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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自古和亲诮儒者（三之全）

    吴从龙的担忧，却也不算全是杞人忧天。正如唐康所猜到的，皇帝赵煦的的确确是迫于两府的压力，而不得不点头同意接纳辽使，然而石越也低估了赵煦不甘心受人摆布的心意。这一次的议和，虽然朝中有韩维与范纯仁极力主持，可即便是在御前会议中，也是态度分化的。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刑部尚书李清臣、翰林学士苏轼、工部侍郎曾布、权太府寺卿沈括、权知军器监事蔡卞、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等七人立场皆十分鲜明，全靠韩维与范纯仁一再保证和议条款绝不会辱国，又用数十万的流民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御前会议这才算勉强达成一致。然而，分歧仍然存在。赵煦年纪虽轻，但对于“异论相搅”这等家传的帝王之术，却是毫不陌生。对于一个新掌握权力的君主来说，臣子们之间出现大分歧，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他们的矛盾趁机得利，竖立起自己的权威，这也算是必修的一课。更何况，这一次的政策，的确是赵煦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他故意在向太后面前说出石越、韩忠彦是霍光这样的话来。而这句话也不出他所料很快便流传出去，许多本就不满的人、望风承旨的人、对石越与韩忠彦有私怨的人，立即懂了这句流言的意思，在他的鼓励下，弹劾当政者的奏状，便如雪片一般飞进宫中。

    “弹章”这种东西的技巧，此前太皇太后跟他说过，后来清河也说过、桑充国也讲过，赵煦早就知道，绝大多数的“弹章”中，总免不了要有些不尽不安、夸大其辞的话——太皇太后、清河、桑充国所说的重点，当然是希望他既能分辨这些，又不要因此而拒谏。要做一个好皇帝，最重要的当然是兼听则明，倘若因为“弹章”中在些夸大不实之语，便扔到一边，不去留意其中的可取之处，这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被奸臣所利用。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君主，便都栽在了这个弱点上。

    道理虽然早就懂得，可真的见识到之后，赵煦却仍然禁不住有一种自内心的反感。

    譬如这一次，有不少人便在奏状中，将石越骂了个狗血淋头，称他不过徒有虚名，宣抚三路，自开战以来，却是每战必败，故闻敌而丧胆，又惧怕朝廷问罪，是以才又生出议和之意，全然不顾出征之初的豪言，甚至将他与后蜀的王昭远相提并论。又称皇帝当日下《讨契丹诏》，明言“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者当斩于东市”，石越身犯此令，纵皇帝念及往日功劳，不将他赐死，也不当再以军权付之云云。

    赵煦固然对于石越有许多的不满，但是要说他是后蜀的王昭远之流，他还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的。那王昭远原是五代末年天下间一大笑柄，他在后蜀掌握大权，就自比诸葛武侯，先是自不量力，傻乎乎想要与北汉夹攻宋朝，结果不仅联络北汉的使者半道叛逃宋朝，还引火烧身，引来宋军攻蜀。他至此还是十分狂妄，蜀主令他率军抵抗，他还声称“取中原如反掌”，哪料到最后连战连败，一路逃跑，竟被宋军活捉，后蜀也因此亡国。那些人将石越与王昭远相比，就算是赵煦，也觉得未免诬之过甚。虽说开战以来连战连败，可宋军却从未乱过阵脚，若是那些个败仗也要算到石越头上，连赵煦也觉得冤枉了一些。

    可尽管如此，这些“弹章”，仍然不失为赵煦手中得力的武器。

    这便是身为万乘至尊的好处。如果他愿意，他依然可以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当成石越的罪名，加以问责。

    当然，做这种事会面临多大的阻力，赵煦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他也只是想想而已。给石越一点压力就可以了，真的要罢掉他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

    “官家！”庞天寿蹑手蹑脚的进来，打断了赵煦的暇思，“守义公仁多保忠已在殿外候旨。”

    赵煦“唔”了一声，连忙收拢思绪，道：“宣他进来罢。”

    ※※※

    这是仁多保忠回京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召见他。其实这谈不上有何特别之处，即便是很亲贵的皇亲国戚，也不是天天能见着皇帝的。办了差遣回来，皇帝见或不见，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不管怎么说，仁多保忠这次却是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京，因此总是有些许的尴尬与忐忑。陪着韩拖古烈一行抵京之后，仁多保忠去太皇太后灵前哭了一场，又上了封请罪的札子，便回到府上，闭门不出。就这么着关在家里两三天，没想到皇帝突然又说要召见他，这不仅是让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而且还有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感觉。

    仁多保忠离开汴京的时间其实很短，然而在再次回来之后，宫里面的情形，便已让他颇有物是人非之叹。垂帘时期宫中最得势的陈衍与清河郡主，如今都已是昨日黄花。陈衍在忙于太皇太后的山陵之事，而清河郡主则退居家中，深居简出，整日替太皇太后念佛讼经。曾经炙手可热的两个人，几乎是转瞬之间，便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凄凉的下场。而如今宫内的权贵，摇身一变，换成了李舜举、庞天寿、童贯三人。尤其是李、庞二人，极得新帝的信任，李舜举官拜入内内侍省都都知，这是从五品的高官，“内臣极品”，是大宋朝宦官所能做到最高位置，号称“内宰相”

    ：而庞天寿虽然只是从八品的入内省内东头供奉官，但他是一直跟着皇帝的从龙之臣，自非寻常内侍可比。再加上内西头供奉官童贯，这三人，都是当年雍王叛乱之夜，曾经拼了死命保护小皇帝的宦官。因此，这其中的酬庸之意，倒也十分明显。

    想到这些，仁多保忠心里面又更加安慰几分。

    不管怎么说，小皇帝对于那些忠于他的人，并不算十分薄情。

    他小心翼翼的随着庞天寿进到殿中，行过大礼，听到皇帝淡淡的叫了一声“平身”，又谢恩起身，低着头侍立在殿下，静静等待皇帝问。但他耐心的等了许久，左等右等，都不见皇帝说话。仁多保忠心下纳闷，终于忍不住悄悄抬头偷看了一眼，却见赵煦提着笔，还在批阅奏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赵煦仿佛又长高了不少，一张清秀苍白的脸上，更又多了几分阴沉的感觉。

    仁多保忠哪敢催促，只好继续侍立等候。这却是一番好等，幸好他是武将出身，久站倒还不算什么，只是不知道皇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心里面不免又打着小鼓，胡思乱想。便这么着等了约小半个时辰，才忽然听到皇帝问道：“守义公，朕听说你生了两个好儿子。”

    仁多保忠愣了一下，再没想到皇帝一开口是说这个，他又不知皇帝的意思，只得躬身回道：“臣惶恐，臣有失教养……”

    “什么有失教养？”赵煦也不料仁多保忠会如此狼狈，不禁笑出声来，又笑道：“卿家三郎十几岁便能守东光，若这也是有失教养，耶律信大概会气死。朕听说韩拖古烈这次来，还特意问守东光的少年是谁家子弟？”

    仁多保忠这才算真正松了口气，谦道：“陛下谬赞了。”心里却是不住的苦笑。这次他率两子出征，当日渡河之前，他是安排第三子仁多观明去冀州的，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仁多观明少年心性，将他的话完全置之脑后，自己又跑回了东光。结果差点父子三人都为宋朝尽忠。这次他回京，又想将两个儿子一并带回来，不料又是一个也不肯听他的，仁多观国在冀州时便自告奋勇，随何畏之救援东光，如今颇受何畏之赏识，在镇北军中如鱼得水，再不肯走。而仁多观明被王厚荐了个行军参军之职，“回京”二字，更是提都不用提。此时皇帝当面夸奖三郎，他脸上虽觉光彩，可心里面，倒是担忧更多几分。

    但赵煦哪里体会这些为人父的心情，只是自顾自的笑道：“俗语道‘将门虎子’，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十几岁便有如此忠义胆色，日后必是我大宋栋梁之材。如今国家正是多事之秋，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若是我大宋的那些世家将门，皆能如卿家一般，朕复何忧？”

    仁多保忠正想再谦逊几句，但赵煦思维跳跃，说话语极快，根本容不得他打断，便听他一口气都不歇，又继续说道：“守义公你是我大宋的宿将，此番又曾亲自领兵，与辽人作战，深知辽人虚实。这回也是你陪着韩拖古烈来京，路途之上，当与韩氏多有交谈。如今契丹请和，朝议纷纷，有谓可和者，有谓不可和者。朕深知卿知兵，又深信卿之忠义，只是卿回京之后，却实令朕失望。”

    这话一出口，仁多保忠慌忙又跪了下去，顿道：“臣自知罪不容诛……”

    “罪不容诛？”赵煦冷笑道：“卿有何罪不容诛之事？”

    “臣败军辱国……”仁多保忠才说了五个字，便被赵煦打断，厉声道：“胜败是兵家常事，你有何罪之有？朕失望的，是你回朝之后，于和战不一言！”

    “这……”

    “今日朕召你来，便是要当面问问你，究竟是可和，还是不可和？”

    赵煦的目光咄咄逼人的逼视着伏在地上的仁多保忠，短短几十月的时间，亲政的小皇帝赵煦，就已经如此的像他的父亲，让仁多保忠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仁多保忠仍然在心里面犹疑。

    “臣……臣不敢说。”

    “不敢说？”赵煦几乎是愕然，“卿有何话，只管说来，朕非拒谏之主，绝不至因言加罪。”

