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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觉得我是新开一个“西秦”的坑好一点，还是继续“东秦”（）
秦魏之间：任成与梁末秦初政治格局
秦魏之间：任成与梁末秦初政治格局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063500）
内容摘要：任成作为与秦高帝与郝应这两个梁末秦初重要政治人物都具有亲密关系的特殊人士，在梁秦之际的政治舞台上，通过自发利用或被动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在秦高帝独立和秦魏对峙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缓冲作用。在秦灭魏后，任成在自身特殊身份丧失的情况下，根据形势作出反应，保证了自身和家族的安全，为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关东魏国奠定了基础。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任成运用自身作为秦魏之间的“中间人士”身份发挥了巨大政治作用，并对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乃至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东秦；梁秦之际；任成；秦高帝；郝应
任成，南阳随县（今湖北随州）人，起初贩卖私盐，后时逢梁末农民大起义，任成凭借自己的私人部曲，加入起义领袖郝应的起义队伍，并跟随郝应进行反梁斗争。期间，任成因为收留和赏识秦高帝等人，与秦高帝等人建立了比较亲密的情谊，并在跟随秦高帝入蜀，镇守上庸，此后又在秦高帝经略山东之时率军北上，协助秦高帝攻取兖州并镇守当地，对秦高帝的统一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最终被封魏侯，后又追尊为魏公、魏王，谥号武庄，亲手开创了两秦数百年裂土兖州的“魏国”①，是东秦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对梁秦之际的政局乃至整个两秦数百年的关东政局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而任成作为梁秦之际的重要政治人物，其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更多并非依靠征战来实现，而是通过其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或称秦魏之间的“中间人士”）这一特殊身份的被动利用和自发利用，来影响梁秦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缓冲作用。本文即试图从现存史料中有关任成及其相关历史人物的记载出发，探讨任成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一、秦魏之前：秦高帝独立之前与独立过程中的任成
任成登上梁末政治舞台，主要是依靠自己通过贩卖私盐的资本召集到的私人部曲，任成凭借这支武装力量，成功成为了郝应起义军中的重要角色。但这只能使任成能够出现在历史记载的只言片语中，真正使得任成在梁秦之际政治格局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还应属任成对狼狈来投的秦高帝与圣王等人的接纳：
•时天下苦梁，干戈四起，桂阳人郝应起于郡内，自号承天大将军，归义者越万，拔桂阳，薄零陵。圣王以为宜赴，帝然之，遂共往。既至，帐下督任成奇之，延帝等与谈，以为非常，俱引为从事。②
这一举动使得秦高帝等人成功加入了起义军，并以非下层人士的身份融入。任成接纳秦高帝与圣王，并在后来与其并肩作战（《前秦书·任魏国公世家》：“嘉鱼之战，与帝共破梁军，分兵循江取夏口、武昌诸城，佐帝定江夏......江陵之战克胜，成颇预之”③），使自身与其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对此后任成重要政治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础。
但这时任成的作用仍然只是单纯的以军事战争的形式发挥，并没有对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任成真正发挥对政治格局变动的重要作用，是在秦高帝独立入蜀的过程中。
梁废帝崇宁八年“江陵之战”后，素有野心的秦高帝在实力与威望已经充足的情况下，决定西进巴蜀，以谋独立。但此时的秦高帝尚隶属于郝应的起义军，必然不能公开与之对抗，因此秦高帝通过列举各种理由，说服郝应同意其率兵马西进。然而，秦高帝在郝应同意之后，又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希望任成率军协助秦高帝：
•帝既有威名，常欲自成大业，每以蜀中天险，可为王者之资，心欲有之。七月，帝言于应曰：“今梁军数败，天下四起，一时不能扰荆襄，余请麾师泝入川蜀。梁为镇关东之乱、鲜卑之侵，尽发川蜀之军，其一郡之卒不能满千，义师西乡，自可摧枯拉朽，巴庸之地可传檄而定，时将军帅师发于江陵，臣偏军动于上庸，则暴梁可灭，中原可图矣。”应然之，帝又请曰：“巴庸虽易图，而亦非唾手之物，臣乞予臣兵一万，请任成随行，则可横扫如卷席矣。”应许之，予兵一万，加本营军一万，合二万人，越巫山，乡白帝（注曰：此后帝遂独创基业矣）。④
首先，秦高帝向郝应请求任成率军一同入蜀，最直观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能够增强西进力量，以期“横扫如卷席”，似乎并无奇特之处。但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不难发现，秦高帝这一请求，实际上是在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来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秦高帝这次行动，所率“本营军一万”，独立西向发展，很难不会引起郝应的提防，因此秦高帝选择以退为进，让任成与自己一同前往，一方面，任成是郝应的元老部下，使任成与自己一起，可以打消郝应的疑虑；另一方面，任成又与秦高帝关系亲密，不至于出现纷争掣肘的局面。因此，在秦高帝独立的关键事件——入蜀上，任成通过自己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秦高帝成功夺取“巴地”，并放弃取道上庸以进攻中原，而选择继续西进夺取蜀地时，却将任成留在了上庸：
•八年秋，帝入巴蜀，求成偕行，成遂与共西乡，先锋破房陵，取上庸，帝乃留成于上庸，使北备梁。⑤
秦高帝的这一举动，与此前向郝应请求与任成一同西进一样，都是在利用任成的特殊身份，发挥其政治作用：首先，秦高帝既然已经决定夺得蜀地以自立，自然不希望身边有任成这样与自身威望相当，具有一定独立力量，且与其他势力关系密切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无疑会导致内部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秦高帝必须使任成远离，西秦都云令在注解《前秦书》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秦高帝）遂委兵一万于任成，使声助于郝应（注曰：时任成虽与帝有旧，非帝内臣也）。⑥
其次，秦高帝虽然已经事实上宣告独立，但在表面上仍然隶属于郝应，秦高帝在自身根基未稳之时，自然也不希望与郝应过早地出现争斗，因此，秦高帝选择将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的任成，留在处于秦高帝和郝应势力之间的上庸地区，无疑发挥了一种缓冲作用；最后，上庸作为巴蜀的西北门户，自然需要看守，与其分割自己的力量，不如就势使任成留守，“北备梁”。总之，秦高帝在分析当时的局势后，第二次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实现了自身的需求，而任成也再次通过自己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在秦高帝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秦魏之间：秦高帝独立后的任成
梁废帝崇宁十年，郝应和秦高帝相继称王，随着郝应的一句“何言为我取川蜀？受之诈也”⑦，二人终于正式地成为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势力。而任成作为与双方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中间人士”，其在两者之间的向背，无疑会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证明，任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两者抛出的橄榄枝中作出了抉择：
•十年正月，郝应称魏王，拜成兖州牧，爵韩国公。二月，帝称秦王，拜成为右将军、兖州牧、韩国公。成得拜，不知何从，遂问以司马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云，与二王皆称臣，且和之，但受兖州牧，不称韩公，以上庸、房陵、武当、筑阳、山都五县为兖州境，惟守土养民而已。⑧
•时任成亦得郝应官爵，不知何从，问于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⑨
任成最终采用了幕僚左玄的建议，主动地利用了自身的“中间人士”这一特殊身份，选择“静待以时变”，“惟守土养民而已”。此时的秦魏双方，无疑都将战略重点放在北方的梁朝身上，也不希望与对方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较量，因此，任成这一政策最终得到了成功践行，任成主动利用自己作为秦魏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士”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了缓冲调和作用。
随后，面对秦高帝的进一步拉拢，在左玄的建议下，任成最终还是选择偏向了秦高帝：
•开阳元年帝出关东乡，拔弘农。书与任成，使自上庸北出。成得书，不能决，复问于左玄：“今何于二帝？”（注曰：二帝者，谓帝与郝应，上庸于荆益之间也）左玄曰：“夫荆襄可与关中比险乎？”成曰：“非可比也。”又曰：“魏帝可与秦帝、管恒比智乎？”成曰：“非可比也。”曰：“将军当自为也。”成会其意，乃拜曰：“受教先生。”奉表于帝，帅上庸军二万乡渑池，与帝共平河南。⑩
•高帝东乡出关，书与任成，使自上庸北出。成得书，不能决，又问于左玄：“今何于二帝？”左玄曰：“夫荆襄可与关中比险乎？”成曰：“非也。”又曰：“魏帝可与秦帝、管恒比智乎？”成曰：“非也。”曰：“将军自为也。”成乃拜曰：“受教先生。”乃麾军助王师。⑪
任成在帮助秦高帝取得黄河以南地区后，被任命为“兖州刺史”。秦高帝的这一安排，与其此前在入蜀后的安排如出一辙，也是在处于秦国为魏国区域之间的“兖州”，安排了任成这一秦魏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士”留守，以期起到缓冲调和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秦高帝对这一“中间人士”也存在着担心与怀疑，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秦高帝安排张骁为东郡太守，后兼兖州长史，以对任成起到防备监视作用：
•帝围东平，骁率军先登拔城，以功拜东郡太守。时魏武庄公任成将兵自上庸发，道河南，与帝共克兖方。帝以兖方在秦、魏、梁、陈之间，须良将填之，又以武庄公与郝应有旧，居秦、魏之间，能隔离纾缓二国之争，遂拜武庄公为兖州牧，填守兖州。而帝以武庄公与郝应素来情深，虑有他变，遂又使骁以安北将军兼兖州长史，辅佐武庄公，亦为勘防。⑫
而任成作为已经在梁秦之际政治舞台上活动数年的风云人物，自然也理解到了其中的深意，因此在执政兖州期间，始终以和平发展当地经济为其核心任务：
•武庄公既移填兖州，自知帝意欲使其守土而已，在州遂惟修守备，劝农桑，不有外伐志虑，骁为长史，协赞其实，兖部大治，流民归附者相属。⑬
•时成虽受诏移镇，而在兖州惟修守备，劝农桑，不有外伐志虑矣（注曰：兖州亦在秦魏之间，故帝使成居于此，隔离和抚而已，成之所为，政宜也）。⑭
即使是在秦魏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时，任成虽然根据形势作出了支持秦高帝的选择，但仍然避免自身直接参与到双方之间的斗争中：
•（开阳）七年，魏吴约共北寇于秦，武庄公将军五万，发洛援帝，既而知吴退而魏独来寇，以郝应旧君，不欲与兵戎相见，遂使骁领其众。⑮
•（开阳）七年，魏吴约共北寇于秦，事闻于成，成问于别驾左玄曰：“今魏吴大兵寇秦，何为之？”玄对曰：“魏吴虽至，必不协，待关中兵至，矣圣王之材、五州之力，郝应必不为敌，将军今宜先师如洛，以立功勋。”成然之，将军五万，发洛援帝，洛南之战，成虽不身登战阵（注曰：以郝应旧主，不愿相见兵戈），而所资甚繁。⑯
总而言之，在秦魏同时存在的这些年中，任成通过自身主动利用和经由他人利用其作为秦魏之间“中间人士”的特殊身份，在两大势力之间起到了重要的缓冲调和作用，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具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秦魏之后：秦灭魏后的任成
秦高帝开阳十三年，随着郝应“舆梓负榇，肉袒出降”⑰，其所创立魏国最终为秦所灭，秦魏之间的对峙也宣告了结束。而随着魏国的覆灭，任成作为秦魏之间“中间人士”的特殊身份也就随之消失了，对于缺乏了缓冲秦魏之间的战略价值的任成，如何保证自身的地位和安全，无疑是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任成一方面不断向东秦中央显示自己的忠诚，如派遣兵马协助攻灭江东：
•圣王伐士尚，武庄公使骁率众，与齐武缪公高岁合兵南乡，骁将兵东趣，迳逼下邳、广陵，所到降下，如风靡草。⑱
•圣王伐士尚，任成使张骁率众与高岁合兵南乡，略定下邳、广陵。⑲
最能体现任成在秦初如履薄冰的形势下竭力显示忠诚的，当属其对秦高帝之女新蔡公主的态度：
•新蔡公主名约，降魏殇公渊（笔者按：魏殇公任渊是任成的儿子）。公主性跃动，常与高帝戏乐，帝颇爱之。至于及降，帝颇不欲之，公主亦泣不愿离。会魏武庄公任成入京，帝与之宴，在中语曰：“朕有一绝世玉，欲示外人则不舍其离手，欲久藏府库则恐其黯然不能展辉，成以为何如？”成会其意，乃对曰：“玉既陛下所有，虽示外人，而欲抚之时，敕取之则可。”帝又问曰：“外人不以朕烦邪？”成对曰：“普天皆王土，立地尽王臣，何以言烦？”帝遂悦，许降之，而时时召入，或一岁三召，一召留二月，魏国未尝敢沮。⑳
任成在面对秦高帝的暗示时的反应，和魏国（此魏国指的是任成的封国）的“未尝敢沮”的态度，无疑反映了任成此时的处境。
另一方面，任成在面对政治变动时，也保持着尽量不参与其中，以实现明哲保身的态度，如秦太宗“讨不孝”时任成的行为：
•太宗讨不孝，传檄兖州，废太子亦召成，成两不应答，守境而已，人或劝之，其但曰：“宁无盛功，不可有过矣。”㉑
