载，在太宗是否发兵讨不孝一事上，武仁杨皇后的出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诸将吏相顾纷扰，犹未能决，王妃杨氏从后出，再拜而跪于王前，高声曰：“坐待则必死，起争犹可胜。胜则君帝临天下，臣妾得附龙鳞；败则与君共赴九泉，生死同之矣！妾素无深略，惟知此耳，何复言哉！？”诸将吏见之，亦皆跪，齐声喝曰：“惟王命是从，誓与王共生死！”⑤
可见杨皇后敏锐的政治感知力和不输男子的眼界。作为史书书写者的杨聆在《前秦书》当中并未提及这一段，自然是有出于政治考量的成分的，但即使是这样，《前秦书·后妃类第一》当中对于杨氏的记载也不难看出她对于当朝政治的影响。宣德刘皇后同样对政治有着一定程度的直接影响。至于间接涉政，则是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关于高哀杨皇后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高哀杨皇后与秦高帝年少时相恋，后来被“棒打鸳鸯”，杨氏最后郁郁而终，秦高帝或许是怀着愧疚，或许是怀着思念，追赠杨氏为皇后，并从此不再于后宫立后。“杨氏之死”成为了高帝后宫不立后的表层原因。⑥后宫无后，可见其影响之大，虽是“被动的”影响，却也不容忽视。以此为标准，圣王贞哀妃姚氏之死对于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影响，但是由于圣王与高帝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二者的影响力不可相当，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这里不作赘述。
最后的劣迹类，则以新罗金氏为代表。在做此一类分类时，名目难以确定，“劣迹类”或有不准，但也可暂为使用。新罗金氏是《前秦书》所载的少有的“坏女人”，杨聆记述她在赵默图谋杨零之时“每相协助”，“颇预其奸谋”，可见其对于政治也有一定的参与。此外，金氏对于赵默原配公主也“每加拳殴”。以此看来，金氏实在是“恶妇”，足以与作为乱臣贼子的赵默相配。而作为宠妃的宣景孟贵妃似乎也有“作恶”的嫌疑，在杨聆的，宣景孟贵妃进言之后，光宗便“以为然，遂竟废哀太子而立献文”⑦。这一类在史籍当中记载较少，体现出了一种“反衬”的作用，似乎在为什么而服务着。
二、杨聆妇女观之直接体现与间接体现
综观《前秦书》的记载，杨聆的妇女观体现在“直接”与“间接”两方面。
直接体现表现在《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当中的“前言”与“史臣曰”。《列女类第八》当中所言“夫阴阳相合，天地之塑，乾坤之道，万物所以繁衍，血脉所以绵久”⑧，体现了其阴阳两分的性别观念，《后妃类第一》的前言当中同样体现了这一点。而在“史臣曰”当中，他也直言“夫忠烈勇义者，人之善性也，匪惟在丈夫，亦在女子也”⑨，可见其具有超越性的妇女观念，即妇人不仅仅是闺阁当中的“金丝雀”，她们同样可以具有“忠烈勇义”这样的品质。
间接体现表现在人物的着墨篇幅。通读《前秦书》，再来看杨聆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不可否认的是，他在选择记叙对象的时候有着对于身份地位的考量，但是除此之外隐约可以看到另一重考量标准。在笔者看来，杨聆首重的是“是否对国家社稷有功”，此处的“有功”既考虑了人物本身的贡献，也考虑了其夫婿的贡献。比如，对于晋王武哀妃梁氏的描写则多于对武仁杨皇后的描写，而就地位而言，杨皇后是高于梁氏的。其次，杨聆重品格节义之士，如阎氏、郝氏、姚氏。阎氏以平民身份列于众女之间，颇有中和篇幅的意味。而郝氏与姚氏所为较为相似，在杨聆这里具有着不同的评价，或许可以回到杨聆首重的“是否对国家社稷有功”来看：姚氏之死无论是于战局而言还是于圣王而言，似乎都是“必要的”；而郝氏之死则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甚至在客观结果上还促成了韩丰的叛离。可以想见的是，若郝氏未死，韩丰未叛，关于他们的记述就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三、总结与评价
行文至此，以笔者的眼光来看，杨聆已经有了一定的妇女观基础，但是并未形成成熟的妇女观。
在他的，女性人物的侧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侧面塑造男性人物，突出男性人物的某种特质。尤其明显的是对于姚氏的刻画，为圣王这一角色形象的“从一而终”这一特点提供了有力的支点。另一方面，大部分女性角色的存在是为政治服务的（为男性人物的塑造服务也是间接服务了政治），通过以上两节的分析可见，杨聆写史之时较为重视的元素为政治元素，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也是侧重于这一部分。
总得来说，杨聆在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初步的形成妇女观，是具有超越性的。尤其是其没有居高临下，认为女性低劣，而是将男性和女性用同一套价值标准（即忠烈勇义）去评判，并对出现于道德上有所欠缺的男性人物进行批判，体现出其较为超前的性别观念。但是其观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至少书中所体现的观念仍然以男权社会的标准为标准，虽然某种程度认识到了男女的“同等”，但是并没有认识到男女的“不同一”。且其内容的出发点是为政治服务，故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些局限性。
尾注：
①（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②（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③（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④（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⑤（东秦）西河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中卷》。
⑥（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后妃类第一》。
⑦（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后妃类第一》。
⑧（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⑨（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