    “不敢。”仁多保忠忙道：“陛下之明，堪比尧舜，天下不论贤愚不肖皆知。

    臣所虑者非此，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而是臣以为子明丞相不过假议和而已！”虽然在心里面有过一些挣扎，但仁多保忠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得罪皇帝才是明哲保身之法。

    “假议和？！”赵煦已经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卿莫不是说笑？果然是假议和，难道连朕都会不知道？！”

    “此非臣所知。”涉及到宰相们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仁多保忠毫不犹豫的装起糊涂。

    “那卿有何依据说是假议和？”

    “臣在永静、冀州之时，见御河粮船依旧昼夜不停往东光运粮；至大名府时，听到宣台急急催促各地冬衣；回京之后，又听闻朝廷明年要从荆湖南北路多买粮数十万石，有官员正在为运输而愁……若说冀州、永静、大名之事只是未雨绸缪，那明年自荆湖南北路多买数十万石粮食，又是为何事？自熙宁以来，荆湖南北路虽垦田日多，户口滋衍，已有富饶之称，然至京师转运非易，走水路须沿江而下，至扬州再走汴河，可江淮已然是鱼米之乡，故朝廷若不是迫不得已，两湖之米，是不进汴京的。”

    “不错。先帝开湖广，规模宏大，然最终却只可说完成了一半。荆湖南北两路，最终到底没能修成一条运河，以水路连通汴京。走陆路事倍功半，下江淮多此一举。故此荆湖南北之粮，毕竟只能用来防江淮益黔有个天灾**。”说到这里，赵煦忽然笑了起来，道：“到荆湖南北多买粮食，卿只怕是听错了。”

    “臣听错了，亦或是有的。然以臣对子明丞相之所知，仍不能信他是真议和。”

    赵煦见仁多保忠说得如此坚定，亦不觉讶然，默然一会，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道：“且休要管甚真议和假议和，倘若和议是真的，卿又以为如何？”

    仁多保忠脸上抽搐了一下，但他伏在地上，赵煦自是半点也看不见他神色的变化。他本想说：“那也无甚不可。”但是，最终说出口的，却是迎合皇帝心意的话，“若如此，臣以为此时不当议和。”

    果然，他话一出口，赵煦便十分高兴，哈哈笑了几声，道：“朕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快起来罢。”望着仁多保忠谢恩起身，赵煦又说道：“卿在武强吃了败仗，朕知道卿十分灰心，然卿还是要打点精神，在京休养数日，日后朕还要用得着卿处。”

    一时之间，仁多保忠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吃惊，但他心里明白，如今大宋选将，只怕他面前的小皇帝说了也不能全算，虽然皇帝他绝不敢得罪，但两府诸公他同样也不愿招惹，因此忙又欠身道：“恕臣愚钝。陛下，所谓军权专一，陛下既以征战之事委右丞相，似乎……”

    “此事卿不必担忧！”仁多保忠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摆着手打断他，道：“石丞相的事权，朕既任之，则必信之。朕要用卿的，是另一处。”

    “另一处？”仁多保忠疑惑的抬眼偷看了皇帝一眼，却见赵煦满脸兴奋之色，又听他说道：“正是。有人献策，可效李唐攻高丽故伎，征调海船水军大船，筹兵四五万，自海路攻辽国东京，使其尾不得相顾……”

    “陛下！”仁多保忠不等皇帝说完，已是大吃一惊，急道：“此策恐不可行。”

    “为何？”赵煦却不料仁多保忠反对，兴头上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不由大是不悦，拉了脸说道：“朕筹划已久，颇觉可行。况李唐当年攻高丽，曾得奇效。”

    “高丽与契丹不同。高丽国都近海，以水师自海攻之，虽花费甚大，然而正是攻其要害，故而有用。而契丹之精华在其南京、西京道，往北则是中京、临潢附近，以海船水军攻辽之东京道，便好比征调骑兵，焚掠其上京道之西北草原，是以宝贵之兵力，攻敌所不急，击敌所不救。纵然做得到，又有何意义？只是白白耗费国帑而已。如今朝廷方在河北河东与契丹相持，陛下果有四五万人马，请使之增援河北河东，或许最终取胜，便胜在这四五万人马之上……”

    “朕哪有这四五万人马？须得临时征募。”赵煦被仁多保忠这么一说，脸一下子便红了，讷讷道：“只是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

    “话虽如此，然奇兵不可恃。用兵之道，若以正可胜，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涉及到这等大事，仁多保忠便不敢再一意迎合皇帝，毕竟日后若有个什么差错，他此时若不劝谏，到时便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他一心一意要打消皇帝这个念头，又道：“陛下果真要袭辽人东京道，与其临时去征募乌合之众，莫若静待高丽出兵。高丽之兵再差，亦强过陛下临时征募之兵。”

    “高丽果然会出兵么？”赵煦疑道，“朕已是几番下诏，要秦观催促，然至今仍不见他一兵一马。”

    “高丽以一小国居于两大国之间，胜负未明，陛下催也无益。然陛下只须宽心等待，其必然出兵。”

    赵煦揣摸仁多保忠话中之意，不由喜道：“卿是说我大宋必能取胜么？”

    “臣观王厚用兵，有必胜之理。”

    这些话却全赵煦所喜欢听到的，他立时高兴的问道：“何出此言？”

    “以臣观之，耶律信如剑，韩宝如斧，而王厚似墙。剑斧再如何锋利，砍在墙上……”

    ※※※

    召见过仁多保忠之后，赵煦心里面又多了几分绝不议和的底气。此前无论谁说，毕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他不想议和，但若战局逼着他要议和，他也无法可想。但仁多保忠是自两军交战的地方回来的，他既也说不当议和。又认为宋军能很快取得更大的优势，这便让赵煦的底气更加足了。因此，便连他的心情也变好了几分，而心情一好，思维又变得更加敏捷。他突然又想起石越前不久呈进的一份札子，依稀记得札子中石越曾提到给战损的几支禁军补充兵员的事，他连忙叫庞天寿帮他找出来，又细细了几遍，脑子里面，不断的想起仁多保忠“假议和”的说法。

    “假议和”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赵煦无法理解如果石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不禀报与他知道。但这个想法，却又似生了根的，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议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倘若能够通过和议达成目的，便最好不要采取战争的方式，这原也是理所当然的。当年太祖皇帝想要收复幽蓟诸州之时，不也是设想先通过交涉赎买的方式，要契丹不肯答应，才诉诸武力么？“兵凶战危”不是说着玩的。赵煦自小受的教育，也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每个人都会告诉他，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与武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远的不说，对西南夷的战争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因此，赵煦也从不曾怀疑过他的宰执大臣们是可能将议和当成一个选项的。

    直到仁多保忠提出石越是“假议和”之后。虽然当时他觉得是不太可能之事，但事后再想想，却总觉得莫名的蹊跷。

    因为心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想法，下午的时候，御前会议向他报告石越请求在议和条款上做出重大让步，不再要求辽人归还掳获的财物，赵煦竟然也没有感到十分愤怒，更没有坚定的反对。

    赵煦的异常表现，被视为皇帝的态度生了微妙的改变，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又让另一些人开始紧张。但赵煦却浑然不觉，只是一直思忖着“假议和”的事。到傍晚时分，他又让人去唤来陈元凤，在便殿接见，询问他的看法。

    然而，陈元凤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臣以为此亦大有可能！”

    “既是如此，那为何要瞒着朕？”他不解的追问。

    “恐陛下年幼泄机也！”

    陈元凤直截了断的回答，便如一根刺针，狠狠的扎在了赵煦敏感的自尊心上。但也让他立时明白了这可能就是真相。他年轻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身子气得一直抖，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而陈元凤却始终垂着头，仿佛全然没有感觉到皇帝的怒火，反倒是自顾自的着议论：“此亦无足怪。本朝自熙宁以来，朝野儒者所宗，其大者不过道学、新学、石学、蜀学，而这四派，名则纷争，实则同一，最后不过归为两个字——‘宗孟’！汉唐之儒，都是宗荀子；本朝之儒，都是崇孟子，此即本朝与汉唐之大不同处。这亦是儒者最大的区别。宗荀子者，必然崇君，重君权：崇孟子者，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陛下虽然是天下至尊，但是在本朝那些儒者看来，却到底还要排在祖宗社稷之后。此辈自相标榜，自以为为了黎民百姓、祖宗社稷，‘尊君’二字，竟可以不讲，至于触怒至尊，无君无父，更是引以为荣。这便是熙宁、绍圣以来儒者的风气！似韩维、范纯仁、韩忠彦辈，皆是本朝忠厚醇儒、老成可信之人，然此风所及，此辈竟皆为一干邪说所惑，明明是跋扈欺君，他却当成忠君爱国。开口祖宗之法，闭口社稷为重，可曾有一人将陛下放在心上？恕臣大胆，这等事情，若在汉唐，便是权臣乱政，虽三公亦可诛之。”

    “可在本朝，朕却只好忍了。对么？！”赵煦尖声讥刺道，陈元凤的这一番话，譬如火上浇油，然而却也句句皆是实话，赵煦气得手足冰凉，心里面却也清楚，他的的确确做不了什么。他或许可以用欺君跋扈的罪名来处分他的宰相们，但那只是成全他们的令誉，让他们在国史上面浓章重彩，然后，他还只能换上一群一模一样的宰相。这种事情，是不分新党旧党石党的，将吕惠卿、章惇召回来，又能好多少？除非他找几个三旨相公一样的人物来做宰相。