可见，在失去了秦魏之间的“中间人士”这一特殊身份后，任成失去了作为双方之间缓冲调和者的价值。尽管东秦中央在表面上仍旧尊崇任成，甚至将公主嫁给了任成的儿子，但作为拥有一定的独立势力，具有较强能力，并且和敌对势力曾有过密切联系的一方刺史，任成不得不更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面对自身的不利局面，以至于将“宁无盛功，不可有过”作为自身的行为宗旨。
结语
综合上文，可以发现，任成作为与秦高帝与郝应二人都具有亲密关系的特殊人士（或者称呼为“秦魏之间的‘中间人士’”），在梁秦之际的政治舞台上，通过自己特殊身份的自发利用和被动利用，在秦高帝独立和秦魏对峙等重大事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缓冲等特殊作用。而在郝应建立的魏国被东秦灭亡后，任成在丧失自身特殊身份的情况下，根据形势积极进行回应，并保持“宁无盛功，不可有过”的行为宗旨，最终保证了自己和家族的安全，也为后来存续数百年并对整个两秦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关东魏国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具有特殊身份的任成，在梁末秦初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了极其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当然，以上只是笔者个人的一些浅显简略地分析，关于任成与秦魏双方和梁秦之际政局的关系，以及任成个人的生平和功业等方面的问题，则是笔者在日后的学习中需要更加关注的地方，同时也殷切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仁和读者关注并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当中。
尾注：
①文中的“魏”有时指郝应所建立的魏国，有时指任成被封的魏国，请读者根据实际语境，依照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②（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1《高帝本纪》。
③《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武庄公》。
④《前秦书》卷1《高帝本纪》。
⑤《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武庄公》。
⑥（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通纪》卷3。
⑦《前秦书》卷43《郝应传》。
⑧《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武庄公》。
⑨《前秦书》卷27《左玄传》。
⑩《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武庄公》。
⑪《前秦书》卷27《左玄传》。
⑫（东秦）郜觉：《开皇四名将别传》卷4《张骁别传》。
⑬《开皇四名将别传》卷4《张骁别传》。
⑭《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武庄公》。
⑮《开皇四名将别传》卷4《张骁别传》。
⑯《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武庄公》。
⑰《前秦书》卷2《圣王本纪》。
⑱《开皇四名将别传》卷4《张骁别传》。
⑲《前秦书》卷24《张骁传》。
⑳《前秦书》卷51《后妃类·新蔡公主》。
㉑《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武庄公
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
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
沈三川
（荆州，西陵郡443709）
本文为转载自“简书”客户端，已受原作者（简书ID：“一只沈三川”）同意与授权，著作权由原作者所有。
【张仕一按】梁陆作为《前秦书》中少有的女性武将角色，其人物特点是较为鲜明的，经历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同时命运也是相对比较悲惨的。在专制社会下，梁陆的身份（自身的性别身份）与其需求（对晋王的要求）终究不能得到调和，这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但如果仅从其身份与需求角度，即仅从梁陆家庭内部矛盾角度探讨“梁氏之死”这一事件，或许有些浅显，难以揭示“梁氏之死”背后的影响因素。沈同学在初读《前秦书》时，就对梁陆这个角色抱有很大的热情和欣赏，并对这个角色悲惨的命运感到惋惜，加之自身的研究方向主要为“社会性别史”，对具有特殊身份（《前秦书》中少有的女性武将）的梁陆及相关问题很有兴趣，因此撰写了这篇《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通过对梁陆、晋王和光宗三人的分析，将“梁氏之死”中的种种影响因素作了探讨，对于读者更好地审视和理解“梁氏之死”具有很大帮助。
内容摘要：晋王妃梁氏作为两秦书中唯一的女性武将，在大秦平定赵氏之乱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待天下太平之后，梁氏却以“撞柱自尽”（1）结局，对晋王一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促成“梁氏之死”的因素，既有梁氏与晋王之间长期的情感矛盾，也有光宗出于政治考量在其中的推波助澜。故而“梁氏之死”并非简单的“私门内事”，亦是光宗与晋王之间的一场小小的政治博弈。本文即分别从梁氏、晋王、光宗三人的视角出发，对“梁氏之死”作简要分析。
关键词：梁氏之死；梁氏；晋王；光宗；政治博弈
梁陆，字长亭，琅琊莒（今山东日照）人，少时“有勇力，好弓马”（2），在晋王秦良为莒公时嫁与晋王为妻。后值赵氏之乱，晋王跟从义军平乱，梁氏亦跟随晋王。期间由于义军阵营缺乏战将，梁氏通过帐前比弓，得以统领弓弩营，以女将的身份上阵搏杀，并在宏长二年的魏郡之围当中，以三万之众对阵赵氏十五万大军，死守魏郡月余，立下汗马功劳。此后数年，梁氏一直跟随晋王征战，直至宏长七年，天下光复，梁氏方解任还家。天下光复之后，由于性格等原因，梁氏与晋王之间的情感矛盾越来越大，而光宗抓住晋王意欲休妻而无名的机会，与晋王作政治交换，晋王最终借皇权下达休王妃诏书，直接造成了梁氏的自杀身亡。梁氏死后，受赠武哀妃。“梁氏之死”并非简单的“私门内事”，亦是光宗与晋王之间的一场小小的政治博弈。下面笔者将分别从梁氏、晋王和光宗的视角出发，对“梁氏之死”作简要分析。
一、梁氏与晋王视角：“私门内事”的种种诱因
梁氏幼时便有武将风范，后又跟随晋王南征北战，聚少离多，可以说她和晋王婚姻的前期并没有得到较好的磨合，仅靠初识与新婚的感情作维系。这种情况下，国家尚未平定之时二人的婚姻尚可保持一种微妙的稳定。而梁氏通过数年军旅生活的历练，性格上必然会发生变化；晋王经过数年的征战平乱，心态与性格自然也不复从前。当二人再次相聚之时，矛盾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初，王妃既有勇力，性颇剽悍，每与晋王冲撞，至于殴击，晋王颇怨苦之。晋王居洛阳时，一日，晋王与王妃争，王妃持帚驱晋王，王遂逃至宋王宅，至夜犹不敢还，与宋王叹曰：“我天下名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至若此田地。”宋王与宋王妃情好颇深，每互喂饭果，相调为乐，以是宋王嘲晋王曰：“观王妃之勇，岂非远过于赵献乎？”晋王仰天曰：“我扫荡四海，威震宇宙，不意委屈至是矣！”后晋王娄欲纳妾，王妃每闻此则怒，吼责不止，以是晋王日益怨恼。（3）
可以看出，梁氏与晋王之间的矛盾是“渐进式”的。两人的矛盾始于性格上的不合，其中还掺杂有晋王居高位之后带来的心态上的变化。据笔者分析，梁氏在战争的磨练之下性格更加刚强，而天下太平之后便解任还家，对于一个习惯于军旅生涯的人来说，安宁的家庭生活难免不会带来一种差距感和失落感。此时，磨合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晋王此时的身份使之不能轻易接受这种形式的磨合，以至于他发出了“我天下名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至若此田地”、“我扫荡四海，威震宇宙，不意委屈至是矣！”这样的感叹。而两人的矛盾并没有化解的倾向，而是在“晋王娄欲纳妾”之后进一步激化。
最终，在光宗的推波助澜下，晋王试图借皇权结束这段婚姻，却直接导致了梁氏之死：
王既围邸，呼王妃出，以诏示之。王妃大怒，投诏于地，呵之曰：“昔中兴之时，我以女子之身，为汝鞍马关山，颠沛劳顿，今功成绩立，嫌我年老色衰，欲休我邪？汝忘魏郡之事乎？”晋王对曰：“卿为天下斗战，非为我也。”王妃仰天笑曰：“不意汝负心若此，我身为王妃，死为王妃，不受休出之辱也！”遂撞柱自尽。晋王大惊，往救，已绝气不得，晋王遂悔而痛哭，求赠谥，诏谥武哀。（4）
王妃大怒，……王妃又怒斥之曰：“其非成汝之功乎？我何所得？”晋王对曰：“卿之功，后世自记，何必责于我？”王妃仰天笑曰……（5）
这段记载，事实上反映了梁氏与晋王二人对梁氏从军征战一事认知上的根本矛盾。对于梁氏而言，天下大势并非她的考量，在她的认知当中，她的颠沛劳顿，是为晋王鞍马关山，是助晋王成就功业，于梁氏自身而言是无所得的。在这个基础上，天下太平之后她可以接受朝廷的不再任用，回归高门大院的生活，却不能接受晋王在恩义上的缺失。而对于晋王而言，天下大势始终是他优先考量的东西（这点在魏郡危悬时晋王的反应当中可以体现）（6），他对梁氏一开始或许有感激之情，而随着他登上高位，便不再承认梁氏的贡献，认为梁氏是“为天下斗战”，认为梁氏的功劳“后世自记”而不必以此来责备他。认知相反、情感追求不同的两人产生矛盾，也是再所难免的。最终，梁氏选择了“撞柱自尽”作为自己的结局。
二、光宗视角：政治博弈当中的细微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光宗在“梁氏之死”当中亦有所参与：
一日，晋王自长安来朝光宗，光宗见晋王忧愁，问曰：“皇叔近日操劳越度邪？何容颜颓废乎？”晋王叹曰：“臣妻剽悍，此陛下所知，臣实困厄于此也，陛下可有善法赐臣邪？”光宗揣思，与之曰：“朕以为皇叔始终皇叔，而人尽可皇婶也。然西域自赵氏篡逆以来，久绝华夏，甚忧朕心也。”晋王会其意（注曰：光宗欲助晋王休王妃，而以征西域为易），请曰：“臣愿效犬马，扫平西域。”光宗大悦，盖玉玺印于一空纸上，与晋王曰：“皇叔欲何为，自书之。”晋王知上意，乃代光宗书休王妃之诏。光宗复以中领军之兵符与晋王曰：“禁军久不操练，皇叔代朕为之。”晋王悟之，遂将禁军而持帝诏，围晋王邸（注曰：晋王府在长安，临时住洛，则曰邸）。（7）
可以看出，光宗并非被动参与这场“私门内事”，而是主动参与到其中。作为一国之君，光宗不可能不知道梁氏与晋王之间的长久矛盾，而光宗却主动递出了话头，随后提出了“皇叔始终皇叔，而人尽可皇婶也”的隐晦建议，并挑明了自己的交换条件——让晋王扫平西域。且在晋王答应交换条件之后，给出空白诏书，并主动借禁兵给晋王，这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动作，更像是早有谋算。此时天下初平不久，而光宗由于自身是借助晋王、唐王、宋王登位，威信不足，且始终心存疑虑不安，类似扫平西域这样的军事行动，若直接提出，则极有可能遭到反对。在此情况下，若借助梁、晋二人的“私门内事”，用手中的皇权作为交换，便可轻而易举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身死之后：梁氏之死的影响
梁氏之死不可不谓之为悲剧，同时也对晋王一脉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秦书》和《东都世言》当中有这样一些记载：
王凡四子，梁妃生二子：炔、炽，炔以梁妃废死，哀痛，先王薨而卒。炽以梁妃废，不能袭爵，别封新乡侯，官至扬州刺史。（8）
晋王诸长子皆王妃所生，晋王既逼王妃以至于卒，诸子遂常怨晋王，以是父子之间寡言也。（9）
又晋王长子炔，梁妃所生，闻王妃自尽，悲痛欲绝，遂誓不复与晋王语。后晋王怒曰：“我为尔父，何得只字不肯语我？”炔乃开口，曰：“害亲之仇，本不共戴天，以公为儿父，特不报而已，何复他论。”竟忧病而卒。（10）
可见梁氏之死对于晋王诸子的心理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导致了长子秦炔的“忧愤而死”，这也对晋王一脉的传承造成了影响。此外，梁氏之死并没有影响光宗政治目的的实施，据《前秦书·晋王世家》载：
先是，西域在赵氏难中，为鄯善、龟兹、高车等诸国所分据，（永弘）五年三月，诏以晋王为征讨大都督，李晚成为前锋都督，发关中军十余万，以乡西域，精甲曜日，铁骑成群，西域小国望风臣服者数。四月，王进破鄯善。五月，李晚成推军破高车，虏彼王至于洛京，帝数责之，而犹以为侯，为置第，西域人闻之，益无战心，颇愿臣降。八月，拔龟兹，西域克复，乃置西域都督，以武威太守金玕转任之。十月，晋王还长安。（11）
虽然休王妃诏下达的结果并非简单的休出梁氏，而是直接导致了梁氏之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满足了晋王与光宗之间政治交换的条件。所以最终晋王还是受命征讨西域，并在半年之内扫平西域。初登帝位的光宗将晋王的“私门内事”纳入了考虑的范围，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谋算，高效而曲折地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结语
史家对于梁氏之死也多有评价。杨聆从梁氏的角度出发，认为：“梁氏沥血沙场，冲锋战阵，为社稷驱驰，救苍生水火，诚皇秦之功勋也。而晋王终负其情，亦使人哀叹，岂非晋王之义阙负心乎？君子所以耻之也。”（12）而后秦都云令则从晋王的角度作评价，认为：“其负梁妃之事，诚厥情义有阙，然寔私门内事，不废庙堂沙场之绩矣，盖瑕不掩瑜也。”（13）二人评价虽有所不同，但晋王“情义有阙”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笔者以为，这一看似是“私门内事”的事件，却不可避免的掺杂进了政治因素，若无光宗在其中的推动，梁氏或许不会走到如此惨烈的结局。而永弘五年晋王扫平西域，也证明光宗确实借此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也侧面反映出了光宗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在后续的研究当中，光宗时期政治的特殊性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至于梁、晋二人从年少情深走到相看两厌的情感发展历程，由于现存史料记载当中无法找到更加详尽的记载，笔者便无法作出更加细致的分析，只能留待以后了。
尾注：