    而且，从现实来说，陈元凤口中“宗荀”的汉代，如汉宣帝那样的令主，也奈何不了霍光。他父皇留给他的几个遗诏辅政大臣，更不是他轻易动得了的。这个时候，赵煦不由得有点怨恨起他一直尊重的父皇来。大宋朝本无这样的家法，他却偏偏要多此一举，给他留下几个偌大的麻烦。

    “以卿所知，本朝可有崇苟卿的儒者？”

    “恐怕没有，便有，亦籍籍无名。”陈元凤淡然回道，一点也不理会皇帝口中的讽刺之意，又说道：“世风难易，陛下要振纲纪、尊君权，臣以为，不必远法汉唐，只需学先帝便可。先帝之时，儒者亦讲宗孟，然何人敢不尊君？”

    赵煦是最爱听人说他父皇的好话的，陈元凤这话，却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立时便敛容相问：“这却又是为何？”

    “盖以先帝英武，而勇于有为，不烦改作，故大臣皆惮之。”

    “卿所言极是。”赵煦连连点头。“只是如今之事，又当如何？难不成朕也跟着装糊涂么？”

    陈元凤抬起头来，望了面前的皇帝一眼。这是一个急欲获得尊重与成功的少年，然而，这正是石越他们给不了的。他们天然的处在对立的位置上，而没有人愿意为他的成长支付代价。其实，陈元凤也能理解两府的宰执们，他们对于忠臣有自己的理解。况且，再无私的人，要放弃到手的权力也是困难的。能让皇帝真正的“垂拱而治”的话，就意味着相权的最大化，他们纵然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

    而这却正是陈元凤的机会。

    将韩维、石越们斥为奸臣，那是拙劣的伎俩，皇帝年纪虽小，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的昏庸之君。但是，在皇帝面前将他们描述成“祖宗之法”的维护法，孟子的追随者，而将自己打扮成君权至上的忠臣，这样的两种形象，却能正中要害，大获成功。

    小皇帝渴望权力，所以，他知道他需要哪一种忠臣。

    而他，甚至谈不上诋毁过石越。他说的全是实话。这不都是石越、桑充国们所鼓吹的么？只不过为了顾及皇帝的好恶，陈元凤小心翼翼的将桑充国划了出去。

    “此事是真是假，尚不能完全确定。只如今却有一要紧之事，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赵煦不由怔道；“有何要紧之事？”

    “臣风闻今日御前会议对辽国的和款又有让步？”陈元凤几乎是有些无礼的注视着皇帝，问道。

    赵煦点点头，讽刺道：“原来非止是朕而已，御前会议亦是守不住机密的。不过辽人是要朕‘赠送’他们钱币，虽是让步，其实分歧仍大……”

    “不然！陛下此言差矣！”陈元凤促然高声，连连摇头，道：“恕臣直言，此前的和议条款，臣也曾与陛下说过，虽是议和，陛下不必担心，辽人绝难接受那几条和款。但如今果真只是要重申熙宁之誓，罢耶律信，归还河北百姓，和议便不见得不能成了。”

    赵煦吃了一惊，“这是为何？”

    “因为辽人想要的，其实不过钱财而已。此前石越要辽人归还掳掠财物，便如同叫辽主胸口剜内，辽主绝不会答应。想来石越亦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故此才又请将这一条去除。以臣之愚见，辽人接下来，必会要求将‘归还’二字，改成‘赎还’。只要朝廷肯答应这一字之别，辽主便也不会再要求朝廷‘赠送’他钱帛。如此一来，双方便等同于避开了谁胜谁败的问题，各自保全了脸面，些些分歧，亦不过是在‘赎金’之上。唯一的一个问题，便只是要不要罢免耶律信了！”

    “这……”这些日子以来，陈元凤没少在赵煦面前做过预言，几乎无不中的，这次说得合情合理，由不得赵煦不信。

    “此事若如仁多保忠所言，是右丞相假议和，则此为诱敌之计。是故意让辽人以为有谈成的希望，拖延时日。然万一是真议和，陛下又当如之奈何？”

    “这……”赵煦咬着嘴唇想了半晌，“朕便召见韩维、范纯仁，问个明白！”

    “不可。”陈元凤连连摇头，道：“韩、范两位相公，不见得肯说实话。”

    “那当如何？”赵煦此时，已是对陈元凤言听计从。

    “以臣之见，若是假议和，必是右丞相的计策。陛下要问个明白，须从韩师朴参政处入手。陛下只需写一封手诏，差人送至韩师朴处，责之以君臣之义，韩参政是忠厚之人，必然据以实告。”

    其实赵煦既然已经猜到，若召来韩维与范纯仁，二人也断无再隐瞒的道理。但陈元凤深知二人品性，一旦承认，必然会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替石越与韩忠彦开脱。尤其是韩维，已是快要致仕的人，也不怕多担些怨恨。他若一口咬定这是自己的主意，虽说这件事颇犯赵煦的忌讳，但人走债消，赵煦也只得优容一二，最终不了了之。然而陈元凤心中知道，这等胆大包天的事，多半是石越的主意，他哪肯让石越占这个便宜？如此虽是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可这笔账，却也终究是记到了石越头上。

第三十章自古和亲诮儒者（四之全）

    出宫之后，陈元凤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州桥投西大街。陈元凤现在住的驿馆是新城西北，投西大街在旧城城南，两处原本是南辕北辙，但辽国使馆在投西大街街南，而韩拖古烈一行又住在街北的都亭驿，投西大街如今也算是汴京一个炙手可热的地方。不过陈元凤是没甚么借口去拜会韩拖古烈的，他心里面也并无这个想法，如今陈元凤在汴京，是以“知北事”、“主战”两件事而立身的，朝中如今除了那些因为吕惠卿事而怨恨他的新党，以及对他偏见很深的旧党，许多年轻力壮而渴望有为的官员，都十分亲近他，认为他是个“不党不阿”的君子，值得信任。而且，大家暗地里都觉得他既在宣台之中举足轻重，在皇帝与御前会议中，也颇受重视。陈元凤知道自己并无什么根基，反倒是政敌不少，因此也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绝不肯在这个时候去私见韩拖古烈，招人非议。

    他去投西大街，只是因为李敦敏不久之前，刚刚把家搬到了投西大街。

    太府寺丞的确是个肥差，大宋朝官员薪俸虽然优厚，可州桥一带的宅子，也不是寻常官员买得起的，李敦敏才入京时，穷得连马车都坐不起，但几年下来，已是宦囊颇丰，难得的是，他官职虽卑，却没少得罪人，可御史台居然没找他麻烦。这一点让陈元凤十分羡慕。虽然也有人说那是阿沅颇善货殖之术，替李敦敏打理家产，生财有道，但这些话陈元凤自然是半点都不信的。那阿沅还是他送到李敦敏府上的，如今逢年过节，阿沅还要差人送些礼物到他府上，可他压根也不相信当年那个落魄的小丫头，懂什么货殖之术，便是那个“杭州正店”，陈元凤也认定全是因为石越关照，方能一直开下去。他当年将阿沅送回，其实也没安什么好心，原本他是希望这丫头能回到石府，再加笼络，可以帮他收集一些石府的阴私，哪料到阿沅脾气固执得很，竟然死也不肯回石府，让他如意算盘打空。虽说那阿沅一直十分感激他，但对陈元凤而言，她既不肯回石府，对他便全无价值，他又哪里会真的在乎阿沅这样的人的感激？相反，他心里面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也认定李敦敏必是因为做了太府寺丞，才能有现今的家产。

    而他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此前虽然一直做地方官，却都十分谨慎，守着点俸禄过日子，虽然宋朝之制，地方官的各色收入远较京官为多，又兼之地方开销远低于汴京，在任之时，倒也不曾为那阿堵物过愁。可他此番入京，一旦多滞留几日，便觉得囊中羞涩，十分支应不开。他虽是住在驿馆，兼之是国丧，声色犬马的开销已是省去不少，但石越与司马光改革驿馆之法后，对官员来说，的确是颇有许多不便。以前驿馆使费，官员只管混用，亏空往往要驿吏填补，如今连借个马车，都要先让管家把缗钱交到账房，否则这些驿吏便装聋作哑，不肯支借。尤其这又是在汴京，驿吏都是极混赖的老吏，千方百计讨要打赏，连晚上送点热水，都要“汤水钱”，要不然便连热水都无人伺候。这等事情，若生在各路府州，早就一顿好打，但既在汴京，御史台虎视眈眈，官员们都要个体面，谁也不想为了几个铜钱成为同僚笑柄，也只好忍气吞声。

    陈元凤这次来京，随从带得稍多了点，十几口人加上坐骑住在驿馆，每日花销不菲。再加上总有些人情往来、赏赐打点，又免不了有打秋风的同乡故旧上门，他来汴京时带了三百足贯缗钱，竟然就花了个精光。追不得已，数日之前，他只得找李敦敏借了五百缗交钞。谁知道偏有这般巧法，才一借到钱，便有几个河北的儒生，逃难至此，叫他在安远门碰着，他原做的是河北学政使，这些人都是当日他亲自考试过，拉到面前谆谆教诲过的，难道这时候见他们落难，他也装视而不见？只好咬咬牙，白送出二百缗。剩下三百缗交到管家手中，各家店子赊欠的账一结，已是一文钱不剩。

    没奈何，陈元凤只好又找李敦敏借了二百缗交钞。早上叫管家去李府取了钱，李府又跟着管家过来一个人，送了张帖子，道是晚上要请他吃顿便饭。陈元凤自是不好回绝，兼之他与李敦敏交情甚笃，虽是赶上皇帝召见，耽误了时辰，却仍不以为意，出宫之后，依旧往李敦敏府上去。