（1）（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2）（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3）（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4）（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5）（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2。
（6）（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载：“初，晋王闻斥候侦得赵献往趣魏郡，亦欲先下广平，而诸将以王妃在魏郡，请先回援。晋王不以为然，曰：‘今广平垂克，大军若少归，无济于事；若悉还，则前功尽弃，且恐腹背受敌。社稷大事，岂以我私情而废也！今诸将但奋力薄城，蚤拔广平，然后奔驰赴救也。’”
（7）（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8）（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16《晋王世家》。
（9）（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10）（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2。
（11）（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16《晋王世家》。
（12）（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13）（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讨论：如何看待梁氏之死
（可以结合此前发的相关论文）
续一下更新
好久没有更新容易被下架，但最近忙其他事，而且始终没想好后秦的怎么发。
致读者
最近事情比较多，但之前已经写了不少了，三个月以后（九月多）会继续更新。
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
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063500）
内容摘要：杨聆在编纂《前秦书》时，大量利用了《东都世言》，很多文字直接转抄《东都世言》原文。但是，杨聆在《前秦书》书写有关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的历史时，在利用《东都世言》记载的同时，也对其中的部分记载进行了有意识的取舍删弃。而通过这些史料取舍删弃，可以发现，杨聆具有明显的试图掩盖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从而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之倾向。并且，通过对原始史料的这些有意识的取舍，杨聆在《前秦书》中，也成功地将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尽量进行了掩盖，从而尽力塑造出了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
关键词：杨聆；《前秦书》；《东都世言》；光宗中兴；历史书写
昌武十年，秦太宗去世后，年幼的秦孝宗即位，由于主少国危，外戚专政，东秦的朝政急转直下。作为开国名将、高祖与太宗两朝元勋的赵之扬之子赵默趁此机会，利用其在军界的威望，最终在孝宗延昌三年发动政变，诛杀了外戚杨零，掌控了中央，并逐渐实现专权。最终，赵默之子赵献在秦恭宗登丰三年篡位，短暂地颠覆了东秦王朝。然而，以宋公秦宁（即此后的宋王）、莒公秦良（即此后的晋王）为代表的东秦宗室和地方支持力量很快在东部和南部掀起反抗，推奉秦光宗，历经七年时间，最终在光宗宏长七年，消灭赵献，光复失地，实现了东秦王朝的“中兴”。
而在整个中兴过程中，作为“王师”总指挥的晋王秦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史称“指点戎马，诛翦巨寇，光复宗庙，重振山河，其功为最也”①。至于长期留守后方的光宗，按照正史《前秦书》的观点，其则做到了“输悃三王”②，似乎这对君臣之间，彼此融洽和睦，最终共同实现了东秦王朝的“中兴”。如此说虽无太大争议，但是，近来笔者在阅读《前秦书》与《东都世言》中关于中兴时期记载时，发现杨聆在进行史料取舍时，似乎有意掩盖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以期制造君臣之间和睦无猜的假象。本文即试图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探讨杨聆在编纂《前秦书》过程中，如何通过史料取舍，来塑造光宗与晋王这对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关系。
一、《前秦书》与《东都世言》的关系
想要通过比较《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来探讨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首先要探讨两书之间的关系。按《前秦书•自序》《前秦书•史家志》与《东都世言•序》，成书于西秦康弘三年的《东都世言》是成书于西秦新昌八年的《前秦书》编纂时的一个史料来源：
•于是臣（杨聆）乃博索私撰，广求藏书，搜览异闻，辑察野著，然后考其正讹，曾葺国史，凡所用者，录列在下：
圣王管子常《关中日记》十卷
特进郜芝《名门录》二十五卷
……
太仆沈艺《东都世言》十卷
……③
如此则二者的关系便显而易见了：《东都世言》是杨聆在编纂《前秦书》时运用到的重要历史材料。
二、《前秦书》与《东都世言》的比较
相比于《东都世言》这种记言体史书，《前秦书》关于中兴君臣的历史记载更全面、更系统、更完整，但《东都世言》中也存在一些《前秦书》中不存在的记载，或两书皆有但细节上有出入之处，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杨聆在编纂《前秦书》时对《东都世言》的记载进行了裁剪加工。在此，笔者将《东都世言》中存有的关于中兴君臣关系的记载列在下，并与《前秦书》进行比较：
1.《东都世言》记载：
•十七：初，晋王妃梁氏性刚烈，晋王数不能肆其意，遂请帝许以休之（注曰：帝，光宗宣皇帝也）。帝与其白诏，谓曰：“天下尽可皇婶。”（注曰：此事颇省，其详在《秦书•列女类》）王遂将兵围邸，呼王妃出，以诏示之……④
在这段记载中，《东都世言》更加偏向于对晋王和梁氏之间争端的记载，因此对光宗和晋王之间的对话记载十分简略，反而是《前秦书•列女类》更加详细，推测当时《前秦书》别有所据。
2.《东都世言》记载：
•八十一：中兴之间（注曰：谓宏长年间），戎马生郊，干戈日见，晋王以王师之帅，总断军政，事每决乎阃闱，至于守令拜受，市坊庶务，亦多由之出。晋王尝上书报捷，光宗为敕答，中言“皇叔总政军国，专断内外，劳拟摄政，疲埒假君，务垂心躬泰，毋辛勤至疾。”晋王得敕，惶恐大惧，自是之后，二千石及以上任免靡不先奏后行。⑤
此段记载《前秦书》不存。
3.《东都世言》记载：
•八十二：中书舍人柴踪，貌类妇人，而有飒容，光宗特爱之，数与同榻共枕而寝。而踪尝裂痔，以是坊间颇传蜚语（注曰：谓帝与踪有龙阳事）。晋王常以此谏帝，欲使出为外官。光宗叹曰：“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则叔躬临万机，诚亦天下之幸！”晋王闻此语大愕，以为光宗疑己，叩头流涕，迭称“死罪”，遂不复言。⑥
此段记载《前秦书•佞幸类》存，但稍有区别：“踪既有男色，光宗颇幸之，踪尝裂痔，以是坊间颇传帝与踪有龙阳之事。晋王常以此谏帝，欲使出为大郡太守。光宗叹曰：“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晋王闻此语大愕，以为光宗疑己（注曰：盖晋王以为光宗所谓“不若出朕”乃惮己而疑之之辞耳），遂不复言。”⑦
4.《东都世言》记载：
•八十三：光宗既霁清妖祲（注曰：谓灭赵献），晋王欲乞骸骨而还莒（注曰：晋王本封莒国公），帝固持不许，晋王叹曰：“臣以皇叔之重，权衡天下，宰制朝堂，此危己惮主之地也。陛下真怜老朽，愿使还莒。”帝闻，抱晋王而泣曰：“朕赖皇叔而重光社稷，剖心推愊，未尝疑忌，皇叔何言危己惮主乎？朕不可一日无皇叔也，惟期皇叔挂怀血肉，悯侄钝驽，委屈体躬，以匡朕失。”晋王遂亦抱帝而泣，不复言乞骸骨事。⑧
此段《前秦书•光宗本纪下》存：“帝亲睹赵氏劫难，皇宗衰羸，故待亲戚皆以仁爱。先是，晋王欲乞骸骨而还莒，帝固持不许，晋王叹曰：“臣以皇叔之重，权衡天下，宰制朝堂，此危己惮主之地也。陛下真怜老朽，愿使还莒。”帝闻，抱晋王而泣曰：“朕赖皇叔而重光社稷，剖心推愊，未尝疑忌，皇叔何言危己惮主乎？朕不可一日无皇叔也，惟期皇叔挂怀血肉，悯侄钝驽，委屈体躬，以匡朕失。”晋王遂亦抱帝而泣，不复言乞骸骨事。”⑨
5.《东都世言》记载：
•八十四：中兴之初，义军赖宋王以云聚，俄而晋王兰陵摧敌，声威大震，宋王遂以戎旅之事以托，故而权柄多流晋王。属南冯山失（注曰：事在光宗宏长三年），晋王焚营而弃河北，委辎重而东遁，请罪于临淄。或言于宋王曰：“义旗兴举，殿下功最，今奈何使人居于己上邪？今正可隙此际会矣。”宋王勃然曰：“此何言欤？孤云聚义旅，歃血宣诚，所为者，家仇国恨，社稷苍生，岂贪介身之富贵？且我与晋王，俱托体先帝，属鲸鲵放毒，焉有手足相离？毋复妄言，再有此语，罪不容诛！”以是朝野谣言遂熄。⑩
此段记载《前秦书》不存。
三、杨聆通过史料取舍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
由上述可见，尽管杨聆著《前秦书》，以《东都世言》为重要史料，也转抄了其中大量文字，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些区别。这种区别，显然是杨聆有意而为之，尤其是杨聆在看到《东都世言》的情况下，又将其中的一些记载故意舍弃，更可见其意志。
杨聆的舍弃，主要在于以下三处：
第一，上引《东都世言》第81则，《前秦书》全然不见；第二，上引《东都世言》第82则，光宗之言“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则叔躬临万机，诚亦天下之幸”，并称晋王“叩头流涕，迭称‘死罪’”，到《前秦书》中则成了“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删去了“则叔躬临万机，诚亦天下之幸”和后面晋王的“叩头流涕，迭称‘死罪’”；第三，上引《东都世言》第83则，《前秦书》全然不见……
通过杨聆的这些史料删减行为，可以发现，杨聆具有明显的试图掩盖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从而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之倾向。
《东都世言》第81则，光宗敕中言“皇叔总政军国，专断内外，劳拟摄政，疲埒假君，务垂心躬泰，毋辛勤至疾”，其微词之中已经体现了光宗对晋王专断的不满，而“晋王得敕，惶恐大惧，自是之后，二千石及以上任免靡不先奏后行”，一方面体现了晋王的敏锐，另一方面，无疑也说明了晋王察觉到了光宗的不满，并不得已为之做出改变。杨聆在《前秦书》中删弃本则，当有不愿使后人看到光宗与晋王这对君臣之间的矛盾的意图。
《东都世言》第82则中，光宗称“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则叔躬临万机，诚亦天下之幸”，尽管这一定程度上应是情绪之言，但此语无疑也体现了光宗对晋王权力专大的不满与猜忌。而晋王听闻此语，“叩头流涕，迭称‘死罪’”，也体现了晋王的恐惧之深与自保之切。《前秦书》尽管大致收录了此则记载，但刻意地删去了“则叔躬临万机，诚亦天下之幸”这半句和晋王“叩头流涕，迭称‘死罪’”的记载，使这段记载中光宗与晋王之间的冲突程度，较《东都世言》记载中光宗与晋王之间的冲突程度，有所缓和。
《东都世言》第84则，晋王在南冯山失守后，弃河北之地而走，于是“或言于宋王曰：‘义旗兴举，殿下功最，今奈何使人居于己上邪？今正可隙此际会矣。’”此后宋王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这些间言者，“以是朝野谣言遂熄。”可见，尽管通观《前秦书》，殊无有关晋王与宋王之间矛盾的记载，但根据《东都世言》中此则记载，可以想见，在当时，朝野之中，不乏认为晋王与宋王之间存在矛盾之人，并且产生了相关的“谣言”。而杨聆在《前秦书》中删弃本则，当有不愿使后人看到时人对晋王与宋王这对中兴名臣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的疑虑的意图。
结语
综上可见，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杨聆对《东都世言》中有关中兴君臣的一些记载，进行了有意的删弃。通过对原始史料的这些有意识的取舍，杨聆在《前秦书》中将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尽量进行了掩盖，从而尽力塑造出了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杨聆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应当是希望通过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从而塑造出光宗、晋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应当也是希望通过历史书写，促使其所在时代（西秦）的臣僚能够忠君事上、和谐相处。
尾注：
①（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16《晋王世家》。
②⑨《前秦书》卷7下《光宗本纪下》。
③《前秦书》卷70《史家志》。
④（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2。
⑤⑥⑧⑩《东都世言》卷9。
⑦《前秦书》卷56《佞幸类》。
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063500）
摘要：东秦时期，北方门阀士族不断发展，其势力日益强大，成为当时政局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面对强大的门阀势力，东秦统治者不得不对其进行拉拢和利用，但是，门阀日益壮大的势力和其对朝政的影响，无疑也威胁到了东秦的君主专制。因此，以秦光宗与秦穆宗为代表的东秦中后期皇帝在其在位时期，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但光宗与穆宗采取的手段与取得的结果不同：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之职这一较缓和的手段，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最终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而穆宗以“寒门”任“台相”之职这一较激进的手段，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最终取得了基本失败的结果。
关键词：东秦；秦光宗；秦穆宗；门阀；君主专制
形成于梁朝中后期的北方门阀，在历经了数百年发展与积累之后，到东秦中后期，已经成为朝堂上极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占据了朝堂多数高级官职。而北方门阀势力的发展以及其对东秦朝政的影响，极大地阻碍了东秦君主专制的发展，因此，对专制君主（东秦皇帝）而言，他们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必须要加以控制和利用门阀势力；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他们也必须要采取相应手段，对日益壮大的门阀势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从而维护自身的专制皇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秦中后期的两位君主——秦光宗宣皇帝秦寂与穆宗成皇帝秦宪，选择了各自的方式，以试图对东秦中后期强大的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本文拟从此角度切入，利用现存史料，对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进行探讨。
一、东秦前期门阀势力的政治实态
依靠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与特权，以河南郜氏、荥阳刘氏、河东薛氏、京兆冉氏、清河刘氏、濮阳邓氏、魏郡冯氏、鲁郡薛氏、鲁郡严氏等为代表的北方门阀士族，在经历梁朝中后期的长期积累与发展之后，到东秦建立之时，已经形成了十分强大的势力，并在东秦前期的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
出身京兆冉氏的冉季在秦高帝尚在成都之时，就已经担任“侍中、祕书郎，文书拟写，皆因之”。①此后又担任“祕书令”，并在秦高帝取得扬州后出任扬州刺史。
出身魏郡冯氏的冯涤也在秦高帝尚在成都之时就已经担任“尚书左仆射”，“凡诸大事，不能决者，咸来问请。”②并且，从冯涤初入蜀时的话语中，也能感受到当时门阀势力的强大：
高帝既称王，冯涤闻之来投，高帝嘉之，以为尚书郎，涤不悦，曰：“我来自为公辅之位，傥不如是，尚可为令丞也。”帝异之，以为尚书左仆射，条决政务，断定如流，号为平允，人皆服之，凡诸大事，不能决者，咸来问请。③
尽管冯涤面对尚书郎的位置仍然表示“不悦”或许与其自身“少有志向，每以为当至公辅”的情况有关，但其在刚刚“闻之来投”时便敢叫出“公辅之位”或“令丞”的要价，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门阀势力的强大带来的政治地位。此后冯涤历任司隶校尉（期间曾负责留守成都④）、尚书仆射，并且在东秦初期的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
（开阳）九年，擢为尚书仆射，总典尚书事宜（注曰：时圣王为尚书台令，然王在西京，故东都尚书事宜，皆受涤典），政国决策，咸有参豫。时圣王在西京，帝于东都，文事决于冯涤，兵谋赖于郜芝，时以为双璧。⑤
前引《冯涤传》中东秦前期洛阳“兵谋”所赖的郜芝，也是“世为中原大姓”的河南郜氏的代表人物，其在投降东秦之后，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常参机密，军国大略，多有谋谟”，“兵马粮草、军用调度，多出其手。凡戎马之事，咸有参预”。并在开阳十八年夏之后同时兼任“兵部尚书”与“司隶校尉”，“位兼文武，当时以为荣”。⑥
此外，刘祁（荥阳刘氏）、刘艺（清河刘氏）、邓光（濮阳邓氏）、薛辅（鲁郡薛氏）、薛宽（河东薛氏）、严豫（鲁郡严氏）等北方门阀势力的代表在高帝一朝也往往能够被授予高位，其中甚至不乏从梁朝一方投降东秦的降臣。⑦他们最终能够身登高位，有的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所谓“奉顺天道，赞佐高祖”的“前梁之大族”；⑧有的不过是“荫门阀之资”而最终“为重任之臣”。⑨
到了秦太宗时期，为抑制军阀势力，太宗也极为重视拉拢和利用强大的门阀势力，大量纳门阀之女入后宫，⑩邓甫（濮阳邓氏）、冯奥（魏郡冯氏）、冉芸（京兆冉氏）、郜棠（河南郜氏）、刘布（清河刘氏）、薛廉（河东薛氏）、薛永（鲁郡薛氏）、严豫（鲁郡严氏）、邓觉（濮阳邓氏）等门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得以身居高位。⑪直到孝宗、恭宗时期，这一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到赵氏专权篡位之时，一些门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甚至表达出极其愤怒的态度：
三年，赵氏篡逆，欲以其为司徒，送官印、拜章，（郜）觉弃印，毁章，厉声对使者曰：“高皇帝龙兴除暴，得以承天，赵氏食其俸禄，为之鞍马，何今日敢篡之？无有伯父元勋而侄为逆臣者（注曰：言其伯父郜芝为开秦元勋）。”其子众劝之曰：“官可不受，何骂之？恐至夷族祸也。”觉殴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其杀我如何？但县我头于洛阳东门，观宋王之入也！”赵献闻之，大怒，欲杀之，其参佐马赴劝之曰：“四海门阀，郜氏为第一，从不能用之，亦不可杀也。”献遂止，觉乃还乡。⑫
赵献在听到郜觉的发言之后，“大怒，欲杀之”，而被马赴以“四海门阀，郜氏为第一，从不能用之，亦不可杀也”为由劝止了下来，更加体现了当时门阀势力之强——即使最高统治者不能与其合作，也不敢与其彻底对立。
总而言之，上述事实表明，在秦光宗之前的东秦前期，门阀势力已经极为强大，成为当时政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秦光宗以佞幸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秦光宗讨伐赵献之时，门阀势力就已经参与到了其中，并被授予高官，光宗也以纳门阀之女为后、妃的形式，试图与门阀结盟：
时赵氏跋扈，涛以为朝廷当有危县，求出为守牧。二年，出为扬州别驾。（登丰）三年，赵氏篡逆，扬州刺史宋王举义，（冉）涛从之。宏长元年，光宗即位。时行台诸公卿，多久在州郡，不解中京仪轨，涛乃尽数规画，使行台法制朝礼，粗具其仪，帝大悦，以之为侍中。⑬
光宗登基，征（邓迢）为礼部员外郎。宏长三年，擢礼部侍郎。六年，拜秘书监。⑭
中兴初建，光宗既入纂，欲结门阀，遂纳邓后为贵妃，然未尝有幸。⑮
（宣贞冯贵妃）亦中兴初建光宗所纳，事同邓后。⑯
光宗在平定了赵氏之乱后，也大量登用了门阀士族为朝廷高官：
（宏长七年）三月，以冯产为秘书台令，郜觉为司隶校尉，冉涛为御史台令，刘彪为中书监，荥阳刘樾为吏部尚书，郜示之为户部尚书，薛简为礼部尚书，鲁郡严彬为工部尚书，濮阳邓楚为刑部尚书，邓迢为秘书监……⑰
（永弘二年）四月，刑部尚书邓楚以疾致仕，以荥阳刘皎为刑部尚书……（永弘四年）九月，以郜觉补司徒，刘彪为尚书台令……（永弘五年）六月，司徒郜觉屡乞骸骨，见许，以冉涛补司徒，鲁郡薛泽为御史台令。⑱
（永庆二年）五月，以薛简补中书台令……（永庆五年）五月，中书台令薛简坐事免，以中书侍郎濮阳邓元补之。⑲
可以看到，光宗时期，朝堂高官几乎大多数都为门阀人士所垄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表面上不难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光宗在位时期门阀势力依然很强大；二是光宗注重拉拢门阀。
以上这两点确应予以承认，但考诸现存史料，不难发现，尽管从表面上看，光宗在其在位时期几乎将朝堂高官垄断式地授予了门阀人士，但是，光宗却并非一味地拉拢门阀。相反，出于加强君主专制的需要，光宗虽然在表面上将朝堂高官的位置交给了门阀人士，但其却在其在位时期，大量任用“佞幸”以掌握机要之职（主要是中书通事舍人与尚书检校郎），从而实现对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有力控制。
关于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前秦书》记载：
尚书台，掌出纳诏命，布政四方，为天下之所赖，在宫城之北，号“北台”。有令，秩六千石；仆射，秩五千石，有左右，不常设，有欲使总领尚书事而位望不足者，受此职；左右丞，中二千石；检校郎，中千石；郎，中六百石；佐郎，六百石。⑳
中书台，掌报呈万机，草拟诏旨，为四海之枢纽，在宫城之西，号“西台”。有令，秩六千石；监，秩五千石，不常设，有欲使总领中书事而位望不足者，受此职；侍郎，中二千石；通事舍人，中千石；令史，中六百石；主书，六百石。㉑
（永弘二年四月）增设中书通事舍人及尚书检校郎皆为三员。㉒
似乎中书通事舍人在中书台中并非品级多么高的官职。然而，在东秦一朝，中书通事舍人一职尽管品级不高，但却极为重要，是“机要”之职：
开阳二十年，擢（冉芸）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内外文书之收发，多经中书通事舍人，以是其位虽不显，而控制机要，人莫敢不重，人言：“宁惹尚书令，不敢犯舍人。”㉓
初，高帝置中书通事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於中，枢纽章表，遂为机要，权倾天下。㉔
初，太宗以尚书事繁，而中书草令错驳常多，遂置检校郎，以收中书之令于尚书台，检校其文字，盖印然后送台，得付六部。以是为诏令所关，遂为机要之臣，位品虽下，而权势甚重，与中书通事舍人相侔。㉕
对于这两个官职，由于其品级不高，在光宗之前，关于尚书检校郎的任职情况史料阙如，但任职中书通事舍人的情况能找到一些：
开阳二十年，擢（冉芸）为中书通事舍人。㉖
（开阳）二十二年，擢（刘布）为中书舍人。㉗
（延昌）四年，（冉涛）迁中书通事舍人。㉘
可以看到，以上三位中书通事舍人，全部是门阀人士。而在光宗时期，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的具体任职情况只有以下两条记载：
光宗践阼，以（柴）踪为中书通事舍人，加侍中……踪既有男色，光宗颇幸之，踪尝裂痔，以是坊间颇传帝与踪有龙阳之事。晋王常以此谏帝，欲使出为大郡太守。光宗叹曰：“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晋王闻此语大愕，以为光宗疑己（注曰：盖晋王以为光宗所谓“不若出朕”乃惮己而疑之之辞耳），遂不复言。永弘六年病卒，时年四十二……㉙
光宗举义，（冰）玉从之。宏长元年，拜尚书检校郎，加侍中……永庆五年卒，时年六十二。玉在检校二十余年，勤勉谨慎，未尝有失，颇为光宗所重，赏赐钜厚，资财越于公卿。㉚
而这二者（柴踪、冰玉）之间是存在许多相同点的：1.二者皆是光宗在会稽之时就结识的旧臣；2.二者家世都并不显赫；3.二者都在任职的同时“加侍中”；4.二者在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之后都并未再进行迁转，甚至晋王亲自劝光宗外授柴踪“大郡太守”（太守二千石，品秩高于中书通事舍人㉛），光宗都不愿听从，冰玉更是在尚书检校郎任上二十多年；5.二者都被《前秦书》归入《佞幸类》。
此外，永弘二年四月，光宗决定“增设中书通事舍人及尚书检校郎皆为三员”，这透露出光宗要进一步加强对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的利用。而《前秦书》中又有一条极为关键的记载和杨聆一条极为重要的评论：
帝既以藩王入纂，又未冠登基，孤孑无援，颇惧是非，故引亲近为侍中，用佞幸为机要，增舍人、检校，任寒门卑微。虽然，所擢多材力之士，所进每忠义之人，故时论以帝有识贤之明。㉜
至于光宗委机要于亲昵，受权柄乎佞狎，竟无至于祸毒，卒未乱乎纲纪，幸矣！㉝
综合以上记载，在光宗时期：1.光宗极为重视在朝政中利用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2.这些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往往由地位不高、而与光宗关系较为亲密的“佞幸”担任（这也能从现存史料中光宗朝时期几乎没有门阀人士再担任“中书通事舍人”的记载这一现象中反映出来），但这些“佞幸”往往能力相对较强。
由上，可以发现，尽管光宗在其在位时期，表面上将朝堂高官的位置大部分都授予了门阀人士，但光宗却依靠尚书台中的尚书检校郎和中书台中的中书通事舍人这两个看似品秩不高，但却对于朝政运行极为重要的“机要”之职，通过任用出身寒微的佞幸来担任尚书检校郎和中书通事舍人，在“机要”之职上实现了对门阀的排斥。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一方面抑制了门阀势力对朝政的影响，另一方面，光宗所用佞幸大多出身寒微但却与自己关系亲近，他们的权力由皇帝（光宗）授予，他们的权力，本质上就是皇权，相比于拥有强大家族势力的门阀，这些佞幸出身寒微，极其便于皇帝对他们进行控制，因此，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也有利于加强其君主专制与集权。
三、秦穆宗以寒门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永庆十一年五月廿九，秦光宗驾崩；六月初二，秦穆宗即位。
对于秦穆宗而言，他能够即位为皇帝，似乎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为秦穆宗本人是光宗第三子，在此前，比他有着更加优先的继承权的有作为嫡长子的哀太子和光宗极为喜爱的献文太子。如果不是因为二位太子都英年早逝，秦穆宗是没有机会成为太子并继承皇位的。因此，穆宗能够继承皇位，对于他自身而言，或许是一个意外，史书也称其“未意奉纂，苍卒南面”。㉞
由于其本来没有预料到自身会被立为太子甚至继承皇位，因此，穆宗在此前似乎并没有留心过如何治理国家：
初，帝既位光宗第三子，不虞能奉国本，以是鲜留心于典章治术，惟耽溺乎声色犬马。㉟
但是，作为皇位继承者的秦穆宗，在其继承大位后一开始并没有懈怠于政，相反，秦穆宗在即位初期，继承了其父亲秦光宗的施政原则，继续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
始即位，尚励精图治，察门阀势盛，遂擢用朱詹、杨运之属，欲修政理。㊱
如《穆宗纪》所言，秦穆宗在刚刚即位之时，“励精图治”，并察觉到了“门阀势盛”，于是任用了“朱詹、杨运之属”，企图“修政理”。
如此看来，似乎秦穆宗在其统治初期是通过任用朱詹、杨运，来抑制门阀势力，考察秦穆宗初期门阀势力的政治实态，此说应当不误。秦穆宗初期，其朝堂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在于尚书台、中书台和六部等重要机构的最高长官不再像光宗在位时期那样，几乎由门阀人士垄断，而是出现了由“非高第”的寒门人士担任尚书台、中书台和六部中部分机构的最高长官：
（高隆二年）五月，以朱詹为尚书台令，杨运为中书台令，邓灼为祕书台令，冉垕为御史台令，薛楚为吏部尚书，薛臻为户部尚书，严南为礼部尚书，王峤为工部尚书，冯兰为刑部尚书，任灌为兵部尚书，刘震为司隶校尉。朱詹者，河北人；杨运者，济阴人，并非高第，显擢为宰辅，当时异之，多有议论。有谏帝者，帝每与欢谈，顾左右而言他。㊲
其中，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工部尚书王峤皆非出自门阀。如果说工部尚书作为主管“掌百工商旅，土木兴建”的工部最高长官，㊳对于朝政的运行影响尚且有限的话，“掌出纳诏命，布政四方，为天下之所赖”的尚书台，和“掌报呈万机，草拟诏旨，为四海之枢纽”的中书台这两个几乎是东秦中央最为重要的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不再由门阀人士担任，而是由出身并不显贵的寒门人士担任，无疑体现了秦穆宗试图通过任用朱詹、杨运等寒门人士掌控尚书台和中书台，来抑制门阀势力对当时朝政的影响。