    虽然大宋朝现在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汴京的夜晚，依旧是灯火通明、金吾不禁。国丧之间，瓦子勾栏暂停营业，可其他的行商、住商，都照常经营，州桥一带，依旧是熙熙攘攘，除了偶尔听到报童叫卖，大声喊着前线的战报，偶尔能见到一些逃难的流民在沿街乞讨，陈元凤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他骑着马到了投西大街，现街南的辽国使馆，依然是在禁军的严密看管之下，偶尔有一两辆马车进去，都是蒙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而街北的都亭驿，这几日间也是戒备森严，但驿馆外面的马车，明显就要多出许多。

    韩拖古烈在汴京毕竟是很有人缘的。尽管是两国交战，但还是有许多士大夫自认为心中坦荡，并不如何避讳，亲自来拜访的，送上诗文书信的，络绎不绝。而韩拖古烈也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些人表明辽国议和的诚意。他竭尽可能的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可悲的意外，尽可能的在不丧失尊严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他的歉意——尽管他绝不会宣诸于口，但仍然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

    至少对他个人而言，汴京很少有人能痛恨得起来。汴京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知道他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人都相信他对宋辽通好所抱持的善意与诚意。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韩拖古烈来京不过数日，便能顺利的拜会御前会议的几乎全部大臣的原因吧。若是换一个人，宋廷多半会将他扔在驿馆晾个十天八天再说。

    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汴京的士大夫们，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仍然将韩拖古烈看成自己人。仿佛他们仍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无奈与痛苦。据陈元凤所知，即使在御前会议中，也有大臣相信，如果石越的议和条件能够成功让辽主罢免耶律信，而以韩拖古烈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宋辽之间恢复和平，依然是可以信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假设宋辽之间要实现和平的话，那么韩拖古烈在辽国执政，便是必须的条件。即使是陈元凤，也是如此认为的。

    只不过陈元凤并不认为辽主会任由宋人来决定他的北枢密使人选而已。

    陈元凤才到了李敦敏的宅子外面，李府早有家人在门外候着，远远见着陈元凤，就一路小跑着过来，服侍着他下了马，将他迎进府中。便在同时，已有家人进去通报，李敦敏亲自迎出中厅，与陈元凤笑着叙过礼，也不在厅中奉茶，便将他往自己的书房里请。

    李敦敏的书房十分宽敞，陈元凤进到书房之时，已有家人在书房里摆下桌椅与各色点心，点起几盏明晃晃的大蜡烛来，待李敦敏与陈元凤落座后，又有侍婢送上温好的酒菜，李敦敏提箸请陈元凤吃了一口旋切鱼脍，一面喝着酒，一面便说些家常闲话。

    自从熙宁末年，陈元凤对吕惠卿反戈一击之后，七八年来，陈元凤都很少再享受声色犬马之事，他是一个将功名事业看得极重的人，为了搭上范纯仁这根线，巩固他对自己的信任，也为了不给朝廷中那些政敌把柄，这些年陈元凤一直过得小心谨慎。范纯仁自己很节俭，也不喜欢别人生活太奢侈，陈元凤就算远在成都，也要每十天才能吃一两次肉。这种状况，一直到他转任河北路学政使，才稍有改变，然而即使如此，在河北官员中，他也有名的不爱口腹之欲。

    但李敦敏与陈元凤却是布衣之交，二人相知已久，李敦敏素知陈元凤未中进士之前，吃东西便已经是十分讲究的了，因此他办的几个下酒之菜，看起来寻常，却是特意去寻了汴京有名的厨子来府中做的，平常便是李敦敏自己也吃不起。

    他这点心思却也不曾白费，果然陈元凤口里虽然不说，但下箸极快，吃得甚为欢快。

    酒过三巡，李敦敏瞧见陈元凤已是脸色微醺，当下轻轻挥了挥手，他那管家见着，连忙打了个眼色，领着几个侍婢退出书房，李敦敏一面从袖子中抽出一叠交钞，轻轻放到陈元凤跟前。

    陈元凤原本就料到李敦敏请自己绝不是吃顿“便饭”那么简单，因此虽听李敦敏一直闲扯，心里却在等着他步入正题，只是他绝没料到，李敦敏竟是要送一大笔钱给他。他拿眼睛瞥了一眼桌上的交钞，全是五十贯一张，大约有二十来张，竟然有一千贯之多！

    他不由愣了一下，问道：“修文，这却是何意？”陈元凤的惊讶，倒的确是自内心。他与李敦敏相交数十年，对他也算十分了解。李敦敏大半生为官都清廉自持，虽然这几年他做到太府寺丞，慢慢起财来了，但说一下子堕落到要向他行贿，却也有些让他难以接受。

    却听李敦敏笑道：“履善兄，这些，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陈元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解的望着李敦敏。

    “履善兄忘了种棉诏？若非是你在皇上面前力陈其利，又游说两府诸公，此诏哪能那么快颁行？”

    “可这和这些钱，又有何干系？”陈元凤依然糊涂。

    李敦敏嘿嘿笑了几声，道：“履善兄以为是谁最着急棉花的事？如今天下州县种棉花的已经不少，然而朝廷的考绩中，却一直只有劝桑麻的，这棉花究竟算不算在桑麻之内，朝廷却没有规定，各地各说各是。东南那些种棉花的州县，这几年没少闹出事来，县官要耕地，要桑麻，如此考绩才能优等，因此常常禁止百姓种棉花。而织棉布的作坊越来越多，各地经常为了抢棉花打个头破血流。需得运气好，碰上个好郡守，好县令，这事才能解决。这次朝廷又大举收购棉花，对许多作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故此有几十家商行一道想了个法子，请人来找弟陈情。弟人微言轻，又能有何用？只得拜托履善兄与沈外府[1]。履善兄自是不爱财的，然沈外府兄是知道的。那些商行一共筹了四千贯送到弟这里，已送了沈外府两千贯，此事弟无寸功，余下两千贯，自然是履善兄的。”

    陈元凤听得目瞪口呆，怔道：“原来这也能生财？只是为何此前却不曾听修文提过半句？”

    “弟知履善兄品行高洁，若事先说了，反而不美。我事先不说，履善兄向皇上进言之时，便全是出于公义，就算事先收了这笔钱，亦谈不上因私害公，可以心安理得。”李敦敏淡然笑道：“不是弟矫情做作，履善兄果然如沈外府一般爱财，兄身为随军转运使，只须稍开方便之门，这区区两千贯，又何足道哉？”

    陈元凤连忙摇头，笑道：“修文说笑了。军国大事，我岂敢中饱私囊？”说着，用手摸了摸脖子，又笑道：“况且还在石子明眼皮底下，我这大好头颅，不想被他砍了去。”

    “履善兄说得极是。”李敦敏笑道：“不过这笔钱，取不伤廉。沈外府已然收了一半，这一半我断断不能退回去，否则大骇物情，便连弟也要受牵连。”

    陈元凤笑道：“既然如此，修文自己留下便是。”

    “奈何无功不敢受禄。履善兄莫要再辞。”

    陈元凤见李敦敏十分坚定，心里面又认定李敦敏必也收了一份，当下也不再推辞，将一叠交钞轻轻拢入袖中，笑道：“如此，便生受了。”

    李敦敏见他收了，这才放下心来，又敬了一回酒，笑道：“如今汴京议论纷纷，都说些议和之事。我知道履善兄是主战的，不过，依我之见，即便是议和了，亦维持不了几年。子明丞相不过是缓兵之计，辽人如此欺我，朝廷只要缓过这口气来，必要北伐。如今这些争论，竟是没甚意义。此事我原不该置喙，不过我实是不愿见到履善兄与子明丞相再起不必要的误会……”

    陈元凤没料到李敦敏话风一转，竟做起说客来，一时哭笑不得，却听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子明丞相不会与辽人议和是明摆着的事，可惜连两府之中，有些公卿亦太糊涂。弟在太府寺，有些账目进出，看得清清楚楚，朝廷直到现在，都在增加各地的铁课、铜课，还有硫磺、硝石、牛皮、竹子……这些物什的和买采购，皆是平常年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还在准备打仗，这是明摆着的事。不久前，朝廷还下了一道密诏，河东路这几年的两税，一粒米一文钱都不出境。履善兄，恕我直言，屈指一算，我认识子明丞相已有二十余年，子明丞相每事皆深谋熟虑，绝非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旁人如何说，我是绝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与辽人去议和。履善兄的才华，非弟能望项背，又得蒙皇上信任，若能与子明丞相同心协力，助子明丞相一臂之力，此非止是大宋之福，亦可使履善兄得以一展胸中抱负。还望兄三思。”

    李敦敏言辞恳切，陈元凤虽然心里嫌他天真，嘴上却不得不说得冠冕堂皇一些，笑道：“修文说得极是。我与石子明虽无私交，却也并无私怨，同为国事，自当要同心协力的。其实石子明是假议和，修文看得出来，难道我便看不出来么？只不过，朝廷上面，总要些人来唱唱反调才好。若没有人对辽主战，这士气民心，又要如何维持？”

    李敦敏望着陈元凤，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顺耳的，但是自他说话的神色语气当中，却又感觉不到半点诚意，他怎么也分辨不出陈元凤的话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良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道：“我在京师，也听到一些传闻。履善兄有鸿鹄之志，我亦不敢勉强。但不管怎么说，于公，子明丞相是国家社稷之臣；于私，咱们也算是布衣之交。如今皇上对履善兄十分亲近信任，果然要如传闻说的那些，君臣之间有些嫌隙，不管是为公为私，还望履善兄从中多多周旋劝谏，使小人之谗不得行，如此我大宋中兴，方能长久。”

    陈元凤随声应和着，心里面想的，却已经是另一件事。便在此刻，他突然想到，石越的假议和，连李敦敏都看出来了，只怕也很难持续下去了。那么接下来，战火又将重新点燃，大概，皇帝会更希望他到石越身边去，他恐怕也难以推辞。想想又要离开汴京这等锦绣繁华之地，离开天下权力的中心，陈元凤不觉平生出几分怅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到这个地方，进入大宋的权力中枢，这段时间，他几乎有种心愿达成的满足感，然而，这个时间，还真是短暂。

    ※※※

    与此同时。

    投西大街街北，都亭驿。朔风院。

    韩拖古烈站起身来，亲自剪掉一根蜡烛的灯芯，只见灯花跳了一下，烛光顿时又明亮了几分。他又轻轻踱到下一根蜡烛前面，熟练的轻剪烛芯。

    都亭驿对韩拖古烈来说，熟悉得如同自家的后院，这次宋廷安排他独住的院子——“朔风院”，还是当年他在宋朝做使节之时取的名。当年都亭驿意外遭了一场小火灾，宋人重修之后，又换了个士人来主管都亭驿，其时辽宋交好，宋人因都亭驿也经常接待辽国特使，便特意来请韩拖古烈给几座翻修的院子取名……但这些，如今都已恍若隔世。但宋廷对韩拖古烈的礼遇，他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并非每一个出使宋朝的正使，都会被单独安排一座院子居住。而且，为了表示格外优待，尽管都亭驿外面，肯定有数不清的职方馆、职方司细作，甚而在都亭驿里面，也少不了这些人众，但在朔风院内外，宋廷连一个宋人都没有安插进来，侍候韩拖古烈的，全是他带来的辽人。

    韩拖古烈并不天真，他知道虽然表面上宋廷对并无限制，然而，每日他去了哪些地方，拜会了哪些人物，又有哪些人物来拜会过他，肯定都被宋人监视着，宋朝枢密院对他，甚至他整个使团的行踪，多半都是了如指掌的。能有表面上的尊敬与礼遇，他便已经心满意足。

    况且，若非有这表面上的礼遇，他要想见着面前的这个人，恐怕要更加困难许多。

    安静的坐在屋中的这个人，看起来与宋人并无区别，他的穿着打扮，也是汴京大户人家的厮仆中最常见的那种——最最普通的青衣小厮。就算是南朝职方馆的种建中，大概也料不到，大辽通事局南面房的知事，竟然敢在他无数细作的监视之下，大摇大摆的走进都亭驿中。

    表面上，他是来替南朝参知政事、户部尚书苏辙来送札子的。

    这个是很大胆，却也是极妙的主意，韩拖古烈知道，苏辙府上一共有数百口人，只要宋朝的这些细作不曾重蹈皇城司覆辙的话，大概没有人敢去监视苏府，因此他们是难辨真假的。也许他们迟早会设法向苏府核实是否差这么个家人来过都亭驿，但就算苏辙或他的管家愿意答理他们，那多半也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如果那些细作聪明一点的话，大概会趁他回去时跟踪他，而不是拿这点小事去麻烦苏参政。不过，他们最终肯定也会无功而返，因为大辽通事局的南面房知事，此前的的确确是在苏府做仆役。

    “大林牙，为免惹人生疑，下官不能在此耽搁太久。此番冒险前来，实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自司马梦求入兵部之后，南朝职方司几乎脱胎换骨。平时倒尚可，如今两国交战，平民百姓，只有南下者，没有北上者，石越在河北，令勾当公事高世亮与职方司一道，对北上商旅百姓严厉盘查，水陆孔道都看得甚紧，几十月下来，下官属下已折了十来人，如今与国内几乎是音讯断绝，便有要紧之事，也极难传递回去。”南面房知事低声说着，一面指了指放在桌上一份札子，道：“这札子中写的，皆是极紧要之事。七月底下官便设法要传回来，然而……迫不得已，才来见大林牙。一则为这札子所言南朝虚实，一则奉杨公之命，特来转告大林牙——朝廷若不能在河北大败王厚，南朝恐终无和意，杨公请大林牙归，毋要滞留。”

    韩拖古烈一面听他说着，一面缓缓剪完所有的烛芯，这才慢慢踱到：“杨公自负智术，然南下已久，周旋数月，却只留得这一句话？”

    那南面房知事愣了一下，一时不敢接嘴。

    他二人口中的“杨公”，便是萧岚的亲信南院察访司判官杨引吉，自从萧佑丹死后，辽主颇有怪罪南院察访司未能事先侦知叛乱之意，萧岚迫不得已，只得将杨引吉罢官，然杨引吉仍是萧岚的谋主，此番辽军南侵，萧岚便又用杨引吉之策，将他荐于辽主面前，使他先行南下入汴，伺机而动。总以设法与南朝朝廷中的主和派接触为主，一则分裂南朝朝廷，再则未雨绸缪，为两朝议和做些准备。这其实也是杨引吉为萧岚谋画，想要助萧岚在与耶律信的斗争中抢回先机——如今耶律信影响辽主的，是靠着战争；萧岚既然难以在这方面与他争锋，那杨引吉便想帮他掌握着对议和的影响力。当“战”字在辽主那儿占到上风之时，自然是耶律信得势；然而有朝一日，必是“和”字重新占到上风，那时候，萧岚便有机会压过耶律信一头。

    这些内情，许多自非区区一通事局南面房知事所知，然而他也知道杨引吉是个惹不起的人物。而面前的韩拖古烈，更是当年一手拨擢他的上司。不管怎么说，神仙们打架，他是一点儿也不想招惹。

    但韩拖古烈说的，终究也只是一句气话而已。

    尽管他也竭精殚智，想要促成宋辽恢复通好，然而，他这次能南下议和，与其说是他的主张得到了认可，倒毋宁说是因为皇帝的心理生了微妙的转变。先是雄心勃勃的意图冒险，然后便在进展不如预期或者说对手出乎想象之时，又骑虎难下，意图侥幸……韩拖古烈对于宋朝颇为了解，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其实是知道议和难成的。然而，韩拖古烈虽然是辽人，却也是个标准的儒生。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文化性格，也已经刻进他骨髓了。所以，他才毅然南下，几乎是自欺欺人的，想要抓住每一丝的机会。

    这是他对大辽忠诚的方式。

    但他自南下以来，十多天的时间，接触的南朝官员几有近百名之多，结果却是不甚乐观。宋人未必不能接受和议，然而，辽主提出的条件，却是宋人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即便石越提出的条件在宋人看来已是“不为已甚”，可是，果真要让辽国君臣接受，却也难如登天。

    而更大的一个隐忧，还是一直埋藏在他心底的——韩拖古烈始终都拒绝去认真思考石越与南朝君臣同意议和的动机。辽军自开战以来一直占据优势，宋军即使主力大集，的确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表面上看来，此时议和，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大名府防线对于南朝君臣心理上的意义。倘若没有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大概南朝最坚定的主战派。心里面也是会害怕战争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谁也不能保证战场上的必胜，而万一王厚战败，汴京就是岌岌可危，而大宋就有亡国之危。因此，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之下，输掉战争的后果又完全无法承受，只要能够议和，南朝就一定会议和。没有大名府防线，南朝与大辽的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是孤注一掷的战争。可有了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对于南朝，就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即便王厚输了，即便实际上大名府防线很可能也会随之崩溃，但在心理上，宋人总会想，他们还有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大不了，他们再召集天下军队勤王，再募兵，他们最多也就是拿半个河北与大辽拼个你死我活。而对于那些主战派来说，只要自己是躲在坚固的防线之后，人们就有了强硬到底的理由。人情总是如此。也许有少数人是例外，可是绝大多数人，他们的主战还是主和，强硬还是软弱，的的确确是根据自己的安全程度来变化的。

    韩拖古烈从来就知道，石越与司马光耗费巨资构筑的大名府防线，于南朝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这也符合石越一惯的风格，此人的性格，从来都不是拿着一切身家去关扑的人。他总是慢吞吞的做好一切准备，再开始出手。因此，即便有人说石越修筑大名府防线是为了图谋大辽的山前山后诸州，韩拖古烈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就是石越会做的事。别人想要图谋山前山后，或许会整军经武，经营边地，调集重兵前往沿边诸州，可是石越，他先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先做好防范万一大军全军覆没的准备。

    兵法说，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在韩拖古烈心里，石越是将这一条准则应用到极致的人。而偏偏对于南朝来说，这一条兵法，是真正的金玉良言。若是宋朝永远做好“先为不可胜”的准备，在这个世界上，韩拖古烈的确也找不到能战胜他们的力量。南朝的缺点，是即便他们等到了“待敌之可胜”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不一定抓得住。至少他们建国一百年的历史，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直到熙宁年间，他们的变法，给了他们抓住这样机会的能力。