通过《前秦书·朱詹传》和《前秦书·杨运传》考察朱詹和杨运二人，可以发现，取代门阀人士担任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的二人身上也存在着不少相同点：1.二者皆是穆宗还为太子之时就结识的旧臣；2.二者家世都并不显赫；3.二者都被《前秦书》第37卷，都被认为是“寒门之秀材”。㊴
综合以上记载，在穆宗初期：1.穆宗不再将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最高长官（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交给门阀人士；2.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由门第不显、而与穆宗较为亲密的“寒门”人士担任。由此，可以发现，穆宗在位初期，确实在“察门阀势盛”之后，“遂擢用朱詹、杨运之属”，以抑制门阀势力。从这个角度看，穆宗在其在位初期，实际上是继承了其父亲秦光宗的施政原则，继续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秦穆宗抑制门阀的手段显然与其父秦光宗不同。其父秦光宗是通过利用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等地位不高的机要之职，控制朝政，抑制门阀，但其仍然将四台六部的高级官位授予门阀人士；而秦穆宗则是直接通过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这两个中央重要机构的最高职位（“台相”），控制朝政，抑制门阀。因此，秦光宗虽然在事实上对门阀势力进行了抑制，但其在表面上，仍然对门阀势力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维护，换而言之，其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并不是多么“露骨”，而是非常的隐晦，因此也就显得较为缓和，故而光宗在位时期，门阀势力并没有进行明显反抗；而相较之下，秦穆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则直接体现在了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的任命上，显得极为“露骨”，其措施非常激进。
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明显威胁的门阀势力，自然对秦穆宗的行为颇觉不满，对朱詹和杨运极为忌恨，甚至不断伺机企图中伤朱詹和杨运，形成了当时门阀势力与寒门人士的对立：
（朱）詹既拜相，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门阀贵士，颇不容之，常绊其事，而不能沮詹克功。㊵
运门第不显，一朝登为宰相，人皆疑之。然运在中书，断决敏速，当时以为良才，而门阀重臣，颇忌恨之。㊶
时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皆以寒门为台相，（冉）垕颇忌之，屡寻织纤之愆，或强理为辞，连章弹之，穆宗初不以为意，后意稍移。㊷
时朱詹、杨运为台相，（严）南自以门阀高第，耻居二人之下，常与妻妾言曰：“朱杨何来竖子，敢青旗赤车！”（注曰：秦制，四台令出行仪仗，青旗赤车）㊸
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以高隆五年的“虞晃案”为总爆发点，㊹最终，门阀势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击败了寒门人士，朱詹和杨运二人也在此后不久被弹劾下台，寒门人士最终在秦穆宗初期的政治斗争中全面失败。此后，虽然寒门人士林绛担任了在朝政运行中并非多么至关重要的“秘书台令”，但邓灼接任尚书台令，刘苌接任中书台令，尚书台与中书台的最高长官之位再度为门阀人士所控制，秦穆宗试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尝试最终也归于折戟。于是之后的数年中，秦穆宗也过起了游山玩水、大兴土木的奢靡生活，史称其在位后期“雄心日损，遂不复属意朝堂，亶歌舞巡游于内外，委万机于宰臣耳”。㊺
结语
综合上述，可以看到，面对日益强大的门阀势力，秦光宗和秦穆宗都在其在位时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但这对父子采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结果不甚相同：光宗通过以“佞幸”掌控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这两个“机要”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缓和，最终对门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看，光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穆宗通过以“寒门”掌控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这两个“台相”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激进，最终导致门阀势力与寒门人士之间的政治斗争，门阀势力击败了寒门人士，门阀势力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机会逐渐坐大，因此，从总体上看，穆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败的结果。
余论：穆宗与东秦王朝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秦穆宗的形象似乎非常确定，耽于享乐、大兴土木、放任门阀势力坐大的秦穆宗是东秦王朝由盛转衰的罪人，是一个昏庸之主：
穆宗未意奉纂，苍卒南面，纵心琴瑟之中，肆意山水之外，门阀朋党于庙堂，土木兴作乎郊野。于是百姓叹怨于道涂，黔首遘逆乎郡县，纲纪陵夷于洛京，胡狄扬尘乎北塞……皇朝中衰之衅，萌兆在兹矣！㊻
爰及穆宗成皇帝，留心犬马之事，肆意山水之间，怨讟兴于黔首，边防弛乎鄣塞。㊼
（都云令注曰：）呜呼，以臣观之，光宗溘然登遐，捐弃烝庶，穆皇奉纂，默然垂拱。而门阀世族，玩珪金銮；骄藩彊岳，裂土分疆；豪强庄主，侵贫兼弱；鄣塞边亭，弥废寖弛。以光宗之神资，禀旷代之权略，尚能条理中外，承平朝野；俟穆宗之怠倦，逢熹宗之颠覆，遂罹倒悬陆沉，人危披发。㊽
（皇甫佑注曰：）以上五事，皆言穆宗之时，黔首之困苦也。㊾
毫无疑问，秦穆宗在其在位后期，大兴土木，浪费民力，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
五十一：穆宗尝兴土木，属仲夏日烈，颇有劳夫中暍至于死伤。穆宗与中书侍郎综（注曰：冉综，司徒涛之子）语云：“劳夫多有中暍者，今可多遣良医赴之，以备再有此事。”侍郎对曰：“不如罢减劳役，此病自消。”帝颇不悦。
……
五十三：又高隆中，鲁郡某县有破产民为盗，县吏捕之，押送衙堂。令在，问之曰：“何以在此？”贼对曰：“今上屡发役不时（注曰：王者发民为役，不害农时，故往往在冬，至于春夏秋之役，则谓“不时”），田垄荒芜，又水旱迭降，征税寖腾，家中为之破产，无以糊口续命，遂为梁上之事，故而在此也！”令闻之赧然。
五十四：时又有安定某县民为盗，第窃人米粟，为县所得。令问所窃，知皆饮食之物，怅然与左右曰：“民窃金玉，其罪在民；民窃粮粟，其罪在官也！”
五十五：穆宗既好兴土木，颇喜宫台，有汉中人齐努，蕴巧思，善工建，穆宗闻其名，征为工部郎。高隆八年，使修望凤台于邺城。努遂穷其奢华，运其妙知，高台重楼，雕栏画柱，金阶玉檐，珍石琉瓦，富丽堂皇之甚，近代以来所未有也。然役夫疲死倒仆者相属，尸骨堆累于侧，其高越乎台阁。既成，帝视台甚悦，称之曰：“此台何其高盛巍壮，若能通天宫！”散骑常侍耿贵在侧，犯颜曰：“万人以此入地府，故此台能通天宫。”帝闻此语颇不乐。（注曰：以上五事，皆言穆宗之时，黔首之困苦也）㊿
但是，从他“始即位”时，“励精图治”，“欲修政理”，任用“寒门之秀材”，试图抑制门阀的举动来看，秦穆宗似乎并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然昏庸之主。
事实上，尽管历史给他的人生开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玩笑，但近乎于“临危受命”的秦穆宗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与堕落。相反，起初满怀壮志的秦穆宗选择了比他的父亲更为激进的方式，企图给畸形于历史大势（历史大势指古代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而早衰的东秦王朝下一剂猛药。然而，据我们所知，历史的进程往往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终不得不随着朱詹、杨运的下台而付诸东流了。于是，本就没有预料到会由自己来承担如此大的历史重任的秦穆宗在无可奈何之下，最终选择了自暴自弃与堕落沉沦。随之而来的门阀势力的高涨与北境边防的废弛，将东秦王朝埋葬在了洛阳的大火之中。或许，与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损”的，还有东秦王朝本就不那么强劲的脉搏……
尾注：
①（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22《冉季传》。
②《前秦书》卷22《冯涤传》。
③《前秦书》卷22《冯涤传》。
④值得玩味的是，冯涤留守成都时，负责辅佐郭孝成，而当郭孝成阴谋反叛之时，冯涤故意不予配合，郭孝成在反叛之后却丝毫不闻曾对其有所侵犯：
帝称尊号，以为司隶校尉。帝东征，涤留守成都，辅佐郭孝成。孝成之阴图二志，涤每觉异，而不敢确然，乃假他事运粮草兵仗于关中。直孝成作逆，粮草兵仗不足，故急于圣王战，败于南郑。帝既都洛，召为司隶校尉。（《前秦书》卷22《冯涤传》）
推其原因，应当是郭孝成也认识到冯涤身上的门阀属性，因此即使不能将其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之下，也不能与之公开为敌。
⑤《前秦书》卷22《冯涤传》。
⑥《前秦书》卷23《郜芝传》。
⑦分别参见前秦书本传。
⑧《前秦书》卷24“史臣曰”。
⑨《前秦书》卷25“史臣曰”。
⑩参见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2022年7月。
⑪分别参见前秦书本传。
⑫《前秦书》卷34《郜觉传》。
⑬《前秦书》卷34《冉涛传》。
⑭《前秦书》卷34《邓迢传》。
⑮《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宣仁邓皇后》。
⑯《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宣贞冯贵妃》。
⑰《前秦书》卷7上《光宗本纪上》。
⑱《前秦书》卷7中《光宗本纪中》。
⑲《前秦书》卷7下《光宗本纪下》。
⑳《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尚书台》。
㉑《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中书台》。
㉒《前秦书》卷7中《光宗本纪中》。
㉓《前秦书》卷29《冉芸传》。
㉔《前秦书》卷58《佞幸类·柴踪》。
㉕《前秦书》卷58《佞幸类·冰玉》。
㉖《前秦书》卷29《冉芸传》。
㉗《前秦书》卷30《刘布传》。
㉘《前秦书》卷34《冉涛传》。
㉙《前秦书》卷58《佞幸类·柴踪》。
㉚《前秦书》卷58《佞幸类·冰玉》。
㉛尽管柴踪此时“加侍中”（侍中为二千石），但根据《前秦书·职官志上·内侍》：“秦制，加官者，品级从本官，俸禄曾领其所加之官俸禄三一。”可知，柴踪此时官秩仍从中书通事舍人的“中千石”。计算俸禄的话，此时柴踪的月俸禄为100（中千石）+160/3（二千石月俸禄的三分之一）=153.3石；太守月俸禄为160石。因此，无论是从品秩上看还是从俸禄上看，太守都要高于柴踪目前担任的“中书通事舍人，加侍中”，遑论晋王所言的还是“大郡太守”。
㉜《前秦书》卷7下《光宗本纪下》。
㉝《前秦书》卷58“史臣曰”。
㉞《前秦书》卷8“史臣曰”。
㉟《前秦书》卷8《穆宗纪》。
㊱《前秦书》卷8《穆宗纪》。
㊲《前秦书》卷8《穆宗纪》。
㊳《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工部》。
㊴《前秦书》卷37“史臣曰”。
㊵《前秦书》卷37《朱詹传》。
㊶《前秦书》卷37《杨运传》。
㊷《前秦书》卷38《冉垕传》。
㊸《前秦书》卷38《严南传》。
㊹关于“虞晃案”的本末，可以参见《前秦书》卷8《穆宗纪》、《前秦书》卷37《朱詹传》、《前秦书》卷38《冉垕传》、《前秦书》卷39《冉由传》，笔者在此不赘述，日后若有机会，笔者将再另撰文讨论“虞晃案”的相关问题。
㊺《前秦书》卷8《穆宗纪》。
㊻《前秦书》卷8《穆宗纪》。
㊼《前秦书》卷70《史家志》。
㊽《前秦书》卷70《史家志》。
㊾（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6。
㊿（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6。
中秋十一以后必更
先让我摆几天（）
论“虞晃案”——兼谈朱詹
论“虞晃案”
——兼谈朱詹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063500）
摘要：秦穆宗在位初期，延续了其父亲秦光宗的原则，试图继续抑制门阀势力。而秦穆宗采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任用寒门以掌控尚书台和中书台，以实现对门阀势力的抑制，这种过于激进的方式最终导致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之间的尖锐对立，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双方的矛盾以高隆五年的“虞晃案”为总爆发点。在“虞晃案”中，对立的双方分别是以朱詹、虞晃为代表的寒门人士和以冉垕、冉由为代表的门阀人士，最终，冉垕以虞晃擅自调动郡兵为由，成功弹劾了虞晃，使虞晃被免官，门阀人士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而“虞晃案”间接导致了东秦后期门阀势力的膨胀与北境边防的废弛，为东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东秦；“虞晃案”；虞晃；朱詹；门阀
“虞晃案”指的是东秦穆宗高隆五年，东秦朝堂之上针对时任并州刺史虞晃率兵追击鞑靼是否应当被致罪一案产生的一次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为以朱詹为代表的寒门人士和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虞晃案”的相关争论最后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取得胜利告终，虞晃最终被撤职，朱詹等人此后也被弹劾下台。“虞晃案”最终使东秦朝堂与地方上的寒门人士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打击，使门阀势力迅速膨胀，从而导致东秦的朝政腐朽与边防废弛，最终为东秦的灭亡埋下伏笔。本文拟结合现存史料，对“虞晃案”的始末进行阐述与分析。
一、“虞晃案”的背景：穆宗初期“寒阀之争”
考察“虞晃案”相关斗争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虞晃案”相关斗争的本质，是以朱詹为代表的寒门人士与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之间的斗争。因此，“虞晃案”爆发的最重要之背景，即在于秦穆宗在位初期寒门与门阀之间的斗争（以下简称“寒阀之争”）。
如所周知，秦穆宗即位初期，延续了其父亲秦光宗抑制门阀的倾向，并作出了进一步推进，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通过任用寒门担任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最高长官，来控制朝政，抑制门阀势力。①而秦穆宗在尚书台和中书台任用的寒门人士主要是以朱詹、杨运二人为代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担任尚书台令的朱詹，②因此，朱詹事实上就成为了秦穆宗在位初期寒门人士的总代表。
由于秦穆宗的举动过于暴露其目的性，因此，以朱詹、杨运为代表的寒门人士担任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之后，很快受到了来自门阀势力的攻讦：
高隆二年，（朱詹）为尚书台令。往时尚书台令惟圣王、宋王宁、刘彪曾临，圣王襄赞高帝，开辟天下；宋王举旗东洲，光复乾坤，皆有不世奇功，且皆贵为皇亲（注曰：秦皇家尊圣王在太庙，故言之为皇亲）；刘彪族第高显，当时门阀。詹既非名门，又无战勋，一旦显擢宰相，天下惊骇。詹既拜相，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门阀贵士，颇不容之，常绊其事，而不能沮詹克功。③
运门第不显，一朝登为宰相，人皆疑之。然运在中书，断决敏速，当时以为良才，而门阀重臣，颇忌恨之。④
时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皆以寒门为台相，（冉）垕颇忌之，屡寻织纤之愆，或强理为辞，连章弹之，穆宗初不以为意，后意稍移。⑤
时朱詹、杨运为台相，（严）南自以门阀高第，耻居二人之下，常与妻妾言曰：“朱杨何来竖子，敢青旗赤车！”（注曰：秦制，四台令出行仪仗，青旗赤车）⑥
可见，在秦穆宗任用朱詹和杨运之后，东秦朝堂之上形成了寒门与门阀势力之间的对立。那么，对立双方的情况如何？这是值得考察的一个问题，也是弄清“虞晃案”爆发背景的一个关键。
首先是寒门人士一方。《前秦书·朱詹传》：
（朱）詹善品人伦，每举荐良才，拔幽州刺史公孙赫，擢并州刺史虞晃，举工部尚书王峤，荐秘书丞林绛，皆得任名。⑦
由此可知，寒门人士总代表朱詹在控制尚书台后，任用了公孙赫、虞晃、王峤、林绛等人（这些人无一例外皆为寒人）。在此，受制于史料限制，姑且不论朱詹、杨运与公孙赫、虞晃、王峤、林绛等人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官职任用，这些寒门人士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共存的纽带，可以被视为当时东秦朝堂与地方上的一支寒门势力，其显然以朱詹为核心。
其次是门阀人士一方。面对朱詹与杨运的得势，直接表现出不满的门阀人士是冉垕与严南，因此或许可以以这两人为线索，考察当时门阀人士一方的情况。《前秦书·薛楚传》：
高隆二年，拜吏部尚书。既为吏部，专典选举。楚与御史台令冉垕党附，以是互为表里，贿赂公行，选举陟黜，鲜以国法，时人曰：“薛公喜尔使上天，冉公恶汝教下地。”（注曰：楚为吏部尚书，可举人为官；垕为御史台令，可劾人入狱）穆宗微知其事，而不尝有制。⑧
《前秦书·薛臻传》：
高隆二年，拜户部尚书。时冉垕、薛楚柄权，欲与之结，臻初不欲党垕等，后见厥势炙手可热，遂与之比交（注曰：户部虽掌财权，不能与吏部、御史相伦也，以是事之）。⑨
《前秦书·刘苌传》：
高隆二年，为刑部侍郎。四年，拜廷尉。苌之断决，常翼庇权卿，共冉、薛为朋与，保护门阀，偏袒高第，以是是时法令不肃，判审乏公，穆宗颇闻之，遂欲罢其官，以其天下名门，乃未之行。⑩
《前秦书·冉由传》：
冉由，字情逸，京兆霸陵人。父垕，尚书台令（笔者注：冉垕担任尚书台令在秦熹宗天正元年，按《前秦书》的体例，追述传主父祖官职时多以最终任官为准）。由少能读书，乡里重之。高隆二年，起家为冯翊郡尉。四年，转河东太守。由在河东，圈占山水，多所侵夺，为刺史虞晃纠劾，尽收没之，以是颇憾晃，数与其父御史台令垕言。⑪
由此可知，在秦穆宗初期，可以判断为与冉垕站在一边的，至少有薛楚、薛臻、刘苌、冉垕等人。这些人（冉垕、薛楚、薛臻、刘苌、冉垕），再加上明显表示出对朱詹、杨运不满的严南，可以说组成了秦穆宗初期反对寒门人士的门阀势力，其显然以冉垕、薛楚为核心。
综上，在秦穆宗初期，东秦朝堂（包括以虞晃和冉由的对立为代表的地方⑫）形成了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之间的尖锐对立，双方之间矛盾极深，最终以“虞晃案”为总爆发点。因此，秦穆宗初期的“寒阀之争”，是“虞晃案”爆发的大背景；“虞晃案”的爆发，是秦穆宗初期寒门与门阀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
二、“虞晃案”的本末：“岂刺史可断征伐邪？”
“虞晃案”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虞晃在击败进攻并州的鞑靼之后率兵追击，最终被冉垕弹劾。“虞晃案”的相关史料在《前秦书》中散见于《朱詹传》《冉垕传》《虞晃传》与《冉由传》，⑬今将其先陈列于下：
四年，胡寇并州，虞晃出击破之。五年正月，御史台令冉垕以虞晃擅为调兵，弹晃。詹疏曰：“臣闻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若沙场之上，事必待诏，则动静变化，不能应卒，何能破敌致胜乎？故臣以为，晃不为罪。”垕固执晃有罪，帝下朝堂议，多赞合垕者，于是免晃，詹心以是甚寒心，常慨叹于时。⑭
时并州刺史虞晃却胡于北边，出击破之，垕以并州刺史虞晃擅为调兵，弹晃。尚书台令朱詹以为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垕执曰：“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初，垕子河东太守由尝于河东圈山水而为己业，晃执而收之，故垕有此劾。帝下朝堂议，门阀重臣以与垕为亲党，多赞合垕者，于是免晃。垕又讽吏部以由为并州刺史。垕之结党营私，多此类也。⑮
由在河东，圈占山水，多所侵夺，为刺史虞晃纠劾，尽收没之，以是颇憾晃，数与其父御史台令垕言。后直虞晃出军击胡，垕遂劾免晃。⑯
（高隆）四年二月，鞑靼寇雁门，晃初不与战，待其深入，以锐卒百道并发，遂破之。八月，晃率骑兵万人诡道奇袭鞑靼于阴山之南，鞑靼不意晃至，放马解甲，未有设备，遂斩首四千余级，虏胡万人，鞑靼可汗莫佩他坠马折一臂。九月，晃越山逐击……所至莫不克破，莫佩他每战败北，遂北逃避之。十一月，晃还并州……五年正月，御史台令冉垕以虞晃擅为调兵，弹之。尚书台令朱詹为晃开解，语在《詹传》。垕固执晃失职，帝下朝堂议，多赞合垕者，于是免晃。先是，垕子河东太守由尝于河东圈山水而为己业，晃执而收之，故垕有此劾。⑰
整理上列诸条史料，可以对“虞晃案”的本末有一个简单的概括：1.冉垕之子冉由曾在河东“圈占山水，多所侵夺”，被虞晃弹劾，冉垕父子因此怀恨在心；2.高隆四年，鞑靼进犯并州，虞晃击退了鞑靼，并进行追击，大败鞑靼；3.冉垕以虞晃“擅为调兵”为理由，弹劾虞晃；4.作为寒门人士总代表的朱詹为虞晃开脱；5.冉垕以“岂刺史可断征伐邪”为由，坚持弹劾虞晃；6.秦穆宗使朝堂讨论此事，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势力强大，“门阀重臣以与垕为亲党，多赞合垕者”，最终冉垕的弹劾成功，虞晃被免职。
如此看，“虞晃案”的经过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有些问题却是《前秦书》无法解决的：冉垕所言“擅为调兵”和“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究竟指的是什么？冉垕和朱詹在争论之中各自所持意见的依据何在？这是对于“虞晃案”本身而言，需要弄明白的问题。为方便本文讨论，笔者将冉垕和朱詹的争论整理如下：
冉垕：虞晃“擅为调兵”。
朱詹：“臣闻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若沙场之上，事必待诏，则动静变化，不能应卒，何能破敌致胜乎？故臣以为，晃不为罪。”
冉垕：“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
群臣同意冉垕的观点。
“擅为调兵”是冉垕弹劾的理由，这个描述过于笼统，可以先搁置不论。朱詹则表示虞晃作为将帅，可以“临时变机”，不需要“事必待诏”，总之，朱詹认为将帅可以因时制宜。但冉垕最后的反驳是：“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这个反驳最终得到了群臣的肯定，朱詹再也无法对冉垕的反驳进行反驳。那么，冉垕这个反驳究竟是什么意思？冉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首先，冉垕肯定了朱詹所说的话的一部分，即认为“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但冉垕又指出，“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可见，在冉垕看来，虞晃如果在“州境”之外作战，是可以因时制宜的，但问题在于虞晃在成功击败鞑靼进攻后决定“发兵出师”（即追击鞑靼）时，是在“州境”之内，而不是“决机乎戎场”，冉垕认为，在“州境”之内的情况下，刺史是不能够“断征伐”。所以，归根结底，冉垕认为虞晃应当被治罪“擅为调兵”的原因是在非特殊情况（即“非决机乎戎场”而“定谋于州境”的情况）之下，刺史不能够“断征伐”。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东秦刺史的军事权限是怎样的？《前秦书·军兵志》：
诸州都督总领本州兵马，秩四千石，雍州以西京所在，秩五千石。然自开秦以来，凡为都督者，必为刺史。而凡为刺史者，未必都督。诸州除郡兵之外，各设州兵一军，有都督则属都督，无都督则属刺史。刺史加都督者，调郡兵无议；刺史无都督者，调郡兵必有太守或郡尉之印符，或奏于东都兵部，或奏于西京留守，然后事急可从权，不须报而发郡兵。⑱
由此可知，刺史在不加都督的情况之下（虞晃即未加都督），只能够调属于刺史统领的“州兵一军”（东秦一军为一万五千人），如果要想调动“郡兵”，必须要有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报告给洛阳或者长安（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不等待洛阳和长安的回复）。那么，由此可见，刺史被限制的“断征伐”的权限主要在于调发“郡兵”的情况，并且，刺史如果得到了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上报，也是可以调发郡兵的。因此，如果冉垕想要成功弹劾虞晃，那么虞晃就必须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但是，《前秦书》并未记载虞晃是否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这使得“虞晃案”的逻辑链条出现了断裂。
然而，《东都世言》却保存了一则极为关键的史料：
六十九：鞑靼首领莫佩他尝寇并州，为虞并州（注曰：并州刺史虞晃）所破，并州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馘斩数万，威震沙漠。而并州初调诸郡兵，奏称将以御敌，未言跨境而穷讨。于是冉御史垕（注曰：御史台令冉垕）劾其枉调郡兵，自作决断。朱尚书（注曰：尚书台令朱詹）以为：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御史执曰：“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之内，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竟免其官。⑲
这段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几点极为关键的信息：1.虞晃起初确实调动了“郡兵”，原因（或用处）是“将以御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上奏了朝廷，在上奏中虞晃对于调动郡兵的原因（或用处）只谈到了“将以御敌”；2.在击败了鞑靼的进犯之后，虞晃再一次调动了郡兵以追击鞑靼（虞晃此处“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显然不只带了一万五千的州兵），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却未向朝廷上奏（笔者推测应当是当时战况紧急，未能及时拿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3.冉垕针对虞晃调动郡兵追击鞑靼却没有上奏朝廷一点进行弹劾。⑳
综上，冉垕对虞晃的弹劾的逻辑链条成功得到了闭环。那么“虞晃案”的本末就变得清晰了，其可以简单概括为：虞晃因为调发郡兵追击鞑靼时未及时将情况上奏给朝廷，被冉垕弹劾；朱詹试图以“沙场之上”可以因时制宜为理由，为虞晃开脱；然而冉垕以虞晃进行战略决策之时在“州境”之中，而不是“决机乎戎场”为由，坚持弹劾虞晃“擅为调兵”；最终弹劾成功，虞晃被免官。
三、“虞晃案”的影响：“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
“虞晃案”最终以冉垕成功弹劾虞晃，虞晃被免官为结果。“虞晃案”对于东秦后期政局而言，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其直接影响自然是虞晃被免去并州刺史一职，并州刺史一职由冉垕之子冉由接任。此外，“虞晃案”还有着不小的间接影响。
（一）门阀势力膨胀
在“虞晃案”中，激烈争斗的双方分别是以朱詹、虞晃为代表的寒门人士和以冉垕、冉由为代表的门阀人士，最终门阀人士依靠其强大的势力，取得了胜利，首先将寒门出身的并州刺史虞晃罢免。此后，在“虞晃案”中取得胜利的门阀人士乘胜追击，进一步在朝堂之上排挤朱詹：
（高隆五年）六月，詹又上策以为：“今鞑靼、瓦剌寇掠北疆，谷浑、吐蕃骚扰西境，边关有烽火之警，塞民受劫盗之危，此今之大害也。臣以为，当于边地广开屯田，移民实塞，此可以使边塞之兵卒，不必万里运粮，且讲武黔首，使胡虏不能因隙扰犯，彼进不能克捷，退受我趋击，必当困顿绝心，降伏认罪。再密置烽火，多调强兵，重边关之防御，任善战之能臣，且设方略以间胡，使德我者来臣，畔我者孑孤，以是足以惩恶扬善，褒良剿贼，华夷可为一家，南北不动锋锐，此永绝后患也。”户部尚书薛臻驳之，以为鞑靼不足为患，瓦剌常怀教化，边疆无忧，诸重臣尽然之，事遂寝。詹既不能保虞晃，策复不受听，遂忧愤，屡乞骸骨，帝皆不许。㉑