    石越等到了西夏的机会，也许，他一直在等大辽出现这样的机会……

    而眼下，也许不明显，但是，大辽的举国南下，在某种程度上，的的确确是向石越露出了一个破绽。

    他为何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就算这可能谈不上是一个机会，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可是，石越也应该知道，大辽也已经今非昔比，他这次放过了，或许以后几十年连个破绽也不会露给他。而他再如何也不可能再做几十年的宰相！甚至他能再做过五年的丞相，都算是个奇迹。南朝皇帝再过五年，就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绝不可能接受一个石越这样的宰相。事实是，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君主，不管他贤明也好，愚蠢也好，会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样的臣子。

    许多宋人都对山前山后抱着企图，难道石越就真的没有么？

    倘若他也有的话，那么，他就没理由放弃任何的机会。他的时间并不多了。五年之后，即使他能继续做南朝的宰相，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付来自南朝内部的挑战。以南朝的政治现状来说，就算他能成功，他也会在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中度完自己的后半生。韩拖古烈不相信那时候他还敢离开汴京与南朝皇帝半步！

    所有的这些，韩拖古烈心里都很清楚。

    只是他从来不让自己去想。他心里面在害怕，一旦他想了这些，大辽与南朝想要恢复通好，就几乎不可能了。他不知道那样一来，兵祸连结会有多久，也不知道大辽的中兴，会不会因此就告终结……对于大辽能彻底击败南朝，他毫无信心，可是他也无法想象大辽失去山前山后的后果！

    而杨引吉，用一句冷冰冰的话，将韩拖古烈所不敢想，不愿意想的事情，全部勾了出来！

    他的目光扫过南面房知事送来的札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南朝各种军资采购的动向，关键物品的价格波动，汴京私下里流传的各种流言……

    韩拖古烈心里面比谁都清楚，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或许和议，终究只是镜花水月一场。

    不过，韩拖古烈倒并不急着回去，通事局获得的这些情报，的确十分要紧；杨引吉亦可能确是一语中的。但是，若大辽的君臣庙算之时要完全依赖这些细作间谍，他们也达不成中兴的伟业。尽管韩拖古烈与耶律信是政敌，在政见上水火不容，但他们始终都是忠于大辽的。在韩拖古烈南下之前，耶律信便曾与他在滹沱河畔定下约定，大辽不能将数十万人马曝师于外，无止境的等待和议。耶律信最多等到九月，若到时议和再无进展，耶律信便可以不顾韩拖古烈的安危，做一切他认为该做的事情。

    掐指一算时间，韩拖古烈知道他无论如何都赶不回肃宁了。

    他很快沉下心来，望了南面房知事一眼，平心静气的说道：“杨公呢？他不回大辽么？”

    “此非下官所知。”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冷静下来，不由松了一口气，低声回道：“汴京人口上百万，兼之商贾流民，不计其数，南朝是奈何不了杨公的。

    大林牙不必担心。”

    “那我知道了。”韩拖古烈点点头。“你这便回去罢。自明日起，你也便安心躲藏起来，既然石越与司马梦求要切断你们北上联系的孔道，你也不必再心存侥幸。高世亮张了网在那儿等你们，你又何必去自投罗网。我若能平安回去，南朝朝廷虚实，吾已尽知。你只要安心等待朝廷再行征召之日便可。”

    他说完，停了一下，又想起什么，忙又抬了抬手，说道：“还有一件事，即便日后传出我被扣留的消息，你亦不必惊慌。无需理会。”

    南面房知事一惊，问道：“大林牙是说？”

    韩拖古烈笑着摇摇头，道：“我还要做点最后的努力。和议既使今日不成，日后还是要谈的。打点伏笔，亦不可避免。你放心，只要南朝有石越在，我便可高枕无忧。”

    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如此说了，心中虽然惊疑，却终不便再说什么。虽然通事局这些年来是萧岚的地盘，但是卫王萧佑丹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年初自辽国传来萧佑丹蒙难的消息后，南面房更是受到极沉重的打击，有三四名很得力的细作心灰意懒，不肯再为大辽效力，他们先后失踪，据说是悄悄逃往南海诸侯国避难去了。这种军心涣散的局面，直到大辽南征的消息传来，才终于得到扭转。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萧佑丹、韩拖古烈在通事局中，余威犹存。尤其是专门负责刺探宋朝东西两京事务的南面房，因为韩拖古烈曾长期担任驻宋正使，更是对他又敬又惧。

    因此，韩拖古烈既然下了命令，那南面房知事便连忙欠身应允，仍然将他当成上司一般对待。

    [1]注：外府即太府寺的别称，因唐代旧称而得名。沈外府即指沈括。

    ps：攒点稿子不容易，但这几节必须要连在一起看。所以忍到今天才一次更掉。提前预祝新年快乐。争取年前再更几节。

第三十章自古和亲诮儒者（五之全）

    韩拖古烈又吩咐了南面房知事一些事情之后，后者便告辞离去。为免启人疑窦，韩拖古烈自是不便相送。南面房知事一走，他便端了几盏蜡烛到书案之上，打开札子，细细。就算是在军心涣散的局面下，通事局南面房还是恪尽职守的，这份札子中，的确收罗了许多的紧要军情，包括宋朝宣抚副使、京东路转运使蔡京已经水陆兵马两万余众，向沧州进等机密军情。

    南面房还打探得清楚，蔡京是奉南朝皇帝密旨行事，而齐州都总管府宋球则仍奉石越之令，并没有北上。因此蔡京率领的两万余众，其中只几个指挥，不足千人的禁军，其余都是所谓的“京东兵”。那是战争开始后，蔡京在京东路征募的厢兵，其中还有许多受招安的寇贼。虽然大宋是承平之世，然而京东绿林，在宋朝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不过，这些绿林豪杰，先是被李清臣严厉镇压，后又被蔡京剿抚并用，如今已是十去其九，余下的都是些小寇，已经难成气候。此次蔡京两万余人马，其中一半以上，倒是绿林出身。因此这两万余“京东兵”其实是乌合之众，倒是不足为惧。然而南面房获得到的消息，是皇帝已令蔡京兼领沧州一切兵马，其目的可能是救援霸州。一旦蔡京的京东兵与沧州的海船水军、禁军、教阅厢军，以及霸州的宋军合兵一处，声势大振。对辽军的东翼就会形成威胁。

    除了蔡京的情报，还有许多让韩拖古烈头皮麻的事：汴京风传石越在大名府操练环营车阵；宋夏达成协议，陕西其余宋军还可能东援；宋朝决定在各地增建数个火炮作坊；段子介可能在组建一支奇怪的军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也是当年萧佑丹要特别组建南面房的原因——汴京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任何在别的地方被拼命保守的秘密，在汴京，总会被莫名其妙的流传出来。不过，司马梦求的确不可小觑，他深知要除去汴京的细作几乎不可能，便朝准了南面房的最大死穴出招——要从汴京将情报传回大辽，平时并不困难，但在战争之时，却绝不容易。在宋辽交战之时，北上的人是极少的，他只要沿着大名府防线严守各条南北交通孔道，南面房便形同虚设。就算他们什么都打听得到，若不能及时传到辽军那里，却也毫无意义。

    韩拖古烈一个字一个字的着这份札子，一面在心里掂量这些情报的意义，与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放在一起，权衡着利弊得失。过了许久，他终于将札子小心收进一个匣子之内，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走到门口，大声唤道：“来人！”

    一个随从连忙跑过来，才朝着韩拖古烈行了一礼，已听他朗声吩咐道：“去请韩侯与萧将军过来。”

    那随从慌忙答应了，一路小跑着，往韩敌猎与萧继忠住的院子跑去。

    ※※※

    韩拖古烈这次前来汴京，为了表示诚意，特意送还了在深州之战中被俘的几名宋军将领，其中便包括姚兕之子姚古。投桃报李，韩拖古烈一抵达开封，宋朝就释放了萧阿鲁带的义子——漠南群牧使萧继忠。辽国风俗，于这种被俘甚至投降之事，都并不太以为嫌，只要是略有所长，归国之后，照旧信任甚至重用都是有的。这一点上，契丹倒是颇有匈奴遗风。因此，宋朝既释放萧继忠，韩拖古烈便将萧继忠安置在使团之内，与韩敌猎一道，倚为臂助，凡有重要之事，无不与之商议而后行。

    此时随从唤来韩敌猎与萧继忠，韩拖古烈让二人坐了，自己坐在上位，手里端着一盏茶，一面轻轻啜饮着，一面在心里斟酌着将要说的话。

    “此次咱们多半是要白来一次了。”良久，韩拖古烈终于开口，缓缓说道：“宋人恐非真心议和。”

    “这亦是意料之中的事。”韩敌猎与萧继忠的表情都很平静，韩敌猎抿着嘴一言不，听萧继忠说道：“南朝今非昔比，朝廷轻开边衅，是启无穷之祸。兰陵王若不能在河北击败王厚，大辽之祸患，才刚刚开始。以下官之见，南朝之所以议和，不过是因为两军僵持，对其有利。况且他们到底亦无必胜的把握，便抱着万一之心，来试试议和。若条款有利，谈成了亦可，就算谈不上，于他们亦有利。”

    “倘若宋人果真是心怀叵测，咱们亦不会让他们占到多少便宜。”韩拖古烈淡淡说道，“吾请韩侯与萧将军前来，是要商议吾等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韩敌猎与萧继忠对视一眼，都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和议之事，是果真彻底无望，还是尚存一线生机，我亦拿捏不准。日前范尧夫亲口对我说道，南朝又做了极大的让步，我大辽在河北所获财物，南朝不再要求归还。如此一来，大辽归还被掳宋人，亦无不可，只需要南朝交一点点赎金，使我大辽军士没有怨言，和议便能达成。”

    “南朝的条款中，还有罢兰陵王一事……”韩敌猎轻声提醒道。但他话音方落，萧继忠已在一旁低声笑了起来。韩拖古烈亦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回答他。韩敌猎看看萧继忠，又望望韩拖古烈，心中立时大悟——大约只要能在其他条款上谈拢，不损失大辽的实质利益，韩拖古烈等人，只怕正是要借宋朝之力，将耶律信赶下北枢密使的宝座。因此这一条，在韩拖古烈等人看来，根本便算不得什么阻碍。

    想明白此节，韩敌猎顿时略觉尴尬，轻咳了一声，又说道：“还有一事，或是末将杞人忧天，只恐宋人虽然今岁同意议和，缓过气来，便要兴兵报复。”

    “那是另一节了。”韩拖古烈不曾回答，萧继忠已经笑着回道：“和议也好，战争也罢，说到底，仍是要实力说话的。我大辽既然无力灭了南朝，那它迟早有一日，总是要缓过气的。若我们没有实力，亡国亦是活该。否则，又何惧他报复？只不过自取其辱而已。韩侯可能一时没想明白——皇上同意议和，那便是皇上认为我大辽没有把握一口吞掉王厚；南朝同意议和，说白了，亦不过是他们亦无战而胜之的把握。”

    “萧将军说得极是。”韩拖古烈接来话，缓缓说道：“天底下所有的和议、盟誓，皆是建立在实力均衡之上的。若我大辽主暗臣佞、政事不修、甲兵不治，一纸誓书，尚不及一张草纸。南朝若如此不智，妄想兴兵报复，那便再打一仗，他们便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议。”

    韩敌猎听着韩拖古烈说出这番话来，气度雍容，掷地有声，不免大出意料。他一向追随其父在军中，虽然天性聪明，可这等政略策谋，却毕竟极为陌生。以往他只道韩拖古烈是个文臣，使宋已久，故此不愿意与宋朝交恶。但他这次随韩拖古烈南下，一路之上，路过许多宋军驻地，见到宋军都是行伍严整，纪律井然，而且人马众多、兵甲精利；至于所过州县，虽逢战争，到处都是逃难的流民，可是城市之内，仍是秩序井然，市面繁华，由南方运来的各种物资，更是堆集如山；而宋朝的官员到处搭棚设帐，救济灾民，与他们打交道的官员，个个都显得十分精明能干……这些最直观的感受，令韩敌猎感触颇深。特别是他与南朝的拱圣军、骁胜军皆交过手，虽皆取胜，但对于宋军的战斗力，亦颇为忌惮。平常与同僚议论，总觉得大约这便宋军最精锐的禁军，余者皆不足道。然而这次南下之时，路过永静、冀州，所见宋军，看起来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拱圣、骁胜二军，这给他心理上的冲击，实是远过旁人。他早已经开始在心里面怀疑耶律信动这场战争的正确性，只是对韩拖古烈这些主张与宋朝通好的人，仍然有“未见其是”的感觉。直到此刻，听到韩拖古烈与萧继忠的议论，韩敌猎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本是十分聪明的人，只是因为年纪尚小，又恪于成长环境所限，如韩拖古烈与萧继忠所说的，虽非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可他却也的确从未如此考虑过。不过此时他却是一点即透，举一反三，于许多事情，他亦看到更加透彻。又听到韩拖古烈的这一番话语，至此方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实是称得上大辽的奇男子，非寻常文官可比。

    韩拖古烈却不知道韩敌猎心里面在想些什么，见他不再说话，以为他是接受了自己的看法，又继续说道：“故此若从此事看来，和议之望，仍未全然断绝。不过……”他沉吟了一会，方才又说道：“不过，南朝石越，貌似忠厚，表面上观他行事，总是光明正大，不肯去使阴谋诡计。然我在南朝亦颇有些时日，知道此人有时狡诈似狐。他宣台的谟臣，如折可适、游师雄辈，皆是南朝智谋之士。尤其他幕府之中，还有一个潘照临潘潜光，智术绝人。虽说此人如今已不在石越幕中，然这等事，外人又如何能知真假？因此，这一切若是石越的诡计，亦是说不准的事！”

    “那大林牙之意？”萧继忠倾了倾身子，问道。

    “此正是我要与二君商议的——若是为了我等身家性命考虑，我等便应该辞了南朝朝廷，归国。这亦算不得有辱使命，毕竟如今看来，说南朝非真心议和，当有七八成的把握。最起码，南朝国内仍有争议。便是南朝皇帝，从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中，亦可知他是不愿意议和的。有这许多掣肘，纵使石越是真心议和，变数恐怕也不会太少。”

    萧继忠与韩敌猎皆听出他言外之意，一同问道：“若不为我等身家性命考虑呢？”

    “然若是为了大辽计，我等便还当冒一冒险。”韩拖古烈断然说道：“我可设法，去试探一下南朝君臣，逼出真相！只是如此一来，万一南朝果真是假议和，吾等很可能会被南朝扣押，沦为阶下之囚。虽然我以为有石越在，我等亦不必过于担心。只是这仍有极大的风险，石越虽然威望颇高，可在南朝，便是皇帝亦不能说一不二。变数仍然是有的。”

    他说完，望着二人，却见萧继忠犹疑的望了韩敌猎一眼。他知道萧继忠做阶下囚已经有些日子了，自然不想再在汴京继续被囚禁，只是此事他虽然不乐意，却总是不便反对，因此这件事情，韩敌猎的意见，便至关重要。韩拖古烈虽然可以独断专行，可是这等大事，他仍是希望能上下一心，方能免生他变。

    却见韩敌猎沉默了一会，才抬头望向韩拖古烈，说道：“若我等果然在此沦为阶下囚，南朝只怕亦很碓守住这个秘密。此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便会传得天下皆知。”

    韩拖古烈听他这么说，不由愣了一下，方点头笑道：“韩侯说得不错，以南朝的行事，他们再有本事，亦瞒不住这个消息。晚则十日，快则五六日，河间府必能听到流言。”

    “那吾辈更有何惧？”韩敌猎沉声说道，“大林牙试一试亦好，果真南朝是假议和，咱们便断了这个想法，好与它战场上分个高低。若万一真有一线希望，南朝是真心想要议和，那就是两朝之幸。”

    萧继忠万不料韩敌猎如此说，顿时瞪大了眼睛，却也只好随声附和，道：“韩侯说得极是。”

    韩拖古烈见二人都表态支持，亦颇觉惊喜，笑道：“既如此，便要连累二位。我等便在这汴京多留几日！”

    ※※※

    商议妥当之后，接下来两天，韩拖古烈便专心奔走，希望可以见一次宋朝皇帝。他知道韩维、范纯仁都不好对付，要实行他的计策，自然赵煦是最佳的目标。然而，即使他是辽国特使，要求见宋朝皇帝，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禁中的赵煦，此时正处在一种既得意、又恼怒的情绪当中。

    他采纳陈元凤的献议，给韩忠彦下了一道手诏，责以君臣之义。果然，不出陈元凤所料，次日赵煦便收到韩忠彦谢罪的札子，韩忠彦坦承了设计假议和以行缓兵之计的事实，但他大包大揽，将从头到尾的所有责任全都揽了下来，宣称瞒着赵煦完全是他的主意，石越只是勉强接受。而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汴京人多嘴杂，难守机密，非敢有意欺君。但他仍自知罪不可赦，甘愿伏罪，自请辞职，并请赵煦落。

    这份洋洋万言的札子，让赵煦心里面五味杂陈。

    他的确是有几分得意的，得意的是，他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们，到底欺瞒不住他。他决心通过这件事，敲打敲打他的几位重臣，让他们知道他是位聪明睿智的明君，便如汉昭帝、汉明帝那般，年纪虽轻，却不是底下的人可以欺瞒得住的。

    他也有一些轻松，轻松的是，既然确定是假议和，那么他就避免了与石越这些重臣的一场大冲突。他的国家还处在战争当中，他需要臣子们和衷共济，他也需要石越这个宣抚使。

    而除了得意与轻松之外，赵煦的心里面，还有一些担忧。陈元凤所指出的和议有可能达成的危险，让赵煦一直在心里面感到不安，万一石越弄巧成拙，他又当如何？就算是兵不厌诈，可是大宋是堂堂天朝上国，翻脸也是需要找个好借口的。仓促之间，这个借口上哪去找？

    但是，无论是得意也罢、轻松也罢、担忧也罢，所有的这些情绪，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他心中的恼怒！

    石越、韩忠彦们欺瞒自己，欺他年幼而瞧不起他，这些都可暂时放到一边。让他愤怒的是，在被揭穿之后，韩忠彦竟然还在袒护石越！而这个韩忠彦，不仅是被他父皇当年认定为社稷之臣，便在赵煦心里，也是相信他绝对忠于自己的！自英宗皇帝入继，濮王一系承绪大统以来，韩家父子两代，三朝都是定策元勋！

    帝王之术是什么？大宋朝的家法是什么？他的宰执大臣们水火不容，固然不行，那会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政令难以推行，朝中陷入党争；可是，更加危险的，却是所有的宰执大臣都一条心！这比宰执大臣之间誓不两立更加糟糕。因为如此一来，便容易乾坤颠倒，太阿倒持。君权轻而臣权重，危害的，是赵家的江山社稷！

    与他的祖先们不同，赵煦是不介意朝中有朋党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桑充国、程颐的苦口婆心，让他从心里面接受了“君子亦有党”这样的思想，朝中大臣分成新党、旧党，甚至石党，都不是大事。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