此处与薛臻站在一边的“诸重臣”，无疑应当包括当时控制诸部尚书的门阀人士。最终，在高隆六年，以冉垕、严南为代表的门阀人士联合起来，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将朱詹弹劾下台：
（高隆）六年二月，礼部尚书严南上书称尚书台令朱詹尸位素餐，乞免之。御史台令冉垕又以其多失法度于堂上，劾之。三月，诏免詹，詹遂还家，忧苦悲愤，闭门不出。㉒
朱詹被弹劾免官之后，另一位寒门人士的代表杨运也被弹劾下台：
六年，有司奏运与朱詹有结党之嫌，遂免官还乡。运不堪恚怒，七年病卒，时年五十。㉓
总之，可以看到，随着“虞晃案”的爆发与结束，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的争斗急剧白热化，而门阀人士依靠其在朝堂上总体而言占优势的力量，最终将寒门人士的两个代表——朱詹与杨运排挤出朝堂。此后，门阀势力再次垄断了尚书台与中书台的高级官职，而秦穆宗也转而沉迷于享乐之中，无心再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于是门阀人士在击败了对手寒门人士之后，势力极度膨胀，这是“虞晃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间接影响。
（二）北境边防废弛
“虞晃案”之后，具有军事才能的寒门人士并州刺史虞晃被免官，门阀人士冉由被任命为新的并州刺史。然而，冉由并非将材，其在并州刺史任上，并未关心东秦的北境边防，而是只顾敛财，最终导致东秦北境的边防极度废弛：
垕又讽群臣，使由补为并州刺史。时由年方二十四，三四年间，自郡尉得为岳牧，天下惊骇。由既临州，索赂贪赃，巧取豪夺，家资遂以亿万计数，而布衣苦之。又专务产业，不事兵防，以是边境居民，屡为鞑靼所略。鞑靼寇犯，由弃州南逃，以是并北诸郡，一时沦陷，朝廷时务抗胡，不遑治之。永皇二年，免由刺史，收付廷尉，以失职丧地，禁锢终身。㉔
对于这一点，身处当时的鞑靼首领莫佩他的感受最为直接：
七十：莫佩他既为虞并州所破，颇惮畏之。虞并州既免官废詘，事闻于莫佩他，其方在马上狩猎，闻而仰首狂喜大笑，至于坠马，左右急扶其起，问“可汗无恙？”莫佩他对曰：“秦免虞晃，是亲掘坟墓，自毁长城。我今虽坠马，无碍也，而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此岂天助我乎？秦可灭矣！”㉕
莫佩他在得知虞晃被免官之后，直言东秦是在“亲掘坟墓，自毁长城”，并认为“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秦可灭矣”，足可见虞晃被免官对于当时东秦北境边防的影响。总之，“虞晃案”之后，东秦北境（尤其是并州地区）边防极度废弛，这是“虞晃案”的另一个间接影响。
（三）小结
综上，除虞晃被免官、冉由担任新一任并州刺史这一直接影响外，“虞晃案”还对东秦造成了门阀势力膨胀和北境边防废弛等间接影响。而在后世史家看来，门阀势力膨胀后的朝政腐败堕落与北境边防的极度废弛，是东秦王朝最终灭亡的两个重要原因：
史臣曰：穆宗之时，门阀堕落，赖其资第，坐至公卿。邓灼虚静，尚不为愆；至于冉垕、薛楚，结党排贰，进同弹异，爱私者擢拔，忌恨者黜抑，遂使纲纪混乱，政序衰颓，东都之浸羸，此辈不能辞责也！㉖
爰及穆宗成皇帝，留心犬马之事，肆意山水之间，怨讟兴于黔首，边防弛乎鄣塞。降及熹宗灵皇帝失御戎旅，崩弑行阵，鞑靼间隙，寇虐神洲，河北罹其荼毒，山东婴厥祸难。㉗
（都云令注曰：）呜呼，以臣观之，光宗溘然登遐，捐弃烝庶，穆皇奉纂，默然垂拱。而门阀世族，玩珪金銮；骄藩彊岳，裂土分疆；豪强庄主，侵贫兼弱；鄣塞边亭，弥废寖弛。以光宗之神资，禀旷代之权略，尚能条理中外，承平朝野；俟穆宗之怠倦，逢熹宗之颠覆，遂罹倒悬陆沉，人危披发。㉘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虞晃案”的结局，为东秦王朝敲响了最终灭亡的丧钟。
结语
综上，秦穆宗即位初期，试图依靠寒门人士来抑制门阀势力，导致寒门与门阀之间的尖锐对立，是“虞晃案”爆发的大背景。“虞晃案”的经过，可以简单概括为：虞晃因为调发郡兵追击鞑靼时未及时将情况上奏给朝廷，被冉垕弹劾；朱詹试图以“沙场之上”可以因时制宜为理由，为虞晃开脱；然而冉垕以虞晃进行战略决策之时在“州境”之中，而不是“决机乎戎场”为由，坚持弹劾虞晃“擅为调兵”；最终弹劾成功，虞晃被免官。而“虞晃案”导致了东秦后期门阀势力的膨胀与北境边防的废弛，则为东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余论：略谈朱詹
作为秦穆宗初期寒门人士总代表的朱詹，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
相比于那些衣冠累代的门阀，朱詹的家境并不突出，他“少贫乏”，只能“常为人苦力”。但他却并没有甘于现状，反而“颇耽学，每为人佣抄，以机读书，故略有学识。”最终被举为贤良，在永弘七年成为了一名“县主簿”。与门阀世家人士二十岁左右便动辄以中六百石、六百石的官位起家相比，朱詹在三十岁这样的年纪，起家官也只不过是一个“比三百石”的主簿而已。
但是，朱詹却不乏能力与品德。面对劫掠行人的“贼首”鞠虎，朱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其引上正轨，使其改邪归正，亲自为其改名“鞠悟”；在常山郡别驾任上之时，“郡内人民好斗，每有争端，持械而残杀，多有伤害。自詹就位，每和解劝导，以是日少，或偶有斗者，每曰：‘莫使朱别驾闻我等负之。’”㉙在这时，恰好朱詹又碰到了秦光宗这样一位善于唯才是举的君主，于是，或许是因为看重朱詹的才能与名声，或许也是因为希望能够为刚刚当上太子、日后将要即位的秦穆宗组建一套以寒门才俊为主干的东宫班底，㉚光宗任命朱詹为“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秦穆宗）。
于是，在秦穆宗即位之后，作为东宫旧臣的朱詹，在秦穆宗试图以寒门人士抑制门阀势力的机遇之下，被任命为尚书台令。当年那个“常为人苦力”、“每为人佣抄”的穷小子，居然一朝成为了东秦王朝权位最高的大臣，无怪当时“天下惊骇”。被委以重任的朱詹，并非有辜负秦穆宗的厚望，而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而，习惯了由他们掌控高官之位的门阀世族，自然不能容许朱詹这种寒门人士，因此，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不断寻找机会，企图击败朱詹。
最终，双方之间的激烈较量在“虞晃案”中爆发，实力有限的朱詹最终在这场斗争中失败，门阀人士赢得了胜利。此后，门阀人士不断加紧攻势。而朱詹早在“虞晃案”之后就已经“甚寒心，常慨叹于时”了，在“既不能保虞晃，策复不受听”的情况之下，“遂忧愤，屡乞骸骨”，可见，此时的朱詹已经心灰意冷。虽然当年亲手将他提拔到尚书台令的秦穆宗面对朱詹的请辞，态度是“皆不许”，但事实上，随着“虞晃案”的结束，寒门势力被击败，可以看到秦穆宗的意志也在逐渐消沉，秦穆宗与朱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帝诏修泰乐宫、静心宫于长安，詹以为长安宫殿已备，不宜增修；若实欲章国盛，惟营泰乐宫即可，帝不听。
于是，高隆六年，门阀人士对朱詹发起最后一击：
六年二月，礼部尚书严南上书称尚书台令朱詹尸位素餐，乞免之。御史台令冉垕又以其多失法度于堂上，劾之。
面对势力强大的门阀世族，秦穆宗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下诏罢免了朱詹，“詹遂还家，忧苦悲愤，闭门不出。”
从永弘七年到高隆六年，在这二十多年间，朱詹从一介“少贫乏”的布衣，先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尚书台令，又成为了一介“忧苦悲愤”的布衣。对于这二十多年，我们自然不能说朱詹的努力最终一切成空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朱詹自己而言，这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
好在，尽管被弹劾罢官，似乎应当人走茶凉，但当朱詹重新回到他的家乡时，还有人记得他，并准备好礼节前来拜访，这个人就是当年朱詹亲手将其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鞠悟。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至晚自永庆八年朱詹进京担任太子中庶子之后，朱詹可能至少已经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未曾与鞠悟相见。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见的是，当鞠悟前来拜访之时，这位折戟沉沙的宰相，面对这位当年的故人，心头的喜悦与感慨一定溢于言表。朱詹与鞠悟之间的对话，成为《朱詹传》中除对朱詹去世的记载之外的最后一处文字：
先是其所喻贼首鞠悟已从良务农，闻詹还乡，备礼过之，詹初不知其是悟，未为开门，悟乃大声言曰：“身是鞠悟，台相忘草民乎？”詹大惊且喜，遽为开门，揖谢曰：“不闻仁兄远来，迎待失礼，望仁兄莫怪也。”遂具馔与之延谈，谈及旧事生平，颇欢悦。悟问曰：“台相后欲何为？”詹曰：“无为。”悟曰：“台相天下奇才，居闲在此，余窃为社稷惜之。”詹笑曰：“欲展鲲鹏，而长天为燕雀所据，不有我之可翔也。”
朱詹在起初不知道是鞠悟的情况下“未为开门”，我们可以推知，失败后的朱詹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情迎接那些形式化的访客，然而，当鞠悟高喊“身是鞠悟，台相忘草民乎”的时候，朱詹却“大惊且喜，遽为开门”。一个是被弹劾下台、成为平民的前任宰相，一个是曾经做过山贼头目的从良农民，㉛这两个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交集的人，此时此刻却坐在了一起，“颇欢悦”地“谈及旧事生平”，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面，像朱詹的人生一样特别。
朱詹的最后一句话——尽管是笑着说出来的，但看起来语气却很勉强，他说：“欲展鲲鹏，而长天为燕雀所据，不有我之可翔也。”笔者私以为，在这里，朱詹未必是觉得以自己的能力难以与这些“燕雀”争夺“长天”，而是在他看来：“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个鲲鹏，又于天下何加焉？”
①参见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
②（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四台》中，尚书台的位置要在中书台之前，同时尚书台“在宫城之北”，坐北则朝南；而中书台“在宫城之西”，坐西则朝东；东秦初期也是由地位更高的圣王管恒担任尚书台令，地位仅次于圣王管恒的明王刘停担任中书台令（《前秦书》卷1下《高帝本纪第一下》），可见尽管尚书台令与中书台令品秩相同，但尚书台令要比中书台令地位更高。
③《前秦书》卷37《朱詹传》。
④《前秦书》卷37《杨运传》。
⑤《前秦书》卷38《冉垕传》。
⑥《前秦书》卷38《严南传》。
⑦《前秦书》卷37《朱詹传》。
⑧《前秦书》卷38《薛楚传》。
⑨《前秦书》卷38《薛臻传》。
⑩《前秦书》卷39《刘苌传》。
⑪《前秦书》卷39《冉由传》。笔者注：河东郡虽然属司隶管辖，但按《前秦书》卷64之一《地理志之一·司隶》：“司隶既为中官，或事繁不暇治郡（注曰：实以其人多门阀，无其才力心志耳），以是河东或政隶并州，河内或政隶冀州，弘农或政隶雍州，非常制也。”可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河东郡是有可能受并州管辖的。
⑫此外，地方上的寒门人士幽州刺史公孙赫也陷入到了与门阀的对立之中，《前秦书》卷40《公孙赫传》：“（公孙）赫治军，往往散营而次，如可破者，然鞑靼每攻，赫则能摧，以是鞑靼屡败，而时当轴以赫为朱詹所擢（笔者注：此处的“当轴”应当指的就是当时与朱詹对立的门阀势力），故常抑其功，幕僚每以为言，赫恂恂若不失者也。”
⑬此外，《前秦书·穆宗本纪》也有相关文字，但多与以上几传文字重合。
⑭《前秦书》卷37《朱詹传》。
⑮《前秦书》卷38《冉垕传》。
⑯《前秦书》卷39《冉由传》。
⑰《前秦书》卷40《虞晃传》。
⑱《前秦书》卷67《军兵志》。
⑲（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7。
⑳至于杨聆在能看到《东都世言》并在其他地方广泛使用《东都世言》作为材料的情况下（关于杨聆在《前秦书》编撰过程中对《东都世言》的取舍等相关问题，可以参见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为何在此对《东都世言》中相关文字置之不用，笔者私以为，杨聆如此取舍的原因在于：首先，杨聆本人对东秦后期门阀人士的印象本就不好：
史臣曰：穆宗之时，门阀堕落，赖其资第，坐至公卿。邓灼虚静，尚不为愆；至于冉垕、薛楚，结党排贰，进同弹异，爱私者擢拔，忌恨者黜抑，遂使纲纪混乱，政序衰颓，东都之浸羸，此辈不能辞责也！（《前秦书》卷38“史臣曰”）
史臣曰：臣观东都之季末，门阀豪横，或背实于评论，或不法于京城。兵部之尚书，不识金戈；九卿之廷尉，偏情断审。圈占山水，搜刮民脂，可谓得心应手；匡正朝纲，抗御胡寇，实在满目荒唐！岂惟前代之失乎？亦今时之鉴也。（《前秦书》卷39“史臣曰”）
因此杨聆本人自然对东秦后期门阀人士有一定程度上的不满心态，而其又对虞晃的遭遇表示同情：
史臣曰：杨玉、虞晃、公孙赫、肖果者，悉皇朝二永高隆年间（注曰：二永，言永弘、永庆），抗御戎狄胡夷于北州之所赖也。然虞晃以功免官，肖果久守难擢，盖时政理衰颓，已不能止矣！（《前秦书》卷40“史臣曰”）
在这种情况下，杨聆自然会对虞晃的一些过错进行有意识的掩饰，并且借此体现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徇私枉法的无理行径，从而通过史料取舍，塑造出虞晃的无辜形象和冉垕的奸恶形象。
㉑《前秦书》卷37《朱詹传》。
㉒《前秦书》卷37《朱詹传》。
㉓《前秦书》卷37《杨运传》。
㉔《前秦书》卷39《冉由传》。
㉕（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7。
㉖《前秦书》卷8“史臣曰”。
㉗《前秦书》卷70《史家志》。
㉘《前秦书》卷70《史家志》。
㉙《前秦书》卷37《朱詹传》。以下引文无特殊说明处皆出自《前秦书·朱詹传》。
㉚除朱詹外，秦光宗为秦穆宗安排的太子洗马杨运也是寒门人士。
㉛《东都世言》卷6明确记载当时朱詹所在郡（常山郡）因为“郡中多峰嶂”，因此“山胡中有恶狠者，每煽动胡夏，虏劫往来”，可以推知鞠悟起初应当属于山贼。
《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第一辑）相关信息
受制于篇幅与格式，在此仅录“本辑各篇论文作者、题目与发布时间”（事实上这些文章之前都已经发过了，所以也没必要重发）和最近新写的《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概述（代序）》。
本辑各篇论文作者、题目与发布时间
政治斗争：
1.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2022年7月。