    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亦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都视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摆？

    这件事情，倘若韩忠彦将一切赖到石越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赵煦还不会担心，可是，韩忠彦的举动，与他所期望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完全不在乎石越、韩忠彦的假议和究竟是为了何事。

    被心中恼怒的情绪驱使着，占据着他脑海的，是另一个计划。

    他本可以将韩忠彦谢罪的札子扔到御前会议，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知情，哪些人被瞒在鼓里——被隐瞒的人，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被侮辱、轻视的感情，这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若是被瞒了依然为石越与韩忠彦说话，那肯定便是二人的党羽无疑。但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他若然这么做，便是将事情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而他也将骑虎难下，至少要将韩忠彦罢相贬官，才能收场。

    可在这个时候，如此处置，绝非明智之举。赵煦对韩忠彦仍然抱有期待，他还是希望能保全韩忠彦，以观后效。

    因此，他很谨慎的，只将韩忠彦的札子，送到了左相韩维与枢使范纯仁处。

    不出赵煦的意料，韩维与范纯仁很快递上了札子，请罪、辩解、表明自己将待罪在家，辞相听劾。然后，赵煦遣中使召二人到禁中面对，表示慰留之意，并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顺水推舟的推到韩忠彦头上，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宣布他也不会过于责怪韩忠彦，并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在这种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亦只有叩头谢恩，感激于皇帝的英明与宽厚。这还是赵煦即位以来，头一次对他的宰执大臣们占据如此明显的优势。

    然后，他顺水推舟的提出了两个任命——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吕大防为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拜前兵书章惇为参知政事工部尚书。

    自赵煦登基以来，六部尚书之中，一头一尾的吏、礼两部，便长期空缺，皆以侍郎掌部务。当日高太后尚在时，石越曾经上表，推荐吕大防为吏部尚书，但未被采纳。此事赵煦当时也是知道的，并且他心里面亦很清楚，吕大防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党，石越并非是喜欢他而荐他掌吏部，只不过是因为希望借此拉拢、安抚旧党。而高太后也并非不喜欢吕大防而未采纳，只是因为宋辽战事方起，她需要借助吕大防在工部，与苏辙一道掌管财权，相比而言，升吏部尚书并非急务，倒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做为赏功，将吕大防拨擢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更能增其威信。

    然而高太后未能等到这一日，便已逝世。

    而赵煦却势难再耐心等下去，事实上，他本人更是一点也不喜欢吕大防。然而此时，他却不得不借助吕大防——原本，吏部他是希望能交给韩忠彦的。可现在情势却改变了，拨擢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掌管吏部，是他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箭双雕之计。为了召回他颇有好感的章惇，他需要拨擢吕大防来拉拢、安抚旧党势力，至少使他的宰执大臣们无法反对；此外，尽管他不喜欢旧党，可是，在新党一时难以恢复旧时气象之前，他也需要增强旧党的声势与力量，借此制衡石越。

    不出赵煦所料，在他一面占据着心理优势，一面还拨擢吕大防做为一种妥协的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虽有几分勉强，但还是接受了章惇复起的变化。为了安抚二人，亦为了翰林学士草诏与给事中书时减小阻力，赵煦又主动表示，章惇暂不回京，以参知政事工部尚书的身份，再兼宣抚副使，仍在河间，协助石越主持河间、雄、霸一带军务；同时，他又顺势提出，使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

    韩维与范纯仁心里面正担心章惇此人野心勃勃，回京后平生事端，又觉得他在河间足以信赖，因此虽然明知道皇帝这一手有分石越之权的意思，但他们都知道章惇也曾经依附过石越，对石越多少有些敬畏之意，便也不反对。总之与其将这个大麻烦带到汴京来，倒不如送给石越自己去领受好了。至于田烈武以武人做亲民官，虽然近数十年比较罕见，但如今是战时，从权亦无不可。

    赵煦亲政之后，凡是有何主张，十条里面倒有七八条要被大臣们驳回，往往心里憋了一肚子气，还要忍着听他们婆婆妈妈的劝谏。他皇帝做了七年，何曾有一日象今日这么快活过？几件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竟然如此顺利的得到韩维与范纯仁的支持。

    他心里面免不了要自觉自己手腕纯熟，处事十分得体，颇有些自鸣得意。不过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也不是好惹的，他这是打了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若是自以为是拿住他们什么把柄，这两人恐怕都是吃软不吃硬，弄不好就让自己碰一鼻子灰，讨个老大没趣。因此既得战果，赢了第一局，他也就见好便收。

    甚至在韩维与范纯仁回府之后，他又遣中使去二人府邸，表彰二人功绩，赏给韩维一件隋代的绿瓷琉璃、一根鹤骨杖；赏给范纯仁一条玉带、一方金雀石砚。做完这件事后，赵煦又亲自给韩忠彦、石越各写了一道手诏，恩威并施，安抚二人，既严厉责怪他们举止失当，又表示谅解他们的苦心。

    做完这一切后，他心里更加得意，自觉自己一手棒打，一手安抚，直将朝中这些元老勋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然而，赵煦却不知道，他突然召见他的相与枢使，然后又是中使赏赐，又是夜御内东门小殿召翰林学士赐对、锁院——当天晚上，汴京便已骚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将有大除拜的铁证。至次日，白麻[1]出学士院，经皇帝审阅，然后东上阁门使[2]持至尚书省政事堂，由中书舍人宣，宰执副署之后，再送至门下后省书……很快，整个汴京，人人都知道吕大防做了天官[3]，而章惇又东山再起，拜了冬卿兼宣抚副使。

    至于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自然没资格这么郑重其事，也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宋朝本就有许多武官刺史以上做知某府事的“故事”，其时武官刺史不过从五品而已，熙宁改制后，知某府事是正五品下，从五品武官自然做不得了，可是田烈武乃是正五品上的定远将军，资序上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田烈武在汴京名声甚好，此时又是战时，他的这道任命，甚至在给事中那儿都没遇到任何的阻力。

    所有人睹目的焦点，都是吕大防与章惇的任命，特别是章惇的复起，让所有人都浮想联翩。

    很快，再一次，汴京的街头巷尾，各种各样的流言，又开始疯长。其中赫然就包括宋廷是假议和的传言！

    ※※※

    一天后，禁中政事堂。

    韩维坐在一张圈背交椅上，一面细细着书案上的公文，忙里偷闲，还瞥了一眼正在伏案疾书的范纯仁，只见他右手持笔蘸墨，左手飞快的翻阅书案上的公文，然后熟练的在公文后面写批注、画押。韩维比范纯仁要大上整整十岁，此时不得不羡慕范纯仁那旺盛的精力。当他还在六十多岁时，他也能范纯仁一般，思维敏捷，绝不为案牍所累，即使再多的公文，他也能迅的处理完，而且件件妥当。可如今，他一份公文的时间，是以前的数倍，而哪怕只是简单的画押，很快也会觉得手腕酸痛，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现在偶尔已经出现忘事的症状。

    已经七十五六岁的韩维，久历宦情，早已历练成精。他已然位极人臣，终于在致仕之前，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尽管他对左丞相的位置不无留恋，可是他毕竟也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之人，也早已经想好，只须战事一了，他就要辞相致仕，回到雍丘去，或者干脆搬去西京洛阳，安享晚年。此前，他就托人去洛阳觅了一座园子，打算致仕之后，在园中种满他最爱的牡丹，再买几十个歌姬，过几年神仙也不换的生活。

    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心志，自韩维做上左丞相起，他便常有一种局外人的心态。尤其是高太后死后，看到咄咄逼人，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小皇帝，韩维虽然仍坚持自己做一个相的尊严与本份，可是心里面的退隐之心，更是愈的坚定。他也知道，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右丞相石越的一个挡箭牌。尽管他心甘情愿替石越做这个挡箭牌，尽管他与石越有几十年的良好私交，但是，做为一个大宋朝的士大夫，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自尊与独立。他不能给后世留一个左丞相成为右丞相附庸的恶例，他的自尊也无法允许他如此。因此，他既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时却又不得不为顾全大局而屈从石越的意志……这样的现实，更加令他时常感到矛盾与疲惫。

    不如归去。

    这样的念头，便在此时，再一次从韩维的心底里浮了上来。

    “韩公、范公。”突然，一个令史出现在门帘外，欠身禀道：“辽国致哀使韩拖古烈来了。”

    韩维“唔”了一声，见范纯仁从一叠公文中抬起头来，二人会意地对视一眼，便听范纯仁吩咐道：“请他到西厢房相见罢。”

    [1]注：白麻为宋代诏令之一种，所书之字极大，每行只写四字，规格极高。承唐制而来，专用于任免三公、宰相、大将、立皇后、立太子以及征伐之事。按历史上，宋制白麻本不经中书或三省行出，只送至中书宣，宰执副署之后便生效。小说中，熙宁改制之后，白麻亦要经给事中书，故程序与历史上略有不同。

    [2]注：实当为“东上阁门使”，熙宁改官制后，改隶门下后省。改制前，品位视同少监。改制后，为正六品上武衔，即昭武校尉。东、西上阁门使，各有三人。二司皆负责与朝廷重大典礼有关之事务。东上阁门司掌与吉礼有关之事；西上阁门司则掌与凶礼有关之事。

    [3]注：天官，《周礼》官名，吏部尚书的古称。后文的“冬卿”，是拟古官称。因《周礼》中，冬官即相当于后世的工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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