2.张仕一：《“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以〈前秦书•军兵志〉为中心（上）》，2022年9月。
3.张仕一：《秦魏之间：任成与梁末秦初政治格局》，2023年1月。
4.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
5.张仕一：《论“虞晃案”——兼谈朱詹》，2023年9月。
性别研究：
1.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2022年11月。
2.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2023年1月。
历史书写：
1.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2022年7月。
2.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
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概述（代序）
张仕一
自2022年7月，至于2023年9月，在这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中，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相应的学术成果。别类而观之，其发展与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三个方面，共包含9篇相关论文。其中，以“政治斗争”相关成果最多，“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的相关成果则略少之。笔者将在下文中，对这三个方面及其各自的相关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的概述，以期能方便读者了解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情况，并将其作为本辑《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的序言。
一、“政治斗争”
东秦百年历史，风云变幻，政治上的斗争此起彼伏，极大地影响着东秦王朝的历史面貌与历史进程。同时，受制于古代历史书写的性质，与其他方面的记载相比，东秦史料中有关政治斗争的记载蔚然大观。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有关东秦时期“政治斗争”的研究最为多见。
其中，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一文，主要从东秦时期——尤其是高帝、太宗和光宗时期的后宫人员情况入手，对东秦朝堂的权力斗争进行了分析。张仕一《“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以〈前秦书•军兵志〉为中心（上）》一文，则以《前秦书·军兵志》为核心，首先分析了《前秦书·军兵志》的文本书写逻辑，随后结合相关史料，对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指出“东秦军阀问题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三个阶段，分别在‘高帝、太宗时期’（开阳、昌武年间）、‘孝宗、恭宗时期’（延昌、登丰年间）、‘光宗初期’（宏长年间）”。[张仕一：《“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以〈前秦书•军兵志〉为中心（上）》，2022年9月。]张仕一《秦魏之间：任成与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一文，则以任成为研究着眼点，抓住任成作为秦魏之间“中间人士”的特殊身份，对任成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采取的行为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分析。
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一文，则对东秦光宗与穆宗两位君主统治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政策进行了分析与对比，指出：“面对日益强大的门阀势力，秦光宗和秦穆宗都在其在位时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但这对父子采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结果不甚相同：光宗通过以‘佞幸’掌控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这两个‘机要’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缓和，最终对门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看，光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穆宗通过以‘寒门’掌控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这两个‘台相’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激进，最终导致门阀势力与寒门人士之间的政治斗争，门阀势力击败了寒门人士，门阀势力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机会逐渐坐大，因此，从总体上看，穆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败的结果。”[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张仕一《论“虞晃案”——兼谈朱詹》一文，则以秦穆宗时期的虞晃案为研究对象，对虞晃案爆发的背景、争论的本末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佞幸与寒门》与《论“虞晃案”》二文在论述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对相关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在《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一文末尾的“余论”中，作者对秦穆宗的统治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秦穆宗似乎并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然昏庸之主”，他起初试图抑制门阀而加强皇权，奈何“历史的进程往往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终不得不随着朱詹、杨运的下台而付诸东流了”，于是，“东秦王朝本就不那么强劲的脉搏”便与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损了。[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在《论“虞晃案”——兼谈朱詹》一文末尾的“余论”中，作者则对朱詹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了一个回顾，并在最后指出他以为，朱詹那句“欲展鲲鹏，而长天为燕雀所据，不有我之可翔也”，“未必是觉得以自己的能力难以与这些‘燕雀’争夺‘长天’，而是在他看来：‘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个鲲鹏，又于天下何加焉？’”[张仕一：《论“虞晃案”——兼谈朱詹》，2023年9月。]
二、“性别研究”
史学界的“性别研究”作为当下史学界的一个相对较新颖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各个方向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妇女/性别史可谓“显学”。[李志生：《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为何略显沉寂？》，《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3期。]东秦史与《前秦书》学者也不例外地对东秦相关的性别史研究给予了相当程度上的关注，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东秦史与《前秦书》的“性别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沈三川的《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一文与同氏的《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一文。
其中，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一文，主要通过对《前秦书》的《后妃类》与《列女类》两篇文献的分析与考察，对相关人物进行了分类，从而对《前秦书》作者杨聆的妇女观进行了论述、总结与评价，指出“总得来说，杨聆在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初步的形成妇女观，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观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一文，则抓住梁氏之死这一事件，对其原因、经过和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指出“这一看似是‘私门内事’的事件，却不可避免的掺杂进了政治因素，若无光宗在其中的推动，梁氏或许不会走到如此惨烈的结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历史书写”
历史学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张“史学即史料学”，这是其诸多史学贡献与见解之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页。]尽管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与相当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对史料的研究和处理是至为关键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书写而后留下来的，其中存在着诸多的加工环节，这将极大地影响着后人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因此，对现存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便显得十分重要。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前秦书》与其他东秦史相关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与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
其中，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主要以对《前秦书·王平传》相关记载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相关记载的对比为中心，从史料取舍角度，探讨了杨聆在历史书写中体现出的“反神怪思想”，认为从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2022年7月。]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则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中有关光宗、晋王、宋王等东秦中兴君臣的记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其差别，指出：“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杨聆对《东都世言》中有关中兴君臣的一些记载，进行了有意的删弃。通过对原始史料的这些有意识的取舍，杨聆在《前秦书》中将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尽量进行了掩盖，从而尽力塑造出了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杨聆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应当是希望通过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从而塑造出光宗、晋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应当也是希望通过历史书写，促使其所在时代（西秦）的臣僚能够忠君事上、和谐相处。”[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
结语：回顾与展望
综上可见，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在“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取得了一些可喜可贺的成果。但是，必须承认，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如对政治事件与政治斗争的探讨往往留存在其事件或斗争本身，未能深入分析其制度框架与矛盾根源；对性别史的研究缺乏对个体生命史的关注；对历史书写的分析大多流于表面化……同时，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除“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总之，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学界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期待相关人士能够再接再厉，推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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